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货币，产业政策，未来的路不破不立》无论财政，货币，甚至产业政策，现在都陷入了几难的困局，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僵局。未来的路径应该是不破不立，在“破”完成之前，资产价格应该是会非常不乐观的。谈到了政策，主要讲的是政策转向，认为过去几个月，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已经全面转向，由紧到扩，后面只需要时间来等政策转向的效果，等等经济企稳回升。我也要讨论政策，但我要讨论的是“政策困局”。 《特朗普的“敌人”究竟是谁？》要寻求这一历史难题的正确答案，我们首先必须认清一点：特朗普的“敌人”究竟是谁？如果美国似乎有且不止仅仅有一个“敌人”，那么，中国到底是否正在被特朗普视为其“最主要的敌人”？为什么？如果不是中国的话，那么特朗普的“最主要的敌人”又是何许人也？问题是，特朗普是否将中国视为他的“敌人”？特别是“最主要的敌人”？搞清楚这个问题，对我们在处理特朗普强加给中国的贸易战、对未来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其他中美之间存在（或根本就是美国蓄意“制造”出来的问题）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应该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将中国视为“敌人”，和视为“最主要的敌人”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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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货币，产业政策，未来的路不破不立
【研究员】：
无论财政，货币，甚至产业政策，现在都陷入了几难的困局，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僵局。未来的路径应该是不破不立，在“破”完成之前，资产价格应该是会非常不乐观的。谈到了政策，主要讲的是政策转向，认为过去几个月，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已经全面转向，由紧到扩，后面只需要时间来等政策转向的效果，等等经济企稳回升。我也要讨论政策，但我要讨论的是“政策困局”。
政策并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然后就可以心想事成的。政策首先面临约束和取舍抉择，然后还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效果。而现在，我的看法是：无论财政，货币，甚至产业政策，现在都陷入了几难的困局，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僵局。未来的路径应该是不破不立。经济在未来几个月面临加速下滑，对于资产价格的话，在“破”完成之前，未来的几个月内，资产价格应该是会非常不乐观的。 判断资产价格走势，我们需要回答三个问题？ 1，经济能不能起来？——决定：企业盈利和商品价格 2，流动性会不会变得更松？——决定利率、影响股市估值水平 3，群众的信心会不会回来？——决定：市场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股市估值水平 第一个问题，经济能不能起来？我们面临三大困局 1，基建投资的财政纪律困局 2，民间投资的供给侧困局 3，地产投资的房价困局、消费困局 基建投资的财政纪律困局 当前，基建很重要，它既是投资的最大推动力，也是信贷需求的最大来源。 去年，基建占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量的60%以上，地产和制造业合起来才30%多。 去年年底，我判断基建投资会明显下滑，现在看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从去年年底20%的增速，到上个月已经下滑到6%左右。 现在国务院说要扩大基建，市场对基建投资的回升满怀期待。但是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 钱从哪里来？ 基建投资去年一共17万亿，基建的钱哪里来呢？大部分靠地方政府负债，我们测算合计10万亿，其中名正言顺借的地方债只有4万亿，更多的，是地方政府隐性负债，也就是并不是那么名正言顺借的钱，我们测算大约6万亿。 地方政府如此豪放的借钱已经不止一两年了，所以，到现在，地方政府的总负债已经超过了50万亿，超过了GDP的60%。 那么问题来了，借用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雍君教授近期一篇文章中的话： “财政政策首要的正确目标必须是可持续性——在公共支出管理文献中表述为财政纪律（fiscal discipline）的基本含义之一，而不是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已经负债50万亿了，再继续一年借10万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财政部开始整顿财政纪律，并且是认真的，因为不是光喊口号，而是实质性的问责地方政府。 我们在网上随便搜一下，就发现近期的若干案例。 财政部的努力显然起到了效果，我们测算的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隐性负债增量只有2.3万亿，比去年同期低1.4万亿。 当我们为了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不得不放弃大幅提高隐性负债的手段以后。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的预算赤字率是2.6%，离3%的上限就差0.4%，就重回非常积极的财政政策，预算赤字打满了，也就3000亿的增量。 我们提出发行1.35万亿专项债，我不知道这个是否在预算赤字的范畴内。但是，就算不在，跟6万亿的隐性负债相比，也太小了。 所以，基建回升，面临的是无米之炊的格局，只是市场部分人士美好的愿望而已。 事实上，如果用准备阶段的PPP项目来看基建的项目储备，它作为基建投资的领先指标，已经持续下滑一年，下滑幅度近半。 本质上，我们过去几年基建做得太猛，与之对应的负债太激进了，威胁到了财政的可持续性。当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财政纪律的时候，就必然面临基建的收缩。 这就是基建投资的财政困局。 民间投资的供给侧困局 从2016年开始，环保持续升温，环保是个长期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最近的环保有点运动式政治化的特征，似乎有点过激了。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上市公司领域的。 有两家上市公司：亚邦股份和辉丰股份，都属于细分行业的全球龙头，一夜之间都突然ST了。都是因为环保检查不合格，上市公司旗下大部分工厂被勒令关停。 我支持和拥护环保。 但我相信亚邦和辉丰的污染情况过去几年应该一直如此，没有什么变化。之前地方政府默许着，保护着，甚至鼓励着，让它们成为了细分领域的世界第一。环保部门也让他们通过了环评，上了市。一夜之间，突然翻脸要求全部关停，而不是提出改进环保的意见，给出1-2年的过渡期，让企业逐渐解决问题。 第二个例子是唐山对钢铁企业环保政策的多变。 唐山是中国最大的产钢市，一个市的产量超过美国一个国家。钢铁是唐山毫无疑问的绝对的经济支柱。 在过去的1个多月，唐山对钢铁企业，基于环保的目的，要求减产停产的政策，发生了4次重大的变化。 唐山钢铁限产政策的变化: 7月底发文要求钢厂高炉限产30%到8月底 8月10号发文要求限产比例从30%提高到50% 8月17号发文要求8月底不复产 最新变化9月唐山大部分钢厂可以不再限产，部分钢厂开始复产 对于高炉来说，停产复产都不是小事，每一次停产复产的成本都是千万级的。唐山政府1个多月调整了4次限产政策，钢铁期货和现货价格随着政策的每一次调整暴涨暴跌。包括生产企业在内的整个产业的参与者都手足无措，逆来顺受。 上个月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讨论钢铁价格，其中有一段：“前不久河北省提出，对钢铁等重点行业企业按照排放绩效水平实施差别化错峰生产，对实现超低排放的生产线或设备原则上不实施错峰生产等，这类差别化的政策就值得借鉴。” 我向唐山一家钢厂的高管请教这一差别化政策后续的影响，这位高管告诉我：“我们自己的厂子在10月可以完成改造达到超底排放标准。但是对于是否能免于被停产，没有任何把握，内心不敢有任何奢望。” 环保只是一个案例，类似运动式环保的供给侧的政策，现在我们还有不少。在这种运动式政治化的供给侧政策面前，工厂随着可能被毫无预兆的关停，企业家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没有人敢做长期投资。 要在长期鼓励民间投资，尤其制造业投资，必须废除这种运动式的供给侧调控，改成规则明确，程序透明，循序渐进。但如果这样，也会面临短期企业盈利的下滑和投资的下滑。 到上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高达20%。主要的贡献就来自钢铁化工能源这些行业。而这些行业的高盈利，在需求下滑的背景下，很大程度都依赖于环保等供给侧的行政措施对产能的关停限制。 在需求依然在下滑的背景下，环保的纠偏，大概率就意味着工业企业利润的下台阶。当利润下台阶，短期企业的投资意愿也会下台阶。 这就是民间投资的供给侧困局。 地产投资的房价困局、消费困局 过去3年，我们依靠鼓励居民加杠杆，实现了房地产的去库存，稳定了房地产投资。但是，任何好处都不是伴随着成本和代价的。 现在，我们无论1,2,3,4线的房价比3年前普遍翻了一倍。我们的居民负债已经高于40万亿，高于GDP的50%，如果跟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几乎相当，跟美国日本的居民负债水平已经差不多。 当整个中产阶级都背负着沉重的房贷债务负担后，一旦经济略有放缓，收入略有下滑甚至收入预期略有下滑，大家就变得不敢消费，甚至直接没钱消费。 去年底有很多股票基金经理，认同经济有下滑压力，所以把仓位从周期股移到消费。我当时就说，高居民负债叠加信贷增速下行背景下，这一轮消费的防守性会显著的低于过去几轮经济周期。现在看，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从宏观的角度，今年的消费增速一度创下了过去10几年的最低水平。从微观的角度，汽车销量出现了两位数的负增长。在食品领域消费降级的现象也是显著的，方便面和榨菜是表现最好的，而周黑鸭的业绩显著低于预期，因为周黑鸭贵，一盒周黑鸭要20多块。 高房价唯一的好处是稳定了短期的地产投资，但是他很快挤出了消费。同时，削弱了整个中国制造业的长期的国际竞争力。 目前我们政策选择是：我们明确了房住不炒的政策，希望控制房价。但资产价格这个东西，只要它是由千千万万的个人决定的，它就会具有魔性。 魔性，就是无论涨跌，都会有一个自身驱动的循环加速的过程，这个过程由万千参与者的博弈和抢跑来驱动，根本控制不住。2015年的股票泡沫和后续股灾，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经典过程。你希望它慢牛的时候，它非要疯牛；你希望它温和调整去泡沫的时候，它就变成崩溃。 如果房价真的全面松动，那么：资产价格，抵押品价值，信贷需求，经济热度的循环，就会开启。只是，这将是一个向下的循环。 这就是地产投资的房价困局和消费困局。 第二个问题：流动性会不会变得更松？ 随着金融危机后全球央行通过各种手段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成功。社会上形成一种央行万能的印象，对央行和货币政策的关注度空前提高。 前一段我和一些朋友讨论钢铁产业链商品价格，在回答为什么最近黑色价格下跌时，一位铁矿石贸易商给出了如下的解释：“逆周期因子启动后人民币汇率企稳，以及人民日报喊话综合影响的多头挤出效应。”我估计央行自己都想不到自己如此被关注。 但其实，央行远远没有那么万能。首先，货币政策的各种目标，可能面临冲突，货币政策的出台，会面临各种约束；再者，就算央行确定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政策传导也存在效果大大打折扣的问题。 在当前，央行货币政策的选择，就面临了一个两难的困局： 稳定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要求放松 稳定人民币汇率要求收紧 在7.0附近，各种政策信号都表示央行不希望短期继续贬值 物价上涨压力对货币放松也形成制约 环保推高PPI 猪周期启动 天灾引发的菜价上涨压力 房租上涨压力上升 在政策目标所要求的政策手段互相冲突的情况下，央行现在估计是纠结和尴尬的。 假定央行选择不要节操：不在乎物价，也不管汇率，就是要大放水保增长，保金融体系稳定。又会怎么样呢？ 央行只能决定基础货币，广义货币需要靠信用扩张来创造，而信贷扩张，是三位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央行 决定 “信贷额度” 居民、企业、地方政府 决定 “信贷需求” 商业银行 决定 “放贷能力和放贷意愿” 缺一不可！ 第一位嘉宾说央行的政策已经全面转向，我并不反对。在过去的一个季度，央行对信贷额度已经全面放开，银行间利率也持续下行。 但是，因为财政部督导地方政府，严控隐性负债，而地方政府是过去几年信贷需求最大来源，所以，信贷需求没了。 而企业投资意愿一直不高。如上面讨论，在运动式的环保等政策面前，更是不敢投资，也不会带来信贷需求增量。 后续如果3,4线房价不再上涨甚至松动，居民购房冲动下降，居民部门的信贷需求也会下行。 再来看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和放贷意愿。 过去10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过程，我们的银行体系发生了巨大的结构变化。小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在银行体系里的总资产占比迅速提升，从之前的不到5%，上升到超过20%，总资产绝对值超过60万亿。 小银行的问题我反复讨论过，请参考李蓓：为什么小银行真的没救？再论银行体系中的流动性黑洞，现在事情的发展跟我之前的判断是比较一致的，最近若干家小银行的坏账率被爆出超过20%，实质上已经破产。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小银行怎么会有放贷能力和放贷意愿呢？ 对于股份制以上的大银行来说，也存在放贷意愿的问题。