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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第一枪影响几何》这一次的贸易战恐怕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对市场规则和投资信心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但是，它对贸易本身的冲击，实际上没有多数人预想的那么大。目前为止，中方的应对态度是值得称赞的。一方面，不畏惧美国，第一时间应对以表明立场，在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争取与加拿大、欧盟、俄罗斯等国联盟，通过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美分歧。另一方面，避免将贸易战升级，积极与美国政府斡旋，以保证在华企业的利益。在美国挥舞保护主义大棒之时，坚持拥护贸易自由与投资开放。这种积极的姿态对于企业家信心，吸引长期资本和技术投资，都是有利的。 《李稻葵：中美经贸不会全面对抗，中国应保持定力，苦练内功》虽然中美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但两国经贸关系的变化的确值得重视。报告认为，当前形势下的应对之策在于：短期以战促合，长期苦练内功。短期来看，考虑到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这一重要时间点，报告建议在中期选举之前对美国采取的贸易制裁进行坚决反制。特朗普若要争取连任，对于美国经济的短期走势必然有所顾忌，因此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回应，争取筹码。长期来看，报告指出，未来在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显著超越美国之前，中美关系将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阶段性的经贸摩擦将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点。因此，中国必须做好持久努力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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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第一枪影响几何
【研究员】：
这一次的贸易战恐怕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对市场规则和投资信心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但是，它对贸易本身的冲击，实际上没有多数人预想的那么大。目前为止，中方的应对态度是值得称赞的。一方面，不畏惧美国，第一时间应对以表明立场，在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争取与加拿大、欧盟、俄罗斯等国联盟，通过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美分歧。另一方面，避免将贸易战升级，积极与美国政府斡旋，以保证在华企业的利益。在美国挥舞保护主义大棒之时，坚持拥护贸易自由与投资开放。这种积极的姿态对于企业家信心，吸引长期资本和技术投资，都是有利的。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在7月6日终于开响实质性的一炮，双方针锋相对，向对方价值340亿的出口施加25%的关税。在经历诸多波澜之后，市场对此的反应事实上是比较平静的。诚然，这一次的贸易战恐怕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对市场规则和投资信心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但是，它对贸易本身的冲击，实际上没有多数人预想的那么大。 从理论上讲，关税对贸易的影响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出口企业的定价如何针对关税做出反应，即关税对出口品价格的传递率。事实上，关税变动并不会一对一的传导至消费品价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传递是高度不完全的。根据Ludema和余智老师在2016年的估计，这一传导率大约是在13% - 15%左右。日本学者Hayakawa和Ito教授也曾经做过估计，结果高一点，但也就在20% - 30%之间。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出口企业本身是有很强的稳定市场的能力的，能够对冲掉关税冲击的大部分影响。 第二个因素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即关税带来的价格冲击，究竟会在多大程度反映到出口量上。这一系数的估计是困难的，因为价格和需求量本身都是内生决定的，但是目前贸易研究还是形成一定的共识，通常认为这一参数在2 - 6之间（参阅Baier and Bergstrand（2001）, Head and Ries （2001）, Bas et al. （2017）等的研究，具体的估计结果会随着产品和贸易伙伴国会有一定的差别）。 利用这些学界较有共识的估计，我们可以大致对关税的冲击做一个简单的估算。假设关税传导率是20%，需求的价格弹性是4，那么美国对华施加25%的关税，大致会造成出口额下降15% 左右。这大概是多大的一个数字呢？给定美国本次施加的340亿美元关税，那么最终的影响大致就是50亿美元左右。如果加上下一轮增加新的160亿美元关税，那么影响也就只是75亿美元左右。中国目前的整体出口是多少呢？在2017年全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大约是2.26万亿美元左右。所以，区区不足100亿的损失，基本不会对中国的整体出口产生太大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简单的估计忽略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中国并不是出口到美国的唯一来源国。当中国出口减少以后，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会相应增加，中国也会想方设法把产品出口到第三方国家，这会使得关税对中美双方的整体贸易影响更小。事实上，美国已经开始对目前征税的产品列表启动关税排除程序，对那些可能对美国利益产生“严重的经济损害”的产品进行排除，这必将进一步减少贸易冲击。 另一方面，不同产业会通过价值链传导而相互影响，可能会扩大关税的影响。例如，钢铁关税上升在造成钢铁价格上涨之后，同时会引发下游以钢铁作为原材料的建筑业的成本增加，从而带来建筑工程价格的提升。但是，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这种上下游产业所带来的冲击并不会太大。Acemoglu等（2016）的研究在引入上下游产业关联以后，发现贸易的整体影响并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考虑到这两方面因素会互相抵消，那么我们之前的简单估计，并不会造成实质性偏误。 也许有人会认为，目前关税冲击较小，是因为双方仅仅针对小范围的产品征税。如果中美真的在贸易战上持续升级，那么这一影响会变得更大。这一点没错。如果美国进一步加码，对中国全部超过5000亿的出口品都施加25%的关税，那么减少的出口大约会达到800亿美元左右，这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肯定会存在一定冲击的。考虑到中国在2017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2758亿美元，这大约就意味着中美贸易顺差减少30％左右。但是，即便如此，这一效应也不足以颠覆中美贸易顺差的格局。更何况，中国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也会造成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减少，那么最终对中美浄出口的影响也就减少20％ － 25％之间。 此外，中国对美国的外贸依赖程度其实也是逐年降低。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从2008-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存度从5.91%下降至3.96%，对美外贸进口也从2.32%下降至2.08%。而同时期，美国对华的贸易依存度在稳步上升，外贸进出口依存度分别从2008年的1.82%和0.71%增长至2.46%和1.28%。如果真的到了5000亿美元的产品范围，那么中国必然会充分进行贸易战略调整，加速中国企业将贸易重心转向世界其他国家，例如欧盟或者一带一路地区。这也会进一步降低本场贸易战对中国的冲击。 更何况，即便是数据真的显示中国外贸下降，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的真实损失。企业家总是充满智慧的。中美企业必定会想方设法绕开各种关税管制，寻求最小的损失。事实上，在关税实施之前，许多企业已经开始迅速囤货，以避免关税影响。其他的方式也有很多。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绕道第三国（例如越南）进口。例如，中国纺织业长期受到进口美国棉花的配额限制，一旦不能进口美国优质棉花，生产就会受到影响。许多企业为避免这一点，就把工厂迁入到越南，于是便没有此进口限制。这种行为会增加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收益，弥补出口带来的损失。 最后，从宏观上来看，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持续转型，内需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外贸本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已经不断降低。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最新数据，货物与服务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浄贡献率仅有9.1%，这一数字在今后几年还会不断减小。因此，立足内需本来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由此可见，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不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的的影响，人们并不需要对它产生的贸易效应过于担心。 言至此处，并非要淡化贸易战的影响。上述研究仅仅是只是表明，贸易战如果真的仅仅是停留贸易上的纷争，那么并不是会对经济产生颠覆性的一件事情。当然，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全球贸易增长，最根本的影响并不是贸易本身，而是由此所带来的全球投资、技术、人才的扩散，这不仅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加快速的获得海外资本支持，以最快捷简单的方式提高自身生产竞争力，还会通过观念的冲击提高管理经营效力。这一切，都源于企业家对世界会越来越“平”这一方向的信心。 因此，这场贸易战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破坏了这种“世界是平的”的信念。许多市场人士已经开始对后续的影响产生担忧。一旦双方的战火跳出贸易，进入投资、人才流动、技术壁垒等其他领域，不断地破坏既有的国际规则，必然会大幅度降低企业家的投资冲动。如果没有企业家愿意对未来进行投资，世界缺乏足够的创新，这才会真正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深层次的负面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做什么呢？首先需要意识到，这场贸易战才刚刚开始。诚如本文所述，中美双方在贸易方面其实都具有很强的承受力，双方继续进行关税加码，并不会是太大的悬念。 就美国而言，其实也没有太着急。他们要求中国改变长期以来的产业政策，遏制中国的技术投资，但却始终没有给出中国需要具体做什么的细节要求。这都是在为关税加码做准备。在这种背景下，两国在短期内寻求到共识的概率并不高。 因此，中国需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始终始终保持理性的态度，这才能真正维护自身乃至全球经济的利益。目前为止，笔者认为，中方的应对态度是值得称赞的。一方面，不畏惧美国，第一时间应对以表明立场，在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争取与加拿大、欧盟、俄罗斯等国联盟，通过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美分歧。 另一方面，避免将贸易战升级，积极与美国政府斡旋，以保证在华企业的利益。在美国挥舞保护主义大棒之时，坚持拥护贸易自由与投资开放。这种积极的姿态对于企业家信心，吸引长期资本和技术投资，都是有利的。（文章来源：徐建炜 经济学者）
形势分析
李稻葵：中美经贸不会全面对抗，中国应保持定力，苦练内功
【研究员】：
虽然中美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但两国经贸关系的变化的确值得重视。报告认为，当前形势下的应对之策在于：短期以战促合，长期苦练内功。短期来看，考虑到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这一重要时间点，报告建议在中期选举之前对美国采取的贸易制裁进行坚决反制。特朗普若要争取连任，对于美国经济的短期走势必然有所顾忌，因此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回应，争取筹码。长期来看，报告指出，未来在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显著超越美国之前，中美关系将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阶段性的经贸摩擦将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点。因此，中国必须做好持久努力的准备。
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贸易战”第一枪已经打响之际，由李稻葵领衔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7月8日发布了一份题为《以斗促合、苦练内功，打造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的中美经贸关系战略报告。报告内容丰富，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当前中美贸易关系进行了深刻全面的分析。 报告首先回顾了近30年来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四次贸易战： 第一次：1991年4月-1992年1月 声称的惩罚：针对纺织品、服装及电子产品等106种产品列出了总共15亿美元的惩罚性征税 后果：签署《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中国承诺加入国际条约和修改有关法律；签署《中美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 第二次：1994年6月-1995年2月 声称的惩罚：向24类、价值28亿美元的产品征收100％重度惩罚性关税 后果：达成第二个知识产权协议，中国承诺采取一系列执法措施 第三次：1996年4月-1996年6月 声称的惩罚：对纺织品、服装和电子产品等价值3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00％惩罚性关税 后果：签署《中美知识产权磋商协议》，对美出版物和音像制品进口不设限额，并大幅降低关税，设立合资企业等 第四次：2005年4月 声称的惩罚：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就对中国出口的所有商品一律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 后果：2005年7月，人民币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报告认为，这次的中美经贸摩擦不同于以往的四次贸易战。其根本原因是，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先来看美国方面，报告指出美国国内的“精英美国”和“传统美国”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激化，“传统美国”派目前占上风。 “精英美国” 代表人物：基辛格 “精英的美国”是我们所习惯和熟知的美国，比如高校学者、世界银行、华尔街等金融机构等。他们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假设，认为只要充分保持对华优势，美国就能够阻止中国在军事领域试图与美国竞争，其关键在于“美国主导”。 “传统美国” 代表人物：特朗普 “传统的美国”是一个我们相对较为陌生的美国，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深深地植根于清教徒理念之中。孤立主义是这一群体国民性的最重要表现之一。 就对外贸易而言，“精英美国”和“传统美国”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否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和保持联系。前者主张积极融入全球化，而后者则刚好相反。然而在一个问题上，这两派人群的观点出奇地一致——那就是把矛头对准中国。对于“精英美国”而言，为了建立和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必须打击中国来巩固和保障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威和领导。而对于“传统美国”而言，中国廉价的人力成本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使得国际分工过程中大量就业岗位从美国流失，因此他们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从而为美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再看中国，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中国人民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中国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主动参与国际治理和格局重塑，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面对一个发展道路不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之差距逐步缩小甚至部分领域有所超越的新时代的中国，美国需要较长时间适应、磨合与接受，中美在贸易等局部领域冲突不可避免。