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决策周刊1204

外媒大肆炒作中国经济陷疲态 所谓外资撤离产业链转移不值得担忧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出口连续数月下降”、“中国吸引外资创历史新低”、“外资撤离”，当外媒以此为题材大肆炒作中国经济陷入疲态时，年均增长仍在全球大国中领先的中国经济，却在静悄悄地发生转型。

观察者网：最近一系列国内政策文件和高层领导讲话，都在释放“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的关键信号，比如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随后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最近习近平又致信进博会，重申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那么您如何理解当下高层对“开放”的多次重申？

“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很重要的战略。进博会虽然是会展形式，但是其主要目的是要突出中国对扩大进口的意愿，也是开放中国国内巨大市场的承诺，这对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也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个大国，我觉得中国能提出构建开放格局的理念，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历史上看，一个大国，一旦拥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总是倾向于自我循环，会对外面的世界失去兴趣。

中国在经历了百年衰落之后，能再次崛起当然引起世界瞩目。当下，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视我们为真正的竞争对手，其同盟国家视我们为威胁，试图要孤立和封锁我们的崛起。但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提出来要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格局，这就显得很不寻常。

观察者网: 您从百年大变局的历史脉络谈了中国重申开放的大背景。从短期的数据来看，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326.8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6.3%，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但是今年1-9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199.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8.4%。您觉得利用外资金额的下降是不是受了地缘政治或者经济周期的影响，或者也成为我们多次重申对外开放的其中一个理由？

以新能源车领域为例，目前看，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很有竞争力，但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商的进步速度惊人，说不定不久的将来，特斯拉也难以招架。

即使能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公司，现在也要学会改变自己。我听说有很多外国的公司，特别是来参加进博会的一些欧洲老牌家族企业，非常关注能否在中国发现一些合作机会，他们也可能慢慢地从参展商变成投资商，和本土企业合作研发一些符合中国本土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的产品。但是这样的公司可能数量规模并不是很大。

既然这样，如果我们还是从吸引外资的数量或者外资流入规模的角度，来衡量中国的开放程度如何，我觉得已经不太合适了。

张军：我刚才分析说，实际利用外资的下降，其实并不完全是地缘政治的原因。目前我没有数据不好下结论，但是有些结论我觉得是比较清楚的：现在中国市场需要的某些尖端技术产品，被美国和其同盟国限制向中国出口，或者限制这些公司向中国的投资，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当然是有的，但这一类投资的量应该不会很大。真正大规模的是中等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和该领域企业的对华投资，他们并没有实质性的受到限制，但是他们还有多少可以到中国来投资的？真的已经比较少了，这就是现状。

张军：有的时候数量增长，投资金额不见得增长，或者说投资金额可能增长并不是那么快。另外一个因素，因为中国现在不缺资本了。这跟之前不一样，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很缺钱，我们也采取了利用外资的政策，当然，外资大规模涌入中国也可以寻找到很好的赚钱机会。

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我们衡量开放，都是喜欢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或存量，以及进出口贸易规模占GDP的比重，也就是贸易依存度来衡量，但是现在这两个指标我觉得都显得过时了。

另外，我们还提供廉价的信贷、廉价的劳动力，人民币汇率也压得很低，以确保我们的出口竞争力。但是，现在我们要开放国内大市场，或者说中国国内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要能够形成，就要允许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更高的收入：工人工资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长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土地租金不能那么低，实际利率也不能那么低。

以前，我们在执行出口导向策略的时候，生产的东西是卖到海外去的，市场在外面，要素价格被压低，所以就抑制了国内的购买力，国内统一大市场是很难形成的。

张军：对。我们要形成国内大循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发展战略要从出口导向变成进口导向，这意味着原来出口导向采取的那些政策都要进行这个调整，要素的价格都要能够跟经济的名义增长基本匹配。

观察者网：那么，如果执行进口促进策略之后，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土地价格也上升了、贷款利率、汇率也上升了，进口产品涌入，中国企业在同行中的竞争优势也就没了？

所以中国企业必须要去发展高附加值的产品，那么低附加值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进口了。开放型的中国的市场，就是要能够大量进口别处生产的东西，与此同时，很多低附加值的产业就可以转移到中低收入国家去了。

观察者网：是的，我们上个月刚好采访了华坚——家在埃塞俄比亚做女鞋的企业，他们2011年开始在非洲给美国企业做OEM，他们提到，将来也会考虑做自己的品牌，在非洲生产，然后卖到中国。这样做其实还有利于缓解中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贸易不平衡情况，比如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

