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领天价罚单背后 暗含北京“出手”的深思熟虑》：在有意愿的基础上又涉及到是否能管住的问题。这里边涉及到我们在监管平台经济的时候要有正确的监管理念，用过时的理念来监管，肯定达不到效果。比如用拆分这种形式去监管一个技术企业可能也没有意义，你拆分完它的上层架构，它的技术架构仍然是一体的。无非是把钱从一个口袋分成几个口袋装而已。 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对于新型技术巨头，政府展示了强烈的监管意愿。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他们所用的监管手段，无非就是编写一些特定的技术产品监管指南，开出巨额的罚单，启动立法规制或者强行拆分……这些操作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也有很多证据显示这些手段是效用不足的。
热点聚焦
阿里领天价罚单背后 暗含北京“出手”的深思熟虑
【研究员】：WH
技术经济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它是拉动我们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其发展实际也囊括在反垄断议程中。未来强化反垄断，理论上应当也将会成为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性举措。但平台反垄断的难点到底在哪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需要先厘清两个概念。
【博览财经特稿】时隔半年，靴子落地。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对于阿里巴巴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4%的罚款，计182.28亿元。 这恐怕是近年来中国在反垄断行动中开出的最大罚单。如何更好地规范互联网巨头企业，已然是世界性难题。 欧美国家收效甚微，利益“旋转门”等深层次问题更让监管和执法有心无力。在中国，就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数据安全等事项已进入国家政策和立法议程。 “驯服”新技术巨头，难在哪里？怎么解？对此，观察者网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樊鹏。 平台经济反垄断难点在哪里？ 观察者网：伴随着针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调查，这段时期出现不少关于互联网反垄断的讨论，比如打击平台“歧视性屏蔽”、解决中小微企业的数据困境、提高对头部企业垄断行为的处罚力度，等等。 目前，我国在互联网反垄断，尤其是平台经济反垄断方面的实践才刚开始。在您的观察中，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难点在哪里？ 樊鹏：这些讨论涉及的问题非常务实，在国际上也具有普遍性。比如小微企业面临的数据困境，这在西方国家也存在，也就是说当技术巨头或者平台经济发展到“头部垄断”的市场形态之后，它实际上是阻碍创新的。 在面对反垄断调查的时候，西方那些技术巨头总是声称，他们会促进经济的平衡发展、激励创新，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们这套说辞。 所以在去年十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反托拉斯小组发布了一份长达449页的报告，详细记录了美国政府对苹果、亚马逊、谷歌和脸书的垄断调查。报告以大量证据指证技术巨头的反竞争行为阻碍了创新，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甚至削弱了民主制度的根基。 另外一个，两会期间提到的“提高对垄断的处罚力度”，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是很遗憾，这种开罚单的方式很初级，并且事实证明效用并不明显。有时候甚至还变相地给技术巨头打了广告。
2020年10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反托拉斯小组发布一份长达449页的报告，详细记录美国政府对苹果、亚马逊、谷歌和脸书的垄断调查。 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确实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其中，平台经济中的垄断问题日益突显。在这样的背景下，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提出：要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增强监管权威性，金融活动要全部纳入金融监管。 技术经济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它是拉动我们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其发展实际也囊括在反垄断议程中。未来强化反垄断，理论上应当也将会成为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性举措。但平台反垄断的难点到底在哪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需要先厘清两个概念。 互联网经济实际可以分为平台生态型和技术驱动型。平台生态型主要基于互联网来搭建平台，核心思想是依靠平台“共享”，像淘宝和拼多多。 技术驱动型是以高新科技为主要推动力，例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从具体企业来看，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始出现一批优质的重点企业。值得注意的是，技术驱动型企业通常不属于平台经济，但是他们同样存在行业内部的“头部垄断”的趋势和特征。以深度学习人工智能产品的开发使用为例，国际上有很多证据显示，数据和人才趋向于向少数几家技术巨头公司汇集，形成垄断后遏制国内创新环境、加剧技术资源分布不公平的效应逐步释放。 然而针对上述这一类企业，相比较于平台经济而言，国家开展反垄断的逻辑考量可能更加复杂，决策者也会有更多顾虑。因为这些企业往往在国际上也是一个国家科技竞争力的体现，是国家能否占据国际领域新兴技术应用战略制高点的代表，在国与国之间开展实力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它需要统筹做好增进企业国际竞争力和维护好企业国内发展竞争环境的双重任务。我个人认为不能因为这些企业在国家间竞争中的地位和价值，就忽略了他们在国内社会经济层面的“负面效应”，或采取有区别的“绥靖”监管的政策。 平台反垄断实际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反垄断监管。这两者并不完全重叠。前者的着眼点立足于干预和控制资本延伸、扩张的领域、界限及其规模限度，后者是在特定领域和界限内，因企业生产形式和组织形态变化所释放的外部效应，以及所产生的组织和权力变异，因此更加侧重于行政权力怎么样去监管它的经济组织形态。 针对后者，根本上有三重问题：理论问题、国家意愿和国家能力问题，以及“政府-市场”关系问题。 首先是理论问题。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反垄断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现在的平台经济形态不同于20世纪大工业的经济形态。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到消费模式，到使用数据的流程，平台经济都进行了一个颠覆性的再造。这使得国家要行使权力监管平台经济时，找不到理论依据。
比如脸书到美国国会去听证，扎克伯格在那儿讲了几个小时，大部分议员没听懂他说什么。有些人是只了解它的影响，并不了解它具体的运作。有些人知道这种经济形态运行本身的流程，但是不会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当然还有人从政治层面意识到一些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并不清楚依据何种合理的理由或理论实施监管。 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内也存在。像滴滴刚出来的时候，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出租车公司，你完全考虑不到它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影响，例如它对传统行政监管体系和监管手段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一些事件暴露了在一个强大的行政集权制国家存在着日益扩大的行政权力的“真空”。 再比如知乎、b站，我们知道他们对青年社群文化的塑造作用，但并不清楚它们中长期的影响。不清楚的话，就不知道怎么来实施更好的监管，更不会未雨绸缪，提前设置一些标准和门槛。 怎么样去监管，用什么理由去监管，用什么理论去监管，还要配合一套行政法规和法律基础。明知道某个行为是不行的，但是没有法律依据，仍然无法监管。比如数据问题——技术公司之间的数据，有些是不被分享的，有些是可以在技术组织之间穿透性共享的，对此我们该如何进行数据确权，这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 其次是国家意愿和国家能力问题，也就是愿不愿意管和能不能管住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于创新经济是不愿意管的。 在中央财经会议第九次会议上，总书记提出来要加强监管，要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优化监管框架，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增强监管权威性，而且金融活动要全部纳入金融监管。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有意愿的基础上又涉及到是否能管住的问题。这里边涉及到我们在监管平台经济的时候要有正确的监管理念，用过时的理念来监管，肯定达不到效果。比如用拆分这种形式去监管一个技术企业可能也没有意义，你拆分完它的上层架构，它的技术架构仍然是一体的。无非是把钱从一个口袋分成几个口袋装而已。 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对于新型技术巨头，政府展示了强烈的监管意愿。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他们所用的监管手段，无非就是编写一些特定的技术产品监管指南，开出巨额的罚单，启动立法规制或者强行拆分……这些操作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也有很多证据显示这些手段是效用不足的。 除了监管理念之外，平台监管还涉及到监管的框架、监管的能力、监管的工具、监管的体系、监管的效用，等等。这也是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的困惑。 大工业时代，监管者和企业是存在合作的，监管的目标、任务和监管成效都是相对清晰的。监管一个行业，行业组织是一种惯用的模式。监管者有时候也会请龙头企业出面，帮助管理和规约其他的小型企业，但是这些方式对于今天监管技术企业来说，几乎是没有用的。 头部垄断一旦出现，这些企业不仅不会帮助政府进行行业监管，还会用尽一切办法压制同类产品的竞争。同时它会逃避和规避监管，尽量使它所产生的负面外部性不为政府和公众所知。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政府在处理平台经济监管的时候又离不开技术巨头，这跟传统的模式也是很不一样的。传统的模式就是政府大不了自己建立一个监管机构，建立一套人马，只要补充好监管能力，就能解决问题。 但是，现在的技术巨头是一个比传统的官僚体系和行政组织更前卫、更先进、更有组织效力的组织形态。现在国家之所以能管它，是因为它仍然还物理性地存活在国家体系的板块里边。 先进组织的监管需要依靠先进组织自身来解决。比如说政府要管理滴滴，就必须有一个跟滴滴几乎是相应水准的技术组织，针对滴滴的数据进行实时监测，或者让它们相互监督。 这种广泛的协同监管可能是未来的大趋势，目前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比较完善的框架，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展开想象和设计的一个方向。
我国该如何发挥制度优势？ 观察者网：能否监管好技术巨头，确实是衡量国家能力的一个方面。有学者提出过一个观点：如果中国能做好平台反垄断的工作，或许能催生出“互联网社会主义”。您觉得我国在这方面该如何发挥制度优势？ 樊鹏：当前，世界各国都密切关注技术巨头的影响，这是国家执政团体对于技术巨头和平台经济引发的负面效应、次生灾害的天然警觉。 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反垄断的效果都不太好。一个原因在于今天的技术公司不像过去的托拉斯，其垄断不再是规模的垄断，或者组织结构的垄断。其权力和组织特征的复杂性使得传统的反垄断工具难以应对当前的挑战。 今天，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可以凭借技术在国家看不见的虚拟空间内掌握民众的某些数据。比如，某个预测天气的app，全国如果有10亿人口都用它，它就能够抓取海量的用户数据。这种技术的杠杆作用使得它在事实上可能构成了垄断。 另外，技术公司具体内部运作的隐秘性也给监管出了难题。而且它的这种影响是系统性的。比如像蚂蚁金服这种互联网金融企业，它影响了金融发展的稳定性，但我们具体又不清楚它的运行方式。 所以，我们目前在技术巨头反垄断方面的理论铺垫、技术工具和资源储备等方面，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但立足于大趋势来看，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自己的制度优势。 能不能催生出来互联网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先暂时不回答，我们交给历史来回答。但总的来说，互联网新技术为社会主义的更好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条件，但是同时它也击碎了一些过去被视为社会主义必要基础的东西，因此它的影响必然是两面的。 在国际上，平台经济产生的问题，主要是弱化政府的监管效能、破坏公众隐私、破坏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市场秩序等等。更关键的是，它会破坏一个政府公权力的信用基础，因为它有很强大的游说能力；此外，它有能力操控社会的意见生产机制，进而操控政治。西方的经验提示我们，一旦垄断带来严重的负面外部性和社会次生灾害，就很难控制。 中国在克服这些问题方面，有很多优势。我们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优势，有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意识，有统一的意志和协调各方的能力，有健全的国家能力和制度体系。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中央能够意识到问题，就会着手去处理问题。 从去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针对阿里巴巴的调查，到今年全国两会的讨论，以及近期我们最高决策者的发言，都显示了我们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方面是非常务实的。 许多国家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它们在应对互联网经济的时候，存在“租值耗散”的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意志，都是分门别类地管理和进行分头行动，所以技术寡头很容易分而治之地去应对。 美国在调查四大技术巨头的时候，这些技术公司是花了重金去游说政府的。包括欧盟在内也是这样，技术巨头在欧盟搞创新，因为欧洲很多国家有保守的价值传统，所以他们要突破一些立法条款，也展开了游说。 但在中国，以类似的方法攻破最高决策机制，是不可能的。我们在防范政治游说、对抗利益集团方面有自己的优势。 我们还应看到，互联网监管和过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工监管非常不同。过去是按照市场生产形态的类别进行监管，但互联网监管需要多部门协同联合。 监管一个技术公司，它可能既是经济问题和创新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所以确实需要在统一的意志下，协调各方面推进工作。中国有这个优势，只要我们想做，就可以实现多部门的联动。 虽然我们现在在监管方面还有一些滞后，但是可以通过在实践中学习逐渐地进行完善。中国现在有非常强烈的“防微杜渐”的政治优势，十八大以来，中央特别强调防范化解政治风险，预测预警。十九大特别提出要建立健全大数据互联网参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不管是对待平台经济，还是互联网经济，中国不仅仅是从经济层面来看问题的。 所以我们现在对平台经济的规管要求就会比较多，有些研究经济的，或者是平台创新的人，他们有点不理解这个事儿。但实际上这是中国的优势，中国会以行政和政治的眼光去看平台创新，留意一个产品潜在的法律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警惕它随着壮大而构成的系统性风险。 可以说，平台经济反垄断，中国的制度优势就在于“防微杜渐”。
