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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亿人面临失业压力！你还在纠结“一哄而上”？！》：日前，几个一线城市相继表态“不搞‘一哄而上’的地摊经济”，但现实是，即使是“高大上”的“一线城市”也难免面临着“低生存态群体”的就业压力问题（毕竟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嘛），否则高层不会对就业问题如此在意，对地摊经济如此“上心”！

而据海通证券的最新分析，当前就业受影响群体合计近半亿！

每当大城市面临人口压力以及其它相关问题时，总有管理者想出这样自认为高明的点子——“让低端劳动力离开”。需要强调的是，不同人群集聚，原本就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基础，也是城市繁荣度、生命力的体现。如果真的对所谓的“低端”劳动力强制退出，其结果必然是百姓生活变得极为不便，生活成本大幅提高。

总理说，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市场、企业、个体工商户活起来，生存下去，再发展起来，国家才能更好！我们会给你们支持的。

早前，他也曾经强调：中国的老百姓勤劳又有智慧，只要给他们充分的空间，就能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这也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政府要放手让他们去闯去创，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摁下地摊，捧起海南，A股继续反弹！》：近日，值得关注的是两大政策“导向”：一则，是“三大一线城市”相继表态“不会一哄而上‘摆地摊’”；二则，是各部委联手为“海南自贸港”抬轿子；

换言之，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头部‘区域经济观念’”，迭代了“满面尘灰烟火色”的草根经济；

正是在“政策撮合”之下，6月8日的A股顺利完成了“领涨品种”的交接——

从“烟火气十足”的地摊草根，切换为“贵气爆棚”的高大上“海南自贸港”。

因此，虽然6月8日A股小幅回调，但并没有打破3月中下旬之后形成的“估值修复性”上升通道，尽管其斜率相当“平缓”；

这不，6月9日就来了个“逆转”……

因此，短线出现的调整，不是“反弹的结束”，而是领涨品种的切换，在北上资金（6月9日北向资金全天成交净买入46.29亿元，连续12日净买入；5月份买入额超300亿元）、公募基金（5月份以来的权益基金募集金额已超过了1300亿元）都加速“入局”的大背景下，6/7月份，A股仍然得以享受“经济复苏+改革创新”的双重红利，选好、拿住自己心仪的“对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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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亿人面临失业压力！你还在纠结“一哄而上”？！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日前，几个一线城市相继表态“不搞‘一哄而上’的地摊经济”，但现实是，即使是“高大上”的“一线城市”也难免面临着“低生存态群体”的就业压力问题（毕竟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嘛），否则高层不会对就业问题如此在意，对地摊经济如此“上心”！ 而据海通证券的最新分析，当前就业受影响群体合计近半亿！ 每当大城市面临人口压力以及其它相关问题时，总有管理者想出这样自认为高明的点子——“让低端劳动力离开”。需要强调的是，不同人群集聚，原本就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基础，也是城市繁荣度、生命力的体现。如果真的对所谓的“低端”劳动力强制退出，其结果必然是百姓生活变得极为不便，生活成本大幅提高。 总理说，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市场、企业、个体工商户活起来，生存下去，再发展起来，国家才能更好！我们会给你们支持的。 早前，他也曾经强调：中国的老百姓勤劳又有智慧，只要给他们充分的空间，就能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这也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政府要放手让他们去闯去创，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博览财经分析】日前，几个一线城市相继表态“不搞‘一哄而上’的地摊经济”，但现实是，即使是“高大上”的“一线城市”也难免面临着“低生存态群体”的就业压力问题（毕竟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嘛），否则高层不会对就业问题如此在意，对地摊经济如此“上心”！

而据海通证券的最新分析，当前就业受影响群体合计近半亿！

综合来看，就业受影响的群体主要有三类——

一是失业率的分母没有反映出来的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群体，约为2600万人；

二是失业率反映的新增失业群体，约为300万人；

三是失业率的分子没有反映出来的在职未上班群体，约为1400万人。三部分人群合计超过4400万人。

仅就此而数字言，已经不亚于08年金融危机冲击时的“农民工返乡潮”！

也难怪，有“前卫”自媒体翻捡出早前“RM日报网络版”的一篇题为《大城市无权让“低端劳动力”离开》的文章，这也算是对“一哄而上”的另一种表达吧……

经济指标持续改善，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经济在3月见底回升，并在4、5月持续回暖。

但在经济指标持续改善的同时，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4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依然位于6%的高位，比去年同期高出整整1个百分点。而1-4月份的城镇新增就业仅为354万人，较去年同期下滑了23%。

历史经验表明，1-4月城镇新增就业占到全年的33%-36%。如果假设疫情对后8个月新增就业影响程度保持不变，也即1-4月新增就业的占比为34.5%，那么今年全年依然可以实现1026万的新增就业。

在政府预期目标中，新增就业目标的大幅下调，失业率目标的显著上调，今年的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并非是1000万人，而是900万人，这不仅表明后8个月就业压力依然较大，也意味着政府为保就业预留了一定空间。

此前6%的调查失业率恐怕还不足以反映真实的就业压力。

比如，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高达874万，是三大就业重点群体之一，而今年考研报名人数增幅高达16.3%，也从侧面印证了其就业形势的艰难。

历史上，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的年份，考研报名人数都出现了大幅增长，最典型的比如10-12年。而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高达874万人，考研报名人数也创下了341万的历史新高，延续了过去两年的高增长。

具体分析来看，当前的失业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群体，即没有工作意愿，或者有工作意愿但没有工作搜寻行为的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3月份全国城镇就业人员规模比1月份下降6%，而去年底城镇就业人员为4.42亿人，这意味着，超过2600万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返乡的农民工，回来了吗？在我们看来，农民工应是这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群体的主要构成。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今年一季度，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仅为1.2亿人，较去年同期减少了5400万人，同比下滑31%。而在这5400万人中，既有受疫情影响返乡就业或延迟返城就业的，也有因此退出劳动力市场的。

其次是新增失业的群体。根据上一年末的城镇就业人数总量和调查失业率估算失业人员总数。18年末城镇就业4.34亿人，19年4月调查失业率5%，对应2200万人失业，19年末城镇就业4.42亿人，20年4月调查失业率6%，对应2800万人失业。当然，考虑到2600万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下降到4.16亿人，4月份失业人员约为2500万人，对应的新增失业为300万人。

第三是在职未上班群体。这部分群体数量较为庞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3月份，约有18.3%的就业人员处于在职未上班状态，对应7600万人左右。值得庆幸的是，4月份这一比例下降到了3.5%，但仍然有1400万人左右。

