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观察
百年未有大变局中何去何从 北大学者们研判中国经济前景
【研究员】:
对于新挑战,我从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讲。先说国外,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上台以后,相比特朗普时的对华政策而言,换汤不换药,延续了贸易战、科技战,而且变本加厉积极推动组建所谓的民主同盟,以政治体制、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划界,试图以此在政治上孤立中国,进而在经济上让这些国家和中国脱钩。
【博览财经特稿】因为疫情、贸易战等的持续影响,许多人都对经济发展的前景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中国经济有得有失、何去何从,每个人的着眼点或许都不一样。
而后在5月18日,北大国发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中信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承泽论坛上,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又就中国经济的重大新挑战与应对提出了新的看法。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
关于GDP增速目标,林毅夫教授表示,两会提出5.5%的增速目标是实事求是的,结合了潜在增速,也充分考虑到了各种变量影响。如果再努力一点,达到6%也有可能。长期来看,中国最迟2025年将跨入高收入门槛,我们都将有机会见证这一历史。
关于共同富裕,林毅夫教授特别指出,共同富裕千万不能变成劫富济贫,只有保护和激励企业家精神才能持续实现创新发展和快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在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这样就可以在初次分配时就兼顾效率和公平,也可以给政府更大的空间进行二次分配。如果能建立更好的税收制度等方式,对于促进三次分配也有好处。关键一定是先共同把蛋糕做大,然后才是如何把蛋糕分得越来越好。
北大国发院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
他首先认为,这一目标的设定与“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速、近两年疫情冲击下的年均经济增速、“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相衔接,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之下,实现这一目标充满了挑战性,但是从消费、生产、外贸端进行努力,目标有望实现。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要如何转变思路?
姚洋
姚洋教授首先指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些新提法值得关注:比如显著体现出稳增长是今年的主要目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力度够大;比如明确提出双碳目标应切实可行,避免“运动式”减碳;再比如房地产方面在保证“房住不炒”的基础上要因城施策,不再一刀切。
他同时还建议,在目前这波疫情压下去之后,应实行更精准的防疫政策,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商业和人员的流动,激发国内消费。
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
但新的情况是,2022年,美国货币政策开始收水,进入加息周期,而中国还需要继续稳增长。这种货币政策上的反向而行在两国经济几十年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对中美两国,对整个G20而言都是新的挑战,但未来也可能使反差收敛。
如何应对中小企业的新困境?
黄益平
黄益平教授援引1907年现金流引发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历史案例,简要分析美联储加息并且步伐很快,可能引发流动性趋紧、货币贬值、利率上升、资产价格下降等现实问题。
1、历史遗留的压力:此前金融去杠杆主要发生在民营企业,并对其造成巨大冲击,民企的还本付息压力依然很高;
3、疫情以来的新压力:疫情期间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的账期被明显延长,主要是大企业给小企业的账期从平均30天延长到了90天,增加了中小微企业的金融困难。
林毅夫:中国经济的重大新挑战与应对
林毅夫
1、当前经济面临国内国外双重新挑战。
最新的行动则包括美、日、印、澳组成一个联盟,想打造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主导的北约则邀请了日本、韩国这些西太平洋的国家去参加他们的峰会。就在上周,拜登还在华盛顿举行东盟国家特别峰会,推动美国与东盟国家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试图说服这些国家把供应链搬离中国。
对中国而言,我国不仅是石油的主要进口国,粮食也在相当程度上依靠进口。除了油价、粮价之外,还有一些进口的矿产资源价格也在上涨。因此,俄乌战争对我国进口成本会增加,影响经济增长,这在短期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是国际环境中出现的重大新挑战。
进入到今年3月份以后,国内经济可谓雪上加霜,因为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染率非常高,一些地方,像深圳、广州、上海相继出现比较严重的爆发。为了从严防控病毒,实行动态清零,保护人民健康,上海从3月份以来基本上一直处于封控状态,同时,封控的城市还在增加,比如北京目前的防疫局势也呈现胶着。
疫情防控的举措必然影响到生产、投资、消费各个方面,使经济全面放缓,要实现今年5.5%的增长目标将更加困难。我们该怎么应对国内国外的这些新挑战?
