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评论
这是今年最犀利的演讲：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
【研究员】：
本文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院院长李晓教授在2018年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第一是中美贸易战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第三是想借此机会谈几点对同学们未来工作、生活的嘱托和希望。
从今年三月份一直到今天，世界上最为吸引眼球的事件不再是叙利亚，不再是北朝鲜，不再是俄罗斯世界杯，而是中美关系。具体说，就是中美贸易战真的要打响了。这是我们最不情愿看到的，也是力图避免的事情。但问题是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对于这场贸易战，我的关注点不在贸易领域，它使我有着更为深重的忧虑和危机感。
去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为1300亿美元。前不久中国自卫性地反击了美国，征收美国500亿美元商品的25%的关税以后，特朗普又下令加征了我们2000亿美元，然后再准备如果中国反击，会再加增2000亿美元。这是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去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约5000亿美元，现在两个2000亿加上一个500亿，他动用了4500亿，还剩下500亿美元左右的额度。
这是美国对中国做出最具羞辱性的行为，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对美国市场依赖太深。
再加上在此过程中，中美双方的统计方式不同，如是否将经香港的转口贸易统计在内，以及是按商品的离岸价格还是到岸价格统计等方面双方存在分歧，所以美方统计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比我方统计多出1000亿美元左右。按照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1985年开始的6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7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期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总额达到4.7万亿美元。而去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到了整个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将近一半。再从中国来看，我们对美国的顺差从2010年以来的八年时间里，平均超过78%，有四年超过80%，一年超过130%。
另一方面，我们对美国制造业及其核心技术的依赖更为严重。
这起事件足以让我们清醒地看到自己同美国之间巨大的技术差距以及对美国核心技术的严重依赖。
去年，中国自产大豆1400万吨，总进口是9554万吨。大豆生产是非常耗费土地的，平均每生产一吨大豆需要八亩土地。这些进口大豆若是换成中国自种，要消耗7.6亿亩的土地。而中国的农业耕地红线是21亿亩，拿出三分之一的土地种大豆可能吗？答案很明显。
有人说，我们转向巴西进口吧！问题是，全球大豆生产的相当大部分被几家美国公司控制着。巴西大豆从生产、运营到销售几乎都是美国公司控制的。
听过我课的同学们，一定清楚这个原理。
一个是商品美元还流机制。
这意味一方面，我们本身拥有的美元储备缩水，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美元贬值意味着我们本币升值，对出口非常不利。
第二个机制是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
第三个是美国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
当然，正是由于美元是美国控制世界的最主要工具，现实中美联储、财政部还是格外慎重的，轻易不会乱来。但事实上，美国在2008年危机之后已经搞了四次量化宽松，释放出大量流动性。
如果你看不到这一天，请不要轻言“美国衰落”。正是由于中国处在“美元体系”当中，不仅使得我们拥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而且基础货币发行也对其产生严重依赖。
一是我们的基础货币发行很大程度是用外汇占款来实现的。也就是央行收购企业和公司个人手中的美元，按照市场汇率再释放出人民币，通过这种方式把流动性释放出来。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地产扩张，使得央行释放出来的相当大一部分流动性被房地产套住了。
美国人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的美元储备大幅度减少，那么人民币发行的信用基础就会出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赚取外汇的能力也将受到影响。
就近几年外汇增长状况来看，2016年我们在投资领域的外汇净收益出现了440多亿美元的负值。2017年我们加强了外汇管制，勉强恢复到近130亿美元的正值。但是今年1—5月，我们在投资领域中的外汇收入不足50亿美元。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外汇储备状况也不容乐观。有学者测算过，截止到今年五月份，我国的净外汇储备也就是外汇储备减去外币负债，约为1.9万亿美元，比2013年2.96万亿美元的峰值减少了近30%。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今年四月底，规模以上的外资企业（含港澳台）总资产为21.68万亿人民币，按照6.45的汇率计算，折合成美元资产的话约为1.55万亿美元。
我在授课时曾说过，由外资企业投资所形成的外汇储备相当于赌场的筹码。
也就是说，这些投资的所有权归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可以随时撤资或者在投资期限到期后撤资。
所以，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想恐怕不只在贸易领域，还在“中国制造2025”，更可能是通过贸易战的方式迫使我国做出更大让步，而且很可能是迫使中国在货币金融领域更大开放。
特朗普的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核心目标有许多，我想在他的谋划中，不会没有迫使中国更大幅度开放货币金融市场的目标。
对此我们不要抱有丝毫幻想，不要以为这是特朗普个人意愿。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恐惧与敌视达到了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