科技巨头和美政府间博弈是否进一步加剧？ 观察者网：前段时间，美国公布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成员名单。提倡网络中立性、主张拆分科技巨头的华裔背景学者吴修铭也在其中。一些观点认为，这或许预示着美国会在制约科技巨头方面有进一步的作为。您觉得这个判断成立吗？科技巨头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博弈是否会进一步加剧？ 樊鹏：从历史来看，美国的创新活力不是来自于大企业、跨国公司。美国的经济基础和活力是中小企业的繁荣和创新，这是美国历代政治家的一个共识。但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这种技术企业的发展和垄断，同美国的历史规律是违背的。 美国的很多政治家非常清楚，保护小型市场参与者的生存权利，是很必要的，但是他们也非常清楚，大型技术公司的市场地位根本难以撼动。 在调查谷歌的报告中，就提到两个因素将使谷歌始终保持垄断地位：第一个是它的搜索服务器的高额成本，没有一个企业可以建立起来；第二个就是点击和查询数据的自我强化优势，难以撼动。再加上技术企业强大的政治游说能力更让美国力不从心。 当然，考虑到公众的呼声、政治斗争的需要，各派力量都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表达。 数字平台是自然垄断。传统的反托拉斯法倾向于将其分解，从而消除其规模优势。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西方反托拉斯执法者并未阻止主流平台公司数百笔收购中的任意一笔。 并且，有研究提出无论是拆分技术巨头或剥离巨头在金融、科技等领域中小企业的持股份额，都难以起到显著效用。因此，我们尚不清楚美国这一轮反垄断行动和拆分预期最终能否成功。这其中的主要障碍和局限包括： 首先，要成功反托拉斯，可能需要彻底改革围绕它的法律制度。美国政府要去管理脸书的某项行为，脸书可以反馈许多理由，列举许多法条，来论证政府不可以这么做。而政府要论证或者修改法律流程非常复杂，且涉及到不同环节，技术公司就可以介入进去游说，然后否决。 我前段时间查到了一个报告就提到，美国涉及技术巨头监管的法律体系是多么的复杂，如果你真的要解决它，可能要3-5年的时间。但是到那个时候，技术公司早就通过其他技术方面的创新规避了相关问题。 第二，促进竞争并不能解决平台经济固有的自然垄断动力。《纽约时报》组织过一个研讨会，学者就提出一个观点说促进竞争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垄断问题，因为竞争了之后，总有一个公司会以很快的速度取代此前的巨头，形成新的垄断。 第三，技术巨头反垄断涉及到比过往更加复杂的国际合作。《经济学人》一项分析就表明，尽管欧洲一些监管机构和立法者对技术巨头设置的监管护栏领先于美国，但迄今为止最高罚款额仅为受处罚对象市值的1％，这就让我们更是难以想象欧盟将如何自行拆分一家美国公司，毕竟反巨头的“泛大西洋”合作至今仍是一张白纸。 至于美国科技巨头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我们要从很高的政治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帝国主义新形态的发展。今天的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到一种帝国主义的新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科技垄断帝国主义。它们要靠资本加技术的输出与合谋，才能实现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进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这种预期和任务决定了这种帝国主义国家形态，需要技术巨头的维护和帮助。美国政府固然警惕脸书，但又需要脸书去帮助它输出意见，维系霸权。所以，政府和技术巨头之间会有斗争，又有合作，是一个非常纠缠不清的状态。至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需要再进一步观察。 北京“出手”背后的深思熟虑 给阿里巴巴开出一张高达182.28亿元的罚单。阿里巴巴第一时间表示，诚恳接受和坚决服从这一决定。这是中国反垄断史上的最重罚单。 182亿元这个数字，一下子把中国对企业的罚单天花板抬高了三倍。2015年，国家发改委对美国高通的反垄断行为，开出60.88亿元的罚单。6年之后，重罚阿里182亿，整整大了一个数量级。阿里巴巴还是一家中国自己的企业。 在全球范围内，只有欧盟此前对谷歌的罚单金额大于此次处罚。换句话说，这是全球范围内监管者给本国企业开出的最大反垄断罚单。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监管层规范治理互联网行业的力度。
从比例上看，182.28亿元是2019年阿里净利润的22%，对阿里而言的确也是个相当大的警醒。但仔细看，监管层还是有“宽严相济”的一面。 根据《反垄断法》，对实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罚款的基数不是净利润，而是上一年度的销售额。罚款比例应该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 182.28亿占2019年阿里的中国境内销售4557.12亿元的4%。这一个相对居中的比例，反映监管层背后整体的深思熟虑。 《人民日报》看法的评论，明白无误点透了国家想通过这张罚单，释放的信号：垄断当然是不行的，但促发展的目标是一贯的。评论指出，“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尤其离不开公平竞争的环境。”，而垄断行为也会阻碍“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其实重申了“反垄断”的初心，就是要通过反垄断形成健康的竞争环境。 评论讲得很直白。“规范是为了更好发展，“扯袖子”也是一种爱护。相信随着治理体系的不断健全，平台经济必将迎来更大发展机遇，更好地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服务。” 意思很明确：处罚绝不等于打压。
往大了说，互联网监管，实际上早已是个全球性命题。中国政府这次出手，也是为了占据在数字新经济领域的更大主动权。《人民日报》也提到：“发达国家对苹果、亚马逊等平台经济巨头的反垄断监管，并没有让这些企业失去核心竞争力，反而促使其积极做强核心业务，实现长远健康发展。” 显然，“做强核心业务，实现长远健康发展”，也是监管层对阿里乃至整个互联网行业的期待。 《人民日报》说得很清楚，从平台经济长远健康发展角度看，依法规范与支持发展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说白了，国家绝对不可能借反垄断打压平台经济和互联网巨头，所有这样说的都是一厢情愿，过度解读。 既要规范行业发展，又要给企业的发展和创新留出空间。决策层以这张罚单的“有形之手”，就是要给中国互联网行业创造一个更规范、更充分竞争也更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中国经济，海纳百川，水大鱼大。过去二十多年来，互联网和平台经济的发展，皆源于中国发展的基本面。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发展平台经济鼓励创新的导向，都不会变。今天的这张天价罚单，对阿里和整个互联网行业而言，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来源：观察者网、思想潮 作者：樊鹏、乔伊、五月花）
政经观察
“不对称”向“对称”阶段转换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呈10大趋势
【研究员】：wh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我们去年人均GDP是10800美元，用大数来讲，就是1.1万美元。1.1万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和全世界人均GDP的水平差不多，略差一点点。去年是我们中华民族标志性的一年，不仅GDP总量迈过了100万亿人民币的大关，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基本拉平。
【博览财经特稿】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研究，核心内容是几个层面：第一，从“十四五”来看当下的一些做法和形势。第二，从《政府工作报告》的角度，看我们国家今年如何落实“十四五”规划，以及这样的一些举措对当前的形势会有怎么样的影响。第三，从中长期的战略部署和规律性的变化，看今年整个的开局，哪些问题是我们需要重点把握的。 大国竞争，拼谁能“咬住” 目前很多人都在问，我们下一步的投资重点到底是什么？商业机会到底在哪些地方？我们首先应该要了解的是“十四五”规划，因为任何一个五年规划都是中国宏观治理体系的一个核心。 更为重要的是“十四五”规划与其他的规划具有完全不一样的属性，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实现全面小康、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时点来布局，也是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为关键的时候、在大国博弈最为关键的时候我们所出台的一个五年规划。 大家都知道，2015年中国GDP达到美国GDP 60%的时候，西方学者已经按照60%分界线作为战略指导，全面转变对华的战略。过去这几年是美国对华战略全面构思、全面实施的一个阶段。未来五年是什么阶段呢？很重要的是中美大国博弈，从“不对称”向“对称”阶段进行转换的关键五年，也是我们突破卡脖子问题、关键技术能够迈出实质性步伐的关键时期。考验民族很重要的一个时点到了，能不能咬得住？ 我们去年占美国GDP的比例是68.4%，按照最新的汇率测算，已经达到了七十一点几，估计到2025年我们会达到美国GDP的八十七点几，当然这里面不同的测算不一样，还有一些测算接近90%。 很多国际组织测算的是什么？中国按照现有的趋势，GDP总量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 这个赶超的过程恰恰是我们最艰难的一个过程。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我们去年人均GDP是10800美元，用大数来讲，就是1.1万美元。1.1万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和全世界人均GDP的水平差不多，略差一点点。去年是我们中华民族标志性的一年，不仅GDP总量迈过了100万亿人民币的大关，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基本拉平。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平视整个世界了。 去年年底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门槛值是12500美元左右。按照正常的测算，我们到2025年人均GDP将达到1.5万美元的水平。1.5万美元意味着什么？我们将稳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所制订的“十四五”规划尤其重要。“十四五”与“十三五”相比较，哪些战略是新的？哪些战略是延续性的？哪些战略有新的内涵？哪些战略会对既有的行动产生冲击？我们必须在工作方案、思维体系里面有一些新的维度，这是我想给大家讲的重点。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10大趋势 1、战略目标和路径具象化。 “十四五”规划纲要里面最为突出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将“现代化”这样一个原来觉得很模糊的概念指标化、体系化，战略目标和路径具象化。对这个具像化，大家一定要清楚具体的参数。 一是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相应的测算，目前基本的概念是什么？达到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现在高收入国家差不多是70个，中位数在35上下的区间。35位上下最典型的就是葡萄牙，人均GDP差不多在2.3万美金的水平。 要达到这个水平，如果不考虑汇率的因素，我们的GDP增速必须要达到6%左右。如果考虑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我们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就要在4.5%到4.8%的水平。最后大家一测算发现，要达到2.3万美元人均GDP的水平，未来15年，我们的平均增长速度要达到4.8%。那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刚好翻一番。 按照这样一种测算和假设，“十四五”期间就要求我们的增长速度在5.5%到6.5%的区间，平均增长速度差不多是5.8%。 聚焦到今年，增长目标怎么来确定？怎么来进行理解？这很重要，比如今年的目标是什么？6%以上。 很多人就会问：为什么是6%以上？因为如果我们要在未来五年稳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照现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人均GDP每一年增长200美金，未来五年增长1000美金，那么到2025年将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也就是13375美金的水平。 你要稳定跨越，就要超过门槛值20%。意味着什么？你要达到差不多1.5万到1.6万美金的水平。大家就会看到怎么样？增长5.5%还真不行，因此今年确定的GDP增速目标是6%以上。 很多人都在传我们要高质量发展，要贯彻新发展观，我们不谈GDP了，不设定这个目标。这个认识又是错的，高质量发展依然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做文章，依然要落脚到GDP的可持续增长上面。 《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主要目标，是GDP增长速度6%以上，新增就业1100万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进出口国际收支平衡。这些指标里面，引起大家关注的主要是6%。 6%是一个底线管理，是我们进行常态化运行的一个底线。大家知道今年美国的增长速度可能是多少？ 原来大家都预计美国去年是负4、负5的增长，最近的初步核算出来是负3.5%的水平。这个月拜登已经通过了1.9万亿的疫情刺激计划，同时又在策划3万亿的基建投资和产业技术投资，加起来4.9万亿，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美国GDP 25%左右的水平。 这一强刺激下来怎么样？现在IMF、OECD马上调整了对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认为美国今年的GDP可能会达到6.5%。这意味着美国的GDP 实际增长在1.3万亿左右。中国6%，意味着我们不到1万亿。如果按照今年这个比较的话，中美之间的差距不是进一步缩小，而是拉开了。 大国竞争很重要的就是要咬住。这个咬住当然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咬住，而是要比谁能够率先步入常态化增长。 大家看到拜登上来之后，第一个是刺激计划，第二个是疫情管控力度比想象要快。今年主要大国在疫苗注射中间，谁速度快，谁就能够全面开放。谁注射慢，谁就会被全面开放的国家带来新封锁。 因此我们有时候就讲，在去年抗疫阶段性取得伟大胜利、经济保卫战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今年的压力比去年还要大。原因是什么？一是每个人的预期都抬高了，去年企业亏损一点点无所谓，今年持续亏损，可能情绪就不一样了。二是大国博弈进入关键期，谁先复苏，谁先常态化，谁就先拔得头筹。