如果可以执行进口促进战略，我们就可能实现再平衡，而且，中国本身资源有限，如果那些低附加值产业都转移出去了，我们就可以把有限的资源用到高附加值的生产领域上去。同时，中国企业通过大量的对外投资，在海外设厂生产，然后我们可以做大进口。这才是一个大国经济模式。

张军：如果中国还在按照以往的思路，做中低附加值产品的加工制造，然后出口到国外，还是在国际上拼谁的价格最低，那么我们的劳动力工资无法提高，利率和汇率都提高不了。如果长期无法打破国际产业链中的“低端锁定”，我们的国内市场就形成不起来，就创造不了自己的市场。

观察者网：可见，所谓外资撤离，产业链转移等等并不值得担忧。不过，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投资设厂又面临一个问题，服装企业的绿地投资在非洲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高科技企业的海外投资，比如说中国一些头部的新能源企业去欧美投资设厂，就会遭遇地缘政治问题，那企业又怎么克服这个障碍呢？

一旦我们成为赤字国，我们的货币就能够很快变成国际货币。因为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买买买，我们是进口方和大买主，卖家就不得不接受人民币，这样人民币才能迅速国际化。

张军：对，就打通了两个市场。现在有很多问题很难解决，就是因为我们的政策还在配合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在支配我们的整个发展模式。所以这也是中国和西方国家产生矛盾摩擦的一大原因，他们总是认为中国经济需要再平衡，市场还不够开放。

观察者网：对。我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到2022年年末是2.75万亿美元，相比较而言，美国同期的存量是6.58万亿美元，相差约3倍。从人口规模的角度来讲，中国做大对外投资的潜力还很大。

张军：如果我们转向进口促进战略，那么我相信未来我们对外投资会有两位数的增长。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吸引外商对内投资和对外出口，将来我们可能要扩大对外投资和促进进口，这样我们的中国经济平衡了，也将进一步缓解地缘政治压力。美国的人均向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是我们的近十倍，从这个指标来看，中国显然还有很大的空间。（来源：底线思维 作者：张军 采访：观察者网高艳平）

政经观察




美说一套做一套 中美关系从来就是多面性的

【博览财经特稿】今年以来，美国高层频频访问中国，近期中国外长王毅也完成了访美之行，中美关系似乎有了缓和迹象。从“重返巴厘岛”到“面向旧金山”，中美关系下一步走向如何？美国总是说一套做一套，诚意又有几何？

鲁健：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包括美方的一些高层不断地访华，而拜登总统在27日也会见了访美的王毅外长。我们看到美国恢复对华合作的迹象，但是从行动上看，美国对华的遏制政策和“脱钩”举措好像仍在继续。中方的一些判断认为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您怎么看？

鲁健：王毅外长同拜登会见时提出，“在重返巴厘岛基础上，面向旧金山”。这是不是也预示着中美关系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而“面向旧金山”，王毅外长在华盛顿也说了，双方要共同努力实现两国元首在旧金山的再次会晤。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争取能够实现这一会晤，而且还要让这次会晤能在巴厘岛的基础上再往前走。

30年之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又回到了美国西岸，如果我们共同努力，中美两国元首还是有可能实现会晤的。这次会晤对于今后若干年的中美关系能不能起到战略引领作用？我想这就是要“面向旧金山”的含义。

鲁健：这次王毅外长还会见了沙利文。沙利文被认为是对华鹰派政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也曾提出美国要建立“小院高墙”等概念。而当下我们也看到，在大国关系中，“脱钩”“去风险”这样一些名词也在不断地出现。您觉得美国的“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等政策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吗？

关于所谓“小院高墙”，实际上他最早是想“脱钩断链”的，后来发现做不到，而且会伤及自身，所以就调整策略弄出个“小院高墙”来。但是我觉得“小院高墙”跟“脱钩断链”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还是想人为地阻断正常的科技经贸往来，但这违背了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我相信最终是做不成的。

鲁健：四面高墙垒起来后确实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现在注意到，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从最初的“四不一无意”变成“五不四无意”，到后来又增加到“六不五无意”，这些变化当中，您觉得到底有哪些在变、哪些实质上没有变？

首先当然是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统一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其次是中国的道路和制度问题，具体说来，比如中国走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制度和理论文化，美国人能不能尊重？中国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实行民主、促进人权，美国能不能接受？当然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中国要正当地发展，要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美国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这几个是真正的核心问题，而台湾问题是核心中的核心。