今天，有很多学者试图把中美之间的冲突局限在贸易战范围，认定它只是场贸易冲突，主张不要把它扩大到其他领域中去；还有一些学者认定这场贸易战打下去美国必输，中国必赢。不论他们是怎么测算的，我认为这是一厢情愿或不符合常识的。
历史经验证明，大国之间特别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较量，更多的不是经济行为，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是一种国际政治行为，是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国际政治竞争不是“正和游戏”，而是“零和游戏”。
刚才，大家合唱的国歌里有一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我不敢说是最危险的时候，但可以说，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
前不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一个发言，赤裸裸地攻击中国是一个掠夺性的国家，是一个偷取知识产权、盗取别人技术、强迫转移技术、强迫地猎取别人资源的国家。这种攻击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他是在把美中冲突上升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高度。
但是现在这个网络中立法则没有了，意味着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以在提前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屏蔽这些网站或者降低这些网站的访问速度，也就是断网。如果一旦对中国采取这种措施，我们银行、交通、商业、邮电等系统可能会瘫痪。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在正在做更多、更充分的准备。
但是要知道，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特朗普提出了一个计划，叫G7国家经济一体化，主张七个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实现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据说已经得到德国的同意。
但美国的这种行为意味着一个严峻趋势，即它已经下定决心废除WTO的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也就是我们坚持倡导的全球多边贸易规则。这个规则曾经是美国人创立并坚持实施的。今天他们不想再按此规则再做下去了，要搞一套新的、更高标准的规则。
事实上，这些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强制性技术转让、企业并购等方面对中国的指责、攻击同美国并无二致，立场完全一致。
仅就贸易争端而言，从196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末，美国和日本曾经发生过一场漫长的贸易争端，这场争端打了30年，结果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第二个问题，就迄今为止的中美贸易争端而言，我们需要吸取哪些教训？
首先，就眼前的教训看，主要有两点：
一百多年来我们被西方侵略、压迫的太久，心中的大国情怀不仅强烈也更为迫切。必须承认，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在某些领域的进步与发展甚至走到了世界前列。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产生了一种举国的自豪感，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自大情结。
马航370事件出现后，很多人才知道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对自己生产的飞机发动机的运转状况，包括在什么地方运转、在哪个高度运转、在什么时间运转，是完全可以掌握的。
我们知道，网络技术有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原发性的技术创新，其次是原发性的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如芯片，再次才是利用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进行的规模经济的市场开发。
二是这场争端使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在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刻的改革。
其次，再来谈谈更深层次的教训，此次中美贸易战爆发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自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一直到今年三月份贸易争端，再到今天，我们对美国的判断屡屡失误。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场大国间的博弈，除了一些贸易专业、经济领域的专家纷纷出来发声以外，那些研究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的专家少有声音。
说明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对自己必须直面的霸权国家的系统、深入研究是非常不够的，因而很少可以对美国做出可持续性的、理性的研判。这是非常危险的，不仅容易出现误判，甚至出现错判。
一是情感胜于理性，整体性的非理性思维经常占上风，本质上讲这是中国人典型的农耕民族根性。
中国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正式确立走到今天，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这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从农耕民族走向商业民族的历程仅有二十几年，因而传统根性自然是很强烈的，使得我们很少能够理性地认识世界，更习惯基于情感来判断世界。
在现阶段和今后的中美关系中，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种民族根性，更加理性地认知美国，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
在目前的中美贸易战中，有些学者和专家提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种提法令人匪夷所思。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一个经济发展、改革不断深化的时代，何谓“要不惜一切代价”？难道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