2、科技自立自强，摆在了最突出位置。 “十四五”规划纲要不仅将创新驱动放到核心位置，更重要的是把科技自立自强放在最突出的战略位置上。 大家知道中美大国博弈产生了贸易战、技术战、人才战，以及延伸一系列的新冷战迹象，这就要求我们的发展模式从原来的两头在外的开放、以外触内的发展模式，要转变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上面。 国内大循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突破卡脖子问题，要科技自立自强，解决面临的很多关键问题。因此我们国家专门出台了四个层面的计划： 第一个层面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发挥我们举国体制，在国家实验室、地方创新中心、区域性创新平台上面进行全面新构建，在这上面，大家会看到所出台的政策非常多。 第二个层面是高水平人才培养。 第三个层面是发挥企业创新的主体。 第四个层面是在基础研发上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同时，大家一定要看到，最近国家在产业领域的重点表述是，要进行科学的统筹规划，防止利用科技自立自强来进行讲故事、制造新泡沫。 从去年到今年，省、市、县都在围绕着科技自立自强做文章。但是大家会看到，很多区域根本不具备创新的能力，借着科技自立自强来进行圈地，要信贷，要一系列的金融政策，特别是利用科创板做文章。目前国家正在加大一系列审核。 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券商、VC、基金等等都在瞄准国家战略布局，企图捕捉一系列的投资机会。这也引起大家的一些讨论，比如，一说卡脖子工程，每个企业、每个人站出来都说自己要从事卡脖子技术的研发。国家要求我们进入创新行业，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想去创新。这是一个误区。 不能一拥而上。但是，创新链的构建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避免创新泡沫过度膨胀。 新一轮的科技布局，可能比前几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更严密。我觉得大家应该把科技自立自强所涉及的内容好好读一读。 3、实体制造业是产业核心。 “十四五”规划纲要第一次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放到产业的核心上面。 从2002年到现在，我们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百分之三十七点几，一直下降到现在百分之二十七点几。下降了接近10个点。这10个点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现在大家意识到怎么样？任何一个国家的衰落都是从产业空心化和产业泡沫化开始。 中国要想不重蹈日本出现失去的二十年、三十年这样的问题，很多人就呼吁我们必须要把制造业的核心抓住。“十四五”的战略规划，目前有几个很重要的方面。 一是房地产调控在“十四五”期间不可能全面放开，不可能让房地产泡沫持续下去。以“三稳”为核心的房地产长效机制的构建，是整个“十四五”的常态。大家会看到去年我们出台了“三道红线”，今年又对商业银行进行五档划分，不同档次的商业银行所持有的房地产信贷贷款要有不同的比例约束。最近对于地方的一些企业资产负债，又进行了红线管理。 大家会发现，我们目前对于房地产的管控，已经完全精准化。原来是一城一策，现在是对金融行业、对房地产自身进行全面的结构性管控。很多人就讲，今年这么严，明年是不是会松一点点？我们看到今年宏观经济很重要的约束因素，就是对于房地产的调控进一步加码。 二是金融让利还将持续。我们目前金融占GDP的比重，依然高达百分之七点几，房地产占六点几。这两个指标加起来在十四点几的水平，差不多是全世界最高的。 大家看一看整个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去年整体利润依然达到两万亿，同比正增长二点几。大家又在诟病，金融是不是今年还应该让利呢？很多大行的行长都在叫苦，但是总理已经表态了，还得持续让利。 《政府工作报告》对于金融的定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定位，在“十四五”规划里面也全面凸显。同时将制造业放在核心位置，制造业里面很重要的是什么？产业基础高端化，产业链现代化，同时产业链、供应链要与我们的创新链有匹配。也就是说中国在很多关键环节、重要环节要有创新能力，把创新作为盈利很重要的基础。 4、“三新”思想贯穿全局。 第一次把“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论、新发展格局”进行专门阐述，成为整个规划的总纲。 大家不要小看“三新”思想。去年8月24号总书记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专门谈到开辟中国经济新局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范畴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5、“数字化”上升到重要位置。 “十四五”这一次把“数字化”、“数字中国”作为一个核心，把数字社会、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企业都上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面。 很多人讲原来是农业社会，然后是工业社会，现在是数字社会，它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6、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并驾齐驱。 “十四五”里面，不是简单地强调城镇化，也不是简单地强调三农问题，而是把两者放在并列的位置来进行表述。这说明中国在下一步乡村和城市的协调发展方面，要有新的文章。 7、碳中和计划产生新机会。 第一次将“3060”纳入规划当中，也就是碳达峰、碳中和计划。（注：碳达峰指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再慢慢减下去。） “3060”计划，目标是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未来产业增长、区域布局、功能规划的一些路径，在一些能源消耗、产业布局要做出重大调整。大家最近看到各个部门都在测算，这个测算对于很多传统企业是成本，对于很多新型企业是利润，对于很多金融和交易意味着一些新的机会。 前一阵易纲行长讲，碳达峰、碳中和产生的资金需求是上百万亿计。这里面就意味着我们围绕着碳交易、绿色金融，可能是相关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板块必须要重新考虑的战略性因素。 8、积极应对人口问题。 第一次将“人的全面发展”纳入其中，并且列为单独的一章，第一次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原来对于“十四五”应不应该把人口生育全面放开，是一个争论的焦点。这里面的问题实际上很复杂。但是“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提高人口生育政策的适应性和弹性容忍度。更重要的是，将生育政策放在减轻生育负担、激励生育上面，而不是简单在生多少个的数量上面。 大家知道这几年新生儿的增长数量急剧下降，前年下降到1400万人，去年的新生儿在1200多万，意味着少生200万人。所以中国的生育政策是很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老龄化。最近大家马上会看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出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次数据公布里面的细节，意味着我们可能在很多政策上面要有进一步的思考和调整。未来的产业发展、商业机会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9、全面凸显共同富裕。 全面凸显共同富裕，同时将“优化收入分配政策”单独成章。但是这里面很复杂，收入分配涉及到大家最核心的利益。最近国家进行了一些调研，去年减税降费各种福利政策最让企业有获得感的是哪一项呢？在这几万份调研里面，给出的答案是是减少社保费用的缴纳，企业对此感受度最强烈。 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世界难题。中国在未来十五年给出的答卷怎么样？实际上这是最考验人的。大家可以思考思考。 10、安全领域扩展。 从传统的安全问题全面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健康领域进行扩展。经济领域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技术安全、金融安全、种源安全等等。 这是一个大转折。如果你在一些关键技术上没有看家本领，你要想跟人家谈判，那是胡扯。如果你没有一些技术性的突破，你要想在产业链上具有议价能力，也是胡扯。 因此我们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基础设施、关键零部件等上面的反思，就要求我们在一些战略上做出重大的调整。 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机遇。 今年我们预计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还会延续，最重要的原因：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两会”以后采取的一揽子超常规的政策效果还会持续发挥。比如我们对于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免，对于相关行业的财政补贴。 二是我们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已经开始显化。 三是新发展格局所布局的十几个方面的重点工程，将在今年全面布局。全年布局的时点，实际上就是二季度。 四是全球经济复苏还会对中国的外需有一个支撑作用。 2、挑战。 中国经济今年持续向好主要是这四大原因，但是也有问题。 一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存在着强烈的不确定性。目前大家看到，很多领域大概率不会改善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拜登政府并不是早期竞选时所谈到的对关税的态度、对于相关产业的态度。恰恰相反，在关键领域特别是在技术、意识形态的领域步步为营、紧紧逼迫。 二是欧美疫情的恢复速度到底怎么样？欧美产业链和新兴国家的产业链恢复情况怎么样？ 三是中国疫苗和国外疫苗竞争或者差距到底怎么样？ 四是我们在一些战略上的布局，特别是前期在一些战略性的新兴行业的布局。由于各个地方、各个部门一拥而上、遍地开花，不顾科学创新规律、产业发展规律的项目，会不会出现新的一些烂尾现象？ 因此我们讲，今年总体的一些参数依然会很好，但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依然是很严峻的。现在看来，8%左右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对我们的整个经济带来相对较好的运行环境、运行态势。 大家也会看到，当前争论的话题还有通货膨胀。最近钱这么多，是不是会发生超级通货膨胀？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研究的结论很明确：不会！但是结构性的价格上涨，毫无疑问会出现。同时在大宗商品市场上面，一些输入性的通胀压力也是会出现的。 总结 这些变化，在局部和区域所带来的冲击，不可小视。我们既要有很好的判断，还要有战略定力。 第一，要从“十四五”规划看到战略重点，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二，与“十四五”规划里面的核心对应，看我们在哪几个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大的动作，或者一些重点项目、重点工程、重点投资、重点改革会出台。 第三，关注一些参数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世界复苏、中美谈判要有一个总体性的认识。 当我们把对未来的预判放到“十四五”的框架当中来进行认识，把两会的精神、“十四五”规划、2035远景目标纲要，把《政府工作报告》这样的核心文件，统一起来进行理解，这样我们就有根有据，而不会过度跟随一些自媒体所做的判断。（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作者：经济学家刘元春）
不做到教育转型 中国恐仍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
【研究员】：wh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仍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陈志武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的教育)，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 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 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 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艰难？光靠在街上挂很多横幅、标语，在核心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就能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比如，讲到中国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广东，还是其它省份，都很难建立品牌。所以，难以通过品牌赚更多钱，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甚至一些机器和电脑，只能是卖苦力。 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系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美国教育重通才，中国教育重技术 从历史看，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原来中国的科举考试，从某一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够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 回过头看，过去中国尽管统治是专制的，但实际上那时候的政府是小政府，当官的也用不着像今天这样宏观调控经济。当时的考试只是考四书五经，我觉得科举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合适的，对当时的“小政府”来说也够用。 可是，现在的教学与考试内容就很不一样，也会而且应该与时俱进。例如，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就不同，是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 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 但是，我发现过去的四五十年，特别是三四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通识教育。 所以，在耶鲁大学，我们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掉在其它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 我们不主张他们在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专家。如果有学生在大学四年时真的成了专家，我们不以为那是一种成功，反而会是一种失败。 当然这也跟耶鲁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总统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的历史系教授就想，既然以前出了这么多总统，说不定今天在校的哪个学生以后也会成为总统，怎么办？ 于是我们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这是持续一年长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 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 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美式样教育：课程安排宽泛，不设名次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的学校是如何办的呢？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她们的经历大概是这样：首先，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就放学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学习。 教师如果布置作业给学生，很多家长会抱怨，说“你怎么给我的女儿、儿子这么多作业，那他们还过不过日子了？他们一生的幸福是我们更关心的，你不要让他们回家后每分钟都花到作业上，最后他们变成了人还是变成了机器？”所以，学校与家长谈判的结果，往往是这样一个结局：美国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以前都不会布置作业。 有没有考试呢？初一之前没有考试。而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你放心好了，美国学生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们的课程安排往往比较广泛。 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 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以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等等；明年了解非洲、拉美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深度会慢慢地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 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务业、做市场营销、做外贸，如果他们对其他的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行？而有了这些从小学到的知识，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会有问题。 当然，沿着这种方式去培养，很容易让我们说:“他们怎么能够做工程师、做专家呢？”但这也没关系，美国本身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因为制造业已经由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胜任了。 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教育知识的结构，反过来，教育知识结构又会决定其经济的产业结构。 另外，美国幼儿园、小学从来不会给学生排名，没有考试当然不会去排名。给奖状的时候是怎么给的？是每个人给一个。 我以前就觉得纳闷，每个学生给一个奖状，总得有一个说法吧？