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三十周年大会在海口举行。中国宣布一项重大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凭什么能够成为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心?因为中国需要带动新一轮全球化!以目前世界局势来看,这一轮全球化中,中国最大的筹码是一带一路。从地图上看,海南是中国距离能源生命线马六甲海峡最近的省份,是一路一带战略的关键节点,具有其他省份所不具备的地理优势。中国需要一个经济发达的海南省,才能支撑中国的海洋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战略,雄视整个南海、马六甲海峡。40年前,选择深圳珠海是因为靠近香港澳门,今天,选择海南是因为东南亚,因为一带一路!可以肯定的是:海南省在未来新的30年加速开放和增长,将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经济也必将再次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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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之后看海南:海南凭什么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中心?
【研究员】:
4月13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三十周年大会在海口举行。中国宣布一项重大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凭什么能够成为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心?因为中国需要带动新一轮全球化!以目前世界局势来看,这一轮全球化中,中国最大的筹码是一带一路。从地图上看,海南是中国距离能源生命线马六甲海峡最近的省份,是一路一带战略的关键节点,具有其他省份所不具备的地理优势。中国需要一个经济发达的海南省,才能支撑中国的海洋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战略,雄视整个南海、马六甲海峡。40年前,选择深圳珠海是因为靠近香港澳门,今天,选择海南是因为东南亚,因为一带一路!可以肯定的是:海南省在未来新的30年加速开放和增长,将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经济也必将再次腾飞!
4月13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三十周年大会在海口举行。 并提到: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国际国内发展大局,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彰显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举措。 微信号“水木然”认为:中国正在形成“北雄安、南海南”得双核局面! 海南凭什么能够成为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心? 先来看两个新闻: 而海南在3月30日,下发了最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显然,这一次的海南调控政策,很明显就是为了避免即将到来的利好消息,可能会带来的房价进一步上涨做的准备。为什么是海南? 首先,中国一直强调坚持“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需要带动新一轮全球化!以目前世界局势来看,这一轮全球化中,中国最大的筹码是一带一路。
在海南设立自由贸易港,不仅能够联合东南亚,还可以贯穿整个欧洲、中东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未来会怎么样?它通常被视为开放程度最高的自贸区,在自贸港里海关一线真正放开,货物自由流动,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入港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简化一线申报手续。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特色是“自由”,这并不仅仅是税收和贸易方面的自由,也是制度安排的自由,因此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国家也有可能赋予海南省更大改革自主权,比如在金融市场监管和金融开放政策方面,放宽金融市场准入,在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交易方面给予充分的自由度。若海南建成自由贸易港,按照海南全岛3.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来算,将远超1000平方公里左右的香港和新加坡,以及不足4000平方公里的迪拜,成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港!可以肯定的是:海南省在未来新的30年加速开放和增长,将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试验田!重磅突发!海南要建60个新加坡大小的自贸港!近日,各位都被一个传言已久的消息刷屏了,那就是中央全力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贸试验区,探索推进自贸港建设。