这部分群体的存在，也是大家微观感受就业压力较大的主要来源。这部分就业压力虽然没有统计在失业率中，但却在工作时间明显变短、收入增速大幅放缓当中得以体现。比如，18、19年城镇人员平均工作时间基本稳定在46小时/周左右，但在今年2月大幅下滑至40.2小时/周，3、4月份虽然触底反弹，但依然偏低。再比如，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过去3年都稳定在9%左右，但今年一季度大幅下挫、几近归零。

“地摊经济”的争议：大城市是否有权让“低端劳动力”离开？

不同人群集聚，原本就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基础，也是城市繁荣度、生命力的体现。如果真的对所谓的“低端”劳动力强制退出，其结果必然是百姓生活变得极为不便，生活成本大幅提高。

每当大城市面临人口压力以及其它相关问题时，总有管理者想出这样自认为高明的点子——“让低端劳动力离开”。

早前，帝都相关部门“建议”，采取措施引进高端人才，减少低端劳动力，以应对北京市人口持续增加的压力。虽然遭到质疑，但有关城区仍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开始对餐馆、洗浴、美容美发、小百货、小建材清理整顿。

羊城当年也有人曾宣称，当地治安差是因为外来低端劳动力太多，应当将其转移到别处。

而帝都也曾经有委员提出，有必要对外来人口设门槛。

谁是低端劳动力？

出主意的管理者肯定认为自己不是，而是诸如所谓的“小企业小门店所吸纳的流动人口”。

在管理者眼中，这些低端劳动力不是“本地人”，不应当来挤占帝都日益紧张的公共资源；

低端劳动力多数从事体力工作，不好看、不体面，不符合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和定位。

只是，管理者一定忘记了，帝都不仅属于本地人。每个公民，不论是生在大都市还是西部偏远的山村，不论是博士还是只有初中毕业，都拥有平等自由的迁徙权和居住权，都可以来大城市谋生、就业、寻求发展。

倘若认为大都市的繁华和机会只能由“高端人才”分享，那么，向大城市输送电力、输送清水、输送蔬菜的欠发达省份居民是否也可以建议，不允许其他地方分享其资源？

何况，所谓的“低端”并不代表“低素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勤劳、自立，对城市充满敬畏，怀揣着向上的梦想，不存在给城市“抹黑”的问题。

谁离得开低端劳动力？

不知道出主意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但想必其不需要快递员来送快件、不需要小时工来打扫卫生、不需要维修工来通下水道、不需要在有服务员的餐馆用餐、不需要在有保安的小区住……又或者，需要这些服务，但提供服务的人最好住在帝都之外的“八环外”，只在有需要时来帝都干活，干完了立刻离开。

城市越大，所需要的劳动力越多样化。不同人群集聚，这本身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基础，也是城市繁荣度、生命力的体现。城市可以选择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但如果认为可以因此不要普通服务业、不要小企业小商店，那就是一厢情愿了。

因为，这些产业之间并非互相排斥，其吸纳的劳动力更是相互依托的。

赶走了低端劳动力，不意味着赶走了相应的需求，空下的位置也不必然会由高端劳动者填满。

何况，如果真的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等实行强制退出机制，其结果必然是老百姓生活变得极为不方便，生活成本也被大幅提高，到时候恐怕要盼着低端劳动力回来了。

人口持续增加、城市不堪重负，这的确需要想办法解决。从根本上讲，正是由于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才使人们拥向一线城市这类基础设施佳、发展机会多的大都市。所以，关键是多投入、下力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动辄就采用行政手段强令退出，只会暴露出管理者思维的简单粗暴，也很难真正执行下去。

市场、企业、个体工商户生存下去，国家才能更好！我们会给你们支持的

故事一

2020年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总理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

6月1日上午考察山东烟台一处老旧小区。一位摊主对总理说，我们现在活过来了，将来我们要报效国家、服务社会。总理说，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市场、企业、个体工商户活起来，生存下去，再发展起来，国家才能更好！我们会给你们支持的。

故事二

在一次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总理说：“我们的‘工具箱’里还有不少政策工具，而最大的工具就是‘改革’。你们刚才讲到，就连东部地区的一些企业，50%的时间在干事创业，50%的时间则在和政府磨嘴皮子、甚至跑断腿。所以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基础上，着力促改革、调结构，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

总理赞叹道，中国的老百姓勤劳又有智慧，只要给他们充分的空间，就能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这也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政府要放手让他们去闯去创，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当然，简政放权不是一放了之，还要放管结合。企业希望有公平的市场环境，政府就应该当好裁判员，这样才会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故事三

4月10日，在长春召开的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总理说：“我在东北工作过，算是半个东北人，讲话也就不客气了：你们的各项数据的确让我感到‘揪心’啊！”

他说，去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政策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对于东北三省面临的“确需帮助的困难”，要求有关部门也要出台具体措施予以支持。

“但现在的问题是，去年批给的土地，70%仍然处于闲置状态!”讲到这里，总理的语气明显加重了，“土地给了，一直闲着;钱下拨了，仍然‘趴’在账上;项目批了，迟迟未见开工!政策再好，不干有什么用?政策千条万条，不干就等于‘白条’!”

“振兴东北不能‘等靠要’，而要靠‘闯改创’，要抓住关键问题，主动作为。”总理说，“对于不干事不作为的，要抓一些典型案例，坚决问责，从严治理!”

“我们国家还有许许多多只为一天多挣30多块、抛家别子的农民工兄弟。这个庞大的群体不仅西部有，东部也有。”总理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有最起码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观念。多想想百姓疾苦，少盘算点个人得失；工作中少点空话套话，多点真抓实干的劲头，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干点事!”

故事四

“我看到有家媒体报道，一个公民要出国旅游，需要填写‘紧急联系人’，他写了他母亲的名字，结果有关部门要求他提供材料，证明‘你妈是你妈’！” 在一次国务院会常务会议上，总理的话音刚落，会场顿时笑声一片。

“这怎么证明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人家本来是想出去旅游，放松放松，结果呢？”总理说，“这些办事机构到底是出于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还是在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

故事五

仍旧在那次常务会上，总理说，在海南，一位基层优秀工作者参与评选全国劳模时，仅报送材料就需要盖8个章，结果他跑了几天也没盖全，最后还是省领导特批才得到解决。

“盖完章他当场就哭了。”讲到这儿，总理发问，“老百姓办个事咋就这么难？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啥要设这么多道‘障碍’？”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提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他在5月6日的常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说，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时代的政治比较“简”，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就会被后世称为“盛世”。而中国历史上的若干次重大改革，其主线都是“删繁就简”。

故事六

仍旧在这次常务会上，总理说，他不久前在福建考察时，一位台商代表告诉总理，他在大陆营商最大的困难，不是优惠政策不够，而是知识产权得不到足够保护。

“研究出来一个东西，马上就有人模仿，打官司、找政府，没人给解决！”总理说，“我们现在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政府一些‘该管的事’没有管到位，但对一些‘不该管的事’，手却‘伸得特别长’！”