在这种新形势下，面对众说纷纭的中美贸易关系未来走向，报告认为，我们需要以底线思维分析两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从理性出发推演最坏的情况，以此为基础才能制定精准、有效、理性的应对策略。报告的观点是：中美不会走向全面对抗，更不会走向新冷战甚至军事战争，原因有三： 中美利益深度交融 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体制下，中美两国经济之间通过三条重要渠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条渠道是国际贸易。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4298亿美元，占中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9%；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1539亿美元，占美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0%。第二条渠道是国际投资。2015年，在华美资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170亿美元，利润超过360亿美元；而中国企业截止2016年底累计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已达到1090亿美元，遍及美国50个州中的46个。 第三条渠道是人员交往和人力资本互通。2016年，中国赴美国留学的人员总数高达35.3万人，占到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34%；而美国到中国留学和旅游的人数也持续增加。在这种深度交融之中，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是在逐渐下降的，而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依赖则与日俱增。2001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20.4%，从美国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10.8%，而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则分别占中国总进、出口的18.9%和8.4%。与这种趋势相反的是，从2001年到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占其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从2.6%和9.0%分别上升至8.4%和21.6%。 中美诉求在战略上互补 “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有相似的目标。“让美国再次伟大”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都是让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水平得到提升。但两国的具体做法却大相径庭：传统的、光荣孤立的美国试图减少国际贸易，减少全球治理参与和责任承担；而中国比以往更加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体系与国际治理。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政治家看来，对外开放、增强合作不是做姿态、图虚名，而是带来进步的要义，是历史潮流。报告认为，两国截然不同的做法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原因。 首先，回到“两个美国”的问题上来，“传统美国”崇尚孤立主义，希望把美洲打造成“世外桃源”，对开放没有好感。而“精英美国”虽然赞成开放，但他们主张的开放是“以我为主”的开放。与之相对，以天下为己任一直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也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的坚持的原则，即便有“中央之国、天朝上邦”的优越感之时，中国也从未强迫他国放弃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因而，面对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传统美国”感到厌恶，“精英美国”将不能同化的异己视为敌人；而中国则既不对开放本身感到厌恶，也愿意与不同于己者进行合作。 其次，中美两国对封闭和开放的历史记忆不同。美国直到二战前一直是一个封闭大市场，美国经济依靠特定历史背景，在封闭之下快速发展，因此在美国人的记忆中，封闭不一定是件坏事。反观中国，1840年以来100多年的屈辱历史历历在目，对中国人来说，封闭就意味着贫穷与落后。再次，两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报告援引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最近一段演讲指出，美国当前的问题从本质上讲已不是增长问题，而是分配问题。然而对中国而言，发展仍是第一要务。 最后，两国政府参与经济的方式不同，因而化解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能力不同。中国的开放不是一步到位、自由放任的开放，而是有管理、有次序的开放。而美国的主流政治精英大都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底色。美国焦虑来自中国消解国际贸易负面影响的经验与其一贯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 中国可承担贸易摩擦的短期冲击 7月6日，美国打响了贸易战“第一枪”，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也采取了同等力度的反制措施予以还击。但如果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全部商品加征关税，结果又会如何呢？报告对这种极端的情形进行了推演，得出两种可能的结果： 情境一：美国加关税，中国不加征报复性关税。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美出口量将下降11%，即500亿美元。目前中国的GDP为12万亿美元，因此出口下降将拖累中国GDP增速0.4个百分点。情境二：美国加关税，中国加征报复性关税。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净出口直接受影响将下降到400亿，此出口下降将拖累中国GDP增速0.34个百分点。 除了直接影响，报告还指出应当考虑贸易战对整体经济影响的乘数效应。但短期来看，乘数效应有限，因此中美贸易带来的冲击中国是可以承担的。 虽然中美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但两国经贸关系的变化的确值得重视。报告认为，当前形势下的应对之策在于：短期以战促合，长期苦练内功。短期来看，考虑到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这一重要时间点，报告建议在中期选举之前对美国采取的贸易制裁进行坚决反制。 特朗普若要争取连任，对于美国经济的短期走势必然有所顾忌，因此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回应，争取筹码。长期来看，报告指出，未来在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显著超越美国之前，中美关系将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阶段性的经贸摩擦将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点。因此，中国必须做好持久努力的准备。报告中还提出了九条具体建议： 1.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既要严防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也要防止一味自责将中美矛盾归咎于中国自身发展所致的形势误判。 2.保持历史耐性和战略定力，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避免非理性应激反应。 3.保持经常账户顺差环境，做好资本账户管理，防范跨境资本快进快出引致金融危机。 4.适时主动推进东亚、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营造稳定健康的睦邻经贸环境。 5.树立底线思维，建立多重保障维护能源供应安全。 6.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激活知识产权市场，多管齐下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7.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落实国有企业相关改革，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8.加强住房、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的民生建设，着力化解社会矛盾。9.从中国经济实践中系统总结经济学理论，促进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打消西方世界的疑虑，贡献中国智慧。 展望未来，报告认为中美双方一定会迎来一个新的稳定期，如果应对得当，这次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一种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新格局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 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 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 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文章来源：观中国；文章作者：李稻葵）
楼市观察
任志强：政府并不掌握市场的真实情况，我不得不全面分析中国楼市了！
【研究员】：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们都在用中国的情况与国际的情况对比，去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对比讨论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但几乎所有的讨论中都忽略了中国的特色与国际惯例的差别。也只用一些名词套用却忽略了这些名词的内在含意，忽略了产生这些名词背景的原因，因此在社会中造成了极大的误解和错判。但却对官方的政策制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导致各种行政调控对市场产生了逆向发展的引导作用，并一错再错的误导着中国的经济和民心。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们都在用中国的情况与国际的情况对比，去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对比讨论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但几乎所有的讨论中都忽略了中国的特色与国际惯例的差别。也只用一些名词套用却忽略了这些名词的内在含意，忽略了产生这些名词背景的原因，因此在社会中造成了极大的误解和错判。但却对官方的政策制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导致各种行政调控对市场产生了逆向发展的引导作用，并一错再错的误导着中国的经济和民心。 我仅举几个常用的词，解释其中的定义和中国特色的差别。 房价收入比误导政策 这是个衡量房价和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平衡市场价格与购买能力的比例，也是一个重要的判断市场房价的指数。 国际的房价收入比定义为：国民收入的中位数，每套住房面积的中位数与房屋价格的中位数，三者之间的关系。 之所以用中位数作为基础是不论奢侈性消费的情况 ，只兼顾社会的中位以下水平。（邓元杰注：在收入差距极度扩大的情况下，中位数要远低于平均数。比如一个国家国民的收入中位数是5万元，但平均年薪可能是20万。因为一个高收入者的收入很可能是低收入者的几十倍。因此，用中位数计算房价收入比，会导致这个值比较低） 购买力的中位数是指居民的中位数收入水平，兼顾着中位数以下的消费能力，而不计算高收入者的消费能力。房屋面积的中位数同样是指全社会住房水平的中位数标准，高于此标准的则为高消费能力。 房屋价格的中位数同样是指全社会每套住房价格的中位水平，而非指含高消费的特殊产品。 中位数坚持的是以社会中位水平的情况，以保护和兼顾低于中位数水平的家庭住房问题而不计算高消费的水平。 中国在计算物质指数时，同样把一般消费品纳入指数，而将奢侈品消费排除在外是同一意思。但中国的住房价格却从未公布过中位数，而是使用的平均数。（邓元杰注：这导致计算出的值严重偏高）。平均数的最大误导就是将高消费的水平并入其中而对市场产生了巨大的误导。 当社会用平均数去计算收入水平时就大大的提高了平均收入的水平，而用平均房价时不但提高了房价的水平，同时忽略了低房价商品的存在并在市场引发涨价的恐慌。同时不使用住房面积的中位数也会提高了全社会的住房要求和标准，产生过度的追求。 2016年底的数据是全国平均房价超过万元的城市19个，其中平均房价超过2万元的城市9个，全国平均房价不到8000元/平方米，但中位数则不到4000元/平方米，相差近一倍。 2016年底长沙市（含区县）平均房价为7000多元/平方米，最低价2000多元/平方米，最高近30000元/平方米，但中位数不到4000元/平方米，大约也与平均数相差近一倍。 上海市最高房价为30万元/平方米，最低则只有2万多元/平方米，平均价约为5.4万元/平方米，中位数则不到3万元/平方米，也几乎相差近一倍。 可见无论是城市还是全国，平均数与中位数之间的差距大约都在40%以上，平均数大大提高了市场对房价的认知。 中国城市的户均面积约为75平方米左右，但中位数则不是60平方米。如上海的户均为68平方米，但中位数则不足50平方米。许多学者都按每户90-100平方米计算房价，这就大大抬高了房价的总量。 房价的平均数和房屋面积的数据远大于中位数就会使计算中的总房价远超过按中位数计算出的结果，并让这个差距远远的大于50%，变为成倍增长了！ 当中国计算收入时通常会按统计局公布的人均收入或职工收入计算，但这些收入均以工资收入为主。许多富人的收入却并非主要来自于工资收入，这就让平均收入的水平大大低于实际收入水平。 国际上的计算中位数收入时，则在收入中包括财产性收入、投资收益、广告收益、一次性劳务、稿件等其他收入。这就让两者之间的收入计算范围出现了极大的差异，并使计算收入比时出现无法对比的情况。 因此中国所有的专家、经济学家们喊出的房价收入比都是与国际计算非统一标准，并具有极大偏差和欺骗性的计算。完全不具有对比性。 我也无法计算出完全按国际标准计算的中位数的房价收入比，但我知道目前公布的这些房价收入比都是被严重扩大了现实差距的不正确数据。 正是由于这种用平均数而非中位数的统计方式和宣传作用，导致的结果是不但没有让高房价的那些房价下降，反而在把那些低房价的房价大大拉高，向平均数靠拢了。 当我们试图用平均数控制地方的房价涨幅时，造成的结果是地方政府不得不将原并未纳入市区统计范围的区县的低房价都纳入统计中去平均，以降低名义的平均房价。却大大提高了原来较低的房价，造成部分城市名义均价的下降，但全国房价的普遍上涨。 因中位数的管理是以保护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的管理，以平均数为主的管理则是不负责任的一种市场管理。限制的是提高生活水平和城市建设的作法，让中国的城市建设仅为满足于当年的需求而失去了长远。 中国历史上曾用控制建筑费用的方式建设了大量低品质的住房，造成大量危旧房和棚改区的出现，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今天难道还要继续重复的走这样的老路，再建一些要几年后就被淘汰的建筑吗？ 《平均的终结》一书中早就将平均数这个严重影响科技进步和发展的判断标准废除了。但中国在明明已有中位数的国际标准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用平均房价来判断和管控市场，必然只会对市场和管理带来极大的危害，而绝不会带来任何益处。 这种错误的统计与管理方式最终只会破坏未来发展的大局，当掌握公权力的人们只能靠错误的信息和判断去做决策时，又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并让市场走上正常发展之路呢？ 中国住房私有化率与市场化程度无关 这在国际上是衡量一个国家个人和家庭持有私有产权住房的重要指标，即反映了市场化程度，也反映了家庭私有财产的分类比重。 但在中国这个指标与市场化程度无关，与家庭财产分布有关。 曾有许多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住房私有化率远高于发达国家，认为这是一种市场化程度高的标志，并为此而高度骄傲和自豪。同时认为这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潜在的存在巨大泡沫的一个信号。 但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 中国从城镇住房私有化率的角度看，确实比发达国家都高，如加上中国农村的宅基地制度下的农村自有住房率，这个住房私有化率就更高了！ 可惜的是中国的城镇住房私有化率与中国的住房市场化无关，而是中国计划经济制度下的长达五十多年的住房福利分配制度造成的结果。 1949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一项命令“城市中的一切住房归公”。除少数私有住房之外，没收了原政府和被打倒、清除对象的所有住房，改为了城市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尤其是公私合营之后，又将大量的私有住房改为了公租式住房。 正是因为这种政府分配住房的制度背景，因此在确定工资、劳动报酬收入中，剥离了住房购买和支出的因素，降低了应支付的人工成本。换句话说是政府支付的工资和劳动报酬中从来就没有住房购买和支出的部分，也消灭了市场中的住房商品化生产与交易。所有人都只能靠政府分配住房。又因为“先生产，后生活”的政治主张，重在投入经济而极少投入住房。 1949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为4.5平方米，但到了1978年改革前，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下降为3.6平方米，不但没有增加和改善住房条件，反而更差了。 上世纪80年代之后，才加强了城镇住房的建设和福利分配，直到1997年23号文件停止住房福利分配之后的数年，这种住房分配制度才停下脚步。 这五十多年的住房分配又通过房改的办法，实现了城镇住房私有化率的大幅提升。这种房改中既包括了政府、单位分配的住房，也包括了因市政建设、城市改造大量拆迁、安置的住房（还包括单位机构以商品房价格购买后，实物分配的大量住房）。房改房的低价购置，将住房转移变为私人财富，是对历史低工资的一种补偿，而非市场化形成的结果。 因此国际上的住房私有化率的拥有者，多为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低收入家庭更多依靠政府保障解决住房问题。但中国福利分房之后的私有化，则并非以收入划分，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私有化率高达72%，且有5%左右的家庭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如拆迁所得和双职工双单位分配等）。