4月13日,刚好是海南建省30周年,海南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习主席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国际国内发展大局,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彰显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举措。习主席强调支持海南设立国际能源、航运大宗商品等交易场所;支持海南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热带雨林等国家公园。要重点发展旅游、互联网、医疗健康、金融、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形成以服务型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加密全球主要客源地的国际航线;要实施更加开放便利的离岛免税购物政策。这么大一个体量全部成为自贸港,那将成为南海和东南亚一带旅游、休闲、购物、消费、娱乐和服务贸易等重量级集散地,这对中国的经济将无可限量!!这一次主席亲自出马宣布这些开放政策,可见一定是深谋远虑,并会举全国之力和聚全球之财来建设海南。而且,现在正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紧要时刻,海南此时再出发,将会成为中国开放的领头羊。本以为楼市三月风暴已过,可万万没想到,调控政策这头狂魔在相继踏平深圳、杭州后,竟然马不停蹄地追到了天涯海角,而且还把最惨烈的一幕留给了它。这条政策有多严?其实这里面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让炒房客望而生畏绝尘而去,但海南政府为什么要用一连串的政策把所有类型的购房者都一并送入寒冬呢?而且俨然有一种要与房地产市场诀别的态势。其一是,海南省的房价泡沫已经达到了历史重演的水平,如果再不遏制,很可能再次成为房价崩盘蝴蝶效应的源头。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2017年全国40城房价收入比榜单中,三亚排名全国第二,仅次于深圳!大家可知道,深圳无论在产业、人才还是财政收入上都处于全国前列,即使房价收入比居高,依然可以通过后续收入补涨,拉低泡沫值。其二是,海南省目前的房地产开发过度,惹怒了中央。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很多房企为了获利,违法填海,大建星级酒店和别墅,把公海填成了私家海湾。这一系列的破坏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海水大面积滩涂发臭,海岸沙滩被侵蚀,海岸线以每年20米的速度崩塌。受益者是少数,但后果承担却是全民。而今年4月13日是海南建省30周年,海南需要给中央上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而绝不是现在满目苍夷的房地产破坏场景,所以这次锁盘整顿也应当是情理之中。其实这类问题一定要多维度思考分析,对比着历史来看。而且海南的房地产市场是中国唯一一个经历了辉煌一世,转而一地鸡毛,而又能在悲伤世界中涅槃重生的个例。海南炒房泡沫史房产大佬潘石屹忆往昔,感慨道:“刚坐船上岛还空荡荡,一夜过后,15万人就乌压压地涌了进来“。淘金者纷涌而至,无数热钱纷沓而来。1992年,邓公南巡后,市场经济确立。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这些论断推动了全国的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势能。全国向南流动的资金愈发膨胀。于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地产热就在海南烧了起来。经过地皮炒家的努力,地价由一年前的每亩十余万元飙升至600多万元。1992年,海南全省房地产投资达87亿元,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一半。房价更是水涨船高,在当年北京一平米两千的时候,三亚出现了单价破万的楼王。高房价危害深远,不仅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透支未来经济发展空间。1993年6月23日,国务院副总理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次日,《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出台,给海南的地产热打了一剂退烧针。即便政府竭力救场,到1998年时,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因房地产业溃烂,积压在海南的资金高达430亿元,房地产信贷不良率高达80%以上。积压其中的社会资金也将近400亿元。上世纪末,新世纪初,海南三亚的房价徘徊在500-1500元之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8年,全国均价为2063元;2003年,涨到了2359元;2005年,均价更是达到3167元。在海南房地产轰然倒地,一地鸡毛的时候,海南整体经济随之遭受重大创伤,趴在地上奄奄一息。但这时候,命运好像安排了解救它的使者,就像当年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遇到了唐三藏一样。
