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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大时代中的众生相》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杠杆的起起落落就成为了这个时代最鲜明的印记。当我们在批判一些杠杆行为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那就是理性人假设，在长期低利率和隐形担保的背景下，不加杠杆反而成为了有悖于经济原理的存在。那么当去杠杆袭来，我们能做什么呢？投资的下降并不是经济出了问题，而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经济主体自发的自我保护机制，因为实体企业只有修复资产负债表才能抗过寒冬，金融机构只有收缩资产负债表才能避免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夹击。那么这个资产负债互相收缩的拐点在哪里？事实上去杠杆政策如高空走钢丝，关键是政策的平衡，分子和分母政策都要用，先后关系要把握，力度和节奏也要控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去杠杆政策会导致好的去杠杆和坏的去杠杆。坏的去杠杆没有人愿意看到，但实际上并不少见。 《吴敬琏：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这几年，政府又在大力补贴技术创新，但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科学研究是有外部性的，没法说发现某一个数学定理你就能得多少钱的回报，所以应该由政府负责投入，但技术创新是由市场奖励的，政府拿出几千万、上亿的钱去奖励一种技术是没有道理的，技术创新为什么要政府拿钱去奖励呢？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一种技术是有前途的呢？你可以说某种技术本身也许是先进的，但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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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大时代中的众生相
【研究员】：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杠杆的起起落落就成为了这个时代最鲜明的印记。当我们在批判一些杠杆行为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那就是理性人假设，在长期低利率和隐形担保的背景下，不加杠杆反而成为了有悖于经济原理的存在。那么当去杠杆袭来，我们能做什么呢？投资的下降并不是经济出了问题，而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经济主体自发的自我保护机制，因为实体企业只有修复资产负债表才能抗过寒冬，金融机构只有收缩资产负债表才能避免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夹击。那么这个资产负债互相收缩的拐点在哪里？事实上去杠杆政策如高空走钢丝，关键是政策的平衡，分子和分母政策都要用，先后关系要把握，力度和节奏也要控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去杠杆政策会导致好的去杠杆和坏的去杠杆。坏的去杠杆没有人愿意看到，但实际上并不少见。
楔子 杠杆，这个曾被比喻为可以撬动地球的工具，如今却成为了争议最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回想08年之前，欧美国家的金融市场被作为学习的模板，金融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创造的奇迹被众人颂歌，从工业化的铁路到互联网时代的科技公司，似乎无不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之上。 但08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梦想，连欧美这些资本市场的老师都开始反思金融市场是否存在难以克服的陷阱，所以我们看到金融危机之后大部分的欧美国家都加强了金融监管，巴塞尔3，多德弗兰克法案，宏观审慎等等一系列新的机制投入使用。 但中国的经济周期与海外并不同步，事实上在2011年主要发达国家还深陷衰退之时，中国已经进入了过热的经济环境，政府随即决定踩刹车了。紧缩持续了不到3年，2014年新的一场外部危机到来，欧债危机导致我国外向型经济再次受到打击，随即政策进入了3年宽松周期。这个阶段也成为目前去杠杆中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随着监管和货币双放松，大量流动性出表和脱媒，形成了庞大的影子银行和表外体系，事实上走了与欧美国家加强监管相反的道路。 但金融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在财政大幅扩张、地方政府缺少负债约束的背景下，当表外遇到城投，犹如干柴遇到烈火，资产和负债几何基数扩张，背后的资金来源正是居民储蓄到理财的迁移。静态的来看，这种改变似乎没有什么不好，政府和企业得到融资，金融机构得到盈利，居民得到了高收益，那么谁受损了呢？ 谁受损，其实也是问杠杆的实质是什么？杠杆的实质实际上是一种跨期消费，比如房地产抵押贷款，我们就是透支了未来的收入而提前享受了住房消费。这种模式的假设条件就是，经济增速或者盈利持续高增长。但这个条件事实上是在‘耍流氓’，因为没有永远的增长，就像衰退唯一的原因是繁荣一样。特别是经济存在自身的周期性规律 比如从供需的角度来看，由于存在时滞和结构性差异（供给类似寡头竞争，需求类似完全竞争），那么就会导致蛛网模型所说的供给过剩。这也是2016年供给侧改革去产能政策的基础理论背景。 但跨期消费最大的恶果是过度负债，常言说父债子偿，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那么就成了一个无限次博弈关系，这时每个理性人的选择就是最大化负债。所以，去杠杆有很大部分是一个制度经济学问题，如何建立合理的债务激励和约束机制，是最大的核心。否则靠紧货币去杠杆只会导致经济危机，或者危机后货币再次放松从而陷入杠杆越去越高的循环。 那么如何去杠杆？其实杠杆的关系很简单，分子和分母，分子是债务，分母是名义增长，要么去债务，要么扩增长，所以今年政府提出稳杠杆对应稳增长，就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组合。因为，再去分子可能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所以只能先稳住分子，在逐步推高增长，来实现总体杠杆率的稳定和下降。 但实践当中做到这点并不容易。首先是杠杆的转移，在总杠杆不变的背景下，杠杆是会在经济各个部门转移的，比如是先去实体杠杆还是先去金融杠杆？居民能不能持续加杠杆为国接盘？这实际上是一个收入转移的过程，类似与财政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所以近期有很多对财政政策的讨论，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杠杆转移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财政政策进行对冲。 最简单的例子，今年以来消费的超预期下滑引起大家关注，为什么居民消费突然不行了，我觉得是个必然，因为这两年杠杆转移导致居民有效收入不足，口袋没钱怎么消费？所以，这个时候只有通过减税才能对冲杠杆转移对总需求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去杠杆政策如高空走钢丝，关键是政策的平衡，分子和分母政策都要用，先后关系要把握，力度和节奏也要控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去杠杆政策会导致好的去杠杆和坏的去杠杆。坏的去杠杆没有人愿意看到，但实际上并不少见。 我们近邻日本在80年代的去杠杆中走向了衰退，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是否也要看到日本的成功之处？比如稳定的社会福利，中产阶层，国民素质等等。所以，我们目前进入政策关键时点，很多观点讨论去杠杆政策是否要偃旗息鼓，我并不认可。 但政策的方向和重心确实需要转变，就像事物发展螺旋上升一样，在经历了三大总量政策全面收紧的一年之后，经济疲态已显，这个时候政策理应回到原点，在债务约束机制、信用风险退出机制、财政逆周期对冲你之前、投资者保护等等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就像前文所述，去杠杆是个破立结合的过程，总量的紧是为了建立完善的机制，不然流动性还会去到最容易进入的地方，政府和地产的杠杆反而会在政策放松的时候出现报复性的反弹。 杠杆大时代中的众生相。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杠杆的起起落落就成为了这个时代最鲜明的印记。当我们在批判一些杠杆行为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那就是理性人假设，在长期低利率和隐形担保的背景下，不加杠杆反而成为了有悖于经济原理的存在。那么当去杠杆袭来，我们能做什么呢？投资的下降并不是经济出了问题，而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经济主体自发的自我保护机制，因为实体企业只有修复资产负债表才能抗过寒冬，金融机构只有收缩资产负债表才能避免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夹击。那么这个资产负债互相收缩的拐点在哪里？ 近期跟很多朋友交流，大家普遍比较悲观表示看不到出路。但是我觉得办法还是有的，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纵深，政策还有储备，问题关键是如何搭配，如何进行顶层设计。违约总会来到，但就好像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一样，跌多了自然会涨停，大家担心的并不是市场下跌，而是机制缺失的不安全感，只要这种不安全还存在，那么投资者自然会用脚投票，选择持币离场。对于货币政策问题，许多朋友问我流动性如何产生不了信用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MLF扩大抵押品就是个很好的尝试，中国央行是有基础扩大资产负债表的，因为外汇储备还是比较稳定的，事实上只要边际上相当少的量就可以为信用扩张点火。但于此同时，总需求的创造必须要更多财政的逆周期对冲作用，比如增加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比如地方政府债务的剥离和赎买机制，等等。 最近，跟朋友讨论中国人的焦虑。有人问我怎么看，我说从一个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太多、太快了。从加杠杆到去杠杆去，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互联网经济，经济飞速的运转，每个人的思维也在飞快的变化。但思维的变化有可能是缓慢的，因为有新知识的门槛，思维惯性的约束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人们总会变得焦虑。因为一旦错过一个发展阶段，可能就意味着持续的踏空。 所以，我想去杠杆也一样，紧和松都有必然的周期性，但一个‘长效机制’的建立，能够鼓励效率高的企业扩张生产投资，同时约束效率低的企业持续收缩，同时让储蓄和投资者能得到和风险相匹配的收益，才是更重要的，才能避免对杠杆的焦虑，实际上杠杆本身只是一个经济工具，关键还看我们怎么利用它，他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 从利率的最低点开始 2016年10月21日，10年国债收于2.645%，距离上一次突破2.65%以下关口，已经过去了2个月，距离大部分市场一致预期的2.5%的底部，仅仅只有14BP，距离更加乐观的点位——2.0%，不到64BP。零利率是长期趋势的观念，自从2014年以来的债券牛市通道中，不断的强化与自我强化。最后一脚踏入这个市场的买盘，虽然心有余悸，但仍期待着至少能有10BP的资本利得。与此同时，表外理财纳入MPA考核消息悄然流传，始料未及的是，表外业务与金融监管，代替了增长与通胀两枚传统驱动债市的主要因子，成为接下来两年最重要的，债市波动的源头。 这标志着去杠杆终于从纸面理论的讨论进入了监管实践与货币实践。 金融去杠杆：紧缩的货币与紧缩的监管 杠杆究竟多高算高，结构多差算差，从国际比较与经验的视角，很难得出适用于中国的合意杠杆率。全社会杠杆率是中国的256%比较高，还是日本的372%比较高？政府部门杠杆率是我国的46%比较高，还是德国的70%比较高？居民杠杆率是我国的48%比较高，还是美国的78%比较高？诚然，各国的金融结构、历史路径差异甚大，乃至于GDP核算与债务统计的口径都不可比，更遑论跨国比较。 杠杆更类似于经济发展的内生的结果，某些国家实现了好的去杠杆，某些国家实现了坏的去杠杆，究竟是经济衰退带来了杠杆率被动高企的无能为力，还是杠杆高企进一步引发了经济的长波衰退，我们认为都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分解。所以去杠杆在中国，无疑是一场“杠杆主义的政策实验”。 那为什么去杠杆从金融去杠杆开始？加杠杆与去杠杆的理论脉络虽然非常清晰，但市场并未提前预判会从金融部门发起。杠杆问题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感的词汇，从30年代的费雪债务-通缩理论，到70年代明斯基对杠杆周期的早期研究；从伯南克的90年代的金融加速器，再到2007年最为经典的明斯基时刻兑现的金融危机；从2012年桥水对去杠杆案例的经验总结，再到2013年《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刘鹤）中对中国杠杆问题成因的总结与对策，关于杠杆的理论与经验总结汗牛充栋、脉络清晰。 杠杆率的研究都建立在BIS的国别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数据库，所以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商业研究，更多的是讨论实体分部门杠杆的位置、形态、成因、与对策，所以当2015年年底提出“三去一补一降”的时候，广大的金融从业人员与研究人员基于企业、政府、居民三部门杠杆出发，认为去杠杆更多的是去地方政府杠杆与去国有企业杠杆，而非金融部门，这也是为什么，在2016年中开始，决策层不断发声对于去杠杆进程缓慢的不满，而债市利率仍在同业空转等因素的驱动下，连续向下突破。 但是回顾我国改革的历史，去杠杆从金融部门出发，并非是一个意外之举。早在利率市场化的第一阶段，金融市场没有完全市场化之时，便有人指出，金融系统的非市场化根源在于实体要素的非市场化。如果金融市场市场化而要素市场没有市场化，即便是利率市场化后，非市场化的主体仍能获得更为廉价与便利的金融资源。预算软约束下，银行依然会对常年亏损的大型国企以较为优惠的信贷支持；根植于土地财政的融资平台，基于地方政府或有或无的隐性支持，即便是有所展期与逾期，也不会成为银行的逾期贷款或者是企业的不良应收。但是，国企改革与财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非一朝一夕之功，以金融改革推动、抑或是倒逼实体部门改革，成为了新世纪以来，金融改革的主线条。 所以从去杠杆演变为金融去杠杆，呈现紧缩的货币与紧缩的监管，并非是一种基于深厚理论的选择，而是阻力最小的政策实验。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下，金融系统的改革较之实体领域改革往往更加容易，所以实体的问题最终可能还需要金融系统率先发力与倒逼，所以去杠杆最终落实到了阻力最小的金融去杠杆层面。在货币与监管层面体现了双紧的局面，以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抬高金融体系负债成本，限制其扩表的能力；以偏紧的监管政策督促表外业务回表，同业业务收缩，减少金融产品循环嵌套，限制其扩张的通道。 实体去杠杆：紧缩的信用与紧缩的财政 金融去杠杆启动于2016年10月，而上游行业的去杠杆在2016年初便已开始。熬了接近5年的大宗商品熊市，诸多钢企、煤企能动用的资源消耗殆尽。所以最直观的杠杆问题，便是国企羸弱的盈利与高企的债务，杠杆去化国企先行。负债端是债务的收缩与重组，资产端是产能的停建与清退。供给收缩带来了价格的上涨，修复了上游企业的利润表，为后续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创造了前置条件；银行大幅压缩过剩产能行业信贷，债券市场对相关发行人也一度十分恐慌，一些过剩产能企业流动性最终枯竭带来了违约，中铁物、东北特钢、渤海钢铁倒在了行业利润表修复的前夜。 2017年，上游国企利润继续改善，一些企业通过经营现金来偿还债务，信用风险较之2016年有所趋缓，行业性的风险不多，取而代之的便是形形色色的民企出现问题。金融去杠杆在实体信贷领域的传导逐步显现，表外表内同步收缩的银行，风险偏好提高，对于民企的支持降得更多，各种企业开始节衣缩食偿还债务。