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中国市场大”自居，是非常严重的误判！须回归小平改革路线》：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美欧日的结盟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冲击。我们总喜欢讲“朋友是暂时的，利益是永恒的”，西方世界不会因为某种道义上的诉求而轻易放弃中国市场，只要中国的市场对西方世界稍加开放就没有化解不了的冲突。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西方世界为了“公平贸易”的道义，就是可以放弃中国市场。美国、欧盟和日本开始创建新的共同市场，这个新的共同市场能否最终建成当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和想象，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挡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演变趋势，很可能重新成为局外人。借鉴历史经验与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我们只能选择以开放对开放的应对方法。如果开放遇到障碍，那就通过改革予以突破，这就是过去经常所讲的开放倒逼改革。 《自从特朗普将自己与美国平民的利益捆绑起来，他基本上就天下无敌了》：特朗普，乃是一位奇人，这位70多岁的大爷以一己之力，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他直接就停止了以美国补贴全球为基本模式的全球化贸易机制，宣布所有的贸易规则必须以“对美国公平”为前提，意图恢复美国的基础制造业，让美国各中小城镇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平民，能重新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这部分平民百姓，算是支持特朗普的基本盘，也是他们将特朗普推上了总统职位。记住：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直接关注底层产业工人生存处境的总统，第一位从来不谈民主自由全球共荣之类的大词，只关注底层民生的总统。现在回头来看，自从特朗普将自己与平民百姓的利益捆绑起来，他基本上就没有了对手。
热点聚焦
以“中国市场大”自居，是非常严重的误判！须回归小平改革路线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美欧日的结盟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冲击。我们总喜欢讲“朋友是暂时的，利益是永恒的”，西方世界不会因为某种道义上的诉求而轻易放弃中国市场，只要中国的市场对西方世界稍加开放就没有化解不了的冲突。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西方世界为了“公平贸易”的道义，就是可以放弃中国市场。美国、欧盟和日本开始创建新的共同市场，这个新的共同市场能否最终建成当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和想象，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挡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演变趋势，很可能重新成为局外人。借鉴历史经验与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我们只能选择以开放对开放的应对方法。如果开放遇到障碍，那就通过改革予以突破，这就是过去经常所讲的开放倒逼改革。
【博览财经特稿】美国、欧盟和日本开始创建新的共同市场，这个新的共同市场能否最终建成当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和想象，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挡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演变趋势，很可能重新成为局外人。正如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中所说的那样，全球化还在继续，世界只是在寻找一种合适的全球化，而不是失控的全球化，以便走出全球化发展的悖论。 面对美欧日的联合，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至少有以下几种看法对于我们选择正确的应对方法是非常有害的： 第一，美、欧、日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建立这样一种新的共同市场。这种期待别人失败来让自己走向胜利的想法是非常阿Q式的，在思维逻辑上仍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谋之术； 第二，不管美欧日如何作为，都改变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消费市场，西方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不可能被替代。并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可以改变世界，但世界离不开我们，我们都在一条船上。这可以说是严重的误判。 我们总喜欢讲“朋友是暂时的，利益是永恒的”，西方世界不会因为某种道义上的诉求而轻易放弃中国市场，只要中国的市场对西方世界稍加开放就没有化解不了的冲突。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西方世界为了“公平贸易”的道义，就是可以放弃中国市场。如果我们还要推出更为严厉的制裁西方在华企业的政策，那么恰好满足了美国等国政府所希望的外包回岸的政策目标。其结果很可能是成人之美，而不是损人利己。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确实举足轻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弱点，即中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具有很高的替代弹性，从而很容易通过两个渠道被替代：一是伴随着国内成本上升加工制造业会逐渐向境外转移；二是因为有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而被替代。 当然像越南和柬埔寨这样较小规模的经济体加入竞争，我们可以不必担心，但是今天有印度和南亚次大陆国家的相继加入，这就不能小觑了，因为他们的经济体量加总在一起足以构成对中国的替代，这也是决策层急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原因所在。 根据以上各点，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美欧日的结盟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冲击。 最近刚刚去了次日本北海道，参观了日本最早对外开放的涵馆港，初步了解了日本的对外开放史。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亚洲率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就是因为日本采取了与先进的西方接轨的方法，而不是像在此之前的中国，粗暴地采取了拒外的做法。 1854年美国海军到达涵馆港，日本废除了德川幕府200多年的“锁国”政策，缔结了日美和亲条约，这个条约是在美国的军舰上签署的，日本德川幕府的代表松前番和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各自代表本国的政府签署了被称之为“门户开放”的条约。随着这一条约的签署，日本以开放促改革，迅速走上了维新的道路，于是便有了明治新政。 明治元年（1868年），保守的幕府残兵攻占涵馆（旧称箱馆），试图阻止日本的对外开放，结果酿成了明治维新后的一次内战。这场内战最后以明治新政府的胜利而告终。于是，日本在通向对外开放的道路再也没有遇到阻力。 反观清代中国，拒绝英国再三要求的自由贸易之请求，最后竟然采取了极度冒险的“以战拒外”之策，虽然成就了像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但是却丧失了主动对外开放的历史机会。 我们今天试图用“以打促和”之策来应对中美贸易冲突，与当时的选择非常相似。 日本的涵馆（内战）之战打出了一条通向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之路。但是清朝的鸦片战争却强化了我们民族的悲观主义和保守主义，以及由战败所带来的对于外部世界的敌视。就这样，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主战的中国与主和的日本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今天我们再次面临这样的选择。借鉴历史经验与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我们只能选择以开放对开放的应对方法。如果开放遇到障碍，那就通过改革予以突破，这就是过去经常所讲的开放倒逼改革。继续开展没有胜算的贸易战是绝对承受不起的。 其实，发生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两次贸易冲击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一旦遭遇贸易冲击产生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减速，由此造成的增长缺口靠什么来弥补呢？不得已只能放出房地产这只“老虎”来刺激竞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储蓄、投资和出口推动增长演变为房地产与负债推动的经济增长（投资房地产不是一种投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负债行为，因为购房需要动用杠杆）。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再次面临贸易冲击，无奈之下，我们又放出基建这只“老虎”来刺激经济增长、填补由贸易冲击带来的增长缺口，其后果是不仅改变了产业结构（脱实向虚，普惠大众的经济结构演变成为对少数人有利的经济结构），而且还导致经济体制向着前改革时代回归。 今天假如我们仍然坚持贸易战的立场，由此造成的贸易冲击之规模将是前所未有的，真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方法与力量来弥补贸易冲击留下的巨大规模的增长缺口？所以，结论是明确的，只有按照邓小平所说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才是正道。 我们不要再去幻想建立500年前的朝贡体系。自1648年10月24日签定的西荷和约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普遍接受的国际秩序，时至今日，由联合国、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组成的世界架构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公认的经济与政治秩序。重建植根在等级秩序上的朝贡体系已经不合时宜。 朝贡体系有两个必备条件：第一，朝贡体系的主导国家需要具有全面领先的优势；第二，这个体系的主导国家不仅要有钱、有市场，而且其价值观还须被成员国所接受。 这些条件即使在500年以前也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以致明朝政府所建立的朝贡体系也仅仅只涵盖了四个国家，即：作为主导国家的中国明朝，以及作为成员国的朝鲜、越南和日本。 朝贡体系为何在地理空间上如此有限，原因就在于其他地区的国家并不认同中国明朝时期的儒家文化。 中国的东南方向是信奉佛教的国家，与中国接壤的中亚西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国的西北方向则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中国南海之南，比如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还有南亚的印度则是一个以信奉印度教为主的国家，他们对儒家文化都没有敬意，中国与信奉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远西地区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所以，明朝中国虽有强大国力和文明的领先优势，但是所创建的朝贡体系之范围实为有限。 