后来仔细一读，老师根据每个小孩的特长，哪方面很突出，就给他那个奖状，更多的是鼓励每个学生:你首先是你自己，不管你数学好不好、语文好不好、画画好不好，还是历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较突出，有较强兴趣，老师了解以后，就会给你写一个这样的奖状。 这跟中国是完全相反，初一之前就给班里的学生每个礼拜、每个学期做排名，经常考试，这很残忍，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开始面对别人告诉他“你不行”。 这样的结论，对人的个性来说，没有比这种东西更敌意和更具破坏性，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对自己失去信心，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美式教育：思辨能力的训练 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园开始就重视的强项。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 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 我们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女儿她们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会花一年时间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 她们就学到，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设，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问题去找数据，第三步是做分析、检验假设的真伪，第四步是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如果结论是证伪了当初的假设，那么，为什么错了？ 如果是验证了当初的假设，又是为什么？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这个过程讲起来抽象，但是，老师会花一年的时间给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做实验。 这种动手不是为考试，而是最好的学习，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自己被别人愚弄。这种动手所达到的训练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靠自己思考、靠自己找问题，这非常出色。 实际上，如果按照我女儿她们在小学四年级就学到的科学方法标准去判断，国内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类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没法及格，因为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 这些都跟我们没有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强化科学方法的教育训练有关，跟没有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的习惯有关。 在小学没有考试，学生还做什么呢？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所谓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说课题。 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 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做5到15分钟的讲解。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刚才讲到品牌跟市场营销很有关系，因为品牌、市场营销都跟表述技能有关。 关于研究性项目，我的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对北京的气候感兴趣，她在社会课上对其做了一项研究，把北京一年12个月中每月降雨量、温度的历史数据收集起来，然后计算历史上每个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计算每个月温度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 然后再分析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况的关系，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 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网要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这就是美国教育厉害的地方。 你看一个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经这么成熟，以至于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但在国内，一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即使到读博士研究生时期，还不一定具备这些研究素养、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连做个研究助理可能还不合格。 有思辨能力，方有经济转型 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讨论问题时，她们一听到任何话，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不住脚。 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的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 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 正因为这样，美国100个人里，随便挑80个，那80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卖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能够给你足够多的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营销这门学问是在美国出现、发生和发展的。 美国教育体系给每个人都提供了那么多自我表述的机会，等他们长大后，特别是念完MBA以后，在他们介绍产品和自己的研究与想法时，至少不会站在一班人面前就发抖，没办法说出话来。 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到这个地步时，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品牌建立上、创新型国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愿望和渴求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来源：未来教育管理研究、经济文萃、学习社群 作者：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
社会热点
造车混战中优势并不突出 小米前或有人先造出“年轻人的第一辆车”
【研究员】：wh
根据创新和知识产权SaaS服务商智慧芽数据显示，目前小米汽车相关专利中发明专利超过96%，领域集中在无线通信网络、电数字数据处理、数字信息传输、图像通信、交通控制系统、距离测量、导航等领域，相比特斯拉、蔚来，小米在汽车领域相关专利稍显薄弱。
【博览财经特稿】3月30日晚，小米正式官宣造车。雷军一方面表着决心——“押上一生所有积蓄和声誉，为小米汽车而战”，一方面亮着肌肉——计划首期投入100亿元，未来十年投资100亿美元用于造车。 虽然连PPT阶段都尚未进入，但作为科技公司的市值管理利器，雷军的钱不会白花，从2月份造车消息传出以来，对小米股价已经产生了一波波正面影响。 网友的反应同样热烈，纷纷应援，认为“年轻人的第一辆车”就要来了，并表示“只要敢造，我就敢买。”社交媒体调查显示，投票中超过90%的年轻人有意愿购买小米汽车。 且慢，小米制造的，真是“年轻人的第一辆车”吗？ “年轻人的第一辆车”这个概念，显而易见主打的是低廉的价格，以及超越价格的配置，也就是小米引以为豪的“性价比”。但雷军当晚演讲关于造车的部分里，强调的都是“高品质”，“性价比”一次也没有出现。 年轻人对小米造车的期待，源自小米手机的低价基因。然而现实情况是，小米手机近几年一直在试图扭转外界的“低端”刻板成见，并尝试在利润更丰厚的高端手机市场站稳脚跟。 2020年小米一口气推出了3款高端手机，3月30日晚新品发布会上推出的新机型，也大都瞄准高端市场。 年轻人永远年轻，但小米已经不是当初的小米了。被华为摁在地上摩擦几年后，想必雷军已经深知从低端往高端攀登的过程有多艰难。 更何况，智能汽车行业又和手机截然不同。是从低端起步，造“年轻人的第一辆车”，还是不再走手机走过的弯路，一开始就瞄准高端？雷军的答案，或许会和年轻人希望的有所不同。 小米有没有往下砍价的客观能力？ “对我们来说，小米能不能把汽车价格给打下来很重要！” 在小米官宣造车之后，全网对小米造车的最大期待莫过于“把价格打下来”，因为这背后承载着年轻人能不能买得起自己第一辆车的“重担”。小米有没有往下砍价的客观能力呢？ 毕竟，销量是所有新能源汽车追求的终极目的，而价格是通往这一路标的捷径之一。现在有能力被称为“价格屠夫”的，还唯有特斯拉。而特斯拉能够降价的背后，则是商业模式、成熟供应链、零部件国产化、规模化生产等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使然。 这些因素的达成，都需要时间积累和成熟技术支持。特斯拉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耕耘多年，在推出第一款车型近八年后方才推出了定位于廉价车型的Model 3，售价大概为3.5万美元（在当年约合21.7万人民币）。资料显示，Model 3价格的优惠得益于更换更便宜的电池组，以及在超级工厂生产。 而在国内，面对特斯拉的降价，蔚来李斌不是没有回应过。据车云报道，李斌曾经表示：“蔚来汽车没有降价空间，我们想降也降不了。可能还会涨价，像新ES8和2018款的ES8相比是涨了2万块钱。我们比较实事求是地进行合理定价，而不是一味追求市场规模。”
面对特斯拉Model Y的再一次降价，李斌今年年初再次回应，称“以后特斯拉降到十几万，我都不奇怪。”据了解，特斯拉今年1月1日官宣，国产Model Y正式上线，该车型较此前降幅最高达16万元左右。 再来看小米造车，雷军旗下的顺为资本就投资过蔚来，并且曾在2018 NIO DAY为蔚来汽车站台。据36氪消息，雷军在2月底和蔚来李斌有过一次交流，两人或在“追求品牌”上达成共识。而在小米75天的调研中，雷军或许已经清楚了蔚来为什么要坚持不降价。 雷军计划10年投入100亿美元的决心，或许也侧面说明了小米对于想要打造高质量和高技术体验汽车的目标——小米造车大概率不会冲着“性价比”去了。 有研究新能源汽车的分析人士表示，当下的特斯拉更像是来打造新能源车界的“拼多多”，说好听点，就是符合马斯克要做全球电动车的普及者的初心。 可见，降价不是说说就能够实现的。没有一定的时间积淀、资金投入和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以及人才管理，电动汽车的价格很难降下来。这一点，对于刚开始起步的小米来说，短时间或许难以实现。 摆在小米造车面前的难题 造车和造手机，又明显不同。新能源汽车有两个重要的维度：新能源和智能。 在新能源这一点，由于锂电池尚未解决的里程焦虑，特斯拉选择了大建超级充电桩，蔚来推出了换电服务，这些配套基础设备都需要极大的资金投入来实现。以特斯拉超级充电站为例，其建设成本在200万元左右。 如何解决里程焦虑，同样是摆在小米造车面前的难题。此外，在智能化方面，小米也并不占优势。虽然小米在人工智能和芯片技术上有所积累，但是从手机跨界进入汽车行业，研发调整再到商业化搭载，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例如2014年立项的小米芯片，到今天才开始应用。 对比国内造车三兄弟，其从成立到第一辆车量产下线，中间都至少熬过了4年的时间。 对于跨界造车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来说，另一条追赶先头部队的捷径是选择“代工”模式：自己提供软件技术，由车企来完成造车工作。百度、苹果都在践行这一思路。对于小米来说，这不失为一种潜在可能性方案。 但这一模式对互联网科技公司提供的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小米方面并没有在技术方面公布什么进展，但是从技术专利方面和投资项目方面外界仍可窥探一二。 根据创新和知识产权SaaS服务商智慧芽数据显示，目前小米汽车相关专利中发明专利超过96%，领域集中在无线通信网络、电数字数据处理、数字信息传输、图像通信、交通控制系统、距离测量、导航等领域，相比特斯拉、蔚来，小米在汽车领域相关专利稍显薄弱。 而且从小米累计申请的超800项的专利内容上来看，小米的专利大多集中在非造车核心领域，而在三电（电驱动、电池、电控）和自动驾驶方面仍显欠缺。 作为对比，华为已经完成了三电系统、自动驾驶技术、智能化技术的全面布局，还结合中国车路协同路线，研发出了激光雷达。和小米造车模式类似的苹果，在专利数量和质量上同样远甩小米。相关报道显示，截至目前，苹果已经在自动驾驶、电动汽车、智能座舱等各个核心领域获得了专利，这也是导致众多新能源汽车公司都将苹果视为未来最大敌人的原因，从马斯克到李斌，都曾说过类似的话。 在造车这场混战中，很明显，小米的优势并不突出。 华为的“真香定律”虽迟但到 相对于小米造车，业界更看好的可能是华为。现在，小米已经把造车放在了台前，华为还能坐得住吗？ 去年11月25日，华为发布了任正非签发的《关于智能汽车部件业务管理的决议》。在决议中，任正非明确重申：华为不造整车，而是聚焦ICT技术，帮助车企造好车，造好车，成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增量部件提供商，并在最后附上戒告，“以后谁再建言造车，干扰公司，可调离岗位，另外寻找岗位。” 尽管华为一直在否认，但依然无法阻挡外界时不时传出的造车新闻。3月31日华为2020年度业绩报告发布会上，时任华为轮值董事长的胡厚崑不得不再次向媒体解释，“目前汽车是个热门话题，华为作为ICT行业如果不涉及汽车就有点落伍了，汽车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一样走到了数字化转型的时间点，汽车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电动化和智能化，这个趋势不会改变。”但华为做好汽车重要增量部件提供商的定位没有变。 外界每一次造车传闻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华为在汽车领域新动态的更新。企查查方面就曾在去年3月份曝光华为已申请注册“华为汽车钥匙”商标的事实，除此之外，湖南世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曾抢注“华为汽车商标”被驳回。两相结合，外界对于华为或将造车的猜测就更加有力了。 而在去年的华为Mate 40发布会上，不造车的华为还推出了“智能汽车解决方案Hi”。Hi方案包括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控三个计算平台和 AOS、HOS、VOS 三个操作系统，以及一款车载智慧屏硬件。除了四个轮子和外壳，华为几乎把能做的都做了一个遍。
截至目前，华为的HiCar生态合作伙伴已经超过30家车厂，其中包括奥迪、一汽、广汽、北汽、奇瑞、江淮等车企。华为甚至开始深入汽车产业链制造端，联手长安汽车和宁德时代，共同打造新的高端汽车品牌。 软件到位了，产业链也提升了，再宣布造车或许也只是一句话的事情，毕竟这样的事情，华为也不是没有做过。 不少网友拿华为当年进军手机业务和智慧屏的事情，来佐证“华为或许是在挑一个时间点来宣布造车”这一行为。毕竟，华为的“真香定律”虽迟但到。 再加上电动汽车行业现阶段之所以巨亏在于研发和能否规模化生产，而这一点华为已经投入巨大资金来研发而且已有成效，并且和多家车企建立联系，规模化也指日可期。如此韬光养晦，投入巨大，不去利润极高的汽车行业大展身手一番，不符合华为和任正非一直以来的宗旨——利润至上。 就在最近，华为的“真香定律”再一次展现。就在五年前，华为消费业务云服务部前总裁苏杰曾表示，华为不会申请第三方支付牌照，一样的话术是：华为会为整个支付行业提供最安全的底层解决方案。然而五年后的今天，华为还是申请了支付牌照。天眼查显示，华为通过收购讯联智付100%股权，拿到支付牌照。而在拿下牌照之前，华为也曾早早布局移动支付领域。 这一切看起来都似曾相识。无论怎么样，未来这几年，造车赛道都将会是一场无休止的硝烟战场。 对于越来越多的新玩家下场造车，何小鹏接受晚点LatePost采访时表示：“对于全新的、没有基础的公司肯定更难，因为今天竞争激烈了。你以前花100块钱获得的人才，今天要花200到300块钱。第二就是时间有限，对于全新的公司一定更难。” 或许，在小米之前，可能会有其他人抢先造出“年轻人的第一辆车”了。（来源：字母榜（ID：wujicaijing） 作者：薛亚萍）
人物广角
从百亿身家到身陷囹圄 戴志康的兴衰成败之路
【研究员】：wh
在地产业务遭遇发展受挫的同时，证大集团在2010年又再度发力金融业务，只不过这次是从资本市场投资转向了小微金融。2010年，深圳市证大速贷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海门市证大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2011年，证大财富成立。2013年，证大金服成立。