总理说，当前，社会上下已形成一个共识：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简政放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同时，民众也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监管”和“服务”要求。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对老百姓负责的事情，就是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责！”

故事七

“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难道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

此前，有关部门汇报时说，国务院常务会议几项已经确定的政策，之所以迟迟没有“落地”，是因为文件起草完成后，一直按照流程在相关部门等着“会签”。

“这不是耽误时间吗？”总理立刻打断他的话说，“当时你们部长们都来开会了，会上都没有不同意见，现在难道还需要几个处长来‘把关’……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这不是闹笑话吗？”

6天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当场明确了一个文件运转流程“新制度”：常务会通过的文件，如果由部门联合印发，7天内必须下发；如果由国务院印发，没有重大修改意见的7天以内必须下发，需要协调修改的10天之内必须下发。

“常务会通过的文件，在哪个环节有拖着、卡着的现象，一定要就地消除！”总理说，“要坚决打破原来的规矩，不能让文件再在处长、司长那里一层一层地‘画圈’了！”

                                 
                                           观察与思考
                 



地摊之争：避免盲目的社会工程和运动式治理造成底特律式“废都”厄运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一夜之间，“地摊经济”成为举国热议的话题，但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在城市保持“整洁面貌”的传统追求，与地摊经济被特别夸赞“有人情味”的探讨中，人们对城市空间有了新的认识和想象。在其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现代城市的“异化”问题，这或许是真正值得关注的。 本文认为，当前的中国城市发展，实际上是仿造“绅士化”的晚期资本主义城市发展模式而推进的。作者以南京为例，认为这种发展逻辑，会造成城市日益离散化和碎片化，产生空间失落乃至错乱、结构失衡、视觉矛盾以及废墟化等问题。这些都是对城市空间进行大规模重组，所导致的“破坏性创造”结果。无论是消费城市空间的商业友好形象，还是追求浮华的美化和繁荣，都是城市生存空间的全面商品化。这种模式中，城市空间作为一种形式被过度强调，而其之于人的生存意义却被压抑了。 作者指出，我们有必要警惕城市空间的“异化”，特别是在中国大多数城市都试图通过城市经营猎取竞争优势的背景下，应该更加审慎地看待现有的经营套路，避免盲目的社会工程和运动式治理造成类似美国底特律那样的“废都”厄运。

                                 

【博览财经分析】“地摊经济”引发了诸多争议，而与这种争议“交相辉映”的则是“近半亿人面临的失业压力”，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群体。由于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他们并未被计入劳动力，即失业率的分母之中。比如今年农民工外出务工人数同比下滑31%，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农民工春节返乡之后并未返城。估算这部分群体人数超过2600万人。

二是新增失业群体。今年4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较去年同期整整高出一个百分点。估算这部分群体人数超过300万人。

三是在职未上班群体。这部分群体的占比从3月份的18.3%下降到了4月份的3.5%。而工作时间变短、收入增速大幅回落、几近归零，也都从侧面印证了这点。估算这部分群体人数超过1400万人。

……

南京大学胡大平早前撰文指出，从空间形态看，当代城市发展脱离了进化模式而呈现为变异模式。变异，它可能是人类打开新境界的道路，也可能把人类置于混乱、无序、不确定性、风险和危机之中。因此，变异构成今天有关城市活力讨论的中心问题。

特别是在中国大多数城市都试图通过城市经营猎取竞争优势的背景下，应该更加审慎地看待自己的经营套路，避免盲目的社会工程和运动式治理造成类似底特律的“废都”厄运。

▍底特律：绅士化的乌托邦

2012年，底特律市政当局因为财政危机正式申请破产。次年，经法律程序审核，正式宣布破产保护，成为美国最大的破产城市。底特律是一面具有多重意义的镜子，它推动人们对美国梦、工业城市的未来以及城市更新的神话等重大问题进行反思。

底特律是对今天经营城市实践最为重要的反例。底特律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通过经营城市的方式进行“自救”，然而无论是整体重建，还是绅士化更新，最终都没有奏效。

颇具讽刺的是，这些策略，正在被中国大多数城市学习并争相模仿。

以绅士化代表的城市更新，是晚近全球城市进化中形成的以企业（商业）方式改变空间形态，从而对抗城市衰败的典型做法。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失败不仅不能归结为市场，而恰恰证明了市场的价值。底特律这个例子让我们反思其逻辑和后果。诚然，在理论上，人们并不会因为这个案例的存在而一概否定绅士化所代表的商业主义城市更新思路。不过，正是在市场（空间）竞争中，任何创新做法或者有效的规则，恰恰是由其本身不能消化的残余或意外维系的。

这个昔日在美国城市史上享有荣光的城市，其兴衰史为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生产逻辑变化及其后果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案例，绅士化是其中重要问题之一。在对城市空间进行商业改造（都市更新）的过程中，绅士化是规模较小的投资策略。在今天，多数中国城市居民都熟悉这种策略并经受其后果。诸如CBD模式的片区开发，实际上便是绅士化的典型做法。当然，老城改造、棚户区改建、市民广场和公园更新，以及其他各类环境整治，也都是绅士化的形式和内容。围绕绅士化，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已经成为城市批评的重要主题。绅士化只是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生产模式之一，它见证了晚期资本主义从空间中的商品生产向空间生产的转移，而以绅士化所代表的都市更新实践，在城市演化的历史上带来了许多问题。在总体上，它们把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从自然进化模式推入变异模式。

本文之所以用“变异”而非继续延用传统的“进化”术语来描述，原因在于当代空间变迁已经突破了“进化”一词的“渐变”和“规则性”含义。例如，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南京的市内交通日益成为难题。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1990年代之前，大多采用天桥模式疏散干道上的行人，从而保证机动车的快速通行，城市立即布满了天桥；随后，改用地下通道模式；再接下来，建造高架桥；而今，城西干道的高架桥又被推倒，变成地下隧道。

这些现象，见证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经营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它与西方城市的遭遇并没有实质性不同。不同的是，加之权力的任意性，在中国这一过程尤为惨烈，重建规模更大、周期更为频繁。

这也使得对该问题的理论化在当前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迷失在跨越途中的城市——以南京为例

胡大平指出，以南京作为研究案例，并非源自它在表象上更尖锐和突出地代表了“变异”问题，相反，在中国城市发展大跃进中，它是做得较好的城市。不过，南京具有其他意义上的代表性。其古都气质所体现的丰富历史积淀，在中国当代史中地位颇重，同时又避免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因为特殊需要而形成的特异性。

