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若形成贸易统一战线中国如何应对？贸易战的态势还在持续，但是要防止跟美国“贸易脱钩”。脱钩是最差的状况，因为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稳定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是在开放、全球化的状态下达到的，这其中的重要一环是与美欧的经贸往来。一旦脱钩，状况就完全变了，美国的冷战派就会占上风，就会像对抗苏联一样围堵中国。我前些天跟中央部门的朋友讨论，特朗普贸易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美国没有害怕中国现代化的理由。尽管美国军方为了要预算说中国是威胁，但中美军事差距还很大；中国的人均GDP、科技含量、创新水平、附加值差距也很大；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但对美欧不构成挑战。 《特朗普正在削弱美元的地位》特朗普几乎完美地遵循着重商主义学说的一些原则。例如，“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为国家带来货币财富”可以视为特朗普的外贸政策精神内核。他提出向包括中国、欧盟征收高关税，以期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但贸易保护对美国的负面影响显然被低估了。对于中国和欧盟而言，贸易活动少了美国可能并不会带来太大影响：在报复性提高对美关税的情景下，可以同时降低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税，鼓励进口其他国家的对应商品；出口目的地除了美国外也有很多选项。在世界其他国家继续进行自由贸易的同时，美国的贸易保护策略会令贸易大国失去对美元的兴趣。试想随着贸易便利性的消退，未来中国和欧洲进行贸易结算时将没有理由优先使用美元。大智慧破解版 大智慧财富网 www.601398.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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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欧若形成“贸易统一战线”，中国如何应对？
【研究员】：
贸易战的态势还在持续，但是要防止跟美国“贸易脱钩”。脱钩是最差的状况，因为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稳定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是在开放、全球化的状态下达到的，这其中的重要一环是与美欧的经贸往来。一旦脱钩，状况就完全变了，美国的冷战派就会占上风，就会像对抗苏联一样围堵中国。我前些天跟中央部门的朋友讨论，特朗普贸易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美国没有害怕中国现代化的理由。尽管美国军方为了要预算说中国是威胁，但中美军事差距还很大；中国的人均GDP、科技含量、创新水平、附加值差距也很大；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但对美欧不构成挑战。
华盛顿时间7月2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与特朗普会谈后，欧盟官网发布了美欧联合声明。声明称，美国与欧盟之间将启动“一种为实现双方共赢的有力经贸合作”，共同致力于“零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消除对非汽车工业产品的补贴”，“免受不公平的全球贸易行为的侵害”。 特朗普则连续发推，表示“这是自由与公平贸易的伟大一天”，“美国与欧盟关系重回正轨”。同时，“欧盟会立即购买美国的大豆，并大量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LNG）”。 尽管此前美欧之间一度因钢铝、汽车关税问题关系紧张，但这种和缓的态势还是值得注意。尤其是特朗普口中“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经贸关系——它意味着西方的经济一体化吗？或者是TTIP、TPP的新变种？在贸易战的背景下，这一新闻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侠客岛对话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请他为我们带来解读。 1、侠客岛：特朗普为什么要跟欧盟达成这种“贸易统一战线”？看上去即使此前因为关税一度紧张，美国和欧盟“盟友+兄弟”的关系还是比较牢靠的。 郑永年：西方还是西方。美国欧洲是“West”，其他的就是他们眼中的“the Rest”。可以说，美欧之间的矛盾，类似于他们的“西方内部矛盾”；“中国可以跟欧洲结盟”是异想天开。 在此前的贸易体制下，的确是美国的市场更加开放，欧洲更依赖于美国，而不是相反。他们的工业水平、技术能力差不多，比较优势也类似。但是美国的优势更突出：大市场、技术领先、有创新、有美元，欧洲离不开美国。所以这次欧洲有妥协是很正常的。即便是特朗普之前用关税“惩罚”他们，欧洲也不会脱离美国市场。 特朗普的一系列动作到底想要什么？注意他的用词：“自由”且“公平”的贸易。他不是不要“自由贸易”，而是要加上“公平”。他觉得此前的贸易体制导致了不公平。奥巴马时期想搞TTIP，一直没弄下来；但是特朗普没多久就搞定了。他是个行动派。 特朗普的策略是什么？“美国优先”就是他的策略。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形成了一个世界体系；美国凭借上述的四大优势，在这个世界体系成为老大。对美国来说，我缺了谁都没问题，但你缺不了我，无论是市场、技术还是美元。所以特朗普的观点很明确，也给了他到处挥舞贸易大棒的底气。对欧洲、对日本、对中国，都是一模一样的策略。 换言之，在特朗普看来，缺了你，我只是暂时丢掉这个市场；但是你们找不到自己相对美国的绝对比较优势。即使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美国也可以找到替代方案。 2、侠客岛：2016年2月，TPP协议签订时，奥巴马说：“TPP将使美国在与中国竞争中更具优势，让美国而非中国书写21世纪规则”。现在看，虽然特朗普退出了TPP，对WTO也不太感冒，但似乎也希望重新书写国际秩序。美欧之间会否形成一个门槛更高、要求更严的自贸体系？ 郑永年：特朗普比奥巴马强。奥巴马说得明白，“不让中国书写规则”，太过意识形态化了。写规则然后要求中国服从，还是隔了一层。生意人特朗普则看得非常清楚：这些规则的讨论都没用，还是靠实力。他的策略有效得多，就是利益推动。你如果想要美国的利益，就要服从我。他还是美国的里根派、现实主义派，要用利益推动规则。 如果按照古代的朝贡体系来做不完全类比的话，特朗普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带有等级的市场体系：美国是中心老大，盟友是一圈，日本一圈，中俄在外圈。跟朝贡体系不一样的是，中国古代朝贡是“恩惠”性质的，你给我五块钱我给你十块钱；特朗普就是优先，你要给我钱，“可持续发展”。 我们不要小看特朗普做的事情。或许美国还会对小国施行强权政治，但他不相信强权政治可以征服中俄这样的大国。他不相信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甚至朝鲜跟加拿大也可以没有区别，就是赤裸裸的利益竞争。如果特朗普成功了，如果他还能连任，国际秩序改写的可能性很大。虽然美国国内强调意识形态、强调强权的派别依然强大，但现阶段特朗普做的，也符合这些派别的根本利益。 3、侠客岛：华尔街日报、NBC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到了88%，选民中支持率也是45%的高位。此前包括CCG（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在内的智库也说，现在碰到的美国精英、跨国企业，也很少像此前一样愿意为中国说话、为中国游说了。这种政治局面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数据支撑了他的民意支持（侠客岛注：据白宫数据，今年五月，美国失业率3.8%，近50年来最低水平，制造业、中小企业的乐观水平达到税改后最高；经济学家预测美国二季度GDP增长可能超过4%）。 美国的国内政治复杂，有不同的利益集团，要具体分析。以往我们总是看特朗普的推特、看他说的话和表现形式，但其实他的行为逻辑是高度一致的，这跟之前历任总统都不一样。此前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特朗普除了跟主流媒体关系差之外，经济搞得很好，所以国内支持他。 面对中国，特朗普不想跟习近平搞坏关系，这跟国内的意识形态派、强权政治派不太一样，他也不想失去中国，这一点跟冷战不同。但他就是追求美国利益第一，我不跟你谈，不能“口惠而实不至”，想要通过中国的行动去判断下一步的动作。华尔街也是希望中国更开放，毕竟从资本扩张的逻辑来讲，不会希望失去中国。 4、侠客岛：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局面？ 郑永年：贸易战的态势还在持续，但是要防止跟美国“贸易脱钩”。脱钩是最差的状况，因为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稳定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是在开放、全球化的状态下达到的，这其中的重要一环是与美欧的经贸往来。一旦脱钩，状况就完全变了，美国的冷战派就会占上风，就会像对抗苏联一样围堵中国。 我前些天跟中央部门的朋友讨论，特朗普贸易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美国没有害怕中国现代化的理由。尽管美国军方为了要预算说中国是威胁，但中美军事差距还很大；中国的人均GDP、科技含量、创新水平、附加值差距也很大；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但对美欧不构成挑战。 5、侠客岛：但美国一直在渲染这种“威胁”。今天的美欧联合声明第四条，几乎也是301调查对中国指责的照搬：“解决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知识产权窃取行为、强制性技术转让行为、工业补贴、国有企业造成的扭曲以及产能过剩问题。”但对中国来说，这些指责几乎完全没有证据。 郑永年：这些当然不是中国的国家政策。西方大肆渲染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围堵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他们的话语中，这是一场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这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区隔，也是一场舆论战。 其实对美国来说，中国真正的威胁在于，它有成为美国一样的消费社会的潜质。我们知道“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避免中美进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因为那样中国就不会挑战美国了。 对中国来说，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搞好自己的改革，真正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自己的行为改变对方的行为。真正的深化改革是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的，像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这些，真正拿出力度和深度来，资本看到有利可图，肯定会到中国来。 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吸引优质资本。从规模经济到质量经济转变，需要很多优质资本。特朗普就是在把优质资本往美国拉。中国通过什么来吸引资本？如果我们自己的资本都往外跑，发展当然成问题。要做大几个平台，营造好环境，留住自己的资本，也吸引外部资本进来。如果中国也可以变成美国一样的质量兼具的消费社会，自然就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经济中心了，很多国家也自然会进入中国的影响圈。（文章来源：侠客岛；文章作者：郑永年）
形势分析
特朗普正在削弱美元的地位
【研究员】：
特朗普几乎完美地遵循着重商主义学说的一些原则。例如，“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为国家带来货币财富”可以视为特朗普的外贸政策精神内核。他提出向包括中国、欧盟征收高关税，以期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但贸易保护对美国的负面影响显然被低估了。对于中国和欧盟而言，贸易活动少了美国可能并不会带来太大影响：在报复性提高对美关税的情景下，可以同时降低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税，鼓励进口其他国家的对应商品；出口目的地除了美国外也有很多选项。在世界其他国家继续进行自由贸易的同时，美国的贸易保护策略会令贸易大国失去对美元的兴趣。试想随着贸易便利性的消退，未来中国和欧洲进行贸易结算时将没有理由优先使用美元。