举例来说：以前之所以肯贷款给显然没有还款能力的城投项目，是因为地方政府担保了，但现在地方政府不能违规担保了，商业银行也就不愿意或者不敢贷款了。 当前事实上的情况是：信贷额度很松，但是没有信贷需求，商业银行在用票据填额度，广义信贷（社会融资总量）持续下滑。流动性淤积在银行间，但进不到实体经济，也进不到股市。银行间利率持续下行，但部分领域的民间的利率明显上行，举例来说，全国前50的房地产公司的类信托产品融资成本，从去年的10%上升到最近的近15%。 经济学界有一个著名的比喻，来讨论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就是央行怎么放松，信贷和经济也起不来：“把马拉到河边，但是它就是不喝水。” 现在我们就进入了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过去20年我们都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而现在却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这就是债务周期的魔力，直到5年前，我们的居民杠杆都是很低的，地方债务杠杆都是合适的，房价在全球看，从要素成本的角度比较，都是有竞争力的。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去加杠杆。但是，最近5年，我们加杠杆加得实在太快了，房价也涨得太快了，耗尽了政策空间。 而且，我们要饮的不止一匹马，是一草原的马群，所以还需要草原上有一个通畅的河流水系。现在不仅我们的马不爱喝水，河流水系里有些支流还枯了，没水可以喝。 第三个问题：群众的信心会不会回来？ 前些天我参加一个午餐聚会，其中一位是中国最优秀的股票基金经理之一，他很看空A股，认为是大熊市，其中主要的理由，是对当前改革现状的失望。 我有另一位朋友，国内最优秀的宏观基金经理之一，今年以来一直看多做多A股，因为看好中国看好改革。他很关注个税改革方案，但是方案出来之后，他说：很失望。 改革，是当前精英阶层普遍的期待。但是，到目前为止，失望居多。比如大家满怀着对减税的期待，结果无论普通白领还是民营企业，无论创投基金还是明星工作室，最近税务负担其实都是提高的。 改革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当前国内的利益分配和资源分配太偏斜，抑制了社会的创造力和效率。所以改革的本质是要对资源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从而激发受益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于是，就会存在潜在利益受损，而潜在利益受损方，多是当前国内的实权阶层和实权机构。所以，改革的阻力是很大的。 而且，就算冲破阻力，成功实施改革，虽然长期有利，往往也会伴随短痛。比如房产税改革，是稳定房价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但是，短期会带来地产销售下滑，房价下滑，投资下滑的短痛。 这就是改革困局。 为什么我们会面临如此之多的政策困局？ 最近有两个被热议的女性影视剧角色：一位是在最近很热的好莱坞华人电影中的杨紫琼，一位是在电视剧如懿传中的周迅。杨紫琼演男主角的妈妈，脸上有明显的皱纹，但是看起来优雅美丽有气质。周迅演一位少女，被普遍评价为面部僵硬，颜值崩塌，非常尴尬。 美容届专业人士指出：周迅的脸为什么这么僵，不是因为人老了，而在于打了太多针，打成了整容脸。 人的老去是自然规律，坦然面对也能得到自然的跟年龄匹配的美丽。但如果不恰当的手段人为对抗自然规律，结果就是僵硬的整容脸。 后发经济体追赶的过程，随着人均产出和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速的下台阶是普遍规律，也是资源和要素约束所要求的。而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也是一种自然规律。这都好像人的变老，不可抗拒。 如果长期采取过激的经济刺激政策，比如持续高强度负债搞基建，比如激励居民负债刺激房地产推高房价，就好比给经济打整容针，打多了之后。经济就会陷入各种困局，政策腾挪空间变得非常狭小，整个经济格局变得像周迅的脸一样，僵硬。 出路在哪里？ 虽然当前我们面临很多的政策困局，但是也需要看到。从长期资源禀赋的角度，中国的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 在经济学的意义上，高储蓄率使得中国具备高的资本积累能力，勤劳使得中国具备了全世界最高的劳动参与率，重视教育使得中国具备强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进步的潜力。长期经济增长的三大驱动要素：人、资本和技术，中国均强。而过去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还具备了全世界最完善的，无可替代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中国经济的长期底子是好的。现在的问题，只是过去多年过激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经济格局僵化，政策选择困顿。 不破不立，破而后立。后续大概率会到来的经济衰退，会帮助经济出清，也会帮助中国经济摆脱政策困境。 未来半年经济加速下滑 基建：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财政约束硬化，财政纪律整顿的背景下，基建投资起不来，考虑到存量项目储备的消耗，反应到新开工和投资存在时间滞后性。基建投资后续将会继续下滑。 房地产： 今年以来资金来源增速只有6%，投资增速10%，但新开工增速高达15%，7月单月高达30%。新开工的高增速是企业集中赶工的缘故。从资金来源和投资增速来看，这种赶工中期是不可持续的。 从择时的角度，我们自己基于大样本做了一些调研和分析，包括对地产企业资金需求的调研，对房建新订单的分析等等，得出的结论比较一致：未来1-3个月，地产新开工面临明显放缓的向下拐点。 制造业投资： 如之前分析的民间投资与供给侧的困局。制造业投资最近的小幅改善，很大程度是因为环保压力。包括工业企业的退城入园，包括工厂的环保升级等。在融资环境收紧，且政策不确定很高的背景下，制造业不会趋势回升，大概率只是低位震荡。 出口： 9月起美国开始对中国的部分出口商品征税。所以之前自然存在一切提前出货的行为，到7月为止，出口并无下滑。逻辑上很自然的，9月正式收税以后，出口也会下一个小台阶。 消费： 消费的下滑已经体现出来。家电和汽车都是典型，终端销售都已经转为负增长。但消费下滑对工业生产的影响还没有不够明显，家电和汽车的产量都还是正增长的。因为渠道库存在持续累积。 但是，渠道库存已经位于历史同期的最高位，随着经销商的资金变紧，随着经销商的信心不再坚挺，从补库存转为去库存。消费的下滑将开始向上游生产商传导。届时家电汽车的生产将会下台阶转负。从而影响对上游工业品的需求。 总结来看，需求的5大来源中，只有制造业投资可能是低位震荡，另外4个：地产、基建、消费、出口全都面临下滑，有些甚至是下台阶式的下滑。所以，未来几个月，经济将出现加速下滑的阶段。企业盈利也会对应出现加速下滑。 经济衰退的好处？ 1，摆脱通胀对货币政策的约束。 2，摆脱经济对高强度基建和地产的依赖，当基建和地产下滑完成后，基数变低，对经济的拖累也就不会再存在。 3，以美元计价的要素价格下降，包括土地价格，利率，原材料，人力成本的下降，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4，资产价格的下降，金融行业的萎缩。鼓励更多的人才进入实体经济，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率的工作。 5，部分僵尸金融机构的重组出清，改善金融体系的博弈格局，提高金融体系的健康程度。 6，有利于倒逼真正的改革。历史上每一次真正的深刻的改革，都发生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相信领导层的智慧和魄力，真正深刻的改革将会出现。 所以，不破不立，当经济衰退出现，也就是经济出清的过程完成，新的希望自然诞生。 后续经济的驱动力是什么？ 制造业投资。 自2012年以来，我们的制造业投资已经持续下滑7年。同时在这7年中，制造业，无论轻工业还是重工业，作为一个整体几乎没有拿到贷款增量。一方面持续的低投资是的我们的产能利用率已经明显提高，一方面制造业的杠杆已经明显下降，另一方面过去2，3年的企业盈利复苏也使得企业具备了投资的能力。也就是意味着，新的一轮制造业投资也就是产能投资，具备了启动的土壤。 当前对制造业投资的抑制，是高要素价格和高政策不确定性。当衰退完成：利率下行，土地价格下行，钢价铜价也变得更便宜。当改革出现，信心恢复。制造业投资自然会启动，开启新一轮经济周期。 对资产价格的含义 利率 ：震荡 经济加速下滑对债券构成支撑 美元加息周期下，人民币维稳需求对债券有压力 CPI上升压力对债券构成压力 地方债加速发行对债券构成阶段性压力 工业商品：下跌 部分商品已经进入下跌趋势，部分商品因为供应的收缩还在高位。 参考2008年的石油和焦煤的案例，在需求趋势性下滑的背景下，供应收缩可以提高价格的区间，延迟见顶的时间，但无法阻挡最终必然到来的大跌。 环保等供给侧政策并非单向运行，如果引发了较为激烈的矛盾，存在被纠偏的可能或者摇摆的空间。最近已经有一些政策纠偏的迹象。 股市： 未来几个月下跌延续 盈利下滑最快的阶段还未到来 金融风险释放最激烈的阶段也未到来 估值水平和风险偏好还有一定下行空间 2019年可能出现大级别底部，迎来新一轮牛市 衰退完成，流动性改善 改革出现，信心恢复 制造业投资回升，开启新一轮经济周期。（文章来源：上海半夏投资创始人；文章作者：李蓓）
形势分析
美墨新和解，中美大变局？
【研究员】：
美国和欧盟的共识，与墨西哥的新协定以及和日本的贸易谈判，也许能够缓解盟友贸易伙伴和美国的矛盾，但无法消解盟友对美国的信任赤字。美国也别指望欧盟、日本等贸易伙伴一起对华贸易战。欧盟已经公开表态，不会在中美贸易摩擦上“选边站”。因此，特朗普和盟友贸易伙伴的和解，只能是缓解美国多边作战的压力而已。当然，美国和盟友贸易伙伴一再和解，中国也要有足够的危机感。首先，从欧盟到墨西哥，和美国的贸易摩擦都是被动而为，因此对于美国丢过来的“橄榄枝”立刻抓住。不出意外，美墨新贸易协定攻势下，加拿大也撑不了多长时间。日本更不敢对美贸易战，机会主义加功利主义是该国一贯选择。
特朗普总统又取得了一项贸易成果。8月27日，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墨两国在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方面达成了共识。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墨西哥贸易谈判代表 美墨两国达成贸易共识，墨西哥做出了让步，特朗普也立场软化。墨西哥在能源投资领域放松了外资限制，特朗普在5年重审一次协定的“落日条款”上做出了让步。当然，双方在汽车关税上也达成了利益均衡的共识。虽然这些共识变成“实锤”还需要时间，但美墨共识释放的信号却是清晰的。这一共识是特朗普“讨厌多边、坚持双边”贸易立场的胜利，NAFTA最终还是按照特朗普的方式进行“更新”，加墨坚持的“老版NAFTA”变成一张废纸。 此外，美墨新协定让加拿大陷入困境。美加墨“三国演义”本来是加墨对美的“孙刘抗曹”，现在变成了美墨对加拿大的加逼。如果加拿大不加入新协定，将会失去北美自贸市场，大而不强的加拿大将被美墨鼓励。特朗普已经放话，如果加拿大不加入谈判，NAFTA将变成美墨自贸协定（UMTA）。加拿大无可选择，只能被动地加入谈判。 一路迂回，特朗普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葬送了“老版”NAFTA，实现了美墨倒逼加拿大的新协定。 有分析认为这是特朗普继续“清扫战场”，先和欧盟达成初步贸易共识，继而和日本展开贸易谈判，然后通过美墨新贸易共识安定“卧榻之侧”。那么，特朗普政府就可集中火力对华贸易战了。 的确，美国从3月分挑起全球贸易乱战，让贸易摩擦弥漫全球。232措施的钢铝关税主要针对盟友贸易伙伴，301大棒则砸向中国。两项贸易措施，都是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实现“毕其功于一役”的贸易目标。然而，美盟友贸易伙伴并未屈服，而是愤而反抗，欧、加等不仅对美实施贸易报复，而且在国际多边场合形成声讨美国。中国对美贸易摩擦则是针锋相对奉陪到底，目前双方对决的贸易战规模已经是千亿美元。在此情势下，特朗普政府成为全球贸易的公敌。加之美国不断“退群”，美国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地位也岌岌可危。 重整山河，联络旧友，共同对华，符合特朗普政府的逻辑。但是特朗普的算盘能否“如意”，值得推敲。特朗普失去了联合对华的最佳时机。钢铝关税是个梗，如果早早给予欧、加等盟友贸易伙伴关税豁免，美国恩威并重多的是朋友。那个时候，美国可以组成强大的对华贸易战同盟。然而，钢铝关税这个梗让盟友贸易伙伴和美国真刀实枪干了起来，不仅伤了和气，而且多了心结。正因为如此，美欧贸易共识只是画饼充饥，欧盟内部并未达成和美国和解共识。美日贸易谈判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成果。美墨达成的新公式，对加拿大带来了新压力。 因此，美国和欧盟的共识，与墨西哥的新协定以及和日本的贸易谈判，也许能够缓解盟友贸易伙伴和美国的矛盾，但无法消解盟友对美国的信任赤字。美国也别指望欧盟、日本等贸易伙伴一起对华贸易战。欧盟已经公开表态，不会在中美贸易摩擦上“选边站”。因此，特朗普和盟友贸易伙伴的和解，只能是缓解美国多边作战的压力而已。 当然，美国和盟友贸易伙伴一再和解，中国也要有足够的危机感。首先，从欧盟到墨西哥，和美国的贸易摩擦都是被动而为，因此对于美国丢过来的“橄榄枝”立刻抓住。不出意外，美墨新贸易协定攻势下，加拿大也撑不了多长时间。日本更不敢对美贸易战，机会主义加功利主义是该国一贯选择。 这才是最可怕的。因此，美墨达成贸易新共识不是问题，但带来的涟漪效应值得关切。何况，特朗普总统在美墨达成贸易共识后也提到中国，称他确信会和中国达成协定,但现在“不是谈判的好时机”。由此可见特朗普信心满满，似乎掌握了对华贸易战的主动权。 更重要的是，中国也不要寄望于美国中期选举。据美国侨报报道，在民主党泄露的弹劾特朗普的“18大罪状中”，涉华内容有好几条。由此可见，即使特朗普被逐出白宫，美国反华已成政治常态。 因此，无论是美欧贸易共识还是美墨新贸易协定，美国和贸易伙伴达成的和解，都会影响中美贸易摩擦的格局。中国要充分关注并且做好应对。一方面，面对美国对华极限施压，中国必须针锋相对，不能落了下风；另一方面，利用中美贸易再磋商的契机，在谈判桌上和美国周旋到底。美国虽然实力占优，但中国也有足够的谈判资本。尤其是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和政策耐力和美国进行持久战，但是美国两党政治、三权分立的政治生态更倾向于和中国速战速决。 以战促和、以和停战，以时间换空间，是中国的选择。当然，面对美国和盟友贸易伙伴的停战讲和，中国也要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面对美墨新和解，中美贸易摩擦迎来新变局。但不管如何变，中国都要把握好“战”与“和”的节奏，不能乱了阵脚。（文章来源：亚太日报；作者：张敬伟）