南京城市之变异，与江苏“两个率先”高度联系在一起。从空间变化角度来说，南京的跨越从1988年长江北岸建立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始。从建筑的角度来说，其当代的跨越首先是从“中国第一高楼”金陵饭店开始的。以这两个事件为起点，南京开始了空间形态的剧烈变迁，既产生了许多如金陵饭店带来的自豪与欣喜，亦出现了不少散裂、错乱、僵化（死亡）、虚假、衰败的局部现象。

第一，城市日益离散化和碎片化。在空间变迁上，城市规模的扩大，是一种典型的辩证过程。本来相异的地点，通过联合而成为同质性空间，但却也同时使得整个城市碎片化了。借用数学语汇来描述这种辩证过程中与同质化相对的另一种运动：离散与分形。离散是指街区之间的孤立化，分形指的是不规则空间大量出现，从而使得城市显得支离破碎。这是与传统城市之连贯性相对的现代城市典型表象。之所以将之作为城市变异的一个问题提出来，乃是因为它们对城市扩张的意义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一个具有多方面影响的显著问题是，城市建设或更新过程之不平衡发展造成的空间分裂、阻隔和起伏。不平衡是历史变迁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现代市场条件下，由于人类整体生产力的快速进步，不平衡性演化为资本积累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即为寻求高额利润，资本在空间中不停地流动，从而造成各地发展的起伏，成为资本积累的“跷跷板游戏”。

建筑和规划界常用这样的语汇来描述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东南西北轮流开发，然后是中心爆炸。这个说法形象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城市快速发展中内部空间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造成了整体空间的散裂。不难理解，由于投资重点的变迁，在同一空间内部，不同的区域此起彼伏，不仅其内部差异性极大地增强，而且直接造成了传统连贯性的消失。由于发展速度要求，以及对土地资源的争夺，空间形态变迁异常激烈。以青奥会为契机的城市更新，遂使南京城市建设全面开花，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大工地。

可以说，在今天中国，在商业（市场、资本）、行政（政府、权力）以及其他力量（如民间抵抗）不断角力、妥协和合谋中，多数城市的每一块地都重新犁过。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地块、街区之间的关系呈现竞争性对立，从而造成整体功能、意象等方面的散裂。几乎在同一年开始的江宁大学城和仙林大学城便是例子。东南大学等15所院校入驻江宁大学城，南京大学等10所院校占据仙林大学城，加之各校老城原有校区，在空间上南京的高等教育资源实际上被分散了。每所院校尽管获得了巨大的办学空间（资源），但无论师生通勤还是行政管理等实际运行，都陷入空间散裂造成的诸多不便之中。正如高校两地办学提出的问题，空间的整体感遭到破坏，功能断裂更造成空间品质的恶化。居住/工作/教育/商业等功能的专业化和空间上的分割，使社区或街区意义上的地块呈现出单一品质，从而相互对立。这种离散化和碎片化的现象伴随着城市的更新。

第二，失落的空间是现代城市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在特兰西克看来，未充分利用且衰废的空间便是失落空间。它有许多形式：“失落的空间是今天城市更新所遗留的、出于多重原因从未开发的和疏于清理的空地；它们是各个地区与自由发展的商业带之间无人问津的残余地区；是衰败的公园和由于无法达成预目标而不得不拆除重建的公共住宅项目。”由于国情差异，我国当前城市发展中空间之迷失或失落现象与美国并不一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城市飞速发展和社会急剧转型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失落空间，较之国际经验，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多变的意义。

近20年来，一方面，南京作为历史遗产的大面积失落空间的治理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另一方面，则产生了不少更为零碎、难以处理的失落空间。就前一个层面来讲，从集庆门到定淮门段的外秦淮风光带、幕府山风景区、台城、玄武湖等区域的环境整治和更新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1990年代之前，秦淮河两岸是典型的失落空间，特别是清凉门至草场门段东岸被违章搭建以及废弃的工厂所包围。如今，该地已成一处公园，草场门至定淮门段也开发成为现代消费场。台城的整治，加之鸡鸣寺、九华山公园的扩建和翻新，不仅提升了整个区域的景观，而且激活了西家大塘附近的整个空间。在后一层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失落空间。如因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冲击而衰落的长江航道客运业，从中山码头开始的沿江路整体都“失落”了，等待着南京打造“外滩”的宏伟计划。

在中国语境中，由于人口和土地压力，失落空间将来在各个城市都会快速减少，其最典型的形态将是两种：一是因为商业投机而造成的不同地块周期性地兴衰；二是由于利益分割和规划问题而产生的“边角料”和“多余”空间。多余的空间是一种空间的浪费，多集中于不必要的金融和商业建筑的广场，它显示了某种气派但没有实质用途。

第三，城市空间日益错乱，体现在结构失衡、意象混乱和视觉矛盾方面。从宏观角度来说，房地产开发中的“欧陆风”是最普遍甚至疯狂的错乱。其主要问题包括：建筑风格造成意象混乱，不中不洋，不伦不类；与周边建筑冲突，造成空间整体感或连续性的破坏；粗制滥造，在景观上审美的缺失。从微观角度来说，以金银街为例，这是南京鼓楼区的一条颇有名气的小街，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和海外教育中心在此，青年外国人士常在此出没。经过多年积累，小街成了留学生们餐饮和娱乐之地。从某些局部风格和色彩以及在其中活动的人来看，这条街看起来似乎像欧洲风情街了，但有几个明显怪异的地方：

（1）中间一段一座疑似违章的建筑，不仅没有拆除，反而在外墙色彩和风格上没有任何改变，成了整条街的在喉之鲠；（2）按照欧洲街道设计，街道整体是开放性的，但是在西苑至安中楼这一块（即南京大学房产）却装上了十分突兀的白色合金栅栏；（3）按照理想的功能，街道是不能停车的，但这条本来就不宽敞的欧洲风情街几乎每时每刻都停满车。

造成这些怪异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该建筑不在鼓楼区的管辖范围，它属于某军区的地产；二是在建设过程，中美文化中心的美方突然提出了中心师生的安全问题，结果产生了原计划没有的栅栏；三是中国式停车习惯，往往乱停私车，屡禁不止。

在这个例子里，权力、利益还有长期的行为习惯，正是影响着我们城市形态的核心力量。由于它们的作用，空间形态产生各种变异和错位，成为文化表皮上的伤痕。

第四，城市空间的废墟化。它们见证了许多空间的历史地理在今天都市更新中“意义死亡而形式残余”的现象。以桥为例，每一个城市可能都有不少带“桥”的地名，然而在今天却见不着桥的地方；与之相应，也存在着河流与地名都消失了，但仍然有那么一座桥的残躯之地。