【博览财经特稿】3月31日，上海一中法院对上海证大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人戴志康、戴卫新、郁耀、张艳华、陆卫丰、顾文俊、徐生宽集资诈骗一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中，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被告人戴志康作为被告单位证大文创等“证大系”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采用债权转让模式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 2011年11月至2019年8月，“证大系”企业将上海证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放贷形成的债权包装为年化收益5%-15%且保本付息的债权转让型理财产品，由上海证大大拇指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线下门店或上海证大爱特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捞财宝”线上平台对外公开招揽出借人，并采用虚假发售逾期债权产品、虚假凑标、虚假宣传等方式，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 至案发时，“证大系”企业累计向35.01万余人非法集资人民币596.66亿余元，造成2.65万余名被害人本金未兑付共计人民币75.21亿余元。 2020年3月16日，警方通报，戴志康等24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在当前，戴志康等人的定性变更为“集资诈骗”。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到“集资诈骗”，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集资诈骗的主观恶意性要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严重的多。在当前大环境下，如果犯罪行为属实，相关人员受到刑罚将会相当严厉。 在涉及网贷之前，戴志康已经功成名就，是公认的商界大佬。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其进入P2P网贷这个行业？原本具备雄厚实力和丰富金融经验的戴志康，又是如何栽倒在P2P的泥坑当中呢？ 戴志康的人生经历，从高峰到低谷，正应了一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从来只有时运造英雄，能够创造形势扭转形势的英雄到底在哪里？本文简单回顾戴志康的兴衰成败之路，或许能够引起人们的深思。 少年得志 年少得志，先考入人民大学，后考入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跻身精英阶层。 戴志康的前半生走的顺风顺水。戴志康出生在南通市海门。他虽然出身贫寒，但是学习成绩优异。上世纪八十年代，戴志康参加高考，考入人民大学。这是响当当的名牌大学，尤其是在经济、金融、政治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民大学的实力位居国内前茅。 后面，戴志康又考入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这在业内俗称“五道口”。“五道口”依托金融主管部门人民银行，老师很多都是金融监管高官或是金融机构高管，这些人金融知识和经验都非常丰富，而且掌握巨量的金融行业资源。名师出高徒，虎父无犬子。五道口毕业生在金融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中国金融界形成非常雄厚的势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与当前不同。当时正处于文革结束后不久，经历了长时间的大学教育断层，中国有大学教育背景的人才非常稀缺，大学毕业的人员在社会各界都能够相对容易的占据有利位置。 大学教育背景在八十年代的价值，和在21世纪20年代的价值，可以说是云泥之别。在当时，大学的教育背景的重要性甚至要远远超过家庭背景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而言，戴志康虽然出身普通家庭，但是自他考入人民大学后进入五道口学院之后，他就已经不再是草根阶层，而是精英阶层的一份子了。 这个就是时运。八十年代最大的时运，就是考上大学特别是好的大学，可以让人迅速上升至社会的精英阶层。这也与八十年代的特殊形势有关。当时中国正处于精英阶层逐步形成和扩大的过程当中，阶层格局不像当前这样固定成型。 左右逢源 戴志康毕业后，先工作再创业再工作再创业，左右逢源，挥洒自如。 1987年，戴志康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信实业银行总行，担任行长办公室秘书。但在不久之后，他便从中信银行辞职，并与两位中信银行的同事南下海南，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不过，戴志康的首次创业以失败告终。 后来，戴志康回忆起这段经历，将失败原因归结为四个字：涉世太浅。或许这次创业对于戴志康的成长而言不能算是失败，因为戴志康因此而获得了创业的经验教训和世事洞明的智慧。 没过多久，创业失败的戴志康回到北京，于1988年进入德国德累斯顿银行北京代表处任中方代表。1990年，在研究生同学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张志平的劝说之下，戴志康重回海南，担任海南省证券公司的部门经理。 即使创业失败了也能轻松重来，而且仍然可以获得前景光明的职位，这在如今是很难想像的。在21世纪20年代，对于一个没有较强家庭背景的研究生毕业的普通人士而言，戴志康的这些机遇和这种经历只有精英阶层的子弟才能做到。这正验证了前面的观点，八十年代考入名牌大学，基于上就已经进入精英阶层。 1992年，戴志康受命组建中国首家公募基金公司——海南富岛基金（下称“富岛基金”），出任总经理。富岛基金首次募集了6000万元人民币，用于股票投资和房地产投资。 戴志康属于中国金融界开疆拓土的一代人物。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戴志康大呼“激动！”他感觉自己创造了历史。“那时的海南，金融市场大门打开，而规则尚未建立，是一个过度自由化的大市场。我们参与设计和推动了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的建立和建设，有一种创造历史的豪迈感。” 第一桶金 戴志康在327国债事件当中捞到第一桶金，接着在股市实现财富自由。 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在1992年注册成立的，当时是作为海南富岛基金的管理公司而建立的。这是证大集团的起点。然而，1993年国家出台宏观调控政策，海南的房地产和股票泡沫破灭，富岛基金一度出现巨大亏损。但是戴志康却在“327国债”期货投机上面获得成功，赚取了几百万元。这是他的第一桶金。 中国民间一直流传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就是“327国债事件”太过凶险，即使是当时取胜的一方，相关人员后续都难逃恶运。戴志康在2019年的投案自首与2021年的受审，为这一迷信说法又增加了一个例证。 有了第一桶金之后，戴志康接着又抓住了抄底中国股市的机会。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戴志康利用手中已有的2000万元现金借贷3000万元，还有一位国企老总为其提供5000万元，再配资1亿元，总共撬动了2亿元资金，操作苏常柴、四川长虹两只股票，并且从中获利。 他大规模入股苏常柴，一度持有流通股的比例高达80%，并在一年后的大牛市卖出，暴赚两个多亿。其中，戴志康赚了一个多亿。随后，戴志康集中持股价值被低估的四川长虹，并持有至1998年初，再次暴赚！ 1999年5月，他集中投资电广传媒、中信国安、上海梅林等网络股。再次大获全胜，收益在100%以上，并成功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全身而退。戴志康自己提到“1996年、1997年，（自己）在资本市场挣了5个亿。” 1998年，戴志康改组证大系公司，成立证大集团并任董事长至今。在上世纪90年代，证大集团更多是以二级市场投资知名，一度被称为“中国私募教父”。 回顾戴志康在上世纪的经历和取得的事业成功，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结论。戴志康的成功，有很大因素是来自于高考的成功，这是其在未成年还没有真正涉入世事时就获得的。这是时代提供的特殊机遇：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八十年代的社会格局重塑、精英阶层正在形成并且吸纳大学教育背景的人士，等等。这种机遇并不是单纯是因为接受了教育并且学到了知识就能够获得的。 因此，戴志康的成功不能完全算是依靠自身努力打拼取得的成功，而是中了国家提供的高考彩票而取得的成功。当然，他能够中到这个高考彩票也是需要努力和天赋的。这种特殊形势下的特殊经历，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即自己取得的突破出身背景局限的成功，是因为自己的能力超群和极端努力，相对忽视了其实是教育背景让其突破了出身背景的局限。 戴志康的一系列事业成功，更多的是依靠投机或者投资而非苦心经营实体企业。前者的成功更加依靠胆量、决策和运气，尤其是运气，而不是精细化管理运营。戴志康取得的这种成功，很容易让人高估自己的运气，也很容易激发进一步冒险的行为。 进入房地产 21世纪，戴志康进入房地产市场，并且控股上市公司，持续成功。 在2000年中国股市进入低迷之时，戴志康大举进入房地产市场。早在之前，他就以富岛基金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取得杭州西郊261亩农田与池塘，开发“湖畔花园”项目。 1998年，国家推出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开启。戴志康以3500万元的价格从富岛基金手中购入“湖畔花园”项目，项目完成后销售火爆。据说“湖畔花园”的风水极佳，马云就是在“湖畔花园”创立淘宝的。1999年，证大集团在杭州开发了“莲花港家园”项目，也获得成功。 有了几次成功的试水之后，戴志康铆足干劲，在浦东以非常低的价格拿到了足够开发十年的土地。接着证大集团陆续开发了证大家园、联洋社区、水清木华等住宅项目，以及大拇指广场、喜马拉雅中心、九间堂别墅等以“中国文化元素”为标榜的文化地产项目。 2004年，戴志康以17亿元身家位列胡润百富榜第57位；2007年以100亿元身家位列第65位。戴志康的事业辉煌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不谐之音 成功交响曲的不谐之音：建造喜马拉雅中心与拿下上海外滩地王。 有两个事件对于戴志康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一是喜马拉雅中心项目运作。一是外滩项目失利。 前一个事件里，戴志康没有按照商业逻辑运作喜马拉雅中心项目，将过多的理想主义带入了商业活动当中。商业地产项目的回报周期长，占用了宝贵的资金，加之投资资金严重超出事先计划，这使得证大整体发展受到拖累。 后一个事件，使得戴志康最后全面放弃地产事业而转向小微金融，最终走上了非法集资的道路，这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喜马拉雅中心位于上海城市文化副中心浦东花木镇，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由“精品购物中心、卓美亚超五星酒店、喜玛拉雅美术馆、大观舞台和创客办公”等部分构成。 这个项目耗资巨大，但是收效较缓。更加致命的是，该项目的投资远远超出原先计划。 项目前后花费30亿元资金。一开始的时候，戴志康认为项目投入10多亿元就足够，但是后面却被自己的文化理想和审美情趣所影响，一再加大资金投入。其中，单就“喜玛拉雅美术馆”的项目，预算就达到5亿元，是原先预算的10倍。 从文化角度和长远的角度来看，喜马拉雅中心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项目。但是这一项目对于患有资金饥渴症的地产公司而言，并不能算是成功，反而成为公司发展的拖累。 中国没有REITs这样的产品可以让商业地产实现证券化退出，证监会自2009年以来，也没有批准过房地产公司IPO或定增，想要通过增加股本来持有商业地产的道路不通。商业地产这类大宗资产变现比较难以找到买家，通常是有价无市。这些原因使得证大集团无法将资产快速变现回笼资金，只能举债持有资产。 商业地产类的租金回报率很低，特别是在运营前期阶段人气还不旺的时候，持有阶段产生的现金流都难以覆盖利息支出。证大集团持有喜马拉雅中心，使得公司债务杠杆提高，资产固化，承受巨大流动性压力。 中国的地产公司在2010年－2020年期间，最为有效的发展模式就是快周转模式。地产公司偏好周转快的住宅类项目，以较少本金撬动金融机构的债务资金，拿地之后，快速建设，快速销售，快速实现资金回笼，然后再用于新的项目，不断滚动发展。 在喜马拉雅中心项目上的大量资金投入，短时间内无法产生回报和回收现金流，阻碍了证大集团的地产业务发展。对于证大运作喜马拉雅中心的事件，有熟知戴志康的金融人士的评论：商业的归商业，情怀的归情怀，在商应该言商。戴志康的失败主要在于眼光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单就企业发展而言，证大集团在喜马拉雅中心方面的失误，戴志康的人文情怀、预算过大超出原定计划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证大集团选择了错误的发展方向：商业地产。这是战略失误。 商业地产没有退出机制，严重缺乏流动性，而中国的货币形势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使得企业面临巨大的流动性风险。以大幅举债加杠杆的方式开发并且持有商业地产项目的地产企业，鲜有成功者。 泰禾、华夏幸福等地产企业因为流动性问题而遭遇失败的部分原因，也是持有了大量无法变现的商业地产。 在十年前，潘石屹的SOHO选择商业地产作为主要发展方向，也可以说是一种失误，错过了中国地产行业的黄金发展时代。潘石屹也从地产界的风云人物，到如今逐渐被边缘化。 2010年，戴志康以92.2亿元的价格拍下了上海地王“外滩8-1”地块，试图打造三个喜马拉雅中心。当时，证大集团的账面资金不到10亿元。这显示了戴志康的激进风格。这个超出证大自身操盘能力的项目，导致证大的资金周转失灵。 证大集团原计划通过举借债务等方式来融入资金。但是在2011年，前期4万亿刺激计划和货币宽松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国内通胀压力加大，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收紧。这种情况下，证大集团没有如愿获得设想的银行信贷等外部融资。随着第二期46亿元土地款缴款期限日益逼近，证大集团不得不忍痛将“地王”转手。 2011年底，证大集团先是将外滩项目50%股权转手给郭广昌的复星地产，后又联手绿城将剩下50%股权转让给了潘石屹的SOHO中国。这番操作，还让郭广昌与潘石屹两人为了争夺外滩项目而对簿公堂。后面复星地产获得胜利。 如今，复星外滩金融中心早已建成，成为上海新地标，非常繁华，然而却与证大及戴志康无关，成为戴志康心头的遗憾。戴志康后面提及这段经历时，指出“由于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犯了错误，导致我们最终的退出，不仅丧失了一个地产周期，而且令公司在地产板块的根基受到动摇。” 地产受挫 证大地产发展受挫，戴志康退出地产。 2014年，证大集团深陷文化地产困局，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最终，戴志康和女儿戴陌草在2015年将证大集团旗下地产上市公司证大房产42%股权，折价出售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退出地产行业。集团仅留下喜玛拉雅中心和喜玛拉雅美术馆。 戴志康对于自己退出地产行业的行为，有这样的评论，对于房地产这样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时常感到力不从心，也深感自己的理想主义与这个行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格格不入”。 《财经》在有篇关于戴志康的报道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内容：“戴志康是江湖草莽英雄，多年的偶然与万幸造就了内心固然成形的错觉，错误地判断了现实。他的内心充满了人定胜天，不是顺势而为。在某些时刻，只能上、不能下，不从内里反思，反而内心充满了骄傲、充斥了过去的荣光可以再助其胜天。” 作者认为，理性主义导致失败只是表像，甚至可以说是戴志康不愿意承认错误的托词，关键的问题是没有认清中国地产行业的本质。 资本密集型的地产行业，业务本质就是加杠杆投机地产，具有很强的金融属性，可以视为是加杠杆的地产基金。所谓文化、健康、养老、教育等等这些都是附加在地产上面的微不足道的附加值。 商业地产之所以不是理想的商业模式，是因为国内没有商业地产的退出机制。企业投资商业地产而没有退出机制，就和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初创企业而不能IPO或是出售退出一样，非常棘手。 这种情况下，做商业地产要慎重运用杠杆进行扩张，而要真正发扬理想主义的精神，专注于现有项目本身的附加值，将现有项目做深做透做精，而且要慎运杠杆，尽可能利用自有资金持有资产。 证大集团采取的是加杠杆购买资产的做法，甚至还采取了手中根本没有钱但是先付部分定金购买地王然后期待资产价值上涨的做法。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做法，是最现实主义者的做法。 证大集团高额举债在多个地区拿地扩张，想要做大规模，赚足利润，这也是最现实主义者的目标。同时，证大集团又想体现一些理想主义的情怀，违背地产行业的商业逻辑。最后，戴志康却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为理想主义，这未免显得有些自欺欺人。 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如果一家风投机构在没有退出机制的情况下，却借债大量投资技术类初创企业，然后由于所投企业的利润无法抵补债务利息支出，资产端无法退出而负债端无法持续，资金链断裂导致失败。