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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越来越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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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19 09:02: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生意越来越难做 我们或经历一个非短暂的经济收缩期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2023中国前海企业家峰会”在深圳蛇口举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发表了“在不确定性时代寻找确定性”的主题演讲,推荐阅读。

第一个理由,就中国来说,大规模集中消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再看一张图,这是张示意图,不是根据相关数据做出来的,所以很多地方画得不是很准确。

用这张图,我们可以想一想,改革开放前后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觉得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改革前是匮乏阶段,那时候什么都缺,缺吃的缺穿的。

但到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又出现了问题,三大件也差不多了,那时候三大件全国开工率不到30%,消费疲软、内需不足这些词就是这个时候提出的,就是九十年代末东西卖不出去了,于是就有了三座大山,开始改房贷,自己买房,开始改教育得让你自己花钱,开始改医疗也得让你自己花钱,这样就进入了一个增长更快的时期,进入了房子汽车的时代。

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赶超型的国家,赶超型的国家就是这个特点,人家用100年的时间走完了这个路,我们可能用30年的时间走完。走完了之后咱还能不能再走出一个高潮?房子汽车之后的高潮是什么?

至少意味着两点:第一,我们像过去那样每一个阶段都有鹤立鸡群的主导产业,可能没有了。不是说我们今后没有主导产业,但像原来那样鹤立鸡群,占到整个经济很大一部分的主导产业,可能不会有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思路上要有一个转变。关于老百姓的消费问题,我们多少年形成的是这样的一种思路,中国人不爱花钱,爱储蓄,然后需要通过种种措施拉动内需,促进消费。

我觉得一定要扭转这样的思路。在过去这些年,我们几乎是用一年的收入买一台彩电,用一年的收入交电话初装费,用年收入的几十倍来买房子,怎么不消费?

后来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快于经济增长了,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么快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来把社会保障搞好,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我们下一步就能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进入一个常规性消费的阶段。但问题是钱拿走了,社会保障没搞好,这样就使得我们之后的阶段可能就要更为困难。

但是到了这个水平之后就是一个天花板,现在我觉得我们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国际形势好一点,对我们友好一点,比如说技术合作、出口情况好一点,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可能要小一点。

如果我们把当今世界的变化理解为“脱钩”,很多事情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全球化之后,一个重新的拆解和重组的过程。那么,拆解是沿着什么主线来拆解什么东西?大体上来说有三条主线。

依赖的重点有三条:第一,欧洲对俄罗斯能源和资源的依赖;第二,欧洲、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第三,中国、俄罗斯对美国西方高科技、高端设备,甚至金融经济的依赖。原来的世界格局就是建立在这种依赖的基础上,谁也离不开谁。

欧洲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程度最强的是德国,德国2023年1月1号宣布把俄罗斯能源的进口停掉。不买,怎么样?也没怎么样。欧洲去年经济还不错,今年好像还能超过去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拆不了的这种神话已经被打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的严重性,第一个神话已经打破。第二个是产业链的拆解,库说大体过半。第三是科技依赖的拆解正在展开。

这中间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产业链的拆解,究竟有没有可能拆解?现在已经走到哪一步了?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把它叫做临界点,就是产业链的转移、企业的外迁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如果有临界点的话,现在到没到临界点?或者说如果没到的话还有多久到?

那怎么看这个临界点?我觉得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客观来说,打个比方说,组装一个打火机,假如需要二十五个零件,原来在半小时车程范围内,这些零件都能找得到,这应该是非常好的产业链了,成本会很低。

但假如说二十五个零件的话,已经能找到二十几个,剩下的再稍微多花点钱也能找到,但是人家的政策环境还比你好,那就说明已经过了这个临界点,这个企业往哪儿搬那就很容易了,这是客观的原因。

能源依赖这第一个神话已经破灭,过了临界点了,现在要考虑第二个神话,也就是说世界依赖中国的产业链这个神话会怎么样,会不会也会破灭。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我们前面说大规模的集中消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又面临着这样一种国际环境,那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大拆解的过程是我们理解现在很多问题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在大拆解的过程中,不同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会面临供给的问题,而中国会面临的是需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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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市场准备的。我举个例子说,中国生产鞋最多的一年是多少双?106亿双。世界上平均起来一个人一年能穿多少?两双。那也就是说世界上七十几亿人口,需要的就是150亿双鞋。中国人需要多少?一年需要的是20多亿双。那么,我们靠自己来解决世界工厂的生产能力的问题,10多亿的人口解决106亿双鞋,一人差不多要穿十双。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大拆解的时候,中国面临的首先是这个问题。

原来我虽然强调说疫情的影响可能不是短期的,但是还真没想到这事儿这么大。最近我看到不少网友的分享,说生活的理念的改变,包括对消费习惯的改变,疫情让人重新思考活着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人们会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

刚才讲日本所谓失去了20年也好,30年也好,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人们心理的变化,为了还债,我尽可能少消费一点,我不应该被那么多的债务压着。那么对整个的社会来说,它进入一个什么社会?低欲望社会。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我个人的看法,我们在未来的若干年当中,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是讲的第二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未来可能要面对一个时间并不短暂的经济的收缩期。(来源:2023中国前海企业家峰会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




catbg01.gif 政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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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经济”各地打响创投较量 引导基金热背后的冷思考

【博览财经特稿】2023年经济弱复苏格局下,地方政府如何“拼经济”?作为政策创新工具,政府引导基金具有财政放大效应,不仅能有效带动社会资本,投向重点产业,以资本招商盘活地方经济;而且作为国有资本的一部分,如果经营得当,也能改善地方财政压力,用股权财政弥补土地财政缺口。

近年来,各地引导基金布局持续扩容,安徽、江西两地表现亮眼。调研中也发现,引导基金火热的同时,投向同质化、返投要求设置不合理、问责机制有待创新等问题亦时常出现。那么,该如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

“拼经济”成为2023年各地政府的工作重心。以政府引导基金为代表的资本招商也俨然成了一些地方盘活产业结构、促进地方经济的新钥匙。

“政府引导基金”是指由政府出资引导、弥补资金缺口,市场化运作投资方向,兼具“政策导向”与“市场运作”双重属性的政策性基金,引导基金成立初衷是利用政府“有形之手”发挥财政引导和放大作用,克服初创与高新技术领域股权融资“市场失灵”问题,实行科学的运营管理、收益分配、利益让渡等机制,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除了拼经济,政府引导基金作为国有资本的一种,如果发挥得当,还可以改善地方财政收入。过去三年,受疫情、地产行业下行等压力叠加影响,土地财政逐渐出现缺口。根据财政部数据,2022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6854亿元,同比下降23.3%。全国多地财政收入下滑,甚至个别地方政府出现财政困难。