第五，赝品流行。以南京的“秦淮人家”为例，是按照某种文人想象虚构“复”建的风月场所。然而，在此既没有风月，亦把原居民驱走了。空洞的繁华，只是一种供意淫的商业空间。从项目的角度来说，南京史上有记载的阅江楼的建造、江宁织造府的重建，则说明了众多被冠以“历史文化”的项目，只不过是对被现代化高度撑破的空间的某种名义上的补偿。在直接意义上，与那些附着在历史空间之上，迫使其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更大剩余价值功能的新建筑（如南京长江大桥新的引桥和城西干道高架桥）一样，它们与历史无关，只是一种注定要贬值的固定资本投资，也根本无法掩盖城市作为增长机器的空虚感。

在各个城市中，还存在不少其他值得研究的现象，但上述分析已经足以说明当代城市空间的变异。

需要补充的是，在更大尺度上所呈现的是城乡空间的空壳化。“空壳化”定义源自威尼斯，当代威尼斯主要是一个展览城市而非生活城市了，如今的威尼斯成了一个值得观光但不宜人居的城市。在中国，由于复杂的人口背景，并没有完全类似威尼斯的案例，但却存在着多种空壳化现象。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两极化”，中小城市在数量和人口比重上明显下降，这直接导致中小城市对人口吸纳能力的下降从而呈现萎缩状态。与此相反，则是人口400万以上的巨型城市的过度膨胀，造成就业、房价、交通、环境等多方面困境。此外，还有两类具有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的空壳化：一类是因为工作与生活的脱节而产生了许多城市开发区夜晚“鬼城化”现象；另一类是随着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而导致的农村空巢化。最后，则是受市场波动而产生的周期性或季节性的空壳化，诸如东莞这样对全球市场具有很高依赖性的加工基地较容易产生此类现象。

这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许多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地方，其人口聚集主要表现为大量外来低成本劳动力的涌入，这些人口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并集中受到产业和传统地缘关系的影响，对我国城市空间的形成具有更复杂的影响。

▍警惕现代“废都”风险

当代中国的快速变迁是多方位的，在宏观上表现为巨大的空间重组，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影响也将是复杂而深远的。就空间形态而言，一旦固定下来，便很难改变。一旦改变，或者将表现为引发经济、政治、生态多方面后果的“创造性破坏”过程。空间，更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社会生活戒律：“选择的后果要比选择赖以作为的权威更长命。”当代中国如此超大规模的空间重组，我们更应该慎重地对待今天的行动，警惕现代“废都”风险。

现代废都不只是都采取了底特律那种衰败且最终以现代商业法则宣告破产的形式，实际上，更为普遍的可能是毕高特所称由拉斯维加斯代表的zeropolis，即“意义匮乏的繁华城市”。这种城市，在形态上不遗余力地更新，为的是消费（商业）友好型意象，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无论是无组织的还是过度组织化的，浮华奢靡的皮相都是这种城市的显著外在特征。不管其在今天全球资本积累动态所支配的跷跷板游戏中表现出怎样的阶段性繁荣或衰落周期，也不管其自我美化动员的是历史资源还是未来乌托邦，展现的就是生存空间的全面商品化。尽管空间本身仍然保有其作为人之生存外壳的性质，但其象征功能却发生了至关重要的转换，它成了物化社会关系的物化形式。因此，城市空间的全面审美化所造成的无限丰富性，恰恰征兆着生存之单调、乏味和空虚。

城市进化成为一个学术论题，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城市似乎变得不可理解了。因此，以格迪斯—芒福德为代表的城市进化视角只是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城市观察：尽管大规模的工业化改变了城市的自然演化使其处于变异和矛盾状态，人们仍然应该用进化的观点来看待城市，并据此通过规划的方式来解决城市问题。格迪斯面对的以20世纪初欧洲为代表的工业化矛盾，已升级为今天全球晚期资本主义悖论。这意味着除非变革体系，否则人们无法解决当前的城市难题：从交通混乱到住宅匮乏，从污染到就业，从生态到阶级、性别，从精神焦虑到意义的流失。或许，正是这一原因，列斐伏尔在1970年代主张以“空间生产的知识”替代传统的“空间的科学”，如生态学、地理政治学、发展规划等，试图以话语变革推动社会的彻底转型或变革。由列斐伏尔推动的激进城市批评在今天取得了很大的理论进展，可能的未来世界探究逐步成为相关话语的焦点。

在今人看来，无论乌托邦视野还是抽象的差异原则，对于回应城市问题的地理学想象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过，规划话语的历史表明，关于未来想象的困难并不在于缺乏捕捉各种可能性的概念工具，而在于对历史的理解。较之想象可能的未来，理解业已发生的一切，从来都是更为基础的工作。因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变异提供一种历史解说，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在全球层次上亦明显地存在着从在空间中的消费向消费空间的转变，这一转变改变了格迪斯所面对的工业化基础上的城市进化模式。在新的空间生产模式中，空间作为一种形式被过度强调，而它们之于人的生存意义则被压抑了。因此，空间在整体上处于恶化过程之中：不仅在环境品质方面，更在意义方面。变异，作为一种非规则状态，充分表明了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理性规划之悖论：越是在局部实现理性控制，越是在整体上体现无序和混乱。“混乱的城市化”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演化的显著特征。（来源：《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3期，作者南京大学胡大平）

                                 
                                           决策参考
                 



摁下地摊，捧起海南，A股继续反弹！                 
【研究员】：田文
近日，值得关注的是两大政策“导向”：一则，是“三大一线城市”相继表态“不会一哄而上‘摆地摊’”；二则，是各部委联手为“海南自贸港”抬轿子； 换言之，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头部‘区域经济观念’”，迭代了“满面尘灰烟火色”的草根经济； 正是在“政策撮合”之下，6月8日的A股顺利完成了“领涨品种”的交接—— 从“烟火气十足”的地摊草根，切换为“贵气爆棚”的高大上“海南自贸港”。 因此，虽然6月8日A股小幅回调，但并没有打破3月中下旬之后形成的“估值修复性”上升通道，尽管其斜率相当“平缓”； 这不，6月9日就来了个“逆转”…… 因此，短线出现的调整，不是“反弹的结束”，而是领涨品种的切换，在北上资金（6月9日北向资金全天成交净买入46.29亿元，连续12日净买入；5月份买入额超300亿元）、公募基金（5月份以来的权益基金募集金额已超过了1300亿元）都加速“入局”的大背景下，6/7月份，A股仍然得以享受“经济复苏+改革创新”的双重红利，选好、拿住自己心仪的“对象”吧……

                                 

【博览财经分析】近日，值得关注的是两大政策“导向”：一则，是“三大一线城市”相继表态“不会一哄而上‘摆地摊’”；二则，是各部委联手为“海南自贸港”抬轿子；

换言之，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头部‘区域经济观念’”，迭代了“满面尘灰烟火色”的草根经济；