历史的回响 现代金融体系中经常被忽略的一点是，这纷繁复杂的一切究竟是如何而来的。比如美元作为目前全球结算货币中权重较大者，它并不是天生如此。二战结束后，“怀特计划”挑战“凯恩斯计划”成功，美元才开始获得广泛的优势地位，而自布雷顿森林协定开始算起，距今不过七十余年——其历史并不比英镑作为全球主要结算货币更悠久，其间还经历过数次美元危机，美元的信用在世界范围内曾饱受质疑。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一国信用货币的国际影响力与该国在国际工业生产和贸易中的重要性显然密不可分。英国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工业生产实力和国际贸易格局中的优势，伴随而来的是英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英镑的优势地位，贸易顺差与资本输出构成平衡的经济金融路径。二十世纪英国综合国力逐步被超越，强势英镑也走到终点。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后，美元的实体经济基础一度扎实稳固，但最近几十年，随着美国贸易逆差的加深和制造业空心化加剧，美元的实体基础正在被逐步侵蚀，其影响力的保持更多是利用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的既有优势地位，“脱实向虚”的美元能在这条路上走多久？ 特朗普试图重振美国，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确保美元的优势。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1925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丘吉尔曾恢复过英镑的金本位制，试图维系英镑的强大影响力，但只坚持了六年时间。1931年9月21日，英镑最后一次脱离金本位制，告别了英镑的霸权时代。如今美国综合实力优势大于当时丘吉尔面对的英国，但特朗普的策略显然更为激进，而这些举措可能正在加速使美元走向衰落。 事与愿违的举措 特朗普几乎完美地遵循着重商主义学说的一些原则。例如，“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为国家带来货币财富”可以视为特朗普的外贸政策精神内核。他提出向包括中国、欧盟征收高关税，以期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但贸易保护对美国的负面影响显然被低估了。 高关税大概率会导致中国和欧盟的对等报复，会导致美国贸易总量的明显收缩。外贸活动的收缩会直接影响美国港口航运等行业的经济产出和就业，且实物商品的供给减少会降低美国消费者的福祉，供需失衡易推升消费者物价水平进一步攀升，加剧美国国内贫富分化。按照原本的计划，美国扩大生产出口也可以达到降低逆差的效果——是个帕累托改进的机会，中国已经表示出对美国原油、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兴趣，这在客观上也是美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但特朗普拒绝遵循这个规则。 对于中国和欧盟而言，贸易活动少了美国可能并不会带来太大影响：在报复性提高对美关税的情景下，可以同时降低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税，鼓励进口其他国家的对应商品；出口目的地除了美国外也有很多选项。在世界其他国家继续进行自由贸易的同时，美国的贸易保护策略会令贸易大国失去对美元的兴趣。试想随着贸易便利性的消退，未来中国和欧洲进行贸易结算时将没有理由优先使用美元。 特朗普的另一个错误，是对5月中下旬中美在华盛顿贸易磋商中积极共识的公然背弃。5月19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取得建设性的磋商共识，并发表联合声明，但美国白宫在5月底突然宣布将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美国此次行为不仅对自身经贸谈判成果自我否定，而且有损中国对美国的信任。国家官方信用作为主权货币的重要背书之一，在世界范围内理应受到珍视，不容儿戏，但特朗普正在削弱这一基础。 中国的机会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拦路虎之一即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问题，然而美国的金融力量——其背后是包括债主国在内提供的信用支持，一定程度来自于中国自己。如果中国减少对美债的支持——在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下也许没有其他选项，美国潜在的债务风险或上升，强势美元的基础受到动摇，人民币国际化的征途将赢得更多主动权。而在规模影响力上式微的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下降是未来方向。比如其在人民币汇率参考的一篮子货币中比重可能相应下降，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资本市场波动等因素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路径亦将大幅弱化，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有望明显提升。 关于中国的相关出口行业是否会受到明显冲击，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中国相关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较强，外在的关税限制改变不了市场认可，甚至不排除变相在美国流通交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这提供了一个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的契机。将高质量的出口产品转为对国内供给销售，恰能与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相匹配。在这个大规模需求转移活动的初期需要一定的财政引导和消费信贷等政策支持，以促进商品产销，但在中长期看，这种内生性的发展方式，让资源更有效地配置到国内消费者，会带动经济内在良性循环，可持续性和增长潜力值得期待。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释的，“真正的财富来自生产和供给的力量”，作为正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且拥有持续增长的巨大市场需求的中国，应该有这样的底气。（文章来源：FT中文网；文章作者：章凯恺）
特朗普外交政策难以持续
【研究员】：
特朗普的国内政策顺应民意，但他在访欧期间表现出来的对俄罗斯比对盟友更客气的态度，在美国国内极其不得人心。美国总统往往要进入第二任期很久之后才会考虑留下什么政治遗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时间伸长”如此严重——在18个月内集中了10年的戏剧——以至于这个问题现在就让人觉得紧迫。特朗普主义(Trumpism)的哪些内容会持续下去？
特朗普的国内政策顺应民意，但他在访欧期间表现出来的对俄罗斯比对盟友更客气的态度，在美国国内极其不得人心。 美国总统往往要进入第二任期很久之后才会考虑留下什么政治遗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时间伸长”如此严重——在18个月内集中了10年的戏剧——以至于这个问题现在就让人觉得紧迫。特朗普主义(Trumpism)的哪些内容会持续下去？ 乐观人士预计，一旦特朗普走人，明智的捐赠阶层将重新转向共和党。另一些人则怀疑他太“耐久”了：他触发了一个民粹主义时代、而非仅仅4年或8年的民粹主义时期。不管怎样，这位总统的欧洲之行凸显了这方面的事关重大。他对俄罗斯比对北约(NATO)和欧盟(EU)更加客气。特朗普曾表示，他对境外势力干预美国选举的美国情报机构结论感到怀疑，后来他收回了这一言论。如果未来按照他的意思展现，它可能带来美国与西方疏远的巨变。 错误在于把这种未来格局视为既成事实。凸显特朗普作为全球搅局者潜力的此次出访，也宣告了他的影响力很可能转瞬即逝。 这个总统任期的某些内容有望持续下去。其外交政策不能。在国内，特朗普的财政宽松、保护主义和敌视移民，都顺应民意。真正令人惊讶的是，考虑到对那个“共识”的根本支持的脆弱性，各国政府没有更早地放弃平衡预算、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边界的三张牌把戏。特朗普的妙招是让这些潜在态度发泄出来。无论谁继承他的职位，都必须小心对付这些态度。 特朗普的继承者将不需要小心对付反西方的公众，因为这个群体并不存在。只有23%的美国人对北约持负面看法。（在对北约支持程度低的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民意应该让这个联盟的领导人感到不安。）而人们对俄罗斯的态度很快强硬起来。就在2012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还嘲笑他的竞选对手把俄罗斯列为美国的主要威胁。他当时对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说，“1980年代正在召唤，要求恢复他们那时的外交政策。”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对俄罗斯的看法是正面的。现在，不喜欢俄罗斯的比例为72%，喜欢的比例为25%。 特朗普身边也没有外交政策方面的专业人士。在谈论政治精英的时候，流行的说法是把他们称为已经失势的无名之辈，仿佛美国现在被一个铁三角（有线电视新闻、特朗普本人和社交媒体蜂巢思维）统治。但政府仍需要人手。没有一定的人数，总统就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联邦官僚机构。据称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曾说，政治的第一条规则——你必须知道如何数数——不仅适用于国会拉票，也适用于行政当局的人员配备。 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特朗普在贸易方面任命了保护主义者（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住房部延揽了解除管制支持者（本•卡森(Ben Carson)），同时在各个部门都有减税者。但除了一两个古怪的大使，特朗普没有一个对北约持怀疑态度、反欧洲的强人-奉承者扮演举足轻重的国际角色。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不是这样的人。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没什么时间与欧洲人打交道，但他对颠覆美国民主制度的境外势力更加没有耐心。如果特朗普想让他的外交政策比他的心血来潮和发号施令更为持久，他需要一群专业人士——他不在的时候，他们也将像他那样思考问题。目前他身边甚至没有多少即使他在场时也像他那样思考的人。如果说存在特朗普主义(Trump Doctrine)，那么国会共和党人和保守派知识阶层中的追随者极少。代表保守派知识阶层的媒体机构《华尔街日报》(WSJ)将这位总统的地缘战略姿态形容为“特朗普优先”(Trump First)。 是的，有一些希望把美国排除在外国大戏之外的寂静主义者。有愿意到处插手干预的鹰派人物。也有在应该批评总统的时候拖拖拉拉、迟疑不决的参议员。但西方秩序的公然敌人呢？热衷于转向莫斯科的人呢？你必须到保守主义阵营的一些比较狂野的角落才能找到他们。 上周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不是特朗普对美国情报机构的表态，而是他在收回原话方面的爽快。即使没有别的本事，他至少有政治触角，而它们在紧张地抽搐着。他的外交议程绝不是民粹主义式的。选民们在许多问题上支持他，但在这方面不是。共和党人会跟着他去很多奇怪的地方，但不会涉足这个领域。 上周发生的事情有助于我们回答政治遗产问题。对于这一总统任期，这个国家将永远吸收哪些东西？又将把哪些东西作为一口辛辣之物吐掉？特朗普的国内政策也许会持续下去。尽管他的外交政策现在可能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但他的外交政策的“可持续性”将不会超过他住在白宫的期间。（文章来源：英国《金融时报》；文章作者：嘉南•加内什）
改革研究
