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房地产可能再不是托底中国经济的主力了》七部委联手整治中国楼市乱象、棚改货币化安置力度减弱、房企海外发债再受严监管，...最近针对中国房地产的一系列举措，显示即便在外界普遍预期中国经济下半年下行压力加大之际，楼市调控政策不松反紧，房地产可能再也不是托底中国经济的主力了。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调控措施，仍是因城施策大框架下的局部调整和纠偏，是对货币政策边际放松可能刺激楼市的提前预防，并非全面紧缩；而房地产市场下半年大概率放缓，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经济下行风险需消费提速来对冲。 《夹缝中求生的中国中产阶级：保守、自私与犬儒》中产阶层不得不疲于奔命，他们为生存而紧张、惶恐、惴惴不安，他们为保住饭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更严重的是价值观的崩溃。与物质上的窘迫相比，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崩溃，才是他们焦虑的真正原因。他们曾无比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奋斗能带来成功；他们强调法制化，需要权益与尊严得到保障；他们认可全球化，认可自由主义，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他们的价值获得最大体现；他们强调个人价值，强调生活质量，强调教育质量与公平。但是，目前的形势，正在逐一否定他们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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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房地产可能再不是托底中国经济的主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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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委联手整治中国楼市乱象、棚改货币化安置力度减弱、房企海外发债再受严监管，...最近针对中国房地产的一系列举措，显示即便在外界普遍预期中国经济下半年下行压力加大之际，楼市调控政策不松反紧，房地产可能再也不是托底中国经济的主力了。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调控措施，仍是因城施策大框架下的局部调整和纠偏，是对货币政策边际放松可能刺激楼市的提前预防，并非全面紧缩；而房地产市场下半年大概率放缓，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经济下行风险需消费提速来对冲。
七部委联手整治中国楼市乱象、棚改货币化安置力度减弱、房企海外发债再受严监管，...最近针对中国房地产的一系列举措，显示即便在外界普遍预期中国经济下半年下行压力加大之际，楼市调控政策不松反紧，房地产可能再也不是托底中国经济的主力了。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调控措施，仍是因城施策大框架下的局部调整和纠偏，是对货币政策边际放松可能刺激楼市的提前预防，并非全面紧缩；而房地产市场下半年大概率放缓，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经济下行风险需消费提速来对冲。 “哪怕经济下行也不能过于依赖房地产基建，如果因为减弱就开始刺激的话，那么就进入恶性循环了。”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表示，“现在可以接受慢一点的速度，（GDP）6.6%以上对于完成十三五目标没一点问题。” 他预计，下半年中国经济会弱一些，上半年消费有低估，大量活跃的服务消费没有体现在统计里，拖累商品消费的汽车，在进口关税正式下调后一部分人会结束观望，而且中国扩大内需有很大回旋余地，例如下一步各省市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细则，也是一个重要抓手。 而在政策上，央行已多次提示去杠杆力度节奏都会有所调整，上半年信用货币双紧的状况下半年预计会有改善；而财政政策继续支持小微企业，个人所得税调整也开始启动，这些措施均助力扩大内需。 中国上半年超预期的房地产表现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前五月10.2%的房地产投资增速远高于个位数的整体投资增速，而二线城市争相引进人才、摇号抢房助燃了楼市火爆的预期。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就在最新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目前依然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并未真正进入所谓的“新周期”，经济增长有重回依赖房地产发展的倾向。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等在报告中称，过去每一轮经济下行都会刺激地产，年初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4月政治局会议重提扩大内需，各地出台“抢人”政策，乃至小微企业定向降准，都曾被误读为再次放水刺激地产。 “但近期住建部等七部委对30个城市启动整治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国开行总行上收棚改融资审批权等，意味着地产调控政策只紧不松。”报告指出，在房贷利率持续上行的背景下，地产销售反弹注定昙花一现，6月以来地产销量较5月大幅回落，三四线城市回落幅度较大。 棚改货币化安置力度减弱 近两年中国推行棚改货币化安置后，三四线楼市掀起波澜壮阔的上涨行情，机构普遍预计去年货币化安置比例超过五成，而近日围绕国家开发银行CHDB.UL棚改项目审批权上收的讨论，凸显出市场对棚改力度减弱后三四线楼市走向的担忧。 路透此前从多位国开行人士处了解到，国开行分支行棚改项目审批权限和合同签订权限均已上收总行，新项目目前基本暂停审批，存量项目正常运作。 另据网传国开行人士称，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基本结束，后续棚改项目会规定货币化安置比例，具体政策目前还不明确。不过国开行之后澄清说明称，未授权任何人员参加电话会议并代表国家开发银行发表言论，有关言论不代表国家开发银行。 “楼市还是依旧火爆，二手房价一直在涨但市场没那么热了，一手房还是要找关系买，今年拆迁的以分房为主，购房券的形式好像很少。”东部某四线城市的张女士表示，现在是一拆一策？，有些支付拆迁费有些分房。 申万宏源研究的李虹在最新报告中称，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中，不再强调要继续推进货币化安置（15年是“继续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努力提高安置比例”，16年“继续因地制宜推进货币化安置”），当时就预计今年棚改货币化力度一定会逐步减少。 “我们认为棚改贷款收缩继而导致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下滑是不可避免的，这和目前房地产调控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尤其是考虑到最近两次降准后买房热情被再次激发市场需要进一步降温。”她写道。 过热城市续收紧 中国楼市过热城市最近也面临新一轮调控加码。住建部等七部委已决定下半年对30个城市开展对房地产市场乱象的专项整治，西安、长沙和杭州三城相继升级调控，均限制企业购房，并大幅提高安居型住房供应比例。 中国指数研究院表示，新一轮调控已经出现一个讯号：未来住房政策，一方面将弥补过去政策的漏洞，采取更为灵活多变的方式限制投机炒房行为；另一方面，政策层面也将更加注重刚需居民的居住需求，安居类住房供应、刚需家庭房源保障等相关政策将会陆续出台。 “下半年房地产调控大方向很难改变，还没有强有力的机制有效控制部分城市房价上涨，只能在目前调控格局下继续推进，有些方面会进一步加强。”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房地产调控应注意避免长期形成的思路，即主要针对需求，需求方面十八般兵器都用上了，供给方面却没有招。” 他称，关键还在于市场供求关系调节和预期管理。要在供给方面加以平衡，比如，重要城市的土地供给速度能否加快，能否支持城市资质比较好的开发商加快开发，未来土地供给能否提供计划来平抑市场不正确的预期，房价上涨快可能会追加供给等。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联合税务总局等七部委印发通知称，决定于7月初至12月底，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打击重点包括投机炒房、房地产“黑中介”、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虚假房地产广告等四个方面。住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专项行动会在年底之前扩大范围，全面开展乱象整治行动。（文章来源：路透晚报公众号）
多维观察
夹缝中求生的中国中产阶级：保守、自私与犬儒
【研究员】：