今天中国国力确实在增强，但说不上领先，再加上国际环境和世界秩序的现代化，明帝国的朝贡体系根本不可能被重新复制。 我们经常说地球是个村庄，大家都是这个村庄里的居民。问题在于我们为何老是想着要去领导这个世界，去当这个地球村的村长，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村民？ 这可能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中国传统体制的遗产在起作用，在中国传统的帝国体制下，财富是与权力正相关的，而不是与勤劳正相关的，所以人们更加渴望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的创造；二是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中国吃够了痛失世界老大地位的痛苦，决意通过复兴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 对权力和世界领导权的期望，使得我们急切地想要有所作为和担当，从而忘记了“永远不称霸和邓小平和平发展的正确思想”。即使比较冷静的学者呼吁中国还需“韬光养晦”，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还是想要在实力具备后便要去当这个地球村的村长。 当没有人认同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就忙着去拉队伍，结果陷入了今天的危机。即，在全世界的的无产者还未富裕起来的情况下，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却在开始走向联合。如此格局，将会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瓶颈。 超级债务让我们步履维艰 本轮经济危机以来，各国政府为了救经济而实施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债务，我们要消化这些债务，八到十年的时间都不够，这也是经济复苏缓慢的原因之一。 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主导产业没有出现。发达工业化国家只是在做再工业化，中国人在讲互联网，这些都不是推动经济强劲复苏的新主导产业。 经济史学上有一个长周期理论，即平均五十年到六十年产生一个新主导产业，引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主导产业的周期波动会不会引起经济危机，就要看政府的应对政策。如果政府出台好政策，就会把产业的周期波动变小，宏观经济不会发生危机。反之，放大的周期波动会加剧经济危机、直至引发金融危机。 未来的主导产业是生命科学 未来的主导产业肯定不是互联网，应该是生命科学产业。从工业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主导产业必须是最终品。互联网不是最终品，只是工具体系。工具体系无法成为主导产业，就如工业化时代，作为工具体系的流水线无法成为主导产业一样。 今天的中国可能存在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误，那就是期望依靠互联网带动经济走向繁荣。为了依靠互联网来推动经济增长，就会发生资金错配的问题，即有限的金融资源都涌入到不产生真实产品、带来利润的互联网领域，然后借助互联网把实体经济都干掉了。互联网本身不创造真实财富，互联网领域普遍推行的盈利模式，就是所谓的“羊毛出在猪身上”，这里所说的羊毛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利润，由于他们本身不创造真实财富，所以利润就只能来自于被鄙视为“猪”的实体经济，结果，互联网行业的羊毛剪得越多，作为实体经济的“猪”就死的越多。 互联网产业越繁荣，实体经济越凋零。这种现象不仅与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有关，也与互联网电商将交易与支付捆绑有关。在实行第三方支付的体系下，社会闲散资金会流向银行，银行因此可以获得较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从而可以较低的贷款利息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旦互联网电商将交易与支付捆绑在一起时，社会闲散资金就会流向电商的支付系统，银行在丧失传统廉价资金的来源之后，便不得不通过向电商高成本拆借资金来增加其流动性，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成本的上升。这样做，对于实体经济显然是不利的。居民固然可以通过电商来提高其闲散资金的收益，但是这会被企业利润下降引起的工资下降和就业减少所抵消，两者对冲后的净收益很有可能是负的。 此外，电商用这种方法来迫使银行业改革也并非是正确的做法，电商把交易和支付捆绑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垄断行为，用一种垄断去反对另外一种垄断(银行业竞争不充分)，未必就会诞生一个有效率的银行或者金融体系。以“恶”治“恶”结果可能会更坏。 中国出不了天使投资人，因为我们不理解做事的意义。天使投资是美国的特产，因为美国人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它要去成就一家伟大的企业，所以它就要做天使，不是恶魔。恶魔是什么?别人公司盈利了，我趁火打劫，控股投资然后并表，中国大部分做投资的就是这样。这就是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区别，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 养老必须走向产业链。在此不妨看一下法国人的养老模式，比如说巴黎一位老人出租自己在城里的房子，然后去乡下种花卖花。这样他两边都有收入，既有存量房产的租金收入，又有流量生产鲜花的收入。反观今天中国人的养老就有问题。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基本上是非生产性的和不可持续。从早上到公园体锻再到晚上在广场跳舞，既没有存量收入，也没有流量的财富创造和收入来源，这会导致代际贫困，等我们下一代人要养四个老人的时候，所有年轻人都将因贫困对未来失去信心。只有转向再就业养老，社会才会进步，下一代才能比上一代生活地更好。否则我们真的有可能走向未富先老的困境。 我们是全球化获益最大的国家，千万不能反全球化 从工业革命开始，全球化有两次飞跃，都和中国有关。第一次是1979年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九亿左右的中国人加入世界国际分工，促进全球化发展。第二次是2001年朱镕基力促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商品像潮水一样涌入世界，全球化再次大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化贡献巨大，也是从全球化发展中获益最大的国家，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反全球化。 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三大关键要素商品、资本、人口的流动均下降，经济全球化就此受阻。 经济全球化之初，每个国家都有完整的产品包，包括研发、生产等，由此也吸收了研发、管理、技工等各类人群就业。全球化之后，随着贸易做到了工序分工，产品包依据模块进行了区域分拆，美国处于负责研发的端点分工，中国处在负责加工制造的端点分工。这造成了发达国家结构性失业，譬如美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持续攀升。同时也导致了顶部增长，即10%的人群收入增长快速，90%没有技能的劳动者收入下降，各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中国，只是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全球化产业链分工导致中国成为一个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国家，贸易会产生“冰川成本”，那就是运费。运费不会带来产品附加值的增加，所以，加工贸易通常就会集中在世界各国的沿海地区，这就是所谓的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由于加工贸易在沿海地区才有发展的空间，这就导致中国中西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让人口流动，通过人口流动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机会和收益。从这点上来讲，中国目前做的远远还不够。部分政策还是反向操作的，由此造成的人口流向的逆转，不仅对加工贸易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还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用进出口商品总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在今天这种货币纸币化与金融市场“脱体”(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活动和交易)的环境下，谁会越来越富有?首先是那些有能力运用金融资本，可以动用杠杆的人会越来越富有。今天大部分的穷人就是因为不能动用金融杠杆而变得相对或者绝对贫困。 我们急需的是科学家和企业家 美国有企业家的文化。美国文化对失败者没有从头再来的惩罚。美国的破产保护能确保企业家在无力继续企业经营时，能止损退出。中国没有破产保护，企业家经营企业失败，就只能变成一个穷光蛋。我们叫淘汰，不叫破产保护。 法律的背后是文化和体制。如果文化和体制均有缺陷，过度或者过早立法，这样的法律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障碍。 美国有企业家，也有一流的大学。美国大学的创新能很快被企业家们进行产业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的科研实力也不俗，但缺乏企业家，两者无法更好的结合，结果专利数虽然不少，但大都是“一张废纸”。中国的问题是科研力量相对薄弱，大量科研实验室还在做毫无意义的研究。企业家更是稀缺。中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依靠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我们急需科学家和企业家，为此不仅需要加强对“工科”的投入，而且还必须建立一个确保人力资本可以得到确定的技能与知识溢价的薪酬体系。资本家的富有可能仅对少数人有利，但是企业家的富有一定是一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幸运的事情。 美国拥有最发达的经济学和全世界最好的商科。经济学帮助国家正确决策，优良的商科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企业家。这两点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用“五张好牌”，打出下一个经济奇迹 造成目前中国经济困局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体制问题，第二是发展战略问题，第三是经济结构调整问题。 我们不做外贸，转而对外投资，这是不明智的。做外贸，我们只需要有优势就可以把商品卖到全世界。而做对外投资，企业只有强势到打败天下无敌手，才有可能成功。但中国没有这种企业，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微观层面上来讲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不适合对外投资。 中国的对外投资只有两类，收购(财务投资)和资本外逃(以及不具有合法性的洗钱)。中国还很少具有真正意义的对外投资。 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只单纯依托于互联网、金融等不产生实际价值的产业的经济增长绝对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现在是在赌经济，而非发展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要开创一个新局面，必须要有力挽狂澜、拨乱反正的政策出台。首先我们必须回归邓小平路线，坚持党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路线一百年不变。另外要坚定不移执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路线。三中全会给出了五张好牌： 第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第二，政府要转变职能，而不是简单的简政放权;第三，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都要保护;第四，取消户籍管理，促进人口自由流动;第五，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交易和流转，形成大农业。我们如能打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确定的这五张好牌，中国又会产生一次伟大的经济奇迹。（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华民）