正是在“政策撮合”之下，6月8日的A股顺利完成了“领涨品种”的交接——

从“烟火气十足”的地摊草根，切换为“贵气爆棚”的高大上“海南自贸港”。

因此，虽然6月8日A股小幅回调，但并没有打破3月中下旬之后形成的“估值修复性”上升通道，尽管其斜率相当“平缓”；

这不，6月9日就来了个“逆转”……

因此，短线出现的调整，不是“反弹的结束”，而是领涨品种的切换，在北上资金（6月9日北向资金全天成交净买入46.29亿元，连续12日净买入；5月份买入额超300亿元）、公募基金（5月份以来的权益基金募集金额已超过了1300亿元）都加速“入局”的大背景下，6/7月份，A股仍然得以享受“经济复苏+改革创新”的双重红利，选好、拿住自己心仪的“对象”吧……

财政部建议：大家多带点钱去海南，准备剁手吧！

高层领导在强调“地摊经济”的烟火气时，也强调它和“高大上”一样，都是中国经济的生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如今，政策面就在“调和上述两种生机之间的权重”：过度聚焦的地摊经济适度降温，而高大上的“海南自贸港”，则要逐渐升温！

言下之意，似乎是：钱别都花在“地摊”上，留足现金去“免税岛”来一次“消费升级”吧……

6月8日，财政部副部长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将大幅放宽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免税购物额度从现在的每人每年3万元，提升到10万元，并且在现行38类商品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免税商品种类，同时优化管理，提高旅客购物便利程度。

“各位如果到海南去旅游，建议大家多带点钱，准备剁手吧。”

给地摊经济“降温”

央视财经评论员发表评论称《“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起》，中国的一线城市，都是全球意义上的特大型城市。一线城市聚集着经济发展最优质的资源和要素，是中国经济对标全球发达经济体、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主要抓手。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强化特大城市对中国经济发展带动力的关键阶段，简单化一哄而起地让“地摊经济”在一线城市野蛮生长，看似能解一时之急，但如果此风猛吹，后患无穷。

人民锐评亦发表评论称，地摊经济升温不能“发烧”。

《北京日报》：北京是国家首都，北京形象代表首都形象、国家形象。作为全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型城市，有着自身的功能定位和管理要求。以首善标准抓好城市精细化治理，意味着北京必须注重保持城市应有的秩序，不应也不能发展那些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不利于营造和谐宜居环境的经济业态。

《深圳特区报》：深圳不宜一哄而上发展“地摊经济”。对于深圳这类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言，显然不宜一哄而上发展“地摊经济”。

近日上海城管也发文，辟谣一张“2020上海摆摊夜市分布图”。这张图片中提到上海浦东、闸北、闵行、普陀等七个区的部分道路可以摆摊；上海市城管执法局表示，内容不实，系谣言。

给海南概念“点火”

6月8日，六部委有关负责人和海南省有关领导集体亮相国新办发布会，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有关情况，披露出系列重大政策——

海南自贸港实行“非禁即入” 原则上政府取消审批

将大幅减少市场准入 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

将支持自贸港内注册的境内企业通过境外发行股票方式融资；

从现在开始到2025年海南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减免所得税

全岛封关以后，除了极少数产品外，其他都没有进口关税了。

海南实际利用外资连续两年实现翻一番

智慧海南方案已经中央批准；

海南省面向全球推出4万余就业岗位

财政部：海南自贸港将建立“一负三正”清单，重点支持高新技术、生态环保和有海南特色的产业。

发改委：2025年前启动海南全岛封关运作；推动各项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见效 高质量高标准的建设海南自贸港

央行：率先在海南自贸港落实金融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探索扩大海南居民个人用汇自主权

受上述消息影响，6月8日，大东海A、海德股份、罗牛山、海南瑞泽、海航基础等海南概念集体大涨。

选好、拿住自己心仪的“对象”

笔者认为，6月8日A股的调整，不是“反弹的结束”，而是领涨品种的切换，在北上资金（6月9日北向资金全天成交净买入46.29亿元，连续12日净买入；5月份买入额超300亿元）、公募基金（5月份以来的权益基金募集金额已超过了1300亿元）都加速“入局”的大背景下，6/7月份，A股仍然得以享受“经济复苏+改革创新”的双重红利，选好、拿住自己心仪的“对象”吧……

                                 
                                           焦点透视
                 



传台积电撤销华为订单，但其董事长称“不想失去华为”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台积电将华为海思原本预订的第四季先进制程产能已开放给其它客户。 “希望不要失去华为订单”，针对美国对华为打压升级，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6月9日在股东会上表示，若真的失去海思，还有其他客户可以填补空缺，但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补上。 提及赴美建造5nm芯片制造工厂一事，刘德音透露，赴美设厂绝对符合台积电利益，但目前案子还没定案。他同时指出，最近大国之间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为台积电业务带来诸多挑战。 彭博社此前报道称，台积电已选定亚利桑州芯片工厂地址，同时美国联邦、州政府已同意提供补贴。 而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8日报道，汇丰控股集团主席杜嘉祺私下里向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顾问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他希望英方不要禁止华为向英方5G移动运营商销售其设备，否则汇丰银行在中国“将面临报复”。

                                 

【博览财经分析】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台积电将华为海思原本预订的第四季先进制程产能已开放给其它客户。

“希望不要失去华为订单”，针对美国对华为打压升级，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6月9日在股东会上表示，若真的失去海思，还有其他客户可以填补空缺，但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补上。

提及赴美建造5nm芯片制造工厂一事，刘德音透露，赴美设厂绝对符合台积电利益，但目前案子还没定案。他同时指出，最近大国之间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为台积电业务带来诸多挑战。

彭博社此前报道称，台积电已选定亚利桑州芯片工厂地址，同时美国联邦、州政府已同意提供补贴。

而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8日报道，汇丰控股集团主席杜嘉祺私下里向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顾问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他希望英方不要禁止华为向英方5G移动运营商销售其设备，否则汇丰银行在中国“将面临报复”。

汇丰银行在华业务的利润占其总利润的80%以上。

传台积电将华为海思原本预订的产能已开放给其它客户

综合《工商时报》、《经济日报》等台媒报道，台湾晶圆代工厂商台积电6月9日召开股东会。其董事长刘德音开篇提及，近来国际大国间贸易关系紧张，为台积电带来业务上的诸多挑战。

在被股东问及夹在大国之间如何应对时，刘德音回应称，台积电不是唯一面对的公司，全世界的公司都夹在中间，这是现实。他们能做的就是持续找寻解决方案，应对新的国际形势。

“台积电目标始终一致，要做全世界的创新动能，会在遵守法规的前提下，做大家的晶圆代工厂。”面对国际贸易局势，刘德音表示：“这出戏还没演完，还会继续，我们会找出方法，限制都会化解。”