中产阶层不得不疲于奔命，他们为生存而紧张、惶恐、惴惴不安，他们为保住饭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更严重的是价值观的崩溃。与物质上的窘迫相比，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崩溃，才是他们焦虑的真正原因。他们曾无比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奋斗能带来成功；他们强调法制化，需要权益与尊严得到保障；他们认可全球化，认可自由主义，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他们的价值获得最大体现；他们强调个人价值，强调生活质量，强调教育质量与公平。但是，目前的形势，正在逐一否定他们的价值观。
美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2.25亿人踏入中产阶级，让中国执政者担心》。 在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中国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和中国社会制度的不“和谐”处，文章说：“中产阶级对现状是不甚满意的，他们担心养老；他们担心因病返贫；他们担心房产权得不到保证……” 虽然本文带着的一贯西方偏见让我不敢苟同，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一起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后，网上总会出现对中产阶层的嘲讽与批判声。人们期待的是事故能够成为中产阶层呼吁改革的契机，他们能够将公权力危机转化为对权力的约束与制衡、政治问责与公民权利，然而，几乎每一次事故都是以喧嚣始，以烂尾新闻终。 暂且撇开这个不谈，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中产阶层是谁？人们关于中产阶层的“改革想象”从何而来？为何中国中产阶层总是无法兑现人们寄予厚望的“改革想象”？ 目前学界并没有关于中产阶层的准确定义，但从几个不同的说法里，我们也不难归纳出中产阶层的基本特征：简言之，中产阶层是一个地域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员的集体，这个收入以瑞士信贷的说法是，拥有的财富（非年收入）在17.63万-176.3万元间。 在此基础上，中产阶层一般还具备这样一些共同特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从事脑力劳动、收入相对稳定，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产阶层也逐渐成为一种建立于经济物质基础之上的消费文化现象，比如追求更具格调和情趣的生活方式。 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增加了3850万人，而美国仅增加了1290万人，中国的中产阶级增长率为美国的3倍。 中国真的进入中产社会了吗？ 我们参考瑞信研究院的报告，以美国作为基准国家，按当地拥有5万—50万美元的财富标准(按2015年年中的价格计算)来界定中产阶层成年人。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虽然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但按绝对值计算却是全球最多，达1.09亿人，中国取代美国的（9200万人）成为全球第二富有的国家，此外日本家庭由于受汇率持续大幅贬值的影响，财富已下跌15%。 要成为中产阶级群体的一员，需要有多高的收入——年收入10万元、20万元还是30万元？按照《福布斯》杂志的定义，中国中产家庭，年收入应该在1万-6万美元之间。 权威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说法，则是9000美元至3.4万美元之间。而国家统计局2005年则将年收入6-50万元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人群，即中产阶级。 中国中产阶级及以上成年人所占比重仅为11.3%，远低于美国50%和日本的68.6%水平，甚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5.9%），这说明目前中国有近9成人口生活在中产阶级水平以下，还未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与“改革想象”？ 但经济与物质方面的诉求，并不能完全概括中产阶层。虽然马克思、韦伯、吐尔干等在论述阶级/阶层时看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相似的，任何阶层除了经济属性外，还有政治属性。 中产阶层也不例外。 在美国学者李普塞特（S.M. Lipset）看来，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在于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在《民主的一些先决性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一书中，他提出如下论据： 第一、中产阶层不仅学历较高，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而且由于其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通过媒体获取信息的能力方面都比较强，因此，他们不仅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有更多的理解和认识，对民主主义持有较强的亲和性，而且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高。 第二、中产阶层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着中产阶层的成长。 第三、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中产阶层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主流，并对扩大政治自由与权利，进一步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最终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力量。 第四、中产阶层的思想和行动相对理性稳健，在转型成功后又成为支撑民主政治安定而又成熟的重要力量。 也就是说，即便中产阶层里的每个人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拥有相对一致和稳定的共同价值观，比如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政治参与的追求，对底层的关怀、同情与敬畏，对社会责任的自觉和承担。追溯中产阶层发展史，中产阶层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这么说，中产阶层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器——比如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也是社会的稳定器——他们遵循的是理性的、循序渐进的变革方式，而不是采取狂飙突进、民粹狂热的革命手段。 中国中产阶层的“崩溃”和“犬儒” 不过，太多例子证明，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并不明显，他们经济上独立政治上不独立，在很多时候，只是纯粹的经济动物和生活动物。 譬如，奶粉出现问题了，他们不是争取食品安全的权利，而是走向代购之路；疫苗出现问题了，他们不是要求追责到底，而是想法设法到香港打疫苗；面对权力腐败与潜规则，他们不是争取规则的透明、权利的公平，而是希望自己在潜规则中获得优势…… 他们没有对正义的终极追求，只要灾难不是降临在自己头上就好。 可以说，中产阶层呈现出保守、自私与犬儒，是一种普遍现象。 无奈还是悲哀？ 为何如此？一方面，中国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并非牢不可破，相反，中产阶层面临的是随时下坠的风险。 一场股灾、一座房子、一场大病就可以消灭一个中产，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是房奴、卡奴也是孩奴，何况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知识不断贬值的大语境下，他们随时有失业的风险，但社会能够提供的保障几近没有。 中产阶层不得不疲于奔命，他们为生存而紧张、惶恐、惴惴不安，他们为保住饭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 更严重的是价值观的崩溃。 与物质上的窘迫相比，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崩溃，才是他们焦虑的真正原因。他们曾无比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奋斗能带来成功；他们强调法制化，需要权益与尊严得到保障；他们认可全球化，认可自由主义，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他们的价值获得最大体现；他们强调个人价值，强调生活质量，强调教育质量与公平。