形势分析
自从特朗普将自己与美国平民的利益捆绑起来，他基本上就天下无敌了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特朗普，乃是一位奇人，这位70多岁的大爷以一己之力，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他直接就停止了以美国补贴全球为基本模式的全球化贸易机制，宣布所有的贸易规则必须以“对美国公平”为前提，意图恢复美国的基础制造业，让美国各中小城镇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平民，能重新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这部分平民百姓，算是支持特朗普的基本盘，也是他们将特朗普推上了总统职位。记住：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直接关注底层产业工人生存处境的总统，第一位从来不谈民主自由全球共荣之类的大词，只关注底层民生的总统。现在回头来看，自从特朗普将自己与平民百姓的利益捆绑起来，他基本上就没有了对手。
PS：本栏今日刊登了两篇角度与风格“略有不同”的文章，虽然都在剖析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的“根源与走向”，但一个从“特朗普的民意基础与阶级、政党”等“上层建筑”的角度，一个是在“美国经济基础”角度，分别阐述了一个“不一样的美国”，读完令人有醍醐灌顶、酣畅淋漓之感，敬请关注！ 【博览财经特稿】关于11月份的美国中期选举，这事我天朝老百姓当然只有流着口水旁观的份，讲太多似乎不合适，显得对人家很羡慕嫉妒恨的样纸。不过这事的后续影响，又深刻影响我大中国老百姓的未来生活，所以随便扯几句咸淡，也挺有必要。 话说这次美国的中期选举，按惯例是要重选众议院（类似下议院）所有435个席位，参议院（类似上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8个；以及51个州中的37个州长职位。这种新总统上任之后的中期选举对两党来说都是重大考验。州长的位置还稍微好说一点，丢了也就丢了，反正美国总统与州长相互不负责，麻烦在于两院的席位上，执政的共和党如果丢掉了现有的多数席位，陷入跛脚状态，那就是大问题。关键在于，美国现在陷入了巨大的政治分裂之中。以前丢掉两院多数席位的跛脚总统无非就是少干事混日子就行，但是现在不行，现在美国两党之间已经是生死仇敌，两边剑拔弩张，已经是不把对方干死不能收场的局面了。 话说现在在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乃是一位奇人，这位70多岁的大爷以一己之力，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 他直接就停止了以美国补贴全球为基本模式的全球化贸易机制，宣布所有的贸易规则必须以“对美国公平”为前提，意图恢复美国的基础制造业，让美国各中小城镇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平民，能重新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 这部分平民百姓，算是支持特朗普的基本盘，也是他们将特朗普推上了总统职位。 记住：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直接关注底层产业工人生存处境的总统，第一位从来不谈民主自由全球共荣之类的大词，只关注底层民生的总统。 这位地产商人出身的总统也没有啥政治包袱，在担任总统之前的个人生活上的黑历史也不影响其履行总统职务，无非就是给大众增加一点八卦材料，然而就是他这种横空出世的状态，深刻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特朗普没有政治负担也没有派系的局限，只要在他看来对美国底层产业工人家庭有利的事，他就敢干。比如对企业减税+跟中国开打贸易战，以引导乃至是逼迫美国制造业回流；比如封锁边境，禁止非法移民跟美国本土产业工人争夺就业机会。这些事情民主党连想都不敢想，特朗普干起来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他干了出来就成了既成事实，美国两党都必须正面面对。在民主党这边，如果敢直接反对的话，就站到了美国广大平民家庭的对立面，这批人不说占美国总人口的九成吧，七八成总是有的。所以民主党也不敢直接反对，甚至在两院层面上，也还有一些民主党议员对这些议案投了赞成票，也是不敢得罪自己家乡的平民选民。 现在民主党被这位只打民生牌的总统逼得没办法，再拿大词出来蛊惑老百姓，已经是毫无用处。现在“全球化”这种在此前相当政治正确的词，已经臭了大街。美国平民百姓在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时已经逐渐对全球化丧失了兴趣，再经过特朗普这一年来的平民化治理，对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少数资本家通过将产业转移到低薪地区获益而绝大多数美国平民反而受损，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晰了，再喊什么全世界都是一家人这种小清新口号，那就是找抽。 民主党的政治家们不敢出来胡说八道，现在也就剩下美国演艺圈子，也就是好莱坞那帮主流无脑明星，算是美国最顽固的全球化小清新代表，没事就公开羞辱特朗普，但是现在也已经快变成笑话了。这事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好莱坞越来越缺乏现实题材的严肃作品，所有政治类型影片中的小清新式探讨都被大众视为瞎扯淡，影评家们兴奋得要命，但是观众统统不买账，票房低得惨不忍睹。于是漫威不切实际的幻想宇宙大行其道，特异功能患者就快统治屏幕了。 共和党党内曾经对特朗普又爱又恨，现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内部整合，并且切实发现了特朗普的这一套抛开政治大词直接关注底层民生的玩法，能够赢得更多的选民，于是基本上也都接受了他的政治理念。到了现在这场中期选举，凡是能得到特朗普在推特上直接写上“此人拥有我全部的政治背书”这句话的候选人，基本上都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党内初选。而在历史上，这种压倒性的党内优势也能转化成两党竞选中的终极优势：毕竟候选人的基本盘就大了很多。而且现在这群基本盘赫然发现共和党竟然真的打算给自己争取利益，那自己再不积极点出来投票支持一把也说不过去。所以现在美国这场中期选举的问题，已经不是共和党能不能赢的问题——赢是肯定的——而是共和党是普通的大胜，还是压倒性胜利的问题了。 现在回头来看，自从特朗普将自己与平民百姓的利益捆绑起来，他基本上就没有了对手。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就意味着跟普罗大众为敌，所以民主党现在尴尬得要命。就现在来说，民主党要想翻盘，首先就要能够放下身段，跟特朗普一样贴近民生，为了捍卫普罗大众的利益，不惜跟民主党的传统政治依仗华尔街及顶层资本家划清界限。但是真要这样干的话，民主党内首先就要四分五裂。正面竞选打不过人家，于是就在背地里搞很多小动作，比如拿着虚无缥缈的特朗普在选举中通俄说事，启动独立检察官的调查程序。话说这事的终极假设是俄罗斯人居然能够通过在推特上做几个广告就影响到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终极结果，这话说出来都没人信，所以美国国内对这个通俄门的调查，也是关注度极低，甚至不能成为一种全民话题。也就是特朗普有时候被这个旷日持久的调查恶心到了，会在推特上抱怨几句，大家打个哈哈，然后就没人理睬了。相信等到中期选举结束，这场通俄门调查的闹剧也就结束了。 近期来说美国政坛最大的恶心事，就是特朗普任命的最高院法官卡瓦诺的所谓性侵案。 民主党为了阻止他的最终任命，找了一位不知所谓的妇女声称曾经在36年前被他在高中聚会时性侵犯过一次。 然而在接受国会质询时这位妇女宣称自己忘记了其他参加聚会的同学名字，忘记了聚会所在的城市，忘记了聚会的具体地点，忘记了聚会时间，忘记了性侵案发生在哪个房间，忘记了性侵的具体细节，总之她忘记了一切，但是她依然言之凿凿的宣称自己遭受了一次被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卡瓦诺先生的一次不成功的性侵犯并影响到了她此后的人生，以至于她一辈子心灵受损，只能担任心理学教授并生了两个孩子，还真是可怜。 也就是这连续6个忘记感动了美国好莱坞的小清新明星们，她们纷纷跳起来为这位可怜的妇女打抱不平，但是其他正常的美国人都被彻底恶心到了。在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之后，共和党想不赢得中期选举都不可能了。关于这事的后续是：9月27日的听证会后这个性侵案已经是场笑话，众议院在第二天就完成了投票，确认了卡瓦诺的最高法院法官任命。但在参议院最终投票前，特朗普迫于民主党的压力不得不宣布再由FBI进行一次补充调查。这个调查在美国时间10月4日已经完成，结果依然是不存在所谓的性侵。（文章来源：凯迪社区 文章作者：万里如虎）
“特哥”之后无美帝？美国经济现状真的很好吗？为何还能到处耍横？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从内部搞垮搞乱一个政治经济体系比较成熟稳定的国家，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即使是外面看上去很强大的国家，崩溃起来也并不需要太久的时间，短短几年时间便够。不管困难多大形势多严峻，解决起来只要方向对头思路正确决心坚定，沉着冷静一些宁可慢些，终究总会能办好。步子太大转弯太急，往往欲速不达，会来回折腾甚至会翻车，十几年几十年就耽误过去了，缓不过来了。以前苏联为例，戈尔巴乔夫从上台到把苏联搞垮，总共不过六七年时间。
【博览财经特稿】1，美国经济形势据说很好，数据一片大好。 美国副统领此前发表了篇惊世的对华新政策演讲，很疯狂。据说就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底气十足，而中国快扛不住了。 实情呢？ 美国就业率创近50年新高！ 这个数据的后面，是这两年全面锁紧移民大门，建边境墙禁入，驱赶非法移民，美国不再是移民国了。从移民们手里，夺回来了就业率。 但从稍久的时间观察，这无疑是自行釜底抽薪自掘美国基石、墙角。 这两年不少美国企业回家一些资金回流，推高了美股，提振了投资。 数据很好看。 代价呢？ 大幅减税让利以抵消企业回归必然面对的高成本，于是，美国债务更加加速膨胀，风险堆高。美股成为史上最长牛市，风险狂飙，边际成本剧增预期收益剧降，随时大崩盘。 这些短期看上去很美的政策，无一例外全都无疑是饮鸠止渴火上浇油。 至于掀起全球贸易战，更是损人却不利己而是损人损己。结果，中国还没什么大影响，仅仅是与经济正相关系数很低的股市被做空的很欢。但美国贸易逆差不仅没改善，还在不断加剧。 进口没有减少，但民众与企业支出成本却在大幅增加。出口下降，民众收入企业利润都面临大幅下降风险。 特朗普的所有政策都是短期的一剂强心针效果，但时间稍长一点，便会更加加剧美国早已经很严峻的各种矛盾。 特朗普指望用这样的兴奋剂疗法，来胀大自己的底气。又不断主要针对中国，试图搞垮搞乱世界以混水摸鱼乱中牟利。结果会怎样？ 这样也行？ 答案不问可知。
2，从内部搞垮搞乱一个政治经济体系比较成熟稳定的国家，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即使是外面看上去很强大的国家，崩溃起来也并不需要太久的时间，短短几年时间便够。 治大国如烹小鲜。 不管困难多大形势多严峻，解决起来只要方向对头思路正确决心坚定，沉着冷静一些宁可慢些，终究总会能办好。步子太大转弯太急，往往欲速不达，会来回折腾甚至会翻车，十几年几十年就耽误过去了，缓不过来了。 以前苏联为例，戈尔巴乔夫从上台到把苏联搞垮，总共不过六七年时间。