事实上，作为台积电去年第二大客户，华为是其股东无法忽视的话题。

在被问及若无法承接华为海思订单，是否对明年业绩会有影响时，刘德音指出，希望不要失去海思订单，但如果没有海思订单，会有其他客户想要填补空缺。不过，还有市场空缺及智能手机市场空缺问题，无法预测空缺能多快补上，要看产业连动性、产业敏捷性。

6月8日，台湾《工商时报》还放出消息，台积电决定将原来华为海思预定的第四季度产能开放给其他客户，包括苹果、高通、联发科、超微等公司已向台积电大幅追加第四季度7nm订单。

“假如真的发生了，相信台积电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补上该空缺。”刘德音用这样的表述安抚股东。

他还强调，台积电短期内不会改变使用美国半导体设备生产，正因为与美国半导体设备厂商合作，才能保持技术领先。而技术领先是其优先目标，也是其在面对大国博弈的最好抗衡手段。

此前，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台积电将华为海思原本预订的第四季先进制程产能已开放给其它客户。

据了解，美方5月份的禁令计划9月份生效，禁止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美国制造的机器或提供的软件来为华为及其关联公司设计或制造芯片。

台积电因无法取得美国政府许可，120天后无法对华为海思出货，所以将华为海思原本预订的第四季先进制程产能已开放给其它客户，包括苹果、高通、联发科、超微等大客户立即追加下单，第四季7纳米产能将维持满载，5纳米利用率亦维持高档。

台媒表示，预计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与第三季持平，虽然失去华为海思订单，但对营运影响不大，全年美元营收较去年成长15%至18%的目标将可顺利达成。

根据供应链消息，苹果下半年iPhone 12相关芯片已在台积电投片，A14应用处理器第四季将吃下台积电5奈米约12～13万片产能，并有意再取得原本华为海思预订的5奈米产能。

苹果近期亦计划扩大iPhone 11及iPhone SE产能来抢攻华为手机市占，所以第四季追加了A13/A12应用处理器产能约7～8万片，第四季对台积电7奈米总投片量拉高至17～18万片规模。

苹果追加7nm，即用于iPhone 11/SE的A13，意在抢夺华为手机的市场占有率，对5nm，苹果也在觊觎原本华为的意向产能。毕竟，麒麟1000系列处理器已经传了太久时间，它的看点之一便是5nm。

另外，高通第四季除了原本为iPhone 12准备的5G调制解调器芯片及其它客户5G手机芯片需求，再加上OPPO、Vivo等手机厂扩大下单，第四季追加了约3.5～4万片7奈米订单。联发科同样受惠于手机厂扩大释单，第四季追加了2～2.5万片7奈米订单。

至于超微因为Zen2／Zen3架构处理器、RDNA／RDNA2架构绘图芯片、为索尼及微软代工的客制化游戏机处理器等需求增加，第四季也多增加了1～1.5万片7奈米投片。

不过，关于华为和台积电的商业细节，外人无从知晓，考虑到华为已经成长为台积电第二大客户，每年约贡献14%营收，可以说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台积电会不会断供，还是要等到9月份结果才会更清楚。

彭博社：即使美国政府实施禁令 美企仍需向华为5G付钱

据彭博社报道，一项新研究显示，华为在5G技术中拥有最多的专利，这意味着即使特朗普政府采取行动试图将其从供应链中除去，但华为仍将获得报酬。

由两家研究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确定了与5G标准最密切相关的专利发明。这一研究发现，有6家公司所占的专利比例超过了80%，他们分别是华为、三星电子、LG电子、诺基亚、爱立信和高通。高通是其中唯一一家美国公司。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而言，这可能会令其很尴尬。眼下特朗普政府正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希望世界各国政府将华为拒之门外，理由是这家中国公司构成了安全威胁。美国政府已经发起了一系列攻击，包括禁止向华为出售任何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半导体芯片，这将阻碍华为在尖端领域的发展。

“即使他们选择其他公司来建设5G基础设施，他们仍然要付钱给这家中国公司，因为华为在开发5G技术方面做出了智力贡献。”市场研究公司GreyB Services Pte负责人Deepak Syal表示。GreyB Services Pte与另一家市场分析公司Amplified AI共同进行了这一5G专利研究。

确定一家公司拥有多少专利，以及这些专利对行业标准的关键程度，将有助于确定谁将从下一代技术（5G）中获利最多。

行业标准对于确保设备协同工作和相互通信至关重要。科技公司们共同制定这些标准，并承诺将以“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的条款许可任何相关专利。

多年来，关于如何定义这些公平条款以及谁有权获得多少专利使用费的专利战一直存在。它们是后来解决争端的核心，包括苹果与高通的焦灼之战以及华为与三星之间的纠纷。在一场纠纷中，华为还停止了向高通支付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专利费。

GreyB Services Pte和Amplified AI的研究，调查了截至2019年12月31日在全球各地拥有有效专利的专利持有者宣称的对5G“必不可少”的6400项发明。通过将专利的措辞与标准进行对比，这个由25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认为，其中1658项专利是5G的“核心”专利。

不过，法院和谈判人员将最终决定相关专利是否真的对标准是必不可少的，以及这些专利是否有效和价值多少。

这项研究发现，所有公司都在积极申请专利，从而确保他们今后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努力增加他们能够收取的专利使用费。

华为在与Verizon通信的专利纠纷中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中说，该公司已收取了超过14亿美元的专利授权费，并向其他公司支付了约600万美元的相关费用。

“华为创造了大量自己的知识产权，我们不需要偷窃别人的东西。”华为发言人Ben Howes在一段评论视频中说，该公司表示，制作这段视频是为了“回应美国政府试图阻止华为与学术机构合作，并阻止我们利用自己的研发和专利进行创新”。

第一阶段研究

Deepak Syal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专利被分析，并且标准在不断演进发展，GreyB Services Pte和Amplified AI的研究被认为是第一阶段，显示了全球公司之间的相互联系。他表示，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使讨论或决策如何进行变得更加清晰”。

“与其讨论谁的贡献少，或者谁的专利数量少，不如努力增加我们国家或我们国家公司的智力贡献，然后进行5G基础设施建设。”他说。“否则，即使采取封锁措施，最终也还是无济于事，因为他们要支付的是专利使用费。”

作为特朗普政府打击华为的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Michael Pompeo）上周表示，欧洲国家“需要将华为从他们的体系中清除出去。他们需要使用西方技术”。

尽管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持续针对华为发起攻击，但由于这家中国公司拥有覆盖全球的业务发展足迹并持有先进技术，华为仍然是市场的一个参与者。

犹他大学法学教授Jorge Contreras表示：“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已经不起作用了。”

任正非开始与美国正面周旋

任正非一直镇守华为深圳总部，运用其毕生商战经验应战。

随着任正非的注意力转向了对美国的反击，他组建了一个由亲密副手组成的委员会，并派遣高管到世界各地安抚紧张不安的客户。正如记者看到的备忘录中提出的，诉讼是反击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