经济增长为何不是美国中期选举的吹嘘资本？
【研究员】：
今天的美国，党派关系主导了选民对一切事物的观点，人们倾向于听说、看到和相信有利于己方阵营的信息。“我们曾经能够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吗？你比四年前更好还是更糟糕？——我们会得到诚实的答案。”即将度过70岁生日的政治民调专家约翰·佐格比（John Zogby）在采访邮件中写道，自从小布什总统以来，这些答案都被党派意识形态所“染色”。美国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中期选举势必成为对特朗普的“民意公决”。“通俄门”和“封口费”丑闻的走向，对种族和移民政策的观点，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在竞争激烈的选区和摇摆选民那里，都可能成为比经济更关键的决定性因素。
按照普通的选举政治逻辑，如果一个国家经济指标持续向好，失业率维持低位，社会大众的幸福感就会提升，选民将在下一次关键选战中更加拥护当前的执政党。然而在美国，情况没有这么简单。 今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一系列民调结果显示，出色的经济数据几乎无法左右选民的倾向。更吊诡的是，对这个似应最基本的民生议题，得了便宜的共和党人却并未在竞选宣传中大张旗鼓地吹嘘。 经济感受和政治观点本末倒置 一项针对近1万名美国成年人的最新调查显示，强劲的经济表现正在凝聚共和党人，但许多选民仍然没有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而去年通过的减税法案看起来对共和党更像是一把双刃剑。这项由民调公司Survey Monkey联合《纽约时报》开展的调查显露出美国人复杂纠结的心理。撕裂和极化从两年前的总统大选延续至今，经济持续向好的背景非但没有促成任何弥合裂痕的趋势，反而成为新的分歧点。 在受访的注册选民中，只有5%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经济比一年前更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相反的是，只有14%的民主党支持者认同经济变好。假设马上开始中期选举投票，认为经济向好的选民中超过八成表示将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 《纽约时报》指出，类似对经济判断的分歧在奥巴马执政时代就已显现，只不过那时情况正好和现在相反，这表明美国人“对于经济的感受不再是形成两党政治观点的因素，反而变成了后者的体现”。 现在，每一份新出炉的经济报告——无论是月度就业数据还是季度增长预期——都会重新点燃总统支持者和批评者之间的争执。对于具体的经济刺激政策，党派化倾向的民意偏袒更加直观。两党的观点就好像两个各自封闭的舆论场，越来越自我强化。 国会共和党人去年力推30年来最大幅度减税法案时信心满满，他们认为选民会因为得到经济实惠而更加拥戴共和党。反过来，民主党人也有理由偷着乐，他们认为减税法案更多是给大公司和富人的巨额福利，只会增加政府财政赤字，同时无法惠及普通大众，选民将被激怒而抛弃共和党。 减税法案通过大半年后，民调结果显示这两种预测都没错。69％的共和党选民认为法案让他们更倾向支持共和党候选人，73％的民主党选民表示法案使他们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的可能性更小。而独立选民中，超过五成表示减税法案导致何种结果，不是他们投票时考虑的因素。 经济问题让位于煽动性议题 民调数据部分地解释了候选人在谈论经济问题时往往轻描淡写。媒体广告监测公司Kantar Media/CMAG的数据分析显示，共和党候选人很少向选民吹嘘当前的经济成就。项目联合主任艾丽卡·弗兰克林·福勒（Erika Franklin Fowler）说，即便广告提及相关方面，他们通常会说“我将争取为中产阶级减低税收负担”。 比如在俄亥俄州的第12选区，共和党的特洛伊·巴尔德森（Troy Balderson）在本月的特别选举中以微弱优势战胜民主党的丹尼·奥康纳（Danny O’Connor），两人将在两个月后的中期选举中再次对决。这一地区从哥伦布市郊几个较为富裕的居住区，延伸到阿巴拉契亚山脉北麓一带，理论上同时覆盖了减税及经济增长的受益人群和未受益人群。 然而在竞选广告中，选民们更多看到的是奥康纳不遗余力地攻击减税政策，而不是巴尔德森拿来宣扬共和党和总统的英明。其中一个民主党团队的广告称，“减免大公司税收，国家将增加2万亿美元的债务。” 尽管全国共和党国会委员会发布了批评奥康纳的广告，但在当地的电视广播中，这些信息基本让位于更多的煽动性议题。委员会发言人马特·戈尔曼（Matt Gorman）的表态耐人寻味——谈论减税和经济增长，对全国共和党人来说是一个积极的、统一的信息，“我们不回避这些，但我不希望在每个广告中看到。” 而全美各地的民主党候选人正揪住这个问题大力回击，他们把对减税法案的批评纳入更广泛的论战，比如工资实际增长停滞和健保成本不断上升。 消费信心与总统支持度不相称 另一个争议是当前的“经济成就”应该归功给谁。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的18个月里，美国创造了370万个工作岗位，每10个美国人中有7个表示自己生活过得不错；而在特朗普执政的18个月里，美国新增工作岗位340万个，仍有不多不少的七成美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舒适。 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在调整通胀率后，一个典型美国工人的工资在过去一年中没有上升。那些美国经济中不景气的方面，比如工资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扩大、中产阶级萎缩，在前后两个一年半都如此，这些促成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因素仍然存在。 共和党人压倒性地认为现任总统的经济强心针奏效了，特朗普党内支持率高达90%；而民主党则倾向于将当前经济进展解读为奥巴马时期的延续。没人说得清楚哪边在夸大其词，或者经济向好是否两者合力产生的效果。 只有一点可以确定，总统本人是最把“经济成就”当做政治资本的共和党人。无论数字显示什么，特朗普在推特上和公开场合的信息都不会发生变化：奥巴马领导下令人沮丧的经济，正在他的手里“惊人复苏”。商人的推销技巧似乎产生了影响。盖洛普调查显示，商业和消费者信心指数高于大选前的水平，表示经济正在改善的公众比例有所增加。但问题是，特朗普的受欢迎程度远低于基于民众经济感受的预期。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教授约翰·塞兹（John Sides）在个人推特上贴出的数据表明，在奥巴马之前的几十年里，从肯尼迪总统到小布什总统，消费者情绪指数总是和总统支持率呈现正相关性。“一句话：特朗普总统不如经济状况或公众经济评估相称的那么受欢迎。”塞兹在推特上写道。 2014年，美国经济在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领导下增长4％，然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就此掌控国会至今。现在，特朗普很有可能也要步前任后尘，难以将经济成绩转化为更广泛的支持。不难理解，共和党领导层和候选人有理由怀疑中期竞选中经济信息的效力。 分歧一再扩大势迎“民意公决” 从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民众出于经济感受增减对总统支持度的正常关联已经不复存在。两党观点更趋极化，使得对经济这类基础议题的判断变得简单粗暴。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月度调查主任理查德·科廷（Richard Curtin）对《纽约时报》指出，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期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经济的看法差异微小，分歧在奥巴马时期翻了一番，在特朗普治下再次翻倍。 今天的美国，党派关系主导了选民对一切事物的观点，人们倾向于听说、看到和相信有利于己方阵营的信息。“我们曾经能够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吗？你比四年前更好还是更糟糕？——我们会得到诚实的答案。”即将度过70岁生日的政治民调专家约翰·佐格比（John Zogby）在采访邮件中写道，自从小布什总统以来，这些答案都被党派意识形态所“染色”。 美国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中期选举势必成为对特朗普的“民意公决”。“通俄门”和“封口费”丑闻的走向，对种族和移民政策的观点，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在竞争激烈的选区和摇摆选民那里，都可能成为比经济更关键的决定性因素。 “尽管我支持经济强盛，但我更担心特朗普的种族主义和右翼政策。”支持民主党的纽约市居民切特·戴维斯（Chet Davids）说，“我们的总统需要成为所有公民的领导者，并尊重社会各阶层。”（文章来源：上观；作者：李梦达）
特朗普的“敌人”究竟是谁？
【研究员】：
要寻求这一历史难题的正确答案，我们首先必须认清一点：特朗普的“敌人”究竟是谁？如果美国似乎有且不止仅仅有一个“敌人”，那么，中国到底是否正在被特朗普视为其“最主要的敌人”？为什么？如果不是中国的话，那么特朗普的“最主要的敌人”又是何许人也？问题是，特朗普是否将中国视为他的“敌人”？特别是“最主要的敌人”？搞清楚这个问题，对我们在处理特朗普强加给中国的贸易战、对未来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其他中美之间存在（或根本就是美国蓄意“制造”出来的问题）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应该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将中国视为“敌人”，和视为“最主要的敌人”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两个问题。
世界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我们知道，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政策，至少有四个人对白宫主人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亡于中国：美国是如何丧失制造业根基的》一书作者、总统贸易事务顾问彼特·纳瓦罗、声称美中两国正处于“经济战之中”的白宫前首席战略幕僚史蒂夫·班农、《华尔街日报》前常驻中国记者、现任总统东亚事务特别助理的马修·波廷格，以及曾著有引起巨大争议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的地缘战略专家让·J.米尔斯海默，一名著名的“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 在米尔斯海默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一书中文版的前言里，米尔斯海默写下了这样一句颇值得玩味的话：“……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未虑及中国，但是我们的分析对未来的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却具有重要意义。”“担心美中注定要成为对手的读者应该希望，以色列游说集团继续成功地捍卫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因为这一政策有利于中国。” 据我观察，很少有中国学者对这个断言进行过研究和评论。为什么以色列游说集团能够使美国保持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会有利于中国呢？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美国因以色列的关系而深陷中东的话，就无暇顾及东方的中国。真的吗？还是另有一些属于“政治不正确”的判断，这位已经多次被攻击为“反犹”的学者未能坦言？ 正好在这本书出版十年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而由于特朗普的当选、上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折，这已经成为国际战略研究界的共识。 世界主要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昔日的盟国似乎正在变成“对手”，而昔日的敌人，却在试图握手交谈……意识形态对立正在削弱、国家利益冲突正在上升；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世界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悲观的预测，甚至开始出现“大萧条”等字眼……“不确定性”似乎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世界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这个转折的起点，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掀起了一场以“民粹主义”为特征的“反全球化”浪潮；这一浪潮最近进入了加速期：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特朗普一手挑起的一场“贸易战”：并非仅仅针对中国的贸易战，而是针对欧洲、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等几乎全世界的全方位贸易战。 这是当前中国面对的一个全新的国际格局。正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国正在推行改革与开放政策之际，中国也曾面对一个在当时属于全新的国际格局。