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点评
【本期主编】：天天
《吴敬琏：中国经济两种可能前途摆在前面》：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的经济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何去何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并取得了推动经济高速成长的巨大成就。但是21世纪初以来，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选择，改革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选择。未来十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 《向松祚：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具有最丰富的含义》：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里，有一段掷地有声的精彩论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对于共产党如何执政，邓小平有极其深刻和长远的思考。他甚至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方向是实现领导干部的全民普选。关于党政分开，他说：“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关于官员是应该对上级负责还是对人民负责，他说：“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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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经济两种可能前途摆在前面
【研究员】：
编者按：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的经济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何去何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并取得了推动经济高速成长的巨大成就。但是21世纪初以来，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选择，改革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选择。未来十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
【博览财经特稿】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的经济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何去何从？ 未来中国的方向，是当前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全国人民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并取得了推动经济高速成长的巨大成就。但是21世纪初以来，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选择，改革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选择。 未来十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 一、改革尚在半途 根据1992年中共十四大做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和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总体规划，在20世纪末期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了。但这个体制与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两者之间差距的主要表现是，政府继续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限制和压制了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首先，政府仍然支配着主要的经济资源。矿山、海洋、城市土地和大部分资本都掌握在政府手里。 其次，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一切“制高点”(列宁语，中文译为“命脉”)。国有企业在一系列重要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很大，而且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保持着政府赋予的行政垄断权力。 再次，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对市场准入广泛设立行政许可、对价格进行管制等手段，直接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中国形成这样的体制，是其来有自的。在开始研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这个目标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一种属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欧美模式”)。大致说来，官员钟爱“东亚模式”，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向往“欧美模式”。 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得十分突出，因为即使认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欧美模式的市场经济的人们也承认，在竞争性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经济的职能。而在命令经济已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又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 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来说，最合意的做法更是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乃是由全能政府包办一切经济社会事务的“国家辛迪加”(列宁)或者“党国大公司”(东欧经济学家)。因此，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和干预，较之东亚实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要强得多。 所以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既包含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含旧的统制经济因素的过渡性经济体制。 正是针对这种市场体制很不完善、市场还不能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情况，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要求在若干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以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个中央决定执行得并不好。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了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对进一步改革产生了来自党政机关内部的阻力和障碍。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历来都是由危机促成的。可是，由于20世纪的改革十分成功，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官员们觉得日子很好过，于是失去了推进改革的压力和动力。既存在阻力，又缺乏动力，就使得改革的步伐放慢了下来，甚至在某些部门出现了倒退的趋势。 所以说，中国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20世纪末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另一方面，一些领域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于是这种半市场经济、半统制经济的双重体制从建立之日起，就出现了“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的“两头冒尖”状况。 这种过渡性体制建立后，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于是，中国社会再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最近几年，过去高速增长时期所积累起来的，但是被短期的业绩掩盖的各种矛盾也都暴露出来，近几年变得愈来愈尖锐了，这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粗放的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前面讲了粗放经济增长的弊端。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过外汇改革全面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即出超)需求弥补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用以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农村还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需要就业，其他资源的短缺程度还不是那样严重，粗放增长模式就还能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 21世纪之初，城市化的加速，各级政府获得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支配权，就出现了粗放式增长方式的进一步回归，用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项目投入资源的办法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用几万亿元的投资和海量的贷款打了一剂强心针，这种靠透支资源、寅吃卯粮支撑短期增长的办法也风光不再、难以为继了。所以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就把发展方式转型的议题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 用中央领导人在省部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班上的重要报告中的话来说，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为什么“刻不容缓”？据我理解，是因为再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无法维持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了。 第二，出口导向政策的积极效应逐渐减弱。在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下，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这只能发挥短期的效应。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成功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本币汇率低估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弥补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拉动沿海地区加工工业的发展。它们靠大量投入土地等资源，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技术，和大量雇用低工资农民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现在，这些积极效应也已经逐渐减退。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十来年出口拉动的繁荣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大众消费不足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 所有这些都警示人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与此同时，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庞大寻租活动的基础，导致腐败行为的蔓延和贫富差别的扩大，引发了诸多矛盾的激化。官民矛盾的加剧和政府管治能力下降，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情况，使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一个临界点。 三、强势政府不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拥有自己特有的发展模式，即所谓“中国模式”，其最大特点和优点是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因而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强大的动员资源能力，依靠强政府、大国企，用海量投资来支持高速增长，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从西方各国政府的短期救市政策中得到鼓舞，其“优越性”似乎也得到了某些短期业绩的支持。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样板工程”，例如被“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所盛赞的“高铁奇迹”，还有某些地方依靠政府的强力动员和大量注入资源实现的超高速发展等等。 我们应当明确，强势政府不是中国成功的根源。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政府也许比现在更加强势，可是结果有目共睹。而改革开放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现在，强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营造高速增长等亮丽政绩付出的高额成本和产生的消极后果正在显现。 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导致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 在20世纪末期，中国经济学家曾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中国上演腐败猖獗的所谓“亚洲的戏剧”或“拉美病症”。1990年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使权力腐败愈演愈烈。 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何去何从，正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 四、要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十二五” (2011~2016年)规划重新提出“顶层设计”的问题，其实质是明确未来改革的正确方向，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间的选择问题。 “十二五”规划要求“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所说的“改革”，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因此，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应当不是某个单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而是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种误解，那就是认为中国的改革直到现在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做法，因为那时我们与世界学术界已经隔绝了很多年，原来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是苏联式的体制，当事实证明这一体制是行不通的时候，对于到底怎样才行得通，心中是完全没数的。所以当时陈云和邓小平都提出“我们现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种情况到80年代中期已经发生了改变。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决策层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大众，都认识到改革总是“摸下去”是不行的。所以，就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不过当时不叫“顶层设计”，而叫作“目标模式”。 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JanosKornai)有一个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重要发言，提出现代经济的体制模式分为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两大类，两大类又分为直接行政控制、间接行政控制、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四个子类，科尔奈倾向于选择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作为改革的目标。 对此大家都很认同。后来，由于1988年经济波动和1989年的政治波动，对于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分歧。1989年以后，坚持计划经济成为主流。 1990年12月和1991年2月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从1991年年中到1992年年中，中国的党政领导人到经济学家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认真探索，最后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中国改革的目标，这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系。这可以说就是当时确定的中国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 在这个“顶层设计”确定以后，就开始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即各个领域改革方案和它们之间配合关系的研究。然后，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形成了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和各个方面的具体方案。这一决定非常具体，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好评。 1994年开始就按照这个总体规划进行改革。此后，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布局调整”，以便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改善的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 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初步框架还存在很大缺陷。这一方面表现为它还保留着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重要因素，其中集中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国有经济对市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法治没有建立起来。 正是因为如此，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在许多重要方面进一步推进改革。可是由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推进改革会越来越多地触动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改革的阻力非常大，也由于改革的进步，使中国经济开始崛起，各级政府官员普遍自我感觉良好，不觉得需要推进进一步的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既无压力也无动力，于是改革步伐开始放缓。改革停顿不前，市场秩序混乱，权力干预加强使得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到扩大，于是腐败愈演愈烈，即便用严刑峻法也难以禁止，同时贫富差也愈拉愈大。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末期民众群情激奋地批判的以“官倒”为代表的腐败，与21世纪出现的腐败是无法比拟的。 腐败猖獗和贫富分化加剧，为一些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的人运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误导大众提供了机会。本来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就不断受到来自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人们的质疑和反对。21世纪以来这种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强，而且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获得部分弱势群体的支持。 这些支持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人们提出的“药方”或者叫作另一种“顶层设计”，就是动用国家机器来制止腐败和贫富分化；同时运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靠海量投资来营造眩人耳目的政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政府的控制越是加强，寻租的制度基础就越大，腐败也就更加严重；而腐败越是严重，在某种错误的舆论导向下，也越有理由要求加强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控制力。 五、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了，甚至市场化有些“过头”，只是政治改革还有待努力，有的人甚至认为，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所有的改革都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 我觉得，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是高估了经济改革的成就。实际上，连已经写在文件上的经济改革要求，也有许多并没有实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92年以后重启的改革，存在的一个缺陷是，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正如小平在1986年讲过多次的，“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改革也搞不通”。 目前经济改革的落后的方面，像国有经济的改革，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改革，都无不与政治改革、政府改革滞后有关。更不用说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在法治环境中才能更有效运转。因此，进行政治改革乃是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件。 有些人认为，中国改革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两者是同时发动的，只不过前者的推进相对比较容易，而后者却因涉及官员们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步履维艰罢了。 经济改革是从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80)75号”文件，允许农民搞土地承包制才真正启动的。而在这之前几天，即1980年的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并且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 1986年，在准备进行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的同时，邓小平20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他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决定进行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推行下去。邓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在邓小平的追悼会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问题。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实现这种转型的任务尤为繁重和艰巨。虽然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了进展，然而市场经济作为一套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机制，需要其他方面制度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的竞争秩序就得不到保证。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经济活动，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 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与自由市场制度相适应，能够为市场的有效运转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社会失范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六、政府自身的改革是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 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并将各级党政机关和官员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既然改革的焦点在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由于这一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它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很大的阻力和障碍。这样，改革要取得突破，就不但需要领导人具有远大的目光和很高的政治智慧，还需要大众的积极参与和监督。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所谓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 政府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谓有限政府，是和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从经济方面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范围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资源限于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关的资源，而不能任意扩张。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应当由市场去担当。所谓有效政府，则是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从当前看，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公约》对人的基本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人民群众的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身权利以及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受任何侵犯。 公民对政府公务活动的知情权，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因此，现代国家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公民才能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政府和政府官员才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所以，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异常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各级政府必须支持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职责。 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在目前的中国，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资金等资源方面拥有过大的权力，对政府活动边界又往往不够明确，这样就使官员掌握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机会。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在削减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权力的同时，切实保证所有政府官员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严格遵纪守法，防止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近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法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法律法规得到切实的执行。 在依法行政问题上，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第三，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还要发展民间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民间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因此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不论属于什么行业或领域，都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 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的硬结”，或者叫作“没有社会的国家”。如果政府领导作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官员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许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在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中，必须提高民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放手让社群组织自行处理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繁荣。 七、法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在我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包含三方面的内容，这就是：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施宪政。它们三者是紧密联系，甚至是相互界定的。但在推进方式上，又可以是循序渐进、不同时期有所侧重的。从世界各国实施宪政民主的经验看，从法治入手是最容易取得成效的。与此同时，实行法治是现代市场制度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市场化改革对建立法治的要求十分迫切。 中国市场已经从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发展为以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生人市场”，双边和多边声誉与惩罚机制难以发挥作用，需要建立一个以正式法庭为主的第三方执法体系来保证合同的实施。 可是，由于这一体系极不完善，“司法地方化”成为合同执行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世界银行(行情专区)编制的各国法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一直偏低，况且还从1998年的52.4分降到2004年的40.6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 为了建立法治，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要在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官员中树立法治观念。