鲁健：其实这几个“不”和“无意”里也包含了您刚才说的这些内容，但关键是美方在一些具体的行为上，确实好像和自己的承诺总是有一定的距离。您觉得中美关系的波折，是不是呈现一定的周期性，比如说现在处于对华遏制阶段？您觉得什么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改变会持续多长的时间？

所以可能很难界定这一个阶段是遏制、下一个周期就是合作，两面始终都存在的。关键是双方要认识到，作为两个大国，应该找到一条正确的相处之道。我认为只要双方都能够承认和接受中美两国可以和而不同，那两国就能做到斗而不破。

崔天凯：美国经常从自己的战略需要或者它对世界的认知，来要求它的盟友采取跟它一样的政策。我希望它的盟友也能够基于自己国家的长远利益作出判断、采取行动。

但是，有时候冲突的发生不是以双方的理性为基础，而我们看到现在在南海、台海方向，近距离的摩擦还频繁存在。您怎么看约瑟夫·奈先生的这些观点？

约瑟夫·奈是很著名的学者，提出了很多耳熟能详的观点，比方说“软实力”，之后又衍生出“巧实力”。我过几天可能有机会见到他，我想跟他说：硬实力也好，软实力也好，巧实力也好，我们还应该有个“智实力”，即明智的实力、理性的实力，如果大家都能根据这点做事，我们就可以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鲁健：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故事叫“疑人偷斧”，就是当你怀疑他拿了你的斧头时，你看他的各种言行表现都会觉得非常像。您在美国担任大使很多年了，我们虽然不愿意加标签、扣帽子，但是确实有一些议员我们称之为“反华议员”，他们在对华政策上确实是比较极端的。您觉得美国国内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些人士，希望通过挑起一些局部的冲突来消耗中国的实力？这些人的这些见解有多大程度的可能会落实到美国的政策当中？我们的这种担心是不是多余的？

坦率地说，有一些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可能也研究了一些中国的事情，甚至还会讲几句中文，但是他真的了解中国吗？这些人往往是“半瓶子醋”。这其实很危险的，因为人家以为他们是专家，结果他们讲出来的话都是误导。

鲁健：确实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美国的官员陆续来中国，这几天加州州长纽森也在中国访问，我昨天还看到他登上了长城。所以确实这种交流还是要继续加强起来，相互的了解和理解多了，才能够避免冲突的发生。另外，现在气候变化、消除贫困等都属于全世界共同面临的话题。您觉得对于这些挑战的合作能多大程度上弥补中美之间其他方面的分歧？

我们要做的是，始终保持基调是协调合作的，让两国找到一条正确的相处之道，在这个前提下，再在框架内找到处理这些分歧的建设性的办法。

崔天凯：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所以我们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去看待一切。当时提出所谓“华盛顿共识”，很大的一个背景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觉得它赢了冷战，所以它的这一套理念以后就应该一统天下。现在证明这也是一个很短视的看法。当时福山还说过“历史终结论”，现在看来历史没有终结，终结的是“华盛顿共识”。

现在也有人说，是不是应该产生新的“北京共识”。我觉得我们可以把眼界放得更宽一点，他们一定要用华盛顿来命名共识，而我们的共识应该是建立在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上，所以也不一定非要叫“北京共识”。

鲁健：大家最近可能也关注到美国国会的一些乱象，包括众议长选举的“难产”，对乌克兰、以色列的高达1000亿美金的援助法案也面临着非常大的阻力。美国承担着一定的国际责任，而其国内当前的这些乱象，对于我们整个世界的发展和安全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美国作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当下的国际体系当中有着重大影响，甚至它的影响超过所有其他国家，所以它应该充分意识到，哪怕它国内的事情，它做一个决定，是有外溢效应的。比方说美国一调整利率，马上影响到汇率，进而影响到所有其他国家。因此，它有责任和义务确保它的一些政策不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消极的外溢效应，这个也是大家都关注的问题。美国如果以为自己是世界上的领导力量，就更应该担起这样的责任。（来源：底线思维 作者：崔天凯）

人物广角




并不是第一次卸任 功成名就的王传福要激流勇退？

【博览财经特稿】宿华告别快手后，又一个大佬不干了。这个大佬竟然是，王传福。据悉，就在刚刚天眼查APP更新一则炸裂动态显示，比亚迪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换人，王传福变成了何龙。

公告把王传福与比亚迪顶上热搜

值得一提的是，若它们第三季度净利润突破100亿元，比亚迪将迎来人生首个净利润“双100亿”即2022年度净利润规模超100亿元与季度净利润超100亿元。有媒体分析称，要是比亚迪真成功了，那么，该公司的赚钱能力会达到，每日真金白银入账一个亿。