2002年,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引导基金——中关村创业引导基金正式设立,此后政府引导基金逐步走向规范化。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截至2022年,中国累计设立2107只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约12.84万亿元,已认缴规模约6.51万亿元。

2022年,江苏、江西、安徽三地政府新设立引导基金数量最多,分别为14只、13只和12只。同时,认缴规模方面,江苏、安徽、福建三地集资最多,分别为447.61亿元、389.50亿元、360.00亿元。如论其中的代表区域,当属“排头兵”安徽与“黑马”江西。

争当享誉全球的科创名城,这是安徽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为合肥定下的目标。通过建设国家实验室、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市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经济增长与区域转型。根据合肥市财政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科技支出攀升至245.7亿元,较上年增长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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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报告认为,“合肥模式”是通过地方政府“国资领投”,以政府基金为主导,以产业招商为先导的产业投资方式,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支持并准确把握投资机会,通过投资专业化能力较强的团队,深耕产业链,投资了包括京东方、蔚来等众多知名的战略新兴企业,并带动配套企业入驻合肥。

关于“合肥模式”为何能行之有效,多位专家认为,得益于其股权投资方向与当地产业禀赋有机结合上。据了解,合肥市财政局下设母基金投资审定小组,聚焦重点产业链及细分领域,确保参股基金高度契合合肥市产业发展方向,保证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圆点智汇高级顾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胡波表示,合肥地处长三角,在产业承接上具备一定区位优越性,更易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加之其域内设有中科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具备将科教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的基础条件。合肥市发改委副主任曾介绍,过去十年,合肥拿出140亿元经费与21所高校院所合作共建协同创新平台32个,旨在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

此外,政府引导基金在政策目标和资本目标之间的分寸把握,亦是合肥政府在创投领域实现良性循环的原因。据了解,创投圈对合肥市政府在引导基金方面的工作评价较高。

据了解,从2005年到现在,合肥的发展思路和投资策略一直没变。杨其静指出,合肥政府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其领导班子在产业引导基金相关工作上的魄力和定力值得肯定。

那么,安徽省域内的其他地区能否顺利复制“合肥模式”,进一步扩大政府引导基金版图?

杨其静强调,得益于合肥的成功实践,安徽省在产业引导基金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但仍需注意,无论是潜力产业,还是龙头企业,数量都是有限的,产业发展良机往往先到先得;另外,区域经济发展时产生的虹吸效应,会导致企业、人才资源从中小城市单向转移至中心城市,这意味着,安徽省内的其他城市在发展产业引导基金时将不再占优。

引导基金的核心是因地制宜,要注意结合当地的产业要素和发展阶段,在找准定位的基础上做好配套,成功的概率就会很大。“不要单纯地复制‘合肥模式’,创投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创新多一点。”周瑞智说。

2023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江西银保监局、江西证监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巩固提升江西经济回稳向好态势的若干措施》,强调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做大做优全省股权投资,全面提升产融对接服务质效,推动私募基金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从去年全国引导基金设立情况来看,无论是从基金数量、规模还是落地速度,江西都位居前列。”周瑞智表示。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仅过去一年内,江西省新设立的引导基金数量同比上升85.7%。

至于产业投资的形式,江西省推出“大平台+大基金”模式。其中大平台以江西国控平台为基础,大基金则以江西省现代产业引导基金为基础,采取母子基金相结合的方式运作,通过引领带动作用,最终实现基金目标总规模3000亿元。

产业引导方向上,江西省根据的是“合肥模式”下的产业发展逻辑,聚焦其已有的产业禀赋——丰富的锂矿资源,主攻锂电新能源产业。杨其静表示,过去几年在互联网时代几近“隐身”的江西,在新能源时代迎来了机会。

2022年10月,江西省印发《关于做优做强我省锂电新能源产业的若干政策措施》,其中提到,支持锂电企业科技创新,对锂电池关键材料及高性能动力型、储能型锂离子电池生产企业,通过省重点创新产业化升级工程项目,采用股权质押等方式择优予以重点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江西省管理层高度关注股权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根据母基金研究中心此前发布的文章,去年刚履新江西省委书记的尹弘,一直以来都对招商引资极为重视。在其任职河南省省长期间,曾多次提出“要积极探索资本招商,以政府产业基金入股参股方式进行股权投资,提高招商项目的优质性”。业界人士由此推断,江西省在政府引导基金方面仍将持续发力。

对于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多位受访的业界人士表示,还需根据江西省政府引导基金的后续动向及市场反馈再做判断。业内更关注引导基金的实缴资本而非注册资本,二者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差距。“个别政府引导基金设立只是为了出政绩,百亿甚至千亿规模,更多只是口号或目标。”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资界人士评价。

引导基金热背后的冷思考

首先,引导基金投向同质化。根据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年中国政府引导基金系列研究报告》,因缺少统筹规划,个别区域的引导基金数量和规模已趋于饱和,同一区域内的引导基金出现了“功能定位重复”“定位与当地产业格局匹配度低”等问题,致使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及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地方政府逐渐认识到,并尝试通过引导基金的体系化发展解决“同质化”问题。自2018年起,全国已有超20个区域陆续进行政府引导基金整合的尝试与探索,近四成发生在2022年,存量基金整合提速。较具代表性的比如:湖北省长江产业集团正式整合设立500亿元母基金,由100亿元的长江创投基金(培育高新技术领域的中小企业)以及400亿元的长江产投基金(培育重大项目的招引和龙头企业发展壮大)重组扩容而成,统筹之下,二者投向各有分工。

“面对限制条件过多、过高的返投要求,有选择权的头部基金管理人不愿意拿‘戴着枷锁的钱’,另一部分想和政府引导基金合作的基金管理人对于过高的返投要求‘有心无力’,也发生过不少基金管理人为了政府的出资答应了很多要求,但最终做不到的情况。”王爽说。

对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怎么拟定?胡波认为,引导基金始终是一个投资行为,依然要坚持市场化原则,政府不要在投资的实操层面管太多。可以通过绩效激励的手段去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将政策目标的实现内化到对基金市场主体的考核指标中去。