2017年山东的民营企业信用债续发困难，成为了民企债务收缩的导火索，如果说上游国企利润改善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去杠杆，属于一种行业性与相对主动的动作，那因为负债可得性降低而被迫变卖资产或者收缩资产端的民营企业，则区域性与个案特征更为明显，也似乎更加痛苦。 2018年，各种信用风险接踵而至，货币紧缩带来的信用紧缩，在今年反映的更加透彻。亿利、神雾、亿阳、中安消、凯迪等上市公司或持有上市公司的集团接连爆雷，一时间市场对于民营企业再度诚惶诚恐。市场对于这些耳熟能详的发行人向来给予过一定的溢价，但是对于最终的实质违约与事件的进展，往往预期不够。一方面是已经违约的主体继续违约，如川煤、大连机床、丹东港、中城建、春和；另一方面是耳熟能详的“高收益”主体，如神雾、华信、富贵鸟、亿阳、中安消、凯迪、盾安。更为突出的特点是，经过多轮违约，即便是曾经的“神股”也陷入流动性危机，上市公司的再融资便利的光环已经彻底褪去。 与此同时，2018年也是城投平台最困难的一年，这意味着我们的财政政策其实是历史上罕见的紧缩周期。从1月份的云南资本开始到现在，已经有接近10家左右平台的非标出现了展期、逾期。上半年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收入与土地出让收入大幅的增长，仅仅是付息能力的提高，抵不过债务层面本金的收缩。市场对一些省份与直辖市的平台债务滚动续期的担忧，与日俱增。无论是哪个区域的平台债务，我们认为仍然有足够的政策工具箱来应对，但是如果不采用任何措施，金融机构各自为政、理性避险，平台问题的演绎，将会有相当不确定性。基建投资也已经不公布全口径的月度增速，仅仅公布不包括电力的基建增速，根据我们匡算，同口径下的基建月度增速可能跌落明显，资金来源受限的地方政府，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银行的信仰：如果也遇到债务工具续发压力 金融是实体的镜像，去杠杆带来的负债、资产反馈收缩，也蔓延至银行系统。今年以来，诸多农商行评级遭遇下调，贵阳农商行、邹平农商、广饶农商、蛟河农商评级陆续下调。（1）资产端：对农商行跨区经营的拨乱反正，农商行被迫面临资产的收缩；（2）负债端：表外与同业监管持续推进，同业负债大幅流失，带来负债层面量的收缩与成本的抬升；（3）盈利能力与资产质量：大部分农商的客户多为当地民企与当地区县一级城投平台，民营企业今年巨大的债务展期压力，与城投公司非标再融资的压力，进一步恶化农商行的资产质量与回款速度。 市场当然认为，银行是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我们认为这是最终的结果而忽略了过程。如果存在某家银行监管指标不达标，叠加存单与二级资本债续发认购困难，民营股东增资扩股心有余而力不足，会有可能产生短期的流动性问题。我们承认，正是再小的银行也对区域系统性重要，所以在出现挤兑危机的情况下，地方与中央会动用各种手段来避免事态进一步的恶化，战略投资者的增资扩股、接管，其他商行认购二级资本工具等。但是如果依据上文农商行资产端与负债端的负面推演，此类农商的存单与二级资本工具一级发行会存在续发压力，叠加诸多农商股东成分复杂，本来在今年就压力较大的民营企业，更难有进一步增资扩股补充资本金的能力。 货币、监管、财政：从三重紧缩到均值回归 中国的经济周期有很强的政策特征，所以拆分我们的“去杠杆政策实验”，本质上是货币、监管、财政三重偏紧的政策组合：（1）偏紧的监管政策；（2）偏紧的货币政策；（3）偏紧的财政政策。不断加码的监管，时常突破10%的隔夜利率，融资平台的非标困局，民营企业集中兑付与再融资压力，中小银行若有若现的风险，居民债务负担边际的陡生和社零消费的下滑。我们看到似乎风险并未减少，反而一点一点暴露。与其说是去杠杆抽象的影响，倒不如说是有史以来最紧张的政策组合的结果。 暴露的风险是去杠杆的必要结果，但是如果风险的持续暴露到阀值，政策组合的方向会均值回归。我们认为，历史上紧缩或者宽松的周期，往往是财政 货币2~3年左右的时间窗口，本轮不仅双紧，而且叠加监管同紧最终呈现了罕见的三紧的格局，若持续更长的时间，对于经济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如果外部因素继续面临超预期恶化，那对经济运行的各个主体无疑是雪上加霜，所以这正是近一个季度以来，货币层面为什么会略有宽松的内在原因。 政策工具箱中，似乎只才刚刚开始动用货币，对于另外两支工具，尚未完全透支。展望未来，若从三重紧缩均值回归，去杠杆工具的结构与节奏，将会发生变化。 去杠杆的推演：货币→监管→财政→信用 回顾去杠杆的路径一次是：过剩产能行业去杠杆→同业、表外去杠杆→房地产企业去杠杆→民营企业去杠杆→融资平台去杠杆；如果对应到财政、货币、监管三个维度：紧货币→紧监管→紧信用→紧财政。 我们认为总体的去杠杆已经卓有成效。金融系统空转的问题得到了不错的解决；房地产企业与融资平台的债务扩张在敲打中得到了限制；从社融、M2、宏观杠杆率上来看，实体部门的杠杆也得到了遏制。过去困扰的国企高杠杆的问题，也随着利润表的修复而逐渐改善。 辩证的看，恰到好处最重要，徒增一步则是风险。所以杠杆控制卓有成效的另一面，是在持续2年的三重紧缩的政策下，各个经济主体风险的暗流涌动。所以从去杠杆到稳杠杆，未来的去杠杆会从总体去化到结构优化，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认为会沿着货币→监管→财政→信用这条路线均值回归。目前正处于从货币到监管的过渡阶段，货币层面的边际宽松我们不再赘述，我们试图勾勒以下三个步骤： （1）监管：通过金融投资公司与银行系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替代传统的非标渠道，对实体经济进行流动性支持，乃至于股债混合工具来参与债转股；银行资产管理部正式蜕变为独立法人的资产管理公司，减少自身资产对银行体系的风险冲击，政策创新缓解中低等级信用债续发难题；信托融资的窗口指导边际上有所放松。 （2）财政：信托融资的边际放松与银行中低等级配债需求的提振，是缓解融资平台较为尴尬的融资环境的重要前提，所以顺序也在监管之后。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与专项债券融资加码，也需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边际放松。地方政府广义资金来源问题的解决，也是基建是否能够回暖重要的前置条件。 （3）信用：总体财政从紧缩到中性，是公共部门信用扩张的前提；公共部门信用扩张，是带动全社会的信用扩张的条件；从货币扩张到信用扩张，需要半年~一年左右的时滞，所以我们将信用的扩张放在货币扩张与财政扩张之后。解决民营企业融资与信用扩张的问题，也需要以上步骤的有效达成。 我们判断，政策接下来的表述，很有可能会将重心强调为防风险、稳定内需、信用扩张等等关键字，而弱化过去频率较高的杠杆与监管等问题。 去杠杆的结局：理想的适当通胀去杠杆 回到去杠杆的传统三大结局：糟糕的通缩去杠杆、理想的适当通胀去杠杆、糟糕的通胀去杠杆，我们在去杠杆的哪个阶段？结局又是如何呢？首先我们来回顾桥水三大传统的去杠杆结局： （1）“糟糕的通缩去杠杆”往往发生在去杠杆的第一阶段。经济过热带来的债务扩张“庞氏性”最终兑现，风险资产价格下跌，经济增长下行，货币扩张与信用扩张受限，一些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挺过去，定格在“糟糕的通缩去杠杆化”； （2）“理想的适当通胀去杠杆”往往发生在去杠杆的第二阶段。货币的投放与创造成为主角，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政府来对各个经济主体进行资金的支持，有足够的新增的货币来冲销债务减计对经济的负面冲击，名义经济增长回升。 （3）“糟糕的通胀去杠杆”往往发生在长期的货币投放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造成了通胀的上升与经济没有量的增长乃至衰退，政府不断的透支各种政策工具但仍深陷于此，最终成为“糟糕的通胀去杠杆”。 从表象上看，我们有点类似传统的通缩去杠杆阶段。但区别在于，我们的通缩去杠杆并非是经济乐观预期带来的债务扩张的“庞氏性”的兑现，而是政策操作的主动刺穿和释放。我们其实相当于在杠杆周期尚未到顶的过程中，主动的通过三重紧缩的政策刺破泡沫与杠杆。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各经济主体的元风险，并非是内生恶化的一个宿命，而是政策主动的结果。这也意味着，我们从去杠杆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是会有更多可以动用的工具来实现适当的通胀（抑或是广义通胀）来进行第二阶段的去杠杆。 针对目前的个别主体债务的减计、核销、金融机构的避险情绪，来进行货币的投放与支持，我们仍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可以做。我们的去杠杆相对平稳的渡过了通缩去杠杆，正在迈向通胀去杠杆这一步，而且，过去三重紧缩的政策组合可以说主动紧缩的最底部，再宽松的政策空间可以说相当之大，不会陷入长期的宽松无果的“糟糕的通胀去杠杆”。我们对去杠杆的最终结局，仍然抱有相对乐观的看法。（文章来源：CITICS债券研究；文章作者：明明）
深层参考
吴敬琏：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
【研究员】：
这几年，政府又在大力补贴技术创新，但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科学研究是有外部性的，没法说发现某一个数学定理你就能得多少钱的回报，所以应该由政府负责投入，但技术创新是由市场奖励的，政府拿出几千万、上亿的钱去奖励一种技术是没有道理的，技术创新为什么要政府拿钱去奖励呢？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一种技术是有前途的呢？你可以说某种技术本身也许是先进的，但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
我一直反对政府越位干预市场。 这几年，政府又在大力补贴技术创新，但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科学研究是有外部性的，没法说发现某一个数学定理你就能得多少钱的回报，所以应该由政府负责投入，但技术创新是由市场奖励的，政府拿出几千万、上亿的钱去奖励一种技术是没有道理的，技术创新为什么要政府拿钱去奖励呢？ 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一种技术是有前途的呢？你可以说某种技术本身也许是先进的，但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 我们现在都是政府说要发展什么技术，然后就大量地给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看看我们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了什么样了。 不止光伏，现在全国都在做LED，最厉害的可能是我的家乡常州，要成为LED世界之都。但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给了这个企业资源，那个企业就拿不到。 现在整个江苏都是这个情况，光施正荣就有200亿元资金窟窿，所以政府也拿不出钱来支持LED产业。 昆山一家LED公司想到外地融资，广东那边说，你把公司搬到广东来我们就可以投钱，但当地政府说你不能搬走，你搬走我给你的几个亿就白给了。所以这种政府介入投资的模式本身就极不正常。 政府是一个一个地方的肥水不流外人田。 科技部搞了一个电动车的十城千辆计划，现在大概有20多个城市都在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拿一部分钱来补贴，十城千辆总共就是一万辆轿车。 目前，两三万辆车应该说就达到了最低的经济规模了，可是现在一点儿用都没有，各地都把单子给本地企业了。二十几个一千辆，就达不到有效规模，这个钱是白花了。 制造业只要规模上去，成本就下来了，但每个企业都拿一千辆的订单有什么用？ 这种事情因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政府是可以给补贴的，一般的原则是一进入竞争就不能补贴了，但我们不是，政府还会决定把钱给哪个品牌，这是违反公平竞争法的。 按市场经济的做法，应该补贴需方，然后通过市场购买，哪家好买哪家的。 家电下乡也是有问题的。有些品种本来就已经要淘汰了，因为家电下乡，实质上维持了它的生命周期，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还牵扯到所谓分配改革的问题。 分配改革上的问题很大，老是说要政府掏钱，结果是税加得那么重，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些小企业主私下里也跟我反映(他们不敢公开说)，说我们这些行业领头的人都得到政府很多关爱，但他们根本体会不了我们的困难。 我2004年到浙江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从省里一直到县里，都有要扶植的企业名单，这本身就违反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但是大家见怪不怪，认为当然的，这表示政府多么注意扶持民间企业！ 为啥老百姓挣的钱少？ 刚才讲到分配改革，分配制度有什么问题呢？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 从投入方面看，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的比重越来越低。结果在分配上，资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 而资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拥有不了的，资本的拥有者第一位是政府，第二位是企业，企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私营企业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结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倾斜，向国有大企业倾斜。 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资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要提高效率，或者技术进步。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在增长中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的比重和专业人员的比重。从分配上说就是劳动者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 转变增长模式不是喊个口号，党中央做个决定就行了，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 除了市场上要优胜劣汰之外，对劳动者要进行培训，要普及义务教育。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重视教育，搞了两三代人经济才起飞，我们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 广东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当地政府没有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与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视同仁)当地政府说，农民工子弟应该回到家乡去读书。现在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结果社会问题就不断发生，打群架什么的在广东经常出现。 外地人的孩子也无法就业，本地人靠房子获利，儿子、孙子根本不用工作，也不学习，赌钱，所以一个小事就能引起几千人打起来。 现在有些企业主动办职业技术类大学，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尽可能实现生产自动化。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有的民办大学是打着办学的名号拿地。这事很复杂，你说哪个企业该表扬也很难说。 我们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有几个数字，已经连续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我们现在的平均带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上网人数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到40%(5亿人左右)增长就很慢很慢，但人家还在增长，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化成本太高，比如说我们的光纤基干网，以我们的人数，1条就够了，算上战备，2条就够了，但我们全国过去弄了6条，现在正在另建广电的1条。政府把市场分隔了。 搞电子政务的时候，各个机关都搞自己的系统，最后这些系统连不起来，而且有意不让它连起来，比如说公安部掌握的企业信息和商务部掌握的互相不通，都作为自己的财产垄断起来。 