对来自国外的挑战而言,美国冀图各国跟中国脱钩,让中国重回封闭经济,如果得逞,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慢下来,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就不是2049、2050年,可能要延后很久,我们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就难以如期实现。而且,夜长梦多,会滋生更多新的挑战,这正是美国的如意算盘。
自2008年以来,中国每年为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在25%-30%之间,如果能保持这一贡献率,美国以外那些国家为了自身的就业、社会稳定和发展,不能没有中国市场,就不会轻易掉进美国的圈套,美国要其他国家和中国脱钩的图谋就难于实现,我国就会有更大的机会争取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
总之,除了美国为了维持政治霸权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之外,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增长、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发展正是他们的发展机遇。所以,保持快速增长、扩大开放、倡导全球化既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的需要,也是破解美国图谋和外部挑战的最好办法。
从国内的经济挑战来讲,我们从去年以来面临的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我个人觉得最关键的是预期转弱,因为预期转弱以后,大家投资就没有信心,供给就会减少,供应链受到冲击,也失掉了克服困难的动力,进一步传导就会带来就业下降,收入不增长,最终需求也会收缩。所以,三重压力中最关键的是预期转弱。
比如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目标,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但是这个目标提出来以后要做好配套的解释工作,不要产生劫富济贫的误读,影响企业家投资和长期发展的信心。共同富裕的政策需要先把蛋糕做大,由先富带动后富,并设计合理的税收政策鼓励一些富豪的慈善捐赠。结果这项属于长期目标的政策,解释工作做得不及时,不充分。
和重树信心一样重要,是坚定经济发展这一重心。去年的经济工作会上再次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一定要把这项认识落实到位,在发展中解决国内国外的问题,否则只会使问题更多。
以上是中长期都会存在的挑战。就当前来讲,最紧急的挑战是新冠疫情的防控。
各地在争取动态清零以后,要速度恢复生产生活。由于疫情已经两年多,在一些封控城市,很多中小微企业已经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在这种状况下,一定要出台有效的政策来共度难关,像减税、免税、减租金、贷款延期等等一系列措施,都是有必要的。企业要是倒闭,失业会增加,再要恢复起来就会困难重重。
针对这种情形,我和国发院的其他三位老师最近专门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在这些受封控的地方给每个家庭发1000块钱人民币,以支持他们的消费。这1000块钱人民币中可以有500块钱是消费券,针对所在地的中小微企业以某些行业为主,消费券就支持家庭在那些行业的消费;另外500块可以采用人民币现金,尤其是数字人民币,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推广数字人民币。
我相信如果能这样多方努力,假定疫情能够在5月底全国实现动态清零,今年保持5.5%左右的增长还是有可能的。我们在增长速度上不能低于美国,这是我国经济工作应该有的一条底线。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增长,这样可以加强信心,其他国家也会对我们有信心,这是对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好办法。(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官方帐号)
世界格局巨变下“悲观”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情绪主导认知
【研究员】:
本质上看,企业家是社会增量价值的创造者,也是文明进化的核心引擎,企业家是探索星辰大海的驱动者而不是火箭发射成败的旁观者,所以眼前的经济低迷和不如意反而应该是这个群体的使命及担当之所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哀兵必胜”也不需要“精神胜利法”,唯一的目标就是让企业生命周期永续,落地抗周期之策。
