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点评
【本期主编】：天天
《贾康：改革和中国的革命在赛跑，不要拖到不可收拾的田地》：随着中美贸易战日趋“白热化”，关于中美彼此之间的恩怨纠葛，尤其是涉及到中国内部如何“反躬自省，深化改革”的问题，日益成为坊间争论的焦点。日前，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贾康先生参加一个“中美关系闭门研讨会”的发言，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贾康先生指出：在这个已经全球化的经贸体系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把大政方针的改革开放，做得更像样些——实际生活中间我们不少方面做得已经越来越不像样。到了改革的深水区，有这么多的改革宣示，这么多的指导原则，但落实的乏善可陈。在社会矛盾累积的情况下，改革和社会矛盾的累积在赛跑，有人直称改革和中国的革命在赛跑，不要拖延到了不可收拾的田地。怎么真正改革攻坚克难？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要真正攻坚克难，恰恰开放就是一个很好的倒逼。上一轮的入世，杜润生老先生说这是逼着中国变法，清理文件柜——变法，就是求新，就是图强，新的一轮贸易战也可以起这个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言，贸易战使我们有可能“变坏事为好事”。 《周其仁：改革开放几十年了，为何讲起改革还是颇为沉重？》：为什么改革开放几十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热点聚焦
贾康：改革和中国的革命在赛跑，不要拖到不可收拾的田地
【研究员】：
编者按：随着中美贸易战日趋“白热化”，关于中美彼此之间的恩怨纠葛，尤其是涉及到中国内部如何“反躬自省，深化改革”的问题，日益成为坊间争论的焦点。日前，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贾康先生参加一个“中美关系闭门研讨会”的发言，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贾康先生指出：在这个已经全球化的经贸体系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把大政方针的改革开放，做得更像样些——实际生活中间我们不少方面做得已经越来越不像样。到了改革的深水区，有这么多的改革宣示，这么多的指导原则，但落实的乏善可陈。在社会矛盾累积的情况下，改革和社会矛盾的累积在赛跑，有人直称改革和中国的革命在赛跑，不要拖延到了不可收拾的田地。怎么真正改革攻坚克难？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要真正攻坚克难，恰恰开放就是一个很好的倒逼。上一轮的入世，杜润生老先生说这是逼着中国变法，清理文件柜——变法，就是求新，就是图强，新的一轮贸易战也可以起这个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言，贸易战使我们有可能“变坏事为好事”。
【博览财经特稿】这次会议上难得有这么多学养深厚的顶级专家在，我对今天讨论的主题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但还是按捺不住做个发言来向各位请教。我想按四个层次谈谈自己基本的框架性看法。 第一个层次，我怎么看待中美之间的关系。对这一被称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其作个追溯的话，我觉得最开始阶段，美国方面主导的表现应该讲是很有“情怀”的，典型的是有庚子赔款以后，美国人主动考虑把这笔钱返回来在中国发展教育和医疗：建设燕京学堂是办教育，成为北大清华的基础；建设协和医院是办医疗——我注意到洛克菲勒家族的掌门人当年以极大的热情做了非常精细的考虑，随着硬件还有软件，以全套的支持要把中国的现代医学发展起来，培养出了后面中国医学界一大批带头人；还有后来抗战中的飞虎队，以及大家现在越来越多接触到的像司徒雷登这样长期在中国做教育的教育家的事迹。这个阶段主要是体现了“情怀”这个关键词。 到了1949年开始的新阶段以后，中国对苏“一边倒”，在朝鲜战争“热战”之后又跟着两大阵营的冷战走，可以“热战-冷战”作为关键词，当然这也使中美关系陷入低谷，而且曾经一度认为是最主要的敌对性质的关系。到了决定邀请尼克松访华以后，这个新的阶段，我觉得主题词就是“战略”了：中国和美国的战略不期然走到了一起，中国必须在战略层面考虑和美国的互动来制约苏联；在美国这边可以理解，尼克松也是从战略家的角度认为“不战而胜”是一个最好的前景，他在主动地与中国建立关系方面，也应该承认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所以，再到后来于卡特的任上中美建交，邓小平的战略思维是和前面的高水平战略思维一脉相承的，中美的合作有很广阔的空间。在这个建交以后的阶段上，我觉得它的主题词就是“利益”——大的战略方面有默契、有认同以后，主要的利益考量方面，也是高高低低地变化，摩擦曾经非常明显地上升到以导弹袭击我们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没想到又出了“9·11”，又是由利益给双方拉到了一起，遂有了中国入世以后相当好的一段双方关系在利益方面的共享期，被人称为“中美国（Chimerica）”。 现在的转折点，我认为就是到了一个早晚要来的“丛林法则”主导的阶段，过了一个临界点，丛林法则要起主要作用了。中国的总量超过美国以后，越来越多地酝酿了这个丛林法则要翻过来主导整个中美之间关系的局面，当然主导的方面是在头号强国美国那边。这个丛林法则按照哲理上说，是人类文明不论怎么发展，不论说多少自由、平等、博爱，它到了某个临界点以后，老大必然是排他的、要打压老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设中国未来真的能成世界头号强国，也一定是要打压老二的，这个事就没有更多道理可讲。我们在这个层面上不用再过细讨论什么贸易逆差里面的谁是谁非，确实里面有谁是谁非，但都已不是非常关键的决定性的问题，你讲再多的道理也没用。美国现在的战略，就是人们说到的进入了以中国为头号遏制对象的新的阶段，而且这个阶段它一定有长期化的特点。 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作为一个冰山于海平面以上直观看得见的部分，底下一定是全面的考量与连带关系：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金融的影响力、辐射力，军事方面考虑到极端情况的对抗，还有就是软实力这方面的较量。在这个全景视角考虑，中国远远没有达到跟美国可以去做什么对决的平台，你根本不要想在这方面采取什么决一死战方案。网络上面有的评论说，“宁可战死不当美国奴”，我就忍不住做了个评论：“战死就没有中国梦了”。理性的讨论一定要考虑，在中国远远没有达到和美国对决实力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个中美关系上所谓的质变。这个新的阶段，竞争为主可能就是主题词、主基调了，但是可能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可能表现为在这个过程中摩擦、冲突烈度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个中美关系演变到现在，如果是做个小结，我认为就是进入新的阶段，关键词是竞争、“过招儿”，而且这个阶段有长期特征。这是没有办法的，丛林法则主导之下的竞争已是现在的基本特点。 第二个层次，我认为在这个时候确实跟过去的冷战有可比之处，但是我们要全力避免落入类冷战局面，而且存在着避免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最简单地说，我们这些年研究新供给经济学，是想从学理上说明人类社会的供给侧创新，已经推到正面讲的共享经济时代，全球化使中国美国相互投资，曹德旺跑到美国去办厂，打了贸易战以后马斯克还跑到中国上海建全世界最大的单体外资工厂，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还相当大。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后面还有十分可观的发展空间，世界上许多有心的投资者，其实都还在盯着中国市场。正面讲的共享经济激励，还有负面讲的核毁灭制约——这个可能性二战以后已可看得非常清楚、但现在很多场合仍没有捅破窗户纸的“核威慑”。为什么二战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迟迟没有出现？就是核威慑已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人类社会未来的可能性成为极小概率事件了。其实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再也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期，就是邓小平80年代他总结学者研究以后所说的我们时代主题变了，时代的主题现在是和平与发展。学理上对此是完全可以论证的，而这个全局认识框架之下的这一战略思维、战略设计的原点，非常非常可贵。当时邓小平说的这个话，似乎并没有多大冲击力，但是这几十年我做研究中反复思考，从原点认识到整个逻辑链条展开的不一样之处，决定着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是完全顺理成章的。所以，现在中美之间在以上说的共享经济和核威慑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时代特征下，加上信息化，加上顺应前面有专家说到的新生代的主流诉求（他们很快会主导整个社会生活），我们当然就要全力争取中国继续按照这个时代主题实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这种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同义词，就是美国那边不管怎么样难受与无奈，还是和平地接受中国越做越大，而不诉诸战争。 第三个层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确实像很多人所说，我们自己的可能性空间，就在于我们能选择什么，怎样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中国在被动接招的同时，努力反制的同时，一定要下决心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在这个已经全球化的经贸体系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把大政方针的改革开放，做得更像样些——实际生活中间我们不少方面做得已经越来越不像样。到了改革的深水区，有这么多的改革宣示，这么多的指导原则，但落实的乏善可陈。在社会矛盾累积的情况下，改革和社会矛盾的累积在赛跑，有人直称改革和中国的革命在赛跑，不要拖延到了不可收拾的田地。怎么真正改革攻坚克难？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要真正攻坚克难，恰恰开放就是一个很好的倒逼。上一轮的入世，杜润生老先生说这是逼着中国变法，清理文件柜——变法，就是求新，就是图强，新的一轮贸易战也可以起这个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言，贸易战使我们有可能“变坏事为好事”。贸易战对双方都不是好事，美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有它的底气，它的筹码多。中国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讲，耐受力比美国强一些，但那是老的概念，如中国到了某个临界点突然一下不可收拾，便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了。“做好自己的事情”有非常深刻的内容，有必须抓好抓实的迫切性。在这个方面“变坏事为好事”，当然我们就得“变压力为动力”。我觉得这已经有所体现。比如今年博鳌论坛，总书记在场宣布我们主动降低关税。实际上主要就是压力逼着我们变，跟着，便有金融系统的领导宣布十条左右的金融降低准入措施，这都是很实的事儿。克强总理宣布，我们降低关税首先要降低汽车关税，其实这是必须降低的——佐立克专门说到这一条：中国入世以后这么多年，中国这边进口美国车的关税是25%，而美国进口中国车是2.5%，“我怎么跟总统交代？”确实是交代不过去。降低汽车关税的旁边，中国自己还降低了老百姓特别需要的治癌症等药物的关税，也正好是呼应了影响很大、好评如潮的《我不是药神》的电影（克强总理专门强调，降低药品进口关税之后，还必须盯着药品价格的降价，落实到位）。这些是有社会基础、也有官方不得不认同的改革空间的。这些都是属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逐渐地“变被动为主动”。 这个过程如果从长期的视野，从历史长河来看，确实应认清：人类社会一个一个经济体你追我赶的发展，不可能走在前面的永远是老大。历史上英国经过追赶赶超了荷兰，美国经过追赶赶超了英国，那些时候可能还有更多的血与火，而现在是越来越多地按照“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大家怎么过招的问题，不至于走到最后那么残酷的大战局面了。 在对这些情况作通盘把握之下，中国逐渐做大做强发展起来，又是一个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哲理上说，于其内核上我们必须切实认同的逻辑：到了这个全球化共享经济和核威慑的时代，“地球村”就是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这是总书记明确宣示过的话。有人可能理解为这是宣传用语，我不这样认为——我们研究者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说透，它实实在在是以严谨的学理支撑出来的道理。在这样一个“和平与发展”过程中间，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新兴大国，中国是在走上坡路，或者说，美国总的趋势是走下坡路，这是没有办法视而不见的。所以，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如要以几十年的时间段往前看，如果中国能够避免矛盾的爆发越过临界点、能够大体消化这个矛盾凸显期的话，在时间这个“最好的朋友”的帮助下，应有信心以改革开放之路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 有的学者以数据画出了一个曲线很有意思：美国从1900年开始到2017，GDP总共翻36倍。那么中国到2017年找一个前边GDP翻36倍的过程，是从1987年（改革开放已经走了8年）开始的，GDP翻36倍的两条曲线高度一致，但时间轴上中美是1：3.9！这就是中国在工业革命落伍以后“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直观表现，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潜力，又碰上全球化和核威慑的天赐良机，能不能继续这样，真的与全球一起按照共赢逻辑走出一个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之路，这是我们应做出一切努力来争取的前景。 按照这个框架来理解中美关系，我觉得我们现在可做的事情，确实还非常值得把它排列一下，能不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个改革里，我认为一定要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些地方如老百姓所说的是“打右灯往左拐”，甚至“打双闪开倒车”：宁左勿右的氛围，一轮轮喧嚣起来的什么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退场，说起来都人心惶惶，跟十九大文件完全对不上，但是说这种话的人他们却非常有安全感（确实他们没受到什么威胁）。总是有这种暗流涌动，翻成明面上是在否定党的基本路线，这方面能不能有更坚决的态度来遏制？ 中央要求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那么重庆打黑那么多错案冤案敢不敢动？现在全国只翻了一个张文忠案，顾雏军那个案子似乎就碰到了很大的阻力，诸如此类时间关系不展开说，这都是实事儿。1880到1920年4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进步时代”碰到的问题，跟中国现在社会上矛盾累积的情况大同小异，有学者专门写了文章曾经引起高层的高度重视，就是可通过各方难以拒绝的从“加强管理”角度来切入的清理苛捐杂税、政府财力汲取靠规范的东西——依法的税制这是必然选择，还有这些钱拿来了以后怎么用，税收和其他非税收入合在一起，预算怎么样讲规范化，怎么透明而加上公众参与、接受公众监督，结果真正“人民当家作主”这套东西就都进来了。在这个过程中间，公众意愿的表达机制借助媒体，现在已不可遏制，不仅有官办媒体，还有自媒体和这么多的多元化的媒体，一起来监督政府，督促政府把事情做好，这都跟美国在进步时代的举措大同小异。这方面我们可以抓住现在社会上大家都关心的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这正是美国最典型的两个直接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就是得到了进步时代确立的这两个直接税支柱的作用:联邦政府主要靠个人所得税过日子，地方政府local这个层级，靠财产税过日子，中间的州更多靠销售税——形成非常清晰的政府“钱从哪里来”的框架，而且以有效的再分配不断地缓解收入差距。虽然现在也有批评缓解得不够，但至少比中国的缓解做得好得多。中国到现在为止说了这么多社会主义，我们自己的直接税还很不成样子，而且相关改革做起来还困难重重。这都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所必须做的。这里只能点到为止说一下。 对外，我觉得一定要低调处理一些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中俄之间还要这么高调，盛传的基辛格所说美国要跟俄国一起来遏制中国，基辛格自己否定，但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任何一个战略思维的大家，都会有这种思维的本能。我们没有必要过于高调地跟俄国折腾这些事儿，俄国石油卖给中国，价格上我们是吃大亏，亏了血本，何必呢？国内这么多的教育问题、社保问题、各种扶贫的问题，高调搞那些有什么意思？我觉得这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应有建设性的意见，促成这方面回归常识处理好此类非常现实的问题。