但是，目前的形势，正在逐一否定他们的价值观。 深圳著名作家钟二毛表示，“中国的中产阶级硬件达到了欧美中产的标准，但不能说中产，我把他们叫‘小中产’。”为此，钟二毛写了一部小说，题目就是《小中产》，讲述中产只是“黄粱一梦”。“中国中产阶级没有安全感与幸福感，这源于社会的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政策的不连贯性。比如说政策上，股市今年上半年的熔断机制，有钱都变成没钱。还有最近的延长退休，关于养老的一些担忧。”钟二毛说。 灾难降临，欲苟且而不得。 很多自私和犬儒的中产阶层，只想着小富即安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的，“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 金钱、消费与物质，使他们的注意力从公共事务上转移。 中国的中产阶层狂热地热爱星巴克、苹果产品、日本樱花与马桶、登山与跑步，这种“文化区隔”不仅给了他们自由（财务自由）与体面的幻觉，也让他们与底层分隔开来，这提醒着他们：即便处境不好，但我们的小日子还是不错的，不要有那么多怨言啦！ 然而，在没有约束的权力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不是所有的灾难，都为中产阶层留下一条逃亡的安全通道。 国产奶粉不可靠，你不反抗，你想着反正可以买进口奶粉，孰料连进口奶粉都有假；疫苗事故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你不反抗，你想可以到香港打疫苗，但现在香港不欢迎了…… 而更遗憾的是，有些灾难似乎更青睐中产阶层。 你辛辛苦苦攒钱买了房子，安了家，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让这一切毁于一旦；你在小孩教育方面殚精竭虑地投入，贷款买了昂贵的学区房，但你不敢想象，学校与“毒地”竟然只有一街之隔，你不过是去机场接亲戚，没想到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而窒息…… 很多人选择了移民 十年前，富豪阶层的投资移民是移民的主力，而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成为了移民大军的中坚力量。一个社会最可怕的不是金字塔尖那些拥有巨大财富的人想要移民，而是中产阶级想要离开，他们带走的不但是金钱，更是一个社会改良的希望，世道变坏，就是从中产阶级移民潮开始的。 但绝大多数不能移民的中产阶层呢？ 杨绛先生去世在网络上引起了知识精英关于“知识分子是否有权利保持沉默”的讨论，其实深刻地折射了说与不说之间的困境：勇敢说“不”有用吗？当说“不”意味着下坠的风险、恐吓与报复，你是否能够坚守？如果沉默是每个人的选择，那么我们能指望谁来打破这万马齐喑？ 我不知道。随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想象，许许多多新的中产阶层在不久的未来将会诞生。（文章来源：微博；文章作者：朗朗乾坤看如何为非作歹）
排队离婚、落户、上天台，所有人都在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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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澜不惊的水面之下，中国的经济却经历着一场胶着之战。三驾马车有哑火之势，房地产一枝独秀。在去杠杆的关键时刻，那位从不按常理出牌的美国总统发起了贸易战，叠加美元的加息周期，明斯基时刻似乎越来越近。其实，经过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中国人早已养成了一种处变不惊的心态。但面对这种深深的不确定性，所有阶层还是陷入一种诡异不清的焦虑感当中。这个月，中国同时出现了三支排队的队伍，富人在深圳排队离婚，中产阶级在天津排队落户，还有存在段子与自嘲里的一支队伍——穷人赌球输了排队上天台。
中国同时出现了三支排队的队伍，富人在深圳排队离婚，中产阶级在天津排队落户，还有存在段子里的一支队伍——穷人赌球输了排队上天台。 2018年6月，历史上极为普通的一个月。 中国的南方刚刚经历一场大暴雨，多辆小轿车发动机报废。 975万名考生走进教室，以00后的身份接受人生第一次大考。 前央视名嘴与中国最火的女明星陷入阴阳合同的罗生门中，舆论热度盖过了邻国领导人不同寻常的三度来访。 就在股市上一片残血如虹的时候，世界杯如期开打，中国足球队毫无悬念地又做起了场下观众。 比起钢铁枪炮的极端时代，今年6月的中国一如既往得平常。热闹与八卦交织而行，一切事物都在既定的轨道下运行。 在波澜不惊的水面之下，中国的经济却经历着一场胶着之战。三驾马车有哑火之势，房地产一枝独秀。在去杠杆的关键时刻，那位从不按常理出牌的美国总统发起了贸易战，叠加美元的加息周期，明斯基时刻似乎越来越近。 其实，经过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中国人早已养成了一种处变不惊的心态。但面对这种深深的不确定性，所有阶层还是陷入一种诡异不清的焦虑感当中。 这个月，中国同时出现了三支排队的队伍，富人在深圳排队离婚，中产阶级在天津排队落户，还有存在段子与自嘲里的一支队伍——穷人赌球输了排队上天台。 你问他们排队在干什么，他们会说是在赌明天！ 6月22日，深圳的土豪都在冒雨排队离婚。这些人心平气和，办完手续还会回家接孩子放学。一女子还因过了号急得大哭…… 一大早，深圳南山区婚姻登记处排起长队 夫妻感情破裂是假，腾出购房指标是真。在此前一天，深圳第三个摇号楼盘华润城公布了销售方案，每平8.5万，由于限价造成的一二手房价倒挂，抢到一套就能爆赚几百万。 开盘的住宅只有稀缺的700多套，最严限购下，很多土豪都没有了购房指标，只好钻起政策漏洞，假装离婚套出一个购房名额。那天深圳刚好下起暴雨，千万身价的土豪全部在淋雨排队。 “上回双玺5000万蹲，这次华润1000万淋雨” 富人这么拼，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前几年，中国开动印钞票机，央行连年放水，一针针的鸡血刺激了经济繁荣，导致产能过剩，泡沫堆积。国家出手大出清，债汇股三杀，金融恐慌若隐若现。在这风雨飘摇之际，还有什么能够比入手一套豪宅更令人安心？ 战世囤黄金，现世囤地产。淋个雨，蹲个角算什么，关键是我上亿的资产能躲过经济周期的大洗劫。房子会折旧，底下的地皮不会。 而且时间越长越稀缺，越久越值钱。任你通货再膨胀，反正我也跟着涨。难道你没看到，美利坚的房子捱过了次贷危机，价格又恢复到了危机前的高峰吗？ 没有哪一年的难关，像今天这样如此令人迷茫。 过去，不管世界爆发多少次周期性衰退，中国都能扛得住，即便是遭遇半个地球的制裁，国人也有独步天下的自信，经济一定会向好发展。如今增长乏力，硬着陆的风险悬在眼前。 原本国家保护独角兽，推出CDR，就是想让A股像美股一样连年慢牛，虚拟经济也能反哺实体。结果富士康一路绿灯，小米摩拳擦掌却不管用，A股刚以千股跌停的姿势祭奠股灾3周年。 唯独房价是越调越诡异，好像能抗住一切打压。富人们排队离婚，就是在赌房地产不会崩盘，管你日本人也曾一夜回到二十年前。 真是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有房在手，心中不慌！ 一线城市容不下肉体，三四线城市容不下灵魂。 原以为30万人涌津门只是昙花一现，没想到全国中产阶级的炽热目光无疑聚焦到这，就再也移不开了。 6月23日，这天距离天津退出“海河英才计划”、大幅度降低落户门槛已经一个多月了，河西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门口还是早早就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队伍。 当日艳阳高照，为了不让这些未来的天津人累着，服务中心抬出了一把把太阳伞。有些人是开车从北京、河北、山东赶来的，他们拿着时下最新的苹果手机，背着价格不菲的包包。但光线的外表下，尽是一颗焦虑的心。 中产阶级是不容易的。祖辈刚推翻三座旧大山，他们又面临三座新大山---教育、医疗、养老。身体与钱包，无一不被掏空。 前有寡头垄断创业异常艰难，一不小心就被抄袭滚蛋，后有上市公司无股不质押，违约潮频发，说不准哪天就真的炸雷，老板失联回家种田。 在这一轮去杠杆的大棒下，巨额的债务已从国家转移到了居民手中。中产阶层，许多人都欠了一屁股债，不敢大肆花钱。所以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就创下历史最低水平。 好不容易攒了点钱，放到哪里又都是雷，区块链、ICO、善林金融、云联惠，各类骗局变着花样出现。 这辈子都别指望财务自由了。吾辈干不成的事情，留着儿子总成吧！中产阶级深知读书时性价比最高的投资，高考是最给人希望的一条路。 很多人排队落户，就是奔着天津的高考天堂来的：985高校录取率全国第一、211录取率全国第三、一本录取率25.02%，真是眯着眼睛都能上好大学，根本不用开外挂。 由于两年之内不把集体户口落到房子上可能就要返回原籍，他们甚至准备在当地再买一套房。能不能培养出下一个马化腾不好说，至少不让下一代被收了智商税啊。 被跟我说什么天津就快跌出强二线，也别跟我扯什么政府债务高台垒筑到令人担忧，一大型国有银行已禁止其分支机构向天津发放新贷款。我才不管天津有没有未来，我只是借它赌明天而已。 富人排队离婚，三两年就可以看到收益。而中产阶级的希望全在孩子上，最快二三十年才能看到未来。人与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这几天，全国的高楼在各种段子中都狠狠刷了一遍存在感。哪里的楼最高，哪里的阳台不上锁，隐形贫困人口的内心都跟明镜式的。 世界杯一开赛，他们就抛弃了101女团小姐姐，卷起袖子加入赌球的狂欢中。显然，比起辛苦“搬砖”，赌球更有翻身做主人的魔力。 这年头，手里没钱的人心里的不平衡感太强了，富人用钱生钱的速度，远远快过我们用体力生擒的速度。