华为今年取得了一项关键性胜利，英国未理会特朗普政府的要求，批准华为建设5G网络。

不过，任正非的反击能否获胜还远未可知。在过去18个月里，美国对华为接连发难，从刑事起诉，到将其列入黑名单限制美国供应商对其供货，再到限制其在美国的销售。

过去一个月，华为遇到了新的挫折。5月，华盛顿方面限制了华为获取其自主设计芯片的能力，这威胁到了华为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计划。美国此举促使英国官员考虑让电信运营商不再使用华为的设备，这将危及华为在英国取得的胜利。

2019年，华为净利润增速放缓至三年来的最低水平，原因是海外业务受到挤压，并且该公司变得更加依赖国内客户。华为已被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5G市场拒之门外。由于被禁止预装谷歌(Google)的热门应用，华为的智能手机品牌在海外市场的份额正下降，这威胁到了该公司一度迅猛增长的消费者业务，这块业务的收入占到华为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这篇关于任正非指挥华为与美国抗争的报道基于以下信息来源：对华为现任员工、前员工和任正非同事的数十次采访；华为内部文件；去年11月和今年3月对任正非的采访。

在阿根廷，为期数天的会议最终制定出一项重组计划，该计划将更多权力交给了地区主管，这些主管管理着华为覆盖170多个国家的庞大业务。记者看到的这份计划的副本显示，新计划包括精简总部的管理团队，给予地区经理更多自主权，如允许他们独立终止合同。

任正非表示，整个计划需要五年时间完成，他还表示，其灵感来自于睿智的美国军事管理哲学。

他在解释公司一线员工的重要性时说，被派到五角大楼工作的人不一定有光明的未来，而从事外勤工作的人升职速度可能更快。他说，华为也将一样。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华为在全球的影响力变得更加强大，通过一系列公开活动宣传其观点，并对西方做出更积极的回应。

在国内，任正非发表了动员讲话以激励员工，他回忆了他的军旅生涯，并对华为的生存发出了警告。

根据两名华为高管证实的文字记录，在女儿被捕一个多月后，任正非参观了华为位于杭州的一个研发中心，他让员工向美国科技巨头谷歌(Google)学习，“扑上去，杀出一条血路”。

根据一份文字记录，任正非2月份在武汉的一个华为园区向聚集在一起的员工表示，“公司已进入了战时状态”。

任正非发言时仍然带着对美国的敬意，即使他还在监督与华盛顿方面的战斗。他仍然是美国文化的崇拜者，经常赞扬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有时似乎带着戏谑：他说，华为位于深圳附近的东莞新园区的一个镀金大厅被戏称为“特朗普走廊”。

20世纪90年代穿越美国的越野旅行将这位崭露头角的高管带到了硅谷，他在这里记录了大量关于自己和当地高管会面的笔记。

任正非在1998年写的一篇题为《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的文章中写道，“我多次去过美国，美国人民的创新机制与创新精神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他写道：“一代又一代人的熏陶、传递，一批又一批移民又带来了不同文化的冲击、平衡与优化，这些共同构成了美国的创新文化。”

任正非接受过数十次采访，经常谈笑风生，并且对热点问题做出让同僚惊讶的回应。

随后的一份备忘录援引任正非的话表示，华为在成功说服英国允许该公司建设5G网络方面取得的胜利，就像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重塑全球格局的转折点。

2019年3月，华为的反击进入新阶段。任正非长期以来一直谨慎地表示，华为应该等待与美国打交道的时机，但他对于美国官员一言堂的局面逐渐感到厌烦。该公司决定对一项国防法案提起诉讼，这项法案阻止联邦机构和承包商购买华为的产品。

华为在深圳安排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对外披露这次诉讼。身着正装的高管们面色严肃，在数百名记者面前强调称，美国的国防法案条款相当于“剥夺公权法案”，是通过立法判定一个实体有罪的违宪行为。

那次新闻发布会上没有说明的一点是，这项诉讼曾遭到华为驻华盛顿雇员的反对。在华为起诉前，这些雇员在给陈黎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华为起诉的时机是“一个重大错误”，将标志着华为与美国官员打交道的努力遭受挫折。这些美国高管写道，华为对这项法律提起诉讼，可能会降低美国政府机构与华为打交道的意愿，甚至让他们完全打消这种意愿。

任正非表示，对华为起诉美方的决定，公司内部没有异议。他说，起诉是对美国无情攻击华为的必要反击。

12月5日，华为在美国提起了第二桩诉讼，指控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简称FCC)禁止农村用户使用补贴购买华为设备的行为侵犯了华为的正当程序权利。得克萨斯州一名法官驳回了第一起诉讼，第二起诉讼正在新奥尔良上诉法院等待裁决。

“我们在美国是被迫应战，不是主动开战的。”任正非在一次采访中说。他说，美国“棒子”已经打下来了，不能左边挨了打，然后右边又伸过去再挨一棒。

任正非认为他采取的更激进做法是成功的——从某些方面来看，他是对的。华为不断获得建设5G网络的新合同，合同数量超过90份。在英国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已暗示计划与华为合作，而且中国外 交官已表示要减少从一些禁用华为产品的国家的进口。

任正非表示，最初天空是一片漆黑的，美国说什么是什么，因为美国是强势的国家、强势的政府，一般大家对美国政府是很信任的；随着时间推移，真相越来越多被披露，天空逐渐变成深灰、中灰，我们希望逐渐变成浅灰色，让社会知道华为是什么样的公司，增强对我们的信任。

尽管被列入黑名单，华为去年还是购买了大量的美国技术，其中一些来自从美国商务部官员处获得许可的供应商，比如微软(Microsoft Co., MSFT)，其他一些是通过一项有关对在海外生产的美国零部件的技术豁免得到的。华为还下令大幅增加研发支出，以填补其供应链的空白。

2013年，任正非向新西兰的一家电信运营商和客户的高管表示，他希望在这个太平洋岛国度过退休生活，开一家咖啡馆。如今，退休的想法似乎遥不可及——他去年在采访中称，他已推迟退休计划，以专注于华为的危机。

不过，任正非有理由保持乐观。远程办公的爆炸式增长增加了对该公司网络服务的需求。他说，对华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的需求正在迅速上升。华为向疫情严重地区捐赠了医疗用品，纽约州州长葛谟(Andrew Cuomo)少有地发了一条推文表示感谢。任正非称，这场疫情过去以后，“我们担心的是，我们没有那么多设备供应世界”。

他表示，虽然公司在向上攀登，但他由于身体状况，将走下坡路，无法再与公司一起攀登。他表示，大家现在知道痛点在哪，应该在哪些方面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