这些问题，或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研究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核心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我理解，相对于需求侧，供给侧是指生产要素一侧，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结构性改革是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实现要素优化配置的制度调整。因此，在“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如果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政府推动，就是计划经济“关停并转升”的再版，不是改革。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惯性，近期仍可以观察到运用传统办法来完成任务的现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核心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我理解，相对于需求侧，供给侧是指生产要素一侧，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结构性改革是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实现要素优化配置的制度调整。因此，在“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如果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政府推动，就是计划经济“关停并转升”的再版，不是改革。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惯性，近期仍可以观察到运用传统办法来完成任务的现象。 如“去产能”，政府应当严格管理“负的外部性”，执行环保标准、安全生产标准、质量标准等，按规则、程序去除不达标产能。但是，通过行政命令下达指标“去产能”的现象仍屡见不鲜。 如“去库存”，特别是在房地产“去库存”方面，房价高企与库存过量并存，各类开发区高成本建成与使用不足并存，增加了“去库存”的难度。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落实“租购同权”，让中央财政义务教育资源可携带等配套政策落地。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要求，加强城市协同规划，错位协调发展，从而转型、盘活开发区和其他商业地产库存。从现实情况看，过度开发的这类商业地产库存，有些可能难以盘活了，要汲取教训。 “降成本”方面，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有下降的空间，如解除管制、深化“放管服”改革等。要尊重价值规律，不能因为机械性地落实“降成本”而使价格僵化。比如，调峰电力、调峰气源的价格，按价值规律，应成倍地高于常规供应价格，并在最终供给价格上反映这些成本。不适当的管制，会造成“窝电”加重，天然气调节储量长期不足，形成阶段性“气荒”。 “去杠杆”“补短板”是最难的。当前，“去杠杆”、降金融风险已是最为迫切的任务。“补短板”方面，脱贫攻坚和生态环境治理是当前的重点。我们还要特别关注中长期问题的“补短板”。这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产生“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 比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的增长逐年赶不上保费支出的增长。一些省份已出现当年收不抵支，靠历年滚存结余支付当年缺口。从全国看滚存结余规模不小，除区域不平衡外，更大问题是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历年财政补助。我国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是相当高的，对企业造成了很大成本压力。但保险基金的平衡状况仍十分窘迫，一方面反映了老龄化的提速，另一方面反映了激励约束机制不充分，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建议尽快着手建立精算制度，并如同公开年度财政预决算一样，将精算报告向全社会公开，揭示长期风险，推动全社会形成进一步改革完善体制的共识，加强代际公平。这一问题不早解决，我们的子孙辈将承受更大的负担，也将对国民经济增长带来持续的压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是奔着问题去的，要解决问题就要针锋相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每一项措施，都面临着利益格局的调整。不直面利益调整，不能妥善处理利益调整的，不是真正的改革；不立足长远，就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不把握好节奏，改革就难以成功。我坚信，只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牢固树立问题导向，直面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久久为功，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文章来源：财金真相；文章作者楼继伟）
多维观察
金一南：为什么中国没有一个机制，能阻止小人得势？
【研究员】：
任何军队都有小人，关键是有没有一个机制，阻止小人得势？美军的军官荣誉准则，就始于最基础的决不说谎、决不欺骗、决不偷窃。违反了这些基点，为军队所不容。美国军官提拔依据这样的优先级：第一级是在前方受过战伤的，第二级是接触过敌对火力的，第三级是进入过危险地带的，第四级是在前方总部服役的。至于在后方五角大楼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服役，就只能排到最后一级了。
任何军队都有小人，关键是有没有一个机制，阻止小人得势？譬如美军《军人手册》就有明确规定：不许当面赞颂领导。 同时，《军人手册》建议用以下三种方式表达对上级的钦佩与尊重：第一，施以标准军礼；第二，认真执行指示；第三，尽职尽责，提高本单位战斗力。 这不是规矩吗？ 美军中央总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在海湾战争中立下战功，很多人预测他会出任陆军参谋长，但海湾战争一结束他就退休了，为什么？ 1997年，我在美国防大学学习，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到国防大学演说，送我一本他的新著《我的美国之路》，书中披露了施瓦茨科普夫没有得到提升的原因：国防部部长切尼讨厌他，认为他人品有问题。 书中描述：在飞往沙特首都历时15小时的航班上，乘客们排队上洗手间，切尼看见一位少校替施瓦茨科普夫排队，快到时喊一声：“将军！”施瓦茨科普夫才大腹便便地站起来，插到队伍里面。不止如此，切尼在飞机上还注意到，一名上校双膝跪在施瓦茨科普夫面前，帮他整理制服。 这两件事，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不足挂齿，但切尼认为他人品不行，不能出任陆军参谋长。所以，尽管施瓦茨科普夫海湾战争打得不错，打完却很快退役，失去了出任陆军参谋长的机会。可以说，这是他们对权力的监督、规范和制约。 1991年2月，“沙漠风暴”行动直接指挥者施瓦茨科普夫（中）在记者招待会上，其右侧为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 1995年，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迈克尔·布尔达（Jeremy Michael Boorda）上将胸前佩戴了两枚“V”字战斗铜质勋带徽章，新闻舆论对他是否有权佩戴这两枚军功章提出大量质疑。 美国海军条令规定：该徽章只授予直接参战并荣立战功的军人，且佩戴权利必须在荣誉证书中予以说明。布尔达参加过越战、海湾战争，但荣誉证书中没有关于佩戴这枚徽章的说明。 他后来摘下了“V”字徽章，但人们仍然不依不饶，“既然假徽章都敢戴，肯定还有别的事。”开始追查他在海军服役期间的其他问题。 1996年5月16日，布尔达上将自杀身亡。留下遗书：我违反了美国军官的荣誉准则，为了海军的荣誉，我今天选择死亡。
迈克尔·布尔达海军上将 美国军官荣誉准则规定：第一，我们决不说谎。第二，我们决不欺骗。第三，我们决不偷窃。第四，也决不允许我们当中任何人这样做。 当初我在西点军校看到这几条，觉得标准太低了，不欺骗、不说谎、不偷窃就算“荣誉准则”了吗？军人的荣誉应该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啊。后来通过很多事例才慢慢明白：军人荣誉并非开门就是高山大海，同样需要日积月累、集腋成裘。 美军的军官荣誉准则，就始于最基础的决不说谎、决不欺骗、决不偷窃。违反了这些基点，为军队所不容。 另一个事例，是驻韩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小约瑟夫·菲尔（Joseph Fil）中将。他接受过一位韩国公民赠送的一支价值1500美元的镀金钢笔、一个价值2000美元的真皮公文包，他的家人还接受了3000美元现金，这些都没有按规定上报。 菲尔中将辩称，送礼者是多年好友，接受这些礼物是为了两国关系，属合法范畴。调查人员对他的解释不予认可。后来菲尔中将上交了收受的金笔和公文包，并以支票形式退还了家人收受的3000美元。 菲尔于2012年8月退休，军衔由陆军中将降为陆军少将。 不仅高级军官受到规矩的严格约束，美国总统也不能例外。 2013年5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联合记者会。恰逢下雨，奥巴马要身旁海军陆战队士兵为他和宾客打伞，此举遭到强烈批评。因为《海军陆战队手册》规定：男性士兵在穿制服时不能带伞和打伞。还规定：未获得海军陆战队司令的批准，任何官员不能向海军陆战队队员发出与手册条款相冲突的指令，包括总统。奥巴马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违规，并向海军陆战队道歉。 还是1997年，我和一个同事在美国防大学学习期间，每天晚上美国人用面包车送我们去包林空军基地吃饭。有一天下雨，基地里的美军在雨中列队行进，我们的车停在距餐厅门口约20米处，同事下车就向餐厅跑。我说，他们都没跑，我们也别跑。 美军《军人手册》规定：军人在自然现象面前不能表现恐惧，不能一下雨，夹个军帽就跑；军人可以穿雨衣，但不能打伞，打伞影响手持武器，影响向长官敬礼。这些条款，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在美国防大学学习，美方有明确预算：来时宴请一次，走时宴请一次，中间餐食自理，聚餐也只能AA制。 到昆特克尔的陆战队大学参观，研究中心主任克罗夫上校很热情，招待我们在军官俱乐部品尝鹿肉。那片丘陵山地梅花鹿非常多，经常有鹿被汽车撞死。我还真以为是对方“请客”，见他们一桌坐了将近10个人，心中还想，看来美军陪吃饭的人也不少啊。 哪想吃到最后，坐主人位置的克罗夫掏出个计算器，“叭叭叭”算了一下然后宣布：“每人11.5美元。”我吓了一跳，忙问同事带钱没有，他说带了，我们赶紧各自把钱掏出来数好，跟他们一样放在桌上。他们这样做没有一点儿不自然，反倒是我们颇感不好意思。 那是1997年。当时美军的标准化供应，即固定划拨经费，已经占到全部军费的97%以上，机动经费只有2%多一点。钱管得很死，几乎没有机动空间。 回国后，我们了解到当时我军标准化供应的固定划拨军费还不到60%，也就是说，将近40%的经费是机动经费。再后来又了解到：一个大军区2/3的经费来自固定划拨，剩下的1/3就取决于关系怎样、门路如何、渠道有无了，这不能不成为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 2008年前后，国防大学曾做过一个调查，了解部队主官主要精力分布。结果显示，消耗精力最多的是“协调”—协调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军地关系等等；其次是“安全”，部队不要出事；再次是“管理”，战士不要惹事；然后才是“训练”；最后是“作战”。问：“到‘作战’时还剩多少精力？”多数不愿回答。能答的表示：“也就剩下不到10%了。”这是我们长期存在的顽症。 美军有一个理论：如果事情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干，人就沉湎于惰性、失去了创造力。越是对事情不太了解、不很熟悉，工作起来越是小心戒惧，这种状态下反而成效高、富有创造性。因此，美军的岗位轮换非常普遍，周期多为两三年，最多不超过四年。在一个岗位一干就是数年甚至小半辈子，在他们那里不可想象，制度也不允许。我曾于1997年、2001年先后赴美国防大学学习、讲学，短短三年，机关和教员几乎全部更换。除去几位资深文职人员，其他人都不认识了。 一次，我们国防大学防务学院的外军学员去上海参观见学，上海警备区接待得非常好，大家都很感激。特别是警备区的外事处处长十分干练，协调能力很强，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告别晚宴上，有外军军官问这位处长：“你在这里工作多少年了？”处长回答：“30年。”周围“轰”的一下，外军军官不由自主惊呼起来。对他们来说简直难以想象，一个军官可以在一个单位干30年。可是对我们来说这算什么？反而显得他们大惊小怪了。 我们在一个单位一干数十年，从公务员干到部长、从战士干到军长，都不乏先例。而美国军官告诉我们，他们的生涯就是“Move”（挪动、搬家），从这儿挪到那儿，从那儿搬到这儿。通过不断地“Move”实现普遍人员轮换，不但能保持军人的新鲜感、活力和创造力，还防止了干部的私有化，防止在一个单位长期经营，上下级之间产生人身依附关系。 美军之所以很难出现所谓“塌方式腐败”或“一坨一坨的腐败”，军官定期轮换制起到不小的作用。就像中国有一句老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同样是防止腐败、保持军人血性的有效机制。 我到五角大楼参观时，美国陆军部提供过这样一个范例：今年要提升1978年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由陆军中校提升到陆军上校。首先由计算机优先筛选出在海外各总部服役的军人，如太平洋总部、大西洋总部、欧洲总部、中央总部、南方总部。其次，再在第一线服役人员中筛选：有没有进入过危险地带？进入危险地带后有没有接触敌对火力？与对方发生交火行为后有没有受过战伤？ 他们的军官提拔依据这样的优先级：第一级是在前方受过战伤的，第二级是接触过敌对火力的，第三级是进入过危险地带的，第四级是在前方总部服役的。至于在后方五角大楼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服役，就只能排到最后一级了。 分级完毕，再在各个层次中分别进行所谓的“德才表现”考核。对他们来说，军官的经历永远排在第一位，学历、年龄等因素则要靠后。所以美军院校有这种现象：到前方服役的欢欣鼓舞，分配到五角大楼或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而一脸苦相，要求干一段时间一定要到前方去。 所谓“西点好战”现象也是来源于此：西点毕业生想去危险地带听枪响，想去打仗。并非他们不惜命，只是为了尽快提拔、想当将军，就必须到前方去。最优的提升位置在那里。这其实是一种利益驱动。 我们为什么恰恰相反，都想到北京、都想进总部？因为越有总部经历、越在领导身边工作，就越有提拔机会。同样是利益驱动，不同却在于利益导向。 美军的机制很明确：军人利益最大化之点位永远在前方，你的经历可能被主官忘记，但不会被计算机档案忘记，不会被晋升排序忘记。（文章来源：晓伟看世界；文章作者：金一南）
文明冲突下的中美贸易战：中国的出路在哪？
【研究员】：