618那天，我憋了半年的劲终于可以“薅羊毛”了，一整夜的时间都在对比几双鞋的优劣，但有人却用1250万拿下南太平洋上一座珊瑚礁小岛，眼睛都不眨一下。 炒房致富路是别指望了，我炒个球总可以吧。上个安卓市场，下个足球APP，摁摁手指头选个球队，几秒钟的时间，财富的闸门就仿佛洞然大开。国家去杠杆，他们疯狂加杠杆，赢了海边别墅，大不了输了就上天台嘛。 只是这球场如战场，风云莫测，踢球的人都感染了大洋彼岸那位领导人的毛病，不按常理出牌。县级人口数量的冰岛逼平阿根廷，德国不敌墨西哥……还能不能给个活路啊？ 冷门连爆使得网上刮起各种跳楼视频龙卷风，四川绵阳的，江苏扬州的，海南海口的，这些惊悚画面真真假假一时难以验证各种段子四起，仿佛输球的人排队上天台。这虽然不是真实的，但也充分反映了这群人的一种情绪：大伙输的实在太惨了！ 这群喊着排队上天台的人，逃离了终将衰退的家乡，躲过驱逐低端产业人口的大运动，避开了传销团伙的魔抓，但或许偏偏就是绕不过阶层固化以及随时会坠崖的宿命。 看着楼上这些明晃晃的身影，那些忍住没出手的围观群众自鸣得意：“大家别在赌球了，世界杯根本就是一个骗局，哪有大半夜还有太阳的，根本就是之前录好的录像。” 的确，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这个时代也像一艘巨轮，正因高速航行在怒涛翻滚的洋面上，也就产生了难以避免的颠簸。 工作不好找，海龟游不动；以前踏踏实实干实业，卖饮料，造家电，产些饲料也能出一个个首富，如今辛辛苦苦干一年，利润还不如卖一套房。 从入世到申奥，中国的经济一路向上，赶英、超德、追日的豪气不在话下。如今则走到了瓶颈地带，一个混沌不清的十字路口。日本人的财富能够一夜回到二十年前，中国人会吗？ 正因为不确定性，所有人都在赌未来。这个月中国之所以会同时出现三支队伍，穿透到底都是资本惹的祸。 富人排队离婚，是为钱寻找出路的问题；中产阶级排队落户，是为下一代寻找出路的问题；段子中的穷人排队跳楼，是为人生寻找出路的问题。 庆幸的是，防范系统性风险已经上升为第一要务。国家筑高墙，广积粮，防止灰犀牛来袭。 或许正是由于不相信奇迹的永恒性，我们才能生活的更好。（文章来源：陆家嘴金融人微信订阅号）
形势分析
从文化差异看中美贸易冲突
【研究员】：
在过去的数月中，中美“贸易战”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贸易冲突开始以来，我们看到了各种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进行的分析。诚然，大国角力的政治戏码与全球经济的风云浪潮固然与贸易战兴覆密不可分。我们或许还可以设问：当下的中美贸易冲突真的仅仅是政治与经济两种“气候”催生的么？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否其他原因虽然表面上并不左右纷争，但却默默为其推波助澜？
在过去的数月中，中美“贸易战”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贸易冲突开始以来，我们看到了各种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进行的分析。诚然，大国角力的政治戏码与全球经济的风云浪潮固然与贸易战兴覆密不可分。我们或许还可以设问：当下的中美贸易冲突真的仅仅是政治与经济两种“气候”催生的么？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否其他原因虽然表面上并不左右纷争，但却默默为其推波助澜？ 作为在西方研究跨文化管理的一员，笔者认为这场大张旗鼓的贸易战背后中美两国霄壤之别的文化差异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虽然不一定能解释这次起伏更迭的冲突之全部，但与经济、政治这些风云变幻的外部表象所不同的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差，恰恰因为它在我们生活中的无往不在而易被熟视无睹。拨开政经疑云，或许可以借助文化维度理论（cultural dimension theory），从文化差异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揭示这场贸易冲突的一些鲜为人道之面。 为什么美国认为自己一直在“吃亏”：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对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曾开展了一项涉及全球的问卷调查，提出了日后颇具影响的文化维度理论来描述多样文化间纷繁复杂的差异：其中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分庭抗礼或许最广为人知。此后浩如烟海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调查，都反复表明中美文化在这一主要维度上呈现截然相反的特征。或许正是这一差异所塑造的民族性格和社会价值观，催生了中美对于贸易逆顺差状况不同的直觉反应。 美国文化极为强调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独立的自我构念（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s），它与强调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和互依自我构念（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的中国文化截然不同。长期浸润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人习惯于把个体感受当做决定态度和行为的最主要因素而代代相传，个体主义作为一种处世哲学被全社会奉为圭臬。扣动这场贸易战扳机的美国决策当局正是由这样一群深植于个体主义和独立自我构念的文化土壤中的人士所组成。组织行为学的一个经典发现也表明当群体由高度同质化的个体构成的时候，个人的思维模式会在群体决策中被进一步放大甚至极端化。也就是说，当一个政府的决策机构由一群笃信个体主义的人组成时，它的决策过程越强调“民主程序”、越“海纳百川”，决策的结果往往越容易反映出更加强烈的个体主义倾向。 与此同时，文化是个体习惯的群体化呈现，这一过度强调个体感受的思维在宏观层面也自然而然让美国的决策当局和领导人形成了过分聚焦美国一国在双边贸易中处境的思维模式，继而造成了目中无“他国”，过度关注所谓“美国的利益和感受”。此外，对于个体独立性近乎痴迷的追求使得美国的决策当局有时很难清晰全面地认识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的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e)。当美国人觉得自己的国家并没有在贸易这场“游戏”中得到“结果分配”的优势时，他们更容易觉得这一切是不公平的（unfair）。对于美国而言，这种所谓不公平的贸易状态代表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冲突。因而一场直截了当的“贸易战”在美国执政者眼中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项。 反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传统文化，人们习惯于将自我定义在与群体和他者的关系中。自我的意志与感受往往并不是决定动机与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有时甚至还需要被置之不理；任何行为可能给他者带来的影响和后果都是必须深思熟虑的要义。有趣的是，这一集体主义和互依的自我构念恰恰和国际贸易互惠互利的内在逻辑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和吻合度。此外，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思维模式融入文化DNA的时候，和某一个国家之间暂时的贸易逆差状态并不意味着必然的敌对与冲突；暂时的贸易顺差也不代表着对他者的征服与自己的胜利。如此，这样的文化基因也在潜移默化中让中国人更倾向于相信“任何贸易战都只可能两败俱伤”。 为什么美国不在乎主动挑起中美贸易争端？：刚性与柔性的碰撞 在文化维度理论中，另一个可用于区分中美文化的主要维度是刚性与柔性。以美国社会为代表，“刚性文化”（masculinity）的主导价值包括尚武冒进和争强好胜。与之相反，中国传统所代表的 “柔性文化”(femininity) 则更关注社群和谐与道德伦理，崇尚积极入世的精神。 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国在先进制造业方面的领先地位和在国际秩序的主导状态都受到了来自“东方巨龙”中国的强力挑战。美国及它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中的刚性化使得美国政府和其背后千千万万的精英阶层将这种挑战的最终归宿直截了当地圈定为不可避免的大国间冲突。这一心态近年来集中体现在美国主流政治学界对所谓修昔底德斯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大肆渲染。这位古希腊历史学家对雅典与斯巴达两个城邦间长达三十年的战争所做的定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的大国，战争与冲突因此无可避免”）在此后的千年中几乎成为西方世界认识与理解国际关系的“铁律”。面对中国多方面的强势崛起，长久以来所积累的刚性文化基因让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天然地沉浸在战鼓擂擂的氛围中。