说起比亚迪手机业务，很多人一脸懵，知道比亚迪卖车没看到它们卖手机。如果不是王传福自己透露，谁都不敢相信，比亚迪不单拉动造车产业链，还是手机产业链的座上宾。

新能源汽车是车，亦是大型科技产品。它与手机里的软硬件有相似性，从制造工艺看，造手机与造车的工艺难度不会相差太多，比亚迪的车能俯视全球，手机方面自然不在话下。所以，这份公告把王传福与比亚迪顶上热搜。“我买个手机，给比亚迪业绩做贡献了。”

数据显示，2023年7月至9月，比亚迪海外销售新能源汽车分别为1.82万辆、2.5万辆、2.8万辆；2022年，比亚迪攻占欧美、亚太等市场，出口5.6万辆，同比暴涨307.2%。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全球的影响力，史无前例，中国车企披荆斩棘。

取得如此辉煌成绩、荣耀，王传福却“不干了”。这种360度的大反差，打了外界一个措手不及。没人知道登上热搜的一个礼拜，王传福与比亚迪发生了什么。但这几天，“大佬退休”是焦点。同混“科技圈”的快手联合创始人宿华，准备从公司管理层一线隐退。

宿华隐退勾起了媒体人对隐退大佬的怀念。不过，上述大佬隐退并不奇怪，互联网流量见顶，需另辟蹊径，没隐退的王兴爱上人工智能、5G，马化腾钻研大模型，刘强东享受人生。

对于王传福的卸任原因，有媒体致电比亚迪“未获回复”。说明，这可能是个“突发事件”。以比亚迪惯例，它们会第一时间向外界披露。这次难道是王传福率性而为？功成名就的王传福想，激流勇退？

由此外界层猜测，“王传福或许在考虑退休”。但这种猜测很快被王传福跳出来的几番壮志凌云的言论淡化了。这次似乎不同，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不是普通子公司。

2009年，比亚迪第一次冲出中国走向世界，坐上全球第二大电池供应商的位置。王传福则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创业者、技术员，变成享誉业内的“电池大王”。

直到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崛起，“电池大王”也是王传福一大标签。而比亚迪贯穿全球生态链，电池占据重要位置。不可否认，比亚迪的核心是电池，正是电池与全套先进工艺降低了造车成本，使比亚迪以实惠价格、高性能、安全，畅销全球。

此前，比亚迪公告里提到的手机业务一定程度暗示了，王传福的未来野心。正如没人会把华为当成一个手机制造商一样，它们卖手机也卖汽车，搞消费电子也搞5G通讯，最核心的是帮中国杀出技术包围。比亚迪的定位是否在调整，不限于车企？

今年，比亚迪投资动作频频，不久前还投了一位“最火90后”，有华为“天才少年”之称、B站坐拥250万粉丝的知名up主稚晖君。他在人形机器人赛道创业，成立了智元新创，获得一大批顶流VC/PE加持，智元新创目前已发布第一代通用型人形双足机器人“远征A1”。

实际上，王传福闯入VC/PE，与他2020年的一个大动作有关，分拆比亚迪半导体独立上市。那年，王传福感受到VC/PE的能量，比亚迪半导体一口气引入中金资本、红杉中国、小米集团、喜马拉雅资本、联想创投、深创投、碧桂园创投等顶流VC/PE、产业资本。

比亚迪半导体释放的虹吸效益，打开了王传福的思路，使比亚迪贴近产业，拥抱资本，用投资撬动业务多元。比亚迪手机业务爆发，何尝不是投资带来的产业渗透、边界延申？当你以为比亚迪只卖车，它也造手机，用投资冲破时间束缚，业务快速崛起。

放下“电池大王”标签的王传福，未来大概率专注投资。“大佬隐退”的标志性动作也是投资。

“大佬隐退”涉足投资，好像成了另一段人生开启的必由之路。用一个从创业者转型做VC/PE投资人的话说，“有时候换一种角度看问题，所有问题迎刃而解，感觉世界变大了。”

为何外媒发出感叹？说到底是对中国企业发展太快，感到难以置信。促成企业发展的条件，一是好的环境、生态，二是创始人的远见、格局。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汽车出口量达到338.8万辆，直接超越了去年的311.1万辆，同比增长60%。

