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瞎猜了！人民日报对中美贸易定调了！》中美贸易战将使美国蒙受双重损失：美国国内就业将遭到打击，原因不仅来自中国的反制措施，也因为美国的高额关税将推高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削弱它们的竞争力；此外美国人购买的进口商品也会涨价。当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时，贸易战将更加不得人心。届时美元汇率将下挫，通胀率进一步上升，引发更多人反对。美联储很可能宣布加息，导致投资和经济增长更加疲软、失业率攀升。 《邓小平领导的许多改革任务 至今仍未完成》俞可平对邓小平的“遗产”进行了详细分析，如数家珍，同时他指出，不能简单地把现存的问题归结为改革开放的结果，更不能超越历史地对邓小平求全责备。“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要正确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这是邓小平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遗产之一。”俞可平说，“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许多任务，至今也仍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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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瞎猜了！人民日报对中美贸易定调了！
【研究员】：
中美贸易战将使美国蒙受双重损失：美国国内就业将遭到打击，原因不仅来自中国的反制措施，也因为美国的高额关税将推高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削弱它们的竞争力；此外美国人购买的进口商品也会涨价。当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时，贸易战将更加不得人心。届时美元汇率将下挫，通胀率进一步上升，引发更多人反对。美联储很可能宣布加息，导致投资和经济增长更加疲软、失业率攀升。
自美国挑起贸易战以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升级，国内外舆论对白宫的谴责一直不断，但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在网上流布。一种是把责任归咎于中国，说是“中国在战略上‘过分自信和高调’，招致了美国的组合拳”；一种是批评中国不该反击，说是“及早妥协让步，贸易战就不会愈演愈烈”。言下之意，只要中国服软，美国就会“高抬贵手”，中美“贸易战”也就不会打了。 事实果真如此么？ 贸易战这件事，即便从中美关系的逻辑考量，也需要一些更宽广的历史视野。 当年，面对实力强大、意识形态相异的苏联，美国发动“冷战”，“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对苏联进行全方位打压和遏制，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外因，美国自诩赢得了“历史的终结”。上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的日本，很快成为美国的“心病”。尽管那时的日本对美国亦步亦趋，社会制度也由美国设计，美国依然不断制造贸易摩擦，颁布“自愿出口限制”项目，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最终让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可见对华贸易战，绝非一些人“高调招敌”“意识形态”导致“中美关系紧张”所能解释的。设置对手一直是美国为确保自身强势的战略惯性——自1894年美国GDP世界第一以来，在美国的“战略词典”里，哪个国家的实力全球第二，哪个国家威胁到美国地位，哪个国家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对手，美国就一定要遏制这个国家。 有人曾总结，在美国国际交往逻辑里，存在一个“60%定律”：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甚至有快速赶超美国的可能之时，美国就一定会将其定为对手，要千方百计地遏制住对手的成长。不管是当年的苏联、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概莫能外。 无论中国怎么做，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已经“危及到了美国第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的60%，是日本、德国、英国的GDP之和，还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成果进入井喷期，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工业能力，创新科技水平正快速追赶美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对世界其他国家也充满吸引力……自鸦片战争以后，经过100多年努力，中国重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是我们观察中美贸易摩擦必须清楚的基础性事实。如此大的体量、如此重的分量，不是“低调”就能隐藏的，就像一头大象不可能隐身于小树之后。 尽管中共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也一再重申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但以美国一以贯之的逻辑，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了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最大挑战者。更何况，“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力均远大于历史上的苏联与日本”， 成了美国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手”。对于这样的“对手”，美国必然会采取两种手段，一是以对手来激励自己，争取民众对“美国再次强大”的政治支持；二是在各个层面遏制对手的超越。 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曾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经济战。25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而如果我们陷入其中，霸主将是他们。”班农这句话，真正的价值是他对中美经济博弈格局及其未来发展前途的判断，以及美国政府为改变这一历史趋势所做的历史选择。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就会明白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来自美国的一切挑衅和压力，都是美国统治阶层一直遵循的逻辑使然。 正是这种将霸权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基础的观念，导致了白宫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错误判断、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错误判断。许多人都关注到，早在去年12月，白宫发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是挑战美国实力、影响力和利益，意图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的“修正主义国家”。 再往前看，这种视渐渐强大的中国为“对手”的思维，并非这届美国政府所独有。 一份智库报告曾把美国的敌人按照遏制的优先循序划分为“红线”、“黄线”和“绿线”。作为“红线”的苏联首当其冲，作为“绿线”的伊斯兰世界排在最后，而“黄线”就是冉冉升起的中国。很多学者都相信，如果不是“9·11”让美国掉转了枪头，今天的中美贸易战可能早就开始了。 中国人这些年已经习惯了美国人动不动就黑我们，特别是在拉票的时候。 2000年，小布什在竞选时就明确提出“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并在其任期内对华实行“遏制性接触战略”。 2009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更是宣布“重返亚洲”和实施“亚洲再平衡”计划，目标对准的正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奥巴马不止一次强调，“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 中国人这些年也懂得了美国人为何捧我们，特别是在美国自己有麻烦的时候。 比如“9·11”出现了本·拉登，2008年又有金融危机，美国自己有麻烦，就开始借重中国，携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全球经济崩溃。当时的美国战略家甚至提出了G2以及中美国（ChinaAmerica）的概念。就像美国卡托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主任约翰·格拉泽所言，“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态度，在不屑一顾的傲慢，真诚的合作和无耻的竞争之间摇摆不定。”这种“摇摆”，并非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没有目标和准则。当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让美国称心如意，而且在一些层面对“美国第一”形成了挑战，遏制必然加重，并会随着霸权的惯性而升级。 回顾中美经贸磋商过程，美国政府言行不一、摇摆不定、出尔反尔，但其背后的逻辑并无二致，无非是战略打压、战术讹诈；其真实意图也不言而喻，绝不仅仅是缩小贸易逆差，而是要在更广泛意义上遏制中国发展。对此，2015年4月份，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醒醒吧美国，中国必须被遏制》。细数美国加征关税的清单，条条针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处处针对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坦言，白宫宣布新的关税政策，“反映出美国存在的巨大焦虑”。 这种“巨大焦虑”的背后，是美国要确保自己永远不可超越的“绝对优势”。 其实，中国的发展，本不应引发美国如此“焦虑”。《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财政部顾问史蒂夫•拉特纳的一篇文章，说到：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9380美元，而美国为61690美元，不到美国的六分之一；且“仍有7亿中国人——约占中国人口的一半——每天生活费仅为5.5美元或更低”。 然而，即便如此，在美国的一些战略家看来，中国的发展已经变得“难以忍受”。执掌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的彼得·纳瓦罗在《致命中国》一书中，曾详细列举“摧毁美国工作机会的八种武器”，并称中国“快速变成全球最厉害的刺客” ，将矛头直指中国。而这本书被视为“白宫处理对华关系的指南手册”。 有人说得好，站在中国的立场，中国要求发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一些美国战略家看来，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成为美国最强劲的对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说得更是直白：只要中国不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就将继续挑战美国在各个层面的统治。这恐怕才是挑起贸易战的真实意图，那就是堵死中国在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向上攀升的机会，打掉中国蓬勃发展的势头。然而，为了确保自己遥遥领先的“绝对优势”，不惜打压13亿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正当权利，这不是强权逻辑又是什么？又哪里有一点“历史正义”？ 二战以来，美国也曾遇到若干挫折，但从未失去过霸权地位。它把自己搞垮苏联、打败日本都视为“天定命运”，进而认定今天打压中国的发展，也是自身历史命运的必然。然而，合作则共赢，对抗必双输，这是任何有战略眼光和清醒头脑的人都会认同的客观事实，也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那种“自己好处通吃，别人只能完败”的零和思维，那种“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的陈旧战略，既不可能让美国重建“单极世界”，更不可能阻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不要忘记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的警告：如果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他们就会变成敌人。 我们也要看到，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一直都存在阻力，作为一个商业社会，中美经贸合作对美国商界及他们联系的美国生产和消费链有着巨大利益，这些利益会冲击美国一些精英设计的对华激进战略，为中美关系提供不被那些精英彻底绑架的可能性。这也是两国热爱和平及理性力量维护中美关系平稳的努力空间。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繁荣的美国对中国也有利。正因如此，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指出“中美两国如何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将直接影响双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发展什么样的关系。不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犯错误，否则就会一错皆错。”中国无意改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美国无法左右中国，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发展。不经风雨，何以见彩虹？我们深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坚信只要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 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钢铁和铝征收高额关税开始，中美贸易摩擦迅速升级。如果欧洲和美国能如约休战，美国在这场贸易战里的主要对手将是中国，而不是整个世界（当然，鉴于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无法、也不应该接受美国的要求，美加、美墨之间的贸易冲突仍将继续发酵）。 许多人说特朗普的贸易战里没有赢家，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但不免流于陈词滥调。那么我们要如何预判贸易战可能出现的结果呢？首先，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永远是宏观经济：如果美国的国内投资仍然高于其储蓄，就必须进口资本，并产生巨额贸易逆差。