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着印度仿制药续命 不只是中国病人面临的尴尬》：美国的几大药企率先闻风而动，专门设置了研发仿制药的部门，为的就是从美国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市场分杯羹。毕竟是世界第一大药品消费国，美国人那时更多的考虑，还是满足自身需求，仿制药基本都是投放本国市场。 可精明的以色列人嗅到商机，赶紧将美国众多到期和即将到期的药品专利抢先申请注册，然后将大量仿制药倾销到美国，赚了个盆满钵满。比如，以色列的梯瓦药业就是靠仿制药起家，已是市值600亿美元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仿制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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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不足难引发粮食危机 真正威胁是逆全球化及全球供应系统受阻
【研究员】：wh
虽然这三大主粮的自给率高，但一旦大豆进口出问题，容易对主粮自给率造成冲击。如果大豆进口终止，中国需要腾出耕地种植更多大豆，否则大豆及大规模的豆制品价格将快速上涨。由于中国大豆产出率很低，要满足超过1亿吨的年需求量，将消耗大量的耕地。
【博览财经特稿】“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人类伟大的科学家，他研发的杂交水稻帮助中国解决了亿万人的吃饭问题。随着他的离世，几乎一夜之间，“厉行节约，杜绝浪费”成为社会焦点。这令还存有饥饿记忆的一代人立即紧张起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2019年增加24.2亿斤。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官方发布消息，截至2020年8月5日，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4285.7万吨，同比减少938.3万吨，减少比例超过20%。2020年粮食稳定增产，国家储备粮收购为何又大幅度减少？ 此前，联合国机构发布《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2019年全球有近6.9亿人挨饿，比2018年增加了1000万人，5年内增加了近6000万人。到2020年底，约有8300万至1.32亿人因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而挨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忧心忡忡：“我们的食品系统正在失灵！”全球真的面临粮食危机吗？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经济全球化、中美硬脱钩、农业技术与中国粮食安全的关系。 中国如何养活十四亿人？中国会出现粮食危机吗？ 目前，中文网络上最有力的稳定言论是中国粮仓殷实：2010年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超过470公斤，远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大米、小麦、玉米三大主粮的国内自给率均在98%以上。 受新冠疫情和洪水冲击，中国夏粮产量依然达到2856亿斤，增产24.2亿斤，相较去年同比增长0.9%，创历史新高。 不过，这是从静态角度看问题，没能给出趋势性的判断：未来几年是否发生粮食危机？ 从中国粮食增产动态过程——中国如何养活14亿人，我们或许更能够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问题。 公开数据显示，1978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整体呈上升态势：1978年粮食总产量为3.04亿吨，到1990年达4.46亿吨，增长率高达46.7%。这一时期的粮食增产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二是现代农业技术的引入，如农业、化肥、农耕机械等。 进入90年代粮食总产量稳定增长，但到1996年突破5亿吨时，中国粮食产能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瓶颈。之后几年粮食总产量持续下跌，2000年减产10%，2003年跌至4.3亿吨，低于1990年的水平。
所幸的是，2003年后粮食持续稳定增产，2007年重回5亿吨，2013年突破6亿吨，2019年达到6.63亿吨，再创新高。这一轮粮食的稳定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化下的粮食结构优化。 关键事件是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入世谈判非常艰难，其中农业是极其敏感的议题。当时，国内有人反对说，如果让美国农产品进入中国控制了国人的口粮，中国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但是，中国高层渴望达成农业方面的协议。 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朱镕基希望这次访美能够达成入世协议，但是当时美国的政治气氛不太友好。 据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回忆，朱镕基到白宫对克林顿总统讲：我们这次能不能签，取决于美方的政治判断，无非是三种可能，一个是不签；第二是如果政治气氛合适的话，就决定签；第三是如果不签的话，双方能不能先签署在农业问题上已经达成的那些部分的协议。 为什么当时朱镕基急于达成农业方面的协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高层希望入世来缓解粮食压力和粮食安全。当时中国高层的考虑是基于迫切的现实：九十年代中国粮食产量基本满足需求，但处于偏紧状态。从1996年开始到入世之前，中国粮食总产量却持续下滑，人口增长率还在1.04%。如此，十多亿人吃饭的压力巨大。所以，中国希望通过国际市场来优化粮食结构和提高粮食产量，通过进口廉价粮食来养活更多人口。具体是怎么做到的？ 入世后，尤其是2006年开始，中国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保持稳定增长。其中，小麦、稻谷和玉米三大主粮的播种面积增幅较大。 2008年之前，小麦种植面积低于2400万公顷。2008年全球粮食涨价，中国加大了小麦的播种。从2009年开始，小麦播种面积均超过2400万公顷。稻谷和玉米的播种面积也是从2008开始增加，稻谷到2011年稳定在3000万公顷以上，玉米到2012年稳定在3500万公顷。随着播种面积的增加，小麦、稻谷和玉米的年产量也水涨船高，从而推动中国粮食稳定增产。 另一方面，中国减少了大豆、粗粮、糖料及棉花的种植面积或比例，将更多的土地腾出来种植小麦、稻谷和玉米。
2001年，中国大豆播种面积为948万公顷，到2012年播种面积下降到了717万公顷。同时，年产量也从2001年的1540万吨下降到2012年的1300万吨。其中，2006年中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种植面积同比减少了25%，2007年又比2006年减少了12%。 另一个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大豆进口量刚超过1000万吨，到2017年这一数据达到9556万吨，增加了9.5倍。其中，2006年，中国大豆净进口2800万吨，约是当年国内产量的1.8倍。 这种全球化的粮食结构优化完全符合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衡取其轻”，中国种植大豆、大米、玉米、小麦的成本都高于美国，但是大豆最甚。 因此，中国的策略是：向美国进口大豆，国内多种植三大主粮（还有主粮安全考量）。 中国首先是努力提高三大主粮的产量和自给率。美国的地形适合机械化耕种，亚洲多山林，机械化程度相对较低，只能在种子上发力。水稻方面，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立下大功。袁隆平在1964年成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号”。杂交水稻的成果自1976年起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使水稻的单产和总产得以大幅度提高。此后，袁隆平团队分别于2000年、2004年、2011年、2014年实现了大面积示范每公顷10.5吨、12吨、13.5吨、15吨的目标。最新育成的第三代杂交稻叁优一号，2020年双季晚稻种植平均亩产达911.7公斤，加上第二代杂交早稻亩产619.06公斤，全年亩产达1530.76公斤，实现了周年亩产稻谷3000斤的攻关目标。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大大增加了中国水稻的产量和自给率。 提高三大主粮自给率的同时，向美国进口比较优势不足的大豆。以当前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价格为例。按1:6.93的汇率折算，美国大豆价格约2855元（人民币）/吨，中国大豆的期货价格约3300元/吨，每吨差价达445元。在2008年之前，这一差价更大。 同时，美国小麦期货价格为1282元/吨，中国小麦期货价格约2500元/吨，每吨差价高达1218元；美国期货玉米的价格为921元/吨，中国玉米期货价格超过2200元/吨，每吨差价高达1279元。 可以看出，中美之间小麦、玉米的差价要大于大豆。这说明，通过十多年的采购，中美之间的大豆价差有所平抑。 大豆是饲料的主要原材料。美国廉价的大豆是其肉类价格低廉的重要原因。美国生猪批发价每千克在8元（人民币）左右，中国首非洲猪瘟冲击，生猪批发价格每千克涨到30多元。如今国内的饲料原料不少来自美国的大豆。如果不是廉价大豆，中国肉类价格还会更高。
所以，入世以来，中国利用了国际市场资源，有选择地调整了粮食结构，减少了大豆、粗粮等种植，采用进口替代的方式弥补，同时扩大了三大主粮的种植面积，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粮食的基本盘。 如上图，大米、玉米、小麦是中国三大主粮，自给率超过98%。玉米和粗粮的年需求规模在2亿吨以上，大米和小麦在1亿吨级别。大豆需求量不小，在一亿吨级别，占全球大豆消费需求的30%。但产量很低，只有1528万吨，而且库存不足，年进口量达到9410万吨，进口依赖度接近90%。 这是中国养活14亿人口的基本盘。这基本盘表面上是粮食高自给率的结果，但其实是建立在全球化粮食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的（如今全球各国皆如此，以下分析）。反过来说，如果逆全球化持续，中美硬脱钩，中国的粮食基本盘或生变。这是中国粮食安全的短期隐患。 真正的粮食危机是什么？ 入世后，中国利用全球化资源优化了国内粮食结构，提高了粮食产量。这里的全球化资源包括商品资源，还包括关键的农业技术资源。 种子技术革命，是现代农业增产的根本动力之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种子出口国和技术强国，美国孟山都、杜邦和先正达三巨头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种子销售。 中国是全球种子进口大国。种子进口国高度集中在美国、荷兰和日本三个国家，其中对美国的进口依赖度是最高的。 2000年开始中国种子进口总额持续增加，从7740.87万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30122.98万美元。中国种子进出口贸易长期处于逆差态势。其中，2006年种子进口总额达到了32837.51万美元，逆差额达到最大的23300万美元。 在全球前十名国家种子进口贸易总额中，中国在2000-2010年间的进口占比遥遥领先。其中，2002年、2003年进口占比超过90%，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均超过80%。比如，美国黄沙大豆是1990审定的高产品种，在美国亩产高达千斤以上。次年，引入中国，亩产也接近千斤。不过，中国的种植成本比美国高不少。这是为什么？ 除了种子外，农业机械、农药化肥及现代化大农场管理也是现代农业革命的关键。 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农场开始大规模引入联合收割机，粮食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美国约翰·迪尔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机械制造商。它与凯斯纽荷兰、爱科集团和日本的久保田占据了世界农业机械市场的半壁江山。最近20年，中国大面积普及农业机械。近些年，岭南丘陵一带都引入了小型联合收割机。 化肥中的氮，原本是二战中炸药的主要成分。战后，原本军用的氮和硝酸盐生产工艺民用化，农业化肥技术突飞猛进。尤其是六十年代后，矮秆杂交种子研发成功，使作物在吸收化肥后不会倒伏，化肥在美国农场大规模使用。美国科赫肥料和CF肥料是世界级肥料制造商。最近几十年，中国粮食增产得益于化肥技术的进步，但存在过度用肥的问题。 再看农药。以草甘膦为例，草甘膦又称除草剂，可以快速高效地控制杂草，大大节省了人力。美国孟山都开发了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大豆、玉米和棉花。 在这类转基因品种上使用除草剂，效率高且不伤害作物。目前，这三大作物分别占据了美国栽培面积的90%、67%和67%。美国孟山都、杜邦和先正达还是农药生产巨头占据了全球一半的农药销售。 从经济学的角度，耕地的肥力会呈现递减规律，从而导致粮食产出持续递减。这是当年马尔萨斯做出悲观判断（马尔萨斯陷阱）的主要依据。只有提高技术水平，推动边际递减曲线右移，才能避免粮食产出持续递减。这就是现代农业技术解决粮食危机的经济学解释。 但是，另一个角度反映，中国农业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这里引用彭博社专题文章《耕耘世界—中国在全球布局以防粮食危机》中的数据：化肥使用量：中国每公顷农田的化肥施用量接近600千克，远超世界平均线，是美国、印度、巴西、法国的两到三倍。另外一个数据显示，中国农药施用量也是欧美国家的一到六倍。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户均耕地面积小，规模经济不足；二是国产化肥、农药技术偏低。 这说明中国农耕还处于粗放状态，技术含量、经济效率和规模经济偏低。浙江大学谷保静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的文章通过量化统计显示，户均耕地面积每增加1%，每公顷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分别下降0.3%和0.5%。
为什么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整体偏低？主要原因有四： 一、农业技术水平上游的育种、化工、高端制造缺乏竞争性。中国90%的农作物品种是由500多家科研院所完成的。据统计，目前全国市场上有1万多个合法品种，其中有种植面积的仅有3000多个，占30%左右；有70%左右的品种种植面积很少，甚至没有种植面积。另外，农业、化肥的上游原料及技术主要在中石化、中石油手上。 二、粮食下游收购市场缺乏竞争性，粮价偏低抑制了积极性。 三、农产品及技术进口受限制，降低了国内市场的竞争性。中国加入WTO时只保留了八种商品的进口国营权，其中包括粮食、棉花、植物油、食糖、化肥五类。 四、农村集体土地缺乏流动性，难以产生规模经济，抑制了经济效率、农业机械及农业技术进步。彭博社专题文章显示，中国93%的农场占地面积小于2公顷，美国89.3%大于5公顷。澳大利亚每个农民耕作面积为156公顷，美国为73公顷，法国为25公顷，中国只有0.5公顷。 中国“碎片化”经营的原因是，在现有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下，土地很难流转。很多农民既在城镇打工，又兼顾种植少量的地。在种情况下，施肥用药偏于粗放，大型农耕机械无法派上用场。 农业技术和土地制度抑制了农业经济效率，导致农民流失，土地荒芜，村庄荒凉。浙大谷保静团队调研全国范围内逾2万农户发现，在“打工”与“种地”之间，存在一种预期收入的竞争关系。研究量化分析认为，18亩是一个临界点。耕作面积超过18亩后，农民才觉得专心农业劳动比进城打工更为赚钱。但是，中国的户均面积远低于这个规模。 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农业人口转向工业，农村人口转向城市，是大势所趋。比如，1900年，41%美国人是农场工人，现在只有不到1%美国人在农场工作；1940年，美国有700万人在农场，但现在只有2万。 这里需要区分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上，农业是天然的“计划经济”，受限于气候、土壤及季节周期。农业的土地、农民无法在全球化市场中流转，也影响了农业效率。工业多数不受此气候和季节周期限制，资本和高级人才可跨国流通，工业效率较高。农民倾向于从农业流转到经济效率更高的工业领域赚取更多收入。 如果经济资源是自由流动的，工业的经济效率对农业和服务业产生溢出效应。大量农民在工厂中赚取更多的收入，然后购买更多的粮食、食品，从而带动农业增收。 于是，一些农业技术工人、资本也会进入农业，提升育种技术，扩大种植规模，使用农业机械。如此，农业的效率限制逐步会被农业技术进步解放。