周瑞智表示,激励不够的话,政府引导基金很难招到一流的基金管理人,那么投出来的项目效果肯定也不尽如人意。对此,建议引导基金在设定返投要求的同时,也应允许一定的激励手段,通过市场化手段对政策目标的完成进行定价。比如,建立或明确让利对象、让利依据及方式等原则,以完成返投、政策目标等为前提,实施分档让渡超额收益、让利退出等。

市场化的投资本身即存在风险,在二级市场炒股的风险都很大,一级市场中非公开交易的股权投资所携带的风险必然更高。周瑞智认为,投资讲究过程合规,如果过程没问题,其实不应该过多地区分结果。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一定程度上要鼓励探索、鼓励承担风险。

现在市场上很多人都在呼吁尽快建立“尽职免责”的机制,但究竟要如何执行?胡波指出,怎样有效区分“先行先试”和“渎职失职”目前尚无统一定论,可以由一些具有公信力的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参与制定一套适合评价引导基金的行业标准。要尽快推出政府引导基金领域的基础设施。

谈及政府引导基金未来的发展,多位受访者认为,积极参与的同时,也需要冷静的思考,避免盲目跟风。当前多地财政承压,紧平衡或成常态,股权财政能载舟亦能覆舟。鼓励地方政府招商创新的同时,亦要警惕因低效、无效投资导致的隐性债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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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30多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合作成果丰硕,合作机制日趋完备,发展势头强劲。中国-中亚元首峰会是巩固这些良好势头、推动中国-中亚合作再上新台阶的新契机,自然也就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点。

国家转型与身份认同难以调和

另一方面,世界变局加速演变,30年前更具吸引力的“西方模式”陷入深重危机,而当下中亚国家发展又来到一个新拐点,摆在它们面前的首要任务依然是能否保持政治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性(万青松:托卡耶夫的政治改革是走西式路线,还是顺应区域“新潮流”?)。

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正处在国家精英代际更替的关键时期,而且这一进程远未结束,再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与地区形势,使得中亚国家更加内外交困。在未能找到有效应对办法之前,大多数中亚国家执政精英只能借助“手动治理”来维系国家和政权的生存,主要通过修改宪法、提前总统大选、提出新的发展战略(例如“新哈萨克斯坦战略”“新乌兹别克斯坦战略”)等方式缓解内部政治矛盾。比如,2020年10月吉尔吉斯举行议会选举发生大规模骚乱后,宣布提前进行总统大选;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发生街头暴乱后,哈国宣布修宪并于11月提前总统大选;同年3月,土库曼斯坦提前总统选举,并完成部分权力交接;同年7月,乌兹别克斯坦修宪引发暴乱,导致修宪公投被延迟到今年5月才正式举行,随后宣布提前大选。可见,中亚国家采取的化解危机的方式相似,且都面临着极高的政治风险。

与国家“再转型”密切相关的是中亚各国身份定位问题,也困扰着各国的执政精英。内部危机下的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已经陷入“中等强国困境”:如果选择与诸大国深度合作,可能会获得向“中等强国”过渡所需的物质支持,但必然会导致其自身部分独立自主性的丧失;而若选择依靠自身基础发展成为中等强国,机会更是渺茫。面对这一困境,中亚执政精英显然没有明确的脱困方案,如今大国博弈的“阵营化”,则进一步恶化了中亚国家发展的外部空间,使得执政精英的焦虑有增无减。

发展与安全难以统筹

与此同时,周边国家阿富汗局势有所恶化,活跃在中亚各国边境的安萨鲁拉·贾马特组织、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K)等恐怖组织不断进行跨境渗透、组织毒品贩运,并发动多起恐怖袭击。2022年4月,恐怖组织“ISK”向乌塔边境的清真寺发动袭击;5月,塔吉克斯坦东部边境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也遭遇恐怖分子袭击。这些内外频发的冲突与危机事件深刻影响着中亚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迫切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有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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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融资和金融犯罪的助理部长罗森伯格和欧盟国际制裁特使奥沙利文也访问中亚国家,要求它们停止规避反俄制裁,否则将被禁止进入西方市场。近日,欧盟宣布将于5月18日至19日举行第二届“欧盟-中亚”经济论坛。

地区一体化与互联互通难以兼顾

俄罗斯专家曾直截了当地指出,“中亚”本身依然是相对松散的概念,并不一个完整、独立的地区地缘政治实体,显然难以构建起区域一体化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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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全球东方”?

更值得关注的是,俄乌冲突以来“全球东方”概念受到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知名俄裔国际关系学者安德烈·齐甘科夫的观察,包括所有中亚国家在内的“全球东方”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上顶住美西方压力,采取不选边站的立场:既不支持冲突任何一方,也不加入西方制裁或特别军事行动。据此,他认为不能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争夺世界统治权的角度来理解“全球东方”在俄与西方对抗中的角色。这些国家的政策更多反映了通过互惠和对话、而不是对抗和冲突来寻求新的机会,它们也正在努力阻止这场冲突的蔓延。

实际上,这一现实观察与瑞士洛桑大学马丁·穆勒(Martin Müller)教授早在新一轮乌克兰危机之前就提出的“全球东方”概念,在内涵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穆勒撰文批评冷战后习惯将世界划分为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作为思考全球差异的公认方式之一,他认为这种二元对立忽视了那些处于南北之间的国家,因此有必要引入术语“全球东方”,并将其视为更具包容性但未定型的概念(Müller M.In Search of the Global East: Thinking Between North and South.Geopolitics.2020. Vol.25. №3. pp.734–755)。

对中亚国家而言,如果能够抓住正在加速到来的“亚洲世纪”的历史机遇,并成为“全球东方”的组成部分,不仅有助于中亚国家充分利用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机遇,提升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也有助于中亚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来源:底线思维 作者:万青松、杨雯晶)




社会热点




因5亿票据融资案崩塌 从千亿校企坠落到重整似曾相识

【博览财经特稿】曾经的国内第一大校办企业哈尔滨工业大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240多亿元资产,负债率仅有30.43%,一度号称拥有1000亿元市值。但是,该校办企业群在短短几年间就坠落到破产重整的地步,其资产偿债率仅为14.24%。