1997年底,东三省国企员工下岗的数量达到了259万,占比超过全国下岗人数的22%,接近四分之一的下岗职工都在东北。此后,东北经济虽经大力扶持,但回天乏术,导致大量人口持续不断外流。就在这个当口上,海南岛的房地产垮了,每平米300元的房子随处可见。一些东北下岗工人手里拿着一笔遣散费后,下海南买房定居。对于东北人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海南的阳光、空气、蓝天和海水,而是适宜养老的气候。于是在今天每年你都会看到,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寒冷的冬天来临之际,渡往三亚,躲避严寒,次年四月,再飞回北方。在每年50万到三亚过冬的老人中,有将近40万来自东北。而最北的省会哈尔滨,就贡献了一半左右。他们长年累月的对抗着严酷的自然环境,在冰天雪地中献出自己的青春。而当他们过了不惑之年后,他们会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与还不足达到朝圣的境界的亲友围在一个圆桌前,开始一种叫做“对瓶吹”的仪式,而后一一道别。然后虔诚的开启自己朝圣的心灵之旅,一路向南。但是换位思考,东北重工业瘫痪,国企员工下岗潮,计划生育后遗症(东北最先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又是政策执行得比较好的地区),严寒天气已经把东北人逼上了绝境,他们只不过是在中国大地试图寻找能生根发芽的地方完成自己的梦想而已。海南房地产的再次崛起从地理角度说,北纬18°享受着海洋气候的滋润,同时接受地球板块运动的改造,极多风景优美的度假胜地,号称全世界旅游胜地的黄金纬度,而海南正处于此位置之上。所以,海南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热带滨海旅游城市,一直是中国人投资旅游和养老置业的首选。紧接着就是上文提到史上最严的政策出台。1.这次政策会不会导致海南房价的崩塌?所以供需两侧双向锁定,房价不会出现大的波折。房源持有者想抛盘的机会都没有,况且海南楼市属于炒市,凡是在海南买房能投资买房的不可能是背高杠杆玩资金链的选手。记住,房价崩盘的始作俑者永远是那些背着高杠杆玩投机的伪刚需们。但是这次海南楼市锁盘会使成交量锐减,大量房产中介失业,开发商的压力会倍增,资金无法回流,处境艰难。从文中第三部分可以看出,支撑一个城市房价的必要因素是人口净流入。而支撑房价飙升并出于高位的因素是人均购买力,人均购买力的根源在于产业,这也就是海南一直强调的要发展除旅游养老之外其他产业的原因。而如果把海南定义为一个拥有产业的滨海旅游城市。那么目前它还处于洼地价值。所以对于海南来说,在持有环境资源优势的同时一定要强化其他产业的发展,把内地源源不断的人才吸引到海南才是真正的发展力。这也是海南此时掐死房地产决心向好的原因。[color=rgb(255,][color=rgb(0,]
思想评论
贸易战的压力越大,决策层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也就越强
【研究员】:
如果中美贸易战真正开打,短期对中国不利,然从中长期看,只要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中国民众和当局都将从中受益。因为过往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只有在外部压力足够大、环境足够糟糕的时候,中国才会向外部开放市场,由开放进而倒逼国内改革。除非像在改革初期那样的特殊形势下,否则,单有中国国内压力,在已经形成强大利益集团阻力的情况下,是不足以推进改革和开放的。
对迄今为止的中美贸易战,许多机构和学者从技术角度进行了分析。一个似乎得到众多认同和响应的看法是,鉴于中美贸易结构的不平衡,中国出口美国的数额远大于美国出口中国的数额,因此,中国的损失将显著多于美国。故建立在此看法之上的对策建议是:中国应该满足美国对中国市场开放的要求,减少政府对国企的补贴和经济干预,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另外,如果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中普遍衰败,中国经济成为西方资本的附庸,肯定也不行,改革开放一定要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和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而过往40年的历史同样证明,无论国企和民企,中国企业并没有在开放中被打趴下。相反,中国企业,特别是一批有竞争力的民企,发展起来了。第一阶段的改革到1989年结束。此后经历了三年治理整顿,改革陷于停顿,有限的开放也重新关上。这当然是受西方对中国的全面制裁影响。此种情况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经济增长急剧下降,人民有可能重陷贫困。初步尝到富起来甜头的民众自然不会满意这种状况,但保守的利益集团利用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和封锁想把中国再次引向锁国状态,两者势必会产生矛盾,时间久了,矛盾会扩大。看到这种危险,邓小平用传统的南巡方式,打开改革缺口。第二阶段的改革,向外部开放市场的力度明显比第一阶段要大,各地纷纷向外招商引资,国外企业蜂拥进入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可以说,此一阶段的改革即便不是由开放倒逼,至少其力度和改革一样大。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对加入WTO,中国当时争论很激烈。以国企为代表,要求中国不要加入WTO,理由是国企没有竞争力,如贸然加入,国企将会被打败,故即使从政治角度考虑要加入WTO,开放的领域也不能太多,要设立一个缓冲期。这种观点当时很流行。西方国家则担忧中国的非市场经济体系,所以也要求对中国单独设立15年过渡期,15年后,看中国的市场改革进展如何,再考虑承认市场经济地位。十几年过去了,今天看来,当初预期的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将大面积倒逼的现象并未出现,相反,国企尤其是民企在经受最初的冲击后,大部分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发展,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中国经济也在加入WTO的前十年里,出现了一个高速发展期。今天的中国经济底子,很大程度上是在那时打下的。