当时美国与今天一样，选出演员出身的里根总统，执行了一系列以保守主义为特征的强硬政策，对内推出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对外针对苏联推出了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而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也出现了一位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开始推行一系列以“亲西方”为特征的“缓和”政策；对内全面展开所谓“改革和公开性”的重大变局、对外则力主苏联要与美国以及西方全面缓和。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一方面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开始在经济上迅速扩大与美国的交往，而另一方面则改善和恢复了与苏联这个北方巨人的关系，从而为中国的经济爆发性增长创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国际环境，赢得了几十年宝贵的发展时间，为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奠定了基础。 历史往往会出现类似的重复。今天的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非洲、中东等地区，几乎都面临着经济政策上的选择。而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上台，使全世界都被逼着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处理与美国的经贸关系？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甚至可能是民粹主义）国家，在经贸领域正在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我们怎么办？从现在到特朗普本届执政剩下的不到三年时间里，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和“特朗普效应”，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设计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 特朗普的“敌人”究竟是谁？ 要寻求这一历史难题的正确答案，我们首先必须认清一点：特朗普的“敌人”究竟是谁？如果美国似乎有且不止仅仅有一个“敌人”，那么，中国到底是否正在被特朗普视为其“最主要的敌人”？为什么？如果不是中国的话，那么特朗普的“最主要的敌人”又是何许人也？ “……只有永恒和永久的本国利益”，我相信，我只须引用这句名言的半句，读者们也一定知道它的出处和它对于整个西方外交的意义。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也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今天的世界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重温毛泽东和邱吉尔的名言，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从中国的角度、中国的利益出发来看，我们似乎并没有将美国视为我们的“敌人”。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把美国视为我们的“敌人”。事实上，中国希望与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起建立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分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命运”。 问题是，特朗普是否将中国视为他的“敌人”？特别是“最主要的敌人”？搞清楚这个问题，对我们在处理特朗普强加给中国的贸易战、对未来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其他中美之间存在（或根本就是美国蓄意“制造”出来的问题）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将中国视为“敌人”，和视为“最主要的敌人”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两个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不言而喻：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他当然代表着美国；而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与一个新崛起的国家之间是否存在着“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已经有很多文章论述。最近美国《外交》杂志对34位“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咨询，认同和反对“中美国家利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兼容”的美国专家恰好对半。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从美国国家角度出发，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显然，作为美国国家领袖，特朗普也肯定会将中国视为“敌人”。这是无疑的。但问题在于，特朗普眼中还有哪些国家被视为是美国的“敌人”？中国在其中占一个多大的比重？作为一个商人政治家，他是否将中国视为他个人的“最主要的敌人”？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的那样，任何事务，当我们把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情况重新审势一下的话，是非常有益的。 作为总统，特朗普既是美国整体利益的代表，但他也是“共和党总统”，因此特朗普当然也是美国部分集团利益的一个代言人；他和他所代表的集团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并不一定是完全重合的。这是西方民主体制本身的特性所导致的一种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总统采取的政策应该既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必须符合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利益。然而问题是，两者有时并不是完全重合的。而今天，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恰恰就是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找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出，特朗普是否将中国视为他的“最主要的敌人”。 特朗普在发动“世界贸易大战”时的目标是非常简单的：凡与美国存在着贸易顺差的国家，无论是盟国还是其他关系的国家，都是美国的贸易战对象。以贸易划线，与冷战时期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在批评美国和西方不应用冷战思维来对付中国时，我们其实也不应以冷战思维来研判对手。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仅存在着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而其他领域的对立，其重要性可能早已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比如宗教的对立、族群的对立、跨国公司利益之间的对立……甚至包括生活方式的对立等等。要知道，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仅仅七十年而已。而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对立，早在1840年时就已经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地形成了。苏联解体以后，早已在意识形态上成为西方的同路人。但西方与俄罗斯的对立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实。 同样，在西方内部，我们也不应仅仅从意识形态出发，就将西方视为铁板一块。当然，如果我们用简单的意识形态划线，确实可以笼统地说，西方是一个整体；每一个西方国家都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环。所以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美之间，存在着一种“同盟关系”。而我们则是一个与整个西方意识形态都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社会主义前面冠有“中国特色”几个字，但我们依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整个西方都会以中国为敌。 如果今天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意识形态分野压倒其他一切利益的世界，那么这种分析从整体上显然成立的。然而问题在于，今天的世界早已变得非常复杂。除了意识形态以外，世界上各个国家在经济、贸易、金融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在宗教领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在资源、领土、市场、劳动力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重大分歧……可以说，今天的世界早已变成一个利益和矛盾都具有多重性、交错性和易变性的世界。各个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超越国界的利益链。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已经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 甚至就仅从西方内部——主要是指欧美等发达国家——来看，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实力雄厚、跨越国界，从某种意义上操纵着很多国家的内政外交；他们对中国的态度、立场和利益关系也是不同的，存在着相当大的分野。仅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眼中的中国，与他的政治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眼中的中国，是否完全一致？从我们国内对“希拉里·克林顿与特朗普谁上台对中国更有利”的争论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学术界是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两位总统候选人在中国问题上既有共同点，但也绝对存在着截然不同之处。因为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在我们可以确认西方一定会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敌人”的一种委婉说法——的前提下，我们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来看一看西方内部是否存在着其他更为重要的利益分歧，以至于会使特朗普将某些力量、利益集团或国家视为比中国更重要、更危险的“最主要的敌人”。毕竟，世界上发生过的两次全球性大战，都不是缘于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国家利益带来的冲突；且都是在西方内部自己打起来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特朗普本人之言行、政策和战略方针进行深入的分析。 全球化才是罪魁祸首？ 如果我们不深入细究特朗普的思维和他的推特、他的演讲、他的答记者问、他的私下言论，以及他不断在采取的种种政策、措施，签署的各种法案、条例……我们是无法认清特朗普究竟在想什么的。从目前看，国际学术界和外交界有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偷懒”做法，就是在我们找不到特朗普思维逻辑的时候，便简单地说“特朗普多变、善变、易变”；然后一言以蔽之道：无法预测一个“多变、善变、易变”的总统。 但事实并非如此。比起美国很多其他各届总统，特朗普实际上是大致言行一致的商人。从他说的，到他做的，其实他都已经有言在先。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来听、来理解、来解读。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特朗普是怎么来“论及”他的“敌人”的。 在“双普会”（普京与特朗普的峰会）之前，特朗普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我们有很多敌人，我认为欧盟是一个敌人，看他们在贸易上对我们所做的事。现在你不会想到欧盟，但他们是一个敌人。” 特朗普在说这段话时，用的是英文单词“foe”，而不是“enemy”；两者在这个层面上的含义应该是相同的。如果特朗普用的是“对手”（adversary）那就完全是另外的含义了。用“foe”这个词，说明在特朗普心目中，欧盟还真是一个敌人。 特朗普接着说：“俄罗斯在某些方面是敌人。中国在经济领域是敌人，他们当然是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坏的。这并不意味什么。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具有竞争力而已。”在这里，特朗普也同样用“foe”这个词来形容中国和俄罗斯。 剖析这一段话，我们大致可以认定，首先，这并不是特朗普“心血来潮”或如中国某些媒体所说的“脱口而出”的一段话，而是深思熟虑的思考后公布的观点。