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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决策周刊2018.9.10 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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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10 09:30: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该来的总要来,房产税年底会见面吗?》最近,个税的声音讨论很凶,而比个税还重要的房产税,也已经悄然提速,今年8月,《经济观察报》援引接近税法系统的深喉的消息称“房地产税今年一定会跟大家见面”。而早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其实也有同样的说法,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原部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曾透露,房地产税立法草案预计今年进行首次审议。对此,有相关法学的专家解释了流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常规的是两个月开一次会。法案审议来说一般要审三次。三次审议结束后,如果通过,就可交付表决。一审后,草案可公布征求社会意见。这意味着房地产税法的草案年底前有望向全社会公布。

世纪之问:为什么中国的民众不消费?》普通家庭的现金流不断被侵蚀,家庭债务将对消费施加挤出效应。而消费下滑将令总需求承压,企业收入减少,形成负反馈循环,悲观预期下循环加速。消费难题就跟教育难题一样无解。钱学森之问刺痛了温相,但教育是百年大计,难以一蹴而就。而对经济和消费问题,温相是有见解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最困难一年”,温相说:“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还要重要”。怎么就都没信心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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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来的总要来,房产税年底会见面吗?                 
【研究员】:
最近,个税的声音讨论很凶,而比个税还重要的房产税,也已经悄然提速,今年8月,《经济观察报》援引接近税法系统的深喉的消息称“房地产税今年一定会跟大家见面”。而早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其实也有同样的说法,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原部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曾透露,房地产税立法草案预计今年进行首次审议。对此,有相关法学的专家解释了流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常规的是两个月开一次会。法案审议来说一般要审三次。三次审议结束后,如果通过,就可交付表决。一审后,草案可公布征求社会意见。这意味着房地产税法的草案年底前有望向全社会公布。

                                 

降2.4亿抛33套!7折抛41套!贱卖8套!炒房客在等你接盘……

降2.4亿抛33套房!7折抛41套房!

8月11日,有人微博爆料“深圳一样有打包的。”

据了解,抛售的房源总面积建筑为24946.29平米,33本房产证的资产包,整体打包降价卖2.4亿。

有网友在下面直呼这可能需要复仇者联盟来接盘才行,一般的侠不够。”

早在8月10日,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爆料,北京的地主出货了,一口气卖41套房,有折扣,想要的同学抓紧啊。”

这41套房全为豪宅,其中包括11套中海凯旋、8套保利中央公园、7套合生霄云路8号及15套棕榈泉国际公寓,房源面积9882平。所在小区二手房均价都在10万元/平以上,其中,中海凯旋均价更是高达约19万元/平。粗略估算,这批房源总货值超过10亿元。

二手房市场崩了?

而就在昨晚,财联社报道一位自称接近该业主的人士表示,并不是41套在卖,而是31套,但委托了北京不同的地产中介在卖,不只麦田一家。

但麦田房产相关负责人否认了上述消息,“这事不太靠谱。”此外,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等多位资深中介人士均表示,没听说过有北京业主在集中抛售几十套豪宅。

上述麦田房产相关负责人告诉财联社记者,“这件事的起因是有人在公司内部群发了包括上述房源的一张图,但是并没有提供产权资料,麦田也无法对其进行核验,部分经纪人没有看清,就着急发了出去。”

财联社记者多次致电冯姓经纪人,但其电话始终无法接通。而麦田房产官网上,并未上线这批房源。

今早,我也按照截图打了该中介的电话,电话响了一声被挂断……

虽然上述几个“抛房”的事情真实性有待考证,但传出这类消息的背后是否预示着二手房市场逐渐冷却呢?

前期房价涨得凶的,现在不少急售房源!

调控到现在,一些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开始出现了一些松动。目前成都,杭州,以及长沙、南京都不同程度朝着买方市场发展。

成都5.15调控效果显著 接下来二手房价格仍会跌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挂牌二手房中,涨价的仅占15%,而下调挂牌价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5%。贝壳找房实际成交的二手房均价也在下跌,6月份环比下跌了3.4%,至15443元/平。

目前成都二手房市场仍然处于卖方掌控之中,但目前已经出现了不少急售房源,市场正在一步步朝着买方市场发展。

这跟5.15调控有直接关系。那一轮调控大量新盘被放出来,中签率大幅上升,调控挤压了炒房需求,有限的刚需被限价新房吸走,预计接下来的一年,成都二手房仍将维持小幅下跌的态势。

杭州二手房成交量和成交价格都在跌

杭州楼市是这段时间以来的热点城市。土拍遇冷不说,二手房市场也出现了一些回调的苗头。

数据显示,7月份杭州二手房成交6809套,成交量已连续4个月下跌,而且成交价格都有一定程度下跌。

目前杭州市场也出现了一些急售房源,主要是一些着急换房的房主和一些炒房客,后者由于价格涨幅已经比较多,希望及时止盈,落袋为安。

我们联系到了几位打算换房的业主,也了解了一下目前杭州二手房市场的一些情况。

1、杭州二手房看房人群明显减少,观望情绪渐浓

有位下沙的打算换房的业主告诉我,她这套房去年下半年也挂牌过一次,当时看房人数比现在多不少,愿意出价购买的也不少,但由于看涨后市,他把房子从中介处撤掉。

她打算换个更优质的学区房,但自己的房子这次已经挂出去3个多月,看房的人不多,有诚意出价的更是少,到现在尚未成交。

2、愿意降价,但前提是自己看中的房子也得降价

另一位业主是拱墅区的,他打算换套四房。他的房子挂牌价比3月份的预期价格低了20万,而底线是还可以降20万。但前提是等自己看中的房子至少也有同样的降幅才愿意成交。一边是卖,一边是买,这里牵扯到三方,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换房难度也颇高。

令他担忧的是杭州楼市预期不是很好,棚改、土拍、前段时间集中发预售证这些信息集中释放,对市场信息有一定影响。

一口气贱卖8套房!有人挂了半年都卖不掉

据问宅报道,昨天又看到了一位南京“小地主”,最近降价抛售了自己手上8套桥北的房子,因为怕房产税要来了。

当然真实性有待考证,只是这种消息传出来本身就挺吓人!同时有网友给我们留言,二手房挂了半年了都卖不掉……

南京会像厦门一样吗?我的房子都挂半年了,还没卖掉。”

同时,今年以来仍有大量的小区集体坐地起价,这些业主不仅团结而且专业,不仅对自己房源预期颇高,而且信心十足。

但殊不知,你们可能在为他人做嫁衣……

不愿意降价的投资客,实际上是为降价!

如果有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就会明白,这样的联合涨价,纯属业主的一厢情愿。

举两个例子:

同属河西南,佳兆业有业主挂5.6万/平,而升龙天汇4.6-4.8元/平的价格可能就能买到,你买哪个?还有4.1万/平的海峡城……

同属雨山路,融创臻园的毛坯二手房价格基本在3万/平以上,中海万锦熙岸的精装二手房价格基本在2.7万/平,还有前期1.75万/平的中交锦蘭荟等着开盘,你买哪个?

一个小区涨价,其他小区维持原价,只会这个小区的二手房更加难以成交。虽更关键的是,所谓的涨价联盟,既无法律效力,也无实质约束力,根本防不住个别业主偷偷折价卖房,也会掩盖高明的投资客在高位抛房的情况……

不愿意降价的投资客实际上是为降价的投资客买单,因为后者的房子才更好卖。在这个强调流动性的时候,后者往往更安全。

所以,最后你可能玩了一把黑色幽默,画虎不成反类犬,反而成功的掩护了高明的投资客撤场。

炒房客在等你高位接盘……

眼下不少刚进的刚需都很焦虑:想买限价的新房,但不容易买到;银行利率上涨,担心接下来买房成本会更高;也有在担心房价会涨,现在不买以后更买不起……

房子多了,房价也会稳住,你买到房的概率也会增加,这是对刚需的安慰。

对于手上资金不足,承受不起“贷款+2年房租”的刚需,可以下手二手房,但是建议你们再看二手房的时候对标该小区的最低成交价格。不少炒房客都在等你高位接盘……

很显然,买限价的新房几乎可以不带脑子,但接手二手房,就要掂量掂量自己是不是处在高位了。

至于投资性购房,短期想套一笔的话,目前非常不适合进场。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人早已撤场,有人还在忙着进场……

祝你们好运~

未来房价会降?孙宏斌到底啥意思

融创老总孙宏斌在今天(8月31日)融创业绩发布会上的一番言论也颇有意味。

他表示,房地产调控政策严峻程度超出任何人想象,目前没有放松迹象,未来也只会越发严峻,政策调控已改变市场购买预期。

此外,他和公司行政总裁汪孟德都认为,核心城市房价已到高点,未来房价可能会下降。

孙宏斌已经不是第一次看空楼市

我依稀记得,这已经不是孙总头一回朝楼市泼冷水。

就在去年3月,同样是业绩发布会上,孙先生说得更直接:货币政策收紧,利率增加,这些措施会影响到企业现金流,贷款减少,房价肯定会受影响。

所以他表示对市场非常非常悲观,也不大相信会放涨,因为房价已处在高位上了。

去年房价情况如何,相信各位朋友都了解,少量城市表面上是稳住了,大部分城市却开始疯狂表演,从抢人大战到抢房大战,再到刚需保卫战。

过程如何不重要,口号也不重要,反正到最后房价涨了,还不少。

同样是在去年,11月,针对房地产“白银时代”这一观点,孙老板怒怼,“这不扯嘛”。

没错,如孙老板所言,“当时我说我要做利润100亿的时候,他们都说我疯了,现在随便一个公司的利润都超过100亿了,2017年融创的利润三四百亿。所以你说这是白银时代,这不扯嘛”。

彼时的房地产市场对孙宏斌的融创来说,确实是块钻石。这话放到现在其实也应景。

最近房企半年报的发布已经接近尾声,虽然数据显示8成房企上半年利润上涨,但涨幅的分化非常明显,融创算是A股及港股上市房企中,成绩较为优异的那位。

不过在今天的业绩发布会上,孙老板显得沉稳了很多,开始强调安全第一。

房企究竟有多不安全?

的确,这个行业风险很大。排名前列的房企哪一个不是杠杆加到惊人,动辄百分之七八十的资产负债率太正常不过。钻石级的融创也不例外。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发商的数量很多。在很多发达国家,其实房地产开发商的数量只有几十家或者上百家,而我们可能有成千上万家房地产开发商。

这两年调控凶猛,尤其是京沪等城市,就差把楼市全部冻结了。二线城市一轮热度过后,可以预期后续的调控会越来越严,对于房企来说,调得越狠日子就越难过。尤其是小体量的 开发商,命运堪忧。

甚至有些小微开发商仅仅专注于一座城市,而如今,随着调控层层深入,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未来可能会显著收缩,加上巨头开发商不断扩张,三四线城市的本地开发商生存难度更大。

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我国房地产也正在进入寡头时代。

年初中指院发布2018百强房企榜单,数据表明在史无前例的调控风暴下,巨头房企的市场份额却达到历史新高。

2017年,百强房企销售额占比达到47.7%,较上年提高7.9个百分点,增幅高于2016年3.3个百分点,也是近年来最快的增速。

近些年来,没有哪一年百强房企的销售额占比增速,可以和2017年比。

此外,综合实力TOP10企业,2017年市场份额为24.0%,较上年提高5.8个百分点,占百强企业销售总额的50.2%,强者恒强趋势凸显。

2018年,调控情况比去年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太效应极有可能愈演愈烈。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巨头房企们的日子就更好过。正如孙老板说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严峻程度超出任何人想象,政策调控已改变市场购买预期。

虽然杠杆游戏并不完全同意,但“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的严令相信没有人会视若无睹。

不安全的另一面表现在,房企融资压力越来越大的事实。

如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披露,上半年,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同比多减。委托贷款减少8008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减1.4 万亿元;信托贷款减少1863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减1.5 万亿元。

融资压力大叠加还债高峰来临,将进一步增加房企的债务压力,借新还旧有时候可能不好使。

这个时候,拼的就是现金流和土地储备。

房产税年底见面?留给你卖房的机会不多了

最近,个税的声音讨论很凶,而比个税还重要的房产税,也已经悄然提速,今年8月,《经济观察报》援引接近税法系统的深喉的消息称“房地产税今年一定会跟大家见面”。而早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其实也有同样的说法,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原部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曾透露,房地产税立法草案预计今年进行首次审议。

对此,有相关法学的专家解释了流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常规的是两个月开一次会。法案审议来说一般要审三次。三次审议结束后,如果通过,就可交付表决。一审后,草案可公布征求社会意见。这意味着房地产税法的草案年底前有望向全社会公布。

从种种迹象表明,房地产税已经明显是提速了,而且很可能在今年年底前跟大家见面,但老齐在知识星球齐俊杰的粉丝群里面也多次提到过,见面和出台是两码事,见面是提请人大审议,也就是有了一个具体的规则和框架,人大审议后还会进行修改,换句话说,今年底大家可能就知道征收房地产税的思路了。

房地产税改革,是一项重大的税制改革,他关系到后面几十年的国家收入模式,特别是将改变大家的投资习惯,在房产的持有环节征税。很可能造成财富的大洗牌。从目前透露的一些方向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一些思路。

首先,按评估价格征税,也就是说会官方给出一个价格,而不是完全跟市场价格波动,这个价格可能会滞后于市场的反应,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案例就是,2008年美国底特律的房子几乎白送,就是因为按照评估价,很多房子每年要交几千甚至数万美元的房产税,所以根本养不起,白送给别人都没人要。评估价收税,很可能会让房价过高房子,瞬间变成负债。丧失掉流动性。

其次,考虑到民生问题,应该会有免征额度,也就是基本会保证大家的刚需,你就一套自住房,如果面积不算太大,应该是不用交税的。这个免征额应该在人均40-60平米,因为目前全国人均住宅面积就是40平米,而上海之前的房产税试点,就是60平米免征,但上海模式大家都知道,是失败的模式,就因为这个门槛太高,结果根本形同虚设,所以应该不会比这个免征面积更多。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家三口住一个120平米以下的房子,房产税跟你的关系并不大。

第三,考虑到租房需求,对二套房应该不会下狠手,但三套以上的惩罚税率应该会很重,很多人都担心二套房要交税,即使二套房交税,应该也交不了多少,甚至干脆就不按套数计算,而是免征之外的面积数量计算。如果对二套房就收重税,那么城市租金就会暴涨,以后没人有多余的房子了,租户找谁租房去,所以这显然不符合房子是用来住的原则。大概率应该考虑到这个需求,一套保护自住,二套合理出租,三套开始就会使用惩罚税率,或者是超出一定的人均面积,就给予惩罚税率。这个税率随着你的套数和面积上升而递增,所以你别想把房产税转嫁到租户身上,因为人家是二套出租,没什么成本,你是五套房出租,房产税每年2%,你跟人家的成本根本不同,这就避免房东集体提价的情况。

