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站在特朗普背后的高人是谁？》当中国IT业的航空母舰中兴通讯被美国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断供芯片”一弹击沉的时候，很多人才突然发现，原来中国IT业的这艘航空母舰不过是个气球，一针下去就蔫儿了。突然之间，中国人发现美国人的导弹为什么会打得这么准，这么狠！一下子就能击中要害，背后一定有高人！至此，我们甚至也没有搞清楚，美国人到底要干什么？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赢家。谁都知道这个道理：杀敌1万，己伤八千。既然如此，特朗普为什么还执意要干？他就不怕中国的反制吗？ 《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人民币应声挫跌 增加弹性化解外部冲击》中国央行周二（19日）刊登工作论文再度表示，中国要加快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汇率浮动弹性，提高汇率波动容忍度，真正发挥汇率外部经济稳定器作用。人民币汇率连续跌破关口，除了市场低估了中美贸易战的复杂性之外，也和人民币汇率弹性较低有关；而CFETS指数整体偏高，也要求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提高弹性，意味着在美元转为偏强背景下，要保持CFETS指数或者小幅偏弱，人民币就必须增加弹性来应对外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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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站在特朗普背后的高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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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IT业的航空母舰中兴通讯被美国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断供芯片”一弹击沉的时候，很多人才突然发现，原来中国IT业的这艘航空母舰不过是个气球，一针下去就蔫儿了。突然之间，中国人发现美国人的导弹为什么会打得这么准，这么狠！一下子就能击中要害，背后一定有高人！至此，我们甚至也没有搞清楚，美国人到底要干什么？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赢家。谁都知道这个道理：杀敌1万，己伤八千。既然如此，特朗普为什么还执意要干？他就不怕中国的反制吗？
特朗普手里握了一把什么牌？ 当中国IT业的航空母舰中兴通讯被美国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断供芯片”一弹击沉的时候，很多人才突然发现，原来中国IT业的这艘航空母舰不过是个气球，一针下去就蔫儿了。 “中兴通讯”这个中国位列第二，全球第四大企业，世界500强企业，支撑不了多久了，8万多中兴通讯员工将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华为能不能度过这个难关？谁都不知道。尽管任正非信心满满，可谁又知道任正非的压力有多大？ 突然之间，中国人发现美国人的导弹为什么会打得这么准，这么狠！一下子就能击中要害，背后一定有高人！ 这个高人是谁？ 在技术战的后边一定有情报战。没有情报战，精准打击是不可想象的。 至此，我们甚至也没有搞清楚，美国人到底要干什么？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赢家。谁都知道这个道理：杀敌1万，己伤八千。既然如此，特朗普为什么还执意要干？他就不怕中国的反制吗？ 更重要的是，我们很想知道，他的手里还有什么牌？他下一张要打出来的牌又是什么？中国到底跟还是不跟？跟的风险有多大，不跟风险又有多大？ 我们朝特朗普背后看看，发现他的手里拿着一把牌，这把牌是一本书，书名叫：《致命中国》！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致命中国》是一本2011年美国出版的政经类书籍，英文原名很长： Death by China：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副标题是号召全球对付中国龙）。 这种书应该成为我们的配送书，然而现实是，我们不知道对手在干什么，对手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我们不想对全世界挑战，我们只想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幸福和繁荣。 这本书的作者是经济学家纳瓦罗和奥特瑞。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谈中国如何利用贸易优惠对美国以及全球造成威胁。 这本被某些人定性为“恶毒的反华著作”的书（这样的定性对吗？有了这样的定性，这本书一定会被关在大门之外）。可这本书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大企业进行投资，在2012年该书被改编为同名纪录片，诸多美国政要甚至包括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都在影片中受访，名噪一时。这部专题片在政商各界可谓影响巨大。 如果不是这本书分析透彻，有理有据，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的。 谈论中国威胁的书籍和电影多如牛毛，并不新鲜，可我们为什么说这一本书是美国贸易战的策略之源？ 《致命中国》被特朗普奉为对付中国的“国策” 2016年底，特朗普当选总统时，曾给予了《致命中国》极高的评价。他说，“清晰的论点，周密的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很有远见地记述了全球主义对美国工人造成的伤害，并为复兴我们的中产阶级指明了一条路。” 特朗普还特意为依据这本书拍成的纪录片写了这样的推荐语：“《致命中国》说得很对，这部重要的纪录片用充分的事实、数据和洞察力，描述了我们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我强烈推荐给大家观看。” 特朗普并不是2016年才读这本书，在当选上总统才郑重发表对这本书的看法，而且极力推荐。可见他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 请注意这本书的两个作者：纳瓦罗与奥特瑞。这两人在特朗普竞选过程中就被纳入了竞选团队充当经济顾问。可见他对这两人的重视程度！ 2017年1月，特朗普宣布成立“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贸易争端策略问题并担任主席的就是《致命中国》的作者纳瓦罗。另一位作者奥特瑞亦被委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负责交接工作。 两个作者都被特朗普委以重任。其中一个就是今天解决中美贸争端的直接策划者！ 那么，《致命中国》到底说了些什么？ 《致命中国》开宗明义，认为中国“快速变成全球最厉害的”刺客，“不道德的中国企业家用致命的产品淹没世界市场，中国采取非法保护主义掠夺美国的产业和工作机会。” 这本书认为，“中国优势”来自“不公平的贸易手段”：现在也许我们读懂了这段话，它所说的“刺客”中就有中兴通讯和华为！ 这本书中接着说，非法的贸易出口补贴；操纵人民币汇率；仿冒、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大规模环境破坏；忽视工人健康和安全标准；不合理的进口关税和配额；以掠夺性定价将外国竞争对手挤出关键资源市场，然后以垄断定价欺诈消费者；筑起贸易保护壁垒，阻碍外国竞争对手合法进入…… 书中在个人选择方案、企业管理层决策、政府的政策措施三个方面提出了详尽的解决策略。其中政府的政策措施层面就包括：推动国会立法，要求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的任何国家必须放弃所有非法出口补贴、货币汇率需反映实况、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符合国际规范的环境保护及健康与安全标准、开放能源和原材料的全球进出口市场、提供“包括媒体和互联网服务在内的自由与开放的国内市场”…… 这样一条一条的建议和措施，都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一条一条地实施着。 在具体执行方面，这本书提出的措施包括：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关税、制止中国公司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缩小中美贸易逆差、弃用“中国制造”商品、将中国列为货币汇率操纵国…… 读到这里，你会不会感觉到你几乎是在阅读特朗普的对华国策？而且特朗普的对华国策背后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纳瓦罗，另一个是奥特瑞。 如果再仔细扒一下，这个纳瓦罗其实还有更激烈的关于中国的一些著作：《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卧虎：中国的军国主义对全球意味着什么》……光看书名就知道内容有多么刺激。 在《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中，纳瓦罗认为中国正在“寻求全球经济霸权”。他建议“应该与中国进行直接的经济对抗，包括制裁和边境控制──必要情况下，以军事行动作为支援……” 当你在读到这本书作者这段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感觉？真的是被它不幸言中！ 同时也让我们反省：在我们的国际形象上，不应该给别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保持温和、恭敬、谦和、友善、包容、大度，做事应该中规中矩，遵纪守法。 如果我们想赢得别人的尊重，尊重不是用钱买得来的，也不是向别人索取能够得到的。甚至于愚蠢到去逼着别人来尊敬我们、要求别人表态，否则就不让TA来我们这里赚钱做生意。 纳瓦罗在《致命中国》的结尾特别强调，作为一个中国通，他热爱中国文化，跟很多中国人是好朋友。 他甚至专门在书的扉页留下一句话： “献给所有的中国朋友们。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自由地生活。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请大家多保重！” 与其说这是一种问候，莫如说这是一种提醒和担忧。这种问候，读起来五味杂陈、后味悠长。 影响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幕僚 影响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幕僚，除了纳瓦罗外，还有一个对中国极其了解、渊源很深的重要人物：马修·波廷格。 他是二十年前《华尔街日报》的一位年轻驻华记者，在中国的8年时光中，曾经做过一系列的报道，但很遗憾的是，他的报道因为涉及“敏感”内容曾经被警察围堵在一个小旅馆，被迫删掉自己的采访内容后才得以脱身。这样的经历和记忆对他来说一定会铭心刻骨（无独有偶，特朗普在当选总统前也一直与中国打了多年的商标权官司，而且屡屡败诉，直到当选总统后才最终胜诉）。 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奇怪，怎么会动用警察去干涉记者的报道？中国的法律授予过警察这种权力吗？删掉那部分被采访的内容，你可以从电脑中删掉，你能从他记忆中删掉吗？ 还有，在他调查商业腐败案件时，甚至被不明身份的人员殴打。这个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年轻人是不是会痛感屈辱？ 这个年轻人回国后离开了记者行业，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奔赴阿富汗作战，退伍后投身政界，并迅速崛起。 这个人就是马修·波廷格——特朗普总统特别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高级主任！ 不知在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那些当年在小旅馆里围堵这位年轻记者的警察们该做何想？那些群殴暴打采访记者的人又该作何感想？那些为解决中美贸易争端夜不能寐的人又该作何感想？ 我很想看看这本书——《致命中国》。 遗憾的是，可我们根本无法买到这本书。也许，这本书被关在了大门之外，无法进入中国，所以我们无法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我们不知道美国人在想什么，我们也无法知道特朗普的手里到底都握了些什么牌？这真的对我们有利吗？ 如果我们的决策者知道特朗普就是按照这本书当作“作战地图”与中国“打贸易战”，不知道会否像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等书一样，推荐给全民阅读？甚至做到智囊班底人手一册？（文章来源 ：走进科学；文章作者：魏雅华）