而最高收入家庭的住房私有化率为90%，两者相差并不多。 中国自1997年开始实行住房商品化、市场化之后，开发商全部建设的纯商品房仅为9000万套左右（扣除开发商建设的非商品房套数，如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安置房等），不到全部城镇住房总量的30%。即使不计其中一些为单位购买进行最后福利分配的部分，那么真正靠市场化商品房拥有私有住房的比例也不过30%而已。 因此可以看出中国靠市场商品化拥有住房私有化率的总量不超过30%。而大量则是靠非市场化的福利分配之后房改形成的住房私有化率，因此中国的这个指标无法与国际的指标对比，也并非在同一水平上。 更重要的是福利分房的原有住房的标准极低，并不能满足现代已日益增长的生活消费。 80年代之前的住房分配几乎是低标准的建设，大多是面积极小的，无完整生活设施的住房。如五十年代上海的纺织工人住进的新房，如今已经不得不拆除重建了，大多数卧室只有6-8平方米。许多还是共有厕所，无厨房，更不用说洗澡的设施了。 80年代改革后的标准也很低，一居室不大于40平方米，二居室不大于60平方米，三居室不大于80平方米，直到90年代，超过100平方米的住房设计是要有高知、高干指标的。因此占住房私有化率50%以上的住房是低标准的非商品化设计的住房。 即使是初期的商品住房，大多也维持在这个低标准的水平上。虽然有了独立厕所和厨房，但却没有燃气、没有热水，没有洗浴设施，连刷牙都要挤进厨房去取水。至今这些低标准、小面积的住房仍是城镇中的主力军。 之所以中国的住房私有化率高，和个人财产中住房比例高，并非市场化之后人民的自由选择，而是福利分房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是政府用住房资产弥补历史上工资收入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与中国的住房市场化程度无关，也与消费者购买能力无关。更不是反映中国经济的发达程度，也同样不能与国际上大多数市场化国家的住房私有化率相提并论。 根据统计局调查中国城镇中还有大量的私有住房是自建房。这些自建房统计在住房私有化率之中，但既不是房改房，也不是商品房，且无法在市场中公开交易，这一比重也很高。 由此可见一个非市场化经济的国家在改革之后才进入住房市场化20年左右的时间，商品化程度和数量都极低，并不能仅用国际通行的住房私有化率指标去衡量和证明市场中发生的变化，更不能证明市场中的泡沫！ 以房屋总市值推论中国房地产泡沫是错误的 国家房地产的总市值既是一个国家城市化发展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房地产在国家经济中总量的衡量。 据第一太平戴维斯2016年8月的预计，中国的房地产市值约为270万亿元人民币，为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67万亿元人民币的4倍，随后又测算称，已达300万亿元市值。最近则在某些专家、学者的口中称为已达450万亿元，还有些与美国的房地产总市值约为26.8万亿美元相比，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已出现了严重的泡沫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住建部公布的两个数据看，中国城镇的住宅总量约为220亿～245亿平方米。1997年房改之后竣工的住宅不足100亿平方米，非商品房约占70%的住房总量，其中包括拆迁房、自建房，原有私房和非成套住宅。即使全部按能进入市场销售计算，并且全部按2017年全国平均住宅房价8600元/平方米计算，其总值也不过200万亿元左右。如扣除年代、成套率、配套设施等因素，高算总值不超过150万亿元，合理低值则不过100万亿元左右。如扣除不可进入市场销售的部分，则会估值更低！ 中国目前的大中城市中仍有大量未拆除重建的危旧破建筑，三四线城市则是刚刚进入大量进行棚改的起步阶段。从这三年棚改1500万套的目标看，并不能解决完三四线城市的全部问题，而五六线的城镇又会如何呢？ 仅从三四线城市大量的棚改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大量的存量住房的条件极差，危旧破情况严重。许多住房根本不具备商业价值，连中央政府都不得不动用大量的财力给以补贴，支持拆除重建，就可想而知这种住房情况的困难了。而中国除70个大中城市之外，还有590个城市和众多的县镇，其住房情况仍有待改善。 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城市化率应超70%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序密切相关，也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相关。全球城市化率的高速发展则是集中生产能力、资本能力和第三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1800年之前全球几万年所创造的GDP约占全部总量的5%，1800年之后的GDP则占历史总量的95%，是因为1800年之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带动的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的增长又反过来推动人口向城市集中，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 1800年到2010年全球的总人口量增长了6倍，但全球城市人口的数量增长了60倍。2006年全球城市的总人口数就超过了农村的总人口数，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率已经突破了80%，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率也突破了45%，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53%，并且仍在高速增长。 但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2%，低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率水平。按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计算也仅为58%不到，远低于发达地区的水平。 中国要想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的目标，至少城市化率的水平应在70%以上，否则无法实现经济的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但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水平极低，正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造成的。目前名义上的城市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为42%，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的户籍与工作地不在同一城市的情况极多，于是就无法充分享受城市化带来的公共服务和资源优势，如子女入学、家庭成员的医保、退养等，都未能充分的实现城市化的条件。 而非户籍人口的城市化，则是假城市化。这些非户籍人口的城市化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保障与收入来源，还依赖于农村，仍离不开承包地、宅基地，更不用说子女入学、退养、医保等其他问题了。因此凡是不能实现收入来源于城市而非农业的城市化率都是假的城市化率，重要的衡量城市化率的指标不是指人在哪里住，而是指你的收入来源来自于农村还是来自于城市。 发达国家中许多人，特别是退休的老人并不住在城市，但他们的收入来源于城市，仍被计算在城市化率中。 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中非户籍人口的比例都很高。如北京2100多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仅为1200多万，上海也同样，广州和深圳则出现了非户籍人口的数量远大于户籍人口的情况。 广州最新公布的情况中，户籍人口为911.98万人，非户籍常住人口则为967.33万人，非户籍人口超过了户籍人口。20-50岁的劳动人口占85%，63%为广东省之外的人口，能在广州购房的外来人口约为二成。非户籍人口在教育、医疗、参保等社会保障方面处于较低水平。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不到5成（49.3%），就读公办幼儿园的仅为2成（20.5%），约35%的劳动者未签订劳动合同，约四成以上的没有参加“本地统筹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四成以上的人员无医保治疗。 广州的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所有城市非户籍人口的普遍情况，许多城市的情况则比广州的情况更差。由此可见中国的名义城市化率中，大量的人口是非城市化的收入来源，或只有部分收入来源于城市，这种情况并未改变其原有身份和地位。虽然人身在城市，但大量的保障和部分的收入仍来自于农村。 这种名义上的城市化率不但不能与国际对比，也不能证明农村人口的真正转移。不能改善农村的发展情况，也并未真正解决名义城市化率中的住房问题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要问题。 住房面积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很不可取 住房面积统计既是市场需求与供给关系的一种衡量，也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种标准。既反映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住房水平和居住条件的改善。 住房面积通常用三种情况反映，一是人均住房面积的大小，二是户均面积的大小，三是套均面积的大小。前者反映的是城市人口数与存量住房的情况；二者是按城市家庭户数（即居住单位）计算的存量住房的情况；三是每套住房平均的面积，反映市场供给情况的变化。前两者以人和家庭计算存量住房，三是以建筑本身的情况按独立套数计算与人无关，但三者都反映市场中的存量与新增供给的变化。 1.人均住房面积：在中国的历史上早期这一统计为人均居住面积的统计，因为那时大量的住房为非成套住房，没有厨房、厕所的面积，更没有楼房中分摊的地下室、电梯、楼梯等面积，因此只计算居住面积。1949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为4.5平方米，1978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为3.5平方米。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大量的住房建设在福利分配的制度下，为尽可能的减少建设成本，增加居住面积，因此住房建筑尽可能减少非居住面积的配套面积。如几乎所有的住房无厅、小厕所、小厨房。北京市前三门大街大量建设的居民楼都在设计中没有门厅的设计。那时的拆迁政策也只计算居住面积，不把其他面积计算在补偿范围之中。厅按一半计算面积，因此拆迁房的建设也大多是无厅的设计。在以居住面积为统计基础时，住房建设中配套的厅和厨房、厕所都大大的被压缩了，更不用说有洗浴条件了。 大约90年代中期才有了厅的设计，并在住房商品化之后，让厅变大了。厕所也变成了卫生间，厨房也不再是转不过身来，放不下冰箱的小厨房了。 以后中国的住房统计也从居住面积变成了建筑面积，但在建设面积的房产证登记中（销售中）都包括了建筑配套面积，即公共分摊面积一栏。 在住建部（当时叫建设部）88号令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中，曾规定销售住房可以按套内面积或建筑面积分类计价。但由于产权证登记中都将两者合并登记为产权面积，于是就又有了分摊率的特殊名词，指产权证面积中套内面积和公共分摊面积之间的比例。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在不同的楼的建设中，这个分摊面积的分摊率差别巨大，如无电梯、无地下设施的大多楼梯、消防梯的分摊比例和门厅等都较低约为10%-15%。但有大门厅和电梯的楼则分摊比例提高了。多电梯、户电梯含地下车库通道电梯的则分摊比例更高。有的豪宅分摊比例高达30%，即一套产权证面积为100平方米的住房，套内面积仅为70平方米，其余均为公共面积。 因此在中国的人均建筑面积中计算的住房面积无法与国际的接轨，正是因为分摊面积的部分无法统一。在国际的人均住房面积计算中，是指套内属于私人使用的面积，如德国是以建筑分户墙中心线计算的，美国是以户门内面积计算的等，而只有中国是含有公共分摊面积的，因此在与国际对比中会出现极大的差异。 如现有中国统计公布的城镇人均建筑面积约35平方米，实际与国际对比时应扣除20%以上的公共分摊面积，则就只剩28平方米了，中国大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标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北京不到25平方米，上海更低，扣除公共分摊面积之后则人均住房面积都在20平方米以下，再扣除厨房、卫生间和门厅，居住面积就会更低了。 在中国自以为住房已经能满足城镇人均住房需求的人眼中，人均35平方米是个很高的数了，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在国际对比中就相差更多了。
数据来源：香港：香港明报报道；法国：CGEDD报告；德国：德国联邦统计局；加拿大：ttp://shrinkthatfootprint.com/；美国：US.Census Bureau 2014；英国：BBC新闻；中国内地：《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房地产大周期的金融视角》、链家研究院 上表的国际比较中可以看出如扣除公共分摊的面积部分，中国城镇人均拥有的住房面积与国际水平相差极大。甚至不到发达国家的50%的水平。现有的人均住房面积的统计，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情况和真实的住房现象，更不能反映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 2.户均面积数：大部分城市并未公布这个户均面积数，尤其是中国城镇中外来人口的变化巨大。几年前公布的户均面积数为：
数据来源：法国：法国国家统计局；加拿大：http://shrinkthatfootprint.com/；德国：德国经济周刊；日本：日本国土交通省；美国：US.Census Bureau 2014；香港：www.hongkongfp.com；英国：BBC新闻；澳大利亚：澳洲统计局；中国内地：中国国家统计局六普数据、链家研究院估算，不包括房改以前单位分配的公房和小产权房 从中国人均的住房面积看也许许多人会比较乐观，但从户均面积看也许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以户计算的住房面积情况在与国际的对比之中可知道差距巨大。 如扣除户均面积中所包含的公共分摊的建筑面积，就可知这个差距更大了。 也许许多人会认为这几年高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会让情况发生巨大的改变，但实际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出现并越加严重，年轻人并非按户籍所在地居住，独居人口疯狂增长，这个情况也许会更加严重。 德国1960年时人口7300万人，但家庭个数为1900多万个，随着人口老龄化，到2010年全国人口增加了800多万人，增10%多为8100万人口，家庭个数则变为4100万个，增加了一倍多。且老人住大房，会为儿女回家留住所。年轻人的住房则小，但住房总量大大增加。户均人口从3.83下降到2.01。 中国的户均人口同样从80年代的人均3.89，下降到2.8左右，还在继续快速下降。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均在2.6左右，说明人口数与家庭户数的变化正在出现德国已出现的这种情况。 中国已出现了约7500万个独居家庭，过去的3年每年独居家庭都以30%的速度增长，其中约3500万个家庭是老年人的独居家庭，4000万左右为年轻人的独居户。但在中国户籍制度的统计中，许多独居年轻人的户籍仍在父母的户口本上，并不与父母同住，而是单独居住。中国户均住户面积的统计中并未将这些户籍未变的年轻人的独居计算在以户为单位的统计之中，因此这种户均面积的统计可能会更加恶化。 北欧独居户已达总家庭户的40%，西欧也在25%左右。但中国目前仅为6%左右，如上升到25%的水平则对住户的需求会大大提高，或几年之后出现德国成倍增长的情况。（邓元杰：还是不要上升吧！人们要多生孩子！家庭要和谐！） 从抚养率水平的提高看，这种老龄化和年轻化分居的情况只会越走越快，则户均面积的情况也不乐观。 3.套均面积：指每套独立计算的住房的面积，而不论这套住房中是住了一个人或几个人，是一个家庭还是多个家庭。这个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住房水平的重要标准。 中国早在80年代出台过套均面积的标准，一居40平方米以下，二居60平方米以下，三居80平方米以下，后在商品化之后这个标准被打破了。但2006年又出台了90/70的规定和随后又有了按面积计税的规定，如144平方米的高限等规定。 因此中国的套均面积被政策严格控制，全国10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比例约为全部住房总量的25%左右，15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则低于15%，因此套均面积的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香港人多地少，住房面积是全球最低的。10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则为豪宅了，但占比极低。政府提供的小面积住房所占的比例极高，中国现有住房的情况虽然远远高于香港的水平，但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则差距巨大。 不分归谁和谁在用的户均套数算法不对 一个城市或国家的住房是否已经满足或基本满足了需求，首先要看住房的独立套数，能否超过家庭的总户数，并随着家庭户数的分裂进度，始终保持着适度的空余量，使人们有自由的选择权。 通常一个国家或城市的现有住房应达到总家庭户数的数量，并大多有10%的余量，即达到家庭总户数的1:1.1。如果在家庭分裂的高峰期就应达到1:1.2，如果是城市化率高速增长时，除满足现有城市需求之外，还有一定的余量来满足新进入城市的家庭需求。 中国目前公布的户均套数大约为1:1.1左右，即总住房套数大于总家庭户数，似乎已经能满足现有城市家庭户数的需求了。 这个计算中并不管这个住房是归谁所有，由谁居住，或是尚未销售。而只计算现有住房的总量是否已大于家庭总户数，实际的情况是多于或少于家庭总户数，少于家庭总户数的肯定是不能满足需要的，大于时要看能否跟得上家庭分裂速度或新进入城市的家庭速度。 家庭分裂速度是指一个家庭因子女结婚可能变成了两个或三个家庭，新进入城市的家庭则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和速度增长和变化的。 一般而言1:1.1是最基本的条件，多余的10%则是满足住房调换、工作变化、家庭分裂的必要选择余地。而城市化进程则应有更多的余量，如北京市每年新婚家庭的数量低于总家庭户数的10%，但五年前的年新增人口量则大于原有家庭户数的10%。 但中国的统计之中，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非成套住房的数量占比高达25%，这些非成套住宅中的套数计算是个多变的情况。如一间平房可能为一户，但一年之后四、五间平房变为了一户。这个差距会变化巨大。二是户籍制度中无法计算出户籍不变的家庭分裂情况。