2016年12月12日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周年，中国原本期待在这一天成为WTO协定下的“市场经济”国家，美欧日从此终止在反倾销中使用“替代国“价格的做法。然而，结果却是，美欧日等西方大国全都认为中国政府干预过多，拒绝承认中国是经济国家。可以说，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索，在这一天就已经埋下了……在美国看来，中美经贸关系不正常，关键不在于贸易顺差太大，而是中国没有兑现承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美国模式、美国道路截然对立。
中美贸易战，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经济危机。 鸦片战争时，英国人几艘战舰，就将我们打回原形。 中美贸易战，世界第一的美国几块芯片如同当年英军的几艘战舰，一下子就将我们打回原形。 原因：我们制度落后、文化落后，文明程度、综合国力也不如人。 今天的中国，仍受到“万历十五年”之文明困境的锁定，“逼人”的使命就是要走出“万历十五年“之中华传统文明宿命，在中西文明融合的基础上建构“新中华文明”，完成现代文明转型，而中美贸易战正令这一伟大历史使命面临严峻考验，中国现代化进程亦面临再次中断的危险。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从美国“联华抗苏”开始的。 中国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反水，成为美国打赢冷战、解体苏东的转折点。 若问“苏东波”之觞，究竟是谁扔了最大的一枚深水炸弹，答案其实是中国…… 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是否支持中国融入其领导的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仍经历了长久争论。 最终，“对华接触”派胜出。 然而，在2015年的新一轮中美关系的盘点与讨论中，美国智库形成了新的共识：中国并没有兑现当初加入WTO的承诺！ 2016年12月12日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周年，中国原本期待在这一天成为WTO协定下的“市场经济”国家，美欧日从此终止在反倾销中使用“替代国“价格的做法。 然而，结果却是，美欧日等西方大国全都认为中国政府干预过多，拒绝承认中国是经济国家。 可以说，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索，在这一天就已经埋下了…… 在美国看来，中美经贸关系不正常，关键不在于贸易顺差太大，而是中国没有兑现承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美国模式、美国道路截然对立。 中国鼓励自己的养羊跑到美国的草场去吃草，晚上还去偷美国的饲料，回头还笑话美国不会养羊，还要把跟随美国的羊带走，这样的一个局面绝对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 那美国的战略就要调整，放弃“对华接触”战略，转而跟中国摊牌，你把你的羊牵回去，不许再偷吃我的饲料…… 那中国为何不按美国期待的方向走呢？ 中国自有自己的想法和道理，认为，国情特殊，不按美国所定的规则束缚自己，才是发展捷径，“乱拳打死老师傅”就是聪明； 但在美国看来，游戏必须讲规则 ，不守规则就是不公平竞争，就不能跟你玩。 同时中美双方立场、理念、文化不同，在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意识形态上也存在根本差异。 “十八大“之前还好，中国遵循韬光养晦方针，不太强调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十八大后，中国提出“三个自信”，在国际上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后，进而强调“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也与美国不和。 “一带一路”战略连同“四个自信”，也被西方解读为中国意欲在国际上扩张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全面挑战美国模式和美国道路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在模式、道路、理念上，美国固然与中国有根本分歧，西方其他国家包括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最终也会选边站在美国一边，就连印度预计也会加入印-太体系。 中美贸易战发展到战略之争即所谓“新冷战”，这对中国显然是不利的。 目前，站在中国一边的，大抵是得到中国好处的发展中国家、小国以及向中国出售资源有求于中国的国家，能量相对有限。 旧冷战一共持续了43年，整整几代人都是在冷战阴影下成长起来的，包括基辛格在内，都认为冷战会是人类的长期生存状态，仅此一点，可想“新冷战”可不是轻松说说而已。 中美贸易战还牵涉到中西文明冲突的层面。 而所谓“文明的冲突”即价值观的冲突，则很少被双方媒体做真正深度的解读，但这一层面的矛盾才是决定中美关系的核心与关键，相比之下，经济贸易以及发展模式都还只是手段，最终都要服务于文明追求。 然而，无论中国美国，对这一层面的解读相当缺乏。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中国走上向西方学习、市场转型的道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以说大胜之。 西方因此弥漫着乐观的情绪，一个标志就是亨廷顿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著作。 亨廷顿不认同福山的观点，他指出，人类的本性是要寻找对手甚至敌人，否则人类也不知道谁是朋友。 这听起来很想我们经常讲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说法。 亨廷顿进而提出，意识形态的冲突过去之后，取而代之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成为他的主导论点。 “文明的冲突”观点出来后，遭到许多人包括笔者尊敬的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当头棒喝，被斥之为新种族主义。 亨廷顿在中国更是恶名昭彰、不受欢迎，左派指控“文明冲突”论是帝国主义的最新翻版；右派嫌他打破了全球化天下大同的美梦。 然而，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爆发，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姜是老的辣，亨廷顿的确眼光独到，犹如世界的“先知”，已然洞察到这一切。 其后，亨廷顿又写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 他指出，“文明的冲突”不仅仅发生于不同的文明板块之间，也临到了美国国内，当大量外来移民特别是拉美移民和穆斯林移民进入后，“美国国家认同（identity）”正受到各种“挑战”，将发生“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这一观点，很快就被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所印证。 作案者乔卡·沙尼耶夫本是从车臣来的穆斯林移民，得到过美国的照顾以及许多好处，但他认同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斯兰。 相反，他的理想是消灭美国，他在游艇的壁上写下了“Fuck America（操美利坚）”几个大字…… 中国和美国形成文明冲突的情况也是这样。 不是说中国从美国赚了钱，发了财，中国人就必然感谢美国。 情况可能是相反的，中国人有钱了，会对于自己国家和文化有更大的自豪和认同，因此反而会变得瞧不起美国，敌视美国！ 美国也是如此，中国弱小时无所谓，但当看到一个与美国异质文化的大国崛起，将主导亚洲及全球事务时，美国难免充满怀疑甚至敌意。 对于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可能形成的文明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一番猜想。 他的观点非常独特：并非单独的中国对美国地位形成挑战，而是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形成挑战——东方文明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合作，将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形成巨大的挑战。 而各地文明在应对西方文明（西方化、现代化）的挑战时，主要有三种主张： 1.全面拒绝（封闭主义）：如中国晚清、最初的日本以及今天的许多伊斯兰国家； 2.半推半就（改良主义）：如中国晚清的“洋务运动”以及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 3.全盘西化（开放主义、基马尔主义）：积极拥抱现代化和西方化，代表是奥斯曼帝国创建的新土耳其以及“脱亚入欧”的日本； 最后，各地文明演变的整体情况通常是：较多的现代化（硬件升级）+较少的西方化（文明升级）。 比如，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积极拥抱西方的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但另一方面，我们较难接受西方的制度文明，很难接受西方的“普适价值”，拒斥西方的信仰文明（如199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国近些年来的拆十字架运动）。 也就是说，器物层面我们接受西方，制度层面我们半中半洋，文明内核我们坚持自我。（没有走出清末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窠臼，编者注） 这是一种类似于身心灵的割裂或者电脑软硬不兼容的状态 ，较多的现代化+较少的西方化必然导致多极“文明”崛起，最终令世界走向“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的另一原因是西方的衰落，在领土与人口，经济产值，军事能力等上面，西方世界相比于非西方世界，都呈现衰落之势。 这也使得西方文明不能继续主导世界，“文明的冲突”最终成为必然。 中美贸易战也正是如此。 习惯于找竞争对手的美国已然确定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 这可以说是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对中国定位的最大变化，中美关系已然发生逆转。 以中国文化和惯性思维，我们一时实在很难消化掉美国这一战略转换。 中国人也很难理解，川普访华该吃吃、该喝喝，能么能够刚一拿到2500亿美元大单，回去马上就说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搞“经济侵略”，并宣布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 川普还口口声声称是好朋友，却又开打中美贸易战，让中国难受！ 殊不知，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是中西“文明的冲突”的一种表现。 中国，首先放弃鸵鸟政策，接受“中美竞争对手”这样的一个定位，进而研究如何作“合作型对手”以及学会“对手型合作”（张木生先生首倡的概念）。 中国更不要想象川普下台美国会改变对华战略那样一种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局面，相反应该设想最坏的局面：川普当政八年+彭斯再当政八年，美国将中国长期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可能性。 中国本轮变革从引入市场经济开始，但其本质或与历史上的诸多变革最大的不同是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融合，故可称之为“有十字架变革”。 西方物质（科技）文明来自于其制度（市场、宪政）文明，制度文明来源于基督教信仰及其伦理内核。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证明，基督新教是市场经济之母。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证明，基督教是美国民主之母。 中国改革开放旨在于吸纳西方基督教文明，超越传统中华文明，故区别于历史上所有的变革，本质为“有十字架的变革”。 然而，这一场中西文明的融合谈何容易，中国从传统中华文明走向新中华文明谈何容易。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且有我们引以为豪的主体文化（儒家文化），后又加上马列毛之红色文化。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承认技不如众，也因此可以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但内心中很难承认我们的制度不如人，更无法承认我们的文化不如人。 文明冲突来自于不同的文明本位和文化情感。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不同文明的相遇有一个不幸的定律，就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会最大化地被吸收，最有价值的东西反而被最大化的拒绝。 西方文明进入东方文明时也是这样，西方的洋枪洋炮很快被东方吸收，西方的科技、教育则逐渐被推崇，西方的制度很难被接受，西方的信仰和价值观则被排斥。 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当今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都是拿着西方的洋枪洋炮去打击西方的文明。 