形势分析
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人民币应声挫跌 增加弹性化解外部冲击
【研究员】：
中国央行周二（19日）刊登工作论文再度表示，中国要加快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汇率浮动弹性，提高汇率波动容忍度，真正发挥汇率外部经济稳定器作用。人民币汇率连续跌破关口，除了市场低估了中美贸易战的复杂性之外，也和人民币汇率弹性较低有关；而CFETS指数整体偏高，也要求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提高弹性，意味着在美元转为偏强背景下，要保持CFETS指数或者小幅偏弱，人民币就必须增加弹性来应对外部冲击。
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明显推升市场谨慎情绪，端午小长假后首日人民币兑美元大跌逾500点，创逾五个月新低；分析人士也指出，人民币汇率CFETS指数升破98关口，创近27个月新高，也是市场做空人民币的原因之一。 他们并指出，另外由于人民币汇率弹性不足，美元指数强势亦节节推高CFETS指数，而过快的汇率指数料会加剧恶化中国贸易条件，在贸易战升级背景下，这种组合显然不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当然目前市场预期较为分化情况下，增加汇率弹性料是最好的应对方式。 “中美贸易战没有阶段性缓和前，人民币将承压，”招商银行外汇首席分析师李刘阳称，“之前很多人预期中美会在开战前谈妥，现在看低估了局势的复杂性。”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威胁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中美间针锋相对的贸易战升级。中国商务部周二称，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 但在19日午盘前，市场反应仍相对平静，人民币汇率基本维持在6.45元关口附近的五个月低点徘徊；但午后美元指数转跌为升，市场情绪逐渐转差，短时间内人民币兑美元连续跌破6.45、6.46、6.47元关口，最终收盘报.4743元，创逾五个月新低。 “刚刚人民币大跌的时候，外面在下暴雨，真的很应景，”一位在上海中资行交易员感慨到，“下午明显感觉到结汇需求好像突然就没有了。” 针对20日的人民币表现，华侨银行驻新加坡经济学家谢栋铭表示，“中国妥协，人民币升值；中国强硬，人民币贬值，目前看这个公式还是成立的。”稍早前他也表示，中美贸易战隐忧浮现，人民币略贬值或是中国乐见的。 另外谢栋铭也表示，CFETS指数升破98关口，并刷新近27个月新高，这也被部分机构认为是做空人民币的时机。“汇率指数在98附近，对交易员来说，卖篮子比较合理。” 年初分析人士就曾表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名义有效汇率变动趋势推测，CFETS指数今年升至98左右或无碍整体稳定。 除了人民币大幅下跌之外，沪综指收盘亦大跌3.78%创近两年新低，并创逾四个月最大单日跌幅，中美贸易战升级冲击个股大面积跌停。 “今天市场暴跌还是来自于场内和场外的恐慌导致的。”开源证券分析师杨海表示，中美贸易争端升级，国内经济前景难以乐观，导致投资者对后市走势担忧加重。 增加弹性应对外部冲击 人民币汇率连续跌破关口，除了市场低估了中美贸易战的复杂性之外，也和人民币汇率弹性较低有关；而CFETS指数整体偏高，也要求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提高弹性，意味着在美元转为偏强背景下，要保持CFETS指数或者小幅偏弱，人民币就必须增加弹性来应对外部冲击。 “从我的观察看，美国经济活动仍然旺盛，短期感受不到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但一旦压力传回美国, 特朗普也没法再嘴硬，估计特朗普团队大约是有把握在中期选举前, 确保压力不显，”一外资行香港分行副总经理称。 分析人士也指出，7月6日中美就34亿美元商品进口关税相互征税行为很可能发生，如此可能进一步激发市场避险情绪。 招商银行李刘阳就表示，若美国继续在关税征收规模上加码，贸易战的深化将改变境内进出口商预期，并影响结售汇。叠加短期美元反弹，人民币有望在短期内继续回调。“过分主动担心影响分化的汇率预期，增加弹性，以不变应万变应该是最好的策略了。” 中国央行周二（19日）刊登工作论文再度表示，中国要加快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汇率浮动弹性，提高汇率波动容忍度，真正发挥汇率外部经济稳定器作用。（文章来源：路透中文网）
贸易战终将影响中国道路
【研究员】：
基本来看，美国采用强硬路线是中长期趋势，但是从商业角度反对强硬的声音也还有，比如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与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从美国财政部角度，一直对华相对温和，而商务部也希望控制贸易战范围，目前贸易战走向剧烈，看起来贸易代表话语权加大，但是这未必是不变的趋势。最后，值得注意的，特朗普和其内阁的决定权虽然绝大，最终还是要考虑国会力量，尤其中期选举在前，贸易战解决需要智慧。
6月15日，中国端午假期，不仅是世界杯足球飨宴，也是中美贸易战尖峰时刻。 在国内外猜疑声中，美国表示按照原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随之，中国商务部明确回应，表示中国将强有力回应，将采取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反制措施。 美国关税如约而至，中国如何应对？ 第一，中美仍旧有谈判空间。 先看美国条件。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声明，中国关税清单包含两个序列，第一批加征关税产品总计340亿美元，征税措施从7月6日开始生效，另外160亿美元商品仍在评估之中。根据其声明，最终名单包括1,102个产品系列，包括机器人、航空航天、工业机械和汽车，而手机和电视等消费品不在名单之内。 关税结果并不意外，意外倒是这次关税并不是马上实施，仍旧需要程序。虽然7月6日看起来很近，所以其实还有时间，也给双方进一步谈判预留了空间。 关于美国方面，应该厘清其思潮变迁。过去外界一直渲染特朗普积极计划对中国开征关税，其实现在情况不完全如此。特朗普不喜欢中国很多顺差，但是如果中国表示愿意做出改变，其实他是愿意谈判，很多信息显示他对于开征关税的态度表现得并不是那么情愿。 目前主张关税的核心人物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一直是强势鹰派。过去他就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没有兑换承诺，多次表达过不满，典型就是在2010年国会证词，呼吁行动的口吻很能代表美国的强硬思潮。 如今，他是那个主张撕开中美贸易中“创口贴”的人，关税就是露出的“皮肉”。 除他之外，美国官僚系统的跷跷板其实也在起反制作用。基本来看，美国采用强硬路线是中长期趋势，但是从商业角度反对强硬的声音也还有，比如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与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从美国财政部角度，一直对华相对温和，而商务部也希望控制贸易战范围，目前贸易战走向剧烈，看起来贸易代表话语权加大，但是这未必是不变的趋势。 最后，值得注意的，特朗普和其内阁的决定权虽然绝大，最终还是要考虑国会力量，尤其中期选举在前，贸易战解决需要智慧。 第二，中国如何应对？ 中国应对，当然是大家更为关心的话题。 目前发出声明来自中国商务部，其表示深表遗憾，“美方置双方已经形成的共识于不顾，反复无常，挑起贸易战。此举既损害双边利益，也破坏世界贸易秩序，对此中方坚决反对。” 更进一步，表示并不想打贸易战，“但面对美方损人不利已的短视行为，中方不得不予以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坚决捍卫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我们将立即出台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 无论刘鹤谈判还是罗斯来中国，中方给出的承诺都是相对优厚的，比如外媒报道承诺每年增加约7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进口。 但是这有前提，那就是要美国放弃征收新关税为前提。这大致是中方的底线，是保护出口，买东西买多少可以谈，但是贸易战不想打，不过如果有关税战，将会对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态度一直措辞表示得强硬，其实做法倒是以谈判为主，比如在商务部给出回应之后，国务院正式公布推动外资政策（《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在市场准入、投资便利化、投资促进、投资保护、区域布局、国家级开发区创新等方面给予措施。 这一应对相对务实。不过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表示出来的言语强硬误导民间判断，虽然决策权集中，但舆论压力也很可能限制政策空间。 第三、未来局势将会如何演变？ 未来中美之间贸易纠纷，不仅仅在于7月大限的关税，更在于彼此重新定位彼此关系，敌人还是朋友，伙伴还是对手？ 从民间视角而言，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方方面面，利弊并存，并不仅仅如有些朋友期待借助入世重启改革那么简单，也许对于消费者有利，但是对于生产者也意味着更大压力。2018年5月份经济数据并不好看，按照我的估算，下面两个季度可能会更难看，如果贸易战再“履约”开打，形势会更更难看。按照过去的惯性，政策刺激是难免的；不过2009年殷鉴不远，确定基本四万亿那种大规模刺激不会再有。如果是这样，贸易战将会进一步推低中国经济表现。 目前通过贸易战以及朝鲜问题等系列举措，特朗普的打法其实很明确的了，就是给出底线，强硬坚持，不断增加压力，但是如果对手给出好的回应，还是可以谈判，一系列举措背后，其实是对于美国实力的自信。 