近日,*ST工新公告称,因2018年、2019年连续2年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已于2020年5月29日起暂停上市;又因2020年净利润亏损、净资产为负值、财报遭遇“非标”,将于3月15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截至暂停上市前,公司股价定格在1.17元。

近日,微信公众号“等深线”一篇《千亿哈工大集团败局悬疑》称哈工大集团将被破产重整。

《千亿哈工大集团败局悬疑》深度报道哈工大事件的原委始末及疑团,简单的进行一下还原。

彼时,一位名为任春玲的女性称可提供融资。于是其用了绿地北方的名义与与哈工大集团签署了一份总金额为5亿元的煤炭购销合同,同时还签署了一份6个月时效的5亿元商业承兑汇票的居间服务合同,绿地北方收7000万元“砍头息”。

随后张大成被起诉,检方在庭审中一再强调,哈工大集团及张大成、张砚超,明知是“三无商业票据”,但仍然开具,且事后无法还款,给银行系统带来巨大“危险”。

张大成表示:“我舍不得处理,我不懂金融,我认为那就跟银行贷款一个样,资金中心的张砚超也不熟悉这块业务,当时哈工大集团严重缺流动资金,着急融资,听说有资金渠道,也没想那么多,就用了。”

随后哈工大集团一路崩塌。张大成表示这种后果都与他拒绝“将几百亿资产的校企私有化”有关。“2012年前后,时任学校主要负责人快要退休了,专门找我到他办公室谈了3次,这3次谈话,都是直接要求将哈工大所属校办企业私有化。”张大成说,“当时他直接提出:‘你看北大他们都已经把校办企业变成自己的了,你为学校奋斗几十年了,也得为自己想想。’”

而张大成提供给《等深线》记者的材料显示,哈工大集团在2018年时资产评估价值为228亿元,但是在过去几年中遭到了系统性贱卖,且部分资产的接盘者身份不明。也就是说近200亿的资产没有了。

且不论张大成的说辞是否真实,但哈工大从千亿校企坠落到重整,这一幕,是否似曾相识?

而国内另外一家校办企业清华控股,下属单位也在股权调整、债务缠身中,破产传闻也纷纷扰扰。受到紫光集团债务暴雷影响,清华控股面临担保代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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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更进一步需要考虑,大学办产业好不好。斯坦福大学哺育了硅谷,但是没有听说斯坦福大学产业集团独步天下。大学本来就是公共产品,我们的大学基本都是公立,自然更是公共产品。那就应该归位提供公共产品,输出理论、科研成果、信息等,让大众利用这些公共产品办产业。

这里就不得不说其中一个很神奇的数字叫“清算评估值”,就是假定企业马上清算,马上把企业资产变现掉可以拿回多少钱,偿还债务的清偿率是多少,相比之下,如果破产重整的清偿率大于这个清算状态下的清偿率就有重整价值。

由此,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企业裁定进入破产重整,债务人非常激动地弹冠相庆,重整方案通过更是各方大书特书的杰作,却不去反思多少真金白银的资产化为乌有,多少庸人坏人损害了债权人、供应商、员工的利益。其中还非常神奇的是,大项目的管理人动辄可以收入千万甚至过亿,而且是最优先级别,还排在被拖欠了很久的微薄的员工工作前面,令人唏嘘。

最新进展

根据该草案,普通债权方面,每户债权人金额10万元以下(含本数)部分在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后90日内,一次性以现金方式受偿;超过10万的部分在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后90日内,以工大高新转增股票受偿,每100元债权可受偿13.74股工大高新转增股票。本重整计划由各表决组通过并经法院裁定批准后生效,或部分表决权组表决虽未通过但经法院裁定批准后生效。

有媒体分析,如果工大高新本次重整计划获批并顺利实施,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摆脱债务和经营困境,化解破产清算风险。对此前提起索赔的工大高新中小投资者而言,同样无疑是相对利好。(来源:投行圈子 作者:等深线)





放弃了芯片梦 OPPO最高层一次艰难果断止损决定

【博览财经特稿】5月12日,科技圈爆发一个大新闻。OPPO宣布终止哲库(ZEKU)业务,不造芯片了,这一消息一下全网震惊。OPPO官方在公告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面对全球经济、手机市场的不确定性,经过慎重考虑,公司决定终止ZEKU 业务。

这一决定非常突然,因为就在4月,媒体传出国内GPU独角兽“壁仞科技”前海外团队AI方向的负责人孙成坤将要加入OPPO哲库,担任NPU芯片中心部长。前一秒还充满希望,下一秒就壮士断腕,OPPO到底玩的是哪一出呢?

明眼人可以看出,这是OPPO最高层的一次果断而又艰难的决策,因为这就是一次关于止损的决定。段永平评价这一事件时说:改正错误要尽快,多大的代价都是最小的代价。

2019年OPPO未来科技大会上,陈明永表示:“OPPO会抱着'十年磨一剑'的信念,勇于迈进研发创新的‘深水区’,构建最为核心的底层硬件技术。”

“对的路,就不怕远,不怕难”。这一句话有多震撼人心,现在OPPO高管们的心就有多痛。因为投入太大了,但收获无几。2018年,OPPO的研发费费用不到40亿元,2019年以后猛增到100亿元。2020至今都是百亿规模。这么庞大的投入,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回报。

当然,以OPPO的实力当然还不足以研发手机的主芯片,其主攻方向是影像芯片。OPPO库哲努力四年最重要的成果是马里亚纳X影像芯片,应用在其旗舰机型中。但是,这一款芯片产品并没有给手机带来让消费者惊艳的体验和价值的提升。

全球手机市场萧条

2022年,OPPO销量同比下降高达27%,远高于苹果的3%,vivo的23%,小米的19%。2023年延续了这一低迷。据市场调查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公布的报告,2023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为2.802亿部,同比下降14%,环比下降7%。这是自2013年以来最疲软的假日季度。

整个半导体行业都处于快速下跌的状态。5月1日,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宣布,2023年第一季度全球半导体销售额总计1195亿美元,与2022年第四季度相比下降8.7%,与2022年第一季度相比下降21.3%。

OPPO巨额投入研发没有带来市场的快速增长和高端产品的售价提升,苹果依然一家独大,独占全球高端市场75%的份额,相反,它迎来了市场低迷,而且衰退远远没有到底。OPPO已经是一家跨国企业了,必然要对全球宏观经济进行研判。