更糟糕的是，由于美国去年年底出台的减税政策，财政赤字将创下新高——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估算，预算赤字到2020年将超过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不论贸易战结局如何，美国的贸易逆差几乎必将进一步扩大。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唯一方式是，特朗普把美国带入经济萧条，收入大幅降低造成投资和进口急剧下降。 特朗普将目光狭隘地聚焦于美中贸易逆差，可能产生的“最佳”结果是改善美中双边贸易平衡，但等量赤字将转移到美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贸易上。比如美国可能会向中国增加天然气出口，减少洗衣机进口；但这意味着美国出售给其他国家的天然气将减少，并从免遭特朗普迁怒的国家——比如泰国——购买更多洗衣机或其他东西。这样一来，由于美国对市场进行了干预，它将为进口产品支付更多费用，而从出口产品获得较少的收入。简而言之，美国只要打贸易战，哪怕最好的结局也比现在糟糕。 美国遇到了问题，但问题不在于中国，而在于国内储蓄率太低了。与许多美国人一样，特朗普高度短视。但凡他稍微懂一点经济学，有一丁点长远眼光，必会尽其所能地增加国民储蓄。这样做才能减少美国的多边贸易逆差。 有没有快速解决方案呢？有。比方说中国可以向美国购买更多石油，然后再将其转售给其他国家。这样做除了略微增加交易成本之外，不会产生任何差异。但特朗普可以吹嘘他已经消除了美中双边贸易逆差。 事实上，很难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大幅减少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在贸易战背景下，随着美国市场对中国商品需求减少，人民币汇率即便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也会下跌，部分抵消美国关税造成的影响，同时还会提高中国商品在其他国家市场的竞争力——这还没有考虑中国使用其他工具的情况，譬如工资和物价调控，或大力促进生产率提升。与美国一样，中国的整体贸易差额也取决于宏观经济。 如果中国更积极地进行干预并进行更有力的报复，贸易战对改变中美贸易差额的作用可能更小。中美两国能给对方带来多大痛苦，目前还难以确定，但中国对经济有更大的控制权，而且本来就希望告别过去的投资与出口导向型经济，朝基于内需的增长模式转型。所以美国打贸易战只是在帮助中国做它正在尝试做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国当前正试图去杠杆化和消化过剩产能，美国的举措至少将在部分领域给中国造成更大的困难。 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特朗普的目的在于阻止中国实施其“中国制造2025”政策——这个2015年提出的计划是中国40年大目标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旨在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特朗普几乎肯定会失败。相反，特朗普的行动只会使中国领导人看清美国浓烈的敌意，进而抛弃任何依赖他人的想法，更加坚定决心、花大力气推动创新并提振技术地位。 一个国家如果要打仗，不管是贸易战还是其他战争，首先要确保己方的指挥官拥有明确的目标、可行的战略和民众的支持。在这个方面美国远远不如中国：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的经济班子比特朗普的团队还外行，而且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支持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将使美国蒙受双重损失：美国国内就业将遭到打击，原因不仅来自中国的反制措施，也因为美国的高额关税将推高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削弱它们的竞争力；此外美国人购买的进口商品也会涨价。当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时，贸易战将更加不得人心。届时美元汇率将下挫，通胀率进一步上升，引发更多人反对。美联储很可能宣布加息，导致投资和经济增长更加疲软、失业率攀升。 特朗普已经向世界展示了，当他的谎言被揭穿或政策失败时会采取什么行动：他将在错误道路上变本加厉。中国已经一再给特朗普台阶下，让他可以体面地撤下战场并在国内宣告“胜利”，但他拒绝了中国的提议。如果说未来还有止损的可能，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特朗普个性中的三大特征：重表象轻实质，不循规蹈矩，以及热衷于强人政治。或许在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的某一次盛会之后，美方会对关税做一点小调整，中国按照既定规划进一步开放市场，但做出一点迁就美国的姿态，然后特朗普便可以宣布彻底“解决”了中美贸易问题，终于双方皆大欢喜各回各家。 如果事情按照这个剧本发展，那么特朗普将勉勉强强算是“解决”了他一手造成的问题。但在他打完这场愚蠢的贸易战之后，我们的世界将发生变化：未来的不确定性将比今天更高，人们对国际法治将更缺乏信心，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将更加难以逾越。特朗普给世界带来的改变是长期的、负面的。（文章来源：人民日报；文章作者：任平）
深层参考
邓小平领导的许多改革任务 至今仍未完成
【研究员】：
俞可平对邓小平的“遗产”进行了详细分析，如数家珍，同时他指出，不能简单地把现存的问题归结为改革开放的结果，更不能超越历史地对邓小平求全责备。“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要正确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这是邓小平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遗产之一。”俞可平说，“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许多任务，至今也仍未完成。”
作为改革开放的精神象征，邓小平从未远离中国。“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俞可平接受采访说，“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俞可平是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一篇名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让他名闻海内外。但是作为学者，他一直谦虚低调，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俞可平接受专访总结了邓小平的历史贡献，“这些贡献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进程和政治文化，也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宝贵遗产，值得后继者们牢牢铭记。”俞可平对邓小平的“遗产”进行了详细分析，如数家珍，同时他指出，不能简单地把现存的问题归结为改革开放的结果，更不能超越历史地对邓小平求全责备。“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要正确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这是邓小平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遗产之一。”俞可平说，“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许多任务，至今也仍未完成。” 邓小平对中国政治进步的贡献 问：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同时又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社会各界都在纪念这位历史伟人，回顾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艰难历程。作为一名政治学家，你认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俞可平：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过程，是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在内的社会整体进步过程。在改革开放35年后，我们已经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它对中国历史进程甚至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深远意义。 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新阶段，即从先前的工业化转变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它导致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使中国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看，它创造了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新形式，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改革开放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事业，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全体中国人民参与的民族进步事业。但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大业的原创者、领导者和设计者，他的思想、决策和行为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由于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所以，我们对邓小平功过的评价也应当有一种历史的长远视角。 问：从中国政治发展史的角度看，邓小平对中国政治进步有哪些重大贡献？ 俞可平：概括地说，我认为邓小平对中国政治发展而言最重要的遗产包括：倡导解放思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强调民主法制、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把和平与发展当作时代主题、推行一国两制、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在一起、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对外交往原则，等等。 我认为，邓小平的这些贡献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进程和政治文化，也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宝贵遗产，值得后继者们牢牢铭记。 “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有伟大的改革开放” 问：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这已经成为学界公认的结论。但多年过去，现在许多人并不理解，尤其是外国人非常费解，为什么解放思想这么重要？ 俞可平：思想观念决定着人们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导致什么样的行动。在我国，观念对行为的制约作用尤其重大，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什么事都得有个说法，要对现状有所改变，那就更得有个说法。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居然肇源于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 邓小平深刻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共自身的特性，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亲自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他明确指出，过去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清楚的，甚至是错误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完全可以说，就是一个新旧观念交替的过程，是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战胜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过程。 解放思想是什么？就是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提出新的思想观念，用以取代旧的观念，指导新的实践。新观念取代旧观念是一个充满斗争和艰难的过程，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解放思想，实质上也是冲破旧观念的束缚，进行自由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解放思想就是自由地进行思想。反过来说，思想解放就是思想自由。当然，解放思想或自由思想，绝不是无的放矢地胡思乱想。而是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独立自由地思考，提出与社会进步方向相一致的新观点新理论。解放思想之所以对改革如此重要，是因为真正的改革必定要冲破现存的制度和思想桎梏，提出新的政策，建立新的制度，这就必然要有新理论新思想。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大凡真正伟大的改革，无一不从解放思想开始。对比一下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例如从强调“计划经济”到强调“市场经济”，从强调“阶级斗争”到强调“和谐社会”；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到强调“人民民主”，就可以明白，邓小平思想解放的力度有多大。禁锢思想，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真正改革。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有伟大的改革开放。这是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政治进步的重要贡献。 “文革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大道” 问：在改革开放之初，除了解放思想，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政治举动，就是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它对于改革开放有什么意义？ 俞可平：邓小平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首要举措，就是彻底否定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清楚地知道，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改革都绕不开对文化大革命的评判，不彻底否定“文革”，就不可能有中国未来的改革与发展。虽然他对“文革”的处理非常讲究政治策略，但邓小平的态度非常明确，这就是坚决、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亲自主导和审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正式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自己将“文革”列为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彻底否定“文革”，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而且更需要深远的历史眼光。