3，美国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内政外交政策方向转得特别激进，整体上完全是一副早死早投胎的着急上火派头。 几年后回头看，会是什么结论？可想而知。 美国这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一百几十年来一直都有着强大的架势，它就永远不会崩溃？ 没有那回事。 这些年来，美国相对实力一直在下降，国内各种矛盾也日益逼近临爆点。 特朗普最近疯狂折腾的结果，只会加速美国崩盘的进程而不会例外。 中美这次冲突的根本源起—— 美国巨额逆差已持续多年，但过去有日本等盟友不得不、中国也参与投资认购美债增持美元外汇储备冲抵，中美两国双双勉强的你情我愿，关系因此尚能维持。 但现在中国停购美债，减持美元储备，还以美元美债信用作抵押担保而一带一路地让人民币迈大步走出去。美国贸易逆差却依旧持续惯性扩大。 于是，中美国之间的旧套路玩不下去了。 特朗普这次极限施压中国的目的，并不是要减少逆差，那是根本完不成的任务。 真正目的只有一个:美国超额发行美债，中国必须认购，加大购买力度。 欠债的人手里有刀枪家伙，流氓们有欠无还再借也不难，向来就是这么横来的。 本来祖宗们的基因都是欧洲各国流放刑徒加全球罪犯汇聚一堂，本性如此。
4，从外部施压，包围封锁制裁对抗直致使用武力，搞垮搞乱一个背后没有大哥的小国，强大如美国，要办到都得用很大劲花很久时间。 跟朝鲜越南这种背后有人的直接开干，还曾头破血流。 几乎从苏联建立就加入封锁包围制裁阵容，二战短暂合作后又与苏联争霸更长达四五十年，但效果却是此消彼长。最后是依靠苏联内部崩溃才坐收其利。 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各种极限制裁包围封锁压迫对抗在周边不断制造战争危机，破坏阻止打断中国革命建设进程。效果呢？ 即使中国有阵子因为搞革命惯性搞建设缺少经验自己走了弯路，但到头来，美国依旧不得不主动贴过来，打开中美建交局面。 此后几十年，又什么时候停止过搞垮捣乱的思维旧范式？ 现在中国昂首进入新时代，又再次捡起来极限施压。有用？ 有屁用！
5，特朗普闹得欢，暂时也搞得美国经济一片喜气洋洋，不少国家也因此鸡飞狗跳。但最终会怎样？ 到头来只会搞垮搞乱美国自己，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危中有机，甚至小损而大益。 特哥之后无美帝，很大概率很快就会让地球人见识。 世界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发展有大几十年了。天下大势，分分合合大乱大治总是交替往复的。 有些事该来的时候就会来，不以人意志为转移。 活久见。不足为奇。（来源：凯迪社区 作者：张其良）
深层参考
未来10年是中国“200年来最重要转折点”，大国冲突不可避免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最近美国和欧盟谈过，和日本谈过，甚至和俄罗斯都谈过。想当年中美联合对抗苏联，今天中美俄的三角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未来十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我们讲“中国制造2025”，美国讲建国250周年（2026年），普京总统讲，在新的任期要把俄罗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5位。中美俄的国家战略出现了交集，都在争夺全世界的话语权，所以势必产生冲突，只不过是冲突大小的问题。
【博览财经特稿】今天中国正处于近两百年以来的重要历史关口，关乎中国未来几十年的走向。 前不久，在上海企投会年中论坛上，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自己“焦虑得睡不着”——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拐点，风险与机会同在，走对还是走错，关乎国运，也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以下是管清友的演讲精编—— 1 中国正处在历史性拐点上，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世界局势如此这般，国事如此艰难，我真的很焦虑。这不是开玩笑。 以我的阅历来讲，今天中国处在一个四十年来的重要关口，可能还是近两百年以来的重要历史关口。 不是悲观，不是乐观，而是忧虑。今天早上我还是睡不好觉，思考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顺利度过这个时间节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知识分子就这个毛病。 这个关口确实关乎国家未来的走向，关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无论从长周期还是短周期看，今天我们都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上。面对的形势很复杂，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一着走对，也许又是轰轰烈烈的四十年。这是我切身的个人感受。
2 历史远比我们想的复杂得多，偶然得多。 最近发生的一次次事件，让我联想起中华民族坎坷的民族复兴进程。我不是引导大家去梳理仇恨，可以类比的是什么？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甚至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 甲午海战是中国近代最后一次关乎现代化进程的努力；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则终结了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 过去四十年，我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开放、大改革，我们也习惯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的高速增长。 短期来看，最近三五年，我们在座各位可以说是“多收了三五斗”，中国两三亿新中产总体上是受益的。 同时还有一部分群体，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了。所以消费升级的同时出现了消费降级。当我们讨论社会议题、政策议题和国际议题的时候，这点不容忽视。 最近关于中美贸易战，民间的声音一边是主战派，一边是求和派或者说“投降派”。我脑海中忽然回到了当年李鸿章和翁同龢的争论。 翁同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李鸿章，大意是说，“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朝廷给你那么多钱，建立强大的北洋水师，必须打！” 李鸿章则比较务实，反问翁：“你知道我们主力舰的航速、射程和日本的差距吗？” 翁同龢是“道德治国”的典型代表，对工具参数没有概念，日本军舰一分钟打3炮，我们一分钟打1炮，打慢点不就是了。 历史远比我们想的复杂得多，偶然得多。
3 金融规模越来越大，实体企业越来越渴。 今天面临着内外的双重压力，在此情形下怎么看待短期的问题，如何抓住机遇规避风险？ 我们经历了严厉的金融整顿，上半年引起了很多言辞激烈的讨论。 最近几年，国内经历了明显的资产泡沫流动，官方学者的说法是“金融过度繁荣”。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度达到8.3%，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 在成为科技大国、创新大国、商业大国之前，我们先成为了金融大国。 脱实向虚、金融和实体经济不匹配的情况出现了： 上市公司从市场上融来钱，发现实体领域没啥可投资的，就拿钱买银行理财；这些钱规模太大了，银行投不过来，于是又委托基金公司打理；基金公司拿到钱后发现也没什么可投的，于是再把钱用在银行的同业存款、同业票据上去。 这就是所谓的脱实向虚，金融空转。 一方面金融规模越来越大，一方面实体企业却越来越渴。 这就是金融整顿背后的根本。如果再深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两个原因：一是监管没有跟上，二是货币的闸门太松了。最近几年（除了去年），中国的M2增速一直保持在12%、13%左右；2007年M2余额是47万亿元，到现在已经是170万亿元。 老百姓调侃说票子“发毛了”，虽然不严谨，但大概是这个意思。货币超发，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为什么没有管住货币闸门？里面有很多原因，这是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今天暂且不讨论，但有一点是确认的：如果靠印钱能解决问题，那么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一定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有朋友曾经送过我一沓“巨额”的津巴布韦钞票，我见过面值最大的是一张100万亿。 前不久，苹果公司的市值超过了1万亿美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市值过万亿的企业。 第一个是我们的中国石油，2007年11月上市当天，48元一股，市值超过7万亿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当时是1.04万亿美元。因此我觉得苹果“不算什么”，这是一段小插曲。 在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一下成了“坏人”，被视为土豪、哄抬房价的推手，遭遇管理层的“一刀切”，这两年灰头土脸。 可以说，如果没有2016年四季度以来的金融整顿，今天我们面临的境况会更差。 过去是“一刀切”，今年年初则出现了微调，开始降准。有些不负责任的媒体误导舆论，说是“放水”。其实降准是一个中性手段，不是全面宽松，不是一降准就放水，降准和放水是两回事。
4 未来10年是一个敏感转折点，大国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政策微调的另一个因素是外部压力。 2016年美国大选，我们很多人希望特朗普上台，觉得他不着调、好对付，结果我们想错了。我不是搞国际关系的，我的直接感受是贸易战以来，国内很大一部分人对特朗普是始料未及，不知所措的。 特朗普最大的偶像是里根。里根总统是演员出身，特朗普当演员也不差，他是被地产行业耽误的好演员。里根做了两件大事，奠定了他在美国历史上的伟大地位： 第一件大事，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供给侧改革”，包括紧缩货币，对国企进行改革，解决高福利问题等等。引导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美国9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跟这有很大关系 ； 第二件大事，跟苏联搞军备竞赛，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经济上拖垮苏联。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特朗普的偶像是（里根）这样的，你不能想象他下一步会对中国做什么。 这仅仅是特朗普个人的性格吗？不是。 最近美国和欧盟谈过，和日本谈过，甚至和俄罗斯都谈过。想当年中美联合对抗苏联，今天中美俄的三角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 未来十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我们讲“中国制造2025”，美国讲建国250周年（2026年），普京总统讲，在新的任期要把俄罗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5位。 中美俄的国家战略出现了交集，都在争夺全世界的话语权，所以势必产生冲突，只不过是冲突大小的问题。