这说明,加入WTO对中国总体利大于弊。目前的状况又到了一个何处何从的历史十字路口。从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的关系来看,有一种观点认为,正处于改革以来最糟时期,甚至比1989年还坏。西方特别是美国近年来一直在抱怨中国的不公平竞争,但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还没有改变同中国接触的政策,临界点发生于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不再容忍中国从巨大的贸易不公平中获取好处。问题是,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欧洲和日本也有可能紧随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市场壁垒和强制性的技术转让政策同样多有不满。从这个角度看,外部的压力越大,当局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也就越强。而只要中国真正实施改革开放,无论对当局还是民众,都有利。
那么,哪点儿不公平了?一曰中国公司偷窃美国公司专利技术,或利用市场进入利益强迫美国公司转让专利技术;二曰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进行了大量补贴,致使产能过剩,向国外倾销,导致世界市场价格过低;三曰中国政府阻止或限制互联网数据的自由流动,致使美国公司不能在中国境内正常开展业务,导致约4000亿美元的损失;四曰中国限制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如在通讯、信用卡和电影等领域受到阻碍。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还不完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说明中国政府还是要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革除掉那些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陋规和行为,其中就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区别对待不同企业,限制市场的自由进入,和限制数据的自由流动。如此看来,美国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的指责,恰恰是中国改革的对象,并没有冲突。假如美国真的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么中国纠正这些错误,不仅消除了美国的“不公平”的指责,而且对中国自身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一个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关于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主要是指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在美国针对的中国钢铁业和制铝业,存在着两种企业,国企和民企。它们之间是竞争的。民企不可能获得政府补贴。国企之所以获得政府补贴,是因为国企效率低下,不补贴就无法生存;同时又有政府资源。例如在制铝业,中国铝业公司是一家被称为“亏损王”的国有企业,连续八年亏损达450亿元以上;仅2014年就亏损162亿元,获得政府补贴8.23亿元。其实国企获得的全部补贴不只是账面那一点儿。几乎全部国企都享有免费使用国有土地的补贴,和低息获得贷款的补贴。据天则所的研究估计,2001~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账面净资产收益率为9.08%,但扣除应缴未交地租、优惠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应付未付的自然资源租金以及政府补贴,实际净资产收益率为-3.67%,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补贴,它们是亏损的。这样看来,根本解决过剩产能问题,就要进行国企改革,最终目标就是国企退出所有营利性领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去除国企的垄断特权和政府补贴。如果把免费使用国有土地和低息获得贷款等看作是买方的低价垄断,这正是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打破”的“行政性垄断”。如此一来,来自美国的要求,正与中国经济的内在需要和中国政府想要进行的改革相一致。中国钢铁业和制铝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只有在公平的没有政府补贴的竞争环境下,让那些效率低下的亏损企业退出市场,才能最后解决。如果全面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取消政府补贴,就不仅是解决钢铁业和制铝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而且会带来宏观层次的显著的经济加速。笔者曾估计过,如果国有企业的实际亏损降为零,按2013年国有企业(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净资产52万亿元估计,也会增加3.3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速度。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依宪治国”,包含着保证公民的宪法权利。这首先要保证宪法第三十五条的权利。