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问题不在中美贸易冲突，中国经济内部挑战能否得到化解！》：中国经济能否行稳致远，关键不在于中美贸易冲突，而在于中国经济内部挑战能否得到化解。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其二、处理国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而后者也主要由前者导致。因此，一切问题的焦点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涨价背后是整个行业的低迷，经济产需双弱延续！》：从统计局公布的各项与实体相关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当下产需双弱延续。基建投资继续拖累固定资产投资。消费仍处在低位，实际增速低于不变价GDP增速。9月上旬工业生产发电耗煤增速依然低迷，意味着9月生产开局仍偏弱，经济寻底之路依然漫漫。各项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产需双弱延续之时，我们注意到，去年至今各种涨价故事不断。在博览研究员看来，涨价背后是背后都是整个行业的低迷。有时候涨价对于单个个体来说是好事，但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可能不一定是好事。2018年开年以来，因为涨价业绩暴增的上市公司更是比比皆是，然而通过半年报的数据不难发现，几乎每个赚的盆满钵满的公司，背后都是整个行业的低迷。这与当下的经济数据是相辅相成的。
博览视点
中国经济问题不在中美贸易冲突，中国经济内部挑战能否得到化解！
【研究员】：可可
编者按：中国经济能否行稳致远，关键不在于中美贸易冲突，而在于中国经济内部挑战能否得到化解。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其二、处理国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而后者也主要由前者导致。因此，一切问题的焦点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博览财经分析】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张思平表示：“在国有与民营经济问题上，国有经济后退一步，民营经济生机勃勃；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政府后退一步，中国经济海阔天空。”在博览研究员看来，这正是解决当下中国经济根本问题的关键。 9月18日，特朗普正式宣布对中国输美20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10%的关税。对此，商务部称，美方不顾国际国内绝大多数意见反对，宣布自9月24日起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进而还要采取其他关税升级措施。对此我们深表遗憾。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中方将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美方执意加征关税，给双方磋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希望美方认识到这种行为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并采取令人信服的手段及时加以纠正。 在博览研究员看来，中国经济能否行稳致远，关键不在于中美贸易冲突，而在于中国经济内部挑战能否得到化解。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其二、处理国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而后者也主要由前者导致。 因此，一切问题的焦点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中国经济能否行稳致远，关键不在于中美贸易冲突，而在于中国经济内部挑战能否得到化解 早在8月初，特朗普就已经宣称要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如今靴子落地。虽然关税税率由此前的25%改为10%，好于预期，但是从整体上看，还是加大了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 前不久，美国就贸易问题主动找中方约谈。中方对此表示欢迎。然而没过多久，特朗普还是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态度上的飘忽不定也给中美贸易问题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 今年以来，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成为导致A股大跌的主要因素。然而，从数据上看，中国已经转型为一个依靠内需的国家，对外依存度仅仅18%，而中美贸易占比更是占比较小。中美贸易摩擦在预期以及对市场情绪的影响要大于其本身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就在特朗普公布对中国输美产品2000亿美元征收关税之际，A股却在当日实现了V型大反弹，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对A股的影响正在边际递减甚至影响较小。 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在博览研究员看来，中国经济能否行稳致远，关键不在于中美贸易冲突，而在于中国经济内部挑战能否得到化解。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其二、处理国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 美国商务部关于美国为什么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几条理由，其中第二条就是讲的，中国的政府过分的压低劳动力价格，以这种不公平的方式从美国把工作岗位夺走了。具体的内容里面讲的并不是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而是劳动力没有集体谈判，工人没有罢工权。 在我们这个劳动力市场里面，在4.2亿城镇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了2.8亿，就是说农民工占到了整个现在城镇就业的比例将近70%，是67.5%。这样一种就业市场或者说劳动力市场是非常扭曲的，我们考察任何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没有出现这样一种在整体就业人员中这种双轨制。这样一种双轨制，究竟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的要素市场化朝什么发展，我们应该好好的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在中美贸易战过程当中，大家谈外汇的问题，谈国企补助的问题谈得比较多，而对于劳动力市场，而美国商务部的报告是作为第二条提出来的。