5 宽松政策的作用越来越弱，企业一定要降低杠杆。 也就是这种内外压力下，我们的政策出现了微调。 有人说降准之后，会回到2012、2014年（全面宽松）吗？ 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我们不可能再搞09年、12年和14年的全面宽松。既不会，也不可以。 主观上是“不会”，过去十年我们已经有过3次宽松，风险越积累越多，问题越积累越大。 最近我们看到，企业债券发行难，企业还不了贷款，P2P暴雷事件，一些商业银行坏账率急速上升，个别坏账率高达20%以上，而行业平均坏账率是5%左右。 大家要知道，债务转移不了，用长期债务替代短期债务只是拉长、平摊，债务没有消失。所以主观上不会。 客观上也“不可以”。宽松政策有效作用越来越弱了。 2008年第一轮宽松，两个季度见效，GDP从6.4%反弹到12.2%，反弹5.8个百分点，持续4个季度； 2011年第二轮宽松，5个季度见效，GDP从7.5%反弹到8.1%，反弹0.6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 2014年上一轮宽松，8个季度才见效，GDP只从6.7%反弹到6.9%，反弹0.2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 在座创业的，你们还敢加杠杆吗？ 14年宽松以后，大量的人是吃过亏的。传统企业如此，互联网企业也是如此。对于企业来说，即便出现2014年的全面宽松，也一定要把杠杆降低。 同时我们看到宽松政策带来了社会内生性冲突、各阶层（财富）分化急剧拉大。 2008年之前，很多人通过个人努力可以进入更上面的阶层，十年之后会发现，希望越来越小。 现在的社会充满了戾气和仇富心理……为什么当年美国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金融的过度繁荣造成的。所以，不可以（全面宽松）。 龙应台说：“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来源：正和岛 作者 管清友）
资政参考
刘鹤：中国应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结构性问题更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本世纪初，刘鹤在文章中引用了朱镕基总理的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一句话：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结构就不能再发展的程度了。这话说的份量是相当重的。所以从大的格局来看，“十五”应该说是一个结构调整期。整个增长的基调将从数量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效益。那么结构的调整所涉及的不仅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大的概念，实际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机构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产业来说，都是一次调整。”
【博览财经特稿】刘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理解刘鹤的经济思想，对我们预判未来中国经济政策导向有莫大意义。 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 为此，太平洋证券肖立晟团队选取太平洋证券宏观团队对刘鹤68篇学术论文及23次公开讲话的分析，以期从决策层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 早在90年代，刘鹤就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所谓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上。 他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面对潜力巨大的温饱型国内市场，在重工业生产加工能力和农业基础设施雄厚，而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相对萎缩的条件下，中国开始了结构转换，资源配置方向摆脱了旧的积累模式，向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倾斜，同时，资源配置机制大胆地使用了市场手段，结构转换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实绩。 农业丰收和居民收入提高，从供求两方面拉动着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增长，后者又导致潜力巨大但长期缺乏市场的重工业走出谷底。以满足温饱型消费需求为主导，以中低档工业制成品为最终产品的产业良性循环开始轮动。”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良性循环并未能长久地沿续下去。主要原因是：巨大的生产潜能使中低档主导产品具有相对无限供给的条件，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使国内低档产品市场相对迅速饱和。 在这种情况下，低档加工制成品虽然仍存在巨大的需求，但已丧失其主导地位，消费需求的偏好己经转向新的主导产品，包括产业关联链条长、技术密集的耐用消费品、新的交通通讯设备和新的服务。”“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偏差，把国际贸易推到至关重要的地位。” 结构性问题持续地困扰着中国的发展质量和发展的持续性，刘鹤清楚地认识到，“结构不合理和调整结构是任何经济的永恒主题。技术变化、需求偏好变化及体制的变化必须不断派生结构调整的要求，即使在后工业化经济体美国、日本及欧盟也都存在结构调整问题。 我们必须始终抓住这个重要问题，不能放松。同时，对结构调整问题要动态地分析而不能使之静态化，任何结构合理的经济都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短暂的平衡，而结构不合理则是长期的绝对的趋势。” 在本世纪初，刘鹤在文章中引用了朱镕基总理的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一句话：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结构就不能再发展的程度了。这话说的份量是相当重的。所以从大的格局来看，“十五”应该说是一个结构调整期。 整个增长的基调将从数量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效益。那么结构的调整所涉及的不仅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大的概念，实际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机构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产业来说，都是一次调整。”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结构性问题更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1月24日的达沃斯论坛上，刘鹤在讲话中提到“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体系难以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要及时调整。 因此，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在房地产领域去掉多余的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 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失衡的表现及原因 1.需求结构失衡根源在城乡结构 城市化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的内需不足的原因在于城市化不足，“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0%多一点，而工业化率达到52-53%，二者之间相差20个百分点。正是由于这20个百分点，才造成农民收入低、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制造业产品没有空间，同时也阻碍了中国的重大改革无法推进。因此，“十五”期间需要着重进行调整的结构之一就是城乡结构。” 同时，也正是城市化的发展，使得消费需求同供给之间出现了断裂。随着人口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我国居民消费重心正由食品、服装和一般家用电器转向高档、大宗耐用消费品（当然包括住房）。” 消费偏好变动的大趋势是，“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相当一部分千元级耐用消费品需求饱和；服务性和交际性消费需求增加；住房及关联产品需求旺盛；汽车需求逐步扩大。” 不仅对于商品的需求在发生变化，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现存的社会资源配置特别是教育、医疗资源配置条件下，具备资金、知识条件的群体大量涌进大城市，这使其进入门槛越来越高。 特别是土地资源有限而购房需求旺盛，使大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交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条件也难以适应城市人口密度的急速提高。 比如：北京、上海的平均房价正在向每平方米2万元迈进，目前还看不到有大幅下降的任何迹象。虽然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生活成本高，农民工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的选择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发展进程。” 2.供给结构失衡根源在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 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信息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中的短板。 对于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现象，刘鹤曾这样描述，“在通货紧缩的1998年，服务业价格指数仍然上涨了10.1%。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短缺”，这就是服务不足。 与此同时，家庭支出用于服务业的比重正稳步扩大……然而，供给方的反应却明显迟钝……若以不变价表示，服务业的比重还在下降。” “在产业层次，出现了新的结构性短缺现象，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克服全面短缺，只不过短缺的内容不一样。现在的短缺主要是服务业。用1998年的数据同1990年相比，工业的比重从37%上升到了47%，而服务业的比重下降了6-7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低30个百分点，比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低20个百分点，我们的金融、保险、旅游、咨询、教育、医疗等等，以及为市场体系建设和配套的服务业是短缺的。因此，要调整的第一个重大结构比例就是全面发展第三产业。 1998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下降4.1%，工业品价格下降4%，而服务业的价格指数上升了10%，这说明服务业的供给仍不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 对于制造业和新兴信息产业的问题，刘鹤也很重视。他以汽车工业为例，阐述了行政垄断对新产业发展的制约. “汽车工业发展的教训，政企不分的办法，不利于汽车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和规模经济的形成。与行政垄断相对应的是外部交易的内部化推动新经济发展和建立政府的信息化平台应该广泛地进行招标，使最优秀的力量能够进入这个领域。 