中国的《网络安全法》也规定,“国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使用网络的权利,……,保障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实际上,近来中国政府也在这一方面做了调整。据笔者的经验,不少过去不太好使用的境外网站变得好用了。包括谷歌地图,谷歌翻译,amazon, airbnb,一些学术网站,CNN等西方国家的电视网站,等等。这表明中国政府越来越清楚,用防火墙限制数据的流动除了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害外,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不能达到他们预想的目的。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以及中国政府近来的调整,与美国要求的数据自由流动没有太大差距。总体而言,数据的自由流动甚至比贸易自由还要重要,观念不受阻碍的交换会使中国更充分地激发技术和制度的创新。近来对所谓“中美贸易战”的评论,多关注“战”的方面。回顾一下中国加入WTO之前,以及WTO谈判,更好的作法是“化战为谈”。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冲突通过谈判,其实会导致一个更好的制度均衡,达到双赢结果。WTO规则要求中国降低关税、开放国内市场,当初中国人普遍以为狼来了,中国企业竞争不过外国企业。结果却是,由于中国借助于加入WTO推进了国内的市场化改革,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被焕发出来,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大获全胜,又在国际贸易中持续高额顺差。外国企业也因中国巨大市场的扩展而获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持续40年的中国奇迹,也使中国更为自信。面对美国的压力,中国政府做出的对称回应是谨慎的。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放开国内市场,则更为重要,也同时消除了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借口”。而这一举措,显然比当初加入WTO的风险小得多。这样一来,不就与特朗普减少100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目标相悖了吗?其实,我们要牢记,特朗普就是一个商人,叫高价是他的习惯策略。前面也说过,他是说给选民听的,他并不真的要达到这个目标。而且,实际上,保持一定水平的贸易逆差对美国是有好处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更广义地看,如果把美元也看作是一种商品的话,美国没有逆差。实际上,美元还是一种利润率最高的商品。据说印制一张一百元的美元钞票的成本是四美分,剩下的就是所谓“铸币税”。更何况,在更多的情况下,大量贸易不需要现金,只是表现在账户上的数字,其铸币税的比率更高。虽然为了保证整个货币体系的运转,美国还需要其它配套设施,如安全和信用的保障,成本最高也不过20%吧。没有一种商品能够赚到80%的利润率的。这难道不是一笔划得来的生意吗?只是将大量铸币税的收益直接向民间转让,会与特朗普的另一个目标有些冲突,这就是加强美国的军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国防开支主要依赖于铸币税收入。2016年,美国的人均国防开支1892美元,远远高于其它国家的平均水平151美元。美国军费开支超过世界其它国家人均水平的部分,约5623亿美元,笔者称之为“帝国成本”。根据多年的数据,这部分基本上是由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出售”美元的铸币税。然而出售的美元就是外国人对美国的债权,虽然他们可以用于与非美国人的交易,但还是有一定限度,所以正常的循环是外国人再用贸易赚取的美元购买美国的资产。因而我们看到,美国的贸易逆差与资本顺差几乎就是以X轴为中心线的对称图形。见下图。也就是说,通过资本流入,美国又把通过贸易逆差流出的美元收回来,以保持美元在世界分布的均衡。自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美国金融资产的信誉大降,资本流入明显减少,贸易逆差也同趋势地减少。贸易逆差与资本顺差的对称原因,也许需要一篇博士论文来解释,这里按下不表。贸易逆差减少,美国铸币税收入也相应减少,就不能充分满足军费预算之所需。如下图。在2008年以前,资本项目顺差多于美国的军费预算,而在这之后,则低于军费预算。这就给美国的财政带来压力。这就是奥巴马总统时期,美国在全球战略收缩的财政原因。而在美国的财政支出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军费开支。在美国的税收和铸币税受到经济环境和国际贸易约束而减少的情况下,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军费预算。因而,特朗普的压缩贸易逆差的目标与扩张美国军备的目标是矛盾的。保持适当大的贸易逆差有助于保留美国的强大军备,但如果将贸易逆差带来的铸币税收入通过减税转移到民间,也会限制美国军备的扩充。不过要注意的是,扩充军备或军备竞赛并不见得有利于美国。而如果把贸易逆差带来的铸币税收入用于减税,也许是一件真正有利于美国的事情。这是因为,国防预算有一个恰当的规模,其目的应该是保卫本国的领土和利益。如果过多,就会扭曲该国的行为。军费太多,是军工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结构中的作用所致;而这个集团,也是依赖于过多军费才生存和发展。正是五角大楼-军工集团-军工地区铁三角的存在,才使美国政治结构偏向于制造紧张局势和运用武力的国际决策。本来冷战结束后美国军费开支在逐渐减少,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和持续,又在常规军费之上增加了每年数百亿多则1800亿美元的“海外应急军事行动”费用。