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与中国“君权高于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类传统的专制皇权思想相对立，也与“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一类自称的“革命意识形态”有根本原则的区别。 它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一切组织和个人，包括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导成员，都必须和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方面，完全有必要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建立起现代核心价值观"。 第二，建立符合公认的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首先，法律和行政机构的政令都必须符合宪法。宪法的主要内容和功能则是进行权力的配置：它一方面要确立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这些权利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侵犯公民权利。其次，在法治的条件下，法律必须具有透明性。 透明性有以下的基本要求：一是立法过程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按照现代法治观念，不为公众所周知的法律，是不生效的法律。现在有些政府官员无视人民的知情权，把反映公共事务处理过程并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当作党政机关的“内部文件”，并加以“保密”，或者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官员很容易上下其手，枉法害民。再次，法律应当适用于全社会的一切行为主体，保持稳定和不追溯既往，这样才能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稳定的预期，从而安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否则行为主体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靠找关系、送贿赂等办法央求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的官员帮忙开特例，才能办成自己的事情。 第三，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是建立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而司法人员的腐败和行政干预是实现这一基本要求的主要障碍。为了消除这种障碍，除了完善制度，主要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干部对党组织严格遵纪守法和司法工作的合宪性和合规性起监督保证作用。但是，这种监督保证作用只针对人员任命和审判程序的公正性，而不是直接任命官员、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和决定审判结果。 八、防止极端思潮撕裂社会 当前，有两种极端趋势值得特别警惕。 一种是扩大寻租基础的趋势。在21世纪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寻租空间即各级政府垄断土地资源，用以生财。据农口专家估计，通过出售从农民征用来的土地，各级政府能够拿到的土地差价总额高达20万~35万亿元，这么大规模的财富被各级政府官员控制，可见寻租空间有多大。所以跟土地有关的腐败官员可以说是前仆后继。 另一个是贫富差别拉大的趋势。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大致在0.5左右，贫富悬殊的程度已经居于世界前列。 这两个问题愈演愈烈还不是最可怕的。如果能够认真、理性地讨论，当前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应该是能够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的，不会没有出路。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除了那些靠权力寻租的特殊既得利益者顽强地固守他们的阵地，甚至还要扩大他们的特权外，有些人采取另一种极端的立场，认为问题的症结并不是政府支配资源和干预微观经济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市场放得太开，政府管得不够，还不够强大有力，因而要求用强化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矛盾。 他们极力要使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从分配不公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重要的经济领域中实行“再国有化”和“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其实，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经济活动，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基础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如果听任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这种情势蒙蔽和误导大众，把反对的目标从进行权力寻租的特殊既得利益者转移到市场化改革的一般受益者--企业家、专业人员等的身上，也可以把大众引向歧途。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决之策。 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可以通过自由和切实的讨论来求同存异和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的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正本清源，重聚改革共识，防止各种极端思潮撕裂社会，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向松祚：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具有最丰富的含义
【研究员】：
编者按：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里，有一段掷地有声的精彩论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对于共产党如何执政，邓小平有极其深刻和长远的思考。他甚至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方向是实现领导干部的全民普选。关于党政分开，他说：“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关于官员是应该对上级负责还是对人民负责，他说：“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博览财经特稿】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向松祚撰文指出，实事求是只是最简单的四个字，然而小平同志思想里的实事求是却具有最丰富的含义。粗浅的理解，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至少包括如下重要含义： 其一、尊重常识，尊重事实，尊重老百姓的愿望。 其二、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勇于放弃成见或偏见。 其三、反对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官僚主义。 其四、强调做比说重要，强调实际效果。 其五、反对个人崇拜，不宣传自己。
1 母亲说：他的领导下我们能吃饱饭，他是个好人。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想写点文字纪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每次坐到书桌前，却又不知道写点儿什么好。 我是1965年生人，15岁之前，基本没有吃过饱饭。我想大多数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有一次看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的一个访问，记者问他对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莫言回答就一个字：饿！我听后感同身受。我时常想，假若不是邓小平同意让安徽小岗村农民“歃血为盟”、承担巨大风险尝试的包产到户扩展到全国，我们还要忍受多少年吃糠咽菜的日子？这还真不好说啊。 我出生在湖北秭归九畹溪罗圈荒一个“鸟不生蛋”的极端偏远山村，村里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小时候家里唯一的一套书是被烟火熏得黑乎乎的四卷《毛泽东选集》，从来没人翻过。父母从没上过学，几个姐姐和哥哥也是如此。我时常想，假若不是小平同志果断决定恢复高考，我上大学的机会绝对是零，最大的可能是继续生活在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沟里，脸朝黄土背朝天，终老一生。 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溘然长逝。当时母亲随我住在深圳。母亲不识字，平时从不看电视。但是我记得小平同志去世后两天里，母亲一直坐在电视前，很认真地看小平同志的纪实片，很少吃饭，有时还悄悄落泪。后来我偶然问母亲：邓小平去世您也很难过啊？母亲说：他的领导下我们能吃饱饭，他是个好人。 是啊！小平同志是个好人，这是我不识字的母亲对人的最高评价了。我想有很多很多像我母亲这样朴实的农民也会这样说。 前不久读到秦朔先生写的关于广东长隆动物园和珠海横琴海洋世界主题公园的创办人苏志刚先生创业的传奇故事，有一段话是这样的：“他很感恩，从公司办公室到家里都挂着邓小平的像，感恩共产党和改革开放。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时，苏志刚带着一家人跪地，向邓小平祭拜。”是啊，我想很多很多第一代企业家都会像苏志刚先生那样，从内心深处对小平同志满怀感恩之情。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原主任傅高义历经十年时间撰著的《邓小平时代》，很多朋友都读过。他在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2000年夏天，我在韩国济州岛遇见我的友人、20世纪美国最了不起的东亚事物记者奥博多福尔。我对他说，自己要退出教学工作，想写一本书，帮助美国人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奥博多福尔毫不迟疑地说，你应该写邓小平。思考几周后，我断定他说得对。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 是的，对于过去数十年的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历史而言，有哪个人比邓小平更值得学者去研究呢？ 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很多人都深切怀念小平同志。今年已经有很多文章回忆和纪念小平同志。每当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命运遇到重大挑战或处于重要时间节点的时候，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小平同志，或许，这是衡量一位伟大领导者持久影响力的最佳指标吧。
2 《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说，在那个时代，中国有邓小平这样一位领导人，是中国人的幸运。 伟大的中国改革开放，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我认为是英雄造时势，这个英雄就是邓小平。 有一种观点认为没有邓小平，也会有其他领导者开启改革开放。另一种观点认为，在1970年代后期那样的历史时刻，唯有邓小平才能领导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我同意后一个观点。 历史无法假设，亦无法推倒重来。遥想1970年代，长期的集中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和制度机制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束缚着中国人的思想。长期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早已成为任何人都不敢逾越的“生死雷区”。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让中国经济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政治昏天黑地，经济全面萧条，真可谓饿殍遍野，率兽食人。学校教育基本停摆，科研事业全面停顿，知识分子被关进牛棚，说是斯文扫地，算是很客气了。 对外则完全闭关锁国，先是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倒向苏联，很快和苏联也闹翻，双方陈兵百万，剑拔弩张。同时大搞所谓“输出红色革命”，与多数亚洲邻国关系也非常紧张。天天自吹自擂“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资本主义一天天坏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实际上对西方发达国家科技突飞猛进和经济持续增长一无所知。肚子饿得难受，还要高喊解放全人类，把红旗插遍地球。197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怪象，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荒诞的一页。 处于那样的历史背景，要扭转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所谓“拨乱反正”，谈何容易！一般政治家可能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也不敢下手。 能够扭转一个濒临崩溃的“乱摊子”大国的发展方向，需要我们能够想象到的伟大政治家可能具备的全部能力：超凡的政治智慧，非凡的政治勇气，深远的政治谋略，高超的政治艺术，卓越的组织能力，崇高的个人威望，迷人的个人魅力，先知般的远见卓识，广阔的国际视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悲天悯人的菩萨情怀和勇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和魄力。 1970年代，只有邓小平具备所有这些素质和能力。他三落三起，百折不曲；他身经百战，指挥若定；他饱经沧桑，洞察世情；他内政外交，举重若轻；他沉默寡言，内心笃定。《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用来形容邓小平，最是恰当。 《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说，在那个时代，中国有邓小平这样一位领导人，是中国人的幸运。善哉斯言！
3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我以为，邓小平能够领导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能够成功扭转中国的发展方向，最关键的还不是他超凡的政治家素质和能力，而是他真正懂得那时的中国人民最需要什么。换句话说，他深深知道“民心”所在。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国人对人类政治哲学的最高概括。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最大的民心永远是生活的富足、安宁、和谐。 1970年代，中国人最大的民心就是温饱。吃饱穿暖，最普通最平凡最迫切的要求，可是多少年来，这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最大的奢望！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以这个最大的民心为出发点。正式的语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我们穷了几千年了，不能再穷了”； 邓小平说：“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这是常识，这是真理，也就是民心！
4 小平同志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实事求是”。 小平同志能够成功开启和领导伟大的改革开放，扭转中国前进的历史进程，如果说有一个法宝和秘诀，这个最重要的法宝和秘诀是什么？ 那就是：实事求是！ 小平同志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实事求是”。1992年著名的南巡讲话里，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只是最简单的四个字，然而小平同志思想里的实事求是却具有最丰富的含义。依我粗浅的理解，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至少包括如下重要含义—— 其一、尊重常识，尊重事实，尊重老百姓的愿望。 其二、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勇于放弃成见或偏见。 其三、反对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官僚主义。 其四、强调做比说重要，强调实际效果。 其五、反对个人崇拜，不宣传自己。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著名的“傻子瓜子”的故事，最能说明小平同志尊重常识，尊重老百姓最基本的愿望。一个炒瓜子的个体户雇佣了超过七名员工，当地官员把他当做“剥削阶级资本主义分子”，准备抓起来。事情报告给小平同志，他果断地说：先不要动！当时一些人给中央领导写信，说马克思说过，雇用不超过七个人不算资产阶级，超过七个人就算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据说小平同志只说了一句话：这不合情理嘛！后来在一次讲话里，小平同志还专门谈到“傻子瓜子”事件，强调领导干部要尊重老百姓最基本的愿望。 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曾经说：邓小平是我见过的做的比说的多得多的极少数领导人。小平同志沉默寡言，却言出必行，一言九鼎。很多和邓小平有过直接交道的全球政要都知道，邓小平话不多，总是单刀直入、直击要害。 对于任何领导人来说，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放弃成见，恐怕都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小平同志堪称典范。 在同意大利著名女记者的谈话里，小平同志坦承：“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有多少领导人能够坦承自己犯错误？主动认错？向所有人民认错？ 新加坡国父和前总理李光耀曾经如此回忆邓小平：“我从未遇见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能够勇敢地放弃一切成见，尊重现实，尊重事实。这就是邓小平的非凡和卓绝！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反对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官僚主义。1992年南巡讲话里专门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少说多做！这不就是针对今天说的话吗？ 小平同志没有系统的大部头著作，他自己坦承读书不多：“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是啊，实事求是，尊重常识，尊重人性。今天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奇葩政策，就是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小平同志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学习他的讲话，他也没有什么著作，他强调的是行动而不是空谈。南巡讲话里那些著名的语句，人们至今耳熟能详：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些话，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今天那些极左的东西不是又开始沉渣泛起了吗？
5 小平的回答就是简单一句话：这些年来，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发展得不错！ 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尤其体现在谋划和处理对外关系上。邓小平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也是伟大的外交家。正是他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和果断决策，给中国赢得了数十年和平发展的历史性战略机遇。 一位研究党史的资深学者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启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之后，需要重新谋划中国的对外关系。当时外交战线负责人认为，既然要改革开放，营造和平环境，首先要想办法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当时双方在边境上陈兵百万，剑拔弩张。但是邓小平决定首要的外交任务是和美国建交。当时外交战线的负责人起初不太理解，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们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最需要的是资金、人才和先进技术，苏联能给我们什么呢？ 中美建交的全部谈判过程，小平同志都是亲自参与，亲自决策。双方谈判几次遭遇“谈崩”的时刻，都是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果断拍板，推动中美两国迅速建交。 为什么邓小平如此重视和美国建交？有这样一个故事足以说明：中美建交之后，小平同志访问美国。随行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问小平同志：您为什么如何重视和美国建交？小平的回答就是简单一句话：这些年来，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发展得不错！
6 小平同志有很多名言。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现代中国，小平同志应该是真正懂得教育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而且真正能够身体力行、高度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伟大领导者。 1975年小平同志临危受命，主持国民经济的全面整顿恢复，他选择的突破口正是教育和科技领域。1977年小平同志正式恢复工作之后，他主动请缨，要求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须知，在那个时代，教育科技领域是所谓的风口浪尖、是非之地，很容易惹上意识形态犯错甚至犯罪的祸。 小平同志深知，中国一切都落后，但最落后的则是教育和科技。 小平同志深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富强，最根本的推动力是教育和科技。 1977年，他力排众议，当机立断恢复高考，开启了中国教育真正的崭新时代。1978年，他倡议和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中国终于迎来科学的春天。 他多次会见海内外著名科学家，恳请他们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献计献策。 他不仅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而且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他全力支持李政道教授到北京建立正负电子对撞机，并亲自出席奠基仪式。他多次说：“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今天，当我们面临中国经济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挑战，当我们面对美国贸易战的严峻形势，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精辟论断的极端重要性。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内生增长理论的开拓者保罗罗默。罗默用严格的数学模型证明了邓小平的著名论断，可算是对邓小平思想严格的科学注释。 远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和产业转型要想取得成功，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深入改革和完善教育和科研体系，建立能够鼓励和弘扬“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真正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教育科研体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激发和创造出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 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让我们反复重温和深刻体会邓小平的伟大论断吧。
7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峥嵘岁月，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两次领导和开启中国的改革开放。 1978年是第一次。经过举世瞩目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小平同志成功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吹响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号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小平同志入情入理、情真意切的讲话，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改变了整个世界。 1989年事件几乎完全中断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体制裁中国，和平稳定的外部国际环境突然逆转；国内大搞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左转的步伐突然加快，改革开放几乎完全停顿。中国人民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所有人都在彷徨、观望、焦虑、忧心甚至恐慌。国民经济再一次陷入缓慢增长乃至停滞不前。 中国向何处去？改革开放还要不要继续？ 就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一次挺身而出，从北京出发一路南巡。所到之处，他时而大声疾呼，时而严词批评，时而语重心长，时而喃喃自语。所有的讲话都传递出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信息：谁不改革谁下台！ 东方风来满眼春！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方“画了一个圈”，以深圳经济特区为突破口，杀出一条血路来，为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政策探索道路，积累经验。 当改革开放面临逆转甚至夭折的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再一次来到深圳，发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历史最强音。南巡讲话的伟大意义和重要性一点儿不亚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南巡讲话的许多经典段落，早已成为人们讨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趋势的基本思想和判断准则：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精华！是判断一切是非的试金石。 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的这段话应该是最精辟和最正确的回答。你还能想到第二个更好的社会主义的定义吗？只是，我们今天离邓小平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还差得很远。 正是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正是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加快加入WTO的谈判进程，并最终在2001年正式加入WTO，中国经济从此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1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正是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大幅度放宽对民营或私营经济的限制，大力鼓励民营或私营经济的发展。如今，民营经济或私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真正的主体。民营经济或私营经济贡献了GDP的60%，财政收入的70%，出口的80%，就业的90%。 正是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决定加快上海浦东开发。如今，上海浦东已经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繁华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之一。上海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毫无疑问，邓小平伟大的南巡讲话领导和开启了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
8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是全面的、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开放是全面的开放；改革更是全方位的改革。不仅经济体制要全面改革，政治体制更要全面改革。 1986年后，邓小平多次讲：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改革也搞不通。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真正成功。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可能毁于一旦。 有人统计过，1980年代，邓小平专门同中央领导人论述和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超过20次。30多年过去了，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精辟论断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依然是我们分析、判断、规划、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原则。 邓小平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历史进程磨炼出来的全能型政治家，曾经负责领导政治、军事、外交、教育、科技、改革等等几乎所有国家大政方针。有谁能比邓小平更深刻更透彻理解中国政治体制的内在弊端呢？ 1982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他全面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经典文献。在这篇讲话里，邓小平以异常尖锐犀利的语句，深刻剖析了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表现和危害。邓小平说： “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经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小平同志的严厉讲话过去快四十年了，今天中国官场又怎样呢？老人家天上有知，是不是会再次拍案而起？ 小平同志谋划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解放思想。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里，有一段掷地有声的精彩论述：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小平同志之所以始终带头反对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就是一种极端的“迷信盛行”。 小平同志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任期制；二是推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 对于共产党如何执政，邓小平有极其深刻和长远的思考。他甚至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方向是实现领导干部的全民普选。 关于党政分开，他说：“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 关于官员是应该对上级负责还是对人民负责，他说：“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吾走笔至此，不仅仰天长叹！今日衮衮诸公，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说：自己是对人民负责，不都是对上级负责？小平同志天上有知，他对今日政治生态该作如何感想？