但是，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这些项目的承担者，都交给了内部水平比较低的部门来做，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更令人担心的是，发展新经济的本意是通过发展新经济促进体制改革，但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延续，很可能产生一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 他还指出，我国存在着“制约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两个瓶颈”，就是说，“一个是随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础产业供给瓶颈，另一个是高消费导致的技术供给瓶颈。第一类矛盾不解决，基础产业的缺口得不到迅速有效的弥合；后一类矛盾不解决，我国的产业关联就会始终处于层层断裂的状态，就会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结构性问题必须以结构性调整应对 1.产业结构调整：打破垄断以促进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以企业家精神振兴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 服务业发展必须打破垄断，“现在，在金融、保险、医疗、教育、咨询、旅游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进入壁垒，现行的一些公共政策正在阻碍正常的价格竞争，所以造成了这种短缺。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就在服务业，而解决增长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反垄断。” 特别的，要在金融业打破垄断，“促进形成有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逐步打破大银行的垄断，引导银行之间的利率、服务和新产品竞争；促进投资性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支持形成产业投资基金和相互基金，为居民投资提供专业化服务；加快和支持保险业的发展，鼓励正常的竞争，反对垄断，扩大保险业的投资机会，完善其竞争秩序和规则。” 制造业发展必须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对那些可能形成市场垄断的产业组织主体进行监督，放松进入壁垒，消除可能借以形成垄断的客观因素，不断调整市场结构，使之处于比较符合产业发展属性并保持消费者利益的竞争状态。” 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更要防止垄断，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早在上世纪末，中国信息产业方兴未艾之时，刘鹤就高度重视信息产业的市场化竞争环境构建，“电子工业的发展也不能走封闭的模式，要强调面向市场，放开搞活……建立市场秩序，提倡竞争，反对垄断。” 刘鹤高度重视熊彼特增长和罗默增长模式对中国借鉴意义，希望要用企业家精神振兴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 刘鹤引用熊彼特的一句话说明企业家的重要作用，“经济的真正动力阶层在于企业家，他们把新的思想、新的技术，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场，并且不断地开拓市场，这样使得经济得以发展。” 他指出，决定信息产业发展的三个定律之一就是比尔盖茨定律，“比尔·盖茨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企业家，他认为一个企业成长的速度取决于企业家创新的理念和企业家创新的心态，也就是说在今后的网络经济时代，对一个企业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不断地开拓、不断地创新。 在资本市场上可能就是要有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做为市场的领导者，要不断地讲出新故事，推出新的概念来。如果把三个定律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年轻的企业家不断产生新的思想，通过不断扩大国际互联的覆盖范围，使全球经济在技术更新加快、价格不断下跌的条件下快速发展。” 他呼吁，“中国应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给其以应有的回报，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企业家阶层。” 对于企业家阶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刘鹤给出了这样的看法，“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 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2.制度结构调整：以进一步开放促进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以完善产权激励企业家 刘鹤高度赞扬了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作用，“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 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他指出，对于开放，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放开一般，保证重点，国家保护，国家关税有期限地支持，国家贴息等。第二种是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寻找到我们的比较优势，使中国用新的办法、通过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为21世纪初期全球终极制造产品的生产基地。我们比较倾向第二种做法。” 在1月24日的达沃斯论坛上，他再次向世界宣布，“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企业家精神的蓬勃发展，企业家创新的巨大活力，需要完善的产权制度进行保护，“由于信息产业发展的核心在于知识和人才，因此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要加快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如鼓励竞争打破垄断、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激励机制等” 他认为，务实的产权制度，在过往的中国经济奇迹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 刘鹤认为，产权是一种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硬的基础设施，包括供电、供水、供气、交通；二是软的基础设施，包括法律、制度等，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 ‘十五’期间，重点应放在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上。……关于这一点，这里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微观的公司治理问题，这是整个经济环境运行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一个宏观的增长命题，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凡是一个国家公司治理结构、产权关系比较明确的，外资就进入，储蓄就能比较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这个国家就能享受比较高的增长率，而如果不然，整个信息披露系统和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外资就不敢进入。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实质问题就是产权的界定和股东利益的保护。” 在未来的改革中，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也是核心任务之一，“中国还应该加强以产权保护为中心的法律制度建设，改革目前不利于产权保护的成分，并且在发展、公平和效益的基础上解决好历史上遗留的‘旧账’。” 在达沃斯论坛上，他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 3.城乡结构调整：合理有序推进城市化 城市化不是简单地建造工程问题，需要系统地考虑，“‘十五’期间需要着重进行调整的结构之一就是城乡结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城市化过程中，究竟是发展大中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镇，二者孰重孰轻……城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城市化就是建城市，实际上城市化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就需要对土地制度进行重新的鉴定。农村的人口进入城市后，需要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他进入城市后需要就业，需要寻找、搜索就业的市场，所以城市化实质是市场化的过程。我们应用大力发展市场体制的办法发展中国的新城市。” 要寻找城市规模的平衡点，使得大城市和小城市有序协调发展，“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转移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没人去’的情况表明，中国城市化模式面临如何确定均衡点的难题。在一系列复杂变量中，就业机会和价格剩余之间的均衡，是决定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基础性供求变量。 说得更简单一点，这个均衡点就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平衡表的左边是在城市工作的收入预期，右边是由住房、教育和其他支出构成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储蓄结余和自我尊严等社会心理指标…… 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认同，即便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支出大于收入，仍然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溢出，一部分人则成为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的城市不稳定性新社会群体。这时，通过城市化均衡模式的创造，实现转移人口收支平衡，进而在社会稳定状况下有序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成为极其关键的因素。” 刘鹤认为，城市网可能是较理想的发展状态，“‘城市网’是均衡发展理念下的城市化模式，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 这样既能够实现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又可以避免单个城市盲目扩张带来的大城市病，既可以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又可以避免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的现象。 在这一模式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中小城镇侧重为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这样的模式安排使市场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可以实现预期目标：个人收入增加、公共服务职能优化和国家发展战略顺利实施。”（节选自《刘鹤30年经济思想脉络梳理与思考》）