贸易作为经济发展中最直观的环节之一，往往成为氤氲宣泄这种冲突斗阵气氛的最前线，好战冒进的刚性文化因而也让发动贸易战成为美国处理中美贸易“失衡”现状的“简单粗暴”方式。 反观中国，贯穿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儒”“道”两家都强调温柔敦厚、以柔克刚的柔性文化内核。中国的传统文化因而一直积极倡导社会和谐的观念，与人亲善的价值。“君子和而不同”的儒家理念在千年的传承中掷地有声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和谐的崇尚。常常被习近平总书记挂在嘴边的、春秋古籍《司马法》中“国虽大，好战必亡”这一名句更是时时刻刻警醒治国者要以和为贵，莫轻言征战。以这样的文化视角观之，任何贸易纠纷都不过是大国交往中最正常不过的小风微浪，不值得、也不应当成为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中的绊脚石或拦路虎。 为什么特朗普会经常变脸：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之冲突 结合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相关数据，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研究团队对文化维度理论进行了扩充，认为长期取向（long term orientation）和短期取向（short term orientation）是另一个区分不同文化的重要维度。这一维度刻画了一个民族对于长远和近期利益权衡之价值观。今天用其来观察中美文化差异似乎特别适用。 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常常具有短期取向文化的特点，更侧重于过去与现在。政策抉择也往往受短期选举影响。即便竞选时各个政党会拿“将来”作为标杆，胜选后难免聚焦眼前的利益而较少考虑未来的变化。这样的文化促使美国在发动贸易战时难免过度关注以往贸易中的逆差，极少考虑贸易战可能存在的长远震荡，更为关注短期内能够带给国家的现实经济和政治利益。在贸易战的烽烟四起后，这种立足短期取向的文化也使得美国会对一时一刻的利益得失更为敏感；政策的风向标也因此忽东忽西、经常变脸。当短期利益得到阶段性满足时则鸣金收兵；当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或受到新的（或更大的）压力时又再擂战鼓。整个局势让人有扑朔迷离，反复无常之感。反之，以中国为代表的长期取向的文化习惯于面向未来，未雨绸缪，防微杜渐，韬光养晦。对待变化着的风云，人们更倾向以动态、长远的观点观察。这样的文化促使中国政府即使身处这场贸易战的烽火之中，仍更着眼于长远的稳定与发展，处变不惊，力图彻底搭建一个互信互助的平台。 展望未来：超越差异 面对未来可能长期存在的贸易冲突，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理解文化差异或许可以为减缓摩擦提供一些启示。简单而言，在贸易磋商和谈判中，中国可以针对上文讨论的美国文化特点入手： 首先，基于美国文化强调独立自我构念而非互依性的特点，中国的获利或许可以被容忍，但是美国的失落则断然无法被接受（特朗普竞选口号“让美国再一次伟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而可以借鉴心理学中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以美国的利益框架进行表述。侧重强调美国对于中国的依赖和贸易互补性来“好言相劝”也许既不能让美国准确接受，更有可能适得其反，加速矛盾的升级。 第二，面对以刚性文化为内核的美国，重申贸易休战与和谐相处的价值也许沦为“对牛弹琴”。反之，能让其在某些领域适度感觉到胜利的甜头或许更对症下药。特别是在知识产权等同样使中国在未来收益的领域做出适当调整会让彼此海阔天空。 第三，理解美国文化的短期价值取向，中国可以将谈判所涉及的得失筹码尽量放在中短期时间框架下呈现。长远而言，时间站在中国的一侧，但重点是让美国在短期内依然觉得自己的地位坚不可摧。 显然，中国和世界的交往融合在伴随着各自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途径之后，今日已经进入了文化碰撞的时代，文化的差异无疑是我们看待和理解一些“非典型性”经济与贸易摩擦的望远镜。虽然6月3日，中方就中美经贸磋商发表声明，宣告“双方就落实两国在华盛顿的共识，在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良好沟通，取得了积极的、具体的进展，相关细节有待双方最终确认”；但15日中方又宣告，鉴于美方的出尔反尔，“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几乎回到磋商的原点似乎表明了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热化和长期性，其实也体现了中外文化差异的显现化和复杂性。 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份子，在看待和分析这场贸易摩擦时，当然希望不仅能够认清中美之间诸多的文化差异，更应该认识到在这些差异之外，作为两个伟大的民族，我们身上存在着更多“人之为人”的共同点。中美两国人民对于富足和睦的生活亦有着共同的美好追求。希望这份“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期盼能够成为中美贸易关系和全球发展道路上的一盏明灯，驱散误解与敌意，点亮长期共荣共存的未来。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似乎会伴随特朗普的整个任期，但终将如中国领导人所说，“太平洋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文章来源：胡肖然-伦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博士候选人）
内需放缓考验中国去杠杆决心
【研究员】：
最新宽松措施说明，中国央行正寻求将适度刺激与企业去杠杆化和结构化改革相结合。中国央行表示，将从“降准”获得5000亿元人民币注资的大型银行，必须将这些资金用于旨在削减大型国有企业债务的债转股计划。对于将获得剩余2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小银行，这些资金应该被用于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这些企业为中国经济贡献大部分产出和就业，却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分析师们表示，这些要求将难以执行，因为注资扩大货币供应量，而监管机构无法轻易监测银行如何部署资金。
中国政策制定者终结对刺激措施上瘾的决心面临考验，18个月来的降低风险行动开始影响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战的鼓声越来越响。 尽管关税威胁主导着头条新闻，但分析师们表示，内需不断放缓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尽管有关税威胁言论，但今年以来中国出口保持强劲，截至5月增长13%，高于2017年8%的增幅。 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新建筑、机械和基础设施支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驱动因素）在今年头五个月的年度增速是自至少1995年以来最缓慢的。同时零售额增长速度降至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本周触及六个月低位，而上证综指(Shanghai Composite)在6月份下跌10%。 上周末，中国人民银行(PBoC)下调了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释放7000亿元人民币（合1060亿美元）用于新增贷款和投资。 中国央行坚称，货币政策仍是“稳健中性”的，但降低存准率是一系列微妙宽松举措（包括以其他形式向经济体系注资）中的最新动作。 “宏观经济政策永远不可能搞绝对主义，”光大证券(Everbright Securities)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去杠杆化政策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实用性。从外部来看，贸易存在风险，而在内部，信贷增长相当缓慢。经济的下行压力相当大。” 中国领导层已承诺将风险控制和增长质量置于短期刺激措施之上，此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监督组织到党内领导人，各方就债务增加和投资浪费的风险发出了越来越尖锐的警告。 但在过去10年中，当削减债务与经济增长目标发生冲突时，政策制定者就会放弃这些优先任务。 在过去18个月里，他们能够在去杠杆化方面取得进展，尽管经济增长保持惊人的韧性，但分析师们表示，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政府背景的智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本周发布一份报告，警告债券违约、人民币贬值、流动性紧张、美联储(Fed)加息以及中美贸易紧张相结合，可能引发恐慌。 报告称，“我们认为，目前中国极有可能出现金融恐慌。” 股市下跌是一个迹象，表明当地投资者担心经济增长放缓，而且尽管有“降准”措施，他们仍不相信当局将出台重大刺激措施来提供救济。 华盛顿的批评人士可能将人民币走低视为北京方面的贸易攻击。