而中美实力的差距，当下基本可以明白厘清，对中国而言，能谈不打，能小打不大打，都是好事。 在计算之外，如何要看到更大格局？ 贸易战是经济事务，但不能就经济谈经济，更应该从外交、政治、历史等角度来审视贸易战，过去经验能带给我们什么？ 北京大学苏剑教授从军事战与经济战对比指出，贸易战和军事战争不太一样，军事战是以国家为单位打的，本国内各个阶层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贸易战在本国内各个阶层的利益是不一致，比如提高关税保护了美国企业，实际也伤害了美国老百姓的利益，“中国的企业和美国的消费者也成为了一条线上的蚂蚱。特朗普站在美国国家的角度打贸易战，结果它既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两条线上的蚂蚱之间的战争。” 如果说苏剑老师代表了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上升的乐观态度，当下局面也让人联想曾经的一战时刻。《枢纽》一书作者施展从凯恩斯对一战分析出发，强调在经济单元和政治单元不重合的前提下，经济问题引发的政治问题会造成巨大的后果，想办法去消除这种不重合是当下思考的方向。 中美贸易战经济只是表象，背后的实质包括了政治，而中美贸易战的提起和发生和中国国内政治层面的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是基本面，决定了未来走势。如何理解贸易战，本身就决定了贸易战的走势。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贸易战绝不仅仅是经济影响，也绝不仅仅是国际影响。放长视野来看，改革开放之后40年，中国经济一直在一条大致顺利的道路上狂飙猛进，其背后的实质，是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而这两者都离不开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贸秩序对中国事实上的友好与接纳态度。 说到底，首先，40年来技术进步的最大源泉来自中国产业链整合进国际经济合作网带来的技术转移，不论这种转移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加工贸易、山寨还是以市场换技术；其次，产业升级对内依赖急行军般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外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产能的接纳与国际分工网络对中国产业的衔接。这一过程中，中国将人力成本以及其他成本极低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整合了整个东南亚同一产业网中的所有国家，顺利成为世界工厂。 对美国而言，这一过程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美国经济本身也从中获利匪浅——前提是，中国经济模式不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的运作机制，中国在地缘政治战略方面不会成为美国的对手，否则，再大的经济利益都不足以说服美国（以及西方整体）“滋养”潜在的敌人。不幸的是，以莱特希泽为代表的强硬派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再认可中国以目前这种方式运行全球经贸关系对美国是利大于弊。这一判断，真正说明了美国对中国贸易战态度何以总是出乎意料的强硬。不得不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最大的变局，也是最大的挑战。
思想评论
CAR评论：为什么美国外交回不去了
【研究员】：
特朗普总统以前所未有且不可持续的方式回应了这些担忧，但这并非“无因的反叛”，而是基于现实情况的需要。特朗普政府的“解决方案”不可能持续，但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会恢复原状。美国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后冷战世界，以及他在新秩序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关于这个问题，美国也仍在思考和争论中。
在苏联解体20年之后，美国仍然在努力理解为成功所付出的代价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果。 冷战结束后，自鸣得意的胜利主义者和公众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精英产生了一种普遍的信心，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积极的，延续美国一直以来的政策既恰当又稳妥。从而形成的社会气氛是，美国的大多数公众很少关心政治，他们更关注于自身的家庭、工作或者其他个人利益。 美国公民较少关注政治的情况强化了冷战时期形成的共识，即将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交付给政治家和外交政策精英。这些外交官、军界人士、贸易专家等精英倾向于保持冷战时期使美国得以获胜的外交政策。此种政策选择意味着，美国要为维护国际自由秩序承担不成比例的责任。 这种自由秩序由所谓的“自由世界”发展而来，1991 年苏联解体以后扩展至数国家。这种趋势的内在不平等被美国公民忽视或接受，因为这被视为有助于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这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既稳定又可预测。 当然，有的国际关系行为体都喜欢或支持美国的目标和政策，但是他们可以预测并适应美国的外交决策。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要理解或者预测美国会做什么或者想要实现什么目标不再那么容易。 这令国际社会普遍感到不安，一些人希望美国政府可以尽快回归到之前的政策行为模式上来，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已经衰落，不再能为国际体系提供领导力和稳定性。在笔者看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可预测，但是不会简单地延续过去的外交政策。 对于目前美国外交政策的状态，无论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倾向于把绝大部分责任归咎于总统拒绝接受前任们所遵循的政策逻辑。特朗普自然是反建制的，但把其作为简单归因于背弃传统或无知，则是忽略了时代背景——即当今世界与二战后美国外交核心要素形成的时代已经截然不同，巩固那些政策的共识也不复存在，特朗普总统或任何继任者都不可能简单地回归到过去有效的外交政策之中。 恢复美国外交政策的明确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是一项紧迫但可实现的战略目标。而为21世纪的国际体系描述一个清晰的愿景，制定一套可行的战略，并形成新的共识以支持这一战略，则要困难得多。 美国外交政策延续性的支柱 曾经，在这个分裂和动荡的世界中，美国被认为是既稳定又可预测的堡垒。即使在美国国内政治动荡的时候，就像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那样，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保持了显著的稳定，其目标和手段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理解美国外交何以保持稳定，需要考察国际体系、美国的经济状况、社会状况，以及公众对政府的看法四个方面。 第一，国际体系。冷战期间，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系生存性竞争关系（existential rivalry）。对美国来说，这场无所不包的斗争及其后果是唯一最重要的安全关切，与此相比，其他一切都无足轻重。美国尽管有时在国内问题上分歧严重，对外交领域的某些具体对策和举措也有争议，但是尽一切所能避免在冷战中被打败和在核战争中被消灭的共识是深刻、广泛并且强烈的。 在美国看来，“自由世界”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竞争永无止境，必须通过战略威慑和缓和（关系）来加以管理。它通过优惠输出军火、市场、培训和技术的政策来加强与同盟国的关系，并吸引不结盟国家。这些政策工具和劝诱产生了理想的结果：战略稳定得以保持，盟国的繁荣与稳定得以加强，美国的繁荣得以促进。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有效性有助于外交政策免受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能够保持高度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使盟国安心并有效威慑对手。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美国国内将国家安全事务交付行政机构管理的共识，有利于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尽一切所能防止在冷战中失败——理查德•尼克松对中国的开放即是这一长期承诺的逻辑延伸。当尼克松和基辛格抓住机遇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限制苏联时，此举震惊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也令美国公众感到吃惊，但并没有在美国引起争论或反对。 1970年代末，卡特总统看到制约莫斯科的更好机会，即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使中国通过现代化建设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获得财富和实力。美国公众再次理解并赞同了这一战略逻辑。 概言之，尼克松和卡特的政策行为，是为了在与苏联的持久竞争中增强自身的权重，并为此进行了战术调整。如此概述美国的政策并不会降低中美和解并建交的重要性。美国为中国加入自由国际秩序而欢呼，政治家和外交人士宣说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这并不妨碍美国继续奉行二战结束以来的既定政策。 第二，美国经济状况与中产阶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大力投资教育、科研及基础设施，以对抗苏联在数量上的优势。这一政策工具催化了美国的技术领先，使美国企业在基于规则的“自由世界”经济秩序中保持活力与成功，也造就了投资者与工人共享利润的企业文化。 伴随经济的增长，数千万的美国家庭跻身中产阶级，他们购买住房，并不断改善自身的生活方式。美国的经济经历了正常的起起落落，但直到2000年，美国公众的生活还是美好的，并有希望会变得更好。在经济福利方面，联邦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似乎也运转良好。 经济繁荣增强了个人安全感。工作有保障，有能力购买住房并养活自己和孩子，并且相信未来孩子会比自己拥有更多的机会、财富和工作保障，这些状况和预期使美国公众普遍感到安全。虽然自动化和低技能的工作机会流向了海外，造成了短期的痛苦和失望，但是人们很快又在新兴的或正在发展的行业中找到了工作机会。未来看起来仍然很光明，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社会体系仍然运作良好。