最后，农业与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竞争动态平衡。正如今天的美国，84%农产品由大型家庭农场提供，大型农场带动了农耕机械工业发展。美国农业飞行员一年的收入不低于商飞飞行员。 但是，如果主观因素，如市场壁垒、土地制度、粮食收购等，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那么农民、人才、资金、土地会长期从农业流向工业领域。这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长远隐忧。 逆全球化是否诱发危机？ 结合以上短期隐患和长期隐患可以看出，粮食安全并不能简单地看自给率。通常，粮食危机出现前有些预兆： 一、突发世界性灾难，如大规模虫害、大型自然灾害及世界性金融危机。 2020年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称，2019年遭受严重粮食不安全的原因来自3个方面：冲突、气候变化和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有10个国家出现了最严重的粮食危机。这10个国家人口合计占全球粮食危机总人口的66%，即8800万人。 如今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短期内未必会造成世界性粮食危机，但会让原本存在粮食安全及饮食健康的贫困地区雪上加霜。报告指出，截止到2019年底，全球有1.35亿人口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其中7500万儿童发育不良，1700万儿童消瘦。受到新型疫情大流行和蝗灾的影响，预估2020年底，这一数据将会增加一倍，超过2.5亿人。 二、粮食进口大国开始屯粮，同时通过补贴等方式加大本土粮食耕种面积，政策上应对可能爆发的粮食危机。 三、粮食出口大国开始限制或停止出口。 四、舆论上出现粮食危机与粮食保障两种独立言论，后者以安抚社会情绪，防止民众抢粮、屯粮。 我认为，最需要提防的反而不是第一个预兆，而是第二三四个预兆。为什么？ 真正引发粮食危机的并非供应不足，而是人为造成的粮食供应受阻。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数据，2019年全球谷物供给量26.19亿吨，超过全球谷物26亿吨的需求量，2015年以来，谷物产量持续超过需求量。 从全球范围来看，粮食作物供大于求。当前，全球累计库存谷物8.17亿吨，创千禧年来的新高在全球完全无产量的情况下，全球各类的粮食储备仍能满足5、6个月的需求。但是，当前粮食安全的真正威胁是逆全球化及全球供应系统受阻。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指出，在许多饥荒的实例中，食物的供应能力实际上并未显著减少。导致大规模饥荒的原因是社会和经济因素，如工资降低、失业、食物价格昂贵、食物分配系统崩溃等，这些因素造成了社会中某些群体的人们陷于饥饿。 这位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的经济学家，在九岁时亲身经历了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这次饥荒造成了三百万人死亡，是近代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饥荒灾难。经他后来研究，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饥荒发生时，粮食供应是足够的，但不论市场路径、政府路径都未能将食物送到灾民之手。 森大部分时间投身到拯救饥荒与贫困的工作之中，他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不过，这句话如今需要放在逆全球化大背景下考虑。新冠疫情和中美硬脱钩可能加剧粮食资源的全球化供应及配置。 首先，各主要国家粮食的自给均依赖于全球化市场。 虽然全球各国粮食的平均自给率超过八成，但这是全球化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 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的研究数据：美国、加拿大、俄罗斯、阿根廷和欧美是全球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其中，美国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出口总量超过1亿吨，约占全球总出口量的四分之一，品种以大豆和玉米为主。中国是第一大粮食进口国，进口品种以大豆为主，进口量占全球大豆总产量的27.5%。 俄罗斯出口小麦和混合麦为主，总量为3185吨。美洲和欧洲以出口小麦为主，合计占全球比重的90%左右。亚洲和非洲是小麦的重要进口地区，其中亚洲占比超过40%，非洲占比超过20%。亚洲人习惯使用大米，生产了全球80%的大米，同时出口大米数量占全球化比重也接近80%。 美国、巴西、阿根廷是全球玉米产区，出口量占全球市场的70%以上。亚洲是全球玉米的主要进口区，亚洲进口量占全球市场的40%以上。 所以，当今世界各国较高的粮食自给率，是建立在全球化粮食分配的基础上的。中国大量进口美国的廉价大豆，腾出更多空地种植小麦和稻谷。日韩大量进口欧洲、美洲的小麦和玉米，更多的资源生产稻谷和发展高科技农业。 一旦逆全球化，全球粮食资源配置受到限制，那么全球各国粮食的平均自给率将会下降，部分国家可能面临粮食危机。 目前，已经有部分国家开始阻止、中断粮食全球化供应。新冠疫情期间，越南禁止了大米出口。塞维尔亚停止了葵花籽油和其它农业物资出口。哈萨克斯坦禁止小麦、胡萝卜、糖和土豆等农产品出口。埃及在2020年3月28日开始停止了三个月的豆类产品出口。 全球第二大粮食出口国俄罗斯在2020年4月份宣布停止向除了欧盟以外的国家出口小麦、大麦、玉米、混合麦等各种谷物。这是俄罗斯近10年来的首次实施谷物禁运。实际上自2020年4月以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原11个独联体国家，陆续暂停了对中国的大豆出口。 所以，作为全球第一大粮食出口国，美国是否实施出口限制，对全球粮食安全起决定性影响。通常，美国不会采取极端手段。但是，如果中美矛盾升级，不排除粮食禁运或主动减少进口的可能性。 目前，全球四大粮商中，邦吉、嘉吉和阿奇尔丹尼斯米得兰都是美国公司。他们与法国的路易达孚控制了全球80%的粮食交易量，掌握了定价权和全球粮食供应链。 如果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粮食，或者国际粮商行使价格控制权，亦或是中国减少采购美国粮食，如之前对美国猪肉实施进口限制，那么，对中国粮食市场造成第一波冲击的是肉类价格上涨。因为中国粮食进口主要是大豆，年进口量超过8800万吨，占国内大豆需求总量的84%，占全国粮食进口总额的73%，而进口大豆是家畜饲料的主要原料。 第二波冲击才是大米、小麦、玉米等主粮。虽然这三大主粮的自给率高，但一旦大豆进口出问题，容易对主粮自给率造成冲击。如果大豆进口终止，中国需要腾出耕地种植更多大豆，否则大豆及大规模的豆制品价格将快速上涨。由于中国大豆产出率很低，要满足超过1亿吨的年需求量，将消耗大量的耕地。如此，小麦、玉米、大米的种植面积将减少，进而冲击主粮供应。 所以，大豆进口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能有人觉得，大豆不是主粮，对中国整体粮食格局构不成威胁。但其实，大豆的年需求量与小麦是一个级别的，比大米少一些，占大米、玉米、小麦、大豆、粗粮总需求量的11%。 值得注意的是，粮食供应具有很大的乘数效应。大豆单品进口额大幅减少，在豆制品和肉类市场的反应会放大，进而扩大了主粮及整体物价水平上。这主要是由市场预期造成的。粮食安全问题极其容易引发经济风险，物价腾贵，通货膨胀。 原农村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曾表示，粮食安全包括数量安全与结构安全。中国粮食进口超过10%将对全球市场构成巨大冲击，主粮进口1%作为调剂可以，5%对世界的影响就会很大。 比如，2020年夏粮虽然增产，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收购小麦却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农户及粮商预期粮价上涨而“惜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为避免粮价波动而减少收购。 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7月底前后各主产区小麦价格在每斤1.12至1.22元左右，较去年同期每斤高0.02元左右；早籼稻价格为每斤1.12至1.4元左右，较去年同期每斤高出0.04元左右。 最后回到农业技术上，全球化粮食供应根本上是由技术支撑的，致敬伟大的科学家袁隆平！（来源：智本社（zhibenshe0-1） 作者：清和社长）
政经观察
等着印度仿制药续命 不只是中国病人面临的尴尬
【研究员】：wh
可精明的以色列人嗅到商机，赶紧将美国众多到期和即将到期的药品专利抢先申请注册，然后将大量仿制药倾销到美国，赚了个盆满钵满。比如，以色列的梯瓦药业就是靠仿制药起家，已是市值600亿美元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仿制药企业。
【博览财经特稿】这段时间，印度疫情失控。对此，很多中国病人心里也很着急，因为他们正等着印度的仿制药续命。下面是国内一个代购印度仿制药的微商发的一条信息： 友情提醒，由于印度疫情越来越严重，各位有条件的话尽量囤点货，后面情况实在很难说。
因为疫情影响，航空和货运部门已经开始限行，影响了印度的仿制药供应。 这段时间，许多印度仿制药不仅时常断货，存货价格也急速飞涨。比如，一盒用量一个月的肝癌药“索拉非尼”，5月份的价格已经涨到1350元，而在上月还是1100元，当地药商给出的解释就是“库存有限”。 这不只是中国病人要面临的尴尬，更是中国仿制药产业的尴尬。根据统计数据，2020年，全球营收前十的仿制药企业，印度占了5家，中国没有1家入围。
仿制药并不是山寨、假货，美国也靠它 有人或许以为，仿制药就像A货服装和包包一样，是个彻头彻尾的假药、山寨药。这其实是个误会，因为没搞清楚仿制药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事实上，从药物研发的角度，普通药品可大致分为专利药、原研药和仿制药。
一般而言，专利药和原研药都是指原创性的新药，其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有一定的专利保护期。只要过了专利保护期，原则上任何药企都可以提出仿制申请，那就是仿制药。 所以，仿制药并不是假药，严格意义上称为“非专利药”，是和原研药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给药途径和治疗作用的，被法律认可的替代药品。 正因为不需要巨额研发费用和临床试验，投入成本较低，仿制药价格基本都低于原研药，价格可能只有原研药的1/3甚至更低。 不过，仿制药的生产并不容易，和原研药一样，必须做生物等效性试验。不经过严格的生物等效性试验，很难确保仿制药和原研药是不是等效，质量是不是过关。
因为，即便仿制药和原研药采用的是同一种化合物，但是由于药物成分、生物制剂工艺等都有所差异，会影响最终疗效。好比去电影院看大片和在家上网看片，看的内容是完全一样，可观影体验却大不相同。 拿辉瑞制药的万艾可来说，2014年国内一家大药企在其专利到期后进行了仿制，价格也远低于进口药，可许多消费者使用后，还是愿意请人千里迢迢去代购原版万艾可。 由于仿制药相比原研药便宜许多，有人会以为做仿制药并不赚钱，也只有印度才肯做。 实际上，许多国家和大药企都在做仿制药，而且利润丰厚。印度虽然是因为做仿制药闻名于世，但是仿制药起源于美国，最早靠仿制药发家的却是以色列。 早在1984年，美国出台一项旨在简化新药申请的法案，顺便也为了减轻病患负担，缩短了药品专利的保护期。
美国的几大药企率先闻风而动，专门设置了研发仿制药的部门，为的就是从美国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市场分杯羹。毕竟是世界第一大药品消费国，美国人那时更多的考虑，还是满足自身需求，仿制药基本都是投放本国市场。 可精明的以色列人嗅到商机，赶紧将美国众多到期和即将到期的药品专利抢先申请注册，然后将大量仿制药倾销到美国，赚了个盆满钵满。比如，以色列的梯瓦药业就是靠仿制药起家，已是市值600亿美元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仿制药企业。 现在，全世界每天大概有2亿人在使用梯瓦药业生产的药物。
世界其他药企也不傻，毕竟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吃不起昂贵的进口药，仿制药价格便宜，可架不住需求量庞大。 著名的仿制药企山德士，其实正是大名鼎鼎的瑞士诺华旗下的一家公司。自己抄自己，既能保护原有专利，还能再赚一波钱，何乐而不为？ 本来埋头自产自销的印度看见这波操作，顿时醒悟过来，搞仿制药原来还能赚钱！于是，印度先是在美国请律师，接着派研发团队去美国学习，摸清所有研发和审核门道后，再从中国等市场购买原料，在本国投入生产，直接和世界接轨。 从事了20多年仿制药的印度，在产业上越做越娴熟，规模也越来越大，因此得了个“世界药房”的称号。
吃不起的特效药催生了仿制药市场 2018年随着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上映，许多人这才意识到，印度居然是全世界最大的仿制药供应商。 到2020年，全球仿制药市场规模达到3860亿美元，其中印度药品出口总额为205亿美元，占全球供应量的20％。 同时，印度也是美国以外唯一拥有最多符合US-FDA规定的制药厂，境内拥有FDA认证的药厂，共有119家，2020年出口到美国市场的药物总额就达到了67亿美元。
印度国内3000多家制药公司，是全球医药体系60个治疗类别中60000个通用品牌的来源，能生产500多种不同的活性药物。 今天，印度的仿制药不仅自给自足，还出口到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满足了北美31%、欧洲15.9%的药品需求。
与之相比，中国现有的18.9万个药品批文中，有95%属于仿制药，规模超过5000亿，是目前所有中国药企的主要营收。但问题是，中国5000亿元市场规模，却培养不出一个全球TOP10的仿制药企。 中国生产的药品主要还是“自产自销”，在WHO药品预认证项目通过的品种，不足印度1/10，出口额与印度相差太远。 不仅如此，许多癌症和重症患者急需的特效药、靶向药国内几乎没有生产。即便有少数替代性的仿制药，因为专利和生产工艺问题，价格十分昂贵。 像被称为“血癌”的白血病，这是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疾病，最好的治疗方案就是药物控制。医院通常建议的治疗药物是国内某医药公司出品的“万珂”，能有效控制病情恶化。 但“万珂”一个疗程需要2支，费用26000元，病人起码需要4个疗程才能有效果，光药费就要超过10万。 再比如，以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易瑞沙为例，国内售价每盒5400多元，患者每个月至少需服用3盒，花费超过16000元。
可以说，越是效果好的进口特效药，价格就越贵，也更令普通家庭难以承受。 相比之下，“万珂”在印度有专门的仿制药，名为“硼替佐米”，每个疗程的药费大约是人民币1000多元。而印度版易瑞沙的售价为每盒1800元，每月的疗程费用只是国内一盒的售价。 即便算上代购的机票、住宿和手续费等成本，国内和印度的仿制药还是有着巨大的价格悬殊。可想而知，天壤之别的价格差，实在不可能不让患者和家属心动。 中国药企到底差在哪儿？ 据说，在一些病友之间还有用药的鄙视链：进口药＞印度仿制药＞中国仿制药。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中国有那么多看不起病也吃不起进口药的病人，那我们为什么做不大？哪怕做点仿制药出口创汇也是好的。客观上说，这种想法过于理想化，而且过于片面。 上世纪70年代，号称印度“铁娘子”的英迪拉·甘地，以一句著名的“生死之间不能谋利”，大刀阔斧改革印度的专利法，推行了著名的“强仿制度”。 有了政府的支持，印度积极开始了本国的仿制药事业，整个制药工艺突飞猛进，技术水平媲美欧美等国。像有名的印度仿制药公司太阳制药、Dr.Reddy’s等，均是那时期开始起步，目前已是美国药品市场主要的供应商，也是印度最重要的仿制药出口商。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印度的仿制药不仅为本国的穷困人口提供低廉的仿制药，也形成了一条极其完善的仿制药产业链。