9 古人云：四十不惑。 然而，改革开放进入四十周年，很多人却开始迷惑不解，甚至陷入焦虑和恐慌。 为什么会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小平同志曾经严词谴责的那些近乎胡说八道的“争论”又开始时髦起来。所谓“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又开始沉渣泛起，卷土重来。2018年中国最热门的话题竟然是所谓的“国进民退”。 大名鼎鼎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举行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会议，讨论得最热烈的主题是“国进民退”，是对民营企业或私营企业的歧视。 连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都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国进民退”问题。2018年9月16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佐利克说：“在外界看来，中国好像转向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我们担心中国私营企业没办法公平竞争。” 年初，人民大学那位周教授发表“消灭私有制论”、某报纸胡大主编发表莫名其妙的“暂时不消灭、终究要消灭论”、两位名字也唤做小平之人发表惊世骇俗的“退场论”和“职工管理论”。怪论百出，令人惊诧。 很多人有恍若隔世之感！仿佛又回到那个不可理喻的时代。 莫名其妙的怪论让所有民营或私营企业家心理忐忑不安，引发恐慌情绪，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企业家的信心或情绪，影响力民营企业家的投资和经营活动。 邓小平开启伟大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不争论”和“不折腾”。怎么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竟然又开始争论那些早就有定论的问题？难道真是有人又要开始“折腾”吗？思之极恐！ 幸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及时出手，亲自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亲切地称呼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再一次给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 但愿小平同志始终倡导的不争论、不折腾、实事求是、少说多做的务实精神能够重新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内在精神。 但愿小平同志振臂疾呼、身体力行的“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改革勇气和魄力能够激励我们勇敢地跨过改革的深水区，激励我们下决心啃下改革的硬骨头。 但愿小平同志语重心长的教导“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能够真正遏制那些极左的怪论阻碍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步伐。 但愿小平同志始终强调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谆谆教诲，能够激励我们真正痛下决心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建立真正的法治制度，让中国真正从人治的封建窠臼里走出来，迈向自由、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中国农业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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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习惯于政府保护的中国企业家期盼好制度又畏惧恶劣竞争
【研究员】：
编者按：民企的生存问题，地位问题，仍然是当前中国经济、政治生活当中的“热门话题”，近期以来有关方面采取诸多措施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而经济学家张维迎提出了中国企业家面临的7个困惑：首先企业家要追求超高速发展，却常常导致崩溃；在规模上要追求大而不倒，却常常导致分崩离析。他认为，中国企业家在处理与政府、职业经理人、投资人、博弈规则以及国际规则方面，存在更加致命的问题。 更关键的是，中国的改革需要外力的推动，中国企业家需要外国投资者来解放。经济的全球化将迫使政府部门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为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与此同时，也将使中国的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习惯于在政府的保护和摧残下生存的中国企业家在期盼着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的同时又在畏惧着恶劣的竞争环境。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的企业家命运多舛，常有意外发生，在这么多年的成长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今天分享一篇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授权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提出了中国企业家面临的7个困惑。 张维迎提到，首先企业家要追求超高速发展，却常常导致崩溃；在规模上要追求大而不倒，却常常导致分崩离析。他认为，中国企业家在处理与政府、职业经理人、投资人、博弈规则以及国际规则方面，存在更加致命的问题。 文章认为，企业家受到政府审批、壁垒、资金、政绩、产权等多方面的影响，很多企业家与政府走得太近，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消耗在维护政府关系上。张维迎说这是资源配置巨大的扭曲，企业家应该将目标放在产品、信誉、管理制度和效率上。 由于产权保护制度缺陷，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存在背叛与激励的矛盾，结果导致很多企业回到家族式管理。张维迎认为这是不行的，企业家应该懂得通过股权等维护员工忠诚。 他还认为，企业家的投资也受到政府的干预，在股市上存在政府输血，也存在欺诈股民的事情，结果大家不注重企业的真实价值。 游戏规则经常变化，企业家无所适从，追求短期利益，甚至绕过规则或利用规则“带病”经营，张维迎认为，这就让企业家容易遭到内部控告的威胁，管理失控。他建议应该改变规则，这比利用现有的不合理规则更有长远意义。 最后，张维迎说，在网络化和全球化时代，企业家不应该害怕开放竞争，而应该脱离对政府的依赖，修炼内功，不要指望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而政府也应该将企业、消费者和投资者看作自己的客户，把工作重心放到提供安全的产权、投资和自由创业环境上。 中国企业家有些什么困惑呢？我认为，简单来讲，有这么几方面的困惑是让我们头痛的。 第一个困惑是速度的困惑。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企业如果不能高速发展，如果每年不能增长百分之几十，就不能算作成功；但高速发展也常常导致企业的崩溃。 第二个困惑是规模的困惑。企业不搞大不行，没有足够大块头不行，不涉足多个行业不行——后面我会讲好多理由；但是规模大了，经营多元化，企业也就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第三困惑是与政府关系上的困惑。中国的企业家不傍着政府不行的，没有政府的扶持是干不成事的，是不能发展的。 第四个困惑是家族管理的困惑。改革开放以后成立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基本是都是家族化管理，也就是以血缘关系和朋友关系为纽带的控制。企业要发展壮大，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不走出家族化管理的体制，不利用市场上的人力资源、管理资源，不行。 第五个困惑是利用资本市场上的困惑。企业的发展一定要获得外部资金，不利用资本市场不行。但是企业家在走进资本市场、获得外部资源的同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而企业的控制权对每一个企业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买股票的投资者常常发现自己被欺骗了。 第六个困惑是有关游戏规则的困惑。中国的体制问题很多，政府管的太多，游戏规则不透明，如果企业家按照规则办事，循规蹈矩，合法经营，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更不用谈发展了。但是不按照规则办事又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是杀头坐牢的风险。所以有话说“不违规等死，违规找死”。 第七个困惑是经济全球化的困惑。中国的改革需要外力的推动，中国企业家需要外国投资者来解放。经济的全球化将迫使政府部门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为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与此同时，也将使中国的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习惯于在政府的保护和摧残下生存的中国企业家在期盼着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的同时又在畏惧着恶劣的竞争环境。 所以下面我集中谈下后面的五个困惑。 一、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 中国市场与西方市场最大不同是，我们的市场是由政府主导的，所以中国企业家的行为是面向政府的，而不是面向市场的。 在中国，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进入自由我们没有。审批制就是中国的企业制度。办任何一个企业，甚至只是生产一种新品种的月饼，都要得到政府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好多个部门的批准。企业还没有出生，企业家就已经把大量的资金投资到政府部门。 政府是企业最大的供应商。过去，政府控制着所有重要的原材料和能源。现在的情况好一些，原材料有了市场，但政府对信贷资金仍然享有绝对的控制权。民营企业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要获得银行贷款是不可能的。企业上市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自己向民间筹集资金属于“非法集资”。 政府也是我们企业最大的客户。很多情况下政府是企业产品的最大的买主。好比说，我们好多的工程，都是政府作为业主进行招标，那你一定要满足他的需要。政府还进行好多的采购活动，比如说，大量的住宅是卖给政府机关的。即使政府不进行直接的采购，通过地方保护和轻视性市场进入规则，政府仍然可以限制一个企业的产品的市场范围。 好比你是一个广东的企业，你想在湖南、河北销售自己的产品，如果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你很可能根本进不去。政府甚至可以规定老百姓只能买这个企业的产品，不能买那个企业产品。在山西，如果没有政府的批准，煤是不可能装是火车运出去的。 政府的政策在左右着我们企业的未来。处理风险是企业家的天职，但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风险，而非市场风险。中国企业的失败，源于政策变化的远远多于源于市场变化的。所以对企业家来讲，预测政策的变化比预测市场的变化更为重要，更为基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企业领导人特别喜欢参加宏观经济研讨会的原因，而就我所知，外国的企业家根本不需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出现这些无聊的会议。不难理解，在中国，最受企业青睐的学者不是研究微观问题的管理学者，而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宏观”经济学家，而为了获得企业的青睐，经济学家的报告必须以透露政府的新政策开头。 在我们面临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的情况下，企业家要办企业，首先要在政府内部建立起我们的关系网。无网不通，无网不灵，无网不行。有一句话是“经商要学胡雪岩”。 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我们在办企业的时候，即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私人企业，也要想办法搞成一个集体的企业，或者乡镇企业，甚至“国有企业”。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国家，好多行业只允许国有企业搞，不允许民营企业搞。如果你不给自己戴一个红帽子，你就进不了这些行业，得不到政府的批文，你就没办法开业。 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对私人的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但如果我戴了红帽子，我的财产也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收到很多民营企业家给我的名片，翻开看一下，几乎很少能找到一张名片上面没有印着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头衔的。 这样，我们的企业家要把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大量的资源花费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我曾经问过一些企业领导人，你们有多少时间花在与政府打交道上，他们说有百分之五六十都是在应付政府。民营企业花在与政府关系上的时间比国有企业还要多！这是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 但是，政府官员的偏好与我们企业家的偏好是不一样的。政府有政府的功能，政府官员有政府官员的规则。本来企业家只有商业的功能，只要经营好自己的企业，能够创造利润就行了。但是，为了搞掂政府，企业家必须为政府官员分忧解难，最后是政府官员的偏好主导了企业家的偏好。 为什么企业必须高速地、快速地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要喜欢速度。对每一个地方政府首长来讲，增长速度是他的政绩，是他升职的希望。中国的企业也必须搞大，因为只有搞大，你才安全，你才能得到领导的支持，你才能搞到钱。政府最重视的是安定团结，一个企业搞大了，要垮的时候，就会出现安定团结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政府来讲，就是要大幅度的削减政府的权力，让政府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机构真正废除对资源的控制，真正使创业变成一个个人的自由，资源能够在市场中自由地流动。还要不断地规范政府的行为，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谈到。 对于我们的企业家来说，我们要很好地把握住自己，不依赖政府不行，但过分依赖政府肯定是要出大问题的。所以这时候怎么跟政府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状态，就是一门要求很高的艺术，要我们的企业家很好地去掌握。从长计议，最重要的是要练内功，政府可以给你一定的资本支持，但重要的是你的产品一定要有市场，一定要最终得到消费者的接受。政府强制消费者买你产品的权力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不要花费太多时间在与政府的关系上。 我要特别警告那些已经在相当高的位置上的企业家。最终赢得消费者的是你的产品，是你的产品的信誉，你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效率。 二、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家族企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键问题。这里我并不想多谈论“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在概念上的区别，但必须指出，有些人其实是职业经理人，但也称自己为企业家。企业家应该是个创业者，应该是个开拓者、创新者，是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人。 企业家总是想把自己是企业做大，把自己的市场做大。但要把企业做大，靠你一个人又不行，所以一定要雇佣更多的经理，雇佣更多的员工来帮助你把企业管理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企业发展壮大，也就是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断的延伸，不断的扩展。但如何控制代理人的行为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顾名思义，“代理”建设让别人替你干事。但要想使你的员工、高级经理能够按照你的意旨实现你的理想，你就一定要给他们授权，要使他们有机会接触企业的核心资源、客户、技术，要把他们放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岗位上。但是当这些员工、这些经理获得了企业的核心资源，或者知道得到这些核心资源的渠道后，他们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为你干？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技术自己干，自己创业，与你竞争？这可能是我们好多的民营企业面临的非常残酷的现实。 一个企业搞大之后，就可能会发现好多“叛将”出来了。“叛将”通常也不是一个人，他下面还有好多人，“叛将”走的时候可能会带走好多“叛军”。我们知道孙子对父亲比对爷爷更亲，一个副总、部门经理离开企业的时候，老总可能很难留住副总、部门经理下面的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存在的问题，在西方也存在。 美国硅谷就存在好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著名的英特尔（Intel）公司，它的两个创始人Noyce和Moore，一个是以前Fairchild（仙童）的总经理，一个是研发部主任。在他们离开之前，Fairchild的一个技术人员发明了一个新的芯片，这个芯片后来就成为Intel的核心技术。我们知道现在Intel已经垄断了芯片市场，Fairchild已经变得没有人知道了。 据Inc的统计，全球500家增长最快的企业中，71%的核心技术都来自于他原来企业的雇员，所以西方企业中有一个忠告：从来不要让你的员工干你对你过去的雇主干过的事情。 中国企业的问题又有非常特殊的一面。在西方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护企业家的产权，而中国的法律非常的弱。如果法律制度对企业的产权没有给予很好的保护，企业就不可能做大。世界上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好比在意大利，那里的黑社会很多，产权的有效保护非常的弱，所以意大利流行小企业。 对企业家来讲，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就是一个想法，就是知识。我们知道好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因为有一个好的想法，然后再去组织资源、人力，把这个想法变成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就能够赚钱了。但如果这个想法本身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企业家就很难成功。 事实上，企业家之所以要成为企业的所有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使他那个主意在市场上得到一个合理的定价。好比你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主意，这个主意能赚钱。然后你拿这主意到市场上卖，买的人就要听你解释这个主意。如果他没有听明白，当然不会付钱；而当他听明白了，觉得是个好主意后，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付你钱了。所以你这个主意没法直接变现，只能雇人进行生产。在企业收入扣除支出的成本，剩下的就是你的收入，这就是你的主意的价格。所以保护企业家的剩余索取权就变得非常重要。 如果你无法阻止“叛军”离开你的企业，那么你就要贿赂他，使他不背叛你，也就是如何通过激励手段使他觉得，呆在你的企业里面比他自己干、与你竞争，能得到更大的利益。所以，在一个高科技的企业，一个知识型的企业，激励机制变得更为重要。知识型的企业，甚至非知识型的企业，高层的员工一定要持有企业的股票。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产权保护越困难，产权的分享就越重要。记得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棵苹果树，这棵苹果树离我们家比较远，离另一家人比较近，我们很难保护这棵苹果树。所以我们家每年秋天摘了苹果都要送两筐给这家人，这样他就不偷苹果了。 这个道理适合所有的企业，当你的产权没法有效保护的时候，你一定要送两筐苹果给最容易偷窃你的资产的人，也就是让他自己在里面也有产权。但是我知道我们的企业家经常不愿意出让产权，这样最后不但苹果没收获，连苹果树也让人家扛走了。 企业家要有核心员工保驾护航。最安全的护航员是谁呢？就是你身边最有可能性接触到你的核心技术、核心资源的人。拉拢住了这些人，其他人就好办了。 初始的合约对产权保护也非常重要。我们好多企业家在开始创业的时候，都不注意初始合约，几个人糊里糊涂就走到一块办企业。一个原因是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能赚很多钱，但一旦企业做大之后，产权的纠纷就来了。企业的产权说不清是谁的，不清楚谁有多少股，自然也就无所谓偷，法院也没办法判这个案。我要提醒企业界的朋友注意，一定要在一开始，在“结婚”之前就能想到“结婚”后的事，尽量减少“离婚”时的冲突。 我们现在改革国有企业的办法，尽管对摆脱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方面可能有积极的效果，但从长远看，可能对经理人职业道德的建设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好多国有企业都说自己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标志是什么呢？第一，企业的产权已经多元化了，不仅有国有股，也有非国有股，甚至股票已经上市了；第二，企业已经成立了董事会，总经理已经由董事会任命了。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要产权多元化？为什么有董事会？在西方，产权多元化无非两个理由：一是，项目的投资太大，没有一个人能拿得出钱来；二是，即使有人能拿得出钱来，他也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而要与其他人分担风险，所以他只向这个项目投入10％、20％的钱，邀请其他人跟他合伙，也就是招股了。 但是产权多元化之后，马上就面临怎么控制代理人的问题。如果你买了这个企业的股票，投资了，但你并不是这个公司的经理，那你就面临着经理可能会侵吞企业财产的危险。在股权很分散的情况下，让每个股东都直接监督经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怎么行使你的所有权？怎么约束经理？就是通过一个董事会。所以董事会是所有者在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行使所有权的一种方式，一个工具。 但我们国家的情况不是这样，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前面讲的两个理由都不成立，因为企业的资产本来就是国家的，他有那么多钱；国家已经有那么多企业，也没有必要再分散风险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搞产权多元化？为什么要搞董事会？就是为了摆脱政府部门对我们的干预。 国有企业积极组织董事会，因为我们相信，董事会能够相对隔离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官员对企业的横加干涉。但是，如果这个逻辑延伸下去，变成一种文化，对我们的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的形成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障碍。企业的董事会不是所有者行使所有权的手段，而是一个摆脱所有者的工具。我想这非常可怕。 我分析了我们国家在90年代兴起来的民营企业，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我用打坝的例子，是撒一层土夯一层，速度不是非常的快，但是坝打起来后就坚不可摧。另外一类企业，用推土机一个晚上就把坝填平了，但是下面的土是虚的，要从坝顶往下夯，但怎么也夯不实，所以来个小洪水，坝就给冲垮了。这是农民都懂的道理，但是我们的企业家，新兴的企业却忘了，所以在急剧的高速发展以后，很快就垮下来了。 政府可以给你资源，给你资金，给你贷款，但政府不能够给你员工的忠诚。没有员工的忠诚，更多的贷款可能意味着企业破产的可能性更大。怎么办？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激励制度外，企业家必须还要有很好的内部控制制度，也就是企业这个大厦的“承重结构”。设计内部控制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保证在企业业务扩展的同时，企业的核心资源不会由少数人来掌握，不会对企业家构成很大的威胁。一个大楼能盖多高，取决于地基，取决于材料的品质。 企业还要设计很好的财务审计制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事后的审计是非常重要的，财务上的相对集中控制也非常重要。 三、企业家与资本家 我们现在谈一下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关系。企业家本身通常也是资本家，但是如果企业要发展壮大的话，除了企业家自己的资本之外，还需要引入外部资本，或者我们称为投资者。这一点在传统的企业也是一样的，但在新兴的企业，就变得更重要了，特别是对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知本家”而言，没有外部资本是不可能起步的。 也就是说，企业家，无论在任何时候，仍然摆脱不掉一个“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你获得了风险资本，但风险资本对企业家行为的限制，比普通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限制更多、更严。如果你想获得资本，你就必须放弃一些自由，甚至放弃你对的控制权。 在中国，一方面，我们有一些国有的“资本家”，比如说一些国有的风险投资公司，本身不是以资本的增值为目标，所以它对经理人的干预不是那么市场式的有效率的干预；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创业者、企业家方面的问题，他们错误地理解了知本家的地位，既想拿到别人的钱，又不想放弃自由，不想放弃一定控制权，所以引起了好多的冲突。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获得别人资源的话，就必须与别人分享控制权。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保护投资者的重要性。我们这么多年下来，有一千多家上市公司，大体来讲，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在“圈钱”，他们不是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不是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回报，而是在欺骗投资者。 是不是说，我们市场上的投资者就那么傻，心甘情愿地继续希望你在骗他？我们看到，已经入市的股民没有多少人退出，而且不断有新的股民入市。这是什么原因？也可能确实是他们智商有问题，他们太傻。但我觉得，主要不是这个问题。 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就在于我国目前为止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中，政府垄断了资源。在政府垄断了资源的情况下，它可以使资源从场外转移到场内，所以这些受骗的人其实最终也没有吃亏。举个例子，好比说我是一个庄家，或者是一个上市公司，我从你手里骗了100块钱，但是你知道政府会给你补120块钱，所以你仍然有积极性继续跟我玩。 那么政府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点？一个是对上市资本的垄断。在西方讲，企业股票的价值是什么？是这个企业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就象一棵苹果树的价值，等于每年结的苹果卖的钱的贴现值。但是，得加上一点，如果苹果树不结果子了，把苹果树砍下来，能卖多少钱，这也很重要。 中国的大量上市企业，就像一棵不结果子的苹果树，但这个树枝最后还很值钱。为什么？因为政府对上市公司有严格的限制，就是形成了所谓的“壳”。即使这家企业是亏损的，但是企业的壳却非常的值钱，所以仍然有人愿意买它。 只要这个壳是由政府垄断的，上市是由政府控制的，这个企业的股票价格就不可能反映它真实的利润流、真实的信誉流。它最终反映的，可能只是企业的残值。我们的上市公司，死得越早，壳越值钱。现在不死，到以后壳也可能不值钱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作为它的主要推荐人，拼命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在为企业输血。这就给投资者形成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期：我买这个股，垮了亏了，我知道政府应该会给我换成另外一只股。这样的话，在买股票的时候，就不会注重这个企业的真实价值。 四、企业家与博弈论规则 接下来我再简单讲一下企业家与博弈论规则的关系。目前来讲，在中国的情况下，我们游戏的规则非常混乱。我们政府的政策就经常在变，今天合法的，明天不一定合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企业家经常感到无所适从，更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或者想方设法地绕过规则，通过各种不合法和不正当手段来为自己谋利。如果遵守规则，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我们的企业就很难做大，我们的很多企业都要停业，没法生存。所以我们只有违规，违规就包括贿赂政府。 但是违规的代价是什么呢？代价也很大。第一个就是你违规越多，你对企业内部员工的控制力就越差。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平时的行为都是违规，你怎么能够管你的副总？你不敢管的。如果你得罪了他，他以后一告你，那你就完蛋了。 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好多老总给抓起来了，大多都是被内部人控告的。你连你的司机也不敢得罪，因为你的司机手里拿着你的好多把柄。那么，你这个企业要有效率，要真正利用能人，要能够辞退不能干的人，就变得非常困难了。这也会导致激烈的企业内部斗争。在西方的话，你的副手与你不合的话，那他就得走人。但在中国，他不走，还要跟你斗，你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政府要修订这些规则，废除不合理规则，提高规则的透明度，给企业家更一个自由的创业环境，使得遵守规则成为最有效率的经营行为。 其次，对企业家要认识到，推动规则的变化比利用现有的规则或者通过贿赂违规，更为重要。我们知道，改革是比较难的，但企业家要有推动改革的责任感、使命感。至少你可以进行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假如你违规，贿赂政府官员，最后你可能要坐牢；但如果你推动规则的改革，你就是一个改革家，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坐牢而已。所以推动规则的改变，包括跟政府打官司，都比你通过贿赂越过规则更优。 这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一个责任，也是所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家的责任。本来外国企业家来到中国，看到不合理的东西，看到不合国际商业惯例的规则，他们应该大胆的提出来，去跟政府争，然后促进政府去改变规则。 但好多外资企业不是这么做，而是想尽办法跟政府拉近关系，然后给自己一个特许权。如果大家都这么干，就会觉得这个规则不重要，就像中国有句话：不怕你干不到，就怕你想不到。 所以我想提醒一句，对企业家来说，推动规则的变化，从长远来说，比利用现有的规则更重要。 五、企业家与国际规则 最后我再讲一点：就是我们的规则要跟国际接轨，要适应国际的规则。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更自由的创业环境。但是中国企业家也面临一定的困惑：新的规则，更为自由、透明的规则将导致市场上更为剧烈的竞争。这对我们好多民营企业来讲，都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状态：我们希望有更好的规则、更透明的规则、跟国际接轨的规则；但是我们又很担心在这样的规则下，我们有多大的生存能力。所以有时候，又宁可这些规则不要改，因为我们中国人要比外国人更能适应这个规则，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他们竞争。这就像阎锡山的铁路一样，尽管与其他地方不接轨，但好处是可以使得他人的火车开不进来。 下面我引用一位中国很有名的民营企业家一段话，他这段话很有意思，他说的是对内开放的问题，对内开放的问题也就是国内的规则如何与跟国际接轨的问题。他说：“从民营企业这些年来的发展条件看，中国现在的情况甚至比美国、德国还好。 在西方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它们的私营企业要成长可能更难。而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有一大批非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这些企业的制度优势非常落后。 所以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吃了政策的亏，但占了制度的便宜。更何况，有些地方已经在给民营企业‘吃偏饭’了。” 我觉得他的这段话表明了我们的企业家的一种心态，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我们也很担心跟国际接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站住脚，所以又想“吃偏饭”。但是这个“吃偏饭”的政策跟国际的规矩是不相容的，我们中国的企业就是吃了太多的“偏饭”。撇开“偏饭”引起的腐败问题不讲，更重要的是“偏饭”提高了交易成本，使企业之间没办法进行公平的竞争。 当然，心态归心态，网络化、WTO和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的挑战最大。简单来说，它使政府变成了一个“企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政府享有垄断权，在他的领土之内没有人跟他竞争，经济全球化使政府要面临国际的竞争，政府本身也要经受生存竞争的考验。 因为没有竞争，过去政府制定规则时可以不考虑老百姓接受不接受，但未来可能不是这样了。中国人即使不出国，也可以为外国公司工作，限制人才的流动也越来越难。这样，政府就要重新研究一下，你怎么能够留住你的“客户”。政府的客户是谁？是企业、消费者、投资者。 如果你不能满足你的客户的要求，投资者就不会来，中国投资者也会将资金投到国外去；消费者就不买中国的产品，而买外国的产品；中国的企业也可能跑到外国去了。 作为政府的客户，他们需要什么？需要的不是政府为他们承担风险，为他们提供具体的产品，而是一个安全的产权，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和一个创业的自由。 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为投资者、消费者和企业创造这样的环境的时候，这个政府才具有竞争力。这样，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不是技术的竞争，不是人才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愚昧的、落后的制度征服先进的、文明的制度的历史不可能再有了。 要有国际竞争中生存，我们一定要有好的制度，我们一定要有投资者信任、让人安心消费的制度，所以我们中国的规则怎样改变是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些规则也许可以与国际上的不一样，但这些不一样的规则必须变得非常透明，让人容易理解。 举个例子，在香港开车是靠左行，我们大陆是靠右行。香港回归之后，这个规则不一定需要改变，但是香港的司机一定要知道大陆是靠右行的，这样他们才可以开着大卡车到深圳来。但我们政府制定的很多规则恰恰不是这样，让你违规了，你还不知道。加上规则随时更改，使到人们无所适从，资源浪费非常大。交通规则也是这样，好比在北京，这个道路今天还允许你左拐，明天又不允许你左拐了；今天这路还允许卡车走的，明天就不让卡车走了。 规则随时变化带来什么问题？你要有这种预期不到的规则改变的准备，比如说，去机场前必须提前出发。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办每一件事都要这样提前5分钟、10分钟，资源损失有多大？所以规则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变得非常的重要。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一定会改变这样的规则，我们企业家要适应这种变化，预期到未来的变化。靠政府的保护已经不可能，通过跟政府搞关系、贿赂政府官员得到优惠政策，以后会更困难了。 政府要考虑怎样告诉企业，不要再依赖政府了。这就好像教育孩子一样，我们对孩子要求很严，因为我们知道孩子长大以后我们保护不了他，所以从小就要练内功。我们的企业也一样，再过5年、10年，我们的政府，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不能保护你们。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就要练内功，这样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张维迎）