既然如此，也就没有必要更多地监督政策审议，或是寻求改变现状。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过于关注政治。 第三，美国社会状况。伴随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美国社会动荡也达到较高水平，变革美国内政的诉求愈加强烈，这与在外交政策上的稳定共识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正是繁荣的经济和有效的外交，为美国公众的一些诉求提供了安全边际，例如要求要求投票权，建立更好的社会公正体系，拥有更清洁的空气和水，促进老年人的健康保健，等等。 这一阶段，除了越南战争，即便最具分裂性的国内问题（如种族平等和公民权利），都没有产生国际影响。换句话说，美国公众可以通过上街游行或投票对政府施加压力，而不用担心这样做会危及美国的安全。抗议和示威广泛存在，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各方的情绪都很激烈。但是大多数分歧与党派无关。一些分歧是以阶层为基础的，另一些则是以地区为基础的，还有一些则是以经济逐利为原因。 第四，政府的表现。1950年至2000年间，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心远高于现在。他们信任政府在有关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上的决策，而美国成功避免了与苏联的冲突并最终在冷战中胜出，似乎也证明了政府是值得信任的。经济方面同样如此，政府的决策被认为是孕育了经济繁荣，为千万家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在社会领域，华盛顿通过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法案回应公众诉求，包括1963年的《清洁空气法》、1964 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1965年引入的医疗保险（高龄和残疾美国人的医疗保健），以及1972 年的《清洁水法》。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美国社会的一个广泛共识，即政治体系能够发挥作用。 至于越南战争，尽管没有达到很多人期待的程度，但美国军队到底是回国了。1973 年，美国国会在通过《战争权力法》，限制总统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发动战争的权力。 可以说，直到2000年，多数美国公众在多数时间、多数地点对国家经济形势感到基本满意，普遍认为政府运转良好，而政府为维持和平以及防止战略对手获胜所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些政策是有效的。对政府表现的普遍满意，产生了对政策连续性的固定偏好，这符合美国“不破就不修”的理念。 但是，到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为止，在所有这些领域的满意和信心已经大为减少，几乎濒临消失。 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新环境 冷战结束了。它的终结颠覆了美国过去50 年外交政策的主要逻辑。这种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过了很多年才被接受。更重要的是，技术变革和全球化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关于国际机制以及美国地位的假设。许多人们习以为常、以为会将影响到未来的事实，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发生在各个层面的变化，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汇聚，令观察者们感到迷惑、沮丧，甚至有时被误导。 过去30 年，国际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美国的角度来观察，大部分变化及其效应是积极正面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与苏联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竞争结束了，国际社会比以往更和平、更繁荣，政治问责制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开来；非国家行为体施行的恐怖主义，取代核战争成为美国最紧迫的安全关切；就冷战时期的最高优先目标而言，事态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对于美国及其盟国，以及美国所建立、维持和拓展的国际秩序的威胁大大减少了。 国际体系的融合和相互依存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得益于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秩序，越来越现代化和越来越繁荣的国家减少了对美国的保护和经济的依赖。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家的繁荣并没有以牺牲美国、美国企业或大多数美国公民的利益为代价。中国起飞将近40年，印度、巴西等经济提速也有25年了，美国经济占世界的份额仅仅下降了几个百分点，并且人均收入高于从前（原因是美国人口现在只占世界总人口的4.5%左右）。 美国社会经济仍然表现良好，但许多美国人的判断却发生了逆转，他们认为，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对美国公众而言，重要的是能够找到有意义、有回报的就业机会，使他们能够享受舒适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并为子女提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同时，社会的公平机制也很重要。一些人挣得比别人多，不是不能容忍，但前提是所有人都能够挣得足够舒适的生活，而且每个人都能获得公平的利益分配。 对于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来说，现行体系已不再向他们提供预期中的利益，甚至与他们的利益相左。而他们没有预想到这种结果。数据显示，美国工人的收入30年来基本停滞不前，而富人却愈加富有。少数人从中产阶级上层上升到富裕阶层，与此同时，大多数人的生活却处于日益紧张、乃至难以接受的境况之中。 美国工人的收入和期望值相悖，并不是过去十多年来唯一改变的事情。事实上，上述四个领域的现实和观感都与过去大不相同了。而所有这些变化，都在侵蚀或毁坏美国外交政策稳定性的支柱。 （一）国际体系。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虽然更繁荣、更和平，但也变得更加分裂和多样化。冷战虽然在许多方面是令人担忧和充满危险的，但两大集团的竞争却是明确而稳定的，某个国家是敌是友，抑或与安全无关，答案都是相当明确的。 此外，冷战期间安全和经济集团之间有着相当大的重叠，美国的盟友同时也是世界经济自由秩序的一员，而美国的敌人几乎不能进入美国的市场，获得美国的资本和技术。1978 年以后，中国在不是美国盟国的情况下成为这个经济秩序的一员。 上世纪90年代初，美苏互斥的两极格局带来的明确性开始消失。“自由世界”集团失去对手，成为仅存的群体，现在已经包含了几乎所有国家。对外关系在“朋友”和“敌人”之外，还出现了“亦敌亦友”的类别，经济关系则包含除了参与同一生产和供应链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多数国家。国际上的一切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管理。 此外，不断老化的国际机构正在失去效力，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发生在国际机制之外，国际问题的范畴扩大到传染病、人口贩运、温室气体排放等领域。开展多边业务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使得相关的劳工政策、税收政策和环境政策（包括其他因素）等成为影响美国国内经济的因素。而这些公司董事会（而非美国政府）的决策，决定了人们是获得还是失去工作的机会。 总之，苏联的解体削弱了美国关于国家安全的共识，人们开始质疑，是否仍需要延续原有的外交政策以威慑和击败已经不复存在的敌人。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盟友，变得越来越强，这也迫使华盛顿不得不重新评估并修正被认为是对战略伙伴更加有利的一些政策安排。 （二）美国经济状况与中产阶级。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在1980年代达到高位稳定的状态，此后基本停滞不前。工资增长趋于平缓，似乎是经济周期中的“正常”现象，一开始，这并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迫切关注，他们以为滞涨只会持续较短一段时期。但是，预期中的工资迟迟没有到来，终于酿成经济、政治上的不满。 美国的经济体量持续增长，但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富人愈加富裕，中产阶级的收入却停滞不前。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的差距日益明显，日益让人难以接受，美国公众要求政府对此采取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回应，国会通过立法给中产阶级减税，实际上却给巨富豪门带来了不成比例的好处，政策的效果可谓南辕北辙。2017年下半年，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出台了大规模减税政策，实际上加剧了美国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在美国经济体量增长的同时，增长的速度也在持续放缓。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如基础设施老化、教育和技术培训计划不足，以及来自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短平快的解决方案，有些责任在于个体，但总的说来，企业、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都难辞其咎，必须共同承担责任，并寻求解决方案。但在今天的美国，政治人物们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其他国家的不公平竞争和“不明智”的贸易协议，而不是承认美国政府没能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加以补救。 （三）美国社会状况。贫困和中产家庭的经济困境，是2016年美国大选的一个中心议题。但这只是令选民感到不满的部分原因。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这令许多人的经济困境变得难以忍受，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投票取向。目前，占人口1%的美国富人在国民收入中占据了非常大的份额，并且这一份额还在增长。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经济精英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拒绝进行可能损害其经济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改革。 （四）政府的表现。通常，多数美国人并不关心政治。这不是说他们冷漠或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是说他们对美国的政治运行有信心。正常情况下，美国公众将政策决策委托给政治人物，不会过多关注政治纷争，或是参与到改变政策或政府行为的行动中。但在非常情况下，当政策机制无法有效回应公众的诉求时，美国选民就会直截了当，通过选举投票更多地参与到政策决策过程中，而这就是2016年大选以来正在发生的情形。 2016年美国大选堪称“完美风暴”，根源在于选民对美国安全及外交政策是否仍明智有效、增长前景是否仍可预期，感到怀疑。对很多选民来说，不满情绪来自停滞的或者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以及对政府没能缓解很多社会问题的失望，他们认为美国的政策体系没有按照应有的模式运转。党派纷争在国会制造的政策僵局印证并强化了这种认知，继而加剧了选民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就像经典电影《网络》中，新闻主播霍华德•比尔（Howard Beale）所咆哮的那样——“我气疯了，我忍无可忍！” 美国公众对共和、民主两党的政治人物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都失去了信心。他们开始关注政治和政策争论，不再将外交和安全的决策权委托给外交政策的“专业人士”。也就是说，在外交政策精英们重新获得信任前，外交政策议题将被置于公众面前进行讨论，在各种议题领域间折中权衡，并充斥着由政治妥协而导致的各种矛盾。 美国外交政策变迁对亚洲的影响 正在美国发生的事，令很多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人们感到费解和担忧。美国人自己也感到困扰和迷惑，但多数美国人对未来还是有信心的，他们相信美国将战胜挑战，变得更团结、更强大。这是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在旁人看来可能是过于乐观了，但了解美国的人都知道，美国在历史上经历过类似的时期，而更强大了。 在亚洲，人们不认同美国人的乐观主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担心美国人解决内部分歧的方式不利于他们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让美国外交简单地回归到原有状态已经不可能。未来的美国外交及其与全球秩序的互动，将不同于过去这20多年。 这些变化对具体某个国家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将取决于这个国家自身的行为和反应，以及美国政府的决定。而要做出有效反应，这个国家需要准确把握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缘由，以及什么因素可能决定未来美国的优先事务和政策选择。 首先，激烈的政治争论代表的是活力，而不是衰落。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企业在全球收益中的占比甚至比30 年前更大，美国军队仍然没有对手，美国大学仍然为全球学子所追逐，精英人士也仍然渴望美国的“绿卡”。这是美国的基本面，如果在这上产生误判，会导致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评估，进而采取错误的应对，最终进退失据。 在亚洲，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正在衰落，国际政治的权力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崛起的中国那里。这种观点令人费解的地方在于，把国民生产总值等同于一个国家的总体实力、影响力和稳定性，并由此假设出一个权力的跷跷板，亦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崛起“证明”美国正在衰落。而衰落中的美国势必要阻止中国的崛起，进而将两国拖入冲突之中。有这种想法的人还会引申出许多疑虑，包括质疑美国履行其安全承诺的意志和能力，担心如果不能抢先适应中国的优势地位将会产生不利的经济后果，等等。 不难想见，政府官员们如果通过这样的逻辑来看待美国对亚洲事务的持续参与，势必会对变化中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负面的作用。因为未来美国寻求的变化将不仅取决于美国公众和决策者的偏好，也会受到亚洲各国的倡议和反应的影响。 其次，美国将继续深度参与亚洲事务。许多评论人士质疑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诚意和可持续性。多数这样的质疑肤浅得令人难以置信，它们盯着政策措辞不放，却忽视了事实本身。不论你怎样读解“再平衡”，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变的：美国正在并将持续深度参与亚洲地区事务。争论美国与过去某个时候比是参与得多了还是少了，又或者与美国对欧洲、中东或其他地区事务的参与做比较，就像争论一枚大头针上可以站几个天使一样是毫无意义的。 参与不是一个只有“开”和“关”二元选择，它始终是一个等级指标，区别在于参与程度的多少和参与的具体内容，但永远不会低于最低值。对奥巴马“再平衡”的质疑，或是对特朗普退出TPP长期后果的预估，都不应掩盖更为重要的一点，即美国对亚洲事务将保持深度参与的姿态。贸易往来、资金流动、生产及供应链、安全关切、大量亚裔美国人，以及许多其他“事实”，都将确保美国的持续深度参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形式将和过去几十年完全一样。 再次，美国的利益推动美国参与亚洲事务，而那些利益不包括：追求美国霸权，以及遏制中国。美国想要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繁荣，不是通过霸权的机制，而是寻求一种所有都能接受和奉行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将保持与一些国家更为亲密的关系，但不会将亚洲国家简单划分为盟友和对手两个阵营。 有人认为，美国的亚洲政策调整是为美中之间的竞争所驱动的。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一些作为美国不喜欢，但多数美国决策者仍寻求在某一共同的框架内管理这些分歧，而不是任由分歧发展成冷战式的分裂和敌对。美国大选中有关中国的言论应该被认真对待，因为这些言论反映了具体的、多是经济方面的美国公众的关切。不过，有头脑的美国人也应该明白，将美国内政和外交上的问题统统归咎于中国，是对现实的过度简化。例如，企业将生产转移出美国的决定，是由企业董事会及其首席执行官做出的，而不是中国政府要求这样。 最后，冷战结束已经20多年，但其遗产仍在塑造美国的观念和政策，包括保持与盟国不平等的关系，维持有争议的承诺，确保获得不再需要的战略资源。美国也继续着一些冷战时期的政策选择，比如向一些盟国提供单方面的安全保障，赋予总部在美国的企业更有利的市场准入，但这些做法可能已不再合适。这些政策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曾经惠及双方，与美国的各个方面已经交织在一起，所以不论是相关国家的官员还是美国的决策者都不愿意去做改变。但如上所述，2016年美国大选突显出的一些关切和态度，或明或暗地挑战了继续实行原有外交政策行为的基础。 特朗普总统以前所未有且不可持续的方式回应了这些担忧，但这并非“无因的反叛”，而是基于现实情况的需要。特朗普政府的“解决方案”不可能持续，但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会恢复原状。美国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后冷战世界，以及他在新秩序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关于这个问题，美国也仍在思考和争论中。
特朗普政府在以狂热方式“改造世界”
【研究员】：
一段时间以来，白宫振臂一呼，把美国国内的极端意识形态主义者、地缘政治强硬派和民粹主义者纠集到了一起，形成一个对外寻求公正的“想象共同体”。而美国踏实做事的企业家、商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精打细算过日子的家庭主妇们都要与全球的受害者一起，为那些人“改造世界”的狂热行动埋单。
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时间18日发出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10%关税的威胁后，19日全天，从亚洲到欧洲再到美洲，金融市场严重震荡，大部分国家的股市出现下跌甚至暴跌。真正的贸易战还没开打呢，目前尚处在发出威胁的阶段，但已经“哀鸿遍野”了。 始作俑者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政府。至于白宫为什么如此痴迷于征收关税，有一种分析认为，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减税了，要通过增征关税把减掉的那部分财政收入补回来，实现“税收平衡”。 但华盛顿却努力给它发动的贸易战寻找道德借口，美国政府星期二发布一篇报告，再次指责中国发动系统性的“经济侵略”。这样定义自然形成的中美民间贸易，已经成为白宫煽动美国社会支持其对华开展贸易战的一种方式。 一段时间以来，白宫振臂一呼，把美国国内的极端意识形态主义者、地缘政治强硬派和民粹主义者纠集到了一起，形成一个对外寻求公正的“想象共同体”。而美国踏实做事的企业家、商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精打细算过日子的家庭主妇们都要与全球的受害者一起，为那些人“改造世界”的狂热行动埋单。 美国已经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了，不仅GDP总量遥遥领先，人均GDP亦稳居世界前十，是大经济体中最高的，它的前面都是些袖珍小国。美国人过的好日子，按照综合水平来说，已经处在这个世界的极限位置上。但特朗普政府却告诉美国人民：你们被掠夺了，你们应当过得更好。 这种口号式的描述常常能掩盖真相。实际情况是，美国穷人的问题并非外部世界造成的，而是因为美国内部分配不均，财富越来越朝只占人口1%的富人集中。但是特朗普政府无力发动国内改革，就想通过多从外部世界捞钱来补美国内部的窟窿，以显示他们的高明。 白宫尤其骗美国民众说，对外发动贸易战是安全的，美国能够吓唬住一批国家，使它们乖乖接受美国加征的关税，以特殊方式向美国“纳贡”。美国还能轻易打败一批反抗者，以很小代价获得大量战利品。 但是全球股市的下跌反映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几乎没有人相信美国能够获得白宫许诺的那种胜利。人们的普遍预期是，如果白宫真像上周公布的清单那样，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那么中国一定会奋起反击，史无前例的贸易战就将全面打响。 投资者们还预期，如果华盛顿真如威胁的那样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更不可能忍气吞声，进一步的反击将会到来，世界经济终将大乱。 大家都看到，美国在发起一场将从中国到欧盟再到北美都深度卷入的世界贸易大战。人们的希望普遍寄托在“白宫在耍花招”“这些不过是一种叫价方式”等判断上。极少有人希望看到白宫动真格的，国际社会对贸易战一旦全面打起来将造成的严重后果充满担忧。 贸易战一旦开打将如何收场？人们从美国政府当下的态度中找不到任何答案。白宫给出的说法是：中国的损失将比美国大。但这是对中国的威胁，是白宫的闪烁其词。看来白宫就是寄希望于把中国的意志压垮，铤而走险成功，但从北京那边，看不到中国政府会配合白宫实现其野心勃勃计划的任何迹象。 除了给中美双方带来直接损失，贸易战还将会像破坏国际经济中的“万有引力”一样，造成谁都逃脱不掉的混乱，而且美国人将注定是最早一波的受害者。 美国将出现失业和通货膨胀，尽管中国也将面临同样问题，但中国的痛代替不了美国的痛。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知道，他们是被迫参与贸易战的，而美国人也知道，他们是因为白宫逞能使贸易战变假成真的。 接下来就要拼中美的承受力了。中国正义在手，政治稳定有体制性基础，经济的内需增长空间巨大。美国要击败这样的对手，谈何容易！（文章来源：环球时报）