特朗普自传的中文版早在2016年4月就在上海出版发行了。那本小册子很薄，中文标题叫《永不放弃》。我看了三遍，感受是特朗普这个人非同一般。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位美国总统的认知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我们经常小看他，当然全世界都小看了他，二是认为他“善变”，但事实上是因为我们自己看不懂，没有认真研究他。
作为一个商人，他的特点是：当对手信心十足的时候，他特别善于抓住对方的漏洞并戳破对方的底线，为对手带来巨大威慑，进而达到目的；而当对手全力进攻的时候，他又突然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在自己的书中，他曾提及自己咸鱼翻身的辉煌经历，其中也多次谈及他与不同对手之间的博弈经历。
我现在经常思考一个问题，这场冲突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根本上讲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实现的。开放的本质是什么？是我们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开放，或者说是我们主动地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去，并因此成为该体系的最大获益者。
全球化分裂的本质是什么？是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于全球化的共识破裂或没有了，这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一件事情，意味着今后美国不再愿意同我们分享他所主导的全球规则和制度安排，这必然对我们今后所有的经济理论及其研究带来巨大挑战。
我们曾干过这种事情，所以我很担心。
第二，忽视对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的研究，进而对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研究很少，进而缺乏对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变化的深入理解。
事实上，不是特朗普上台造成了美国分裂，而是美国社会分裂导致了特朗普上台。美国社会由于经济结构金融化被严重撕裂了，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在破产。所以，美国“铁锈地带”主要的三个州过去全是支持民主党，支持希拉里的，但这次它们的反转是促使特朗普获胜的关键因素。
因为他非常聪明地捕捉到了一个目标，这就是中国。“中国威胁”是美国近些年来的焦点话题，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共识。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这样一个契机，“中国问题”或“中国威胁”成为特朗普手中的一张牌。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特朗普两年或者六年后下台，美国也不会因为更换总统而在战略上改变对中国的基本立场。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这导致我们经常以工业化国家的视角去认识后工业化的美国，以“贸易国家”的立场去对待“金融国家”的美国；相应地，在此过程中又出现了以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成就来定义自身国际地位的一种幻想。
我的研究结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是取代美元，“美元体系”在短期内是无法被替代的，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减少我们在“美元体系”中的风险和成本。
40年来，正是因为我们加入到“美元体系”当中，我们成为该体系的主要获益者，自然成为该体系的最主要的支撑者（如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债等），也自然会成为该体系风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正所谓福兮祸所伏，这可能是未来我们的问题所在。
那么，我们的主动权在哪里呢？在国内。
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构建创新性国家的宏伟蓝图，意义格外重大。
在国家层面，我们必须改革、破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体制和制度安排。
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本质是什么？二十几年前我就提出是制度竞争，即看谁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因此，改革那些阻碍创新的制度安排，创建更加包容、可以自主经营、自主选择和自主流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就个人而言，围绕创新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这里，我主要谈六个方面。
我在每一次开学典礼上都要谈一个话题：上大学是为了什么？我认为两件事情最为重要：一是掌握学习的能力，二是养成合作的习惯。掌握了学习的能力和拥有合作的习惯，才能事业顺利，缺一不成。
这也是真正的大学教育的宗旨。
第二，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都看过电影《阿凡达》，导演卡梅隆70多岁时拍了这部电影，我看后曾说过一句话：这是基于人类的想象达到了人类想象的边界。为什么他可以拍出这部片子？是由于他幼年时代的幻想、对世界的好奇心到了70多岁依然如故，没有被泯灭。
在毕业典礼上，本应对大家说些鼓励的话，但是我还是想严肃地跟大家说，在各位今后的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话，将是人生的悲剧。
第三，自主选择的能力。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基本上是不需要选择的。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感到自己没有什么选择，因为组织上已经替我选好了，不是上山下乡，就是到工厂接班。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痛苦，想起来很快乐。