为了方便没法前来印度的顾客，印度各大药房还开设了自己的网上药店，不仅有英文版，还有专门的中文版，甚至还支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这样的事情也只能发生在印度，在保护知识产权的背景下，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再有第二例。 但纵观印度的仿制药产业发展历程，其中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从业者整体英语水平比我们好很多，对包括FDA在内的国际标准十分熟悉，特别是药品制剂及人体生物等效试验方面，更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其实一直有药业在做仿制药出口的业务，但是相比印度积累的30多年经验相比，我们实在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2013年，国内的华海药业有批准备出口美国的仿制药，经过层层工艺审查，到了最后的环节，居然还是被FDA打了回来。原因说来让人无语：是药品说明书没按国际通行标准，将长70厘米、宽50厘米的说明书折叠为4厘米大小的标准“豆腐块”。 这倒不一定是美国人在使坏，其实还是说明我们对国际药品市场诸多细节没搞清楚。最致命的问题是，国内企业生产的仿制药质量，实在难以令人满意。 前些年，钟南山就曾毫不讳言道：“我们国家虽然有这么多药，有几万个获批的药物，但基本没有药物能跟原研药疗效相同。” 据说，国内一些仿制药很多是三仿、四仿，药效尚不及原研药的10%。这样看来，我们还有很多不起眼的事情，需要扎扎实实地去做。（来源：正解局（ID：zhengjieclub） 作者：正解局）
从越南管理的工厂 透视中国制造究竟受多大“威胁”
【研究员】：wh
和越南团队做管理沟通，基本是每个客户都头痛的经历。我也是死磕磨合大半年后才有明显成效。期间要给他们做专业榜样逐步获取信任，做很多详细的案例和流程培训，到现在也是每天都开会关键产品过一遍紧盯着。相比而言，中国的项目根本不需这样细致的管理。
【博览财经特稿】大量外企转移到越南，核心就是便宜。中国大陆有优秀的基础设施、完整高效的供应链、大量勤奋优秀的专业人才，但这一切都抵不过便宜二字。很多人常拿实力说事，但实力是可以培养的。无非是学习曲线长短的区别而已，不是会或不会的巨大差异。 跨国公司经理人 近几年，国内网络开始热衷于讨论“越南、印度是否会成为中国制造的有力竞争者”。恰好这两年多我在管理越南工厂，有些一线经验，可以与各位分享自己的部分经历与观察。不过个人观察有限，仅供大家参考讨论。 我们项目之前在中国大陆做了十多年，后来大部分转移到越南胡志明工业园区。之前我的工作是管理大陆的工厂运营，对于越南项目只是偶尔做培训咨询，公司在越南聘用了当地员工组建管理团队。 之后特朗普对中国制造一搞关税，直接加速了产品向越南转移的趋势——特朗普绝对是这波产业转移的罪魁祸首之一，25%的关税吓死人，我们好多贸易条件还是DDP（Delivered Duty Paid，税后交货），被逼得没办法，“Made in VN”的标签能保全很多利润，只剩转移这一条路。
公司同时大刀阔斧改革，裁掉越南本地商务团队，之后由我一个中国经理人接管。通常认为当地的经理人和团队才有最默契的沟通，但3年过去了，公司管理层并不认可他们的表现。 越南的确问题多多 首先，供应链是大问题。 不怕笑话，开始居然有标签纸箱包装盒都是从中国进口来的，有时甚至运费比货物价值还贵。但是，企业的投资是灵活的。开始没有供货商，一旦当地企业有稳定的需求，就一定有公司投资去满足这个需求。就这么简单。 当然，这需要时间。工厂的体系是庞大而复杂的，人员的培训也需要很多时间，但这个体系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就可以建立起来。果然大半年之后，至少8成包装类物料实现本地化，其中不乏外资在越南的新建工厂接手生产。 其次，人才不够成熟。 越南工厂的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并不是和中国大陆一样好。这点基本没有可比性，起码现在是这样的。大陆的工程师，10~20年工作经验的一抓一大把；而越南工厂里，工程师多是刚大学毕业几年而已。 越南开放才多久？根本没那么多现成的专业人才，哪里像大陆一个城市多少万成熟人才，什么职位的都有；越南的员工也要从最基本的技能开始培训。 而且他们的英语，说得清楚的不多，但抓几个主词我还是听得懂的，有的员工写英语，还需要我翻译成可被理解的版本。他们会安排英语水平比较好的人和我们做接口，保证日常沟通基本顺畅。管理方面有大量的外籍工程师和商务经理人，本地经理人占少数比例。 在越南，有大学学历还会英语，一到外资工厂好好钻研几年专业有了经验，立马就能找到不错的工作。随着时间推移，相信本地人才会逐步成熟，这是必然的趋势。 在与越南团队协作方面，有网友提出越南人不如中国人聪明，最终会影响项目成败。 中国人的确聪明能干，而越南人在灵巧方面，学习能力的确明显差一些，沟通能力也弱，同样的项目让越南人做，往往会遇到在中国从来没听说过的新问题。 和越南团队做管理沟通，基本是每个客户都头痛的经历。我也是死磕磨合大半年后才有明显成效。期间要给他们做专业榜样逐步获取信任，做很多详细的案例和流程培训，到现在也是每天都开会关键产品过一遍紧盯着。相比而言，中国的项目根本不需这样细致的管理。 还有一个文化差异，那就是在中国如果出事了，多半选择诚实面对认错，坦白检讨完事；而越南的文化是不要报坏消息，他们可能会试图掩饰，放烟雾弹，或者就是沉默不认。在中国2-3周搞明白的事，在越南可能要2个月才水落石出。管理方面多些耐心和安抚非常有必要。比如我会鼓励他们，犯错不可怕，犯错是进步的机会。 成本优势 大量外企公司接受转移到越南，核心就是便宜。中国大陆有优秀的基础设施、完整高效的供应链、大量勤奋优秀的专业人才，但这一切都抵不过便宜二字。 成本数据摆在那里。同样的电路板设备加人工费，越南报价第一轮就比大陆同类工厂便宜60%，对方还是一级老厂，长年供应欧美大客户。目前中国大陆的人工综合成本是越南的2倍多，其中当然“多亏”20年来房价的大幅攀升。可以说，成本方面中越早已不在一个级别。 很多人常拿实力说事，但实力是可以培养的。现在的生产流程，自动化程度很高，超80%已是程序控制。比如测试，只要把模组放上机台，点击鼠标，按自动程序走下去，测试完毕拿出来即可。复杂组装的部分，一周内重复练习1000次肯定也熟悉了，虽然中国工人可能只需要100次。这无非是学习曲线长短的区别而已，不是会或不会的巨大差异。 换言之，越南制造对于中国制造，的确是直接的竞争关系，尤其是中低端产品，占我们公司全部产品的80%。
企业要发展，必定会持续寻找成本构成的最优解。当下来看，大量制造业的转移近成定局。 大厂搬迁是浩大的工程，需要考虑未来至少10年的规划，所以外企多半不会从上海搬到成都之类，因为地区成本差异比较有限。去偏远城市又没有良好的综合系统支撑，尤其还要考虑出口美国的高关税问题，所以还是离开大陆了。 不过，越南人工的确便宜，相应客户的管理成本会高很多。一个很优秀的工厂不需要客户掺和，它们自己可解决99%的问题；而一个落后的工厂，每天都有问题需要客户帮忙，而且还会重复犯错、变着花样犯错。 为了控制成本，我们公司基本不招聘新人，这意味着大家会忙很多，头痛很多——降低成本从来不是白来的。至于他们暂时做不到的事，靠施压是没有用的，不如按照他们的节奏和方式来慢慢努力，做得好就多鼓励，同时让他们看到规则背后的逻辑，看到我所坚持标准的道理，这样下来进步非常明显。 择优权 越南有一个中国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它因体量小而具备充分的择优权。 体量小通常被认为是劣势，但在面对大量的外资候选时，就成了优势。这是供求关系决定的。比如胡志明9区工业园，地方就这么一点，假设就300家企业容量，候选的有1000家，怎么办？肯定是最优秀的公司进来。注册资金多少刀？行业竞争力地位如何？前几年销售额多少？在越南期望出口额度多少？体量小就必须严格甄别，行业顶尖的才能进来。 即使三四流的公司偶尔能混进来，也无法很好地生存，无法提供完善的管理体系以及有竞争力的薪酬，于是人才立马流向有竞争力的公司。这流失和衰败的速度，真的可以用“天”来计算。
的确有项目转移越南遭遇失败的例子。尤其一些很复杂很精密的产品项目，需要大量资深的工程师和聪明的操作工，还要有善于沟通和协调的资深经理人。这些项目在越南工厂失败了，再返回到中国大陆来做。这其中有个原因就是：时间。 比如在越南做项目，需要18个月才能完全成熟，但客户等不了啊，大半年无法发货，客户订单黄了要被拖死了，只能再回来找之前中国大陆的合作方。 这些往往不是什么大项目，资源有限肯定拖不起的；拖得起的，肯定还会继续投资坚持，否则你搞了一半走人，算是给谁做嫁衣呢。 其实现在这个阶段还是拓荒时期，小项目、小公司就不要去凑热闹了，除非有特殊的行业技术优势，否则是无法生存的。大公司投资是长期规划发展，资源雄厚做几十年的规划，多少亿美金放下了慢慢发展。 越南对于出口型企业的很多规矩挺死板的，比如用不了的物料最后处理居然会按仓储天数收取罚金（损失了物料钱，要交罚款，还有增值税之类），但总体是非常鼓励企业发展，也比较合作，局势总体稳定。 越南年轻人比例很高，也很乐意进跨国公司的工厂工作，本地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相信他们能够利用好这次机遇大力发展经济。目前来看，这一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只要越南自己好好把握就行。 本地员工的管理 网上有舆论说，越南员工不好管理，不肯加班赶工期，动不动就罢工和公司对峙，还拿出台湾工厂的一个实例。 这方面我希望大家能客观看待，这的确不是普遍现象。罢工就好像化学反应，需要一定的产生条件，而公司的管理方式就是关键因素。 我们的项目原来在国内也曾遭遇这类事件。当时因为工厂把加班费计算方式改变了，员工觉得不划算，于是贴出“还我血汗钱！”的标语。那个阶段我记得的不上班，起码就有3次，连洗手间里都写了语录。这是否可以说明我们中国工人难管理呢？当然不是。 我们的项目在越南运营五年了，在我接手项目的两年多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罢工事件，平时也从来没有因为找不到人加班而延误交期，春节特殊除外。我们项目上千人，每个月几百个订单，摊子绝对不小，算得上有相当的代表性。 人性化的管理很重要。尊重个体，而个体不单是生产流程中的一个元素。他/她有家庭有生活有情绪。 我们之前在国内不时听到这样的管理说辞：不管个人有什么原因，反正工作要优先完成。我的看法正相反：先把私事处理好，然后才专注工作。 当然这里面包含着巨大的信任。我们团队的越南员工，年轻有活力，勤勉努力，对工作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们值得我的信任与尊重。 比如越南的春节，员工们都要回老家，很像我们大陆的春运。员工们花数小时在路上，飞机换巴士再换三轮车甚至农村的马车，就是为了回家团聚，一年一次，放假持续约10天。这一特殊节日期间，订单再紧急，我不会要求赶紧回来加班。越南的公假很少，一年到头没几天，比中国少很多，他们好不容易回家，值得好好享受难得的团聚。
我们的越南团队多是20多岁的弟弟妹妹，都喜欢玩。他们会告诉我，下周一不来上班了，大家要出去玩，难得的集体活动大概半年一次。跟我请假，我就爽快答应，并祝他们玩得开心！ 人家平时晚上加班也没跟我要加班费，产线安排好了他们出去玩，这也过得去。我周末发邮件他们都有人及时回，我怎么就不能祝福他们度过愉快的一天呢。 有一次突然早上有个核心员工跟我请假，说家里有急事（回外地的家，需5个小时），要马上请假离开。那个妹子平时大咧咧，碰伤了左脚还要搞伤右脚的那种，我担心她慌慌忙忙在路上出事。于是我立马告诉她，家里有急事你随时走，一路注意人身财产安全；请她保持冷静，再大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我邮件写的是真心话: Your family should always come first. Everything else is secondary。（“家庭应当永远排在第一位，其他都是次要的。”） 她回家之后，晚上居然还坚持看邮件，第二天远程参加例会。我是挺感动的。 类似的小事慢慢堆叠，我们的团队合作关系逐步变得很融洽，基本上我指哪里，他们搞哪里，问的事情件件有回应，甚至有时远超我的预期。现在我已经很享受和他们的合作了，这是我在接手项目时根本不敢想象的。 最开始合作时，团队的氛围和风气完全不是现在这样。那时有暗藏的抵触和对峙，每天剑拔弩张举步维艰，最困难的时候，每天对于工厂和客户都是一种折磨。比如生产计划部因不堪压力在3年期间经历7轮员工辞职，客户对接人员也需适应7轮并重复提供培训。这是我接手前发生的事，最近两年多关键员工队伍很稳定。 之前SVP（高级副总裁）也介入这一块，他也说没办法，给了指令他们不听，很多员工觉得压力山大就辞职不做了。我曾经参加他的会议，扯两个小时完全没效率，拖累至少十几个核心员工——和大老板开会神经高度紧张，完了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做其他事？ 可见，要拖累团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每天开几个小时的管理会议。核心员工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交差应付开会，如何表现不出丑，如果实在没办法就辞职跑路。 我跟团队说，我们例会就争取40分钟左右结束，提前准备好信息，及时沟通安排清楚。这对于几个亿的中型规模项目挺合适。年轻人喜欢高效利落的方式，他们配合得很不错，人员大局稳定，业务越来越熟悉，开会气氛居然变得轻松起来。 对于优秀员工，我反复地公开表扬，督促项目组加工资发奖金、尽可能提供升职机会。我们组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越南员工，我和他们经理说，你再找200个人也没他这样出色的，他在这里你我都会好过，必须重奖留住人才。 评说员工好不好管理，不如看你是如何做管理。毕竟人性是相通的，人性会选择相对感受最值得、最愉悦的伙伴长期合作。 据我所知，台湾工厂的奇特规矩比较多，有的甚至反人性，比如禁止聊天，导致工作气氛压抑，员工关系淡漠甚至冷酷，人每天像机器一样上班下班，看不到出路。这样的人生意义何在？为什么只有富士康有连环跳楼悲剧，其他大厂没有呢？可能真不是凑巧。 规章制度有礼有节，日常事务有人性关怀，给予人才足够的重视和价值尊重，这都是管理者该做到的。这些方面都捋顺了，员工管理就不是问题。 疫情之下 越南之外，印度也是热门迁移选项。当下我们公司在印度没有产品生产项目。公司担心那边治安太乱容易失控，而且印度人想法多，社会宗教规矩多（比如种姓制度），相比不易管理。现在看来，这是极其明智的决定。 最近印度疫情急速恶化，导致很多印度工厂左右为难：如果停产，损失惨重，还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毕竟很多人手停嘴停；继续聚集人员生产，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病毒传染只会更严重。可见安定有序的工厂背后，需要坚实的公共管理系统做后盾。 目前我们在用印度的IT服务，都是远程沟通协助。虽然不如我们本地员工，但相互适应后完全可用，不足之处客户忍一忍就过去了。关键是费用节省超过一大半——这是我们管理决策的核心因素。不差钱的公司，毕竟是极少数。
相比印度，这次越南的疫情管控总体很不错，政府和企业都非常重视，民众也积极配合。我们工厂几千人没发现1个感染病例，生产进度保持正常。像我们这样的工厂在越南并不少。 越南制造的基础已经稳定，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工程师和经理人，本地人才有良性的学习成长环境，这个行业状态和20多年前的中国颇为类似。 面对现实，持续拓展 我希望大家对于越南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能有个比较客观的认识。 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我们需要留住世界的优质客户，除了就业和税收，更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分享，有利于保持企业经营的先进性以及对全球市场的敏感度。 多年前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苹果等企业进入中国，虽然有些产品会随时间衰落，但它们最终促成了中国强大而成熟的手机供应链的形成，为后续国内手机品牌的崛起夯实了产业基础。如今的特斯拉其实在上海也有类似的引导作用，培养新能源汽车的完整供应链。 工业类产品也有很多类似作用。20多年前移动通信基站的很多功能模块都是外企研发制造的，比如射频模组当年单价2万多都供不应求，现在2千多都算贵。中国的供应链发展得太快，本土供货商最终把外企工厂收购的案例时有发生。现在屹立世界鼎鼎大名的华为技术，其生产制造的根基是中国本土高效而强大的供应链。 越南面积小、体量小，工业基础总体薄弱，供应链不像中国这样完善，不过他们也根本不需要搞大而全的体系，只需整合资源针对世界顶尖的优质客户服务即可，本地没渠道就从中国就近进口，如利润前景可观可考虑做本地化。 制造业务从中国搬离的情况正在发生，因疫情因素转移的进程会有明显延迟，但大势不会改变。 我们需要增加自动化生产线的研发与投入，大幅减少人力消耗，持续提高管理效率，从而有效降低总成本。这大概率并不能让撤离的业务回流，但能有效提升现有制造企业的竞争力，让业务量尽可能长久地留在中国。 先进经验的分享，往往通过人才流动和行业交流来实现。我们要向世界级的优质客户学习先进的设计、技术以及管理方法。即使有些制造业项目搬离中国，之前客户认证的资质依然有效，供货商应积极争取继续参与。还没有被客户认证的厂家，若有足够的专业竞争力，完全可以争取客户认证，哪怕这需要很长的开发周期。 中国工厂如果失去某些成品制造的商机，依然有大把机会持续供应配件物料，积极跟进新项目的认证扩展。在新形势下，中国供应链厂家需顺势而为，适应新的产业定位，持续在全球制造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与影响力。（来源：科工力量 作者：吴威）