反腐前沿
五个面色冷峻的男人走入办公室，赖小民知道他的民间帝王生活结束了
【研究员】：
编者按：赖小民案有“3个100”：100多套房、100多个关系人、100多位情人，其中几十位来自华融内部，此外甚至也不乏家喻户晓的女明星,比如赵x,刘x、杨xx、林xx、熊xx、黄x等等。从1979年，赖小民走出小山村到2018年倒台，转眼也有40年了。他的经历会被记在历史书上，并且折射出这40年中，中国的各种光怪陆离……
【博览财经特稿】据最高检11月7日消息，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案件，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近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对赖小民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0月1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了中国华融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的处理结果。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赖小民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在赖小民任下，华融管理的资产规模一度超过了2800亿美元（约合19402亿元）。华融是中国四大国有不良贷款管理机构中最大的一家，通过举债扩张而崛起，但其市值2018年以来已经蒸发60%。 中纪委10月表示，赖小民违背中央金融工作方针政策，“盲目”扩张、无序经营导致公司严重偏离主责主业。中纪委还称，赖小民还曾受贿并挥霍浪费国家财产。《财新》2018年早些时候报道称，调查人员在赖小民住所搜出合2.7亿元的现金，赖小民母亲的账上有3亿元存款。 在公布上半年利润暴跌95%之后，华融于9月撤销了A股上市计划。该公司9月10日晚间发布公告称，作出这个决定是鉴于业绩同比“大幅”下降，同时前董事长正在接受调查，这些事项对公司这次发行上市审核的影响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原计划2018年完成A股上市。8月，标普全球评级将华融的评级从A-降至BBB+。 赖小民简历—— 1983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参加工作，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中央资金处副处长、处长，银行二处处长，信贷管理司副司长，银行监管二司副司长；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副局级干部，北京监管局筹备组组长，北京银监局局长、党委书记，中国银监会办公厅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首席新闻发言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等职。目前，兼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2012年9月，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8年4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 赖小民案有“3个100”：100多套房、100多个关系人、100多位情人，其中几十位来自华融内部，此外甚至也不乏家喻户晓的女明星,比如赵x,刘x、杨xx、林xx、熊xx、黄x等等。 从1979年，赖小民走出小山村到2018年倒台，转眼也有40年了。他的经历会被记在历史书上，并且折射出这40年中，中国的各种光怪陆离 1 2018年4月17日,北京天气乍暖还寒。 赖小民过了50岁之后，就意识到锻炼身体的重要性，一个礼拜要至少游泳三次，跑步机上每周也要累计至少十公里的路程.他最喜欢的，年方23北大毕业的女秘书eva也一直告诉他，“我觉得现在的你比我18岁时认识的你更强了”。 赖小民是一个懂得安排和自律的人。他的条理和逻辑性很强，和其他出身低微，平步青云的人不一样,他非常理解怎么包容和感恩，这方面他从来不吝啬自己的金钱。 他也很聪明,当他准备出发去游泳的时候,看见五位面色冷峻的男人走入自己办公室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民间帝王生活结束了。 他没有反抗，连脸色都没有变,他只是扭头对还在卫生间里洗漱的秘书Eva说,“我有事不能去游泳了。” 来人里面的头也没有为难赖小民，甚至还主动握了一下手，随即侧身，做出一个请的姿势。 随即赖小民走出大厅，钻入这辆黑色的SUV，扬尘而去。 有两位沉默的壮汉留下来，告诉秘书，希望她能够配合，交出房间所有钥匙和密码。 此时又进来两个男人开始摄像，房门前又陆续开进几辆大SUV。 秘书浑身发抖，颤颤巍巍的给赖小民的一号发了一个微信。 很短，“他被抓了，家也被抄了”。 那天七个男人从赖小民的住宅里搬走了接近三吨的现钞。
2 赖小民的情人，红粉知己已经不计其数了。 他私下用数字来记录，给他生了双胞胎的香港女子被定为女正一号。 其余的按照亲密程度，分为正n，辅n号，加起来已经上百了。 对他来说，负距离接触家喻户晓的女明星也只是一顿略显普通的加餐而已。 比如赵x,刘x、杨xx、林xx、熊xx、黄x等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中国别的暴富男人忙着寻花问柳很不一样的是，有的时候，他只想自己一个人安静的坐在房间里看看电视啥的。 坐在SUV里的赖小民一句话也没有说，脑海里却飞回去了几十年前。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赖小民是村里出名的聪明娃。 村头的刘叔是他同学，刘叔回忆起村里的小学，满满的记忆都是赖小民的读书能力。 “他是真厉害，门门考试都是我们年级第一名！领先第二名很多。”，刘叔一直没有离开那个村，就从在外打工的老乡那里知道，赖小民一路发达。距离上次赖小民回村都是六年前了。 “他带回来那两个女秘书真水灵”，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做饭的刘婶白了他一眼，插话说：“谁知道第一名和第二名差距那么大啊”，刘叔嘿嘿的笑了，年级六十几个娃，刘叔经常考第二名的。 赖小民17岁考上的江西财经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是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 1979年，他成为县里的高考文科状元，在五个文科大学生中，唯一一个考到省城读书。 此后4年中，赖小民靠国家助学金读完了大学。 年轻时从事大量体力劳动让赖小民身体相当结实，而且语气洪亮。 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工作中，与一些其他资产管理公司掌门人喜欢行事低调不同，赖小民经常活跃在业内论坛上。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赖小民演讲时，声音洪亮，即便坐在会场最后一排，也能清楚听到。他通常脱稿演讲，各种数据、战略和政策，随口而出，往往三四十分钟，演讲一气呵成，很少停顿。
3 初遇贵人 那时候来校招聘的xx资金处主任就是江西人，赖小民的江西口音让主任兴奋不已，老乡见老乡，两人一拍即合。 1983年，赖小民从江西财经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毕业，随即进入中国xxxx计划xxxxx资金处工作。 当时，江西财经学院是xx银行直属院校，xx银行从该届学生中挑选了2名毕业生，直接进入总行，赖小民便是其中之一。这让赖小民和他的家人兴奋不已。 赖小民在xx银行系统中颇受认可，24岁出任xxxx处副处长，34岁升任xxxxx副司长，并曾担任xxxxx二司副司长。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 古人说的这句话，细细想来的确有很深的道理。 赖小民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干劲也相当的大，同赖小民有过接触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他充满激情，自信，爱干事，在每个岗位都能干得风生水起。 他总结自己的优点时候说：“我就是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帮助最大，能够使其准确把控大局，用宏观思想指导微观行为。” 还有一点他没说，他很大方，善于交朋友，敢于投入。 他对自己的江西老乡尤其照顾，如果面试遇见江西后辈，他一定叮嘱有加。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家乡的报纸上，标题就是“为江西发展尽心尽力”。 他爱好读古籍，尤其理解千金买马骨的故事。他从不吝啬搭建自己的势力王国，他常常在饭桌上为他认为有潜质的年轻人夹菜倒酒，并为这些人创立好的机会，因为他知道孤木不成林的道理。 懂得感恩的他也被其他江西老表看在眼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有着火箭炮一般的上升速度。 1983年从江西财经大学毕业后，年仅21岁的赖小民进入了xx银行xx开始了他26年的金融机构监管生涯。24岁任xx长、34岁任xx长、39岁任x长。四十出头就负责辖区内3369家机构、2.91万亿xxx资产的监管工作。
4 香港梦 赖小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还是公干，在维多利亚海港前，看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和街上的美女们，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然后对自己的助手说：“我们需要搞大一点，将来我们也要一样的爽。” 私企老板们都知道，赖小民被称为香港的“财神爷”。 在香港中环出没的私企老板们，大多数都是来香港“找钱的”。对于他们来说，囿于自身抵押物的问题，并不容易从合规甚是严格的外资银行获得融资，赖小民所在的xx头金融机构无论从审核，还是放款推进度，都相对宽松。 早些年，赖小民频繁出没香港，与一些内地在港的私企老板们关系甚密。出于私交缘故，赖小民擅自曾经为某地产老板提供了大额的贷款，尽管该老板所提供的抵押物完全未达到华融国际的要求。 一个未曾证实的案例是，某北方企业家常年混迹香港，搭上赖小民后，凭借东南亚某仅值5000万元的项目，以虚高数倍的估值，最后从华融体系获得了数亿元融资。 该企业家获得融资后，实际也并未投入到该项目之中，而挪为他用。对此华融相关人士不予置评。 一位和赖小民熟悉的香港金融圈人士表示，据其了解，赖小民顶着“香港财神爷”的光环出没中环，事实上，其行为为华融增加了不少潜在不良资产的窟窿。 不过，赖小民在香港中资机构圈里，其实并不受待见，很多中资机构大佬对此人的印象是，过于浮夸，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江西老表。 对赖小民来说，迷失自我，过度膨胀也是他面临今日困境的重要原因。 一个有关赖小民的故事：某次在一个有较高级别官员和在港xx金融机构大佬们参加的内部分享会上，按照议程，赖小民仅有10分钟的发言时间，但是，最后他却滔滔不绝讲了近40分钟，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干货”。现场的其他xx机构高管们以及在座官员们，大家都面露不快，他日后被倒戈也埋下了伏笔。 个人生活方面，他也抛弃了发妻，和生了一对双胞胎的香港情妇走在了一起，人设已崩，运势也在慢慢往下走。
5 在赖小民的香港朋友圈里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天行国际的控制人纪XX。2015年3月，作为中国最大资管公司华融的首家境外子公司华融金控借壳了连年亏损，股价1港元左右的券商天行国际，让人匪夷所思。 在华融之前，天行国际的大股东一茬接一茬地换，股权长期处于1港元以下，最高达到40港元，股价被资本随意操纵。华融进入之后，股价半年内飙升至9港元。 这是两伙人的盛宴。 更知名的是，纪xx是台湾明星吴xx的男友。吴xx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可谓仁至义尽，但他居然还没有正式娶她。 想来纪xx在娱乐圈的绯闻女友众多，比如刘x、杨xx、林xx、熊xx、黄x等等，花心大萝卜不想用结婚来束缚自己，或许是认为理所当然。 纪xx此人还和某被x的中国xx富豪有联系，被称作其“马仔”。该xx以沉迷三线女星著称，在香港还设有地下豪华会所，专门提供高端色情服务。 除此之外，赖小民或许和不久前大热的小X子也有联系。 除了香港朋友，还有内地朋友。北京常营区有一个著名的小区叫中弘像素小区，密密麻麻的格子间住满了北漂，这笔生意让开发商赚了五十多亿。而这个开发商的“金主爸爸”也是赖小民。
6 以上几位都是赖小民案曝光后被扒出的鼎鼎大名的人物，与赖利益往来颇多，私交密切，堪称密友。可以肯定的是，密友往往是知情者，而且承担着修桥搭路的作用。 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刘XX系列案件。10月15日，澳大利亚一家法院上宣判了一个三年前的强奸案。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徐XX被判四年监禁，最少服刑两年半。他正是在刘XX为他组织的生日派对上被灌醉，最后强暴了一位女生。 今年8月，明尼苏达州，刘XX所参与的博士班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明大卡尔森管理学院的崔老师将受害女性介绍到饭局，结果演变成了一场性侵风波。虽无证据证明崔与刘的私交，但若无私交，怎么可能承担这一牵线搭桥的角色。 既然赖小民的朋友圈大佬均是耽于美色，或在这方面拥有人脉资源的人物，赖的这100多个情人自然很可能来自他们。 赖小民创造“赖小民式神话” 在中国精英圈层里，类似的风月故事并不少见。 不少人不甘寂寞，拈花惹草，演变成一次一次风波。但是，这是他们极力想要掩盖的部分。他们平日里以秀恩爱闻名，对前任女友或现任妻子也表现出慷慨大度的一面，让他们留在自家企业并成为骨干，不乏好男人的人设。 妥妥的“脚踩两只船”，啥也不耽误。 不过，往往应了那句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上次陷入风波的是百度的李xx。 而赖小民不一样，他彻底抛弃了发妻，在香港隐婚，对方还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这没有半点值得同情，他早就把男女关系变成赤裸利益关系。 在旗下各种子公司里，情妇们成为高管、董事长、总经理的例子比比皆是。他甚至还专门在广东珠海开发房产项目，120套房中有100套给了前妻和情妇们，堪称人造伊甸园，赖小民自己也可以算是民间帝王了！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庞大的信息量至今未走漏，堪称奇迹。 赖或许可以堵住别人的嘴，但让这100多位包含着前妻、现任妻子、情妇等各种身份、各种地位的人都能够和谐相处，不出纠纷，令人难以想象。 所以，相比于经常被曝出轨的商业大佬们和那些被情妇举报的人，赖小民最终没有因为任何情感问题落马，这或许是独属于赖小民的神话。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从1979年，赖小民走出小山村到2018年倒台，转眼也有40年了。他的经历会被记在历史书上，并且折射出这40年中，中国的各种光怪陆离。（来源：顾颖琼博士说天下 作者：思想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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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保尔森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的讲话
【研究员】：
编者按：保尔森指出，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中国不但对美国是个战略挑战，同时中国的崛起已经损害美国利益。这反映了美中关系中的另一个失败。是什么导致了那些对中国最了解，在中国工作，做生意，赚钱并长期支持两国富有成效的关系的群体现在反而支持更多对抗呢？答案就是中国过去近二十年在公平竞争和对外开放方面进展缓慢。这给美国商界带来了挫败感，并导致商界内部对华态度分裂。商界的这种变化无疑进一步增强了美国政界和专家们对华看法负面化。总之，虽然很多美国企业继续在中国盈利，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认为外企永远不可能在中国获得公平对待。很多企业不得不接受浮士德式的交易，用接受对他们长期在华发展的种种限制，以换取今天的利益。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满意这种种限制。同时，这些企业其实是非常明白中国政策环境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而且已经在努力发展中国以外的市场。
【博览财经特稿】2018年11月7日，新加坡保尔森基金会主席及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今天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发表讲话。他的讲话主要涉及美中之间正在加剧的紧张局势。他在演讲中指出，如果两国不能达成一个可行共识以解决当前争端，会有经济铁幕降临世界经济的风险。下面是保尔森部长的演讲稿—— 女士们，先生们，谢谢大家。 同时，请允许我对我的好朋友迈克·布隆伯格先生和这个新论坛的组织者表示感谢。 并感谢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对本论坛的支持，及更重要的，认识到在当前形势下坦诚前瞻性对话的重要性。 女士们，先生们，各方之间的对话在当前这个异常微妙的时刻尤其重要。 我们在新加坡的这次会议正逢一个变化，挑战甚至危机同时存在的时刻: 当下是一个世界经济充满变化的时刻。各种革命性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同时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冲击。 当下是一个地缘政治挑战高发的时刻。由于美中关系降温，这在本地区尤其明显。 同时当下也是一个危机潜伏的时刻。从乌克兰顿巴斯到南中国海，大国之间的竞争激化并存在无意间演变为军事冲突的危险。 今天，本区域必须谨慎关注美中之间由良性竞争变为全面冷战的可能性。
01 我认为我们今天在新加坡讨论这些问题是再合适不过的。新加坡集中体现了亚洲之所以在过去半个世纪成为世界最成功案例的各种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新加坡强劲的经济基础。新加坡从1965年8月9日以来的几十年间一直确保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环境。 第二是新加坡高质量的战略制定，例如隶属于新加坡总理办公室的未来战略中心：一个世界一流的战略规划机构。 第三是领导力。李光耀及吴庆瑞等领导人，自1965年以来几十年的领导是其他任何因素都无法替代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个人认为，新加坡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在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各方面的多元性。 中，印，马来和其他各族裔在新加坡共同生活，工作和繁荣。 从闽南话到泰米尔语各种语言共存的局面展示了印太地区的多元性现实。 事实是这个区域极度复杂： 像新加坡一样，印太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历史多元化的地区。 多元性还体现在另一重要方面。在此，我希望我们把注意力从新加坡转向本区域的大国，特别是美国和中国。 印太地区的复杂性源于多种不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共处。 我们看到互相排斥的各种民族主义，关于历史的多元表达，截然不同的国家安全观念和不同的长期远景，竞相塑造本地区的未来。 在我看来，在这种多元和复杂的环境下，保持和平和确保繁荣不易。 李光耀明白这一点。 他曾经告诉我和其他许多人，他非常感谢美国在确保本地区和平和繁荣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他去世前和两位哈佛学者，Graham Allison和Robert Blackwill，做的访谈中，李先生以他惯有的直白指出： “亚洲从开始有部落起就有强权政治。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如果我们想作为独立个体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在任何时刻都明白什么是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 我担心，现在在印太地区，我们正在快速遗忘李光耀的教导。 现在很少听到关于美中两国共同利益的说法。 这让我很担忧。 坦白的说，每个人都应该因此而担忧。 当前显然存在的是美中两国政府大量互相指责。 以我三十多年和中国打交道及美中关系方面的经验来看，这体现了当前局势的快速变化和战略关系正在发生根本转变。 我是一个美国爱国者。 因此，虽然我频繁访问中国，不常在家，但恰恰出于美国利益的考虑，我还是继续花大量时间寻求方法与这个新的，并有时很难相处的中国打交道。 我一直在这方面努力，也曾挣扎过，从我是投资银行家，到首席执行官，到美国财政部长，和现在一家致力于美中长期稳定经济合作机构的主席。 虽然有各种不顺利，紧张局势和不同意见，依我看来，解决美中关系各种问题的努力使美国收益很多。 我的朋友，王岐山副主席，过去两天和我们都在新加坡。在此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回首我们在全球金融市场处于崩溃边缘的合作。 如果没有这种立场坚定但合作的关系，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们，今天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局面会大不一样。 我的中国同行们都知道我一贯说话直白，就如我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所作一样。 因此今天我想本着积极建设性的精神讲一些我的看法。因为如果我们希望实现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必须审视过去和现在，即使难免严厉。 我想讲三个问题： 美中关系是如何到现在这个高度紧张局面的。 两国各自最大的风险因素。 讲几点关于如何促进长期美中关系稳定发展的个人看法。
02 今天这个局面是如何产生的？ 在我看来，目前恶化局势的诱因不复杂。 虽然我所讲的可能并不全面，但我认为它描述了美方情况的变化。 首先，美中利益渐行渐远： 在如朝鲜问题等很多美中应该有共同看法的问题上，美中经常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案。 因此，共同利益并没有带来持续的合作。 更糟的是两国缺乏合作使许多人认为美中从来都不存在共同利益。 其次，美中对国际体系的一些重要规则无法达成共识。 一个例子就是由于对海权和航行规则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国军舰近期几乎相撞。 第三，美中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看法相反。 比如，我们两国在全球治理上的主张就截然不同。 例如，中俄两国主张互联网主权，并主张政府有权控制信息和跨境信息流动。美国和欧盟，尽管看法不完全一致，共同反对中俄在这方面的看法。 包括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做法和南海在内的所有这些例子使得美国政界达成新的共识，即美中不但是竞争者，还很可能成为长期对手。 美国长期实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现在被广泛认为其本身并没有太多价值。 没有人反对对话。 但几乎所有人都主张美中对话和接触并没有带来什么成果。 美中贸易战最终有可能很快会达成和解。 任何一方都不会从贸易战中获利。 中方可以接受特朗普总统足够多的要求，包括两国开始雄心勃勃的贸易或投资协议的谈判，以让他感到满意。 就算如此，我认为潜在的冲突仍将持续。 这是因为两国间存在大量问题和分歧，即使在经济领域，挑战也不仅仅局限于贸易问题。 除非这些涉及面更广和更深层次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将面临两国关系的严冬。 首先讨论经济领域的问题。 美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领域一事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中国入世贸17年之后，在很多领域，中国还是没有对外资开放。 合资和股权比例的限制依然存在。 除此以外，在贸易和外商投资领域还有技术标准，政府补贴，办理许可证和管制等非关税壁垒。 在中国入世近20年还是这样，这是不可接受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主张世界贸易组织需要与时俱进。我同意这个观点。 也正因如此，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主张美中两国经济“脱钩”，尤其是在科技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方面，而这些都会破坏现有的供应链。 这些主张不会很快消失。 基于这些主张，本届及未来美国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相关行动。 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对中国问题上看法一致。 两党虽然在其他所有问题上看法都不一致，但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高度一致。 对华贸易损害了部分美国工人的利益，他们已经通过选票表达了不满。 因此，尽管很多人都把对华关系转向归于特朗普政府，我不认同这个看法。 当前的趋势很可能会在美国政策制定界长期持续下去。 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中国不但对美国是个战略挑战，同时中国的崛起已经损害美国利益。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能有更多的人支持美中关系是有帮助的。 现实并不如此，这反映了美中关系中的另一个失败。 由于中国入世后对外资开放速度不尽如人意，美国商界从过去对华关系支持者的角色变为对美国之前对华政策的怀疑甚至反对者。虽然美国商界并不想要贸易战，但他们想要美国政府对华手段更有对抗性。 是什么导致了那些对中国最了解，在中国工作，做生意，赚钱并长期支持两国富有成效的关系的群体现在反而支持更多对抗呢？ 答案就是中国过去近二十年在公平竞争和对外开放方面进展缓慢。 这给美国商界带来了挫败感，并导致商界内部对华态度分裂。 商界的这种变化无疑进一步增强了美国政界和专家们对华看法负面化。 总之，虽然很多美国企业继续在中国盈利，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认为外企永远不可能在中国获得公平对待。 很多企业不得不接受浮士德式的交易，用接受对他们长期在华发展的种种限制，以换取今天的利益。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满意这种种限制。 同时，这些企业其实是非常明白中国政策环境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而且已经在努力发展中国以外的市场。
03 但与此同时，外国企业在中国不能做的，中国企业可以在海外市场做。 这进一步加剧了潜在的紧张。 因此，我相信美国对华态度强硬化部分是由于中国对外资开放不足导致的。 在过去五年，在美国人的眼光里，中国政府发出的信号是这样的—— 首先，共产党统领一切。 因此，党委，而不是公司董事会，作为加强外部监督的手段，在国有和民营企业中的作用都加强了。 其次，民营企业除了市场或商业考虑，还要支持政府的战略目标。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企改革强调混合所有制，通过把民间和国有资本合在一起来支持和加强国有企业。 第三，很多领域“不需要”外资企业，同时外企需要帮助推进中国在技术，知识，商业流程等方面的自主化。 这一点在当前美中关系紧张局势中非常关键。 问题并不只是外国技术的对华转让和吸收。 而是中国通过自主创新对外国技术的加工使得他们变成了中国的技术。很多跨国公司的CEO都和我抱怨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对他们公司的核心研发和创新人员非常不公平。 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等计划把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各种标准推广到其他地区可能成为对抗升级的原因。 例如，大多数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都集中在港口，发电站和高速公路，而“数字一带一路”并不广为所知。通过“数字一带一路”，我先前提到导致美欧与中国关系紧张的中国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将被介绍到其他国家。 同时，我也很了解中国决策者对美国政策也有很多不满。 美国政府也需要尽力解决这些使中方关心的问题。 比如，我不想看到在没有国家安全风险，尤其是能创造大量美国就业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否决中国企业在美投资。 但坦白的说，两国的政治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如中国领导人长期反对美国试图同化中国，我建议中国领导人也需要认识到美国内部情况的变化。 事实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除非新的情况使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趋势被改变或让美国政府认为正在形成的对华政策共识是错误的，中国的要求不会得到满足。 美国人越来越相信中国是一个同一级别的竞争者，在推行有敌意的政策，并对美国构成战略挑战。 我之所以用这么严峻的语言形容目前的情况是因为我相信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这会成为今后几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 当下的风险因素，不可低估。 如果我们退一步，纵观全局，假如美中战略竞争加剧，但这不会影响经济及日常生活。那以上的这些讨论都可以放到一边。 可不幸的是，我认为一个动荡的新时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大略如下—— 这是因为，在过去四十年，美中关系表现为四方面的融通：产品，资金，技术和人员。 在过去四十年中，两国间经济融通被认为有助于缓解国家安全竞争。 但是，客观的评估，这不但不成立，现实反而恰恰相反。 这种变化的关键促成因素之一是科技。 在当今的世界，科技不但是商业成功的重要一部分，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安全。 换句话说，国家安全竞争正在广泛渗入到经济和商业之中。 进一步的，经济领域的紧张局势也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在四十年美中经济融通的背景下，两党有不少政治和意见领袖都在主张美中两国经济关系在上述四方面断然脱离。 随着对供应链被强行打断，尤其是涉及到敏感技术的，双边货物贸易，将会受到重大打击。 在美国全面收紧对中资的审查情况下，双边投资也将遇到严峻考验。 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我们要预料到一个很可能发生的情况。那就是由于美中两国互相排斥对方，全球创新生态系统一体化会崩溃。 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中国正在通过一系列高科技领域自主创新方面的政策和战略来制定自己的技术标准并达到自力更生。 因此，美国有一些人现在主张冷战式的全面对华技术封锁。 除此以外，窃取外国技术，通过合资在内一系列手段强制技术转移，不同的互联网治理理念和对跨国信息传播的管理，也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创新和技术是不可能和商业竞争力分离的。 因此，技术的巴尔干化，即各国开发自己的技术及技术标准，将会进一步威胁全球创新及各国企业的竞争力。 同时，由于最近美国政府将可能会禁止中国学生在美国任何科技领域学习，人员交流，尤其是有才华的年轻学生，也可能停滞。 如果在货物，资金，技术和人员四方面的脱钩持续下去的话，我担心全球经济的一大部分将不再允许资金和货物的自由流动。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认为“经济铁幕”有可能降临，即美中双方互相封闭并使经济全球化后退。 今天，中国仍然非常依赖全球资本，贸易，投资和外国技术。中国政府不愿如此，但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因此，对于 “脱钩”最强烈的呼吁实际上来自美国，在较小程度上来自欧洲，而不是来自中国。 但美国一些提倡美中“离婚”的人却忽视了一个问题： 当你真的是一对伴侣时，“离婚”会更容易。 但事实上，美中并不是一对伴侣。美中关系不仅涉及到两国。尤其是亚洲其他国家都有发言权。 因此，美国可以通过限制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流动来试图与中国离婚。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不想效仿呢？ 在亚洲及其周边地区多年的工作经验教会了我： 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亚洲国家能负担得起，甚至愿意与中国离婚。 这是由他们每日面对的地理，经济引力以及战略现实所决定的。 确实，世界各地的许多政府和企业都同意美方目前的担忧。有时，这些政府和企业正在寻求类似的政策和商业决策，特别是在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筛查方面。尤其一些西欧国家正在加强这方面的政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即使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准备好了和中国“离婚”。虽然现在美国政府内外一些人希望如此。 相反，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放缓，依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没有哪个国家会与如此重要的国家“离婚”。 因此，美国如果想要孤立中国，会面临自我孤立的风险。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跨国公司决定要另设总部，他们既想要抓住中国经济增长的浪潮，又希望找到对与中国政府有商业往来的公司不那么敌视的地方，这个公司会如何决定？ 拥有国际领先的一流跨国公司是美国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之一。如果美国无法与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快速增长经济体正确建立联系，美国面临失去这一优势的风险。 坦率地说，去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些方面甚至是必要的：尤其是在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方面。 但是，在所有美中融合问题上一概而论是绝对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中离婚对全球企业来说全无益处。 那些驱逐公司和国家的贸易政策也是如此。 美国政府近日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协定中插入新条款，旨在阻碍甚至否决美国盟友通过贸易谈判打开中国市场，这正是让我担忧的。 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亚洲国家正在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这些亚洲国家怎么可能在美国的要求下终止谈判，尤其考虑到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 我认为他们不会。 相较于寻求专注于敏感和关键领域，经过精心校准的去一体化，美国似乎在尝试全面性进行去一体化， 并且，通过像美墨加贸易协议新条款这样的举措，在很多人看来，美方试图瓦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 这有可能导致美国政府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产生新一轮的冲突——若要改变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所需要的正是这些盟友和伙伴的帮助。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我所说的美国“自我孤立”。