至于说欧洲和日本,可能他们也希望看到美国遏制中国，同时他们也觉得他们有了机会。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们眼中的这些机会，实际上于多边博弈中，肯定是能反制美国一些的。 这样寻求在中美斗而不破的过程中，避免最坏的类冷战，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过程中，找到阶段性的一些新平衡点，推着来——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方面，我觉得实际上有很好的基础，现在了解一下中国较有素质的人，孩子都在哪儿？反正我女儿是在美国，其他我接触到的很多的人，上层的、中层的、知识分子的，一说起来孩子都是在美国。龙永图说他的孙女在美国，他虽然感情上有点接受不了，但知道那种内在的力量，谁都抗拒不了。什么道理？软实力。教育、科技、人文，这个基本常识层面的东西，你要跟它对着来，何必呢？所以，这个事情从孩子来看已是这样。从企业来看，大家都知道曹德旺到美国去办厂，跟着产能走，这都是经济活动里最基本的东西，这也是很好的基础。跟着产能走的企业投资、资产布局，不应是这样吗？大量美国资产到中国来，大量中国资产跑美国去，这是好事，这些事情、这些基础因素，都值得非常好地调动起来，运用于无形之中。 在原理上要说一点认识：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那么我们中国现在应很好运用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的东西。关于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其实专门强调了不是一般地否定对私人财产的占有，只是否定利用它来奴役他人。在“资本论”里非常清晰地提出，在资本主义发展成就的基础之上，在联合劳动、资本社会化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过去由于我们思想框框多、僵化，不敢讨论这个命题，其实马克思所讲的，绝对不是有人所说的生活资料所有制——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是天然所有，不用讨论，工人他拿着自己的工资必须吃，必须穿，这就是他对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没有什么重建的问题，无可讨论。马克思讲的，其实就是当时已经意识到的，我们现在称为“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扬弃，而且马克思已经区分了“消极扬弃”并上升到“积极扬弃”的认识，这不就是说得很清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起点吗？而且继承这些原理，是对应着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那个理想、那个初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共产党人现在到了执政党地位以后，占领道德高地，这是多么好的一套原理！ 跟着来讲，第一，淡化意识形态，不要陷在意识形态里。要务实地认定前边几十年间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这是常识告诉我们的、合作竞争中一个基本的统计现象支撑出来的我们应有的考虑。在中美交流这方面，应该充分展开，中国向美国充分地学习，一定是必要的。华为被美国打压得那么狠，但任正非到美国去了以后，他由衷地钦佩美国的高科技，反复强调好好地向美国学习。其实这是一千条道理里的一个非常务实的角度，而没有一条道理要搞坏。当然综合起来，战略、策略上说，该反制的，还是得反制的。 第二，“韬光养晦”。这个说法可能翻译上已经说出去了，一些人已经形成一个中国在“耍滑头”的概念，但实质上就是邓小平前面那句话“善于守拙”，就是我们自己要实事求是、有自知之明地看到确实很多地方技不如人——现在科技日报已经列出几十个核心科技领域我们的短板是怎么个样子。当然我们也有走到前面的，如高铁整装能力上，在这个阶段，高铁350公里左右时速，中国在招投标方面是最有竞争力的，但是高铁用的轮轴，中国还一根都做不出来，完全要依靠进口，这都是我们的短板。“善于守拙，韬光养晦”告诉我们的是不扯旗，不当头儿，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邓小平说那个头我们当不起，很多优势反而就都会失去，这对现在有非常强烈的指导意义。 第三，一定要坚持全面开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最好的选择，而且从全球来说是没有什么障碍的。真正的自信在于谁能更好认识与顺应客观规律，摩擦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总体来说坚持争取共赢，是没有硬障碍的。 第四，中国要非常好地扩大内需。领导人已经注意到了，现在一系列措施正在部署。扩大内需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我们现在说的投资后面应该跟出来的“以活力和向好预期支撑的消费”。将近14亿人的大市场，回旋余地这几年已经表现，我们出口这方面实际对中国增速的支撑力，已经下降到很低水平了，统计下来，在2016年已经表现为负的支撑力了。所以，这方面我们要有一定的信心，现在这种不良的心态、不良的预期很多，观察下来是有夸张特色的。等它得到消化、收敛了以后，更多的东西有利于我们凝聚这个扩大内需的信心与实效。 第五，改革一定要攻坚克难，现在应该肯定的一些东西，还是要继续扩大战果。比如三中全会提前召开以后对大部制改革，有今年两会上的部署，这是多少年来没敢动而终于动了的。养老金的全社会统筹，应该乘势实现，这次个人所得税跟出的轩然大波，已经有可能乘势解决这个攻坚克难的问题——这是部门利益阻碍了多年的事。在企业混改这方面要借助PPP，很多具体正面设计的混改做不下去，但你要一做PPP，就会发现那个特殊项目公司（SPV）天然就是一个政府根本不想一股独大、给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充分空间的混合所有制。靠这种东西，让大家、让全社会去看，而不是陷入邓小平说的争不出结果的那种争论。还有司法改革，这对于中国太重要了，现在民众对于中国司法的信心已到了很低的水平，这一定要改变。 第六，我认为“一带一路”这个倡议还是有它非常合理的内核的，应循序渐进，向西为主，扩大联系和影响。这个过程中锻炼中国人自己知道怎么处理复杂的事情，怎么样跟大家一起和平发展。 第七，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中国要长期打算，一定是几十年的过程。细的内容不展开说了，势必要走到中国有能力“自拆防火墙”，使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其后中国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这一定是对我们的一个综合考验。 第八，提升中国软实力。这篇文章还远远没有研究，但又是不可回避的。 这些还很不系统的想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贾康）
周其仁：改革开放几十年了，为何讲起改革还是颇为沉重？
【研究员】：
编者按：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博览财经特稿】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6年。 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即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即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 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会主义”——5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反苏”——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赖经验和实践效果。要是意图老也实现不了，不妨考虑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 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种田的人吃不饱饭，才叫“社会主义”？久而久之，人民对那套“大词汇”就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有兴趣。 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了危机，实际上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也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最近新闻，刘铁男案、刘志军案、东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还有延安城管的暴力执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当然也可以说，这么大个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也总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不过个人感受，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就是说，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财政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过不长久的。 还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厂里面工人在干活，但车间门被反锁，着火了人也跑不出来，活活烧死！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就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政府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三方。可是平时管东管西、查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就没检查、没监督。说此案暴露“政府缺位”，总不冤枉吧？问题是缺位了怎么着？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官逼民反”不很远就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七天之后，延安城管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不改，就不怕国将不国吗？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尊纪守法得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得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 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还有早就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就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元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可走近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作者：周其仁 来源：《改革的逻辑》作者自序）
资政参考
东北干部能把深圳搞起来，为何搞不好东北？
【研究员】：
编者按：很多人不清楚，早期深圳中高层官员多数是从东北去的。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辽宁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转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据不完全统计，仅市委书记、市长，就有吉林大学毕业的沈阳新民人厉有为、哈军工毕业的黄丽满、从辽宁锦西市副市长南下的李子彬、沈阳市委办公厅出身的李鸿忠、辽宁西丰县毕业于东北大学的刘玉浦、从哈工大副校长起家的马兴瑞，他们都出自东北，在东北出生或求学、或工作。深圳市委常委最多的时候，有6人是东北人。问题来了，为什么东北衰落了，而深圳崛起了？或者换句话，东北干部能把深圳搞起来，为何搞不好东北？
【博览财经特稿】政府强，市场弱。这是东北几十年的痼疾。 黑龙江超编制配干部一万多人。在黑龙江，哈尔滨的动物园都是正处级。有人调侃，“正处级老虎、副处级狼”。 东北有一个医药领域的明星国企，改革前5万人的企业，3000多名处级干部。 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政治生涯的最后一站是在鞍钢集团当董事长。一个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副部级企业，辽宁最大的央企。 有人问他，在东北这一年，什么感受。“在东北，再大的企业，哪怕是央企，也是企业；再小的官员，哪怕是个科长，也是官员！” 东北的振兴，需要一大批企业，一大群企业家。更要生长企业家的土壤。 1 中秋月圆时。几多欢喜几多愁。 彼处风景最好。庆祝改革开放40年的大型活动，这几日，在深圳如火如荼上演。 眩晕的场面，唯美的画风，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几乎忘记了40年前，这里是一个渔村。 南风暖、北风寒。 唱衰东北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 东北经济的衰落，很多人归结到东北人不行。 听到这句话，深圳的市长不干了。 很多人不清楚，早期深圳中高层官员多数是从东北去的。 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辽宁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转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当时深圳刚成立特区，干部急缺。 广州人瞧不上这个100公里之外的小渔村。而东北，恰如今天的广东浙江上海，从东北就调去很多干部。 据不完全统计，仅市委书记、市长，就有吉林大学毕业的沈阳新民人厉有为、哈军工毕业的黄丽满、从辽宁锦西市副市长南下的李子彬、沈阳市委办公厅出身的李鸿忠、辽宁西丰县毕业于东北大学的刘玉浦、从哈工大副校长起家的马兴瑞，他们都出自东北，在东北出生或求学、或工作。 深圳市委常委最多的时候，有6人是东北人。 这是1978年的全国主要城市GDP排名。 排名城市 GDP值（亿） 1 上海 272.81 2 北京 108.8 3 天津 82.65 4 重庆 67.32 5 长春 51.2 6 哈尔滨 45.7 7 沈阳 44 8 广州 43.09 9 大连 42 10 武汉 39.91 …… 十大城市，东北四大金刚均列其中。现在火的一塌糊涂的杭州、成都、青岛、南京、苏州，都不见踪影。 40年过去了。在2018年上半年的GDP里面，东北城市里，大连最好24名，沈阳、长春、哈尔比均在30-40之间。
2018年上半年部分城市排名（不含大连等）
1990以来，东北经济比重几乎下降一半 怎一个惨字了得！ 问题来了，为什么东北衰落了，而深圳崛起了？或者换句话，东北干部能把深圳搞起来，为何搞不好东北？ 2 去过深圳的，都惊讶于深圳速度；到过前海的，都惊诧于前海模式。 很多人总结了一堆创新，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法治创新、人才管理创新…… 笔者理解，实际上就三句话，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弱、市场强，官员轻，企业家重。 在前海，开发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和开发区的企业人员，可以互相流动。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难以想象。毕竟，身份是中国最大的鸿沟。 在深圳，不要说华为、腾讯、万科等多家纳税超过300亿元的巨无霸，就是一般的企业，公检法工商、税务，也不是随随便便，想进就进，必须有执法批准单。 企业家见政府官员，几乎随时，但反过来，政府官员要想见企业家，就得排档期了。 这和深圳的传统有关。 深圳早期的设立，很不规范，政府很小、部门很少、官员很“弱”。 深圳刚开放时，特区一共三个公社，南山、上步、罗湖。 开放之后，人口猛增、政府职能增加，需要很多干部，深圳的上级惠阳地区的干部，当时看不到深圳的未来不爱去；广东省直机关和广州干部不愿到艰苦贫穷地方去。 深圳在全国招聘干部，大批东北干部南下，抱团闯深圳。 深圳是一个真正的移民城市，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深圳商会，大家就合计一件事，怎样发企业搞好发大财。 在深圳，早期都是私营企业，大家都奔着挣钱去，很多小政府职员，自家也都有生意、企业。官员灰色经商几乎成为一个时尚，八小时以内忙工作，八小时以外忙自家事，去企业检查、罚款？自家事儿还忙不过来呢。 后来，很多人干脆下海。 部门少、官员少。中国的政府官员是根据人口比例来的。深圳虽然实际居住人口很多，但户籍人口较少，实际上，“官民比”较低，官员少。 在开发区，党委口的部门，像组织、宣传、统战、共青团妇……统统归到一起，叫人力资源部。主要编制、人员都在经济建设第一线。 办事易、规则明。在深圳，法律范围规定可以办的事情，在窗口基本上就可以办结；一些擦边球的事情，可办可不办的，基本上也能办，不过很多部门也是“明码标价”早年，当然，办不了，钱肯定会退的。 税赋低、负担轻。由于企业较多，税务部门任务繁重，税管员忙不过来；加上深圳面积只有2000平方公里，财政负担并不重，市长鼓励“放水养鱼”。笔者去看到，黄金地段，有的店面上千平米的商业连锁，就交几千元卫生费、几万元税。 “十年前核定的，一直就没有涨过。也没有税管员来过。” 大家熟知的创新、改革，那种时间就是金钱的效率意识，不啰嗦了。 当然，现在的深圳，做大了，规范了，当初的活力也在逐步丧失。 3 40年来，东北经济不断下滑。 归根结底，是改革的步伐慢了，和市场、法治的路子远了。夸张点说，走了一条和深圳完全相反的路。 政府部门在不断膨胀、政府这只手的权力，还在不断扩张。