第四,征税难度不小,中国老百姓对于直接税和财产税缺乏缴纳的观念,大部分之前都是代扣代缴,你让他自己申报缴税可能性并不大。所以怎么收房产税是个难题,但起码有一招可行,那就是过户的时候,交齐房产税,并补缴滞纳金,换句话说你的房子只要还想卖,就得按时去交税。你要一直不交税,多套房的滞纳金累加,最后房子可能就归国家了。

第五,会考虑到土地出让金的问题,在房产税里给予土地出让金的减免,至于产权问题,房子的产权本就是属于个人,所以对你完全产权的东西征收财产税没什么法律问题,只是土地不属于你而已。即使在美国,你买公寓,土地也一样不属于你。所以70年的土地出让问题,根本不是障碍,我们随时可以把土地的出让年限加长。

综合来看,现在大家不应该抱有幻想,房地产税肯定是要来了。虽然老齐一直说,明年完成立法,最快2020年-2021房地产税落地,但是对于房子这种流动性极差的资产来说,千万不要等到最后在去集中变现,P2P的挤兑大家都见过吧,一旦他出问题,信心开始丧失,您根本就找不到买家了。而房地产税一旦有了具体的细则,你可能根本就脱不了手。大家可以看看个税,对于劳动者尚且如此,你想想房地产税会怎么样吧,对于很多人来说,十有八九会是个噩梦的开始。(文章来源:综合凤凰网房产、365楼市、财联社、365南京二手房;文章作者:张银银 杠杆游戏(ID:ZhangYinyin0903)、齐俊杰看财经 ID:qijunjie82)



                                 
                                           深层参考
                 



经济智囊的三大政策建议:避免监管过度                 
【研究员】:
行业机构对去杠杆的方向表示高度赞同,但对金融监管政策推出后,相关配套措施未能跟上所导致的金融市场风险和宏观经济风险有所警惕。行业提出了六大金融风险演化和传导路径:一是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交替传染;二是市场风险带来部分金融机构乃至金融业的经营风险;三是金融机构一致谨慎导致经济下滑风险;四是国内经济金融下滑叠加外部压力形成更大范围的宏观风险;五是金融财政同步收缩可能带来的风险;六是地方政府债务如处置不当,引发政府信用危机的风险。

                                 

《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风险研判与政策建议》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合课题组于2018年6月26日完成。

报告的背景是当时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了较多风险端倪,如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变化较大,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出压力加剧,国内主要经济指标开始向下,以及金融严监管下杠杆去化较快,但资金流向实体阻塞,流动性宏观与微观的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等。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合举办“金融市场近期形势与风险研判”专题会议,组织监管与业内专家共同讨论,对国内外经济指标与金融市场情况进行梳理,分析存在的主要金融风险与其演化与传导路径,提出货币、金融、财政多个领域的建议与政策,并最终形成本报告,希望为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决策参考。

行业机构对去杠杆的方向表示高度赞同,但对金融监管政策推出后,相关配套措施未能跟上所导致的金融市场风险和宏观经济风险有所警惕。行业提出了六大金融风险演化和传导路径:一是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交替传染;二是市场风险带来部分金融机构乃至金融业的经营风险;三是金融机构一致谨慎导致经济下滑风险;四是国内经济金融下滑叠加外部压力形成更大范围的宏观风险;五是金融财政同步收缩可能带来的风险;六是地方政府债务如处置不当,引发政府信用危机的风险。

针对上述问题,50人论坛建议从三方面应对近期金融市场风险。一是尽快明确当前阶段宏观去杠杆的总体目标和体系,让市场尽早清晰边界做调整,避免金融恐慌;二是抓紧做好监管协调,避免监管过度、交叉传导;三是精细做好压力测试,以及货币、金融、财政政策等过渡期配套安排,避免出现融资悬崖。

在货币政策方面,保持M2和社融压降后的平稳,减小去杠杆下资管变局带来的摩擦成本。在金融监管政策方面,各监管部门尽早发布资管新规配套执行细则;对回表操作配套的资本占用、贷款规模上给予过渡期;停止对资管产品征收增值税。在财政政策方面,要考虑从平衡型财政向功能性财政调整;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关偏门的同时抓紧开正门;地方政府去杠杆的同时,中央政府适度对冲;财政扩张要落实在减税上。

目录

一、国内外市场现状与主要风险

(一)国际市场受预期差影响波动较大

(二)国内主要经济指标开始下行,金融风险加速暴露

实体经济主要指标出现下行迹象

货币金融数据反映出杠杆去化较快

金融市场出现较多风险迹象

资管格局重构,金融实体传导阻塞

流动性不平衡性问题日益突出

二、金融风险传导路径

(一)流动性风险与信用风险交替传染

(二)市场风险引致部分金融机构出现经营风险

(三)金融机构一致性谨慎引发资金抽离,导致经济增速下滑风险

(四)内外压力叠加导致宏观风险扩大

(五)金融与财政同步收缩可能带来较大风险

(六)地方债务处置不当可能引发政府信用风险

三、政策建议

(一)坚定去杠杆和调结构的正确方向,尽快明确当前阶段宏观去杠杆的总体目标与结构目标

(二)抓紧做好监管协调,避免监管过度、交叉传导出现大的宏观风险

(三)精细做好压力测试和配套安排,避免出现融资悬崖

货币政策

金融监管政策

财政政策

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风险研判与政策建议

2018年6月26日

近期外部受美国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影响,国内由于严监管、去杠杆进入深水区,金融市场出现较多风险,我们组织监管与业内专家共同讨论,对国内外经济指标与金融市场情况进行梳理,分析存在的主要金融风险与其演化与传导路径,提出货币、金融、财政多个领域的建议与政策。

一、国内外市场现状与主要风险

(一)国际市场受预期差影响波动较大

近期海外金融市场波动较大,源于三方面预期差:其一,市场前期对美国发起贸易摩擦预期不足,未料想到潜在的贸易战成为了今年市场最大的边际变化;其二,对美日欧经济走势的判断有误差,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表现低于市场预期,而美国的经济表现相对最为稳定;其三,未预期到美元和美债利率同时快速上行,市场对美债上行压力前期反映不足,对美元看空情绪较浓,当两者同时打破预期时,新兴市场的汇率压力陡增。

总体上,2017年是全球经济同步增长的“蜜月期”,2018年行将过半,市场表现不如年初所预期。具体来说:

一是贸易摩擦是国际最大扰动,经济增长出现较大变化。

美国对内减税、放松中小银行监管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对外全球范围地挑起贸易争端,退出贸易协定,推行“美国优先”、“制造业回流”的做法,其核心需求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维持美国地位优势。美国挑起的国家间贸易摩擦,对全球形成巨大影响,中国毫无疑问是最大的目标,但日本、欧盟等美国盟友也未能避免。2018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只有美国以2.8%速度保持了继续增长的趋势,而日本、欧元区、英国都出现了同比增速下降。从制造业PMI指标来看,美国5月份震荡上行达到56.4,而日本、欧元区、英国均已从前期高点回落,新兴市场国家因受到冲击更回落至荣枯线附近。

二是全球资本流动压力加剧,股债汇原油等指标均现恶化迹象。

股市方面,年初以来出于对贸易战的担忧,全球主要股票市场经历了多次冲击,主要股指表现较为颓势。上半年除美国股票市场表现相对较好外(纳斯达克指数截至6月25日较年初累计涨幅为9.1%,标普500指数涨幅为1.6%),其它国家重要股指均录得负值,新兴市场国家股票下跌更为明显,MSCI新兴市场国家指数下跌7.5%。

债市方面,受美联储连续加息影响,美债10年期利率前期快速上行至3.11%,突破2011年年中以来的新高,美日、美德之间的利差呈逐渐拉大趋势,中美10年期利差目前在70BP左右。

汇市方面,美元指数自4月中一路走高突破95,欧元、英镑相应下跌,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受美元走强、美债利率上升的冲击,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

原油方面,自2016年OPEC减产以来,国际油价已从最低点30美元累计上涨2.5倍,布伦特原油价格四年来首次突破80美元,未来还有进一步走高可能。国内叠加人民币的贬值因素,下半年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强美元、高利率与油价走高的局面,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了巨大压力,出于本币贬值和资金流出的担忧,各国央行不得不采取防御姿态。而随着全球同步复苏进程的结束,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最佳窗口期或也已结束。

(二)国内主要经济指标开始下行,金融风险加速暴露

1、实体经济主要指标出现下行迹象

国内投资、消费、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出现下降。2018年5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为6.1%,低于上月的7%及上年的7.2%。其中,基建投资投资同比(包含电力、交运、水利)增长5.02%,大幅低于上月的8.71%和上年的13.86%;房地产投资同比7.7%,与4月至持平,高于上年的3.6%。消费增速回落明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9.5%,低于上月的9.7%和上年的10.2%。出口边际走弱,前5月出口金额累计同比为13.3%,连续4个月回落。

2、货币金融数据反映出杠杆去化较快

一是第一轮去杠杆成效明显,现在事实上已进入去杠杆第二阶段,即“稳杠杆”和“结构性去杠杆”阶段。

从宏观角度看,5月M2同比增速为8.3%,创1986年以来最低水平。商业银行表内信用创造与央行货币提供渐趋统一,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资产增速差从2015年底22%的历史最高点下降至目前的零左右。

从金融业中观角度看,同业理财余额在2016年2月达到历史新高7.56万亿后一路下滑;同比增速也从491%下滑至2017年底的-46%。曾被用来刻画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的指标“银行对非银机构债权”,较银行总资产的相对扩张增速从2016年2月高点63%降低至今年5月的-6%。

从微观市场角度来看,银行间债市可度量杠杆水平为109%,处于历史上中等的水平。股票质押市值截止6月25日占A股总市值的13%,总体水平可控。但个股质押比例差异较大,目前接近平仓线公司质押市值达到4000多亿元,若市场继续下跌,风险将加大。目前两融余额较2015年峰值已去化了近60%,仅占A股流通市值的2.29%。

在中长期杠杆去化的过程中,微观层面流动性问题要得到实质性解决仍然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按照资管新规要求,相关业务到期不能续作,最终都会给市场带来被动抛压。

二是融资环境持续收紧,信用供给结构变化较大。

5月,考虑了政府融资的广义社融存量同比增长11.6%,创2006年最低;季度环比折年增速更是近四个月都跌至8-9%,显示金融条件可能已经过快收紧。另外贷款加权利率不断抬升,也说明融资环境不断收紧,且成本上升较快。金融机构人民币一般贷款加权利率从2016年中的5.58%上涨至今年3月的6.01%。

信用供给方式和结构变化剧烈,快节奏“去杠杆”导致市场波动较大。随着金融监管机构监管政策逐步落地,今年的社会融资方式体现出很强的银行表内替代表外的特征。社会融资结构出现较大变化:截止5月底,本外币贷款存量同比维持在12%-13%之间,而表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存量同比从2017年10月的19%快速回落到3%。今年前5月,非标融资同比少增2.8万亿。而从目前已发布政策的未来可见效果来看,非标、信用债券等收缩仍将给社融增速带来持续、大幅的紧缩压力。

政策紧缩带来的“融资缺口”正在快速吞噬企业现金流,M1同比增速已从去年初21.4%急速降至5月的6%,环比增速则已降至0%附近。在快速去杠杆之下,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资金过快收紧,信用债市场违约频发、股票市场持续低迷均是症状。

3、金融市场出现较多风险迹象

一是债券市场违约密集发生,融资功能受到冲击,信用传递阻塞。

截止6月3日,违约债券规模合计达到142亿元,涉及9个发行主体的15只债券,其中首次发生债券违约的发行人有7个。今年新增违约主体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新增违约主体都是民营企业,而2016年的违约主体还包含了较多央企和地方国企。二是今年违约主体包含了较多上市公司,首次违约的7个发行人中有4个上市公司(神雾环保、富贵鸟、中安消、凯迪生态),还有2个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华信集团和阳光凯迪);而今年之前仅有4个上市公司发生过违约。

中低评级债券发行困难问题突出。去年企业债券融资增量为4495亿元,创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占当年社融增量的2.3%,更是创出2005年以来最低。资管新规后,表外融资方式萎缩,债券市场承接融资需求重要性上升,企业债券融资增量占社融增量比重有所上升。今年前5月,企业债券融资增量为2254亿元,占年内社融增量的 11.2%。

但由于今年信用风险事件密集发生,市场机构对发债主体整体持谨慎态度,中低评级债券发行困难问题突出,2018年5月信用债市场净融资大幅萎缩。

二是股票市场股价持续下跌,股票质押风险不断提高。

随着融资结构表外转表内的趋势日趋明显,很多中小民营企业面临表内融资不会给、表外融资拿不到的困境。信用收紧环境下,股票质押成为了民营上市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当前获得短期流动性的唯一出路。股票质押占A股总市值比例2016、2017及当前分别为5.56%、9.36%和12.88%。而今年以来A股市场主要指数普跌,跌幅在15%左右,加大了此类上市公司控股权转变的风险。如何确保中小企业获得基本的营运资金是当前资本市场安全、避免经济崩塌下行的关键问题。从数据来看,A股上市公司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入额出现下降,货币资金规模缩减,企业整体偿债能力出现恶化。

三是信托作为表外融资的重要载体,一季度规模下降超6万亿。

信托的快速发展伴随着融资方式表外化的进程。信托资产余额同比增速高点在2013年中为71%,与之伴随的是2013年的“钱荒”。截止今年3月底,信托资产余额为25.61万亿,同比增速滑落到16.6%;存量更是较2017年的高点下降了6.32万亿。

四是基金去完嵌套去非标去增量。

基金去杠杆明显。当前牌照机构的资产规模比2017年3月份高点下降了7万亿左右。这7万亿大部分应该是嵌套规模,再去杠杆应该就要触及到实质性的非标资产。从增量数据看,2017年基金社会融资形成是1.8万亿,占当年社会融资规模的4.6%;而今年一季度的增量已快速下降到2500亿元。从分项数据看,2017年私募和公募基金规模分别上涨了40%和25%,而截止2018年6月23日,当年时点规模则只分别上涨了12%和8%,且预期同比仍可能进一步往下掉。

五是中资海外市场今年持续走弱。

中资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持续走弱,可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受海外和国内因素主导:第一阶段主要受到海外流动性收紧和美债利率攀升的影响,高收益和投资级债券同步下跌。彼时国内信用主体风险尚未充分暴露。第二阶段则是在国内点状信用风险频繁爆发之后,市场逐渐意识到融资环境收紧对于经济的反噬作用,开始充分规避低评级信用主体,高收益债大幅下跌,而投资级债券表现相对稳定。与年初相比,高收益债价格已下跌近10%。

过去几年中资海外美元债市场不断壮大,有赖于供需两旺的基本面。但当前需求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海外对地产和城投等行业的信仰有所打破,风险溢价要求更高;另一方面在全球流动性收缩的大背景下,中资债券需求本身也有所下降。在此情况下,中资企业近期海外一级市场发行量出现明显下降。月度发行量从4月接近100亿美元的高点,降至5月的40亿美元左右,6月单周发行更持续减少。