但分析师们表示，这主要反映了美元上涨以及市场担忧美国关税对中国贸易顺差的潜在影响。 的确，中国央行周三似乎为了支持人民币而干预汇市，此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六个月来首次跌破1美元兑6.6元人民币水平。中国央行很可能会对人民币跌势失控感到不安，因为那将再度引燃北京方面在2015年和2016年竭力遏制的资本外逃。 “我不认为中国会将汇率作为武器，”麦格理资本(Macquarie Capital)经济学家胡伟俊(Larry Hu)表示。 “美元价值是人民币的锚，但如果目的变成贸易战中的报复，那就没有锚，贬值预期可能会像2015年那样自我强化。那对中国央行来说是最糟糕的情景。” 分析师认为，经济增长放缓有很大一部分是政策的结果。随着中央政府整治失控的借款，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支出急剧下降，导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北京策纬咨询公司(Trivium)经济学家安德鲁•波尔克(Andrew Polk)表示：“疲弱的数据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支出疲弱驱动的，那是（中央政府政策）造成的另一个情况。所以他们不可能太意外。” 最新宽松措施说明，中国央行正寻求将适度刺激与企业去杠杆化和结构化改革相结合。 中国央行表示，将从“降准”获得5000亿元人民币注资的大型银行，必须将这些资金用于旨在削减大型国有企业债务的债转股计划。 对于将获得剩余2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小银行，这些资金应该被用于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这些企业为中国经济贡献大部分产出和就业，却难以获得银行贷款。 分析师们表示，这些要求将难以执行，因为注资扩大货币供应量，而监管机构无法轻易监测银行如何部署资金。 但当前政策仍与2009年至2010年、以及2014年至2016年期间的那种大力度刺激相差甚远。那种刺激将要求削减基准利率，并全面放松非正式的放贷额度。 “去杠杆化仍是今年的首要任务，”麦格理资本常驻香港的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写道。 “很明显，中国人民银行不希望发出过于强烈的宽松信号。因此，它将此次降准称为‘定向降准’，面向‘债转股’和‘支持小微企业’。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使用‘宽松’这个词还为时过早。”（文章来源：英国《金融时报》；文章作者：吴佳柏 ）
深层参考
话语权之争，中国有机会打翻身仗
【研究员】：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在一些议题上屡被西方舆论批评，在“讲好中国故事”、提高自身国际话语权方面面临困扰。其中当然有技术层面的主客观原因，比如传媒力量的失衡、对外话语的失范等，但也因为西方对中西在道义诉求上的不同侧重进行“刻板印象式”鼓噪和宣传，比如中国一直强调实践层面的公正、发展，但西方为了高举自由、民主大旗，非要夸大中西在道义诉求上的不同，甚至搞成对立。但特朗普的上台，一时间混淆了这一界限分明的格局，不少西方国家忙于围剿特朗普的“大嘴”或对他的一些措施作出应对;在捍卫以自由贸易、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全球秩序问题上，很多国家也与中国找到了共同话语。
如果对近两年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进行一个统计，就会发现，它们对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领导人——美国总统的批评明显增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比如修墙、退群、打贸易战等，无不遭到国际舆论强烈批评。也因如此，在国际话语权方面一贯强势的美国开始面临窘境。 在维护国际道义基础上提升话语权 道义是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虽然国际社会中依然存在强权横行的现象，但各国、各民族间经过无数经验与教训而形成的朴素共识仍然是公理，比如要互助合作，而不能以邻为壑;要遵信守义，而不是反复无常;要尊重弱小，不搞“老子天下第一”那种蛮横套路。美国纵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说打谁就打谁”的威慑力，可一旦触犯了这些底线，也不免词穷口拙。 客观地看，美国在话语权问题上的态势变化，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机遇。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舆论忙于“围剿”特朗普，更因为美国的所作所为，反衬出中国一系列政策正好切合国际社会的利益：特朗普到处“退群”，中国却在维持和促进多边合作机制、捍卫全球化;特朗普宣称“美国第一”，中国却在推动旨在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许中国还有种种不足，西方一些人还会继续寻找各种借口指责中国、甚至夸大所谓“中国威胁”，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个被贸易保护主义困扰、政治安全热点仍然丛生的世界，更需要中国这样的声音和作为，而不是那种“特朗普式”的态度和做法。 在维护国际道义的基础上提升自身话语权，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秩序与公义很多时候要靠大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加以维护。鼓励大国把自身利益诉求与国际社会的切身需要结合起来，利用大国对话语权的诉求，去倡导国际社会期待的道义，这是造福世界的现实途径。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在一些议题上屡被西方舆论批评，在“讲好中国故事”、提高自身国际话语权方面面临困扰。其中当然有技术层面的主客观原因，比如传媒力量的失衡、对外话语的失范等，但也因为西方对中西在道义诉求上的不同侧重进行“刻板印象式”鼓噪和宣传，比如中国一直强调实践层面的公正、发展，但西方为了高举自由、民主大旗，非要夸大中西在道义诉求上的不同，甚至搞成对立。但特朗普的上台，一时间混淆了这一界限分明的格局，不少西方国家忙于围剿特朗普的“大嘴”或对他的一些措施作出应对;在捍卫以自由贸易、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全球秩序问题上，很多国家也与中国找到了共同话语。 谋求提升话语权的持久动力 可以说，现在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方面，遇到了一个意外机遇。但要想更好地抓住这一机遇，特别是化特朗普的“神助攻”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持续动力，可能还需以下意识与努力： 第一，要充分意识到机遇的相对性与暂时性。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获得这样的机遇，当然与我们的努力分不开，但在当前阶段，更大的原因是来自美国做得更差了。对此我们应有清楚认知，对于做得不好的仍要反思，对需要改变的仍要提高，不可在大好机遇下掩己之过，甚至放大缺点，用一些不合时宜的手段去争取话语权。 而且，历史给中国的这次机遇可能不会太长。特朗普不管执政一任还是两任，但他终究会成为美国前总统。一旦特朗普卸任而“特朗普现象”不再，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美国媒体与政府可能会再次团结起来，继续保持西方的国际话语权优势。 第二，要更加坚持中国与多数国家历来倡导、因特朗普的失范而突出的国际道义价值，使其成为指引国际社会前进的共时性价值和原则，比如全球化、自由贸易等。 这些价值如空气一样支撑着国际社会的运行，如果不面临失去它的风险就感觉不到它的宝贵。在特朗普上台前，世界各国视之若常，正因如此，一直珍惜与捍卫它的主要参与者中国并未受到国际社会额外的关注，直到特朗普政府让他们面临“失去空气的危险”。要避免这种危险加剧，就须大力弘扬这些“空气”的价值，并让全世界充分意识到这些“空气”的脆弱性。同时，不能允许一些国家在“特朗普危机”过后重新对它们视若无物，在话语层面对中国过河拆桥、重新敲打。 第三，塑造新的国际道义高地，引导中西走出价值对立及其伴随的话语对立。从长远看，中国的话语权优势不应只建构在反击西方话语霸权的基础之上，这种思维归根到底是对抗性的，不能持久。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优势只能以更广泛的共同价值为基础，走沟通中西的道路。 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成为中国外交的主旋律，这些理念所内含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使其完全可成为未来中国话语权的价值基础。目前的关键是，在一个国家间竞争与对立仍然盛行的世界，如何使之成为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且可追求的价值与话语。在这方面，中国的政策设计者与研究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文章来源：环球时报；文章作者：李开盛）
中国经济“脱虚向实”究竟难在哪儿?