而企业一直在市场的艰难和政府的严管之间的夹缝里，艰难生长。 法制环境不佳。年初企业家毛振华，在网络喊话亚布力管委会，就是一个印证。 而一批法院院长、公安局局长锒铛入狱（这几年东北地区抓的法院院长全国最多，有兴趣自行百度）。 每一个法官的倒下，都有一批冤假错案，都有一批企业家的艰难奔走。 政府机构急剧膨胀、政府强势。上面抓什么事儿，就设什么机构。抓中小企业，成立中小业局，抓辽河，成立辽河局。一时间，凌河局、大伙房水库管理局、畜牧局、青山局……十几个正厅级机构凭空而出，最后又被纠正整改。 黑龙江超编制配干部一万多人。 事业单位遍地开花，该交给市场的政府已久包办。在黑龙江，哈尔滨的动物园都是正处级。有人调侃，“正处级老虎、副处级狼”。 企业发展环境欠佳。检查多如牛毛，处罚比照法律严丝合缝，罚就是上限。 东北一个城市，有一家做云安全的软件企业。这一行多涉猎棋牌游戏等，有的玩家在这个平台赌博，公安部严禁。这样的事儿，南方警方发现，罚款警告了事。这家企业被查封，电脑主机搬走。托关系、找门路，疏通后，耗费一星期，放人。做云安全防护，不要说一星期，一天时间，客户也受不了。大量客户解约，这个百十人的小企业只好关门。 很多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不足，就靠罚款过日子。 尤其是这几年，政府财政日子不好过，税务部门收税更是一分钱都不放过，甚至有不少寅吃卯粮。 这样的环境下，东北百姓选择了用脚投票、“到体制里去”，到政府机关去、到国企去，成了当地主流文化。创业意识淡薄，创业氛围欠缺。 在沈阳、大连，能看到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家长宁肯花10万元送礼，也让孩子进政府部门当政府雇员，一个月领着扣五险一金到手不到2000元的工资，“好看，好找对象。” 于是乎，很多90后，开着五六十万的豪车，领着2000元的工资，成为一景。 服务意识缺乏。有一年，去牡丹江镜泊湖，住在镜泊湖宾馆。吃早餐，同行者中有孩子吃饭慢，刚9点，服务员大姐过来感，“差不多了吧，我们下班了！” 一打听，这个地方，原来是事业单位镜泊湖管委会。后来“政企分开”改革，成立了镜泊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国企，还是正处级。 一个正处级单位，变俩正处级。 4 东北有一个医药领域的明星国企，改革前5万人的企业，3000多名处级干部。 政府强势、市场弱势；官员强势，企业家弱势。经济的衰退是必然。 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政治生涯的最后一站是在鞍钢集团当董事长。一个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副部级企业，辽宁最大的央企。 张广宁在鞍钢 有人问他，在东北这一年，什么感受。 “在东北，再大的企业，哪怕是央企，也是企业；再小的官员，哪怕是个科长，也是官员！” 这样的氛围下，人口外流、资金外流、企业外逃、人才东南飞，几乎是必然的。
小学生数量既代表了现在，也昭示着未来。 每一次开会，东北的有代表性的企业家，东软集团刘积仁董事长、新松机器人曲道奎总裁，总是呼吁，东北需要企业家、需要企业家精神、需要企业家文化！ 对于东北，中央是用了很大力气，史无前例让发达的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等地区和东北对口合作；从发达地区大批调配干部到东北。 东北这么好的条件，沿海、区位、腹地、基础……没有理由搞不好！ 只是，大东北之今日困境，非一日之寒。 今天，东北的复兴—— 必须呼唤深层次、系统性改革； 呼唤像当年深圳那样的大刀阔斧； 呼唤从官到民、从政府到社会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否则，再好的农把式，在盐碱地里，也种不出好庄稼！ （作者：胡壹刀来源：东北参阅）
人家1795年就推翻的政策，我们今天还在用
【研究员】：
编者按：英国在17世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候出台的政策，和我们现在的政策差不多，就是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房地产控制的政策基本上是英国17世纪时候的政策。为什么我们在城市化发展和英国当时的时间类似的阶段里头还在用当时英国的政策？200多年过去了，我们怎么也得学学人家先进经验吧？人家早就1795年就把这个政策推翻了，我们怎么拿到今天还在用，而且到处在用，越用越多。中国如果没有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你们认为能实现小康目标吗？你们认为能实现现代化吗？小康目标一个重要的标志，70%城市化率，你们能实现吗？如果中国为了调控房价而打断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国没有城市化发展了，怎么还能进步呢？
【博览财经特稿】一场从头吵到尾的特别对话。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李铁，与知名地产商任志强，在《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的主持下，展开了围绕“土地改革与房价”的激辩。 任志强认为，如果把政府持有城市公有土地和农村的通道打通，可能在短期之内房价就会掉，因为没有那么多土地出让金的暴利了，它会向农村转移。农村的富人像城里人转移财富一样，也会向郊区进行转移，向小城镇建设，向农村转移。同时，公共资源、医疗、教育也会随之转移到农村或者郊区。这样一个阶段过去了，才有可能让两地的房价相对平衡以后再往上升。如果土地政策不变，仍然是现有的情况，可能就会继续往上涨。但是永远这么涨，涨到什么时候算头？ 李铁认为，因为我们土地所有制，仅仅用集体土地进入市场的话，就能大大降低城市发展成本，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怎么样来缓解产业发展和降低房价问题呢？就是空间上，从城市中心区或者从中等城市向小城市甚至农村，来利用这块资源降低城市发展成本，降低房子成本。 住房也如此，中低收入人口住房，比如我想在北京解决两千万人的住房，首先得把土地出让金降下来，前提让集体土地进入市场，集体土地进入市场的话就不存在土地出让金问题了，开发商或者住房建造者如何和集体土地共享这块土地未来收益的时候，成本就会大大降低。这个降低也不一定像任志强说的那样动什么所有制，但是要改变集体土地的出让制度，只要把权利交还给集体，降低成本、激发活力的事情是一样能做到的。这是在现有体制下不动干戈的去化解所谓房价的问题。 另一方面，现在人们到农村去，如果买房子，一定要买房地产开发的房子，但他买了房子只有一个用途又大量闲置。为什么不能小块土地出让呢？允许集体土地的小块土地，一亩地、半亩地、几亩去出让的话，就不一定去盖住宅用地，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用地模式，可以使大量中小投资者通过购买小块土地来激活他创业的积极性。这个对未来的内需潜力、经济增长潜力巨大。 不要张嘴就私有化，集体土地制度改革也有巨大的空间。我们还有制度利好。 以下为特别对话实录。 王波明：现在进行下一轮对话，有请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先生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任志强先生上台，大家先给点掌声。 关于房地产的情况，刚才听了崇礼书记讲的那几点，我觉得很有感触。作为我来讲，好像也一定程度变成崇礼人了。所以咱们是不是能够先就崇礼的发展问题讨论一下。而且我听王书记讲，任志强对崇礼这个地方还颇有一些微辞，我就先想请问任志强，你到底对崇礼有啥意见？ 任志强：六年以前，李铁第一次让我来，迷路不说，走到半夜里。但是我这次来，崇礼发展很快。 中间还来过一次，我记不清哪年了，这次来应该是第三次了。来的时候李铁问我，你感觉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完全是新的，变化非常大。特别是争取到奥运举办资格以后，发展速度就很快了。 现在有个问题，如果崇礼永远是靠外头给你送钱，你自身的生长能力在哪？我们没看到它有自身的生长能力，就只能说我得吸引别人到我这儿来玩，到我这儿吃，到我这儿喝，然后把钱给我送来。否则的话，还是没法生存下去。 王波明：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咱们就崇礼发展问题来探讨。这么一个地方，这么多的人口，就是一个小县城，你说它能有多大的人口。今天早上王书记在讨论崇礼要变成什么样的地方，因为这里头讲冬季都市圈，通过滑雪等等，我还不滑雪，我更多是想着滑雪季节以外，怎么让崇礼变成一个能够吸引人的地方。李铁，你是滑雪发烧友，对崇礼就有很多的感情色彩，你来讲讲崇礼的问题吧。 李铁：老任当时的感觉不好，是因为迷路心情不爽。现在的条件，和我们第一次论坛来比，有天壤之别。所以我澄清一下，是他心情不爽，造成了对崇礼的误判。 老任是什么都不玩，除了吃饭和饺子，下了班回家，也不喝酒，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更别说休闲度假运动体育了，所以他对崇礼没有感觉。 王波明：他对任何地方都没有感觉。 李铁：对，这是他老年人的特点。 任志强：我们是努力工作，结果你们一天到晚老想玩，为革命要做贡献，老想玩哪行啊。 李铁：老任兴趣爱好比较单一，所以对未来的消费升级他的理解不够，这是第一。 第二，刚才讲内部机制这事，就说明他比较懂房地产，但是对经济发展规律这个事，他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学习。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有内部性问题，也有外部性问题，如果内部和外部不发生一种接触和变化，不可能发展。崇礼如果没有它先天的气候条件和森林景观以及山地条件，怎么谈崇礼可以滑雪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部机制。 但是如果它没有消费升级，没有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增长，我们开始有了滑雪产业、有了运动休闲度假产业，怎么可能和外部结合。所以任何一条发展规律都有一个双重契合的问题。 所谓外部性就是都市圈，它背靠北京。其实长白山肯定比崇礼好，但是太远。明年崇礼通高铁，不到50分钟的路，带动大量的人口到这里寻找体育和休闲度假空间，这就是外部性。 第三，都市圈的变化，我们要分析一个地方，不仅要看这个地方，还要看外部都市圈的变化，现在逆城市化的现象已经非常明显了，住房消费向郊区化发展。北京现在90%多的住房在五环外，可能将来要到六环左右，甚至更远。我昨天去了怀来的原乡美利坚，房价已经五万了。所以消费的郊区化和住房的郊区化连在一起，七环之内仍然是北京，这和北京大都市圈的特点，大都市消费升级的特点有本质的关系。 另外，作为城市人，需要寻求自然空间，寻求新的消费乐趣。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偶然性造成了滑雪在这里落户，这是由企业家决定的。第二个优势是它的夏季，夏季它比北京县城温度低16度，六环内没有这样的温度区，甚至到怀来那边也做不到。第三个优势，崇礼热还有一个因素，前几年北京雾霾。到崇礼避霾避暑冬季还能滑雪。中国去三亚，三亚也就是冬天可以去游泳，夏天根本没法去。云南是观光旅游，东北可以四季旅游，但是东北的滑雪运动和都市圈的范围发展显然还不行。 任志强：你别吹崇礼，我先说说你的问题。你一张口就是我们城里人如何如何。你当中小城镇中心的主任，我觉得你跟高培勇副院长有点类似，老是基于现有的政策基础上去讨论我们的政策会怎么样，我觉得刘世锦副主任还好，提出土地如果不改革，没戏。你不改土地政策，中国下一步怎么能有发展？没发展。你们还基于现有政策。什么叫基于现有政策呢？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紧关城市大门，把老百姓都轰到农村去，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国际上相比是严重严重的落后。这个发展阶段你得承认吧。 第二个发展阶段就是李铁搞的中小城镇建设，什么叫中小城市建设呢？就是城市大门不能打开，然后重新用农村土地去建设一个小城镇，结果这个小城镇一半是城市土地，一半是农村土地。然后进了小城镇的人是农民户口，自带干粮，然后接水接电是农村用水、农村用电，接不了城市。中小城市后来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城中村包围的小城镇，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灾难。这就是李铁先生在现有政策上搞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要把城市大门打开，还没有打开，所以一部分城市放了，一部分城市落后。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体会比较深，深什么呢？明朝北京市75万人，号称世界第一人口大城市，到了1951年的时候我们发现英国在一七几几年的这一段发展时间，城市化率就达到70%，1951年的时候中国城市化只有10%多一点。到1953年才13%点几，到了1978年才17%点几。这一段时间里中国是坚决不准城市化的。导致的结果是，世界已经成为城市化发展阶段，而中国由于土地制度问题和户籍制度问题导致中国城市化严重落后于世界欠发达地区，或者说低于不发达地区的水平。世界欠发达地区水平是什么呢？2000年达到了40%点几的城市化率，中国那时候还没有达到。中国就这么落后。 落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现在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40%几，还低于世界欠发达水平。名义上58%，是叫做常住人口58%，户籍人口是42%、43%。名义人口就是58%和40%几之差的中小城镇造成的非城市户籍的这些居住人员。农民工还是农民工，当了几十年农民工还是农民工。 王波明：时间不多，咱们控制时间。 任志强：我总得把要点说清楚。最后一个要点你们更感兴趣。 我翻了翻英国在17世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候出台的政策，和我们现在的政策差不多，就是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房地产控制的政策基本上是英国17世纪时候的政策。当时英国有个定居政策，和我们现在的调控政策差不多。第一，你得居住多少年，纳多少税，然后你才能进城。农村给你盖房子，新农村建设，你别到城里来，限制人口移动。然后用学历，学历怎么来呢？当时叫做优秀官员、大律师等等给你做个推荐信，相当于你的学历，才能进城。这和中国现在政策几乎是一样的。因为英国有了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需求及私有产权保护和人权保护制度，最后就把这个定居政策给推翻了。 我翻完了就在想，为什么我们在城市化发展和英国当时的时间类似的阶段里头还在用当时英国的政策？200多年过去了，我们怎么也得学学人家先进经验吧？人家早就1795年就把这个政策推翻了，我们怎么拿到今天还在用，而且到处在用，越用越多。中国如果没有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你们认为能实现小康目标吗？你们认为能实现现代化吗？小康目标一个重要的标志，70%城市化率，你们能实现吗？如果中国为了调控房价而打断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国没有城市化发展了，怎么还能进步呢？ 王波明：请李铁反驳一下他的观点。 李铁：这里是中国，有接近14亿人口，英国只有不到7000万人口。 任志强：1949年城镇化率只有10%多一点，到改革开放开始那一年也只有17%多一点多，发展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发展速度比17、18、19世纪发展的还慢？人家用了多少年完成城市化率，我们为什么光改革就40年，还没完成。 李铁：光看一个城市化率不够。 任志强：现在农村住宅占地是城市建成区的5倍，为什么要让农村的人用这么多宅基地，而不去建设城市？为什么我们的人均耕地比中国台湾、日本、韩国都多，但是农民人均占有耕地却比他们少很多？ 王波明：志强你是提出问题，先允许李铁把想法系统说一下。 李铁：英国才7000万人口。我们1978年城市化率17.9%，现在常住人口城市化率58.52%，42.35%是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是5亿人，不要光看多少数字，5亿人的城市化是全世界人口最大规模的，这5亿人口美国就受不了了。我们现在将近8亿人口是常住人口，为什么打贸易战？我们8亿人口进入了准城市化过程，美国已经无法承受了。我们是要和国际发生贸易关系的，所以你以为城市化很容易？不是一个数字，有人口规模在这儿放着。我们40年这么快的工业化进程，这么快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让世界承受不了了。 我们要知道都市圈和逆城市化过程，和大城市的消费向周边扩散，会带来一个地方的发展外部性，外部性接近同城化现象，会导致这儿地产会升值，而且奥运最大的一个特点，和G20、APEC，包括世博会和2008年奥运会，北京房价上涨和2008年奥运会有直接关系，杭州房价上涨和召开G20会议大量基础设施投入有关系，崇礼房价上涨和奥运会投入也有直接关系，原因是基础设施的改善，包括和北京的交通，高铁47分钟到，新修一个高速公路一个半小时到，还有整个崇礼基础设施发生变化，再加上其自身条件。 任志强：英国人均密度是大于中国还是低于中国？别管中国有多少城市人口，人均占地密度比人家低，说明人家城市化率比你高。城市户籍人口5亿人，为什么那3亿人口不能变成城市人。8亿城市人口，为什么3亿是农民户口，这就是政策的错误。 李铁：我们是讲调整了城市化政策以后，至少我们已经有5亿人进入了城市化进程，其中有2.8亿农民进入准城市化进程。 任志强：社保、医疗、上学不能在城市，所有待遇不能进城市，连坐公共汽车享受的待遇也不能进城市。 李铁：所有文件里，包括十九大，都提出了加快农业人口转移市民化进程。任志强想说房子问题，拿城市化说事。 任志强：因为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就是基本建设和房地产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在那个城市化的时间是土地私有，很多基础设施是私人投入，就没有今天的这个矛盾。因为土地公有，政府想从土地上拿更多的钱，于是只能政府去投入基础设施，导致政府有大量的债务。在香港都可以看到写着私家路，因为土地私有，必须得修，而且私家路还得公用，维修还得你自己掏钱。这是在城市化进程过程中产生的差别，导致刘主任刚才提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之间脱离的一种概念。 