4、资管格局重构,金融实体传导阻塞

资管新规4月底正式发布,是近期信用总量迅速萎缩的主要原因之一。银行理财为主的资产管理行业在过去十年发挥了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过渡的连接器作用。一方面存量规模较大。银行理财资产规模4月末高达32.18万亿,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的13%。另一方面投资资产涉及各大市场。资管产品一直是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其中债券、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现金和银行存款以及权益类资产占比靠前,分别为42%、16%、14%和9%。理财持有信用债的比例较高,当前,在资管新规落地而细则未出之际,理财业务陷入观望近乎停摆,随之中低等级信用债接近冻结。另外,截止2017年底,理财投向权益类资产的规模为2.8万亿左右,占同期A股流通市值的6%,银行理财投入股票质押的资金亦数量巨大。

资管新规落地之后,一方面,新发理财速度远远赶不上理财到期速度,银行理财规模降低较快;另一方面,由于资金续接难度较大,银行理财在资产配置上也相应出现净减,资产到期即收回资金,对股、债、非标等市场都出现较为明显的资金无法稳定续接的问题。

5、流动性不平衡性问题日益突出

宏观流动性处于不稳定结构:外储减少环境下货币创造减少,即缺乏货币的中长期投放渠道,央行通过期限相对偏短的货币政策工具过渡。在近年的宏观审慎监管思路下,保持相对较高的存款准备金,MPA等考核严格执行,国内商业银行资金成本较高,并且面临持续加剧的缺乏稳定长期资金的困境。截止6月26日,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余额为5.13万亿,相当于4%左右存款准备金量。凸显了2014年以来人民币进入双向波动后,国内货币中长期投放渠道缺乏,商业银行负债特别依赖央行短期货币政策工具的现实。这是我国当前宏观流动性不稳的主要原因。

微观流动性处于日益明显的分层结构,流动不畅。现有国内微观流动性即货币市场分为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参与主体则按照银行类金融机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进行划分,日常央行通过公开市场货币政策工具进行流动性投放,但由于目前一级公开市场交易商主要为部分银行,一级公开市场交易商向区域银行、非银机构等传导流动性链条较长,尤其是在MPA考核约束下,向非银传导流动性的成本较高。以全市场质押式回购和存款类金融机构间质押式回购利差为例,近两年该利差持续走高,并存在较大波动,2015-2017年平均利差分别为6bp、19bp、53bp。此外,流动性在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也存在分层,两者利差也在逐步走扩,2015-2017年平均利差分别为83bp、119bp、185bp。近期央行明确增加AA以上债券作为抵押品,对于提振市场信心有所裨益,但由于操作对象未进一步放开,现有一级交易商并非目前信用债券市场主要交易商,导致该政策未能及时缓解货币到信用的传递阻塞。

二、金融风险传导路径

(一)流动性风险与信用风险交替传染

国内债券市场已出现的信用和利率风险可能会演化为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可能的传导路径包括以下三种:

一是单券信用风险暴露所导致的流动性丧失。单个发行人偿债能力显性弱化后,其含有交叉违约条款债券将提前到期,同一发行人其他债务人也将采取相应措施。这将导致该发行人的所有融资工具都面临流动性短期丧失的风险,进而加大该发行人的违约风险,形成风险的自我实现。

二是信用事件导致同类型主体融资困难,进而衍生出更大范围的流动性风险。据了解,今年多起信用风险事件发生后,部分金融机构暂停了相应区域、行业、甚至大部分民营企业债券投资,从而造成了更大范围的流动性风险。

三是信用和利率风险的爆发本身就会加大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在信用和利率风险带来市场波动性上升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均会倾向于更加谨慎的操作策略,不断主动提高投资标准,进而导致市场交易效率的下降,流动性风险的上升。风险偏好,并不会因为信用利差的弥补而同步线性恢复。

(二)市场风险引致部分金融机构出现经营风险

在市场风险集中爆发的过程中,结合资管格局的解构和重构,部分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行业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风险将面临集中爆发。

全行业的解构与重构仍在进行中,要警惕负债到期而资产未到期和难以卖出所带来的经营性风险,单个机构点状、乃至由此引发的行业风险,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此外,存量资产因估值方式切换导致资产浮亏变实亏的风险,由何方来买单,是部分金融机构乃至金融业未来最大的风险来源之一。

(三)金融机构一致性谨慎引发资金抽离,导致经济增速下滑风险

信用风险事件可能仍将继续爆发。而不管是融资的发行企业,还是资金提供方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抬升均将影响其正常的经营活动,进而可能拉低经济增速。

去年对GDP增长边际拉动最大的净出口在贸易摩擦的冲击下,今年一季度贡献已转负;政府和居民部门再杠杆的空间已不大;居民收入增长有限的前提下,消费更多地将起到稳定而非上拉的作用。而金融机构在面临严监管的环境下,形成一致性预期,降低风险偏好与容忍度,引发资金集中抽离实体,形成“紧信用”环境,从而加剧中国经济中期下滑风险。

(四)内外压力叠加导致宏观风险扩大

如果内债大量违约,会形成外债违约的预期。叠加美国利率强势美元强势,人民币从4月以来重现出现贬值态势,从6.2778贬值至当前的6.54左右,贬值幅度超过4%。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速阶段向下、美国经济增速向上,同时美国不断施压贸易摩擦,人民币形成阶段贬值预期的概率较高,会进一步形成对国内经济和流动性的向下压力。如不及时阻止,后续易发生负反馈传导。

(五)金融与财政同步收缩可能带来较大风险

当前整肃金融环境的格局下,央行总体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金融监管相关政策均指向去杠杆,事实上形成总体收缩融资。而财政在加强地方政府举债规范的过程中,事实上是执行了从紧的财政政策效果,税收持续增加。前5月税收收入累计7.68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速为15.8%,远高于2017年的10.7%和2016年的4.3%。当前的紧缩性财政政策环境可能进一步加剧我们面临的去杠杆风险。

(六)地方债务处置不当可能引发政府信用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存在显性债务与隐性债务等多种口径。目前公开债务数据不低于20万亿,隐性债务则难以计量。严格规范地方政府举债势在必行,但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独特政治地位与属性,使其债务具有一定公共性特征,且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原因,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与美国的市政债差异较大,具有准政府信用特征。历史上海外机构曾多次以此为由唱空中国经济。如果地方政府债务出现公开违约,易引发对于整体地方政府债务的全面担忧(目前市场已经进入这个状态),进而引发对于整体政府信用危机的风险,对经济的影响将非常巨大。

三、政策建议

结合上述国内外经济与金融市场情况,在提出政策建议前,先重点阐释三点认识:

其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的投融资功能是支撑经济运转的必备条件。因此,在整肃金融的同时,要注意金融投融资功能的延续性,避免出现投融资断崖。

其二,金融具有显著的市场性特征。一是高度一致预期往往带来预期自我实现,导致风险爆发。金融由多个市场组成,而每个市场都有众多投资者。金融市场买卖代表着不同的预期,有买有卖才能达到平衡。但如果金融市场形成强烈一致预期,则会出现单边市场。例如当前市场一致预期的信用风险传递,导致信用债市场急冻、股票市场质押不断告急。二是风险易于扩散。现代金融市场例如股票、债券,由于相对于信贷等传统金融,更加透明、信息传递更快,一旦出现点状违约,极易扩散至整个行业、或整个区域,导致点状风险扩散极快。

其三,中国金融仍处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过渡的阶段。过去十年,银行资管事实承担了间接融资市场向直接融资市场过渡的资金分配功能,表内以存款、信贷间接融资工具为主,表外则通过理财与各金融市场连接。规范资管行业的同时,功能由谁承接的问题需要重点考虑。尤其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缺乏长期可投资金,银行理财作为中短期资金连接与分发的功能被限制之后,对接实体的金融体系面临流动性严重不足的问题。

针对目前面临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及金融风险的演化与传导路径,我们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坚定去杠杆和调结构的正确方向,尽快明确当前阶段宏观去杠杆的总体目标与结构目标

从2016年到现在用两年时间已经做了一轮总体的去杠杆。通过各个指标看,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在逐步进入结构性去杠杆,或者稳杠杆的新阶段。需要测算和明确这个阶段定量定性的宏观目标,政府、居民、企业各部门的杠杆是一起降,还是有重点的降。只要有明确政策引导,金融市场就会消除不确定感、恐慌预期,消化对应风险。

(二)抓紧做好监管协调,避免监管过度、交叉传导出现大的宏观风险

一是做好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当前面临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极为复杂、市场压力较大,金融风险不断爆发的概率较高。建议启动国务院金融与发展委员会中的应急处置机制,统筹各部委及时反应,统筹处理所有金融风险。

二是及时处理违约破产等事件,多元化去杠杆。对于发生的信用事件,短期来看,有关部门应提高处置效率,阻止违约问题风险外溢,做好该企业债务违约的善后工作。长期则应做好债务杠杆有序去化:(1)核销破产。如果假设130万亿企业债务中有5%是必须破产关闭的企业造成的,那么大约有6万多亿的坏账核销。这对企业来说是破产关闭,对银行来说是坏账核销,宏观上说是债务减免,需要明确相关配套政策,分步来做。(2)收购重组,包括债转股。企业不破产、但是会进行债务重组或部分豁免,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如果假设130万亿企业债务中有10%需要通过债转股、收购兼并等资产管理手段重组,那么大约有6万多亿元债务减免。除了金融政策之外,还需要中央、地方多级政府配套政策支持。(3)股票质押需要考虑总体方案。股票质押属于市场化的债务工具,本身是作为短期流动性工具存在的,但由于多为上市公司股东,对于上市公司未来经营影响重大。虽然总体量相较于股票市场不大,但对市场心理影响较大,压制投资者风险偏好。建议应参考债转股等思路,监管抓紧组织市场机构、上市公司讨论具体化解方案。(4)加大资本市场改革力度,提高股权融资比重。切实降低债务杠杆,必须加快资本市场进一步改革,面向科技型企业、面向新经济要有与时俱进的配套规则。但在内外风险叠加、资管新规落地执行的复杂环境下,要注意好改革和开放的节奏,避免引发新的风险。

三是防范外部冲击,准备好我国货币供给机制与美元脱钩的预案。鉴于中美贸易争端如升级,可能向金融领域蔓延,为保证国内宏观流动性不出大的风险,应提前准备国内货币独立供给机制的预案,避免因汇率剧烈波动、全球大幅资本流动带来的国内流动性剧烈收紧的风险。

(三)精细做好压力测试和配套安排,避免出现融资悬崖

1、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核心是要应对好外部压力带来的流动性冲击与内部金融改革带来的过渡期压力。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保持M2和社融压降的平稳,减小去杠杆下资管变局带来的摩擦成本。整个金融行业都在经历二十年来最大的一轮压缩,资管新规和信用收缩的环境让情况更加复杂。通过外汇占款增加进行货币增量投放的机制已改变,要求我们继续适时适度下调法定准备金率,给金融机构提供稳定的资金,降低资金与社会融资成本。M2、社融压降后要保持在合理区间,既不能过高,但也不宜过低。

二是进一步疏通流动性传导渠道。目前货币市场流动性传导路径为央行面向以商业银行为主的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投放流动性,再由其向其他银行和非银传导流动性,这本来是一个重要的流动性向市场传导的路径。但由于市场一度把银行与非银之间的回购、债权视为金融体内循环,加之银行在MPA考核下面向同业尤其是非银的交易对手方额度紧张,导致流动性传导路径受阻,成本抬高。建议在金融监管已经严格控制杠杆的前提下,微调MPA考核相关指标,降低银行向同业、非银传导流动性的额度紧缺,平滑资金成本。

三是资管新规实施期间给予配套的货币政策安排。在资管新规实施的改革期,稳定资管产品资产平稳到期与续接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本轮全社会信用增速下降中,体现出很明显的表内融资替代表外融资的特征。表外的剧烈收缩需要表内部分适度承接。当前,需指导银行在既有信贷额度内不无序抽贷,避免处置风险中引发新的风险。对于回表资产,建议给予金融机构回表期间信贷额度、资本计提等过渡期安排。

四是存款利率上限进一步放开自主定价。银行理财规范的过程中,部分资金将回流存款,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定价才能保证银行在这一轮金融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获得资金真正的回流,进而保持银行资产负债的稳定性与融资功能。

2、金融监管政策

在金融监管政策方面,应注意资管新规落地的过渡期平稳操作。具体建议如下:

(1)各监管部门尽快发布资管新规配套执行细则,在细则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注重结合已经显现的风险,做好过渡期安排。

一是以《指导意见》为标尺,在配套细则的制定上注重宽严并济。现有监管标准低于《指导意见》要求的,严格按《指导意见》执行;现有监管标准比《指导意见》更为严格的,可适当降低标准,达到《指导意见》规范即可,避免出现“管的过死”影响市场活力。

二是允许一定比例的非标投资,确保金融体系能满足实体经济的基本融资需求,同时尽快明确非标资产的核算及估值方法。

三是防止资管新规“单兵突进”导致的不配套风险,通过新增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形式“非标转标”,承接过渡期内无法满足的融资需求,确保社会信用基本需要。

四是允许金融机构表外资产回表,对于回表操作配套的资本占用、贷款规模上给予过渡期。十多年来金融机构通过理财等形成的表外资产要在三年内完成规范,意味着大量资产需要回表,而金融机构回表需要足够的资本金、贷款规模,为了降低对现有金融市场与经济的冲击,建议对于回表资产采用单独建帐、分年计提、分年回表的过渡期安排。

五是认可私募基金的受监管地位,给予同等市场待遇。私募基金是最市场化而且是最有活力的机构,去掉通道之后的主动管理型私募,从投向上看是非常好的,尤其股权投资类私募与实体经济连接紧密。按照基金法,私募基金在基金业协会登记,成为协会会员,是受监管的持牌机构。建议资产新规细则上不要排除私募,给予私募与其他金融同等的市场地位。

六是引导银行等机构加强大类资产配置。要切实引导和鼓励银行等机构资金做好大类资产配置,让资金切实流动起来,更好地服务于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而不是冻结在银行体系内部。大类资产配置,用时间换空间,利用时空关系、年龄关系、不同代际传承的关系可以将系统性风险由不同年龄、不同财富水平的人来共同承担,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七是考虑允许银行发行现金管理类产品。根据资管新规的公平准入原则,结合银行理财客户的风险偏好度,建议考虑允许商业银行发行现金管理类产品,比照公募基金的货币市场基金产品以摊余法进行估值。

(2)停止对资管产品征收增值税,降低金融成本,扩大直接融资渠道。考虑国内外金融产品税收征缴标准一致的大背景,建议在资管新规统一监管、公平对待的前提下,对于资管类产品统一停止征收增值税,避免重复征税,让金融产品的成本降下来,为资管改革提供成本缓冲,降低实体的成本。

(3)高度重视长期资金的培育与引入。一方面,保险机构是长期资金的重要来源,但在前期一些风险事件的影响下,对于保险资管资金投资的限制较多,建议结合资管新规细则的制订,适度引导保险长期资金合规地进入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加强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培育和开放,尽快研究和制订国内养老金产品纳入到资产管理行业的方案,向市场合格资管机构开放。