人物广角
风云激荡20年的互联网业迎首场大地震 余波持续看不到终点
【研究员】：wh
风云变幻，不过短短半年时间。曾经前呼后拥的商业教父，自去年10月末的上海外滩风云之后，就沉寂整整191天。直到今年5月10日，才首次现身线下“阿里日”活动。而在他消失的近半年里，发端于国家金融中心上海的这一场风波持续向外扩散，笼罩在互联网帝国头上，震动人心。
【博览财经特稿】自从去年的“外滩风云”之后，马云就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此期间，风云变幻，四部委约谈马云，蚂蚁金服暂缓上市，至今遥遥无期。 今年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给阿里巴巴集团开出182.28亿元的天价罚单，起因是阿里巴巴集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服务平台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 5月10日，在一年一度的“阿里日”上，马云时隔7个月后再次公开露面，笑容依旧，只是这一次没有了演讲，也没有了金句。 而变数还在继续，在马云公开露面不久，网络上流传出一则视频，显示“湖畔大学”四个大金字正在被抹去。湖畔大学是马云联合其他8位企业家、著名学者共同发起创办的组织，旨在培养企业家，当年风光无限。 5月17日，湖畔大学官方对改名一事进行了回应——（改名是）为了避免给大家造成误解。 有钱人的俱乐部 湖畔大学创立的那一年，马云还没说过“996福报”，他还是大众心目中的精神导师。在那个年头，凡事只要搭上马云的边，那必定是金光熠熠。 于是乎，借着马云的东风，湖畔大学可谓盛极一时。公开资料显示，湖畔大学是由马云、柳传志、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峰等9名企业家、著名学者共同发起创办的。 这些人，随便拎出一个来，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所以，湖畔大学在设立之初，就给学生设置了非常高的门槛。在报名之前，普通学员须创业满三年、营收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公司规模超过30人，要有3年完税证明和3位推荐人，其中至少1位为湖畔大学指定推荐人。 换句话说，要想报名湖畔大学，你还得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格。尽管如此，但公开资料仍显示，创办至今，共有11788名学生申请了湖畔大学，但湖畔大学只录取了255名学员，录取率仅2.16%，比哈佛大学还要低。 而被录取的学员，大多是来头不小，且事业有成的。翻开湖畔大学的录取名单，能看到滴滴出行总裁柳青、西贝董事长贾国龙、快手CEO宿华、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58同城总裁兼CEO姚劲波、华谊董事王夫、演员李冰冰等人赫然在列。 这样的成功人士削尖了脑袋往湖畔大学挤，他们真是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吗？从湖畔大学设立的教学模块来看，除了平台经济、打造未来组织、湖畔三板斧等课程，还有一些跟商业毫无关系的必修课。 也难怪有人感慨，这哪是什么大学，这就是有钱人的俱乐部啊！也难怪马云在2017年湖畔大学第三届开学典礼上，曾放下如此豪言——我讲过，我也有信心，再过二十年，中国五百强中的CEO，两百个CEO跟湖畔大学有关系，要么在我们这儿读书过，要么到我们这儿应聘过。 马云这话说得很有意思，也很有底气。但是按照湖畔大学的这个招生趋势，没准真的能像马云说的那样，20年后，中国500强的CEO里有200个跟湖畔大学是有关系的，甚至还要更多一些。 毕竟，这些有钱人总喜欢扎堆嘛。所以，马云对湖畔大学是寄予了相当高的期望。2018年，在湖畔大学新校园的奠基仪式上，马云曾如此表态——我们为湖畔大学要办300年的愿望奠基。
一开口就是“300年基业”，可见，那些年马云有多自信。据了解，湖畔大学此前的临时校址设立在西湖边上，直到2018年才在余杭区选定了长期校址。公开信息显示，湖畔大学新校园位于仓前街道，用地性质为高等院校用地，用地面积4666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5384平方米，计划在2020年建成投用。 2020年4月，湖畔大学的官微晒出了新校区实景图，新校区是由曾缔造过乌镇剧院的著名建筑大师姚仁喜担任的总设计师。整体建筑呈正圆，四周绕水，看上去颇为雅致。
却没曾想，新校区落地一年多，湖畔大学就从“大学”变成了“浙江湖畔创业研学中心”。对于更名一事，湖畔大学回应——湖畔自创立之初，即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办非单位，不属于学历教育序列，为了避免给大家造成误解，更名为“浙江湖畔创业研学中心”，简称“湖畔创研中心”。 更名是为了防止大众误会，有理有据。然而，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在更名之前，湖畔大学已经停止了招生。《金融时报》曾在4月9日报道，由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已经停止招生。 只能说，事态的发展，比想象的更匪夷所思。 马云沉寂的191天 马云已经沉默很长一段时间。2020年10月24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D40）联合各组委会成员机构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作为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马云的出席峰会，发表了一通石破天惊的演讲，剑指中国金融——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没有系统。 此后事态便朝着不可控的方向疾驰而去，马云被四部委联合约谈，市值接近6万亿的蚂蚁金服被暂缓上市。2020年12月24日，新华社发布消息，阿里巴巴因涉嫌垄断被市场监管总局立案调查。今年4月，阿里巴巴终于迎来自己的天价罚单——182.28亿元。 很多人感慨，在过去的大半年里，阿里巴巴或许迎来自己最艰难的时刻。此前，阿里巴巴发布2020年Q4年财报。财报显示，期间阿里巴巴经营盈利亏损达到76.63亿元，这也是阿里巴巴自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季度亏损。 阿里巴巴出现亏损的原因，或许跟市场监管总局开出的天价罚单脱不开干系。 作为阿里巴巴灵魂人物的马云，自上海外滩风波之后，便不再公开露面。而马云“消失”的时间细细算来还挺长——191天。 直至5月10日，马云出席“阿里日”活动，才算是打破记录。只是这一次，马云没有演讲，也没有说出金句，在参观园区的时候，马云拿着一本《老年人数字生活手册》，似乎已经进入养老生活了。 在下午的合伙人见面会上，马云也没有多说什么。有媒体表示，马云时隔这么久终于在公开场合露面，主要是稳定人心。毕竟阿里巴巴在过去的大半年里，太不顺了。
马云在沉寂，但是阿里巴巴却没有沉寂，依旧人来人往。据了解，阿里巴巴现在的工号现在已经排到30万左右（离职工号保留）。而在此前的2016年，阿里巴巴透露其工号在10万左右。这意味着，在最近5年里，阿里巴巴有20万员工在进出。他们有的人走了，有的人留下来了。 与此同时，杭州本地的房价仍在不断上涨。曾受到蚂蚁金服上市影响而房价大幅上涨的西湖之江板块，如今虽然脱离了蚂蚁金服的影响，但房价涨势依旧，截至今年2月，西湖之江板块已经突破4.6万/㎡，同比上涨14.17%。 而在上一周，杭州首批集中供应的57宗涉宅地块，共揽金1178.2亿元，其中41宗地拍到封顶+自持，众多板块地价刷新记录，市场依旧火热。 资本抱团，已经成这些年来的老戏码。但是像湖畔大学这样明目张胆的资本抱团，那还是比较罕见的。湖畔大学更名并且停止招生，这事并不稀奇。只是回过头来想马云说过的话，湖畔大学要办300年，现今不过6年就熄了火，多少有点儿打脸的意思在。果然，话不能乱说。 马云消失的日子 从内地到香港首富圈大地震 5月17日，杭州西湖畔的一所大学被历史正式“除名”。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聚光灯，只有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工人拿着烧焊工具，抹掉镌刻在巨石上面的“湖畔大学”四个大金字。 “阿里巴巴要做102年的企业，湖畔大学要办300年……”，几年前马云这句豪言壮语言犹在耳，而今天，中国近年来最负盛名的商学院名字就这样在一片气焊声中消失了。 最得意的时候，湖畔大学的江湖传说都是“CEO云集”、“录取比例最低的商学院”、“指定保荐人”，俨然中国企业家的黄埔军校。仿佛谁得到“马云亲自授课”，谁就能踩中时代的脉搏挺入中国最顶级的上流圈子。那个时候，有好多生意人以“马云门徒”为傲，首期学员孙宇晨就打着这个旗号，狂蹭了好一波流量。 在“除名风波”中，湖畔大学只低调回应，创立之初就是民办非单位，不属于学历教育序列，为了避免给大家造成误解，现更名为“浙江湖畔创业研学中心”，简称“湖畔创研中心”。据悉，今年湖畔大学已暂停招生。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风云变幻，不过短短半年时间。曾经前呼后拥的商业教父，自去年10月末的上海外滩风云之后，就沉寂整整191天。直到今年5月10日，才首次现身线下“阿里日”活动。而在他消失的近半年里，发端于国家金融中心上海的这一场风波持续向外扩散，笼罩在互联网帝国头上，震动人心。 蚂蚁上市一夜中断，阿里收到182亿的天价罚单。
风云激荡20年后，中国的互联网行业迎来首场大地震。余波持续，看不到终点。互联网巨头们真的要醒一醒、看一看当下的气候了。没人敢抹去互联网巨头们的时代印记。 正是因为20年前屠龙少年们敢于打破旧秩序、推动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崛起，才诞生了全球市值前十的互联网巨头，才有了今天中国在数字经济领跑者的地位，这是相互成就的。 但是，当上上下下都在呼唤“脱虚向实”、“振兴实体”时，这些以往总是冲在时代潮头的巨头，却没能踩准时代的步点。
时代，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新旧势力更迭像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预言 五月四日青年节这天，在腾讯公关总监被网友扬言挂路灯的时候，对岸的香港发生了97回归以来最大的商界变故。福布斯实时富豪榜显示，宁德时代董事局主席曾毓群身家达 345 亿美元，超越李嘉诚成为香港首富。 自香港经济豪门化后，传统财阀从未被局外人颠覆过，曾毓群创造了历史。新旧势力的更迭，像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意义的预言：今天这个时代，谁押注中国、谁沉下心来搞制造业，谁就能获得丰厚的馈赠。 宁德时代于2011年创立，相比李嘉诚的长和系以及马云的阿里帝国，简直是初出茅庐的后辈。但短短十年时间，它就超过了诸多央企，A股市值排名全国第13名，逼近万亿。江湖大名“电池茅”。
这个奇迹告诉我们两个道理：第一，互联网和房地产已经不是唯一的造富神器了，实体经济也可以。第二，想要快速成为新贵，就必须成为站在马斯克背后的男人。 曾毓群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十年前的一个选择，竟然让他押中这个时代的最大风口。除产业自身的朝阳属性外，新能源汽车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对于消解美元霸权的作用。 过去在“市场换技术”中，高铁模式无比成功，汽车模式则灰头土脸，成为民族产业当中最痛的伤疤。中国之所以疯狂补贴新能源汽车，出台层出不穷的产业政策来引导，并不单单是想要抓住一个新赛道那么简单。以2018年为例。当年中国汽车保有量2.4亿辆，一年要吃掉超40%的石油消费，也就是2.6亿吨，占比中国进口原油4.62亿吨的56%。
如果电动车能够全部替代掉传统燃油车，我们理论上可以省掉一半的进口，对外依存度从70%下滑到50%，提高内循环的底气。这只是第一步。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国就构建起美元—石油体系，跟欧佩克做石油交易，必须以美元结算，而非欧佩克成员并没有这个强制性规定。所以，在剩下的2亿吨进口中，我们拿人民币到俄罗斯、巴西等非欧佩克成员购买一亿多吨，就能满足国内的大部分需求了（2020年，两国出口中国石油1.25亿吨），从而摆脱了对于中东石油的依赖。 此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经济体，才有如此庞大的石油进口量。好些国家一旦迎来电动车时代，可能都不需要进口了，其自产石油量就能撑起本国工业体系。到那时候，“美元-石油”的体系就会逐步走向没落。很多人都没有留意到电动车的这一个革命性意义。 当然，美元—石油交易的减小，并不代表美元就不再是国际上硬通货了。只要美国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还是全球第一，美元就永远都会是最值钱的国际化货币。但不可否认，电动车对于传统燃油车的完全颠覆，一定会加速美元霸权的消解。 在这样一个历史性进程中，宁德时代、蔚来、华为等产业链上的角色，都是加速传统国际政治秩序重新洗牌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曾毓群踩中国运的脉搏，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自然会受到这个时代给予的最大反馈。 香港首富圈更迭背后是一个急速变迁的时代 相比马云和李嘉诚，曾毓群押注的是技术含量最难、也是风险性最高的制造业。 李嘉诚有北京深处的关系，早在78年之前就跟霍英东、胡应湘来到内地，他长袖善舞，广结良缘，不管房地产还是公有事业自然游刃有余。 马云有二选一的“优势”，而互联网又是不完全开放的领域，FACEBOOK、谷歌等虎视眈眈也搞不了事情。 曾毓群所处的行业比他们难多了。在这个真刀实枪、你死我活的红海中，一有松懈就要被松下、LG、三星干掉。
这种冒险，这种对制造业的押注，反而让他登顶了东方明珠的宝座。 李超人虽然从轻工业起家成为塑料花大王，但后续他所开辟的商业帝国缺乏制造业的“基因”，浸淫于房地产、零售、公用事业等没有科技含量的产业。这一点，可能就是今天李家败局的伏笔。
自2013年起，李氏家族抛掷内地和香港，将资产转移到欧洲。一开始外界还觉得他老眼昏花，因为大陆楼市很快就迎来一轮疯狂，一二线翻倍，三四线棚改，深圳上海等地的房价宇宙第一。 但很快，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不赚最后一块铜板”。短短几年时间，房住不炒就将楼市踢出黄金时代，房地产开发商全面退出中国前十大富豪。不得不说，李超人的嗅觉确实非常敏锐。 不过，李嘉诚套现出来的天量资金，并没有投入中国内地最渴望突破的领域：芯片、人工智能，医药健康……反而延续在香港的传统做法，持续加仓欧洲的基础设施，电网、水务、电信等半垄断行业。这些公共事业跟内地房地产一样，需要跟政治打交道。但只要你拿到门票，回报率就非常稳定。