李铁：我就回答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经济学界反复讨论的两种观点：第一，关于土地问题，提出是否可以完全按照西方制度来私有化，认为西方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是获得成功的，这是成功的经验。第二，在现有利益结构下和制度条件下如何进行改革。这是两个问题。 这个事情再延伸，全世界土地公有国家没有几个，中国、北朝鲜。两种公有制：国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印度私有化一直没变过，印度为什么没有中国发展的快？如果按你讲的，印度、东亚国家、东南亚国家，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跟中国一样快。 任志强：不对，人家有人家的宗教，人家有人家的主观自愿。 李铁：南美土地也是私有化，为什么也没有中国这么快的发展进程呢？南美城市化率70%-80%，南美为什么没有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呢？如果按你的道理来讲，中国这40年的进步是因为土地私有化还是因为我们现有的国情和制度造成了有这个成果，美国怎么把我们当成最大敌人了？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任志强：你说的不对，中国在前三部到四部宪法时，城市土地是私有的，这不是中国吗？不是毛泽东领导的吗？不是社会主义吗？八二宪法初稿时，城市土地也是私有的，是中间修改以后变成公有的。 李铁：现在中国发展最快的阶段是八二宪法以后，城市土地没有私有化，但是中国成了美国经济上的竞争对手。 任志强：导致在计划经济被打破以后的高速发展过程。 王波明：我作为主持人，我得重新把这个问题拉回来。 李铁：从财经。 任志强：最大的错误就是从财经数据上看，他犯了错误，他以为中国厉害了，已经是厉害得不得了。 王波明：咱们今天不讨论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咱们还是讨论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是讨论一下房地产市场，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它的价格走势，咱们还是回归这个题目。 任志强：这能说吗？这可不能随便说。 李铁：你不说我说。 王波明：别讨论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了。 李铁：房地产的问题，我跟世锦主任聊了聊，我们对房地产很多政策评估是抱有不同的看法，第一中国的城镇化还没有完成。日本发生房地产泡沫和美国发生房地产泡沫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城镇化，是80%以上，我们户籍人口是42.35%。这些年房地产的受益者有农民，更多的是城市居民，住房制度改革以后形成的增值收益，包括拆迁收益等等，购买住房的人群以城市居民为主。 然后，地产和金融有关系，购买住房不是简单的居住问题，而是有投资问题。我给你三个选择，你把钱放在银行里还是放在股市里，还是放在房子里？大家都觉得房子安全。当然这和整个公共资源服务的水平有关和发展有关。 但是现在提出房地产的问题，这个房地产到底到头没有？两亿八存量农民工和7300万的流动人口，还有任志强强调的要进城的人口，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他要把长期的居住转到城市，一定会带来住房的巨大需求。我们现在提出住房问题还没有发生空间挪移，实际上空间要变化，从农村到城市，从落后地区到人口流入地区。这是我们政策的制定者或者一些人没有看到的。 第二个，关于房地产问题，中国发展是不均衡的。人口流入地区房价上涨，人口流出地区卖不出房子，这和土地财政有直接关系。但是是不是通过房地产税的事？我觉得可以商量。大家知道2005年我们实现了农村全部免税，免农业税，现在再想收已经来不及了。房地产税已经进入利益人腰包的时候，你要往出拿有一定困难，而且涉及绝大部分中产阶级收入以上人口。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别关键的时期，要不要动这块？第三，这是我们先解决支出问题，政府支出的口子管住。政府支出口子没管住，你再在这边收钱恐怕是大问题。本来有土地出让金了，想获得更多的收益进行政绩工程和政府工程，大家肯定有大量的资源投入，从支出这块没堵住，那块又要征收，可能造成更多的投入，这是政策上要考虑的。这个时期收不收房地产税，恐怕应该认真的研究一下。 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房价高肯定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我和任志强没有意见，但是是不是要打压房价和行政调控房价，这是需要考虑的。我们不是解决房价高的问题，是解决通过什么方式增加中低收入人口住房供给问题，中低收入人口住房供给你不能在房价很高的地方削平地租，通过福利性的方式把房子给他们，不可能的。你只能在空间上做文章，全世界都是这个规律，离城市中心区越远房价越低，你把轨道交通修好就是了，日本也是，韩国也是。反而我们没有，所以导致了房价升高和中低收入人口住房供给的短缺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房价上涨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些地区房子的供给都出现了问题，特别注意都是省会城市和二线城市。很多人不愿意盖房，因为价格低，房子供给出现的问题，导致房价上涨，是供给侧出了毛病，所以再靠传统的打电话要求你不能涨价的方式，这是一种错误的政策。要求降低房价，特别是降低所谓房价升高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这是对的。但是这不是通过行政压房价，而是解决住房供给增加中低收入人口住房，这是正确的决策，但一直没有采取。所以探讨房地产发展问题，我有两个总结观点。 第一，房地产发展没有到头，未来还有极大利好，刘世锦也讲了，有巨大潜力空间，可以通过土地改革降低成本。第二，房价问题不能以现有的行政手段解决，说完了。 王波明：我听了你这些观点，我看志强比较安静一点，因为跟他说法出入不太大。志强，你觉得他的说法有问题没有？ 任志强：我记得刘主任第一次跟我讨论房地产，大概是02年，我说只要土地公有了，房价就得往上涨，当时还有袁钢明，还有谁。但是刘主任这次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打破现有土地政策，房价是不是应该降一降？因为土地出让金不能这么收了，是不是可以向城市边缘转移了？转移的地价会不会导致房价跌一部分？我个人觉得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有这种可能性。国际上为什么不这样？因为它一直是私有的，没有这个过程。但是中国如果一旦把土地制度，现有的政府持有城市公有土地和农村的通道打通了，可能在短期之内房价就会掉，因为没有那么多土地出让金的暴利了，会向农村转移。农村的富人像城里人转移财富一样，也会向郊区进行转移，向小城镇建设，向农村转移。这个时候可能把公共资源、医疗、教育都转移到农村或者郊区。这样一个阶段过去了，才有可能让两地的房价相对平衡以后再往上升。如果土地制度不变，仍然是现有的情况，可能就是李主任说的，继续往上涨。但是永远这么涨，涨到什么时候算头？ 王波明：农村土地跟城市土地政策基本上拉平，这样的话有可能宅基地等等把它市场化允许流通，这样的话农村的土地可能就引导着城市资金往这块吸过来。 任志强：否则的话崇礼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房价呢，不就是因为把城市的一部分转移到这里来了，如果不转移的话，按道理说七环和北京六环的房价怎么能一样呢？ 王波明：还真是这样。 任志强：所以刘主任说这个问题和高院长说这个问题就是两个事，一个是高院长坚持在现有政策情况下做局部调整，就是供给侧为优先，还是哪个当老大哪个当老二。但是刘主任说，就是得把这个政策打破，土地政策调整。如果按照现有政策不变的情况下，还会接着涨。如果现有政策情况发生变化或者市场有调整的话，那么得重新研究研究和考虑考虑了。 李铁：我说几句。因为我们土地所有制，仅仅用集体土地进入市场的话，就能大大降低城市发展成本，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城市发展，所有产业园区都通过房地产开发来弥补这块成本，土地成本一旦大幅度增加的话，产业园区的发展就受到了限制，所以导致产业外溢，产业向郊区和远郊区外溢，任何一种形式的土地都会成本增加、土地价值增高，这不是公有制的问题。 那么怎么样来缓解产业发展和降低房价问题呢？就是空间上，其实跟你这个没什么太大矛盾。就是从城市中心区或者从中等城市向小城市甚至农村，来利用这块资源降低城市发展成本，降低房子成本。比如说美国所有大企业不在城里，都在郊区，找一个小镇，一落户，就慢慢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企业发展空间。 住房也如此，中低收入人口住房，比如我想在北京解决两千万人的住房，首先得把土地出让金降下来，土地出让金降了不是没有可能。我和刘世锦主任想法一样，前提让集体土地进入市场，集体土地进入市场的话就不存在土地出让金问题了，开发商或者住房建造者如何和集体土地共享这块土地未来收益的时候，成本就会大大降低。这个降低也不一定像你说的那样动什么所有制，但是动集体土地的出让制度改革，只要把权利交还给集体，这个降低成本、激发活力的事情是一样能做到的。这是在现有体制下不动干戈的去化解所谓房价的问题。 从另一方面，这是刘世锦主任没有讲的，我已经在报告中提出来的，就是我们还看到激发活力。我们现在让人们到农村去，是要买房子，一定要买房地产开发的房子，但他买了房子只有一个用途，要么是投资，要么是储蓄，另一种类型的储蓄，再就是居住，但是大量闲置。为什么不能小块土地出让呢？允许集体土地的小块土地，一亩地、半亩地、几亩去出让的话，就不一定去盖住宅用地，可以盖多种形式的用地模式，可以使大量中小投资者通过购买小块土地来激活他创业的积极性。这个对未来的发展潜力、经济增长潜力巨大。 所以城市化现在很多人不敢提，但是实际上现在在中美贸易最关键的时期，怎么来刺激内需，要进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要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农民工的问题，把农村的土地问题解决了，根就断了。土地不能出让，他还是走不了。允许小块土地出让，激发中小投资者到农村投资的积极性，通过这块土地来进行投资经营，不是仅仅构建住房，也会激发内需。所以有多种选择。 我跟你没什么意见，不要张嘴就私有化，集体土地制度改革也有巨大的空间。我们还有制度利好。谢谢。 王波明：行，志强，咱们的讨论也接近尾声了，我觉得其他的事咱们也不扯了。我觉得最后给你们两位嘉宾留两分钟时间，你们对崇礼未来的发展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 任志强：我先说说李铁跟很多国家比较，说中国多伟大。我觉得最主要的比较应该是跟日本比较，1949年中国GDP是日本GDP的2.5倍，人均是1：4，四个中国人的GDP才顶得上一个日本人的GDP。李铁说刚才我们40年的高速发展，发展结果是什么呢？到2015年的时候，中国回到了1949年GDP是日本GDP的2.5倍，人均GDP是1：4。但是最差的时候是多少呢？最差的时候是1：40。就是40个中国人干一个日本人的GDP。那你怎么不说我们怎么掉下去的，最后回来以后，奋斗了60年还和日本一样。你光跟那些落后国家比。姚明不能老跟矮子去比，得跟更高的去比。所以中国之所以不行就在这儿。 最主要要说崇礼的事，我觉得崇礼也是同样的问题，崇礼千万不能跟自己贫困县时候的基础和水平去比，崇礼未来的发展要站在一个更高的目标上，跟能纳入到世界竞争环境中的城市的情况去比。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比较的过程，老用李铁说的，你跟南非去比，你跟非洲去比，你跟落后国家去比的话，崇礼就没什么发展的潜力了。 所以树立什么样的目标和榜样，对崇礼来说千万不能只看到今年、去年、前年这几年取得的成绩，而要看在进入国际竞赛的大环境中的水平。否则你的房子、你的基础设施、你的其他条件可能都不能满足这样的情况。只是说我比我的现状改善了很多，我已经很伟大了。但是如果放在那个水平去讨论问题的时候，可能才有更大的推动力，让你自己再上一个台阶。谢谢。（来源：财经网 编辑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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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各自留有“后手”：都准备迎接“没有WTO”的世界
【研究员】：
编者按：21世纪以来，美国逐步建立起了三个仅次于WTO的重要协定：美国和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简称TTIP），美国和亚太地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简称NAFTA）。有了这些，对美国而言，几乎是建了一个排除中国在外的新WTO。而特朗普早就不想让美国继续扮演WTO的缔造者和维护者，却让其他人享受更多福利。从特朗普威胁退出WTO的时间就能看出，他的行动并非随心所欲。特朗普出言抨击的同时，美国的贸易谈判人员，正在与加拿大的贸易代表展开拉锯战，试图在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上达成一致。而当时，距离2000亿关税最终决议落地仅剩一周时间。这样看来，老爷子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
【博览财经特稿】世界经济秩序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一场多方角力、未雨绸缪的大博弈，早已悄然开始。 8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威胁要让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对这个全球经济治理支柱之一发起的新一轮攻击，试图让整个贸易秩序来一场按照美国的旨意的大改造。 现在必须严肃考虑美国退出WTO，或者不再按照WTO规则行事的后果了。 这一次和特朗普之前的多次退群不同，它动摇的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支柱，国际贸易的共同规则。 没了领头羊，WTO庇护下的各个成员国，将不得不自谋前程，重新开启双边或多边贸易磋商。 合则用，不合则弃，这是特朗普在维护美国利益时，一向的务实风格。 不能小看了这个久经商场的老油条，作为精明的商人，特朗普的行动不都是无厘头，因为他不打无准备之仗。 从特朗普威胁退出WTO的时间就能看出，他的行动并非随心所欲。特朗普出言抨击的同时，美国的贸易谈判人员，正在与加拿大的贸易代表展开拉锯战，试图在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上达成一致。而当时，距离2000亿关税最终决议落地仅剩一周时间。这样看来，老爷子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 特朗普在接受彭博采访时警告称：“如果它们进展得不顺利，我就会退出WTO。” 商人重利轻别离。特朗普早就不想让美国继续扮演WTO的缔造者和维护者，却让其他人享受更多福利。 WTO前身是1948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它和世界银行（WB）、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三足鼎立，构筑起战后国际经济体制的基石。 美国是这三个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的创建者。但为什么，美国对WTO这么不爽呢？ 原因是，三大组织中，WTO是美国唯一不能一意孤行的地方。 美国在世界银行拥有15.85%的投票权，是居于第二位的日本投票权的两倍多；美国在IMF拥有17.68%的投票权，几乎是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投票权的总和；在重要议题上，美国可以凭借一己之力阻止它不喜欢的决议。 而在WTO，世贸组织大小成员都一样，很多决定是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的方式来推进的，投票只有在不得已或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 过去20年里，美国政府两次提出退出WTO，理由是“WTO已远离自由贸易”，同时损害了工人权益和环境。但最后都被众议院以绝对多数否决。 现在，旧调重弹，不过这次不是美国议员，而是来自总统的威胁。 这绝不仅仅是威胁，美国正在采取实际行动“终结”WTO。 WTO拥有一个重要的贸易争端裁决机制，完成这个功能需要七名法官。而到今年10月，这个位置上将只剩三人，因为美国一直阻挠新法官的任命，若持续下去，此机制将在2019年崩溃。 还记得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原因吗？他说世界对美国很不公平——美国大量吸收来自全球主要国家的进口商品，几乎是所有这些国家的主要进口国。而特朗普想要一个对美国更自由、更公平的全球贸易环境。 贸易战和退出WTO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改变不了对美的贸易逆差，而WTO作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也没法维护自由公平的贸易。 理由很简单，除了朝鲜等十余个经济体没有加入，WTO目前拥有164个成员国，被称为“经济联合国”。问题就出在它的无所不包，入会门槛低上。 在WTO的规则下，全球化并未让美国普通人受益，相反他们不得不压低产品价格，与来自其它国家的企业竞争全球这块除它以外就所剩无几的蛋糕。更糟糕的是，美国本土企业也纷纷在国外开拓市场，把公司迁移出去，导致大把就业机会丧失。 一组数据能够大概理解美国对WTO不满的缘由—— 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数据，中国的平均关税为4.33%，美国的平均关税为1.68%。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中国关税总体水平是9.8%，美国的总体水平是2.4%。考虑到增值税等附加税影响后的真实关税水平，2017年，美国真实关税水平是9%，中国真实关税水平是27%。 中国的关税比美国高3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的4倍，5056亿美元对1304亿美元。 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众多不发达国家颇多关照，中国和许多小国家获利最大。