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问题背后依然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问题。 如果把地方政府变成一个公司，直接在那指挥竞争，还不是特惠的问题，直接就是分解招商引资、投资指标、党政工商齐动员，年底考核，是直接指挥经济，当然也有特惠在里边。所以这个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关于对民营企业的担忧和争论实际上也来源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未能理顺 国企改革进展缓慢、民企面临不公平竞争的原因在于政府干预过多，未能使资本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政策文件来看，国企改革涉及四方面内容，即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国有资本、国有经济，政府对这四方面内容都有管理要求。 如19大报告中关于国企改革：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显然，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国有资产的经济含义各不相同，同时对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很可能会导致政府干预过多、令出多门的局面。 一是政府对国有经济、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的管理导致“令出多门”，干扰政府对资本的管理，使得国有资本无法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最终导致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导向性较弱，国有企业经营效率较低。二是基于防范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要求，国有企业不可避免会享有国家信用，市场上形成了国企不会倒闭破产的信仰，导致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市场地位凌驾于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之上，最终导致非公经济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地位。 此外，近年来，在三去一降一补、污染防治、金融防风险等政策的推行过程中，许多民营企业利益受损，“国进民退”的担忧和争论由此升温。污染防治和去产能等政策导致许多民企关停、金融防风险政策导致民企经营困难、债务违约增加。虽然民企利益受损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民企过去对环保措施的重视程度偏低、民企在上一轮货币政策宽松阶段加杠杆过于激进等，但在国家不断强调“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产权”的背景下，“国进民退”的担忧和争论升温也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当前正面临困惑和疑虑，不利于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近期，有自媒体抛出“私营经济离场论”并引起舆论争议，这背后虽有自媒体以标题党博眼球的嫌疑，但也是部分真实反映。 事实上，关于对民营企业的担忧和争论实际上也来源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未能理顺。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 首先，以“让国有资本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进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的切入点已经在向“资本”转变。2016年10月，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至19大报告，其表述已调整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决策层已逐渐意识到国企改革的重点应该是管资本，而非管企业。目前，国企改革已进入至“管资本”为主的阶段，但正如上文引用的19大报告关于国企改革的内容，政府仍有对国有经济、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提出直接管理要求，而这些要求可能会对国有资本管理形成干扰，进而对“让资本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干扰。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出发，国企改革应以资本为抓手，让“国有资本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直接管理国有资本，同时通过管资本形成对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间接管理，防范国有资产流失、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政府政策应倾斜于国有资本而非国有企业。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有所倾斜是应有之举，但侧重点应在于国有资本，而非国有企业。政府可以通过给予国有资本税收优势、投票权优势等方式向公有制经济进行政策倾斜，维护公有制经济地位。建国初期，我国政府即有通过给予国有经济税收优势进行经济管理的成功例证；英国政府在进行国企改革时也曾经采用金股制给予政府以投票权优势。在政府政策倾斜于国有资本的同时，政府政策应淡化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区分，让各类型企业在市场上公平竞争，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其次， “发挥政府作用”应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对资源配置过程形成过大干扰。 历史已经证明，政府并不具备判断哪种资源配置更好的能力，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路走不通，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作用”必然会影响资源配置过程，政府“发挥作用”时应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产生干扰。即使政府出于化解风险、消除市场负外部性等“好心”进行市场干预，但如果方式方法不得当、对市场秩序造成过大影响，反而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结果。 以污染防治和化解金融风险为例。企业污染和影子银行金融风险确实是负外部性的体现，需要政府加以干预。政府应该做的是通过惩处、监管等手段将负外部性内部化，同时让市场来决定企业该如何调整生产、金融业务又该如何调整。政府不应该因为污染防治、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一刀切的关停污染企业和叫停影子银行业务。因为就资源配置效率而言，政府并不具备识别“企业继续存在、污染继续发生”和“企业关停员工下岗、污染不再发生”，以及“影子银行继续存在且提供融资功能、金融风险继续积聚”和“影子银行被拆解且融资功能消失、金融风险消失”孰优孰劣的能力。在污染防治和化解金融风险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涨价背后是整个行业的低迷，经济产需双弱延续！