放眼整个中华文明史来看，“文革”的灾难与危害，绝不仅仅限于“文革”的十年，“文革”对传统中华文明的破坏，在许多方面将永远不可修复。质而言之，“文革”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大道，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看来，即使现下社会中的信仰缺失和道德沦丧，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文革”对人类文明主流的破坏直接相关。当然，全面彻底否定“文革”，并不是说整个“文革”期间就没有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文革”本身与“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必须区别开来。 问：遗憾的是，现在不少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文革”了，甚至觉得“文革”也不失为反腐败反官僚的一种选择。 俞可平：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因为对历史的无知，必然导致对改革开放的误解和对现实的曲解。再加上“文革”中的受益者或“文革”后被判定的“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还在努力为“文革”翻案。因此，一方面，邓小平坚决、彻底否定“文革”的方针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另一方面，为什么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深刻教训究竟是什么？如何从制度上防止“文革”悲剧重演？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必须反思。 说起文化大革命，顺便推荐一本江青秘书杨银禄最近出版的《我给江青当秘书》。他用大量亲身经历的事例，揭示了江青这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手”难以想象的专断、虚伪、奢靡、特权、无法无天和人性扭曲，从中可以窥见文化大革命的疯狂。 民主法制是邓小平的两件“政治法宝” 问：“文革”期间充斥着无法无天的荒唐闹剧，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一再强调民主法制，显然也是有强烈的针对性的。 俞可平：是的。我认为，民主法制是邓小平总结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经验后得出的最重要教训，也是他在“文革”结束复出后最重视的两件政治法宝。他多次极其明确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更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和现代化一样，必须一步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像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他的政治理想是，在中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他强调指出：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 邓小平始终将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把它们视作现代政治文明的主体。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其实质是人民当家做主，是人民民主。民主有诸多要素，如选举、参与、监督、权力的制约等，还有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就是法治。 问：不过，除了极个别的地方提到过“法治”外，邓小平更多讲的是“法制”。 俞可平：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邓小平讲的“法制”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流行的概念“法治”。因为他始终强调以下三点：一是法律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二是法律的意志高于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意志，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志，三是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法制”与“法治”都强调依法办事，但后者更强调法律是最高权威。正是在邓小平领导下，我们党做出了法治国家建设上一个突破性的决定：任何个人都不允许超越法律之上，任何组织包括党组织本身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自身必须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 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 问：“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社会普遍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你为什么把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作为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俞可平：邓小平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他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权力没有任何的约束，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实，像邓小平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并非没有异议，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例如老帅们的所谓“二月逆流”和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翻案风”都反映了党内对“文革”的抵制，但这些抵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毛泽东本人的权威已经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但即使像毛泽东这样杰出的伟大领袖，也终究是人而不是神，也难免犯错误。当最高领袖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时，一旦他犯错误，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灾难的来临。 对此，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他多次强调，“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个人专权一方面与体制机制不健全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可分割。从人类政治发展史来看，这两者之间其实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势必导致个人专制和权力不受约束。另一方面，凡想要实行个人专权，必定要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 问：很难得的是，邓小平是党内对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危害认识很早的领袖之一，早在党的八大上，他就提出：“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 俞可平：更难能可贵的是，“文革”结束后，已经成为党内最高领袖的邓小平以身作则，明确要求“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他致力于从制度上和传统文化的根源上遏制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专门就“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做出了具体规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的十二大党章中则进一步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邓小平留给后人的任务 问：不管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强调民主法制，还是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邓小平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反思。 俞可平：是的。邓小平认识到了国家治理不能依靠个人，而要依靠制度，所以他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要正确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这是邓小平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遗产之一。 无论是在正式的报告中，还是在非正式的会谈中，邓小平均反复强调，法律和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必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党和国家的命运应当由制度来保障，而不能系于个别人或少数人身上。他不仅从人亡政息和政权安危的角度来思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而且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败的高度来看待制度建设的意义。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上，邓小平不仅仅是在思想认识上重视，更重要的是将它付诸实践。他的那篇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献。他清醒而深刻地看到：“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身体力行，努力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些最重要的制度性改革，大多都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推进的。例如，恢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着手建立国家的法律体系，开始进行适度的党政分开，带头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从制度上禁止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终止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努力推行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等等。不过，实事求是地说，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许多任务，至今也仍未完成，要留待后人完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现代化 问：今天我们怎么看待当时改革开放的历史局限性？ 俞可平：中共执政已经65年，其中改革开放占据多半时间。在今天，一方面，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到2020年即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已经享受到了现代化带来的甜蜜果实；另一方面，现代化的代价也变得日益沉重，如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环境污染极其严重、腐败特权触目惊心、公共安全日益令人担忧等。在这种情况下，怀疑改革开放的人开始明显增多，在许多人心目中，“改革”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某种“神圣性”，有些人直接就说，“改革”已经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托辞。毋庸讳言，我们确实为现代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现状的某种不满非常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把现存的问题归结为改革开放的结果，更不能超越历史地对邓小平进行求全责备。（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文章作者：俞可平-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不想洗洗睡的年轻人，一定要看！
【研究员】：
目前的局面很困难，一系列制度上的劣势使得我们的土地、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的供给曲线都缺乏弹性，仅剩下劳动力这一根独苗，并且，其他三者的弹性缺乏通过高房价、上学难、看病贵的方式来倒过来侵害出生率，最终，要瓦解掉劳动力这一根独苗。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继续搞大基建、大放水刺激经济，只会让经济结构更加扭曲——加速劳动力供给弹性的瓦解。可以说，需求端的数量型刺激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了，继续玩数量型游戏才是“洗洗睡”的前奏。