特朗普认为WTO的作用有限，又希望拿着这块对于他国而言的“肥肉”作为谈判筹码，故此扬言要退出：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没有WTO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就要让你们看看。 作为全球霸主，美国绝不会把自己孤立起来，它不过是不愿意像以前一样为了全球化的进程，出让利益了。 中国刚加入WTO的谈判时，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关税给了好几年的缓冲时间，一步一步来减，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关税，该减的减，该免的免，一气呵成，因为这才显得有大国风范。现在特朗普不愿意这样做了。 《信报》评价了一句，“狂人总统着眼点是实利，完全不在乎无形的价值观。”。 美国早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自己的阵地。 早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就试图和重要国家建立新的贸易体系，一来是为了弥补小布什打伊拉克战争时，美国跟其他国家迅速缩短的距离，二来是为了挽回在此期间“中国崛起”的全球版图巨变。因此，这个新秩序体系，不包括中国，而是要与中国比拼新赛道的建设速度。 而21世纪以来，美国逐步建立起了三个仅次于WTO的重要协定：美国和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简称TTIP），美国和亚太地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简称NAFTA）。 有了这些，对美国而言，几乎是建了一个排除中国在外的新WTO。 他们和WTO最大的不同在于：世贸组织追求的是降关税、贸易平等；另外三者追求的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这个原则可以衍生出许多内容：零关税、货物服务自由流动、禁止货币操纵，禁止政府补贴，国企私有化，保护劳工权益（建立工会应当被鼓励支持），设立高环保标准，信息自由…… 考虑到中国国情特殊，目前国内尚没有给这些机制充分生长的空间。对于一个尚未茁壮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的产品肯定拼不过拥有几百年历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必须用关税来保护本土企业的发展。 但特朗普不喜欢多边关系，这没有大权在握的感觉。特朗普在上台不久，美国便退出了TPP，重返亚太的战略暂时搁置。特朗普在2015年发的一条推特痛批TPP。 “TPP无法阻止日本进行货币操纵，而且还留给了中国一个后门进。我们必须阻止这个，我们必须保护美国工人！” 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表态：没有美国参与的TPP已经没有意义。一招退群，便让筹划多年的TPP名存实亡。 替代TPP的方案是“协商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从而使工作岗位和工业重新回到美国。 我们看到，今年美国在WTO之外的双边谈判，迅速迈开步伐，然而参与者中，都没有中国。 7月17日，欧盟与日本签订自由贸易协议；99%的商品将实现零关税； 7月26日，美国与欧盟进行贸易谈判，致力于零关税，并停止对非汽车类产品的补贴措施； 7月27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重启； 8月9日，美日开展自由贸易谈判。 9月5日，美国和加拿大就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谈判过程不一定那么顺利，但很明显美国在逐一击破，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双边谈判正在加速，建立新的以美国为主导的贸易秩序。 新玩法，要出现了。 大变局之下，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是度过风浪的最佳办法。此时的中国，正在和美国一样，建立新的赛道，就看谁先抢占先机。 截止2018年1月1日，中国已经签订了16个自贸协定，涉及24个国家和地区，而2018年中国将有10个自贸协定推进谈判，还有10个自贸协定推进可行性研究。中国自贸区的“朋友圈”将进一步扩大。 但中国的自贸伙伴体量一般较小，据商务部的报告称，即使在谈的和在研究的自贸协定全部谈成，我国的自贸伙伴所涉及的自贸区市场规模也仅占世界GDP的35%左右。 同时期，美国已达成15个自贸协定，拥有25个伙伴国，截止今年年初，在数量上与中国势均力敌。 不过，最新的消息传来，就在特朗普宣布退出WTO之际，根据《澳大利亚人》报道，一个新的亚太大型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将在今年底诞生，参与国家除加拿大、墨西哥、秘鲁和智利四个美洲国家，包括了所有TPP成员国，而且几乎涵盖了整个亚太地区。 一个囊括全球1/2的人口、1/3的GDP、1/4的贸易额、1/5的外资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呼之欲出。 这一项贸易协定已经讨论了六年，随着日本和中国政府关系有所改善，也为贸易协定铺平了道路。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前院长霍建国曾表示，“中国必须主动组建新的国际贸易秩序，RCEP谈判拖延了太长时间，中国不能再拖延一年。” 中国，已经意识到了紧迫性。 在太平洋这一边，中国一面加大对世界忽略的地区——非洲进行大额投资，一面巩固亚太地区的势力。一夕之间，似乎所有人都在拉拢盟友，抢占地盘。 中国在WTO里的18年是中国经济最高速发展的时光，然而在特朗普带领的美国商人政府的干预下，一切都在起变化。美国若真退出WTO，将是国际贸易秩序的一轮重新洗牌。而在这场新的大洗牌面前，中国与美国，正在拼命抢占先机。 这是一场跟时间的赛跑。（作者：此木来源：海外掘金）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是时候重温“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研究员】：
编者按：有必要重温毛泽东主席写于建国前夕的那篇有关中美关系的著名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他说，“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现在重读这些话，仍然足以发人深省。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的专家、学者们从来未曾想到中美关系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在他们的想象中，中美两国的联系空前密切，双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已经如同夫妻一般。 不管怎么说，总之，情况就是一些中国人，对美国相当衷情、相当亲昵、相当贴心，这种情怀在中国的上层精英中尤其普遍、十分通行，这些人对美国一直都深情款款、含情脉脉。 但遗憾的是，上述一片衷情换来的并不是美国的爱怜，而是一番接一番的羞辱。现在，以美国副总统彭斯著名的哈德逊研究所反华演讲为标志，美国已经把中国描述得十分不堪，简直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歹徒。 本来，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总体而言，是中国以大量廉价产品供应了美国市场，用无数的衬衫、鞋子等生活必需品换取美国的飞机、计算机等，这无非是高端剥削低端、高技术压制低技术的一种交换，美国人的寄生与中国人的勤劳，在几十年中美经济贸易的产品结构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总体而言是美国剥削了中国而非中国剥削了美国。 如今美国的政客们颠倒黑白，把美国对中国的剥削美化成对中国的帮助，说什么是美国重建了中国；说中国人的好日子过得太久了，好像拜美国之所赐一般；他们把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与遏制说成了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与威胁，明明是美国在战略上无止境地开疆拓土，却反说中国有野心搞扩张，等等。这使得中国人民无比愤怒，也让上述那些视中美关系如夫妻的人感到十分委屈，满腹心酸，想不通中国究竟如何招惹到了美国，弄得美国是如此地反感、厌恶中国，在感情上始终转不过弯来，浑然不明白缘何美国对中国从如胶似漆转瞬间一翻脸就这般冷酷绝情。这种迷茫、伤怀、无奈，在下面这段文字中表述的十分到位： “中国社会从没有见过对华抱有如此敌意的美国政府，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中国只是在国内辛勤地谋发展，与全世界做生意，希望保持领土完整，与周边国家虽有摩擦，但我们努力与那些国家管控了相关摩擦。我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我们没有像苏联那样大张旗鼓地对外输出。这样的中国就成了美国的‘最大威胁’了?” 上述这等情形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战略课题，即中美关系缘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这究竟是一种战略与历史的必然，还是美国一些政客情绪或精神发作的偶然? 笔者以为，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历史必然。 第一：这是帝国主义发展到霸权阶段，垄断资本寄生本性大爆发的必然 如今人类社会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历阶段，这是一个关乎如何诠释时代特征的大问题。对此，有人断言说，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化”时代，俨然如世界大同的前夜，濒临“最后斗争”一般。 笔者以为，这完全是一厢情愿，难道美国霸权是可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对象吗?如果有谁想要同美国去商量如何放弃对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的侵略与控制，难道不是与虎谋皮吗?如有谁想要同美国商量如何解散北约这个冷战集团，放弃冷战思维，难道不是异想天开吗? 如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不是已经进入到可以同其它制度模式与发展道路 “共商、共建、共享” 的历史阶段，以实现“合作、共赢”？这是又一个关乎我们时代特征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与上述人类历史阶段的判断二者相辅相成，即：如果不能明确地判断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就无法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历史特征下结论；反过来说，只有准确地把握与判断当今人类社会的历史时代性质，才能准确地判定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性。 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判定全人类已经进入了“共商、共建、共享”与“合作、共赢”的历史阶段，那么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也就不复存在，资本主义同其它任何发展模式的矛盾同样也不复存在，就都统统都化干戈为玉帛了，大家就都可以坐在一起“共商、共建、共享”了。美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代表与顶峰，真的已经放下屠刀、改性变善，可以同世界各国温良恭俭让地协商，公平分享人类财富与劳动成果了吗? 回答是完全相反的。现如今美国正在霸权的道路上狂奔，已经变得更加霸凌、更加蛮横无理了。任何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的战略盟友在内，想与美国平等协商、公平分享，一概都不可能。特朗普也好，特朗普以前的奥巴马也罢，他们都已经明确昭告全球，就是要把“美国优先”的原则贯彻到位，贯彻到底。具体什么叫“美国优先”？“美国优先”的实质就是，美国要凌驾在世界一切国家之上，优先攫取一切财富与利益，剥削全世界。 这是霸权与寄生的完美结合，也是资本垄断的最高境界。在人类历史上，霸权、垄断、寄生这三者这般紧密结合并达到如此高度，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即或是当年西方的罗马帝国或中国的唐帝国也难以望其项背。英国人曾经在地球上建立过著名的“日不落帝国”，尽管在霸权方面相当突出，但也未曾高举“英国优先”的大旗，美国的霸权统治者可谓超越其宗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此前一个时期才有人喊出“天下苦美久矣”的口号，应该说，这是真实的写照。 发展到如此的程度的美国霸权到特朗普时期开始了集中的爆发，现在中国有媒体形容美国霸权为霸凌，确实是因为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辞汇来形容霸权的猖獗了，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也。这样的美国自然要渔猎一切，中国当然不能例外。但柿子要捡软的捏，俄罗斯又臭又硬，是一个难啃的硬核桃，英、法、德、日等是美国的盟国和战略走狗，可以下嘴但也不能吃的太狠，放眼世界，全球芸芸众生当中，只有中国，这个倚重公知专家的国家，幻想夫妻关系的国家，可谓是最为肥美的一头战略肥猪。中国一直在呼吁美国对中国要“平等相待、互相尊重”，这本身就同“美国优先”的原则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所以，仅仅从这点上说，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也纯属必然而绝非偶然。 第二：这是冷战结束后霸权失去应有制衡的必然 世界两级格局终结，前苏联垮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取得空前的战略胜利，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将出现怎样的局面，战略形势将向何处发展，有关这个问题，中国是怎样做出判断的呢?这当然是一个二十多年前的话题，但仍然是讨论中美关系不可回避的话题。 记得当时中国国内很多“专家”、“学者”都鼓噪说，冷战结束，一个超级大国解体垮台了，一个超级大国衰落了，想独霸世界而力所不能，还什么“挟泰山以超东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所以，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这种鼓噪之下，多极化世界俨然成了中国对世界局势的基本判断。 可是，现如今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多极化世界出现了吗?多极化世界的各“极”都在哪里呢? 须知，人类战略语境中所谓的“极”，指的是战略体系的核心，是力量集团的中心。譬如太阳系中的太阳，银河系中的银核，如果仅仅有太阳而没有太阳系，太阳就难以称之为“极”。当年美苏两国之所以称之为两级，就是因为他们都各自率领着一个庞大的战略体系，而自身充当者系统的核心与力量的极点。 从这个意义上出发，中国算得上一极吗?现如今的俄罗斯算得上一极吗?欧洲算得上一极吗?日本算得上一极吗?印度算得上一极吗?事实上都不是，它们都完全无法构成战略上“极”的概念，充其量也就是地区大国而已，根本无法同美国相比肩。所以，现如今的世界仍然只有一极，是一个严重的“一极独大”的世界，有关世界正在多极化的判断严重失误。 如果我们世界真的走向多极化，那么，各“极”之间纵横捭阖、互相制约，就会造成全球范围的战略均势与力量均衡，直白地说，就是势均力敌。人类的战略经验证明，在势均力敌战略均势的大背景下，各方力量大体平衡，和平就能得到保障，战争就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避免。人类的和平力量不能靠美好的愿望，而只能依赖“以暴制暴”式的制衡。正因为这样，所以，冷战期世界两大集团的军事对峙十分严峻可怕，但全球却因此得以享有大体上的和平。 但遗憾的是，冷战结束打破全球力量平衡与战略均势，苏联解体，美国所主导的力量体系失去制约，于是就如脱缰野马一般扩张壮大，现在已将其战略疆域拓展到欧洲全境，力量杠杆已经伸到中亚、东南亚和南美等地，时至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同北约相类比，任何战略力量在北约整体力量面前都显得不成比例。 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战略力量在全球占比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现在，美国每年的军费总额达到近世界的一半，精确一点形容是相当于排在其后面九个国家的总合。人们不妨大脑中想象一下，如此规模的武装强化，几十年积累下来，美国的军事资产积累与战略资源底蕴该达到怎样惊人的程度。所以，现如今美国的军事力量如同一架巨大的机器，在这台空前巨大军事机器面前，除了俄罗斯继承自前苏联的核力量之外，任何其它力量都显得十分渺小、难以匹敌。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曾狂言，任何想挑战美国的人，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给他狂言撑腰的，就是美国庞大的武装力量。 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下的力量集团持续地做大做强，一方面多极化世界杳然无踪，霸权因此失去了制衡和制约，于是就开始了它的疯狂之旅，就在全球范围内大打出手了。人们常说，失去制约权力就会发疯，霸权也是这样，冷战结束至今的几十年，就是霸权发疯猖獗的几十年，看看这些年被美国及北约袭击打击的国家有多少，伊拉克、阿富汗、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利比亚、叙利亚等；看看美国及其同盟集团拥有怎样“想打谁就打谁的自由”，动辄就是巡航导弹定点打击，特种部队突然袭击，等等。 所以，冷战后的几十年，是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几十年，是美国霸权挥舞屠刀横行世界的十几年，也是霸权发展到顶峰的几十年。