如独居人口的情况迅速增加，有些为人口老龄化产生的，户籍数量不变，但更多的则是年轻人的户籍未动，也未结婚另组家庭，但却独立居住，应被计算为单独户，却未被按户计算的情况。也包括各城市中异地工作独立居住的情况，他们的户籍并不在这个城市，但却会在这个城市长住，需要拥有独立的住房。 当然也有大量合居的情况，如异地工作的人员可能合租一套住房，外地或农村人口大量进城时，也会有打工者合居的情况，但中国的统计则无法跟上这种多元的变化。 如果从北京市租赁市场的情况看，约有20%的住房用于出租，但却要满足36%的常住人口。大约5-7人的住房需求，却只有一套住房的供给，那么如果这样计算，大约住房不能满足非户籍人口都按户计算的人均1:1.1套的住房，全国大约也是如此。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将进入城市的常住人口中，都以家庭方式计算为户时，中国现有的住房无论如何都无法满足1:1的最基本条件。但实际中独立进入城市的个人大约都不是按家庭计算的，也才因此会有1:1.1的说法。 但在国际上的统计之中，这种非户籍管理方式，是个人独立护照的管理方式。则进入城市的非家庭关联的持独立护照的人口都是按单独户计算的，其独立住房的需求则要求户均住房套数计算时，必须按独立户对应独立住房套计算。 于是这就让中国的统计方式与国际的统计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定义和不同的计算结果。 只管住房成套率不管房子破不破也不对 住房成套率是衡量现有城市或国家住房的基础状况和发展程度的指标。成套率越高或100%，则说明这个城市或国家的住房至少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能基本满足生活的需求了，进入了提高质量与舒适度的阶段。而成套率水平越低则说明这个城市或国家虽然有住房，但这个住房是不达标的，不能满足生活需求，并亟待改善。处于这样发展阶段的城市或国家仍处于改造建设的高峰期。 如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棚改就是这种情况，虽然有住房，但住房条件极差，非成套率高，危旧破严重，已到了非改不可的阶段。 何为成套住房？一般国家的定义是独立单元的住房需要有生活必须的独立设施。如要有自己的卫生间（含洗浴设施和厕所功能的卫生间，仅有厕所则定义为半个卫生间）、有自用的厨房、还要有必须的取暖设施和条件（冬季寒冷的地区）。高标准的成套定义则还有独立的电、水、热水、燃气、门厅、饭厅、客厅等必要设施。 中国现有的住房成套率水平大约在75%左右（不含农村的住房），约有25%左右的住房为非成套住房。但这个成套率的水平低于国际标准，其中大多数只有半个卫生间，即只有厕所，而无洗浴设施，更不用说没有管道燃气的住房比例高达80%以上，没有热水的住房比例高达95%以上。因此才会有大量的电热水器替代的市场。 中国城市的早期建设中大多是平房，没有独立的供水、供暖、供气和厕所，改革之前大多的洗澡要靠木桶或去公共澡堂。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大多新建筑有了改善。但这些历史的平房保护区，如北京的78平方公里的旧城保护区，仍只能用煤改电解决燃煤做饭、取暖问题，仍无法用管道解决燃气、热力供应等问题。胡同中仍主要靠公共厕所解决卫生问题，洗澡等问题大多只能靠热水器了。 公私合营和人民公社的阶段，在农村取消私家厨房，改为大食堂的同时，城市中也建设了大量的这种无独立厕所和厨房的住房。北京就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大楼，这种楼是典型的类似于集体宿舍的住房。上海每天早上在里弄里洗倒马桶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之后很多年。 住房福利分配终止之前，几乎所有的成套住房都只有厕所而无卫生间。厕所中大多除便池用水之外，无其他水源。当洗衣机、热水器出现时，大多要先对厕所进行水源改造。厨房更是狭小，以省出更多的钱扩大居住面积。当电冰箱出现时大多无法放入厨房，反倒放在客厅或卧室，成为了一种富裕家庭的“荣誉”。 但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一些商品房才真正满足了国际定义的成套住房的标准。家庭中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和适度的厨房面积，以及供暖、供热水等生活必备条件，逐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标准。 中国现有以有独立厨房和厕所定义的成套率标准，如果换成国际必须有独立卫生间的标准计算，那么中国住房的实际成套率水平大约就会降至30%-40%了。由此可见中国的住房水平与国际水平之间尚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在于有房住（棚户区也叫有房住），更在于这个住房要满足生活必备的基本条件。只能在厨房去洗脸，不能在家中自由、方便的洗澡，都已成为新时代面临的难堪。 大量要依赖公共厕所解决方便问题，共用一个水龙头，在非独立厨房做饭的大量住房则更是未来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而这种现象不仅在大量棚改的三、四线城市中存在，北京、上海、长沙、西安这些大中城市中也同样大量存在，这些情况不但说明中国的住房建设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而非成熟阶段，同样也证明中国的房地产尚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新建之外，旧改的任务也将更加艰巨和亟待解决。 住房空置率无法真实反映整体住房需求 空置率是衡量现有住房使用情况的指标，空置率越低说明充分使用率越高。空置率高则说明供给量大，但使用率低的不合理性。 空置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已进入市场的全部存量住房的空置情况；一类是指未进入市场的新房的空置情况。通常大多成熟的国家与城市只计算第一类情况，特别是二手房交易远远超过一手房交易量的国家。如美国大约二手房与一手房的比例为7:1，只计算第一类情况。 但香港则分别计算这两种情况，第一类的空置率较低，大约为8%左右，第二类的情况高，有时高达50-60%。此次香港准备征收的一套房空置税则主要针对于开发商未销售的一手房和已购买而未使用的一手房，但并未对二手房征收空置税。同时有二套房空置超六个月再交易的另外有税。 许多国家用征收住房空置税来提高住房的利用率。如德国，空置住房超过六个月的要征税，而将住房纳入合作社用于出租则会减免相关税费。一面提高了住房的利用率，一面稳定了住房租金，并保证了住房投资者的收益。这里以六个月为限制一是给足了住房变更、改善的交易时间，另外也回避了偶尔居住的情况，如中国也有些“五” +“二”的居住方式，五个工作日居住一地，二个休息日居住一地的情况，或为照顾病人、老人并兼顾工作的两地居住方式。 我不知道中国的空置情况是如何统计和计算的，如空置的时间是以六个月以上为空置还是以月或年计算为空置的。但我知道社会上曾传说的中国城镇住房的空置率高达22.4%或更多，高达6500万-8800万套的统计和计算结果一定是假的、错的。一是中国的商品房总量也就9000多万套，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空置；二是中国的户均套数才只有1:1.1左右，如果有20%以上的空置岂不是会有许多家庭无户可住？三是中国拥有第二套住房的比例很低，总量很低，全空置也没有这么多的量；四是大量的私人出租房来自于何处？连现有户数的居住都无法满足，又哪会有房用于出租呢？当出租市场有大量需求而又同时大量住房空置是无法解释的。 杨伟民退任中财办副主任之后，在上海会议的讲话中讲到中国城市和农村的住房空置率都很高。这是现状，但却有其特殊的中国特色的原因。而这是国际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存在的特殊原因。 自1954年中央就出台了防止农民盲流入城的文件，大跃进之后又有了城乡户籍制度的规定，因此这种户籍制度的规定限制了人口的流动。不但限制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也限制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 同时中国特有的城乡土地的双轨制，特别是82宪法的修改之后，将农村土地定为集体所有，将城市土地定为国家所有。这两种制度成为了人口流动和城市化高速发展进程中的两大壁垒障碍，也是造成与住房利用率无关的特殊的空置现象，和随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住房困难问题。 一是城市化进程中约有四亿多农村劳动力在全国流动，其中约3亿多人进入了各类城市长期生活，1亿左右人在家乡附近的城乡之间流动列入非常住人口。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农村的空置现象。 我朋友父母所在的浙江地区的一个村，在距城市几里地之外的山沟里，全村80多户农户，只剩4户人家还常住在村里，其余宅基地已没有本村人，大部分空有住房而无人居住和使用。一部分出租给了专做垃圾分类的个体外地农户，满院的大量垃圾分类后的残余被倒进进了附近的山沟之中，造成极大的污染。 这进入远距离大中城市的几亿人中，有约20%的家庭在城市购买了住房并长期居住了，80%左右的则用租住的方式在城市或工棚中租住，许多几乎长年不再回到家乡。但户籍制度则使这些家庭无法变为城市户籍，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无法享受城市中的子女教育、医保与养老等公共服务。也有许多儿女进城了，将父母接到城市的他们同样也无法分享城市的公共服务，仍依赖于农村，保持着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于土地制度问题，这些户籍仍在农村的人口，无法将宅基地、承包地变成进城的资本，并用户籍捆在了农村的土地上。虽然他们大部分时间居住于城市，并从城市取得部分收入，但子女教育、医保、养老、失业保险大多依赖于农村和承包地，这就造成了大量的农村住房的空置和宅基地的浪费。同时他们又必须取得在城市中生存的住房！即使短期回乡，仍需保留城市住房的条件！ 这种两地双居住房的特殊情况，大约只有在中国这种特定的制度之下才会存在。 二是中国的户籍制度还使城市户籍的人口，在异地投资或工作时，包括母公司或集团公司向各地分公司的派出工作，都会产生这种两地或三地的住房需求。如在父母所在地的户籍和住房，在集团或母公司所在地的住房，在被派出的分公司或项目所在地的临时或几年期内的住房等。 异地工作的情况和派出工作的情况并非少数，仅房地产公司的这种派出和异地工作的人数就大于总人数的10%。如果所有这种有异地投资或项目的企业都有10%左右的异地工作人员，那么这个总量是巨大的。这些人员中或许有50%会购买住房，50%会租用住房，不管何种方式大约都会占用多重资源，并会在几地之间流动，形成一地居住时，另一地的住房空置。长期空置的时间甚至会大于六个月，且无法将空置的住房用于出租。 这种特殊的制度原因会让城市和农村的住房都无法改变被空置的现象。但这种制度原因造成的空置与无法充分利用资源的情况，在国际上的绝大多数或其他任何国家也许都是不会出现的。尤其是中国租赁市场的不完善性，造成许多城市无法提供这种长租房。加之房价的上涨给了这些有能力购房者一种投资的机会和可能，多地占有住房而不会在异地工作时轻易放弃原有住房，就成为一种常态。 许多国家的二手房交易市场发达，且房价起浮不太大，尤其是购买住房时会有个人所得税的抵扣，因此大多这种异地工作的情况出现时，多会整个家庭同时搬入家庭主要劳动收入者的工作地，并更换住房，将原有住房卖掉（购买两套住房时无法抵扣个税，或占用和浪费抵扣额度）。同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没有户籍限制，可以让任何异地工作的人很容易的融入于所工作的城市，并可以与当地人一样分享所有的公共资源和服务，包括没有子女上学、医疗、教育、劳保、退养的各种障碍，而这些都是中国无法提供的条件。 中国将要修改的个税法，开始将个税征收扣除项中增加住房利息支出了，但却未做出抵扣总额的限制，也未做出只有一套住房贷款时可享受这种抵扣的规定，也未对非纳税地购房做出限制（集团或母公司派出异地工作的人员，许多纳税地仍在派出单位总部，而非工作地），因此即使这一政策出台仍因制度障碍存在许多问题。 中国被派出异地工作的这些中、高收入的人员，大多既有购买住房的能力，也有携带家人在异地生活的能力，同时有保留原住地住房的财力，或许还有派出单位提供的住房补贴，因此购房并在离开时卖出住房就成了最好的投资。 中国的特殊制度在一个侧面制造了城市化进程中的障碍，在另一方面则造成了住房投资收益的奇迹。因此中国的住房空置率就成为了一种无法真实反映整体住房需求的指标。在不同城市是如此，在整个国家也是如此。一方面是空置在城乡都出现；一方面是总的供给量大于1:1；一方面是许多人占有多方资源；一方面是市场供给严重不足；一方面是住房需求紧张；一方面是资源不能充分利用；一方面是住房条件无法改善；一方面要提高城市化率；一方面是已进入城市的常住人口无法融入城市，分享城市公共服务。如果单从单一指标或某一方面看，都可得出对市场判断的不同结论。但如果不从制度原因看，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众多原本相互对立的现象却同时存在着，尤其是如果仅用任何单一指标与国际去对比，则必须会出现也许是完全相反的结论。 中国现有调查所得出的空置率指标如果与国际同一指标对比则会出现制度性原因造成的误差。如果不是用住房的空置率指标，而是用写字楼的空置率指标与国家对比，那么可能可比性和制度条件都相差无几，只是五十多年福利分房留下的基础和制度性障碍会造成中国特殊住房制度下的特殊情况。 租金提高但租金回报率低这是一个问题 任何不动产的投资者都会用租金回报率衡量计算投资的可行性，无论是住房投资，还是写字楼或商业设施的投资。除了房屋本身可能因价格变化而产生的投资风险之外，首先是出租回报率的合理性。 中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商品住房的投资，大多用租金回报率计算是利润很低。扣除税费之后，难以找到合理性。但住房价格的不断上涨，则比租金回报更有利的支撑着投资者的信心，甚至未装修的房子，根本不用出租，就可以得到高额的回报。二是写字楼等公建的租金反而比住房租赁有更合理的回报率支撑，减少了市场价格变化的风险。 为什么中国城市中，特别是大中城市或第三产业比重较高或合理的城市，写字楼的租金回报率会好于、高于住房的租金回报率呢? 原因在于中国有五十多年的住房福利分配的历史，并且这些住房用老人老办法的特殊方式用房改低价变成了个人拥有的住房资产。而写字楼市场没有这种福利分配低价转化的基础，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是改革之后的事，是与写字楼商品化同步发展的进程，处于同一竞争的水平，有可比性。但住房却发生了前后两种不同的情况。 住房的商品化率约占全部住房总量的30%，福利分房、原有私房、拆迁安置房、自建房、低价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保障类住房等所占的比重巨大，远超过商品房的比重。但两者取得的成本不同，因此无法同样用一个公式计算投资租金回报率。 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原则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并由此而公平竞争的。但中国城市的住房有五十多年的福利分房的历史，却只有二十年市场化的时间，大量的住房是低价转成个人资产的住房，是对历史低工资收入的一种补偿形式。而市场中的商品房则是按市场价格，尤其是不断攀升的市场价格计算租金回报率的。 老的福利分配的住房虽然有些居住条件较差，但大多在成熟市区，并同时拥有方便的教育、医疗、交通、公共服务等条件，因此使用方便，但取得成本极低，租金回报率极高。因此有比商品房高数倍或数十倍的竞争优势，也因为这些住房的成本低，反而造成了租金低但回报率高的情况，也因此全面拉低了市场中的租赁价格。 如80年代之后建设的房改房，在经福利分配之后用低价房改时，60-80平方米的住房大多只有2万至6万元的房改价支付成本，月租金3000-5000元，就可在当年收回全部支付成本，租金回报率极高。 但同样的商品房即使按房改时北京的市场价5000元/平方米算，同样的租金收入，大约也要数年（7-10年）才能收回投资成本。与房改房相比就毫无竞争力了。 当房价不断上升时则商品房的竞争力与房改房就更无力可抗了，因此投资的回报率也无法对抗，只能靠市场价格的变化发财了。 中国城市住房租赁价格与国际不同的正在于有两种高低不同的成本价格的房屋，同时在市场中博弈。这五十多年的住房福利分配则提供的大量可低价出租但高回报的住房，导致商品房的住房出租回报率无法达到合理的水平。 近年中国提出了大力建立租赁市场的问题。世界多数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大中城市中的住房租赁需求高，大城市基本达到50%左右的租赁。但这种租赁市场中的住房70%都是私人提供的，日本、德国、中国香港、美国都是如此。政府大多只提供10%-15%左右的带有保障性质的低价租赁住房，机构提供剩余的租赁住房。但市场中的租赁价格是平等竞争的，有些国家还有减税支持。如对私人住房变成租赁住房加入住房合作社或类似机构，以及用基金方式提供租赁住房的减免税政策，以此来平衡租赁的价格，同时又保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率。 中国目前的租赁市场本以私房为主，却无组织的进入了市场。政府也仅提供少数的低价租赁房和公租房（廉租房等），政策中限定个人不得购买第三套私有住房后，市场中私人住房用于租赁的数量增长迅速下降了，租金反而不断的上涨了。那些不许合租、打隔断的政策，则加速了租金的上涨，即使这样也无法满足市场中的租赁需求。 近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加大多方租赁用房的建设，但多是竞地价的长租房，于是为保证最基本的租金回报，也必须大大的提高租赁市场的价格向高端迈进。但是否所有的租赁市场都只是为满足高收入阶层的租赁需求呢？如万科北京推出的长租房月租高达15000元，一次性支付十年的租金，含利息等于月租金在20000元以上了。这种高价的租赁价格只能满足少量高端需求，会起到普遍抬高市场租赁价格的水平，但却在高投资中只能取得较低的保本式的回报率。也同样与房改房的租金无任何竞争的能力。 但中国政府出台的这种建立租赁市场的政策，似乎并不是为了本就买得起住房的中高收入家庭，而是为了满足买不起商品房的中低收入阶层的需求，那么高租金的住房建设岂不是事与愿违吗？ 至少从眼前看万科这种长租房虽然提高了月租金的标准，但并未提高租金的回报率，那么当这种租赁市场大量出现时，中国市场商品房化的租金回报率就更无法与国际对比了。也会让本就很低的商品房化的租金回报率降低，变得更不合理或更不具备市场化合理发展的条件了。 中国特色的制度障碍导致租金回报率这个市场投资的指标也变的深不可测了。 个人拥有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比例问题 国际上通常不统计这个指标，没必要在一个充分市场化的条件下，提出这种计算的要求，也没有对市场产生影响的任何作用。 充分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大多土地是私有的，住房交易是自由的，财富拥有的权利和拥有资产的存在形态，以及处置方式都是自由的。政府要管的是你是否按各种规定纳税后而拥有财富，你是否合法取得的收入或创造的财富，你拥有的财产如不动产是否依法交纳税费和承担义务，你的不动产的使用是否合法等。你拥有的不动产财富无论是用于社会出租还是自用，都是你自己的权利，合法取得和依法纳税则是必要条件。 大约只有中国从投资炒房的角度，为控制市场的价格，而对个人购买住房提出了各种限制条件。如一、二套购买住房的首付比例，贷款利率的不同，不得购买第三套住房，以及不同城市的不同限制条件。 正因为这种早期存在的投资或投机的炒房行为，在政府炒地之后不断加码和恶化，变成影响到市场价格的波动，因此做出了许多限制性条件的规定，以及要有一个“个人拥有第二套（含以下）住房的比例”的计算。但提出这种计算要求，并想以此来否定市场自由经济的合理性，和试图用此来证明投资、投机炒房是市场化的弊病，以及证明这种投资行为的比重及对市场价格的影响。 但提出这种计算方式，并试图以此证明投资投机炒房的人们和决策者们犯了极大错误，他们似乎忘了中国有五十多年住房分配的历史！