【研究员】：可可
编者按：从统计局公布的各项与实体相关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当下产需双弱延续。基建投资继续拖累固定资产投资。消费仍处在低位，实际增速低于不变价GDP增速。9月上旬工业生产发电耗煤增速依然低迷，意味着9月生产开局仍偏弱，经济寻底之路依然漫漫。各项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产需双弱延续之时，我们注意到，去年至今各种涨价故事不断。在博览研究员看来，涨价背后是背后都是整个行业的低迷。有时候涨价对于单个个体来说是好事，但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可能不一定是好事。2018年开年以来，因为涨价业绩暴增的上市公司更是比比皆是，然而通过半年报的数据不难发现，几乎每个赚的盆满钵满的公司，背后都是整个行业的低迷。这与当下的经济数据是相辅相成的。
【博览财经分析】从统计局公布的各项与实体相关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当下产需双弱延续。 基建投资继续拖累固定资产投资。今年1-8月基建投资同比增长4.2%，增速比1-7月份回落1.5个百分点，暂未呈现反弹，不过增速下滑速度有所放缓。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快发行和财政支出进度加快对基建投资的提振效应暂未显现。 尽管政策微调，但是博览研究员预计，基建投资第三季度前景或将依然暗淡，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迎来反弹。这主要是因为基建投资以国有企业为主，而国有控股投资增速仅为1.1%。而且去杠杆的主体也主要是国有企业。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基建乏力的原因在于去杠杆效应仍在发酵。考虑到基建投资从立项到开工的时滞效应，预计当前促进投资的政策可能需在四季度以后才能显现，9月份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增速仍有可能乏力。在基建增速的拖累下，投资增速难改趋势性下行。 消费仍处在低位，实际增速低于不变价GDP增速。8月社消零售名义、实际，限额以上零售增速分别为9%、6.6%、6%，均较7月反弹，但仍处低位。 8月经济仍处下行通道。生产端工业仍处低位，需求端消费暂稳，但投资、出口双双下滑。信贷增幅减缓令8月社融余额增速继续回落，三四线地产销售转弱令8月地产销量增速大幅下滑，两大领先指标双双下滑，而9月上旬工业生产发电耗煤增速依然低迷，意味着9月生产开局仍偏弱，经济寻底之路依然漫漫。 涨价背后是背后都是整个行业的低迷。有时候涨价对于单个个体来说是好事，但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可能不一定是好事。2018年开年以来，因为涨价业绩暴增的上市公司更是比比皆是，然而通过半年报的数据不难发现，几乎每个赚的盆满钵满的公司，背后都是整个行业的低迷。这与当下的经济数据是相辅相成的。
产需双弱延续 9月14日，统计局公布了与实体经济相关的各项经济数据，解读如下： 其一、工业仍在低位。8月工业增速6.1%，因低基数微幅回升，但仍处今年以来的次低点。8月工业增速延续了6月以来的低迷，反映前期需求转弱已传导至生产端，也再次确认了经济的回落。中微观数据同样印证了工业生产的低迷。一是17个主要工业行业增速涨少跌多，中下游行业中，仅计算机明显上升，其他行业普遍下滑，汽车拖累显著，而上游行业普遍上升。二是主要工业品产量增速涨少跌多，发电量增速因低基数反弹，煤炭和化纤产量增速回升，但原油加工量，以及钢铁、有色、乙烯产量增速均下滑，汽车产量跌幅扩大。 其二、基建拖累投资。1至8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5.3%，预期 5.6%，前值 5.5%。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再次创新低，且不及预期。其中，三大支柱之一的基础设施投资持续下滑，成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的重要因素。今年1-8月基建投资同比增长4.2%，增速比1-7月份回落1.5个百分点，暂未呈现反弹，不过增速下滑速度有所放缓。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快发行和财政支出进度加快对基建投资的提振效应暂未显现。 不过，考虑到7月底政治局会议已经提出了基建补短板，确认了积极财政政策要在扩内需和调结构上发挥更大作用，基建投资增速下半年有望企稳反弹，但预期空间可能不会很大。基建投资第三季度前景或将依然暗淡，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迎来反弹。这主要是因为基建投资以国有企业为主，而国有控股投资增速仅为1.1%，而且去杠杆的主体也主要是国有企业。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基建乏力的原因在于去杠杆效应仍在发酵。考虑到基建投资从立项到开工的时滞效应，预计当前促进投资的政策可能需在四季度以后才能显现，9月份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增速仍有可能乏力。在基建增速的拖累下，投资增速难改趋势性下行。 制造业投资复苏偏弱。1-8月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回升至7.5%。去产能带来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令上游利润大幅改善，但也令中下游成本明显上涨、侵蚀盈利，令本轮制造业投资复苏力度偏弱。 房地产投资仍处高位，隐患未消。1-8月房地产投资增速企稳在10.1%。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持续高增长，成为投资的中流砥柱。这主要归功于土地购置费增速高达70%以上，而剔除该部分后地产投资仅是负增长。随着未来土地购置费增速放缓，房地产投资增速将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地产销售下滑。8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2.4%，较7月明显下滑。低基数效应消退后，地产销量增速再度放缓。而随着棚改货币化安置政策逐渐退出，三四线地产销量增速大幅下滑，并拖累全国地产销售转弱。我们高频跟踪的41城地产销量数据显示，8月24个一二线城市销量增速平稳，但17个三四线城市销量增速明显下滑。