这期间发生的战争远远超过冷战时期，如果说，冷战下的和平是冷和平，那么，冷战结束后一超独大的和平其实就是假和平，有人鼓噪所谓世界进入了建立持久和平的新时代，这纯属在一厢情愿地异想天开。 建立在空前力量优势的基础上，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自由。老百姓都知道，美国想打谁就打谁。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之所以没打击中国而主要在中东等地横行，原因是迫于形势。现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不存在对美国霸权强有力的牵制，也没有其它力量对美国形成强大的制约，所以，美国要把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要聚焦中国了。这是全球力量失衡，战略天平持续向美国倾斜，霸权失去应有制衡的必然结果，只不过或早或晚而已，早来晚来早晚都得来。 在上述必然之外，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有如下几个因素—— 一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实力壮大，公知专家的地位难保，表现出同美国有强烈的竞争性，为美国所不能容忍，这对中美关系恶化起到了加速与催化的作用。 譬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题中应有之义之一，就是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美国怒火中烧、大动干戈了。政治上，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大失败的标志而不是胜利的宣言，现在中国反其道而行之，并还大讲特讲还有什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云云， 把这些东西凌驾在美国模式与美国的政治信条之上，即便只是在中国国内这样搞，也无论如何不能为美国所允许。 二是同美国斗争不力，没有让霸权领教到中国的原动力，使之懂得惹翻中国很不好办的道理。 如果在过去的岁月里中国能通过强有力的斗争，让美国当局对中国有所惕惧、心存敬畏，也许中美关系还不会像今天这样急剧恶化，至少美国的政客们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这个道理很简单，譬如两个人做生意，如果一个人从另一个人哪里赚得越多，好处捞得越大，就越是瞧不起这另一个人，所谓得了便宜卖乖，美国就是这个卖乖的家伙。当年的尼克松心里对中国很是战战兢兢，所以只好屈尊低头，现在特朗普完全没有这个经验体会，自然就对中国毫不客气了。 中国的“专家”、“学者”把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进行了分派，大致上有如下几种—— 其一，没坚持“韬晦”出恶果 有人将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归咎于十八大后放弃了“韬光养晦”，他们说，如果中国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则美国就不会盯上中国，就不会将中国列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了。可是，十八大以后的中国太高调了，太不配合美国了，同俄罗斯、伊朗等国走的太近了，自己宣扬自己又是走进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又是搞什么“一带一路”云云，结果把美国惹毛了，中美关系因此就不好了。 其二，一些人忽悠、鼓吹惹来祸 还有的人把中美关系紧张归咎于一些人的忽悠与鼓吹，犯下此等大罪过的人包括胡鞍钢、胡锡进、周小平等，说他们这些人把中国鼓吹的太厉害了，忽悠得太邪乎了，以致于引发美国的警惕与警觉，中美关系因此受到了冲击和影响。 笔者以为，上述说法就是胡诌八扯。 关于第一种说法，事实上不管是否“韬光养晦”，中国都一直是美国军事上防范、战略上打压与政治上消除的对象，冷战时期是这样，冷战结束也是这样，发展到如今把中国升格，成为美国当前与首要的战略打击对象，其对华战略在本质上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轻重缓急、时间快慢而已。人们知道，在上述两个必然之下，中国成为美国主要战略对手乃大势所趋，不管中国是否奉行“韬光养晦”的战略，中国都不能避免此战略宿命。甚至可以退一步说，即或中国的发展没有这样快，壮大得没有今天这样迅速，也照样难逃此劫，只可能在轻重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说中国不“韬光养晦”了，美国就盯上中国，只要中国“韬光养晦”了，美国就放过中国，这种把美国当傻瓜、当猴耍的思维真是肤浅得可怜。 第二种说法更是荒唐滑稽。胡鞍钢教授因为宣扬中国超过美国而在前一段成为众矢之的，酿成一阵不大不小的胡鞍钢风波；胡锡进不过是以《环球时报》为舞台写了一些东倒西歪、随风摇曳的墙头草社评，揣摩上意、迎奉拍马的功夫还可以，真知灼见根本谈不上；周小平先生是网络写手，他的文章总是把中国描绘得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属于典型的捧场叫好者。这三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但除了胡鞍钢之外，基本都局限在国内，即便是胡鞍钢，也不可能影响左右美国的决策判断。要他们三个人负中美关系恶化之责，真是太高抬他们了。 但是，上述这些责任分派之所以在中国成了一定的气候，为相当一些“专家”、“学者”们所奉行，恰恰证明了当今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贫困与窘境。 尽管当今中国这个领域里智库林立，专家学者云集，但总体而言，却对国际局势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预见性、前瞻性，也从来就不能准确判断中美关系的实际进程，所以，智库也好，“专家学者”也罢，都不免被越来越多的人当成笑话，如果有谁好事的话，把他们五年前、十年前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章讲话翻出来重温一番，一定要惨不忍睹。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他们不承认上述的战略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即上述的两个必然。在这一点上，他们同西方自由世界的专家、学者们高度一致，基于他们的哲学观念与逻辑起点，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最优良的品种，是人类社会最终的模式，是历史的终点，哪有什么垄断、寄生与霸权可言呢? 至于美国所主导的西方集团的战略大扩张，在他们的理论逻辑下，这完全是普世大潮之浩荡，是完全正义的，也是非常及时的。他们不认可战略均势，不承认战略不平衡，就像他们从来都认为别人威胁美国威胁和平，而美国从来都不是和平的威胁一般。 在当今中国，相当一批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买办性太强，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政治远见，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在贩卖西方的政治经济教科书，不过是学术领域里的买办，这样的买办当然绝不会承认霸权统治世界有什么不对，反而要起劲地维护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于是，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一切同美国的矛盾冲突，自然都不是美国的责任而是别人不良，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二是误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是中国关于国际政治与形势的重要论断，但这个说法所指出的只是和平与发展的迫切性，并非是全球各国都在按照这两个主题行动，都在这个主题的约束下规范和设计自己战略路线，好像都得遵从和平，都要专注发展一般。 说实话，在美国的战略词典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霸权对此既不认可，更嗤之以鼻，美国的主题就是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一百年不动摇，就是确保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就是确保美国想打谁就打谁的战略自由。 一些中国人幼稚以为在两大主题之下，从此以后，人类和平将是持久的， 世界发展将是持续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就在世界越来越变得枪如林、弹如雨的形势面前就变得茫然无措，更不曾想到有朝一日美国会把刀枪剑戟一齐往中国身上招呼。简单地说，当代中国国际关系领域主流的专家学者们从来未曾想到中美关系会变成战略对抗关系，有关中美新冷战问题不是他们的研究对象，而且他们也根本不想做、不要做这样的研究。时至今日，有关中美可能发生新冷战的说法早已经议论蜂起、街谈巷议了，但有关中美新冷战的研究却是一片空白。 所以，中美关系走到这一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走。一些人还是总想要退回到原来的步骤上，总想来一个破镜重回、覆水再收，继续做“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夫妻，期盼之殷，渴望之甚，如久旱之望云霓，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已经到了要好好规划今后中美关系路径的时候了，要明确地知道新冷战条件下中美关系怎样走。 说到这里，笔者以为有必要重温毛泽东主席写于建国前夕的那篇有关中美关系的著名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他说，“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 现在重读这些话，仍然足以发人深省。（张志坤 沧海传播）
经济纵深
“中国式去杠杆”关键人物：刘鹤对中国经济长期趋势的判断
【研究员】：
编者按：刘鹤曾在2008年发表的文章《中国经济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他在文章中的许多预言和建议如今都变成了现实，例如：他预言到：“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突出，这使得自由贸易体制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已经残缺不全。”如今的状况是先是日本开始推动TPP，然后是美国挑起的全球贸易摩擦。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都是经济结构变化后所导致的利益再分配。他给出的建议是：(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资源可获得能力相匹配。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积累人力资本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
【博览财经特稿】在宏观和政策层面，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摩擦”了。在这两件事情中，“去杠杆”是主要矛盾，而“中美贸易摩擦”是次要矛盾。“中美贸易摩擦”是表象，其实引申有3个核心矛盾：公平贸易和反倾销、知识产权、战略遏制，分别对应美国的3板斧：关税壁垒、科技封锁以及地缘政治和国防开支加大。但就贸易而言，中国外贸占GDP比例约为20%，对美国贸易部分约占20%，其实影响不大，通过货币贬值和转移贸易，应该是可以消化的。原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外媒采访时曾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到半个百分点。而影响未来中国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是我们自己的内政，而这其中最为核心的政策是“去杠杆”。为了规避未来几年资本市场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寻找潜在的投资机会，我们需要好好梳理一下中国宏观经济“去杠杆”的来龙去脉已经未来可能的影响。 达里奥和刘鹤是帮助我们理解和推演“去杠杆”的两个关键人物 当前，移动互联网高度普及，各种信息泛滥，这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增添了许多烦恼。传统媒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专家解读”和“分析文章”，其中大部分多为“口水文”和“贩卖焦虑文”，以博取眼球和流量为目的，其中也不排除“唯恐天下不乱”的动机。说到底，还是人性使然。行为经济的研究告诉我们，人往往会过分关注会带来危险的事物，并倾向于对坏消息反应过度。如果希望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得出高质量的结论，甄别信息质量和识别“真专家”已成为稀缺和必要的能力。 如果希望了解“去杠杆”这个领域，我们不得不关注两个人的研究和行动。一位是投资者，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的创始人和投资总监，瑞达里奥（Ray Dalio）；另外一位是学者型政府官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中财办主任、中国经济核心政策制定者之一，刘鹤。一个处江湖之远，一个居庙堂之高。一个担忧对于“去杠杆”理解的不深入，会造成数以亿计的投资损失；一个操心对于“去杠杆”研究的不透彻、执行的不到位，会影响数以亿计百姓的生计。他们两人对于“去杠杆”研究的动机，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研究决心和可能达到的深度。 从公开的信息中，我们也能够看出两人互相欣赏。刘鹤曾经主编出版过一本书《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在第一篇的名字就叫做《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这篇文章对去杠杆的阐述，能够看到不少达里奥的思想，而且他作为唯一的非经济学家，出现在了文章中。 同时，在不同的场合达里奥也对刘鹤有着高度的评价。在2018年的Davos年会中，达里奥提及：“刘鹤的演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也是一个高度务实的演讲。在我眼中，他是一个既有从经济角度看透事情演进的智慧，也对事物有务实理解的人。” 达里奥的长期债务周期分析框架以及对“去杠杆”的措施总结 在了解达里奥的长期债务周期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在他眼中“经济机器是如何运转的”。他认为经济这台机器的零部件是“交易”，交易是所有经济周期和动力的来源。换句话说，经济就是无数交易的总和。而经济发展有三股动力：1、生产率的提高；2、短期债务周期；3、长期债务周期。而这三者的形态和关系可以用下图描述。三股动力的互相叠加就构成了经济中的各种周期。 站在当前这个时点，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去杠杆问题，达里奥分析框架中的长期债务周期是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问题。在其刚刚出版的新书《A Template For Understanding Big Debt Crises》中，达里奥详细阐述了他对于长期债务周期、债务危机以及如何“去杠杆”来化解债务危机的理解。 他将历史上的债务危机大致分为了两大类：通缩型萧条（Deflationary Depressions）和通胀型萧条（InflationaryDepressions）。他认为，通缩型萧条通常发生在那些债务主要以本国货币来计价的国家；而通胀型萧条通常发生在那些债务主要以国外货币来计价（外债）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能动用的措施更加有限。