其次，在特朗普心目中，俄罗斯只是“某些方面”的敌人，而中国则在“经济领域”是敌人。但欧盟就是“敌人”。 这真是一个惊人之言。 实际上这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言论、特别是特朗普的就职演说，是高度吻合的。 也就是说，在特朗普心中，一直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敌人”。而今天这个特殊的“敌人”恰好正由欧盟所代表。还记得吗，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一直在抨击“华盛顿的权势集团”（establishment），认为他的竞选总统与过去有一个绝对不同之处，就是过去只是将政权从一个政党交替到另外一个政党手中；而这一次则是“替换掉一个失败的、腐烂的政治权势集团，取而代之一个由你们、美国人民掌握的政府”；“这不是简单的四年一轮的选举。这是我们文明史的十字路口。将要决定我们人民能否收回对政府的控制”。在特朗普的眼中，“正是那个想要阻止我们的政治权势集团，一手设计了灾难性的全球贸易和海量的非法移民潮。他们的政治、外交政策让我们的国家流干最后一滴血。这个政治权势集团摧毁了我们的工厂，让我们的工作外流到墨西哥、中国和其他世界各国。这个跨越国境的权力机构的经济决策打劫了我们的劳动阶层。窃取了我们国家的财富，并把这些钱放到屈指可数的几个大集团和政治团体的口袋里。这是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本次大选将决定我们的国家是否真正自由，还是不过仅有一个民主的幻影，而实际被一小撮全球化分子、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并侵蚀我们的国家体制……”显然，特朗普将这次总统大选以及他本人的当选，视为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次政权易手，是将政权从“政治权势集团”手中夺回来，交还给“人民”。 那么，这个“政治权势集团”是指谁呢？ 特朗普也已经明说了：是“一小撮全球化分子、特殊利益集团”；更具体地说，就是“跨国银行等金融财团”、是“大媒体集团”；以及他们所支持或相互支持的“华盛顿的权势集团”。也就是说，在特朗普眼中，“金融财团及其资助的媒体和华盛顿权势集团”只为“一个目的存在：自保和敛财”。他们才是特朗普的真正意义上的“敌人”。这种观点，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如果我们还有历史记忆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朗普很有可能是亨利·福特的21世纪版。当我们读懂了特朗普，明白了他所说的那个“一手设计了全球贸易和非法移民潮”、“摧毁”了美国的工厂，使美国的工作“外流墨、中等国家”的“权势集团”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特朗普一直在猛烈攻击美国的媒体是在“撒谎、撒谎、撒谎”？为什么最近美国300多家媒体会忍无可忍地联合起来“向特朗普宣战”？当我们明白了为什么特朗普强烈地反对全球化，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特朗普始终不待见欧盟国家领导人、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因为欧盟现在已经成为支持全球化的大本营。正是出于这个理由，特朗普才会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说：“欧盟是我们的敌人。” 而这一点，用特朗普的话来说，是“你们明白，他们明白，我明白，而且全世界都明白”（不过很有可能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太明白……）。 从特朗普自己的表述来看，“全球化”、支持全球化的以金融资本为首的跨国财团及其控制的媒体和支持全球化的政治势力即“华盛顿权势集团”，才是特朗普最主要的“敌人”。全球化对于特朗普所猛烈攻击的以金融资本为首的跨国财团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事。事实上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他们。所有的统计数字都在不断地证明这一点。近年来从欧洲到美洲到处爆发“愤怒者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民众示威，针对的对象都是全球化的受益集团即金融资本为首的跨国财团。而全球化最大的受害者则是西方国家的产业资本。产业资本在全球化开始时也是受益者，可以将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通过引进低价移民劳动力来加强其竞争力…… 但出乎西方经济学家们的预料，部分发展中国家包括金砖五国，而特别是中国，竟很快在短短三十多年间就从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扩张，很快就形成对西方产业资本的强有力的竞争，并迅速将美、欧产业资本打得溃不成军。而全球化的最主要的受害者，恰恰是西方国家的中下层在产业领域靠着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正是愤怒的他们将特朗普选上了台。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断定，特朗普“最主要的敌人”应该是“全球化和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今天，跨国金融资本的大本营依然在欧美；其代表性人物，恰恰是欧盟两大轴心国之一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所以，特朗普才会将欧盟视为他的“敌人”。 事实上，特朗普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上台以来采取的大多数政策措施，都是针对全球化的。 我们看到，特朗普第一步是建立一堵墙，以阻止外来移民再进入美国，以阻止外来劳动力变得越来越便宜，进而摧毁美国的就业；显然，这与中国没有太大关系。但这却与全力支持全球化的“权势集团”密切相关。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劳动力的全球化自由流动。 第二步是阻止美国企业继续转移到外国、当然包括中国去生产。但这似乎并非是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措施，只是近年来由于中国整个经济环境生机勃勃，导致国际资本大量进入中国投资而自然形成的。 第三步是频频“退群”：特朗普退出了TPP、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为什么要退出这些“群”？因为这些“群”的宗旨几乎都是强化全球化的。应该指出的是，其中有一些“群”如果美国不退出，可能会对中国不利。比如TPP。但特朗普还是毫不犹豫地退出了。这证明，特朗普的两个“凡是”也是非常清晰的：凡是对全球化有利的一律反对；凡是对美国产业资本有利的一律支持。退出TPP有利于美国产业资本而不利于美国跨国资本，是非常明显的。 第四步是在国内减税和对美国企业在国外所获得的利润返回美国进行免税，让他们能够强化对美国产业的投资。这些措施的短期效应都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明确地有利于美国的产业资本。 第五步是在中国的斡旋下开始与朝鲜进行谈判的同时，宣布退出伊朗核协定，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这一点，如果特朗普果然是将中国视为其最主要的“敌人”的话，是很难解释得通的。最近有文章分析认为，特朗普打击伊朗的“大阴谋”最终也是指向中国的：通过制裁伊朗，将会使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走向灾难……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反对伊朗核计划，完全是出于保护以色列的考虑。这正反映了特朗普在以色列和美国犹太游说集团问题上谨小慎微：在全力反对全球化，也就是在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采取全力倾向于前者的立场的同时，积极做姿态支持以色列；不仅不顾一切反对将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送给以色列一个意想不到的大礼；再进一步退出伊核条约（以色列一直反对该条约），加强制裁伊朗（伊朗什叶派联合伊拉克、叙利亚以及黎巴嫩，已经成为该地区对以色列的最大威胁），以避免遭到美国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反对。 第六步是发动针对全世界的贸易战。所有的人都看到、都不明白为什么特朗普在针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时，也对其他盟国包括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国发动规模不同、但性质类似的贸易战。与中国贸易战规模最大是合乎逻辑的：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但为什么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同时，也与欧盟进行贸易战呢？再愚蠢的人也应该明白，要想战胜强大的中国，必须与其他盟国联手呀！有人可能会提出，欧美不是达成“零关税协议”了吗？问题是，特朗普并没有因此而不再对欧洲的钢、铝继续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欧美贸易战并没有休战。 从特朗普采取的主要政策可以看出，特朗普攻击对象主要针对的就是“全球化”。因此，全球化才是特朗普的主要敌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如果说，金融资本为代表的跨国财团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的话，中国由于其勤奋、忍耐和聪明，可能是全球化的第二大受益者）之一，因而也成为特朗普的攻击对象。特朗普之所以将“中国制造2025”列为他的打击目标之一，也是为了维护美国产业资本的利益。特朗普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美国产业资本的高端竞争者。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所代表的产业资本集团的利益，与美国国家整体利益是高度吻合的。但在其他方面，特朗普所代表的产业资本与力主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之间，则绝对存在着重大分歧。比如特朗普反对用美国的金钱在全世界推进“民主和自由”就是一个例子。对于金融资本来说，在全球推进民主有利于全球化；而对于特朗普来说，此举绝对会对美国产业资本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因为对于产业资本来说，一个稳定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想象一下，如果中国发生剧烈动荡、发生颜色革命的话，还会花上2000亿美元去购买美国的芯片？所以特朗普的目标不是让中国崩溃，而是让中国不会做自己的芯片而必须购买美国的芯片；而中国无论动荡和稳定，对于金融资本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让金融资本进入中国、控制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如果崩溃、人民币便会失去挑战美元的任何机会，对于跨国的金融资本而言，是更理想的前景……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提及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对台湾、对南海等中美潜在冲突焦点的关注和挑衅，以此来证明中国就是特朗普的最主要的敌人。我们确实应该时刻警惕特朗普对台湾等问题的挑衅。但我们也必须了解，美国的体制造成权力的多元，使各种声音都会出现。台湾、南海等问题更像是特朗普手中的牌，而非目的。从上述分析看，我们似乎不必自己将自己送上标靶，自己把自己当成特朗普的“主要敌人”。我们应该做的是，研究美国和西方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研究特朗普反对全球化的方针和政策，从中找出我们的应对策略。 我们知道，特朗普是打着反对金融财团、反对媒体集团、反对“华盛顿权势集团”的口号而得到底层劳动阶级和遭到全球化致命打击的中小企业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而当选上台的。他的武器是推特，而推特正是突破美国传统主流媒体封锁的利器。美国的选举体制一向是通过金钱和媒体来影响选民。特朗普恰恰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有大量的金钱，足以支撑他的竞选；同时他又成功地找到了突破传统媒体的方式，才得以在重重包围中脱颖而出。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米尔斯海默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批评、特别是建议要削弱这一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看来不仅起了作用，而且很有可能已经成为现实。特朗普现象是美国近百年来首次出现的一场“体制内的革命”，正在猛烈地冲着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在西方和美国内部引发产业资本与金融跨国资本两大力量的激烈内斗。其表现就是欧美极右翼政治力量开始大幅上升。这股力量在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家已经开始进入执政阶层。欧洲各国内部都出现支持特朗普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力量，产业资本正在形成某种跨国政治联盟，对跨国的金融资本所推行的全球化政策进行着激烈的反抗。不久前造访欧洲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特朗普的前幕僚史蒂夫·班农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还存在着一些左翼和右翼的政党、人物和思想，但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了。左和右是一种用来使人们相互对立的工具。真正的斗争是赤贫者对富人的斗争。民众对政权的斗争。民族主义者反对全球化支持者……” 特朗普是这场全球性的产业资本对金融资本进行反抗的政治总代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特朗普会发动一场反对全世界的贸易战：其实质是反对全球化。 如果特朗普最主要的敌人是“全球化”，是全球化目前的代表“欧盟”，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文章来源：新民周刊；作者：郑若麟）