3、财政政策

除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之外,财政政策也需要尽快做出配套安排。

一是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关偏门同时需要抓紧开正门。作为三年债务置换推出的地方政府债工具已经接近尾声,接下来需要尽快明确未来常态化发行的具体方式,包括发行额度确定、投资者政策、交易配套制度等相关政策,正式将地方政府债务工具常态化。对于已经发生的政府类债务,在详尽摸底的基础上,存量债务滚续应尽量保持平稳,新增债务严格控制,避免引发地方政府信用危机。

二是地方政府去杠杆的同时,需要中央政府适度对冲以平衡和缓解投资的过度下滑。税收面临国际竞争的现实环境,在美国大幅减税的背景下,出于缓解资本外流的宏观风险和国内在减速换档期避免发生大的经济风险的考虑,财政扩张需要落实在减税上。建议尽快研究和推出税收优化方案,例如降低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改善税收结构。财政政策由“平衡型财政”向“功能性财政”调整。(文章来源:“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ID:cwm-50))



                                 
                                           经济动态
                 



马光远道出了中国经济的10个真相                 
【研究员】:
过去十年,中国最成功的财富故事就是关于房地产的。房地产这个行业是中国最奇葩的行业,人人都在痛骂,人人却都加入这个财富的游戏,为了抢房子,祖宗三代结伴去欢天喜地地离婚。这个行业从一开始政府几乎每年给吃药,调控了十多年,吃药吃了十多年,但这个行业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发展。我们很少见到哪一个行业像房地产一样,是不断吃避孕药,却不断地结出财富的果实。房地产行业就像一个很有姿色,但名声不好的女人,政府每年都在严肃的指责她,但私下里又和她不断暗度陈仓。

                                 

首先声明,我无意唱空或者抹黑中国经济,只是认为,有必要更客观地看待中国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真正取得的成就、原因和差距。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中国为什么取得成功,以及中国还有哪些不成功。

关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的增长故事一直被视为“奇迹”,但事实上,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故事和东亚很多快速增长经济体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把中国放在东亚快速增长经济体中,中国不算最成功的。如果按照人均GDP的增长去衡量,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而中国用了近40年的时间,在人均GDP上取得的成就远远落后于韩国、日本等经济体。这是事实。

而且,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是一个未知数,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远远大于当年日本、韩国等国家。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并非是什么奇迹,就是告诉大家,中国人很聪明,只要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就一定也能取得成功,但不要认为中国走了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道路。

关于经济改革

中国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民众对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因为大家深知,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维系于改革的成败。每一次改革面临困境的时候,经济学家都会鼓吹什么“顶层设计”。其实了解中国改革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改革绝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而是真正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1978年农村改革,是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干出来的,中国的乡镇企业,完全就是中国农民创造出来的奇迹。

中国很多成功的改革,都是在实践证明正确之后,领导中国改革的人物很聪明地加以承认。记住,改革从来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小平的“猫论”为什么伟大,就是小平同志如此伟大的人物,都很清楚,我们没有能力设计什么改革方案,只能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间的首创精神。尊重老百姓,这是过去领导人最伟大的地方,也是中国改革最成功的地方。

关于民营经济

今年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我在多篇文章中说,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危险。因为过去近40年,中国经济增长超过60%的贡献来自民营经济。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是民营经济这个“增量”部分释放出来的生产力,而不是来自存量的国有企业。

过去有一个说法,中国的国有部分占有近70%的资源,但创造的GDP不过30%,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占有不到30%的资源,创造的GDP却接近70%。你别看全球500强、中国500强,最赚钱的、排名最靠前的基本都是国有企业,但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他们占有的资源比,的确太少了。一旦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拉动力民营经济出了问题,中国经济就真的麻烦了。

关于中国模式

对于中国经济过去取得的成功,有人将之概括为“中国模式”,以区别于过去一些转型国家赖以成功的“华盛顿共识”。有人认为,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推动的情况下,在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如此成功,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种新的模式。事实上,我从来都不认为存在什么“中国模式”这种东西。

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成功,仍然是因为中国推动了市场化的改革,中国经济的一切奇迹都应归功于市场化和开放政策,而不是因为中国真的具有特殊性。如果说真的有奇迹的话,那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奇迹,在国企主导,垄断遍布各个领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非常多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仍然在石头上开花结果。中国未来转型的道路仍然只有一个,就是市场化改革!千万不要把经验总结错了,千万不要以为经济发展有独特的道路。

关于中国房价

中国房价不是开发商炒高的。自1998年市场化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总体是成功的,解决了超过7亿城镇人口的居住问题,使得中国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达到了35平以上,基本解决了住的问题。然而,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化改革的半拉子特点,特别是土地一级市场的高度垄断和控制,中国土地出现人为的短缺。我在过去的文章中一再强调,中国不缺住房用地,住房用地的短缺完全是人为导致的。土地饥饿营销再加上货币放水,导致了中国房价的快速上涨。

过去十年,中国最成功的财富故事就是关于房地产的。房地产这个行业是中国最奇葩的行业,人人都在痛骂,人人却都加入这个财富的游戏,为了抢房子,祖宗三代结伴去欢天喜地地离婚。这个行业从一开始政府几乎每年给吃药,调控了十多年,吃药吃了十多年,但这个行业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发展。我们很少见到哪一个行业像房地产一样,是不断吃避孕药,却不断地结出财富的果实。房地产行业就像一个很有姿色,但名声不好的女人,政府每年都在严肃的指责她,但私下里又和她不断暗度陈仓。

记住我的那句话: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爱是真爱,那一定是中国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爱。爱得特别深,特别真,不抛弃,不放弃,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只要这种爱还在,你就不要期待地方政府和这个坏女人真正断绝关系。

中国人口太多了吗?

人多导致资源紧张是中国经济现实的天大谎言。现代科技和现代经济史告诉我们,资源的紧张绝非因为人口众多,而是因为生产力的落后。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靠低廉劳动力的推动,今天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面临的困境,根子在于低廉劳动力的丧失。当下中国人口政策面临的最大问题绝非人口太多,生育率太高,而是在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处于中等偏下、城镇化远未完成的情况下,人口生育率过低导致人口红利提前终结,和由此带来的老龄化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关于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这几年经过社会各界较为充分的讨论,逻辑已经逐渐清晰。无论是官方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是专家学者的预测,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仅大大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更是低于英法等欧洲传统的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这种超低生育率,无法完成马克思所讲的基本的人口再生产的任务。

低生育率的结果,是中国劳动力人口转折点的提前到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数量的减少。当年绝对减少劳动力人口345万,2014年减少了371万,目前已经是连续三年绝对减少。照这个趋势,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在2010年到202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累计将减少近3000万人。

特别是,随着人们生育习惯的改变,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根本不愿意多生孩子,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人口很可能出现断崖式下滑。过去,中国的一些人口学家总是吓唬中国会出现人口爆炸,所以在生育政策上出现了从单独放开二孩到全面放开二孩的变化。实际上,现在全面废除计划生育,鼓励人们生育,已经没有多少人生孩子了。人口问题的确是中国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源,制造业竞争力的下滑,根子在人口。

中国会重蹈日本覆辙吗?

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经常听到经济学家警示:中国要避免重蹈日本覆辙。我其实一直认为,中国要是真的重蹈日本覆辙,那是很幸福的。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经济陷入停滞。但日本的人均GDP在2012年曾经高达4万多美元,在2015年达到3万2千美元,是中国的3倍。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远高于中国,日本经济的创新力排在全球第一梯队,日本的中小学教育至少比中国先进半个世纪,日本人均在海外拥有的资产在全球遥遥领先。

由于日本的海外投资战略,在日本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日本拥有来自全球的净资产收益。如果中国重蹈这样的覆辙,我100个愿意!中国国内对日本经济和日本的竞争力缺乏正确的认识,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日本仍然是中国最好的老师。如果说中国真的要警惕重蹈日本的覆辙,绝不是什么经济停滞或者房地产泡沫,而是日本的人口覆辙。日本人口的减少,是日本国力发展的最大敌人。

中国制造真的全球第一吗?

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从大国兴衰和变迁的历史看,一个国家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是这个国家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必要条件。英国超过中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美国超过英国,都意味着全球经济权杖的转移。然而,和当年的英国、美国比,中国的第一制造业大国更多的是制造业全球漂移、美国等制造业强国把生产外包的结果。

我们所言中国是第一制造业大国,是按照GDP算的,如果按照GNP计算,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将大大低于美国。道理很简单,iPhone在中国生产,按照GDP算中国制造,但如果按照GNP,则绝大部分的产值应该归美国。大量按照GDP计算的高科技产品,汽车、手机、电脑等,按照GNP将从中国的产值中刨去。所以,争论中国是不是制造业第一大国,不仅仅是产业竞争力、创新能力,甚至在规模上,我们都很难讲,中国真的是第一。

中国股市为什么不是经济的晴雨表?

忍不住把中国股市列进十大问题。尽管我过去一直强调,中国股市属于文学和艺术的范畴,和经济学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当听到中国证监会最近准备拿股市来扶贫,贫困地区的企业上市不需要排队的时候,再次说明了中国股市的不容易。

很多人总是认为,中国搞得最失败的是两件事:一是足球,一是股市。足球我同意,股市我一万个不同意。中国股市不仅仅不失败,就其承担的历史使命而言,其完成得非常出色!中国股市一开始是为了国企改制,帮助国企融资而诞生的,国有企业从股市圈那么多钱,你认为很失败?大量的企业从股市不断低成本地圈钱,中国股民很少为此闹事,多成功!我经常觉得,中国股民应该入选感动中国人物。每次股灾,他们都把责任揽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过贪,愿赌服输!这次股市又有了新的使命——扶贫!我担心大量没有上市的企业紧急把企业搬到我老家去!

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吗?

答案很明确:中国经济硬着陆是个伪命题。

中国经济远没有到大周期走下坡路的时候。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最大的动力是什么?是改革开放,是人们对金钱和财富观念的改变,是鼓励大家创造财富,鼓励大家爱钱。只要中国不胡折腾,只要中国人爱钱的本色没有改变,只要让中国人心无旁骛地喜欢钱,我从来都不认为中国经济会出大问题。就长周期而言,全球经济中,最有希望、最有想象力、最具潜力的仍然是中国经济。十多亿中国人对金钱的图腾崇拜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文章来源:财联金牌操盘手;文章作者:马光远 )



                        

世纪之问:为什么中国的民众不消费?                 
【研究员】:
普通家庭的现金流不断被侵蚀,家庭债务将对消费施加挤出效应。而消费下滑将令总需求承压,企业收入减少,形成负反馈循环,悲观预期下循环加速。消费难题就跟教育难题一样无解。钱学森之问刺痛了温相,但教育是百年大计,难以一蹴而就。而对经济和消费问题,温相是有见解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最困难一年”,温相说:“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还要重要”。怎么就都没信心了呢?

                                 

2005年,温相去看望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钱老直言: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然后钱老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经济学界也有个世纪之问:为什么中国的民众不消费?

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按支出法核算,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投资)+净出口,其中最终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通俗地讲就是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要么被消费了,要么被投资了,或者卖给外国人了。但因为进口的产品不在国内生产,最终也被用于消费和投资,所以减去,也就是净出口,这就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

纵向看,我国的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率)整体呈下降趋势,由1988年的60%多下降到50%,而且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的比重逐渐下降至2017年的71.91%,政府消费的比率抬升,结果就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不断下滑,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约50%下降至40%,2008年金融危机时降至冰点约36%。

横向比,我国的居民消费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等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常年保持在70%以上的水平。

中国经济靠投资和出口,不是虚言,但过去我们也曾为了拉消费努力过,只是实在带不动。

投资和消费都是内需,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了扩大内需,将发展房地产业作为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一项措施,这一年成了中国房地产商品化元年。

十年后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四万亿计划出台,除了投资,针对城乡消费结构失衡,还出台了家电下乡等刺激消费的政策,农村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保有量快速提升,但不久后又被打回原形,甚至手机、摩托车等出现了负增长。

为了让人民从钱袋子里掏钱消费,煞费苦心了。

一晃眼又十年过去了,2018年第一个交易日恒指再突破30000点,一气呵成攀升至33000多的高点,周围的人信心满满地聊着消费升级,我也膨胀了,路过煎饼果子摊,明确的告诉老板给我加上两个鸡蛋。

岁月总是无情,比岁月无情的是股市,不到一个月就翻盘不认人。有一天回到家,泡了一碗康帅傅泡面,没有开灯,泪水滴落在碗里瞬间,经济学老师的一句话在我脑海闪过: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

消费增速再告急,在2017年12月后,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进入个位数增长时代。2018年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73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8%。2018年1-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0752亿元,同比增长9.3%。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81125亿元,增长7.3%,增速创近十几年新低。

但是,仔细观察发现“按统计局零售总额计算的同比增速”远低于“统计局公布的同比数据”。2018年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计算的同比增速是3.80%,统计局公布的是8.80%,而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计算的同比增速是-11.23%,统计局公布的是5.70%。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1-7月累计同比也与计算的同比增速相去甚远。

原因是统计口径变了,今年统计局公布数据时,附注多了一句:上年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及有关制度规定进行了修订,增速按照可比口径计算。

由于统计口径标准的变化,为了保持可比性,对基数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

以限额以上单位零售数据为例,对比去年与今年的调查对象以及调查方法,附注的表述并没有变化:限额以上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

我理解是,达到限额以上标准的单位减少了,为了保持今年的可比性,调整去年基数,那么统计局公布的同比数据体现的是:去年存续至今的限额以上的单位零售总额的同比。

计算总量型数据的同比增速,调整的却是前期基数。这次统计口径变化充满了疑问,为什么达限额以上标准的单位会减少?其减少是否更能说明问题?如果达限额以上标准的单位增加了,是不是要把这一期增加的单位剔除?当然,或许是我的理解出了偏差,是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等其他原因导致口径改变,但是否应追溯一下往期数据?