【研究员】：
政府部门包括国家和地方两级。从中央到地方，从央企到地方国企各个层面，都成立了很多创新类大基金，但很难破解“风险厌恶型”的运作方式。例如，现在各种国有基金或母基金都关注头部项目（即最被看好、预期获得投资收益最快最多的少数项目），但中小民营项目难以融到资。这不利于创投市场的发育和发挥作用，同时抑制了民营项目的成长。而作为推动经济“脱虚向实”、动能转化主力军的地方政府，则需要付出真金白银，特别是在创新企业发展初期，主要还是靠地方政府财政返还、资金奖励或土地优惠等措施进行扶持。
产能过剩是经济脱实向虚的根本原因 随着货币规模的不断膨胀，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现象早就发生了。 例如，在2012年1月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就已经提出“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2012年是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第二年，产能过剩现象已经非常明显，M2规模是GDP的1.8倍，PPI出现持续负增长。因此，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主要原因是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为了阻止经济增速下行，又不得不通过加杠杆方式来拉动投资。但是，由于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下降，而资本又是逐利的，于是不断就流向金融与地产领域，导致这些领域的泡沫泛起。 我们发现，中国加入世贸后，中国的PPI与美国PPI（制造业品口径）完全接轨，但2012年后中美PPI的走势却出现了分叉，即美国继续上升并走平至2015年，中国则出现了近5年的下跌。显然，全球经济增速的下行，并不能解释中国PPI所出现的更为明显的回落。而出口额占全部工业产出比重急剧回落，更说明了中国产能扩张之迅猛。 中美PPI分叉表明国内产能过剩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但为何明知产能过剩，却还要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呢？这可能与地方政府GDP考核的政绩观有关。如2012年年中宝钢和武钢的两大巨额投资项目在广东和广西双双获批，给已经过剩的钢铁产能又雪上加霜。 因此，中国的产能过剩从2012年以后变得更加显性化了，实体部门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使得资金进一步流向虚拟经济中，如2013年商品房销售额大幅上升，创下历史新高。 金融收紧与实体经济转型之间的“时滞”——导致脱虚向实受阻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去杠杆”一直是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去年“去杠杆”更是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也是为了防范于未然，提前化解风险。 结构主义经济学曾提出一个基本观点：“特定产业的停滞是经济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也是健康有益的；正因为衰退部门的资源释放，才有资源涌入正处于扩张阶段的、更加健康的经济部门。” 这个观点在当前时点上显得特别有现实意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去杠杆”，初衷也是为了抑制资金在虚拟部门的空转，推动资源从虚拟经济转向实体经济，实现“脱虚向实”。但在资源转移的过程中，有一个变量，或许被忽视了，那就是“时滞”。 以金融行业为代表的虚拟部门往往是快变量，能够根据经济形势、政策风向的变动，快速做出反应。而以产业为代表的实体部门往往是个慢变量，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反应，这就导致虚拟经济变动与实体经济响应之间存在“时滞”。 从长期来看，确实需要引导资源“脱虚向实”；但从短期来看，实体部门与虚拟部门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的组合；短期去杠杆导致了金融紧缩，但需要把握节奏，否则在推动金融去杠杆、虚拟部门“缩水”的同时，也会引发慢变量的实体经济同步“脱水”。 以史为鉴：日本为何失去20年 从“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开始，美国对欧洲盟友和日本开展援助，帮助重建基础工业。上世纪50-60年代，日本实行“技术吸收战略”，着力引进美国先进科学技术，由于日本应用研究相对发达，对来自美国的基础研究进行吸收、消化和创新之后，日本则成为美国在制造业领域中的强劲对手。 到70年代，日本的钢铁、汽车工业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竞争压力。特别是西欧、日本的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对美国制造业造成严重威胁，美国对本国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逐步萎缩，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明显降低，从1976年开始，美国进口已经大于出口，而且逆差逐步加大，1985年，逆差已经达到1.484亿美元，到80年代末，美国占世界钢铁总产量的份额已经下跌为10%左右。 与之相对应的是，1980年~1985年间，日本贸易收支顺差增长呈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日本贸易收支顺差的过快增长，引发了日美贸易失衡。事实上，1985年2月，日元升值就已经开始了，而在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不过是加快这一升值的进程而已。在产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升值，带来了国际热钱的流入，再加上日本过快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便利了国际投机资本的进出，日本流动性过剩局面开始加剧。 80年代末，伴随着日元升值，日本工业出现了衰落，这与其工资水平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有关，这也是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共性，如到80年代末，日本制造业的小时工资达到15美元，与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相当。这就给中国工业发展和出口的强势崛起带来了机会。 日本国内制造业为了寻求低工资，向亚洲加速转移。制造业生产大规模外移，严重打击了私人部门对国内投资的热情，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并且，从1969-1989年间，日本三次对外投资高潮期来观察，重点领域也发生了变化，第一阶段转移的劳动密集型的纺织行业，第二阶段是化学、钢铁产业，第三阶段作为技术密集型的机械、电机等行业也出现了大规模转移。 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会，中泰证券研究所 当日本的企业发现产业升级困难，实体投资渠道不通畅，而资本投资甚至投机，能够带来更大收益时，更多的资金开始转向股票、房地产市场，由此带来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1989年，日本央行开始加息，地产泡沫破灭，在前期加杠杆过程中，大量流入地产、金融的信贷，成为不良贷款，不良率大幅度攀升。因此，过紧的金融“去杠杆”，如果未考虑实体经济这一慢变量，就会导致经济增速出现大幅滑落。 在日元升值和经济泡沫的背后，其实是日本新旧产业转换出现大问题。经济泡沫掩盖了产业严重空心化和转型失败的问题。在泡沫滋生过程中，产业空心化不断加剧，而泡沫破裂后，发现实体产业的优势已经大大削弱，这或许才引发了日本进入“失去的20年”。 中国产业也有向外转移趋势 当前中国产业向外转移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也有些类似之处。例如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趋势比较明显，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逐步走高，同比增速也保持在较高水平。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根据商务部统计，2018年1~5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的298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8.5%，连续七个月保持增长。这与我国制定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密切相关，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资本输出国。 而从出口情况来观察，也能侧面印证整个制造业产能的转移，例如观察中国与越南货物贸易出口增速的走势，就可以发现，早在2010年中国出口总额的同比增速已经低于越南。例如纺织等具体产业，向海外转移的迹象也早就出现。 早在2014年，国内纺织业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建立超过2600家纺织服装生产、贸易和产品设计企业，其中大多数分布在亚洲。2004年到2015年，国内约有200家服装企业在东南亚建设了生产车间。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动能略显不足 由于2018年起，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每月制造业投资的具体数额，但民间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制造业投资的走势，2018年以来，民间投资有所见底，但回升势头并不稳固。另外，从金属切削机床和集成电路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增速来观察，中国实体经济转型的迹象仍不明显。
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回升并不稳固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部分新兴产业的产量增速出现回落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新兴产业往往都属于高风险行业，其发展有赖于创业投资等金融支持。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以主办银行为主的金融体制，难以支撑高风险新兴产业的发展。当前中国也有类似其情况，创新始终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方向，即使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资源流向创新部门就已经存在一定的瓶颈，因为大资金往往流向风险较低的项目；对于风险较大的项目，往往都是社会资本回避的对象。 政府推进经济脱虚向实时面临两难境地 政府部门包括国家和地方两级。从中央到地方，从央企到地方国企各个层面，都成立了很多创新类大基金，但很难破解“风险厌恶型”的运作方式。 例如，现在各种国有基金或母基金都关注头部项目（即最被看好、预期获得投资收益最快最多的少数项目），但中小民营项目难以融到资。这不利于创投市场的发育和发挥作用，同时抑制了民营项目的成长。 而作为推动经济“脱虚向实”、动能转化主力军的地方政府，则需要付出真金白银，特别是在创新企业发展初期，主要还是靠地方政府财政返还、资金奖励或土地优惠等措施进行扶持。 但如今地方财政状况面临压力，也可能传导至动能转换。通过对比全国31个省市2017年和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数据就可以发现，传统收入大户均在降速，例如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北京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要么持平要么下降，尤其是上海2017年的增速较2016年大幅回落了近7个百分点，这或与上海高度服务化的产业结构相关。 而这些传统大户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区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只有上述六个省市的R&D经费在全国占比超过6%，这六个省市R&D经费加总后接近全国的60%，面对收入降速的局面，或许会传导到动能转换上。 而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较2016年提速的区域，则集中在山西、新疆等资源密集型大省，根据山西公布的数据，“煤焦冶电”四大行业完成的税收占全部税收额的53%，增收额占全部税收增收额的63%，拉动全省财政收入增长12.4个百分点，这或许也得归功于环保限产带来的上游价格回升，可山西R&D经费支出在全国的占比仅有0.8%。 资料来源：2016~2017年各省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下年财政预算的报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再下一层的地方政府或许还饿着肚子。例如前期发生的湖南耒阳拖欠公务员工资事件，也反映出地方财政已经面临极为严峻的压力。通过梳理湖南省内30个重点县级单位，发现包括耒阳在内，接近一半的县级单位，2017年的财政收入负增长，范围较2016年大幅扩大。本来就已经是“吃饭财政”的地方政府，如何还能拿出钱来支持新旧动能转换呢？‌‌ 资料来源：WIND，湖南各县级单位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下年财政预算的报告，中泰证券研究所（注：表中均为县级单位，如长沙县、衡阳县） 小结 如果说2012年之后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脱实向虚迹象，这表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已经开始下降，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已面临转型需求。随着脱实向虚现象愈演愈烈，进一步表明全社会杠杆率水平在提升，资产泡沫在扩大。因此，经济向虚比较容易实现，但经济再要脱虚向实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因为这要求实体经济能够给予巨量资本满意的回报。 实体经济要提高投资回报率，就需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也就是要让高端制造业形成一定规模，可以与发达经济体抗衡。日本在90年初金融泡沫破灭之前，其经济转型已经成功，制造业实际上已经可以与美国抗衡了。但中国只是成为一个世界工厂不久后，经济就有点脱实向虚的趋势了。 预计中国脱虚向实的进程还很漫长，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金融防风险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系，经济崛起与贸易平衡的国际关系，金融开放与资本输出的关系，等等。 总之，中国经济如果能够实现脱虚向实，那么，这就意味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也就避免跨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成为高收入国家。（文章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文章作者：李迅雷、杨畅）
思想评论
郑永年：美国拿什么对中国发动冷战？
【研究员】：