今天，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大家还有多少自主选择能力？近几年经常遇到大学同学、朋友打来电话，说我孩子或者亲属今年要高考了，请你跟我说说哪个专业更好？我问他们孩子自己喜欢什么？经常的回答是“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家长，你们可能更清楚是不是这样。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具有学习能力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也一定是拥有自主选择能力的人，自然是创新能力很强的人。
什么是理性？理性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或者说知道自己的不足。
你不会见到某同学去金融机构做的很好，便产生凭啥我不能去金融机构、大学时我金融学成绩比他好之类的不正常心态。冷静地了解自己的比较劣势会让你有一个健康心态，你会认为那个同学成功是因为他确实很优秀，而在他很优秀的那个方面，我却是不足的。
第四，审美能力。
这个话题其实是很沉重的，在此我只想谈谈自己的体会。对个人而言，审美是一种品质和修养。一个审美能力低下的民族不仅素养、品格不高，道德水准也会有问题。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今天的毕业典礼上，大家都穿着皮鞋，穿着带领子的正装，我跟赵勇书记提出过毕业典礼上同学们的着装要求。为什么？看看我们的校园里，许多男同学穿着一条大短裤，露着带毛的双腿，穿一双拖鞋，身披庄严的毕业礼服满校园逛。
针对个体，主要看服饰，相对于其他亚洲人，中国人的服装搭配比如衣裤、鞋帽、鞋袜等的搭配基本是不合体的，远远一看便知道是中国人，在亚洲人里韩国人喜欢穿着鲜艳，穿的素雅且搭配合理的多半是日本人。如果是团体，看到一个人在说，几乎所有人在听是日本人；一个人在讲，一半人在听，一半人乱乱哄哄的是韩国人；一个人在说，少数人在听，多数人各干各的，大多是中国人。
在庄重的场合，一个没有仪式感的人、着装随意的人既是对自己的贬低，也是对他人的极大不敬。
这样，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准才会有所提升。
人生中困难是常态，幸福是短暂的，海明威说“勇气就是优雅地面对压力”，人的一生中能成为优雅的人太难了，这也是我自己经常苦恼的问题。
最后一点，要做一个具有使命感的人。
一个人做好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中应该做好的事情，把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尽可能地做到极致甚至像清教徒那样对待自己喜欢的职业并愿意为此努力一生，你就是一个具有使命感的人。所谓工匠精神，本质上与这种对职业的敬畏和使命感的理解与坚守密不可分。
在此我还想强调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国土沦丧、家破人亡的民族危亡状态，而是处在快速崛起的进程当中，过去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不应当是现在大家读书、学习的目标。
作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其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如同船头的瞭望者一样，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中国改革开放新航程上要行稳致远，需要多倾听这样的声音。
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只有顺应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大势，才能把握中国崛起的命运。与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多次思想上的大争论一样，当前中国也面临着改革何去何从的争论，出现了否定市场化改革的思潮，导致了社会上各种声调的出现：怀疑甚至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正确大方向，将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将个体和民营经济等同于私有经济，将公有经济等同于国有经济。意识形态理想化、教条主义一旦严重，就不能实事求是地看问题，而从特定的意识形态角度看问题，看到的往往就不是事实的真相，而只是基于主观意识的偏见。这也会给中国的对外开放大局带来干扰，再加上当前中国在国际上所遇到的问题是越来越严峻，中美经贸摩擦只是表象。因此，要实现良性发展和长治久安，必须求真务实，经济问题不能过度意识形态化；改革是倒逼的，要正视其艰巨性和复杂性、用好成功改革的方法论，灵活运用“明道、取势、优术、抓时”四位一体的改革方式来系统地进行联动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首先，经济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其表现是低质量的发展，且不具有可持续性，导致近些年来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自2011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已由此前30多年来近10%的平均增长速度，一路快速下滑，破10、破9、破8、破7，平均下滑了3个百分点以上，降至2016年的6.7%。这样的长时间持续下滑至7%以下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并且还有继续下探的可能。近日国家公布的经济数据中，消费、投资和社会融资增长三大数据都出现了下滑。面对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各国经济都受到整体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经历了减速过程，但许多国家早已进入回升或波动上升平衡增长轨道，像中国这样持续下滑的基本没有。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并未大幅下滑，导致实际增长率落差的是要素边际收益递减，政府主导动力枯竭，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
再次，政府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表现为过位缺位现象严重。政府与经济活动至今密切相关，政商关系仍密不可分，“跑项目、拿批文”是其一大特征，这样过位的过度干预导致市场人为失灵，而在市场自然失灵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执行力方面缺位。政府的各种程序审批、项目审批、准入壁垒依然众多，维护和服务性的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的目标还远没达到。政府部门（无论是否该管的）办事效率的高低，成为影响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旦影响了政府官员的办事积极性，增长动力就会衰减，从而更进一步地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困境。