中国自豪于自己的传统文明和主体文化，但中国人也在屡屡受挫后承认，中国文化有局限和瓶颈。 所以，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启蒙，再到上世纪80年代末的“文化热”，中国人一直在作文化反思和国民性反思，目的就是突破自我，为中国文明开新路。 毛泽东让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要跳出李自成的历史失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不仅仅是权斗，也有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希望通过“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里爆发革命”等改良中国文化、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文化考量。 毛泽东是有着伟大文化使命的政治领袖，虽然他的乌托邦试验完全失败了。 中国文明近代与西方文明相撞击的危机，带来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 而出路则是突破自我、中西文明融合，即传统中华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科技文明、市场文明、法治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全面融合，进而形成新中华文明。 显然，这是空前的历史大工程，也是一个最艰难的文明转型，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球，也都是前无古人的大业！ 这样一个文明转型迄今已近两百年，进步很大，挫折也很多。 可以说，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失败，康有为的改良失败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了，孙中山的革命也失败了，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失败了，毛泽东的“文革”也失败了…… 此其中，尤其令人扼腕的是两次现代化变革的被中断： 晚清的现代化变革（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因为“甲午战争”被日本所中断； 国民党的现代化变革（1927年到1937年）因为“抗日战争”再次被日本中断。 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接近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以及文明转型的完成，但也比任何时候都更痛苦地进入到产难时期，不仅在经济改革、政府改革、依法治国等改革方面面临难阻，在吸收基督教文明方面也是风波频生。 因此，就在这历史的节骨眼上，“中美贸易战”爆发了！ 中国现代文明转型会继续前行，还是会再一次被中断，这不能不让人充满忧患、辗转难眠！ 如果我们进入到“文明的冲突“层面来看待中美贸易战，则美国一旦坐实中国是西方文明的敌人，把中国视为西方文明的竞争对手以及挑战者、反对者，就必然会联合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各发达国家力量，进而日本、印度等亲美新基督教国家，甚至反水中国的盟友朝鲜、俄罗斯（东正教国家）来，形成围堵中国的强大联盟，这对中国来说，将是比当年“八国联军”更大的挑战。 天时，对中国是有利的，新兴国家的兴起、非西方国家的兴起、中国的兴起本来只是时间问题。 倘若自然、顺利发展，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必然赶英超美，成为500年来唯一可能在综合国力上超过美国的非西方大国。 故与美携手，和平崛起对中国是上上之策！ 地利，基于地缘政治的分析，对中国却是不利的。 美国的地缘政治得天独厚，两边是大洋，周边没有任何足以挑战的国家或力量。 中国的地缘政治却很糟糕，周边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大国环伺。 这些强大的邻居本质上没有一个希望中国强大，从而成为其威胁力量的。 任何一个国家，若有机会削弱中国甚或彻底肢解，都会“远交近攻”，决不手软。 不仅如此，中国还存在着台湾、南海、西藏、新疆等不稳定因素。 这些都使得中国与美国的“新冷战”也罢，“文明的冲突”也罢，存在着地利的不足。 中国有必要先整合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再展开“一路一带”战略才比较适合。 人和，中国人口众多是非常有利的因素，但中国收入分化、思想分化、立场分化，左中右打得不可开交，又存在不利的自身因素。 所以，中美贸易战不仅表现为经济层面的“贸易战”，也不仅表现为模式层面的“新冷战”，还表现为精神层面的“文明的冲突”，中国无疑将因此面临最严峻、最深层次的挑战。 这使得中美贸易战完全不同于美国当前与其盟国的贸易战，也不同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 2018年6月25日，适逢提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的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诞辰100周年。 遗憾的是，全中国竟人无一个会议来纪念他。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掀开了中国历史的一角，全景地展现了一个庞大帝国在百年中由于经济模式转型失败和始终无法突破制度桎梏而带来的类似于“锁定死亡”的后果。 也让人想到，中国的传统文明到这个时期，已然沦为一架高速坠落的电梯。 这个时侯，无论昏君明君，无论清官贪官，无论朝野，无论西东，无论善恶、人的区别以及人的努力都变成微不足道了，中国已注定将自由落体在大溃败的历史轨道上。 中国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抛开这架失败的电梯，另辟新径，突破传统文明的陷阱（黄炎培称跳出“历史周期律”、唐德刚称“历史三峡”、潘知常称突破“塔西佗陷阱”、《河殇》称从“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迈向向新的现代文明。 其路径，黄仁宇先生指出就是“中西文明融合”，黄先生称中西文明融合是中国最大的事。 黄仁宇先生在其自传体书中写道： “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合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 黄仁宇先生的话很清楚，就是中国从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这个工程实在太大了，每个历史人物都难以完成，因此，都难免陷于局部失败。 今天的中国，在经历无数失败后，终于走到了成功的前沿。 但改革开放、文明转型依然艰难，中美贸易战之发生，某种程度也与中国改革开放缺乏实质突破甚至还有倒退不无关系。 值此“历史三峡”闯关之时，形势逼人，内忧外患，我们能闯过去吗？ 中美相争，世界震荡； 中美携手，世界之福。 而中国如何走接下来的路，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中美关系，还关乎全世界。 重建中美互信，中美文明携手，共同对抗野蛮，中国可望和平崛起，中华民族将因此兴盛百年、千年！ 中国需要创新，创新需要文化和文明的土壤。 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谢宇说得好，科学的精髓在创新，中国现在有钱、有人才，但缺乏创新的文化土壤，文化环境压抑了创造力。 文明的核心是信仰，法治、自由、契约精神等。 胡星斗教授指出，芯片不但涉及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创新体制，还因国家没有信仰，只崇尚权力和金钱，没有契约精神和诚信概念；在一个盛行自我吹嘘、同时人们说话都胆颤心惊的地方，要在芯片方面自主创新不现实。 刘亚洲上将最近指出：“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绝不仅靠军事和经济力量，而取决于文明形式。” 他放言：“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最高层则再次提到“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如何跨越“万历十五年”的宿命，赢得历史大变局呢？ 显然，中国一方面要做好短期各种应对，以战应战或以战促和； 一方面要致力于中美双方重建战略互信； 而最重要的是中国要清楚自己“逼人的使命”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不忘使命、不忘初心，全力促进中西文明融合，升级操作系统，建构现代文明。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兵家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当心（赵藩）”，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 亨廷顿则在《文明的冲突》中文版序中说：“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 其实，在本质上，“文明”和“文明”是不会冲突的，文明与野蛮才会冲突，文明与文明之间相合的可能性远大于相争的可能性。 美国是现代文明的典范，中国和美国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希望，就是在现代文明的平台上，在对文明更高追求上，形成“文明的对话”，继而形成“文明的携手”，“文明的共治”。 这将是中美贸易战坏事变好事，触发中国变革与进步，继而带给中华文明以及全世界的最大希望！ 中国需认清形势的严峻性，清醒反思，尽快走出战略迷雾，作出正确的战略应对，锐意改革开放，以赢得“天时”、赢得未来，不负历史和未来。（文章来源：微信号-永远的新三届；文章作者：赵晓）
中美大使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上再次交锋
【研究员】：
2018年7月26 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年内第三次会议。美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谢伊根据美方会前提交的文件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指责。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予以驳斥。这是中美大使继5月8日后在总理事会上再次交锋。从中美大使的交锋中可以学到很多：经贸政策，WTO规则，文史功底，辩论艺术，语言能力，等等。
2018年7月26 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年内第三次会议。美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谢伊根据美方会前提交的文件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指责。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予以驳斥。这是中美大使继5月8日后在总理事会上再次交锋。 从中美大使的交锋中可以学到很多：经贸政策，WTO规则，文史功底，辩论艺术，语言能力，等等。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中文发言实录如下： 谢伊大使发言： 谢谢主席先生。在发表我事先准备的评论之前，让我先介绍一下。有些人问，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议题放在今天的议程上？答案很简单：这个问题早就应该讨论了。与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相比，很少有什么问题对世贸组织未来的生命力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我知道我的同事张大使会对我的发言 进行回应，他可能有很多话要说，但我欢迎他的评论。我们确信，我们不是为了惹怒或挑衅谁，而是为了启发，或许还可能借此给予教诲。我们相信，通过建设性的对话和分析，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 主席先生，世贸组织全体成员面临的最关键问题之一是中国未能完全遵守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该政策是世贸组织建立的基础。 尽管中国一再将自己描述为自由贸易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坚定捍卫者，但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有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体。与成员的期待相反，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并没有朝向全面执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事实恰恰相反，国家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如果中国经济规模较小，中国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贸易和投资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就不会对中国的贸易伙伴和世贸组织本身造成严重影响。但中国的经济规模并不小。