如果单纯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的确是变富裕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基期）该指数为100，39年后的2017年该指数为2,380.8，翻了23.8倍。 尽管人均收入快速增长，但是，人们的压迫感和焦虑感却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房价、教育和医疗这三座大山面前，即使所谓的中产阶级，也有些喘不过气来。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是发展失衡，还是分配失衡，抑或是什么其他的问题？ 这篇文章打算从一个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寻找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危机，并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答案。 经济学掌故与失衡的产业结构 自从萨伊（1767-1832）和李嘉图（1772-1823）时代以来，经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在或明显或隐晦地教导人们一个信条， 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穆勒（1806-1873）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这个学说做了更加清楚的表达， 凡是用来购买商品的，只是商品。每个人所用来购买他人产品的，只是他自己所有的产品。就字面意义来讲，所有的卖者必然是买者。 假设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突然增加了一倍，那么，每个市场的商品供应量也就增加了一倍，人们的购买力也会同时增加一倍。这就是说每个人的供应量和需求量都比从前增加了一倍。每个人的购买量也会增加一倍，这是因为每个人可用以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了一倍。 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经验当中，所谓的“萨伊定律”可能是失效的——国家生产力增加了20多倍，但一些市场的生产力却未能得到相应的增加，甚至因为其他行业生产力增加的过快，这些领域的供应变得更加稀缺。那么，这种不同行业生产力增长失衡的根源是什么？这种失衡又会带来什么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都有不小的麻烦，因为他们解释现象大都是在假定“市场有效”的基础上。但罗纳德-科思（1910-2013）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就可以大显身手，因为这派学说本就是用来分析市场的边界的。为了解释前文的现象，我们将拓展运用戈登-图洛克（1922-至今）在他的《The transitional gains gap，1975》里的一个模型来解答这个问题。 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寻租理论创始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是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家，著述丰富。他致力于将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方法引入政治决策过程的研究，研究领域覆盖国家起源理论、官僚主义、民主和法庭内部的决策行为等等。
在这篇文章里，他举了“出租车牌照”市场的例子，一开始的分析很模式化——如果出租车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那么，他的供给曲线是平的，于是，出租车服务的价格是P1，最终在市场上提供服务的出租车数量是Q1；假定政府出于某种考虑加强对出租车市场的管理，并颁发数量为Q2的出租车牌照，那么，市场的供给曲线一下子变成垂直的了，出租车服务的价格由P1提升至P2。这时，获得牌照的出租车司机将获得超额的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就是政府限量供给出租车牌照造成的，其每年的利润总量为红色椭圆形对应矩形区域，图洛克称之为租，利益集团通过影响政府行为，获得这种超额利润的行为，被称为寻租。 图洛克这篇文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分析并未仅限于此，他进一步推论，利益集团在获得这种租之后，会通过市场把这种超额收益资本化。也就是说，获得大量牌照的人，并不一定会去当出租车司机，也不一定会开出租车公司，他们会把这些牌照卖给后面进入这个市场的出租车公司或者出租车司机。 后面在这个市场里经营的人，只能获得P1的社会平均利润（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P2减掉P1的超额利润，早就被最开始寻租的人员以资本化的方式拿走了。 最后，也就造成了一个特别诡异的局面，一方面消费者承受了很高的打车价格P2；另一方面，出租车司机却只能赚P1的社会平均利润。 每天一睁眼，就欠出租车公司300块份子钱。 政府的两难抉择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有人会说，政府取消出租车牌照的管制不就可以了嘛？这个办法看起来有效，实际上会惹一个大麻烦。最开始寻租的人早已拿着资本化的租逃离这个市场了，现存的市场参与者都是真金白银从一开始的寻租者手里购买的牌照，如果政府简单粗暴地放开牌照管制，将会造成三个很不利的结果，一、破坏政府信誉；二、破坏公平市场交易；三、激怒现存的市场参与者。可是最该为这个问题买单的始作俑者却找不到了，早已逃之夭夭。 从效率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应该放开管制，让市场自由竞争；但从公平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应该在找不到始作俑者的情况下，贸贸然地把板子打到背锅侠的屁股上，这很不合适。 退一万步讲，即使我们可以动用税收从背锅侠手里赎买牌照，这又涉及到更大范围的公平问题。所以，寻租行为造成的伤害不是暂时性的，而是，永久性的。 政府一旦创造了某种稀缺性，就很难消除掉这种稀缺性。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种伦理上困难，我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一、某银行给某市某区的房地产开发商一笔贷款，抵押物为该开发商尚未出售的房子。 后来，这个开发商经营不善还不上这笔贷款，银行要去接收这批房子，可是去房管局一查，房子都解质押了，并且已经出售。银行走访了一下这个小区，发现已经住满了人。原来，这个开发商通过贿赂房管局局长的方式，解质押了这批房子，并悄悄出售。再后来，开发商跑了，房管局长被抓。 但是，该银行能把小区里的住户全赶走，回收这批房子吗？银行开始也想这么干，然而，区政府怕造成群体事件，给银行施压，最后不了了之。 二、1997年10月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00天，特首董建华在香港立法院宣读了其上任以来的首份施政报告——《共创香港新纪元》。著名的“八万五”政策就出自这篇报告，根据该政策，政府计划供应充足的住宅用地，每年兴建八万五个单位，来平抑楼价。 该政策立意很好——既要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又让普通市民得以置业，防止香港贫富差距拉大——所以，这个政策很得人心。 但是，后面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亚洲金融危机来了，香港楼价暴跌，为了维护香港的金融稳定，香港政府决定救楼市，从1998年起停止卖地9个月。 香港的小公寓 可能有人会说，“八万五”政策生不逢时，正好赶上亚洲金融危机；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没有金融危机，单纯地因为政府放量供地把楼市打垮，激起的民意将更加汹涌，那时，就没有这么好的台阶可以下了。 最终，还是那个逻辑，政府简单地让现存市场参与者承担“消灭稀缺性”的成本，是及其不公平的，是很难不激起民愤的。但如果让政府出钱赎买，他又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呢？所以，寻租行为制造了一种很难逃脱掉的“稀缺性陷阱”。 无处不在的稀缺性陷阱 如果我们把图洛克所说的寻租行为造成的“稀缺性陷阱”推广到更多领域，很多东西可以看得更加通透——只要存在过政府管制，该领域就会增加一块无人实际拿到好处的成本（历史问题的资本化），非市场化的领域越多，这种成本就越高。 这也就解释了，“萨伊定律”失效的原因，尽管生产力快速扩张，但由于不同行业寻租的程度不同，“稀缺性陷阱”的大小也不尽相同，所以，失衡的行业发展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而且，“稀缺性陷阱”一旦被创造就很难消除，它就像毒药一样在经济体中逐渐积累，不断地制造着产业失衡，直到有外力来消除这种“毒药”或者这个经济体崩溃。 快速增长下被激化的矛盾 由于“稀缺性陷阱”的存在，政府在放开管制的问题上畏首畏尾，要么完全不增加新牌照供给，要么供给增加过慢。在一个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的经济体，管制的问题尚不明显；但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里，管制造成的供给曲线严重缺乏弹性的问题就极其突出了。 如上图所示，如果整个经济体快速向前发展，那么，需求会快速增长——需求曲线就会沿着绿色箭头向上平移；如果这时候政府仍然保持牌照供给不变或者牌照增加的速度过于缓慢，那么，出租车服务的价格将快速地由P2提升至P3。与前文类似，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服务价格P3，运营者依然获得平均收益P1（完全竞争情况下的价格），租将由P2减P1（红色的椭圆形）扩大至P3减P1（绿色的椭圆形），最后，以资本化的形式，以牌照的资本利得的形式被起始拥有者拿走。 如果出租车服务的供给，没有牌照的限制，情况将很不同——供给曲线将更加有弹性，甚至，如果出租车服务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话，消费者承担的服务价格不会提高（维持在P1），取而代之的仅仅是，提供服务的出租车数量的增加——提升至Q3。 所以，政府的牌照管制会降低行业供给曲线的价格弹性，当需求快速增长的时候，供给曲线缺乏弹性的弊病就完全显露——更为令人无奈地是，这种弹性缺乏不是要素供给的问题，而是人为造成的，并且，这种弹性缺乏受“稀缺性陷阱”的影响，很难被消除掉。 现实中的案例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明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寻租会带来三个很致命的问题：1、资本化的租的成本会始终体现在服务的价格里，扭曲价格信号；2、“稀缺性陷阱”——政府一旦创造出稀缺性就很难消除；3、管制使得行业服务的供给缺乏弹性。这三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组难以消除的弊病。
以房地产行业为例，政府供地制度使得土地的供给十分缺乏弹性，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化了这种供需矛盾，这造成了房屋的价格快速上涨。正如我们前面模型里讨论的，需求扩大造成房屋涨价的部分全部资本化，并进入土地，造成了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地王”频出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以，房屋价格高并不是因为土地的价格高，而是因为土地的供给缺乏弹性。 那么，我们增加土地的供给弹性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就要参考香港“八万五”政策带来的经验教训了；更何况，中国的土地还跟财政绑定到一起。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要素供给失衡才是最大麻烦 既然这样，我们不改了行不行？不行，随着经济的发展，“稀缺的土地”带来的失衡问题会更加严重，房价中资本化的土地成本会严重扭曲要素的分配，造成要素供给的扭曲，从而，形成一个十分诡异的局面：好好读书不如买房子，好好工作不如买房子，好好经营企业不如买房子——技术、劳动力和企业家精神将变得十分不值钱。 于是，我们就可以推出一个更加一般的结论，怎样的发展才是平衡的发展？平衡的发展是指，土地、技术、劳动力和企业家精神等要素的供给曲线弹性要保持相对一致，差距不能太大，人为地降低某种要素的供给弹性，将极大地扭曲经济，最终，得不偿失，损害经济的发展。 譬如，管制过严的教育制度或缺乏保护的知识产权会损害技术要素的供给弹性；工会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弹性；产权的不完善会损害企业家精神的供给弹性。现实是极其残酷和无奈的，我们发现，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最具有供给弹性的就是劳动力要素了，高速发展靠得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但反过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麻烦——谁最有弹性谁分配的最少啊。 坦率的讲，如果不去恢复土地、技术、企业家精神等要素的供给弹性，那么，劳动力供给的弹性也将被经济逻辑的巨大磨盘消磨殆尽——出生人口会越来越少。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大家都会变得一样没弹性，这个国家的经济将真正成为一潭死水，陷入长期的停滞。 背景：1979年6月上海宝钢调研 人物：陈云 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速度。——陈云，摘自《陈云人生纪实》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就捋清楚了一些基本事实和逻辑，在房价、教育和医疗这三座大山背后的深层次危机是什么？土地、技术、企业家精神和劳动力之间供给弹性的失衡。 目前的局面很困难，一系列制度上的劣势使得我们的土地、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的供给曲线都缺乏弹性，仅剩下劳动力这一根独苗，并且，其他三者的弹性缺乏通过高房价、上学难、看病贵的方式来倒过来侵害出生率，最终，要瓦解掉劳动力这一根独苗。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继续搞大基建、大放水刺激经济，只会让经济结构更加扭曲——加速劳动力供给弹性的瓦解。可以说，需求端的数量型刺激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了，继续玩数量型游戏才是“洗洗睡”的前奏。 正如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所言，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在供给侧，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为了矫正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需要在多方面做出变革：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捋顺教育机制，增加技术要素的供给弹性；需要更加符合城市发展的供地制度，恢复土地要素的供给弹性；我们需要更好的产权保护，更加尊重企业家精神，提高企业家精神的供给弹性；只要前面三种要素的供给捋顺，压在劳动力身上的担子才会轻很多——房价、教育和医疗的问题自然而然会得到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制办法，并不实用，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 不想洗洗睡的年轻人，只能一方面自身努力，另一方面祝国运兴隆，能抓住人口红利的尾巴，解决好其他三个方面的问题。（文章来源：沧海一土狗 （ID：canghaiyitugou）；文章作者：沧海一土狗）
多维观察
西方四大粮商巨头对中国粮食进行了垄断
【研究员】：
外资粮食企业到中国来，对中国的粮食市场的发育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外资一旦在中国的粮食市场中起主导作用，国内的粮食安全就会出现问题。如果不是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异常低调的国际四大粮商可能还在继续毫无声息地扩张。但是现在，随着四大粮商被公之于众，它们在全球的产业链条也逐渐浮出水面。