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 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美国就一个商务部，商务部是管市场的，不管企业，我们不是，一直管到企业去了。不仅是商务部，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都这样啊，因为有了权就有钱。 为什么要顶层设计呢？就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整个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要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 现在问题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然后梳理，根据轻重缓急、配套关系，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 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拿出路线图来，要明确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我认为这事不可能由国务院来做，还是要由党中央直接来做。 当然有些同志主张恢复国家体改委，但根据过去的经验，1984年那一轮改革方案也不是国家体改委做的，是成立一个方案办做的，1991-1993年那一轮是党中央直接做的，1993年那个总体方案起草组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起草组组长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另外配合的有16个调查组，调查组是中财办派的，当时中财办主任是曾培炎。那次是党中央直接抓的，这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改革要打破党国大公司。 我曾经说过，改革就是要打破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其实所谓“国家辛迪加”问题，不是一个国企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 我们的体制就是列宁斯大林体制。列宁把它叫“国家辛迪加”，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用了更加现代的说法，叫做“党国大公司”。 中国现在的发展，就是列宁在1921年所说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一方面有市场，另一方面，国家掌握着所有的“制高点”，“制高点”在中国的翻译叫“命脉”，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改的。 经过几轮改革，到了上世纪末，我们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体制其实有很沉重的旧体制的遗产，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很多领域的改革有倒退，比如“国进民退”，所以中国是个半市场经济国家，这要继续发展下去，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现在有两个问题绕不开：一是旧的增长模式绕不开。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几、二十几年了，问题愈演愈烈。 从浅的方面来说，就是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从更深层面说，造成了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靠大发钞票来支撑增长，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 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持续走高，我们现在的货币流通量马上就要到GDP的200%了，而世界上超过100%的国家都很少。 二是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以后，腐败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深入骨髓。 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中国社会也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最近一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不改革就注定要发生很大问题了。 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 我认为，改革共识已经形成，我所谓的共识就是：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过去我的一些言论在网上反对的人比赞成的人多，这次90%的人赞成，这就是我说的共识。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改革方向一直是市场化，如果加上“十六大”，那还有政治上的，就是法治化和民主化。 所以，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这是一个过去曾经有过的主流。只是到了本世纪，开始冒出另外一批人，过去都是小打小闹地反对，递几次万言书，到了本世纪就比较厉害了，正式提出了纲领，加上有代表人物，像薄熙来，还有“中国模式”派的出现。 在实际行动上，2006年前后，国资委的文件就调转方向，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改革的方向是不坚定的，但是形成共识则是最近这一年的事。最近有几件事，一个就是高铁，高铁号称是“中国模式”创造的奇迹，是个什么奇迹？很清楚嘛。 另外一个“中国模式”突出的表现就是重庆嘛，重庆政治上很清楚了，经济上你看看它最拿手的“八大投”，你看看不雅照里有多少个“投”的“头头”在里面？ 其实最近一年来，北京的整个气氛在变化，包括一些部长，私下讲的跟我们是一样的。 当然，政治改革直接关系到权力和利益，既然叫做“党国大公司”，“党国”的代表者当然有很大的利益在里面。我不主张一般地说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阻力，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是既得利益者。 改革以前我们住什么地方？住在筒子楼里面，男厕所在一楼，女厕所在二楼。我们现在也得到改革之赐了，能够住到这样的房子了。 我一般都是用特殊既得利益者即利用权力发财致富的人们来论述改革的阻力。他们利用权力得到财富，他们当然要反对改革。但是人的思想也不完全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有些人可能希望保持现在的地位，但形势有时候比人强，说非要坚持这一套也不行。 北京的空气污染，他们去年还嘴硬啊，我们的环保部副部长说，美国人你不许再监测了，这是干涉我们内政，他现在还敢说这个话吗？到底呼吸这片土地上空的空气的主要是美国人还是我们老百姓啊？你们家里可能都安了空气净化器把微尘清除了，我们不行啊。 我们这些人是体制内的，我们不想革命，希望稳定。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研究事情发展的规律性，顺应历史潮流，能够做多少做多少，而不是先去估量我有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文章来源：公众号-透视）
楼继伟：不禁感佩朱镕基当年的英明预见
【研究员】：
十九大报告提醒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习总书记一﹒五重要讲话，进一步要求我们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我相信，只要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防范应对风险挑战，特别要防范可能迟滞或中断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8年1月28日，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 楼继伟围绕新时代宏观经济形势这个主题，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个人的观点。 第一，年度经济指标是超预期的，反映出良性变化的趋势。 2017年主要经济指标都在可接受的范围，部分指标甚至在上限区。从经济总量看，GDP达到82.7万亿元，增长6.9%，为2011年以来首次增速回升，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从经济活跃度看，全年新增就业1351万人，连续5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新登记企业607万户，增长9.9%。从经济结构看，服务业主导特征更加突出，GDP中第三产业占比为51.6%，比第二产业高11.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消费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资本形成总额高26.7个百分点。从经济质量看，万元GDP能耗比上年下降3.7%，大家可以切身感受到环境状况的改善、雾霾天数的减少，其中固然有“天公作美”的因素，但也反映了污染治理的成效；居民消费升级态势明显，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2017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分别为8.9%和11%，明显快于人均消费支出7.1%的平均水平。随着“制造业、服务业 + 互联网”的深入推进，线上线下加速融合，带动高端消费向中等收入群体覆盖。 总之，2017年宏观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反映出良性变化的趋势，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宏观经济向好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关键作用。比如，我们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的配套改革，农村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政策在各地全面推行，打通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实现义务教育资源可携带。我们推进土地要素流动和用途配置市场化的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开始在用途管制下同等入市，农用土地三权分离可流转，农产品价格改革使得土地使用配置优化。我们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在自贸试验区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降低进口关税水平，削减贸易壁垒。我们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重点是解除不当行政管制，大幅降低了市场自由准入门槛。我们推行司法体制改革，最高法院设立6个巡回法庭，实现全覆盖，合同的执行率稳步上升，跨区域民事诉讼案件审判的公正性有效增强。在北上广分别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加强产权保护。上述一系列措施使得我国营商环境显著改善。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营商环境在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78位，比2013年大幅跃升了18位。 第二，今后一段时间需求管理的空间并不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 党的十九大没有再提出GDP增长的预期目标。但要实现十九大明确的分两步走的宏伟蓝图，需要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立足现实情况，要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宏观政策取向必须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今后一段时期实施需求管理的政策空间十分有限。 一是财政和货币总量政策空间不大。从财政政策看，历经前期多轮刺激，大规模集中基建的余地不大。一方面，地方债务风险凸显，不宜再增加基建债务；另一方面，按照适当超前的原则开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合理的，但一定要把握好度，如果超前10-20年就必然会沦为“扔不掉、养不起”的“白象”工程。典型的如最近被叫停的包头地铁项目。当然，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带的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经济上可行的基建投资还有广阔持续的空间。从货币政策看，近年来我国货币乘数快速提升，从2012年的3.86提高到2016年的5.02，同期M2与GDP的比例也由180.3%上升到208.3%，表明经济快速货币化。但与此同时，GDP增速却呈下行态势，说明货币供给扩张对经济拉动的效用在逐步下降。因此，通过货币政策实施总量刺激，只会加剧过度货币化，进一步放大“脱实向虚”，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用有限。 二是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上发力，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还有较大的空间。比如，收入方面可以通过减税推动企业加大研发和创新投入，提升经济活力；支出方面可以通过对支出结构的调整，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并引导资源向符合宏观调控方向的产业流动，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供给水平。在这些方面，财政政策应当大有可为。而货币政策从原理上讲仅有总量属性，不具备结构调整的功能。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除非出现外部重大冲击或内部系统性风险，才有必要采用类似美国的货币政策扭曲性操作或欧央行创设的多种结构性政策工具。需要说明的是，欧盟由于只有统一货币，没有统一财政，才不得不由欧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结构调整的政策意图。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眼长远，问题导向，久久为功。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立足上述基本判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问题为导向，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着眼长远和机制建设，不断推出改革举措，逐年释放改革效能，久久为功。 第三，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些重点问题。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趋势性的客观现实，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表现，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另外一类属于体制机制扭曲形成的效率损失，可以通过改革校正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经济增长水平。 对于第一类的趋势性问题，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做出适当改善，但不可能根本改变。比如，我国劳动力总量从2015年开始净减少并且呈加速态势。2017年，16-59岁劳动人口9.02亿人，比上年减少548万人，比上年多减近200万人。60岁以上人口达2.41亿，比上年增加1000万，占总人口的17.3%，老龄化进一步加剧。放开二孩后，虽然有利于增加人口总量，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但带来的近期劳动参与率下降又成为对冲因素，最终的结果难以预料。