在过去17年里，中国经济和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作用快速上升。中国目前已是世贸组织最大的贸易方之一。 中国的经济规模放大了由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贸易和投资方式所造成的损害，这种损害每天都在增加，已不能再被容忍。 主席先生，在我们向本次会议提交的文件中，我们关注中国的经济模式，该模式已被证明特别具有贸易破坏性。 中国宪法授权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授权也在中国更广泛的法律框架中得以体现。为此，政府和共产党通过政府所有制、控制关键经济实体以及政府指令等方式，继续对资源分配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控制。结果，生产资料并未根据市场原则进行有效分配或定价。相反，政府和共产党继续控制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关键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土地、劳动力、能源和资本。 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一样，国有企业继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此外，政府和共产党几十年来通过任命核心管理人员和优先提供土地、能源和资本以及其他重要投入品等手段来控制这些企业。 近来，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党组织在中国所有商业组织中的存在和力量。此类措施十分普遍，德国工商大会在2017年11月发布一份公开声明，抵制中国共产党“加强其对中国境内德国全资公司的影响力”。 中国的体制还把法律作为国家工具，用以促进政府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并确保取得突出的经济成果。此外，法院等关键司法机关的组织结构也是为了响应党的指导而设计的。这种体制使得企业很难全面、持续地独立于产业政策行事。 中国的主要企业也证实了当前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具有非市场属性。例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曾表示，“中国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仍属政府所有”，“中国政府通过实施产业政策继续在规范行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还通过分配资源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实施明显控制”。 中国正在实施“十三五”规划，这一规划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标志。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五年规划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不是相反。众多机构参与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规划，包括具有立法和监管权力的中央政府机构、数以千计的地方政府机关、共产党的各类机构和中国企业等。 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个重点是技术开发，中国认为这是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前，中国正在寻求在各类先进技术领域获取国内市场主导权乃至全球领导地位。为了实现这一总体目标，中国发布了大量产业政策，包括“中国制造2025”产业规划。 中国的产业政策设置了大量扭曲市场的补贴，并对有关国内产业提供其他形式的财政支持。这时常导致出现严重和持续的产能过剩。正如我们在钢铁、铝和太阳能领域看到的那样，过剩产能不仅通过中国的直接出口损害了全球经济，而且还由于全球价格下降和供应过剩，使得最具竞争力的生产商也难以保持活力。 当然，补贴绝不是中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的唯一工具。例如，正如大家所知，美国在今年3月发布了一份详细的事实报告，说明中国如何采取各种不合理的政策和做法，损害美国的知识产权、创新和技术开发。此类政策和做法不仅使美国受损，也损害了其他世贸成员的利益。 同时，中国继续从其世贸组织成员身份中获得巨大收益。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最大的肉类消费国，中国有6个大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中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超级计算机。尽管在一些经济领域，中国毫无疑问仍在与和贫困有关的挑战作斗争，但以此为理由将自己视为与许多其他国家相同的发展中国家、进而免于为推动全球贸易规则自由化做贡献是站不住脚的，也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积累的统计指标相矛盾。 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反复强调其正推进经济改革。不幸的是，中国所用的“改革”一词与奉行市场导向原则国家所推行的改革不同。对中国来说，经济改革意味着完善政府和共产党的经济管理，加强国有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只要中国继续走这条路，其对世贸组织的影响一定是负面的。 主席先生，对中国贸易破坏性经济模式的批评，中国的基本回应是宣称其严格履行了世贸组织义务。这是最近其白皮书《中国与世贸组织》所宣称的，中国也在今天的会上散发了这份白皮书。中国把自己描绘成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应效仿的“模范”，强调其“坚定地遵守并维护世贸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和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 当然，正如我们许多人都知道的，中国对自己的描述并不准确。 中国的白皮书有22页，对中国推行的实际政策和实践几乎没有提供细节，也没有讨论其他成员提出的很多问题。 例如，美国发布了一份148页的报告，非常详细地列举了中国推行的许多存在问题的贸易投资政策和实践。美国在今天的会上也提交了这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递交的《2017年度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情况报告》。如果成员想要真正理解中国对世贸组织体制带来的独特问题，我建议阅读这份报告和我们关于中国经济模式的文件。 很显然，对中国贸易和投资体制的严重关切非常多。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严重关切出现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或中国政府官员已经干预了市场。很遗憾，只要一个世贸组织成员采取一种国家主导、重商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方式，这一切都是可预料的。 中国经常把自己的方式描述为“双赢”。事实上，在22页的《中国与世贸组织》白皮书中，“双赢”这个词就出现了8次，但这一描述并不准确。中国奉行的产业政策远远超出用以指导和支持国内产业的传统方法。正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报告所指出的，中国通常采取措施和行动来阻碍、削弱并损害来自外国的竞争，以此支持国内产业。换句话说，中国的做法似乎更多地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而不是自由、公平和互惠互利的。 主席先生，我们将上述情况提请总理事会注意的目的有两点。 首先，我们希望确保成员真正了解，如果世贸组织还要继续适应国际贸易体系，那么，变革是必要的。 其次，我们想要明确的是，从世贸组织的角度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应由中国最终采取主动，像其他世贸组织成员一样，全面有效地实施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正如我们最近在对中国贸易政策审议中阐述的那样，目前世贸组织本身并没有提供实现这一变革所需的工具。如果要进行必要的变革，那就应取决于中国。 张向晨大使发言： 主席先生， 刚才，美国谢伊大使的发言，一下子让总理事会变得火药味十足。我们应该感谢他，是他提醒我们现在处于多边贸易体制的空前危机当中，大家不能再悠闲地坐在湖畔享受夏日微风了。我特别要感谢他，7月13日就把美国拟提交的《中国贸易破坏性的经济模式》文件发给我，使我能够提前消化它。但遗憾的是，这并非是什么佳肴美馔，而是味同嚼蜡。 我该如何回应呢？贸易政策审议是成员间相互评估贸易政策的机制，世贸组织第7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刚刚结束，我的同事王受文副部长已经回答了美国文件中的很多问题。如果有人愿意在别的机制下批评其他成员的贸易政策，我不持异议。你若意犹未尽，我愿洗耳恭听。尽管我不认为世贸组织是讨论成员经济模式的恰当场所，我还是选择不阻拦总理事会议程的通过，阻碍正常程序使一个机构不能正常运转，那不是中国人的行事风格。针对美国文件里的指责，我完全可以重申中方在审议中的立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危机造成的需求收缩，中国没有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定，中国的产业政策是指导性的，中国严格履行了入世承诺，中国执行了所有争端解决的裁决，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方面依然任重道远，等等，然后打烊收工。但是这样做好像有些对不住那些起草文件的美国同事，他们毕竟花了不少功夫。来而不往非礼也。美国文件长达十几页，做出回应大约需要30分钟。我一向不愿意作冗长发言，但今天恳请大家谅解。 对待批评，被批评者应当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不管批评意见多么尖锐，是否与事实相符，都应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来对待。我和我的同事之间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请相信我有接受批评的气量。 批评者也应当遵守一些原则，比如，实事求是，不乱扣帽子，使用正确的事实和正确地使用事实，论据和结论之间要有清楚的逻辑关系。这样的批评才容易让人信服，才有可能产生好的效果。 可惜，美国的文件并没有做到这些。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把自己的想法当作别人的立场甚至多边规则。 1992 年，当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在旁边的 Room W 会议厅，当被问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回答，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26 年过去了，我们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观点。至于有些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会改旗易帜，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世界上市场经济不只有一种模式，中国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道路，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 都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美国谢伊大使刚才使用了“中国经济的非市场性质”的概念，然而翻遍世贸规则，我们找不到所谓“市场经济”的定义。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场经济”标准。世贸规则没有赋予任何成员以这样特殊的权利，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作为“市场经济”的样板，一旦有哪个国家不肯照搬，就是“非市场经济”。 如果说“非市场经济”这个议题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它再次提醒我们，还有成员，包括美国，不顾世贸规则和自身承诺，根据国内法的所谓“市场经济”标准，在反倾销调查中对其他成员使用“替代国”做法。我愿借此机会再次敦促这些成员，“有约必守”，请履行你们17年前的承诺。 美方文件第1.5段只引用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却故意漏掉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表述。而承认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恰恰是中国和世贸组织成员开展正常经贸往来的经济体制基础。请让我完整地引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段话，“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同样，美方文件前言部分引用《马拉喀什宣言》时，只提及“基于开放、市场导向的政策”，却有意遗漏了“和基于乌拉圭回合协定和决定确定的承诺”。