因而削减军费,就是在削弱一个以美国整体利益为代价的坐收战争之利的利益集团,也就是在削减进一步的军费需求。美国真正的利益,是回归到平衡的国际战略上来,减少在国际战略上的错误;同时与世界各大国联手进行裁军,创建一个世界永久和平的前景。将减少的军费用于减税,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则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这有政治可行性吗?有那么一点儿。应该明白,特朗普威胁要进一步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提高关税,以及中国对等的回应,都是叫价。叫高价只是实现心中底价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特朗普的目的是要中国开放更大的市场。而如前所述,中国政府早已确定了保护知识产权、打破行政性垄断、维护公平竞争和继续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并就公平市场准入出台了具体的规则和政策。中国政府只需加快这一步伐、或抓紧落实若干具体案例,就能让特朗普脸上有光,而又可表明这些举措并非迫于美国压力,而是早有考虑和动作。如果这一判断为真,则特朗普在发起贸易战之初就胜券在握,一个更大的中国市场将会展现在美国企业面前。特朗普也知道,军费预算与减税与间的替代关系,但他明确地推动了减税,而想方设法地减少军费,如要求日本承担更多驻日美军的军费,要求很快从阿富汗撤军,说明他认为减税优于强军。如果双方都清楚这些经济和政治利益,谈判就不太难了。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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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gb(51,]经济纵深
互联网大事背后的底层逻辑:互联网天生是金融,更偏重于民营资本
【研究员】:
中国从去年开始进行强硬的去杠杆,就是要防止金融虚化,需要让资本流入能够创造现金流的行业。当信贷收紧,资金成本变高,互联网企业也都不淡定了,就得开始重组。我们最近目睹的这些合纵连横抱团取暖,与中国的金融去杠杆的时间表吻合,并不是一个很偶然的现象,它背后有深刻的商业逻辑在。当你把互联网不再当做一个基础设施行业,只当作一个像制造业、煤炭行业、房地产业一样的众多行业之一的时候,你对它就会有幻灭感,它一样要服从于经济规律,它不是高高在上的,也没有神迹,它也不是一个连上帝都宠幸的行业。在底层逻辑上,它也需要为金主制造价值,当资金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它也一样必须在谈判桌上,该服软服软。今年将是中国又一次高压的去杠杆开局之年,无论是土气的房地产开发商,还是油头粉面的互联网公司,在钱与金主面前,你们一律平等。
前几天,白富美的摩拜单车委身美团财团,中国最原创的创业故事,进入“垃圾时间”。再数月前,高达300亿美金估值的今日头条,展开了一系列横向并购,连腾讯递上来的示好,都十分爱答不理。答案是,虽然每个孤立的合作并购案例背后,有着各自的独特逻辑,但是不可否认,都有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在主导着、约束着这些表面现象。这个问题,早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还能硬撑。但是,随着今年整体市场上的资金流动性趋于紧张,恶化了互联网公司讲故事的环境,现在不得不快速进行主动或被动的应对。这两个原因,一个与互联网公司估值的模式本质有关,另一个,则与资金层面的变化有关。这是几乎所有互联网企业估值的模型,也就是说罗胖子所说的时间的战争。相对于中国的总人口,互联网人口数量发展到这个程度,可以说用户量几乎到达上限,毕竟很多移动互联网平台都已经到三四五线城市下沉完毕。再发展下去,空间有限,你总不能不管老人小孩,都要把他迅速培养成互联网用户,这也不太现实,也不符合中国国情。要做到这一点,各大互联网巨头都要通过收购、联合等方式,来增加自身平台的业务应用场景,让客户留存在自己平台上的时间变长。第二个原因,就是资金的全面收紧。比如,在北京,大量的企业总部与国库所在地,各种资本泛滥,而制造业并不是鼓励发展的重点产业。在这种情况下,钱是不会进入北京制造业的,早期,钱还可以进入各种红木,古玩,收藏品市场,但是,这些领域本身容量很小,可以容纳的资金有限,如果容纳的钱过多,资产价格就会急剧暴涨,反而让投资变得更加不安全。有很多人会问,现在,医疗,养老,教育是非常大的痛点,人民群众苦之久矣,这些资金为什么不愿意进入医疗、养老这些刚性需求的行业呢?比如,拿医院为例,中国很多医院已经是半市场化的了,郑州第一附属医院,号称全亚洲最大的医院,一年可以做几万个手术,一天门诊量就可以达到2万人次,一年可以创造出160亿元的营业额。资本不喜欢听这么复杂的故事,除非你有特别牛逼的背景。而互联网不一样,之前没有太多的利益群体,国有企业也不知道如何管理。所以才有成长空间,互联网是在夹缝中成长起来的,这也是中国民企崛起的共同之路。这是阿里系早年的强大融资来源。阿里之所以可以不断地烧钱,就因为阿里的故事他们听的明白,无非就是把浙江遍地都是的批发市场搬到网上去。至于阿里做大以后,它背后的融资来源就换成了各种外国的投资机构,上市之后就更国际化了。如果光看人才,杭州的IT人才真的并不比中西部城市多太多,而西部三大城市的互联网程序员甚至比杭州更多。魔都上海为什么也没有全国知名的大互联网企业巨头呢?也很简单,因为大量的资金是本地国企与外企。互联网企业的崛起,需要大量社会民营资本的钱,国企的资金天生保守,害怕国有资产流失,天然不是创业资本的好金主。因此,互联网天生就是金融,而且更偏重于民营资本。这就是互联网背后的钱的逻辑。做企业,首先就是融资。互联网企业天然具有风险性,银行是不会愿意投资的,因为按照它们传统的放贷纪律,必须要有抵押物。互联网除了团队与一个商业PPT,如何说服银行给自己放贷呢?