但是,这并不影响结论,按照统计局同比数据也显示出,消费是越来越孱弱了。

汽车销售对经济变化最为敏感,国内的消费也可以从汽车销量管中窥豹。根据全国乘联会数据,2018年7月,全国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156.7万辆,同比下降5.5%,环比下降7.1%。其中轿车、SUV、MPV销量都出现了同比下降。

消费信心消逝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周围的人聊的话题变成了消费降级,生活变成了中午吃榨菜,出门用摩拜。

中国缺真正的大师,不缺经济学家,单260万出租车司机就能贡献260万个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家给提高消费率开了很多药方,都没能见效。

中国人不是没钱,只是爱储蓄不爱不消费。有文化因素,但在各种新消费观念宣扬下,有些年轻人已经是在借贷消费了,但大多数家庭还是保持量入为出传统,主要原因是不敢花,一到结婚年纪或婚后就面临“教育、医疗、养老”三座大山,未来的不确定性太高,出于理性人决策,就是储蓄防风险,没有信心消费。

而今年消费滑铁卢,短期是因为正向财富效应的消逝。

房地产具有财富效应,即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消费的影响,正向的财富效应是指房价上涨,房产持有者的资产价值提升,会促进居民的消费支出。而负向财富效应指房价上升,居民消费缩减,也被称为挤出效应

美国有学者将房价上升对家庭消费水平的传导过程概括为兑现的财富效应、未兑现的财富效应、流动性约束效应、信心效应、预算约束效应以及替代效应等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由于市场上消费者所拥有的房产数量不同,房价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而整体房地产财富效应是多重效应叠加的结果。

对于只有一套房的家庭,即使因为自住不能出售或出租,但由于房价上涨让资产价值提升,“财富幻觉”影响下居民会增加消费(未兑现财富效应)。而有多套房的家庭在房价上涨时,除了“财富幻觉”,还可以通过出售房产获利或者租金收入增,也会增加消费(兑现财富效应)。此外,房价上涨会使资产价值上涨,可以通过抵押等获得充裕的资金降低了消费者陷入财务困难的可能性,会刺激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流动性约束效应)

另一方面,由于房价上涨,租房者可能会由于租金上涨,减少预算支出(预算约束效应)。而且对计划购房者,房价上涨时会将收入更多的用来储蓄,准备在未来购置房产,从而减少消费支出(替代效应)

从2015年开始棚改货币化开始在全国各地大干快上,央行通过PSL给国开行,再贷款给地方政府。一夜暴富的棚改居民,拿着现金到市区买房,推升了房价,也去了库存。

这种打鸡血式经济刺激政策也会刺激消费预期,房价的上涨的正向财富效应大于挤出效应。一方面,货币化棚改使得居民资金增多,而且购买新房后会增加各种住房相关(厨电、家电、汽车等)的消费。另一方面,房价的上涨在各种正向财富效应影响下,会刺激消费支出,比如某家庭有一套房从100万涨到200万,账面财富增加会刺激购买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等,而未购房者负向财富效应的弹性比较小(本来就少消费),整体促进了消费。

但是,随着限价、限售和限购等调控政策出台,居民对房价未来预期慢慢改变,回归理性后财富幻觉破灭,而且货币化棚改力度减弱,8月PSL新增金额跌破百亿。房价上涨的预期减弱后,正向财富效应逐渐消逝,消费支出下滑。

未来中国消费将面临一个更加冰冷的现实:居民钱包被掏空。

经济运行情况良好,房价稳态上涨,当经济处于减速增长或者下行时期,房价就应该下降。然而, 1998 年房改以来,政府一直在对房地产市场实施外在的强有力的干预,习惯性地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来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居民会对房价持续上涨产生一种非理性预期。尤其是这一轮涨价去库存,过程中也催生了大量投机需求,以及恐慌心理下,部分家庭掏空六个钱包,甚至高负债买房。

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说:“这场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终结。”

在2003 年至 2007 年,我国居民杠杆率相对稳定,围绕 18% 上下波动。2008 年及以后,居民杆杆率快速上升,尤其在2015年后,2017 年更达到了48.97%,已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对比其他国家,美国的居民杠杆率从 20% 上升到 50% 用了近 40 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不到 10 年时间,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更重要的是,我国GDP与居民收入相关性弱,且家庭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速,所以采用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更能体现居民杠杆。根据上财数据,截至2017年,我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107.2%,已经超过美国当前水平,更是逼近美国金融危机前峰值。并且,由于隐藏的民间借贷等无法被统计的部分,实际上中国一些家庭流动性已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

值得强调的是,居民负债结构也有恶化风险。在政策收紧银行放贷后,居民短期贷款增加,大部分也是流入房地产,“首付贷”等违规信贷产品的出现加重了期限错配和杠杆风险。

普通家庭的现金流不断被侵蚀,家庭债务将对消费施加挤出效应。而消费下滑将令总需求承压,企业收入减少,形成负反馈循环,悲观预期下循环加速。

消费难题就跟教育难题一样无解。钱学森之问刺痛了温相,但教育是百年大计,难以一蹴而就。而对经济和消费问题,温相是有见解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最困难一年”,温相说:“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还要重要”。

怎么就都没信心了呢?(文章来源:格隆汇特约  港股那点事;文章作者:三个火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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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我国实业已到最危急的时刻                 
【研究员】:
5000年来,中国人崇尚“勤劳致富”,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靠着自己的双手,才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财富。然而,在引进西方金融体系之后,许多企业却迷恋于以小博大、炒作概念、低进高出的资本运作套路,搞互联网、房地产,不断从实体经济“抽血”!这样一来,“勤劳致富”的光荣被彻底碾压,中国经济的泡沫被越吹越大!更重要的是,金融工具把整个社会的财富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样下去,空心化、泡沫化难以避免,眼下中国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实业救国”!

                                 

“小目标”,这不就是王健林说的话嘛,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段话是今年1月任正非说的,当时国务院原副总理兼基建工程兵政委谷牧之子刘历远来到华为总部,拍摄纪录片《激情燃烧的记忆—我们是光荣们的基建工程兵》。任正非和他们交流了近3个小时,视频也是那时候拍下的。

不过,虽然任正非此次强调“毒害青少年”,但重点并不是在怼王健林,而是在说现在人心浮躁,“专注于奋斗的精神”才是任正非眼中“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难怪任正非会这样怼“小目标”,中国实业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大家都想着搞金融、赚快钱,像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已经越来越少了!

赚快钱风气盛行

这样下去国家危险了!

在现在的中国,最容易赚钱的不是实实在在做实业,而是搞一个最炫最拉风的概念,再组建“团队”、千方百计在资本市场套现,赚一次都能花10年了。

有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企业家,他和夫人分别拿了1000万元投资,企业家辛辛苦苦做企业,底下几百号工人,到了年底只赚了几十万;他的夫人去炒楼、做风投,到了年底收入翻倍。

你说,这样的反差,还怎么让人专心做实业?

5000年来,中国人崇尚“勤劳致富”,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靠着自己的双手,才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财富。

然而,在引进西方金融体系之后,许多企业却迷恋于以小博大、炒作概念、低进高出的资本运作套路,搞互联网、房地产,不断从实体经济“抽血”!

这样一来,“勤劳致富”的光荣被彻底碾压,中国经济的泡沫被越吹越大!

更重要的是,金融工具把整个社会的财富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这样下去,空心化、泡沫化难以避免,眼下中国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实业救国”!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诱惑,还有一群像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在坚守,选择实业报国!

任正非:互联网只是个实现工具,我们目的是发展实业

任正非率领的华为,研发费用占收入比从来没低于8%,而且每年递增,2016年的研发支出比甚至高达14.6% ,高达764亿元。

过去10年,华为累计研发投入超过了3130亿元。

在这样的“笨功夫”之下,华为在产品上不断取得突破:

《福布斯》日前对2017年出品的30部主流厂商智能机进行测评,将华为Mate 10 Pro评选为了2017年度最佳智能手机,并认为“你用得越久,就会越喜欢这部手机”!

不仅产品做得好,华为还有一个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坚持不上市。

所谓的上市,意味着一家公司从“生产经营”转移到了“资本运作”,每天盯着股价,要应付各大股东,哪里还有心思搞实业?

在任正非眼中,搞金融的人光靠虚拟概念就能赚进大笔财富,真正卷起袖子苦干的人却只能赚取微薄的工资,这是全世界最不合理的事。

他不仅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带领下,华为可能是“最苦”的公司:

盛行“床垫文化”,每个人都有一个垫子,是加班时用来睡觉的,连任正非在他办公室也有一个简陋的小床;

72岁的任正非,甚至还在深夜独自一人在机场排队等出租车。

但华为也是“最慷慨”的公司:

华为有17万名员工,任正非把98.6%的股权开放给员工,自己只拥有公司1.4%的股权。

这恐怕是全球未上市企业中股权最分散、员工持股人数最多、股权结构最单一的公司,这恐怕是人类商业史上从未有过的景象。

这种“苦难与慷慨”,造就了华为的向心力和战斗力,难怪任正非说:不上市则有可能称霸世界!

董明珠:坚守实业,永不做金融!

董明珠是从基层一步步升上来的,从卖场导购到区域销售经理,再到全国总经理,一手把格力带到国内领军位置,就是因为她身上的实干精神!

谈到自己成为网红时,董明珠说那是因为大家对制造业的关注,而不是对她本身的关注。

董明珠表示:

“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就没有金融存在的价值……中国强大起来,必须有实体经济,必须有自己的技术、自己的产品!”

当“野蛮人来敲门”,董明珠也是坚决抵制,她说道:

“谁投资并不重要,但请你不要成为制造业的罪人,不能用经济的杠杆来破坏制造业的发展!”

她还举了德国与美国崛起的例子:“这两个国家的崛起靠的是金融支撑吗?金融是工具,归根结底靠的是科技。”

老干妈陶华碧:有多大能耐就做多大事业,上市就是骗钱

陶华碧的老干妈,可以说是“国民女神”,不仅在国内销售量红火,年收入45.5亿,还登上了奢侈品折扣网站Gilt,并被誉为全球最顶级的热酱。

一瓶280克的辣酱在中国卖人民币7.9元,在美国却能卖3.9美元(人民币24元),这令中国人感到无比自豪!

陶华碧识字不多,做生意也没那么多想法,翻来覆去就一个意思,有多大能耐就做多大事业,一上市,就可能倾家荡产:

"上市那是欺骗人家的钱,有钱你就拿,把钱圈了,喊他来入股,到时候把钱吸走了,我来还债,我才不干呢。我打下的江山,我就把它做好,做专做精,我自己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少事情。凭自己真本事做些事情,这样活得才有意义。自己打下一片天,我觉得才是真本事,才有意义。"

重剑无锋,大巧不功,陶华碧不仅创造了一个遍布世界的辣椒酱帝国,更创造了一个商业奇迹:

无论是收购农民的辣椒还是把辣椒酱卖给经销商,永远是现款现货!老干妈没有库存,也没有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只有高达十数亿元的现金流。

你说,有这样的理念,还怕有泡沫经济存在吗?

褚时健:就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51岁任玉溪卷烟厂厂长;70岁,女儿自杀身亡;71岁,被判无期徒刑;74岁,保外就医。

褚时健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其实他在出狱后,想创业,完全可以当个人生导师,动动嘴皮子就能赚大钱,褚时健却选择了最笨最辛苦的一条路:承包2000亩荒山,种起了冰糖橙。

褚时健的想法很简单:“就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他和妻子在橙园搭了工棚,吃住都在这里,刚开始时问题很多,果树不是掉果子,就是果子口感不好。

褚时健没办法,只能买来书店所有关于果树种植的书,一本一本地看,一边看一边和技术人员讨论。

后来橙子不掉了,但口感淡而无味,既不甜又不酸,褚时健睡不着,半夜12点爬起来看书,经常弄到凌晨三四点,才发现是肥料结构不对,这才改过来。

有时候为了寻找水源,褚时健经常戴着草帽、穿着拖鞋,一天爬几个山头。

后来,褚橙走红,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托人问褚时健对上市有无兴趣,这家公司看好“褚橙”的口碑和潜力,有意运作“褚橙”上市。

褚时健一听,连连摆手,“没这个心情跟他们玩。再说,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但亏了股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

“褚橙”策划人胡海卿就说:

“他是一个标准的技术型企业家。对技术要求严苛,实实在在提高产品品质,扎扎实实做东西,这都体现了一个企业家的实业精神,这和那些追求金融泡沫的虚拟幻觉的企业家,走的根本是两条路子。”

宗庆后: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强国之本、富民之本!

娃哈哈的宗庆后,现在已经70多岁,曾经3次问鼎中国首富,身家过千亿,但依然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早上7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每年出国考察洽谈约3个月;到全国各地做市场调查约5个月。

而且,他生活节俭,出差竟然选择高铁二等座,一年花费不超过5万元!

宗庆后曾说:

“国家实力强调社会财富增加,最终来源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是依附实体经济,本身不产生任何财富。实体经济是倡导财富经济,是就业经济,是创造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经济,是富民强国的经济!”

他还说:

“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经济,若不创造财富哪里有虚拟经济、金融行业的生存之地?不创造财富,国家和百姓又如何生存?”

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国家需要做实业的企业家!

这些实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用匠心培育着整个行业,他们只想做出更好的产品,不是为了上市、收购、重组然后套现,这才是中国最需要的企业家!

但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现在最流行的金融、风投等行业,只是少数人从事并且获利的行业,而实业才是国家力量强大之本,更是庞大的人口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

即便是资本运作玩到极致的美国,对于实业也是大力支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怒斥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这是一个扭曲的经济。”

再看一段历史:

19世纪英国和法国国力相当,但英国最后成为日不落帝国,法国却败下阵来。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英国走工业路线,充盈着实干的企业家;法国走资本路线,到处都是逐利的投资者。

最后,工业战胜了资本,英国战胜了法国。

所以,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最重要的关头,决不能让资本取代实业,让狂热取代匠心,否则就会面临空心化、泡沫化!

所以,任正非说的是对的,动不动搞个小目标要赚很多钱,这不仅是毒害青少年,更是毒害整个国家!

所以,我们希望,国家能够多出像任正非、董明珠、陶华碧这样的实干家,用实业救国!(文章来源:全球顶级商业俱乐部)



                        

通胀四十年:中国人财富观的沧海桑田                 
【研究员】:


                                 

1988年8月15日晚上,52岁的上海人陈映霞,正在自家狭窄的弄堂小房里,给全家布置战斗任务:丈夫去华联商厦抢洗衣机,大儿子去淮海路抢录像机,儿媳妇去第一百货抢鸭绒被,小女儿去徐家汇抢肥皂洗衣粉,她自己去豫园抢金首饰。

“你们要看牢自己的皮夹子,明天务必要买到!”陈映霞大手一挥,宛如指挥战役的将军。

陈映霞一家正在密谋的事情,无数上海家庭也都在紧锣密鼓的策划:越来越多的消息在私下里流传,说是到9月份,街面上所有能买到的商品,都要进行大涨价。弄堂里有邻居耸人听闻地讲道:“现在能买金镯子的钱,到时候只能买金戒指了。”

8月16日一大清早,陈映霞一家就奔赴各条战线,结果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很多商场不到10点就已经卖完全天的货,银行门前更是排起了取款的长队。到了20号,部分商品已全部售罄,到了28号,食盐和火柴需要凭票供应,铝锅甚至要结婚证才能购买。

在上海之外的全国,物价闯关引起的抢购潮也在风风火火地上演。济南有市民用板车运回家100公斤盐;广州一女士扛回家10箱洗衣粉,足够五年用;北京一位老师商店去晚了,只抢到200盒火柴和够喝一年的酱油。改革开放后老百姓攒的那些钱,从一本本银行存折,变成了一箱箱消费品。

涨价是那些年的时髦词,一直要等到很多年后,老百姓才能熟练地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通胀。

在日后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中,这一年被重点标记:“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3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

改革开放之后刚刚攒了些许私人财富的中国人,第一次面临“如何抵御通胀”的这个难题。“理财”这个词汇,对绝大多数人还是完全陌生,他们只能依靠给自己储蓄保值的本能,把平时存在银行里的钱,换成保值的黄金和耐用品,以及短缺的消费品。

陈映霞就是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缩影。丈夫在一家国营饭店做厨师,自己在上海家用化学品厂做会计,单位效益都不错,但全家生活节俭,若不是涨价的传言搞的人心惶惶,她也不会有如此魄力,将存折上的钱取出相当一部分,抢购那些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

多亏她的统筹调度,一家人在排了几天队后,终于把抢购清单上那些该买的、不该买的都统统攒齐。不过他们一家人来说,尽管物资短缺的1988年只是特殊的一年,但这种力图让家庭财富保值的战斗,陈映霞一家还要参与很多次。

在往后的那些年里,中国人的财富跟这个国家一起飞速成长,而管理这些财富的观念和手段,也经历了从懵懂到接受,从时髦到普及,从漠视到主动的种种变化。

陈映霞们能有用来排队抢购的钱,还是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在那之前的几十年里,个人财产仅限于基本的生活资料,居民跟财富的关系,已经不再是“所有”,更谈不上是一种“权利”,而“管理”这种概念更是彻底湮灭。

从均贫富的社会形态,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这条路并不容易。1979年2月19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59天,《人民日报》报道了广东省中山县农民黄新文一家通过养猪成为“万元户”的事迹,一石激起千层浪。

主角黄新文,曾因多腌了几桶咸菜,就被批评成“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会儿又推上了风口浪尖。潮水般的信件向他涌来,大江南北数亿农民们将富裕起来的希望,寄托在万元户黄新文身上:有的询问他会不会养河蚌珍珠,有的咨询他如何培植蘑菇……

在那个工人平均工资不到30元,5毛压岁钱就很有面子的年代,有人质疑:“每年收入1万元,肯定是歪门邪道!”