这后半句话至关重要，每个成员都有国内的政策目标，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是各成员国内政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反映在各项规则和成员关税减让表以及服务贸易减让表当中，其中包含了各成员合法的管理政策和措施。说的简单一点，世贸组织是一套通过谈判形成的契约，我们依据契约的规定行事，契约之外，则是各自的自由空间。 中国宪法第十六条对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做了明确规定。美方文件花了大量笔墨试图说明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但却没能提供政府干预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证据。我曾就这个问题与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辩论，他也未能提供证据，最后他说，控制不是科学而是艺术。话说至此，辩论当然无法继续，但我在心里却不能认同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是由一群艺术家控制的观点。在座的很多同事都清楚，美国真正的目的不只是想证明中国企业受政府控制，而且希望建立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即因为企业受控制，所以它们是履行政府职权的“公共机构”，应承担相应世贸组织协定比如补贴协定下的义务。可惜，这种逻辑被世贸组织上诉机构驳回了。上诉机构在DS379案的裁决中明确指出，“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实体的所有权性质或者是否受政府控制来认定该实体是公共机构。”我知道美国同事一直对输掉这个官司耿耿于怀，但上诉机构的裁决不容挑战。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文件第一部分第1.14段，美国批评中国将“社会信用体系”作为“监控在华企业的新工具。”而实际上中国探索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为了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中国的做法借鉴了德国、法国等60多个国家建立公共征信系统的经验。难道仅仅因为这个系统和美国的信用系统有所区别就成了控制企业的工具？ 第二，评价政策性质和影响的标准缺乏一致性。 发达国家是产业政策和补贴的发明者和主要使用者。正是 18 世纪末美国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开启了制定产业政策的先河。今天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AMP）《信息高速公路计划》（NII）等不就是美国的产业政策吗？ 根据美国补贴监控组织“好工作优先”统计，2000-2015 年 这 15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以拨款或者税收抵免形式至少向企业补贴了 680 亿美元。 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制订了一些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美国这份文件里，中国的规划和产业政策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器，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如果真是那样，各国就只要竞相制定产业政策文件就好了，根本不用花气力提高生产能力。我做过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参与过一些规划的制订。不久前一位过去的同事来看我，他既有些疑惑又有些惊喜地对我说，“以前常为自己参与的规划实际影响有限感到沮丧，现在有人说这些规划改变了中国、震动了世界，真没想到自己有那么的厉害。”我对他说，“醒醒吧，人家拿你说事呢。” 第三，论据和论点之间没有逻辑关系。 中国农业农村部的屈冬玉副部长是我的朋友，他本人是一位农业科学家。不久前他来日内瓦开会，我问他科学家说话和一般人有什么区别，他说可能会更具有描述性，因为科 学家不会轻易地下结论。我们不能按照科学家的标准要求所 有人，但做出一项判断时总不能过于草率。 美方文件第二部分第2.9段的论点是中国的计划经济越来越多，使用的证据是有多达几千家的机构参与了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在我看来，这个论据只能说明中国产业政策是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制定的，是公开透明的。 文件第四部分“中国从其经济模式中受益”有几处使用了正确的事实，比如“中国抓住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机会快速发展了自己的经济”，还有，中国制造业成本低廉的原因是“规模效应和更先进的供应链”。但从这些事实，一下跳到了质疑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并指责中国“拒绝为全球贸易自由化做贡献”的结论，中间没有任何因果分析，也让人根本看不出美国似乎想说明的中国是如何“利用发展中国家身份”获益的。所有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都是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也是《世贸组织协定》序言中确定的宗旨。中国之所以能够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恰恰因为一方面致力于自身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分享发展机遇。 第四，论据的选择和使用缺乏严谨的态度。 我不仅读了美方文件的正文部分，也看了它的 88 个脚注，有些脚注里的内容现在还没找到。我的同事说也许因为我是巨蟹座的，所以特别关注细节。但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魔鬼在细节里。一份文件如果脚注有问题，论据就靠不住， 论点就值得怀疑。请让我分享几个发现： 文件第一部分第 1.3 段称中国限制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其依据是脚注2 的中国《物权法》，而《物权法》明明规定“支 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发展。为什么在美国同事的眼里，“支持、鼓励、引导”却等同于打压、限制和干扰呢？ 文件第三部分“非互惠和封闭的市场”这一节和其他部分有个不同之处，三段文字竟然没有一个脚注。我想可能是不太好找吧，与此结论相反的脚注却很容易找，我忍不住想帮忙提供几个：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4%。中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刚刚向总理事会提交的《中国与世贸组织白皮书》（WT/GC/W/749）中随处可见。还有，谢伊大使担任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时联合签署的委员会2013年度报告指出，“中国航空航天、汽车工业和农产品等行业的需求增长支撑了美国出口”。如果中国是一个非互惠和封闭的市场，美国产品是怎进去的呢？ 对文件3.5段产能过剩这部分，我也愿意贡献一个脚注。圣加伦大学教授伊文尼特（SimonEvenett）5月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要对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恼羞成怒》，里面提到中国对G20成员出口产品的86%都不是来自所谓的产能过剩行业。他所参与的全球贸易预警（GlobalTradeAlert）项目对16家中国和31家其他国家的上市钢铁公司财务报告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公司获得的补贴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只有不到 0.4%，而很多其他国家公司获得的补贴比这高得多。 主席先生，我想我应该结束对美方文件的评论了。对美方提交的另一份文件《2017年中国履行世贸组织承诺报告》，我想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评论了。对于我刚刚评论的这份文件，我为参加起草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同事感到难过，我对他们很尊重，我指出其中存在的部分问题是为了澄清事实，改进批评的质量。我当然知道这和他们的专业水平和努力程度没有关系。谁都明白，先入为主，写出来的东西必然有失水准。 中国古代有个三人成虎的故事，不存在的事实说的次数多了就有人相信，扣帽子的人也许正希望产生这种效果吧。但我认为很可能会事与愿违，由中国《战国策》里的摇唇鼓舌者变成《伊索寓言》里喊“狼来了”的放羊娃。因为事实和真相终归无法掩盖和改变。我对媒体说过，有人批评中国是重商主义者，可是你见过主动降低关税的重商主义者吗？你见过组织进口博览会鼓励进口的重商主义者吗？ 大家都清楚，在目前世贸组织面临的空前挑战中，哪个国家的贸易政策才是真正具有破坏性的。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限制铝和钢铁贸易的“232条款”措施和以国内法为依据单方面提高关税的“301条款”措施，如果拿刚刚结束的世界杯足球赛做比喻，这些措施显然都属严重犯规，应受红牌处罚，而此时美国还在阻挠上诉机构成员作为裁判上场执法。 前面提到，我并不太在乎批评者的态度，即使是不负责任的指责和攻击，也可以一笑置之。过去挨打，使上几辈中国人发奋图强；现在挨骂，让这一代中国人头脑清醒。而对于世贸组织来说，要找到解决成员分歧的方式必须通过平等协商，就问题的根源、性质、影响及与世贸组织规则的关系达成一致，施压、抹黑、妖魔化都无济于事。 我们从未否认过中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对有益的批评和建议我们求之不得，如饥似渴。在对华贸易政策审议中，很多成员向中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在座的同事都听了瑞士大使尚博文（Didier Chambovey）先生作为引导人的评论，我认为他的评论是建立在深入考察、客观分析基础之上的真知灼见。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世贸组织成员具有多样性，有着各自不同的经济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管理贸易投资的框架。但在这种多样性当中，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即大家都相信市场的力量，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他指出的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作用关系方面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正是我们今后改革的重点。对于这种中肯的意见，我们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对于这种以严谨的态度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我们愿意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先生，随时向他们请教。 谢谢主席先生。 （摩洛哥、日本、巴基斯坦、俄罗斯、欧盟、古巴、中国台北、委内瑞拉、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先后举牌发言） 谢伊大使发言： 我认真听了向晨大使的发言，我向你保证，我们的批评是出于诚意的。张大使，你不必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撰写我们所提交两份文件的工作人员感到难过。事实是，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与世贸组织原则在根本上不相符表示严重关切。如果中国继续走这条路，将使世贸组织越来越失去相关性。 这是因为从中国的经济模式孕育出的政策严重损害了其贸易伙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之大，让人无法忽视这样的损害。我也要感谢今天那些愿意参与中美这一重要对话的成员。我认为对话是文明且有价值的，世贸组织需要进行这种对话。 在总结之前，我想表达最后一个观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有一个看待中国经济体制的有用方法：的确，中国政府允许市场发挥作用，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一旦市场作用的结果与中国产业政策所设想的结果发生冲突，中国政府就开始干预市场，以确保中国产业政策设想的结果得以实现。我们向今天的会议提交了文件，正如文件中详细阐述的，这种体制是高度扭曲市场的。最后我要感谢同事们，感谢你们倾听我们的关注。 张向晨大使发言： 听了其他成员的发言和谢伊大使的第二轮发言，我觉得有必要对我刚才讲的做一个小结。评论其他成员的经济贸易政策及其与世贸组织的关系，我认为批评者应具有自省精神和边界意识。 孔子说过“不迁怒”。不能因为自己的问题冲别人发火。任何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国内问题。例如，不解决美国储蓄率低的问题，贸易逆差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像发达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保护知识产权水平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发展中国家也需要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帮助实现工业化，像巴基斯坦的沙淘奇(TauqirShah)大使说的不能做过河拆桥、上房抽梯的事。 老子说过“知止不殆”。世贸组织的职责和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应当聚焦那些成员普遍关注并且能够取得进展的领域，而不要做那些世贸组织管不着、管不了和我们自己力所不逮的事情。 我们当然应该考虑世贸组织的未来，研究如何使多边贸易体制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在此方面中国愿意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世贸组织的当务之急，是制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蔓延，让争端解决机制恢复正常运转，让贸易战尽快停下来，而不是转移视线和寻找替罪羊。（文章来源：微信号-投资仲裁观察）