社会热点
谁在瓦解当下中国制造业的价值根基？
【研究员】：
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我们，制造业才是保持中国经济稳定与繁荣的基石，是实现稳定的高就业率的存纳器，是当下国家经济“去虚向实”的核心抓手，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与民族复兴的压舱石。可以说，在当下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制造业与国运兴衰休戚与共，制造业兴，则国运兴，制造业衰，则国运衰。当前，从微观的市场诉求到国家的政策导向，都在呼吁对“中国制造”的重塑。消费者呼唤的是品质与品牌，国家要求的是供给侧改革。重塑“中国制造”，需要时间的累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需要市场各个主体的不懈努力，共同推进。
上月末，因我为香港某家居品牌提供咨询服务，又逢马上就要读六年级的儿子放暑假，就利用周末带着他专程去了趟九龙、香港岛和香港仔，冒雨调研了该家居品牌在香港的市场营销情况。 儿子虽然出生在香港，但只是小时候在港上了2年多的幼儿园，之后就都是在深圳生活学习成长的，对香港的感知很少。这次带上儿子，一是有意让他深度感知下香港的商业世界面貌，二是我也想借一下儿童的视角作一些旁证。 我们是从深圳福田口岸通关赴港的，乘广九客车穿越新界后，再从九龙塘转地铁到旺角、尖沙咀、中环、铜锣湾等地。一路下来，儿子的第一感觉就是香港比深圳的人多很多；第二个感觉是店铺繁多，密密麻麻，要比深圳热闹繁华；第三个感觉是商品琳琅满目，购物方便，随手可及。这与我22年前初次到香港的感觉，竟是一模一样，其中况味，非亲身经历不可感知矣。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旅游购物城市与自由港，香港虽然经历了回归后风风雨雨的挑战，但依然保持着蓬勃的商业活力和繁荣。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香港特区基本法》治理下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了有效贯彻，另一方面也说明香港自由市场经济的机制依然完整有效。 当下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2018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之年，外有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大战，内有经济结构转型所带来的各种艰难攻关。另外，我们既能看到很多新零售业态的快速崛起，又不断听到很多行业经销商因经营不支而“跑路”。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市场风云变幻莫测，各种商业概念、模式层出不穷，商业生态体系屡遭破解与重构。 那么，商业生态体系被重构的底层逻辑何在呢？在当前所谓的新经济时代的商业生态体系中，中国制造业的价值该如何衡量，其品牌价值塑造的未来之路何在呢？ 他山之石，或可攻玉。在这里，我想以自己有限的感知，通过对香港的商业生态内在逻辑的探讨，籍此来洞悉内地当前商业生态体系的重构本质，以及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根基与方向。 商业生态背后的政策逻辑 因为做咨询的缘故，我常年都要在全国各个地方做一线市场调研。这些年下来，我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内地一二线城市的很多临街的小商户，比如家电专卖店、鞋店、服装店、建材店、杂货店等，纷纷倒闭。在这些中小商户倒闭的背后，是传统的厂商经销代理渠道体系的瓦解与崩溃。除了吃饭、理发、洗脚、修鞋需要手工服务的行业外，传统的商业生态体系正在被荡涤与重构。 除了近年来的消费升级浪潮与近期的消费降级躁动外，大型连锁卖场与电商等连连不断无底线的促销，内战内行之间无止境的绞杀与冲击，恐怕在全世界仅有中国一景。 然而，一直以来，香港市场的商业生态体系却保持了长久稳定繁荣。原因何在？对此，郎咸平几年前曾给出一个解释，我颇为认同。他认为：“香港政府只收小店15%的利润税，不赚钱免税，小店零售价必然大降以吸引客源，卖场成本高也只有跟着降价，由于有小店竞争也不敢剥削供货商和制造业，因此香港大卖场被淘汰。低零售价，老百姓受惠，拉动内需；没剥削，供货商制造业也受惠，营商环境改善。此外，英德法日也透过立法保护小店抑制大卖场。” 显然，香港税收制度相对有利于运营成本低的小店经营，而对于运营成本相对高的大卖场则可能非常不利。在此基础上，因为市场竞争更为充分，很多商品的市场零售价格也更为合理，香港市场多层次、多元化的商业生态体系得以长久维持。 无独有偶。不惟香港，日本也有很多法律保护各种社区小店小铺，抑制大卖场。事实上，2005年，法国的家乐福撤离日本市场；2013年，英国的乐购超市也撤离日本； 而2018年7月17日沃尔玛转让股权撤出日本，就预示着大型连锁超市在日本的全军覆灭。 然而，在中国内地，一方面是大力提倡发展大型跨区域的连锁超市，另一方面又通过高税费（近些年据说有改善）、高房租使得众多社区小店经营维艰，无以为继。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一二线城市里大型连锁商超的畸形发展，形成了市场垄断。渠道的垄断，使得其在整个商业体系中获得霸权，从而可以大肆剥削供货的厂商。羊毛出在羊身上，厂商势必把高昂的渠道成本转移给消费者，从而不断推高了产品的市场零售价。现今，不仅内地很多大件消费品的价格，如家电、家具、汽车等，明显高于海外市场，很多日用消费品的价格也大幅上涨。前几年，很多深圳市民跑去香港“打酱油”、买尿布就是一个证明。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拿美国市场来说事，认为中国商业市场应该以美国为师。确实，中国市场与美国有一定的相似性，市场大而广阔，具有发展大型跨区域连锁的优势。但是，美国市场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整个商业体系已经相当成熟，法律约束与政府监督也比较完备，是典型的大工业大生产、大市场大消费的模式。而中国市场，虽发展迅速但结构多元，人口众多但消费力层次不齐，制造业还处于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转型的艰难过程中，有规模但竞争力还相当不足，零售业与民生是高度关联的。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市场型态，如何从整体上实现商业生态环境的有序健康且繁荣的发展，非常有赖于地方政府制定的商业政策法规的取向。 记得多年前，内地一个省会城市新上任的行政领导，烧的第一把“政绩”之火，就是到深圳以优厚的政策条件吸引沃尔玛去投资。我当时还问他，有没有评估过这种大型跨国连锁商对当地建立起来的商业生态所形成冲击与影响？有没有想到政府使用不平等的政策招商，会对属地商家的不公平？ 因此，对于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决策者来说，应该认真想想这样一个问题：是要招商引资以获得短时间内的经济规模膨胀，还是注重培育本地市场内在潜力以获得长久的繁荣？ 渠道品牌背后的“中国制造” 这次在香港，我还发现，不管是海港城、铜锣湾时代广场的店铺，还是位于社区的商店，依然看不到几个中国制造品牌，偶尔所见的也往往以低价垫底。 如今，香港早已不是制造之地，其绝大多数是全世界的舶来品，可谓是世界各品牌竞争的演武场，从大众消费品牌到高端奢侈品牌，一应俱全。然而，二三十年过去了，与初次到香港时感受一样，依然没有看到内地品牌在香港市场的崛起迹象。 如果说中国制造品牌在进入欧美日发达市场，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拦路虎，但为什么在仅有一河之隔的香港市场，国货也没有得到青睐与接纳呢？要知道，珠三角可是全球家电与数码产品制造中心啊！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 其实，如果仔细查看香港市场中各种国际品牌的产品，也大都印着“Made in China”的字样。这说明，中国制造在品牌的打造与构建上，依然任重而道远。没有品牌，意味着在市场价值体系中，永远只能当配角，没法参与到主流市场的竞争之中，获得市场中最为丰厚的那块利润。 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打造与构建强有力的中国制造品牌，不仅是进入国际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的需要，更是在中国本土市场获得生存机会的必须。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这几年，我们发现，在沃尔玛这样的连锁渠道超市中，其商超自有品牌的产品比重越来越大。很多国内制造品牌（如服装、鞋帽、家纺、生活日常用品、食品类）正在纷纷消失，被沃尔玛的自主品牌所替代，很多中国优秀制造商沦为了这些垄断渠道的加工厂。以我自己常去的位于深圳福田的沃尔玛山姆会员店为例，其中的很多商品，要么是国际高端品牌，要么就是其自有品牌，中国本土制造的品牌难得一见，占比越来越少。 这种凭借市场垄断地位，挤兑本土品牌的事情，在百安居也曾发生过。渠道商坐庄，品牌歧视的游戏规则大行其道，并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连苏宁、国美等都曾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本土制造品牌在中国市场依然如此，遑论走向世界。中国品牌进入欧美市场可谓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TCL收购法国技术过时的汤姆逊彩电与阿尔卡特手机，联想收购IBM的亏损PC业务，其中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希望间接获得自身品牌进军欧美成熟渠道市场的机会，不知花费了多少血本。而来自对方所属国家的歧视与阻挠，不知让中国制造的海外拓疆男儿咽下了多少眼泪？ 这是我做为一个老营销咨询人常年奔走市场中越来越揪心的观察与感受，常常叹息，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中国制造品牌的崛起？什么时候能骄傲地看到中国制造者的自尊以及消费者的尊重和推崇？ “中国制造”的根基与重塑 近两年，一本叫《有限与无限的游戏》的书大热，它是由纽约大学宗教历史系教授詹姆斯·卡斯所著。书中的第一句话就说：“世界上有两种游戏，一种是有限游戏，另一种称为无限游戏。有限游戏以取胜为目的，而无限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目的。” 有限游戏，本质上是一种分配存量的游戏，零和博弈，一方获胜得益，就有一方失败受损。 无限游戏，则是一种发展增量的游戏，正和博弈，我活你也活，两个在游戏中都能获得正收益，游戏越玩，收益越多。 从这个视角来观察制造与渠道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内地的整个商业生态体系更多囿于“有限游戏”的范畴，渠道商在游戏中占据了优势，成为了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获取了绝大部分收益，而制造业勉强为生。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转型升级，何其难哉！ 然而，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我们，制造业才是保持中国经济稳定与繁荣的基石，是实现稳定的高就业率的存纳器，是当下国家经济“去虚向实”的核心抓手，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与民族复兴的压舱石。可以说，在当下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制造业与国运兴衰休戚与共，制造业兴，则国运兴，制造业衰，则国运衰。 当前，从微观的市场诉求到国家的政策导向，都在呼吁对“中国制造”的重塑。消费者呼唤的是品质与品牌，国家要求的是供给侧改革。重塑“中国制造”，需要时间的累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需要市场各个主体的不懈努力，共同推进。 在自然界中，当一种物种急剧繁殖，如太湖的藻草、滇池的水葫芦等，我们不可为其野蛮的生长、凶悍的生命力去围观膜拜而无知，每个国家的商业生态应如河流、湖泊与湿地一般，需要倍加警惕与呵护。（文章来源：秦朔朋友圈）
韭菜在哪里，资本就盯上哪里
【研究员】：
社会发展的很快，人最大痛苦之一就是曾经“买得起”，如果突然降级到“租不起”，就可以去掉“之一”了。先看政策，大哥2015年开始拍板搞“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去年此时，九部委《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大对住房租赁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包括：企业债、公司债、REITS、开发性金融、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股权等。BIG 19时候，提出搞“租购并举制度”。资金规模将是上万亿。对于房价，国家不能涨、地方不敢涨、韭菜不愿涨。上涨的理由不充分，也没有更多可以收割的了，那就让租金涨吧！