也忘了中国政府大量征地拆迁进行市政基础建设和卖地，旧改过程中有大量和长期的实物拆迁补偿政策，这些政策都会造成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都拥有第二（含以上）的住房，但这些都与住房市场化改革无关，也与市场住房价格无关！ 北京80年代的拆迁政策都是实物拆迁，最初设计居住面积，按拆除的居住面积加一定人口因素等补偿住房。而新住房的厕所、厨房、门厅等都不计入补偿面积。后来按居住面积的1.3-1.7倍补偿+人口因素，因此被拆迁安置的住房虽然远了（当时的远，如今也变为近了）但面积增加了。按代分房的家庭则有了两或三套住房，如果原有面积多的平房，则会补偿更多。北京许多拆迁户，无论其家庭中原收入水平高低，都会因拆迁安置而受益，因此有“拆迁、拆迁，一步登天”的说法。 旧城危改之后，许多拆迁是原地回迁安置的。异地安置则条件优惠，因此老北京相当比重的拆迁安置户在1997年房改政策出台之前，都靠拆迁改善居住条件。 同样80年代之后，不断增长的福利分房，也让城市居民的住房在国企、集体或拥有原有土地较多的企业就业的分配中改善了，更不用说大量在政府和国家机关、机构、事业单位就职的改善了。 拥有土地的单位，大多会引入开发商用四六分成、五五分成、六四分成等不同比例的分成方式，将自己用土地换来的分成住房进行福利分配。开发商用分给土地方的房子做购置土地的成本，将分得的房子用商品化的方式提供给市场，进行合建或交换。 五十多年的福利分房，特别是80-90年代的快速建设的福利分房，从还建开发走向开发建设，从用指标的委托代建到用指标的购买方式，有土地的合建方式进行了大量分配。直到21世纪初这种福利分配之后房改的风头才逐步熄灭。 这一阶段的福利分配并不是按收入划分的，而是人人有份。按资格、年限待遇不同，但资格同等。单位司机可能和最高领导同住一楼，只是有大房、小房面积不同之分，朝南朝北方向不同之分。 同时有些分房则是按单位职工资格，而非按职工家庭是否有房分配的福利。于是不同的家庭可能因夫妻两人各自分配了住房，再加上父母的住房让原来住在一起一套房的大家庭可能同时拥有了三套、四套的住房。还有按级别补助的面积，不能在一个住房满足时就用增加一套住房的方式解决，也有因工作任职调动的则先后在不同单位分配了福利住房。 有的则在福利分房之后，又购买了商品住房，或同时有了拆迁安置用房等其他住房。因此拥有二套（含以上）住房的家庭，几乎平均的分布于不同的七类收入水平的家庭之中。 在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用途中，用于出租比例差距也不大，用于偶尔居住和其他的略有差别，但空置不用的则极少。其他项目中有的改为了商用，有的或许有空置和等待置换的状态（统计中未加说明）。 但可以从分配于不同收入阶级中看出，拥有住房的比例相差不大。拥有第二套（含以上）的比例，随收入差别升级，逐步扩大。可知拥有第二套的原因并非都来自于市场中的商品化，高收入阶层拥有第二套（含以上）也并非多为了投资炒房，因此从拥有多套住房的情况看，并非因为和来自于炒房的动因，更主要与住房市场化无关！ 限制购买第三套住房的情况更是与此不完全同步，一是福利分房的不计入购房之中，如再购买两套也是多购了许多；二是减少个人购房的数量也会影响到租赁市场的房源供给。总之，中国拥有二套或以上住房并非因市场化，也不能证明大量炒房行为的情况。 当大量国际通用的指标体系中的数据，因中国特色而与国际无法接轨时，当这些指标被学者专家们误读错用时，当决策者无法分辨这些事实真相时，必然会对市场产生错判。并会以错误的数据对比为基础，做出错误的决策和用错误的调控手段及办法，让市场出现更大的错误。 除上述的这些可与国际对比的指标性数据被误读误解时，中国还有许多数据也会因中国特色而被误读误解。 如大家最关心的库存量，是指现房而未销售的库存。在香港是用当年销售的空置率来表示的，中国是用当年的未销售库存量来表示的，因此香港计算的是套数，中国计算的是建筑面积。 中国的未销售量库存中既包括了商业、写字楼，也包括了住宅。如按当年的各分类销售情况看，商业与写字楼的库存约等于一年的销售量，但其中许多的领取了销售证，列入了库存量的建筑被自用或出租等方式使用了，却无法及时在统计中反映。而所谓“去库存”所指的大量住宅，则不到当年销售量的50%，从数量上看并非是严重和可怕的库存。 但不动产的特点是这些库存大多发生在无销售的城市或地区，也许永远都无法销售，长年处于库存之中。而有销售需求的地区则并没有应用的库存量，因此造成了许多地区有巨大的库存，许多城市则供给紧张，房价不断高涨。 并且这些所谓的库存中，还有些是房子竣工了，但配套设施不齐全，如道路交通、水暖电气热的缺失等，造成这些住房无法使用和交付。也成为库存无法消化的原因之一。 如争议较大的是中国在建工程的总量很大，开发商在施面积高达70多亿平方米，与每年的竣工量和销售量不成比例。 早期中国开发商的在施面积与竣工面积的比大约是1:0.29，即大约等于3年竣工量。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设周期。但近几年基本为1:0.15，即大约等于7年才能完成的竣工量，或说工程项目的建设周期延长到了七年才能竣工，这并非合理的建设周期。 这种统计大约也与中国特色相关。一次性审批的规划，一次性审批的开工量都很大，但实际的开工和施工是分步进行的。如一次批了十个楼座的开工，也许基础是一个，但楼座是分期建设的。因此在统计中会出现开工量巨大，在施量巨大，但每年的竣工量却与在施量不相匹配。 因为有这样大的在施量，许多学者和专家以为中国未来的供给量巨大，可以满足几年的消费，担心市场无法消化并变成巨大的库存。 如去年全部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6亿多平方米，但在施面积为70多亿平方米，那么这些在施面积用70÷16=4.37，要用4年半的时间才能消化。如果每年再有相当的新开工，那市场岂不是会有大量的积压？ 但这些学者与专家忽略了另外一系列的数字关系，即销售量与竣工量的关系。在每年的销售中，销售量总是远远大于竣工量的。 这大约也是中国预售制度特色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竣工面积中包括了不能计算为销售面积中的车库、配套设施、人防、变电站、热力站、锅炉等等面积，因此当年的竣工面积与销售面积不是对应的关系。竣工面积中只有约70%的面积为可计入销售面积的部分，车位是另外按个数计算的，而非统计在销售面积之中。二是每年实际的销售面积都远远大于竣工面积，大约为每年相差20%-40%。去年的竣工总量约10亿多平方米，但销售面积约17亿平方米约为1:1.7的差距。 那么这个差距正来自于预售制度。每年销售的面积90%以上为正在建设而未完工的房屋，10%不到的面积为库存的现房。每年的竣工量实际都是在交付早于几年前销售的房屋。大多与当年的销售情况无关，也绝不会因竣工而造成大量库存。 如果按前十年销售面积与竣工面积之差计算，现有在建面积中约30多亿平方米是已经被销售了的面积。如扣除车库等各种配套面积，则差距会更大。实际在建面积中再扣除一部分（约20%）的非销售面积，那么等于只有新开面积和少量的在施面积是未被销售的面积。 因此才能解释为什么市场中许多城市有大量需求却无大量的供给，要用排号摇号的方式销售。除了因政府压制用审批价格的方式导致一些本可向市场销售的房屋无法销售，造成大量积压之外，实际的在施面积中本就没有充足的供给量。 虽然中国有巨大的在施面积总量，但从已预售的情况看，并不能说明未来有巨大的市场供给量和可能造成巨大的库存，反倒是有可能无法满足需求。尤其是部分被严格调控的城市，无论是从土地供给，从新开工还是从在建面积上看都存在着无法满足市场未来需求的情况。至少短期之内无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情况下，让房价下跌而不上涨。 也许中国需要按中国特色另外准备一套能更完整反映市场实际情况的统计方式：一是用同一定义和标准与国际统计接轨；二是能真实的反映市场的情况；三是不再以全国范围统计，而是以地方范围统计（城市统计）为主的加总方式，以更全面的反映地区和城市的情况；四是尤其万万不可都用平均数的概念去反映市场的价格和试图调控平均房价的上涨！ 市场中的价格信号是最真实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信号。但中国的土地是以价高者得竞拍的，因此土地的供给量控制会引发天价土地，而房价又是本应由市场中的供求双方决定的，却被政府用公权力干预变成了政府审批定价，市场中的价格信号就被政府行政权力扭曲了，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中的供求关系。 于是对市场的判断则不是靠市场中的价格信号，是靠政府对需求量与供给量的关系为参考了。但如果这一系列能反映供给与需求关系的指标都同样因中国制度特色而被误读误解，那么就无法真实的判断和理解市场中的需求了。 因此长期的政策调控和密集的政令出台，都证明政府并不掌握市场的真实情况，也无法出台合理和较长期的政策，也因此才会有短期内不停调整政策的节奏。用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办法应对复杂的市场，结果是头病脚病都没治好，反而让全身所有的部位都出了新的毛病！ 理清各种指标的定义与内涵，结合中国特色找出问题的所在，才能有助于更好的认识市场，并让政府合理、正确的制定相关的政策。清理那些本不应靠公权力的干预破坏市场机制的行政命令，让市场恢复其自我调节的功能。靠真实的价格信号，掌握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合理的调整土地供给的数量和节奏，让市场的供求双方自由的选择生产更适合于未来生活需要的住房和城市。让中国的城市化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并实现人民想要的中国梦！（文章来源：微信号-家富看投资；文章作者：任志强）
房价为什么总是节节攀高？究其原因是什么？
【研究员】：
房价为什么总是节节攀高？根本的原因是什么？2016年以来，中金自己的一些研究分析可以算不幸而言中，因为我们发现基本面上供不应求的状态越来越严重。如果回顾一下2016年之前，很多人讲中国有很多的库存，房价会大跌，然而这些预测最后都没有实现。我们两年前讲过，如果供地政策不改变，限购的城市名单会越来越长；去年还预测说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限购政策的不市场化程度会越来越严重，这些预测都不幸言中。现在全国大概有近一百个城市有各种各样的限购限贷的政策，有七个城市靠摇号卖房子，这类城市的名单还在加长。常识都会让人明白，这不是一个供大于求的结果，而是明显的供不应求。
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政策风险还是蛮大的。因为在住房的需求和供给的基本面分析，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等方面的争论还比较多，政策选择还缺乏共识。不像在去杠杆的问题上，既有去杠杆的决心，也提出了在去杠杆过程中要防范政策叠加的风险，要防范为了去风险而造成风险。在这个问题上的风险主要是短期政策操作的节奏和力度的争论。而在房地产的问题上，似是而非的讨论就非常多。我们基本的判断就是房价过高不管在中期还是长期对中国经济都是风险因素。 但是房价为什么总是节节攀高？根本的原因是什么？2016年以来，中金自己的一些研究分析可以算不幸而言中，因为我们发现基本面上供不应求的状态越来越严重。如果回顾一下2016年之前，很多人讲中国有很多的库存，房价会大跌，然而这些预测最后都没有实现。我们两年前讲过，如果供地政策不改变，限购的城市名单会越来越长；去年还预测说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限购政策的不市场化程度会越来越严重，这些预测都不幸言中。现在全国大概有近一百个城市有各种各样的限购限贷的政策，有七个城市靠摇号卖房子，这类城市的名单还在加长。常识都会让人明白，这不是一个供大于求的结果，而是明显的供不应求。 但是现在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即使接受了供不应求，那是不是这个需求是有问题的、是不可持续的？这个需求是不是有很大的投机性需求？比如说大家都讲房子是用来住的，那如果是投机性需求过高就要用各种政策来抑制它。但另一面如果我们看宏观的图景，中国真正在城市里安居乐业的人口占整个总人口的比例不会超过40%，因为我们的户籍制度的安排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安排，我们的户籍制度比较快速的改变也就是最近十几年才发生的。同时，我们现在推进的很多对中长期发展非常好的结构性改革都在支持人们住房需求上的增加，从地域上大家希望换到更好的地方居住。然而，大家愿意去的一线、二线、好的三线城市的供应是跟不上的。 最近有人提出应该进行“二次房改”，我觉得“二次房改”是个很好的提法，但是现在大家提的做法其实离真正的“二次房改”还有一段距离。简单讲什么叫一次房改？中国人是怎么样开始买得起私人住宅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可以承受这么贵的住房价格？因为1998年到2002年的住房改革，把当时一线二线三线城市最核心地段的房产低价“卖”给了当时在城市里的8600万居民。这些房改房当时还是交了一部分费用的，国家盘活了职工宿舍这一低效资产，把他们转化成为资本注入到8600万城市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上，由此促生了近一亿人口的城市中产阶级。也就是2002年之后，中国才真正开始了私人住房长达十几年的快速增长，也带动了私人消费的快速起飞。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大家发现城镇户口和非城镇户口两个群体收入上的差距近年来在缩小，原来是3:1，现在大约到了2.8：1，但是在财产上的差别是6:1， 而且还在扩大。原因就在于有城镇户口的人要么有过房改房，要么后来在城市的扩张过程中的拆迁中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即城镇户口的居民得到了国家注入的资本金，这对中国的消费崛起，对整个中产阶级的大规模扩容有过很大帮助。但是新来的人怎么办？还没有进城的年轻人怎么办？ 那么如果真的有二次房改的话，它最终应该取得什么效果？我认为，二次房改需要解决对未来要进城的几亿人用什么方式给他们注入资本金的问题。这里有几种办法，一个是现在正在各地实验的农村土地改革，给能够进城或者愿意进城的一部分非城镇户口的人一个财产或者一个收入流。另外看新加坡的经验的话，就是先租后买的安排，第一次房改房是怎么改的？就是当时城市的老职工用工龄折现了房产中很大一块价值。对新来的人，比如说刚刚校园毕业的年轻人，还没有资产，他可不可以先租后买？新加坡的制度安排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国家的职工，你长期在这里工作，你的住房财产最后是国家给你回报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每个公民分享国家发展的一种红利。 第一次房改惠及了8600万当时的城市居民，也是在1998年到2002年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调动内需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改革实践。这一次如果真的讲“二次房改”，按照可比的城市概念，中国只有30%的常住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剩下的人再进城，什么是他们进城的资本金？在土地都是国有的情况下，国家和新一代的市民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财产制度安排？我觉得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很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很多财产的收益权，有效、清晰地分享给了个人，比如说我们农村的包产到户，把土地上农业生产的收益权有效地分享给了农民。1998-2002年的城市住房改革把城市房产的收益权分享给了当时的城市居民，虽然土地依然是国家所有。 不管是三中全会文件的改革目标，还是我们对2035年实现现代化国家的要求，中国的老百姓都应该享有更完整的（最终宪法应当赋予的）迁徙权。也就是说一个人有自由选择在哪里学习生活工作的权利，那些建立在户籍基础上（包括升学、就业、享受公共服务，购买住房、汽车等等）的各种限制最终都应当取消。住房需求旺盛是件好事，但需求上来了，供给端却没跟上来。不光是整体住宅用地供给不足的问题，而且在财税体制改革没有推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还是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结果是什么？就是越没人去的地方土地供应相对越多，而越富裕的地方、人越想去的地方土地供应越少。 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也影响到刚开始讲的去杠杆的问题,三中全会文件里列出的改革清单中，财税体制改革是推进改革的牛鼻子。如果按照三中全会文件定的时间点和节点，财税体制改革是最滞后的改革项目，远远落后于时间表。我们现在预算改革往前推得比较好，但是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的划分上，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方案拿出来讨论。这也就意味着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预算软约束问题无法根本解决，房地产的问题也就无法根本解决。有一种说法就是房价高是因为地方政府炒地皮，那地方政府为什么要炒地皮？过去说是因为GDP考核。现在领导说不考核GDP了，可是不考核GDP，还考核别的，还要扶贫，还有环保，还有其他的各类民生支出，他收入从哪里来？土地最后讲还是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公平的讲，作为一个收入来源，土地财政对中国过去二十年城市的发展、基建的发展做出了正面的贡献，但是高房价在居民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上显现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因此，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改革也需要尽快破题了。（文章来源：财金真相；文章作者：梁红 ）
深层参考
中国科技的真实实力
【研究员】：
最近有一件有趣的事，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表现了公众对科学的需求，就是中国人民居然掀起了一个全民恶补半导体知识的高潮。许多非常硬的技术性文章，充满了晶元、制程、DSP、FPGA之类的黑话，以前是大多数人一看就头疼的，最近却被争相传阅，创造了很多10万+。如果中国人民平时也有这么爱学习，那么我们早就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了！当然，大家都知道，这场全民学习运动的起因，是美国宣布对中兴禁运，一下子就让这家世界第四、中国第二的通信业巨头陷入了休克。许多人这才发现，没有美国的芯片，中国的许多东西都造不出来。全民学习是一个积极的反应，不过也有一些消极的反应。例如不少人就开始疑神疑鬼，甚至怀疑中国的科技成就全都是假的，陷入了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