谁有粮食定价权 如果不是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异常低调的国际四大粮商可能还在继续毫无声息地扩张。但是现在，随着四大粮商被公之于众，它们在全球的产业链条也逐渐浮出水面。 国际四大粮商是指美国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Dreyfus）四大跨国公司，根据英文名字首字母，人们将其简为“ABCD”。四大粮商都是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跨国粮商，目前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都垄断性地控制在这四大粮商手中，“只有他们可以定价。” 这四大跨国粮商常常被称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这些国际巨头凭借资本与经验的优势，已完成对上游原料、期货，中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场渠道与供应的绝对控制权。 目前，全球前10位的谷物出口国中，四大粮商占据主导地位的就有9个。它们从种子、饲料、化肥这些最初环节直到产、供、销一条龙经营，在市场几乎每一个层面都占据绝对优势。 由于四大粮商在农产品领域都有自己完整的产业链，一旦在目的国站稳脚跟，就利用资本优势迅速破坏该国原有的经营链条，使该国原有的粮食体系变为依附于四大粮商的一个环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外资粮食企业到中国来，对中国的粮食市场的发育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外资一旦在中国的粮食市场中起主导作用，国内的粮食安全就会出现问题。 四大粮商布局中国 应该说，外资粮商与中国市场渊源颇深。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路易·达孚就与中国有饲料和谷物贸易，并相当重视农产品期货买卖。从2006年开始，路易·达孚（北京）有限公司从中国政府手中获得玉米国内贸易的许可证后，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公开信息显示，路易达孚从中国出口玉米的业务持续增长，其在美国的棉花公司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棉花供应商。 嘉吉公司的对华贸易则始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目前，嘉吉与中国的年贸易额超过50亿美元。过去几年中，嘉吉是中国玉米最大的买家之一，并已在布局中国的化肥市场。 嘉吉在华已经建立了全资的山东嘉吉化肥有限公司，以及合资的云南三环中化嘉吉化肥有限公司等。除了种植领域外，嘉吉在华的链条基本搭建完成。 “早期进入中国市场之时，四大粮商在中国市场并没有设立工厂，而是以设立办事处的形式，以贸易业务为主，同时对中国市场进行多方位研究。”艾格农业总经理黄德均表示，四大粮商正式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在四大粮商中，ADM在中国的布局更为巧妙。上世纪90年代初，ADM就与中粮共同做油脂业务，包括发展“福临门”品牌食用油。在1995年，ADM就在中国大连建立了独资子公司，随后在广州和成都等地拥有了其他业务的工厂。从2000年开始，ADM开始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并通过参股的方式进行全面布局。ADM还收购了华农集团湛江油脂厂30%的股份。 一位国内粮食企业高管研究认为，跨国粮商投资我国大豆加工业是以销售外国内大豆为前提的。ADM收购了华农集团湛江油脂厂30%的股份，却取得了其70%的原料采购权。这说明跨国粮商并不想利用我国大豆加工企业来赚钱，更不想冒大豆加工业的风险，只是想通过参股来获得进口大豆的话语权，把我国大豆加工业作为变现国际贸易利润的一个环节。 进入中国市场较晚的邦吉，在全世界32个国家拥有450多个工厂，在四大粮商中，以注重从农场到终端的产业链完整性而著名。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研究认为，在自由贸易体系下，资本渗透进农业，攫取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补贴，从而得以在全球推销低价粮食。与此同时，各国在低价粮食的倾销之下，逐渐丧失粮食自主权。美国粮食巨头和美国国家政权结合而成的“粮食帝国”得以掌控全球的粮食主权。 大豆悲歌 中国粮食话语权旁落，以大豆市场的教训最为惨痛。 大豆原产于中国，世界各国栽培的大豆都是由中国直接或间接传播出去的。中国大豆产量一度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大豆产量之和还要多。 2001年，中国对外开放大豆市场，外资企业不断涌入国内，跨国巨头开始染指中国大豆业。2004年，在遭遇国际投资基金的疯狂打压后，中国中小型大豆加工企业和本土榨油企业不堪承受负荷，纷纷宣布破产，被外资低价兼并。 公开资料显示，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在中国2004年的大豆危机后，成功地控制了大豆85%的实际加工能力。而跨国粮商还在加紧对中国水稻和玉米控制权的布局。 “外资榨油企业只收购转基因大豆，不收国产大豆，收购价比较高，逼迫农民只能种转基因大豆，种子要从国外进口。转基因大豆占据中国市场后，定价权就在他们手中了。”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陆德介绍，中国的种业、农民、加工企业散、小、差，外资运用产业链战术，打开其中一个环节，整个产业就全被拿下了。 目前，中国已经沦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每年的进口量达到全球总进口量的1/3。海关总署统计，2015年大豆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8169万吨，比上年增加了14.4%。 据业内人士分析，“ABCD”企业控制中国的大豆定价权实际上并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加工利润这么简单，而是在做一个非常庞大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国仅仅是这个布局的一环。 一般情况下，大豆压榨企业的资金大约有95%将用于原材料的采购。因此，大豆价格至为关键。一位黑龙江油企负责人对此曾断言，外资粮商所拥有的大豆价格定价权正是其拥有的整合中国市场能力的关键因素。他们打垮竞争对手、垄断市场的最佳武器，也正是这个定价权。 “外资使用产业链战术，短短几年把中国大豆企业打败了。产业链战术是个微笑曲线，两端是种子和下游产品，把这两头一占领我们就完了。”陆德介绍，在种子方面，我们现在进口的粮食种子是70%，蔬菜花卉类种子是92%。 “中国大豆产业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如果国家政策不能及时跟进，将危及水稻和玉米产业，并将逐渐蔓延到粮食行业的上下游。”一位粮食行业央企高层忧心忡忡地表示。 外资进入粮食流通领域后，凭借其强劲的实力，通过兼并、收购、合作等方式主导国内粮食流通格局，挤压国内粮食企业的生存空间，控制中国粮价，威胁国内粮食企业的生存进而危及到国内粮食安全。 痛失粮油定价权 控制大豆是外资图谋中国粮食市场的开始。外资在大豆农业领域得手之后，反过来开始操控食用油定价权。 有数据显示，四大跨国粮商已经控制了中国75%以上的油脂市场原料与加工及食用油供应，中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跨国粮商参股控股了64家。它们凭借国际资本，已基本完成对上中下游的绝对控制权。食用油市场的众多响当当的品牌早已被跨国粮商收入囊中。 ADM在中国扩张的“标志性作品”，则被外界更多地指认为2000年其与新加坡丰益公司投资组建的中国最大的粮油集团——益海集团。尤其是2006年底，丰益国际以27亿美元收购了嘉里粮油，并与其在中国的子公司益海集团合并，成为规模更为庞大的益海嘉里集团。 美国ADM与新加坡丰益国际共同控制的益海嘉里，在国内食用油市场已经占有60%－70%的份额，金龙鱼、胡姬花、鲤鱼等食用油品牌同属益海嘉里所有。在合并的当年，就有媒体称益海嘉里掌握了国内油脂价格的控制权，成为中国食用油寡头。 跨国资本以高于国家保护价收购国产大豆，目的是对大豆产业的垄断。从全国的市场占有率来说，国产大豆只是一小部分，益海在国内转基因食用油市场占有率很大，他们的目的是控制大豆产品的定价权。外资控制了大豆领域，大豆油价格便容易被操纵。 比如，2007年，在跨国粮商的操控下，国内食用油价格猛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为此抛出20万吨食用油平抑油价，却未见效果。2010年初，金龙鱼等主要品牌食用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轮涨价潮，售价几乎上涨了10%左右。 根据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的统计数据，中国油脂油料净进口总量已由2000年的461.4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2088.9万吨，10年间增长353%，并呈现不断加速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已由本世纪初的60%下降到目前的37%左右。 中国十大食用油加工企业中，年产量150万吨以上的有3家，即“益海”“嘉里”“中粮”，前两家企业同属一个集团，即丰益国际，系新加坡丰益集团与美国ADM共同投资组建的。 “嘉里”拥有金龙鱼、胡姬花、花旗等食用油品牌，金龙鱼已成功控股38家企业，参股鲁花等加工企业，工厂遍布全国。而“中粮系”食用植物油的主要贸易进口对象仍是美国ADM。 目前金龙鱼、福临门、鲁花三大食用油品牌占中国食用油70％以上市场份额，即“丰益嘉里系”独占中国食用油近50％市场份额。在外资形成原料买方垄断的同时，也垄断了产品定价权。 “粮食的定价权在别人手里，进口也由他们来进，这两条一卡死，中国很危险。”陆德担忧地说，“泱泱五千年农业大国，再这么下去什么都失守了。” 危及三大主粮 大豆失守只是外资操控中国粮食市场的一个缩影，水稻和玉米正在遭遇与大豆同样的经历。 陆德介绍，对于粮食安全而言主要是谷物，包括小麦、稻谷、玉米，同时还有作为食用植物油原料的豆类。在这些领域，外资那只“看不见的手”几乎无处不在。 中国大豆沦陷已成事实，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也慢慢落入外资布好的局。早在十年前，外资就开始在东北布局水稻全产业链，从种子、种植、仓储，直到加工，无一遗漏。 2005年，丰益国际就与黑龙江佳木斯市政府签订了兴建益海粮油综合加工项目，益海(佳木斯)粮油公司负责丰益国际东北业务开展，涉足水稻、大豆、玉米等系列深加工。益海粮油在佳木斯市的水稻生产基地，生产“香满园”“金元宝”“香宴”“鲤鱼”“金龙鱼”5个品牌，30多种规格的大米品牌产品。 与此同时，益海粮油也没有放过对中国种业的市场布局。目前，益海种业已经在河北、安徽、新疆、吉林、北京、黑龙江成立了6个省级公司。 “外资现在在攻什么呢？在攻玉米，还是用产业链战术。”陆德说。 据了解，外资企业已在中国审定了玉米品种84个，尽管外资玉米品种所占的市场份额还比较小，但在近几年里，一些外资玉米品种在中国的推广速度却很快。美国孟山都公司在广西推广种植了1000多万亩玉米，相当于玉米大省黑龙江种植面积的1/5。 2010年3月份，中国市场玉米价格开始逐渐上扬，官方为控制玉米价格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中粮集团14年来首次大规模进口转基因玉米，业内人士担忧，中国的玉米产业可能遭到外资控制。 玉米是养殖行业中的主要原料，一旦其被外资控制，中国的养殖业就要受制于外资，猪、鸡、鸭肉类价格可能也要看外资的脸色。 抢占基层粮库 随着外商攻城略地规模不断扩大，外资抢占市场行为越发隐蔽。近年来，跨国粮商逐渐把国有基层粮库作为切入点，频繁向粮库示好，在租赁基层粮库进行代储的同时，也在与基层粮库从事粮食贸易与深加工合作。 对于外资的图谋，中国并不是没有察觉。2009年初，海关总署就曾发出预警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在加强。”并点名指出“丰益国际斥巨资进驻东北，这是当前我国在粮食生产和出口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遗憾的是，外资在中国粮食主产区大肆收购国有粮库，布局全产业链战术时，却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2008年，益海粮油以极低的门槛收购了黑龙江富锦九粮库和黑龙江省绥化第四粮库，用于水稻加工和稻壳发电，以及依托当地丰富的农产品资源，进行大规模的粮食精深加工。 不仅在东北，此前益海集团已经在全国各地与地方粮库合作，河北省南皮县、山东省武城县、嘉祥县、庆云县以及河北的孟村县等地的县粮食局直属国有粮库都和益海集团有合作。 在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区，跨国粮商对县级粮库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除了益海集团，邦吉、嘉吉、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都通过类似途径，渗透到中国粮食流通市场的广大领域，进一步控制中国粮食市场。 据调查，外国粮商还以压榨棉籽、棕榈油加工等不受限制的项目进行申报，项目建成后，实际上却用于大豆、菜籽或油脂加工；更有甚者，外商以总投资额不超过5000万美元将大投资项目“化大为小”，避开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的审批，利用其全球供应链优势，在国内市场运用低价策略冲击国内中小粮企，形成快速扩张之势。 “外资正在加紧中国粮食领域全面布局，逐渐进入上游原料仓储、粮食加工、粮食销售各个领域。当国际粮商逐渐完全掌握中国粮食流通领域之后，将对中国粮食安全带来极大危害。”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 艾格农业总经理黄德均认为，这个不是偶然的事件。这些外资巨头都极有眼力，它们看中的机会，正来自粮食流通体制改制后，基层粮库面临的困境。 2004年前后，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储备体系。县级储备粮库与其他三级粮库一起构成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承担着调节市场供求、平抑年际间粮食产量波动等多项重要任务。 自2004年后，因为逐步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基层粮库不再获得国家财政补贴，完全自负盈亏。这使部分粮库生产经营艰难，负债沉重。此时，面对实力雄厚的外资粮商抛来的绣球，不少基层粮库认为那是解困良方。 “粮食系统改制后，粮库生存一直比较困难，地方粮库多年来资金紧张，无粮存储，与他们合作，能够利用他们的资金为粮库带来收入。”东北某县粮食局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对跨国粮商非常欢迎，还会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出台相关优惠引资政策。”陆德认为，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和引资力度，只顾眼前，缺乏警惕性，助推了外资粮食企业在中国的产业链战术布局，他们之所以能够发展迅速，与此不无关系。（文章来源：经理人杂质）
加大对外开放，要防止外资重获“超国民待遇”
【研究员】：
在改革开放的初起，国内资本匮乏等问题，必须大力引入外资发展经济，中国曾经给予过外资“超国民待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民营资本的充实，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逐渐形成了对民资的挤出效应，造成了不公平，引发很大争议。因此，中国于2010年前后已基本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然而，遗憾的是，在此次新一轮开放中，超国民待遇再次复活。客观而言，对内资的限制，并非毫无根据。目前，证券公司，保险业，期货公司，所筹集到的资金，如果缺乏合规性约束，可能被用于投向自有公司或关联公司的项目，极有可能将资金投资于高风险项目，甚至用于偿还股东的原有债务，由此造成风险。