我们是认为这家风投机构失败于“想要技术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还是失败于商业模式本身存在的问题？ 转向小微金融 证大集团转向小微金融，开展小贷公司业务和P2P业务。 在地产业务遭遇发展受挫的同时，证大集团在2010年又再度发力金融业务，只不过这次是从资本市场投资转向了小微金融。2010年，深圳市证大速贷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海门市证大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2011年，证大财富成立。2013年，证大金服成立。 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就是以股东自有资金加上从银行获得的贷款等债务性资金，发放贷款给小微企业，赚取利差。这种业务类似银行，但是不能够吸收存款，小贷公司能够放大的杠杆非常有限。 证大财富和证大金服的业务主要就是P2P业务。这类业务就是面向普通大众销售理财产品募集资金，再将资金发放贷款给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等，赚取利差。这类业务和小贷公司的业务非常类似，但是相比小贷公司业务有巨大的优势。 一是理财产品的投资门槛较低，通常5万元、10万元不等，出售理财产品相当于面向大众获取资金。 二是资金的投向几乎没有监管。在当时，业内普遍采取资金池模式。这种模式下， P2P挪不挪用资金，完全取决于运营者的胆量和良心。根据这些特征，我们可以将P2P公司视为一个不需要牌照而且可以随时将资金全部放贷给股东的商业银行。 证大集团介入并且发展P2P业务的时间段，与公司当时深陷文化地产，资金链条紧张的时间段高度重合，因此很早就有人质疑证大可能存在挪用资金的情况。这一质疑并非空穴来风。戴志康在投案自首的时候，就称“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设立资金池、挪用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且已无法兑付。” 资金很有可能被挪用进入股市。因为从2013年到2019年，房地产市场的表现良好，房地产资产价格年平均上涨幅度远远超过提供给投资者的年化收益率。如果资金是进入了房市，证大案发时的窟窿不会那么大。而在此期间，股票市场先是经历2015年股灾，后面在2018年的时候股市又出现较幅度下跌。 证大集团在2012年推出互联网微金融服务平台“证大e贷”。在2014年时，证大集团成立P2P平台捞财宝。根据捞财宝的官网数据显示，2018年捞财宝的营业收入约2.6亿元，当年净利润是1163万元，已经连续三年盈利。 在证大的P2P业务架构里，证大财富侧重于产品资金端而证大金服侧重于资产端。为了销售产品和获取资产，证大财富和证大金服在全国各地开有多家线下门店。P2P业务采取的模式是超级债权人方式。 这个模式是由宜信唐宁首创的。其具体的操作是先由戴志康的侄子戴卫新以自有资金发放贷款给小微企业或个体户，然后再由戴卫新将债权以理财产品的方式转让给普通大众，回收资金。 据说戴志康非常喜爱戴卫新，视为已出，给予重用。两人一起从事P2P业务，颇有点“上阵父子兵”的味道。只是没有料到，戴志康对于家族后辈的欣赏与提携，却将他推向无底深渊。 这一模式在当时被多方论证是符合法律的，原因是基于合同法，个人发放贷款并且转让债权资产，是有法律依据的。然而即使这一结论成立，这一模式在当时也存在问题，就是拆分债权进行期限错配。 资产端提供给借款人的通常是2年或3年，期间借款人定期偿付本息，而产品端销售给投资者的大部分都是3个月、6个月、9个月或12个月。 资金端的期限短于资产端。从金融的角度，这种错配产生巨大的流动性风险，容易导致资金链断裂而引发失败。从法律的角度，债权等金融资产的核心要素是现金流，不同的现金流对应着不同的债权资产。将债权拆分改变了现金流的特征，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债权转让了，而是P2P机构自己创设了债权！即使没有恶意欺诈，也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提供给普通大众的回报根据期限不同，理财产品的回报在年化5%－15%左右，大部分在10%左右。发放给借款人的收益率在年化30%的水平。资产端业务也需要成本，大概在5%左右，加上约2%的产品销售费用。 这类业务在起初有较大的利差空间，完全可行。然而，随着行业竞争者加入，利差变窄，借款人的信用质量下降，导致违约率增加，最终变得难以为继。或许，在这种情况下，戴志康开始挪用资金用于房地产、股票等投机。 危机爆发 错配加挪用资金，资产端投机失败、资金端链条断裂，危机爆发。 戴志康很有可能有将资金挪用到股票市场。这种推测的依据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戴志康之前曾在股票市场投机获得巨大成功。人们很难摆脱之前行为的影响，总是想要复制之前的成功。 二是以戴志康的原有实力，除了股票或是期货等市场，在其他领域要亏损得让戴志康无法弥补，非常困难。 三是在2015年中国股票市场经历了一场股灾，在2018年又经历了一场较大震荡。这与证大开展P2P业务的时间段符合。这次长时间的熊市消灭了很多资本大鳄，包括徐翔在内众多股市大佬折戟其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戴志康在2019年投案之前一再鼓吹股票牛市。通过接受媒体采访，个人微博等，戴志康在多个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A股市场开启新一轮牛市，底部很扎实，调整也很充分。”“我认为这一轮A股市场的牛市，一定不会是所有股票的牛市。股指上涨的推动力，应当主要来自于一批有代表性公司的持续走强。我本人看好的主要是两大方面：科技股和券商股。”“券商股快速走强，表明牛市正式启动”“本轮牛市将会大约有200只十倍股”。“A股市场将迎来一轮长期牛市，并且将“掀翻”2015年前一轮牛市的最高点”，等等。 这些言论，不仅表明戴志康在关注并且已投身于股票市场，而且还隐约透露出一丝急盼牛市的焦虑，这通常是被股票深套者的表现。中国的股票牛市最终的确在2020年如戴志康所料来到，只是对于戴志康而言，牛市来得有点晚。戴志康倒在了股票牛市的前夕。 P2P行业从2018年开始受到严厉监管，政策不允许进行债权拆分操作和资金池运作。大量P2P爆雷，引发行业挤兑。投资者不愿意再对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投资了。证大的资金链条断裂，同时挪用到其他地方的资金已经产生巨大亏损。于是悲剧发生，戴志康的传奇人生经历自此画上句号。（来源：结构化金融 作者：宋光辉）
想挣大钱还是要和有钱人玩 揭秘喜茶背后的资本江湖
【研究员】：wh
1994年，乐百氏凭借新推出的AD钙奶几乎垄断了整个乳酸奶市场，成功跻身国内多座一线城市，营业额突破一个亿。这一年，49岁的宗庆后带领着新组建的娃哈哈集团再次杀入乳酸菌市场，艰难地想从乐百氏的市场里撕出一个口子。34岁的何伯权意气风发，此时的他还真没把娃哈哈放在眼里。
【博览财经特稿】1996年6月5日，著名的《北京青年报》忽然刊发一则失实新闻，报道声称“娃哈哈果奶毒死三位安徽女童”。 其实，这本是一宗人为投毒事件，结果让娃哈哈陷入舆论漩涡，品牌遭受重创。 由于事态严重，51岁的宗庆后不得不数次出面解释。 可随着被愤怒和恐慌裹挟的群众对娃哈哈品牌不断涌来的质疑和非议，经销商也闹腾起来，这让宗庆后感到心力交瘁。 此时，内外交困的宗庆后悄悄打了个电话，希望对方不要借此发挥，更不要做出落井下石的事情。对方听完，立即斩钉截铁地回复道：“我们绝不会的，你放心吧，宗老师！” 不仅如此，那边放下电话，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命令公司内部和全体经销商不得将娃哈哈此次事件作为炒作和攻击的手段，违者严惩。这人正是36岁的何伯权，广东乐百氏品牌的持有人，也是此时娃哈哈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很多人都知道娃哈哈是靠做乳酸奶起家，却很少人知道其实此时国内乳酸奶的第一品牌是乐百氏乳酸奶，市场份额远大于娃哈哈，说娃哈哈是跟随乐百氏并不为过。 就在娃哈哈出事的同一年，双方刚在纯净水市场火拼。抢先推出瓶装纯净水的娃哈哈很快占据市场，慢了一步的乐百氏占了下风，明里暗里的争斗在所难免。 不过，面对对手的危局，何伯权还是信守了承诺。他很清楚，快消饮品行业都是一体的，今天以卑劣手段弄死对手，他日自己也未必能笑到最后。 当然，何伯权也有自己的条件，两家的纯净水利润都不高，想提议娃哈哈一起联手提下价格。宗庆后很爽快地答应了，大家都是好兄弟，一切还不好说？而这一切远未停止，风波再起。 何伯权生生将乐百氏砸出一片天地 1960年，何伯权出生在广东中山市小榄镇的一户普通农家里。幼年的何伯权一直非常机敏，成绩总是全校前三。 不过，在时代的大潮下，个体的命运也只能随波而动。15岁这年，初中毕业的何伯权被分配到距家五百多里远的岭南山沟“修地球”，一干就是三年。 1978年，18岁的何伯权回到家乡教书，而看到市场洪流的他，靠着台球桌租赁生意，赚到了第一桶金。可有钱不代表有身份，20岁出头已经小有资产的何伯权前往中山大学进修。 不久之后，他回到小榄镇，一路从工人干起，28岁时当上了属于地方第三梯队的镇团委书记，分管镇制药厂和招商工作。说是制药厂，其实也就是一个乡镇小作坊，可他的务实开拓还是很受地方领导的赏识。 只可惜，小榄镇虽身处改革开发前沿的广东，但是既缺资源也缺人才，发展一直不温不火。 1988年，总部设在广东东莞的“太阳神”口服液从街道小厂起家，不到一年时间，便成为风靡全国的保健品，销售额超1个亿，让所有广东人很是眼热。 这一年，太阳神创始人之一的方实离开东莞，来到广州成立了广州乐百氏实业有限公司，主营糖果、饼干等食品，开始自立门户。 听着相距不远的姐妹城市相继奏响改革的凯歌，小榄镇领导很着急，分管招商引资的何伯权心里更撩火。 这一年的春节，28岁的何伯权前往香港探亲。在街头，他意外地发现，当地一种只卖八毛的乳酸奶非常受小孩欢迎，细细一琢磨后，觉得其中商机大有可为。 没等假期结束，何伯权便从香港立即返回小榄镇，直奔镇长家里，信心满满地表示：“乳酸奶和保健品结合，肯定能火！”
何伯权的想法是，将口味独特的乳酸奶变成和“太阳神”类似的保健乳酸奶，好喝还有保健作用，市场潜力无限。镇长一听，想法超前也很靠谱，当即表示支持，由镇政府出面协调信用社贷款95万给何伯权，同时经人推荐，将已小有名气的“乐百氏”商标租借给了他。 一切就绪的何伯权毫不含糊，在镇上一间不足十平方的小屋内成立了“中山市乐百氏保健制品公司”，接着跑遍了广东20多所大学，联合微生物研究所合作研发乳酸奶。 1989年儿童节这天，“乐百氏乳酸奶”正式问世，广告语也很直接：“新一代人体高级天然保健饮品”。广告语虽然喊得高大上，可品牌推广却很地气。 何伯权从小榄镇雇了300个年轻人，分成30个小组，每组10人扑向珠三角几个主要城镇。那些日子，只要在东莞、中山、顺德、广州等城市的繁华地段，你总能看到一伙人，敲锣打鼓地拉着“热烈祝贺乐百氏奶投放市场”的横幅游走。 方法是简单粗暴了点，可效果着实不错，许多好奇的广东人被这个集保健和口味为一体的乳酸奶吸引，纷纷购买品尝。一年下来，广告费不到电视台广告百分之一的乐百氏，营收超过300万。 乐百氏乳酸奶一炮而红，很多代理商和经销商闻风而至，揣着大把现金排着队要代理乐百氏乳酸奶。 钱赚到了，何伯权接下来的套路并不新鲜，就是拼命砸钱做广告，生生将乐百氏砸出了一片天地。 1994年，乐百氏凭借新推出的AD钙奶几乎垄断了整个乳酸奶市场，成功跻身国内多座一线城市，营业额突破一个亿。这一年，49岁的宗庆后带领着新组建的娃哈哈集团再次杀入乳酸菌市场，艰难地想从乐百氏的市场里撕出一个口子。 34岁的何伯权意气风发，此时的他还真没把娃哈哈放在眼里。乐百氏在乳酸奶市场份额在那摆着，产品已相继扩大到AD钙奶、果冻布丁和纯净水领域，国内饮品霸主非乐百氏莫属。这不算，何伯权还拥有一件“秘密武器”。
看似精明的何伯权一次又一次吃着哑巴亏 何伯权的“秘密武器”其实是一个人。1993年，“马家军”轰动全国，辽宁省女子田径队几乎包揽了当年各大国际赛事的冠军。总教练马俊仁成为全国人民仰慕的大英雄，大明星。 当很多人还沉浸在马家军创造的辉煌之中时，心灵眼活的何伯权却从马俊仁带有调侃的话语里捕捉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直有记者追问马俊仁到底有什么“秘方”能如此快地提升运动员的成绩？ 马教练此时也没想那么多，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有一种能让人迅速提高血色素、增强体能的祖传秘方，即便出1000万也不卖。”
这番话搁在今天，大家其实都明白，这是马教练不方便直言的一句搪塞话，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何伯权很清楚自己是靠“保健”这个概念起家，必须要有新的故事，才能将这两个字说得更加理直气壮。听到这消息的何伯权一拍大腿：得嘞，就是您了！ 这一年12月，何伯权北上密会马俊仁，提出要拿1000万买他所谓的“秘方”。马俊仁有些懵逼，感情还有人真拿他的话当真啊。马俊仁半信半疑地反问：“1000万，你真的买啊？” 何伯权笑着展示了自己带来的1000万现金支票。谈妥之后，何伯权搞了个声势浩大的发布会，公开宣布以1000万购买了马俊仁口中的“秘方”，还起了个十分威猛的名字：“生命核能”。 发布会结束，一个壮汉捧着装有“生命核能”的铁盒在几位武装警卫的护送下，随何伯权坐飞机返回了广东。 这场融合了现代商业营销和古老传统秘方为一体的发布会很成功，不出所料地吸引了全国所有媒体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眼球，更是引发了无数代理商疯狂抢购“生命核能”独家经销权的热潮。 等何伯权回到广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生命核能”竞拍时，出现了各种惊心动魄的拍卖场景。第一场在湖南刚拍出50万元，第二场到陕西变成200万元，第三场到江苏升至240万元，第四场武汉直接跳到360万。 一路水涨船高，几个省市转下来，见好就收的何伯权轻松将1700万元代理费收入囊中。要知道，这个所谓的“生命核能”在此时还没有任何生产资质和设备，仅仅就是一页纸，靠着一个发布会，扣除给马俊仁的1000万，何伯权净赚700万。
马教练经此一事也开窍了，和人捣鼓出了“中华鳖精”这类相似的产品，钱是真没少赚。而事后证明，所谓的“生命核能”其实就是几味常见的中草药。 多年沉浮商海的何伯权当然知道这其中的奥妙，可他要的就是“马家军”的名气，要的就是“生命核能”所幻化出的无穷“核威力”。 700万，对于何伯权来说，只是个小意思。由于有了“生命核能”如此威猛的品牌营销，乐百氏再次迎来企业爆发性的增长。 这边何伯权玩了一招“草船借箭”，那边的娃哈哈也在忙着“借船出海”。1996年，达能与娃哈哈成立合资公司，达能出资4500万美元加5000万人民币商标转让款，占合资公司51%股份，娃哈哈集团占有49%的股份。双方各取所需，合作愉快，娃哈哈由此也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 1999年，乐百氏掏出五百万请来黎明代言，并在乳酸奶、纯净水市场持续发力，年销售额突破20亿元，其中纯净水业务已成为公司主营。
这一年，39岁的何伯权以1亿元正式将“乐百氏”品牌收为己有，旗下的乐百氏纯净水以独特的“27层净化”的营销噱头也赢得了市场追捧。唯一让他感觉不安的，是后来居上的娃哈哈，在这一年的营销额居然也达到了60亿。 不就是合资么！受到娃哈哈的启发，何伯权主动向达能伸出了橄榄枝。只是谁也没想到，达能居然以197亿元的价格获得了乐百氏92%的股份，小榄镇政府占5%，何伯权和创始团队只占3%。就在众人大惑不解时，看似精明的何伯权却一次又一次吃着哑巴亏。 乐百氏黯然退场 时间拨回到1996年。此时，何伯权与宗庆后商议两家纯净水提价的事宜，既然大家都是达能旗下的好哥们，必须联手涨价，不多，就五分钱。 达能方面听说后很赞成，涨价了，自己作为主控方肯定也会多赚钱，好事啊，就派出代表和何伯权商议此事。 何伯权起初有些抵触，倒不是不想涨价，而是有些担心。他告诉达能：提价可以，但是得有个白纸黑字的协议。 宗庆后答应得也很痛快，双方顺利签署了协议。可等到约定共同提价的时间，乐百氏乖乖依约而行，但回头一看，娃哈哈居然还是老价格，纹丝未动。 等了数日，沉不住气的乐百氏和娃哈哈方面联系：哥们，怎么回事啊？我都涨了半天，你们怎么还没提价呢? 娃哈哈这边很客气回复说：实在对不起啊，哥们，我们不是存货多么，得赶紧消化啊。马上，马上天气热了，我们立马就提价，骗人是小狗。 乐百氏也没了脾气，只好干等。可谁想到，仅仅5分钱的差价，迅速让乐百氏自己的经销商备感压力，加上娃哈哈纯净水营销做得确实比乐百氏更好，纷纷倒戈从娃哈哈进货。 等何伯权醒悟过来赶紧恢复原价，可大势去矣，好好的一个销售旺季耽误了不说，品牌好不容易铺设的渠道几乎全部更换了门头。乐百氏想喘口气，可娃哈哈没有停歇。 熟读主席著作的宗庆后靠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招数，使得盘踞市场顶端多年的乐百氏彻底走下“神坛”，自己一跃成为国内饮品市场的霸主。
为了挽回颓势，何伯权只好掏出不多的家底，正面和娃哈哈火拼终端市场，真金白银的巨额广告费下去后，乐百氏算是稍微回了点血，颜面好看了许多。 不过，故事到这还没结束。2001年5月，宗庆后再次提议达能：不行，咱的纯净水还是要提价。 达能方面看到有钱赚，不顾乐百氏的伤痛，厚着脸皮再次找何伯权商议提价的事情，几经斡旋后，何伯权居然又一次同意了。 但荒诞的是，就在乐百氏再次提价后，娃哈哈又一次“放了鸽子”，不仅没提价，还变相以货补货的方式降低了水价，彻底陷乐百氏于绝境。 这样一番折腾，喘息之力都没有的乐百氏只能拱手将瓶装水市场交给了“兵不厌诈”的娃哈哈，黯然退场。与品牌一起退场的，还有何伯权。
这年11月，41岁的何伯权宣布与几位创始人联合辞职。会场上，何伯权高歌一曲《朋友》后，转身退出了乐百氏这个耕耘了十年的品牌。 对于无数人骂他不该将乐百氏卖给法国达能，他没有任何回应，默默地转身离开。何伯权就这样以“出局者”的身份消失在了公众视野。 何伯权准备以“舍得”二字重新登场 2002年，何伯权出现在了美国哈佛大学，成为访问学者。每天5点不到就出现在教室的他，晚上10点还在图书馆查资料。 这一年的春节，许多何伯权的好友都收到一张别致的贺年卡，里面附赠一枚书签：小舍小得，大舍大得，有舍有得，不舍不得。 许多人以为，这或许是老何多年经商真正的内心感悟。没有人想到，此时的何伯权正准备以“舍得”二字重新登场。 2003年夏天，43岁的何伯权返回国内，许多老部下闻讯赶来探望。人群之中，就有曾任乐百氏武汉分公司总经理的顾青，他是何伯权当年招募的第一批大学生。 顾青是江苏人，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加入乐百氏后跟随何伯权8年，当年“生命核能”拍出360万的天价就是他操盘运作的。在2002年辞职后，顾青创业做了一款休闲鸭脖食品——久久丫。 可顾青创业并不顺利，虽说从武汉捞出了个鸭脖子独家秘方，味道绝佳，可经营不善，见老领导时的他兜里只剩4000元和带来的几袋鸭脖。 当时，久久丫的账面上一个月亏10万元，每月的店面盈利才500元，是继续投下去，还是及时止损，顾青十分犹豫，所以想请老领导来帮忙参谋。看到顾青手里提着的鸭脖子，何伯权笑了。