截止2018年底，长和在欧洲的资产总和高达6736.9亿港元，占总资产比重达到了54.67%，在内地及香港资产占比则仅剩一成。为什么李氏家族这么热衷于半垄断性行业？ 表面看是李嘉诚老了，下一辈是守成一代。但最核心的原因，恐怕还是李氏王朝自始至终就缺乏制造业的基因。全集团上下，没有一个人痴迷于技术。 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英国有完善的法律保障，有各种确定性，但欧美相对中国来说是走下坡路的，代表一种守旧产业。所以，英国能给与李超人稳定的回报，但不能像中国这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一样，给与一个近乎无限的市场。 反观押注内地制造业的曾毓群，宁德时代搭上一辆高速奔跑、极具想象空间的汽车。 虽然现在盖房子的、做家电的、卖手机的都来造车了，搞得新能源汽车好像很廉价，谁都能上。但其实，这种一拥而上恰恰反映出了当前各行业大佬的焦虑： 新能源汽车的未来，一定是一台架在车轮上的电脑。传统燃油车最核心的部分是发动机，这个零部件的水平直接代表了品牌的价值和档次。布加迪威龙为什么一台能卖几千万，因为人家是全世界最快的顶级跑车啊，一踩油门就能飙到400多公里/小时，比高铁还要快。 中国就不行了。一台燃油车有几万个零部件，材料学等基础学科落后，使得我们在硬件集合比别人落后，造不出稳定性超高的高档品牌。 但新能源汽车不一样，它比拼的其实不是“速度”，而是智能化。它最核心的部件不是发动机，甚至不是电池组，而是各种各样的软件。等到自动驾驶运用后就更不得了，汽车会解放双手占用消费者大量时间，是万物万联的核心平台。失去这个入口，一切传统行业都将失去意义。所以华为、小米、恒大们才会疯狂抢滩。 而且，新能源汽车跟房地产、互联网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房地产、互联网干来干去也是在国内市场里转，而新能源汽车做好了，是全球六十亿人的市场。香港首富圈的更迭背后，是一个急速变迁的时代，一个重新洗牌的东西方世界。 “后浪”们攻占留言区的画风突变 一直跟踪中国首富变动的胡润，有一个很敏锐的观察：十几年前，中国大教育行业的首富是俞敏洪。当时英语能力被认为是全球化时代的人才核心竞争力。 五年前，学而思的张邦鑫取而代之。学而思就是满足中国家长让孩子进国内好学校的需求。两年前，中公教育的李永新又超越所有人，成为首富。因为帮人找到铁饭碗的公务员培训又成了最热的赛道。教育行业首富的不停轮换，恰好反映了中国经济变迁的逻辑。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有人都渴望接轨国际，因为凡是能够与英语世界搭上关系，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在2008年后的三轮大放水下，我们堆出了全宇宙市值最高的房子，也把全社会的财富焦虑推向了顶峰，家长只能拼命鸡娃，把孩子送入高价辅导班，希望下一代能突破阶层固化。 而最近两年，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推倒重来，时隔几十年后，又重新面临了一个极具张力和摩擦力的假想敌。国家力量能进一步彰显。我们从“资本”的时代滑向了“国家”的时代。 这一届年轻人也开始厌恶资本的力量，很多人希望能够进入体制，站在权力的大树下，避免被上流社会摁在地上摩擦。他们掏出大把钞票，把中公教育的李永新送上了最富有的顶峰。 几个月前，在年轻人云集的B站上，马云从“马爸爸”已经变成了“吸血鬼”，弹幕上满满都是“打倒资本家”、“你工人爷爷来了”。 3月份有一封《致阿里》的内部信流传开来，一位离职的员工直呼阿里是“没长大的巨婴”，一直在贩卖焦虑。 “后浪”们攻占留言区的画风开始突变。
年轻人们纷纷拿起了《毛选》，地铁上、公交上经常可见手捧毛选的年轻人。该部作品近5年来销量逐年增长，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借阅排行榜上更是排名第一。 当下的主要矛盾，似乎已变成这一届首富的高高在上与这一届青年的前途迷茫之间的巨大落差。
湖畔大学的改名，香港首富的换人，会是这个时代的转折点吗？（来源：地产情报站（dichanqbz）、旺角黄汉城 （ID：zgtrendPlus） 作者：白罗、黄汉城、路口大爷）
资本圈这场“酒局”有人酩酊大醉 也有人千杯不倒保持清醒
【研究员】：wh
郭广昌一改往日高调的“海外投资论”，一面终止了两项海外金融收购计划，一面表示复星在未来两年将专注于消化已收购的资产。也是差不多时间，众多资本大佬疯狂“买买买”的浪潮悄无声息停止了，国内的资本市场却忽然泛起了浓浓的酒香味。
【博览财经特稿】2018年4月29日，三亚，由复星集团投资百亿打造的海南超豪华酒店亚特兰蒂斯开业仪式上，51岁的郭广昌在致辞时居然数度哽咽，甚至不得不停顿许久才把并不长的演讲稿念完。 或许，面对这家拥有1314间客房、堪称亚洲最大的水族缸和精彩绝伦的水上胜境时，他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来到海南的情形，想起当年悄悄对自己许下的一个承诺。 时间倒回到1987年 1987年，改革开放已近十年，国内翻天覆地的变化让还在复旦哲学系读大二的郭广昌有些坐不住了。 刚满20岁的他来自浙江东阳的农村，寒窗苦读多年才跨入到梦寐以求的“象牙塔”复旦大学，来上海读书是他第一次来到大城市，也是他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用上抽水马桶…… 在这座繁华都市，郭广昌看啥都新鲜，只是读着那些“形而上”的哲学书时，他越来越感觉脚踏实地去考察改革带来的真实变化，或许才是自己最应该做的事。一句话，世界那么大，他想去看看。 这年暑假，做好准备的郭广昌没回东阳，买了部二手自行车擦得蹭亮，他想骑车去伟大的首都考察。 选择骑自行车也是没办法，因为没路费，飞机就不想了，连火车也坐不起。此次旅行身上只有200元钱，那还是一位好友的妈妈知晓他计划后硬塞给他的。 买了册中国地图，揣着干粮和水壶，郭广昌就这样踏上了自己的北上之路。 骑车去北京，在没有导航，也没有充足旅费的情况下，谈何容易。不知中途换了几次车胎和脚蹬，也不知道被不知情的警察拦下多少次，靠着一路风餐露宿，郭广昌花了十多天时间终于蹬到了目的地首都天安门前。 在逛了繁华的王府井，爬上八达岭长城后，体力不支的郭广昌实在骑不动了，觉得自己再骑车回去只怕是难以活着回到复旦大学。他一狠心将自行车在北京卖掉，用所剩不多的钱买了张去青岛的车票。 听人说，从青岛回上海十六铺的船票便宜很多，就是时间要久点。久就久吧，郭广昌想，反正自己穷的只剩下时间了，正好也感受下海滨城市青岛的风格。 等到了青岛，很多景点没吸引他，倒是著名的青岛啤酒勾起了肚里的馋虫，可惜当时买完回上海的早班船票，兜里的钱只够一顿晚饭钱。吃饭还是喝酒，只能二选一，他咬咬牙选择了青岛啤酒，来青岛不喝青岛啤酒，那还像话么！在复旦时，一瓶光明啤酒还得几个人分着喝，这回怎么说都得“奢侈”一把。 这天夜里，因为没钱住宿，郭广昌索性坐在码头边，一边仰望星空，一边美美喝了顿青岛酒。随着金黄的泡沫下肚，他心想青岛啤酒这么好喝，要是天天都能喝上，该多美。 伴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穷学生郭广昌打着响嗝躺在码头石凳上安然入梦。梦中的他或许没想到，若干年后，自己的“复星”将成为青岛啤酒的第二大股东，青岛啤酒可以敞开了痛痛快快喝。而这一路，也并不容易。 “十万人才下海南”盛况让郭广昌内心受到巨大冲击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郭广昌上大学后一直坚持的信念。通过这次北上骑行，郭广昌的心也变“野”了，他在认真地思考着自己的未来路在何方。 1988年，21岁的郭广昌和同学听到海南建省的消息十分振奋，许多复旦学子摩拳擦掌想去这片刚刚开发的热土瞧瞧。郭广昌也不例外，他因为北京之行已然成为校园里一名“公众人物”，很多人渴望他能带队骑车去海南考察。 在复旦大学的支持下，郭广昌带领12名同学，拿着永久自行车厂赞助的3000块钱和复旦团委的一封介绍信再次上路。13名穷学生困了就睡在沿途学校的教室里，饿了就吃食堂的剩菜剩饭，沿着东南的海岸线一路骑行到了海南。 郭广昌选择的路线是精心挑选过的，这一路途径五个经济特区，同学们们一边骑行，一边调研，骑了整整3000多公里终于到达了海口市。到了海南，他和所有同学都傻了，在海口市人民公园一侧，当地人俗称的“闯海墙”上贴满了各种花花绿绿的自荐书和招聘信息。 “闯海墙”外人头攒动，人们在上面寻找和张贴各类招聘信息，往往刚贴上去的招聘启事浆糊还没干透，就吧唧又被人贴上新的海报。 在海南的一个星期，郭广昌看到全市只有一个红绿灯的海口却吸引了这么多人才前来，深切感受到了新闻中所说的“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盛况，内心受到了巨大冲击。 在等待跨海轮渡返程时，郭广昌回头凝视了一圈海南，他默默在心里许下个愿愿望：“总有一天我会再来寻找一片属于我的土地。”这个愿望最终在30年后，伴随着一个超级豪华的酒店落成完美实现。 1991年，因为带队外出考察表现出的管理和组织能力，24岁的郭广昌被学校团委看中留校做了名团委老师。从一个穷学生变身大都市的高校老师，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安稳的生活环境，实在来之不易，他格外珍惜。 在复旦团委工作的几年中，郭广昌日子过得很清闲，钱虽不多，好在闲暇时间多，能去上海各处转转。只是面对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他多少有些失落。 郭广昌内心也想创业，可又有些犹豫，因为正好赶上九十年代初，国内对改革开放的质疑暗流涌动，他多少有些心虚。 身在体制内的郭广昌既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更担心创业的风险，只能偶尔与同留在团委工作的梁信军吐吐槽，转身去翻厚厚的英文词典。 梁信军在复旦学的是遗传工程，却干上了团委的工作，每天也是一副“壮志未酬”的模样，被郭广昌引为知己。 慢慢，看着身边那么多人出国留学，郭广昌也动了心，不仅考过了出国必需的所有科目，还从亲友间筹到了数万元的出国费用。 可随之而来的一场巨变让郭广昌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郭广昌将人生规划中的“出国”变成“治国” 1992年，邓小平南海巡视后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讲话，“发展市场经济“的字字句句让无数人受到感召，以陈东升为代表的“九二派”更是掀起了知识份子“下海”创业的热潮。 这年，25岁的郭广昌纠结许久后，感觉改革的热潮已经势不可挡，终于将人生规划中的“出国”变成了“治国”，跨出了第一步。 可创业怎么能少了好哥们！他拽上梁信军一同从复旦团委辞职，凑了3.8万元，开了家名为“广信科技”市场调查公司，名字没啥技术含量，就是从二人名字里各取一个字。 “广信”说是科技公司，其实和“科技”没啥关系，就是家纯靠耍嘴皮子的一无人才、二无市场、三无资金的“三无企业”。 坐落在杨浦区的这家十多平方的公司，全部资产就是一部386电脑和一部“除了铃铛不响，哪哪都响”的28大杠自行车，墙壁上挂着 “平天下”三个硕大的毛笔字。 可“平天下”也得先填饱肚子不是，郭广昌只能骑着这部“28大杠”，每天走街串巷骑行几十公里寻找业务。恰好日本的元祖食品刚进入上海，希望招募合适的本地公司帮他们做市场规划。 看到有买卖上门，时常饥一顿饱一顿的郭广昌和梁信军当然乐了。凭着曾经的复旦老师身份，郭广昌顺利接下委托，每天和梁信军骑着车在街头到处散发调查问卷，回来加班加点啃着干脆面整理分析报表。 期间，他们还因酷似发小广告的“无业游民”屡屡被街道治安巡逻扣下问话。 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太过劳累，当天郭广昌交给元祖厚厚一叠调查报告后，出门时一个踉跄，要不是梁信军顺手搀扶了一把，他差点摔倒在地。 好在复旦毕业生的能力真不是吹的，在做了上万份调查后，他们做出的市场报告受到元祖食品肯定，对方豪爽地在28万元的合同款上又加了2万元的酬金。凭着这笔业务的口碑，广信又接下太阳神、乐凯胶卷、天使冰王等生意。 辛苦了无数日夜，账面终于赚到了100万，提心吊胆总担心公司“关门大吉”的郭广昌终于松了口气。 1993年，眼看帮那么多保健品公司做策划，别人赚了大钱，郭广昌有些心不甘，觉得自己也不差，不顾梁信军反对，赶着热潮搞了款保健品“咕咚糖”。 可惜，做生意和做规划是两码事，他实在不是这块料，没“咕咚”几下就把公司的钱赔了精光。眼看梁信军要和他急眼，郭广昌拍拍搭档的肩膀，告诉他，自己有个“大胆的想法”能赚到钱。 想法确实是大胆，因为郭广昌揽下一桩谁都不看好的“卖房子”业务。此时的上海楼市远不如今天火爆，很多新开发的楼盘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没办法，上海人均工资还不到一千，想买也没钱啊。 郭广昌接的业务是上海郊区一处为“留学家庭”而设计的滞销楼盘，小区建设不错，可交通不便，加上宣传不到位，卖了几年都没卖出几套。 这可难不住精明的郭广昌，他找到了外事局的同学，悄悄复制了一份沪上留学人员家庭的信息，然后将楼盘信息一一精准投送到各家信箱中。 很快，攥着楼盘广告的客户纷至沓来，考察一番后满意地下了单，郭广昌的公司凭借这手“空山套白狼”的技术活从中赚得了第一个1000万，也为日后转型房产公司打了个样。 看来，不管什么年代，做房地产确实要比做实业赚得多，赚得快。 郭广昌真正的发家来自一次饭局 1993年底，在梁信军组的一次饭局上，席间学术大咖们在畅谈生物制药和遗传工程，郭广昌虽然听是听不太懂，但不妨碍他敏锐察觉到这才是真正赚大钱的路子。 在梁信军的介绍下，郭广昌找到了复旦大学遗传工程系的汪群斌、范伟，和计算机科学系的谈剑加盟，共商“治国平天下”大计，并将“广信”改为了“复星”——复旦之星。名字是俗了点，重在言简意赅。 三人里唯一的女生谈剑身份不一般，她是著名科学家谈家桢的孙女，后来成为郭广昌的首任妻子。 对郭广昌来说，生物医药是个新领域，到底生产什么产品才是正确的方向，得想好了，可别再一家伙又赔了个底朝天。郭广昌拿出当年做市场调查时的专业精神，无数次向业内专家请教、咨询，终于有了自己的方向。 上海早年曾因一桩“毛蚶”引发全市肝炎的事件引得无数人心有余悸，加之医学领域急需一种能快速诊断肝炎的试剂，不论临床还是研究都是必需品。 反复论证后，郭广昌下定决心，复星的第一个生物医学项目就是乙型肝炎诊断试剂研制。他一面联系母校的生命科学院合作研发，一面投资兴建了试剂的生产基地。 从毫无基础的市场营销公司转型为专业的生物工程公司，看似难度和跨度极其悬殊，但在既有资金，又有母校生命科学院支持的郭广昌眼里根本不叫个事。 一年后，复旦果然研发出一种新型基因诊断产品——PCR乙型肝炎诊断试剂，并顺利通过了有关部门的检测。不久，这款PCR乙型肝炎诊断试剂开始投放市场，复星作为唯一的市场经销商，从中稳稳赚了一个多亿，并将“复星实业”更名为“复星医药”，摇身一变成为沪上生物医药领域的第一家民营高科技公司。 1998年7月，在当时IPO还是实行总量控制的审批制之时，复星背靠复旦，作为上海市大学毕业生创立的高科技企业拿到了当年民营企业唯一的一个IPO资格，顺利上市，募资3.5亿。 有了钱的郭广昌当即带着资金跨入房产领域，将主营的房产销售变为房产开发，从帮别人卖房变成自己造房、卖房，再次获利丰厚。至此，31岁的郭广昌左手生物医药，右手房地产，将复星一举送入资本市场，资本的血液也逐渐渗透进复星的体内。 已将“空手套白狼”业务玩得日趋娴熟的郭广昌成为资本市场的新玩家，运气不错的他碰到了国企改制这一难得机遇。此时正逢国企大面积亏损、债务重组、去过剩产能的大背景，嗅觉敏锐的郭广昌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头扎进了资本收购的行列。 2001年，复星收购了“老八股”之一的豫园商城，看似要涉足零售业，其实是看中豫园商城是一家涉足黄金珠宝、餐饮、医药、工艺品、百货、食品、旅游、房地产、金融和进出口贸易等产业为一身的综合商业实体。 通过收购一家企业，能将几大产业一起打包到旗下，这对正渴望资本扩张的复星来说，无疑是“瞌睡捡到了枕头”，真正在资本市场如虎添翼。 2003年，复星以5亿元现金占股49%与国药集团联合成立国药控股，成为国内首家央企与民营企业联合成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同年，又联合豫园商城成立了德邦证券，正式跨界到金融领域。 不久，复星又拉着豫园商城投资设立了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形成了以复地集团为核心的房地产业，以南钢股份为核心的钢铁产业，以豫园商城为核心的商业体系三大板块。 资本的魔力就在于快速聚集，然后以特定的模式套利，郭广昌深谙这一点。 郭广昌善于把握时机很少做赔本买卖 与资本市场喜欢大张旗鼓的集团不同，郭广昌的收购“很温柔”，从不会来势汹汹一口吞并掉对方。 郭广昌的作风更像一种“蚕食”，他先是选择与看中的国有企业的子公司合作，然后一步步吃掉子公司，再慢慢参股母公司，直至拿下关键股份。 在这个过程中，他还会选择与国有母公司合作投资其他公司，然后用自己手里投资新公司的股份去置换国有母公司的股份。如此一来，国有母公司虽然没赚到钱，可投资的新公司还是挣了，算算还挺高兴。 可等国有母公司终于醒悟过来，不对啊？自己是在新公司赚了点钱，可自己母公司的股份怎么变成了复星，一不留神自己老底让人给抄了？ 将资本并购玩的风生水起的郭广昌很善于把握时机，很少做赔本买卖。当初买招金矿业时的金价在400美元，一年后上市，金价涨到了600美金，投资顺势涨了10倍；买海翔药业也是如此，不到3000万的投入，A股上市后增长了11倍。 郭广昌的套路并不新鲜，和此时资本大佬们屡试不爽的套路一样，低点介入、快速整合，快速扩张，然后通过贷款、股权融资、发行债务再融资、并购上市套现。 随着投资版图的不断壮大，复星旗下的产业越来越多，除了医药、钢铁、零售，又相继拓展到证券、保险、人寿等金融领域，在资本市场堪称“集邮者”。 2007年7月，郭广昌持股58%的复星国际在香港整体上市，资本市场从此出现了一颗冉冉升起的“复星”。 40岁的郭广昌成为百亿资产的“复星帝国”的掌门人的同时，也以300亿元的身价跃居胡润大陆富豪榜第11位。 不得不说，人生中赚第一个100万是最难的事情，等进了资本圈，一切都只是个数字而已。 与此同时，有人注意到郭广昌身边的妻子变成了漂亮的上海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王津元，已是前妻的谈剑依旧在董事会，负责公司的文体产业。其中的内情众说纷纭，虽然《昌运复星》这本书给了一个解释，可这毕竟属于人家的家务事，旁人纯属瞎操心。 “治国齐家”的理想实现了，那“平天下”的溯源更不能忘，天下一家，海外市场不进入，何来天下？ 在王首富、海航、苏宁等资本大佬相继进入海外市场收购后，复星也不甘示弱，2010年，复星出资2.1 亿元，在全球最大的旅游度假连锁集团 Club Med（地中海俱乐部）中占股9.35%。 此时的Club Med已经亏了五年，亏得家都不认了，突然来了这样豪爽的中国买家，乐的翘起大拇指连说“OK”。这之后，复星又联合TPG（德太集团）以15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太阳马戏团80%的股权；接着又花了近1亿英镑认购英国旅游集团Thomas Cook8%的股份。 