韭菜在哪里，资本就盯上哪里。 “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的喊话过去半个月了，社会对“房价的焦虑”悄然转化为对“房租的焦虑”，从“买不起”到“租不起”，触动着大家的神经。 租金焦虑，最近在北京蔓延。 先看2018的经济图画。 最近，全球资产普跌，我币马上奔7，我证指数奔向2638点以来的最低。在国新办吹风会上，发改委某司长介绍：当前中国的经济可以用“形稳”、“质优”、“势好”三个关键词来概括。说得非常好，我们截取其中几组数据来观察观察。 13日，财政部发布今年1—7月数据，形势喜人，如下： 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14.9%。 国内消费税同比增长16.2%。 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13.4%。 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20.6%。 14日，统计局发布今年逐月社会零售数据，直接看图： 如果趋势下降图还不明显的话，直接告诉你吧，社零增速是“江、湖”以来的最低。另外，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63元，同比增8.7%，扣除物价实际增6.6%，也是本世纪以来的最低。 再看房价。 15日，统计局公布70个城市房价数据——70个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售价环比上涨65个，只有3个下调（上海、南京、泉州），这是70个城市房价上涨数量比列的最高记录。二手房中，售价环比下调的70个城市中只有4个（天津、上海、南京、厦门）。 同比情况就吓人了：（1）一、二、三线新建商品房价格分别上涨0.2%、7.3%、6.7%。（2）二手房价格，一、二、三分别上涨0.5%、5.5%、5.1%。70个城市的涨幅呈现扩大趋势，二三线更明显。 统计局还有数据：1-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10.2%，其中，住宅占比为70.5%。开发商拿地也在提速，1-7月份，房企土地购置面积同比增长11.3%、土地成交价款增长21.9%。成为上半年经济的稳定器。这个成绩还是在今年前7个月全国260多次地产调控（“因城施策”）下取得的。 记得吗？15天之前，“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刚刚被定下来。 其实，7月份已经干了多少呢？央行在8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是：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45万亿元，同比多增6278亿元，住户部门贷款增加6344亿元。住户部门拿贷款干啥？投P2P？ 最近听一些各地朋友说银行给他们送贷款，利息低的吓人。前几天，上海两大银行放贷利率打九折的消息，震动市场，这事大家都知道。 市场上已经有大量流动性堆积，总要往池子去。潘石屹说，“人民银行放这么多水，难道往大葱上去？” 资本过处，一片焦土。例如，共享单车和P2P，如今一地鸡毛。 最近，租金上涨的事值得我们关注，这个市场黑洞很大。重要的有3点：（1）房地产政策趋于严控，棚改、去库存进入尾声，但是，住房租赁市场获得政策大力支持，资本跟着政策走。（2）城市发展两极分化，人往核心龙头城区走，资本跟着人走。（3）资金利率极低，数量“合理充裕”，资本跟着套路走。 于是，（1）+（2）+（3），就是“北京+租房+涨价”。 笔者曾经租过链家的自如，自如好在标准化装修，拎包入住，有一些增值服务，但关键是：抬高了租金，定期必涨价，而且有定价权。 考虑到融资成本、空置率、运维费、资本收益率的压力，价格终将传导到租客身上。企业不计数量和成本地拿房源、抢份额，最后就是垄断，垄断的后果就像滴滴一家那样，体验下降，收费不降，留下出行难和出行贵的顽疾，反正让政府去解决吧。 融了几千万美金的新派公寓王戈宏说：“我准备在全中国的10个城市直接跟对手抢楼，不惜一切代价！XX公寓3块我就4块，贵我也做，我不需要挣钱。” 资本让人狂。 租赁市场在加速融资。自如在今年1月A轮融资40亿，估值200亿；蛋壳在B轮融资1亿美金；之前魔方公寓B、C融资合4.4亿美金。另外还有万科驿、YOU+国际青年公寓、相寓等等。有数据统计，2012年至今，就股权融资而言，这些品牌已经融资130亿人民币以上。 真是手握重金。那么，拿下北京房源，需要多少钱？我们做一个不太严谨的估计。 按照中国房地产协会的数据，目前，北京住宅租金93.88 元/月/㎡，公寓115.80 元/月/㎡ ，平均每套每月8492元。链家数据显示北京租赁房屋数量约有150万套。按这几个数据不严格计算的话，拿下北京150万套需要1500亿/年就可以。对于融资来说，太easy了。 什么意思呢？资本可以轻松吃下北京租房市场。接下来呢？链家还说了，到2030年，全国租金市场规模要收4万亿。 资本逻辑下，规模为王。 社会发展的很快，人最大痛苦之一就是曾经“买得起”，如果突然降级到“租不起”，就可以去掉“之一”了。 先看政策，大哥2015年开始拍板搞“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去年此时，九部委《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大对住房租赁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包括：企业债、公司债、REITS、开发性金融、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股权等。BIG 19时候，提出搞“租购并举制度”。 资金规模将是上万亿。 对于房价，国家不能涨、地方不敢涨、韭菜不愿涨。上涨的理由不充分，也没有更多可以收割的了，那就让租金涨吧！ 韭菜在哪里，资本就在哪里。 从传统的供求分析来看。首先，北京房子供给是严格控制的，出租房源增量也是有限的，加之北京严查群租、查隔断、查地下室、拆棚户区，资本势必对存量房源进行哄抢抬价，不需要计较成本，因为投资就是“抢占赛道”。 再看，劝退非中高端人口后，北京的租客需求应该少了，但是中高产人口有“梦”，有中高收入，在沦为“无产”之前还是可以收割“梦”的。 可怕的是，房价将焦虑不起，房租焦虑却值得拥有。在第一部分给的官方数据，揭示了（1）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2）消费下降，（3）个税上升。刨去这些，仅剩的就是房租钱。 希望官方数据是假的。 但资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扯淡一下租售比。 按照中国房地产报的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的租金回报率分别是：北京1:625，上海1:607，深圳1:732。超不多要50-60年才能收回成本。 租售比，指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价之间的比值。数据显示，几个国际大都市，纽约中心区租售比为1:239.6，伦敦租售比为1:224，巴黎为1:298.6，东京为1:255.8。 假设北上深的房价保持住，不涨（政策压制）不跌（关乎国运），对标国际都市，北上深的租金应该翻一番。按照前面中房协的数据8492元均价，月租金可以到达17000人民币的国际水平。 但是，我们北大、清华的精英，他们毕业收入如何呢？按照某市场机构统计—— 嚓，月薪还逐年下降了。这届精英真行。（文章来源：长安街骑牛 金融政智局）
真正的“开学第一课”来了：奥巴马谈我们为什么要上学？
【研究员】：
不管你决定做什么，我都希望你能坚持到底，希望你能真的下定决心。我知道有些时候，电视上播放的节目会让你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觉，似乎你不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就能腰缠万贯、功成名就——你会认为只要会唱rap、会打篮球或参加个什么真人秀节目就能坐享其成，但现实是，你几乎没有可能走上其中任何一条道路。因为，成功是件难事。你不可能对要读的每门课程都兴趣盎然，你不可能和每名带课教师都相处顺利，你也不可能每次都遇上看起来和现实生活有关的作业。而且，并不是每件事，你都能在头一次尝试时获得成功。
我想无论你有多大、在读哪个年级，许多人都打心底里希望现在还在放假，以及今天不用那么早起床。 我可以理解这份心情。小时候，我们家在印度尼西亚住过几年，而我妈妈没钱送我去其他美国孩子们上学的地方去读书，因此她决定自己给我上课——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凌晨4点半。 显然，我不怎么喜欢那么早就爬起来，很多时候，我就这么在厨房的桌子前睡着了。每当我埋怨的时候，我妈总会用同一副表情看着我说：“小鬼，你以为教你我就很轻松？” 所以，我可以理解你们中的许多人对于开学还需要时间来调整和适应，但今天我站在这里，是为了和你们谈一些重要的事情。我要和你们谈一谈你们每个人的教育，以及在新的学年里，你们应当做些什么。 我做过许多关于教育的讲话，也常常用到“责任”这个词。我谈到过教师们有责任激励和启迪你们，督促你们学习。 我谈到过家长们有责任看管你们认真学习、完成作业，不要成天只会看电视或打游戏机。我也很多次谈到过政府有责任设定高标准严要求、协助老师和校长们的工作，改变在有些学校里学生得不到应有的学习机会的现状。 但哪怕这一切都达到最好，哪怕我们有最尽职的教师、最好的家长和最优秀的学校，假如你们不去履行自己的责任的话，那么这一切努力都会白费——除非你每天准时去上学、除非你认真地听老师讲课、除非你把父母、长辈和其他大人们说的话放在心上、除非你肯付出成功所必需的努力，否则这一切都会失去意义。 而这就是我今天讲话的主题：对于自己的教育，你们中每一个人的责任。首先，我想谈谈你们对于自己有什么责任。 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擅长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是有用之材，而发现自己的才能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对自己担起的责任。教育给你们提供了发现自己才能的机会。 或许你能写出优美的文字——甚至有一天能让那些文字出现在书籍和报刊上——但假如不在英语课上经常练习写作，你不会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天赋；或许你能成为一个发明家、创造家——甚至设计出像今天的iPhone一样流行的产品，或研制出新的药物与疫苗——但假如不在自然科学课程上做上几次实验，你不会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天赋；或许你能成为一名议员或最高法院法官，但假如你不去加入什么学生会或参加几次辩论赛，你也不会发现自己的才能。 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你将来想要做什么，你都需要相应的教育。你想当名医生、当名教师或当名警官？你想成为护士、成为建筑设计师、律师或军人？无论你选择哪一种职业，良好的教育都必不可少，这世上不存在不把书念完就能拿到好工作的美梦，任何工作，都需要你的汗水、训练与学习。 不仅仅对于你们个人的未来有重要意义，你们的教育如何也会对这个国家、乃至世界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今天你们在学校中学习的内容，将会决定我们整个国家在未来迎接重大挑战时的表现。 你们需要在数理科学课程上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去治疗癌症、艾滋那样的疾病，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你们需要在历史社科课程上培养出的观察力与判断力，来减轻和消除无家可归与贫困、犯罪问题和各种歧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公平和自由；你们需要在各类课程中逐渐累积和发展出来的创新意识和思维，去创业和建立新的公司与企业，来制造就业机会和推动经济的增长。 我们需要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天赋、技能和才智，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最困难的问题。假如你不这么做——假如你放弃学习——那么你不仅是放弃了自己，也是放弃了你的国家。 当然，我明白，读好书并不总是件容易的事。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在生活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很难把精力集中在专心读书之上。 我知道你们的感受。我父亲在我两岁时就离开了家庭，是母亲一人将我们拉扯大，有时她付不起帐单，有时我们得不到其他孩子们都有的东西，有时我会想，假如父亲在该多好，有时我会感到孤独无助，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因此我并不总是能专心学习，我做过许多自己觉得丢脸的事情，也惹出过许多不该惹的麻烦，我的生活岌岌可危，随时可能急转直下。 但我很幸运。我在许多事上都得到了重来的机会，我得到了去大学读法学院、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我的妻子——现在得叫她第一夫人米歇尔了——也有着相似的人生故事，她的父母都没读过大学，也没有什么财产，但他们和她都辛勤工作，好让她有机会去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校读书。 你们中有些人可能没有这些有利条件，或许你的生活中没有能为你提供帮助和支持的长辈，或许你的某个家长没有工作、经济拮据，或许你住的社区不那么安全，或许你认识一些会对你产生不良影响的朋友，等等。 但归根结底，你的生活状况——你的长相、出身、经济条件、家庭氛围——都不是疏忽学业和态度恶劣的借口，这些不是你去跟老师顶嘴、逃课、或是辍学的借口，这些不是你不好好读书的借口。 而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个地方，千千万万和你一样的年轻人正是这样在书写着自己的命运。 例如德克萨斯州罗马市的贾斯敏（Jazmin Perez）。刚进学校时，她根本不会说英语，她住的地方几乎没人上过大学，她的父母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她努力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靠奖学金进入了布朗大学，如今正在攻读公共卫生专业的博士学位。 我还想起了加利福尼亚州洛斯拉图斯市的安多尼（Andoni Schultz），他从三岁起就开始与脑癌病魔做斗争，他熬过了一次次治疗与手术——其中一次影响了他的记忆，因此他得花出比常人多几百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学业，但他从不曾落下自己的功课。这个秋天，他要开始在大学读书了。 