当然,无数网民心里是不爽的,又一家中国自研半导体芯片的企业放弃了芯片梦。但大多数普通人不明白的是,芯片自研到底有多难。

企业要达成自研芯片,绝不是能够设计出来、制造出来,就叫做成功了。这离成功还非常远,因为芯片是一种商品,最终是否成功,取决于消费者是否愿意买单。华为能成功,是因为海思芯片置入华为手机,取得了性能上的进步,让消费者接受。

而举国之力研究芯片,则有可能出现一个荒唐的结果,那就是最后这样的芯片没有人愿意买单,巨额的投入打了水漂。消费者是不会在乎芯片是国产还是进口的,消费者只认产品好不好用,你要想用高价卖一个性能不好的芯片,哪怕打个爱国牌、国产牌,消费者也不认可。

OPPO也只是从事芯片设计,生产还是交给了台积电。在这一领域,想依靠某一个企业突破就能够改变全球分工的格局,几乎不可能。

第一代松果澎湃S1,在工艺制作方面相比于其他厂商的芯片,是相对落后的。这造成了其手机续航能力不足和持续使用发热。

更难的是管理

但死在研发上的企业不计其数,大家不过只看到少数靠研发成功的企业,这叫幸存者偏差。把华为排除在外的话,OPPO的自我研发实力在国产手机里算是不错的,但是这家企业的研发基因在半导体行业中就不够了。

来自不同厂商的人才,有不同的企业文化和组织文化,如何形成合力,真正面向消费者需求,打通高效创新的路径,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阿里今天相对过硬的研发能力来源于当年对万网的收购,而不是仅仅靠自己组建。

站在分工的角度,不同的企业也各有所长,一家企业想把产业链上下游全部搞定,更是不可想象的,透过合作互助,找到优秀的专业公司进行合作,或许才是更为高效的手段。OPPO折戟自研芯片,不一定是坏事,或许OPPO能为中国手机厂商们带来一个新的启示,自己搞定所有的事,可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来源:功夫财经(ID:kongfuf) 作者:老古)




形势分析




持续高顺差影响 中国外贸高光时刻仍将持续

【博览财经特稿】最新的中国外贸数据,可以说又是一个超出预期、表现良好的数据,尤其是从顺差的角度,2022年以来的高顺差态势已成为一种常态。半年之前,市场普遍认为,随着疫情形势变化,各国经济、社会生活皆先后恢复正常化状态,中国凭借疫情前半段建立的出口优势,将逐渐消退,进出口增长将逐渐放缓,甚至面临“断崖式”下降;加之中美贸易争端下的中国产业的外移,顺差规模将趋向下移。然而,在中美“脱钩”声中,中国外贸却越战越勇,外贸“高光”不断超市场预期延续。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中国外贸数据显示,按美元计价,2023年1-4月进出口总值1.94万亿美元,下降1.9%。其中,出口1.12万亿美元,增长2.5%;进口8227.6亿美元,下降7.3%;贸易顺差2941.9亿美元,扩大45%。可见,中国外贸发展保持了整体规模和高顺差双延续的局面,整体规模放缓主要是进口规模下降的结果,而进口下降主要是中国主要进口商品-石油等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结果。最能体现中国外贸发展成果的顺差,则延续了高位态势。

首先是疫情以来全球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惯性使然。2008年危机后西方产业实际上更趋服务业化,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趋势一直未有停止。2018年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摩擦后,虽然西方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上提出“友岸外包”等政策主张,但就国家整体竞争优势而言,中国大规模产业外移难以发生,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是过去数十年间国际经济格局自然演变的结果。

第三,人民币汇率相对偏软。2022年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最高达到了6.31,随后在美元进入持续加息进程后,利率平价机理成为了左右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然而到了2023年后,人民币汇率走势决定基础,将由利率平价转向通货膨胀和经济前景,这样人民币汇率或现稳中偏升态势。由于疫情后正常化初期经济内生动力偏弱,保持外贸强势必为政策合意偏好,因此扭转年初的汇率升值过速势头,维持偏软且平稳的汇率状态,或为政策合意偏好。人民币本质上还是管制货币,在资本项目未开放前,政策意图还是重要的汇率走势影响因素。

2022年,中国贸易顺差额为8775亿美元,比疫情前2019年的4210翻了一倍有余。持续高顺差局面,显然极易导致国家间贸易政策的冲突,毕竟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贸易平衡——贸易逆差并非不可接受,而是在国际收支均衡下,结合整体经济发展愿景下的可控、有序。在疫情期间西方各国正常生产受到冲击情况下,中国高贸易顺差显然不会受到诘难,一旦各国经济、社会生活开始恢复正常,对中国高顺差态势势必成为西方诟病。

持续高顺差对国内经济环境影响,则要依国际收支整体情况的变化而定,货物贸易只是构成经常项目收支的一部分,经常项目收支还包括服务项目,影响国际收支的除了经常项目,还有资本和金融项目。货币贸易净出口情况,对国际收支的短期影响,实际上是较难确定的。总体而言,持续高顺差体现了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强势局面,在增加了与海外经济体贸易争端的同时,也为国内专业转型和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使得国内宏调部门敢于采用偏紧政策,尤其在国内经济回暖态势成为决策当局认识的情况下,货币后撤、汇率趋升、产业调控趋严等,都会成为一种趋势。

中国持续高顺差的格局,体现了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强势地位,这种地位来源于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体的规模经济、产业体系完善优势、人口数量和质量构成合适的资源禀赋优势等,更为重要的是,40多年发展积累的资本优势,不是短期能够撼动的。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这种优势地位,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延续,并不会因经济周期、贸易冲突等人为干涉,而有根本改变。

欧美西方国家在2022年就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全面转向了正常化;在中国也于2023年转向正常化后,全球经济重心转向中国的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债务经济时代需要一套全新的经济管理模式和经济理论,目前西方世界并未找到这种新模式和新理论,例如,面对因“大涨薪”而起的“大涨价”,仍然沿用货币-通胀的传统理论来解释,因而采用了持续加息模式,引发了当前银行倒闭的金融风险,并出现了可见的经济压力、债务压力。在全球经济趋软前景下,大宗商品价格总体疲软态势依旧,因而中国高顺差在2-4Q的短期,预计仍将延续。(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古尧)