经济动态
内地消费已拉响警报，中下层确实没钱了！？
【研究员】：
2018年已到7月，内地消费已经拉响警报。5月，全内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有8.5%，不仅远远低于预期，而且创下自2003年5月以来的15年最低。社消增速创下15年新低，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正在严重萎缩。内地很多高端消费品的供不应求，实际上是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而非中产消费升级的结果。这同时也提醒，做前1%人富人的生意和后80%的穷人的生意，要么往奢侈靠，要么往廉价靠。中间很难赚到钱。因为房地产，中国只有庞大贫穷的底层、财富跃迁的顶层。中产阶级？呵呵~很快灭绝。令所有人都担惊受怕的房地产可能还没来得及崩盘，实体经济就已经率先崩盘了。
2018年已到7月，内地消费已经拉响警报。5月，全内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有8.5%，不仅远远低于预期，而且创下自2003年5月以来的15年最低。社消增速创下15年新低，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正在严重萎缩。
换句话说，房价还在不断上涨，而中下层已经没钱也不敢大肆消费了。 高房价正在透支社会购买力，先做两点： 其一，消费体现的是社会购买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既包括衣食文娱，也包括汽车家电，但不包括住房。购房一般被认为是投资性支出。 其二，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虽然社消总额与GDP中的消费概念并不等同，但两者大部分重合。社消增速变化趋势，足以代表消费的变化趋势。 社消增速一路向下，这其中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购买力因素。 所谓结构性因素，指的是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居民收入增幅不及以往，加上城镇化已经完成过半，城镇化带来的额外消费增量越来越少，社消总额自然难以保持原有的高增长趋势。 在结构性因素之外，整个社会购买力不足，才是更加关键的问题。 2015年以来的这一轮房价上涨，究其本质，就是以货币宽松和政策优惠，通过去库存叠加棚改货币化，鼓励居民举债购房。 其目的就是，以居民加杠杆，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企业债务危机。 结果显而易见，房价一路高涨，居民杠杆率（居民部门债务余额/GDP）随之一路上扬： 居民杠杆率从2008年时的18%，攀升到2018年一季度的50%。短短十年，翻了两倍。
这几年，新增住房贷款不断创出新高，几乎撑起银行贷款的半壁江山： 2015年居民新增贷款3.87万亿，占当年全部贷款的33%。 2016年新增居民贷款6.33万亿，占总贷款的50.04%。 2017年的增幅虽然有所下滑，但也创下了7.13万亿的新高，占比高达52.7%。 要知道，在居民贷款里，高达70%以上都是中长期的房贷。而在短期贷款里，资金也多数通过消费贷、现金贷等方式违规流入楼市。
与此同时，房价不断上涨，房贷负担不断加重，居民加杠杆有增无减，但可支配收入却如老牛耕田般挪步。 一快一慢，收入远远被债务抛下。2006年，负债收入比还只有18.5%%，2018年已经高达77.1%。 一边是房价高涨、居民大幅加杠杆，一边是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力，结果是什么？ 必然是消费的紧缩！ 房价暴涨：财富效应VS挤出效应 房价上涨，会产生三种效应：一是拉动效应，二是财富效应，三是挤出效应。 拉动效应好理解，房价上涨，能够拉动一系列上下游产业链，这也是房地产能成为支柱性产业的关键所在。 所谓财富效应，当房价上涨，有房一族的房价市值随之水涨船高，以货币计价的财富也随之上升。即使不卖房，在这种财富效应之下，也有人会增加消费支出。 然而，财富效应，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货币幻觉。因为不卖房就无法兑现，它只是市值上的财富，类似股市里的浮盈。 尤其是随着限售政策的普及化，新房一般都要被冰冻两到五年。这期间即便房价大幅上涨，房子的市值也无法及时转化为直接的货币财富。 挤出效应刚好相反。 当房价远远超出收入水平，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普遍高于20时。即便居民能够挤上房价上涨的顺风车，也会因为首付和还贷压力，而被迫削减消费。 尤其是对于那些六个钱包凑首付的购房群体，消费挤压效应更加明显。掏空祖孙三代的积蓄，才勉强挤上房价上涨的列车。 且不说父母祖辈的养老、医疗负担重压在身，即便是归还房贷，都会压得喘不过气来，哪还有富余的资金进行消费？ 财富效应，会让人们增加消费；挤出效应，则会削减消费。一增一减，到底谁的力量更强大？ 消费数据已经提供了再清晰不过的证明。 危险的不只是内需！ 这一次拉响的不只是消费警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时创出2017年以来新低： 这其中，制造业投资仍旧保持在低位，而基建投资则大幅回落，只有房地产投资依旧保持在高位: 消费增速创下新低，固定资产投资创下新低，贸易争端之下的出口形势同样不容乐观。 消费、投资、出口，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均已呈现疲态，这一年的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靠房地产托底，又能托多久？ 国家公布的三大数据，一个比一个触目惊心： 1. 消费断崖式暴跌 消费数据这么大幅下滑，历史还是非常少见的。我拉了一下数据，2018年5月的消费增速，上一次这么低的时候，是2003年非典的时候。过去15年，没有这么低的增速了。 2. 投资断崖式暴跌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6.1%，预期7%，前值7%（若非房地产投资持续高位，数据更惨淡） 贸易战爆发后。在外贸、投资、内需这三驾马车中，只剩下内需这一条路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新闻上天天高喊内需升级的原因。 3. 社会融资断崖下跌 前天，中国央行公布的5月金融数据显示，5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7608亿人民币，预期 13000亿人民币，前值由 15600亿人民币修正为 15605亿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000亿。 暴跌3000亿！预期近腰斩。可见，实体经济的资金面之紧张，到了何种程度。 融资压力之下，一场违约潮正大面积袭来，一场关乎千万人命运的大震荡开始了。不论是轻资产行业、重资产行业、文化类企业，还是制造业企业，通通都无法承受这轮资本大退潮。 唯一还在坚挺的，似乎只有房价了。 该醒醒了，这几年不干别的，只是使劲炒房的恶果慢慢出来了。 上述数据可以反映居民杠杆和储蓄情况，中下层确实没钱了，消费枯竭。房地产作为最大的内需，却挤占了几乎全部其他的内需消费空间，这时提升内需几乎成为了提升房地产的代名词。 有个朋友做电商的。今年感觉特别吃力，无论天猫还是京东，流量都已经到了瓶颈，站外还受到了拼多多的巨大冲击，期待中的消费升级并没有出现，反而客单价有向下的趋势。 网上越是越是便宜货卖得越火，比如出现“拼多多”这样令马云都感到害怕的怪物。问了一圈周围，许多收入20W+的人，普遍房贷压力大，拼命压缩消费，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 在深圳，千万资产（负债）多的是，你要是让他打个车可能都舍不得，省吃俭用供房。严重的焦虑感让许多奋斗青年都戒掉了梦想。 房地产还是庞大的联合韭菜收割机，整个中国贫富越来越悬殊。 目前中国的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1%人群集中，同时负债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中间夹心层集中，最终形成"顶层强，中间弱，底层大"的结构，用大前研一的总结就是：M型社会。 你会发现，在内地，消费升级和消费降低同时并存的怪异现象。 消费升级代表茅台：茅台虽是奢侈品，大家都知道供不应求。其股价也是越涨越猛。是因为消费茅台的主要是财富向前1%的人群。他们越来越有钱。想买多少就买多少。 消费降级代表：榨菜。榨菜肉丝面，股民关灯特别好吃。被房贷重压的中产同样也不得不沦落到吃榨菜度日。 榨菜的股价是股民和房奴集体推高的。 如果老干妈上市，估计会比茅台还牛。 内地很多高端消费品的供不应求，实际上是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而非中产消费升级的结果。 这同时也提醒，做前1%人富人的生意和后80%的穷人的生意，要么往奢侈靠，要么往廉价靠。中间很难赚到钱。因为房地产，中国只有庞大贫穷的底层、财富跃迁的顶层。中产阶级？呵呵~很快灭绝。 令所有人都担惊受怕的房地产可能还没来得及崩盘，实体经济就已经率先崩盘了。 工行董事长在最近演讲时表示，2010～2017年的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5.4%下降至12.7%，降幅达到了一倍；而与此同时，居民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已升至49%，几乎占了GDP的一半。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空心化。 这次中美贸易战，最后输的一定是内地？因为房地产的超级泡沫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错配，掏空了产业升级和高科技发展的根基。 8090后甚至00后本来是内地2025规划中的主力军、本应该是我们在贸易谈判中最重要的底气。如果连他们都变成了韭菜，那么谁还能有资格谈论什么未来呢？ 现在不但人口空心化，就连城市也一个个沦陷其中。 今年一季度，深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亏损率为39.8%，四成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这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这个数据必须对比一下。全国今年一季度末的亏损率为22%（82058家亏损企业/372197家），这个数据当然本身也不好看，然而身为一线城市的深圳，工业企业亏损率居然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一倍。此外，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去年同期下滑19.9%，而总亏损额同比去年同期爆涨54.3%。这种情况，与我们之前提到的上海和杭州等城市的企业经营情况一模一样。 现在深圳的土鳖制造企业基本上处于整体扑街的边缘，今时今日，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中兴莫名躺枪，其本身和上下游的几十万工人面临失业，这些事情，都是深圳今年要面对的麻烦事。 2016年，任正非炮轰高房价，警告之声言犹在耳。 高土地价格，高房价，已经导致了生产要素成本急剧上升，必然导致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下降，这是发自灵魂的呐喊，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对中国当前企业生存现状的担忧，是对中国企业经济力下降的担忧。 内地过去十年，是房价高速上涨的十年，也是内地经济竞争力迅速下降的十年，在各个行业，除了垄断国企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企业竞争力却越来越弱，所有的企业都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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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30 08:5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