8月土地购置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增速一升一降，而1-8月增速均在15%以上，印证地产投资仍有韧性。代表需求的地产销售转弱，而代表供给的地产新开工仍强，反映地产供需状况正在转差，新一轮库存攀升正在酝酿。 其三、消费仍处在低位，实际增速低于不变价GDP增速。8月社消零售名义、实际，限额以上零售增速分别为9%、6.6%、6%，均较7月反弹，但仍处低位。过去两年居民加杠杆买房，透支购买力，消费的“替代效应”开始显现。具体看，一是必需消费不降反升。8月食品烟酒、日用品增速上升，纺织服装增速回落，三项合计增速从7月的9%升至8月的9.4%。二是可选消费整体低迷。8月汽车跌幅扩大，石油及制品再创新高，通讯器材增速回落，地产相关商品涨跌互现。但除石油及制品外，其他各可选消费品1-8月零售增速均较17年下滑。受消费整体增速放缓影响，今年以来实物商品网上零售增速高开低走，但前8月增速仍高于17年，占社消零售总额的比重也持续上升，反映线上消费对线下消费的替代仍在持续。 社消剔除价格后，8月社消零售实际增长仅增长6.6%，已经低于不变价GDP的增速，这在2010年以来非常少见。同时，服务业生产指数也在减速，间接说明服务消费算不上强劲。 8月经济仍处下行通道。生产端工业仍处低位，需求端消费暂稳，但投资、出口双双下滑。信贷增幅减缓令8月社融余额增速继续回落，三四线地产销售转弱令8月地产销量增速大幅下滑，两大领先指标双双下滑，而9月上旬工业生产发电耗煤增速依然低迷，意味着9月生产开局仍偏弱，经济寻底之路依然漫漫。 涨价背后是背后都是整个行业的低迷 2018年开年以来，因为涨价业绩暴增的上市公司比比皆是。通过半年报的数据不难发现，几乎每个赚的盆满钵满的公司，背后都是某一行业的低迷。 有时候涨价对于单个个体来说是好事，但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可能不一定是好事。2018年开年以来，因为涨价业绩暴增的上市公司更是比比皆是，然而通过半年报的数据不难发现，几乎每个赚的盆满钵满的公司，背后都是整个行业的低迷。 以万华化学为例，2014年原油价格的暴跌，让绝大多数化工企业跌倒了低谷。不过随着油价的缓慢恢复，化工企业似乎又回到了春天。但是2017年以来，万华化学的业绩增幅已经不是油价所能解释了的，营收和净利润数量级的增长，2017年全年营收额超过530亿。万华化学起家的老本行是聚氨酯，2016年下半年起，聚氨酯开始了急速的涨价之路，到现在每吨已经涨了数千元。涨价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原油涨价导致原材料成本增加，二是因为环保原因限产导致供需平衡被打破。 环保限产给我们带来了久违的蓝天，但背后是无数的化工企业的关停和整个行业的重新洗牌。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万华化学营收的暴增主要是因为行业巨变引起的集中度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4月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372355个，相比上一年同期减少了6234个，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业减少了1339个！化工园区整体关停退市大潮已经开始，到2018年底预计化工园区数量将至少减少100家以上。化工行业整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去伪存真保留下来的企业迎来了业绩爆发之日。华鲁恒升、神马股份、华峰氨纶等化工企业由于涨价带来的业绩高涨，基本都是类似的情况。 比如，低研发支出低营销支出的“伪”医药股—鲁抗医药。 2017年以前，鲁抗医药的营收几乎是“佛系”型的，净利润也不高，公司的毛利率和净利率都非常低，低到不像医药股。其实从鲁抗医药的财务指标来看，压根就不是传统的医药企业，一是毛利极低，2018年半年报中，业绩“爆发式”增长后，毛利率勉强到了31.02%，净利率更是常年在0上下浮动。 其实鲁抗医药是生产抗生素原药的，与高大上的生产抗癌、心血管等高端药物的恒瑞医药不同，抗生素是非常成熟非常传统的技术，技术门槛很低。在动物用抗生素领域，鲁抗医药市场占有率非常高。 但这是个高污染的行业。2017年12月，公司的最大竞争对手宁夏泰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因为环保问题，被勒令停业并搬迁，至今无法正常生产，全国兽药领先企业宁夏泰瑞公告其于2017年12月4日因环保原因停产整顿，其泰乐菌素和替米考星市占率分别为63%和54%。并且由于违规复产，该公司负责人被调查，银川市、永宁县3名领导干部被免职。 2018年5月30日起，中央环保督察组陆续进驻相关10省份开展“回头看”。仅十天左右，各个督察组即相继通报一系列督察整改不力典型案件。多地公布了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的信访问题线索办理情况，其中涉及多家药企。江苏奥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江西汇仁药业、神奇制药龙、江苏吴中制药等药企均在册。在环保高压下，越来越多的药企选择了搬迁或者出售。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例，环保部通报，京津冀环保督查发现的“散乱污”企业达17.6万家。环保部要求，对于无法升级改造达标排放的企业一律关闭。京津冀周边是我国原料药企业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云集多家原料药企业。于是鲁抗医药的动物用抗生素，价格和业绩开始放飞。 所以看到鲁抗医药的业绩飞天的时候，并没有原药行业得到恢复的感觉，而是整个行业在环保压力下受限，促使实现了产业升级的上市公司承担了更多的市场需求。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综上所述，涨价带来了部分龙头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好转，但从整个行业来看，背后的逻辑很可能是由于虹吸效应引起的，背后都是整个行业的低迷。这与当下的经济数据是相辅相成的。
焦点透视
民营企业面临的最深层次问题依旧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
【研究员】：可可
编者按：有没有真正让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改革可能如果有的话，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可能是一个领域。当下，针对民营企业最深层次的问题还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这方面的探讨还有空间，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