社会透视
县级官员：没有产业，市场不活，光靠“讲ZZ”，出不了生产力！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在目前国内经济形势下，县域经济发展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安邦咨询研究人员利用假期，在某中部省份做了一些调研，与一些县级官员进行了沟通。据安邦研究人员的有限观察，县级官员大都对当前经济感到忧心忡忡。一位老书记直率地问安邦研究人员：“你认为中国的县域经济何时会崩溃？”安邦研究人员还在沉吟之中，该官员就自问自答：“估计不远了”。问对方何以如此悲观？这位中部省份的县级官员表示，从当地县一级的经济现状来看，几乎看不到好的经济信号，因此不能不悲观。
【博览财经特稿】国内县域经济面临的风险值得警惕。 县域是中国行政区划中重要的发展单元，中国自古就有“郡县治，天下治”的说法。根据2010年的普查数据，中国有2856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也就是2856个发展单元。从全国来看，县域经济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坏和社会发展的稳定与否。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也是县域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类似“全国百强县”的县域经济发展，往往在区域经济中扮演了挑大梁的角色。 不过，在目前国内经济形势下，县域经济发展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安邦咨询研究人员利用假期，在某中部省份做了一些调研，与一些县级官员进行了沟通。据安邦研究人员的有限观察，县级官员大都对当前经济感到忧心忡忡。一位老书记直率地问安邦研究人员：“你认为中国的县域经济何时会崩溃？”安邦研究人员还在沉吟之中，该官员就自问自答：“估计不远了”。问对方何以如此悲观？这位中部省份的县级官员表示，从当地县一级的经济现状来看，几乎看不到好的经济信号，因此不能不悲观。 归纳当地官员介绍的情况，大致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种： 第一，产业萎靡，企业大量倒闭。在中部省份，县域产业本来就比较单薄，近两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营企业大量倒闭，尤其是制造业基本上陷入困顿。前两年，地方经济还靠房地产来“支撑”着，现在房地产市场不行，房地产企业也纷纷陷入困境，在经济普通的县域（这类县占全国的大部分县级行政机构），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了。地方官员称，地方企业是地方经济的重要载体，经济活不活、消费活不活、融资活不活，主要看地方企业。企业如果大量倒闭，地方经济立刻“干塘”。 第二，基层债务问题严重。在县域经济中，除了舆论重点关注的政府债务之外，企业债务、个人债务问题也十分严重，而且不同债务相互关联，形成了相互牵制的地方经济债务网。在很多县域，为改善融资，地方企业（以民企为绝大多数）往往相互担保，形成复杂的担保链，现在环境收紧，一旦有一家大企业爆发债务问题，往往是“倒一家，拖一片”。值得关注的是，不仅有企业逃废债，民间个人债务问题也很严重，在县域层面的熟人社会中，个人借债、民间放贷现象也很常见，虽然这不是公司层面的非法集资行为，但普遍的个案多了后，也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因个人债务问题离婚破产逃债的家庭也为数不少。企业债务和个人债务问题，拖垮了县域基层市场的信用。 第三，融资环境全面紧缩。融资环境问题是老问题，在县域层面极为具体。银行融资一方面收紧信贷，一方面又勉力维持坏账不要爆破。政府融资尤为紧张，有些过去铺开的摊子太大，很多工程建了一半，现在面临烂尾的风险。要指出的是，地方债务问题与融资问题往往互为因果，现在形成了恶性循环。有开发商因欠债太多，银行投鼠忌器，地方政府和银行被迫出手干预，成立工作组直接“插手”续贷，监督开发项目的资金投放。还有地方官员抱怨，现在金融整顿，一旦收紧，就全部收紧，系统性的紧缩融资环境，让企业和地方立刻陷入困境。 第四，就业难问题开始出现。值得警惕的是，就业难问题开始在县域露出明显的迹象。在县域层面，本乡本土，是一个“混口饭吃不难”的地方。但随着企业倒闭和裁员增加，在县域层面，现在人们要找份像样的工作，也越来越难了。即使能有一份工作，收入下降、不完全就业的现象也在增多。此外，近几年，在县域层面，仇富心态在不断增强，对于企业老板、开发商的反感增强；但当企业真地垮掉之后，老百姓才发现工作丢了，连吃好饭都难保证。 第五，基层官员的信心不足。在多种问题下，基层官员对当前形势和未来前景感到迷茫的不少。不少官员反映，现在做事的环境不好，一个人干事，五、六个人在后面监督，行政力量都用在了搞监督，保证“程序正确”、“政治正确”，但真正在一线做事的官员，积极性却下降了不少。还有官员私下表示，经济环境不好，没有产业，市场不活，光靠“讲政治”是出不了生产力的。 当然，上述县域经济的问题在不同地区表现不一，沿海发达县域，过去经济发展基础好，产业底子和财政底子较厚，应该不会处于极端困顿的情况。但在中西部地区情况就大不一样，本来底子就单薄，这几年产业不行、房地产不行，县域经济已基本见底了。 从安邦研究人员基于调研了解到的现象来看，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之下，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稳增长。如果稳不住经济，面临的负面影响将是系统性的，县域经济将会首当其冲。正如我们过去所分析，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的发展要从“破”到“立”，“破”是以反腐败为突破口，重塑党风政风，建立清明执政之风；“立”则是在“破”之后，在新的层面发展经济和完成经济转型。只有以经济发展承接政治改革（指反腐败），才能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转型。当前县域经济层面出现的问题，反映了当前中国从“破”到“立”转变的难度，其中的风险值得警惕。未来的各种政策调整以及改革，都需要着眼于发展县域经济、解决县域的问题、改善县域发展环境。 还要指出的是，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发挥中国市场的作用，宏观政策上的放松已成为必然。但在宏观政策的调整中，政策部门仍然十分强调定向调控、精准调控，一方面在放松，一方面又在强调不搞大水漫灌。在安邦咨询研究人员看来，这种强调精准和定向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很难做得到，资金如果流到市场中，会渗透到市场各处，很难人为做到定向。如果过于强调定向和精准，反而会束缚宏观政策放松的效果。这是宏观政策部门需要反思的问题。 最终分析结论：国内县域经济发展遇到了程度不同但比较普遍的困难，其中的风险值得政策层面高度警惕。县域经济面临的困难，也为今后的政策调整和改革指明了方向。要振兴县域经济，宏观政策的放松已成为必然。（文章来源：安邦咨询）
30年前，那个曾经“摸中了大奖”的风险模式，似乎借尸还魂了？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恒大发起全国8.9折优惠，碧桂园个别项目打到7折；厦门万科的107幢别墅五折甩卖，一期业主因后续售价大跳水而围攻售楼部的新闻不绝于耳。大甩卖的背后，是房企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的悲观预期。今年1-8月，全国300座城市的土地市场流拍高达890宗，而就算是上一轮房地产低谷期的2014年，整年流拍总数也仅有345宗。一切似乎都表明，被全国人民口诛笔伐十余年而屹立不倒的房产泡沫，终于到了临界点。事实上，30年前，类似的危机已经发生过一次。浪潮退去后留下的深远后果，至今仍影响着那块曾经狂热的土地。
【博览财经特稿】「房价永远涨」的转折点到来之前，当年所有的泡沫悲剧似乎都遥不可及。 对于房地产从业者和背负房贷的千万业主而言，刚刚过去的长假显然并不让人舒心。 所有房企都在收缩战线。恒大发起全国8.9折优惠，碧桂园个别项目打到7折；厦门万科的107幢别墅五折甩卖，一期业主因后续售价大跳水而围攻售楼部的新闻不绝于耳。 大甩卖的背后，是房企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的悲观预期。今年1-8月，全国300座城市的土地市场流拍高达890宗，而就算是上一轮房地产低谷期的2014年，整年流拍总数也仅有345宗。 一切似乎都表明，被全国人民口诛笔伐十余年而屹立不倒的房产泡沫，终于到了临界点。 然而，当这一刻真的到来，社会却很难说有多少正面情绪。毕竟，近年来中国家庭债务不断攀升，其中大头就是房贷，更不用提房地产已与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30年前，类似的危机已经发生过一次。浪潮退去后留下的深远后果，至今仍影响着那块曾经狂热的土地。 没有实业的新特区 1988年，正值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 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等四个经济特区发展正好，但沿海经验能否适用于广大农村还是未解之谜。中央迫切需要一张「白纸」，来做深化开放的试验田。 这一次，大陆最南端的海南摸中了大奖。 那时的海南还没有从广东省分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农村岛，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加上独立于大陆地区的独特地理条件，让这个岛屿成为了一张理想的「白纸」。 1988年，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中央的想法，是在海南省建全国最大的新特区。 ●1988年，海南建省办特区挂牌 光「特区」两个字就有足够的吸引力。广东、浙江等地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的传奇故事，吸引着所有爱拼敢闯的人。海南建省当年，希翼着「自由市场环境」的年轻人们便蜂拥而至。 企业家、教师、大学生……一齐聚集在海南，渴望在历史变革中抓住一丝改变人生的机会。 ●1988年，乘船来到海南的闯海人
●椰子树是当时招聘广告发布平台 今日的地产大亨冯仑、潘石屹等人，都是「闯海人」中的一员。冯仑当时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办公室成员，为了调研来到海南；潘石屹则是「偷渡」深圳的下海者，后来留在了海南。 然而，这个环境原始、生活贫困的海南岛消费严重不足，更没有办法给乌泱泱的人口大潮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 辞了「铁饭碗」、又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生，只好卖起了「人才饭」「人才饺子」，甚至擦皮鞋，卖报纸，到建筑工地干苦力。 ●1993年，海口市街头还有人在放猪 由于基础过于薄弱、缺乏开发本金，海南省政府决定用广阔而不值钱的土地换取开发投资。初步确定，在洋浦半岛划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开发区租出，区内基建及招商全部由承包商负责。 海南项目一度引起李嘉诚的兴趣。据说，他曾向主管领导提出将整个海南划作自由港，实行类似于香港的「一国两制」，但这个异想天开的提法最终未果。 最后，日本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以每亩2000元的价格租下了这片土地，租期为70年。熊谷组支付了2500万元定金。 ●熊谷组承诺用15年左右，将洋浦开发区建设成一个「公用设施完善，以外向型工业和出口加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对外开放经济区」 「自由港」的设定，对海南来说不失为一个好选择。仅凭出让管理权，就换来熊谷组带来的大量资金、资源和广阔市场，能迅速完成原始积累。这种思路一度得到中央支持。 然而，中央的态度迅速「变天」。198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五位委员抛出一份「洋浦调查报告」，指责海南与外商签订的协议，认为海南「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洋浦即将成为「新租界」。 到底是在「改革」还是「卖国」？ 争论一个多月后，邓小平批示：「我最后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洋浦和熊谷组的合作就此搁置，一放就是三年。 ●曾经的洋浦港 在潘石屹的回忆里，经商之后最困难的年份就是1990年。海南岛刮起了台风，人们纷纷离开。相较于1988年的人声鼎沸，两年后的春节，海南岛的招待所里只剩他一个人。 而在北方的上海，由于一位长者的提携，抢跑的浦东新区到春节已初具规模。 「要发财，炒楼花」 洋浦风波后，冯仑一度离开海南，易小迪和潘石屹则留在岛上研究佛学。 直到1991年9月，「万通六君子」才第一次聚齐。他们在海口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挂着农业公司的招牌，向房地产进军。 ●万通的诞生 房地产与其说是万通的个人奋斗，倒不如说是海南岛的历史行程。洋浦事件后，熊谷组对海南失去了兴趣。他们承诺的以重工业开发为中心，计划引入的大型炼油厂、乙烯厂、尿素厂，直到1998年都没有实现。 归根结底，日本资方由于担心政治风险，不想再介入洋浦项目。失去日资支持的香港熊谷组，并没有发展实业的能力。他们在无奈中，也和海南省政府一样，想到了利用洋浦的土地。 就在开发商缺乏资金、政府急需用钱的背景下，政策也终于放开了。199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房地产业的发展方向，1992年，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开始急速膨胀。