经济动态
更加开放中国：分化和集聚带来机会
【研究员】：
乌鸡变凤凰或丑小鸭变天鹅，原本就是极小的成功概率，或几乎不会成功，对于这类“不确定性”的小概率事件，应该给予折价而非溢价。令人奇怪的是，这样浅显的道理，在A股市场上却要用27年的时间来领悟。因此，如今A股市场终于从“博傻”转变为博弈，从给不确定性溢价，到给不确定性折价。相信今后A股市场的估值理念会越来越接近于成熟市场，即给不确定性折价，给确定性溢价，给小公司相对低的PE和PB，给大公司的相对高的PE和PB。
大市值战胜中小创——2017是元年 记得从2016年第三季度开始，上证50指数的走势就明显强于创业板指数，并从第四季度出现了彼此背离的走势，于是市场开始叫嚷“新价值投资时代”。因此，2017年是大部分机构投资者扬眉吐气的一年，同时也是大部分散户垂头丧气的一年，很多股民从此不再自信，甘愿成为了基民。 事实上，几乎所有成熟市场的发展历程，都是一部绞杀散户史，而当前散户交易量占大头的市场，都无一例外地被称作新兴市场。因此，从新兴市场向成熟市场转型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如年初不少人预言2018年股市将出现“风格切换”，但时至今日，预期中的风切换并未出现。 从宏观的角度看，似乎并不支持“风格切换”。通过对2017年上市公司年报的汇总统计，发现中小市值公司净利润增加的同时，净现金流和经营性净现金流均出现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对规模以上企业利润的统计，发现国企的利润增速从2015年10月份见底回升，而私营企业的盈利增速则在低位持续徘徊，并在一年以后开始回落。 如今，国企的利润增速维持在30%以上，而私企只有10%左右。由于大型企业多属于国企，中小创多属于私企，因此，这张图大致也可以反映大企业的利润增速快于中小企业的企业。 此外，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增幅看，2017年只有6.8%，低于名义GDP增速，而非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增幅为10%。 总体来看，产业上段的利润要好于中下段，这从PPI和CPI的不同涨幅中也可以看出，产业上段的企业以大企业居多，如石化、钢铁、有色、电力等。这实际上反映了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大型企业，尤其是国企的优势，因为它们既有资源的定价权，又可以获得较低的融资成本。 相比之下，集中在产业中下段的中小民营企业要面临环保成本提高、原料成本上升、融资难和贵等困难，自然就竞争不过大型国企。 从全球看，500强企业多属于行业巨头，并且在行业中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如沃尔玛、壳牌、三星、西门子、大众、丰田、亚马逊、苹果等。尽管中国不少企业在全球500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绝大部分都是国家垄断为特征的国企。大部分国内制造企业在国内对应行业份额不高，更不用说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了。 这说明两点： 第一，今后独角兽类型的企业会不断增加，赢家通吃的格局会越来越明显，因此，大企业的发展空间比中小企业大； 第二，中国大企业目前市场份额不大，仍有提升空间。因此，在投资上应该“抓大放小”。 至于小标题提出2017年是“抓大放小”的元年，是因为从宏观层面看，大企业的提速似乎刚刚开始，中小企业的降速及优胜劣汰也开始不久。 下面会就此话题再深入讨论。 存量博弈时代——给“确定性”溢价 一年前，我首次提出中国经济步入存量主导时代，何谓存量主导呢？不是说没有增量了，而是当存量足够大了之后，增量对存量的影响越来越小。存量经济的特征，可以从人口增速到货币增速，从周期品到非周期品的产量和销量等多个方面体现出来。 前几天国家民政部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的社会服务报告，其中，结婚登记人口为301.7万，去年一季度为319.8万，同期减少了18万人；火化遗体数为140.2万，去年同期为122万，增加了18万。从短期看，这有点像“减量经济”了。此外，流动人口数量从2015年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下降，2017年，全国客流量也首次出现下降。 自2017年以来，M2增速出现了快速回落，过去20多年，M2增速平均达到18%，如今只有8%了。 如下面这张图反映了钢材、水泥、煤炭的产量都接近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能体现存量经济特征的数据还很多，如二手车交易量的两位数增长和新车销量的接近零增长；存量经济主导下，趋势性机会必然减少，如2015年6月之后，A股市场波动幅度大幅收窄，无论是上证综指还是创业板或上证50，基本都走L型。 在指数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个股的涨跌幅变化却是巨大的，如医药、食品板块中不少股票创出历史新高，但还有不少小市值股票连续10个跌停板。在2016年之前，占总市值5%的小市值股票经常上演乌鸡变凤凰的故事，累计的年化涨幅远超巴菲特的平均年收益率。如今，这样的故事很难继续下去了，因为存量博弈的特征就是此消彼长，增量博弈的结果往往是鸡犬升天。 例如，10年前白酒销量的增速超过30%，如今，白酒销量接近于零。因此，10年前什么酒厂都赚钱，10年后很多酒厂都经营不下去了；10年前高端消费群体都还习惯于浓香型白酒，10年后的今天，相信很一部分高端消费群体都只喝酱香型了。在低端白酒领域，牛栏山一枝独秀，市场份额不断提升，而其他白酒的份额就相应下降。 假如未来茅台和牛栏山分别在高端和低端领域的市场销售额将稳居第一，且份额不断提高的话，那么，就应该给它们更高的估值。类似的，如水泥行业、家电行业或者其他细分行业的龙头已基本确定，假如未来还能继续提升市场份额，则应该给予龙头公司更高的溢价，因为它们的未来龙头地位比较确定，作为理性的投资者，应该给确定性溢价。 那么，何谓确定性呢？我所指的“确定性”应该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但不限于这几种类型： 第一类，当然行业龙头公司，如2002年国泰君安研究所曾出版《未来蓝筹》，推出了30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即不管所处行业发展前景如何，龙头公司可以凭借市场份额的提高来获得超额收益。 第二类，长期维持较高ROE的公司，以证明这类公司可以跨越周期。如过去10年中至少有8年的ROE维持在10%甚至15%以上。我相信，大部分所谓高成长的企业都很难做到ROE长期维持在10%以上。能维持在15%以上ROE的，在美国基本上属于全球知名品牌类上市公司，如烟酒食品、服装及生活家居用品、国家管制的金融企业等，如银行保险。估计中国也是大同小异，只是品牌类相对少，管制类相对多。 第三类，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完善、主营业务很稳健的企业，不存在未来行业管制要放松、管理层发生大变动、补贴要取消等风险。 过去，散户对A股市场的具有很强的定价权，大家都喜欢讲故事，不喜欢讲估值。如炒地图时，号称“东有深圳，西有喀什”，或“南有茅台，北有皇台”，越偏远的上市公司，估值水平越高，因为越遥远，越朦胧，越不确定，想象空间越大。 如今，随着机构投资者规模的不断增加，市场也渐渐趋于理性。过去认为上市公司改变主业是乌鸡变凤凰的机会，估值水平可以提高；如今则认为改变主业是风险，股价要打折。在交易所成立28年来，第一个五年会给从单一经营向多元化经营的公司股价给予大幅溢价，因为那时处在短缺经济时代；第二个五年会对经营不下去的公司股价大幅溢价，因为这些公司必然会进行资产重组。 再之后呢，出现了网络股泡沫，概念股、题材股长盛不衰。但是，这些没有业绩支撑的股票，最终都会显露原形，股价回归到合理的估值水平。比如，有些带H股的中小市值A股，原先与对H股的溢价超过100%，但最终是A股向H股的股价靠拢，而非H股上涨。 乌鸡变凤凰或丑小鸭变天鹅，原本就是极小的成功概率，或几乎不会成功，对于这类“不确定性”的小概率事件，应该给予折价而非溢价。令人奇怪的是，这样浅显的道理，在A股市场上却要用27年的时间来领悟。因此，如今A股市场终于从“博傻”转变为博弈，从给不确定性溢价，到给不确定性折价。 相信今后A股市场的估值理念会越来越接近于成熟市场，即给不确定性折价，给确定性溢价，给小公司相对低的PE和PB，给大公司的相对高的PE和PB。 相信趋势的力量 过去，我研究并撰写过不少报告来解释为何小股票的估值水平可以更高，如分别从流动性溢价和信用溢价的角度来探讨风险溢价的合理性。如《A股高估值如之谜》《为何200倍市盈率的股票比20倍更有投资价值》等。但到了2017年，小市值股票高溢价的思维定势不再延续了，代表价值投资的理性趋势逐步形成。 或许你会质疑，大企业盈利增速的提高，是因为供给侧改革、环保以及国家对国企的扶持，如果国家没有给国有企业提供这些优厚条件，那么，这些企业未必能经营好。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可否认，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存在从社会资源到市场份额都向大企业集聚的结果或趋势。 如国内的BAT，应该说没有获得政府部门的多大支持，否则它们就不会到海外寻求上市了。但它们早已成长为国内乃至国际的巨无霸企业。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短期因素，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去产能和优胜劣汰过程加速，但也应该看到中长期趋势，如环保要求提高，行业为达到规模经济要求，加速整合。 数据表明，2017年大部分行业的集中度都得到了提升。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意味着行业进入门槛的抬高。过去行业的进入壁垒都很低，以养猪产业为例，过去农民养猪很普遍，散养户贡献的猪产量要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如今，随着环保成本、饲料成本及人工成本的上升，集约化养猪成为最经济的方式。 2014年以后，中国猪肉消费量开始下降，这也导致了养猪行业的产能过剩。因此，当存量经济特征越来越显现出来的时候，企业投资新行业的风险也越来越大，靠加杠杆赚钱的时代过去了——这与过去增量经济时代的投资模式迥然不同。 上周研究所内部培训，我对行业公司分析师说，大家今后要尝试撰写提出“卖出建议”公司研报。或者，分析师在推荐并看多所在行业的一组股票同时，也不妨推出一组“看空”的股票。因为既然存量经济下会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那就应该对某个存量博弈行业的股票同时提出“多空建议”。 行业集中度提升是一大趋势，监管制度更加完善、产业政策更加科学或是另一大趋势。过去资本市场存在较多的“监管套利”机会，如“壳资源”价格居高不下，定向增发等再融资规模也十分可观，套利空间很大，手段很多。这也是为何小市值A股估值水平长期偏高的客观原因。 2016年之后，随着监管制度的规范和严格执行，套利机会大大减少，壳价值大幅缩水。实际上，我国资本市场监管质量的提升，也是借鉴成熟市场的通常做法，未来监管理念与成熟市场的监管理念越来越接近，这是大势所趋。 就产业政策而言，它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非常大，如过去就有过国有企业的优先上市现象，如今则是独角兽企业优先上市现象。从未来看，注册制必然会推行，优先上市现象必然会消失。最近，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文件，宣布不再对光伏设备制造企业进行补贴，引发相关上市公司股价大幅下跌。今后，受补贴的行业一定会取消补贴，这意味着，补贴具有不确定性，对仍在接受补贴的上市公司而言，可能存在未来取消补贴的“不确定性折价”风险。 因此，从资本市场的发展轨迹看，我们正沿着成熟市场的发展轨迹，在曲折中潜行，趋势的力量之所以强大，因为它合乎逻辑。（文章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中国个税修正案利于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负提振消费