当下中美贸易关系紧张，中国正沉着应对，以更大的胸怀向世界开放。在今年3月份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李克强宣布，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放。 有序开放银行卡清算等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 在此轮新的开放大潮之下，中国不少领域呈现出全新的、积极的开放态势。 当下，汽车领域，外资持股不得超过50%的规则已经不再执行，在汽车业，外资车企来华建厂不再必须与中资企业合资，可以独资建厂。新的开放政策一落地，特斯拉就应声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外资独资的汽车工厂。 在金融业，4月17日，在博鳌论坛上，央行行长易纲宣布金融领域的开放的一系列措施，包括： 但是，在大大降低外资的门槛的同时，政策对于民营资本进入证券公司、人身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单一股东持股上限的要求却收紧了。 3月8日保监会修订后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将保险公司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上限也由51%降低至三分之一。22天之后，3月30日，证监会出台了《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规定非金融企业要想成为券商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对比汽车业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政策，不难发现，在此轮对外开放政策中，相对于汽车行业施行的取消原本对外资的限制，外资可获得与内资（民资）相同的待遇，金融业的部分政策实质却是“松外资，紧内资”，“外资优于内资（民资）”。 于是，此消彼长，一宽一松之下，造成了内外资的政策不一致问题，从而导致政策对内资（民资）的歧视，而外资却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超国民待遇”。 在改革开放的初起，国内资本匮乏等问题，必须大力引入外资发展经济，中国曾经给予过外资“超国民待遇”。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民营资本的充实，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逐渐形成了对民资的挤出效应，造成了不公平，引发很大争议。因此，中国于2010年前后已基本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然而，遗憾的是，在此次新一轮开放中，超国民待遇再次复活。 客观而言，对内资的限制，并非毫无根据。目前，证券公司，保险业，期货公司，所筹集到的资金，如果缺乏合规性约束，可能被用于投向自有公司或关联公司的项目，极有可能将资金投资于高风险项目，甚至用于偿还股东的原有债务，由此造成风险。 但是，对于自融等风险，根本性的办法是提高监管效率与力度，毕竟，资本的表现，不管姓中、姓美、姓英、姓法，其行为模式，取决于外部监管条件。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所以，如果中国监管制度的力度、效率达不到市场所需，外资这个异国他乡的种子，结出的果子也会变样，利益诱惑之下，仍可能铤而走险。 这不是推测，而是历史中的事实。 2014年，上海福喜食品将过期的麦乐鸡块、牛排、汉堡肉等售给快餐连锁店，引起轩然大波。上海福喜是一家美国独资企业，隶属于世界最大肉类及蔬菜加工集团O SI，是麦当劳、百胜集团等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之一，其规则制度肯定是严格的。 比如，福喜内部的公开邮件对违规都有非常细致的记录。不过，在实际生产中，这些数据却能随意修改。 福喜公司的员工表示：“检查的时候，先打好招呼，老百姓排队，欢迎欢迎”。正是这些中国人熟悉、低效的形式主义的监管，使得福喜快速蜕变。 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内外之别，而在于建立一套公开、透明、高效的监管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外有别的政策，是让内资企业与市场牺牲，只为等待落后的监管跟上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步伐。 但是，如同任何组织一样，外部压力，才是内部进化、提升的最好动力，积极满足市场所需，才能促进监管的提升与发展，而是不相反。 从更深层次上看，某种程度上，中美贸易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顺差，而是在于中国国内的开放，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所谓市场化，就是指所有经济体一视同仁，都以市场作为资源调配的基础机制，这既应该是意味着国企与外资的平等，同时，国企与民企的平等，民企与外资的平等，也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也只有这样的开放与深化改革，才能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市场化与更加开放的中国姿态。内外有别，不会让外资满意，相反，只会让外资对中国的开放与市场心存疑虑。 所以，因噎废食、削足适履的内外有别的政策门槛，不但抑制了本国民营经济，抑制了监管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中国新一轮开放的总体目标。（文章来源：智谷趋势；文章作者：刘远举）
经济动态
数据告诉你：国富与民强到底还有多远？
【研究员】：
战国末期的先贤荀子曾经说过：“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而十八世纪发过大思想家孟德斯鸠也声称：“如果国家把自己的财富与个人的财富调节到一定比例，那么个人的富裕必将会很快推动国家的富强”。话语中所蕴含的理念，对今天的我国，无疑有着深刻的启迪。历史经验表明：国强不等于民富，但民富则几乎没有国不强之理。为此，我们还需要从降低国人税负、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约束行政权力、遏制一些机构部门与民争利等方面着手，力求扭转“国富民穷”这一态势。
若不是拼多多的横空出世，人们可能依旧沉浸在眼前大都市的繁华之中，迷失在当下“消费升级”的热风深处，却全然不觉：全国还有80%的人月收入不超过3000元。 同样的道理，就像你看惯了“本科遍地走”，听惯了“专科多如狗”，说惯了“本科生不值钱，一抓一大把”，却不知道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居然还不到4%。 任何自我感觉良好，在数据面前都是苍白的；数据不会说谎，骗人的只是我们自己狭隘的感知。 可能有人会起疑：而今我们国家经济体量已稳坐全球第二把交易，为什么穷人还是如此之多？答案很简单：国富不等于民富，宏观国民经济增长与百姓身家财富增长并不同步。 为了寻求最为客观真实的证据，我们还是要借助数据来说话。 人均GDP越来越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 作为把握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与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工具，人均GDP历来都是被各个国家所推崇的重要指标。 从数据上看，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9000美元，距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并迈入高收入国家阵营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这无疑令人倍感振奋。 然而，人均GDP从来就不是老百姓身家财富最真实的展现。严格来说，GDP表征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按照收入法衡量，其构成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四项，而只有“劳动者报酬”才是直接关系到老百姓消费水平的决定项。但是在计算人均GDP具体数值时，被考虑在内的显然不止这一项内容；换言之，人均GDP大大高估了国人的身家财富。 倘若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指标来进行对比，情况便全然不同。
从图1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显著低于同期的人均GDP，且与人均GDP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呈现出逐渐加大之势，这充分印证了国人收入水平已经越来越赶不上人均GDP增长的步伐，这一趋势在农村居民身上尤为严重：2017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值尚不及全国人均GDP的1/4。 这便是“国富民穷”的最直接证据：所谓“国富”，更多地体现在高楼、大厦、马路、立交桥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而普罗大众财富增长的进展明显要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且越来越滞后。 财政收入超速增长，国人工资收入占比较低 要想探究“国”究竟有多富，政府收入水平的高低是一个重要的衡量维度。 政府的收入构成主要包括：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以土地、矿产资源等构成的资产性收入和增值，以及国有企业上缴的利税等。其中财政收入在政府收入构成中是最为主要的部分，如此一来，财政收入的增速与其在GDP中的占比，自然也就成了衡量“国富”程度的恰当指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2017年，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年均增速为13.76%，而我国GDP的年均增速则为9.5%。从年度数据看，绝大多数年份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都显著高于GDP增速（参见图2）。此外，1995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历史最低点10.18%，而后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攀升的态势，到了2010年之后，该比重再也没有低于过20%。
那么，老百姓的收入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居民收入构成主要包括：工资和薪金收入（即劳动报酬收入），奖金和福利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工资是最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故可以用工资收入来大致衡量国民财富状况。 从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收入来看，1978-2017年的年均增速为13.08%，低于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3.76%的平均增速；再看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各自占GDP的比重，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上世纪90年代个别年份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均长期高于职工工资总额的占比，且1998-2010年期间，二者差距逐年拉大，近些年才有所缓和。2017年，两个比重分别为20.87%和15.7%（参见图3）。
顺便提一句，另有研究表明，全国范围内约90%的职工只拥有工资总额的不到50%，而其他约10%的高管或垄断行业职工，却瓜分了超过一半的工资。这样对于90%的人来说，他们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相比，自然更加悬殊。 到底还是穷人多。 劳动报酬在GDP 中的比重显著偏低 严格地说，按照官方统计口径，职工工资涉及到的范畴并未涵盖乡镇企业就业人员、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城镇个体劳动者等等。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居民收入状况，还可以选择采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占比来加以分析。 从数据看，自1990年起，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不到48%，最高为1990年的53.4%，从此再没有达到这一水平；新世纪以来，该比重更是长期低于一半，最低的2007年甚至不到40%（参见图4）。
反观美国，1990年以来，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平均值约为55%，高于中国7个百分点；虽说2010年以后略微有所降低，但也从未低于过52%。这一比较结果告诉我们，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百姓收入在整体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显著偏低的。 这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差距意味着什么？通俗点讲，倘若拿2016年中美各自的GDP体量与劳动者报酬占比进行计算，那么中国老百姓的总收入将会比美国老百姓的总收入少45794.3亿美元，再考虑到中国人口比美国多了10亿人。 中美两国，经济总量仅差一个排名，但是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如此悬殊。 高企的负债，加剧了国人的贫穷 或许上述分析还偏于乐观了。 事实上，我国老百姓手中可花的钱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只因为日渐上涨的房价与医疗教育等成本，让绝大多数国人的身上都背负着巨额债务，这可以用居民杠杆率进行衡量。 所谓居民杠杆率，是指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数据显示，1996年我国居民杠杆率只有3%，2008年也仅为18%，但是自2008年以来，居民杠杆率开始呈现迅速增长态势，短短六年间翻了一倍，达到36.4%，到了2017年已经高达49%，较之2008年激增了近30个百分点，也高于国际上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须知，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上升到50%以上用了接近40年时间，而我国只用了不到10年。
高企的负债对于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月入三万活得却像月入三千”，便是最好的答案。电视剧《蜗居》中有一段令人动容的独白，或许更能佐证这一判断： “国富民穷”态势亟待扭转 当然，“国富”的表现还包括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以及国有资产的不断增值，“民穷”还体现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税负居高不下等方面。 可不管怎样，长期来看，“国富民穷”的态势都是不利于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可持续发展的，比如以下几点： 1、挤压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进而制约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2、过低的劳动报酬，从多个方面限制了国家的创新能力； 3、劳动者在社会上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4、容易为寻租行为的滋生提供土壤； 5、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 其实，究竟应该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古今中外早有定论。 战国末期的先贤荀子曾经说过：“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而十八世纪发过大思想家孟德斯鸠也声称：“如果国家把自己的财富与个人的财富调节到一定比例，那么个人的富裕必将会很快推动国家的富强”。 话语中所蕴含的理念，对今天的我国，无疑有着深刻的启迪。 历史经验表明：国强不等于民富，但民富则几乎没有国不强之理。为此，我们还需要从降低国人税负、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约束行政权力、遏制一些机构部门与民争利等方面着手，力求扭转“国富民穷”这一态势。（文章来源：凡夫俗子话财经）
去杠杆，到底是去什么？
【研究员】：