社会透视




中国大多数医生困顿其中 留在公立医院还是跳出墙外

【博览财经特稿】最近,一位医生从体制内大三甲心内科辞职后自己干的经历引发热议。医生林晨晖在微信公号丁香园自述中称,从 25 岁到 33 岁,整整八年的时间都在医院里度过:早上七点半挤入拥挤的电梯,查完房就一直在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忙到不可开交,回家后还有接不完的夜间急诊电话……日复一日,日复一日。

“我这才发现,原来医生就像寺庙里的和尚,香客看的是庙而不是和尚,只要风水好香火好,香客自会主动前来;但当你离开了这座寺庙,就只能自己化缘乞讨。”

和墙内墙外的医生们都曾经多次聊过,为什么进入和离开,发现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希望有一份可在阳光下晾晒的体面收入。

“我这辈子挣钱最多的不是工作收入,是在北京来回买房子,装修房子的钱还是靠周末去外地‘飞刀’做手术挣的,那年一个周末都没休。”这位科室主任在这家医院工作30多年,带着近20人的团队,是国家部委专家库里的一位成员。

说起推进多年的医生薪酬改革效果不理想,这位科室主任也不知道给医生发多少钱才合适,但他知道有超过一半的医生,在接到患者后,首先想怎么能让自己多挣一点,算一算科室会不会赔钱,“这样后面的治疗就乱了”。

“不仅是因为收入提升非常多,也是我必须接受我的市场价值。如果医生能在市场里流动,能力突出的就有医院抢着要,薪水自然高,不需要灰色收入。如果挣不到钱,是因为技不如人,还有什么好抱怨的。”龚晓明说。

“非公”的劣势,龚晓明也感到了,就是不确定因素多、不稳定,如果现在有医生想离开公立医院来征求他的意见,“我会建议他,没有充分考虑好自己的能力和跳出体制的风险,不要轻易出来”。

医生没有定价话语权

一位业内人士形容公立医院的收入像一个“黑洞”,一些医生的真实收入难以阳光化,“大部分想从公立医院出来的医生,就是不想被吸入‘黑洞’里”。

不过,大部分年轻医生是分不到回扣的,阳光收入也有标准。在公立医院,医生薪酬按二类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标准发放,构成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其中,基本工资又包括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按国家统一标准,依级别而定。

绩效工资相对宽松,各地对医院发放的绩效工资进行总量控制,医院内部多可自主分配。有些地区医院的人均基础绩效工资,为事业单位人均水平的1.5倍。效益好的医院还会再发奖金,即奖励性绩效工资。

在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医生们的绩效工资会高出同行不少。上述北京三甲医院科室主任介绍,他所在科室中,完成规范化培训后的住院医师差不多30岁,每月总收入5000多元,最好的不超过8000元,到35岁如果能升到主治医师,平均月薪能有1.8万元。这个薪水离北上广一平方米的房价甚远,但又是其他地区同级医生所不能比的。

医学杂志《柳叶刀》刊载的一项研究结果称,2005年-2015年,中国培养了473万名医学生,注册医生数仅增75.2万人,流失率高达84%。

可他仍认为没能足够体现医生的价值,“一位在北京的眼科医生同学去了美国,靠一个人工资就可以负担全家老小的开销,我的收入可支撑不起。”

医生想要的“体面”

2013年龚晓明在协和医院的门诊挂号费是7元,四五个人做一台手术收入200多元。彼时他在一家民营医院多点执业时,在该医院的挂号费达到420元,单次手术收入也能有上千元。并且,他渐渐发现有患者专门冲着他的名字而来,协和医院的背书和患者口碑在互联网上迅速发酵,龚晓明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网红”医生。

张强一次“飞刀”的收入,比得上他在公立医院时一个月的工资。2012年他决定正式离开公立医院,并给自己找了一个“假单位”,因为当时自由执业医生的概念还不普及,如果医生的名头前面没有医院,很难被患者理解。

不过,龚晓明感到不那么乐观的是,患者们还没有形成普遍认可医生价值的习惯,医疗服务的费用长期太低。有患者提出,他的挂号费这么贵,应该包含后续提供长期服务。龚晓明认为,医生的服务价值应更多的体现在挂号费中,并承诺在问诊后一周内都可以继续咨询,一次的问诊总是有边界的。

上述长三角骨科主治医师薪资+灰色收入,将年收入翻倍达到近30万元,其实不少医生跳槽到民营医院时工资翻倍是常事,如某外资民营医院在几年前招聘成熟的主治医师,开出的年薪就是30多万元。可即便公立医院外的高薪众所周知,想要从公立医院挖走一位年富力强的副高级职称以上医生几乎不可能,因为公立医院赋予医生的,远不止工资这么简单。

自由执业的第一年,张强就被学术圈“排挤”了。张强以前是各种学术大会上的常客,突然就不再受到邀请。就好像离开了医院,会议主办者就像找不到他一样。“没有医院平台是一方面,会议都是企业主办的,如果你不用他的药、不用他的耗材,就没必要再找你。”张强说。

医生的学术圈如同一个江湖。不仅是医生之间切磋医技的平台,也是地位的体现。有学术权威的人,才能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学术指南等。有帮派,就有纷争,而且没人能置身其外,因为在公立医院要想晋升,做学术是必选项。

需要晋升的年轻医生,没什么门路找期刊发文,也几乎没时间做学术研究。在交通拥堵的大城市,一些年轻医生要每天早上5点多从郊区出发,7点前赶到位于中心城区的医院参与查房。

强压之下,医学论文造假不再是新鲜事。2021年9月1日,国家卫健委通报部分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通报内容主要包括论文署名不当、数据或图片造假、论文找人代写代投、买卖论文等,涉及全国11家医院,50人左右被处罚。

王大鹏在2018年进入一家民营妇产医院时,参与北京市卫健委的职称晋升考核,一开始没有通过,是因为没有副主任医师的证书,她只有医院的一张职称晋升“红头文件”,好在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北京卫健委的职称考核,对论文的要求是只需要发表三篇,这在王大鹏看来十分轻松。

破除“唯学历”“唯论文”的考评也在探索,2023年初,北京市发文推进卫生专技人才职称改革,如医护人员,按照临床为主和科研为主分类评价:以临床为主的,重点评价临床医疗医技水平、实践操作能力和工作业绩等;以科研为主的,重点评价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新技术推广应用等能力和专业贡献。