【研究员】：
“现在个人所得税法采用分类征收，不科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做法，这次调整为综合和分类相结合，初步建立了现代个人所得税制度，这是最大的进步。”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在这个框架下，对税率、费用扣除等进行优化调整；基础框架的转型，加上具体制度的建构调整，是此次修正案的亮点。
备受关注的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获实质进展，个税法修正案周二已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相较于前几次修法仅提高起征点，此次改革力度更进一步，不仅提高了起征点，还对部分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综合征税，并首次增加教育、医疗等专项附加扣除，同时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级距。 专家指出，此次个人所得税法修正，预计总体减税幅度应该不大，但从结构上看，中低收入群体税负降低较为明显，对消费有一定提振作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将分类征税调整为分类和综合征收结合，个税制度向更科学合理更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现在个人所得税法采用分类征收，不科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做法，这次调整为综合和分类相结合，初步建立了现代个人所得税制度，这是最大的进步。”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在这个框架下，对税率、费用扣除等进行优化调整；基础框架的转型，加上具体制度的建构调整，是此次修正案的亮点。 不过他也指出，和国际上比较，中国税改后综合征收的范围还是不够广，只是纳入了部分劳动所得，还有六种所得是分类征收的，而其他国家分类征收的一般一到两种，中国个税改革确实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中国之声”刊登财政部部长刘昆关于个税法修正案的说明指出，草案将个税起征点/免征额从3,500元/月提高5,000元/月（6万元/年），并增加规定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采用分类征税方式，将应税所得分为11类，实行不同征税办法。而个税修正法草案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四项劳动性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居民个人按年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对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以及其他所得，仍采用分类征税方式，按照规定分别计算个人所得税。 “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等专项附加扣除，是学界呼吁了很多年，也是比较合理的方式，目前细节还不清楚，比如抚养成本、房贷利息怎么确定，但起码朝着这个方向在推动，这是个积极的信号。”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表示。 他指出，这几年一直在提消费升级消费驱动，但事实上，人均收入弱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速，房价上涨居民加杠杆也在压制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对居民部门减税，有助于扩大消费信心，增加可支配收入。 “（税改）对消费会有一点点提振作用，但不足以影响大局。大家对未来预期不好，比如收入稳定性，还有挤压收入的生活费用，房租成本在上升。一方面消费升级喊得很凶，另一方面也看到对年轻人来说，高房价的压力下，消费有降级的趋势，这种情况不扭转对中国经济是很危险的，”王军称，“长期被视为稳定的消费推动力量，这几月是在减弱的。投资在减速，消费也在减速，中国经济未来挑战还是蛮大的。” 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两月持续放缓，5月同比增8.5%，创下2003年6月以来最低。分析师认为，由于统计口径的局限性，社消增速大幅回落或许并不能完全反应出真实水准，但整体消费增速持续低迷，亦不禁让人担忧未来经济下行压力可能加大。 此次个税法修正是中国个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第七次大修，中国自2006年1月将个税起征点从800元人民币调整为1,600元，2008年上调到2,000元，2011年9月1日起上调为3,500元，至今已过去近七年，其后调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不断。 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负 本次税改普通民众最关心的莫过于起征点的提高。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金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为3,500元/月，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草案将上述综合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6万元/年）。 而优化调整税率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刘昆介绍称，草案扩大了3%、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3%税率的级距扩大一倍，现行税率为10%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3%；大幅扩大10%税率的级距，现行税率为20%的所得，以及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10%；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20%；相应缩小25%税率的级距，30%、35%、45%这三档较高税率的级距保持不变。 “总体减税应当不大，结构上看，税率级距的调整，体现了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收。”施正文称，最高的三档级距没变，同时费用扣除又开始综合计税，对某些高收入群体，税负会适当加重，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 他指出，之所以说整体减税幅度不太大，首先是整体税率没变，仍是3-45%，级距变大对不同收入群体影响不同，前四级税率级距扩大，惠及中低收入群体；费用扣除的效果也因不同群体而存在差异；专项扣除是降税减负的利好措施，但标准还没出来，从目前情况看条件可能较为苛刻，扣除有限。 “（6万元/年）这一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前瞻性。按此标准并结合税率结构调整测算，取得工资、薪金等综合所得的纳税人，总体上税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特别是中等以下收入群体税负下降明显，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刘昆称。 他表示，这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旨在落实中央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决策部署，依法保障个人所得税改革顺利实施；修改工作坚持突出重点，对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不适应改革需要的内容进行修改，补充、完善保障改革实施所需内容。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今年两会期间介绍称，这次个人所得税改革至少有两大内涵，一个是提高起征点，会根据居民的基本生活消费水平的变化来确定，并且提出一个提高起征点的建议，一个政策性的建议。第二个内涵是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了专项扣除，而且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首先选择的重点就是子女教育、大病医疗，老百姓最急需最关切的。当然，还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最后具体确定专项扣除项目的规模和数目。 他指出，这次个人所得税改革还要改革完善征税模式，从现行的分类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模式，转化为建立起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会将一些劳动性的所得，比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等这些劳动性的所得，作为综合所得合并起来，然后再确定一个基本减除费用，大家称之为起征点，再进行征税。（文章来源：路透中文网）
政经观察
朝鲜宣布改革开放
【研究员】：
金正恩说，经济建设与核力量建设并举的战略路线提出的历史性任务得到光辉实现的今天，我们党面临着满怀胜利的信心，进一步加快革命的前进速度，早日迎来社会主义事业最后胜利的重大革命任务。金正恩说，要达到的斗争目标是在国家经济发展5年战略执行期间全面振兴国民经济稳定地走上上升轨道，进而建设自立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知识经济。