达里奥通过历史上48个长期债务周期的研究，得出结论如果要去杠杆，政策制定者（Policy Makers）一般有四类措施可以做—— 压缩支出，例如：减少开支（Austerity i.e., spending less）； 债务减计：债务违约和重组（Debt Reduction: Debt defaults/restructuring）； 债务货币化：央行“印钞”、直接购买风险资产或者提供担保（Debt Monetization: The central bank “printing money” and makingpurchase or providing gurantees）； 财富再分配（Redistributing Wealth: Transfers of money and credit from those havemore than they need to those who have less）。 成功去杠杆的核心是，政策制定者必须知道如何运用以上4类措施，且有足够的权威去执行相关的政策。具体而言，政策制定者需要非常清楚： 1，债务负担需要每年以何种速度扩散开来； 2，在此过程中，哪类人会受益，受益到什么程度；哪类人会损失，损失到什么程度； 3，实施必要措施后的结果，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否能够承受。 从历史的案例分析中看，“去杠杆”的结果大致可以被分为3类： 丑陋的通缩去杠杆（Ugly Deflationary Deleverages）：出现在央行“印”足够的钞票之前，通货紧缩存在时，以及当名义利率高于名义经济增长率时； 丑陋的通胀去杠杆（Ugly Inflationary Deleverages）：相对于通缩的压力，央行超“印”了过多的钞票，名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货币通胀带动，名义利率高于名义经济增长率，且利率进入了自我强化的上升螺旋中； 漂亮去杠杆（Beautiful Deleverages）：出现在当央行“印”出足够的钞票能平衡由于紧缩和债务减计而导致的通缩压力，经济变现的结果是GDP正增长、债务相比收入的比例下降、名义经济增长率高于名义利率。 如果这四类措施实施的比例和节奏控制得好，就能达到“漂亮去杠杆”的结果；如果没有控制好比例和节奏，就只能得到“丑陋的通胀或者通缩去杠杆”的糟糕结果。也就是说，“去杠杆”的核心是控制好这四类措施的比例和节奏（The key is in getting the mix right.）！ 刘鹤对于中国经济长期趋势的判断以及当前中国经济的政策措施 刘鹤曾在2008年发表的文章《中国经济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注：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出版。）他在文章中的许多预言和建议如今都变成了现实，例如： 1，在“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这个层面—— a)他预言到：“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突出，这使得自由贸易体制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已经残缺不全。”如今的状况是先是日本开始推动TPP，然后是美国挑起的全球贸易摩擦。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都是经济结构变化后所导致的利益再分配。 b)他给出的建议是：“(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资源可获得能力相匹配。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积累人力资本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我们看到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举措不断推出。在我生活的上海，全市上下都在迎接第一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而“一带一路”的倡议和政策更是响应了刘鹤当时提出的“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的建议。 2.在“城市化模式和生产能力空间布局”这个层面—— a)预言到：“目前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全面提高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这个趋势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东京、大阪等城市开始起步，大城市获得更加重要的地位。” b)他给出的建议是：“从战略上，我们需要认清潮流，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主体功能区和特大城市群的思路，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对混乱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应做好政府事权划分、财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设计，培育和创造符合中国在全球经济定位的大城市圈。从战术上，需要接受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病”的教训，审慎和负责地处理各类现实问题，在建立城市功能区、接受大量转移劳动力和治理大城市带来的噪声、空气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决社会难题等方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路径。”现如今，我们看到的一系列的政策包括：三四线城市的棚户区改造、大湾区发展战略、雄安新区的建设、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和经济圈的建设等。 3.在“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强教育”这个层面—— a)他预言到：“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占多数的目标。国际经验也表明，建立好的社会阶层结构至关重要，但是难度超过实现高速增长，因为增长的相关变量是快变量，而中等收入者稳步上升需要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更多，有很多是慢变量，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个过程中甚至充满陷阱。” b)他给出的建议是：“使广大低收入者转变为有固定职业、有房产和努力向上的中产者，是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战略举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靠补贴和社会同情所能解决的，有时为了劳动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于其长期利益，因为这些做法往往使劳动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归于社会，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劳动者具备适应市场竞争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和韧性。”他还建议到：“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增强产业竞争力和深化金融市场，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我们目前看到政策包括：中国加大力度引进海外人才、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三四线城市的棚户区改造、精准扶贫等。 4.在“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这个层面，他建议到： “第一，在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从初级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继续转移的条件下，加快养老保险体制全国统筹的步伐和城乡管理体制改革;第二，改革现有的财税体制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使中央政府有实力承担实现全国社保统筹的能力，加快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第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发展中小金融，使资本市场可以实现社保资金的保值增值，使各类优质企业特别是中小成长型企业获得可靠的融资渠道。第四，改革教育体制，提高教育质量的市场适应性，使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在完成这些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内部的制度条件会进一步完善，产业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需要考虑的战略问题是人民币国际化。”如今我们看到的政策包括：“五险一金”政策改革、企业年金的改革、直接融资市场（A股、新三板市场）的改革等。 我们还能看到目前中国经济中的很多政策措施都可以归类到达里奥总结的4大类“去杠杆”的措施中。 中国经济“去杠杆”前景预测 通过对于投资者达里奥“去杠杆”研究成果的分析，对于政策制定者刘鹤的经济治理思路相关文章的分析，以及当前中国经济政策和现象的观察，我们可以粗浅的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政策制定者对于“去杠杆”的决心不能低估； 中国非常有可能经历“漂亮去杠杆”，主要由于：a，中国的绝大部分债务是以本国货币计价；b，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政策制定者有很强大的执行力确保4类“去杠杆”措施实施的力度和节奏； 目前的中国很有可能处于“通缩型长期债务周期的典型过程”中的第4个阶段“萧条期（Depression）”的前半段。 至于中国政策制定者还可能出具哪些“去杠杆”的措施，以及对于资本市场可能造成的影响，之后再做分析和研究。（作者：陈实来源：雪球）
历史镜鉴
从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到金圆券、苏联：大国雄心与财政灾难
【研究员】：
编者按：英王查理一世因财政崩溃的改革而灭亡；法王路易十六因财政崩溃的改革而灭亡；国民政府因财政崩溃的金圆券改革而灭亡；苏联因财政崩溃的改革而灭亡。财政，改革与大革命从来都是一气联轴，互为表里。财政是政权之本，是安定之源。没有财政的安全，就没有国家的稳定。所以，无论任何时候，财政的支出一定要节制，消耗性战略一定要谨慎。对于统治者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
【博览财经特稿】“历史是一面无情的镜子，诗人可以从中戏谑他人的过去，我可以从中审视自己的未来”。 ——《梅特涅亲王回忆录》 要想理解政治的本质，你必须真正理解历史。 在现代政治史上，曾有一次非常出名的路易十六扩张，扩张带来了法国财政的崩溃。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法国财政，当时的法国财政大臣卡隆决心向当时法国大部分土地的主人、享有免税特权的贵族和教士们征收以土地估值的财产税，这项改革引发了统治阶层的分裂，最终招致了法国大革命。 下面，将为大家讲述这场改革的过程及后果。 法王的雄心与财政崩溃 1774年，路易十六登上了法国国王的宝座，这是一位温良恭俭但雄心不凡的君王。他深深地耻于法国在七年战争（1754-1763）中的失败和英国的胜利，并发誓挫败英国，以重塑法兰西的大国威望。 1775年4月，英国北美殖民地发生叛乱（即美国独立战争），英国陷于焦头烂额。1776年底，美国派遣富兰克林到法国，引诱路易十六对英国开战，资助美国独立战争，以趁机打击英国。这立即引起了路易十六的巨大兴趣。 不过，当时的法国财政状况非常糟糕，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杜尔哥对战争是否值得深表怀疑，鉴于战争可能导致的财政灾难，他告诉自己的君主，称 “财政已不堪重负，如果陛下试图以此重振法国，那么我们的财政状况将恶化到无可挽回的境地。” 然而，在外交大臣韦尔热讷和以财政专家自诩之瑞士人内克的鼓动下，路易十六下定决心参战，杜尔哥随即被免除职务，由瑞士人内克接替。四年之后，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非凡的胜利，英国人终于被打败了。 战争为法国带来了荣耀和强大的海军，让无数法国愤青们热血飞扬、激情澎湃，但是，国威的彰显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巨额财政亏空。法国的财政债务急剧飙升至1787年的25亿里弗（依照不同的计算方法，1788年已将近四十亿里弗），很多地方甚至面临无力偿债付息的困境。 韦尔热讷伯爵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但他缺乏在财政上的节制 路易十六时期，法国对英国在海上进行了海军竞赛，法国海军得到了大扩张，缔造了路易十四之后最强大的法国海军。最顶峰时期，法国海军拥有74艘大型战列舰，而英国只有69艘战列舰。除了数量优势，法国海军还拥有质量优势。法国海军新军舰的航行能力、航速都超过了英国同行，在火炮射击精度上也超过了英国人。在一系列海战中，法国都战胜了对手。另外，路易十六为了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战胜英国，一共烧掉了20亿利弗尔巨款，这笔钱相当于法国四年的财政收入。 财政分歧向公共舆论燃烧 在巨大的财政困难面前，财政专家内克除了继续举债之外，还试图约束政府开销来缓解财政困难。在内克的极力劝说下，法王路易十六开始推行行政开支的简减政策。 路易十六不仅降低了自己的薪水，也减少了宫廷贵族的津贴，同时建立了账本，核实缩减自己的开销，在路易十六的账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 “今天我中了奖，获得90路易”； “付洗刷餐具费、餐具运输费、1斤肥皂钱2路易10苏”； “付皮鞋款30路易”； “给马看病10个苏”； 为了真正缩减开支，路易十六对自己花钱的支出非常严苛，以至于经常盘点，竟能丝毫不差。为了约束侍从的开支无度，这位君主在宫廷内部甚至扬言“我要在王宫内部实行节俭，谁要是不同意，我就把他像酒杯一样摔碎”。 然而，国王的努力在政府开支无度的惯性面前收效甚微，财政收缩措施遭到宫廷内外的全面反对，内克的节俭政策也走到了绝路。1781年，在宫廷的猛烈抨击下，内克被解除职务。 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和政治遗产，更为了打击自己的政敌，内克在下台前后，向法国公众发布了《致国王财政报告书》，在吹嘘自己功劳的同时，也详述了他的借贷成就和政敌的挥霍无度。尽管内克的报告进行了官话修饰，但公众依然从中看到了王权政府的开支泛滥。 “王后购买圣克卢宫花费600万锂”；“每年国王赏赐的贵族有四五千家，花费的款项有3300万锂”等等。 在这份报告书及随后的《法国财政部美德》（1784年发表，要求约束政府开支）发表后，内克的威望急速攀升，政敌的名声却一败涂地，而舆论的浪潮急速燃烧，开始参与到财政决策中来。 卡隆改革与财产税改革 “卡隆，你怎可将自己罪恶的贪婪之手伸向国王陛下最忠诚的臣民（贵族和教士）？” “你们当然可以拒绝交税，但这个国家将随即走向瓦解。” ——法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决心将拥有大批土地的贵族和教士征收土地税，但遭到贵族和教士的激烈反对，图瓦兹大主教布里艾纳公开质疑财政大臣卡隆的土地税改革，遭到了卡隆的反驳。布里艾纳后来继任卡隆的财政大臣职务，在目睹巨额的财政亏空之后，他同样决心推动土地税改革 1783年，卡隆接替了内克的职务。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卡隆尝试了一切能够尝试的办法，他强迫金融机构借款于政府，他拼命增加官职的出售，设法高价变卖王室的土地，为了增加国内经济需求，他还甚至提出了最早的凯恩斯式策略：修路，挖运河，建港口，支持对外贸易。总之，他无所不用其极，但没有一项措施能够解决毁灭性的财政危机。 1786年8月20日，走投无路的卡隆向自己的君主提出了一项注定争议重重的改革方案： 针对法国当时价格高昂的土地，建立统一的土地税，要求所有土地持有者，不论是曾经免税的贵族、教士还是曾经纳税的平民，都必须按照土地收入缴纳统一的税款。 毫无疑问，这项改革将产生一笔巨大的收入，但注定阻力重重。 统治阶层的分裂与大革命 由于法国当时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最拥护现有秩序的贵族和教会手里，这项改革方案一经推出，就遭到了统治阶层的全面反对。 为了向迫使贵族和教士们屈服，卡隆采取了两个措施。 一方面，他要求国王召集贵族和教士们的代表，召开所谓的统治阶层内部“显贵会议”，以国王的权威迫使他们屈服； 另一方面，卡隆大幅散播言论，猛烈抨击贵族和教士等有产阶层拒绝纳税的无耻，要求民众支持国王的改革，试图以底层的舆论力量压服贵族和教士们的抵抗。 然而，显贵会议最终还是拒绝了财产税的改革，验证了“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困难”，卡隆也被迫请辞。在这种情况下，显贵会议上的反对派领袖、图瓦兹大主教布里艾纳成为了新的财政大臣。 不过，面对财政困难，布里艾纳也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他不得不重启开启卡隆的改革方案。在对国王的陈情书中，这位财政大臣这样写道：“如果不尽快推动财产税改革，国家的财政将会在三个月之内崩溃。” 为此，国王决心亲自出面，强行推动财产税改革，但显贵会议并没有支持国王。代表贵族利益的高等法院也频繁拒绝国王的改革政策，法国的财政亏空不断扩大。 到了1788年8月初，法国政府的短期债券借贷方称，已无力向法国政府贷款；8月16日，法国财政债券宣布违约。法国财政彻底无以为继了。 在这种情况下，路易十六不得不将布里艾纳解除职务，重新召回备受民众热爱的内克，同时宣布在1789年召开包括平民阶层在内的三级会议——由此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历史的教训 财政是政权之本，是安定之源。没有财政的安全，就没有国家的稳定。 现代政治史上，英王查理一世因财政崩溃的改革而灭亡；法王路易十六因财政崩溃的改革而灭亡节制；国民政府因财政崩溃的金圆券改革而灭亡；苏联因财政崩溃的改革而灭亡。财政，改革与大革命从来都是一气联轴，互为表里。 所以，无论任何时候，财政的支出一定要节制，消耗性战略一定要谨慎。对于统治者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作者：王陶陶中国经济学人）
社会透视
中国式“择偶经济学”的帕累托改进
【研究员】：
编者按：在《吐槽大会》里，张雨绮说：“谁的人生，没有几个大坑呢？跨过去啊，就是成长。”对此李诞说：“人生很长，困难都在后头，我就不多说了，我感觉你，早晚还得来一回。”那会儿张雨绮还没第二次离婚。所有的经济学方法论，最后都可能在爱情的面前败下阵来。毕竟，理智和逻辑是我们进化的推手，但感情和热爱，却是让我们蜕变成“人”的最根本基础。