【博览财经特稿】此刻的中国企业界,可以用3个关键词形容:哀鸿遍野、噤若寒蝉、草木皆兵,这是3个实事求是的判断。不过即使没有这3个基本面判断,企业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也应该是一种常态。
实际上“悲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情绪主导认知,一定从“悲观”中找到“乐观”则是更可怕的逻辑陷阱,因为这个行为本身也没有超越情绪。
第一部分是“从大历史视角看宏观周期”,应该说今天的所有挑战和风险,放置于历史周期中,注定是客观规律使然,但用李克强总理的话就是“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第三部分是“从科学战略管理看抗周期之道”,这里会从微观的视角切入企业经营管理和品牌管理,从我们战略咨询的角度讲一讲全球顶尖公司经验中的抗周期方法,以及对中小企业的借鉴意义,或者可以称之为我们党的制胜法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本质上看,企业家是社会增量价值的创造者,也是文明进化的核心引擎,企业家是探索星辰大海的驱动者而不是火箭发射成败的旁观者,所以眼前的经济低迷和不如意反而应该是这个群体的使命及担当之所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哀兵必胜”也不需要“精神胜利法”,唯一的目标就是让企业生命周期永续,落地抗周期之策。
重塑企业生命周期首先需要超越悲观和乐观地来看周期、看本质、看应变,最终形成战略管理的工具方法。
“洼地优势”是中国经济宏观的战略大逻辑。也就是我们通过制度上的特质和一定优势,创造了一种聚集了全世界的资本、人才、技术等各种要素的条件,客观上我们存在着一定程度权利洼地、监管洼地,并且政府通过税收让渡给企业和企业家更多的财富分配权,这个基本判断对于有欧洲、美国、日本投资经验的企业家应该会很有感触。
所以,从全球视角看,改革开放成功的本质是“开放促改革”,是我们谦虚地认识自己的不足,努力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体制内外齐心合力努力奋斗的结果。
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会带来贫富差距等多种不平衡,“效率”和“公平”逻辑也必然驱使再平衡,这些都是推动政策背后调整的真实大逻辑,直白地说就是力求把“洼地优势”填平,回归增长的常态,这个过程大逻辑容易理解,但注定改变惯性的过程中对于微观的企业个体会产生巨大的震动,不容易接受。
伴随着“洼地优势”被填平的逻辑驱动,自然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再平衡阶段,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在参与客户的宏观战略研究中提出了“三个再平衡”理论,顾名思义就是从“再平衡”的视角结构看目前全球性的动荡和商业风险,进而形成企业家的理性认知基础。
因此,这个宏观判断决定了企业家很多决策的方向感和力度。调整好心态是必须,在这个巨变的大环境下,我们不能认为所有的东西极致完美才是常态,高歌猛进的时代注定短暂于抗周期艰难进化的时期,企业家需要动态平衡地看待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发展,应当把过去基于“高速发展”的逻辑向“抗周期发展”的逻辑调整,形成企业发展的再平衡。
第一个“再平衡”是传统工业国与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工厂的力量再平衡。前面也提到,虽然中国的发展客观上为世界经济做了加法,但所谓“东升西降”之后带来了西方再次工业化的再平衡需求。
这里我们建议企业家用一种超越政治的全球化心态看政治变化,激烈的矛盾和对抗的背后,实际上是诸多个体再平衡的诉求,俄乌战争也是这样。
中国公务员队伍长期拿着很低的工资支持无限责任的国家治理,中国国企中正直的领导者基本收入也就够在大城市养家糊口,实际上,从我们内部的发展周期来看,也存在诸多不可持续的因素,这些因素遇到瓶颈和挑战之后的重构是必然的,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也是必然,这种混乱影响企业家信心是正常逻辑的结果。
另外,中国企业家群体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一多半时间都是引领舆论和站在无上荣光的大舞台之上,这注定不是常态,需要对此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永远是光荣的,成为巨大财富拥有者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被挑战。但这个问题也不会坏到哪里去。暂时不延展,大家可以体会这个再平衡是否存在。
那么什么是“竞争力”呢?竞争力实际上就是极致的比较优势的沉淀,有时候是丛林法则的结果,改革开放40年,绝大多数企业都是激烈竞争中拼杀出来的,对力量的追求是一个巨大的惯性。
这一点我们在给多家中国顶尖公司做欧洲市场战略研究的时候发现过一个通病的问题,中国公司乐于炫耀成就,这种思维方式在欧洲、美国是行不通的,人家更看重社会责任。