04 但是要明确的是，如果中国希望避免美中关系失控，中国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一些选择和政策。 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中国需要重新拾起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开放精神，这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批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带来利好。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上，由邓小平等领导人发起的重大转变。 这四十年来，中国蒸蒸日上。 尤其是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更是日新月异。 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已由2001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为13万亿美元的庞然大物。 其2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至惊人的3万亿美元，其中一些目前正投入海外直接投资和收购。 但是，特别是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中国失去了改革开放的大胆精神。这种精神让朱镕基这样的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对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进行了重大改革，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做好准备。 朱镕基将竞争视为中国长期经济成功的关键。 在那些日子里，中国的未来似乎与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今天，在美国的普遍观点是，中国越来越满足于追求本土标准，强化本土规则，竖起而非推倒外国竞争者所面临的阻碍。 因此，我一如既往地鼓励中国领导人进行改革，尤其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竞争政策改革。 准许外国公司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与中国公司竞争。 就此而言，中国民营企业也应该被准许以同样的方式与国有企业竞争。 第二个领域涉及市场的作用。 我曾是一名投资银行家，与五大洲数十个国的数百家公司合作。我认识到：成功的公司是作为商业公司经营的，而不是作为国家的代理人。 这些企业让市场主导关键决策。 他们回应市场信号，而非政府信号。 当然，中国将始终拥有庞大的国有产业。 因此，中国应该推进这些支柱产业，支持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进行商业化运行。 这意味着加强公司董事会，而不是党委作为外部监督的工具。 这也意味着允许最优秀的管理人员作为真正的管理者来运营公司。 与此同时，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企业，所有企业一律商业运营也将有助于为外国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三，中国必须培育和保护创新。 强制性技术转让政策需要退出。中国应努力防止网络盗窃，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不应借助自主创新规定，包括使用本土标准等，来限制竞争。 所以中国需要做出一个重要决定。 避免经济铁幕的关键是让中国明确认识到这些改革和变化将为自己带来益处。 如果中国不迅速行动，我怀疑对美中离婚的呼声将会加剧。 这一番话让我并不好受。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两国达成了一种美中双边关系，然而现在，我们显然面临着过渡到一个新型关系的艰巨任务。这个新的双边关系要扎根于更为实际，更可持续的战略框架。在这一个时间点上，美中离婚是一个很现实的风险。
05 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目前美中关系的前景并非轻易可以扭转。 这由来已久。 美中关系的重大结构性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上也是非常需要的。 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然而任何有价值的问题都从来艰难。 作为第一要务，为了两国和世界的福祉，我们必须阻止恶化的趋势。 但要做到这一点，有识之士要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为促进这样的决策，我先行为双方提供以下一些建议—— 对中国的建议： 首先，不要造成伤害。 例如，实行强有力的管理准则，以防止类似上月解放军海军在南中国海与美国海军近乎发生碰撞的行为。 第二，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建设性地合作。 近年来，中国与日本，印度，韩国或菲律宾的关系严重恶化，这些压力也影响到美中关系。不再可能将美中关系与中国在亚洲的态势分开。 第三，要大胆。开放你的经济。相信你的公司可以竞争，不再需要躲在政府保护墙后面。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相信这种竞争对中国也有好处。 第四，积极主动地保护外国专有技术，终止直接或间接的强制性技术转让政策。 第五，在美国最重要的战略问题上与其合作，尤其是朝鲜问题。 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朝鲜去核化的问题上，美中显然有很多共同利益，然而近年来双方的做法频频背道而驰。 对美国的建议： 首先，弱化激烈的言辞。 战略竞争是一个事实。 美中两国的国家利益存在巨大差异。 我们对于国家安全的观念显然存在冲突，尤其是在南中国海。 但中国并没有对美国文明构成存在性威胁。在美国伟大的民主实验的第242年，我们应该对自己国家和制度的韧劲更有信心。 我们应该对中国带来的显著战略挑战做好准备。但在面对挑战的同时，我们不应牺牲自己的价值观和保持开放的承诺。这些观念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具竞争力和最受尊敬的国家。 第二，争取合作伙伴。然后，与这些合作伙伴联盟，努力与北京建立一些可行的共识。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与我们不同。所以这一任务并不容易——也从来都不容易。 但是，虽然中国不支持自由主义秩序，它确实需要一个有效的全球秩序，就像我们一样。 因此，我们仍应深入研究中国是否有意愿确保我们所依赖的机构能够更为高效地应对当今紧迫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也许是最好的例子。 世界贸易组织迫切需要改革升级。 难道中国和美国不应成为引领世界贸易组织进入数字时代的主要动力吗？ 在新加坡，你们理解亚洲事务归根结底在于商业。 因此，虽然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确实需要一个新的方向，但我完全不能理解特朗普政府拒绝那些能够使亚洲贸易架构更为强健有效的方案。 坦率来讲，我希望特朗普总统重新考虑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决定。 TPP 2.0将提供现成的工具来塑造中方所处的贸易环境。 第三，与中国谈判。 当你进行谈判时，要有明确的目标。 这意味着找到框架不仅来讨论问题，还要解决问题。 如果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几乎必然要与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例如，为什么不与中国签订多方投资协议——携手拒绝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市场准入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作为与中国政府结构性谈判的一部分，旨在测试是否能开放中国市场，并且设立明确的激励措施和有效的抑制手段？ 第四，在任何情况下，加大力度投资美国 一个强大的军队。 一个强劲的经济。 强有力的教育机构。 对科学和工程的大力投资。 对世界开放。 投资盟友。 投资各大洲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特别是在亚洲和欧洲。 如果美国要在21世纪的世界中竞争和繁荣，这些措施至关重要。 没有什么能取代做好自己的政策规划。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美国要与中国巧妙地竞争，这才是最重要的因素——通过利好而非恐惧，信心而非胆怯，不论是今天还是将来。 毫无疑问，我认为美国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将塑造本世纪的地缘政治格局。 美中战略互动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 今日美中关系的前景让我十分警醒。 从根本上来讲，我认为它可能威胁整个国际体系的运行。 作为财政部长，我主导应对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以我对系统性风险略知一二。美中两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0％和全球增长的50％，当这两个国家目的相悖，试图使两个经济体互相脱离，并且在每个节点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根基，我完全无法看到国际体系如何持续下去。 确实，华盛顿和北京并不总是利益共通。但是，在可能决定全球经济成败的各种实际问题上，他们仍然需要以互补的方式开展工作。或者如果不这样做，他们需要应对并尝试减轻双方矛盾的后果。 如果美国和中国无法达成可行的共识，这将构成一个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不仅仅威胁我所应对的全球经济，更会波及现存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 两国都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国际体系——因为国际秩序是那些大到不能倒的事物之一。任何其他的方案都是不可接受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政治韬略能够胜出。 现在，我们正在沿着不同的路径前进，并且我们面临着一个漫长冬天的危险，然后才能迎来一个仍旧零落的春天。但我相信春天终会到来。所以问题是，这个冬天会持续多长时间，以及沿途会造成多少不必要的秩序混乱和痛楚？ 答案将取决于美中两国领导人的能力和意愿进行创造性思考——有时甚至是破坏性创新思考。 1972年，我们两国的领导人为围困在冷战和意识形态冲突之中的世界创造了一个初步框架。 在其后的不同阶段，他们不得不重新校准。 今天的世界与20世纪70年代或者21世纪初的世界大为不同，甚至与我的朋友王岐山和我应对金融危机的那些年也天差地别。 新技术，新的经济挑战，新的地缘政治挑战 – 所有这些都削弱了过去的框架。 所以我们达到了另一个举足轻重的时刻。 对我们的经济和世界而言，其中利害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重大。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新框架，适用于今天的世界，而不是过去。 为此，我们需要政治韬略 – 来自美国和中国明智而有力的领导。 谢谢。 （来源：保尔森基金会）
保尔森的“逆耳忠言”
【研究员】：
编者按：保尔森的这份演说将是中美关系历史上的里程碑文件，与佐利克的《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说同样级别。2005年身为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的政策演说，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句话是：“我们应该要求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害相关参与者”。据了解，这份讲稿是保尔森的力作，他全程亲手动笔，而且在写作的过程中非常焦灼，因为决定不再以外交辞令打掩护。凯雷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联合执行主席大卫•鲁宾斯坦认为保尔森的演说非常有力。我提醒他这跟保尔森以往的公开演讲说法显著不同，从来没有听到他对中美关系这么直接、甚至带有警醒意味的“悲观”语调。鲁宾斯坦说：“保尔森和中国领导层很熟，他应该知道这么说中国政府还能够接受。”
【博览财经特稿】半年前在纽约听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谈中美关系，他的论调是典型的“中国的老朋友”的“外交辞令”，礼貌但没有什么料。听起来中听，但我知道对于解决中美关系的症结可能无法起到真正具体的作用。 今天保尔森不客气了，特别是在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发表演讲之后一天。这不是我熟悉的保尔森辞令，而是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咄咄逼人的“忠言逆耳”，或是“打开天窗说亮话”。 综合来说，保尔森的观点是具有建设性的具体建议，但与我们习惯看到的“中国的老朋友们”的多重包装、柔软中听的“外交辞令”有别。我在会场问了这次论坛的一些“大咖”，看他们是否和我一样惊讶。大多数与会人士对保尔森的直言不讳和清晰论点击节赞赏。我认为对于中国的未来寄予厚望的朋友，不应该把保尔森的讲词视为被白宫鹰派“黑化”的结果，也不应该把它当成是中国的老朋友“倒戈”。
一 保尔森在演讲中提到他与王岐山协作处理2008年金融危机而生的一些问题。他与中国的渊源长达30年，与中国高层领导人建立关系：首先是以银行家身份在1990年代初前往中国拓展高盛的投资银行业务，帮助中国大型国有企业重组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来又以高盛CEO身份造访中国不下70余次；2006年，他成为小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并启动了美国和中国高级官员之间的“战略经济对话”。 尽管如此，保尔森批判中国目前的方向毫不留情。美国在促进中国加入WTO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在中国加入WTO已17年后，中国仍然没有对外开放竞争。中国保留了合资要求和所有权限制，使用技术标准、补贴、许可程序和监管作为对贸易和投资的非关税壁垒。在中国加入WTO近20年后，“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认为WTO体系需要现代化和改变的原因。而我也同意。但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有影响力的声音主张中美经济‘脱钩’，特别是与技术相关的贸易和投资，这将造成供应链的破坏。这些论点不会很快消失。” 虽然许多人将这种转变归咎于特朗普政府，但保尔森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可能会在美国政策制定中持续一段时间，美国各方的共识是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的战略挑战，而且以美国的利益为牺牲品。 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自加入WTO以来经济开放缓慢，美国商界已经从倡导转向怀疑，甚至反对美国过去的中国政策。美国企业不希望发生关税战，但它确实需要政府采取更激进的方法。那些最了解中国、在中国工作、在中国做生意、在中国赚钱、过去主张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的人，现在却主张更直接的对抗，这是怎么回事？ 答案在于中国鼓励竞争的政策停滞不前，以及近20年来开放的步伐放缓，外国公司不能在中国做中国公司在外国做的事。这分裂了美国商界，使美国政治专家的态度加剧转向负面；尽管许多美国企业在中国赚钱，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放弃了公平竞争的希望。美国公司越来越着眼于把风险从中国绕开。 保尔森相信中国的行为和未能开放，导致在美国产生对抗中国的观点。在过去五年来中国传递的信息是：共产党命令一切，党支部成为对国企和民企的监督工具，而不是由董事会监督；私营企业必须支持国家的战略目标，而不一定是市场或商业目标；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是混合所有制，结合国家和私人资金来支持和加强国有企业；外国公司在许多领域被视为“不必要”，必须服务于中国技术、知识和业务流程的本土化。 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问题更加剧了当前中美之间局势的紧张。外国技术不仅被转移和消化，还被重新设计，以便外国技术转身变成“中国技术”；许多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对这种所谓“本土化进程”很不满，认为这对他们企业内部的创新者和梦想家非常不公平。保尔森认为中国甚至对外输出它的行为模式，比方说通过像“一带一路”这样的项目推进“数字丝路”，外销中国“网络监控”的模式，这种行为是与美国和欧盟关系紧张的根源。 保尔森的论调呼应了白宫对华鹰派的观点。反讽的是，在白宫鹰派看来，像保尔森这样的“中国的老朋友”主张与中国的互动，正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威胁和战略性违规行为。保尔森在演讲中表示WTO未能改变中国歧视外国企业的行为，因此支持特朗普采取的强硬态度，然而同时他也反对鹰派主张两国必须“脱钩”的观点，认为这是使美国陷入孤立的下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在亚洲）能够凭借地理、经济重力以及每天生活的战略现实，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如此庞大且快速增长的经济中脱离出来。保尔森认为，如果被迫选择，许多国家将选择中国，将美国视为孤立的国家。 保尔森对于中国是否遵守入世承诺的评估，显然与中国官方的立场有别，使我不觉想起美国史带金融财团董事长、AIG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8月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标题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些友好建议：除非你做出回应，否则你不能期望继续获得有利的贸易和投资条款”。这封公开信的笔调很令人惊讶。格林伯格可以算是“又红又专”的“中国的老朋友”。AIG的前身是一家在上海起家的公司，格林伯格对于这个地理渊源一直十分自豪。AIG最早进入中国的时候，在人寿保险外资企业持股限制上享受量身定制的“AIG特殊优待”。他在纽约的办公室展示中国古董，公司纽约总部雇有负责处理与中国政府关系的专员。他是与基辛格同样的“中国铁杆粉”。 格林伯格当然不是那种对中国历史无知的美国人。他的文章追溯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他亲身在中国的经历： “通过我多年在中国开展业务和参与美中关系，我认为目前的贸易争端解决方案相当明确。当尼克松于1972年访问时，中国的经济在世界贸易中处于边缘地位。今天它有望成为全球领导者。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中国建立了贸易壁垒，以建立其新兴产业。出于战略原因，这对美国等外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由于中国的巨大潜力，外国公司对之忍受。现在，中国的官僚机构、政府政策、充满障碍和延误的监管程序、结构性障碍、例如政府机构因强迫提前退休而导致的更替，以及中国官员的心态，都存在对外国人的歧视性待遇。这一切都需要改变。当中国不愿意回应时，中国不能指望在国外市场继续获得有利的贸易和投资条件。改革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有权提升公平竞争力。中国不再需要与经济发展初期相同的优惠条件。重新评估双边贸易条款并使其更公平公正是有道理的，每个贸易伙伴都可以确保所有产业的市场准入平等且畅通无阻。”
二 保尔森认为中美关系目前走到如此接近崩裂的拐点，主要由于双方在三方面的分歧—— ◆利益不同（在美国和中国应该达成一致的许多问题上，例如朝鲜，两国经常追求不同的途径，这意味着共同利益没有产生持久的合作）； ◆中美在管理国际系统的一些重要规则上存在分歧（如海权和惯例，最近使双方海军在公海上几乎陷入冲突）； ◆在一些关键领域，美国和中国的观点很不一致，对国际治理的某些问题采取截然不同的观点（中国和俄罗斯主张国家的网络主权和国家控制跨境数据的权力；而美国和欧盟虽然没有完全达成协议，但都拒绝接受中国和俄罗斯的观点）。 这些和其他驱动因素结合，例如中国的网络管制和南海的岛屿建设，在华盛顿引发了新的共识，即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而且很可能是美国主要的长期对抗者。保尔森以略带悲观的口气说，他认为即使特朗普政权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潜伏的紧张关系也将会持续，由于涉及的层面很广，中美之间的关系除非能够正视深部的问题，否则将面临长期的寒冬。 过去40年来，美中关系建立在物品、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流动之上。在这40年中，两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理论上应该会减轻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竞争。但是诚实的评估显示，这并未发生，技术是这一现实的关键驱动因素。在当今世界，技术是商业成功的关键部分，模糊了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安全竞争正在广泛卷入经济和商业的领域。更重要的是，经济紧张局势正在达到一个崩溃点，这四方面的流动正面临巨大的压力，加大“脱钩”风险，也即形成“经济铁幕”的风险。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深化改革？保尔森建议从三个方面做起—— 第一，竞争改革，允许外国公司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与中国公司竞争，允许中国私营企业以同样的公平原则与国有企业竞争。 第二，加强市场的作用，成功的公司必须以商业形式运营，而不是作为国家的代理或特工，让它们依照市场推动关键决策，回应市场的信号，而非政府的信号。中国总是会有庞大的国营体系，但是即使是国企，也应该商业化运作，这意味着加强公司董事会，而不是共产党委员会，作为外部监管的工具。这也意味着赋权领导层成为这些公司真正的管理者。 第三，中国必须培育和保护创新，结束强制技术转让的政策，并且努力防止网络盗窃，加强保护知识产权。自主创新的使命不应该被用来限制竞争，包括通过设定使用标准的手段。 保尔森对中国的具体忠告则是—— 首先，不损人，实施强有力的互动规则，以防止中美军事摩擦。 第二，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建设性地合作。 第三，要大胆地打开中国的经济，相信中国的公司可以竞争，而不需要再躲在政府的保护墙后面。 第四，积极主动地保护外国专有技术，终止直接或间接强制技术转让的政策。 第五，与美国共同确定其最重要的战略重点，尤其是朝鲜。 而美国该怎么做？ 首先，放下激烈的语调。战略竞争是一个事实，美中之间的国家利益存在巨大差异，彼此显然有冲突的国家安全概念，尤其是在南中国海。但中国并没有对美国文明构成生存威胁。美国经过242年的民主实验，应该对自身及其制度的复原力更有信心，在面临中国明显的战略挑战做好准备同时，不应该牺牲美国中心的价值观和对开放的承诺。 第二，争取合作伙伴，然后与这些合作伙伴联盟，努力达成与北京的共识。中国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尽管中国不支持自由主义秩序，但它和美国一样需要一个有效的全球秩序，中国和美国何不成为引领WTO进入数字化领域的主力？保尔森希望特朗普重新考虑他退出TPP 的决定。TPP 2.0将为塑造中美贸易环境提供现成的工具。 第三，与中国谈判。美国在与中国进行谈判时，要有明确的目标。这意味着要找到框架，不仅要讨论问题，还要解决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密切合作，例如与中国达成多方投资协议。 第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大举投资美国，塑造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的经济、强大的教育机构，以及对科学和工程的强大投资。对世界开放，投资并打造联盟，在各大洲投资于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特别是在亚洲和欧洲。如果美国要在21世纪的世界中竞争和茁壮成长，必须避免对国际体系运作构成风险。 中美两国共占全球40%左右的GDP，为全球增长贡献了50％以上，很难想象两国各行其是、甚至“脱钩”的国际秩序；两个国家都需要能够运作的国际秩序，而国际秩序正是“大到不容倒”。这个秩序的重整必须仰赖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家风范”。
三 保尔森的观点虽然获得不少在场嘉宾的赞赏，恒隆集团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保尔森的转变似乎有些突兀：“保尔森给几个美国朋友打了电话，因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变了，所以他也跟着变？过去24个月发生什么事了？保尔森提到的中国市场状况他难道素来无所知晓？为什么特朗普上台24个月后，他才说出他真正的想法？难道是他突然被彼得·纳瓦罗（美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白宫鹰派代表）同化了？” 北京麦健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十亿消费者：来自中国商场第一线的经验》一书作者）麦健陆认为保尔森今天的演说将是中美关系历史上的里程碑文件，与佐利克的《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说同样级别。2005年身为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的政策演说，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句话是：“我们应该要求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害相关参与者”。 麦健陆说，根据他的了解，这份讲稿是保尔森的力作，他全程亲手动笔，而且在写作的过程中非常焦灼，因为决定不再以外交辞令打掩护。 凯雷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联合执行主席大卫·鲁宾斯坦认为保尔森的演说非常有力。我提醒他这跟保尔森以往的公开演讲说法显著不同，从来没有听到他对中美关系这么直接、甚至带有警醒意味的“悲观”语调。鲁宾斯坦说：“保尔森和中国领导层很熟，他应该知道这么说中国政府还能够接受。” 我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闭幕前遇到了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前高盛总裁）。他曾属于特朗普幕僚中的“鸽派”，与白宫鹰派围绕关税策略斗争失败后辞职。科恩对我说：“保尔森所说的，我完全同意。”（FT中文网 刘裘蒂）
形势分析
世界激荡，是残酷的新冷战还是血腥的热战？
【研究员】：
编者按：今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并不仅仅是议员选举，而是美国人投票选择，究竟要走左与右哪条道路。左派道路的代表是民主党，右派道路的代表是共和党。这两条道路代表着不同的政见与主张，对整个世界的国家关系、经济贸易、政治体制、军事体系，甚至是网络与科技，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世界是重回东西巨头坐地分肥的镀金时代，还是不惜以残酷的新冷战，甚至是以理性而血腥的热战方式履行终极解决？
【博览财经特稿】人生万变皆有因，世事如棋局局新。 土耳其坠落、欧洲右转、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美日欧自建贸易阵营…在错综复杂的棋局里，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正在激荡变化，不同阵营已初现分野。所谓贸易战，不过是这场国际政治势力洗牌的点缀。 二战以降，世界都是以有限的几个阵营进行分割，进而博弈、摩擦、争执、交易。两个多月后的一次重大事件，不仅决定美国的国运，也将决定整个世界的新秩序。 这并非夸大其词。今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并不仅仅是议员选举，而是美国人投票选择，究竟要走左与右哪条道路。左派道路的代表是民主党，右派道路的代表是共和党。这两条道路代表着不同的政见与主张，对整个世界的国家关系、经济贸易、政治体制、军事体系，甚至是网络与科技，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是重回东西巨头坐地分肥的镀金时代，还是不惜以残酷的新冷战，甚至是以理性而血腥的热战方式履行终极解决？
1 ISIS（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是这场剧变的导火索。 ISIS的一大特征就是善用互联网。“911”后伊斯兰极端组织利用网络进行宣传和招募已成惯例，但没有一个像ISIS这样，将社交网络“玩转”得如此极致。极致地使用网络，与他们的另一大特征——极端地残忍相结合，使其在极短时间内便哄传全球，成为现象级的事件。他们枪杀战俘，用小刀慢慢割掉人质的头，把政府军关在铁笼子里浇汽油烧死，然后通过社交网络发布这些血腥照片和视频。是要在敌人内部制造恐慌，恫吓软弱的西方政府，让中东各国畏惧。就像蒙古军队屠城以恐吓对手不得顽抗一样。 ISIS最初成功了。“社交媒介恐怖主义”起到了它们预期的作用。残酷处死大批俘虏后，伊拉克政府军望风披靡、一溃千里，ISIS的领地在几个月内扩大了百倍；血腥视频的广泛传播还为他们扩大了影响力，聚集更多“圣战”分子，并诱惑激进的年轻穆斯林加入队伍。独狼恐怖分子在欧美城市制造大规模杀戮事件后，西方政客们循例地表演一番“我们谴责暴力，为死难者祈祷”后继续绥靖，仿佛浑身洋溢着后叶催产素。后叶催产素是一种荷尔蒙，喷一喷能使人立刻变得比你妈妈还善良有爱。这种圣母必备药对恐怖分子有没有用不知道，左翼政客似乎是天天自喷十几次，以致他们从不拒绝穆斯林移民，也不肯加派军力进剿ISIS。 ISIS后来的失败，严格说并非败于欧美军事干预。恰恰相反，它们越是疯狂地杀害美国人质、在美国制造恐怖袭击，当时主政的奥巴马民主党政府就越是拒绝报复，拒绝派遣地面部队打击。奥巴马本人一再重申，对ISIS的策略是“遏制”，而非消灭。“遏制”在美国外交上是一个微妙词令，最早由另一位民主党总统杜鲁门用在冷战对手苏联身上，意思即承认无力消灭对手，所以只能遏制对手过快的扩张。奥巴马把这个词用在ISIS身上，是想向美国公众承认ISIS将长久地存在下去，民主党政府不会将其消灭。 民主党一贯奉行的“政治正确”中，黑人、少数族裔、LGBT与伊斯兰教都是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使得2016年6月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佛罗里达奥兰多LGBT夜总会杀害50人一事显得莫名尴尬。