龚晓明至今还维持着在协和医院时的副主任医师的职称,那时他一周也就能排上两次手术,其余的时间可以写论文。如果有机会,他希望带一些年轻人,减少他们不必要的精力牵扯,多给他们上手术台的机会。像在美国的医生培训体系一样,四年规范化培训结束,就可以独立开展产科工作,以及一些类似子宫切除这样的手术,而不是像他一样,熬到上手术台用了十年。

即便在协和医院熬了那么久,龚晓明如今回忆起来,那里也是年轻医生们最好的学校。

另一方面,“中国的病人都集中在公立医院,看大量的病例医生才能成长的快。”上述三甲医院科室主任以自己的专业为例介绍,全国90%的手术集中在10%的医院,小医院一年的手术量都比不过这里一个月,做的手术越少,失败率越高,就越少患者来看病,恶性循环。

张强认为经过医生集团锻炼的医生,即便回到公立医院,“也会受到重用”。他对医生集团能提升医生价值有些许欣慰。

“通常也只有退休或一些年轻医生因晋升困难会出去,毕竟这些民营医院随时都有倒闭的风险。”上述三甲医院科室主任随口就举出了几个正在降价甩卖的非公医院案例。

在紧缺的儿科,深圳市一家公立医院开出了5万元月薪的高价。龚晓明认为,这样突破限制的待遇,也是促进医生流动的方式。“想让中国的患者享受到服务好、价格适中的医疗服务并不难,中国的医生市场潜力巨大,完全可以满足。”龚晓明期待着变化早些到来,首先从监管层面,对所有医疗机构一视同仁,相同的准入、审批、监管机制,让医生自然流动起来,就能发现更为合理的薪资。(来源:财经大健康 作者:辛颖 编辑:王小)





“进淄赶烤”背后 “能火多久”成所有网红城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博览财经特稿】4月下旬,河北省饭店烹饪餐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耿威前往淄博考察学习。他们一开始是想看看当地烧烤的品种、使用的调料及炉具等,但到了淄博后才发现,“吃”并不是淄博烧烤的重点。

过去两个多月,凭借烧烤在网络上掀起的热度,淄博从一个不起眼的北方三线城市,一跃成为全国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持续的曝光给淄博带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年轻人群不断涌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刺激着这座传统工业城市的脉搏。

正因如此,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政商考察团也加入了“进淄赶烤”的队伍,其中既有餐饮从业者和行业协会,也有锦州等同样以烧烤闻名的城市,以及渴望提振消费的各个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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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致电淄博市委宣传部新闻科时,工作人员却表示,他们现在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经验能够分享,“都是按照职责范围,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工作人员提到,很多在网络上被热议的“淄博现象”,大部分都是淄博市民主动的热心行为,政府并没有什么特意的要求。

“进淄赶烤”的背后

这么多地方都想学淄博,是因为淄博从烧烤走红之中收到了切实的好处:这座往日靠工业撑起半边天的城市,如今却凭借旅游业和服务业“逆天改命”。

美团、大众点评数据也显示,“五一”期间,淄博火车票搜索增幅位居全国第一。据鲁网报道,淄博站“五一”假期累计发送旅客24万人次,较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增长8.5万人次,增幅55%。5月1日,淄博站的发送和到达人次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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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到钱的第一批人是烧烤商家们。根据淄博市商务局4月底的数据,自今年3月以来,全市1288家烧烤经营业户日均接待人数13.58万人,主城区张店区的重点烧烤店营业额同比增长35%;周村、临淄等区的重点烧烤店营业额同比增长20%以上。曹先生管理的吴氏烧烤人民路直营店,之前每天接待60桌-70桌客人,现在则要接待80桌-130桌。张店区金岭鲜牛羊肉烧烤店的老板许庭玮则表示,在淄博烧烤出圈之后,3月他的营业额就达到了20多万元,比之前多一倍,而包括“五一”黄金周在内的5月,他预计营业额能达到40多万元。

在八大局开了12年炒货店的张记炒货老板张子海说,这段时间他的生意好多了,赚的钱比之前多一倍没问题。本地出租车司机林师傅也说,现在他每天从早上出门到晚上收车,一天都不用熄火。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中,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赫然在列。在中国,还有太多的“淄博”:资源枯竭、传统工业产业衰落、人口流出、经济不振、没有旅游资源……同样以烧烤著称的东北城市鹤岗、锦州、沈阳,无一不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大家都需要找一个新的经济抓手,来实现转型和发展。

类似的城市在东北还有很多,这也是东北烧烤遍地开花的原因之一。东北烧烤不乏知名度,不缺消费者,但比之现在的淄博烧烤,总归差了点东西——淄博烧烤的火,联动着淄博这座城市。这把火已经从一个单一的美食品类,逐渐蔓延到了八大局菜市场、各区县的特色美食,以至于城市的各行各业。

这种新的机会,正是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区县,都梦寐以求的。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淄博自然而然就成了各地方政府积极学习的促消费先进地区。

复盘淄博烧烤走红的过程,可以总结出几个关键原因:一是短视频的推波助澜;二是淄博烧烤自身的特点:便宜量大,吃法独具特色;三是淄博商家和居民们的好客热情;四是当地政府采取的引导和鼓励措施。

现在,许多“淄博经验”的学习者都在研究淄博烧烤在网上走红的过程,希望从中总结出引导流量、制造爆款的“秘诀”。回顾这一过程可以发现,“淄博烧烤”这一话题的发酵明显经历了几个阶段,且存在“热点轮动”的效应,即每个阶段都有新的热议话题出现,让网友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并最终让这把火从线上“烧”到线下。

小红书的数据则显示,“淄博烧烤”一词2月中旬在平台的搜索量出现明显上涨。这个阶段,淄博烧烤主要是因为其“有仪式感”的吃法而受到关注:烧烤师傅先把肉串烤到七八成熟就端上桌,顾客自行在小烤炉上继续烤熟,然后趁热把肉“撸”进发面小饼里,再蘸点酱,把新鲜的小葱整段包裹进去。“感觉很新颖。”2月从济南奔向淄博吃烧烤的大学生李青说。

“目前整个市场上缺少这种接地气的项目。”景鉴智库创始人周鸣岐说。他认为,在消费下行的大环境下,淄博烧烤凭借价格实惠的特质切中了市场需求,因此能吸引大量消费客群。

半个月内,李青和室友坐高铁往返了两次淄博。2月27日第一次去的时候她还没碰到多少大学生,但3月12日第二次前往时,各家烧烤店已然全部“沦陷”。“都是大学生,人超级多。”