这让黄新文感到惶恐,幸好《人民日报》很快又发表了社论,再次给予舆论支持,公社党委书记也力挺黄新文,鼓励他向乡亲们传播养猪技巧,并规定,凡是年收入过万的家庭,都送一只烧猪以示鼓励。没过多久,公社就送出去二十几只烧猪。

一旦打破了思想桎梏,全国人民致富的积极性就完全被激发了起来。“万元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逐渐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最强音。河南卖花的陈书奇、广东卖早餐的容志仁、武汉经营百货的谢明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演绎了创富故事。

1982年宪法改变了只保护“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的提法,改为保护“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这让老百姓吃了定心丸。不过,这一阶段先富起来的人多数来自体制外,当时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更青睐体制内的稳定,因此对他们既羡慕,又轻蔑。

直到“温州八大王”和傻子瓜子先后以不同方式得到了国家的肯定,中国人的创富热情才被彻底点燃。不过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里,大家在劳动致富的轨道上一路奔驰,没有渠道去做理财。这个阶段,老百姓就像勤劳的松鼠,源源不断的将劳动所得存入银行。

陈映霞两口子,就属于每月工资存银行的那种。陈映霞所在的单位,生产好几种全国紧俏的商品,效益很不错,加上丈夫常常被私下请去掌勺,收入很不错。陈映霞的大儿子,在大众合资厂工作,每月能存不少钱,儿媳妇的单位虽然效益一般,但胜在工作清闲。

这是一个典型的职工家庭,日子过得很是红火,而全国其他几亿个家庭,也在享受改革带来的红利。从1978年到198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上升到1181元,翻了三倍多;而居民存款总额却从210.6亿元直线飙升至3801.5亿元,足足翻了18倍。

不过在那个年代,银行几乎是唯一的理财通道,储蓄理财,财富升值率≈银行定期利率

直到今天,储蓄仍然是中国人理财最重要的手段。除了儒家文化里"崇俭黜奢"的传统外,造成这一现象的还有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面对日益增大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的压力,他们需要用储蓄,来对冲未来的风险。

当然,在那个年代,中国人除了银行也没有其他的理财渠道。不过从1982年开始,陈映霞和丈夫就经常在领工资时,收到一种叫做国库券的东西。这种花花绿绿的纸,长得像人民币,但又不能直接当钱花,陈映霞偶尔在急用钱时,托人按95折换成现金。

1981年,中国恢复发行国债,1982年,国债以国库券的形式向居民开放,这种“有价证券”从此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从刚开始“买的越多越爱国”,到后面单位强制摊派购买,群众对这种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利息不能短期兑现的有价证券又爱又恨。

普通人并不理解这种“有价证券”的历史意义,而敏锐的人,已经嗅到了投资和暴富的机会。

1988年的3月28日,38岁的上海人杨怀定,气哄哄的从上海铁合金厂辞职了。厂里仓库丢了一批铜,居然就因为他经常给大家散烟,就被保卫科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当真贼被抓住的时候,委屈的杨怀定深感“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这单位不待也罢。

放下铁饭碗的杨怀定在家躺了两礼拜,琢磨未来该干哪一行。焦躁的他把市场上所有能买到的报纸都抱回了家,73张报纸把本就逼仄的房间铺的落不下脚。杨怀定很快就在这密密麻麻的资讯里,挖到了金矿:1988年4月21日,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

初中毕业的杨怀定读过茅盾写的《子夜》,明白“凡是交易,就有高低价”的朴素道理。低买高卖就能赚钱,杨怀定想明白就干。4月21日大早,他怀揣之前攒下的两万多块钱,来到银行,以108的价格全部买进,几个小时候就以112的价格清仓。

杨怀定一天就赚了800多块钱,在当时,这个数字是普通人一年的工资。

尝到甜头的杨怀定更加关注报纸上有关国库券的信息了,当他发现合肥也放开了国库券交易,并且当地价格仅售94元时,他深知发财的机会到了,开始了在合肥和上海两地倒卖国库券的日子。他像疯了一般的颠倒日夜,多运一次,身家就要增多两成。

突如其来的暴富,让杨怀定感到兴奋又惶恐,一天吃四片安眠药也睡不着。为了吃颗定心丸,他跑到税务局去自首,说自己是小平同志说的先富起来的人,要交税,却被告知国库券交易所得不用交税;他又跑到人民银行询问自己是否合法,却被反问“你觉得呢?”

最后杨怀定只好跑到公安局,以每月600元的工资请了两名公安人员为其当保镖。“说实话,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哪怕今后真有什么状况,也能说是在人民公安的监督下所做的事情,总不至于给太严重的处分。”

国库券成就的不只是杨怀定,上海的三家老牌券商:万国,申银,海通都是靠在全国倒卖国库券赚取了第一桶金。1988-1992年这段时间里,已经熄灭了几十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复燃,财富的大门短暂地向拥有灵敏嗅觉的人敞开,又迅速关上,把后知后觉的大众拦在门外。

1988年,对于普通老百姓陈映霞来说,是抢购生活用品的一年;对于冒险者杨怀定来说,是觅得发财奥秘的一年;对于手眼通天的倒爷阶层来说,这是暴富的一年。在这一年,全国商品价差、贷款利差和外汇汇差共计3500亿,其中70%流入了倒爷们的私人腰包[1]。

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财富,只属于一小部分人,至于那句“十亿人民九亿倒”,更像是一句美丽的谎言:那些特殊时期的灰色蜜糖,在哪个年代都不会属于普通人。

对于像陈映霞这种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理财的渠道的第一次扩容,要等到1990年。在这一年的12月,深圳和上海先后成立了证券交易所,人人都能开户的股市,成了未来三十年中国人的悲欢喜怒的集聚之地。而在整个90年代,股市更是除储蓄外最重要的投资场所。

让杨怀定跨越成为杨百万的,不是国库券,而是股票。1990年12月,杨怀定以每股91元的价格买进2000股“真空电子”,短短几个月就涨到800元,20万变160万!那个年代A股特别猛,比如豫园股份从1块钱很快就飙到108块,今天币圈也要甘拜下风。

巨大的财富效应迅速吸引了社会的关注,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对并不熟悉的股市充满着好奇。沪深交易所仅有的几只的股票,已经不能满足市场资金的需求,新股发行就成为了投资者们翘首以盼的机会了。由于投资者太过热情,1991年万国证券发行兴业股票时,几乎造成了踩踏事件,这让公安部门感到头疼。

1992年,上海推出了新的股票发行办法:股票认购证,凭身份证购买,每本30。能否买到股票,要看认购证是否中签,中签了才能买新股。这本是为了平抑市场情绪的措施,却引起了更大的炒作。新股还没上市,股票认购证却很快价格炒上了天。

上海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的门口成了认购证的黑市,这里整整水泄不通的堵了两年,而更大的认购证炒作则在深圳,一个比上海更大胆更冒险的城市。

1992年8月,深圳政府宣布新股认购证发售之后,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如潮水一般向深圳涌来,认购证要用身份证购买,有人甚至背了七公斤身份证的包裹来到深圳。据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一座60万人的城市涌进100万的投资者。

深圳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排着长队购买认购证的人群,这场闹剧最终演变为震惊中外的“8.10”事件,直到今天深圳新股中签只能购买500股,都与此事有关。

在整个90年代,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给了平民老百姓很大的冲击,投资者知识薄弱,风险意识差,监管不完善等缺陷无可避免,但就是在这种蛮荒与火热之中,中国人完成了对理财和投资的第一次科普,让国人在银行之外,有了第二种的投资理财的选择。

股市是第一个全民能够参与的理财场所,不过很快它就不再形只影单,到90年代末,房地产隆重的登上历史舞台,对于国家而言,它是拉动经济的支柱产业,对于个人而言,它是最大的财富吸水池和倍增器。

1998年,陈映霞一家发生了两家大事,一是儿媳妇陆婉翠的单位效益不好,主动申请下岗了;二是陈映霞顶住全家人的反对,在虹口区买了一套商品房。

陈映霞老两口已经60多岁了,还是住在以前的弄堂里,小女儿在美国留学,儿子陈定夫一家住在嘉定单位分配的房子里。除了石库门老房子的简陋不便外,并没有其他迫切改善住房的需求。已经从单位退休的她,之所以这么折腾,主要是受了在老家温州做教师的侄子陈东来的影响。

1998年这一年,为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务院决定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来推动房产改革。在温州中学教书的陈东来,突然意识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已经到了。

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变化,仍希望好好表现能让厂里分套房。然而,陈东来却在研究了一晚上新政之后,第二天就把银行里的活期存款都取了出来,筹划买房,随后又怂恿岳父把原本计划购买工厂材料的资金也拿来了买房。

他们在鹿城区买的两处房产,一个月便实现了20%以上的涨幅。陈东来兴奋地跟亲戚好友们说到,别再存钱了,投资房子的时代到了。陈映霞也接到侄子三番五次的电话,一咬牙一跺脚,把多年的积蓄掏出来,买了一套3700元/平米的高档商品房。

果不其然,房价一波波上扬,半年上涨了近50%。赚钱效应又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资金,温州市很快便无楼可卖。尝到甜头的陈东来索性在2000年辞职,专职买房卖房,并被朋友推选为“炒房领袖”。很快,他便将目光盯到了500公里外闪闪发亮的上海。

2001年,《温州晚报》组织了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了三节火车厢,专程到上海买房。陈东来就在其中。他们三天便豪甩5000万元,买下了100多套房子。两个月后,一列列专机又将温州人送到了上海房地产市场,6800万、8000万、1.2亿,不断扩大的交易额一次次刷新人们的眼球。

温州购房团也开始扩大自己的版图,北至哈尔滨,南至三亚,西至重庆,东部狂扫海岸线。而战果也颇为丰厚,所购房产价格不出半年就能实现20%的上涨,有些甚至可以达到年化200%的收益。

陈映霞的儿媳妇陆婉翠,在辗转换了几份工作后,也决定全职炒房。在汽车厂做到中层的儿子,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不过陈映霞却十分支持儿媳的决定。2001年,陈家的弄堂拆迁,除了一套拆迁房外,还得到一笔钱,她把钱都给了儿媳,让她跟着陈东来炒房。

陈东来们享受着财富极速膨胀的同时,也开始被人称之为“价值发现者”。尽管这些温州人被冠上了“炒家”的恶名,但几年后,大家才醒悟,原来房地产也是投资品,而且是极佳的投资品。

而就在陈东来下海的那一年,已经在上海小有名气的刘益谦,开启了命运的加速器。中学辍学的刘益谦靠着做皮匠、开出租车逐渐有了积累,80年代他参与国库券倒卖也小有所成,存了近20万元。尽管走南闯北,但当时的刘益谦对股票也还是一无所知。

跟杨怀定一样,90年代的股市也是刘益谦赚取第一桶金的地方。1990年,豫园商城准备发行股票时,刘益谦决定小试牛刀,买入了一万元。不曾想,股票受到市场的狂热追捧,刘益谦最终大赚100倍。这次财富跨越让刘益谦更加坚信,资本市场大有可为。

2000年,刘益谦成立了上海新理益投资公司,开始正规化、规模化挖掘资本金矿。经过一番研究之后,他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虽然有些问题,但是总会得到解决,而这个过程就会存在着财富机会。就像因为不能流通而无人问津的法人股,一定会成为流通股而大涨。

2000年10月13日,刘益谦第一次通过竞拍方式获得琼能源952万股法人股。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刘他频频频出现在全国各大拍卖行,先后投入一个多亿,相继收购了河北华玉、北大科技、百科药业、安琪酵母、威达医械、一汽轿车等10几个上市公司的法人股。

如其所料,2002年国家就出台了法人股减持政策。2005年股权分置后,彻底解决了全流通的问题。而刘益谦靠前瞻判断和耐心所播下的法人股种子,也终于开花结果。

刘益谦将其持有的法人股先后抛售,平均获利高达7倍以上:安琪酵母获利达1.8亿元,一汽轿车获利5700万。而最为成功的投资是其2006年拍下的法人股中体产业,两年后悉数卖出,盈利超过8亿元,单笔获利超过10倍。

法人股的投资,让刘益谦声名大噪。通过媒体,他和那些通过股市改变命运的人的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悉。

在这期间,基金的诞生,让居民理财的工具箱再次扩容。1998年3月,国泰基金和南方基金先后在上海和深圳成立,随后便发行了基金开元和基金金泰两只封闭式基金,成为行业的里程碑。2001年,华安基金发布了中国第一支开放式基金产品华安创新,再次扩容居民的理财工具箱。

私募基金也紧跟公募基金发展的脚步。2004年2月20日,私募投资人赵丹阳与深国投信托合作,成立“深国投-赤子之心(中国)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被业内视为国内首只阳光私募产品,以“投资顾问”的形式开启了私募基金阳光化的模式。

由于投资工具的便捷和财富效应的吸引,全国人民的财富观大为刷新,一批批人开始将银行存款取出,通过证券开户、公募基金、信托理财、私募基金等渠道,跑步进入资本市场。而全民炒股和买基的热情,在2006-2007年大牛市里首次爆发。

在这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行情里,人们打招呼的方式也变成了“基金买了吗?股票涨了吗?”