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看，为适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逐步加大了工作力度，但在归还欠账的同时，也对GDP增长形成压抑作用。此外，外部环境也面临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经济全球化相互碰撞，短期内很难说“东风压倒西风”或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也是我们难以左右的不确定因素。总之，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对于这类不可扭转的趋势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是改善问题的表征或做出适当的延缓，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确保经济运行不发生大的波动，保持合理的增长水平。 对于第二类的体制机制扭曲问题，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择其要点，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应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推动要素自由流动。近年来城镇化步伐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开，农村土地流转开始试点，土地使用形态的市场化配置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一些低效种植地区逐步退出，农业生产结构有所改善。2017年库存较多的玉米种植面积调减了3.6%，豆类播种面积增长了6.7%。农民虽然辛苦一些，但杂粮、豆类价格更高，收入获得改善。但也应当清醒认识到，束缚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还很多。在劳动力流动方面，一些城市以户口限制车子、房子、学籍的做法仍较为普遍，不仅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也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效果。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是具有收入分配改善效果的。2017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7，连续两年上升，虽然幅度很小，但说明尽管城镇化进程在加快，实际上人口自由流动仍有障碍，因此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应当考虑去除户籍附带的种种福利，推进“租购同权”，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购房者享有同等待遇，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样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改善收入分配，降低劳动力成本。 二是推进简政减税降费。十八大以来，我们下大力气推行商事制度改革、简政放权，成效固然显著，但从国际对比看，我们的营商环境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下一步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特别是要把握好具有外部性事项的处理，确保“好事办好”。在减税方面，2017年全年财政收入17.3万亿元，增长7.4%。这一增长是具有减税效果的。如果财政收入与10.5%（6.9%+3.6%平减指数）的名义GDP增长同步，全年财政收入应为17.8万亿元，比实际收入多出的约5000亿元体现了减税效应。考虑到财政收入增长与PPI的关联度更高，如果按去年6.3%的PPI估算，上述测算的减税幅度还会更大。这说明我们的减税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去年原材料价格上涨超过8%，PPI上涨6.3%，CPI上涨1.6%，说明压力向中下游逐步传导，税收虽然更多地来自前端，但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是有限的。进一步分析，仍有减税的空间，应当推动所得税改革，增加企业所得税研发扣除，个人所得税改为综合征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避免个税异化为“工薪税”，形成逆向调节。在降费方面，对于缺乏上位法规依据的非行政许可审批类的收费项目，目前在中央政府层面已经全部清零，但在地方政府层面，这一类“灰色地带”的收费项目仍大量存在，应当作为下一步降费的工作重点。 三是加大民间投资保护力度。2010年开始，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已经到了以消费驱动为主、投资拉动为辅的拐点。实际上，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仍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从国际经验看，后发的日本、韩国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投资、高增长阶段。从我国实际看，虽然近年来居民杠杆率增加较快，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幅仍然高于消费增长，说明储蓄仍在增加。今后，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要求，居民杠杆率会稳步下降，我们还可以维持一定水平的储蓄率，这为保持可观的投资增长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在政府集中投资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应当以加强对产权和契约的有效保护以及提升司法公正为重点，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提供确定的外部环境，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四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高擎全球化的大旗，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共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实施更加积极的进口政策，落实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承诺，继续扩大其他领域市场准入。对标国际先进规则，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质量。在总结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上述要素流动、简政放权、保护民间投资、扩大开放等领域的一系列工作如果到位，我国的营商环境会进一步改善，我们也会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保持在6%以上的较高水平。 五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重点说，是因其太重要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当前，我国M2与GDP的比例超过200%，与日本的水平大体相当，超过美国91%的两倍。但从利率水平看，2017年我国1个月的SHIBOR拆借利率平均水平为4.09%，同期日本的可比利率水平为-0.01%，美国为1.1%。我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过度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另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相比于美国十年前的金融市场，各种衍生品风险收益特征是有定义的，如MBS、CDS、CDO等，也都是经过备案的。我国则更为混乱，需要穿透到产品底层，才能识别真实的风险收益特征。我国的金融机构，除常规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外，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交易市场创新设立更是眼花缭乱，不胜枚举。这样，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因此，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我认为，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能够打赢这场攻坚战，仍同美国十年前的场景对比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高层的认识。习总书记在2015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求，“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我记得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在卸任后同我会谈时说，2006年他上任后不久，就感到金融风险就像将至的暴风雨扑面而来，但社会无共识，自己手中无武器，眼看着风险爆发。 第二，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认识。习总书记提出要求后，政府部门，特别是监管机构已经行动起来，要求资产回表，收紧同业，严控地方政府变相发债等等，金融机构也在加强风险控制。这说明全社会已认识到“灰犀牛”事件。当时的美国金融界，除极少数如汉克•保尔森、本•伯南克、蒂姆•盖特纳等发出警告外，全社会没有共识，“灰犀牛”只是一种现象，整体上没有防范由“灰”变“黑”的认识。危机积累和整治共识形成的速度在赛跑，前者一直跑在前面，直至雷曼倒台，“黑天鹅”出现，整治乱象和救助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共识才逐步形成。 第三，对关键风险点的认识。习总书记早就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实际上是指出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每人都拥有住房的“美国梦”，深入人心，而不去管有没有实际能力。在金融市场上，以房贷为底层资产的MBS，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产品充斥。最终两者交织传染，相互激励，风险爆发。 第四，整体环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峰会和财经渠道系列会议，除了合力拯救全球经济外，对加强金融监管迅速形成共识，并不断具体化。我国对主要金融机构的监管基本上是符合国际标准的，主要金融机构比较健康，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美国当时没有这个环境，危机爆发时，风险集中暴露在七大主要金融机构。 作出上述比较，绝无幸灾乐祸、盲目自信之意，而是要汲取前车之鉴，特别是我们面对我国特有的风险，如前面所举述的中国特色的交易衍生品泛滥，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市场的创新设立，监管难度极大等问题。整治金融风险绝非一日之功。我十分认同刘鹤同志不久前在达沃斯峰会所讲的，“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判断。如果能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名义利率过高的问题也能随之解决。 第五，对未来金融模式的反思。横览世界，中国是混业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市场，风险高企，这不禁令人反思。一些地方领导以往热衷于发展地方交易市场，现在也发现难以监管，区域性市场难免风险外溢，一旦出险，收拾起来十分棘手，也都在审慎处理和认真反思。我很难对未来的模式作出定性的判断，这里我提出两点，供大家思考。 第一点，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要真正回归本源，我们是否必须要坚持大混业模式？是否有能力承接混业经营带来的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挑战？是否有必要让金融机构承担混业监管真正到位后的高额合规成本？是否有必要让实体经济支付过高的名义利息？无论这是因为高额合规成本外溢，抑或是因为过度混业、多重衍生造成的高风险定价。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同志坚持分业经营。我曾委婉地提出，是不是先观察一下，但他坚持认为，现阶段公民规范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必乱。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才有“三会分设”和金融机构按主业拆分。当前金融行业利润已超过其他行业利润总和，大量人才蜂拥而至。去年我受邀对清华大学经管学院7字班毕业生讲话，心生感慨，结合自己的经历讲了一些励志的话。但另一种感慨讲不出来，当时面对上千毕业生，因为不止本院，还有其他院系的学生，都兼修金融相关专业。今后，优秀的青年还有多少愿意去做工程师、科学家？遑论公共经济学家。面对今天的金融乱象，我不禁感佩朱镕基同志当年的英明预见。 第二点，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1月诺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撰文指出，“美国应当向其邻居加拿大学习。更具体地说，加拿大更加严格地限制银行业的杠杆作用，并且限制了证券化进程。毫无疑问，近年来加拿大的这些约束，使银行家失去了许多提出那些所谓聪明想法的机会，但事实证明，这些约束都是正确的”。就我的国际比较观察，加拿大的金融市场被认为是最“枯燥乏味”的，金融当局严格规范控制混业，限制衍生品产生和交易，防范金融风险传染，着力保护金融消费者，实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即便全球金融危机后，加拿大的银行系统仍被标普和IMF评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银行体系。其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深刻反思。 同志们，十九大报告提醒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习总书记一﹒五重要讲话，进一步要求我们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我相信，只要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防范应对风险挑战，特别要防范可能迟滞或中断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章来源：财金真相；文章作者：楼继伟）
任泽平：中国经济即将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
【研究员】：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也被带动起来。中国的出口量在2015年、2016年一直是负增长，但是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复苏，从2017年到现在一直保持着正增长。与重回衰退的过度悲观论和马上复苏的过度乐观论不同，我倾向于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处在L型曲线的筑底期和调整期，以为开启“新周期”蓄积力量。新周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市场已经靠自身力量企稳，要保持货币政策中性稳健，防止再度通过刺激稳增长；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和环保标准提高是新常态，不应该再回到过去粗放式发展道路；市场自发出清证明了市场机制的伟大，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未来更多地要依靠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式推动供给侧改革。