面对大手笔购买海外资产的质疑，郭广昌解释说：“论中国市场，我们多年产业运营所积累下的知识和资源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无价之宝。” 行吧，谁叫郭广昌算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前辈”，号称中国版的“巴菲特”。他的话，大家得一边听，一边还得拿笔记下。普通人不说了，连同为老乡的马云虽然总资产远超郭广昌，论投资，还是要喊人一声“大哥”。 截止到2015年，复星在海外投资了差不多36个项目，近100亿美元。可就在这年年底，48岁的郭广昌遇到了人生的一个坎，突然被曝“失联30个小时”。 虽然事后复星官方解释为“配合有关部门做调查”，可还是造成旗下上市公司临时停牌，所有股价暴跌。 这之后，郭广昌一改往日高调的“海外投资论”，一面终止了两项海外金融收购计划，一面表示复星在未来两年将专注于消化已收购的资产。也是差不多时间，众多资本大佬疯狂“买买买”的浪潮悄无声息停止了，国内的资本市场却忽然泛起了浓浓的酒香味。 在酒香四溢的酒局中郭广昌开始新的投资布局 郭广昌在收购海外公司成功后有个习惯，喜欢在庆功宴上端着茅台找老外碰杯。有人劝他入乡随俗应该用红酒，可他笑着举着白酒，表示“NO！我的地盘我做主”。 郭广昌喜欢喝酒在投资界是出了名的，他功成名就时也没忘记多年前露宿青岛码头品着青岛啤酒的那一幕。 2017年12月，复星集团接盘日本朝日集团，拿下了后者所持的青岛啤酒2.43亿股H股(约占公司总股本17.99%)，成为青岛啤酒第二大股东。为了这次入股，郭广昌支付了约66.17亿元港币，平均每股港币27.22元。按他一贯的投资习惯，这的确算是“豪掷”，为情怀买了单。 入股青岛啤酒不久，郭广昌发表了《我和青岛啤酒的故事》，文章深切怀念了当年第一次喝上青岛啤酒的故事，内容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这一年，曾经囊中羞涩在吃饭和喝酒中只能二选一的穷学生，已成为控股100多家的公司，35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近千亿的资本巨鳄。 不过，对于资本圈来说，情怀只是用来说故事拉高股价，套现赚钱才是王道。一年多的蜜月期过后，复星集团便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青岛啤酒6790.2万股（约5%），截止2020年11月，累计套现合计超过41.03亿港元，约合人民币35亿元。 在酒香四溢的酒局中，郭广昌开始了新的投资布局，他又盯上了西北的金徽酒。 金徽酒本是甘肃省陇南市徽县一款传统白酒， 虽然味道不错，可惜名气远不如茅台、五粮液等白酒知名。 2020年10月9日，“复星系”旗下海南豫珠以7.15亿元完成金徽酒的要约收购，最终以总投资25.52亿元正式成为金徽酒的时控人。因为复星的入局，金徽酒股价从18.3元/股一路飙升至56.17元/股，很快翻了两倍多，足见“郭广昌”三个字在资本市场的影响力。 可如果真的以为郭广昌只是看中了这款酒的质量才收购，未免有点小瞧资本大佬的格局。 事实上，此时的“复星系”拥有健康、快乐、富足三大业务板块。旗下豫园股份主营快乐板块，其中的餐饮这块正需要一匹“领头羊”来助力。 收购金徽酒业，看中的就是这家上市公司壳资源非常干净，以定向增发股票并以股票加现金并购其他区域酒厂的优质资源才是真正的目的。 在金徽酒加入后，豫园股份在官宣的文章中直言：“豫园旗下餐饮食品事业群在白酒赛道的产业布局浮出水面。”但是这笔收购只是郭广昌从“品酒”向“饮酒”的过度而已。 郭广昌还在不断寻找下一处资本盛宴 2020年的最后一天，在诸多媒体和企业的见证下，豫园股份以45.3亿元拿下天洋控股所持有的沱牌舍得集团70%的股权，从而间接控股ST舍得，憋了五年的气总算是出了。 五年前，同样是天洋控股，同样是竞拍沱牌“舍得酒业”，由于郭广昌没“舍得”最后的30多亿，惜败天洋控股。 竞拍前，面对20多家参与拍卖的单位，郭广昌谦虚表示自己在白酒行业还是“小学生”，但是人家可不吃这一套。举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资本圈如战场，你客气，人家可不会客气。 当然，最终入围的三家竞标单位之一的豫园股份现场更没客气，经过27轮的紧张竞拍一举拿下了舍得酒业。 有意思的是，当日消息曝出后，复星旗下的股价果然“有舍有得”，ST舍得股价由涨到跌，从94.44元跌5%收盘；但是豫园股份涨停，复星医药股价大涨9%，复星国际也拉高不少。 “酒瘾”上来的郭广昌在青岛啤酒、金徽酒、舍得酒业的投入上已达126亿元，而且还在不断寻找下一处资本盛宴。 资本圈就是个酒局，有人坐下喝得酩酊大醉，最后被人抬了下来；可也有人千杯不倒，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 已是世界五百强公司的“复星”从3.8万元启动资金，到今天超过5300亿的总资产，走了近30年，54岁的郭广昌身价也超过600亿。 不可否认，一位来自农家的穷小子逆袭成为资本大佬，这其中固然有他勃勃野心和敏锐的头脑，但也是赶上了历史的机遇。能否屹立潮头不倒，也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最终答案。（来源：风声岛 作者：海边的风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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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性旅游”如期到来 许多公司倒在黎明前
【研究员】：wh
携程“五一”小长假的总订单量同比增长约270%，相比2019年增长超30%；同程艺龙各项业务预订量反超2019年同期水平，酒店预定间夜量同比增长218%，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441%；去哪儿网机票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超30%，酒店预订量增长超40%。
【博览财经特稿】在经历疫情期间的漫长停摆后，国内旅游业已经回到增长轨道，逐渐走出阴霾。据文旅部数据，今年“五一”假期的出游人数达2.3亿人次，相当于2020年同期的两倍，比2019年假期增长3500万人次。 同时，旅游业的市场规模也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今年“五一”假期的国内旅游消费金额达1132.3亿元，相当于2020年的约2.4倍，与2019年的1177亿元基本持平。 “报复性旅游”如期到来，让整个OTA行业松了一口气，头部企业纷纷晒出成绩单。其中，携程“五一”小长假的总订单量同比增长约270%，相比2019年增长超30%；同程艺龙各项业务预订量反超2019年同期水平，酒店预定间夜量同比增长218%，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441%；去哪儿网机票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超30%，酒店预订量增长超40%。 许多公司倒在黎明到来前 据IT桔子统计，2020年以来国内总计有122家旅游公司倒闭，包括百程旅行、世界邦旅行网等老牌玩家和明星项目。这些公司多以境外游为主营业务，在全球疫情仍然严峻的形势下难以自救，被迫关门歇业。 相比之下，活下来的公司同样遭受疫情重创。2020年，携程GMV下滑54.3%，营收遭遇腰斩，并由盈利转而亏损32亿元；作为行业业绩表现最好的同程艺龙，也遭遇GMV下滑29.9%，营收下跌近19.8%，净利润9.54亿元。 不过，这些公司一方面拥有较多现金储备，足以支撑较长时间；另一方面，它们在疫情初期就开始把经营重点转向国内。尤其同程艺龙深耕的下沉市场——成为旅游行业走出疫情的关键。 疫情爆发前，携程曾把海外游作为发力重点；但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和城市因疫情关闭大门，携程很快掉转船头，提出要从内容、产品、供应链和质量等四个方向“深耕”国内市场。 与主攻高端市场的携程不同，另一家OTA头部公司同程艺龙则在下沉市场颇有积淀。在国内疫情基本消除后，它加大了针对低线城市人群的投入，希望以汽车票等契合下沉市场需求的“走量”单品，带动新增用户和机票酒店业务等增长。 在下沉市场寻找新红利，已成为OTA行业乃至整个中国互联网的关键命题。占据人口总量70%、贡献全国近50%GDP的三四线城市，将是中国互联网在后人口红利时代的最重要机会，也是互联网公司的兵家必争之地。 但是，在北上广深之外，中国互联网有一层截然不同的样貌。尤其是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方面，三四线城市居民与一线城市白领存在天壤之别。2020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9434元，约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2倍。 在这场下沉市场争夺战中，大幅优惠乃至直接送钱，让用户体会“薅羊毛”的快感，是一种简单粗暴的高效打法。但烧钱只能在短时间内吸引新用户；真正的“下沉”，还需要在产品和渠道等方面改弦更张。 持续烧钱换市场是资金雄厚巨头的专属玩法 关于下沉市场的用户画像，复旦大学教授孙金云曾有如下概括：“这个市场的人群普遍有切实但不高的生活目标，有较多闲暇时间但缺乏兴趣爱好，喜欢社交且在意亲友关系。” 反映到网络消费习惯上，他们更注重“性价比”，是抖音、快手等“杀时间”APP的重度用户，并且更容易被亲朋好友的示范和推荐所打动。 然而，许多公司在瞄准下沉市场时，把低线城市消费者对于性价比的追求，简单地理解为“价格低”，尽可能压低售价，甚至不惜倒贴钱。但在最初的火爆之后，粗犷的烧钱打法很快难以为继。 曾风光一时的淘集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家社交电商平台于2018年8月上线，玩法效仿拼多多，但价格比后者更低；同时搭配趣头条式的“现金补贴+分销返利”玩法，上线2个月用户突破千万，一年后达到1.3亿。 鼎盛时期，淘集集的月活跃用户超过7000万，一度被人视为更加下沉的“小拼多多”。然而，仅一年多后，淘集集资金枯竭、负债累累，最终黯然倒闭。 淘集集折戟的原因有很多。除一味追求低价导致商品质量问题频发外，持续烧钱导致现金流断裂，是这家明星创业公司猝死的直接原因。 持续烧钱换市场，是阿里、腾讯等资金雄厚巨头的专属玩法；中小体量公司若冒险参与其中，一旦拿不到新融资就会无以为继；要想站稳脚跟，归根结底要在产品和供应链上实现差异化。 例如，拼多多早期引入大量白牌商品，搭建产业带供应链，与阿里、京东鼓吹的“消费升级”背道而驰，最终在巨头缝隙之间发展壮大；而在OTA领域，同程艺龙把汽车票等下沉服务作为切入点，以期打开低线城市市场。 在一二线城市，高铁、飞机是最常用的中远距离出行方式。但在航空铁路网络尚未覆盖的大多数三四线城市，大巴、中巴等仍占据主流，汽车票市场规模相当于火车票的3倍。
另一方面，各地汽车客运市场碎片化程度高、整合困难，导致线上化率不到5%，远低于火车票的80%。乘客要想购票，通常只能前往车站或代理售票点，十分不方便。 同程艺龙希望抓住这一块被长期忽视的市场。自2019年起，它在低线城市的汽车客运站大量铺设票机，同时与各地公交集团、汽车营运商等合作，推动网络售票。 业内人士透露，由于客单价较低，网售汽车票并不能大幅提升收入，但它作为一款高频产品，最大价值是拉动用户增长，为机票酒店等高价值商品引流。 同程艺龙2021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今年清明假期，平台上的汽车票销量较2020年同期增长6倍，间接带动酒店间夜量增长177%，国内机票预订辆增长近110%，交叉销售作用凸显。 微信迅速成互联网公司下沉的首要战场 互联网公司的下沉，除要有贴合三四线城市需求的差异化产品外，还需要完成渠道适配，降低消费者的触达和使用门槛。 国内移动互联网发展至今，流量中心化已经十分明显，绝大部分活跃用户和使用时长被少数头部APP占据。新产品和服务想通过APP获得新增用户非常困难，同时也需要付出高昂的手机预装、引流、下载和转化成本。 另一方面，微信坐拥10亿日活跃用户，在用户和地域覆盖面上的优势明显。微信群的强社交属性，也与低线城市用户的消费心理相契合。这让微信迅速成为互联网公司下沉的首要战场。 拼多多是微信社交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通过鼓动亲朋好友“砍一刀”，拼多多迅速实现在三四线城市的裂变增长，在格局固化的电商市场中抢下一大块份额。 但随着时间推移，泛滥的拼购链接对微信用户体验造成负面影响，触碰到腾讯和张小龙的底线。2019年10月，微信再度收紧外部链接分享规则，拼多多不得不转向口令分享，拼团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各家公司开始转向微信体系内的其他流量入口，尤其是小程序。 今年3月，阿里系的两员大将——淘宝特价版、闲鱼先后申请开通微信小程序，被外界视为阿里向腾讯低头的标志性事件。这也从侧面证明，对于大多数互联网应用而言，微信小程序的战略价值已经超越独立APP。 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企业吃到微信小程序的红利。同程艺龙COO王强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2017年底同程网络与艺龙合并后，并未开发新的APP，而是借助微信钱包九宫格、下拉搜索等入口，重点发力小程序，并在社交裂变等方面做了诸多尝试。
该公司内部人士透露，管理层一开始就十分看好小程序的机会。“小程序对用户而言，学习成本更低、转化路径更短，十分适合下沉市场。” 在持续投入运营之下，同程艺龙微信小程序获得大量用户，一度跃居阿拉丁小程序指数榜首，常年保持在前5位。2018年11月，同程艺龙在港交所挂牌上市，首日上涨近27%，号称“小程序第一股”。 除以微信为主的线上渠道外，互联网公司试图通过开设大量线下店，打通下沉市场的线下渠道。以京东为例，它一方面通过收购和合作布局下沉市场，包括收购五星电器、与国美深入合作、战略投资兴盛优选等；另一方面开设了超1.5万家京东家电专卖店，号称覆盖全国2.5万个乡镇。这些专卖店既承担终端零售职能，同时也能够在低线市场发挥获客功能。 但并非所有互联网企业都有足够的资金和精力大规模开店。同程艺龙在下沉市场的实体布局，更多通过运营成本更低的车站、景区等售票机实现。 同程艺龙认为，通过与当地政府和客运公司的合作铺设票机，除了能够推动汽车票务数字化外，还将有机会完成下沉市场的用户教育，让三四线城市用户与OTA完成初次接触，拉动机票、酒店等其他业务板块的增长。公司CFO范磊此前透露，约90%的票机用户对公司而言是纯新客。 下沉市场的重要程度已毋庸置疑 五年前，美团创始人王兴提出“中国互联网已进入下半场”，未来竞争将围绕存量用户展开。但下沉市场的被发现，以及拼多多、同程艺龙等公司的崛起，让这一论断显得为时过早。 时至今日，下沉市场的重要程度已经毋庸置疑，足以左右市场格局。“得下沉市场者得天下”，日渐成为中国互联网在后人口红利时代的新常态。 头部企业中，阿里的年度活跃消费者人数一度被拼多多超越，被广泛视为下沉市场的里程碑式胜利。而在最新一季的财报中，阿里年度活跃买家升至8.11亿，反超拼多多回到榜首，靠的也是下沉市场的贡献。 拥有微信、QQ两大应用的腾讯，同样无法在下沉市场的巨大机遇面前保持佛系。最新推出的“片多多”，尽管产品形态和功能仍然十分粗陋，但以现金补贴换取使用时长的打法，显然瞄准了三四线城市人群，与抖音、快手争夺下沉市场用户的在线视频观看时间。
而对于二线互联网公司而言，聚集下沉市场除了能够降低新用户获取成本外，也是走出疫情阴影，重回增长轨道的关键。以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OTA行业为例，根据同程艺龙最新财报，今年第一季度，该公司收入1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0.6%；经调整EBITDA（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4.2亿元，同比增长162.7%；经调整净利润3亿元，同比增长279.5%。 由于去年基数较低，更具参考意义的是与疫情前的季度业绩进行对比。根据以往财报数据测算，今年第一季度，同程艺龙的收入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91%，其中住宿业务恢复至93.8%，交通业务恢复至81.3%。 尽管尚未完全恢复，但这一数字显著优于旅游行业大盘。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估算，2021年第一季度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约为6.97亿人次和5600亿元，仅相当于2019年同期的39%和32%。 同程艺龙之所以能够以较快速度恢复元气，主要得益于低线城市的增长。与2019年第一季度相比，上季度同程艺龙的住宿间夜量增长45%，其中低线城市增长超70%；机票销量增长约20%，而以下沉市场消费为主体的汽车票销量增长近150%。 另一方面，同程艺龙在下沉市场的用户基础进一步扩大。2021年第一季度，非一线城市的注册用户占比达到86.4%；来自微信的新增付费用户中，约有59.7%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 显然，在北上广深的饱和市场之外，下沉市场仍然是一片蓝海。无论是AT级别的巨头，还是同程艺龙等垂直行业的互联网公司，都在试图从中分一杯羹。这块市场将是下一个十年的最重要机遇，正在重塑中国互联网的基本格局；参与者除了挥洒金钱、让用户“薅羊毛”外，更关键的比拼将围绕产品和渠道展开。（来源：字母榜（wujicaijing） 作者：彦飞）