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本身创造价值并不多,加上国家提倡实体经济,开始去杠杆,脱虚入实,这就是曲终人散、前景不妙的前夜。但是,当信贷全面收紧的时候,很多资产管理计划与信托渠道都被堵死后,这些新平台的日子就很难过了。这个时候,他们才愿意接受卖身。你日子如果过的很不错,怎么会接受卖身呢?因此,信贷收紧的结果,往往就是互联网企业的倒下,最近在美国股市,科技股也在下跌,背后就是因为美国的资金也在收紧了。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脱虚向实。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互联互通的,底层逻辑就是钱的逻辑。很多时候,创业热潮,不过是“便宜钱现象”而已,不要总觉得是这个国家的技术进步达到了某个爆发点,年轻人突然觉醒了一样。当资金大潮褪去,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讲故事讲到听众寥寥的裸泳者。资金逻辑,不仅解释了过去这些发生在互联网领域的大事,也解释了过去很多房地产公司潮起潮落的命运变迁。[color=rgb(255,][color=rgb(0,]人物广角
第一任“深圳客”走了: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研究员】:
据深圳特区报消息,广东省委原书记吴南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4月10日16时19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吴南生,1922年生于汕头市,1979年初,他开始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兼任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1980年至1981年兼任中共中央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长。吴老是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请缨创办特区。大胆突破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闯出一条“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路。
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通过多方征求建议,吴南生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沿海划出一块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打破条条框框,下放权力,彻底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利用外资发展经济。他的想法得到了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和常委们的赞同。习仲勋当场就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个地方搞,并将试验区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虽然中央在1979年7月就同意了广东、福建建设特区,但是当时所说的特区还不叫“经济特区”,而叫“出口特区”。吴南生在会议中提出,建议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吴南生的建议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支持。
“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因此,吴南生负责筹建特区后,第一件事就是研究、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筹备组大胆吸收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收集到世界各地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适用的就照搬过来,要修改的就修改后再用,同时还邀请有关学者专家、有关部门负责人、港澳经济界人士多次举行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1980年4月14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这个仅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前后花了一年的时间,作了13次修改,可谓字斟句酌。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
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美国的《纽约时报》发文称: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面对一片荒芜,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建设成为一个问题,众多领导专家各有主张。吴南生认为福田方案面积太大,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而罗湖遍布山岭、沟壑纵横,且水患频仍,并无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地利之便。所以吴老最初的计划并不是首先开发罗湖,原先打算开发上步或福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