在2015年下半年，我判断中国经济可能已经接近底部，认为2016-2018年将会是L型的走势。 在此基础上，我又在2017年初提出了一个概念“新周期”，认为中国经济正站在一个新周期的起点上。 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呢？我们需要从经济自身运行的周期规律来进行分析。当前的中国经济处于六大周期叠加的阶段。 第一， 世界新一轮增长周期 当前世界经济处于新一轮增长周期，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先后复苏。但具有领先性的美国经济正在筑顶，美国失业率降至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通胀持续回升，加息加快，股市高位横盘，均是美国经济周期高位筑顶的典型信号。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也被带动起来。中国的出口量在2015年、2016年一直是负增长，但是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复苏，从2017年到现在一直保持着正增长。 第二，金融周期 金融周期，简单讲就是加杠杆，去杠杆。加杠杆就是增加负债，去杠杆就是缩减负债的过程，如果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加杠杆到一定程度债务不可持续就要开始去杠杆。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借助了大量的影子银行、通道业务，来支撑地方融资平台和产能过剩行业，结果导致了负债率的上升。地方政府、传统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部门是负债率最高的几个部门。 目前，我们处在金融周期的顶部，也就是金融周期向下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防范风险。具体来讲，通过把加杠杆的通道堵住，让信用进行收缩，让流动性进行退潮，让风险进行暴露，打破刚性兑付，实现债务重组和出清。 第三，产能周期 2010年前后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过剩产能。经过2010-2015年市场的自发出清，以及2016-2018年通过供给侧改革动用行政手段进行出清之后，中国这轮产能出清已经接近尾声，我们的产能利用率回到78%，资产负债率从58%降到了55%。 随着企业盈利的改善和资产负债率的下降，中国正在为新的一轮产能周期蓄积力量。 第四， 房地产周期 房地产周期怎么判断？我概括为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房地产调控的中期。最近这一轮房地产去库存的力度是非常充分的，去库存任务基本完成。 第五， 库存周期 2016-2017年的商品价格大涨，除了供给侧改革的原因外，还来自于2015年底的库存出清非常充分。 2017年三季度后，开始进入新一轮商品的去库存周期，这一轮周期一直持续到2018年或2019年初。 第六， 通胀周期 由于货币政策整体稳健中性，再加上金融去杠杆、社融收缩等措施，当前中国经济的通胀压力并不大。 小结 与重回衰退的过度悲观论和马上复苏的过度乐观论不同，我倾向于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处在L型曲线的筑底期和调整期，以为开启“新周期”蓄积力量。 新周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市场已经靠自身力量企稳，要保持货币政策中性稳健，防止再度通过刺激稳增长；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和环保标准提高是新常态，不应该再回到过去粗放式发展道路；市场自发出清证明了市场机制的伟大，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未来更多地要依靠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式推动供给侧改革。（文章来源：混沌大学；文章作者：任泽平）
社会热点
惊天骗局 建国以来最大百亿诈骗案件将浮出水面
【研究员】：
两年前轰动全国的快鹿事件，在崔永元的曝光下，很多内幕信息浮出水面。而今天，一场远超过快鹿事件的超大经济诈骗案件随着互金平台投之家的暴雷逐步浮出了水面。而且，这很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连环经济诈骗案件。互联网金融包括P2P，是写进十三五规划的新兴行业，是一种很好的为小微企业和个人融资的新金融形态。通过卢氏家族的一系列操作，部分平台反而成为了他们维持骗局、进行非法集资的工具。而且，这个连环诈骗案件非常大，涉及的资金总额以百亿计；涉及的社会层面也非常多，不仅欺骗了很多地方政府和协会组织，冲击了互联网金融行业，还导致人民群众财产的巨额损失，甚至引发了部分地区的QT性事件。
两年前轰动全国的快鹿事件，在崔永元的曝光下，很多内幕信息浮出水面。而今天，一场远超过快鹿事件的超大经济诈骗案件随着互金平台投之家的暴雷逐步浮出了水面。 而且，这很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连环经济诈骗案件。 投之家暴雷事件 投之家由网贷行业最大的第三方机构网贷之家的一系列创始人建立。 投之家早期的运营模式为网贷基金。即从其他网贷平台购买债权，售卖给投资人，赚取佣金。 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选取资质较好的网贷平台，在其中选取优质债权，风控相对容易，也更加稳健。另外，由于不需要开发自己的资产端，因此类似于轻资产运营，成本较低。 由于有网贷之家的专业背景和行业地位作为背书，加上投资人对这类网贷基金的认可，数以百万计的投资人在投之家平台上投资。投之家也被网贷圈内人誉为最不可能出事的平台。 而从2017年12月起，投之家的运营模式开始有所改变。按照平台的说法，是为了应对监管的要求，由网贷基金转型为纯网贷平台。 2018年6月，投之家更是宣称获得了上市公司珈伟股份大股东灏轩投资的4.09亿元B轮融资。不到一个月后，投之家暴雷，高管集体失联。 网贷之家的创始人徐红伟和黄诗樵等人在网贷行业浸淫多年，经验老道，资源无数，旗下的投之家为何会运营失败，直接暴雷，以至于徐等人要去自首呢。 根据徐红伟等人事后的回应，投之家早在2017年12月就被收购了，并签订了一系列协议。而收购方背后疑似有一个来自温州的团队，领头人为卢某。该团队收购了大量的网贷平台，由于这些平台陆续爆雷，导致投之家逾期。 随着投之家创始人徐红伟等人的陆续被拘，一个超大型的连环骗局逐步浮出水面。 卢家帮和他的数百家公司 卢氏家族又称卢家帮，来自于温州瑞安。 卢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姓氏，但卢氏家族是个大家族。卢氏家族共有五兄妹，根据企业信息查询和姓名命名方式，其五兄妹分别是卢志建、卢立建、卢立孟、卢立章以及卢立敏。 另外，卢剑、卢明秋、卢国群、卢明昌和卢品岳等人也全部是卢氏家族成员，分别在其关联公司任法人代表或股东。 此处要说明的是，卢氏家族神通广大，卢志建和卢立建都有两套身份。 卢志建和卢立建早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即老赖。但卢志建还有一张身份证，也是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身份，叫卢智建。卢立建也有另一张身份证，名字不变，但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卢氏家族旗下有四大集团： （1）中科光电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法人和唯一股东都是卢立建。这是卢氏家族的核心资产，规模最大，范围最广。 在全国各地有30多家带有中科光电等字样的公司，全部都是卢氏家族旗下产业。 如，湖南中科光电有限公司、江苏中科光电有限公司、内蒙古中科光电有限公司等等。 （2）上海奋雄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亿，法人和大股东是蔡远飞，监事卢国群。 这是由卢氏家族外围的蔡氏家族控制的集团公司。这些公司均带有“奋雄”、“奋”、和“雄”等字眼。 如上海奋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奋雄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奋雄科技有限公司等等。 （3）上海澜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亿，法人和大股东是李国柱，监事胡政政。 这是由卢氏家族外围的李氏家族控制的集团公司。这些公司均带有“澜”和“澜升”等字眼。 （4）蓝玉系列公司和中和世纪贸易发展中心（后简称中和世纪） 蓝玉系列公司包括新疆天富蓝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厦门东海蓝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江西东海蓝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 中和世纪是上海和平影视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和平影视自称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却早已被上级单位打脸，实际上是国企改制浪潮中留下的「伪国资」，早已被私人控制。 而中和世纪正是被卢氏家族控制。 据远望的不完全统计，卢氏家族控制的企业有数百家之多，而且经营范围非常之广，卢氏家族的成员显然是不够用的。所以必须要通过外戚、同乡等来更好的地掌控和管理这些公司。 当然，由于卢氏家族从事的并不是合法的经营生产，而是非法集资、诈骗，因此唯有血缘纽带关系才是可靠的。所以这些外戚、同乡全部是成族氏状出现。 蔡氏家族：蔡元飞、蔡金海兄弟。 李氏家族：李国柱、李达超、李广灿。 陈式家族：陈真祥、陈海弟。 郑氏家族：郑开华、郑明者、郑建峰。 他们互相持股、互为法人、互为董事、互为监事、互相掩护，最终为卢氏家族服务。 卢氏家族的诈骗手法 卢氏家族有数百家企业，几乎涉及了从实体到金融的所有行业。但是卢氏家族的生意并不赚钱，或者说这些产业其实只是个幌子。卢氏家族的真正生意在集资诈骗上。 14年9月，在线下理财的大潮中，澜升财富成立。这也是卢氏家族开始非法吸收民间资本的起始。 15~16年，网贷投资人比较信任有国资背景的平台。于是卢氏家族通过旗下的伪国资公司中和世纪，收购了数家网贷平台，如聚胜财富、人人爱家和中科金服等进行非法集资活动。 这些平台自称国资背景平台，通过高额返现的方式吸引大量羊毛党，融资成本高达40％~80％，资金全部流向卢氏家族控制的数百家公司。 16底开始，大量国资背景平台出事，尤其是和平影视旗下的平台纷纷暴雷。而上级部门也别撇开了和和平影视的关系。因此和平影视旗下平台被投资人统称为和平系平台，并被列为网贷行业的四大国资毒瘤之一。 随着投资人变得理智，和平影视这样的伪国资背景已经招揽不到新的投资人了。于是卢氏家族想了两计。 第一计，在香港成立空壳公司中欧国际，并包装成高大上背景，随后收购人人爱家等平台，从而给平台增信。 另外，通过专业运营团队重新设计人人爱家所有页面，提升客户体验，并对接恒丰银行存管。在一切就绪后，通过高额佣金在大量媒体上投放广告，为人人爱家宣传，吸引了一大批自然流量（俗称网贷小白）。 第二计，购买还没有被投资人发现的伪国资做背景。比如，通过运作，使通辽粮库的孙公司入股聚胜财富，为其打造新的国资背景，从而给其增信。 可惜，网贷行业并不同于线下理财，是一个真正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人的行业，所以会有大量媒体在其中深度挖掘和报道。 这直接导致投资人的进化速度非常快，这两套把戏不仅被拆穿，也逐步开始失效。眼看着卢氏家族的资金就有些撑不下去了。 于是卢氏家族针对网贷行业的特点想出了非常阴险的终极大招。 从16年起，网贷行业的监管越发严格，平台的生存空间和想象力被大大压缩。很多平台创始人打算出售平台，离开这个行业。从17年下半年起，卢氏家族就开始在市面上寻找打算出售的网贷平台。 由于网贷行业的圈子并不大，因此如果直接收购平台，不仅会暴露身份，而且平台资金会迅速流出，很难维系骗局、。 另一方面，很多体量较大、名声较好的平台创始团队对收购方的要求也比较高，不希望在收购过程中出问题。 所以卢氏家族就找了两类人给其做背书。 第一类，上市公司大股东。由于网贷行业由A股上市公司全资控股的平台至今没有出问题的，所以投资人比较信任A股上市背景平台。 卢氏家族先是借给资金紧张的上市公司大股东一大笔钱，然后在上市公司大股东还不起时，要求这些大股东去收购网贷平台来收集资金，并由这些大股东做股权代持。 在收购过程中，卢氏家族会在幕后指挥，要求网贷平台将待收提高到一定程度，并表示待收越高，给予平台的估值越高，这样售价也越高。 在提升待收的过程中，要发布卢氏家族指定的资产包，也就是将资金导流向卢氏家族企业。 由于有上市公司大股东做背书或担保，很多平台创始团队觉得很靠谱，所以拼命推广平台，提升平台待收额，寻求高售价。 第二类，网贷之家的创始人徐红伟等。向徐红伟等人承诺高额中介费用，为其介绍平台，并利用徐和网贷之家的行业地位作变相背书。 在这样一举解决了所有人的痛点： 资管新规落地，上市公司大股东缺钱的痛点； 网贷之家徐红伟等人贪婪的痛点； 平台创始团队对收购方资质高要求和估值高溢价的痛点； 投资人对平台背景要求的痛点； 卢氏家族对大量诈骗资金需求和隐蔽性的痛点。 利用这种方式，一大批平台被出售，并给卢氏家族企业自融。此后，由于卢氏家族部分成员潜逃至国外，平台资产逾期，最终暴雷。目前已经暴雷，且名气较大平台有壹佰金融和投之家。 根据远望的统计，卢氏家族最终涉及的平台可能超过20家，目前明确定性的有10家。 卢氏家族的巨大能量 前面提到的卢氏家族多个成员有两张以上身份证，这只是卢氏家族巨大能量的冰山一角。 由于卢氏家族通过集资诈骗获取了巨额财富，并在各地投资一些并不赚钱的产业装点门面，一路招摇撞骗，甚至成为了部分地方政府和团体的座上宾。 2016年12月，瑞安上海商会三届二次理事大会，卢氏家族的外围成员蔡元飞被选举为商会常务副会长。 而在卢志建外出考察时，竟然是由某些地级市的一把手接待，可见其能量之大。 当然，真正让卢氏家族一炮成名的是一场“假军官”事件。 前面提到过，卢氏家族控制了伪国企和平影视旗下的公司中和世纪，与和平影视的交集也颇深。 2017年4月，在重庆经侦总队办理一起特大经济案件时，有一笔200万元的赃款，打往了上海一个企业账户里，然而当重庆警方来到上海时，涉案的吴某却自称是“少将”军衔，屡屡以军人的身份抗拒执法。 此处的吴某即为和平影视的董事长吴传平。 由于吴传平的姿态颇硬，重庆警方竟不敢动他。此事直接惊动了中央军委政法委保卫局。2017年4月，中央军委政法委保卫局与重庆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总队军地双方联合调查，才将吴传平捉拿归案。 央视七套《军事纪实》特地将吴传平的这一违法行为做成了专辑《假军官现形记——军地联合打击假军人违法犯罪行动》并予以播出。 如此说来，事情已经定性。 然而，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刚进去没多久，吴传平就被释放了，一点事都没有，6月份照常出来支持工作。由此可见吴传平及其背后的卢氏家族能量有多大。 卢氏家族的末日审判 卢氏家族通过一系列手段控制网贷平台进行集资诈骗的手段非常恶劣，已经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互联网金融包括P2P，是写进十三五规划的新兴行业，是一种很好的为小微企业和个人融资的新金融形态。 通过卢氏家族的一系列操作，部分平台反而成为了他们维持骗局、进行非法集资的工具。 而且，这个连环诈骗案件非常大，涉及的资金总额以百亿计；涉及的社会层面也非常多，不仅欺骗了很多地方政府和协会组织，冲击了互联网金融行业，还导致人民群众财产的巨额损失，甚至引发了部分地区的QT性事件。 最重要的是，这场骗局与过去的集资诈骗案件，如云联惠、钱宝网等完全不同。过去的这些骗局，本质上是一个骗子带着一群赌徒玩；而这次是一群骗子耍着人民群众玩，因此该事件性质非常恶劣，影响非常坏。 所以处在旋涡中心的投之家暴雷后仅一天，就被深圳警方立案，而且直接以涉嫌集资诈骗罪立案。 立案速度和定性级别都是史无前例的！ 而根据某地经侦的消息，已经有非常高级别的人物（一定比各位想象的要高）坐镇杭州，要求彻查此案。 最后，远望强烈建议对本文提到的卢氏家族和外围家族成员全部、立即实行边控！（文章来源：互金远望号）
疫苗，再次刺痛公众敏感的神经！
【研究员】：
对于普通人来说，蘸着酒、吃着茴香豆讨论“疫苗之殇”的“殇”字用的对不对，显然是吃饱了撑的。他们最为关心的是，我家孩子是不是打过这200多万支疫苗中的一支，这事是如何发生的，还会发生吗？一言以蔽之，监管中的漏洞，才是核心问题。别的问题并非不存在，而是不致命。在李克强总理的批示中，点了三个部门的名，食药监总局、卫生计生委、公安部。漏洞，正是从这里来。这三者之间的权力与责任分配，是疫苗事件带给我们很深的启示。