归根到底,企业需要用“文明”的方式融入社区、融入城市、融入所在国家,在中国经营也是一样,这就是企业用“文明”来抗周期的真实需求。
长期以来,欧洲的企业家也曾有无比强大到富可敌国的时代,现在富人们都谨小慎微。拿近邻日本举例,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最繁荣的时期确实和前两年的中国一样,豪情万丈地希望把世界都买下来,今天大佬们也都在埋头耕耘。韩国三星对国家贡献那么大,依然麻烦不断。
让企业能够客观、理性、就事论事地看待问题讨论问题,有一个面向未来的良好心态,也是我们作为战略顾问核心责任之所在。
从经济发展的大周期逻辑来看,自1980年以来,超越意识形态合作、低通胀、央行独立、全球化浪潮、低波动率、更长周期和更高的GDP利润份额驱动的“现代周期”带来了企业发展和投资界的“黄金年代”,这个黄金时代虽然也存在每7年左右的经济周期调整,但总的来说应该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稳定发展的大周期时代。
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的一位组合策略分析师Peter Oppenheimer对未来有这样一个展望,很有见地,他认为:投资环境正在迎来一场新的“范式转换”,“现代周期”已成往昔,“后现代周期”正在开启。
进而他对投资方向的判断也有3个明确的指向,我们不妨进一步看看。他建议投资者关注3类公司:
第二类是“推动者和创新者”,通过为稀缺能源、劳动力提供解决方案来提高生产力的企业,这里把握的是一个本质逻辑,就是走出经济萧条必然还是需要靠驱动生产力发展的伟大公司;
我们简单概括一下这位分析师的洞察,实际上也可以概括成为一句话:面对新经济周期历史性转换的挑战,企业需要快速适应变化调整自身的商业模式和战略管理姿态,专注于成为创新驱动者和生产力赋能的角色,聚焦于商业创造利润这个最本质要求,进而最大限度地维持公司的稳定性。
从市场和科技变革动能看未来机会
应该说,从战略逻辑上讲,外部环境洞察和企业家领导力是公司顶层战略设计的两个根本点。但战略管理本质上追问,外部环境的周期变化虽然情绪面影响较大,但对企业的本质影响并不如市场和科技两个角度更直接;而企业家的领导力除了应对外部变化做调整之外,针对市场需求变化和科技创新动能可以做出的有效变革更加显性。
其一,直面全球经济滞涨前景。全球性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即滞涨,在未来5-10年内看起来已经不可避免,通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之中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就是负利率到正利率的转换,借贷成本增加,风险性投资被压制,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要素逻辑。对企业家最大的影响是需求萎缩以及成本上升的问题;
不可避免的一点会发生,就是贸易从全球化的系统性格局,未来可能会围绕北美、欧洲和东亚3个消费中心形成3个区域型的布局,并且供应链从All in China(完全押注中国)到“china+1”(建立中国外备选)、“china+others”(平衡中国及中国外布局)、“N+china”(转移中国外布局为主)、“out of china”(退出中国),这些都有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况。供应链布局变化对于消费电子等外向型代工产业影响比较大,对大多数企业影响主要是供应链安全性的谨慎布局;
应该说中国经济长期依赖都是通过“洼地优势”对于劳动者所得长期实行了一种客观压制状态,对农产品价格也存在压制,在目前的政经局势和共同富裕政策下这个趋势可能会发生转变,劳动力成本上升在中国应该不会因为失业增加获得很好的解决,更倾向于这个成本取决于社会物价等刚性成本。但经济不景气可能限制人员流动,这为长远发展的企业通过培训投资承载劳动力和智力价值的人力资本提供机遇。
中国之前“改革开放”的降低干预的逻辑可能会被强调法律合规的趋势替代,这必然挤出一批缺少合规能力和比较优势的企业。所以,“法律遵从”和“合规经营”是企业家接下来需要更加重视的内容;
未来超级品牌通吃产品高中低档位,甚至通吃多个相关产业是必然趋势,就像华为、荣耀、OPPO、小米这些超级品牌都在多元化产品一样,所以中小企业形成专业化核心竞争力和利润至上也必然成为生存之道;
不过以上宏观变化对企业的影响很难一概而论,这里我们分3种结构性层次解读:
第二种是“高端品牌和高端制造业”,这部分主要战略挑战是保护品牌溢价以及扩展产品线抗周期的问题,做超级品牌是大中型企业抗周期重要方法;
而突破以上多重变化中的不变因素,我们认为还是前沿科技的牵引,也就是科学技术的引擎。对于产业科技型大公司大趋势判断,很清晰的创新方向主要在两个领域:新能源和信息技术。应该说能源和信息变革是历次工业革命的主旋律,这次当然也不会例外。
不过,和绝大多数科技企业相关的还是信息技术下一个阶段的进化。这里我们建议企业家多关注产业元宇宙带来的“虚拟+现实”的技术革命,也就是虚拟现实技术的全新数字化机会。