佛罗里达奥兰多同性恋酒吧枪击案 该案是美国史上最严重枪击事件，凶手为阿富汗移民奥马尔.马丁。戏剧性的是，当他闯入夜总会第一次朝人群开枪射杀后，他拨通了报警电话，告诉一名“9·11”接线员：“我宣誓效忠于巴格达迪。”并念完一段伊斯兰教颂词。巴格达迪是“伊斯兰国”头目。说这段话时，他的语气镇静从容。后来，奥巴马授意司法部长删掉这段报警录音的内容。司法部长对外声称：反同性恋偏见与“线上激进化”（为了避免提及伊斯兰教而发明出来的名词）是LGBT夜总会被袭的原因，“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袭击者的真正动机”，因此袭击与伊斯兰教无关。 所谓政治正确，最初是共产国家的术语，指做任何事、一切言行都要符合意识形态和党的规定。六十年代被西方左派拿去，变成一种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禁忌，不准冒犯少数族裔、非基督教徒、LGBT等团体，违者扣上“歧视仇恨”的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再加一只脚。白左树立政治正确的牌坊，名义上是保护弱势社群，实际上是借此摧毁西方的保守主义价值观。 可以说，ISIS败于美国民意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来自于两大群体的驱动。一个是另类右翼，他们是活跃在互联网空间的美国年轻人，惯于用P图、吐槽、编段子、“钓鱼”等网络流行的方法调侃主流自由派白左的“政治正确”。在觉醒了“白人种族身份”之后，他们对女权、伊斯兰之类的网络话语霸权就充满了厌恶，而ISIS的伊斯兰恐怖活动越猖獗，就越能给他们网络反讽提供弹药。 另一个是基督徒。他们代表着今日美国最保守的右翼政治势力。自从1954年民主党参议员（后来当了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并通过了“约翰逊修正案”， 美国的基督教政治势力就被打压。这项修正案规定宗教团体不得参与政治，不得支持或反对公职候选人，否则将丧失免税地位。约翰逊修正案在执行时从不规管伊斯兰和其他宗教，只是针对基督教会，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竭力降低虔信基督教的议员、总统当选的可能性。 六七十年代以降，美国堕胎、同性恋合法化之后，一些基督教右翼领袖甚至在后来指斥“911是对美国堕落的天谴”。他们不满共和党在相关议题上跟随民主党，所以在2008、2012两次大选都拒绝投票给任何一党，导致民主党获胜。 从“五月花”号开始，美国就是一个宗教色彩极重的国家。约翰温·斯罗普，带领清教徒移民到马萨诸塞州的领袖，就曾在一次报道中将清教徒社区称为“山巅之城”。之后有无数的政治家，包括里根，都将美国比喻为“山巅之城”，是“上帝的国家”。19世纪后半叶，美国基督教受到达尔文主义的冲击，分化出不再将《圣经》目为神圣的“现代派”基督徒，而保守传统的基督教右翼则被媒体抨击为“愚昧落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已经控制了北部大多数城市，而北部基要派在文化影响上失势，逐渐将根据地转移到南部乡村，与三K党一起推动反共主义运动。到了70年代，他们无法忍受民主党要将美国变成一个渎神的国家，于是重出江湖，以福音派为主体，建立了一个包括基要派、五旬节运动、摩门教、罗马天主教在内的基督教右翼大联盟，最后推举秉持相同价值观的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阻断了民主党的议程。 奥巴马任内强力推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使他们出离了愤怒，因为在圣经里，同性恋行为就是犯罪。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大批残杀基督徒，而奥巴马政府不但拒绝出兵救助，连谴责都懒得做，这也是美国基督教右翼对民主党产生强烈敌意的原因。这一次，他们进行了总动员，声称要与魔鬼作战、挽救美国于危难中，号召基督徒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连清教徒里最消极遁世的阿米绪人都全体投票给特朗普（2004年大选中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呆在家为小布什祷告），为其在宾夕法尼亚州险胜希拉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个粉丝在特朗普演说中翻越护栏冲上看台，特朗普与其拥抱 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迅速消灭ISIS。他上台后，彻底废除了奥巴马阻挠前方美军打击ISIS的种种制约，充分授权前线指挥官做临敌决策。将士用命，仅仅几个月，以美军为主导的联军就攻陷ISIS在伊拉克的总部摩苏尔，不到一年就把ISIS全部赶出伊拉克。 “我们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可以不受约束地追捕和瞄准ISIS首脑、瞄准他们的指挥及控制系统，”美国驻伊拉克空军准将布里格安德鲁・克罗夫特评价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逆转战局：“现在的（华府）领导团队确实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关键，我无法找到更好的领导团队了，他们让军队充分发挥最大的效能。”伊拉克国防发言人拉索尔准将也证实：“我看到联军比以前更快速地帮助伊拉克，似乎得到很多的支持，在奥巴马执政时，我们看不到这些。” 在此意义上，ISIS堪称自掘坟墓：帮助美国人选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克星特朗普。他们匪夷所思的反人类行为拉低了“伊斯兰护道者”左派民主党的民望，推动了美国右翼民意的汹涌爆发，使一半以上的美国选民投票支持特朗普。
2 不只是美国，包括欧洲在内的左右翼，围绕着ISIS这个核心议题，已经进行长达数年的缠斗。 右翼质疑奥巴马和希拉里纵容伊斯兰极端主义，向IS提供军火；质疑美国的中东盟友沙特、卡塔尔等国暗中支持ISIS；质疑欧美清真寺的阿訇们向穆斯林灌输极端思想，教唆他们从内部攻击西方文明；质疑女权主义一直致力于抹黑西方“男权”社会，却对伊斯兰蔑视女性的传统视而不见。 左翼则非常聪明地利用ISIS炒作出难民的新议题。左媒大肆传播土耳其道安通讯社拍摄的“小男童伏尸海滩”照片，称其为“最揪心画面”、“人间惨剧”，用催泪弹攻势胁迫欧洲各国民众改变态度接收难民，否则就是“毫无良知”、“罔顾人道主义危机”。如此一来，左翼就巧妙地回避了所有诘疑，把“要不要消灭ISIS”命题偷换成“要不要接收难民”、“要不要人道主义大爱”命题。在幼童伏尸照片的感人肺腑作用下，答案无疑是必须的。法国愿意认同配额了，匈牙利总理沉默了，连隔着海峡的英国也表示考虑接受难民了，默克尔宣布德国愿意收容所有难民，人数无上限。于是一年内就有一百多万中东难民潮水般涌进德国。 难民潮 到了这个时候，ISIS再残忍野蛮、在中东杀了多少基督徒和卡菲尔、在欧美发动了再多次恐袭，统统不是问题，需要以怎样的角度和姿势热情欢迎难民才是问题。于是芬兰总理说愿意将自家闲置的一栋住宅提供给难民，白种姑娘们身姿妖娆地举着标语到火车站迎接难民，一对老年夫妇被逐出家门、因为德国政府认为他们的住宅更适合接待难民…… 德国的“难民营”环境条件非常好，有些地方是宾馆似的大楼。第一财经曾采访过一个三口之家，住着宽敞的三室一厅，客厅里48寸平板电视机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每月可以获得1500欧元补助金，生活得十分滋润。到了2016年，单身难民每月的零用钱为145欧元，每对夫妇262欧元，每个孩子有85~114欧元；单身难民还享有每月食物补贴219欧元，每对夫妇392欧元，每个孩子135~200欧元不等。这些都是在免费住房、免费煤电气供水供热、家居用品以及教育医疗之外的现金补贴。当这些难民一年后政治庇护获批后，就能与德国公民吃同等的福利待遇。 这些难民是怎样报答热情欢迎他们的欧洲呢？他们在收容所里实施伊斯兰教法，袭击基督教徒、库尔德人和雅兹迪人难民，男女混居收容所里的女难民都会遭受男难民性侵或被迫卖淫，比如德国巴伐利亚州一间难民营，被社工们称“这是慕尼黑最大的妓院”。他们还强奸女清洁工和女义工，跑到街上去性侵穿裙子的女人，更有甚者，他们帮助ISIS向欧洲发动恐怖袭击。2015年丹麦发生多起难民强奸本地女孩事件后，政府为难民开设“穿裙子不代表淫荡”课程。2015年12月31日跨年夜，德国科隆等13个城市发生男难民大规模性侵德国女性事件。2016年1月，一名13岁俄裔少女在柏林被男难民当街掳走轮奸，事后警方声称该少女是“自愿性交”。同月，瑞典一个自称“15岁”的男难民在收容中心用刀刺死一名女职员。2017年1月，三个留络腮胡子的穆斯林难民闯进一名瑞典女子家里，将其轮奸后在Facebook上进行直播，而瑞典警方轻描淡写地表示，这不是性侵，只是一起“室内虐待”案。 瑞典光在2015年就接收了19万难民，当时是欧洲之冠，结果瑞典国内的强奸案发率多年来一直也蝉联欧洲之冠。2016年12月，一名17岁阿富汗难民奸杀了一名19岁德国少女，死者是欧盟高官的女儿，到难民中心当义工。2015年11月，法国巴黎发生导致130人丧生的连环恐怖袭击，七名携带自动步枪、身绑炸弹的凶徒中至少两人是登记在册的叙利亚难民。2016年3月，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连环恐袭案，共造成32人死亡、340人受伤，恐袭核心策划者就是一名为IS效命的叙利亚难民。2016年7月，德国三天内发生了三宗难民袭击事件，一名效忠IS的27岁难民在巴伐利亚州音乐会当人弹，炸伤12人。2016年12月，一名穆斯林难民驾驶卡车冲向柏林圣诞集市，12人死亡48人受伤……
查理周刊枪击案，恐怖分子屠杀无辜百姓 左翼把这盘棋下得太大，连自己都无法收拾残局。对于社会受到难民和伊斯兰价值观的无情冲击，他们只有一个撒手锏，就是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让人民闭嘴。于是有无数被强奸的女人不愿意报警，因为担心“难民的名声受到影响”。左翼政府还拐弯抹角地用“文化差异”为难民罪犯们开脱。 然而这个锅太大，不是这么容易甩掉。起码从现象上，欧洲难民危机疑似ISIS与伊斯兰教阿訇们合谋推动。2015年2月，ISIS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向它们在利比亚的据点发动攻击，否则他们会放出夹杂恐怖分子在内的50万名“难民”进入欧洲。2016年11月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穆斯林难民正在企图把德国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方法是大量生育增加人口，用子宫占领德国，以使穆斯林人口终有一天超越非穆斯林人口，到时就可以接管德国并消灭德国的基督教徒。差不多的话也出在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口中，他要求在德国和欧洲的土耳其侨民多生孩子，“生三个孩子不够，要生就生五个。” 正如美国右翼以ISIS的崛起为契机强劲回潮一样，欧洲右翼亦以难民潮为契机，获得了二战后最迅猛的发展。 欧洲难民潮的背面：肮脏的人口走私。欧洲政局的管理混乱，使得人贩子粉墨登场。在欧洲，每天都有上千名难民，将自身安危交付至人贩子手中。这些走私贩们不仅贪婪，还视难民的性命如草芥，他们把难民装进卡车，将满满一车人从布达佩斯送到维也纳，且向每人收取400欧元的费用，正常的火车票才只要50欧元。
3 世界形势，跟着美国国内形势作转移。 特朗普上台这两年，是美国左右两派斗得你死我活的两年。左派除了朝野合力炒作“通俄门”企图弹劾总统，甚至还发生过企图枪杀共和党全体议员的丑剧。而特朗普及其右派同僚，则在大法官任命、禁穆令、筑墙、驱逐非法移民、废止约翰逊法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发动贸易战等事项上发动全面进攻，行釜底抽薪之计，“抽干沼泽”，凿空左派根基。 左右派的对垒已经有二三十年没这么激烈了。至少从小布什年代起，共和党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就越变越温和，几乎沦为“民主党二号”。美国当然存在着不少班农这种“极右分子”，近十年茶党也发挥了对共和党左倾的制衡作用，但始终没有契机让右翼强势回潮。一些观察家认为，再这么下去，只需十年八年，共和党便会变成一个温和左翼政党。当然，特朗普的当选彻底扭转了这一消极进程。 二十世纪是欧美右翼的悲惨世纪。其实，右翼的噩梦从17世纪就开始了。我们这里说的右翼，与中国的“右派”、“邓右”无关，其源头是中世纪的教会和英法革命时代的保王党。反对天主教会的英国清教徒移民美利坚，大发展了三百年后，受到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挑战，也加入保守派行列。这一脉传承，一般称为“保守主义”。美国的民主党原来是保守派，但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与原来激进主义的共和党乾坤大挪移，互换了角色。 英国的保守党全称“保守与统一”，俗称“托利党”，就是英国王政复辟时期的托利党、保王派。很多人以为只有法国发生过革命，英国不喜欢革命，从来都是保守主义者。这种看法大谬不然。17世纪克伦威尔领导的宗教战争就是一场大革命，最终砍掉了国王查理一世的头、全面清洗国内保王派。查理二世王政复辟之后，英国革命派分裂为辉格党和托利党，前者要求继续革命，驱逐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查理二世的弟弟），后者要求尊重王权、尊重法治。结果又是革命的辉格党胜利了，执政长达一百多年。 深受马克思赞誉的辉格党，其影响远销美洲大陆，与欧洲1848年无神论革命的思潮合流，在美国诞生了一个叫共和党的革命派政党，与马克思们的第一国际携手，掀起“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发动南北战争，推翻了代表保守派的“南方三十万奴隶主的罪恶统治”，颠覆了华盛顿、杰斐逊的贵族精英+宪政/有限民主模式，开启了一种融进步主义、社会主义、以福利收买选票的“全民民主主义”于一体的激进政治模式。日后享誉中国的“斗争哲学”、“发动贫农（黑奴）闹革命”等等创举，早在南北战争当中就已经预演过了。 美国南北战争 革命的祖宗辉格党最终过气了，被“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淹没在“进步”的洪流中，由工党所取代。反而俗称托利党、被攻击和边缘化了一二百年的英国保守党延续至今，生命不息。 革命派的共和党击败了南部民主党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发生了两场运动，人民党“改革运动”和“进步运动”，深刻改变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走向。共和党经过进步党分裂后逐步变得相对保守，本来代表了右翼保守派的民主党则排除了南部民主党对总统提名的干预后迅速左转（南部民主党是维护民主党整体保守倾向的基本盘，北方民主党因所在地区的工商业发达，被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影响甚深），最终在小罗斯福执政时期左到与斯大林做了朋友、与苏联结成同盟。从此，美苏建立了雅尔塔分赃体系（签署密约，将外蒙古、中国东北、中东欧诸国悉数出卖给苏联），白左与红左瓜分世界。 在民主党逐步左转的过程中，发现了黑人这个票仓，北方民主党人要求改变保守主义社会价值纲领，争取黑人的选票；但南方民主党人坚决反对，坚持固有的保守主义传统。上述矛盾在194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爆发，总统候选人杜鲁门站在北方民主党人一边，终于促成了大分裂，南方民主党人集体脱党，剩下的北方民主党人就往白左之路一路狂奔不回头。 另一方面，1964年贝利·高华德被推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创立了保守主义联盟，提出保守主义纲领，推动共和党接受保守派价值观。尽管他在选战中不敌民主党的林登·约翰逊，但保守价值观从此被共和党全面接受并成为核心政治纲领。原来受马克思影响的革命派共和党由此变为保守主义政党，并一直延续至今。 世界的格局，早在二战时就定了下来。二战后数十年，总的说来是白左民主党的天下。虽然共和党议员麦卡锡挺身而出，抨击罗斯福政府与苏联勾结的“卖国20年”，在全美掀起反共产主义浪潮、狠挫左倾之风，但当时共和党并未启动向保守主义的价值转换，受麦卡锡之惠击败民主党人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同样是罗斯福新政的信徒，转过头来与民主党议员一同谴责麦卡锡。艾森豪威尔甚至任命了白左中的战斗机厄尔·沃伦当最高法院大法官，作出了一系列左倾判例，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左转。 五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六七十年代的反战运动……街头骚乱……火烧底特律……枪杀白人警察……嬉皮士运动……“要做爱要吸毒不要打仗”……胡士托音乐节……赴河内为北越劳军唾骂美军战俘的珍·芳达……以反美为时尚的文化界影视圈……直到八十年代，左翼的汹涌澎湃才总算消停了下来：那时终于出了个真正的右翼总统罗纳德·里根。 二战的胜利，本身就是左翼的胜利。 纳粹德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等轴心国签署了一个政治条约《反共产国际协定》，曾经结成了右翼同盟。后来许多学者老在法西斯、纳粹究竟是左是右的问题上缠夹不清，尤其是自以为右翼的自由派如刘军宁，提出了“纳粹与希特勒不是极右是极左”，企图为右翼辩护，实则凸显了中国式书本知识分子对历史政治的无知。事实上，不能拿着“集体主义”、“个人自由”这些理论的条条框框去判别上世纪30年代的左右之辨。 世界上只有左派存在共同的集体纲领（□□党宣言）、统一的组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国际），右派从来没有世界性的宣言和组织，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因为右翼-保守主义是在各国政治传统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就像酒糟必然会酿成酒。正所谓“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人类天然就对激进的改变抱有怀疑和不信任，天然就在熟悉的事物和环境中获得安全感。保守主义是既成事实，代表着人民对土地、家庭、团体、传统、国家的爱，仿佛自然法一样天经地义，本身并不需要理论的定义。 然而，左翼美国从本质上是反美的，这就使得它们的胜利事实上是违背美国利益的。这叫“左派的自反原理”。什么是左派的自反？种族上他们是白人，但他们从心底里期盼着黑人等少数族裔翻身做主人，把白人踩到脚底下。社会阶层上他们属于精英和富人，却整天要求政策“劫富济贫”，结果富人反而更富，穷人更穷，还牺牲了整个勤奋工作的中产阶级。信仰上他们的父辈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但他们却欢迎对基督教怀有千年仇恨的穆斯林带着极端教义鲸吞欧洲、蚕食美国。 越战就是典型的自反案例。在苏联支持下北越进攻南越，美军既然为了保护盟友参战，本应竭尽全力打赢这场战争，阻止极左武装集团对东南亚的侵略，但美国左翼却反过来以美国的军事失败为目的。左派媒体天天报道美军和南越政府“侵犯人权”、造成“人道灾难”，左派肯尼迪政府支持政变杀害南越吴廷琰总统，左派流氓天天上街反战，左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就是厄尔·沃伦）不顾军事失败和己方人员大批死亡，裁决《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军方机密文件为合法，左派国会和左派政府都在舆论支持下要求撤离越南。于是，美军撤退了，留下南越的烂摊子没两年就被北越“统一”了。百万南越人民不愿在北越政权下生活，变卖家产换黄金给蛇头，乘坐渔船“投奔怒海”，为香港和美国制造了绵延多年的难民危机。 讲述日本记者帮助越南人乘船逃亡自由世界的电影《投奔怒海》1982年10月13日首映，许鞍华导演，林子祥、刘德华主演。当时正值中英双方就香港主权移交问题展开谈判，电影呼应了香港人对前途的惶恐，一时好评如潮，票房高达1600万。图为泰国版海报。 太阳底下无新事。2010年左倾总统奥巴马下令从伊拉克撤军，直接造成了一大帮伊斯兰恐怖组织群魔乱舞，最极端的ISIS从中崛起，占领了大片伊拉克领土并蔓延到叙利亚。正是ISIS的荼毒使中东几乎沦为越南和柬埔寨的翻版，大批难民以土耳其为跳板逃亡欧洲。叙利亚难民危机比越南难民强烈千万倍，乃因穆斯林难民从意识形态上仇视西方。与亲美的南越难民截然不同，所以左翼不欢迎南越难民，却对穆斯林难民张开怀抱，请它们来对西方社会基础进行最彻底的破坏。 左派没有祖国。 左派与“国有难、回必乱”的伊斯兰教徒们一样，也是教在国先，有教无国。《共产党宣言》里开宗明义说：工人没有祖国（恩格斯的继承者倍倍尔、伯恩斯坦、考茨基从1900年就反对八国联军进攻清国，一战也强烈反战）。左派的宗教就是共产主义及其革命理论。经过六十年代“新左派”的粉饰，这套理论成功地由民权、女权、同性恋者权利、气候变暖、普世价值、全球化进程等金漆招牌重新包装，让左翼看起来仿佛改换了门庭。其实它们的终极目标丝毫没变，依旧是“砸碎枷锁”，“解放全人类”。所不同者，以前用革命的手段解放，现在用全球化来解放；以前用暴力“砸碎枷锁”，现在用逆向种族歧视、逆向宗教歧视来合法地将整个西方价值观全部砸碎。 要而言之，左翼在二十世纪发动了三次大进攻。第一次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为欧美政经、文化、学术等精英领域奠定了左倾格调；第二次是六七十年代，反战嬉皮士；第三次是克林顿和奥巴马。奥巴马将穆斯林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教法引入美国，而欧洲诸国也几成欧罗巴斯坦。ISIS的出现，即是偶然也是必然。但左右两派都抓住了这个偶然-必然之机，展开大搏斗。 对于左翼而言，这只不过是它们一两百年来连绵不绝攻势中的一环。对于右翼而言，这却有可能是最后一搏。因为五十年代民权运动增加黑人选票、六七十年代大量吸纳拉美人口，虽然冲击了共和党，但毕竟不是宗教信仰的敌人。但信奉伊斯兰教法的穆斯林们大批羼入，却是真正致命的。伊斯兰教根本不允许改信，千年以来也没有向文明演进，二十世纪奥斯曼帝国灭亡以后，反而在沙特酋长们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原教旨——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及战斗性。 右翼没在六七十年代的左翼总攻中失败，也许算是一个神迹。越战的失败，令美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下。人心惶惶，经济滑坡，失业率高企，左派挑起的种族暴力冲突无日无之，另一方面则是苏联国力与日俱增，其世界性扩张无法遏止，骎骎然有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之势。眼看美国从肉体到精神将走向全面败落，保守派终于在绝地中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左翼在大福利社会、对苏联的屈膝献媚、道德瓦解和过度平权方面太过激进，尤其是阿以战争后左翼学生坚决反对以色列，引起了许多原先属于泛左翼的自由派犹太知识分子不满。这些知识分子基本都是犹太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弟子，将“犹太-基督教传统”奉为圭臬，他们孜孜不倦地展开了与左翼和自由主义的理论缠斗，在最高学府的前线守住了保守派的阵地。后来艾伦·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就是论战中产生的名著。他们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主要信奉两条的政治哲学：一，自由民主与专制水火不容，民主阵营应坚决反对暴政；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他们强调美国的新罗马属性，指出必须用战争等激烈手段对抗邪恶暴政。在里根和小布什任内，新保守主义者纷纷进入内阁，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主导者，从格林纳达战争、星球大战计划到911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无不出自他们的手笔。 比新保守主义这些原自由左翼的“投诚者”更猛烈的反攻来自于基督徒。 美国基督教真正的“觉醒”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基要派基督徒就成为议员麦卡锡的“反□十字军”的中流砥柱。基要派反□组织“基督教圣战”的创始人比利·哈吉斯牧师、“美国基督教会协会”的创始人卡尔·麦金太尔成为了麦卡锡的智囊，有些演讲稿都是他俩起草的。在他们看来，□□主义不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潮，更像是与一个基督教对立的“邪教”，是全球福音传播的障碍，是魔鬼的阴谋，必须加以阻止。 1976年，基要派布道家杰瑞·法威尔发起一系列“我爱美国”集会，拒绝“政教分离”原则，热切地将传教活动与右翼政治价值观结合起来。以道德高洁的基督徒形象争取宗教右翼选票的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当上总统后，却不推行右翼价值观，反而全面倒向左翼。法威尔失望之余，在1979年成立了“道德多数派”组织，力图通过挫败民主党的激进社会议程，将处在“道德崩溃边缘”的美国挽救回来，以圣经重塑美国的道德体系。
杰瑞·法威尔，共和党伟大总统里根上台的功臣 在成立的第一年内，“道德多数”就拥有40万成员，预算资金高达150万美元。与此同时，帕特•罗伯森创建的“耶稣的华盛顿”组织周日祈祷，吸引了20万福音派人士参加。除了发动追随者投票给推荐的候选人以外，右翼组织还派人出席共和党大会，甚至亲自出面参加竞选。1979年，罗伯森和法威尔等人经过与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举行了多番会谈，确定里根为他们的最佳人选。 谋求连任的卡特却被法威尔当头一击，直接打败。卡特说，“那个秋天（1980），由杰瑞·法威尔领导的一个小组在南方的广播和电视上购买了1000万美元商业广告，让我成为南方的叛徒，不再是基督徒。” “基督教之声”的策略专家科内尔•多那扬言：“1976年，基督徒帮助杰米•卡特以微弱优势获胜。在1980年，我们将使形势逆转。” “基督教之声”和“道德多数”发动了二百万名福音信徒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在新教徒当中，里根获得56％的支持，而竞选连任的卡特获得的支持只有34％。在里根多获的10％选票中，三分之二来自这些白人福音派信徒。右翼组织还在加利福利亚和阿拉巴马为教徒提供投票指南，帮助共和党人成功竞选国会议员。 从此，以基要派、福音派为首的白人基督徒右翼便与共和党结成联盟，参与共和党大会，选择共和党候选人，并深度影响共和党的政治议程。共和党在里根时代坚定的反共、反堕胎、反女权、反同性恋等立场，均源于基督徒右翼的敦促。 第三波对左翼的反攻来自于文艺界中的保守主义者。文艺领域中对公众具有最广泛而直接影响的非影视莫属，所以共产国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全世界电影行业进行渗透，包括欧陆诸国，靠着所谓的“先锋艺术”、“蒙太奇电影”（《战舰波将金号》）的鼓吹，实现意识形态（“革命”）的植入。 针对美国好莱坞，共产国际的渗透更是无孔不入。列宁的好朋友威利·闵岑伯格受托进入美国，专事缔造红色好莱坞。在他的努力下，不但赤化了当时美国影坛，还将大批电影名流的子女送到莫斯科大学英美学院学习，赤化好莱坞的第二代第三代。麦卡锡议员曾经将清算的矛头指向好莱坞，时任演员工会主席的罗纳德·里根、和路·迪士尼都曾出席国会听证会，揭发美共成员。作家兼编剧海明威、演员兼导演卓别林都被打为苏联间谍，人尽皆知。被译介过来，所谓“脍炙人口”的经典电影，多半是左翼电影，如《正午》、《北非谍影》、《十二怒汉》之类。 美国有史以来唯一一部将右翼政治理念以史诗形式展现的电影是大卫·格里菲斯导演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它颠覆了南北战争的主流叙事，揭露早期共和党指使流氓黑人烧杀抢掠，歌颂三K党保护了南方人民的身家性命，将选举秩序恢复正常，这才有了一个在战争废墟中新生的美国。这部电影诞生后不久，好莱坞即被赤化，真正的右翼电影举步维艰。 即便如此，右翼倾向的电影还是在美国和世界影坛上大放异彩。硬汉派电影全都是右翼倾向，因为左派反感个人英雄主义，偶尔塑造类似角色也不伦不类。西部片里只身抗暴的独行侠们，如约翰·韦恩、加里·库珀，都是保守主义者，韦恩长期的激烈反□言行招致斯大林下令对其暗杀，后来赫鲁晓夫亲自撤销了刺杀令。以镖客三部曲重塑新派西部片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也是保守主义者，至少担任过两届共和党大会嘉宾，2012年为罗姆尼站台时更曾一时兴起，让人搬来一把空椅子，当作奥巴马加以痛骂，语惊四座。2008年他自导自演的《老爷车》里，一个看不惯亚裔吵吵闹闹生活习惯的老年白种男人，最后为遭强奸的亚裔女孩报仇，死在黑帮枪下，是破除逆向种族歧视的经典之作。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洛奇（Rocky）系列和兰博（Rambo）系列，堪称影响力最大的右翼电影作品。当时，七十年代的美国处于越战失败后遗症中不能自拔，国际形势上处于守势，被苏联压着打，国内失业率和通胀严重，再加上石油危机，美国进入大萧条以来最艰难的时代。左翼电影普遍从选材和表现手法上都刻意阴暗化、混乱化、肮脏化（参见罗伯特·迪尼罗《出租车司机》），更使民众的意识和心灵蒙上了厚厚的阴霾。洛奇第一部同样是在灰暗的色调中开始叙事，演绎了一个典型的美国梦故事，小混混白人拳手抓住机遇险些将黑人拳王（暗喻拳王阿里）击败，强调奋斗就会成功。 兰博系列则可以代表整个里根时代的美国精神。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1981年，史泰龙开拍电影《第一滴血》。同名小说原本是部反战小说，把主角Rambo塑造为一个残忍的疯子。但史泰龙亲自操刀，将剧本变成“反反战”电影。
史泰龙在海报上为里根总统签名 越战特种部队退役军人Rambo回到美国，步行穿过一个小镇时受到警长侮辱并以“流浪罪”逮捕，在警局里他不堪虐待爆发，打伤警察夺取摩托车逃入山林。受伤警察企图利用追捕过程杀死Rambo报仇，却被其反杀。警长调来了国民警卫军，将兰博赶入废矿坑再用肩托式火箭弹轰炸，以为已将其炸死时，Rambo以卓越的求生技能穿过黑暗矿道，夺取了一辆军车，手持M60重机枪单枪匹马杀回小镇，炸毁了加油站和野外用品店，将屋顶埋伏的警长乱枪打成重伤。原上司崔普曼上校现身劝他投降，说战争已经结束。兰博终于打破沉默，愤怒地控诉社会对越南老兵不公：没有结束！没有！场仗本不属于我，是你要求我参战，我拼了命要去打赢这场仗，但偏偏有人不让我们打赢。我们为这个国家出生入死，回国后却看到机场挤满了蛆虫们，抗议、吐痰，叫我婴儿杀手和各种卑鄙的话！ 影片中，兰博代表着所有的热爱美国者、所有出生入死的退伍美军、所有战死的英灵，向煽动反战示威、出卖军人和越南的民主党，以及小半个被煽动起来的“蛆虫美国”迸射出愤懑和怒火。沉痛悲怆的片尾曲 It’s a long road 奏响，兰博在上校陪同下昂然步出警局，仿佛一位凯旋的英雄。
Rambo饰演者史泰龙与里根握手 左右翼对《第一滴血I》的评价是严重分裂的。左翼认为该片“歪曲了对越战的评价”，而右翼则认为这是伟大的经典之作。30年后在youtube上只有一个定格画面的It’a long road 单曲视频仍然有368万多的点击，1万多赞。
左翼政治漫画讽刺里根军事外交政策模仿Rambo 如果说《第一滴血I》是对民主党卡特时代、以及美国不再伟大的整个七十年代的控诉，那么《第一滴血II》就是对共和党里根的八十年代的热情点赞。这正是美国右翼的一次回潮。服刑中的兰博接受了上校安排的新任务，空降潜入越南，拍摄战俘营里的美军俘虏。殊不料，只身闯虎穴的兰博被政府官僚（暗指民主党人）出卖，落入越共军队之手，惨遭酷刑。越南地下抵抗组织少女Co Bao将其救出却不幸牺牲后，满腔怒火的兰博爆发了，头缠布条，持重机枪，挎子弹带，握锯齿刀，一个人单挑越共军事基地，然后开直升机怼落苏联空军，带着一营美军战俘飞回泰国。最后兰博闯入美军基地的指挥中心，将出卖他的负责人按在桌子上，一刀插在他耳边，怒吼道：“你知道还有很多人（美军战俘）在那里（越南），找到他们，不然我会来找你！”最终，兰博向上校表达了他的愿望：“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像我们爱他一样爱着我们。” 而里根总统则对兰博这个角色赞誉有加。1985年7月贝鲁特人质危机结束后，里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昨晚看完Rambo II之后，我知道下次遇到危机和挑战时应该怎么做了。”里根经常将《第一滴血第二集》视为其国内外政策的典范。在另一次劳动节演讲中，里根表示他将“本着兰博精神”清理联邦税制。
里根夫妇在家庭影院内观看第一滴血第二集 史泰龙的电影甚至比里根自己对重塑美国的大国形象、激发人民的自信心态起了更大的作用。在《第一滴血第二集》和《洛奇第四集》（洛奇英勇击败了苏联拳手）上映时，电影院的观众齐声高呼“USA！USA！”兰博这个角色成为了里根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和军队的标志。某种程度，兰博也预言了苏联的衰落——《第一滴血第三集》（剧情是Rambo代表美国政府帮助阿富汗游击队消灭了一个苏军基地）上映后一年，苏联被迫从阿富汗撤军。
4 世界政局看似纷繁复杂，真看懂了却无比简单。二战以后，所有自由阵营国家都远眺着华盛顿的方向标，白宫换了个左翼总统，就集体左转，白宫换了右翼主人，就向右看齐。在这过程中，与非自由阵营的媾和、摩擦、对立，都由左右方向所决定。套句物理学定律，这叫“强美国作用”，比E = mc2公式还简单。 二战以降，欧洲各国处在左翼不断发动攻势，企图一劳永逸地消灭或转化右翼势力的过程。德国、法国，左翼政党长期执政，德国是共产党的发源地，社民党（恩格斯和考茨基的党）是魏玛时代的执政党，二战后60年代到80年代连续执政16年，而法国的戴高乐就是左翼分子。北欧三国奉行社会主义，社民党连续执政六七十年，意大利天主教势力根深蒂固，但在九十年代以后也左翼化。 孤悬海外的英国，也逃不过左翼当道的命运。早在1924年，苏共政治局成员、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曾致信英国共产党，要求不惜一切支持工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二战期间，保守党与工党合组战时联合政府，首相邱吉尔注意力集中于海外和军事，国内事务由工党副首相艾德礼主持。工党趁此机会大肆宣扬福利主义、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国有化，并声称社会主义在英国不是乌托邦，很快就能实现。1945年，工党靠着这套模仿苏联计划经济的政纲“贿赂”选民赢得大选，邱吉尔和保守党黯然下台。1947年，工党宣布英国正式成为全球第一个福利国家。从此，高福利+高税收+国有化一直是工党的致命大杀器。其他国家亦步亦趋，福利主义和用高福利买选票的左翼政党便在欧洲大行其道。 由于有美国的保护，欧洲自由国家可以大幅降低军费支出，执政的左翼政党有更多的钱可以大搞福利社会。例如，瑞典福利支出占GDP比重，由1950年的3%上升到1981年的12%。葡萄牙1974年革命前，政府支出在GDP占比20%，主要花费于军事和基建；革命后，社会福利一举将政府支出推高至GDP的46%。但高福利无异于一种毒品，民众普遍变成吃福利的懒人后，便瘾入骨髓，再也无法回头了。 19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爆发，欧洲原油供应紧缩，经济发展裹足不前，各国没钱了，于是进入了“福利国家危机”。瑞典的社民党试图压低福利、削减赤字预算，却导致大选失利，结束了连续44年的执政党地位。胜选的中央党政府迫于财政困难，不得不提出了紧缩开支、削减福利，遭到民众强烈抗议也无奈下台。于是各派政党为讨好选民，只能不断提高福利水平，造成“福利超载”，国家靠借钱度日。 福利主义横行的同时，另一波左翼浪潮——欧洲一体化亦开始泛滥。 欧洲一体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美国的民主党。1947年3月，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富布赖特、托马斯，众议员博格斯等在国会提出决议案：“国会赞同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1950年后接棒的就是法国、德国这两个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欧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左翼组织，其理念是先将欧洲一体化，再进而将全球推向一体化，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超级乌托邦理念。 欧盟的理论推手当数法兰克福学派和其它“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如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等人。他们声称，欧盟正在实践“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最近，当欧盟面临脱欧风暴时，哈贝马斯公开说，绝不能允许欧洲这个“文明社会的项目”失败，全球共同体很有必要，“如果欧洲项目失败，多久能回到现状的水平就是个问题。还记得1848年的德国革命：革命失败后，我们花了100年时间重新达到与革命时期同样的民主水平。”撇开“民主”之类的修饰词，这是明明白白地将欧盟的性质与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与的“1848年革命”等同起来，其对左翼的重要可想而知。 法兰克福学派对欧美左翼最大的贡献是从理论上开启了“反文化”运动，用激进女权主义、LGBT、毒品、暴力犯罪、性革命、迷幻摇滚等形式将文化马克思变成叛逆思潮，让年轻人气势磅礴地站起来反对四五十年代父辈的价值观，包括反冷战、反越战、反基督教、反种族隔离……