2018年6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袁岚峰博士在上海音乐厅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大型科技演讲会，这次演讲会从芯片产业谈起，和大家聊一聊世界科技竞争格局。以下为演讲内容： 大家好！今天上海下了暴雨，真是“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但暴雨都没浇熄大家对科学的热情，有这么多同学们来到了上海音乐厅的现场，真是令人感动。暴雨也说明了一个道理：这把伞不但能挡天使，还能挡雨！ 不止是今天，自从今年元旦我和观视频合作推出“科技袁人”节目以来，我就多次看到，大家对科学的热情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好吧，泛滥到今天，老天爷都被感动了。 最近有一件有趣的事，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表现了公众对科学的需求，就是中国人民居然掀起了一个全民恶补半导体知识的高潮。许多非常硬的技术性文章，充满了晶元、制程、DSP、FPGA之类的黑话，以前是大多数人一看就头疼的，最近却被争相传阅，创造了很多10万+。如果中国人民平时也有这么爱学习，那么我们早就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这场全民学习运动的起因，是美国宣布对中兴禁运，一下子就让这家世界第四、中国第二的通信业巨头陷入了休克。许多人这才发现，没有美国的芯片，中国的许多东西都造不出来。全民学习是一个积极的反应，不过也有一些消极的反应。例如不少人就开始疑神疑鬼，甚至怀疑中国的科技成就全都是假的，陷入了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 这种心态充分地反映了，焦虑来自知识的缺乏。中世纪的时候，大多数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是认为世界充满了无法理解、不可控制的力量，例如魔鬼和天使，因此这些人心中充满了不安全感，就像随波逐流的浮萍。而科学的兴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祛魅，祛除的祛，妖魅的魅。祛魅，就是把魔鬼、天使这些神秘的力量驱逐了出去，用理性解释了世界。从此之后，人们不再把命运交给神秘，而是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定位中国的科技。事实上，准确的定位就是一种祛魅，就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就是掌握自己命运的第一步。因此，就让我们从芯片业开始，来理解中国科技产业的大图景。 为什么中国的芯片业跟美国有巨大的差距呢？很多人立刻就能够指出若干条原因，例如：芯片业的投资巨大，收回投资的周期漫长，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禁运，中国对芯片业的投资不足等等。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些原因都是成立的，但还不够基本。因为这些困难适用于很多产业，但是在不少其他的产业当中，中国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些困难，站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而相比之下，芯片业是一个例外，是一个难度特别高、以至于中国到现在都还没有成功的例外。 为什么芯片业的难度特别高呢？有一个原因是基本的，而大多数人还没有注意到。这个原因来自物理原理，下面我们来一层层地介绍。 大多数行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的销售是金字塔结构。低端产品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高端产品虽然利润率高，但是市场份额低，总的利润低。因此，中国企业一旦进入一个行业，在技术水平还不高的时候，就可以利用低成本的优势，在低端市场发动价格战。原来的国际巨头无法对抗这样的价格战，就只得放弃低端市场，退守高端市场。这样表现出来的利润率可能比原来更高，但总的利润却下降了。日本企业这些年的失败，很多就是这样的轨迹。中国企业在低端市场就可以积累利润、人才和技术，因此就会逐渐地向上爬升，最终攻占高端市场。 十多年前，我的朋友陈经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写文章向大家指出：中国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中国会一级级地向上走，占住了一个产业就不放弃。 但是，芯片业却跟绝大多数产业都有一个重大的区别：芯片业的市场，是倒金字塔结构！也就是说，销量最高的，就是技术最先进的产品。技术不是最先进的芯片，占据的市场份额都很少。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芯片业的技术进步太快了。大家都听说过摩尔定律，这是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Gordon Moore提出的，它说的是：芯片的性能每过一到两年就会翻一番。我们需要解释一下，这个定律是一个基于历史事实的观察，经常被作为对未来趋势的预测，但并不是一个物理定律或者自然法则。它当然不可能是一个物理定律，因为这样的指数增长最后总会停下来，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 顺便说一句，Gordon Moore的最高学位是博士，而且他的博士专业跟我一样，是化学物理。因此有一个笑话：如果你要做成大事，你不一定要大学辍学，你也可以读一个化学物理的博士！ 芯片性能的超高速增长，导致芯片业出现了一个奇妙的格局：技术最先进的产品，就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这就对后来者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因为他们无法从芯片的低端市场获得利润，也就难以积累人才和技术。因此，芯片业的追赶在本质上就比传统产业艰难，而且是艰难得多。 作为一个相近的例子，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京东方成为了世界数一数二的显示企业。现在全球消费电子产品的屏幕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京东方。你现在用的手机、电脑、平板或者电视机的屏幕，很可能就是京东方生产的。京东方所在的这个领域，大多数人把它称为平板显示，但京东方的董事长王东升却倡议大家把它称为半导体显示。通过这个称呼很容易看到它跟芯片业的联系，都属于半导体产业。 在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通过努力的研发和大量的投资，京东方的技术一直在快速进步。但是在财务报表上，京东方却长期是亏损的，以至于股价总是涨不上去，很多股民痛骂它是骗钱的。直到2013年，京东方才进入了稳定盈利。直到2017年，京东方的业绩爆发，股价才开始大涨，而此时京东方的技术已经十分接近最先进的了。 由此可见，在这样的行业里出头，就好比是一个“浮出水面”的过程，只要你还在水下，即使只差一点点，你都呼吸不到空气，只有到露出头时才行。这就跟传统产业构成了鲜明的反差。你可以认为传统产业是easy模式，而半导体产业是hard模式，甚至是地狱模式。 如果我们再问一个进一步的问题：为什么会有摩尔定律？也就是说，芯片业的技术进步为什么这么快？那么答案就蕴含在物理原理之中了。 根本的原因在于，信息不是实物。这里说的实物是实际的物质，不是吃的那个食物。考虑一下，表示一个单位的信息，也就是一个比特，需要多大的物理体系呢？在原则上，你可以只用一个粒子，比如一个电子。 我们还没有做到用一个粒子来表示一个比特，但是想一想信息载体的历史演变，从古代的在石头上刻字，到竹简，到书籍，到缩微胶卷，到现在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信息密度已经提高了多少个量级！现在一个晶体管的尺寸，可以只有几个纳米。这已经是一个小得惊人的尺寸了，只有一根头发丝直径的万分之一，但是这还不是极限，人们还在继续向下走。这种令人目眩的进步之所以可能，都是因为，信息不是实物。 而相形之下，关于实物的技术就完全是另外一幅光景。例如发动机，再要把效率提高一个百分点，都是非常困难的。这就好比今天我们的演讲，在现实的空间里，上海音乐厅只能容纳一千多位观众，但是在信息的空间里，观看直播的观众就可以有几十万几百万。这就是信息跟实物的区别。 实际上，在信息产业的各个领域，都存在跟摩尔定律类似的规律。例如在计算机领域有一个贝尔定律，说的是大约每十年都会出现一类新的计算机，基于新的编程平台、新的网络和新的界面，产生新的应用，建立一个新的产业。从六十年代的大型机，到七十年代的微型机，然后到八十年代的个人电脑，再到九十年代的网络浏览器，然后是云计算、移动设备、物联网等等，都是贝尔定律的表现。 又如在通信领域，有一个吉尔德定律，说的是通信系统的带宽每过12个月就会增加到原来的三倍，这个速度甚至比摩尔定律还要快。所有这些定律，基本的原因都是信息与实物的区别。因此，信息产业成为了几十年来人类所有的科技门类当中发展最快的一类。 明白了芯片业为什么追赶如此艰难，我们也就能看到一个机会。随着接近物理极限，芯片的进步速度在减缓，业内人士都在谈论摩尔定律的结束。以前大家的电脑更新得很快，从286到386，然后到486，到奔腾，每一代都比上一代有巨大的提升，让你不得不换，但是现在，你已经有多久没有换过电脑了？这就是芯片进步减缓的表现。 现在最先进的芯片工艺技术已经达到了3纳米，但是还很不成熟，良品率还很低。业界普遍认为，在一段时间内，28纳米的技术将保持性价比最高的地位。而28纳米的技术，中国已经接近掌握了，这就给了中国一个难得的追赶机会。如果我们做出足够的努力，那么，将来我们也有望在芯片业上取得突破。 从一个更深刻的视角来看，芯片进步的减缓是“技术大停滞”的一部分。我的朋友方承志博士指出，人类目前并不是像许多媒体宣传的那样，处在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而是正相反，处在一个技术停滞的时代。大家之所以感觉技术在爆炸，是因为整个科技体系当中有那么一部分，就是信息技术，在快速进步，人类的科技树上有一个分支在快速地点亮。但实际上，科技树的其他很多个分支是进步缓慢的，典型的例子就是能源动力技术。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在用内燃机，现在我们在用什么呢？还是内燃机，这是令人忧虑的。在中国落后的时候，技术大停滞有利于中国的追赶。但是当中国达到领先以后，我们也会面对这个技术大停滞的困难。 分析到这里，各位想必已经对中国的芯片业有了一个清晰的定位。接下来，让我们扩展到更多的产业，鸟瞰式地扫描各个产业的国际竞争格局，为中国的科技实力做一个更全面的定位。我们会发现，各个产业的国际竞争格局分为这样几类。 第一类，是美国占据垄断地位的。最典型的，就是芯片和操作系统这一硬一软两大产业。一般人往往觉得美国特别强大，几乎无处不在，其实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一硬一软，因为你平时用的手机、计算机都离不开芯片和操作系统。但是这种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夸大的，因为美国占据垄断地位的产业并没有很多，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个。而在很多其他的产业中，美国是落后的，甚至是缺席的，例如通信、高铁和半导体显示，但是很多人就不注意这些了，这是一种“幸存者偏差”的思维谬误。当然，这绝不是说芯片和操作系统不重要。芯片和操作系统是两个非常核心的产业，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攻克这两个核心产业。 第二类，是多国竞争，中国作为一个重要跟随者的。这样的领域有很多，例如机械、石油、航运、飞机、手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竞争的多国当中并不一定包含美国。正如刚才说的，在一些领域当中，美国是从来都没有，例如高铁，或者是曾经有过，但已经被逐出了市场，例如半导体显示。因此，你如果是一个美国人，你也会很有危机感的，并不是像许多外人感觉的那样，全面领先，稳坐钓鱼台。 第三类，是多国竞争，中国作为领先者的。这样的领域还不是特别多，但是已经有了一些，例如通信、高铁、港口机械、民用无人机、数字安防。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这是中国的巨大成功。我们对于中国的信心，很大部分就来自这些成功的经验。 第四类，是双头格局，一般是中美两国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这两个都是普遍被认为对于未来非常重要，最有想象空间的，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先来看互联网。请问，世界前十大互联网企业，来自哪些国家？回答是，美国有6家，中国有4家。其他国家呢，——一家都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原理性的原因是，网络是边际收益递增的。就是说，如果一个网络中现有的用户越多，那么一个新用户从网络当中得到的好处就越大。 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等老牌的发达国家，都没有诞生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它们似乎完全错过了网络时代，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美国在发达国家当中是人口最多的，美国的网络企业长大得最快。同样的道理，中国在所有国家当中是人口最多的，而且我们其他的产业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能够给网络产业的发展提供一切技术条件，因此中国的网络发展也非常蓬勃。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不但是巩固了国内市场，而且在国外攻城略地，在很多方面是引领世界潮流的，成为了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趋势。 再来看人工智能。在这个方面，中国和美国的论文数和企业数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是人工智能近年来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下面这个图是各个国家关于深度学习的论文数随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到中美比其他国家高一个量级，而且中国增长最为迅速，把美国也超过了。 在原理、算法层面的基础研究当中，还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在应用层面，中国的表现十分突出。例如科大讯飞的翻译机，许多人拿着它去直接参加商业谈判。实际上可以认为，翻译机这个门类就是科大讯飞开创的！ 其实不止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兴领域，在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中，中国所占的比例都越来越大，整个世界的基础研究正在向双头格局演化。下面这张图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它用的指标叫做“自然指数”（Nature Index），这是由世界顶级科学期刊《自然》提出的一个指标，用来衡量各个国家或者各个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的产出。 我们看到，自从有自然指数的统计以来，也就是2012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是第一，中国一直是第二，德国一直是第三。美国保持遥遥领先，但是在逐渐下降，而中国在迅猛上升，逐渐拉开了跟德国的距离。 你也许会问，这个图是到2016年，那么2017年的数据是什么样的呢？回答是：最近《自然》杂志修订了自然指数的计算方法，扩大了数据来源。按照新的计算方法，中国的自然指数在2017年又上升了13.3%，而美国下降了1.4%（https://www.natureindex.com/annual-tables/2018/country/all）。现在美国的自然指数大约是中国的2倍，中国也大约是德国的2倍。 如果我们问，第一集团包含哪些国家？大家都会同意，第一集团只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那么，第二集团包含哪些国家呢？这就是个有趣的问题了。你可以说，中国和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一起，构成一个第二集团。你也可以说，中国单独构成一个第二集团。无论如何，中国的上升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大趋势。 好，让我们回到产业国际竞争格局的扫描。在前面说的那四类之外，其实还有第五类，就是由中国开创的。这一类目前只有一个例子，就是量子保密通信。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解释量子保密通信的原理，只能简略地说，它是人类已知的最安全的保密传输方法。量子保密通信属于量子信息这个学科，我写过很多量子信息的科普文章，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去阅读，以后我们也可以当面交流。 2016年8月16日，中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一年以后，墨子号成功完成了预定的三大科学实验任务，包括卫星和地面站之间的量子保密通信。2017年9月，中国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量子保密通信的干线“京沪干线”，在从北京到上海2000公里的距离上向金融等部门的客户开始提供服务。 这些成果标志着，中国率先把量子保密通信从实验室推进到了接近产业化的阶段。这是近代以来第一次由中国创造一个新的产业，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 中国既然可以开创一个产业，当然也就可以开创第二个、第三个新的产业。我们不但要在已有的跑道上争夺第一，还要开创新的跑道！ 好，在做完这一通扫描之后，我们观察到什么样的图景呢？ 中美两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参与竞争的领域特别多，在绝大多数的领域当中都在力争上游。好比有人参加奥运会，参与了一大堆的项目，跑步、游泳、射箭、举重、乒乓球、自行车全都来。先不论他在每一个项目得到第几名，单凭能够参与这么多项目，他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运动健将了。实际上，外界越来越多地把中国和美国看作当今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这就是原因之一。在绝大多数领域都有能力参与，是中美作为超级大国的特色，是跟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印度、韩国等等最大的区别。 说了这么多，也许有些朋友仍然在担心，美国在芯片上卡我们脖子。这个问题当然需要认真面对，不过我要指出一点：你现在在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历史的纵深，给中国在时间轴上做一个定位，你就能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回想一下，4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当时外国舆论的一个非常常见的评论是：中国提出了规模宏大的现代化计划，真是可喜可贺，不过这个花费要以万亿美元计，大家都不知道如何筹集到如此巨量的资金，——这得卖多少石油、煤炭、木材啊？你看，在那时的人看起来，中国要赚钱只能靠卖原材料，这是不证自明的！ 当时我们自己的宣传，也经常是这个调调。著名的相声艺术家马三立有一个相声，叫做《西江月》，用填词的形式歌颂党的十二大召开，里面就有这样几句：“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无穷。在哪儿开采都现成，足够万年使用。油田煤矿普遍，森林树木山峰。金银锡铁钨锰铜，自己就往外拱。” 事实上，当时我们提出过要建“十个大庆”，希望通过卖石油来筹集资金。但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因为我们的油田并没有相声里说的那么“普遍”，跟沙特真是没法比！ 现在大家可以想一想，有多久没有听到“地大物博”这个说法了？