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影响仍有疤痕效应和遗滞作用 “日式衰退”并不适用于中国
【博览财经特稿】上半年的经济表现，凸显了后疫情元年中国经济恢复仍面临挑战。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积极政策信号，各方期待这些政策如何落地，以扭转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趋势。
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经济，辜氏问诊及药方是否适合中国？7月14日周六晚，长期跟踪研究宏观经济北大国发院教授卢锋在承泽园会议室接受了观察者网的专访。他认真梳理了辜朝明的理论贡献和偏颇，分析了中国和日本经济的大不同。治学严谨的他，还针对多年经济下行压力挥之不去的超常特点，字斟句酌地对中国经济现状提出“宏观景气度偏低”的观察，并结合分析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代的经济规律特点，讨论了促进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建议。我们的讨论从他近期内部讲座的主题“通缩”开始。
观察者网：学界对中国经济通缩担忧的讨论持续了大半年了。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CPI环比下降0.2%，同比由上月上涨0.2%转为持平。PPI方面，6月份环比、同比均下降；环比下降0.8%，同比降幅从1月份的-0.8%扩大至-5.4%。据您分析，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通缩或接近通缩了？
从当前实际经济形势来看，显然还不是典型的通缩。因为最重要的消费物价指数尚未进入负增长区间，更未持续较长时期处于负增长状态，另外我国宏观经济仍保持相当增长速度，这些客观情况都不满足通缩的常识性定义条件。
我用“宏观低景气度”来概括现阶段经济形势走势特点，把目前一般物价下行低通胀看作是上述阶段性特征的最新表现。“宏观低景气度”包含多重含义。一是指总需求多年间歇性持续偏弱，显著超出宏观经济短期范围的特殊表现。2018年底高层研判“经济面临下行压力”，2019年底指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20年疫情冲击经济触底；次年经济反弹，然而年底见“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2022年底“三重压力仍然较大”。2023年两会延续“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判断，一季度“三重压力缓解”，然而二季度宏观表现显示下行压力或卷土重来。
再次是指多年总需求宏调刺激干预未能扭转经济下行走势的特殊表现。从宏调取向看，除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上半年前后等较少时段边际收紧外，大部分时间呈现不同程度积极扩张状态。如货币政策方面存准率已大幅回落到新世纪初年开始“提准建池”时水平。政策利率降幅较小，不过也不同程度调降。财政政策方面，广义赤字率（过去5年平均6.3%，比较此前5年2.8%）和政府负债率（从36%到50%升14个百分点，年均2.78百分点。广义债务率年均增近5个百分点）大幅上升。在宏观政策总体持续刺激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仍挥之不去，成为“宏观低景气度”现象的又一内涵。
回到目前物价下行和通缩风险，直接看可以归结为总需求不足或总量供大于求的产物，从较长时间视角看，则是上述宏观景气度偏低这个阶段性现象的最新表现，因而需要客观分析多年总需求增长偏弱这个超常现象的具体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和寻求应对政策。
观察者网：有观点引用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来形容当前的我国经济现状。辜朝明说1990年代，日本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当时的日本企业、个人和政府等借款人甚至用十年时间都在还清债务，而不是借款扩大投资，造成负债的急剧收缩。您认为他这个理论能解释中国当前的情况吗？
不过某种新的分析框架构建者，往往都有超越其理论合理性暗含假定条件，将其过于宽泛运用到解释其它客观现象的冲动或倾向。如果没有全面考察研究对象系统表现及其内在联系，依据特定模型分析思路和对象局部特点，就贴上诊断标签并开出药方，难免会隔靴搔痒甚至张冠李戴。中国经济经历双重转型更为复杂，研究中国经济尤其需要注意简单套用理论下结论的偏颇。
辜朝明有多种著述：2003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日本与全新经济挑战的斗争及其全球影响》开始，到《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2008）》、《摆脱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量化宽松陷阱：一条世界经济的危险之路（2015）》和《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2018）》，2022年新出的《被追赶经济》。资产负债表衰退学说基本轮廓2003年已形成，后面几本书在不同阶段从不同角度对基本观点加以充实拓展。
日本经济上世纪90年前后转入低增长阶段伴随若干基本经验事实，例如日本经济战后持续追赶，成功实现对标杆国美国的人均收入收敛目标。又如日本经济转变阶段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引爆危机，导致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受到巨大冲击。这些基本事实早已广为人知，辜朝明强调另一点特征事实即“企业技术破产但维持运营坏债”。就是在日本特殊体制背景下，一批仍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性破产企业不必真正破产，而是与银行达成默契继续维持经营，由此赚钱还债维持生存，这类企业不再愿意积极投资，结果导致经济长期不景气（衰退）状态。他的著述演讲会不厌其烦地重回这个主题，颇有创意地结合企业个案故事与“资金流量表-金融表”数据来演绎这方面故事。