现在的国际环境几乎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围堵中国的现象日趋严重，经贸摩擦不断加剧，并且这只是表象。中国已连续20多年成为接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同时连续10年成为接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中美两国经贸纠纷问题愈发严重，已经升级为中美经贸摩擦，不仅将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及相关企业带来重大负面影响，而且损害中美彼此国家利益，对我们经济发展十分不利。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也有被激发放大的倾向，心理脆弱，缺乏自信，看国外无论什么都是阴谋论或陷阱，试图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有人提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的口号。问题是，我们是否能什么都靠自力更生？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有内忧外患的原因，既有外部性的原因，也有来自于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但深层次原因是中国面临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和进一步改革开放及处理好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问题。发展驱动转型滞后是指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滞后，这一转型基本上是所有经济体必须经历的，但这个转型是内生的，还是要归结到体制转型滞后上来，所以制度变迁才是最根本的。
在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的大前提下，发展的关键还是要靠自己。这是由于，从大国到强国是资源的竞争、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话语权的竞争和制度的竞争，但真正关键是能让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和国家能长治久安的基本制度的竞争，制度才是最为关键、根本的，现代市场体系不可替代。只有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间的治理边界，实现三者各归其位又互动互补的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基于以上认知，笔者认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是提供制度基础的综合性改革。具体而言，深层次制度改革有三大重点目标任务：一是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二是提升国家依法治国能力和政府执行力；三是建立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及和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只关注经济和政治、市场和政府，还远远不够，还要考虑社会的维度。也就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要建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现代经济体系，推进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政府要有执行力，需要以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方式进行治理，建立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能主要是讲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有为就是政府在应该作为的地方不缺位，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的问题，这三个主要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促进有效市场形成为导向，有爱则是讲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从经济、社会、政府切入推动平衡充分发展
首先，提升经济包容性是中国经济发展驱动转型的需要。要素驱动已经无法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效率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型，但创新驱动还做得远远不够。创新主要靠谁？靠民营企业，靠企业家精神。中国新四大发明中，除了高铁之外，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都是民营企业的创新成果。当然，这些也更多是借助于中国庞大的市场应用而得以发展壮大起来的，很多核心创意、技术等还不是中国原创的。通过开放国外民营高科技企业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做法，如特斯拉中国工厂的设立，有助于推动创新技术的外溢效应发挥以及国内民营企业的创新跟进。
第三，提升政府执行力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政府如果没有执行力，再美好的愿景、再前瞻的规划、再详尽的方案，都只能是停留在脑海和纸面，无法真正得到落实。许多国家之所以陷入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或塔西佗陷阱，与依法治国能力尤其是政府执行力的阙如有很大关联。当然，执行力与权力的合理配置也是紧密相关的，国家治理需要在权力下放方面有所考虑，没有权力匹配的执行是机械的。与此同时，政府的执行力又是建立在政府职能得到准确定位基础上的，以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定位来考察，国家依法治国能力的提升离不开三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举措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才有可能解决强政府、弱市场、小社会非平衡结构，建立强政府、强市场、强社会的组合，才可能实现平衡、充分的良性发展。唯其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文章来源：财金真相；文章作者：田国强）
发表于 2018-7-9 09:0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