我们不讲“地大物博”了，是因为这是个弱势的宣传方式，就像“主要看气质”，人家一听就知道你拿不出其他高大上的优点了，只能讲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 那么，实际的历史轨迹是什么样的呢？是中国筹集到了巨量的资金，成功地支撑了现代化建设，但是并不是来自出口原材料。那时没有人能想到，中国变成了一个出口工业品的国家！更没有人能想到，中国变成了工业产值世界最高的国家！ 在我小的时候，政治课本上经常说，发达国家用工业品交换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是一种不等价交换，是一种剥削。当时看着真是挺义正辞严的。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种说法是什么时候从政治课本上消失的？消失的原因显然是，我们就在用工业品交换其他国家的原材料！包括很多发达国家的原材料！而且我们成了世界上出口工业品最多的国家！好吧，我们再也不提所谓不等价交换了，宣传基调变成了“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可真是……令人欣慰啊。 一个具有喜剧色彩的事态发展是，现在美国反而成了一个出口能源换钱的国家。我们对此当然都乐观其成。许多人把这一点作为美国一个新的优势，对此我只想问一句：以前有很多人说，美国放着自己的能源不开采，优先用别人的，这是美国的优势，现在请出来走两步？ 在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全国人民喜迎所谓“科学的春天”，热情传诵陈景润和科大少年班的事迹，但是以现在的标准看来，当时中国人民对于科技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其实应该说，那是相~当~的~肤浅。肤浅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例如1977年，邓小平邀请30位科技界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我国半导体学界的灵魂人物王守武说：“全国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它们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邓小平跟王守武说：“你们一定要把大规模集成电路搞上去。”好，然后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时间期限。大家来猜一猜，他说的是多长？ 邓小平说的是：“你们一定要把大规模集成电路搞上去，一年行吗？” 回忆这样的有些滑稽又有些悲伤的往事，不是为了嘲笑任何人，只是为了让我们记住，我们当年曾经落后到什么程度，更加珍惜前辈们的筚路蓝缕，现在做出更大的努力。 实际上，当时我们连吃饭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新闻整天在那儿报粮食产量增长了多少，人均粮食达到了多少，作为振奋人心的喜报。在九十年代之前出生的朋友们可能还记得，以前我们有一样宝物，叫做“粮票”！那时买粮食不是有钱就能买，而是必须要有粮票，少年朋友们听着有没有感觉不可思议？不止是粮票，还有肉票、布票、油票等等。这些票证，就是短缺的典型表现。 1992年，我14岁到科大上学的时候，录取通知书上说，报到要带500斤粮票。而且必须是全国粮票，省级的粮票不行哦。到了第二年，1993年，中国废除了粮票，我带的这500斤全国粮票终于成了纪念品。你看，仅仅是25年前，我们才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不再担心吃不饱饭了！ 时光如流水，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时再也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了，不过绝大多数观察仅仅集中在经济上。那时还很少有人关心中国的科技水平，如果说有的话，最常见的评论也是：中国全靠山寨！好嘛，中国科技的代表就是山寨。回头看起来，当时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外国媒体，大都对中国的位置做出了严重的误判。 在很多人把“中国全靠山寨”当成了默认的事实之后，常见的评论还有善意和恶意之分。善意的就是说：中国不能总靠山寨，将来总是要自己研发的。恶意的就是说：中国只会山寨，因为中国人不会创新。 请注意，“中国人不会创新”不只是外国人的说法哦，我亲耳听到过中国人这么说，而且是地位相当高、对社会有很大影响力的中国人。我后来对科学传播有热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受到了这样的刺激。我当时就在现场反驳了他，后来也不断地在反驳类似的论调。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是不是也想反驳这种谬论？我支持你！ 2008年左右，很多媒体在转载一篇文章，号称是来自兰德智库的，标题叫做《2020年，中国将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兰德智库确实是在2005年出了一个预测中国前景的报告，这是报告当中的一句话。但这篇文章呢，是把兰德智库的一部分原文和一些人的私货拼贴在了一起，凑成了一篇对中国人的谩骂，结果许多媒体还当真地转来转去。 在差不多的时间，还有许多人在转载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话，出自她的著作《治国方略》。撒切尔夫人说：“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实际上不用到现在，当时我就知道这些论调是错误的，因为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创新。但当时的媒体是怎么做的呢？很多媒体就属于“傻白甜”，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他们直接就认定了中国是一个没有创新的国家，然后以此为前提，反思了一通中国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其实我一点都不反对反思，但你首先应该把事实搞清楚啊！ 你看，许多媒体的水平低下到了这种程度，对中国创新默认的态度就是一串否认三连。于是乎，当我们做出高铁这个了不起的创新的时候，许多媒体的做法却是：一有机会就疯狂地抹黑一通。这种抹黑还真的在一段时间内见了效，成功地拖慢了中国高铁的发展，令许多有识之士扼腕叹息。直到不久之前，我们才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高铁应有的速度。 如果你能想起这些不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你就会注意到，现在你担心的不是吃不饱饭，不是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出口换钱，不是“中国人不会创新”，不是“高铁请慢些走，等一等你的人民”，而是“中国的芯片不如美国”，这已经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进步了！别忘了，芯片可是美国压箱底的杀手锏，我们解决吃饭问题才20多年，就打到了最后的关卡，还要啥自行车！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视线向历史纵深放得更远一些，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更加惊人的道理：当你进入高科技的竞争时，在某种意义上你就已经胜利了。 这里的关键在于，科技竞争并不是战争，虽然我们经常这么比喻。战争是破坏性的，用博弈论的术语说，战争是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而科技竞争是正和博弈，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把蛋糕做大的。在科技竞争中，并没有传统意义的失败者，实际上所有的参与者都会从科技进步中获得好处。在这个意义上，科技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最伟大的事业。 这就是为什么，各国的科学界都天然地乐于帮助其他国家的科学进步，科学家是天然的国际主义者。我在美国的博士后导师们都跟中国有很多合作，为很多中国科学家提供过热心的帮助，包括中国量子化学的两位奠基人徐光宪和唐敖庆在内。同样的道理，中国的科学界也在帮助很多国家的科学进步。 我们希望中国的科技超过美国，但绝不是希望美国下降，而是希望中国上升。在美国有许多反科学、反理性的反智主义思潮和活动，我们对此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深恶痛绝，跟对中国的反智主义同样的深恶痛绝。在这个方面，全世界的科技工作者都天然地站在一起。我们希望的是，中国、美国以及世界上所有国家，大家都在进步，为人类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 一个国家如果成为了以科技为基础的工业国，那么它再怎么都不会太差。 例如意大利，一提到这个国家你可能想到很多笑话和吐槽，但是别忘了，即使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意大利仍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是的，我说的是“即使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这是因为意大利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都成功地跳反了，跳到了战胜国的一方，堪称神走位！如果你对意大利的了解超过意大利面和意大利炮，那么你就会知道，意大利的汽车、机械和化工产业都是十分强大的。例如法拉利、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等豪华汽车，都是意大利品牌。现在你想起意大利的实力了吧？ 同样的道理，还有德国。即使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德国仍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这是因为，德国的汽车、电子、机械、化工、光学等等许多产业都非常发达。德国的强项我就不用多介绍了，甚至有时你会感到德吹太多了，已经吹过头了。请问看直播的朋友们，现在的弹幕，是不是充满了一片“德国的科学技术是世界第一”？ 同样的道理，还有荷兰。即使自从英国崛起以来就退出了大国争霸的舞台，还在二战当中一上来就被德国推倒占领了，荷兰仍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这是因为，荷兰的食品、化工、炼油和电机等等产业十分强大。与芯片相关的，就有一个重要的例子：荷兰的ASML是世界上最大的光刻机巨头，最先进的半导体加工技术全都要用到ASML的光刻机。最近中国芯片业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中芯国际订到了一台ASML的极紫外光刻机，价格1.2亿美元，预计2019年交货。能买到就要谢天谢地，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总体而言，十九世纪时的工业国现在仍然过得不错，因为它们仍然是科技先进的工业国。工业国跟农业国有质的区别，因为科技能带来无限的增长可能，而农业的增长空间十分有限。这才是基本面，好比冰山在水面下的八分之七。我们经常在新闻上看到这些国家的各种奇葩事，比如又闹罢工啦，政府又难产啦，这些都属于冰山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不是说这些负面新闻不重要，但如果只看到这些，你就遗漏了基本面，低估了这些工业国的实力，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古人把这种错误称为：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建立在科技的基础上，那么即使现在是富裕的，也并不可靠。例如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不少国家，落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就是它们没有成功地发展科技。又如一些西亚国家，靠卖资源就富了，但自己几乎毫无技术能力，如果没有外国工程师，连自己的石油都开采不出来，我们会羡慕这样的国家吗？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百年来不懈奋斗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把自己提升到了高科技竞争的层次。到了这个层次，只要自己不作死，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乱来把自己搞分裂了，就无论如何都不会太差。因为，科技才是人类发展的正道，我们应该走正道。 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价值观：科学本身就是好的。就基本的动机而言，科学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不是为了实用。但是当发现了新的原理之后，科学的用处却会远远超过单纯追求实用的做法。科学，是人类最伟大的“无用之用”！ 实际上，科学对于中国人是一个新鲜事物，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想想看，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寻找解决方法？以前我们最习惯的思路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有就是，发挥组织能力的优势。或者层次更高一些，发挥信仰的力量。这些都很好，但都不是用科技来解决问题。而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的思路是，开发一个新的软件，制造一个新的机器，或者提出一个新的原理。习惯于用科学技术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 因此，我希望大家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定位：今天这个时代，是中国第一次拥抱科学！中国的科学在世界上地位最高的时代，就是现在，而不是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当然，中国的科学以后会在世界上占据更高的地位。这需要所有人都付出努力，都为科学事业做出贡献。诸位朋友们，我期待着你们的贡献！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我们的目标远远不只是在科技上超过其他国家。从宇宙的视角看来，人类在地球上比来比去，都是鸡虫之争，不值一提。真正重大的问题是，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人类只知道在地球这个摇篮里优游岁月，虚度时光，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就是像太平洋的许多小岛一样，资源耗尽，文明退化，陷入悲惨的境地。人类要避免困死在地球上的命运，就必须发展出可控核聚变，飞出地球，移民宇宙。星辰大海，才是我们的征途。 那么，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定位是什么呢？就是在飞出地球、移民宇宙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扮演领导角色。这是中国的历史责任！（文章来源：风云之声；文章作者：袁岚峰）
经济动态
收入，为什么与生活压力同步增长？
【研究员】：
当每一个公民，感觉到有一个充满温情的保障机制，给他们带来保护和尊严的时候，这个民族就变得更加奋发向上。相反，如果国民无法得到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的保护，一生为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而奔波劳累，他就不可能有安全感，也没有精力去思考权利、尊严、气质等，对一个国家或民族至关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人无法得到社会保障机制的保护，生活中，就会把物欲方面看得很重，就无法在精神上超脱。而对于物质层面的追求，是没有穷尽的。
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收入在增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同时，许多人的生活压力也在加大（尤其背负房贷的家庭），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收入为什么与生活压力同步增长？ 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福利、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乃至缺位。 完善的保障机制，带给公民保护 社会保障制度被认为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富裕文明的重要标志。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民众的焦虑尤其是群体性的焦虑，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的。为此，就需要建立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消除民众的后顾之忧。 德国人现在最感激的领导人，是“铁血首相”俾斯麦，当然不是因为他的“铁血”，而是因为他的柔情，他亲手创建的社会保障制度，被认为是重塑了德国人的性格。 当每一个公民，感觉到有一个充满温情的保障机制，给他们带来保护和尊严的时候，这个民族就变得更加奋发向上。相反，如果国民无法得到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的保护，一生为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而奔波劳累，他就不可能有安全感，也没有精力去思考权利、尊严、气质等，对一个国家或民族至关重要的问题。 换句话说，如果人无法得到社会保障机制的保护，生活中，就会把物欲方面看得很重，就无法在精神上超脱。而对于物质层面的追求，是没有穷尽的。 多少钱算富裕呢？在上世纪80年代，万元户是被人羡慕的，而现在，百万元户都不敢说自己有钱。在一线城市，买房可能连个首付都交不了。如果不幸生一场大病，可能一下子就回到赤贫的状态。 最近，《我不是药神》很火，很多人共鸣，但是，板子打错了，很多人谴责原研药厂的暴利，但问题并不出在这里，原研药如果没有暴利，就不会有人花费巨资去做研发，就不会有那么多疗效好的新药问世。 问题在哪儿？据媒体公布的资料显示：影片中提及的格列卫，在中国的售价是全球最高的，高达23500元人民币，而这种药，在韩国的售价仅折合人民币约3000元，在澳大利亚的售价高些，折合1万元人民币，但是，澳大利亚的医保政策让这种药到患者手中的价格还不到200元人民币。 进口药价格是高，但没有高到离谱的程度。中间有寄生虫、既得利益者，把药价炒到了天上。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吸血鬼的行为，他们对患者敲骨吸髓，让一些不幸有人换上重病的家庭，一夜之间回到赤贫状态。退一步说，即使社会保障机制不能及时健全，至少，打掉这些吸血鬼，至少也会好很多。 而如果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让这些吸血鬼和残忍的既得利益者，失去敲骨吸髓的机会，民众就消除了后顾之忧。