二是区分宏观经济两类状态：正常状态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资金价格影响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资产负债表衰退下企业追求负债最小化，对资金价格不敏感。他别出心裁地用中国传统文化“阳”和“阴”哲学概念命名上述类型状态，客观上在经济分析领域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辜氏分析架构虽有道理，但是把它套用到中国，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之中，则存在以偏概全甚至张冠李戴的明显偏颇。
上述客观困难与市场主体预期信心偏低相互影响，跟资产负债表衰退现象表面看似有相似之处。然而全面观察不难看出，我国经济走势特点及成因，与日本当年经济衰退在发展阶段背景、宏观基本面条件和直接根源上都有本质不同。
比较之下，中国高速发展中房地产经历过阶段性局部价格过度飙升情况，受近年治理金融风险政策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近年经历调整，部分地区楼市价格回落和销售低迷，部分房企出现融资困难伴随投资较大幅度下降，然而这些属于发展过程中主要由政策调整带来的市场波动，不同于股楼双市资产价格暴跌八成带来的海啸级别冲击。
最后，我国居民部门最新资产配置降低杠杆新动向具体成因不同。我国家庭部门近年储蓄率改变多年下降走势甚至在个别年份回升，特别是居民资产配置中减少了股票证券和房地产实物资产同时增持了存款，这些情况主要由于疫情流行冲击抑制消费，并对人们未来预期产生某种影响，加上近年房地产深度调整以及股市行情不及预期表现，导致不少家庭抽回投资转为存款。
总体而言，日本经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增长失速低迷以及漫长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两方面迥异独特基本条件派生的合规律现象：一是日本人均收入大体完成收敛后潜在经济增速的大幅回落，二是股票地产两大基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危机倒逼发生的长期调整。
为什么增速下行？
卢锋：官方数据显示疫情期三年平均增速约为4.7%，显著低于疫情前6%以上水平。今年上半年GDP增长5.5%显示经济持续恢复和总体回升向好，不过考虑2022年上半年2.2%的低位增速，两年平均下来上半年同比增速仍不到4%。另外今年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速0.8%，折年率约为3.2%，都显示实际经济增长仍显著低于潜在增速，宏观经济恢复常态化增长仍面临困难和挑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1％，其中6月份进出口总值为同比下降6%，自今年4月来同比增速连续3个月下滑。虽然“新三样”产品即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出口仍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上半年合计增长61.6％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8个百分点，但是6月我国出口同比较5月回落4.9个百分点至-12.4%。
从国内因素看疫情影响仍有疤痕效应和遗滞作用。我在年初撰写宏观经济展望评论时谈到这方面因素影响，如果当时是一种推测现在看已成为现实，并且在某些领域这类作用还比较明显并有紧迫感。前几年经济增长减速与波动加大，导致人们对未来发展前景顾虑较多和信心有待修复，伴随企业投资动力不强和居民倾向于去杠杆，包括上面提到的居民增加存款减持其它资产。
另外，某些力度较大的强管制政策虽本身具有某种必要性，客观上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同程度的局部影响。例如为了稳定楼市和特大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早先实施了房产、轿车限购政策，一定程度制约市场有效需求释放。又如前几年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强监管，虽然新时期完善反垄断是必要的，一些具体管制措施和特定时段形成的激进治理氛围，不可能不影响业内企业发展预期，不久前高层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座谈会有助于行业恢复信心，然而行业预期修复仍需一个过程。还有房地产政策也在调整，金融16条出台是利好因素，然而2020年下半年“三道红线”强管制以来行业投资下降局面仍没有根本好转。
观察者网：您谈到的“对激活增长潜能具有关键作用的改革进程有待突破”，具体是指什么？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五年规划（计划）和长期规划对潜在增速的预计，与后来实际增速多次出现巨大反差，其重要原因是事先对潜在增速估测，无法预知后续改革突破释放增长潜力的影响，即便是已推出的改革举措，也难以准确评估其后续效果。这方面预测误差提示改革突破是推动经济成长上台阶的关键支持变量。
又如1991年国家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规定1991-2000年间经济平均增速为6%左右。然而实际上90年代GDP年度增速最低7.6%，最高14.3%，简单均值10.5%，比十年计划评价增速高出七成以上。
观察4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所说的将近10%的高增长率，其实是有巨大波动的，尤其是有几次跳跃的，分别是改革开放初期、90年代南巡以后和2000以来加入WTO，每一次跳跃上一个新台阶。仔细观察会发现，每一次跳跃的前几年通常都有一系列重大的、促进增长潜力的改革。改革分很多种，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能促进增长。