【博览财经观察】在改革四十年50人论坛上，马建堂指出，大家都在主张、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那么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有没有标志性、试金石性的改革，有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有没有真正让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改革可能如果有的话，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可能是一个领域。 最近几天，吴小平的某篇文章观点引发了很多讨论，固然吴小平那篇文章观点比较糊涂、错乱。但是当下，大家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确有一些担心，对一些经济政策的不甘心，或者说的更重一点，不满有关系，信心不够，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的不健全的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的担心，有一些意见可能主要也体现在对减负负担没有明显减下来、融资贷款仍然很难有关系，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 过去我们对民营经济的认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包括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最早我们认为它是利己的力量，后来我们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到后来，我们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有没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和理解？民营企业、民营经济、非公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民营企业创造了60%多的GDP，民营企业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民营企业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 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这方面的探讨还有空间，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 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收入和利润的内部变化可看出，当下规模以上民营企业正逐步从统计样本中消失，即便是幸存下来的也大多是惨淡经营。在去杠杆的大环境下，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降反而明显上升，从52.2%上升至55.6%。供给侧改革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冲击。总之，针对当前民营企业的现状，怎么看待民营经济，如何树立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是核心。 规模以上民营企业逐步消失，即便是幸存也大多经营惨淡 坚实的证据显示，民营经济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发展陷入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众生喧哗的世界，我们更需要聆听花落的声音，那些消失的、惨淡经营的、痛苦挣扎的人间故事，更值得我们深思。 改革开放四十年，不忘初心。改革的初心就是摈弃计划经济，承认私有产权，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这一套改革逻辑，至今仍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道德议题最完整、最深入人心的表述。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最具争议性的两个问题，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另一是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关系。这两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我们就仍然处于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时代，我们的改革仍然需要深刻的思想启蒙。 当然，仅有价值观上的完美表述是不够的，还需要基于科学的实证。事实是，中国的私营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私营经济的发展与市场体系的建立，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奇迹。 一直以来，国家统计局定期公布的规模以上（年收入2000万以上）工业企业经营数据，频度高而且质量不错，是从事经济运行分析研究时必备的实证材料。然而，从2017年8月开始，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企业数据出现“异象”，表现在：工业企业的收入和利润“累计同比”与“累计值同比”出现偏离，而且偏离越来越大。 具体而言，从主营业务收入看，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同比增长9.9%，看似不错；但根据收入累计值计算的同比增速为-13.36%，形势严峻；方向一增一减，相差23.26个百分点。 从利润总额看，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7月工业企业累计同比增长17.1%，但根据利润累计值计算的同比增速为-8.10%，同样一增一减，相差25.2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偏差，原因何在？ 关于出现差异的原因，统计局的官方解释主要是企业统计数量发生变化，还有加强统计执法、剔除重复计算和非工业生产经营活动剥离等原因。历史上，统计局公布的累计同比增速与根据累计值计算的同比增速之间大体保持一致，偏离非常小。而统计口径内的企业数量变化是持续的，并非今年才有。统计局并非撒谎，关键是他们认为数据的比较对象需要同口径、同范围，同批企业进行比较才能真实反映经济情况。统计局的同口径、同范围、同一批企业（“三同”），是指当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所以他们计算的“累计同比”，是根据“三同”口径的企业今年和去年申报的数据为计算依据。而累计值是当年统计口径内全部企业的加总，问题是今年和去年的统计口径内的企业数目显著不同，所以我们自行计算的“累计值同比”不等于统计局公布的“三同”口径的“累计同比”，而官方认为后者更准确反映经济的真实情况。 这是一个统计学上典型的“幸存者”问题，“幸存者偏差”的谬误已有学术定论。“幸存者偏差”是指，如果只关注某种经过筛选的结果，就会产生认知偏差或者逻辑谬误。例如，某一事件之前的企业数量为100家，每家产出为1元，总产出100元；事件之后幸存90家企业，总产出为96元。总产出事实上减少了4元，即总产出增长为-4%；但在可比口径下，那90家幸存企业产出反而增长了6.7%。