陈映霞一家基本上跟股市绝缘:老两口已经接近70岁,没兴趣去折腾股票这种刺激事物;儿子在汽车公司做中层,平时天南地北地出差,除了买自家公司的股票,几乎从来不炒股;而儿媳妇的炒房搞的风风火火,手上已经有七八套大小不等的房子。

在普通老百姓开来,楼市像文火慢炖,有时涨的快一点,有时涨的慢一点,但几乎没跌过;股市则像冰火交加,有时疯的让人害怕,有时跌的让人沮丧。但无论如何,楼市、股市、基金等多元化的理财理念和方式,已经变成寻常百姓的伸手可及的事物。

陈映霞这一代,只能通过储蓄来保值,遇到物价飞涨的时刻,全家就要出动去排队囤货;到了她的下一代,已经拥有楼市和股市这两大理财和投资的渠道;而到了陈家的第三代,理财的工具更加丰富,理财的观念也来到了剧变和颠覆的时代。

《蜗居》在上海滩热播的2009年,正好是陈映霞的孙子郑小羽从上海大学毕业的年份。不过,跟电视剧中那些为房奔波和沉沦的年轻人相比,郑小羽从来没为房子发过愁:他的妈妈陆婉翠已经在他名下挂上了2套房子。

这一年,上海房价上涨50%。在郑小羽暗自感谢妈妈的同时,上海的一家叫做拍拍贷的互联网贷款公司,公司因为交不起房租陷入困境,他们决定向用户收取贷款金额2%-4%的服务费,来维持公司运转,这种模式大获成功,成为匹凸匹行业的核心商业模式。

于是在2009年,互联网开始挺进金融和理财领域,一大批互联网金融公司先后成立,它们这次要颠覆的中国人长期形成的财富观念。

陈映霞一家,在这一年也破天荒地陷入了分歧。儿媳妇陆婉翠是过去十年家族财富增值的最大功臣,家里房产的市值超过了3000万,她坚定地认为上海房价还会涨;而在大学里学了4年经济的郑小羽,却认为房价一定会跌,原因无非是课堂上教授告诉他的理由:租售比太低,泡沫化严重。

说服不了儿子,陆婉翠同意郑小羽卖掉名下的一套房子,拿到的钱一半还给妈妈,一半自己去做投资,3年之后,看看谁赚得多。

拿着400多万的郑小羽,急于向老妈证明自己。在大学期间业余炒股的经历告诉他,投资可能还是稳点好,大涨大跌的股市吃人不吐骨头。他比较了投资论坛上的各种理财产品,觉得目前只有银行理财比较适合自己,虽然收益不高,但是比较安全。

有一天郑小羽在论坛上,发现大家在讨论网贷,收益率要比货币基金高一大截,能达到10%~20%左右。抱着尝试的心态,郑小羽用200块钱做了一个新手任务,很快就拿到了80多的奖励,这让他一下子有了兴趣。

当时真正敢投资网贷的人并不多,郑小羽一来二去的尝试了几次就成为了老手。他已经明白这种模式在国外已经有案例,只不过是又一次Copy To China。在2011年支付宝的集分宝活动里,郑小羽陆续投了好几家网贷公司,投入的几万块钱都到期兑付。

这让郑小羽信心大增,他开始系统地研究网贷,在论坛上,他也俨然成为网贷的投资专家。投资的经历多了,他总结出一套方法论,在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平台上,只要借款人是真实的,小额分散的投资风险其实并不大,他将400多万本金分成十几份,投到各个平台上。

2012年,行业逐渐升温,互联网金融也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到了2013年,创投圈不断传出各大网贷平台千万美元级的融资消息,资本的介入加快了变革的步伐,但能“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仍然是空白。

2013年5月,一款叫做余额宝理财应用正式上线。在上线第四天,它就登上了新闻联播;上线的第六天,用户超过了100万。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开始被这个小小的应用,划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2013年中秋节,郑小羽和全家回温州老家探亲。在酒席上,教亲戚使用余额宝的他突然意识到:中国互联网金融可能要加速了。

郑小羽的判断没有错,2013年这一年,在日后被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这一年也是中国居民财富观念剧烈变化的一年,郑小羽在老家教亲戚转账余额宝,就暗示了这里面最明显的一项变化:居民存款开始从银行往外搬家。

尽管银行存款的低利率被长期诟病,但中国的老百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除了买房要用一大笔钱外,平时还是倾向于把钱存在银行。这种理财观念形成的原因,跟中国的储蓄文化有关,也跟投资渠道受限制有关:群众想买理财产品,过程比较麻烦。

而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只需要在手机上简单操作,就能把银行存款,转移到收益率高很多的理财产品中去。在这一大批理财神器的带动下,互联网开始快速重塑中国老百姓的财富观念。

2014年1月,另一款重磅产品微信理财通上线,在众多互联网巨头的积极参与下,普罗大众第一次能够以便捷的途径接触到专业理财产品。

郑小羽的投向网贷的那些钱,也获利丰厚,微信理财通上的那些便捷可买的货币基金产品,虽然稳健,但并不能让他满足:他需要更高的收益率,才能跑赢房价。不过2013年到2014年,上海的房价并没有怎么涨,郑小羽手上的钱却增值了20%多,他对赢得赌约信心满满。

2015年初,股票市场牛市的声音开始喧嚣,深圳的房价开始冒头,郑小羽心里有点儿发慌。有一位前辈告诉他,深圳的房价一向领先北京和上海半年,深圳开涨,上海跟上只是时间问题。郑小羽分析了几天,决定提前赎回放在网贷里的钱,全部投入股市。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阐述了理财的最高奥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中国老百姓修炼了这么多年,却总喜欢反其道行之。

跟他一样,无数居民在2015年初开始将从楼市撤出来的钱、从银行搬出来的钱、从实业退出来的钱,纷纷砸到股市上。国家牛改革牛开始深入人心。到了2015年5月,郑小羽有了20%的浮盈,但没用多久,股灾就把他所有的浮盈尽数吞掉,并开始吞掉他的本金。

2015年下半年,股市飞流直下三千尺,房价却轻舟已过万重山,郑小羽已经没有获胜的希望,只能乖乖向母亲认输,他将所剩无几的钱撤出股市,用未婚妻的名义按揭了一套新的房子。陈映霞一家的资产配置,仿佛拐了个小弯,又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上。

半路折回楼市的,不光是郑小羽。试图搭乘国家牛市快车的城市中产们,被股市当头一棒,迅速缩回了楼市这个安全的温柔乡里。从2015年开始,一线城市房价轮番上涨,并在去库存政策的指挥下,蔓延到二三四五线城市。这些涨价带来的种种副作用,会在几年后逐渐显现。

在股市上折戟,让郑小羽非常沮丧,但到了2016年,他又暗自庆幸。在这一年,网贷行业开始逐步暴出巨雷,e租宝、大大集团等平台被揭露出庞氏骗局的真面目,这个新生的行业,在经过急速的膨胀后,迅速陷入山崩楼塌的境地,在全球商业史上,恐怕也是孤例。

尽管互联网金融在局部遭遇了“倒春寒”,但郑小羽这一代人的财富观念和理财手段,已经被彻底改变了。

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联合腾讯金融科技智库、腾讯理财通共同发布的《互联网理财指数报告》显示,互联网理财指数由2013年的100点增长到2017年的695点,4年增长6倍,互联网理财规模由3853亿元,激增到2.6万亿元。以腾讯的理财通为例,用户数量已经高达1.5亿,资金保有量不到5年时间就达到4800亿。

2018年上半年的匹凸匹雷暴,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互联网金融行业,目前来说还是未知数。在股市低迷、楼市限购、外汇管制的背景下,2018年的互联网理财指数在2017年695点的基础上,是大幅下降?还是继续上升?可能需要2018年的最新报告才能告诉答案。

但无论如何,互联网渗透理财领域,带来的变化已经实打实地发生了。这个时代的人们,他们动动拇指就能轻易地买到各类金融产品,理财、信托、公募、私募、保险、期货……让他们感到无比便捷,也让他们感到眼花缭乱。

30年前,陈映霞需要发动全家人,去各大商场排队囤货,才能抵御通胀给他们带来的财富贬值;30年后,郑小羽只要动动手指头,各种理财的产品和方案,就一览无余地摆在他们面前。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年里,中国居民的财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管理这些的财富的渠道和手段,也可以简单分成五个阶段:

一、1978-1988年:储蓄为王的觉醒期

二、1988-1992年:资本市场萌芽诞生

三、1992-1998年:证券投资席卷中国

四、1998-2009年:如日中天的房地产

五、2009-2018年:互联网理财的崛起

在这四十年,中国人的财富观经历了从懵懂到接受,从时髦到普及,从漠视到积极的全过程。

观念变化的背后,是工具的丰富:根据2018年1月腾讯财富管理研究中心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在2017年已经高达130万亿,分布在银行理财、私人银行、信托计划、公募基金、保险等各个领域。

如此庞大的市场,中国人一定需要更丰富、更多样、更立体的理财工具和渠道。事实上,80年代的国库券、90年代诞生的股票、2000年后如日中天的楼市、2010年代普及的互联网理财,这些都是中国人赖以抵挡通货膨胀和货币超发的工具。

但中国人的财富,目前仍然盘踞在楼市里,鹏扬基金杨爱斌在接受腾讯理财通《基荡二十年》采访时说过:近10年,我们被地产和基建所困,钱都变成了房子、高速公路、地铁、高架桥,现在这些投资已经趋于饱和。假如这些财富向楼市之外的领域涌出,整个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规模,恐怕将不止130万亿。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那些拥有海量用户和大数据分析能力的互联网巨头们,他们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责任:要向用户灌输正确投资财富观念、要给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理财工具、要帮用户实现资产的增值保值、要替用户规避潜在的金融风险和骗局。

从这个角度来讲,像微信理财通这样拥有数以亿计用户的互联网产品,它们的历史道路才刚刚开始。(文章来源:饭统戴老板;文章作者: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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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援助是否太多了?                 
【研究员】:
从2000年到2014年,中国向全球140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和贷款,累计金额高达3620亿美元,约2.4万亿元人民币。该文主要援引美国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援助数据”项目(AidData)一个研究报告中的数据信息,来展示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庞大。和以前历次出现的有关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新闻一样,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评论,很多人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就是到处撒钱”。

                                 

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称,从2000年到2014年,中国向全球140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和贷款,累计金额高达3620亿美元,约2.4万亿元人民币。该文主要援引美国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援助数据”项目(AidData)一个研究报告中的数据信息,来展示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庞大。和以前历次出现的有关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新闻一样,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评论,很多人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就是到处撒钱”。

那么,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到底多大?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

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

中国政府曾经于2011年和2014年两次发布有关对外援助的白皮书,非常明确地介绍了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类型和规模。

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主要有三种类型: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据两个白皮书的数据累加,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提供的无偿援助资金总额为1385.2亿元,无息贷款资金为838亿元,优惠贷款援助资金总额为1233.1亿元,合计为3456.3亿元人民币。

从两份白皮书公布的内容来看,我国对外援助的资金类型和结构与西方传统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基本上保持口径一致。西方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也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赠款,也就是无偿援助;一类是优惠贷款,但优惠贷款必须要有25%的赠款成分,才能被称为是官方发展援助。

中国的对外援助中,优惠贷款是指由我国银行提供的具有政府援助性质的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有经济效益的生产性项目。我国政府提供的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利率为4%至5%,贷款的偿还期为5至15年,一般为8至10年。时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国际部总经理朱稳根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衡量贷款的综合指标“赠与成分”来计算,中国优惠贷款的赠与成分仅有25%,刚刚达到OECD关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最低限。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优惠贷款具有援助性质。

但原外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所研究人员陈力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和其他国家提供的优惠贷款相比,1993年,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官方发展援助的平均贷款利率为2.7%,平均偿还期为27年,宽限期为10年,赠与成分平均达到57.6%。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优惠贷款的援助程度相对较低,更像是具有优惠性的经济合作

上引研究结论虽然出自二十多年前,但国际官方援助本身的定义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增加了其他援助方式和援助筹资类型,所以仍然可以用来评价当下的国际援助。

在财政部的财政统计中,每年公布的中央财政支出中有有关对外援助的支出金额。按照这个统计,中国每年提供的对外援助规模的确呈上升趋势,从2007年111.54亿元上升到2015年的最高值195.37亿元,2016年出现了明显降幅,2017年又开始回升,对外援助支出为168.7亿元。将此数据和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公布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推断,这里提到的我国对外援助的金额应该主要是赠款和优惠贷款的贴息。(参见图1)

图1:中央财政对外援助支出(单位:亿元)。资料来源:财政部预算司的中央财政支持表

中国对外援助是否太多了

中国对外援助是否太多,这是一个很难直接回答的问题。这里,笔者通过几组数据比较来讨论中国是否真的提供了太多的对外援助。

首先,从对外援助总额上来看,根据现有的公开数据,2010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中无偿援助为323.3亿元,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统称为优惠贷款)额度为570.2亿元,按照当时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平均汇率6.6来计算,也就是无偿援助48.98亿美元,优惠贷款86.39亿美元,合计约为135.37亿美元。而根据OECD的统计,同一时期内,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约为942亿美元,英国约为418亿美元,日本为578亿美元,德国为445亿美元,法国为424亿美元。

其次,从对外援助的结构上来看,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对外援助几乎全部都是无偿援助。德国对外援助中,无偿援助占到83.90%。德国复兴开发银行(KfW)负责财政援助,其负责人表示,对低收入国家,德国复兴开发银行提供的财政援助是无偿的。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和韩国比较多地采用优惠贷款援助方式,但优惠贷款援助的比重只占到40.57%和31.64%,远远低于中国的63.82%。

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援助不仅总额要远远低于一些重要的传统发达国家,其中无偿援助所占比重更低。(参见表1)

表1:2010-2012年部分国家对外援助总额(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中国数据来自于白皮书,巴西数据来自于巴西国际发展署。注:OECD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是将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援助总额相加获得,故而本处数字和该数据库中直接提供的援助总额略有差异。

上个世纪60年代,联合国发展大会提出,发达国家应拿出0.7%的国民总收入(GNI)用于发展援助,这个目标成为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履行国际发展援助义务的程度的一个标尺。传统的发展援助体中,丹麦、卢森堡、荷兰、瑞典、挪威基本上一直保持在0.7%以上。这几年,德国和英国提高了对外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英国从2013年就一直保持在0.7%,德国在2016年也达到了0.7%的水平。美国一直保持在0.18%至0.2%,日本也达到0.2%,韩国保持在0.14%左右。传统发达国家对外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0.3%,而中国目前对外援助仅占国民总收入的0.062%左右。(参见表2)

表2:部分国家官方发展援助(ODA)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资料来源:OECD统计数据,中国数据和巴西数据为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进行计算获得。注:DAC,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设的发展援助委员会,现有29个成员(包括28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和欧盟)。

中国一直坚持是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对外援助。近些年,和中国一样,全球新兴经济体也逐渐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从援助总额上来看,中国的确要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从对外援助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来看,中国对外援助程度要低于土耳其、阿联酋、以色列。如果考虑到对外援助的结构,其他国家对外援助主要为无偿援助,中国无偿援助占到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大约只有0.0225%,还要略低于巴西的0.03%

中国是否应该提供对外援助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对外援助开始,强调互利共赢是我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特点。抛开参与国际发展援助对我国总体国际发展环境构建的积极影响不谈,单从我国优惠贷款的使用效果来看,互利共赢的特点尤为明显。