又比如在我的家乡，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身为孤儿的香特尔（Shantell Steve）换过多次收养家庭，从小在治安很差的地区长大，但她努力争取到了在当地保健站工作的机会、发起了一个让青少年远离犯罪团伙的项目，很快，她也将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去大学深造。 贾斯敏、安多尼和香特尔与你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和你们一样，他们也在生活中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与问题，但他们拒绝放弃，他们选择为自己的教育担起责任、给自己定下奋斗的目标。我希望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这些。 因此，在今天，我号召你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教育定下一个目标——并在之后，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实现它。你的目标可以很简单，像是完成作业、认真听讲或每天阅读——或许你打算参加一些课外活动，或在社区做些志愿工作；或许你决定为那些因为长相或出身等等原因而受嘲弄或欺负的孩子做主、维护他们的权益，因为你和我一样，认为每个孩子都应该能有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或许你认为该学着更好的照顾自己，来为将来的学习做准备……当然，除此之外，我希望你们都多多洗手、感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要多在家休息，免得大家在秋冬感冒高发季节都得流感。 不管你决定做什么，我都希望你能坚持到底，希望你能真的下定决心。我知道有些时候，电视上播放的节目会让你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觉，似乎你不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就能腰缠万贯、功成名就——你会认为只要会唱rap、会打篮球或参加个什么真人秀节目就能坐享其成，但现实是，你几乎没有可能走上其中任何一条道路。 因为，成功是件难事。你不可能对要读的每门课程都兴趣盎然，你不可能和每名带课教师都相处顺利，你也不可能每次都遇上看起来和现实生活有关的作业。而且，并不是每件事，你都能在头一次尝试时获得成功。 但那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最成功的人们往往也经历过最多的失败。J.K.罗琳的第一本《哈利·波特》被出版商拒绝了十二次才最终出版；迈克尔·乔丹上高中时被学校的篮球队刷了下来，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他输了几百场比赛、投失过几千次射篮，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我一生不停地失败、失败再失败，这就是我现在成功的原因。” 他们的成功，源于他们明白人不能让失败左右自己——而是要从中吸取经验。从失败中，你可以明白下一次自己可以做出怎样的改变；假如你惹了什么麻烦，那并不说明你就是个捣蛋鬼，而是在提醒你，在将来要对自己有更严格的要求；假如你考了个低分，那并不说明你就比别人笨，而是在告诉你，自己得在学习上花更多的时间。 没有哪一个人一生出来就擅长做什么事情的，只有努力才能培养出技能。任何人都不是在第一次接触一项体育运动时就成为校队的代表，任何人都不是在第一次唱一首歌时就找准每一个音，一切都需要熟能生巧。对于学业也是一样，你或许要反复运算才能解出一道数学题的正确答案，你或许需要读一段文字好几遍才能理解它的意思，你或许得把论文改上好几次才能符合提交的标准。这都是很正常的。 不要害怕提问。不要不敢向他人求助。——我每天都在这么做。求助并不是软弱的表现，恰恰相反，它说明你有勇气承认自己的不足、并愿意去学习新的知识。所以，有不懂时，就向大人们求助吧——找个你信得过的对象，例如父母、长辈、老师、教练或辅导员——让他们帮助你向目标前进。 你要记住，哪怕你表现不好、哪怕你失去信心、哪怕你觉得身边的人都已经放弃了你——永远不要自己放弃自己。因为当你放弃自己的时候，你也放弃了自己的国家。 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今年能够认真起来，我要求你们尽心地去做自己着手的每一件事，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所成就。请不要让我们失望——不要让你的家人、你的国家和你自己失望。你们要成为我们骄傲，我知道，你们一定可以做到。（文章来源：经济学家圈）
多维观察
俞洪敏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的最新演讲
【研究员】：
俞敏洪最新刷屏演讲：在新的时代，中国经济和企业家如何再出发？
特朗普影响了美国年轻人对媒体的看法
【研究员】：
自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就一直对媒体“毫不留情”，在推特上频频“开炮”，将媒体称为“美国人民的敌人”，更指不少报道是“假新闻”。那么，特朗普对媒体的负面态度对年轻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择业观呢？据报道，不少美国年轻人虽把总统的推特视为笑话，但也受到了其对媒体负面看法的影响，但同时，也有不少人选择投身于新闻业。
自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就一直对媒体“毫不留情”，在推特上频频“开炮”，将媒体称为“美国人民的敌人”，更指不少报道是“假新闻”。那么，特朗普对媒体的负面态度对年轻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择业观呢？据报道，不少美国年轻人虽把总统的推特视为笑话，但也受到了其对媒体负面看法的影响，但同时，也有不少人选择投身于新闻业。 青少年不再迷信主流媒体？ 特朗普对媒体频频发动攻击之时，公众对媒体的信任似乎也处于历史最低点。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攻击媒体带来的怀疑情绪，正逐渐蔓延到下一代选民。据《大西洋月刊》报道，如今，青少年似乎也越来越怀疑传统媒体的可信度和价值。2017年，非营利组织数据与社会（Data & Society）和奈特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年龄在14-24岁的不少年轻人认为新闻具有“偏见性”并怀疑其准确性。 “我认为没有新闻机构是中立的”，来自田纳西州16岁的艾玛·尼利（Emma Neely）说，“每个作家和编辑都有个人偏见。他们所写的东西即使只有一点偏差，仍然是有偏差的”。来自纽约16岁的安琪表示赞同，她认为，特朗普的言论向人们揭示了一点，那就是新闻媒体是不可信的，“我认为这一现象让青少年意识到偏见的存在，意识到事情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子”。17岁的萨利来自波多黎各，则表示自己学会了不去相信媒体，并对玛利亚飓风给当地造成破坏的报道中存在偏见感到失望，“他们说他们想说的，我认为他们没说实话”。 青少年也不太待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福克斯新闻等媒体。 得克萨斯州维利东部高中教师凯瑟琳·卡弗（Kathleen Carver）表示，六年来，自己目睹了巨大的变化。“当我刚开始工作时，学生们对时事并不感兴趣，甚至不了解。但如今，学生们就像讨论学校八卦一般乐于讨论时事，这对他们来说显得更重要了”。她也表示必须改变教授学生的新闻来源，担心选择的新闻来源可能带来一些限制。 劳拉（Laura Medici Fleminga）在新泽西州里奇伍德高中担任历史老师长达35年，她表示，能感受到学生对主流新闻媒体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我刚开始教学时，《纽约时报》几乎就是真理，但这一点已经改变了”，“当前的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学生对CNN发表轻蔑的评论，还有一些则对福克斯新闻嗤之以鼻”。 科罗拉多州的一名历史老师特拉维斯·格兰特（Travis Grandt）则表示，他曾被孩子们要求换下CNN的一篇文章，一名学生告诉他“CNN显然是在挑特朗普的刺”。 特朗普的推特言论“渗透”进校园 社交媒体给予了年轻人前所未有的接触实时新闻的机会。许多青少年在推特上关注了总统、政客、记者和新闻媒体。没有直接关注特朗普推特的年轻人也表示几乎都知道特朗普发了什么推特，因为Snapchat或Instagram上常常流传着被改成“搞笑语言”的特朗普的话的截图。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真对待总统，不少青少年以“嘲弄“的心态看待特朗普的推特言论。甚至那些自称保守倾向的青少年也说，他们拿特朗普的言论开玩笑。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16岁的科林就表示，“我们嘲笑（特朗普发推特）并把一些话语改编，用到各种场景”。来自得克萨斯州16岁的萨马拉称，如果一个人发推特频率比我还高，“那我不会把他当回事”。卡弗对特朗普的推特言论在课堂上迅速变成流行语而感到吃惊，“当我讲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学生们感到吃惊时，总有学生大喊‘假新闻’，四周笑声一片”。 一些年轻人表示，评论、转发特朗普的推特或者Instagram十分有趣，常常引来不少保守倾向账户的“反击”。来自马萨诸塞州15岁的贝内特就表示，自己常常得到有关“你是个愚蠢的自由派”此类的回复。 16岁的皮尔森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认为，特朗普的言论之所以如此深入青少年文化，是因为“特朗普比其他许多人都理解流行语文化”，“而特朗普的每条推特不仅在推特平台很火，甚至跨越每一平台在不关心政治的人中引起了讨论”。皮尔森表示自己很多朋友与他政治立场不同，但却关注并讨论着特朗普的一举一动。“特朗普能够以其他总统前所未有的方式与青少年接触，当奥巴马希望与青少年接触时，他接受YouTube红人采访；而特朗普如果想接触年轻人，他就发推特”。甚至连皮尔森也没有认真对待总统在推特上发表的言论，“我有时会回复‘太好笑了’，因为我读的时候真的大笑了起来”。 至于“无偏见的新闻”，很多年轻人则倾向于选择记者本人或者由他们信任的人审查过的社交媒体上的相关新闻网页。科林表示他试图避开CNN和大多数主流媒体，皮尔森也认为在网上追踪一些记者的报道比不出名的媒体更有价值。尼利也通过推特看新闻，但她并不相信自己看到的，表示自己看到相关报道后会多方查证。 但青少年对自己能够影响媒体和政治面貌的能力感到乐观。尽管大多数人没到投票年龄，他们认为，社交媒体赋予了他们发声的权利。13岁的伊莎贝尔表示，年轻人正席卷全球，“我们也是有真实思想的人，是否听我们的想法是你的选择，但是长远来看，我们会一直说并终将被听到”。 年轻人对新闻业更有兴趣？ 有趣的是，特朗普对媒体的攻击似乎助长了年轻人对这一职业的兴趣。 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学生报纸《内华达山艾树报》主编玛德琳·普渡（Madeline Purdue）表示，总统的“反媒体“言论已经渗透进了校园。一些对《内华达山艾树报》文章不满的学生，会称报道是“假新闻”或以个人名义诋毁记者。但她仍然表示，其同龄人不仅更愿意了解新闻和时事，也愿意从事新闻工作。 其他几位大学报纸编辑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受。尽管很难找到有关美国新闻专业学生总数的可靠性证据，但是个别大学的数据显示，入学人数有所上升。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州大学、西北大学的新闻学院申请人数也在增加。 盖尔·威金斯（Gail Wiggins）是北卡罗来纳州新闻系的临时主席，她表示，从2016年到2017年，该系入学人数增加了6%。威金斯表示，学校要求新生写下他们选择新闻专业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学生则写道，“他们想要讲述自己的故事、提供真实的信息来完善社区”。 同时，学校和其他机构也加强了有关媒体素养、事实核查和报道基本原则的教学力度。威金斯称，“我们正重新强调事实和准确性，利用手头所有新数字工具来确保准确性、检查信息来源、进行报道：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讨论这些价值观”。 对记者的攻击没有让普渡这样的学生退出新闻业，反而确立了他们投入这一行业的决心。“我希望通过做出好的报道来保护我深爱的东西，我认为这一行业不是完美的”，但是她和同学们一致认为，“只要有了诚实、勤奋的记者，这一行业就可以接近完美，而这正是新闻学院努力向世界宣扬的一点”。 而这一现象在美国历史上其他动荡时期也曾出现过。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邮报》的两名年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 Carl Bernstein）因报道“水门事件“而使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好莱坞甚至据此拍摄了一部电影，两名记者也名声大噪。一时间，民众对新闻工作十分感兴趣，无数学生也涌向了新闻学院——1970年，美国新闻专业报考人数徘徊在3.3万人左右，而1979年，这一数字跃升至7.1万。 已故美国学者本·巴格迪基安（Ben Bagdikian）曾就“伍德沃德“现象于1977年3月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封面报道，文章如此总结，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年轻、没有经验、在上司眼中也不是特别有前途。在著名记者纷纷致力于报道水门事件之时，这两位初出茅庐的人却能够脱颖而出，如果他们能做到，为什么其他的高中毕业生做不到呢？＂（文章来源：上观；作者：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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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3 07:25: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