●1989年，海口市龙昆路上最后的一片田地，旁边是待建的房子 万通发家的故事广为流传。他们借了500万元，用这些钱向银行贷款1300万元，然后通过炒连体别墅赚了几倍。 潘石屹在那时候挣到了人生中第一个100万：「一开始都不敢相信，不敢签。在1楼签了房产买卖合同，到6楼加价就卖了。现在想想都害怕。」 同样的还有本地富豪冼笃信，在海南岛四处拿地，一跃成为海南首富。他一度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冼笃信出席第八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 海南省1989年房地产投资仅为3.2亿元，而到了1992年，全省房地产投资达87亿元，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一半，全省财政收入的40％。 房价也一路飙升。1991年，海南省房地产平均价格为1400元/平方米，仅仅一年，每平方米的价格就猛增至5000元。要知道，当时全国商品房均价只有995元/平，北上广深的商品房均价直到1998年都还在5000元以内。 这个人口只有六百余万的小岛，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他们大多不是正经的开发商，而专注于炒地皮、炒楼。 炒房者以国有企业和有政府关系的私企为主，因为只有他们能弄到「政府批文」这一珍稀资源：有批文，拿地价格就低，倒到市场上，就可以狠赚一笔。 当时的拿地十分随意。跟政府大致协商好要哪块地，交些定金，政府签了协议，画个「红线图」或「蓝线图」就行。只要拿到图，就能去找下一个买家。「一块地倒手五六家」，每个中间商都能都能赚到钱。
●1994年，海口街头 为了买下更多的「图纸」，或者使「图纸」收益成为现金，所有人都在大量贷款。以四大商业银行为首，银行资金、国企、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涌入海南，总数不下千亿。 几乎所有的开发商都成了银行的债务人。而最后的风险，被压在了银行身上。 危机爆发 所有人都知道，这种击鼓传花的炒楼游戏终究会崩盘。但没人相信倒霉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想着在崩盘前多捞一笔，再多捞一笔。 万通大佬们属于急风骤雨到来之前有幸抽身而退的少数人。潘石屹「五斤桔子」的都市传说广为流传：据说他用五斤桔子，从规划局的工作人员那里换来一些项目材料，得知海口市的人均报建面积达到50多平方米。而当时北京，人均报建面积才不过7平方米。 更靠谱的说法，是冯仑从体制内的朋友那里得到了消息：国家即将出台宏观调控文件。虽然没有预料到调控后果，他还是坚定了离开海南的想法。1993年初，万通离开北京，冯、潘们移师西安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寻找新的机遇。
●年轻时的冯仑、易小迪、王功权、潘石屹 地产大亨冼笃信却不信这个邪。1993年，时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的马蔚华找到他，告诉他中央很有可能会紧缩银根，要提前准备。 冼笃信不以为然。 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一天后，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提出16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
● 全国金融会议上的朱镕基 调控效果显著。 冼笃信的人生开始了不断下坠的下半场，一同下坠的还有海南房地产本身。失去资金来源之后，海南表面火热的房地产事业瞬间垮塌，全省「烂尾楼」高达600多栋、1600多万平方米，一度拥有全国10％的积压商品房。 之所以大量烂尾和积压，核心原因是购买力不足，需要买房的人又买不起。 购买力不足的元凶是房价的虚高。到1993年上半年，海南房价已飙涨到7500元每平，而当时全国职工平均月薪才280元，最高的上海市也才471元。这个比例在2017年，相当于每平16万。 但海南房地产的主要投资者是国企和事业单位，他们宁肯空置也不愿降价，因为降价会出现账面损失。保留较高的资产数字，能够避免负责人承担法律或行政责任。 但纸面资产挡不住资金链的断裂。开发商或跑或倒，巨大的压力降到了银行身上。 不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60％以上，仅建行一家，先后处置的不良房地产项目就达267个，现房面积一度占海南房地产存量的20％，现金回收比例则不足20％。 炒楼客们留下了一地鸡毛。银行手中的房地产项目往往质量低劣，除了根本没起建的图纸楼盘，还有不少在建楼盘拖欠大量工程款，很多楼层都先后被抵押多次，债权纠纷盘根错节，几乎每栋烂尾楼都能牵扯出七八个官司和十几位债权人。
● 地产泡沫破灭后留下的烂尾楼随处可见 为了解决信托公司们因大量投资房地产而出现的资金困难，1995年8月18日，海南省政府牵头成立海南发展银行。 这家「救火」银行起步艰难。这家银行在五家信用社的基础之上建立，但实际上其中四家都无法正常营业。这个注册资本16.77亿元人民币的年轻银行在诞生之初，就承接了44亿元的沉重债务。 不过，各方依然对海发行寄予厚望。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表示，处于大规模开发期的海南仍然需要大量建设资金。他希望这家本地银行能在协调好历史问题的同时，为本地企业提供更好的融资服务。 海发行不负众望。1996年底，海发行资产总量为86.3亿元，增长率达到94.3%，偿还了59%的债务，形势看似一片大好。
●海南发展银行所在的大楼——富南大厦 海发行实现高速发展的方法，主要是超常规的高息揽存和同业拆借。 据当事人回忆，1995年底在海发行存款的利率是15%，1996年的五年期存款利息甚至一度高达22%。在省政府背书和高额利率的刺激下，机关和个人都踊跃往海发行存钱。当时大额存款要托关系才能办成，整栋富南大厦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然而，高增长的背后是隐忧。成本如此之高的资本金，无论投到什么项目上，回报都无法覆盖成本。 可是焦头烂额的政府，并没有精力来帮海发行「戒毒」。事实上，高息揽储是海南信用机构的发展常态：当地众多的小信用社，存款利率比海发行还要高，有的高达25%。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里，这些信用社应声倒下。到年底，资不抵债、无法兑付到期存款的信用社已经有几十家。 怎么处置这些濒临破产的小信用社？各方意见不一，但最终达成共识： 「让海发行背起来！」
● 停缓建的「半拉子」工程在岛上比比皆是 繁华破灭 1997年12月，28家本地信用社并入海发行。 这些信用社使得海发行账面实力增强——股本金增长为106亿元，存款余额为40亿元，债务为50亿元。但是，它们带来的都是被套牢的土地和房屋这样的「空壳」资产。 兼并之后，海发行根本无力负担高额利息，只能宣布保证给付原信用社储户的本金及「合法利息」，单位存款则被视为债务，在债权债务清算后清偿。 满心指望着「钱生钱」的投资者一片哗然。1998年春节过后，不少储户开始将本金及利息取出，转存其他银行，并表示因为利息降低，不再信任海发行。 海发行营业网点再次人满为患。不过，这次的人们不再为了存钱，而是急着要把存款取出来。等候取款的人排成长队，从室内延伸至马路上。 ●「挤兑」在银行业并不罕见，香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都遭遇过挤兑事件 海发行选择了限制取款，先是设立最高取款限额，后来又开始发放取款预约号，有号才能取钱。结果却只是催生了「海发行不行了」的传言，未到期的储户也加入挤兑行列。 银行自身的问题随之暴露。海发行于1995年8月18日正式开业，但在5月至9月间，就已发放贷款10.60亿元，其中股东贷款9.20亿元，大部分没有任何合法担保。也就是说，初始的16.77亿股本里，有一大部分在开业一个月内以贷款名义「返还」给了股东。 「返还股本」的海发行，在挤兑大潮中很快耗尽了准备金。为了保护海发行，人民银行总行陆续给其提供了40亿元的再贷款；海发行也一度尝试在岛外设立分行来缓解压力。但这些对于其巨大的资金缺口来说都是杯水车薪。 ●同样在岛外的还有1996年成立的广州分行 人总行终于决定给海发行「断奶」。丧失了清偿能力的海发行在再一次挤兑危机下，不得不关张大吉。 1998年6月21日，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指定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海南发展银行的债权债务，保证支付境内居民储蓄存款本金及「合法利息」。
●海南发展银行旧影 海南省政府唯一的商业银行夭折。而在其先后设立的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地区性银行都做得风生水起，今天已成为跨区域的全国性股份银行。 海南省处置积压房地产的工作在2006年才基本结束，而海发行的清算承诺，15年后都没有完全兑现。中国长期以来缺乏金融机构清算的具体规定，清算工作至今滞缓。 整个海南在危机的阴影里沉沦了十几年。海发行关闭后，海南在随后的二十年里都没有自己的地区性银行。直到2005年，海南岛依然没有外资银行、城市商行和信托公司。 海南曾经的目标是建设深圳那样的经济特区，但房产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彻底摧毁了产业升级的融资渠道和时间窗口。今天的海南虽然打出「国际旅游岛」的招牌，除此外却再无像样的产业可言，且是东部地区唯一全国GDP倒数的省份。 海南的悲剧也曾一度让中国人对房产泡沫心生畏惧。 20年前的1998年，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建立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根据这个房改制度，中国70%的中低收入家庭应该购买经济适用住房，10%的最低收入家庭由政府或单位提供廉租房，20%的高收入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的商品房。 然而，轨道却在五年后彻底扭转。 2003年8月12日，国务院下发18号文件，称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应调整住房供应结构，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房地产在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此同时，国土部出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政府成为住宅用地供应的唯一主体，土地市场供给锐减，地价和房价大涨，土地财政拉开大幕。 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房地产神话由此开场，并随着政府调控一轮又一轮的「失败」而深入人心。 据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数据，到2018年3月，与房价、地价相关的贷款已占中国全部银行贷款的70%。 数十年间，当年的海南故事只剩一个模糊遥远的背影，直至下一个转折点的降临。（文章来源：大象公会 文：刘喜）
| 
发表于 2018-10-15 09:2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