地缘政治的变迁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些年大家都在讨论中美两国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领导的研究小组所发现的，自150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经历了16次主要的权力转移，即从一个大国转移到另一个大国，有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避免了战争。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的概率是相当高的。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中国提出了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导向，目标就是要有意识地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要避免这个陷阱，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美国开始贸易战，意图通过贸易战来拖慢甚至遏止中国的崛起。不过，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以往，有能力和美国较量。说穿了，冷战总比热战好。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最为矛盾，其对华政策是在矛盾中制定，也是在矛盾中实施下去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国力仍然弱小，并且在对付苏联方面，中国是和美国站在一起的，美国总体上对中国抱非常积极的看法。 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对华基本上在“接触”与“接触+围堵”之间。到小布什政府，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开始在如何围堵中国方面下功夫。但不巧，“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美国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中美两国勉强地找到了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敌人”，即恐怖主义。 到奥巴马政府，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策略，在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咄咄逼人。在国际经济上，奥巴马强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要继续保持其“书写规则”的权利，而绝不容许中国拥有这份权利。 的确，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员，是最大的贸易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会很快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让美国异常忧虑甚至恐惧，因为这些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改写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的过程。 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如此恐惧呢？简单地说，美国这几年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三个冷战判断，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尽管对中国来说，这几个判断是完全错误和带偏见的，但这些判断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则是确定的。 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 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的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对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 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变化，西方一直抱有希望。在1980年代，西方相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会演变成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制度国家。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西方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但90年代以来，邓小平所实施的一些重要举措，缓解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西方认为，这些方面的变化构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在胡锦涛时代，西方趋向于接受当时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发展过程，即党内民主在先，社会民主在后。 但近年来，西方在这个方面的希望消失得很快。西方的一些精英一方面理解中共十八大以后的集权，因为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反腐败或是党内反寡头政治，都需要权力集中，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这些促成中国走上了一条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概括地说，当西方看到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权威主义”趋于永久化。对西方来说，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仿照中国的体制。在西方看来，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和最大的“威胁”。 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混合经济模式”。不过，西方简单地把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80年代，西方相信中国会从计划经济转型到自由市场经济，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观点了。近年来，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 今天西方所认定的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 一、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 二、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 三、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在西方看来，正如苏联经济模式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最大威胁，今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 第三，对所谓的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 主要表现在西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冷战式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的言论可以视为是西方国家态度的变化。 在2018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位外长指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目前中国是唯一拥有，而且坚定实现全球性地缘政治目标的国家”，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这位外长还警告欧洲被中国和俄罗斯分化的危险。 紧接着，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警告中国，认为中国不应对巴尔干国家的投资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早先对“一带一路”持积极的态度，但现在立场出现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仅限于德国，而是相当普遍。 美国本来就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国务卿蒂勒森在被特朗普解职之前，到处说中国是“新帝国主义”。美国现任国防部长更是在各个场合把中国“塑造”成“新扩张主义”，似乎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霸权。 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对中国来说，绝对不可以忽视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对中国的这三个判断。历史地看，所有国家的重大外交决策，就是建立在对时代和其他国家的判断之上的。实际上，这三个判断基本上也是冷战前美国对苏联的判断。 细读一下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在1946年发出的8000字电文，其核心就是这样的判断。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还是盟友，但因为有这样的判断，两国很快就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 一、围堵和遏止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 二、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 三、改变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 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用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既然西方没有能力围堵遏止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将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和中国进行一场新的冷战，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止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以及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把美国的这份国家战略报告，称之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种称呼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新时代”相呼应，其针对中国的目标昭然若揭。 和中国的新冷战会如何进行呢？这个问题需要去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但不是问基辛格本人，而是要去研读他的作品，研读他对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外交史的科学分析和深刻洞见。基辛格在外交上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可以说，基辛格主义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外交领域的体现。 人们可以把基辛格主义归纳为三条： 一、无意识形态性，即不要用任何意识形态来分析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的核心是赤裸裸的利益，尽管这种利益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 二、无道德性，即不要用任何道德观来影响人们处理外交关系，今天的敌人可以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以是明天的敌人； 三、手段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只要能够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能够击败敌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 美国以什么对中国发动冷战 在特朗普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传出基辛格在为新政府设计“联俄抗中”的思路。尽管“联俄抗中”因为特朗普的“通俄门”而中止，但这个思路是符合基辛格的逻辑的。“联俄抗中”要转化成实践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在漫长的冷战期间，美国社会累积起来的对苏联（俄罗斯）的仇恨，并没有那么容易消解。 今天，“联俄抗中”不提了，但又出现了美国可以发动冷战的“抓手”，包括贸易战、朝鲜核危机、台湾、南海等问题。 很多人在思考如何赢得和美国的竞争甚至战争，主要还是从中美的武力冲突着眼的。不过，中美两国同为核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的热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概率极低。即使发生冲突，也会只是局部性的，并且不会在本土，而在其他地区。即使像南海这样的地方，也不太会发生热战，因为南海岛礁是中国领土，攻击南海岛礁会被视为是攻击中国本土。 对美国来说，武力较量很重要，但武力较量只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一场新冷战。就美国与苏联冷战的成功经验来说，美国也会选择冷战，而非热战。 因此，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化解热战的威胁，更要有勇气和美国打一场新冷战。要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一旦贸易战演变成为冷战，这会是一场全方位的冷战，包括朝鲜半岛，我国的台湾、南海、西藏、新疆以及“一带一路”、产业政策、开放政策、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等等，都会成为战场。 地缘政治的变迁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些年大家都在讨论中美两国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领导的研究小组所发现的，自150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经历了16次主要的权力转移，即从一个大国转移到另一个大国，有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避免了战争。 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的概率是相当高的。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中国提出了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导向，目标就是要有意识地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要避免这个陷阱，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美国开始贸易战，意图通过贸易战来拖慢甚至遏止中国的崛起。不过，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以往，有能力和美国较量。说穿了，冷战总比热战好。 最后，还是一句话，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亦然。（文章来源：IPP评论微信号；文章作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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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 09:0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