比肩北上广深 曹县爆红遵循短视频时代规律但又不止于此
【研究员】：wh
曹县走红之后，很多人担心，一阵风的舆论热度之后，真实实力远远无法和北上广相提并论的曹县，未来还能火多久？不靠玩梗，曹县还能走多远？这样的担心，在丁真带火的四川甘孜理塘县，和拉面哥带火的山东临沂费县网红村身上，都曾经出现过。但事实上，曹县代表的县城崛起，同样不是偶然的个案。
【博览财经特稿】在山东省西南部，鲁豫两省八县（区）交界处，有一个叫曹县的地方，这几天成为话题中心。 向来低调的山东菏泽曹县，瞬间成了“宇宙中心”，短视频、社交平台上，曹县梗的相关话题五花八门。脑洞大开的网友，围绕这座县城炮制出各种段子：比如“北上广曹”，比如“宁睡曹县一张床，不买上海一套房”，比如“想回老家曹县看看，却不知曹县通行证怎么办”。 曹县的爆红，遵循着短视频时代的传播规律，但又不止于此。在深度剖析曹县后，我们可以发现，这座突然走红的县城，一直以来都在厚积薄发，有着深刻的互联网基因。 而曹县近些年惊人的发展变化，正是互联网下沉之下，中国式县城崛起的一个缩影。 曹县梗的热度不仅因为一个网红 说起曹县的走红，不得不提网红博主“大硕”。曹县土生土长的他，早在2018年就在快手直播间用极具特色的山东口音，喊出了“山东菏泽曹县，牛bi666，我勒宝贝”。 略带土味的风格，魔性而又浑厚的大嗓门，让这句喊麦在近期逐渐蹿红，并引来诸多跟风模仿，这成了曹县爆火的直接导火索。 当然，曹县梗的热度能够在网络上持续多天，不仅是因为一个网红。
人们发现，“宇宙中心”虽然只是调侃，但“牛bi666，我勒宝贝”的曹县，实力确实不是完全靠吹的。2020年曹县的GDP为463.82亿元，位列菏泽全市第一，同比增长4.1%；人均GDP更是超过3.2万元。 经济实力不凡的曹县，近些年频繁登上百强县排行榜、县域网络购买力百强榜等榜单，产业层面还隐藏着几个行业冠军：2017年，日本东京电视台综艺节目到曹县采风，节目给出了一组数据：有90%的日本人购买棺材的时候选择了曹县的产品。汉服市场上，“曹县制造”更是占据了三分之一的份额。
所以，对于曹县的走红，有论者称其为，“县里人对都市社会左右网络公共议题的一次抵抗和逆袭”。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县域经济的一种自我证明。 曹县火遍全网，成为网友口中比肩北上广深的存在，虽然有相当多的巧合因素，但它的互联网基因，其实远比我们想象中都要强大，走红绝非偶然。 一个有力的佐证是，面对爆红网络后，外界对曹县的各种戏谑和调侃，曹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梁惠民很快公开回应舆情：各位网友对曹县的关注度非常高，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调侃的，我们都欢迎到曹县来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真实的曹县。 曹县县长谈到，曹县的火与曹县人民敏锐、接触新事物的特点，和互联网思维有很大关系。而不惧负面调侃，借助互联网营销，县长的开明姿态，足以说明这座县城对互联网的态度。 走红前已是一个极具网感的县城 走红后的曹县，实力再也藏不住了，但曹县能有今天的水平，也是持续多年努力的结果。 曾经的曹县，到底有多么穷困呢？2014年，有媒体曾经刊发了一篇题为《山东曹县城镇化困境：缺乏产业支撑，土地收入仍不低》的报道，有几组数据值得参照：在曹县当地，一个月2000元左右的打工收入很难吸引当地的年轻人留下来。去年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242元，比打工者收入更低。 较早前一份数据显示，曹县劳动力总量(男16—60岁，女16—55岁) 为87.7514万人。全县外出务工人员总数达38.3406万人，其中，省外务工24.4867 万人，市外务工36.1721 万人。 在曹县一路开挂，朝着“北上广曹”进击的道路上，电商和短视频是绕不开的关键词。 早些年，曹县有着做寿材、服装产业的基础。随着电商的流行，当地的一些企业开始在网上开店，同时精准地捕捉到了戏服产业的市场需求，开始面向全国市场生产演出服饰。 而近两年来，随着短视频的火热，原本小众的汉服，经过短视频传播之后，日益在年轻人中间流行，曹县很快依托服装产业链的基础，生产和制作汉服。
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曹县大集镇从事汉服生产的电商企业达286家，全年汉服销售额为13亿元。曹县出品的汉服，销量基本上已经占到全国同类市场的三分之一。 汉服属于一种很精致的服装品类，极其讲究形制，讲究设计感。曹县这种县城，不可能是汉服的主要市场，那么当地企业为何能够捕捉市场需求，将汉服卖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呢？ 这就是曹县最神奇的地方。在互联网下沉的背景下，曹县的互联网基因，让它具备了开阔的眼界和敏锐的市场嗅觉。比如，当地的一些汉服商家，往往会自建粉丝群，并在各类网络平台开设账户，“平时特别重视与汉服粉丝的互动，通过话题设置，找出他们的需求”。 曹县的“三哥”在接受中新社的直播采访中说，疫情期间汉服推广困难，“走投无路时遇上了快手”。短视频和直播的电商形态，平台的流量，让曹县制造的汉服产品，被更多人看见，拓宽了市场范围。
其实，不仅商家善用短视频、电商等新经济基础设施，当地官方也积极进行政策引导。前面提到的县长梁惠民，此前还曾公开直播带货，为汉服产业直播代言。 早在4月14日，曹县电商考察团就应快手科技的邀请，到快手总部考察调研。 可以说，在走红之前，曹县已经是一个极具网感的县城，而主动借力互联网的发展思路，正是曹县经济逆袭的一个重要密码。 曹县真正意义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一种范本 2019年的城市建设年鉴显示，全国一共有1516个县城。近些年来，在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的大发展逻辑下，县城的发展一直不被看好。 县城享受不了地铁等大城市标配的基础设施，新建住宅都被要求以6层为主，不得超过18层。而在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下，人口更是不断流失，房价下跌，楼市库存严重。 如近段时间来，各地区陆续公布了七普人口数据，深圳、广州、西安、郑州等城市，此前的抽样人口数被严重低估，而多出来的数百万人，很大部分正是来自于那些不起眼的县城。 但曹县的例子说明，在一二三四线大城市的围剿之下，找对发展路径，小县城完全也有逆袭的春天。 曹县走红之后，很多人担心，一阵风的舆论热度之后，真实实力远远无法和北上广相提并论的曹县，未来还能火多久？不靠玩梗，曹县还能走多远？ 这样的担心，在丁真带火的四川甘孜理塘县，和拉面哥带火的山东临沂费县网红村身上，都曾经出现过。但事实上，曹县代表的县城崛起，同样不是偶然的个案。 其实如前所述，曹县的走红，这座县城自带流量的互联网基因，本就是重要的前提。而互联网以及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对当地新经济基础设施的改造，早已经深入到了产业带层面。
数据显示，到2021年，曹县汉服产业链上的商家已经有2000多家，原创汉服加工企业超过600家。围绕汉服的设计、生产和制造，当地已经形成了严密的产业链分工。 哪怕没有“宇宙中心”“北上广曹”的热度加持，隐藏着单项冠军产业的曹县，依旧可以低调地发家致富，在县城人口集体流失的前提下，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 当然，从不起眼到爆红网络，从陷于贫困到快速翻身，曹县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范本。说白了，交通枢纽、资源禀赋等，不是所有的县城都具备，但像互联网这样的工具，却是去中心化的，绝非哪个城市的专利。 善用互联网工具，小产业也可以大有作为。对于那些陷入发展困境的县城来说，不妨多学学曹县。改变思路，创新思维，找准方向，处于竞争劣势的县城，才能真正“牛bi666”。（来源：西部城事（ID:xibuchengshi0518） 作者：西部菌）
形势分析
房地产税试点倒计时 三类城市有望成首批试点
【研究员】：wh
这一次的房地产税，与10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差别。房地产税，包含房产税，也包含与土地相关的一系列税收。就房产税而言，则意味着与国际接轨，按照评估价逐年征收，设置一定刚需免征面积，从而作为地方政府的长期税源而存在。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财政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税务总局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听取部分城市及部分专家学者对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过去，房地产税座谈会并不少见，但这次有诸多特别之处。 一是主题为“房地产改革试点工作”，这意味着房地产税有可能会在某些城市率先试点。 众所周知，全国版的房地产税，必须基于“税收法定”而来，而立法注定是相当漫长的过程。而试点，则可以通过行政途径下达，随时都有可能落地。试点在前，立法在后，这已是明棋。 二是与会的四个部门，皆为与房地产税利害相关的部委。 人大是立法部门，财政部是直接相关部门，住建部是房产主管部门，税务总局则涉及税收征收环节。可以说，与房地产税相关的主要部委聚集在一起，既是听取有关城市的意见，也是就房地产税试点达成共识的过程。 从目前各方释放的消息来看，全国版的房地产税，或许要等未来几年推进，大概率会在2025年之前落地。地方版的房地产税试点，快则今年，慢则明年，随时降临。这与楼市形势息息相关，楼市越火热，炒作越热烈，房地产税落地就越快。 哪些城市最有可能成为房地产税试点？ 这里，有三类城市有望成为房地产税首批试点城市。 一是房价涨幅过高的城市。中国楼市已经呈现区域分化之势，一些南方城市房价持续暴涨，以深圳、广州、杭州、成都、东莞为代表的一二线城市，房价相比10年前翻了3-5倍，这些城市有可能首当其冲。
二是土地资源相对不足的城市。开征房地产税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替代土地财政，补充地方税源。 众所周知，中国采取的是分税制模式，无论是增值税还是所得税，都要在地方与中央之间进行分成，而卖地收入全部归为地方所有，这就成了土地财政的驱动力之一。
然而，随着城市扩张，一些城市的土地资源开发殆尽，卖地空间越来越少，寻找新的税源就成了当务之急，房地产税的重要性就体现了出来。 房地产税也是纯地方税，不与中央分成，这对地方政府来说，意味着多出一笔稳定的税源。 目前，一线城市可开发土地资源普遍不足，只能借助城市更新盘活存量。虽然这些城市卖地收入屡创新高，但未来空间极其有限，房地产税的必要性凸显。 三是具有全国示范效应的城市。房地产税，作为楼市调控最重要的武器，不会轻易出手，一旦出鞘必然光芒逼人，所以试点城市应当是有全国示范效应的城市。 这些城市在全国具有广泛知名度和影响力，房产税落地能够产生足够大的威慑效应和示范价值。 这方面，作为先行示范区的深圳、自由贸易港的海南可谓首当其冲。而房价最高的上海、北京，房价涨幅位居前列的广州、东莞、厦门，以及二线城市中的网红代表成都、杭州等地，均属此类。 综合看，房地产税试点，深圳呼声最高，北上广、海南次之，杭州、成都再次之，其他二线城市则要视情况而定。 房地产税将如何征收？ 早在2011年，上海、重庆就率先试点房产税，但这一试点无疾而终，没有进行扩容。主要原因在，上海重庆版房产税，覆盖范围太窄，税率极低，影响极小，既无助于补充地方财政，也不足以遏制房价上涨势头。
这一次的房地产税，与10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差别。房地产税，包含房产税，也包含与土地相关的一系列税收。就房产税而言，则意味着与国际接轨，按照评估价逐年征收，设置一定刚需免征面积，从而作为地方政府的长期税源而存在。 所以，新的房地产税试点，覆盖范围必然有所扩大，税率会有明显提高。按照国际惯例，税率一般在0.5%-3%之间。 每年即便1%的税率，1000万的房子每年10万的房产税。要知道，房产税是房产税是持有税，不是一次性缴纳了事，而是逐年征收，长期累计下来是不小的负担。
不过，房地产税无论是试点还是全面推广，都不会一刀切。根据有关部门表态，未来房地产税可能会设置一定免征面积，可能是首套免征，也可能是每人免征40方-60方。 总之，不会不分刚需、投资同等征收，刚需要保护，投资要征税，这应当是基本底线所在。（来源：国民经略 作者：凯风）
七普透露不只是老龄少子化表面难题 而是家庭本身出现危机
【研究员】：wh
中国家庭急剧缩小的原因是少子化、核心家庭化和单身潮。少子化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也不能生，个中原因非高房价一个原因能说清。核心家庭化是很多年轻人离开大家庭独自生活，有些还离开家乡去外地工作和生活，父母养老责任难以顾及。
【博览财经特稿】七普透露出的问题，不只是老龄化、少子化这些表面难题，而是家庭本身出现危机。即便做大了社会财富蛋糕，但“家”没了，原有的运行模式也将面临着巨大挑战和改变。从金字塔到纺锤再到倒金字塔，中国人口史诗般不可逆转。 家庭危机，才是七普暴露的深层问题 七普的人口数据虽然差强人意，但有些潜在的趋势改变，已经不可逆转。中国有八千多万残疾人，四千万失能老人，都是谁在帮助，是社会吗？当然不是。多数是家庭消化了这个难题。假如没有了家庭，这些人口就要交给社会。大家都知道社会福利机构的现状。 所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透露出的问题，不只是老龄化、少子化这些表面难题，而是家庭本身出现了危机：不婚不生，单身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到时，家庭不再是社会危机的缓冲带，怎么办？ 大家自然是一番唏嘘。但对照冰冷的现实，还是得提早费思量。不错，八千多万残疾人中有935万找到了工作，他们尽量自力更生，自强不息。但这毕竟是残疾人中的少数，而且也并非完全能自力更生。 不错，老年人没了家庭救助可以入住养老院，像北大钱理群教授那样卖房入住养老院。2015年钱老卖掉房子，入住了昌平区一家养老社区专心写作，每月住宿费大约要2万元。但并非每个老人的房子都能卖个好价钱，来支付如此高昂的住宿费、护理费。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家庭规模10年间大幅缩水，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我国的家庭的平均人口已经从此前经常谈及的“3人家庭”，正向“2人家庭”甚至单身家庭过渡。
中国家庭急剧缩小的原因是少子化、核心家庭化和单身潮。少子化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也不能生，个中原因非高房价一个原因能说清。核心家庭化是很多年轻人离开大家庭独自生活，有些还离开家乡去外地工作和生活，父母养老责任难以顾及。 “单身时代”的到来，更让单身人群达到7千万到1个亿的巨量规模，并催生出方兴未艾的单身经济。 中国现在的老龄化、少子化、家庭小型化应该是大势所趋，发达国家踩的雷现在中国也踩到了。只是发达有近百年的缓冲期和准备期，而中国没有，仓促之下，请应战吧。 “单位”概念淡化，现在家庭又淡化 相对老龄化、生育率难题，家庭小型化是更大的社会危机，它直接解构的是中国家庭这个社会救助的最基本单位。过去家庭负担一切、救助一切，家庭是生产单位也是保险公司还是养老院，家庭观念有似乎宗教意义重要性，现在家庭面临缩水并处于快速瓦解之中。所以，人口难题真正的危机是“国家”没了“家”。 “单位”概念的淡化，现在家庭又淡化，必然导致原来组织化程度很低的中国社会原子化。 春节期间一位被困在浴室长达30多个小时的独居女生，最终获同一楼的陌生人救助，让大家好生感叹，赶紧检查自家的门锁是否失灵。 4月10日 ，挪威一名60多岁的男子被发现在公寓死亡，他9年前就死了，他的孩子和邻居竟然都没有发现。此前唯一和他有联系的是福利局，于2018年停发了他的福利金。现场发现一箱牛奶，保质期写着2011年5月6日。
单身潮经常被涂上浪漫色彩，单身者会获得很多自由，他们不需要照顾他人，只需要把自己照顾好。但人是一个群居的生物，需要经常和人在一起，如果长期一个人，需要处理和面对自身的孤独感。 原子化社会让人产生社交恐惧症，社交软件再发达也是“喧嚣中的孤独”。原子化社会导致社会自组织能力下降，人们观念和行为意识容易导致两极化，大家处于信息茧房的结果反而是容易被操纵。 所以原子化的结果，不只是社会组织能力和救助能力的弱化，还会导致出现心理问题。 这次七普引发的议论和隐忧还会延续下去。但有时这些焦虑又聚集不到点上，老龄化、少子化背后的真命题是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能做大财富蛋糕，导致未富先老。 同理，人口真正的危机是“国家”没了“家”，即便解决了劳动力有效供给，即便做大了社会财富蛋糕，但“家”没了，原有的运行模式也将面临着巨大挑战和改变。 按如此10年剧变，“3人家庭”正向“2人家庭”甚至“1人家庭”转型，到时，家庭不再是社会危机的缓冲带，怎么办？就是面对该面对的，改变可以改变的。 家庭不再是缓冲带，能怎么办？ 面对该面对的，就是承认老龄化、少子化是发展惯例、全球趋势，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寿命必然延长、生育率就是下降，像携程老板梁建章提出“生1个给100万”也没用，因而只有勇于面对。 改变可以改变的，就是要求社会大转型，从以家庭为救助单位到全社会救助——家庭除了性和生育之外，其他功能逐渐外包给社会（政府是牵头），尤其是“一小一老”的救助，向发达国家看齐。 首先“一小”，儿童将是社会化个体，不只是属于哪个家庭的，他也是属于全社会。 那么你打孩子就是打社会的下一代，邻居就会举报你。养育下一代不只是某个家庭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责任，所有育儿成本，女性就业难题，都应该由全社会来负担。