疫苗问题再次刺痛公众敏感的神经。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两年多前，200万支未冷藏的疫苗失效事件。两年前的伤疤再次被扯开，令人遗憾的是，两年前侠客岛写的文章，现在看，依然适用。 疫苗事件正处在最为焦灼的阶段。真相飘在风中，讨论遍地都是。 制度的十年 何谓一类疫苗、二类疫苗，早在铺天盖地的报道与分析中完整呈现。这次出事的，都是二类疫苗，也就是自费、自愿的疫苗。 关于这类疫苗如何监管，2005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疫苗流通和接种预防管理条例》，为如今的局面留下了可乘之机。条例中说，疫苗生产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批发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的第二类疫苗；疫苗批发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其他疫苗批发企业销售第二类疫苗。 条文看起来复杂，实际就是对二类疫苗流通环节的放开。与过去由防疫部门统购统销相比，这无疑让许多有心者看到了商机。至于这商机是否合理合法，则不在一个条例的管控范围内。 事实上，过去10年，二类疫苗的流通与监管，让许多医药界人士十分担忧，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让人对这个制度难言乐观。 这还没完。 责任的划分 对于普通人来说，蘸着酒、吃着茴香豆讨论“疫苗之殇”的“殇”字用的对不对，显然是吃饱了撑的。他们最为关心的是，我家孩子是不是打过这200多万支疫苗中的一支，这事是如何发生的，还会发生吗？ 一言以蔽之，监管中的漏洞，才是核心问题。别的问题并非不存在，而是不致命。 在李克强总理的批示中，点了三个部门的名，食药监总局、卫生计生委、公安部。漏洞，正是从这里来。这三者之间的权力与责任分配，是疫苗事件带给我们很深的启示。 同样是上面那个条例，规定了它们各自的责任。简单说，食药监系统负责疫苗的质量和流通的监督管理工作，卫生系统预防接种的监督管理。正如北大教授饶毅所说，食药监局人手少、权力小、责任大，何况疫苗问题不只是一个部门，还涉及公安和卫计委。 尽管有着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责任划分是明确的，监管领域也是确定的。即便是在公安部门管辖的刑事案件范围，线索也还得食药监系统去移交。 漏洞的存在可以想见，让人意外的是漏洞之大。庞某，一个在2009年就因非法从事疫苗药品经营活动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五年执行的人，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竟然还能重操旧业。公安部门、她所在的社区管理部门，哪里去了？ 一开始以为这只是疫苗监管方面的漏洞，却发现这是个全方位的漏洞。洞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恐惧的缓解 过去许多年里，中国的公众与专业人士间发生过不少冲突。核电站、转基因、化工厂、水库……科普依然任重而道远，孰料公众总是能打专业人士的脸。此处绝无反智之意，而是现实并不如设想的那样美好，所以公众的过度反应总有些道理。 这才是最让人唏嘘之处。恐惧源自现实的不断打折扣，以及一而再再而三的监管不力。 “经专业医学知识普及，你还会对非法疫苗事件感到焦虑吗？”搜狐做的这个在线调查，其结果是在2.9万回复中，接近2.8万选择了“会”。原因如此简单，公众的焦虑并非来自专业医学知识的匮乏，而是事件真相的缺席。 甚至，世界卫生组织站出来说这些疫苗几乎不会引起毒性反应，安全风险非常低，都没起到太大作用。 我想起前不久知乎上一个提问，“按一下按钮你会获得50万同时有一个陌生人会死去，你会按吗？”排名第一的答案说，“某度已经在做了”。如今这个段子一样的回答仍可套用，实属悲凉。疫苗是死不了人，可是那些狂犬病、乙肝携带者，所依靠的救命疫苗，竟是一管不痛不痒的水，这延误的病情甚至失去的生命，谁来承担？ 殷鉴不远。以前《中国经济时报》的一组疫苗引发风波，但至今仍被人提起。回望当时的报道，人们愤怒的指责，历史总在重复。 信任的条件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恐惧，又该如何平息这样的恐惧？ 我们也不知道答案。只知道，如果再有人把责任归咎于舆论管控不力，只会吞下更多苦果。 一个正常的疫苗事件处置——假如这玩意真的存在的话——应该是这样的，主管部门出来说经过一年的调查，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这样的信息。而不是一脸懵懂的告诉公众，我们也在等待各地摸清情况上报。 几乎所有的危机公关原则，都被有些部门漠视了。这才是为何昨天与今天，疫苗事件成为企业公众号、自媒体和一些谣言狂欢的温床。甚至，一个像老童生一样教读者“殇”字用得对不对的帖子都能成为舆论热点，就是不见真正权威的回复。这感觉像极了在戏园子看戏，主角迟迟不出来，台下几个按捺不住的观众扭作一团演给你看。 如果这是刚发生的事尚可理解，问题是犯罪嫌疑人都抓起来快一年了，各地公安机关也已打击处理了300多名上（下）线非法经营人员，如此大案，还想漠视舆论？ 总是这样，懂的人不说，不懂的人警告你别说。有些人只想看到有关自己的正面新闻，却不知道的是，如同夫妻相处，那真正决定感情是否破裂的不是如何共度欢乐的时光，而是如何面对双方最大的争执。 是坏时光里你的作为，决定了你是否可信。（文章来源：侠客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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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和财政部究竟在争什么？
【研究员】：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7月13日发表于媒体的一篇题为《当前形势财政政策大有可为》的文章，引发了一波有关央行与财政部、金融与财政的热烈讨论。7月16日，署名“青尺”的财政部官员在财新网发表了一篇题为《财政政策为谁积极？如何积极？》的回应，将争论推向白热化。随后，官员、媒体、学者纷纷发声，各抒己见，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思路。那么，抛开双方的“嘴炮”不谈，这波讨论热潮争议的焦点究竟是什么？问题背后的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情况？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7月13日发表于媒体的一篇题为《当前形势财政政策大有可为》的文章，引发了一波有关央行与财政部、金融与财政的热烈讨论。 7月16日，署名“青尺”的财政部官员在财新网发表了一篇题为《财政政策为谁积极？如何积极？》的回应，将争论推向白热化。 随后，官员、媒体、学者纷纷发声，各抒己见，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思路。 那么，抛开双方的“嘴炮”不谈，这波讨论热潮争议的焦点究竟是什么？问题背后的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情况？ 央行徐忠和财政官员在争什么？ 徐忠在其文章中以小标题的方式指出了财政方面的三大主要问题： 1. 赤字率低，财政政策不是真的积极——财政部门收的税不少，钱却没花在刀刃上。 2. 国有金融机构资本不足问题凸显，财政资金说好要向国有金融机构注资，却没有真正掏钱。 3. 地方性政府债务信息不透明，将隐形债务推给金融机构，但金融机构处于弱势，很难对地方政府的不规范操作进行约束，导致地方债乱象发生。 而财政官员“青尺”的文章则对徐忠指出的财政三大问题逐一作出解释： 1. 赤字规模和财政政策力度之间不能简单等同，因为我国除中央财政赤字外，还有各级地方财政所设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预算外融资举债。 2. 财政部门给金融机构注资掏的是真金白银，要是让央行控股商业银行，将是极大倒退。 3. 金融机构是地方债务乱象的“共谋”、“从犯”，不是弱势而只能幻想的“傻白甜”，地方政府举债不规范的操作手法很复杂，这不是基层财政部门能独立做到的事情，金融机构一定有参与其中并且获利。 背景：财政想扩权，央行不答应？ 据微信公众号“前沿观察”称，事实上，此次徐忠博士发文，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出面评论财政政策了。上个月底，徐忠在一个公开论坛的演讲上就指出了眼下我国财政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但未引发太多关注。 当时，在外界看来，徐忠的发言像是为央行“挡子弹”，原因是去杠杆给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有市场声音呼吁央行货币放松。 而央行与财政部之辩，最早还要追溯至去年底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在财新年会上的一番发言。 会上，黄奇帆讲到外汇储备时表示，前些年，因为顺差扩大、人民币升值，热钱不断流入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多；由于当时还要求强制结汇，企业的外储都是央行一家买，央行则通过吸收外汇储备，释放基础货币；而这种被动释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导致国内货币政策受到干扰，于是央行搞了一个“池子”，也就是用央票，把这些多发的货币存起来，不让其流到市场。 但这早已是过去的事，外汇占款飙升的年代早已结束，央票也基本没有再使用。相反，因为外汇占款带来的被动释放基础货币的数量不足，所以央行才创设了一系列的SLOMLFPSL等工具。 黄奇帆指出的这一问题没有错，外储管理不当，确实会干扰中国基础货币的释放，干扰了中国的货币政策的运行。因为太多或太少都会带来干扰。 但在演讲中，黄奇帆将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上升到了“金融改革”。黄奇帆说，“不仅是金融监管体制要改革，而且外汇储备体制也要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会造成中国通货膨胀、金融乱象、脱实就虚源头的源头的源头。” 而黄奇帆开出的药方则是把大部分外储归到财政部去管，财政部可以发行国债将资金输入中投公司等机构进行投资。黄奇帆讲了这样做的四点好处，包括减少对货币政策的干扰，并提及美国也是财政部主管外汇。 对于黄奇帆的发言，当时在场的徐忠，外管局副局长陆磊，以及社科院学部委员、货币专家余永定，都进行了反驳。徐忠当时的说法是，我国的财政和国外的财政不尽相同，“中国的财政是吃饭财政，地方政府还有那么多中央财政不承担责任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去发这个国债，相当于空手套白狼。”并认为黄奇帆的想法很美好，但现实很骨感，“如果看一看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跟投资机构的收益率，对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也许完全是相反。” 所以，徐忠在文章开头所讲的“中国财政部喜欢与美国财政部对比，强调自己权力太小”其实是意有所指的，即“财政部想学美国扩权央行不答应”。 “前沿观察”称，上一轮银行改革，财政部拿不出钱，所以央行组建了汇金公司，来对银行进行大改组，而公司名称中的“汇”就是指外汇。 成立汇金公司，持有国有银行的股份，这是央行的设想，也是央行的操作。可是到了2007年，财政部发一笔特别国债，就把央行这单子给抢了过去。从此汇金归了财政，央行被砍了一只手臂。 由此可以看出，外汇对于央行的重要性；要是直接将大部分外汇都归给财政部管理，那对央行的影响可不小。 “前沿观察”还称，徐忠上月底的发声和13日的发声之间有一件重要的事，即双方文中多次提到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指导意见》于上周发布了。根据该意见，央行之外的一些系统，比如国资系统、发改系统、地方政府等部门手中所掌握的大量金融资产今后大都要划拨给财政系统。 央行希望财政为银行掏钱？ 此外，双方还在争论，上一轮银行业重组改制，究竟是财政救了银行，还是银行自救。 青尺文章提到：1998年，全国财政收入只有9800亿的时候，财政就设计了一套很好的注资方案，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为商业银行注资。这次发债注资的结果也很好，形成了收益率较高的资产，资金紧张也得到了缓解。 然而在央行看来，这是银行自救的结果。因为当时四大行购买特别国债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央行降准所释放的可使用储备资金，而后财政部又将发债所筹资金重新注入四大行作为补充资本金。 央行方面认为，财政这是“空手套白狼”，没拿一分真金白银，到现在，这个钱部分还挂着账，最后都是靠银行自己来吸收的。 而现在，银行又面临着一些压力，虽说情况没有当时糟，但还是需要补充资本金。有估算认为，银行需要5000亿资本补充，还有说需要8000到9000亿的。 对于上一次就没掏钱的财政部，央行这次也没指望它发挥作用，便在今年3月联合三会同外管局一道发了一个名为《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意见》的文来自救。所以，徐忠此次文中的相关内容，也是对财政的“预防针”——要么掏钱管事，不掏钱的话就不要想着干涉。
双方该如何协作？ 多位专家对双方争议进行解读时都提到，财政金融关系历来很密切；遇到金融问题把责任推到财政，或者遇到财政问题把责任推给金融，均不可取。财政金融关系复杂，但不能任意替代。财政金融齐努力，各司其职，才能防范化解可能的风险。 一般来说，财政部门管财政政策、央行管货币政策。更通俗地说，财政是国库的会计，政府的会计，而人民银行则是政府的出纳。 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对新京报记者表示： “长期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存在协调性不够，甚至互相冲突、抵消的情况。因为两大政策由不同部门主导，各个部门的关注点不同，例如财政部门主要考虑财政承受能力、财政收入是否可持续增长。而货币政策则更加注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在发表于澎湃新闻的文章中提到了财政当局所面临的压力： “当下政府预算分四本，即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财政压力不小。“未富先老”的人口快速老龄化，让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正常运行都不容易；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历史欠账不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迄今不能全面反映国有资本的全部收益；一般公共预算是最大的一本账，支出压力一直很大，每年都要有规模不小的财政赤字，同时累积起规模不断扩大的公共债务。” 但杨志勇也表示，现有的土地财政等财政状况会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 持续依靠土地财政很危险，不仅是因为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行最终会受到影响，而且对于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没有什么益处。基于此，地方政府再靠土地融资的机制必须改变，基于土地财政之上的地方债务融资机制也必须作相应的改变。 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从金融工作三大任务来看，财政部门有更多发挥空间。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长如此快，赤字率反而小了，说明财政政策不给力……现在一讲到服务实体经济，都是在讲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是财政政策的支持，需要更积极一些……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需要扩大内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等。而消费作为扩大内需很重要的方面，需要财政部门进一步减税降费，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 财经评论人周俊生也谈到了财政政策的发力空间问题： “为了给企业减负，近几年国务院多次作出减税降费的决策，这本来在客观上会影响到财政收入。然而，财政收入却连年增长，这表明减税降费的力度还可以更大，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税收减轻了，不过地方各级政府名目繁多的收费却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加。” 此外，董希淼还认为，从防范金融风险角度，同样需要财政部门更加主动担当： “此次央行和财政部争议的一个焦点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目前看，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可能是金融风险的一个‘灰犀牛’。不能将这些问题‘一刀切’，更不能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转嫁金融部门。