高瞻远瞩的企业家不会沉浸在阶段性喜悦的温床里，会居安思危。任正非坚持居安思危，产业越拓越宽，技术越搞越精尖，欧美研究5G的时候，华为发起了5.5G战略。

王传福想的远不远？投资巩固了比亚迪的壁垒。再看，王传福“不干了”，卸任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是好事。让他有更多精力站在高处，看世界。（来源：投资家（ID：touzijias） 作者：霍云）

社会热点




保费年年涨看不到尽头 居民医保突降2500余万人

【博览财经特稿】2016年11月，中国获得由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颁发的“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以表彰中国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工作中取得的成就。其中，社会保障扩面工作中最重要当属基本医保。根据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2022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口高达13.45亿人，占总人数的95.34%，基本实现了医疗保险全民覆盖。

居民为何退出居民医保？一个重要原因是保费持续上涨。2003年，新农合建立时，个人缴费标准仅为10元。此后阶段性上涨，2015年为120元，2018年为220元，2022年为350元，2023年为380元。2003年-2023年，20年时间，个人保费增长了37倍，年均增长19.78%。按照这个趋势，2024年，居民医保保费很可能超过400元。

我们最近在某村调研的一个农民家庭情况如下：男主人、女主人、儿子、媳妇和三个孙子共七口人。其中，大孙子读大三，二孙子读高一，小孙子读初中。儿子和媳妇在江苏打工，每个月各挣3000多元，还要在当地租房住。全家总共1亩多地，只够保证粮食供应，还有100余棵板栗树，今年板栗3元左右一斤，但是今年板栗没有丰收，产量很低。男主人66岁，身体较差，有各种慢性病，说话不利索，耳聋。女主人68岁，身体较好，从不生病，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参保。受访一开始，女主人表示不愿意参保是因为保费贵。随着访谈深入才发现，女主人不参保的最主要原因是，家里三个孙子读书负担重，交不起保费。2023年，女主人仍不打算参保。但是，如果保费降低到200，女主人表示愿意参加。我们访谈过程中，女主人双眼不受控制地流眼泪，不停擦拭。

笔者调研中遇到另一个家庭，男主人、女主人和小孩3人。男主40岁，在县城工地做工，如果一直有活干，每月能挣4000-5000元。国庆节前，男主人工地项目结束，回家休息，如果有新项目会打电话来，男主人再去干活。女主人在村附近养殖场帮忙收鸡蛋，一个月800元钱。家里有两三亩地，但是收成不行，养了几头羊，如果过年卖出去可以卖几千元。孩子在县城上高三。女主人为广西人，户口不在本地，参加广西新农合（据她说是当地实行免费参保）。男主人及其孩子从2022年开始没有参加新农合，原因是觉得比较贵。男主人认为，如果是每个人交一百元或者几十元可以接受，三百多元实在太高了。访谈中，男主人表示今年是否参保，要看手上余钱多不多，多就参保，不多就不参保了。我们判断，男主及其孩子今年参保的概率不大。

第二个原因是，不少未参保居民身体健康。笔者获取了某村截止2023年2月中旬的未参保人员名单。在该村，参保截止日期为2023年2月28日。

20岁-50岁的农民，身体相对比较健康，不愿意参保。我们在该村入户调查时，有一户人家很典型。男主人38岁，在广东一家电子厂打工，2022年每月工资12000元左右，工厂管吃管住。今年工厂效益不好，每月8000元-9000元。个人只参加了工伤保险，没有参加其他社会保险。女主人在家照护子女。其中，大女儿12岁，二女儿6岁。男主人和女主人身体健康，从未生过病。2022年前，全家人都在当地参加居民医保，原因是孩子4岁-5岁时生病多，需要医保。2022年开始，一家四口不再参保。2023年，一家四口身体健康，全家人今年打算继续不参保。

从这些访谈中可以看出，负担重，是大多数不愿意轻易参保的居民的最大障碍，另外也表现出对医疗保险的认识不够清晰。

在调研中，我们还发现了第三个原因，即部分参保人认为参保不划算。尤其是流动人口，常年在外地打工，参加了医保也基本上不报销。

多名村干部在受访中也表示，目前医保受益面太窄，住院报销比例太低，不解决问题。村民之所以不缴费，是因为参保缴费300多元，村民觉得不生病参保浪费了钱，生了大病医保报销又不了太多。更多的是，自己交的钱给别人用了，很亏。