去杠杆到底是去什么呢？答案是打破产生高杠杆的机制。高杠杆的背后，是刚性兑付的大范围存在，导致市场机制的失效。如果借钱的人相信有人为他们兜底，当然借的越多越好。如果金融机构相信借钱的人会被兜底，当然也愿意借钱给他们。所以去杠杆，关键在于打破刚性兑付的”信仰“，重建市场规则。而所谓市场规则，不外乎今年5月刘鹤所说的，“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去杠杆和贸易战是当下中国经济的两大主题。流行的看法往往将贸易战和去杠杆对立起来，认为贸易战将推迟去杠杆的步伐。从短期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面对外部冲击，内部政策的确可以做出一些调整，以免两者叠加给经济带来的冲击过大，这也是宏观调控的应有之义。但从长期来看，去杠杆和贸易战存在着深层的联系。只有去杠杆的成功，长远来看才能化解贸易战带来的风险。 什么是去杠杆 对于去杠杠，通常存在两个常见的误解。第一个误解认为去杠杆就是降低债务率，第二个误解认为由于债务率高，所以中国债务危机的风险也很高。 其实，去杠杆的关键不在于债务率的下降。事实上，如果一定要降低经济中的债务水平，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是不难做到的，例如进行大规模的债转股以及核销坏账等。但这只是现存债务在银行，企业和各级政府之间的转移，并不触及中国债务问题的核心。另一方面，在现有的体制下，政府腾挪债务的空间很大，例如能够通过地方债置换来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所以中国出现西方式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并不高。 那么，去杠杆到底是去什么呢？答案是打破产生高杠杆的机制。高杠杆的背后，是刚性兑付的大范围存在，导致市场机制的失效。如果借钱的人相信有人为他们兜底，当然借的越多越好。如果金融机构相信借钱的人会被兜底，当然也愿意借钱给他们。 所以去杠杆，关键在于打破刚性兑付的”信仰“，重建市场规则。而所谓市场规则，不外乎今年5月刘鹤所说的，“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为什么要去杠杆 一方面，高杠杆的背后，是资源配置的扭曲。在刚性兑付的情况下，资本被过度的配置到某些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而随着资本在这些部门不断积累，投资回报率将逐渐下降。同时，民营企业则会面临拿不到钱的问题，而且在政策紧缩的时候率先被挤出，这种资本的结构性错配，就会降低中国长期的潜在增长率。 另一方面，债务风险不高是针对目前的制度环境而言的。一旦制度发生改变，例如经济的开放度上升，风险也将大幅放大。原因在于，开放就意味着游戏规则和国际接轨。在现在的制度环境下，中央政府能够在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腾挪债务，以化解债务危机。比如让银行同企业做债转股，或者通过地方债置换为地方政府兜底等。但在开放的环境下，就很难让外资银行做这些事，而且它们的股东也不会答应。 同样的，在金融开放有限的情况下，为了降低债务率，政府可以让银行大规模核销坏账和豁免债务。虽然这会导致银行的资本大量损失，但出现挤兑的风险并不高。这是因为普通储户的选择有限，只能把钱放到中国的银行。但在开放的环境下，储户可以把人民币兑换成外汇资产，转移到国外。这时，政府把银行当作政策工具的空间就变小了。换言之，金融开放程度的上升，会导致各种防范债务危机的工具逐渐失效，从而迅速放大债务风险。 去杠杆和贸易战的关系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对于中国而言，一个不失理性的选择是不断推迟金融开放。的确，过去15年以来，外资银行占内地银行业资产的比例不断下降。但是这种拖延不是无限的，贸易战把问题推到了眼前。 中美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的相对优势在于制造业，美国的相对优势在于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但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既然中国可以不断推迟开放美国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当然美国也可以减少开放中国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这构成了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的部分民意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延缓和化解贸易战的筹码之一，就是扩大包括金融领域的服务业开放。 另外，中美贸易争端可能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美国国内能够赢得的盟友越多越好。由于中国的庞大市场，美国企业界在过去的中美贸易争端中常常为中国辩护。例如上世纪90年代末的最惠国待遇之争，当时包括三大汽车公司和通用电气在内的美国企业都帮助中国游说国会。 但世易时移，这些制造企业大部分都在衰落之中，比如三大汽车公司和通用电气都已经不在道琼斯工业指数中了。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制造业也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对手。美国企业界可以简单分成三大领域：实业，互联网和金融，在实业衰落和中国互联网政策不发生大幅改变的情况下，金融开放是争取美国企业界支持的最好办法。换言之，贸易战倒逼中国进行金融开放，而金融开放将使债务危机的风险大幅上升，这正是去杠杆的紧迫性所在。 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 去杠杆将导致短期风险的上升。中国在“四万亿”之后曾几次试图整顿金融秩序，但每次都是功亏一篑，并为日后埋下更大的隐患。例如，2012年夏天为了刺激经济，不得不加速基建项目的审批。但为了融资，不得不放松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表外融资的管理，导致中国经济对这两者的依赖日益上升，至今仍是一大隐患。最近国内对本轮去杠杠的争论，也反映了其中的难度。 此外，金融开放将导致政策制定的难度大幅上升。在目前强势政府加资本管制的背景下，如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达到一个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什么，通常是能够达到的。就像2015年即使经济下行压力巨大，但通过刺激房地产和基建，经济成功触底反弹。2016年人民币贬值预期恶化，但政府通过一系列干预稳定了市场情绪，成功遏制了贬值趋势。 但金融开放将使政策空间大幅缩小。比如，资本跨境流动的上升，会推高维持目前汇率体制的成本。最近人民币贬值加速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货币当局希望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为人民币走向浮动汇率做准备。又比如，过去两年在三四线城市由于棚改需求推动价格上涨，而涨价预期又翻过来制造更多的购房需求，这种自我实现的正向循环的确在一段时间内可以维持房地产投资的需求，同时降低房地产库存。但在金融开放的环境下，被房价迅速上升所推动的资产价格，将对汇率产生巨大压力，使“涨价去库存”的战略无法进行下去。 另一个选项就是继续推迟金融开放，从而保持对人民币和资本流动的强势管控，这是一种短期风险较小的情况。但在中美贸易摩擦上升的背景下，如果我们因为国内的原因，拒绝对美国开放市场；那么美国当然也可以由于自己国内的原因，拒绝对中国开放市场。最终的结果就是双输。我们的短期风险虽然下降，但长期风险上升。 开放有风险，但更大的风险是不开放 从贸易战看去杠杆，需要权衡短期和长期的风险。但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长期风险也许更为重要。过去几百年的历史说明，开放有风险，但更大的风险是不开放。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奇迹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进入了全球化的分工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去杠杆的最大意义，在于理顺杠杆背后的机制，为进一步开放做准备，而这又是化解贸易争端的最好办法。如果去杠杆再次半途而废，一种可能是我们无法推进开放，导致别人对我们也不开放。另一种可能是我们强推开放，导致金融风险大幅上升。 在去杠杆的进程中，对具体部门来说，守土有责，通常会把自己分管领域的稳定放在首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现实中，不同领域的问题往往相互联系，短期和长期的得失也彼此相关。“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需要从更高的高度来看待去杠杆和贸易战之间的联系。（文章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作者：胡伟俊）
史海钩沉
中美贸易战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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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中美的贸易只能通过第三方中转，加起来才几十万美元。到了2017年，这个数值变成了5837亿美元。尼总统的访华，可以说，是中美贸易战的肇始。几十年来，中国派了大量的留学生去美国，向人家学习。这些同学，现在也都走上了国家领导岗位，比如负责经济的刘副总、央行的行长易先生等。然而，两国的关系，又似乎和那个时候没啥区别。在互相依靠的日子里，依然蒙着一层云。“玲玲”和“兴兴”分别于1992年和1999年去世。美国的好运到此为止。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美建交近40年后的今天，中国早已不再对外赠送大熊猫。如果哪个国家想要，必须向中国提出租借请求，付出昂贵的代价，并且签订各种各样的苛刻协议，以表明自己的友好。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出现过这样一个奇葩说的辩题： 一只大陆的母鸡，在香港下了个蛋，那么这个蛋到底算不算共产主义的蛋？ 从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就成了互相看不顺眼的敌人，生怕被对方给沾上了。 美国的公务员连提到北京，都要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说“北平”，不然政治生涯是要受影响的。 那时候，两国之间也没有贸易战，因为连贸易都没有。美国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所涉及的数量达到2100多种。 美国特意在香港设立了大规模的领事馆，其任务之一就是防止两国货品的流通。 一位爱岗敬业的领事馆公务员，走遍香港，调查制造避孕套所用的橡胶商，问他们把多少货卖到了大陆。为此，他写了一篇长报告，呈递给白宫，并受到了表扬。 白宫让他继续调查，随时更新数据，因为听说大陆还用这种避孕套的橡胶来保护枪口，防止受潮。这可就成了战略物资，更要严管了。 但不久，调查又被取消了。原来国防部的军事专家说，用这种方法来保护枪口，会因为缺乏空气流动导致枪筒生锈。 既然这样，大陆想进口多少就进口多少吧，巴不得把所有枪都给锈了。这可能是当时中美货物流通最大的产品了。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22年，最终在1972年2月份给终结了。 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华了。 1972年2月21日，尼总统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周公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 中国乐队不停地演奏着几首欢快的宴会曲子。曲子有美国的，也有中国的。 比如一首美国民歌《稻草里的火鸡》： 哎呀不得了，这可真糟糕， 我们的火鸡呀，跑到那儿去了， 快点找一找，快点找一 找， 原来它偷偷跑到菜园里去了。 快来，快来，快来， 快来， 我们围起菜园快把它捉到...... 另外一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可是那时候的流行神曲，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大唱十首革命歌曲》中，它名列榜首。 民间喜庆、集会场合，它是必唱曲目，相当于第二国歌。 比如，当时结婚，司仪一声高喊：“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郎、新娘带上来！” 新人出场后，全体宾客便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儿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到了今天，这首歌还没过时，在全国各地的广场舞中还红火着。 宴会的桌子上摆着刻有每个人姓名的筷子。为了这次访华，美国人之前特意苦练过筷子的用法。尼总统用得还不错，而一旁的基辛格博士就显得笨手笨脚的。 酒杯中倒着储藏了三十年的茅台酒，酒精度超过50度。美国记者称这种酒为“白色闪电”，还有的说是“液态剃刀”，都是劲儿太大的意思。 尼总统讲了一个自己听到的笑话，说一个人喝多了，饭后想抽支烟，但烟还没有点燃，自己先给点着了。 周公跟着笑了，一边真的拿起火柴，往杯子里点火。酒烧起来，美国人都惊呆了。 回到美国后，尼总统也想给自己的女儿展示这神奇的技艺。他把酒倒进了一个大碗里，结果火苗长久不熄，碗也炸裂了。 要不是及时扑灭，白宫就将迎来第二次被烧的命运。上一次是在1812年，英国陆军烧的。 宴席上自然是觥筹交错。美国翻译官何志立与一位部长划起了拳，输了就大喊一声“干杯”，一口喝掉。 这位部长就是原来国民党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国共内战时选择了起义，之后做了水利部部长。 投降后，傅作义表示：想回到他起兵的黄河河套地区兴修水利。舵手一眼就看穿了他，笑笑说：全国的水利都归你。 在宴会上，还有一个姓傅的人，叫傅立民，不过是个美国人，原名CharlesFreeman。巧合的是，他的爷爷也是个水利工程师，曾在中国工作，还是三峡大坝的最初设计者之一。 这次访华改变了傅立民的一生。他是这次尼总统访华的首席翻译，但他要提前看致辞的稿子，害怕临时翻译会出错。可尼总统不想让记者们知道自己预先准备了稿子，就是不给。 吃饭时，傅立民气鼓鼓的，情绪不好。李先念发现了，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熊猫牌香烟，他接过来抽了。那是他人生第一次抽烟，从那之后一直抽了30年。 对于尼总统在中国的宴会，后来民间有了很多传说。 试举几例： 桌上有一道龙须菜，是用四斤以上的黄河大鲤鱼的胡须做的。总共用去了六千斤鲤鱼。尼克松总统吃得开心极了。 有一道菜是用200只燕子的舌头做的。但当时是2月，看不到燕子，于是派了一个连的部队，带上小口径的步枪，忙了一整天才打够了足够的燕子。 为了接待尼克松总统，大连的獐子岛派出渔民，用十天时间捕捞了1500公斤的鲍鱼，从中选出1000公斤个大肉肥的，空运到北京。 这个传说是流传最广的。很多媒体在转载时，还加上一段： 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采自冰封雪飘的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 周恩来总理对此非常满意，在上海《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他致电辽宁，表扬大家都是中美谈判的“幕后英雄”。 然而，它们最后都被辟谣了。 那只不过是饥饿年代的大众对奢靡生活的想象。将历史上的帝王故事，移植到了美国总统身上。 从曝光的宴会菜单来看，哪有什么鲍鱼、燕子舌头、鲤鱼须子，只有包子。 时间退回四天，1972年2月17日，星期四，是个工作日时间，尼总统登上了专机。 专机的名字本来叫“空军一号”，尼总统临时改成了“76年精神号”。因为1776年是美国建国的年份，而这一次的访问，他希望能重塑美国，也是想图个吉利。 后来，一个叫邓刚的作家，写过一篇青春小说，就叫《七六年精神号》。里面写道： “这个名字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莫名其妙,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一架飞机会起这样的名字, 资本主义真是太他妈的了! ” 在尼总统登机时，一名记者把一本中国地图册递给他，上面印着“中央情报局”的标志。