一起聊完后，何伯权特意随顾青去他的店面兜了兜，环顾一圈后然后停住脚，认真告诉他：“不投肯定死，投进去才有机会活。这样，我给你50万，股份比你少两个点，剩下的算我借给你的，如何？” 顾青有些意外，也很感动，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在这一年，顾青揣着拿到的投资在上海一口气开了16家直营店，一路拼杀六年，连续在20多个城市开了1000多家连锁店，营收超过千万。 2016年，新希望以1.7亿元的价格入主“久久丫”。何伯权成功套现，当年自己掏出的那50万变成了4亿的回报。 如果说提携曾经的员工算是无意之举，但何伯权却迅速有了新计划——天使投资人。2004年，36岁的郑南雁准备离开携程自立门户，经人介绍认识了何伯权，向他吐露了自己打算筹建7天连锁酒店的想法。 此时经济型酒店的概念刚刚兴起，市场已被锦江之星和如家瓜分，从没做过一天酒店业的郑南雁却想从中分杯羹。郑南雁的底气，来自自己多年的互联网旅游行业经验，虽然经济型酒店已普及，可普通预定模式效率低，网络宣传不力，他想通过自己的互联网资源打通经济型酒店的营销新模式。 对酒店业也颇感兴趣的何伯权和郑南雁聊了整整一天，出门时，郑南雁得到了何伯权投资6000万的承诺。
在这一年，找到投资窍门的何伯权接连又投资了好几个项目，均获成功。他先是以数千万元买下国宾体检公司(“爱康国宾”前身)80%的控股权，这家公司后来成为国内第一家连锁健康管理机构，在纳斯达克上市。接着投资了广东今日合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也是国内首家大型连锁办公超市。 当然，赚钱最多的，还得是7天。2005年，首家“7天”酒店开在了广州北京南路的一个家属区。这是郑南雁的想法，“酒香不怕巷子深”，他认为疲倦一天的客人希望找到一处既安静又安全的环境，而不是那种闹市区的酒店。 虽然在互联网渠道方面做了不少功课，可开业半年后，“7天”入住率还不到三成，急得郑南雁主动向董事会表示要减薪三分之一。 “不急，年底等等看。” 何伯权淡定地说。他悄悄观察了“7天”半年多，心里有数。果然，半年之后，“7天”连锁就做到了满客房。 此后势如破竹，短短5年开到了283家，覆盖全国41个城市。2009年，“7天”连锁酒店在纽交所上市，何伯权占股35.3%，作为第一大股东，直接收益超过20亿。
这一年，何伯权入选“福布斯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榜”，身价超过40亿。 想挣大钱还是要和有钱人玩 与许多天使投资广泛撒网不同，何伯权真正投资的项目其实并不多，也就十多个，但其中四个都已上市。而让他最得意的项目，是自己曾投资的诺亚财富和喜茶，一个得了利，一个博了名。 2003年8月，还是湘财证券私人金融总部负责人的汪静波，在小榄镇开了个小型财富管理会，她注意到台下的何伯权对自己的发言频频点头。 发布会结束后，何伯权主动找到她，表示愿意聘请她为自己的私人理财顾问。惊喜不已的汪静波以为自己捡了个大客户，可事后才知道自己是撞了大运。 因为看中她的专业能力和柔中带刚的办事风格，何伯权鼓励她自己出来做私人理财业务。2005年，33岁的汪静波创办了诺亚财富，何伯权不仅做了她的天使投资人，还引来了红杉资本500万美元的投资，前者占8.4%股份，后者占20%股份。 何伯权看中的是人，更看中的是国内那么多高净值人群里却缺少一家真正专业、独立的私人金融顾问公司，这个看不见的市场是真正的资本海洋。
不得不说，有了何伯权的帮助，诺亚财富迅速成为高净值客户群中有口皆碑的一家私人金融公司。2010年，在全国有了25个分支机构的诺亚财富上市，何伯权通过陆续减持手上部分股票，套现超过4000倍。 事实再次证明，想挣大钱还是要和有钱人玩。此后，不差钱的何伯权已把生活重心放在了公益事业，开始将精力放在“舍”上。 2011年，何伯权开始资助一家名叫“麦田计划”的公益组织，为山区儿童提供助学服务，他每年都会向该组织捐赠运营经费100万元。这一年，20岁的聂云宸揣着创业赚来的20万元，在江门九中街开了一间小小的“皇茶”奶茶店，因为没多余钱，他独自一人负责店面装修、菜单设计、产品调制等工作。 由于察觉到原有奶茶口味单一，聂云宸别出心裁地选用台湾的金凤茶王熏烤做茶底，添加最新鲜的果肉，更增加了时尚的奶盖芝士，价格是贵了点，可真材实料的口味一下就吸引了众多年轻人。这其中，就有艺名天文台的华娱卫视主持人，两人成为了好友。 何伯权的日子过得风轻云淡，聂云宸的日子是生意越红火，越感觉胸闷。五年下来，口味独特的“皇茶”越来越火，他自己也有了详细的推广计划，但眼见“皇茶”红火，大家都不讲武德，各类山寨和仿品的“皇茶”铺天盖地。 2016年，聂云宸想把“皇茶”商标注册下来，可因品牌争议未能如愿，不得不花费70万买下“喜茶”这个商标。
此时的“喜茶”已小有名气，在江门、中山、深圳等地都有门店，50家店的营收已经数千万。可面对各类仿品和竞品像潮水般涌入市场，“喜茶”发展态势放缓，备受资金压力，24岁的聂云宸满腹苦水只能找好友天文台倾诉。 喝了五年“喜茶”的天文台自己也创过业，认为“喜茶”绝对是饮品界的一匹黑马，只需一个机会就能燃爆整个饮品市场。 “喜茶”注定何伯权要赚得盆满钵满 天文台心里很清楚，这个机会就是资本，他有意想帮老友一把。这一年，恰好知晓56岁的何伯权正准备参加一个珠海走到中山的公益徒步行，天文台立即托人报了名。 珠海走到中山全程55公里，步行超过8个小时，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天文台和何伯权结识成为了朋友。 结识何伯权只是天文台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他知道对方要参加一个酒店行业交流会，于是便连哄带骗将在店里忙活不停的聂云宸带到了现场。 有些紧张的聂云宸给何伯权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经营方案，还邀请他就近去 “喜茶”在小榄镇的店铺现场考察。面对如此年轻的创业者，何伯权有些意外，但在详细了解后还是迅速拿定了主意。 2016年底，何伯权找来IDG资本共同投资给“喜茶”一个亿，这是聂云宸创业以来拿到的第一笔外来投资。由于何伯权和IDG的背书，“喜茶”很快在珠三角火爆起来，仅深圳的海岸城店单月业绩就超150万。
随着资本的介入和媒体的曝光，“喜茶”作为一种新的奶茶现象火爆全国。2017年2月，在何伯权的建议下，不差钱的“喜茶”落户上海人民广场来福士商厦，创下单天销售4000杯的记录。 大量慕名而来的顾客在来福士排起长队，最长等待时间超过6小时，一杯20元的奶茶被黄牛炒到100元。现场疯狂的景象让许多上海人大呼看不懂，买个奶茶还要排几个小时队！类似的场景，后来也出现过多次。 虽然有不少人质疑这是“喜茶”的炒作，觉得这样的品牌只怕是昙花一现。可到了2018年，“喜茶”再次完成4 亿元的B 轮融资，成绩傲人。 截止2020年底，估值百亿的“喜茶”已经在全球49个城市拥有超过500家门店，国内平均单店单月流水均在百万，坐稳头把交椅。
虽说“喜茶”尚未上市，何伯权的投资还没有明确的回报，可业绩已经注定何伯权要赚得盆满钵满。61岁的何伯权，重启人生的下半场。如今，乐百氏已逐渐远去，败走麦城也成遥远记忆。瞄准新经济的何伯权，从未真正离开战场。（来源：风声岛（ID：fengshengdao）作者：海边的风声君）
形势分析
房价焦虑背后 成都压住楼市难度或比西安更大
【研究员】：wh
2012年，成都中心城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商服用地180公顷，工矿仓储用地330公顷，住宅用地278公顷（其中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等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用地共57.97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240公顷，交通运输用地187公顷。
【博览财经特稿】在此前温和加码调控后，3月30日深夜，西安正儿八经升级了调控。 新近被住建部督导的城市，成都、西安，在调控上的力度终于达成一致。而此前，西安出台的动作，被指对楼市“太温柔”，可能是一种试探。
后来南昌不是被省、部“批评”，收回了都市圈买房相关政策，西安看在眼里，同期被督导的成都也都加码了调控，自己不能不懂事吧。 今天不想对此说什么，也不准备分析西安升级调控的影响。想换个角度谈，西安以及同一批次被督导的成都，调控的压力到底有多大？或说，从实际刚需的量和供给角度谈一谈，这2个城市，为什么楼市会比较热。 西安、成都最近几年到底有多少刚需 关于调控、刚需、供应、人口流入有很多分析和视角。用一个特别的数据，来谈谈西安和成都的楼市，到底是真的刚需多导致的过热，还是投资性需求、供应控制导致的紧张。 抽样调查的常住人口数据说，截至2019年末，西安和成都常住人口分别为1020.35万人和1658.1万人，较2018年年末分别增长19.98万人和25.1万人。
无论西安还是成都，均位居2019年我国城市常住人口增量前10。2020年的数据，要等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暂时没出来。 常规的理解，从这个角度说，西安、成都楼市火热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一直觉得这个数字不是太有意义，首先是0.5-1%抽样，其次抢人大战后，数据水分大。 有一个有趣的视角，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这个数据反映正规就业、最有购房需求群体的数量。养老、医疗、生育等险种数据本来也很好，但有自由参保、退休、生育医疗合并等因素干扰。 按最新的统计公报，2020年末，西安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240.75 万人，2019年为219.99万人，2018年167.54万人，2017年154.96万人，2016年152.73万人。 也就是2020年西安失业保险新增参保20.76万人，2019年新增54.45万人，2018年新增12.58万人，2017年新增2.23万人。 同样看成都的数据，成都统计公报没这么详细的数据。不过找到成都人社局的公报。该局尚未披露2020年成都失业保险参保人数，2019年该数据为538.67 万人，2018年489.74万人，2017年416.91万人，2016年359.44万人。 也就是2019年成都失业保险新增参保48.93万人、2018年新增72.83万人，2017年新增57.47万人。 前几年做过主要城市的统计，成都失业保险的参保总量、增量，在全国都是不错的。西安的数据2018年后增量也不错。 不否认，这几年企业参保更加规范，所以不少城市，失业保险等社保险种的参保人数自然会增加。但同时，这背后也确实反映出很多城市的就业吸纳能力，特别是较规范的就业吸纳能力，在增强。而新吸纳、增加的参保人群，恰恰也是最大刚需群体。 西安供应了多少地？ 从调控开始的2016年说起。按中指院的数据，西安市本级，2016年宅地供应450多万平米，实际成交426万平米。 如下图，可以比较一下，不比上海多多少，天津、南京、武汉、重庆等都低，甚至比部分低很多。
2017年各大城市拉开抢人大战，2016年的地开始修房子卖，你说最终结果会怎样？ 2017年西安市本级的宅地供应680万平米，实际成交538万平米，简单说增长不明显。到2018年，西安市本级宅地供应增幅较大，900万平米出头，实际成交接近800万平米。 但如上文所述，西安抢人效果开始体现，无论是常住人口指标，还是失业保险参保人数2018年开始陡增，2019年达到高峰。
那么，这意味着这个看似增长的供应，未必完全满足之后的需求，特别是一些板块。 西安这个操盘，应该说很不错，包括对照地价也涨了，合适的价格卖出合适多的地…… 2019年、2020年，西安市本级基本维持八九百万平米的宅地供应，最后分别成交720万平米、916万平米。成交均价则继续在涨…… 客观说，这2年，西安供地不算太少，但是行情为何保持不错，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原因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成都供了多少地？ 成都市政府信息公开网站，检索到的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文件，可以追溯到2012年。 2012年，成都中心城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商服用地180公顷，工矿仓储用地330公顷，住宅用地278公顷（其中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等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用地共57.97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240公顷，交通运输用地187公顷。 在当年的供地计划文件中注意到，宅地供应278公顷这个计划面积，高于成都当时的过去5年年均实际供应量（234.43公顷）。
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用地共57.97公顷、中小套型商品住房用地约140公顷，二者共占住房用地供应总量的71%。 后来的故事慢慢发生变化。比如到了2016年，成都供地计划文件明确说，结合往年中心城区供地规模，适度调减土地供应总量，切实提高土地供应质量。 总的来说，2015-2017这3年，成都中心城区宅地计划供应面积，相对较低。而近3年上市的房子，主要供地也就是那3年。 按照中指院的数据，市本级，2013年，成都宅地实际供应下降到400万平米级，不过成交反倒比2012年高，达到448万平米，宅地楼面成交均价2737元/平米——推出均价为1843元/平米，溢价率非常不错。 2014年，宅地实际供应再次下滑，400万平米都不到了，推出面积比北京、上海都要低。只有上海的约二分之一，为近邻重庆的三分之一。 按照中指院的数据，2016年，成都市本级宅地实际供应面积低到300万平米级别，实际成交250万平米。无论供应还是成交继续比上海还低。
但成交均价非常喜人，达到4550元/平米，推出均价3071元/平米，溢价率非常喜人。 2017年，宅地供应和成交面积双双反弹，均达到500万平米，楼面成交均价更是高达7823元/平米，创下近年最高记录。这两年成都市场上供应的很多房子，其实就是那时候的地。 2018年，因为2017年卖地行情很好，加上调控要求，宅地供应回升较多突破700万平米，成交也有600多万平米。成交均价5512元/平米，看似比2017年低，但根据观察，这和供应结构、土地位置高度有关。 地价高的其实更高了。2019年，供应面积创下近些年最高，716万方，成交也创下近年最高，645万平米。 成交楼面均价6632元/平米——虽然比2017年低一点，但是考虑到更高的成交面积和不同的供应结构，其实这个价很可观。 如下图，2020年，成都市本级宅地供应不到700万方，实际成交600多万方，和2019年差不多。
注意，这几年市本级是包括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的，市本级的范畴等于总体扩大了，但供应并没有就大幅扩张。 此外，如上所述，成都近些年宅地价格是逐年走高。最值得说的是，在楼市库存潮严峻前后的2013、2014年，成都减少宅地供应。而这为后来的地价、房价打下了很好基础。 如上文第一部分的数据，成都近几年刚性需求摆在这里，供需矛盾是很实际的。加上投资效应，局部更加紧俏。 西安刚需则是2018年后增长明显，略有起伏。土地供应其实还算好，但是人抢得不错，加上作为大西北的中心城市，投资性虹吸效果明显。比较起来，如果大家供地维持现状的话，成都真想要压住楼市的难度，比西安更大。（来源：杠杆地产（ID：Property-Market） 作者：杆姐）
社会透视
炒房炒成无期徒刑 一代“房姐”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研究员】：wh
房姐开始寻找民间借贷，不是向贷款公司，而是向个人也就是她的金主借贷，金主在找身边的亲朋好友集资，房姐许诺的月息高达4%，就是我们常说的四分利，而法律规定大于三分利就属于高利贷，可见利息相当高。最后就是找代持人的问题，这是所有问题中，最不需要考虑的问题，只要给钱，有大把人愿意做。