1968年，受中国文革影响，在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左派推动下，法国爆发五月风暴，席卷西方国家 左翼极力推动的的欧洲一体化项目，四十年间经历了三次挫折。最重大的冲击来自于英国右翼领袖撒切尔夫人，她坚决反对欧洲统一货币，认为欧盟是“社会福利政策的试验品”，建立欧元区“可能是当代最愚蠢的举动”。正如梅丽史翠普主演的电影《铁娘子》里描绘的那样，她在布鲁塞尔一个人单挑整个欧共体，“在一群满脸怒容、纷纷用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口音兴师问罪的欧洲领导人中，英国女首相显得处境极其孤立“。但她毫不退缩，痛斥那些左派官僚：你们妄图建立的乌托邦式超级国家将是一个由德国主宰的、为经济危机所累的“巴别塔”。 为什么至今欧盟区都在用欧元结算，但英国还在用英镑？ 撒切尔夫人当初一直无法容忍英镑要用欧元结算。在以首相身份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中，撒切尔夫人指出放弃财政主权的危险，“我们将要拥有一种我们根本无法控制、连利率都不能由自己来决定的统一货币吗？”下台后，撒切尔夫人仍孜孜不倦地告诫英国民众：“英镑加入欧元体系是出卖英国的主权”、“英国放弃自己的货币永远都是个错误”，“我认为，不管是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发展方面来看，单一货币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什么时候失败、失败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不清楚。” 正因为坚决抵制欧元区，撒切尔于1990年被保守党同僚出卖暗算。亲欧派没办法在选举和公开辩论中打败撒切尔夫人，于是由保守党叛徒挑事，副首相退出内阁，然后以此为借口党内逼宫，再联手工党在国会对她发起不信任案。撒切尔夫人无奈黯然下台（小说版《纸牌屋》对此有真实记录）。而美国辉煌的里根时代也在两年前宣告结束。无能的老布什总统捱过了一个任期，左翼民主党终于重登大宝。克林顿上任，欧洲左翼闻歌起舞，松散的欧共体也迅即签约生效变成了强有力的欧盟，欧洲货币管理局、欧洲央行宣告成立。1999年欧元开始运作，欧元区覆盖欧洲多国。十年之后，欧债危机爆发，十八年之后，英国脱欧。撒切尔夫人的警告可谓高瞻远瞩。 1979年撒切尔出任首相时，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一个“无法管理的国家”。英国已被工党长期实行的福利制度瘫痪。产业的国营程度接近东德，缺乏活力。英国经济陷入严重滞胀，收入税高达83%，GDP增长率不足2%，通货膨胀率则有22%，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受纵容的工会还在罢工，要求制定保护条款、要求加薪，使通胀愈演愈烈。 上任第二天，撒切尔夫人就派出骑警冲击街头的示威群氓、手挥大棒赶走罢工的利物浦矿工，一夜间打懵了一百多年来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英国工会。镇压了工会后，撒切尔夫人马上推出全新的预算案：大规模减税、大规模减少公共开支、大规模出售国企、大规模出售公租房，同时将“国企”全盘“民营化”。反对改革的内阁成员被她无情撤换，其果断甚至超过今天的特朗普。在保守党大会上，她训斥党内的温和派（建制派）是“爬不动的螃蟹”。不甘心失败的工会发起了1980年和1984年大罢工，左翼组织也在城市里发动骚乱，悉数被其铁腕镇压。 她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战后英国再次崛起。产业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激活了经济的一潭死水；削弱工会，降低了解雇成本；削减福利和政府开支，降低税收（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33%减到25%，最高税率从83%减少到40%），重建了英国的中产阶层；采取稳健的金融政策，让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整个80年代，英国GDP增速达5%，通胀率则下降到4%，普通居民持有大企业股票的比例从7%上升到20%……一部纪录片里如此形容撒切尔时代的英国：“人民富有了：买房子，消费，跳舞唱歌喝酒。”BBC则用一句话赞扬铁娘子的功绩：“撒切尔夫人挽救了英国经济。” 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与大不列颠差不多同时启动了右翼改革。1981年，里根总统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同时减少货币供给，扩展自由贸易，以此政策组合全面取代自罗斯福新政时代以来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该复苏计划以大幅度减税为核心，个人所得税率由原来的70%削减为50%，1986年后降到28%；资本利得税从28%降到20%，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到33%，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减税。 里根的减税政策犹如魔法。祛除了社会主义蛊毒之后，美国漫长的萧条期终于结束了，黄金盛世开启了。从1982年到1999年是美国经济的超级扩张期，被称为“20世纪最持久的繁荣阶段”。实际上经济的强劲增长直到2007年才告结束，整整延续了25年之久。这1/4世纪里，美国创造出的财富远超过前两百年的总和，经济总规模比70年代后期翻了两番，在经济史上绝无仅有。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反共、反苏问题上同样有着高度一致的共识。撒切尔夫人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后，就严厉批评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缓和政策。里根入主白宫后，就立即制定了对抗苏联的战略。在英美两大保守派的主导下，西方国家不再与70年代一样处于哼哼唧唧的守势和劣势，而是积极从价值观宣传、经济封锁、军备竞赛等多领域全方位对苏联发动进攻。 里根在演讲中怒斥苏联是“邪恶帝国”，可谓前所未有之举。而1981年对苏联展开经济制裁，数年后晋级为经济战——说服多个国家提高石油产量，导致油价大跌，使苏联经济损失数百亿美元，亦可谓今天特朗普贸易战的先声。 1983年的北约峰会上，撒切尔夫人大力支持里根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换取与苏联互相废核。她先在苏联人面前扮演“中间人”，让苏联谈判解决欧洲导弹对峙的局面，又在里根面前扮演“先知者”，告诉他“戈尔巴乔夫是个可以合作的人”。1987年12月8日，苏联和美国签署了《美苏关于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这个条约拔掉了苏联武装的牙齿，为瓦解苏联及其卫星国奠定了基础。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 这两位“政治上的灵魂伴侣”，还拉上了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等人结盟，共同构筑保守主义战线，坚决对抗共产主义。撒切尔夫人还牵头成立了包括西德、奥地利、葡萄牙、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等30多个国家、40多个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政党在内的欧洲民主联盟，即保守党国际，以与主张高福利、混合经济体制、依靠国家计划调节经济的社会党国际相抗衡。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被称为政治上的“灵魂伴侣” 对国际共运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有个“社民党国际”，就是由恩格斯、考茨基、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把持的第二国际，那这个“社会党国际”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社会党国际由英国工党发起、1951年于西德法兰克福成立、总部设在伦敦，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 。它的英文名称Socialist International（社会主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正式名称完全一样。 一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里的各国政党为了工人应该保卫祖国、还是应该继续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而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暂停活动。列宁听闻兴奋得手舞足蹈，连忙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利用十月革命的既成事实，大造声势一举夺得左翼的“正统”地位。二战期间，斯大林为了让美英反苏右翼在军援问题上无话可说，主动停止了第三国际的活动。二战之后，英国工党（前身费边社，列宁的好基友）与德国社民党（老牌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李卜克内西等人的政党）便合谋重建第二国际。这个1951年版的“社会党国际”，就是八十年前恩格斯的第二国际的再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汲取了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认为大萧条造成的失业及贫穷问题为极端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失业贫穷问题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土壤，尤其造就了威玛共和的崩溃和纳粹德国的崛起。以美国民主党政府、英国工党政府为首，连同西欧、北欧多国的形成了战后共识，即“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标榜国家资本管制、全民就业和福利国家，成为了欧洲民主不能分割的一部分。欧洲乃至全球自由国家，由此被拉入高福利陷阱。 这些高福利国家的底层，便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在凯恩斯经济学方法论里，增加货币供给=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失业减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减少货币供给=需求减少、经济停滞、失业增加、物价下跌、通货紧缩。 所以，采取“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的治国理念就是，不断增加政府开支，不停大基建，日以继夜地开动央行的印钞机，无限银根宽松。用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术语，就是“量化宽松政策”、“积极货币政策”、“四万亿”……这种被“马歇尔计划”、“战后重建”等大基建项目刺激起来的泡沫经济，在七十年代受到苏联的军事挑战，再加上高油价的压力，就像个吹成一平方英尺的避孕套一样，砰然爆破。 撒切尔与里根共塑的世界“大右转”，造就了二战后欧洲第一次右翼政党回潮，也摧毁了这种“战后共识”。 然而，对于在危难之秋挽救了美国和欧洲，还消灭了苏联帝国的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并不像人们所想的，全世界都把他们看作伟大的偶像。在泛左翼看来，他们是福利制度的邪恶破坏者。撒切尔夫人被保守党同志出卖，黯然下台的那一天，英国下议院外面聚集了大批人群载歌载舞，高唱《叮当！巫婆死了》。里根第二个任期的中期选举，美国左翼揪住所谓的“伊朗门”大肆炒作，重夺议会控制权，将里根政府变成“跛脚鸭”政府，如同今天民主党企图炒作“通俄门”败坏特朗普的任期。 里根去世后，左翼列举了他的12条“罪状”——加剧贫困、险些引发核战、减税济富、压制工会、引发中美洲血战、支持南非种族政权、摧毁发展中国家经济等等，声称这是里根“对美国和世界所犯下的罪恶”。左媒发表的文章认为：“罗纳德·里根造成并加剧了经济和种族的分裂，留下一个更加卑劣和危险的美国及世界。” 比尔·克林顿，这个喜欢拉开裤链的瘾君子，从无能的老布什手上夺回民主党丢失了12年的总统宝座后，立刻重回高福利和增税的“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老路。靠着里根打下的经济繁荣底子，夸夸其谈的格林斯潘配合着“货币宽松”、流水般大印美元，再次吹出一个越来越大的经济泡沫。他们把这个泡沫时代称为“克林顿繁荣”。
5 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是真实的繁荣吗？在这场泡沫经济中，总体财富确实增加了很多，但大部分财富是纸面财富，都落在Top 1%的富人手上，中产阶级几乎没有受惠。 克林顿八年任期内，拉大了美国贫富差距，1992年最富1％的财富占全国13.5％，2000年占16.5％。总体生活水平看似提高了，但这种提高实际上来自于中低收入阶层的借债行为。克林顿通过了不少对大企业和华尔街有利却对平民有害的政策。克林顿在1999年签署了《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废止了要求金融机构将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还阻止了一个监管衍生品市场的法案。正是克林顿的这系列举措，导致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2017年，特朗普上台不久，即表示考虑拆分美国大银行，回到过去的监管体系，支持重新订立现代版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克林顿还做了一件几乎将美国影响巨大的事，不过中国则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崛起，就是“国际产业转移”。 民主党的卡特担任总统时，于1979年与中国建交，并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八十年代，中国依靠这个待遇，逐渐走向准市场经济，从穷国堆里爬了起来，于是有了经济和文化的“小阳春”。但八十年代末尾那年之后，美国国会每年都就是否要推翻总统继续让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决定发生激烈辩论。直到克林顿上台后，国会大多数意见还是认为美国应该在对华政策上更强硬。但克林顿多次表态支持中国“入关”，一步步扭转了舆论。 1994 年克林顿总统宣布继续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并宣布不再把中国的人权状况与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问题挂钩。不久，美国签约让中国“入关”。1999年，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入世”。2000年克林顿发表演讲称：“中国不只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它还将同意引进民主国家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中国越是开放经济，就越能充分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想象力和非凡的进取精神。如果投票反对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美国将失去就业机会，因为我们在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的竞争对手将占领我们本来可以服务的中国市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仅关乎我们的经济利益，这显然符合我们更大的国家利益。我正在尽最大努力说服国会和美国人民抓住这个机会。我们美国的公司将首次能够在中国销售和分销美国工人生产的产品，而无需被迫将生产转移到中国、通过中国政府销售或转让有价值的技术——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可以在不流逝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出口产品。” 克林顿的如簧巧舌说服了华盛顿的所有精英分子，除了一位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在里根组阁初期，莱特希泽就已经出任美国贸易代表副代理，并参与了对日本、欧洲和苏联的多轮贸易谈判，以作风强硬著称。1985年后他去了著名的世达律所，但并没有离开老本行，而是用其拥有的专业法律知识为美国企业和产业工人打官司。 克林顿极力鼓吹让中国入世时，律师莱特希泽就撰文警告，绝不能允许中国加入WTO，否则，奉行重商主义与零和博弈的中国将会对美国敲骨吸髓，到时“几乎没有哪个美国制造业工作是安全的”。 在华盛顿之外，美国的劳工、环境和人权组织联盟也都表示反对。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专家曾在2000年预测，如果允许中国入世，美国制造业将丢失近百万的工作岗位。 在美国同意中国入世后，外国对华投资从2001年的47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1年的1,240亿美元。 由于克林顿常年推销的“中国庞大的市场前景”，并且从政策上放开了投资和进口限制，大批跨国公司进驻中国，制造业放弃了成本较高的美国，纷纷跑到大陆设厂，尤其是机械和电子产业，使中国一跃而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对美出口飙升。这就是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 早在上世纪50～70年代，美欧就完成了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先是放弃了轻纺工业，接着将部分造船、汽车、家电行业也抛出来。承接者是东亚，直接导致了“日本制造”畅销全球，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和繁荣，随后还带旺了东盟。这次产业转移对自由阵营大有裨益，转移的前提是严格防范了产业向极权专制国家转移。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则是在民主党白宫的政治影响力下强行将产业向专制国家定向驱赶。西方国家首脑中，克林顿第一个在八十年代末尾那年后走进广场，随后积极与朝鲜修好，促使原本疑虑重重的日本、台湾、南韩加快了向大陆的产业转移。日本对华投资和ODA（政府援助）规模在1999-2000年间双双达到历史高峰。1997年索罗斯等美国基金大规模摧毁东南亚自由地区经济，也将金融、投资、制造业驱赶向专制国家。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估计，仅1999年至2011年间，受中国商品的竞争影响，美国损失了大约240万个工作岗位，尤其是制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城镇地区受到的冲击最大，铁锈州也由此形成。 克林顿对西方自由阵营的冲击，很多地方都超越了其民主党先辈。除了国内经济上一反前任里根总统的减税政策，重回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的老路之外，还极力推动“文化多元主义”。所谓文化多元，就是宗教平等、道德多元、价值多元，延续六十年代新左派对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美国信条”的大颠覆。同样也是支持女权、LGBT，支持伊斯兰教法的政治正确。后来的奥巴马不过是沿着克林顿开辟的道路奋力前行罢了。 在欧洲政策上，他一边支持欧盟成立欧元区，打算将美元的霸主地位拱手相让，一边支持北约干涉前南斯拉夫内战，在东正教国家内部、欧洲的腹部强行培植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科索沃。共和党小布什总统在福音派基督徒支持下继任，但他才能有限，在史无前例的911挑战中应对失措，错误地消灭了萨达姆的世俗政权，令恐怖主义在伊拉克扎根。在他任期将满时，又错误应对次贷危机，使其升级成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 尽管主因是克林顿种下的恶果，但小布什本人能力不足亦系致命伤。在他任内，共和党并不像里根时代一样，有清晰的理念和路径反击民主党设置的议程，这也导致共和党慢慢变成了一个跟随型的准左倾政党。2002～2005年，小布什政府拒绝在关税层面制裁中国，亦为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大倾销开了绿灯。 奥巴马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下临危受命的。2009年刚一上任，新政府便出台了高达7870亿美元的巨额刺激计划。这些拨款一部分用于稳定近乎崩溃的金融系统，另一部分则投入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社会福利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中。联邦政府意图通过巨额的公共花销，以刺激花销、提升就业率，进而重振美国跌入低谷的经济。然而事与愿违，近8000亿的经济刺激方案，换来的却是美国自二战后最缓慢的一次经济复苏。 奥巴马执政的八年间，美国年均GDP增长率仅为2.1%，比半个世纪以来的平均增长率整整低了百分之十一，表现远远落后于二战后任何一个经济周期。经济的连年低迷，也造成了民众收入水平的连年停滞。从2008到2014年的七年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有六年在逐年下降。虽然在2015年家庭收入水平开始缓步回升，却依然比危机开始时的2007年整整低了百分之四点八。显而易见，奥巴马施政的八年里美国经济走势十分不尽人意。 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期内，把美国的财富有条不紊地转移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外汇储备。美中之间巨额的贸易逆差就像每天一针高蛋白营养剂，中国由此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本身则陷入高失业、高福利、经济长期低迷的怪圈里无法自拔。
6 苏联崩溃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共产大国，中国成了全球左派剩下的最后精神家园。由于中国的特殊地位，它的经济腾飞，对民主党-社会党国际同盟是有利的，客观和主观上都加剧了全球左转的速度。 90年代末，左翼卷土重来，打着贫富不均的旗号，要求重回集体主义经济时代。1998年左右，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等国，相继地被左倾的政党掌控。国际第二次产业转移，让入世后的中国成为美国和全球发达国家加工厂。加工厂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料，由此大批买入南美资源和石油，使南美当政的左翼有钱搞高福利国家，支持率高居不下。 受惠于中国的长期购入，拉美左翼政府得以在本世纪，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委内瑞拉盛产石油、巴西拥有丰富的铁矿石、阿根廷则有大豆），将社会资源重新分配、优待低收入户，让医疗服务和教育政策，得以确切地实行和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用社会政策稳固政权。美国的影响力逐渐消失，以至于左媒兴高采烈地报道：美国失去了它的拉丁美洲后花园。 但好景不常，金融海啸后，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这造成重度依赖一级出口产品，且经济结构单一的拉丁美洲，经济衰退严重。委内瑞拉的出口石油价格下降，让马杜罗难以维持查维斯的社会经济概念，通货膨胀率高达159%、经济萎缩10%。巴西通货膨胀率超过10%、失业率增至7.9%。2008年的世界金融风暴，开始戳破南美左派国家的经济泡沫，从此每况愈下。近期委内瑞拉发生严重问题、阿根廷选举失败、玻利维亚遭遇逆境、巴西爆发政变…… 在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的复辟因新上任的马克里政府而发展壮大，同样的进程也因米歇尔·特梅尔政府的上台而在巴西进行着。右翼一直准备在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甚至是在玻利维亚等国纪念胜利。美国也一直宣称其在拉丁美洲的孤立阶段逐渐终结。这一切都表明右翼将重返。 我们近期看到因为美元走强而濒临破产的国家，无不是杠杆高企、大举外债、大搞基建的凯恩斯门徒，并且其国内经济本身疲软。除了南美，杰出代表还有最近占尽版面的南非与土耳其。 南非的货币兰特，年内贬值幅度已超26%。不过，南非近期备受关注，是因为正要推行的“土改”——修宪夺取白人拥有的土地。 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南非由布尔人统治，并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是非洲经济火车头，在世界经济地位也较高。其人均GDP、人均收入均属于发达国家。即使后来被制裁，但依旧能保持经济增长。 布尔人，源于荷兰语“Boer”（农民）一词，是对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混合形成的民族的称呼。18世纪初，布尔人便来到南非。他们与后来的英国人发生强烈冲突，居然奇迹般击败了大不列颠军队，开始了南非的白人政治全盛时代。 布尔人时代是南非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最繁荣的时期。南非位于非洲最南端，是货轮的必经之地，因此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但是繁荣的背后有着一个巨大的前提——种族隔离制度。布尔人在1707年来到南非时，这里是蛮荒之地，虽然有黑人土著，但是黑人基本上处于氏族公社时期，没有自己的文明。 二战后，苏联势力进入非洲，掀起了独立运动高潮。南非共产党成员曼德拉，青年时是苏联信徒，中年后认为毛是接近圣人之人，奉为导师。经过长期的斗争，以及全世界白左政府的支持，曼德拉掀翻了白人政权，也由此玩坏了南非。在南非监狱时，曼德拉如饥似渴研读毛选，上台后治国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收外资企业、高福利等等。短短几年南非倒退上百年。继任者姆贝基、祖马一个比一个无能，一个比一个疯狂，终于将南非变成鬼魅之地。 黑人掌权以后，南非开始了“去白人化”政策，对白人清算和打压。黑人涌入白人的工厂和家中打砸抢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小说《耻》就是白种女人遭强奸的活记录。白人不再享有社会福利，白人小孩不让上学、去医院遭驱赶、出银行被抢，社会开始陷入动乱，大批白人下岗，南非的白人精英比如律师、教授、医生、工程师等精英纷纷离开了这个国家。 南非一共有400万白人，自1995年起到2013年，已有一百多万白人离开了南非。60万白人只能生活在贫民窟里。南非经济崩溃是必然的。但南非对白人的迫害一直被隐瞒，直到最近南非的几万白人要逃到俄罗斯和澳洲，特朗普推特披露南非状况，这才进入欧美公众视野。 让我们看下曼德拉当政时期的政策—— 为了彻底消除种族歧视，政府机关必须安排一定比例的黑人。这条政令看似很合理，但是却忽略了一点，南非由于常年的种族隔离，黑人的教育程度极低，强行安排进政府不但造成政府工作效率的降低，还引发了严重的腐败。 无条件开展自由贸易。我们知道，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宣扬自由贸易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冲击本国市场，而当时南非刚刚成为发达国家，本国市场虽然相对成熟，但是一下子开放，对南非的中小企业是致命的，政令一下，南非的基础工业产值开始雪崩。 还有完全开放金融体系，让其他发达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大搞“为世界做贡献”运动，对国内高耗能的重工业征收重税，导致重工业坍塌。整个经济出现崩溃之际，南非的黑人政权开始大举外债与财政赤字，进行经济刺激计划。 类似于南非这类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经济濒临崩溃的背后，是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推出宽松政策带来的全球流动性收紧。在美国推行量化宽松时，南非等国同时推行，大家一片祥和。但当美国认为自己经济过热，对美元进行加息以刺破经济泡沫，并带来资本的回流。南非等国由此承受着资本流出与负债成本上升的压力，因为一，钱走了，二，钱更贵了。全球的资源也会因此出现重新分配。
7 2016年是个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件大事，标志着西方乃至全世界迎来了第二次大右转。经过这两年来的铺垫，也到了右转成败的关键节点。 2008年金融危机，同样使得克林顿重振旗鼓的左翼“新经济”——无限货币宽松和福利国家政策崩盘，右翼思潮在里根时代结束后，再次获得陷入困境的社会公众的关注。主因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引起的难民潮对欧洲的冲击。 中国人用自己发明的“圣母婊”一词，形容欧洲白左出于泛滥的大爱接收中东难民，这是对西方左派的政治文化根本不了解。其实，“大爱”只是一种假象，大量接收难民的真正原因有两个，一是福利机构、难民产业借此大发横财，一是左派根深蒂固的“友穆”情结。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即发布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致俄国与东方全体穆斯林和劳动人民书》，称：“奴役世界人民的强盗统治即将垮台。暴虐和压迫的世界末日已经来临。……我们向你们……发出呼吁。东方的穆斯林、波斯人和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任何一个愤怒的火花都将燃成革命的燎原之火，就连……印度穆斯林也揭竿而起反对奴役者，现在不能再沉默了。……俄国的穆斯林们！东方的穆斯林们！在这条世界新生的道路上，我们期待你们的同情与支持。” 须知，一战时因为土耳其投靠了德国和奥匈阵营，1915年3月英法俄三国遂达成《君士坦丁堡秘密协定》，明确规定战后君士坦丁堡、黑海海峡划归俄国。但列宁、斯大林却在《告全体穆斯林书》中宣布“废除由被推翻的沙皇所签订的，由克伦斯基政府批准的侵夺君士坦丁堡的密约……君士坦丁堡应为穆斯林所有。” 为了拉拢“俄国与东方全体穆斯林”一起打倒“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苏联放弃了君士坦丁堡的主权，期待着中东、土耳其、印度穆斯林的“同情与支持”。经过几十年锲而不舍的宣传，“友穆”已经从政策和战略变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情结了。这就是左派欢迎穆斯林、顺从穆斯林，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结盟的思想根源。 2008年民主党奥巴马上台，立即从伊拉克撤军，直接造成伊斯兰国壮大。2015年巅峰时期，ISIS占领土地达9万平方公里，超过了世界上37%国家。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一次演讲中，直斥奥巴马政府全是一帮奸佞之徒，希拉里伙同奥巴马一起创造了IS。特朗普说：“伊斯兰国尊崇奥巴马……他是伊斯兰国的创始人。他创办伊斯兰国。我会说，共同创始人还有骗子希拉里”。 特朗普：奥巴马和希拉里是ISIS的创建者 奥巴马-希拉里政府利用间谍、舆论、资金推动“阿拉伯之春”运动，推翻了中东几乎所有世俗政权，直接助长伊斯兰国的壮大，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维基解密的主脑阿桑奇还曾经指责希拉里输送大量军火给伊斯兰国。奥巴马政府游说阿拉伯国家支持叙利亚叛军，企图颠覆巴沙尔的世俗政权，造成了旷日持久、苦难深重的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是美军撤离伊拉克和叙利亚内战的最大受益者，它以此两国为根据地，其全称就是“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全力参与的叙利亚内战，正是大量难民涌入欧洲的原因。 伊斯兰“难民”引发的问题越多、冲突越严重、恐袭越频繁，欧洲右翼政党就越受欢迎。没被白左彻底洗脑的欧洲白人都懂得一个道理：只要继续无限制地接收中东“难民”，国家的未来迟早属于这些穆斯林。如果不愿意接受这种未来，就必须把拒绝接收难民的“极右翼”选上台。 海尔特·维尔德斯和玛丽娜·勒庞（老勒庞的女儿）是欧洲右翼的两盏明灯。维尔德斯素以反伊斯兰教闻名，有“荷兰特朗普”之称，他所领导的自由党自2012年起支持率不断攀升，目前是荷兰最受欢迎的政党。