有的村干部认为，现在医保保费比农业税时期“三提五统”还要高。有的村干部认为，医保制度设计不合理，不应该保小病，应该提高大病报销比例，解决大病负担；有的村干部指责医疗救助制度条件苛刻，大部分生了重病的老百姓无法享受；许多村干部认为，医保保费应该稳定，不要年年涨，没办法向农民解释。有的村干部自身因为身体比较健康本身就没有参保，还有的村干部表示自己如果是一个普通村民，是不会参保的。如果村干部本身对征缴工作就有怨言，也很难有效巩固居民医保覆盖面。

我们发现第四个原因是，部分高龄老年人不愿意参保。这并不是个案。笔者使用多个大型调查数据发现，超过80岁的老年人中，年龄越大，参保率越低。我们近年来在多个地区的实地调研也证实了部分高龄老人的确没有参保。

由于高龄老人交流困难，笔者主要通过访谈村干部和村医了解情况。根据村干部和村医反馈，主要原因是高龄老人年龄大了，即使生了病也不去看病。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部分高龄老人及其子女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缴费困难。更重要一个原因是，高龄老人害怕病死在医院，希望在家去世。因此，尽量不去医院看病。由于不去看病，高龄老人实际医疗花费很少，参保显然不划算。

笔者获取了某市某小学全体学生参保人员名单。该校2022年9月底在班级微信群发布通知，要求学生在“十一”前后提交当地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情况，并且上传参保缴费凭证截图。如不参保，亦要提交自愿不参保承诺书。数据显示，在该校1205名学生中，63人没有在当地参保。另有十余人，因信息系统暂停、缴费app更新、医保关系转移、银行暂未扣款等原因暂未参保。没有在当地参保的63名学生中，在其他地区参保的6人，有其他医疗保险的14人，其中，跟随父母参加公费医疗的7人，参加商保的3人，跟随父母单位参保的2人，参加公费医疗和商保的1人，参加军人保障的1人；明确不参保但没有说明原因的43人，其中有相当部分应参加了公费医疗或商保。

在调研中，我们还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一是，不少居民反映，交的医保如果没有用完，应该积累到下一年，到时候交保费的时候补缴一点就可以了，不然交一年管一年，钱没用到又没积累，直接打水漂了。相比较而言，一旦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居民持续参保积极性较高，原因就在于有盼头，到60岁即可领取养老金，并且交的越多，政府补贴的越多，自己以后领取的也越多。

三是，由于有补缴政策，退保的人其实是有退路的。据村干部介绍，居民医保补缴可以一直持续到来年6月30日。在6月30日前，如果发现身体不适需要去住院，参保人可以临时参保。尽管此时有一个月的等待期，但是很多农民往往生了病也不会立即就去医院看，去医院看了也不会立即就住院。因此，完全可以等生病后再去补缴医保。

进一步提高医保参保率的政策建议很多。最好是实行强制参保。一种强制参保的方式，是与职工医保强制要求企业参保一样，居民医保要求所有未参加职工医保的居民参加居民医保。鉴于几乎所有居民家庭都有银行账号（包括农民的农商银行账户），因此强制是有技术保障的。

如果继续维持个人缴费，可以采取保费阶段性增长的方式，即保费稳定三年不变，然后提高100元，再稳定三年不变再提高100元。

三是，要加强学校在学生参保中的作用。比如，通过设置欠费项目、辅导员加强宣教等，提高大学生参保率。通过开展微信接龙、单独谈话等方式，提高中小学生参保率。

四是，提高基层干部征缴能力和积极性。有调研显示，城镇居民医保参保率低于农村居民。原因是社区居委会征缴能力要弱于农村。一方面可以按辖区参保人数量适当为社区、村提供居民医保征缴工作经费；另一方面，要加强基层政策执行者对医保政策的理解。如果政策执行者都对居民医保政策满腹怨言，政策执行力度自然大打折扣。因此，需要由医保部门组织专门的培训，提高政策执行者的政策知晓度、政策理解度、政策支持度。（来源：财经 作者：王超群 编辑：王小）

形势分析




新一轮“房改”要来了 事关每个已买房和想要买房的居民

【博览财经特稿】国家终究还是对楼市使出大招！8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文件（国发【2023】14号文，简称“14号文”），近期已传达到各城市人民政府、各部委直属机构。该文件由国务院于9月1日正式印发，要求住建部会同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多部门配合协调。

“14号文”对房地产业给出非常明确的指导意见

一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让工薪收入群体逐步实现居者有其屋，消除买不起商品住房的焦虑，放开手脚为美好生活奋斗”；二是推动建立房地产业转型发展新模式，让商品住房回归商品属性，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第二，让商品住房回归商品属性！这句话很微妙，回归商品属性，那就是有涨有跌，让市场定价，让资本炒作，让需求买单。这意味着，未来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只有核心地段的房产才有资格叫商品房，其他地方都会变成租赁保障房。