如果直接引用这一结果，从宏观总产出的角度，我们将得出与事实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显然是思维的陷阱。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谁消失了？ 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范围内幸存下来的企业数量是动态变化的，理论上既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都会产生程度不一的偏离。近一年来，两者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其主要原因是在过去一年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量是减少的，“幸存者偏差”就突显成为大问题。首先，规模以上企业数目减少本身就是一个经济下行的信号。然而，更重要的是要分清楚哪些是“幸存者”？哪些是“不幸者”？这些幸与不幸与宏观经济政策是何种关系？这里隐含的宏观经济含义实在太重要了！ 过去两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一条主线是“供给侧改革”，包括行政去产能和环保巡查下的各种停产限产措施。我们的第一个发现是，那些在规模以上统计样本中消失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受供给侧改革影响的11个行业之中，2016年初至2018年中，供改行业企业单位数减少超过1.1万家，缩减幅度占供改行业企业总数的11.1%。其中钢铁、煤炭企业数量缩减的幅度分别超过50%、30%，可见行政力度之大。而在此期间，非供改行业企业单位数上升了约1,500家，升幅约为0.5%。 可以说，在规模以上统计样本中消失的企业，主要是受供给侧改革冲击的私营企业。那么，冲击的影响有多大呢？消失的企业利润反映在利润总额累计值的变化当中。今年1-7月，私营企业的利润总额的变化（累计减少3946.5亿），超过全部工业企业利润总额逐月的变化（累计减少3443.1亿），而且逐月来看拟合度几近完美。这就说明在样本中消失的私营企业，几乎可以解释“幸存者偏差”（即累计同比与累计值同比的偏差）的全部。 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这一存在典型的“幸存者偏差”的统计数据中，那些不幸消失的企业基本上是私营企业，他们或者是惨淡经营，或者是彻底死亡。而那些由“幸存者”所描绘的同口径数据，虽然很漂亮，却极大地扭曲了实体经济的真实表现。 即使是幸存者，私营企业依然不幸。那些在规模以上样本中幸存下来的私营企业，他们的经营状况如何？大家都知道，今年的另一个重要的政策表述是“去杠杆”，我们就来看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的变化。从资产负债率看，一直以来是国有企业高杠杆，私营企业低杠杆。但是，2017年以来的变化出乎意料：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略有下降；从61.1%下降至59.4%；而，私营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上升，从52.2%上升至55.6%。 近期，吴小平的某篇文章的观点虽然犀利，但是不可否认当下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民营经济的信心才有可能会增强。
观察与思考
吴敬琏：解决中国当前问题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坚持改革提高效率！
【研究员】：可可
编者按：改革开放40年的主要教训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现在我们经济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我们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它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博览财经观察】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在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出席并演讲。 吴敬琏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主要教训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 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出现了倒退。吴敬琏称，虽然我们有很多曲折，但是所幸的是，经过每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 现在我们经济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我们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 那么有没有出路呢？有人说这怎么弄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它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在研讨会上，吴敬琏谈了5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点意见，我们怎么来纪念改革开放的40年和50人论坛成立20年。我想最好的纪念就是认真回顾我们这40年和20年的历程，总结这40年和20年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我们之所以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原因。找到这个正确的方向，找到正确的路径。然后从40年和20年的经验教训中总结今后前进的方向和路径，来指导今后的行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好的纪念的办法。经过这样的研究、分析、思考和总结，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路径，砥砺前行，这样就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二点意见，什么是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的经验和教训，什么是50人论坛工作的主要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去界定，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40年的主要教训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出现了倒退。 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教训。当然，这个教训是不是总结得恰当，还是需要我们大家在这个40年、20年的节日里面，大家来共同研究、共同讨论。 