【博览财经特稿】张雨绮在演艺圈内以彪悍著称，掌掴汪小菲，脚揣王全安，刀劈袁巴元，似乎没人打得过她，但大家疑惑的是，为什么她选男人的眼光，跟矫健的身手相比差这么多？ 2011年4月，张雨绮跟导演王全安领证结婚，婚后甜蜜无比。谁能料到王导演出门不喜欢开私家车，反而热衷打的，2014年9月因为嫖娼被抓，张雨绮可没有嫁给脸盲的那谁这么能忍，两人在第二年离婚。 2016年10月，张雨绮跟绍兴商人袁巴元闪电结婚，这次粉丝们多长了心眼，帮她扒出袁巴元的各种黑料：履历掺假难言诚信、欺骗前任实属渣男，拖欠工资官司不断等。结婚两年后，两人发生争执，张雨绮再次离婚。 电影《美人鱼》里，张雨绮霸气地说：“我有钱有身材，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法国！”其实，别说排到法国，就是追你的人绕地球三圈，如果没有正确的择偶姿势，也只是在按概率挑渣男而已，既浪费了感情，又耽误了青春。 对付前几任，手、脚、刀都用上了，要是下一任还是渣男，难道要上枪吗？ 其实无论是女明星，还是普通人，科学择偶都是一门必修课，除了遵从感情的指引走心，还得依靠科学的力量走脑。比如笔者的单身好友M总，最近就试图用统计学来找对象，列了下面这么一张表： 1.我附近女性有多少？（上海:1500万） 2.多少人年龄上适合？（20%:300万） 3.多少人可能是单身？（20%:60万） 4.多少人学历是本科？（20%:12万） 5.多少人颜值还可以？（10%:1.2万） 6.多少人单位还可以？（10%:1200） 7.多少人喜欢啤酒肚？（20%:240） 8.多少人不介意微秃？（10%:24） 9.多少人我妈会喜欢？（50%:12） 10. 多少人可能喜欢我？（10%:≈1） 于是，事业有成、车房不缺、发际线高企、啤酒肚低垂的魔都金融高管M总，悲哀地发现，整个上海适合他的结婚对象，可能只有一个。 M总的这种貌似科学的方式，当然不靠谱。其实最适合用来指导婚恋的，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经济学原理已经影响人们的择偶选择长达几千年。本篇文章就来跟大家探讨择偶经济学的原理和应用。文章分成四个部分： 1.结婚时机学：最佳停止理论 2.配偶互补学：帕累托的最优 3.潜力判断学：行业周期理论 4.婚前调查学：请问咱妈贵姓 下面进入正文部分。 1.结婚时机学：最佳停止理论 1611年，伟大的天文物理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妻子去世，两年后，科学家准备续弦，重新组建家庭。 天文物理学家择偶，过程自然是非常硬核。由于开普勒的上一段婚姻并不幸福，所以这次他拿出研究天文学的精神，列出多项参数，对交往的女士详细考察，力求找到完美的对象，其严谨程度不亚于在太空中寻找一颗小行星。 开普勒像面试一样挨个交往相亲对象，在见到第5名女性时，他眼前一亮，被对方的勤俭持家、善良忠诚所打动，本想就此收手，但毕竟男人都是大猪蹄子，“下一个是不是更棒？”的想法，驱使他继续去情场猎艳。 最后，开普勒一共交往了11名女士，但他并没有找到更好的，反而一直对第5名女士牵肠挂肚。在某天去演讲的途中，他突然下定决心，调头前往第5名女士的家里，厚着脸皮向这位被他拒绝过的女士求婚。幸运的是，对方答应了。 就这样，开普勒跟这名叫做苏珊·罗伊特林格的女子结婚了，两人生育了6名子女，生活幸福，携手到老。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开普勒这样幸运，他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个迷思：一个人在交往了多少对象之后，才应该放弃“下一个更好”的想法，确定自己的理想伴侣？换句话说就是：我该什么时候收手？ 这个问题，表面上是个感情问题，本质上却是个数学问题。它的系统性解决，要等到340年之后的1960s年代。 1960年2月，《科学美国人》刊登了一组数学难题，其中有一个跟开普勒相亲问题有相同本质的“经典秘书问题”： 假设有n名候选人来申请秘书岗位，你作为面试官，要挨个面试他们，并当场决定要不要。要，面试结束，不要，换下一个，不能回过头去录用被拒绝过的人。那么什么样的策略，才使最佳人选被选中的概率最大？ 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叫做“最优停止理论（optimal stopping theory）”。推导过程在此不赘述，简单来说就是：考察前37%的申请人时，不要接受任何人的申请；然后，只要任何一名申请人比前面所有人选都优秀，就要毫不犹豫地选择他。 这个结论如果用在爱情上，就是：要想找到最理想的对象，你应该果断拒绝掉前37％的追求者（不管他们有多好），然后在遇到比之前37%的人更好的人选时，果断娶/嫁他，不要管后面是不是还有更好的。 以开普勒为例，他一共给自己安排了11次相亲，最大概率找到理想妻子的方法是：放弃掉前11×37%≈4位女士，然后从第5个开始，只要下一位女士比前面4个更令他心生爱慕，就马上终止相亲，跟这位女士结婚。 事实上，开普勒遇到的第5位女士，就比前4位都要好，开普勒完全被她迷住，从概率上来讲，这位女士最可能是开普勒的理想妻子，事实证明也是对的。在他相完11次亲之后，开普勒并没发现比第5位更好的，只能厚着脸皮再找回来。 按照这套理论，“结婚时机学”方法论可以总结为—— ①估算出这辈子你能谈多少次恋爱，用N来表示。比如假设你从18岁就开始谈恋爱，可以谈到32岁（再拖就要被老妈吊打和以死相逼），2年谈一次，那么N就等于（32-18）/2 = 7次； ②算出临界点 M=N×37% 。比如7×37% = 2.59 ≈ 2次 ③执行策略：前M个恋爱对象统统放弃，后面只要遇到比前M个好的人，就定下来。在假设中，就是前2个恋人放弃，从第3个开始，只要比前2个好，就确定关系。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算一算，最大概率适合你的人，是还没出现，还是已经被你错杀了？ 当然，以统计学为基础的模型，一旦用于感情生活，就会过于冰冷和生硬。虽然数字和概率要远比山盟海誓和甜言蜜语真实，但还是请读者谨慎使用。其实“最优停止理论”还可以广泛用于面试、买房、购物等，婚姻只是一个小小的应用领域。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运筹学教授迈克尔·特里克，曾经用这套方法来指导择偶，他在结束“观察期”后，很快便发现某个交往的姑娘比之前所有约会对象都优秀，符合算法为这个步骤开出的所有条件。于是果断出手，向她求婚。 妹想到，女孩干脆利落地拒绝了他。 这个悲伤的故事，可以用一段流传甚广的段子来总结：总有一天，你会遇到这样一个女孩，她温柔体贴，漂亮大方，不嫌你穷，不嫌你丑，不要钱，不要房，不要车，也不要你。 时机可以单向演算，婚姻却是双向选择。在决定出手前，一定先让自己足够优秀，否则任何模型计算出来的时机，都可能变成一场缜密的一厢情愿。 2.配偶互补学：帕累托的最优 地产圈企业家有两段婚姻非常有名，一个是万科创始人王石的婚姻，一个是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的婚姻。 1977年，25岁的王石跟太太王江穗结婚。王石的父亲王辉曾经是三五八旅王震的下属，担任过柳州铁路局局长；王江穗的父亲王宁也是老革命，80年代曾官至广东省委副书记和省公安厅厅长，他当年在省委的领导，后来更是天下皆知。 王石从部队复员后进入郑州铁路局工作，靠“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认识并娶了王宁的三女儿王江穗，此后便一帆风顺，他于1980年进入广东经贸委，1983年辞职到深圳，倒车皮炒东北玉米，攒了第一桶金。 这段婚姻的关键词是：门当户对。 1994年，华尔街回来的投资银行家张欣跟潘石屹结婚。张欣妹妹特地从美国飞过来看这个出生于甘肃天水农村而且离过两次婚的姐夫，见完后用一首歌来表达失望之情：“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他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张欣和潘石屹的差距，可以用光年来计算。张欣第一次见潘石屹时，潘石屹穿着一件藕荷色的西装，一条大花的领带，头顶还有点儿秃，活像一个乡镇企业家。而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张欣，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华尔街精英。 这段婚姻的关键词是：优势互补。 这两段婚姻，最后结局却是不同的方向：王石和王江穗的婚姻被所有人看好，但结婚36年后，王石投入田朴珺的怀抱；而潘石屹和张欣的婚姻被所有人看衰，但两个默契配合，创造了惊人的财富，感情虽有过磕碰，但维持至今。 到底是“门当户对”好，还是“优势互补”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需要了解一个经济学概念。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儿（Gary Becker）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个人通过寻找配偶，来达到效用最大化。”按照贝克儿的观思路，婚姻应该是一个追求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的过程。 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经济学，工程学、社会学等学科里有广泛的应用。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而追求帕累托最优的过程，叫做帕累托改进。 两个人的婚姻结合，就是一个追求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我们可以采用一个成熟模型—— 假设男生婚前的生活质量用X表示，女生婚前的生活质量用Y表示，婚后一起生活，婚姻生活创造的东西，用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变量m来表示，他们共同拥有双方的资源，婚后的每人所得分别都是（X+Y+m）/2。 门当户对的情况下，X≈Y，那么，只要m0，两者都能达到帕累托改进。换句话说，只要夫妻能够在婚姻中创造一些正向产品，都会让彼此感到比婚前幸福。所以大部分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在刚开始的那些年都非常顺利。 门不当户不对的情况下，X和Y相差很大。假设X=3，Y=9，则各人所得为（3+9+m）/2。当m6时，婚后各人所得小于9，此时Y的状况变糟了，对婚姻是不满意的；当m=6时，婚后各人所得等于9。因此，要想婚姻幸福，m必须大于6。 因此，类似张欣和潘石屹这样差异悬殊的婚姻，需要在婚后的共同生活中创造出相当多的“正能量”，也即m一定要相当大，才能维持幸福感。所幸的是，张欣和潘石屹互补性非常强，对这一点，张欣婚前就想的很清楚： “他能教会我许多东西。我一直在国外生活，对国内很多东西都不懂，而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家，我希望未来能在中国发展，那么他就是我现成的又具有实际经验的老师。我觉得这个婚可以结，退一万步说，即使失败了，我也会从这个婚姻中受益。” 这哪里是婚姻的态度，这简直是创业找合伙人的态度。 不过尽管想的很清楚，但潘张二人的婚姻，在最初两年仍然是磕磕碰碰，甚至一度差点儿离婚，后面两人开始逐渐默契，创办的SOHO中国获奖无数，上市后更是让两人身家超过百亿。正是不断增长的m值，让二人的婚姻稳固无比。 当然，既有钱又有名的潘总，身边不乏往上扑的小姑娘，但婚姻之所以仍然牢固，得益于张欣的技巧：大幅提高出轨成本（方法详见《出轨经济学》）。不信的话，可以揣度下为何地产商潘老板，最近却转型摄影家潘老师了。 倒回到王石的婚姻中。尽管王石婚后的成功都跟王江穗密不可分（无论对家庭的付出，还是对事业的“助力”），但在“门当户对”的婚姻里，人人往往追求一致性，比如家庭、财富、习俗等，却疏忽了互补性。 中国多数男人在成功后都会狼心狗肺，认为自己的成就跟妻子的付出关系不大，将婚姻共同创造的价值局限到孩子等少数事物范围内，即认为m值很小。然后，在妻子为丈夫烧了几十年的饭之后，丈夫却转身给年轻姑娘做红烧肉吃。 总结来说，“优势互补”最初几年会磕磕绊绊，但越往后帕累托改进的空间越大，婚姻之路会愈发顺畅；“门当户对”的婚姻前几年会一帆风顺，但由于过于追求一致性，缺乏互补性，越往后帕累托改进的空间越小，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反而越大。 假如你的事业突飞猛进，那么尽量找一个优势互补的对象，刚开始的磕绊会被迅速增长的成就所冲销；如果你的生活在可预见的将来都很平淡，那么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对象，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3.潜力判断学：行业周期理论 2013年9月，前男友够组建两个加强连的徐若瑄，遇到了新加坡马可波罗海业集团主席李云峰。女的清纯性感，男的英俊多金，两个人迅速擦出爱情的火花，几个月后便步入婚姻的殿堂。 2016年4月，结婚不足三年的徐若瑄，突然被曝出丈夫公司陷入危机，单季度亏损820万美元，欠债超过12.7亿人民币，濒临破产保护，徐若瑄不得不在艰难地生完小孩之后，复出赚钱。 从2013年9月，到2016年4月，命运仿佛向徐若瑄开了一个峰回路转的玩笑。但徐若瑄不知道的是，冥冥之中的确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她的婚姻。这种神秘力量，叫做行业周期。 现在，就让我们从行业分析的角度，来剖析徐若瑄的这段大起大落，请各位想嫁入豪门的女同学……和男同学，仔细记好笔记。 徐若瑄的丈夫李云峰，从事的是航运生意。旗下的马可波罗海运（Marco Polo Marine）主要提供两块业务服务，一是做为船东与租船业务，主要为海上支援船与散货驳船，运煤起家。二是在印尼巴丹岛有船厂提供造船修理等业务。 简单说，徐若瑄的婚后物质幸福指数，就是海运行业景气指数，感情幸福指数嘛，不能说全然相关，但肯定受其影响，心知肚明的事儿这里就不论证了。 海运行业的景气程度，有一个成熟的指数可以反映：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altic Dry Index，简称BDI）。这个指数其实跟波罗的海关系不大，是由几条主要航线的即期运费加权计算而成，反映的是海运行业的景气程度，非常权威。 我们把徐若瑄和李云峰的恋情时间拉出来，结合BDI指数，可以得到下面这张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李云峰和徐若瑄相识的时候，正好处于航运业景气高点，而没过多久，航运景气度就随着欧债危机和中国经济低迷，一路走低，到了2016年4月，传出了李云峰公司破产的消息，此时正好是行业周期低点。 总结起来可以说，徐若瑄婚后生活幸福指数，是由一个波动上千年的海运周期决定。她要是知道这一点，恐怕会目瞪狗呆。 这种因为“行业周期影响婚后生活”的例子，其实比比皆是。著名影星车晓，在2010年1月24日跟山西首富，海鑫钢铁集团掌门人李兆会结婚，两人的奢华婚礼曾轰动全国。2012年4月，二人离婚。两年时间，其实是一个钢铁价格周期。 当然，还有一些豪门婚姻，被一些突发的因素所干扰，比如大s徐熙媛就绝对不会料到，自己的豪门婚姻会跟“八项规定”扯上关系。 2011年3月，徐熙媛俏江南少东家汪小菲结婚，一时风光无限。可是没料到的是，婚礼一年后，“八项规定”就横空出世，高端餐饮行业遭遇重创，汪小菲和母亲张兰，也因业绩完不成对赌，逐渐失去了公司控制权。 当然，尽管丈夫的财富受到了周期的影响，但无论是徐若瑄，还是徐熙媛，感情生活上都很幸福，大s的“剥虾论”更是让一众女粉丝羡慕。不过问题在于：假如她们的丈夫当初是在行业低谷与她们相识，她们还会嫁吗？ 以前北京有个搞私募的大哥，2015年牛市那会儿靠打板赚了几个亿吧，娶了个三线小明星，腿长肤白，妖娆性感，回头率超高。后来股市遭遇N次股灾，大哥公司身价缩水95%以上，今年女方提出离婚，据说已经到了庭审阶段了。 人们往往会把来自周期的力量，错误地归功于自己的能力，等到潮水退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其实啥都不是。 对于欲嫁豪门的女明星来说，夫家的行业周期很重要，豪门有兴衰，入手需谨慎。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周期这玩意儿，别太当回事儿。普通人相濡以沫，相互扶持，想太多没意义。 4.婚前调查学：请问咱妈贵姓 据说在上海相亲，每一个问题都是刀光剑影，步步惊心，比如这样一句：“小伙子，你家停车好停伐？停车费多少钱啊？回家高架堵不啦？” 这种充满套路和陷阱的问题，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婚前调查手段。很多不懂门道的同学，往往被淘汰了都不知道为啥。 笔者有个朋友，人称磁器口江疏影，长得漂亮不说，还是公司调研的一把好手。有一次，一个朋友帮她介绍了一个河北富二代，说是刚从英国留学回来，家里做轮胎生意，跟外企合资，年利润大几千万。就这么多信息。 磁器口江疏影花了两天时间，凭借这点儿信息，先去轮胎行业协会筛合格企业，再用纳税信息缩小范围，最后用天眼查拉股权关系，成功地把范围缩小到两家企业：两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都是女性，是50岁左右。 于是，她在跟这位富二代的第一次约会时，问了个一般女孩不会提的问题：阿姨贵姓啊？ 这位不走寻常路的美女，其实已经不是在相亲，而是满足她的探究欲。富二代回答了她妈贵姓的这个古怪问题之后，她马上对号入座，一口气把富二代妈妈的名字、公司、地址、股权、融资、诉讼统统都讲了出来，对面的人下巴差点儿掉下来。 讲完后喝了一大杯苏打水，然后招呼服务员买单，跟富二代说其实我对你不太感兴趣，然后潇洒地扬长而去。我后来问她，是因为你研究出他的家族企业有什么风险吗？她摇摇头，说这道没有，没兴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丑。 其实越是受教育程度高，越擅长用各种工具来做婚前调查，问小区物业费和停车费，只能说是初级手段。 以张雨绮为例，她最近的一段婚姻失败，其实跟没有做好婚前调查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袁巴元这个人的所有信息，其实都可以用商业安全工具“天眼查”来查询得到， 以下是“天眼查”上袁巴元老板详情页的截图，信息应有尽有。 根据媒体报道，张雨绮和袁巴元认识70天就闪婚，这么短的时间，很难深入了解一个人。借助天眼查，一是可以对袁巴元旗下18家公司做“股权穿透”，了解他的真实财富水平；二是可以用监控提醒功能，第一时间获取袁巴元所有公司的任何变更动态，毕竟嫁人之后老公的风险值也就约等于是你的风险值。 在过去一年里，金融圈贡献了主要的娱乐内容，娱乐圈则普及了金融知识。在金融和商业这方面，张雨绮还要多学多练，跟同行好好学习，比如赵薇和范冰冰。 其实不光是明星，普通人也可以用“天眼查”这个工具，在相亲时避免踩坑。 天眼查上有全国1.8亿+家社会实体信息（含企业、事业单位、基金会、学校、律所等），100多种数据维度，实时更新；而且所有数据均为公开数据，不涉及隐私，权威度、可信度高。 5.尾声 在《吐槽大会》里，张雨绮说：“谁的人生，没有几个大坑呢？跨过去啊，就是成长。”对此李诞说：“人生很长，困难都在后头，我就不多说了，我感觉你，早晚还得来一回。”那会儿张雨绮还没第二次离婚。 人生的坑的确很多，但相当一部分，是可以用科学的防范来规避的。本文给大家总结的四条择偶经济学细则，就是可以帮你避免掉坑的方法： 1.“结婚时机学”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出手 2.“择偶互补学”告诉应该选什么样的人 3.“职业周期学”教你如何判断对方工作 4.“婚前调查学”给你介绍了调查方法论 当然，所有的经济学方法论，最后都可能在爱情的面前败下阵来。毕竟，理智和逻辑是我们进化的推手，但感情和热爱，却是让我们蜕变成“人”的最根本基础。（作者：饭统戴老板 来源：经济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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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9 08:5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