老勒庞和女儿玛丽娜·勒庞的全家福 玛丽娜·勒庞率领国民阵线在2014年法国地方选举中取得多个乡镇的控制权。同年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国民阵线得票率高居榜首，成为第一大党。反对移民、要求脱欧的英国独立党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取得11个议席，2015年英国大选中，英国独立党总票数仅次于保守党和工党，得票率从3.1%增长至12.6%，是英国第三大党。正是由于独立党及其党魁法拉奇不懈推动“脱欧”议程，再加上不少保守党议员退党投奔，民众关注度与日俱增，最终使公投脱欧成为事实。 在北欧的丹麦、瑞典，在东欧，右翼政府已连成一片。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及其领导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本来只算是中间偏右路线，但在2015年一年内35万非法移民的冲击下，欧尔班迅速变身欧盟口中的“极右”，筑起两堵墙拦截难民。波兰政府更与美国结成了盟友。瑞典左翼首相勒文向来以欢迎难民著称，今年9月9日他所属的左派社民党得票未过半，9月25日，温和右翼旋即与“极右”的民主党联手投票将其罢免。 国内媒体在评论当今世界政治态势时，常常使用一些欧美左媒生造出来的概念，如“民族主义对决全球主义”、“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之战”等等。然而，这些臆造的名词通常是为了混淆视线，向公众模糊问题的本质。正如长期以来，左媒用“全球化进程”来置换“共产主义”一词。 西方20世纪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全球主义思潮，主要通过费边社和法兰克福学派推动。费边社由萧伯纳、韦伯夫妇成立于1883年，其宗旨是抛弃暴力革命，“和平长入”资本主义宪政制度，通过议会选举夺取权力，渐进地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其实这是恩格斯和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的主张。费边社于1900年变身为英国工党，靠煽动低收入阶层、组织罢工、许诺提高工资和高福利等手段变成第一大党，多次执政。共产国际的执行主席季诺维也夫曾致信要求英国共产党尽一切努力帮助工党赢得大选。费边社首脑萧伯纳则公开表示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好感，称斯大林是一流的费边社主义者。工党上台后，与苏联关系紧密，撤销了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和军备禁运，帮助布尔什维克坐稳了红色江山。 费边社很早就进入美国，其信徒们于20世纪60年代成立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联盟”（简称SDS），后者又演变出“地下气象人”，这是一个毛派武装恐怖组织，在美国各地放置炸弹，包括纽约警察总局、国会、五角大楼等。他们公开宣布要“颠覆美国政府”，在美国本土发动游击战争。 美国左翼恐怖组织：地下气象员 “地下气象员”的大头目、SDS的领导人之一比尔·艾尔斯混进大学当教授，并担任芝加哥市长顾问，专事“教育改革”，将激进主义灌输给学生。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艾尔斯说道：“我从不后悔放炸弹，我觉得我们炸得不够。”而艾尔斯的老婆多恩是“气象员”的另一个头目，曾被判处缓刑。这对夫妇是侯赛因·奥巴马的邻居、忘年交和导师，一手将未来总统培育成社运组织者，还让他当上了一个激进教育项目的董事长。从此，侯赛因·奥巴马踏上政坛青云路，十年之后就夺取了美国总统宝座。 奥巴马的另一个师傅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最早既不在美国，也不在德国法兰克福，而是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 1922年底，列宁要求该所组织了一次会议，专门研究为什么在西方共产革命屡次失败。与会者有卡尔·拉狄克（列宁的代表、共产国际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契卡”的创始人）、威利·闵岑贝格（青年共产国际联盟主席）和乔治·卢卡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部长）。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没有发挥作用的原因是西方价值观根深蒂固，强调个人对集体和基督教的重视——美国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向他们的中产阶级邻居宣战，只要他们还拥有共同的基督教价值观。所以只有摧毁这套价值观才能在西方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闵岑贝格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必须组织知识分子，让他们把西方文明变得腐臭。在他们败坏了一切价值、使生活变得不可能之后，我们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乔治·卢卡奇的方案是，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将“性本能”释放出来，破坏西方的保守主义社会。 闵岑贝格和卢卡奇在法兰克福成立“社会研究所”，培育了大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这就是所谓“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里耳熟能详的许多人，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弗罗姆 、哈伯马斯……统统都是闵岑贝格、卢卡奇和葛兰西的徒子徒孙。霍克海默主张“批判理论”，欧美的一切都要被批倒批臭。弗罗姆、威廉·赖希和马尔库塞将马克思主义与佛洛依德结合，将一切事物泛性化，发明了“要做爱、不要战争”的口号。马尔库塞号召地痞流氓、瘾君子闹革命。阿多诺写了本书叫《权威主义人格》，将所有支持传统价值观的人称之为“法西斯”。 20世纪30年代后期，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人移居好莱坞，进攻文艺界。他们的队伍里加入了奥尔德斯·赫胥黎、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斯特拉文斯基和亚历山大·科达等人，利用新兴“大众文化产业”作为文化颠覆的载体，推进“文化悲观主义”。科达（Sir Alexander Korda）曾是卢卡奇的下属，而赫胥黎和伊舍伍德是英国费边社心理战项目的老手。法兰克福学派和费边社这两条共产主义战线，在美国战场上终于结合起来了。 法兰克福学派对欧美左翼最大的贡献是从理论上开启了“反文化”运动，用激进女权主义、LGBT、毒品、暴力犯罪、性革命、迷幻摇滚等形式将文化马克思变成叛逆思潮，让年轻人气势磅礴地站起来反对父辈的价值观，包括反冷战、反越战、反基督教、反种族隔离…… 侯赛因·奥巴马非常年轻时就被物色中了，有意识地培养他成为左翼重要人物。在夏威夷，他由共产党人法兰克·马歇尔·戴维斯调教。到了芝加哥，刚完成哥伦比亚学院的学业，他就在索尔·阿林斯基直接教导下从事社会运动的组织工作。随后，他又在前恐怖分子比尔·艾尔斯栽培下踏入政坛，平步青云。显然，这种奇怪的器重与侯赛因·奥巴马的黑人兼穆斯林身份有关（尽管奥巴马自称基督徒），因为根据“左派自反原理”，白左恨不得自己的种族立即灭绝，而将黑、穆视同未来的神灵。汤姆·海登本人就在自己儿子婚礼上公开透露这个情结。他说：“我长期以来致力的目标，就是非暴力地消灭白种人。”（“another step in a long-term goal of mine: the peaceful, nonviolentdisappearance of the white race.”）
索尔·阿林斯基，希拉里和奥巴马的精神导师 2008年3月，美国大选鏖战前夕，汤姆·海登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进步主义为了奥巴马》，声称“未来已经到来”，“所有美国进步人士都应该为奥巴马团结起来”，“进步人士应该发挥作用，确保奥巴马成为我们下任总统。”他说只有奥巴马当选，美国才能从伊拉克撤军，才能实现医保，才能解决全球变暖，才能继续激发全球化的愿景。 而戴维·阿林斯基（索尔·阿林斯基的儿子）则致信波士顿环球报，将奥巴马竞选成功归因于对他父亲的学习：“奥巴马很好地吸取了教训。我很自豪地看到，我父亲的组织模式正在成功地应用于当地社区组织，以影响2008年的民主党运动。在我们接近他的100岁生日时，这是对索尔·阿林斯基的一个很好的敬意。” 希拉里•克林顿被称为“阿林斯基的女儿”，同时也是海登的好学生。她21岁就读于韦尔斯利学院时，写了一篇长达92页的论文，题目是“只有战斗”，副题是“对阿林斯基模型的分析”。她不但将阿林斯基与苏联间谍马丁·路德·金并列为她心目中的英雄，还完善了阿林斯基的理论：敌人的系统不但可以通过外部的激烈行动击败，还可以从内部攻破。所以，她与奥巴马都选择了潜伏在敌人体制内，伺机完成致命一击。 左派的火炬从马克思、恩格斯传给列宁，又通过列宁挚友闵岑贝格之手传给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再传给索尔·阿林斯基、汤姆·海登和比尔·艾尔斯，由他们传给希拉里·克林顿和侯赛因·奥巴马，终于从巴黎公社、克里姆林宫传进了白宫。在奥巴马任内，白宫的左翼旗帜上的红色从未如此纯正过。对于左翼的终极目标，克林顿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奥巴马将事业推向高峰，就差个希拉里收官就功德圆满了。可惜，就差了这最后一步。 奥巴马任期内的过于激进反而把事情搞砸了。松散的右翼不能容忍与奥巴马一样左的希拉里。2016年大选重演了1980年的盛况。茶党以及因为茶党运动而诞生的另类右翼，在线上和线下合力推举特朗普。福音派领袖再次呼吁支持特朗普，正如当年他们呼吁支持里根一样。里根的功臣杰瑞·法威尔虽然去世了，但当年的伙伴、86岁高龄的帕特·罗伯逊还健在，小法威尔和葛福林等众多新一代布道家也对特朗普助力甚巨。再加上奥巴马为害甚烈，铁锈带以及全美国的工人和中产阶级已被弄得穷困潦倒，（奥巴马吹嘘自己创造了几十万岗位，其实那都是小时工、零工，反过来证实美国就业情况糟得不能再糟），希拉里居然还在竞选时承诺给非法移民医保，受尽盘剥的美国人民忍无可忍，终于将特朗普选上台。 特朗普就任一年多来，政绩斐然。他上台后，道琼斯指数就急升，股票市场迄今一直处于历史高位，美国增加了10万亿美元财富，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跌至50年来最低点，新增了4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50万属于制造业。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大幅减税1.5万亿美元，系30年来最大规模。2017年美国GDP增速为2.27%，从奥巴马任期最后一年的1.49%大幅回升，2018年第一季度是2.2略有回软，但第二季度高达4.2%，超出标普的预期。从国内经济来看，特朗普甚至远远超过伟大总统里根的同期政绩——即位一年多后，里根政府还在经济不景的泥沼里挣扎。 在国际上，特朗普总统消灭了ISIS这个人类公敌，稳定了中东政局，刹住了无休止冲击欧洲的穆斯林难民潮。2017年下半年，特朗普委任多名鹰派内阁成员，部署贸易战。2018年7月6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对中国实施关税制裁，并迅速加码到2500亿美元，规模之大史无前例，震惊世界。特朗普的贸易战思路，源于当年里根政府对苏联的经济制裁、经济战和冷战。新冷战的帷幕正在徐徐拉开。 特朗普的当选仿佛拦腰一刀，斩断了左派的高歌猛进，将他们唾手可得的胜利就在眼皮底下截了胡。左派对特朗普当选既不愿意相信、也不愿意接受，在发动了为期数月之久的暴力抗议之后，他们转而利用媒体和体制破坏特朗普的任期。“通俄门”调查、法官多次阻挠“禁穆令”、炮制各种“丑闻”迫使特朗普内阁成员辞职……直到最近，特朗普提名卡瓦诺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由于此职位极其重要，左派不惜指使几个女人炮制出“高中时期的性侵”故事，企图阻止国会的确认程序。就在不久前，我们见证了民主党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马戏团表演”，以及卡瓦诺本人慷慨激昂的陈述。
特朗普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在听证会上哽咽失声 通过全盘观察，左右两派的斗争线路图已经十分明晰。左派要开放边界，用非法移民和难民稀释固有的白人选民，用高福利收买铁票，用国际产业转移不断破坏美国经济，用“政治正确”摧毁基督教价值观，这些都是列宁和卢卡奇时代就大体制定好的方略。穆斯林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文化冲突，美中贸易战看起来是重商主义与自由市场之争，实际上这些都并非本质，只是左右派潜流汹涌的斗争中泛起的表面浪花。 民主制度最核心的是人口构成。当白人占绝大多数的时候，不可能选出黑人总统，当穆斯林占欧美人口大多数的时候，选出来的总统必将手按《古兰经》向安拉起誓。在民主党长期开放边界、鼓励非法移民投票的政策之下，美国人口比例转变的临界点即将到来。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要求在边境筑墙的原因。只有特朗普完成他的任期，右翼才有希望维持住目前的人口比例，才有可能保卫美国固有的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如果中期选举失败，特朗普政府变成“跛脚鸭”，左派国会接着必然发动并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美国的第二次右转浪潮还没来得及结出成果就将被扼杀。
特朗普总统9月6日在蒙大拿州对他的支持者发表演说。在声援共和党国会议员参选人的同时，特朗普号召他的支持者去投票，并称“如果我被弹劾，就是你们的错，因为你们没有出去投票”“你们没有出去投票，是（被弹劾）的唯一原因”。 网络上流传一个说法，特朗普将通过实施戒严令制止左派对国家的破坏，而卡瓦诺大法官的任命是实施戒严的关键。此说至少反映了美国右翼的真实心态——特朗普和全美国的右翼，都不能输掉这次中期选举，否则特朗普被弹劾下台后，民主党重新实施开放移民政策，不出几年，人口结构量变到质变，以后美国就再也不能选出右翼总统了。而左派同样不能接受特朗普圆满完成他的任期，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左派的渐进革命浪潮很可能被永远刹止，永远无法臻至全球主义的终极理想。如果中期选举继续失败，一次里根式的暗杀很可能是左翼挽救自己命运的选项。 如果按照过去50年的惯例，白宫执政党超过90%会在中期选举中输掉众议院控制权，连里根都不例外，1982年里根的共和党就在众议院输了26个席位。而且，这次共和党中有46位众议员和两位参议员宣布提前退休，这些选区是中期选举的主战场，民主党咬牙切齿要拿下其中35个席位。所以目前左派一直对中期选举掀起“蓝色浪潮”（blue Wave，蓝色代表民主党）信心满满。而中国不愿意就贸易战进行实质性谈判，并通过反制美国农产品来打击共和党和特朗普总统的基本盘，实际上就是押宝在民主党会赢得中期选举上。 但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扼住“蓝色浪潮”的咽喉。根据预测，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可能高达4.6%。非裔、拉丁裔、亚裔美国人就业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妇女就业率是60年历史最高水平，工薪家庭实际收入增长加速，这一切都有助于瓦解民主党的基本盘，巩固共和党的基本盘。2016年大选一些工会就因为不满奥巴马和希拉里的经济政策而作壁上观。在特朗普政府的铝钢关税出台后，美国钢铁工会表态强烈支持，倒向了共和党一边（2016年他们曾支持希拉里），甚至连铁锈带的民主党人也支持。一些观察家预测，特朗普倒是很有可能借中期选举之机，将摇摆派和不满他政策的共和党议员置换成支持他的新势力。 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打出了“拯救特朗普”旗号，向右翼选民呼吁必须赢得中期选举，以捍卫特朗普总统任期之战。9月，班农历时半年多拍摄的影片《Trump @ War》首映，该片长达75分钟，其中谈到中国的部分有8分多钟，详述了左翼暴民袭击共和党选民、左媒如何操作假新闻诋毁特朗普，鼓励选民投票保住共和党的众议院席位，巩固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本人也在演讲中表示：“我们需要共和党人掌握国会。民主党已经被来自左翼的仇视者，愤怒的暴民，影子政府的极端主义者，建制的拥护者，和他们的假新闻的盟友所挟持。” 美国局势在中期选举前后变化莫测，世界局势在贸易战之中风雨飘摇。 特朗普利用贸易战，企图重温里根瓦解苏联的故事；中国同样也在利用贸易战，与美国左派联手打击特朗普的票源。 班农说过：凛冬将至，战争必临。（来源：中国经济学人作者：沈默克）
尼克松很激动：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握在手中
【研究员】：
结论：尼总统访华后，那之后，两国的交往越来越多。1972年，中美的贸易只能通过第三方中转，加起来才几十万美元。到了2017年，这个数值变成了5837亿美元。尼总统的访华，可以说，是中美贸易战的肇始。几十年来，中国派了大量的留学生去美国，向人家学习。这些同学，现在也都走上了国家领导岗位，比如负责经济的刘副总、央行的行长易先生等。然而，如今两国的关系，又似乎和那个时候没啥区别。在互相依靠的日子里，依然蒙着一层云。
【博览财经特稿】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出现过这样一个奇葩说的辩题： 一只大陆的母鸡，在香港下了个蛋，那么这个蛋到底算不算共产主义的蛋？ 从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就成了互相看不顺眼的敌人，生怕被对方给沾上了。 美国的公务员连提到北京，都要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说“北平”，不然政治生涯是要受影响的。 那时候，两国之间也没有贸易战，因为连贸易都没有。美国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所涉及的数量达到2100多种。 美国特意在香港设立了大规模的领事馆，其任务之一就是防止两国货品的流通。 一位爱岗敬业的领事馆公务员，走遍香港，调查制造避孕套所用的橡胶商，问他们把多少货卖到了大陆。为此，他写了一篇长报告，呈递给白宫，并受到了表扬。 白宫让他继续调查，随时更新数据，因为听说大陆还用这种避孕套的橡胶来保护枪口，防止受潮。这可就成了战略物资，更要严管了。 但不久，调查又被取消了。原来国防部的军事专家说，用这种方法来保护枪口，会因为缺乏空气流动导致枪筒生锈。 既然这样，大陆想进口多少就进口多少吧，巴不得把所有枪都给锈了。这可能是当时中美货物流通最大的产品了。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22年，最终在1972年2月份给终结了。 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华了。
01 1972年2月21日，尼总统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周公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 中国乐队不停地演奏着几首欢快的宴会曲子。曲子有美国的，也有中国的。 比如一首美国民歌《稻草里的火鸡》—— 哎呀不得了，这可真糟糕， 我们的火鸡呀，跑到那儿去了， 快点找一找，快点找一 找， 原来它偷偷跑到菜园里去了。 快来，快来，快来， 快来， 我们围起菜园快把它捉到...... 另外一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可是那时候的流行神曲，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大唱十首革命歌曲》中，它名列榜首。 民间喜庆、集会场合，它是必唱曲目，相当于第二国歌。 比如，当时结婚，司仪一声高喊：“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郎、新娘带上来！” 新人出场后，全体宾客便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儿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到了今天，这首歌还没过时，在全国各地的广场舞中还红火着。 宴会的桌子上摆着刻有每个人姓名的筷子。为了这次访华，美国人之前特意苦练过筷子的用法。尼总统用得还不错，而一旁的基辛格博士就显得笨手笨脚的。 酒杯中倒着储藏了三十年的茅台酒，酒精度超过50度。美国记者称这种酒为“白色闪电”，还有的说是“液态剃刀”，都是劲儿太大的意思。 尼总统讲了一个自己听到的笑话，说一个人喝多了，饭后想抽支烟，但烟还没有点燃，自己先给点着了。 周公跟着笑了，一边真的拿起火柴，往杯子里点火。酒烧起来，美国人都惊呆了。 回到美国后，尼总统也想给自己的女儿展示这神奇的技艺。他把酒倒进了一个大碗里，结果火苗长久不熄，碗也炸裂了。 要不是及时扑灭，白宫就将迎来第二次被烧的命运。上一次是在1812年，英国陆军烧的。
所有那次访华的美国人加起来，也吃不完一吨鲍鱼 宴席上自然是觥筹交错。美国翻译官何志立与一位部长划起了拳，输了就大喊一声“干杯”，一口喝掉。 这位部长就是原来国民党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国共内战时选择了起义，之后做了水利部部长。 投降后，傅作义表示：想回到他起兵的黄河河套地区兴修水利。舵手一眼就看穿了他，笑笑说：全国的水利都归你。 在宴会上，还有一个姓傅的人，叫傅立民，不过是个美国人，原名CharlesFreeman。巧合的是，他的爷爷也是个水利工程师，曾在中国工作，还是三峡大坝的最初设计者之一。 这次访华改变了傅立民的一生。他是这次尼总统访华的首席翻译，但他要提前看致辞的稿子，害怕临时翻译会出错。可尼总统不想让记者们知道自己预先准备了稿子，就是不给。 吃饭时，傅立民气鼓鼓的，情绪不好。李先念发现了，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熊猫牌香烟，他接过来抽了。那是他人生第一次抽烟，从那之后一直抽了30年。 对于尼总统在中国的宴会，后来民间有了很多传说。 试举几例—— 桌上有一道龙须菜，是用四斤以上的黄河大鲤鱼的胡须做的。总共用去了六千斤鲤鱼。尼克松总统吃得开心极了。 有一道菜是用200只燕子的舌头做的。但当时是2月，看不到燕子，于是派了一个连的部队，带上小口径的步枪，忙了一整天才打够了足够的燕子。 为了接待尼克松总统，大连的獐子岛派出渔民，用十天时间捕捞了1500公斤的鲍鱼，从中选出1000公斤个大肉肥的，空运到北京。 这个传说是流传最广的。很多媒体在转载时，还加上一段： 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采自冰封雪飘的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 周恩来总理对此非常满意，在上海《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他致电辽宁，表扬大家都是中美谈判的“幕后英雄”。 然而，它们最后都被辟谣了。 那只不过是饥饿年代的大众对奢靡生活的想象。将历史上的帝王故事，移植到了美国总统身上。
从曝光的宴会菜单来看，哪有什么鲍鱼、燕子舌头、鲤鱼须子，只有包子。
02 时间退回四天，1972年2月17日，星期四，是个工作日时间，尼总统登上了专机。 专机的名字本来叫“空军一号”，尼总统临时改成了“76年精神号”。因为1776年是美国建国的年份，而这一次的访问，他希望能重塑美国，也是想图个吉利。 后来，一个叫邓刚的作家，写过一篇青春小说，就叫《七六年精神号》。 里面写道：“这个名字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莫名其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一架飞机会起这样的名字，资本主义真是太他妈的了! ” 在尼总统登机时，一名记者把一本中国地图册递给他，上面印着“中央情报局”的标志。他乐了，对在场的人说：“你觉得他们会让我带这东西入境吗？” 尼总统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改编自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环游世界八十天》，经常在白宫放给那些来参观的人看。 如今，他也想通过这次访中之旅来改变世界的局势，把中国拉到美国一边，来共同对付苏联。 而中国，碰巧也想做同样的事。 中美之间开始暗送秋波，是在1971年。 这年的4月，日本举行第31届世乒赛，中国和美国都参加了。美国队员中有个叫科恩的小伙子，是个嬉皮士，性格大大咧咧的。有一天，他练完球后，发现没有车去比赛场地了，正好一辆巴士驶过来，便上了车。 而这辆车上坐的都是中国的队员。他们在出国前接到过指示，不可以主动和美国队员说话，一天要向北京汇报三次。科恩倒是不怕，大方和大家打招呼，还开玩笑说，你们太压抑了。 下车时，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拿出一条印有西湖的织锦领巾，送给他当礼物。作为回报，科恩送了他一件运动T恤，上面印着披头士的一首歌名：let it be。 这首歌当时已经传到北京，但只有少数有特权的人能听到。有一个姓林的年轻人，在自己住的空军大院里，弹着吉他，摇滚着。他的未婚妻在回忆录里，提到他说过一句话：“那个‘旗手’是‘下里巴人’，懂什么艺术？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 小林子不知道，几个月后，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崔健在他2014年的电影《蓝色骨头》中，特地安排了一个镜头：林彪出事后，墙上的画像被搬走 他再一次扬名天下，是在几十年后的一个传说里。传说，正是因为他在空军大院里弹吉他，唱披头士的歌，才对幼年的崔健进行了第一次摇滚的启蒙。 这个传言传了好多年，越传越时髦，最后终于有人去问崔健。 崔健说：胡瞎鸡巴扯！ 实际上，如果按照当时的主流观点，披头士无疑是个反动的乐队，唱的都是靡靡之音，是要上《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 1968年，列侬在《Revolution》中写了这样的歌词： But if you go carryingpictures of Chairman Mao，You ain't going to make itwith anyone anyhow。 翻译过来是：如果你要带着舵手的照片上街头，那我们怕是帮不了你了。 舵手自然不知道这首歌，但庄则栋和科恩交往的事，也传到了他耳朵里。他没有生气，还称赞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当天晚上，他本来吃完安眠药睡下，却突然又醒来，打电话通知外交部，让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批运动员便成了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 就这样，中美之间的冰层裂了条缝，美国人也看到了打破双方僵持关系的可能性，也才有了后来总统访华的事。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队长名叫蒂姆•博甘。后来，好莱坞拍了部电影《阿甘正传》，他就是其中的原型。 多年之后，他回忆说： 中国球员比美国球员打得好太多太多，我们都很羡慕和欣赏中国球员。其实中国队的实力明明可以把我们横扫，但他们让着我们，比分很接近。 大国相交，其实都是相互给面子的事。 用东北话说，谁用不着谁啊？
03 2月21日早上十一点半，尼总统的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 航站楼上挂着一幅标语：“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这是舵手在1949年写的。那一年，中国宣布全面倒向苏联。这条标语眼看就要迎来一个时代的改变。 飞机降落时，机舱里的美国人员看到了等待迎接的周公穿着大衣，赶紧告诉尼总统。于是，尼总统赶紧在西装外面也套上一件大衣。这样做，是担心让中国人以为美国人故意不穿，显得高人一等。 尼总统走出机舱，站在舷梯，向人群鼓掌。特勤人员挡住不让其他人出来，包括总统夫人。目的是让尼总统成为记者摄像头中的唯一焦点，独自享受这创造历史的一刻。 下了舷梯后，尼总统主动朝周公伸出手。周公是喝过洋墨水的人，用英语向尼总统问好：这趟飞的还好吗？尼总统的回答是：十分愉快。 接着，尼总统说了那句有名的话：“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在这张照片里，站在周公背后的冀朝铸就不见了。原因不明 这句话就得要人翻译了。翻译的人叫冀朝铸，书香门第出身，9岁就去了美国，后来考上了哈佛大学。他父亲曾经在民国的教育部任职，和鲁迅是谈笑风生的办公室同事。 大二时，遇上朝鲜战争爆发，冀朝铸和不少热血青年一样，离开敌国，回来后在外交部工作，被称为“中国头号英文打字员”。 然而，在第二天的中国新闻照片中，却没有冀朝铸的身影。而在美国的报道中，又有他。显然，他是故意被P掉的。至于什么原因，冀朝铸自己也不知道。 今天，中国的P图术，已经和日本的化妆术、韩国的整容术齐名，被称为亚洲三大神器。从这张照片来看，那时起，中国就处于了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没想把这次访问搞得太热。在专车驶往驻地的路上，有很多骑车或步行的人，都各走各的，没有人向车队观望。这也是政府早已安排好的：别太激动。当天的新闻中，也只在最后一条才简单地说美国总统来访。 尼总统住的地方是钓鱼台国宾馆，用他们的话说，这是达官贵人们钓鱼的地方。屋子里什么都准备的齐全，但就是没有报纸杂志。这倒不是为了封锁消息，而是怕产生误会。 当时新华社每天会出一份英文版的报纸，上面有一条舵手语录，每天更换。有一天，语录正好换到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结果，恰恰是基辛格博士来秘密访问的那天，报纸送到了他的房间，他还以为中国要变脸呢。 因为这，周公下了命令，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放在外面的会客室，不允许送到房间。 随行的美国记者们住在“民族饭店”，人数有87人。他们是从两千封申请函中筛选出来的，竞争是相当惨烈。毕竟只要是做媒体的，都想见证这件大事情。 一个女记者甚至说，谁要是能帮她随尼总统前往中国，她愿意陪睡。 为了接待记者们，之前住在民族饭店的客人全部搬走，算是包了场。饭店装修一新，连马桶都重新上了漆。 但，因为这些漆是紧急从树上萃取的天然漆，造成不少人的皮肤过敏。上完厕所，屁股有种灼热的感觉。美国记者们管这叫“狒狒屁股”。 那时候，中国的通讯技术不发达，给外国发新闻，需要飞机把片子空运到广州，然后转到深圳口岸，再摆渡进入香港，最后从香港传输出去。 为了这次尼总统访华的报道，中国准备租用美国一个卫星，费用是一百万美元。美国建议说，他们可以在北京建一座卫星地面站，免费的。 周公听了下面人的汇报，有些生气：“不要一听一百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 最后，周公提出了一个办法：美国建好卫星站，由中国买下来，再租给美国记者使用。 但是让美国人奇怪的是，中国嫌美国的要价太低，非要给更多的钱。 有时候，两国相争，往往就是个面子问题。
04 就在尼总统的飞机在空中飞行时，住在中南海的舵手，早已经起来，刮了胡子，理了发，换上了新做的衣服和鞋子，就像过年一样。 尼总统的脸上画着浓妆，用的是美国化妆品牌“蜜丝佛陀”。这是个老牌子，1909年就有了，比香奈儿还早4年。 2005年，蜜丝佛陀进入中国，比尼总统足足晚了33年，但势头很猛，2015年在中国的零售额突破了12亿元。 在之前的几分钟，周公已经赶到舵手的住所，对会场进行了布置，重点是把痰盂放在舵手吐痰最方便的位置。 两位一号人物的谈话是以互相恭维开场。尼总统望着舵手背后的整架藏书说，您真是饱读诗书，您的文章推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舵手客气地说，我写的东西不足为训。 舵手反手又把尼总统夸赞了一番，说，你选举时我是投你一票的，我喜欢右派。
这次会见刚结束，舵手就开始输氧了 尼总统一直想借机和舵手谈点实的话题，但舵手却尽量避开，只谈虚的。他还把话题引向在座的基辛格，说，咱们让博士也讲讲话吧，他访中国可是出名了。 基博士对官场之道的了解，不输给中国人，他说：我都是在执行总统的计划。 尼总统也开始拿基博士砸挂，说：他是唯一能够秘访北京，而只让几个漂亮女孩知道的人。 他指的是前一年，基博士悄悄从中国的老朋友巴基斯坦那里出发，暗中到北京访问，为这次总统访华打了前站。 谈话进行了一小时，周公不断地看表，这是个暗号。舵手主动结束了谈话。他说了最后一段话：“双方能够好好交谈就不错了，即使未达成任何协议也无所谓。” 担任这次翻译的并不是冀朝铸，因为舵手嫌他说话的声音太大，经常把自己吓一跳，于是选了声音温柔的女翻译唐闻生。 唐闻生有个英文名叫Nancy，她的父亲曾留学美国，在纽约生下的她。所以，基博士曾开玩笑说，根据美国宪法，南希•唐可以竞选美国总统，而他则不行，因为他是在德国出生的。 参与这次接待的翻译，还有一个女生名叫王海容。她是舵手的侄外孙女，管舵手叫“三爷爷”。后来她学了英语，成了舵手和外交部之间的传话人。 按道理，王海容应该叫旗手同志“三奶奶”。但那时，还不到60岁的旗手不喜欢这个称呼。两人的关系也不好。 冀朝铸在回忆录中说：舵手去世后，王海容和旗手在遗体前大打出手，她一把揪掉了旗手的假发，露出一个光头。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旗手会见了尼总统夫妇，特意请他们去看了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这出芭蕾舞剧是她一手打造的，堪称她作为第一夫人的样板工程。
旗手和美国总统谈的，是美国电影《飘》。当年她也是文艺女青年 翻译人员不断在尼总统耳边介绍剧情，其实并不难懂，因为好人一看就高大正直，而坏人总是贼眉鼠眼鬼鬼祟祟的。 看完了，尼总统问：“这出戏是谁创作的？”旗手自豪地回答：“人民群众创作的”。 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说的话，很腹黑：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 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字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字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05 接下来的几天，尼总统当然是要到处走走，看看风景的。 他乘坐的是苏联产的“吉斯”牌防弹车。这种车，在中国只有两辆，一辆是舵手的，另一辆是林副统帅的。但林副统帅已经于前一年的九月十三号没了，车子正好空了出来。 在这之前，北京的不少地方悄悄换了名字。比如，作为美国贵宾的定点保健医院“反帝医院”，改成了“首都医院”。 反帝医院其实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但这时如果直接改回“协和”，又不太合适，显得太热切，也有不少人反对，所以先改成“首都医院”。直到1985年，才恢复成协和医院。 2月24日，预定的是去爬长城。但是头天晚上，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雪。北京市连夜组织了八十万人扫雪，从钓鱼台一直扫到了烽火台。 第二天早上，尼总统出门一看，街上的雪不见了，路边是高高的雪堆。他很不明白：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是如何一下子组织这么多人的？
八达岭长城估计从来没见过这么少的人 他不知道，那时候中国人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搞群众运动。 在去长城的路上，尼总统看到不少村民在下棋，而此时的温度是零下好几度。看到他们过来，也目不斜视，好像完全被棋局给迷住了。尼总统说：这是给我们看的。 参观完长城后，他们又去了明十三陵，看到草地上不少家庭正在野餐，穿着新衣服，一边玩牌一边听着收音机，里面播放着革命歌曲。 但是，一个加拿大记者发现，当尼总统刚走，一个干部就提着个大麻袋，四处去收收音机。 就连周公也觉得太过了，不好意思起来，主动向尼总统说：“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但是，也有一些形式主义，是很受北京人民欢迎的。 那几天，北京每一个胡同都干净得不得了。居委会大妈一声吆喝，家家户户都扛着扫把出来了。外宾可能去的街道的门窗、墙壁、厕所，都进行了粉刷和修整。 被安排作为美国人参观地点的工厂，还翻修了车间的更衣室，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利用剩余物资随意搭建的，样子破旧，有碍观感。 整修后，有的更衣室面积达到八百多平方米，又宽敞又干净，也算是尼总统给中国工人们创造的福利。 市里领导还一再叮嘱各单位，负责接待的人要穿得干净些，特别是妇女，尽量穿花衣服。不要给外国人觉得，中国人只会穿蓝色和青色的衣服。此言一出，北京顿时漂亮了很多。 尼总统参观西单菜市场时，摆出的肉又瘦又新鲜，青菜的价钱是五毛，买菜的人也穿得漂漂亮亮的。 但参观的人一走，新鲜的肉就被收到了冰箱里，青菜价格也变成了一块五毛。买菜的人把衣服一脱，变成了卖菜的人，原来都是托儿。 不过，从那时起，北京市开始推广西单菜市场的“五不卖”经验，也就是不卖带毛、带血、带泥、带土和痘肉的大肉。而在这之前，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市民抗议了很长时间也解决不了。 过去，副食店都是用敞篷汽车运送大肉，灰尘都落在上头。为了不让外国人看到恶心，大家一起商量对策，临时给汽车搭上了帆布篷，要求所有运肉车都得盖上，不然不准开车。 所以，那时候就证明了一句话： 很多进步，都是被人逼出来的。
06 访问完北京后，尼总统一行人又南下到了上海。 在上海发生的事情，就是写进中学历史教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中美联合公报》。 全文很有反差美。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李彦宏同志给解答一下。 2月27日，送别尼总统的晚宴在上海举行。 他有点醉了，心情很激动，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是：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地握在手中。 旁边的基博士听了顿时紧张起来，他担心被媒体炒作。幸好记者们更在意另一件事。 每个人面前摆着一盒熊猫牌香烟。尼总统的夫人拿起烟盒反复看，很是喜欢，说：“真是太精美了，我太喜欢大熊猫了。” 周公说：“那我们送你一些吧。” 夫人说：“送我什么？香烟吗？” 周公说：“不是，是大熊猫。” 一个美国记者听到这句话，饭不吃了，马上往外跑。结果绊了一下，摔了一跤，还没等服务员过来扶，他就自己爬起来，跑出去发稿了。 其实，尼夫人想要熊猫也不是突发奇想。之前在参观北京动物园时，她就对着熊猫馆，让记者不断给拍照。 她还买了不少熊猫玩具，不停地唠叨说：要是美国有这样一对熊猫多好啊。 两个月后，中国的一对大熊猫“玲玲”和“兴兴”，就乘坐一架波音707专机，去了美国华盛顿的动物园。公开展示的第一天，2万名美国人排队参观。连两只大熊猫栖身过的，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箱子，都被拿出来展览。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尼总统访华后，那之后，两国的交往越来越多。 1972年，中美的贸易只能通过第三方中转，加起来才几十万美元。到了2017年，这个数值变成了5837亿美元。尼总统的访华，可以说，是中美贸易战的肇始。 几十年来，中国派了大量的留学生去美国，向人家学习。这些同学，现在也都走上了国家领导岗位，比如负责经济的刘副总、央行的行长易先生等。 然而，两国的关系，又似乎和那个时候没啥区别。在互相依靠的日子里，依然蒙着一层云。 “玲玲”和“兴兴”分别于1992年和1999年去世。美国的好运到此为止。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美建交近40年后的今天，中国早已不再对外赠送大熊猫。 如果哪个国家想要，必须向中国提出租借请求，付出昂贵的代价，并且签订各种各样的苛刻协议，以表明自己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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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2 09:07: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