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20日在平壤举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指导会议。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 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各省、中央一级机关、各道、市、郡和主要工厂企业、机关、合作农场的党和行政干部，以及武力机关成员列席会议。 全会讨论了以下议题： 一、关于顺应革命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的要求，为更加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的任务 二、关于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带来革命性转变 三．组织问题 会议讨论了第一个议题。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就第一个议题作了报告。 金正恩说，为讨论决定根据革命发展的要求和当前形势，为占领社会主义建设的更高阶段目标的重大问题，召开了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金正恩指出，由于去年宣布完善国家核力量后朝鲜主动采取的行动和努力，全盘形势在有利于我国革命的方向发生剧变。并通报，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形成趋向紧张缓和与和平的新气流，在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金正恩强调，在不到5年的短暂期间内完美无缺地实现国家核力量建设——这一历史大业的奇迹般的胜利，是朝鲜劳动党的并举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唯有英雄的朝鲜人民才能成就的光辉胜利。通过贯彻并举路线的全党、全国、全民性的斗争，在经济建设中也取得了进展。 金正恩自豪地宣布，党中央2013年3月全会提出的关于经济建设与核力量建设并举的战略路线的各项历史性任务圆满完成。 金正恩说，由于我们党的并举路线取得胜利，我国人民为拥有维护和平的强大宝剑勒紧腰带艰苦奋斗的斗争圆满结束，我们的后代有了能够过上世上最尊严而幸福生活的可靠保证。 由于科学地、依次进行核开发的整个工序，还科学地进行运载打击手段的开发工作，核武器兵器化完结得到了检验。在此情况下，朝鲜不再需要进行任何核试验和中远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于是，北部核试验场也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金正恩阐明我们党要在自己的力量提升到自己要求的水平，能够可靠地保证国家和人民安全的基础上，根据人类共同的愿望和志向，为建设无核武器世界做出积极贡献的爱好和平的立场。 金正恩说，经济建设与核力量建设并举的战略路线提出的历史性任务得到光辉实现的今天，我们党面临着满怀胜利的信心，进一步加快革命的前进速度，早日迎来社会主义事业最后胜利的重大革命任务。 金正恩阐明，在朝鲜稳定地跃居世界一流政治思想强国、军事强国地位的当前阶段，全党全国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就是我们党的战略路线。要高举《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加快我国革命的前进！》的战斗口号，大力开展革命的总攻、经济建设大进军。
为实现新的战略路线的斗争的当前目标是，在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执行期间，所有工厂企业有力地响起生产正常化的轰隆声，每个农场田野迎来大丰收，使人民的笑声响彻全国。从长远上，要在高水平实现国民经济的主体化、现代化、信息化、科学化，使全体人民享受无所羡慕的富裕文明的生活。 金正恩就在党和国家的全盘工作中优先重视经济工作，为经济发展全部动员国家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潜力等为切实贯彻落实党的新的战略路线提出了任务和途径。 所有部门、所有单位要高举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口号，切实依靠科学技术不断增强自强力，掀起生产高潮和飞跃。 金正恩说，为切实贯彻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新的战略路线，要决定性地提高党组织的作用。内阁等经济指导机关要站稳经济工作的主人位置，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周密搞好部署和指挥。各部门、各单位要无条件服从内阁为贯彻党的经济政策的统一指挥。 会议就第一个议题进行讨论。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委员长崔龙海，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阁总理朴奉珠、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金正角进行发言。 会议就第一个议题一致通过多份决议。 决议书《关于宣布经济建设与核力量建设并举路线的伟大胜利》阐明了以下内容： 第一、庄严宣布在贯彻党的并举路线的斗争过程中，亚临界核试验、地下核试验、核武器小型化和轻量化、开发超大型核武器和运载手段工作依次完成，从而可靠地实现了核武器兵器化； 第二、自主体107（2018）年4月21日起停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为了透明地保证停止核试验，将废弃北部核试验场； 第三、停止核试验是为实现全世界核裁军的重要过程，朝鲜将汇合争取全面停止核试验的国际性的志向和努力； 第四、只要不受到核威胁或核挑衅，朝鲜将绝不使用核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转移核武器和核技术； 第五、将集中一切力量开展全部动员国家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划时代地提高人民生活的斗争； 第六、为营造有利于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维护朝鲜半岛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积极同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密切联系和进行对话。 决议书《适应革命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的要求，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阐明了以下内容： 第一、使党和国家全盘工作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此集中一切力量； 第二、在集中一切力量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斗争中，增强党和群众团体组织、政权机关、法律机构、武力机关的作用； 第三、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要经常掌握和总结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执行情况，保证决议彻底贯彻落实； 第四、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内阁要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全会决议提出的任务，采取法律、行政及工作措施。 会议讨论了第二个议题。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就第二个议题作了报告。 金正恩提到科学教育工作中带来革命性转变，指出第一个议题讨论的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离不开科学教育工作快速发展。 金正恩提及近年来我们党按照革命发展到更高阶段的要求，为搞活科学教育工作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取得了不少成就。并分析和总结了科教部门存在的缺点及其原因。 金正恩提出了《以科学突飞猛进，以教育保证未来！》的战略口号，并就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明确提出了任务和途径。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副委员长朴泰成，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平壤市委委员长金秀吉，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金承斗就第二个议题进行发言。 会议就第二个议题通过决议书《关于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带来革命性转变》。 会议讨论了第三个议题。 会议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补选金正角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议罢免和补选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补选党中央候补委员申永铁、孙哲珠、张吉成、金成男为党中央委员；补选金俊善、金昌鲜、郑荣国、李斗星为党中央委员。补选李善权、洪正得、石尚原、张吉龙、朴勋、高奇哲、安明建、高明哲、金鲜旭、洪万浩、金哲夏、金勇九、金铁龙、金日国为党中央候补委员。 会议罢免和补选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补选高铁万、崔成根为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在全会作了历史性结论。 金正恩说，这次全会宣布并举路线的胜利，并提出集中一切力量搞经济建设的路线，是在完成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大事。 七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要在并举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高举自力更生的旗帜，进一步加快朝鲜革命的前进速度，从而提前完成党的七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更高目标。 贯穿党的新的革命路线的根本核心、基本原则是自力更生。要将一如既往发挥自力更生、坚韧不拔的精神，打开繁荣的康庄大道，早日迎来美好的未来。 金正恩说，要达到的斗争目标是在国家经济发展5年战略执行期间全面振兴国民经济稳定地走上上升轨道，进而建设自立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知识经济。 金正恩强调，为切实贯彻落实党提出的新的革命路线，占领社会主义建设的更高目标，就要重视和发展科学和教育工作。 党的革命路线和方针要变为现实，就需要干部们做好思想准备、再接再厉，具备高强的业务能力，为使自己部门、自己单位的工作提升到党所希望的水平加倍努力奋斗。（文章来源：财经会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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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25 08: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