新加坡多年来稳居“全球房价最贵城市”排行榜前十，其商品房价格之贵可见一斑。昂贵的商品房背后还有大量的政府补贴修建的组屋，房价相对商品房要廉价很多，只要收入稳定，并且购买与自己收入相当的户型，购房不会成为负担。目前，新加坡超过82%以上的家庭都住在“政府组屋”里，私人住宅也就是商品房，其实有不到20%。

新政并非在全国全面实施

这个新政也并非在全国全面实施：首先，国家要求“凡是因之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一律不得实施”。说白了就是，没有能力管理自己债务的地方政府，就别折腾了，毕竟这些保障性住房最终需要政府承担一部分资金，地方政府也别想借机 向中央要钱。

按照七普调查的结果，城区人口超过300万的城市共35个，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武汉、东莞、西安、杭州、佛山、南京、沈阳、青岛、济南、长沙、哈尔滨、郑州、昆明、大连、南宁、石家庄、厦门、太原、苏州、贵阳、合肥、乌鲁木齐、宁波、无锡、福州、长春、南昌、常州。

另外，加大保障房建设主要集中在小面积房产上，意味着存量小面积房产会由于供给增加而持续下跌。另外，过多的资源集中在小面积的保障房，那用来建大面积的商品房供地就不够，因此有较大升值空间只会是大面积的商品房。手里持有多套房子的人，可以对着这个逻辑好好看看，该割肉就割肉，能置换就置换。

对于三四五线地方的大投资客而言，这是你最后一次逃出来的机会。也许需要割肉逃生，但总比你砸手里，年年交房产税要值当。或者在三四线城市有多套房子的本地居民，趁着这波楼市调控放松，政策允许，房价处于底部，将资产置换到强二线城市来。总而言之，只有核心城市核心地段房子，才是稀缺资产，才有升值价值。（来源：来源：暴财经pro 作者：暴哥）

社会透视




逼到夹缝中 小县城里的客运站还能活多久

【博览财经特稿】2000年前后，罗建洪来到苍溪客运站工作，从稽查员到站长，在四川北部这个小县城里，他见证了客运站二十年的兴衰。据他回忆，2008年之后几年内，客运站一年比一年繁忙。节假日，候车厅和停车区人挤人没有一点空位，办公室直到深夜还亮着灯，员工临时去四处调车，甚至去一千多公里外的地方借车。

但他未曾想过，2015年以后，客运站已不再是“人找车”，而是“车找人”。零零散散的乘客，再也填不满大巴。人来人往的县城中心，客运站却异常安静。“人少了。”司机这么说，客运站的工作人员这么说，坐车的人这么说，不坐车的人也这么说。

四川北部的广元市苍溪县内，广运集团管理的苍溪县客运站邻近县城三所中学。每逢节假日，寄宿的学生提着大包小包赶回乡镇老家。客运站在县城中心地带，紧挨着喧嚷的菜市场和步行街，“客运中心站”几个字被旁边十字路口的天桥遮住了一半，似乎只有拖着行李箱背着大包小包走出来的人，才让人注意到这座淡黄色建筑的存在。

踩着滑板车的小孩子，笑声布满了不大的候车厅。十几排座椅坐着玩手机的中年人和晒太阳的老年人，稀疏的座位连阳光都塞不满。越过候车厅左侧三个检票口，五十多辆大巴排列在空旷场地，每辆车前写有目的地，司机站在车前大声吆喝着。

“后来人逐渐少了，毕竟年轻的劳动力都出去了。”小陈17年上高中后很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节假日乘客虽多，也很难有满座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车里空荡荡的，甚至他常坐的还是相对热门的路线。

乘客不见增多，客运企业的收入难以提升。“工资很多年都是这个样子，没涨过。”司机张师傅表示近几年人确实少了，他见车上还有许多空座，便跑到客运站外大声喊着目的地，重复了很多次，也没有路过的人进来。

谁还在坐客车？学生和老人是主力。广运集团苍溪分公司经理李小均介绍到，60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十几岁的初高中生，是乘坐客车的主要人群。

苍溪2022年地区GDP204.04亿元，人均GDP40324元，同年四川省人均GDP67777元，全国人均GDP85698元。2020年2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苍溪县退出贫困县。

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县，苍溪以雪梨和猕猴桃为特色农产品，建立了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作为一个劳务输出大县，这里每年都会有大量务工人员前往广东、福建、浙江、上海以及西北等地。