4月9日,淄博烧烤在抖音的热度攀上新的高峰。这次的流量主要来自粉丝数将近2000万的美食探店博主@B太,他在淄博测评了十个摊位,发现不仅没有缺斤少两,有的店铺还会“多送”,甚至“免费分享秘方”。这一视频播放量超过6700万,点赞超369万。当地商家的诚信和实在被网友们热烈夸赞。

此后,淄博的网络关键词悄然转换:烧烤的美味和仪式感“退居二线”,淄博当地人的淳朴和周到逐渐成为了话题中心。来淄的游客在便民、治安、食品卫生、市场价格调控等细节上感受到当地政府的服务意识。这也成为网络上传播发酵的话题点。从4月中旬开始,淄博话题的热度如火箭般蹿升,最后在“五一”期间到达最高峰。

从现有的信息来看,淄博烧烤最开始在网上走红并不是刻意策划的结果,而是由网友自发传播形成的。抖音方面也表示,最初并不存在针对淄博相关内容的流量支持。

当地政府对流量热潮的反应最早可以追溯到3月10日。当时“淄博烧烤”的热度才刚刚起势,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就在专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要抓住此次淄博烧烤火爆出圈的契机,进一步擦亮淄博烧烤这张新名片”。在当天的会上,市政府还出台了开通定制公交烧烤专线、成立烧烤协会、举办烧烤节等一系列规划。

此外,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还设立了烧烤行业“一件事一次办”专区,推行专窗办理“绿色通道”,对烧烤及上下游产业相关的内容进行材料梳理,流程优化,提供烧烤类准入VIP式服务。

许多城市和景区在骤然成为“网红”之后,都会出现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跟不上的问题,或是出现宰客等乱象。淄博市政府则未雨绸缪地出台各种措施,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些问题的出现:车不够就安排专门的线路,停不下就扩建停车站;告诫出租车不许宰客,明确“五一”前后酒店涨价不得超过50%。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数字经济与平台竞争研究中心主任曲创充分肯定了淄博政府的规划和执行能力。“虽然(这些措施)短期可能会影响一定的收益,但淄博政府算的是长远账、整体账。”曲创说,“口口相传的好声誉,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根据淄博市统计局2021年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到2020年间,淄博市15岁-59岁人口的比重降低了8.55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则提升了8.24个百分点,占23.24%,老龄化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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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创提到,2022年5月,因为疫情,山东大学1.2万多名师生被转运到淄博隔离,临走时当地政府请学生们去吃了一顿烧烤。因此,很多人把淄博的走红归源于这次“善缘”。尽管此事难以求证,但山大学生在淄博隔离时的“待遇”确实不同寻常:房间里的书桌上除了正常的生活用品,还有淄博市委市政府写给山大学子的一封信,信的旁边是当地的人才引进政策。“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说明淄博把人才吸引贯彻到了日常的工作中,眼光很长远。”

另一方面,淄博市对露天烧烤的治理工作,也早早为打造烧烤这张名片埋下了伏笔。过去,很多烧烤店都是夫妻店的小摊模式,存在占道经营、烟气污染等问题。

淄博的隐忧

“能火多久”是悬在所有网红城市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前有大理、理塘,后有鹤岗、曹县,都曾站上过互联网流量的顶峰,一时风光无两,但流量的衰退只是时间的问题。

此外,在成为网红的这一两个月,淄博的餐饮、旅游业乃至整个城市一直都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这种状态本身也是不可持续的,从经济上讲也未必划算。

在这么累的情况下,净利润和之前相比也没有增加太多,之前是一个月三四万元,现在能到一个月六七万元。许庭玮算了一笔账,“五一”的营业额能比平时翻一倍,但是人工成本也翻倍上升。店里之前有八个长期工,忙起来的话再临时雇几个人,“五一”期间雇员则达到28个人,多是短工,按天算钱,“五一”后就会解雇。

为游客提供行李寄存服务的药店员工,以及提供免费住宿的影城工作人员也都表示,这些服务仅限“五一”假期。“过了假期,工作人员也要休息。”

“烧烤的技术含量较低,带不动多大的经济效益,最多只能拉动一些民宿、酒店,让老百姓赚点小钱。”周鸣岐说。他认为,淄博要思考的是怎么抓住这一波流量,整体提升文旅经济。

如何让外地游客多住几天、多来几趟,如何把短期的网红现象转化为长期发展的动力,是淄博即将面临的挑战。周鸣岐建议,去淄博的游客很多都是年轻人,而年轻人对社交和内容有很强的需求。淄博可以发展更多的文化演艺活动、社交酒吧等等,让业态更丰富多样,既能带动更多的就业岗位,也能进一步激活消费。

复制一个淄博,可能吗?

在周鸣岐看来,很多网红的事物通常是有一两个点正好打中了当时的市场,完全是无意的,不是操作出来的。淄博爆红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是机缘巧合的结果。同样的爆款几乎不可能打造出来,市场通常只认一个。其他城市要因地制宜,结合城市自身的特点,而不是直接把烧烤照搬过来。盲目地学淄博肯定会带来资金和资源的浪费。山东省饭店协会也告诉《财经》记者,他们虽然已经介绍不少省内外朋友前往淄博考察学习,但各个地市情况不一样,不可能搞一刀切。

耿威也表示,站在行业角度看,没必要非得借鉴路边摊或是露天烧烤的烟火气,但他们可以借鉴的是淄博餐饮的热情。现在河北已经有不少饭店自发转变了服务意识,学习淄博烧烤的待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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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鸣岐也提到,其他城市可以向淄博借鉴的经验,一是学会把握时代趋势和市场需求,比如同样走亲民化路线是有可能成功的;二是学习当地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努力。当地政府能放下身段去维护市场环境,比如整治涨价、免费开放党政机关的停车场等等,都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曲创认为,淄博烧烤的成功可以成为当下经济大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一个由消费拉动内需的典型案例,其他地方完全可以学习借鉴——职能部门协同起来为消费扫清各种障碍,创造更加良好的消费环境、营商环境。此外,还可以学习淄博大力吸引年轻人的态度和方法。只要抓住年轻人,这个地方就会有希望。来源:《财经》 作者:李莹、叶徐彤、宋佳旻 编辑:余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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