第三点意见，因为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目标的指导之下，是曲折地前进，40年的过程中有很多波折和起伏。那么研究这样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够使得我们加深我们对于改革经验和教训的认识的深度。比如说我们70年代末期开始了改革，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总的方向是市场取向，或者当时的说法是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到底这个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因为我们跟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已经隔绝了多年，所以是用苏联学来的那套政治经济学在解决问题。进行了几年以后，并不太成功，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就是推向计划经济为主。 经过了这个曲折，在1984年总结了这个教训以后，就进了一步，就是三中全会我们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叫做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是那个时候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各自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经过了整个80年代中期的反复的讨论、选择，经过这一段争论大致上在1985年，1985年就是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经过讨论、争论，最后选择了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 党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七五建议里面叫做三团结的改革，就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适合于商品经济的宏观条件体系，这通常叫做七五三条，这七五三条实际上就是由科尔内的话来说就是2B模式。但是这个又出现了曲折，1986年开始是叫做配套改革，但是几个月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执行不下去。所以到了1987年，就选择另外一个东西，叫做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国家调节市场引导企业。按照科尔内分类来说，这就是他说的1B模式，这是一个不成功的模式。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后来。 到了1988年和1989年的风波以后，又出现了一次曲折，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能够突出计划，所以口号改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本来有人是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小平说不能改，一个字不能改。所以就变成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的性质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个总框子，于是就出现了三年的经济衰退。这个曲折导致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我们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过了一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50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提议，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我们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真正腾飞了。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21世纪初期，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就是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很快这个曲折又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这个改革的纲领应该说在我们改革的过程中比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更加丰满、更加准确，而且对于改革的目标设定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336项的改革，是覆盖了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恰当的。 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多曲折，但是所幸的是，经过每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就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 第四点意见，现在我们经济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我们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 那么有没有出路呢？有人说这怎么弄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它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说到底，要解决我们当前的这些问题，就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特别是要贯彻十八次代表大会、十九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这些决定，把它落实。看来这个落实不是很容易的。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地贯彻。现在出现有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位。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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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19 08:5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