早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催生农村和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改革，所以有了1980年代的高速增长。1990年代也是如此，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包括修改宪法，写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带动了中国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19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付出了高失业率等代价，但从增长来看，毋庸置疑，国企改革和后来加入WTO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大力促进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增长。
要全面落实十年前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加快“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等等。
应对：日本经验VS中国功夫
卢锋：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分析逻辑，暗含了与主流货币学派治理通缩衰退的“破”。他认为，当整个企业部门负债大于资产的时候，无论利率水平是多少，都必须尽可能安静、快速地偿还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对经济的影响不再那么大。对货币政策迷思的破，就是对财政政策的立，他强调要加大财政刺激。
他建议中国应当大力度不间断的实施财政刺激政策，而在所有刺激方向中，辜朝明认为最首当其冲的就是建筑业，“对于存量楼盘要不惜一切代价造完。”我国房地产政策需要调整，具体措施包括近年实施的保交楼政策，同时还要对金融监管政策加以完善，包括在改革农地体制和治理城市供地机制基础上，调整行政限制市场购买和贷款政策，因而需要做的事情显然不限于保建筑业。
观察者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缩，也发生过几次了。那么，可否请您分析一下以往的通缩治理经验对当下有何启示？
通缩发生之初，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给在央行任职的易纲教授提供了一个简短文本，指出当时我国经济已面临通缩形势。此后几年易纲教授带领宏观研究组一帮年轻人就通缩问题完成了大量论文和简报，对国内通缩问题研究进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另外两点内外部因素加剧了经济疲软和通缩压力。从外部看，1997年底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随后波及韩国和日本并对香港经济和联系汇率制造出冲击，我国经济也面临出口大幅回落的严峻形势。权衡考虑各方面利弊，当时我国决策层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一定程度上主动吸收了外需收缩带来的压力，客观上也增加了短期国内总需求不足压力。
决策层高度重视经济低迷和通缩形势的挑战，通过加大宏调政策力度与推动关键领域改革突破的两方面措施加以应对。首先是出台了货币、财政、投资、民生领域综合积极宏调措施，包括大幅度降低存贷款利率和法定准备金比率，积极货币政策力度在改革历史上前所未有。另外实施包括多次发行国债、取消收费、减少收税的积极财政政策，包括对下岗失业员工和城镇低收入人群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积极财政政策力度也是前所未有。
另一方面也需看到，通缩“严冬”环境倒逼企业苦练内功，市场体制特有的优胜劣汰效应进一步发挥作用。经济数据显示，正是在这个阶段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提速，企业利润率探底回升，为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再次进入超高速增长阶段奠定了基础。
卢锋：特定时点或较短时期出现经济下行压力属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常有情况，然而多年持续面临总需求偏弱的宏观低景气度状态则是罕见现象。针对目前特殊形势，可借鉴我国世纪之交应对多年经济低迷和通缩形势的成功经验，把积极宏调政策和体制改革创新结合起来加以应对。
目前青年就业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少见的困难局面，尽快回归较高景气度的常态化增长是解决青年就业困难的前提条件，另外但凡能帮助年轻人就业的救急举措都需要积极跟进，以缓解当下超过20%高失业率的突出矛盾，包括实施就业见习岗位支持计划、国企适当扩招、稳定公共部门岗位规模等过渡性措施。
针对体制不完善因素深化改革。坚持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干工作基本方针，近年推进的改革举措较多侧重在再分配领域，如推进扶贫和共同富裕，另有不少改革举措针对常规工作流程的改进与创新。上述领域改革都非常重要，然而从经济增长角度看，一些对释放增长潜力所需要的改革举措亟待加快推进，有的关键领域改革亟需取得突破性进展。
今年预计将召开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需对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和二十大制定的发展目标，在继续推进再分配与促进公平等领域改革同时，加快实施有助于释放增长潜力的重大改革措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来源：底线思维 作者：卢锋）
发表于 2023-9-11 09:1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