我国优惠贷款的使用条件是非常严格,支持的项目由中方企业负责承建,采购项目所需的设备等原则上应由中方企业负责供货,主要采购中国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技术服务以及其他物资,这也是大家经常在海外看到中国援建项目主要由中国公司承建的原因。近年来,也有一些国际公司或者受援国公司参与中国援建项目,但规模仍然十分有限。

因此,中国优惠贷款不仅为受援国提供了基础设施、生产性项目的发展支持,同时也为中国国内公司走出去,尤其是工程承包公司走出去奠定了基础。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工程承包商250强榜单显示,49家中国建筑企业入围榜单;前1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了7个席位。中国的工程承包企业能够有如此快速的发展,和承建中国政府优惠贷款项目是密切相关的。

非洲是获得中国对外援助最多的区域。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目前在非洲的国际承包工程完成额一直占到中国国际承包工程完成额的三分之一左右,非洲是中国的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此外,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实施还带动了中国的装备和产品走出去,亚吉铁路(非洲第一条跨国标准轨现代电气化铁路,连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和蒙内铁路(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该国港口城市蒙巴萨)带动了44亿美元的国产装备和产品出口。

一些企业因承建中国优惠贷款项目而在受援国积累了良好的声誉,逐渐成为国际工程承包合同招标的有利竞争者,成为全球工程项目的主要承包商。有研究认为,从2007年到2015年,中国公司获得了世界银行30%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合同。以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为例,该公司承建的工程项目中,中国政府的优惠贷款项目大约只占到30%至40%,来自世界银行和国外政府的项目大约占到20%至30%。在非洲国家,处处可以看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的工程项目,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当地政府融资建设,如该公司在纳米比亚先后完成的鲸湾新集装箱码头项目和油码头项目,合同承包额大约为8亿美元,都由当地政府投入资金。

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屡屡获得国际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同,随之带出去的是中国的技术、标准、物资和设备,这也就带动了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一些中国的中小型公司承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无偿援助的民生项目,也在当地建立起良好的声誉,并逐渐发展成为能为国际发展援助项目提供工程服务的公司。如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下属股份制国企甘肃地质工程有限公司曾在赞比亚和马拉维实施中国无偿援助的打井项目,由于打井成本控制良好,效率高,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在这些国家的打井项目,就交给了该公司去执行。(参见表3)

表3:中国国际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非洲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产品的提供区域之一,中国三分之一的石油来自于非洲大陆,铝矿、铜矿、钴矿等矿石资源从非洲进口也占据非常大的份额。非洲同时也是中国商品的重要市场,从2009年开始,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在部分年份,中国对非洲的进出口贸易呈现出逆差,但是从2015年开始,中国对非洲大陆贸易呈现出大额的顺差,2015年顺差382.82亿美元,2016年为355.82亿美元,2017年为194.80亿美元。

在2015年于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宣布:对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融资支持,包括35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及出口贷款额度;为中非发展基金和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各增资50亿美元;设立首批资金为100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项目。而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加起来只有50亿美元,这个额度远远低于中国和非洲这几年的进出口贸易顺差额。(参见表4)

表4:中非贸易情况(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结语

综上所述,从援助规模和援助程度上看,中国对外提供援助虽然在逐年增加,但无论是与传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对外援助都不像国际和国内社会想象的那么多。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就是到处撒钱”,这样的论断是片面的,也是对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误解。

中国对外援助总是容易被夸大,引起国内外民众的误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政府通常在国际会议、论坛等多种机制上宣布对外援助举措和行动,有很多举措和行动是多次宣布,容易让民众以为每次都是新安排新计划。

第二,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方式非常多,有很多不是对外援助,有些是具有发展意义的经济合作,但国内外媒体报道普遍使用了“支持”、“帮助”其他地区和国家发展这样的表述,容易造成国内民众误解。

以历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为例,第五届部长级会议(2012年)时,国内外媒体普遍采用的报道题目是“中国将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贷款”。第六届部长级会议(2015年)时,国内外媒体报道侧重于强调“中国将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但实际上,这600亿美元中,有50亿美元是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其他多为优惠性质贷款、出口信贷额度,以及产能合作基金等,多属经济合作范畴。但如果不是从事这方面专业研究的大众,是无法理解这里面的真正内涵,从而造成了误会。

第三,和中国对外援助的实施方式和内容有关。中国的对外援助项目主要都是由中国企业来实施的,而西方援助项目,很多是国际公司来承担,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企业具体执行,容易造成只要是中国公司承建的都是中国援助的印象。中国的援外项目仍然是以能够看得见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容易引起关注,而西方的援助则很大一部分是以看不见的能力建设为主,一般不太容易被民众感知。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是在逐年上升的,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在日益增强。(文章来源:澎湃新闻;作者:唐丽霞)



                        

新书揭秘:白宫像疯人院                 
【研究员】:
从椭圆形办公室到战情分析室(Situation Room),再到整个白宫,试图让人们看到,特朗普的一些高级顾问和亲密助手如何把他视为国家安全的一种危险,以及如何试图绕开他。他们努力阻止特朗普的危险冲动,甚至把特朗普办公桌上的文件藏起来,以阻止他签署它们。那些与特朗普关系最密切的人爆出有关他的爆炸性内幕,可能对11月的中期选举产生影响。

                                 

曾因报道“水门事件”荣获“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写了一部新书,名叫《恐惧:特朗普在白宫》(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在这部长达448页的新书里,作者通过特朗普核心圈子成员的眼睛,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观察特朗普的视角。从椭圆形办公室到战情分析室(Situation Room),再到整个白宫,作者试图让人们看到,特朗普的一些高级顾问和亲密助手如何把他视为国家安全的一种危险,以及如何试图绕开他。他们努力阻止特朗普的危险冲动,甚至把特朗普办公桌上的文件藏起来,以阻止他签署它们。那些与特朗普关系最密切的人爆出有关他的爆炸性内幕,可能对11月的中期选举产生影响。

白宫内部一团糟关系紧张超想象

鲍勃·伍德沃德的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定于9月11日发行。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已经获得该书的影印版。这部书披露了特朗普与“通俄门”调查的惊人新细节,首次公布了特朗普的律师与穆勒的秘密对话。

据CNN报道,伍德沃德总结了特朗普在白宫的情况,称特朗普是一个“情绪过度、反复无常、不可预测的领导人”。伍德沃德写道,员工们绕过总统的决定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行政权力的紧张崩溃”。

许多争执和日常冲突都有很好的记录,但特朗普的心腹、高级职员和内阁官员描绘的画面显示,他们中的许多人看到了更加惊人的情况——比以前所知或所理解的更加糟糕。伍德沃德对功能失调的特朗普政府做了毁灭性的描述,详细揭露了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助手——包括现任和前任官员——如何对特朗普感到愤怒,并越来越担心他的古怪行为、无知和爱说谎的嗜好。

伍德沃德在书中披露,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John Kelly)曾骂特朗普是“白痴”“精神错乱”;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嘲讽特朗普只有“五年级或六年级学生”的理解能力;特朗普前私人律师约翰·多德(John Dowd)怒斥特朗普是“一个该死的骗子”,他告诉特朗普,如果他向负责“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作证,他最终会穿上“橘色套装”(囚服)。

“他是个白痴,试图使他相信任何事都是徒劳的,”凯利有一次在员工会议上说。“他太离谱了。我们处在疯狂的境地。我甚至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这是我做过的最糟糕的工作。”

幕僚曲线救国不让总统看到文件

这本书以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开始。白宫前首席经济顾问盖瑞·柯恩(Gary Cohn)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封信的草稿,他认为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危险。

这封信将使美国退出与韩国的一项重要贸易协定。特朗普的助手们担心,这个后果可能危及一项绝密的国家安全计划:即在7秒钟内探测到朝鲜发射导弹的能力。

伍德沃德写道,柯恩对特朗普可能签署这个文件感到“震惊”。

“我把它从他的桌子上偷走了,”柯恩对一位同事说。“我不会让他看到的。他永远不会看到那份文件。我要保护国家。”

柯恩并不是一个人。伍德沃德写道,白宫前秘书罗布·波特(Rob Porter)曾与柯恩共事,也多次使用过同样的策略。除了从特朗普的办公桌上窃取或隐藏文件,他们还试图拖延决策,或分散特朗普的注意力,使他无法执行他们认为会危及国家安全的命令。波特说:“我的工作的1/3是试图对他所有的一些非常危险的想法作出反应,并试图让他有理由相信那些可能并不是那么好的想法。”伍德沃德把这种多次绕过特朗普的企图描述为“不亚于一次行政政变”。

特朗普出口成脏骂塞申斯有智障。

在整本书中,伍德沃德都把特朗普描绘成一个痴迷于自己在媒体中和核心支持者眼中形象的人。

特朗普似乎很孤独,而且越来越偏执,经常在白宫看几个小时的电视。他冷不丁谈到穆勒团队时,竟然说:“他们是来抓我的。”

特朗普最亲密的顾问形容特朗普勃然大怒、骂骂咧咧,似乎很喜欢羞辱别人。特朗普谈到司法部长塞申斯(Jeff Sessions)时说:“这个人有智障。”

“他是个愚蠢的南方人,”特朗普告诉波特,并且假装南部口音,嘲弄塞申斯。

特朗普讥讽其首任白宫幕僚长普里伯斯(Reince Priebus)“就像一只小老鼠。他只是跑来跑去”。

特朗普还当面贬低纽约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而朱利安尼是唯一愿意在电视上为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辩护的人

“鲁迪,你还是个婴儿,”特朗普对他现任的律师说,“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比这更糟糕的辩护了。他们拿掉了你的尿布。你就像一个需要改变的婴儿。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人?”

特朗普的前任也未能幸免。伍德沃德报道,在与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的谈话中,特朗普称前总统奥巴马是一个“软弱的家伙”,因为他没有在叙利亚采取行动。

他迷信个人化外交质疑美军为何驻扎韩国

伍德沃德的书把读者带进了特朗普的一些绝密会议。

2017年7月27日,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高官在五角大楼举行一次会议,目标是进行干预,向特朗普说明盟友和外交的重要性。但是,会议没有按计划进行。特朗普的外交哲学是个人化的。他谈到朝鲜时说:“这完全是关于领导人与领导人、男人与男人、我与金正恩的。”

伍德沃德写道,特朗普的核心圈子对“大问题”感到担忧:特朗普不理解他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决策可能危及全球安全。

谈到阿富汗时,特朗普对他的将军们说:“你们应该杀人。你们不需要杀人的策略。”他质疑把美军留在韩国是否明智。

“那么,总统先生,”柯恩对特朗普说,“你晚上需要什么才能睡得好?”

“我什么都不需要,”特朗普说。“我睡得像个婴儿。”

特朗普离开后,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骂道:“他是个他妈的白痴。”

伍德沃德援引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对那次会议较为严峻的评估:“很明显,总统的许多高级顾问,尤其是国家安全领域的高级顾问,都非常担心他的不稳定性、他的相对无知、他无法学习、以及他们认为他的危险观点。”

伍德沃德书中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特朗普似乎无视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他痴迷于货币贸易赤字和海外驻军成本。

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中,特朗普质疑美国为什么要为在韩国驻扎那么庞大的军队买单。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在2018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向特朗普直言不讳地解释道。但是,特朗普仍然不相信。

他念念不忘通俄门调查坚持要和穆勒面谈

伍德沃德的新书基于数百小时的采访录音和特朗普核心圈子里的数十个消息来源,还有文件、日记和备忘录,其中包括特朗普本人亲笔写的一张纸条。伍德沃德解释说,他在“深层背景”上与消息来源有过交谈,这意味着他可以使用所有的信息,但不能说是谁提供的。

伍德沃德的爆料具有可信度,这使他的书与之前对特朗普的报道有所不同。伍德沃德曾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获得过两项普利策奖,其中一项是他对导致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辞职的“水门事件”的报道。

伍德沃德在一则轶事中描述了白宫中的一幕。特朗普的律师多德确信总统会为自己做伪证,于是让他接受一项测试——对他可能与穆勒进行的面谈进行模拟。多德说,特朗普失败了,但他仍然坚持认为他应该作证。

伍德沃德写道,多德看到了特朗普与穆勒可能的面谈完全是一场“噩梦”,觉得特朗普的行为就像“莎士比亚笔下一个愤愤不平的国王”。

但是,特朗普似乎对多德的反应感到惊讶。“你以为我在挣扎吗?”特朗普问。

随后,多德和特朗普现任私人律师杰伊·塞库洛(Jay Sekulow)到穆勒的办公室,重新进行了模拟面谈,这一举动更加引人注目。他们的目标是:争辩说特朗普不可能作证,因为他无法说实话。

多德对穆勒说:“他只是编造了一些东西。这是他的本性。”

这段话是穆勒秘密行动背后前所未有的。穆勒与特朗普律师的对话第一次被捕捉到了。

“我需要总统的证词,”穆勒说,“他对科米的意图是什么?我想知道是否有腐败的意图。”

尽管多德做出了多方努力,特朗普仍然坚持他可以作证。

多德的观点非常明确:“你不可能通过这些……不要去作证。要么不作证,要么穿上橘色套装。”

伍德沃德说,多德无法对特朗普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你他妈的就是个骗子!”

自诩推特海明威他把白宫搞成无墙动物园

特朗普的推特——以及他对推特的迷恋——贯穿全书。特朗普认为自己是推特的文字专家。

伍德沃德透露,特朗普下令打印其推文并研究它们,以找出哪些最受欢迎。伍德沃德写道:“最有效的推文通常是那些最令人震惊的。”

但是,他的推特令国家安全高官大为震惊,他们担心、并警告特朗普:“推特可能让我们陷入战争。”

特朗普的助手们对他的一些离谱的帖子感到震惊,他们试图组建一个推特“委员会”来审查他的推文,但没能阻止住这位老大。

当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普里伯斯被解雇时,这位幕僚长完全不知所措。他把特朗普的卧室称为“魔鬼的工作室”,并把清晨和周日晚上——这段时间里有很多新闻爆料——称为“迷人的时刻”。

当推特把一条推文的字符限制扩大到280个时,特朗普说:“这是一件好事,但这有点遗憾,因为我是能140个字内搞定的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和女婿贾瑞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都是白宫核心圈子的成员,也是他人攻击的目标。伍德沃德披露,特朗普的前首席策略师斯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就对伊万卡有过尖锐的抨击。他经常与第一女儿和第一女婿发生冲突。

“你他妈的只不过是个员工!”班农在员工会议上对伊万卡大喊大叫,“你在这里走来走去,表现得好像你是负责人,其实你不是。你只是个员工!”

“我不是员工!我永远不会是员工。我是第一个女儿!”伊万卡真地用了这个称呼,“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员工!”

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围绕是否推倒南方邦联将军雕像爆发冲突后,特朗普没有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柯恩试图辞职,却遭到特朗普的斥责,被控“叛国”。

特朗普现任幕僚长凯利后来告诉柯恩:“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拿着那封辞职信,冲他扔上6次。”

“当你把一条蛇、一只老鼠、一只猎鹰、一只兔子、一条鲨鱼和一只海豹放在没有围墙的动物园里时,”普里伯斯如此形容白宫,“事情就开始变得肮脏和血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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