【博览财经特稿】控盘上百套二手房，涉及资金上亿，她就是南城房姐。 “南城房姐”发家史 在北京房地产市场，有一位传奇人物，她控盘上百套二手房，交易量巨大，因为主要活跃在丰台、东西城和朝阳，所以被业内称为“南城房姐”。 “南城房姐”本名叫张燕，她起于微末，一开始也是个普通打工人，不过从事房产中介年头够久，90年代就开始做房产中介。 事实证明，是金子不管在哪里都会发光。房姐在房产中介一做就是十几年，从房屋交易流程，到买卖双方的心理，都了如指掌，平时还注意留心房源数据、买卖双方信息，看来房姐显然不甘心只做个打工人。 2008年之后，北京房价开始飙升。房姐觉得是时候出来单干了，于是她带着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源辞职了，做了一名房产掮客。 她发家的方法很简单，几个字就讲明白了：信息不对称，低买高卖。具体的操作是这样，她会通过自己多年掌握的信息和资源来“捡漏”，比如得知某个业主因为炒股爆仓急于卖房套现，就把房价压到最低，低价吃入，然后持有等待买主，一旦房价上涨，炒房情绪上来了，她就加价卖给下家，一套房子少的赚二三十万，多得赚上百万。房姐就这样，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人生巅峰 和创业公司一样，只要模式跑通了，剩下就是扩张的事儿了。 首先要解决的是二手房信息的问题。因为房姐的这个生意，本质还是靠信息不对称来赚差价的，好在房姐本来就在中介公司工作，各大中介公司都有“人”儿。 想干大事的人可以记下这段话：有钱大家赚，是成功的第一要义。房姐在这一块算的很明白，自己手里的信息再怎么多，也不如中介更新的快，何况有中介参与其中，显得更加正规。 其次要解决的是资金的问题。虽然赚的是信息不对称的钱，却也不是空手套白狼，低价买入的房产是有持有成本的，单靠房姐自己的财力只能负担几套房子，再多就不行了。 房姐很早就想明白了，这其实也是一个现金流管理的生意，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运转，加上信息不对称，她就可以无往而不利。 于是，房姐开始寻找民间借贷，不是向贷款公司，而是向个人也就是她的金主借贷，金主在找身边的亲朋好友集资，房姐许诺的月息高达4%，就是我们常说的四分利，而法律规定大于三分利就属于高利贷，可见利息相当高。最后就是找代持人的问题，这是所有问题中，最不需要考虑的问题，只要给钱，有大把人愿意做。 说个题外话，这几年关于代持的狗血剧情听了不少，苏南某最强地级市开了人才引进的口子，很多被引进的人才，人还没去报到，指标就给卖了，代持了一套园区某地标的公寓，结果因为房价涨的太快，代持人想要毁约吞掉房子，宁可打官司也不给过户，还是个高知家庭。 扯远了，房姐集齐了资源，几年间如法炮制，通过代持人持有了上百套二手房，而且还打起了坐庄控盘的主意——囤积房源，捂盘惜售，抬高挂牌价，人为操纵房价。其实，这和早期一些游资炒房套路相同，但是比业主抱团涨价水平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总之，那几年是房姐最风光的时候，答应给金主的利息也都如期兑付，和中介、代持人也是合作甚欢，随着蹭蹭上涨的房价，房姐也登上了人生的巅峰。 铤而走险 但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2017年之后，全国范围内房地产调控开始了，房住不炒成为楼市主基调。2018年开始，北京的楼市也进入寒冬。 正是这一年开始，房姐的二手房卖不出去了，资金链转不动了。房姐这个时候已经无法收手，眼看着资金链断裂又不甘心，于是她开始铤而走险。 她搞了一个合伙项目，许诺的收益更高，但是项目其实很多是早前已经卖出的房产，用来骗取金主资金用来付利息，而真实交易的房产也被隐瞒了，房款也被挪去付利息。 这还不够，房姐又通过伪造房屋买卖合同和不动产证，继续向金主借款，除此之外，房姐也用上述办法从小额贷款公司和银行贷了上千万。这些钱自然还是用来付高额利息，维持资金链不崩。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十个锅七个盖，总有一天盖不住。精明如房姐难道会不明白吗？当然明白，其实房姐是在赌，赌什么？ 赌国家会放开调控，赌北京楼市会再次爆发，到那个时候，她手里的上百套房子就不愁卖了，只要房子卖得出，就有现金流，不管是利息还是借款，都能解决了。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次调控一调就是四年，到现在还没有要放松的意思。房姐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支撑了一年多，到了2019年，房姐撑不住了，资金链彻底断了。 利息付不出，借款还不上，房姐和金主们都遭到了催贷的威胁，无奈之下，金主把房姐告上法庭。一查，房姐持有的二手房有上百套，涉及的金额高达1.1亿，更严重的是，房姐虚构房产和交易已经涉嫌诈骗，这个就很严重了。 2021年，1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判处房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代房姐，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结语 有人可能会觉得，无期的量刑是不是有点过重。看判决书，里面确实提到房姐破坏“房住不炒”，但是更严重的是在于诈骗，诈骗数额巨大的可以判处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房姐这个看来是顶格判罚了。 我感觉，房姐确实是碰了房住不炒的红线，判罚有比较大的警示作用，估计会上诉吧。 另外，就是民间炒房集资的问题，一个房姐就能集资上亿撬动几亿的杠杆，全国的房姐房哥房叔房姨房爷房奶们资金规模有多大，其中的金融风险又有多高？我觉得这才是更需要关注的问题。 目前，在经济动能转换和拆除金融风险的大背景下，炒房客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来源：中产先生（mr-middle-com） 作者：你们的中产先生）
江西和“彩礼”二字深度绑定 九江银行“彩礼贷”并非没有缘由
【研究员】：wh
3月16日，九江银行推出的“彩礼贷”引发关注。根据该产品海报，“彩礼贷”“最高可贷30万，最长可贷1年，年利率低至4.9%；贷款可用作新婚旅行、购车、购买首饰、购家电”。随后，该产品不断受到关注和质疑。银行推说“并未正式上线”，并且在3月18日发布致歉声明，称该产品还在文案设计环节、并未正式上线，系工作人员私自发出，并且已经对直接负责人给予停职处分。
【博览财经特稿】直到2018年，江筹才还完他结婚时向亲戚借的彩礼钱。“我是2014年底、2015年初结的婚。娶的是我们同村的女孩，彩礼要了16.8万元。”江筹是江西赣州人，在关于江西彩礼的“声讨”中，赣州是出镜率最高的。 “彩礼贷”并非没有缘由 在知乎“为何全国那么多高彩礼地区就江西出名了呢？”的提问中，就有人表示：“地处赣南小农村，彩礼近十年来水涨船高，现在（2021年1月10日）平均25万。”也有人直言：“我是赣县乡下的，目前（2020年4月7日）我们这里的彩礼在18万左右。于都县估计最少都要20万以上了。” 彩礼只是小头。江筹算了一笔账：“彩礼16.8万，给女方的三金钱、嫁衣，以及酒席费用。我记得我当时这些就花了30多万。除此之外，还有房和车。而且现在一般都要求村里盖一套房，县城买一套房。林林总总加起来，花费将近百万。” 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的资金实力。江筹表示，“在江西，一个家庭会从儿子出生就为他攒‘老婆本’。如果家里有女儿，那么嫁女儿的彩礼也会成为这个儿子娶媳妇的‘基金’。如果还不够，就会动用家族的力量，向亲戚借钱。” 借“彩礼”是江西非常普遍的情况。九江的大琳就表示：“我有个表哥今年结婚，对方要求15万彩礼。他家里条件不太好，所以问我家借了一点钱。” 江筹也表示：“我家攒的钱都花在盖房子上了，而我的姐姐嫁得比较早、父母也好说话，所以收到的彩礼并不高。所以，到我结婚的时候，16.8万彩礼钱都是向亲戚借的。” 由此观之，九江银行的“彩礼贷”并非没有缘由。3月16日，九江银行推出的“彩礼贷”引发关注。根据该产品海报，“彩礼贷”“最高可贷30万，最长可贷1年，年利率低至4.9%；贷款可用作新婚旅行、购车、购买首饰、购家电”。 随后，该产品不断受到关注和质疑。银行推说“并未正式上线”，并且在3月18日发布致歉声明，称该产品还在文案设计环节、并未正式上线，系工作人员私自发出，并且已经对直接负责人给予停职处分。 但江西彩礼之高，可见一斑。“借”了彩礼、结完婚之后，江筹便踏上了北上工作、还债的路途。“江西的工资太低，欠款的压力又大。所以我选择了从江西到北京工作。”江筹回忆道。到了北京之后，江筹则成为了“卷王”：“别人不愿意做的活儿我都接，通宵达旦写稿也是常事，本着勤快点、省点的原则，花了三年，我还清了欠款。” 江西彩礼有多高？ 江西，一个和“彩礼”二字深度绑定的省份。在各浏览器搜索框输入“江西”，即会自动联想“江西 彩礼”。在知乎上，关于“为何全国那么多高彩礼地区就江西出名了呢？”、“江西的彩礼只针对外省还是本地也这么多？”等话题吸引了上千条评论讨论。 在关于江西彩礼的吐槽中，“12.8万”、“16.8万”、“20万”、“26.8万”，甚至30万、88.8万等数字不断刺激着人的眼球。 “我2014年底结婚的时候，对方要的是16.8万。我有一个亲戚2005年结婚的时候给的是30万，但他家比较有钱，不太具有代表性。不过这两年确实已经普遍二三十万了。”江筹表示。 除了赣州，乐平市、鹰潭、抚州、上饶也被称为“天价彩礼”的“重灾区”。在网上，甚至流传一句话，“江西彩礼甲天下，乐平彩礼冠江右，于都彩礼亚赣鄱。 上饶的泰源表示：“上饶目前的彩礼大概是十几万。但是如果条件比较差，比如家庭、学历、工作不佳，‘很难娶媳妇’的人，彩礼就会要30万。”另一位上饶人也告诉燃财经：“彩礼大概30万。” 江西鹰潭的安可介绍：“我结婚没有要彩礼，但2020年我有一个闺蜜结婚彩礼是60万。据说鹰潭2018年彩礼还是20万，2019年就30万了，2020年我听说的都普遍60万了。” 抚州的樱花则表示：“抚州的彩礼从18.8万起，上不封顶。这只是彩礼的钱，三金或者五金，以及酒席钱、房和车都另外算。” 彩礼是中国传统之一。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婚姻程序中，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个步骤。其中的“纳吉”与“纳徵”就是男方向女方家长赠送彩礼。据了解，除了江西，其他省份也有彩礼这一要求。如四川的萌萌就表示：“根据我妈的描述，我们那儿结婚也是要彩礼的，数额大概是6万到10万。”河北的丸子也表示：“爸妈养了我那么多年，嫁出去后照顾他们的义务就尽得少了，给一点彩礼也是情理之中。” 但江西动辄二三十万的彩礼，相比于其他地方六万、八万，甚至广东“8888元”、一两万“意思一下”的彩礼水平确实偏高。 不过，江筹也强调，江西的彩礼“因人而异”，就像泰源说的那样——条件相对越差的人，彩礼反而越高。 “这个条件差可能包括两方面，一是女方条件越差，反而会对彩礼咬得更死，比如要得更多、商量的余地更少；二是男方条件越差，对方提出的条件可能越高。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可能类似于市场机制，条件差的男生要达到要求，就得在彩礼上加码。”江筹猜想。 赣州的杨柳也表示：“我们县城也有那种陪嫁很高、彩礼没收多少的人。这种就属于就家里条件比较好的。” 此外，江西彩礼颇被诟病，还有一个原因是“男方彩礼三十万，女方回‘三被’”的现象。 一般来说，为了追求平衡，男方在给了彩礼之后，女方会回以相应的嫁妆，以及这几年由于房价高企，双方家庭共同买房、不要求其他付出的情况也存在。但江西部分地方打破了这一平衡。 “像别的地方，彩礼就是走个过场，男方拿出来给女方，女方家庭又以嫁妆的方式让女方带回给新家庭。但是赣州没有这个传统，赣州就是男方给彩礼，并且买车买房、负责婚宴支出，女方带给新家庭‘三床被子’作为嫁妆。”江筹表示。 高彩礼之下，江西已经“躺平”。“我身边的‘光棍’越来越多了，从20岁到31岁的单身汉都有。有的是努力了也结不上婚，有的是干脆放弃了。”江筹感慨道，“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彩礼、高负债，我感觉江西的人会更偏保守一点，比较谨慎地赚钱、攒钱。” 唯一“欣欣向荣”的，则是江西的房价。“我们家是抚州的一个县，前几年才设区。因为家里都有自建房所以没有购买商品房，但听说市里的房价是很贵的，尤其是对比当地的工资水平。”樱花介绍。在安居客APP上看到，截至2021年3月27日，抚州市新房成交均价为9409元/平米，二手房挂牌均价为8141元/平米。 有抚州人在知乎上表示，抚州的房价从2016年开始上涨，2017年一个小县城地段好点的房价涨到了10000元/平米，“简直是疯了”。 “拆迁、城镇化是县城和地级市房价上涨的原因之一，但现在农村结婚都要求在县城有一套房，也是房价的推手。”江筹直言，“在我们那里，结婚不仅要买房，还要买四室一厅，因为要考虑公婆、夫妻俩和两个孩子住。我结婚的时候，赣州房价才5000多元一平，现在已经一万多元了。一套120平的四室一厅总价就130多万了。” 江西彩礼为何这么高 关于江西彩礼的“定价机制”，江筹也一头雾水。“我也不知道二三十万是怎么定下来的。反正结婚的事情谈妥了，就会给你一个价格，说彩礼是20万或者多少。”江筹表示。 在知乎上，曾经有人算账：“我家养我二十五年，就算每年两万，要求50万也不过分吧？”也有人表示：“前段时间听爸爸说家这边彩礼有个底是16万，考上二本的姑娘加5万，一本的则加10万。” 网友“似是不分”则回忆道：“江西一开始是不讲究彩礼的。我爸妈那一辈基本上杀头猪就算很丰盛的彩礼了。”直到2011年，江西彩礼开始“暴涨”。据“似是不分”回忆：“那时候讲究百元大钞，要多少多少斤，算数额大概有十几万。记得我有一个亲戚为了少给钱，专门去换旧钞票，因为旧钞票分量重，可以少给点。”到2016年，“似是不分”大学时，彩礼已经涨到30多万，“而且还要有省会的房和像样的车，借钱结婚已经成了常态”。 公众号“凯风”曾在《广东彩礼为什么低，江西为什么高？归根结底这是一场择偶战争》中总结了彩礼差异的四个原因，包括：越穷的地方彩礼反而越高、性别失衡导致婚姻成为女方市场、以及人口流出让性资源分配更失衡，还有相亲与自由恋爱的差异。 江筹对此表示认同。他感慨道，由于男女比例失调，江西的婚姻已经俨然成为“女方市场”。“江西老表为了结婚，再高的彩礼也不在话下，并且这两年大家对女方已经‘不挑了’，男方一婚、女方二婚的情形也越来越普遍。” 杨柳就介绍：“我有一个表哥，最近去相亲，女方是二婚还带着个1岁的孩子，对方开了20万彩礼。最后双方没有谈成。倒不是因为我表哥觉得人或者彩礼不合适，而是因为女方没看上我的表哥。” 从数据来看，江西的男女比例差距并不大。根据2019年1‰人口变动调查样本数据，2019年江西省抽样人口中，性别比（女=100）为104.29，仅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名第12位，甚至远低于性别比为123.17的天津市和118.05的广东省。 但“重男轻女”的现象的确存在。杨柳表示：“我有个朋友，她在15岁的时候，家里又生了一个儿子。我是我们家老大，当时生我的时候，接生婆说下一胎一定是男孩子，所以家里人差点把我送去姑姑家养。但最后是我妈妈坚持，我才没有变成姑姑家的小孩。” 江筹吐槽道：“看整体数据，男女比例当然平衡。但具体到农村，的确男多女少。‘光棍村’屡见不鲜。”西安的小岳岳则从侧面证明了这一说法。小岳岳表示，城市级别越低，单身的男女比例悬殊越大：“西安虽说是一个省会城市。但周边县城的单身人还是特别多的，有大量没结婚的人，尤其是男性。因为农村留不住女孩，但男孩得留在父母身边。” 人口流动则有加剧农村女性减少之嫌。公众号“地球知识局”《江西天价彩礼的原因，找到了》的文章则表示：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户籍限制被逐渐放宽，人口流动性增强，婚姻问题当地内部解决的状态被打破了。区位优势不明显地区的女性可以通过婚配定居更有优势的地区，但“龙王赘婿”只是少数，大部分男性依旧会选择回乡。 江西曾被称为“打工第一省”。2017年春运前夕至除夕期间，360大数据中心曾用9亿用户的迁徙态势发布了2017年春节“空城指数”报告，数据显示，江西省外出打工人数占全省总人数的7.25%，位居全国第一。 同时，2015年江西省统计局还曾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江西户籍外出人口进行过分析，并且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江西户籍外出人口逐年增多，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已达到578.74万人，平均2.05户就有一个人外出。 这578.74万外出人口中，男性占比56.72%，女性占比43.28%。“但男性多半是要回家的，女性则要求高，更多人向往城市生活，不回农村的多。”江筹表示。在此背景下，接受“天价”彩礼筹码成为走向婚姻殿堂的必选项。 婚礼之后，“打工”还债 与江西的彩礼高不高，相对应的问题是：江西的经济实力是否和彩礼额度相匹配？ 在数据和大众的印象里，江西并不是“富裕”的省份。根据江西省统计局数据，2020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25691.5亿元，在31个省份中排名第15位，与江西同处GDP两万亿规模的省份还有陕西省、辽宁省、重庆市、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同时，在24个公布了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省份中，江西省2020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017元，在24个省份中排名也是第15位。 “按照28017元的收入，如果一个家庭从儿子出生之时开始攒钱，到儿子22岁结婚，大概能攒到60万。儿子如果出去工作，按照每个月收入六七千元计算，工作5年、不吃不喝能有30万到40万。加起来刚刚够结一次婚。”江筹表示，“但很少人可以顺顺利利、不吃不喝地攒够钱。” 在此背景下，江西老表只能为了迎娶佳人“宜其室家”，只能举债结婚、婚后打工还债。 “大部分人都是结婚后夫妻俩进厂打工，加班加点还债。好一点的，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儿子，而且父母身体健康，可以父母加上夫妻俩四个人一起打工还。但如果家中还有兄弟，或者父母身体不好、年纪太大，就比较惨了。”江筹介绍。 对于高彩礼，江西也曾经想过办法。2020年6月，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丽村镇曾发布红头文件抵制高价彩礼。这则红头文件规定：婚嫁彩礼不得超过99000元；宴席不得超过10桌，每桌不超过380元。 “我们隔壁镇也发过类似的限制高彩礼的通知。但这种通知既没有监管机构也没有执法机构。规定说不能高彩礼，那如果我要了高彩礼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所以根本没有约束力。二三十万的彩礼还不是照旧。”江筹直言。 除了地方规定。2021年1约1日正式生效的《民法典》也对”彩礼做出了约束。《民法典》第1042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同时，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办理结婚手续但没有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彩礼导致及夫人生活困难，这三种情况可以要求返还彩礼。 但法律从业者佚名直言：“‘彩礼’基本规避不了。”佚名表示：“《民法典》‘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实际上打击的是以结婚为幌子索取财物的规定。而彩礼是一种风俗习惯，男方根据当地风俗结合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给付一定数额彩礼，并且符合自愿和适度原则，是不违法的。” “《民法典》规定了又怎样？现在的婚姻是女方市场，不给彩礼就是娶不到媳妇。你可以不给啊，我不嫁就行了。”江筹指出。同时，杨柳表示，彩礼”是小社会中的约定俗成，而在这个群体中，《民法典》的知晓度并不高。 “《民法典》的规定对江西影响并不大。毕竟小县城没几个人知道《民法典》。这两天我还看到我们村有人订婚在‘筛’彩礼呢。我数了一下，这次‘筛’的彩礼数额大概有16万。”杨柳说道。 “筛”彩礼是江西一些地方的婚礼习俗。在订婚那天，男方会拿个筛子铺满彩礼现金，然后摆在桌子中间，由家里最有地位的女性（一般是奶奶），来端起筛子“筛”一下彩礼。但杨柳还是坦言道：“私心觉得有人批评江西的彩礼还挺好的。万一就受到关注，在道德约束之下有所改观，彩礼额度下降了呢。”（
| 
发表于 2021-4-12 08:3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