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民族，才能活出良好的精神状态，才能活得更有境界更有尊严。 买房转移了民众财富，也增加了生活压力 现实中最残酷的一点是，它距离人们的梦想，总是非常遥远。比如，住房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让商品房的占比达到像我们感受到的这样高。住房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所需，许多国家在走房地产市场化路线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大住房保障、住房福利的投入。 而且，还有一点，是我们所忽略的，那就是，西方国家土地私有，许多人自己建房，就能轻松解决好居住问题，而对于土地国有的国家而言，民众没有土地，国家只有拿出更多的土地建造保障房，才能平衡这一结构性的矛盾。 住房绝不可以变成一种奢侈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如此。住房变成奢侈品的结果，是人们不得不为这种基本的生活所需付出自己的财富，也付出理想和梦想；当理想和梦想被沉重的房贷所击垮，谈什么精神、理想都是奢望。 我们不妨看看数据。房子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息息相关。人均可支配收入要用于食品、衣着、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房租等等，剩余的钱才能买房子。2017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8322元，收支相抵后，人均结余7652元。 2017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9008万人，可以计算出，2017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总收入约为36.11万亿元，除去消费支出以后，全国居民累积结余资金为10.64万亿元。这部分结余，相当一部分属于特别富有的人，他们会把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储蓄。 2017年，当年新增存款约4.6万亿元，这部分存款，80%的属于富裕的人，除去这部分储蓄，还剩下多少呢？ 6.04万亿元。 假设这些钱全部用于购房，而2017年全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额为13.37万亿元，也就是说，我国居民当年的资金结余全部用于买房还不够，还需要7.33万亿元的贷款（这里面没有考虑富人动用储蓄买房的因素）。 2017年末，我国境内住户贷款余额为40.5万亿元，2016年末，我国境内住户贷款余额为33.36万亿元，新增贷款为7.14万亿元。而当年我国居民需要7.33万亿元的贷款，还不够，从哪里补呢？那就是公积金贷款。 也就是说，居民所有的结余都买房还不够，还要借助贷款才能实现购房梦。2017年，居民购房的金额，不仅用完了当年全部资金结余，而且还借贷了相当于结余一倍多的资金。 就像前面所言，这个估算并没有考虑动用储蓄买房的情况，即使考虑到这种因素，买房对民众财富的转移也是非常惊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生活压力当然会很大。 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建设一个民富的社会，消除民众的忧虑，一个民族，才能活出精神状态，活出尊严，活出生命之美，社会也才能更加蓬勃向上。 而且，一个民富的社会，让我们不再严重依赖外部的消费市场，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当然，也不会再有任何国家敢对我们打贸易战。（文章来源：功夫财经；文章作者：时寒冰）
高层关注
特朗普和普京会面，这出戏演给谁看
【研究员】：
在双方矛盾如此尖锐和全面对抗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上演“双普会”呢？首要的自然是因为特朗普。可以说在当今美国，除了特朗普不会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有意愿见普京。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对普京赞不绝口，屡屡公开为普京辩护。这显示了特朗普的价值取向。其次则是国家利益需要。虽然和特朗普谈何为国家利益有些奢侈和不靠谱，但从全球博弈的角度看，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毕竟是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当今世界号称最“铁血”和最不靠谱的领导人7月16日就要会面了。很有意思的是，和美朝逢会相似，双方竟然也选在第三方！ 美国和朝鲜是因为双方没有外交关系，而且长期敌对，所以第一次会面确实必须选在第三方。但双普首次单独正式会面也选在第三方——这是美苏只有在冷战时才有的做法，足以显示双方关系的极不正常。 客观而言，今天俄美之间矛盾高度激化，都认为对方触及国家利益的红线，双方也由此全面对抗。 对俄罗斯而言，美国冷战后一再食言。当其处于民主转型困境时却拒绝援助，还不顾俄罗斯强烈反对支持车臣分裂势力。不仅如此还乘人之危，单方面撕毁了冷战时双方签署的中导条约。最令俄罗斯无法容忍的是，美国竟然不顾当初的承诺——甚至连这个承诺都试图否定，一再搞北约东扩，直接把势力进军到它的家门口。此外，俄罗斯还指责美国干预大选，包括2011年和201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以及2013年和2017年的俄罗斯地方选举。就在今年大选年，俄罗斯也做出了同样的指责。 对美国而言，俄罗斯近年来屡屡太岁头上动土，让它难堪。先是被美国通缉而又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斯诺登跑到中国香港后竟然被俄罗斯收留。斯诺登的揭发和他的逃亡就已经令美国全球灰头灰脸，而且由于曝光了美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非法窃听而得罪了好多盟国。在美国的全力追捕下，他居然能成功逃到香港，最后竟能全身而逃到俄罗斯。 从人权的角度讲，这当然是俄罗斯勇敢地庇护美国政治犯，是伸张国际正义。但从国际关系角度讲，这是俄罗斯在挑衅美国权威，在干涉美国内政。深谙此道的美国岂能不知？ 随后不久，俄罗斯和西方在乌克兰发生激烈对抗，直至导致克里米亚的所有属性发生变化。这对俄罗斯而言或许是进一步国家统一，对西方而言则是赤祼祼的挑衅：挑衅西方的统治权，挑战西方建立的国际秩序。 紧接着，双方又在叙利亚发起代理人战争，俄罗斯甚至直接杀到冲突的第一线。 这其中最令美国朝野无法忍受的是俄罗斯2016年干预美国大选。据美国五大情报部门共同的结论，俄罗斯黑客侵袭了摇摆州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州的电子计票系统。也就是说俄罗斯虽然没有投票但却以实际行动“帮助”美国计票！ 和中国一样，任何国家都把本国政治制度当作核心利益，俄罗斯公然在这上面下手，自然令美国朝野无法接受和极其愤怒（美国干预他国则是另一回事。在西方，是不存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标志着美俄对抗的全面升级。尽管直到现在，通俄门事件一直扑朔迷离，至今都没有定论。 那么在双方矛盾如此尖锐和全面对抗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上演“双普会”呢？ 首要的自然是因为特朗普。可以说在当今美国，除了特朗普不会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有意愿见普京。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对普京赞不绝口，屡屡公开为普京辩护。这显示了特朗普的价值取向。 在全球特别是在西方，崛起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大都对普京极为膜拜：法国极右势力领导人勒庞女士、意大利五星运动领导集体、匈牙利总理科尔班、德国选项党诸如此类。这些民粹领导人的共性是排外、反对全球化，所以特朗普对普京的认同和赞誉并不出奇。从这个角度讲，包括此前特朗普愿意见金正恩，都是很符合他的价值取向的。 除了价值取向，还有特朗普逆反的性格：凡是不让我做的，我一定要去做。这一特点横穿其一生。特朗普胜选后，在对俄关系上遇到了国内强大的反对声浪，甚至都逼的他一度不得不放弃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的心愿和计划。但他的性格决定了越是不让我干的事情我一定干。所以在向全球发动贸易战而获得国内民意支持的情况下（特朗普当选、他的执政和受到民意支持足显西方这种民主的弊端和可怕），终于要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当然这里面是否有一定程度的感激，感激俄罗斯帮助自己成为总统，那就天知道了。 其次则是国家利益需要。 虽然和特朗普谈何为国家利益有些奢侈和不靠谱，但从全球博弈的角度看，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毕竟是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美国看来，它真正的对手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仅相当于中国的广东省，而且经济增长的质量很低，80%的出口、80%的财政预算依赖石油。政治上也是完全依赖普京一人。 中国则不同，经济上的成功以及在这个基础之上产生的政治制度，获得了广泛认同，也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曾长期扮演特朗普国师身份的班农就多次公开宣示这一观点。而且一年来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国会等发表的五大报告，也都把中国当作头号对手。可以说，中国是头号威胁在美国朝野是有共识的——这一方面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模式的成功，但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阻力。 所以特朗普要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是有国内基础和外交合理性的。 当然一个把掌拍不响，“双普会”也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第一个自然是俄罗斯很清楚特朗普对普京的认同和欣赏——如果不是崇拜的话。在选举期间，特朗普曾两百四十多次批评中国，但对正和西方全面对抗的普京不吝赞美之语。虽然不好说俄罗斯是否真的干预了美国大选，但至少俄罗斯是乐见和支持特朗普上台却是毫无疑问，也希望通过特朗普改善双边关系。毕竟以俄罗斯的实力，和西方全面对抗既不可持续也不理性。没有了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俄罗斯要想实现经济现代化是非常困难的。 第二个自然是平衡中国过大的影响。 由于俄罗斯与西方全面对抗，迫使俄罗斯不得不依赖中国的支持，尤其是经济支持。在中美俄三方博弈中，事实上是中国出钱（买石油，买武器），俄罗斯卖命，俄美互相消耗的状态。中国对任何一方都处于主动。 然而，尽管如此，这场会面能取得什么成果却是非常可疑的。 一是从俄罗斯的角度看，美国实在不可靠，不可信。世人可能对特朗普的退群、退约印象深刻，但早在冷战后，美国对俄罗斯就一而再的耍花招，一而再的哄骗。现在的特朗普只不过更加肆无忌惮而已。面对一个诚信纪录很差的美国，一个更为翻手为云的特朗普，俄罗斯是根本不相信双方会达成什么协定，就是达成协定成为废纸的可能性也很大。 二是双方的矛盾不可妥协，不可让步。俄罗斯不可能放弃克里米亚，也不可能放任乌克兰加入西方，更不会放弃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只要这三个不放弃，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就绝不可能。 三是极端的美国国内政治。美国发展到今天，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整个国家和社会日益对立和撕裂。特朗普上任一年多来，已经多次发生他的团队成员外出就餐竟然被赶出餐馆的现象！ 试想，一个国内政治都无法妥协的国家，怎么可能在国际上妥协？ 这一次美国大选，由于特朗普的当选和俄罗斯干预疑云，激化了这种分裂和对抗。特朗普任何想缓和与俄罗斯关系的举动都遇到强大的阻力。目前日益深入的通俄门调查就是如此。以我在美国的实地观察，恨特朗普的政治势力远超过恨普京。所以这一次即使特朗普真的与普京达成协议而且也想真的守信，恐怕也会毁于国内政治。 虽然各方都不看好“双普会”，但这场戏还是有上演的价值。毕竟，只要见面就标志着双方关系在缓和而且也有了更进一步缓和的可能性。这对中国来说都是压力。俄罗斯在面对中国时可以适当摆脱过于依赖的局面，美国则在面对中国时一定程度化解了俄罗斯牌，尤其是现在中美贸易战正如火如荼之际。 所以尽管不靠谱，双方互不信任，“双普会”还是要登场。这既是各自做给国内看，共同做给世界看，更多的恐怕是一致做给中国看。（文章来源：观察者网；作者：宋鲁郑）
“普特会”能找到万能钥匙吗？
【研究员】：
特朗普以商业头脑“使美国重新伟大”，认为之前历任政府所做的一切都“得不偿失”，导致美国实力和影响力下降。一是世界各国都占尽了美国的便宜，特别是盟国“忘恩负义”，二是与俄对抗导致巨额消耗。因此，提出“盟国还债”和改善对俄关系以便节约战略支出的双重政策主张。特朗普改善对俄关系的政策取向遭遇强大阻力。国内建制派大肆炒作俄通过网络干预美大选和“通俄门”事件，迫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辞职，后步步进逼至特朗普家人乃至本人。参众两院以几乎全票通过强化对俄制裁法案，迫使特朗普签署为法律。英德领导人专程赴美，力劝特朗普继续领导西方捍卫共同价值观和切勿改善对俄关系。英国通过制造叛逃的俄前特工“中毒”事件，拉上美国及盟国集体大规模驱逐俄外交官，关闭俄外交机构，使俄与西方关系降至冷战后最低点。
6月26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与普京总统商谈决定，美俄首脑峰会将于7月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会晤。国际舆论从第一刻起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现在更日益朝赫尔辛基聚集。 7月5日，特朗普出席竞选集会，针对记者说他既没有经验又准备不足便是会晤普京的调侃式提问，也以轻松口气回答：“普京准备充分，我难道没有准备？”“普京总统当过克格勃特务和其他职务。请放心，一切无虞。我为这类谈判已准备了一辈子。”特朗普还说“记者最不诚实”，引发一阵掌声。回到白宫，特朗普还在念叨：“你们知道什么？一切都会很好，美俄都会很好。我可能会与他建立很好的关系。” 特朗普将于7月11-12日赴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年度峰会，后对英国进行工作访问。再于15日飞赫尔辛基，次日与普京举行全球瞩目的会晤。欧美舆论认为，奥巴马就任之初就试图与普京重启“普通而友好的关系”，希拉里国务卿与拉夫罗夫的见面礼是“归零器”，意即从头开始。但由于美俄改善关系内心打算各异，最后以失败告终。特朗普竞选过程中就提出与俄改善关系，但美俄关系却处于冷战以来最严峻的阶段。在美俄关系中堆积的众多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会晤真能找到“万能钥匙”？ 在本届G7峰会尚未开完的情况下，特朗普6月12日便急匆匆前往新加坡会晤金正日，在飞机上指示美国代表团不签署联合公报，致使G7峰会首次宣告完全失败。“普特会”完全依照“新加坡模式”，欧洲舆论已在猜测特老先生在出席北约峰会和访英时也将心不在焉，只想着前往赫尔辛基，还不知会对欧洲做出什么羞辱性动作，布鲁塞尔和伦敦的抗议活动业已开始，今年的欧洲之行仍将像去年一样，是一次“失败之旅”。 特朗普在接待马克龙国事访问私下会晤时，对马克龙劝说美国不要退出伊朗核协议无动于衷，反而劝说法国退出欧盟，“美法便可签署自贸协议了”，后又说“恐怖主义都到巴黎了”，“若英法都像美国那样自由拥枪，恐怖主义早被打死了”，在英法激起群愤。新近又传出说“克里米亚本就是俄国的，那里人都讲俄语嘛”，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35000名驻军。美方透露，特朗普会与普京谈及所有“与世界命运相关的问题”。欧洲人确实有点慌神了。“美国切不可抛弃欧洲，切不可拿欧洲与俄交易？” 美俄改善关系不易 特朗普以商业头脑“使美国重新伟大”，认为之前历任政府所做的一切都“得不偿失”，导致美国实力和影响力下降。一是世界各国都占尽了美国的便宜，特别是盟国“忘恩负义”，二是与俄对抗导致巨额消耗。因此，提出“盟国还债”和改善对俄关系以便节约战略支出的双重政策主张。 特朗普改善对俄关系的政策取向遭遇强大阻力。国内建制派大肆炒作俄通过网络干预美大选和“通俄门”事件，迫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辞职，后步步进逼至特朗普家人乃至本人。参众两院以几乎全票通过强化对俄制裁法案，迫使特朗普签署为法律。英德领导人专程赴美，力劝特朗普继续领导西方捍卫共同价值观和切勿改善对俄关系。英国通过制造叛逃的俄前特工“中毒”事件，拉上美国及盟国集体大规模驱逐俄外交官，关闭俄外交机构，使俄与西方关系降至冷战后最低点。 特朗普与普京在去年G0峰会期间首次会晤，原定35分钟的会晤延长为135分钟，但在越南APEC峰会期间仅握手却未会晤，说明阻力之大。美俄关系非但未获改善，双方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和关闭外交机构的规模远超出冷战时期，为国际关系史上所仅见。美俄针锋相对的陆海空天军演轮番升级，战机和军舰屡屡“危险接近”，在叙利亚更是处于直接对峙状态。 普特会议题包括叙利亚战事、乌克兰危机、世界经济、贸易战、反恐、能源、双边关系乃至俄美对华关系等诸多问题，北约及俄美欧三角关系、朝鲜半岛及中东局势自然包含在内。如此棘手的众多问题，以及美俄间箕积累的结构性，决非一次会晤能够解决。 “世界上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元首，在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局势动荡加剧、国际秩序失衡失准失序，国际关系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举行峰会，讨论“世界面临的问题”，引发强烈关注和思考。 特朗普出尔反尔的性格，已使美国在全世界面前信誉全失，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最大动荡因素。美俄峰会即使取得“表面成果”，但仍难持久，不会对当前“乱上加乱”国际局势产生引人注目的正面影响。 美若不突出和夸大俄威胁，便失去在欧洲驻军和号令盟国的最大依据。北约是北国出于自身战略需要建立的，北约解体即是西方联盟解体，更意味着美国落败退缩至本土。美国绝不会听任北约衰落，更不会退出。但与俄关系轮番升级恶性循环并不符合美利益。美需要与俄维持“可控的紧张关系”。美俄“第三国”峰会透露的最大信息，就是表明美俄关系尚未“正常化”，即使会有所缓和，强烈战略对峙的态势难有根本性改变。美最新国家战略报告把俄中并列为主要威胁，一切已尽在不言之中。(作者：孙海潮---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中心主任，前驻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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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6 08:4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