如果简单地将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一股脑儿推给金融机构，那么将增加金融机构出现坏账的风险，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要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更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 对于货币当局，杨志勇也谈到了货币政策可以优化的空间： 一个经济体要健康发展，需要有活力的企业，需要有企业运行的合适的宏观经济环境，需要有配套的金融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不少企业的发展注入了资金，但是资本市场在不同阶段所存在的各种缺陷，严重影响这一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的发挥。资本市场上的投机和内幕交易曾经让不少股民望而却步，居民财产性收入不仅仅是梦想，就连本金也可能无法完全保住。资本的狂欢和盛宴，留下的残羹冷炙需要有人来收拾残局。这里也不能不回顾在资本市场发展的早期为国企解困而进行的“包装上市”，骨子里不好的企业最终只会吞噬各类社会资金。 以下为徐忠和青尺辩论要点： 财政政策不积极？ 徐忠： 徐忠说，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金融部门去杠杆，货币政策稳健中性，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予以配套。但从数据来看，今年预算安排的赤字率是2.6%，低于去年的3%，就算今年实际达到3%，在控制地方债后，也不积极；相比之下，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3亿元，同比增长10.6%。这说明，财政收入多但支出少。 然而需要花钱的地方可不少，徐忠在文中举例：从长远来看，地方隐性债务，养老金缺口，通过供给侧改革进行的化解产能过剩、降低杠杆、压缩房地产泡沫，都需要财政出手予以援助。 但想要通过提高财政收入来解决上述问题是不现实的，财政需要做的事情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一方面，国库有存款，政府还借钱的现象不合理，有些地方政府资金充裕，却把钱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比如回购收费高速路，让其免费通行，但此举反而造成了交通拥堵。 另一方面，财税部门只想着多征税，但没考虑经济效益和纳税人感受。比如，最近几年减税政策不少，但有的企业税负不降反增。这当然有征税力度提升和监督加强的原因，但现实中很多时候，这也是因为财税部门抓错了严监管的重点，以及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不符合实际情况。 青尺： 对此，青尺表示，单用赤字率来研究财政体制和政策是不够严谨的，因为各国的财政收支口径有差别，赤字口径也有所不同。比如，我国官方赤字沿用一般公共预算新增债务规模的口径，但实际上这个口径是比较小的。在计算财政支出的力度时，还要考虑各级财政所设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考虑除一般公共预算之外的政府性基金预算，以及地方政府在预算之外的举债融资。 事实上，财政部门已经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各种渠道加大了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不能因为官方赤字口径未变，就说赤字规模不大，财政政策的执行就不积极。 财政不给国有金融机构掏钱？ 徐忠： 徐忠说，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指导意见》，财政部应集中统一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的职责，即给钱要给到位，派人要派专业的。 但实际上，之前财政答应给国有金融机构注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掏钱。国有银行机构没钱是不行的，尤其是当前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表外资产回归表内，金融机构的资本短缺问题尤为严重。国有金融机构没有办法，只能央行帮助金融机构发行“特别国债”，国有金融机构自己买回来，为自己注资。这样一来，银行的资金实力并没有增强，吸收损失的能力也没有提高。 至于财政派驻到国有金融机构的人无法改善公司治理，徐忠更是直言，中央需要出台文件授权央行或其他部门的人来对国有金融机构进行治理。 青尺： 与货币当局相比，财政当局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是受限的，除了对举债形成的支出往往需增加一些限制外，举债安排支出和用财政收入支出，掏的都是真金白银，而且中央政府不是没钱可掏，怎么会不真正掏钱？ 反而是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伸缩度极大，可以增发货币，就可以慷慨掏钱，但印钞是会稀释货币能力的，所以对此应警惕。 青尺还特比提到了一个财政给商业银行注资的成功案例：1998年，全国财政收入只有9800亿的时候，财政就设计了一套很好的注资方案，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为商业银行注资。这次发债注资的结果也很好，形成了收益率较高的资产，资金紧张也得到了缓解。 眼下，财政更是采取多种方式，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比如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特别国债及付息、将银行不良资产转为优质债权。 但如果1998年不按照财政当局的做法来，那么方法无非是央行直接“放水”当出资人，或者财政挤掉大量民生支出来注资银行，又或者财政以高息举债注资后用更多的财政收入偿还。这些都不是好的方式，所以财政当局往往会选择最优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注资，外界又有何理由以此来指责财政当局呢？ 此外，青尺还提到，《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指导意见》在“财政部门集中统一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前还有半句内容——“按照权责匹配、权责对等、权责统一的原则”，还提出“授权央行和其他部门履行出资人职责”。“了解上世纪90年代商业银行呆坏账历史的人，可以体会到这一句原则的来之不易；也知道央行控股商业银行意味着多大的倒退。” 地方债乱象怪谁？ 徐忠： 徐忠说，高杠杆是当前风险的集中体现，虽然从数字上看，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较高，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不高，但实际上地方政府才是高杠杆的源头，只是把一些隐形债务转嫁给了金融部门。 徐忠提供的数据是，IMF说，在考虑政府隐形债务的情况下，政府部门杠杆率已经达到62.2%，超过了欧盟警戒线。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债务信息不透明，金融机构在为政府的平台融资是总想着政府会用信用担保和兜底。 对于政府将债务“一推了之”的行为，徐忠认为，政府借债的同时资产也是扩张的，可以用质量好的资产进行担保来还债，或者将资产出售或兼并重组。 至于财政部此前发文强调金融机构对政府债务的约束，徐忠表示，金融机构相对地方政府弱势，地方政府财务信息不透明，金融机构很难实质审查地方政府资金来源，也就谈不上约束和管理。此外，地方政府不会破产，也未发生或兑付危机，金融机构会将政府和国企等视为优质融资主体，而这会是的金融市场定价规则和风险溢价完全扭曲。还有，地方政府不透明、无兑付危机，也会导致其对利率不敏感，这使得货币当局难以用价格调节手段对地方政府融资进行调节，还要用金融机构的资本来对冲地方政府债务损失。 青尺： 青尺认为，在地方债乱象中，金融机构是“共谋”、是“从犯”，不是弱势而只能幻想的“傻白甜”。青尺提出的论据是，地方政府举债不规范的操作手法很复杂，这不是基层财政部门能独立做到的事情，金融机构一定有参与其中。 而且正是因为以前地方债处于灰色地带，而不像政府债券一样在明面上竞争，所以金融机构会借助自己的专业优势，在帮助地方政府融资时设计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使自身利益最大话，而刚性兑付也正是这么来的。 所以，在政府融资冲动强烈，金融机构拥有专业技能的情况下，很难说金融机构是弱势的；就算是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地方债进行清理后，还有金融机构强势要求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对非政府债务进行担保。 而在金融机构的一通操作下，很多涉地方债的产品被其设计为“高收益、低风险”的，这造成市场定价扭曲，挤占了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源，而风险和债务的苦果则要地方政府来担。 而且，没有地方政府是想要赖账的，也没有地方政府愿意看到自己辖区内的企业违约，而常见的情形是金融机构以防范风险为借口，强硬要求地方政府兜底，对不该担保和救助的隐性债务提供保护，这不是对经济有利的“金融创新”。（文章来源：观察者网；文章作者：吴娅坤 ）
史海钩沉
17年前的中国“入世”承诺表——只转不评
【研究员】：
入世时，人民币业务将限于上海、深圳、大连、天津；一年内推广至广州、珠海、青岛、南京和武汉；两年内推广至济南、福州、成都和重庆；三年内推广至昆明、北京和厦门；四年内推广至汕头、宁波、沈阳和西安。入世五年内取消地域限制。入世两年内外资银行可以对国内公司开展人民币业务，五年内外国银行可以为国内个人客户开展人民币业务。
非关税壁垒 ----进口许可证要求及招标要求将于2005年被取消，所有的进口配额在2005年以前逐步被取消。 关税减让 ----工业产品的平均关税2004年降至8.9%。 ----农业产品的平均关税将降至15%，农产品进口和销售无须通过国营企业和中介机构。中国国内农业补贴上限为8.5%。取消对大麦、大豆、油菜籽、花生油、葵花籽油、玉米油和棉花籽油的进口关税配额体制。 ----信息技术产品关税最迟将于2005年被取消。 贸易权 ----入世后的第一年，外资占少数股权的合资企业将全部获得进出口权，在加入WTO后头两年内进一步扩展至外资占多数股权的合资企业。入世后三年，所有中国境内企业都将获得贸易权。 流通领域 ----两年内允许外资在合资批发公司内拥有多数所有权，届时地域或数量限制将不复存在。 ----除了图书、报纸、杂志、药品、杀虫剂和农用薄膜商品的分销将在三年内放开，化肥、成品油和原油在五年之内放开之外，一年之内合资企业将可分销一切进口产品及国内生产的产品。 ----外国投资的企业可以分销其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并针对其分销的产品，提供包括售后服务在内的相关配套服务。 ----所有的省会以及重庆市、宁波市将在两年内向合资零售企业开放，三年之内将取消地域、数量限制和企业股权比例的限制。 ----除了药品、杀虫剂、农用薄膜和成品油的零售将在三年后放开，化肥在五年后放开之外，所有产品的零售(除了图书、报纸和杂志)将在入世后一年内放开。 特许经营 ----入世三年后将无限制。 交通 ----对公路运输，将分别在一年和三年后允许外资占合资企业多数股份和全资拥有子公司；对于铁路运输，将分别在三年和六年后允许外资占合资企业多数股份和全资拥有子公司。 仓储 ----分别在入世一年和三年后允许外资占合资企业多数股份和全资拥有子公司。 货运代理 ----分别在一年和四年后允许外资占合资企业多数股份和全资拥有子公司，合资企业经营一年以后可以建立分支机构。 ----外资货运代理公司在其第一家合资公司经营满五年后可以建立第二家合资公司。入世两年后，此项要求将被减至两年。 海上运输 允许开展国际海上货运和客运业务(如航班、散货和不定航线货船)。外资占少数的合资企业还可以中国国旗作为国籍旗进行经营注册。 邮递服务 ----分别在一年和四年后允许外资占合资企业多数股份和全资拥有子公司。 ----可以涉及国内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的邮递服务，但邮政部门专营的服务除外。 通信和互联网 ----增值服务(含互联网服务)与寻呼业务：入世后上海、广州及北京允许合资企业外资占少数30%股权；入世后一年内推广至成都、重庆、大连、福州、杭州、南京、宁波、青岛、沈阳、深圳、厦门、西安、太原、武汉(以下称“其他城市”)，外资所占股份可增至49%；入世两年内取消地域限制，外资所占股份可增至50%。 ----移动话音与数据业务：入世后，外资占少数(25%)股权的合资企业可以在上海、广州、北京及这些城市之间开展业务；入世后一年内推广至“其他城市”。外资所占股份可增至35%；入世3年后，外资可占49%；入世5年后取消地域限制。 ----国内与国际业务：入世三年内，外资占少数(25%)的合资企业可以在上海、广州、北京及其之间提供服务；入世五年内推广至“其他城市”。外资所占股份可增至35%；入世后六年内取消地域限制，外资可占49%。 银行金融 ----所有地域与客户限制将于入世后5年内取消，只根据审慎标准颁发许可证，取消一切现有的限制外国银行所有权、经营及法律形式的非审慎措施，包括有关内部分支机构和许可证的限制；开放金融租赁业务和汽车信贷业务。 ----入世后外汇业务将取消地域及客户限制。 ----入世时，人民币业务将限于上海、深圳、大连、天津；一年内推广至广州、珠海、青岛、南京和武汉；两年内推广至济南、福州、成都和重庆；三年内推广至昆明、北京和厦门；四年内推广至汕头、宁波、沈阳和西安。入世五年内取消地域限制。入世两年内外资银行可以对国内公司开展人民币业务，五年内外国银行可以为国内个人客户开展人民币业务。 保险 ----入世时，外国保险公司能在上海、广州、大连、深圳和佛山开展业务；两年内扩展到北京、成都、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和天津；三年内取消地域限制。 ----入世后允许成立外资占51%的非寿险公司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两年内将允许建立独资子公司；入世后外资可以占寿险合资公司50%的股份；入世后，作为分支机构、合资公司或外国独资子公司的外资保险公司可为人寿保险和非人寿保险提供再保险服务，而不受地域或数量的限制；入世后四年内逐步取消中国保险公司再保险20%的要求。 证券 ----入世三年内，外资证券公司可以建立合资公司(外资占1/3)，承销A股、承销并交易B股和H股以及政府与公司债券；入世后外资证券公司还可以直接跨国界交易B股。 资产管理 ----入世后外资占少数股权(33%)的合资企业可以从事国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入世后三年内外资股权上限可提高至49%。 专业服务 ----法律：入世一年内将取消外资律师事务所经营地域与数量上的限制。 ----会计：入世后，通过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的外国人将获得国民待遇，即可以合伙或合并成立会计师事务所；已有的合资公司不只限于雇佣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证的会计师。 企业服务 ----管理咨询：入世后将允许外方在合资公司中占多数股权，六年内允许建立全资子公司。 ----广告：分别在两年后和四年后允许在合资公司中占多数股权及建立全资子公司。 音像 ----每年引进20部大片，收入分成；允许通过合资公司的形式发行音像视像产品(不包括电影)；电影院继续允许外方最多占49%股权。 建筑业 ----入世后将允许外资在合资企业中占多数股权，三年内将允许成立外国独资企业。 旅游业 ----饭店：入世后外资可占多数股权，四年内准入不受限制，且可有外资独资。 ----旅行社：入世三年内允许外资在合资企业中占多数股权，六年内允许成立外国独资企业，并取消地域限制和对成立分支机构的限制。 教育 ----外资占多数股权的合资学校可以提供小学、初中、高中、成人教育及其他教育服务。（文章来源：《财经》杂志 爱优并购金融汇）
当年4万亿决策内幕，原来是这样！
【研究员】：
一件事情不能十全十美，总是有利有弊，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花点力气总结我们应对危机的经验和不足，以利于我们今后怎么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把速度适当放缓，更加推动改革，推动创新，推动开放，使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我们要总结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或者是教训。但是要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特定的情况下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有些是迫不得已，第一，经济不能垮掉，企业不要垮掉，用德江同志的话讲“要留住企业这个根”，这些措施历史自有评说，我觉得现在不能反过来对应对危机的那些措施进行过多的指责，这也不是实事求是。