苍溪常住人口的下降并非个例。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初步核算，在已公布数据的全国2700余个县区中，2010—2020年常住人口减少的近1500个，其中约1240个为县和县级市，即在这十年中，我国近七成的县级行政单元（县和县级市）常住人口在减少，这些人口大多流向了城市群、都市圈和沿海大城市。

只是后来，当交通方式日趋多样化时，选择客运的人少了。“自2015年客流量达到巅峰后，紧接着就开始不断下降。”李经理翻看相关数据介绍，苍溪客运站2021年客流量是66.52万人次，2022年客流量是61.33万人次，叠加疫情影响，在之前基础上大幅下滑。

私家车的普及和火车站的开通，对客运站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中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为249.96万辆，到2014年末，这个数字达到了1.23亿辆。据李经理回忆，2012年后的几年内周围人纷纷购买小汽车，到2015年城里大多数人都有了自己的车。

而网约车比之传统客运更为灵活，通过手机App能随叫随到，能够根据乘客具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相比之下，同样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客车却要出于线路的设置绕远路，以便接送更多的乘客。

但客运的成本却在不断上升——一方面高速路对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险支出增加；另一方面，四川盆地多山，高速路桥隧占比高，高速过路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火车对客运是更大的冲击。

李经理谈到，苍溪县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曾邀请广运集团接手苍溪火车站附近新建的汽车站，以便实现高铁/火车与客运的衔接，让到达火车站的人能够更方便地坐上客车直达乡镇。但由于需要新招员工，成本较高，再加上已有公交车连通火车站于客运站，广运集团并未打算接手。

同样是从苍溪到广元，动车票27元，火车硬座票14.5元，从县城中心到火车站的公交车也仅需2元，合计花费不到30元。而同样的路程，客车票却要45元。“自从火车站开通，我就没去过客运站了。去成都、南充、广元玩，或者去搭飞机，直接坐高铁就很方便。”正在等公交的高中生小雅说道。

受到私家车和火车的前后夹击，苍溪县客运站客流量不断减少，全国的不少县城也是如此。《2022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年完成营业性客运量35.46亿人，比上年下降30.3%，完成旅客周转量2407.54亿人公里、下降33.7%。即使是在疫情前，2019年全年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30.12亿人，比2018年下降了4.8%。

破局之路在何方

此外，不少调整也在进行。以前让周围的学生过来搭车，现在开通校园直通车，覆盖苍溪县城四所中学，部分乡镇小学也开始尝试。

有不少初高中生家离学校有几公里路程，平日里父母上班不方便接送，打车费用又高，校园直通车便能解决他们的需求。除了早晚接送，还有中午11:30送回家、下午14:00送到学校的午间服务，以及针对住校生周末来回的接送。

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提升服务质量。客运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内，汽车是人们出远门的唯一工具，客运提供的服务与出行完全划等号。

罗站长认为，客运站的多元化发展还有赖于政府的支持。相比大城市，苍溪没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来发展景区客运，客运站也没有足够的场地配备充电桩。“我们之前还计划过与邮政公司合作，但邮政有自己的邮车，如果没有政府协调也很难开展合作。”

“定制客运”为传统客运站转型找到了新的发力点。根据交通运输部《班车客运定制服务操作指南》，定制客运经营可根据需要，自主灵活选择上门接送、定点接送、短途驳载等一种或者多种模式接送旅客。程世东认为，定制客运推广后，未来客运站的功能，可能更集中于停车和检修。

根据广运集团数据，截至目前，苍溪客运站共有定制客运班线3条，定制客运车16辆，主要通往成都和重庆，其中成都班列车辆平均实载率91%。一改过去老年人和学生为主要群体的情况，定制客运出行的人次中，中青年人占比90%，老年人占市场10%。

李经理表示不必担心这个问题。灵活发车的性质使得定制客运朝着“网约化”趋势发展，为此，客运站已经搭建了较为完善的定制客运平台，在小程序“广运神马”上，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即可查看每日定制客运班次。以苍溪县到成都市为例，每天有7趟班次，均为8座车，票价120元。买票后填写出发地点，发车时间段内客车就会赶来接送。

小陈则对定制客运持悲观态度。“定制客运是比较高端的服务，长期可能发展不起来。在经济实力不算很强的地方，大家还是能省则省，能走路就不坐车。”“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交通运输服务一定程度上是反映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的一面镜子。”

镜子的背后，是全国每个县城客运站的命运缩影。苍溪客运站浮浮沉沉，如此普通又不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