加拿大每个儿童每月补助600加元（3000元）、12年义务教育免费，家庭为每个儿童建立教育基金、政府对等给付同等数额，这多少能减轻家庭抚养负担，延缓社会的人口危机。 其次“一老”，多数老人不可能像北大钱理群教授一样“卖房养老”，家庭小型化、少子化，原有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怎么办？公家养老院进不去、民营养老机构收费太贵怎么办？ 只有大力推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并让参与企业有利可图，护工职业薪酬有吸引力，让从业者有爱心，首先得让他们有体面的工作。 第三，真心鼓励培育单身经济，因为一提“经济”就等于赚钱，所以国家要对单身经济减税让利。不只对单身经济，对儿童食品、奶粉，对养老服务，国家都应该大力扶持，因为这是为整个社会减轻负担呢。 从金字塔到纺锤再到倒金字塔，中国人口史诗般不可逆转。为此要早作筹划，而最主要的是延缓这一逆转的冲击波，一方面坚守住传统价值观，让家立得住，国才有平安；另一方面着手社会大转型，从以家庭为救助单位到全社会救助。（来源：功夫财经（kongfuf） 作者：肖锋）
社会透视
中民投曾搭建的地产帝国 如今只剩一地鸡毛
【研究员】：wh
这已经是近一年来，中民投被执行的第5次，执行金额合计19.93亿元。此外，以中民投为发行主体的存量债有3只，包括”18中民G2”、”18中民G1”、”16民生投资PPN002”，存量债余额超过28亿元。这只是其巨型债务的冰山一角。
【博览财经特稿】当巨额、预期之外的债务危机席卷时，再强的企业也经受不住。作为中国唯一一家带有“国字头”背景的民营投资公司，曾经3年时间内资产规模从300亿迅猛扩张到3000亿，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民投）在2017年之时风光熠熠，追捧者云集，一度被誉为中国版“大摩”。 而如今中民投宛如陷入泥沼的大象，债务悬顶、人事动荡、频繁被列为被执行人，甚至连20亿的债务都还不起。时异事殊，令人唏嘘。 5月7日，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中民投被列被执行人，与大连银行陷入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标的10.95亿元。 这已经是近一年来，中民投被执行的第5次，执行金额合计19.93亿元。此外，以中民投为发行主体的存量债有3只，包括”18中民G2”、”18中民G1”、”16民生投资PPN002”，存量债余额超过28亿元。 这只是其巨型债务的冰山一角。资料显示，2016年、2017年和2018年9月末，中民投负债总额分别为2004.45亿、2292.47亿和2327.92亿，然而，外界通过公开渠道了解中民投债务的情况也止于此。 从2019年开始，中民投一直在变卖优质资产，换取资金回流，来填补这个大坑，而2年的资产重组仍未见曙光。 曾经搭建起来的地产帝国，坐拥阳光城、上置集团、亿达中国等一众头部房企，如今只能留下满目疮痍，一地鸡毛。 地产帝国拔地而起 在中国企业界，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不管开始的业务是什么，做着做着几乎都会转型金融或者地产，中民投也未能免俗。 李总理签字，国务院批复，59家大型民企发起，500亿元注册资金，首家“中字头”民营大型投资公司…… 诸多光环加身的中民投在2014年成立，初衷是做产融结合，以金融的方式整合国内三大产能过剩行业，包括钢铁、光伏和船舶，从而构建四大产业平台。 经历了2015年的股市、房市双牛后，中民投这艘巨舰的开始偏航，2016-17年几乎把所有的资源用来发展房地产和金融。 2015年4月，中民投砸下45亿元巨资投了阳光城，成为其单一最大股东。 2016年10月，中民投旗下中民嘉业以14.9亿港元，成为上置集团控股最大股东。 2016年11月，中民投旗下中民嘉业斥资逾30亿港元入主亿达中国。 仅2016年，其在地产领域投资现金流就高达300多亿，连恒大碧桂园等都望尘莫及。 2016年，长期债务资金支撑了中民投资产的继续膨胀。到这年年底的时候，中民投资产规模再次倍增，增长到约2725亿元。 这只是辉煌的片刻。2017年，中民投债务结构开始恶化：总资产结束了跳升，增长了12%，突破3000亿元；短期负债增加了333亿元，这一年资产的膨胀，完全依靠短期负债的支持。 短贷长投，顾名思义为短期借款用于长期投资，导致的结果就是短期偿债能力不足，容易发生流动性危机。 之后2018年地产和金融市场不佳，遇到去杠杆大环境，再加上银行抽贷，流动性问题难以避免的走向爆发。 2019年2月，一宗30亿元债券兑付延期、出现技术性违约，正式将中民投的债务危机揭露给外界。一夜筑成的帝国大厦刹眼间摇摇欲坠。 “断腕”自救的保卫战 靠债务杠杆堆砌的繁华，终归是黯然退场。中民投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断臂求生”，包括寻求出售其最优质资产——上海董家渡13、15地块给绿地集团。 要知道，这块地是2014年中民投联合上海外滩投资、嘉鹭投资以248.5亿入主黄浦区“小东门街道616、735街坊”地块，溢价率0.2%，楼板价35392元/平，当时这里成为上海总价地王。 这笔交易为中民投带了121亿的巨额现金流入，也正式拉开了其出售资产补充现金流的大幕。 中民投大手一挥，把能卖的都卖了。包括转让所持阳光城的股份、将董家渡项目转售绿地、沈阳项目卖给阳光城、物业卖给雅居乐、中民爱普卖给世茂、建筑公司卖给建业。连深圳蛇口的城市更新资产包，几经波折一度流拍，终于在去年一季度溢价处置。 截至目前，中民投对外投资中，有“房地产”、“置业”字样的子公司共30家，其中4家已注销。而剩下的26家，中民投持股超过50%的仅有2家公司。 地产行业以投入大、重资产、周期长著称，中民投在如此困难之际，抛售优质地产股份已成为弃子保帅的唯一解。而以目前现状来看，抛售地产获得的现金流都难以解渴了。 城门失火殃及鱼池 中民投自顾不暇，其核心的两块地产“山芋”也必然遭受到严重波及。一个是持股61.2%的亿达中国，一个是持股79.7%的上置集团。 从去年开始，因控股股东的债务危机、前执行董事被拘、债务违约等事项，导致亿达中国若干贷款协议触发事件，需提前偿还的款项超过90亿元。再加上公司经营业绩也稍显乏力，其主营业务为产业园区，这类项目前期资金消耗大、回款周期长，导致资金大量沉淀，资金链出现了严重短缺。 其困局直接反映在其去年的财报里。2020年，亿达中国收入为52.04亿元，同比减少14.4%。报告期内，毛利同比下降41.6%至12.45亿元，毛利率为23.9%；归属股东净利润1.73亿元，同比下降61.66%。
内忧外患之际，亿达中国只能依靠出售资产“渡劫”。2021年3月，亿达公司披露将旗下物业企业亿达服务所有权益转让给龙湖集团，对价12.73亿元。 被卖掉的亿达服务，是目前亿达中国手里为数不多的优质资产，2020年上半年，公司5大业务板块中，物业是唯一收入增长的业务板块。 在地产圈今年刮起的“物业上市，发力物业板块”潮流之风下，亿达中国反向操作，忍痛割爱，以此来换取短暂的呼吸权。 曾和“万达”齐名，贵为产业园双霸，如今唯恐甩卖不及，令人唏嘘不已。有投资者在公开平台感慨：那个冬天，如果中民投没有出现，可能亿达中国会过得好一些。 曾经最香 如今无人接盘 上置集团与亿达中国的情况有些许不同，但也殊途同归。2015年中民投入主后，连亏14年的上置集团迅速扭亏为盈，且获得了百亿的银行授信。 但这一切并未长久。2018年，其净利润开始下滑，2019年公司巨亏22.8亿，股价跌至0.034港元/股，被评级机构评为最易流动性枯竭的房企之一。 身为中民投子公司，上置集团也不得不频频将资产放上货架以自救。其中包括以12.85亿的价格向阳光城出售了沈阳项目公司的全部股权；以3176万英镑（约合2.8亿人民币）的价格出让旗下润斯投资51.1%股权及相关贷款，润斯投资持有英国伦敦两项商办物业。 卖卖卖，问题是现在上置集团的连卖资产都成问题。上置集团手上的北京资产包股权、上海金心置业45.11%股权，二者一直迟迟无法出手，去年7年中旬，试图出售其在上海唯一一个正在开发的项目——“华府一号”未果，18.2亿元筹集泡汤。 可以想象，大东家中民投的资金链危机解决不了，亿达中国、上置集团也就很难走出资金困局，尽早“分手”对于彼此都是解脱。而如今中民投已然把这两家上市公司被摆上货架，看哪家巨头有实力接盘，拖着这个“民营巨舰”艰难前行。 去年，中国长城资产宣布与中民投开展合作，将在流动性管理、产业投资、债务重组、资产处置等各方面重整，而媒体把其定调为：积极落实中央支持民营经济政策。这会是一个新篇章的开始吗？（来源：地产大爆炸(ID：dichandabaozha) 作者：炸天团）
人算不如天算 最高法院判例让数百万买房者彻夜难眠
【研究员】：wh
一旦发生任何主观或者客观的变动，出名人只需要返还出资人房款即可，连违约责任都不用承担，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代持协议属于无效合同，无效合约的结果就是双方返还。甚至，如果出资人不能用证据显示，买房人用来买房的钱是自己给的，房款都不用返还。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国家最高法院公布一则判例，估计会让中国很多买房投机者彻底睡不着了。简单说一下这个事儿。 2013年，徐某想买北京一套住房，但是自己没有买房资格。第一反应，徐某想到了“代持”，就是自己出钱，自己的朋友曾某购买，并以曾某名义办完全部手续。 当然，在购买行为之前，两个人约定了代持这层关系并签订协议，讲好未来条件合适将把房子过户回来，曾某当然会获得一定的好处。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哪料到，2016年由于曾某无法清偿担保债务，被债主起诉至法院，要求将曾某名下的房产强制执行，也就是司法拍卖。 一看自己出钱，挂名朋友的千万价值的房子，马上就要被司法拍卖了，徐某就慌了，根据代持协议向法院提出异议，主张自己才是房子的实际所有权人，所以不能司法拍卖。 2018年，辽宁省某法院一审宣判，徐某败诉，可以司法拍卖曾某代持的房屋。徐某不服，继续上诉。2020年，国家最高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那套代持的房屋进入了司法拍卖程序。 最终判决书的一段话需要细读 以上是这个案件的简单论述。真正的案情梳理、原告方被告方的司法主张，证据表述以及法律条文引用，长达万字以上，就不给展示给大家了。 不过，最终判决书的一段话倒是需要我们细读。——借名人与出名人为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签订的《房产代持协议》因违背公序良俗应认定无效，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对该房屋的执行。 很清晰，很明白，很简单。代持，这个借名买房投资的基本套路，不管借名人和出名人，是口头约定还是书面约定。 因为它既违反了“公序良俗”，即使是当时是双方真实意图的表现，协议也不受国家的法律保护，说白了，就是一张废纸。 灰色买房方法已成公开秘密 长久以来，“代持”和“结离婚买房”作为投资房产的两大利器被某些房产投机者玩的风生水起。 自己城市不能买了，找亲戚。侄子名字买一套，侄女名字买一套，都是自己的亲戚，协议都不用签。外地热点城市限购不能买，找朋友。 酒席一摆，小酒一喝，——哥哥，能不能用你的名字买套房？等到房子升值啦，卖房赚了钱，我七你三，你啥也不出，也能白赚十几万。 实在热点城市找不到朋友，中介也能提供这种业务。——哥，你放一百二十个心，我们公司最讲究诚信对客户，你用我们员工的名字买房，除了服务费，挂名费，其他不再收。 房子该是你的还是你的，你攒够资格，就过给你，保证安全。绝对不会昧了你的房子。 于是，这种灰色的买房方法，已经变成整个国家“破限购”的公开秘密。比如，震惊全国的“深房理”事件，就存在着大量违规代持情况。
政策出台打击房产“代持” 对于房产代持这种东西，一直都是游走在合法和违法的灰色边缘。说它非法，但是出名人和借名人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代持协议也是双方真实意识的表现，并不是常见的欺诈与被欺诈关系。 说它合法，但是这是一种明显的钻国家政策漏洞，房炒不住的行为，套用最高法那个罪名，就是违背公约良俗。 所以，对于这种事情，国家态度一直是睁一只闭只眼，打击但不禁止。 而从2019年开始，这种“默许态度”发生了转变。4月30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发布商品房交易风险提示。将四种最经常出现的房地产购买风险，列入提示对象。
对于代持则重点打击。——调控政策期间若无资格购买商品住房，请不要借用他人资格和名字“代持”您出资购买的商品住房，这种方式购买的商品住房在办理不动产证时将登记为他人所有，现有政策规定不动产登记满3年后方可转让，相关热点楼盘不动产登记满5年后才能转让。 期间若发生物权争议，可能会受到他人信用变化、债权债务及婚姻家庭纠纷等不确定因素影响，您的相关权益将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另外，为什么最高法那么多审判案例，为什么偏偏拿文章开头这个案例向社会公布。态度也很明确——提示风险，打击代持。 另外，也是向所有国家各级法院提出明确司法提示——房屋代持协议，就是废纸一张。既不能作为出资人主张权利的证据，也不能作为出名人必须房屋过户的依据。 有律师咨询明确表示，有了最高法的这个判例公布，出资人代持风险将大大加大。因为代持协议无效，无效就意味着房屋在完成买卖后就100%归出名人所有。 一旦发生任何主观或者客观的变动，出名人只需要返还出资人房款即可，连违约责任都不用承担，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代持协议属于无效合同，无效合约的结果就是双方返还。甚至，如果出资人不能用证据显示，买房人用来买房的钱是自己给的，房款都不用返还。 在杭州，刚刚发生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就牵涉到这样的纠纷。某房系姨妈于2018年借用外甥的指标所购，当时的单价不到5万元/㎡，如今早已突破10万元/㎡。外甥认为姨妈当初给的“好处费”太少，要求增值部分一人一半。在这一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外甥将该房挂牌转让。 按照最高法的案例，如果出资人将外甥告上法庭，杭州地方法院一定会判处败诉的。 不过，按照上面的案例，外甥的确有点“人心不足”。然而，如果我找的代持人很老实呢？ 依旧有很多不可控因素。比如说，代持期间，限售时间变化，被迫房屋再过户时间加长，怎么办？代持人因为各种情况被讨债，法院要司法拍卖这套房子，怎么办？代持人婚姻状况发生变化，那一半要分割房屋，怎么办？ 再说个极端情况，代持期间，代持人因故死亡，代持房屋在法律意义上成为遗产，继承人拒不承认代持协议，怎么办？ 总之，上面哪个问题，你能控制。但是，哪个问题发生，出资人的出资买房行为，很可能就会变成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如果，这件事再往深处分析。政府在每出台一项重大政策之前，将会做大量的“前置”和“铺路”工作。 “5月11日，财政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四部门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听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及部分专家学者对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这一段，一直“狼来了”的房地产税，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炉之后，马上有了动作。而国家最高人民法院，也选择这个时间点，将本文开头那个“代持非法”案例公布。 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故意”？是一种“无意为之”，还是一种“有意而为”毕竟，还是要讲那句话——历史的尘埃，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炒房如此，代持炒房，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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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31 09:0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