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2013年两会期间李毅中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会发言实录： 200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是“稳健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当时还要防止经济过热。但仅半年，到2008年7月，就改成“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180度的转弯，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我记得在6月底，“5.12”汶川地震刚刚安定下来，我陪总理到江苏无锡国棉一厂视察。这次视察前，不断有简报和信息反映纺织行业全行业亏损，出口出不去，导致出口型企业停产、关门、倒闭、工人下岗失业。 在现场的小型座谈会上，总理就问无锡国棉一厂的老总，“你讲讲纺织工业怎么了，出现了什么问题？”老总是一个“老纺织”，他说，“总理你让我讲真话还是让我讲假话？”总理说，“当然讲真话，怎么能讲假话。”老总就说，现在的纺织行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一年。 我们当时一听都一震。改革开放三十年形势大好，你怎么说最困难。 这位“老纺织”详细讲了从2007年年底出现的国际经济低迷，出口出不去，纺织占了出口量接近三分之一，这是纺织行业的状况。他说，“我们无锡国棉一厂是全国纺织行业的排头兵，我现在都是这么个状况，整个行业可想而知了。” 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政府很快做出了出口退税一次、两次、三次鼓励出口的一系列政策。后来经过调研，又出台了10个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这个规划既不是中长期规划，也不是十一五、十二五规划，而是应对危机三年解决一些突出的问题。 中央政府在2008年年底出台投资拉动政策，开始是2008年4季度先拿了4000亿元，后来扩展到整个4万亿的投入，中央财政拿出来10800亿，现在是11200多亿。 3G牌照提前发放也属于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短期应对措施。2008年12月25日，德江同志突然给我打电话，说3G牌照马上发。我以为听错了，因为原来计划第二年人代会以后发。现在要求马上发，是因为总理下决心了。 当时3G牌照发放本身的条件已经成熟，再加上一个特殊的因素，而且三大运营商都有自有资金，不需要银行贷款，拿出2000亿的自有资金就可以拉动6000亿的投入，这对应对危机能起重大作用，所以决定提前发放。 再比如1.6升汽车排量以下购置税减半的问题。这个政策的确把潜在的购车需求提前释放了，使已经走下坡路的汽车工业扭亏为盈，而汽车工业在2008年7、8月时出现了全行业亏损。 我记得2008年12月初的时候，总理给我打电话，说美国政府拿出几百亿美金扶植三大汽车，德国政府奖励购买汽车，一辆车补贴5000马克，我们有什么办法拉动经济呢？一个股市，一个房市，一个车市，赶紧商量，发改委和财政部拿出方案来。 经过各方酝酿以后，提出来1.6升排量以下购置税减半。决定这个政策的时候，财政部已经捉襟见肘。我记得和谢旭人(编辑注：时任中国财政部部长)商量，他说，毅中你别再出主意了，我兜里没钱了。 我记得后来还是下决心出台了这个政策。出台在2009年春节前，赶上购车的高峰。出台以后到2月份形势大为好转，汽车工业扭亏为盈，以至于创造了2009年这一年世界汽车工业萧条而我们的汽车产量一年增长7%的奇迹。 我举的这些例子最后形成的是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讲的一揽子计划。什么一揽子计划呢？ 一是投资拉动。投资拉动中，基础设施是一部分，主要还是在民生工程、公益性工程、农田水利，再加上基础设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飞机场等等。 二是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调整振兴规划，是因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主要是工业，工业主要是这九个工业行业加上流通，当时想搞房地产，搞不出来，所以，它是有针对性的对症下药。 三是16项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现在还在攻关，追加投资；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一年拿200亿中央财政贴息，两年拿400亿，带动10700亿技术改造投入。 四是健全社保。社保方面的改革是老百姓解除后顾之忧，愿意把钱拿出来去拉动消费，它是一揽子计划中的一部分。 当时的经济形势非常不好。从工业来看，2008年6月份，当月工业增加值增幅16%，接着像过山车似的急剧下滑，16%、14%、13%、10%、8%、7%、6%、最低到了2009年1、2月份，工业增加值增幅仅为2.8%。 当时总理担心经济出现负增长，真出现负增长，影响就会很大。经过中央的审时度势，充分调查研究，全国人民上下团结一致，各地方、各行业努力之后，必须承认中国是率先走经济低谷的国家。 中国的整体经济在2009年开人代会的时候开始有所好转，尽管当时的数据还很扭曲，解释不了。经过2009年二季度的调整，上半年形势就比较明朗，经济开始回潮。 当然，应对危机采取的措施，只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办法，而不是常规措施。在当时经济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用通俗的话说，这些措施是强心针，否则经济就有可能崩溃。 当然，这些措施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现在大家评论的固定资产投资一年增长30%多，造成地方债务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再比如说我们搞技术改造力度还不够，创新能力不强。还比如说淘汰落后、节能减排力度不够。 在那种情况下，淘汰落后工作非常难，怎么能让市场机制去起作用？首先是企业能够保住，能够活下来。 我记得当时在工业企业中有一句口号，叫做“在金融危机中不裁员、不减薪”。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觉得对，在当时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定，必须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抱团取暖，这是对的。但回过头来仔细琢磨这两句话，它不符合市场规律。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时候，肯定要有企业破产，有企业退出，肯定要下岗分流，肯定要减少收入，奖金也不能再发那么多了。在极度困难的时候不减薪，不减人，什么时候减薪减人？所以，实事求是讲，改革在那种情况下可能要放缓一点。 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要稳定增长，不要使经济下滑，以致负增长。真如此，问题就严重了。工业如果负增长，GDP肯定就负了，那个影响就大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要客观、科学的总结中央应对危机的一系列决策。 刚才说的情况是2008全球经济危机前三年的情况。后两年遇到的问题和那个时候遇到的问题又有不同，它比较平缓平滑。 首先，宏观调控所希望看到的经济速度不能再那么高，那么高的速度，环境支撑不了，能源支撑不了，资源支撑不了，进口依存度越来越高。其次，经济发展也不能再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一萧条，进出口大幅度下滑，我们就要被迫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主线。经济运行到那时，既有大势的问题，也有积累的问题，还有眼前矛盾交织的问题，防止经济过快下滑。所以，中央在宏观调控上采取了一些办法。 这些办法各有评说，有不同意见，但总的来看还是起效果的。 我觉得，现在提出的一些措施都是应对危机以后，总结经验教训得出来的，是得当的。比如，我们要把发展建立在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基点上，不能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扩大内需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更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这就提到分配制度的改革，提到产品的品种、质量，让人民放心，提到社会保障，让人民解除后顾之忧。我们还提出投资拉动的规模不能过大，年增长30%多不行，现在降到20%。更主要是调整投资结构，更多靠内涵式发展，靠技术改造拉动，淘汰落后，防止避免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提出创新驱动企业是主体，这一路径解决了我们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提出加快改革开放，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动改革开放，在改革上要有总体设计，顶层设计，要有路径图，要有时间表。而且重点指出了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和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我觉得这些正确的政策，都是在总结应对危机的经验和不足上得出来正确的途径。 因此，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部分最后一句话说，“实践证明，这些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我觉得应该统一认识。 我们要总结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或者是教训。但是要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特定的情况下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有些是迫不得已，第一，经济不能垮掉，企业不要垮掉，用德江同志的话讲“要留住企业这个根”，这些措施历史自有评说，我觉得现在不能反过来对应对危机的那些措施进行过多的指责，这也不是实事求是。 所以，我很赞同这句话，“实践证明，这些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回过头来，情况变了，形势变了，过去有些做法现在不能延续，某些刺激消费的政策又要退出。 对于“1.6升汽车购置税减半”，就有人批评，城市道路搞成那么堵，都是工信部搞的。你们说发展小排量汽车，这个批评我们也要听，也有道理，但你不能说当时的决策是错误的，如果没有那个决策，汽车工业垮掉了，它的产业链很长，我们的损失可能更大。 一件事情不能十全十美，总是有利有弊，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花点力气总结我们应对危机的经验和不足，以利于我们今后怎么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把速度适当放缓，更加推动改革，推动创新，推动开放，使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文章来源：今视网）
形势分析
美豆价格跳水 巴西“补仓”！大豆：最终都会流向…
【研究员】：
贸易保护主义阴云之下，大豆价格波动剧烈，而大豆出口巨头们也在伺机而动。美国大豆价格已经逼近10年最低，其他主要大豆种植国巴西和阿根廷已经抢购了一些美国廉价大豆，来供应国内市场。这一切都令美国大豆从业人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被中国这个最大买家“抛弃”后，美国大豆价格跌至冰点，“低价促销”也让一些国家趁机“补仓”。爱荷华州大豆协会的格兰特·金伯利(Grant Kimberley)指出，其他主要大豆种植国巴西和阿根廷已经抢购了一些美国廉价大豆，来供应国内市场。不只是巴西，美国卖家称，欧洲、中东和东南亚一些非传统市场的销售额也异常之高。
贸易保护主义阴云之下，大豆价格波动剧烈，而大豆出口巨头们也在伺机而动。 香港《南华早报》20日报道称，美国大豆价格已经逼近10年最低，其他主要大豆种植国巴西和阿根廷已经抢购了一些美国廉价大豆，来供应国内市场。 这一切都令美国大豆从业人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巴西大豆价格创四年内新高 业内人士指出，自4月以来，美国大豆价格已下跌近20%，是10年以来的最低点。 当地时间11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小麦和大豆期价全线下跌。其中，交投最活跃的大豆11月合约收于每蒲式耳8.4825美元，逼近十年来的最低点。
20日，大豆11月合约收于每蒲式耳8.615美元，比前一交易日上涨3.75美分，涨幅为0.44%。 而与此同时，巴西黄豆对美国黄豆溢价创下近四年以来的新高。 英国《金融时报》18日称，巴西巴拉那瓜港口出口的大豆价格为每吨396.6美元，比美国墨西哥湾出口的价格高出66.1美元。 荷兰合作银行国际(Rabobank International)农产品研究主管沃格尔(Stefan Vogel)表示，随着中国开始对美国大豆征收25%的进口关税，巴西大豆价格无疑水涨船高，同时这一举措也削弱了美国大豆的产值。 美大豆价格跳水，巴西“补仓” 被中国这个最大买家“抛弃”后，美国大豆价格跌至冰点，“低价促销”也让一些国家趁机“补仓”。 据《南华早报》，爱荷华州大豆协会的格兰特·金伯利(Grant Kimberley)指出，其他主要大豆种植国巴西和阿根廷已经抢购了一些美国廉价大豆，来供应国内市场。 不只是巴西，美国卖家称，欧洲、中东和东南亚一些非传统市场的销售额也异常之高。 格兰特·金伯利表示： “豆子最终都会流向某个地方，问题只是以什么价格成交。如同一场大型抢椅子游戏，跟你在经济学课程中用效率模型设计的东西肯定不一样。” 据英国《金融时报》，世界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商嘉吉(Cargill)的首席财务官斯马塞尔·斯米茨(Marcel Smits)则表示，中国正在减少从美国购买大豆，而中国以外的买家正被吸引到美国。 斯米茨指出： “每个人都在重新定位，目的是相对于当前关税和定价结构优化他们的交易流，这就是市场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中国对巴西大豆需求增加 报道称，中国一直是美国大豆的最大买家，但由于关税增加，中国买家们正将目光移向巴西。 据《南华早报》，纽约商品交易和风险管理服务提供商福四通(INTL FCStone)首席商品经济学家阿兰·苏德尔曼（Arlan Suderman）指出，相比之下，巴西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则从去年6月同期的660万吨增加到820万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购买国，几乎买了全球市场上60%的大豆。2017年，我国进口大豆的三大来源国依旧是巴西、美国和阿根廷。 据海关公布的数据，去年，中国从巴西买入5093万吨大豆，占总购买量的53.3%；从美国购买了3290万吨大豆，占总采购量的34.4%，为2006年以来的最低占比。
中国大豆进口情况（图源：南华早报） 专家指出，近年来，以巴西、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的大豆的进口已经占据我国大豆进口一大半的份额，而且今后还会呈现出稳定增长趋势。 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专家介绍，我国对美国大豆加征25%进口关税，将使美国大豆进口成本增加700—800元/吨，较巴西大豆高300元/吨左右。 由于加征关税后失去竞争优势，国内企业将大幅减少美国大豆的采购。 实际上，截至6月28日，我国已经3周没有新增采购美国大豆，同期累计取消了61.5万吨美国大豆订单。 美国农业部12日发布月度供需预测报告，将未来一个销售年度中国大豆进口预测从1.03亿吨下调至9500万吨，将美国大豆出口预测从6230万吨下调至5550万吨，下调近11%。 此外，报告还把巴西大豆出口预测从7300万吨上调至7500万吨，这将创历史新高。 美国豆农也非常担心即将到来收成的出路问题。据路透社报道，今年秋季，中国进口量仅占美国提前采购量的17%，相比过去十年平均水平下降了60%。 爱荷华州大豆协会发言人艾伦·普策（Aaron Putze）对此表示担忧： “时间越长，我们的焦虑感就越强。时间在流逝，农民们普遍认为这种情况会改善。但（特朗普政府）是用一种非传统的、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因此大家都在等待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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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3 07:4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