他乐了，对在场的人说：“你觉得他们会让我带这东西入境吗？” 尼总统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改编自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环游世界八十天》，经常在白宫放给那些来参观的人看。 如今，他也想通过这次访中之旅来改变世界的局势，把中国拉到美国一边，来共同对付苏联。 而中国，碰巧也想做同样的事。 中美之间开始暗送秋波，是在1971年。 这年的4月，日本举行第31届世乒赛，中国和美国都参加了。美国队员中有个叫科恩的小伙子，是个嬉皮士，性格大大咧咧的。有一天，他练完球后，发现没有车去比赛场地了，正好一辆巴士驶过来，便上了车。 而这辆车上坐的都是中国的队员。他们在出国前接到过指示，不可以主动和美国队员说话，一天要向北京汇报三次。科恩倒是不怕，大方和大家打招呼，还开玩笑说，你们太压抑了。 下车时，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拿出一条印有西湖的织锦领巾，送给他当礼物。作为回报，科恩送了他一件运动T恤，上面印着披头士的一首歌名：let it be。 这首歌当时已经传到北京，但只有少数有特权的人能听到。有一个姓林的年轻人，在自己住的空军大院里，弹着吉他，摇滚着。他的未婚妻在回忆录里，提到他说过一句话： “那个‘旗手’是‘下里巴人’，懂什么艺术？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 小林子不知道，几个月后，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他再一次扬名天下，是在几十年后的一个传说里。传说，正是因为他在空军大院里弹吉他，唱披头士的歌，才对幼年的崔健进行了第一次摇滚的启蒙。 这个传言传了好多年，越传越时髦，最后终于有人去问崔健。 崔健说： 胡瞎鸡巴扯！ 实际上，如果按照当时的主流观点，披头士无疑是个反动的乐队，唱的都是靡靡之音，是要上《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 1968年，列侬在《Revolution》中写了这样的歌词： But if you go carrying pictures of Chairman Mao，You ain't going to make it with anyone anyhow。 翻译过来是：如果你要带着舵手的照片上街头，那我们怕是帮不了你了。 舵手自然不知道这首歌，但庄则栋和科恩交往的事，也传到了他耳朵里。他没有生气，还称赞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当天晚上，他本来吃完安眠药睡下，却突然又醒来，打电话通知外交部，让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批运动员便成了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 就这样，中美之间的冰层裂了条缝，美国人也看到了打破双方僵持关系的可能性，也才有了后来总统访华的事。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队长名叫蒂姆·博甘。后来，好莱坞拍了部电影《阿甘正传》，他就是其中的原型。 多年之后，他回忆说： 中国球员比美国球员打得好太多太多，我们都很羡慕和欣赏中国球员。其实中国队的实力明明可以把我们横扫，但他们让着我们，比分很接近。 大国相交，其实都是相互给面子的事。 用东北话说，谁用不着谁啊？ 2月21日早上十一点半，尼总统的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 航站楼上挂着一幅标语：“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这是舵手在1949年写的。那一年，中国宣布全面倒向苏联。这条标语眼看就要迎来一个时代的改变。 飞机降落时，机舱里的美国人员看到了等待迎接的周公穿着大衣，赶紧告诉尼总统。于是，尼总统赶紧在西装外面也套上一件大衣。这样做，是担心让中国人以为美国人故意不穿，显得高人一等。 尼总统走出机舱，站在舷梯，向人群鼓掌。特勤人员挡住不让其他人出来，包括总统夫人。目的是让尼总统成为记者摄像头中的唯一焦点，独自享受这创造历史的一刻。 下了舷梯后，尼总统主动朝周公伸出手。周公是喝过洋墨水的人，用英语向尼总统问好：这趟飞的还好吗？尼总统的回答是：十分愉快。 接着，尼总统说了那句有名的话：“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在这张照片里，站在周公背后的冀朝铸就不见了。原因不明 这句话就得要人翻译了。翻译的人叫冀朝铸，书香门第出身，9岁就去了美国，后来考上了哈佛大学。他父亲曾经在民国的教育部任职，和鲁迅是谈笑风生的办公室同事。 大二时，遇上朝鲜战争爆发，冀朝铸和不少热血青年一样，离开敌国，回来后在外交部工作，被称为“中国头号英文打字员”。 然而，在第二天的中国新闻照片中，却没有冀朝铸的身影。而在美国的报道中，又有他。显然，他是故意被P掉的。至于什么原因，冀朝铸自己也不知道。 今天，中国的P图术，已经和日本的化妆术、韩国的整容术齐名，被称为亚洲三大神器。从这张照片来看，那时起，中国就处于了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没想把这次访问搞得太热。在专车驶往驻地的路上，有很多骑车或步行的人，都各走各的，没有人向车队观望。这也是政府早已安排好的：别太激动。当天的新闻中，也只在最后一条才简单地说美国总统来访。 尼总统住的地方是钓鱼台国宾馆，用他们的话说，这是达官贵人们钓鱼的地方。屋子里什么都准备的齐全，但就是没有报纸杂志。这倒不是为了封锁消息，而是怕产生误会。 当时新华社每天会出一份英文版的报纸，上面有一条舵手语录，每天更换。有一天，语录正好换到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结果，恰恰是基辛格博士来秘密访问的那天，报纸送到了他的房间，他还以为中国要变脸呢。 因为这，周公下了命令，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放在外面的会客室，不允许送到房间。 随行的美国记者们住在“民族饭店”，人数有87人。他们是从两千封申请函中筛选出来的，竞争是相当惨烈。毕竟只要是做媒体的，都想见证这件大事情。 一个女记者甚至说，谁要是能帮她随尼总统前往中国，她愿意陪睡。多亏那时候还没有 Me Too运动，不然估计会有很多女记者大喊：Me Too！ 为了接待记者们，之前住在民族饭店的客人全部搬走，算是包了场。饭店装修一新，连马桶都重新上了漆。 但，因为这些漆是紧急从树上萃取的天然漆，造成不少人的皮肤过敏。上完厕所，屁股有种灼热的感觉。美国记者们管这叫“狒狒屁股”。 那时候，中国的通讯技术不发达，给外国发新闻，需要飞机把片子空运到广州，然后转到深圳口岸，再摆渡进入香港，最后从香港传输出去。 为了这次尼总统访华的报道，中国准备租用美国一个卫星，费用是一百万美元。美国建议说，他们可以在北京建一座卫星地面站，免费的。 周公听了下面人的汇报，有些生气：“不要一听一百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 最后，周公提出了一个办法：美国建好卫星站，由中国买下来，再租给美国记者使用。 但是让美国人奇怪的是，中国嫌美国的要价太低，非要给更多的钱。 有时候，两国相争，往往就是个面子问题。 就在尼总统的飞机在空中飞行时，住在中南海的舵手，早已经起来，刮了胡子，理了发，换上了新做的衣服和鞋子，就像过年一样。 尼总统的脸上画着浓妆，用的是美国化妆品牌“蜜丝佛陀”。这是个老牌子，1909年就有了，比香奈儿还早4年。 2005年，蜜丝佛陀进入中国，比尼总统足足晚了33年，但势头很猛，2015年在中国的零售额突破了12亿元。 在之前的几分钟，周公已经赶到舵手的住所，对会场进行了布置，重点是把痰盂放在舵手吐痰最方便的位置。 两位一号人物的谈话是以互相恭维开场。尼总统望着舵手背后的整架藏书说，您真是饱读诗书，您的文章推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舵手客气地说，我写的东西不足为训。 舵手反手又把尼总统夸赞了一番，说，你选举时我是投你一票的，我喜欢右派。 这次会见刚结束，舵手就开始输氧了 尼总统一直想借机和舵手谈点实的话题，但舵手却尽量避开，只谈虚的。他还把话题引向在座的基辛格，说，咱们让博士也讲讲话吧，他访中国可是出名了。 基博士对官场之道的了解，不输给中国人，他说：我都是在执行总统的计划。 尼总统也开始拿基博士砸挂，说：他是唯一能够秘访北京，而只让几个漂亮女孩知道的人。 他指的是前一年，基博士悄悄从中国的老朋友巴基斯坦那里出发，暗中到北京访问，为这次总统访华打了前站。 谈话进行了一小时，周公不断地看表，这是个暗号。舵手主动结束了谈话。他说了最后一段话：“双方能够好好交谈就不错了，即使未达成任何协议也无所谓。” 担任这次翻译的并不是冀朝铸，因为舵手嫌他说话的声音太大，经常把自己吓一跳，于是选了声音温柔的女翻译唐闻生。 唐闻生有个英文名叫Nancy，她的父亲曾留学美国，在纽约生下的她。所以，基博士曾开玩笑说，根据美国宪法，南希•唐可以竞选美国总统，而他则不行，因为他是在德国出生的。 参与这次接待的翻译，还有一个女生名叫王海容。她是舵手的侄外孙女，管舵手叫“三爷爷”。后来她学了英语，成了舵手和外交部之间的传话人。 按道理，王海容应该叫旗手同志“三奶奶”。但那时，还不到60岁的旗手不喜欢这个称呼。两人的关系也不好。 冀朝铸在回忆录中说：舵手去世后，王海容和旗手在遗体前大打出手，她一把揪掉了旗手的假发，露出一个光头。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旗手会见了尼总统夫妇，特意请他们去看了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这出芭蕾舞剧是她一手打造的，堪称她作为第一夫人的样板工程。 旗手和美国总统谈的，是美国电影《飘》。当年她也是文艺女青年 翻译人员不断在尼总统耳边介绍剧情，其实并不难懂，因为好人一看就高大正直，而坏人总是贼眉鼠眼鬼鬼祟祟的。 看完了，尼总统问：“这出戏是谁创作的？”旗手自豪地回答：“人民群众创作的”。 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说的话，很腹黑：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 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字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字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接下来的几天，尼总统当然是要到处走走，看看风景的。 他乘坐的是苏联产的“吉斯”牌防弹车。这种车，在中国只有两辆，一辆是舵手的，另一辆是林副统帅的。但林副统帅已经于前一年的九月十三号没了，车子正好空了出来。 在这之前，北京的不少地方悄悄换了名字。比如，作为美国贵宾的定点保健医院“反帝医院”，改成了“首都医院”。 反帝医院其实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但这时如果直接改回“协和”，又不太合适，显得太热切，也有不少人反对，所以先改成“首都医院”。直到1985年，才恢复成协和医院。 2月24日，预定的是去爬长城。但是头天晚上，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雪。北京市连夜组织了八十万人扫雪，从钓鱼台一直扫到了烽火台。 第二天早上，尼总统出门一看，街上的雪不见了，路边是高高的雪堆。他很不明白：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是如何一下子组织这么多人的？ 八达岭长城估计从来没见过这么少的人 他不知道，那时候中国人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搞群众运动。 在去长城的路上，尼总统看到不少村民在下棋，而此时的温度是零下好几度。看到他们过来，也目不斜视，好像完全被棋局给迷住了。尼总统说：这是给我们看的。 参观完长城后，他们又去了明十三陵，看到草地上不少家庭正在野餐，穿着新衣服，一边玩牌一边听着收音机，里面播放着革命歌曲。 但是，一个加拿大记者发现，当尼总统刚走，一个干部就提着个大麻袋，四处去收收音机。 就连周公也觉得太过了，不好意思起来，主动向尼总统说：“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但是，也有一些形式主义，是很受北京人民欢迎的。 那几天，北京每一个胡同都干净得不得了。居委会大妈一声吆喝，家家户户都扛着扫把出来了。外宾可能去的街道的门窗、墙壁、厕所，都进行了粉刷和修整。 被安排作为美国人参观地点的工厂，还翻修了车间的更衣室，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利用剩余物资随意搭建的，样子破旧，有碍观感。 整修后，有的更衣室面积达到八百多平方米，又宽敞又干净，也算是尼总统给中国工人们创造的福利。 市里领导还一再叮嘱各单位，负责接待的人要穿得干净些，特别是妇女，尽量穿花衣服。不要给外国人觉得，中国人只会穿蓝色和青色的衣服。此言一出，北京顿时漂亮了很多。 尼总统参观西单菜市场时，摆出的肉又瘦又新鲜，青菜的价钱是五毛，买菜的人也穿得漂漂亮亮的。 但参观的人一走，新鲜的肉就被收到了冰箱里，青菜价格也变成了一块五毛。买菜的人把衣服一脱，变成了卖菜的人，原来都是托儿。 不过，从那时起，北京市开始推广西单菜市场的“五不卖”经验，也就是不卖带毛、带血、带泥、带土和痘肉的大肉。而在这之前，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市民抗议了很长时间也解决不了。 过去，副食店都是用敞篷汽车运送大肉，灰尘都落在上头。为了不让外国人看到恶心，大家一起商量对策，临时给汽车搭上了帆布篷，要求所有运肉车都得盖上，不然不准开车。 所以，那时候就证明了一句话： 很多进步，都是被人逼出来的。 访问完北京后，尼总统一行人又南下到了上海。 在上海发生的事情，就是写进中学历史教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中美联合公报》。 全文很有反差美。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李彦宏同志给解答一下。 2月27日，送别尼总统的晚宴在上海举行。 他有点醉了，心情很激动，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是： 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地握在手中。 旁边的基博士听了顿时紧张起来，他担心被媒体炒作。幸好记者们更在意另一件事。 每个人面前摆着一盒熊猫牌香烟。尼总统的夫人拿起烟盒反复看，很是喜欢，说：“真是太精美了，我太喜欢大熊猫了。” 周公说：“那我们送你一些吧。” 夫人说：“送我什么？香烟吗？” 周公说：“不是，是大熊猫。” 一个美国记者听到这句话，饭不吃了，马上往外跑。结果绊了一下，摔了一跤，还没等服务员过来扶，他就自己爬起来，跑出去发稿了。 其实，尼夫人想要熊猫也不是突发奇想。之前在参观北京动物园时，她就对着熊猫馆，让记者不断给拍照。 她还买了不少熊猫玩具，不停地唠叨说：要是美国有这样一对熊猫多好啊。 两个月后，中国的一对大熊猫“玲玲”和“兴兴”，就乘坐一架波音707专机，去了美国华盛顿的动物园。公开展示的第一天，2万名美国人排队参观。连两只大熊猫栖身过的，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箱子，都被拿出来展览。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尼总统访华后，那之后，两国的交往越来越多。 1972年，中美的贸易只能通过第三方中转，加起来才几十万美元。到了2017年，这个数值变成了5837亿美元。尼总统的访华，可以说，是中美贸易战的肇始。 几十年来，中国派了大量的留学生去美国，向人家学习。这些同学，现在也都走上了国家领导岗位，比如负责经济的刘副总、央行的行长易先生等。 然而，两国的关系，又似乎和那个时候没啥区别。在互相依靠的日子里，依然蒙着一层云。 “玲玲”和“兴兴”分别于1992年和1999年去世。美国的好运到此为止。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美建交近40年后的今天，中国早已不再对外赠送大熊猫。 如果哪个国家想要，必须向中国提出租借请求，付出昂贵的代价，并且签订各种各样的苛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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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3 08:4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