或者说,元宇宙是彻底的数字化,也是互联网的终极形态,因为背后蕴含着以半导体为基础的硅基文明和以生物技术为基础的碳基文明的历史性交汇平衡,这也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超级城市化”进程,应该会影响到前沿科技创新的方方面面。
“WAR技术趋势的概念”是笔者2016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互联网终结,人机智能崛起》文章中阐述的,包括Vehicle智能交通、VR/Video/AR虚数现实、AI人工智能、Robot机器人4个主要技术趋势。WAR技术可以很好地推动科技产业升级,已有多家美国和中国科技公司认同并引用。
除了这两个代表性的能源和信息趋势,科技进化大趋势还包括生物技术、量子计算、星际探索等前沿领域,也包括和老百姓更相关的服装材料、现代农业、互联网全息视频等,不一一列举。总之,关注所在行业的前沿技术创新是企业穿越周期的关键。
而当我们有了理性心态和前瞻性判断之后,做出科学的战略管理决策则是重塑企业生命周期的重中之重。
直白说:以前企业家和管理者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提高“竞争力”,大历史变化之下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构建“制度文明”抗周期。这里的制度文明,我们主要指内部的科学管理和外部的全球性合规和法律遵从。
如何构建企业等制度文明抗周期,我们这里提供一个工具箱:1、时度势。用外部环境变化指导领导力,避免闭门造车,盲目打鸡血;
3、收缩战线。高度聚焦于具有行业专业价值,并且具备品牌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业务,果断砍掉非核心部门;
5、全线品牌和全域服务。全线品牌指的主要是高端品牌向中低端渗透,并且聚焦中低端爆款满足刚需,比如之前我们参观爱慕内衣品牌,他们对运动系列和中低端系列的拓展效果很好;全域服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宁服装品牌准备售卖咖啡,虽然目前刚刚开始但这符合全域服务的大逻辑。
思想领导力,就是通过影响政商人群获得品牌高势能;科技领导力,就是品牌传播中更多体现科技创新;感知领导力,就是将业务规划成矩阵评估和消费者触点,规划好每一个触点的品牌行动。
1、打造极致产品:所谓的极致产品就是最代表行业专业化水平,满足最大范围刚需,且具有用户体验极致超值感受的产品;
3、聚焦甜点档位:这个理念是我们研究OPPO东南亚市场调研的时候提出的,我们在东南亚调研发现三星的定价策略都是在每一个价格区间定的偏上,这就是甜点档位策略,保证了利润和高端品牌势能;
5、降维品牌放量:说白了就是用打高端的方法打低端。这些方法都是我们在实战中摸索出来的经验,虽然都是超级巨头的案例背景,不过实用性也都是经过小规模战场检验的。
这里举一个百思买转型的故事作为参考案例。总体看美国百思买在过去10年推动的转型卓有成效,乔利作为CEO的三段论操盘堪称经典,第一段是找到问题修复问题,第二段是寻找同盟军扩大对外合作,第三段是重新定义愿景使命升级战略。
第二段。百思买还进行了广泛的协同合作。与三星、苹果、索尼、联想和惠普合作,甚至与亚马逊和谷歌等竞争者合作。2012年,苹果、微软等许多科技公司都开设了自己的实体店。年底,时任三星电子CEO的JK Shin拜访百思买。乔利与他们达成了交易。
这家公司虽然折戟中国市场,但在美国市场的变革非常具有借鉴意义,处乱不惊,积极应对。我们建议企业家在重塑企业生命周期的大课题中多看这种经典的全球性案例,不要盲目地把目光向内照搬照抄很多特色型成功企业。
不妨做一个总结,第一部分“从大历史视角看宏观周期”强调认知的客观性问题,看不清历史规律一切主观的盲从都没有意义;第二部分“从市场和科技变革动能看未来机会”提醒企业家聚焦研究市场需求和科技创新动能,结构性寻找机会,不要简单听很多专家片面论述;第三部分“从科学战略管理看抗周期之道”提醒企业家关注战略重塑和管理思维的迭代,特别是品牌战略思维的精细化调整。
德国博世集团今年已经有136年历史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洗礼重建工厂,创始人罗伯特·博世先生一生坎坷,现在这家企业被博世基金会控股,但是一家完全社会化的企业,博世家族在其中影响有限。
而TCL集团现在几乎是创业40年最好状态,公司从电话大王到彩电大王,从最早全球化到最先全球化折戟,从产品型公司到进军显示到半导体、光伏的产业科技型公司,李东生则为被称为最能折腾的企业家,但他有这样一句朴实的表达:“正确的价值观比商业逻辑更长期有用”。TCL今天的成就和李东生对苦难辉煌的理解有很大关系。
超越情绪、理性面对当前挑战,平复心态、梳理问题,进而形成面向未来的良好战略姿态尤其重要,直白地说:企业家面对挑战的主要工具是战略管理的变革。
风暴终究会过去,新的周期开启没有悬念,企业作为一个靠企业家精神的能动性和创造力驱动的大船,经得起风雨,战胜过严寒,必然最先走出危机阴霾,这是企业家责任担当要求下必备的“极致理性”。历史向前,大浪淘沙,生命需要顽强的信仰,更需要大爱的滋养,企业家唯有构建真正的企业“生命体”,创业之路才能生生不息。(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作者:周掌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