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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副省长王晓光内幕炒股获利1.6亿-高层决策周刊20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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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7 09:08: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改革正未有穷期,让我们共同努力!》改革开放,首先是观念的开放。思想不改变,行动就无法调整,改革思想不断演变和清晰,正是推进改革实践的基础。凡是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配合得好的时候,改革就能取得比较大的进展,对发展的正面效应也比较大;反之,改革和发展就容易遭到挫折。每当改革开放在方针、政策和思路上需要进行重大抉择之时,无一例外,都伴随着改革理论的热烈讨论。正确思想之光照亮了未来的道路,使改革开放能够避开险阻,走上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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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正未有穷期,让我们共同努力!
【研究员】:

编者按:改革开放,首先是观念的开放。思想不改变,行动就无法调整,改革思想不断演变和清晰,正是推进改革实践的基础。凡是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配合得好的时候,改革就能取得比较大的进展,对发展的正面效应也比较大;反之,改革和发展就容易遭到挫折。每当改革开放在方针、政策和思路上需要进行重大抉择之时,无一例外,都伴随着改革理论的热烈讨论。正确思想之光照亮了未来的道路,使改革开放能够避开险阻,走上坦途。


    【博览财经特稿】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首这一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携手共进的过程。改革开放,首先是观念的开放。思想不改变,行动就无法调整,改革思想不断演变和清晰,正是推进改革实践的基础。凡是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配合得好的时候,改革就能取得比较大的进展,对发展的正面效应也比较大;反之,改革和发展就容易遭到挫折。每当改革开放在方针、政策和思路上需要进行重大抉择之时,无一例外,都伴随着改革理论的热烈讨论。正确思想之光照亮了未来的道路,使改革开放能够避开险阻,走上坦途。

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之间保持这种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并非偶然,而是与人类活动具有自觉性的本质特点有关。马克思曾经用建筑师和蜜蜂的比喻形象地描述过人类活动的这个特点。他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那么,这种在改革行动之前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传统教科书的回答倒也简单明快,“从实践中来”,叫做“先投入战斗,然后便见分晓”。但是这样一来,改革的行动就缺乏明确的目标,甚至容易变成盲动。其实这里存在一个对人类认识来源和个体认识来源混淆的问题。说人类的认识都来源于实践,这大概是不错的,但是对每一个个体或者每一代人来说,却不能局限于自身的亲见亲知,而要借助于语言这一强大的工具,把人类历代的认识成果传承下来,这样才能站在前人的肩上观察世界和改变世界。所以,还是恩格斯说的正确:“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 为了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就必须立足于本国实际,认真学习和鉴别前人的理论成果,形成自己的改革理论,并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制定改革的方针、方案和实施方略。

1978年中期,在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领导和组织下,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在极“左”路线的思想禁锢和舆论钳制的铜墙铁壁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讨论和研究开始活跃起来。不少学者努力通过汲取经济学的新成果和频繁的国际交流 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年轻经济学家也陆续参加进来。经济学家群体积极参与了80年代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也助推了90年代的改革重启。

社会经济现象复杂多变,常常显得扑朔迷离,人们难以看清真相和掌握规律。在这种“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境况下,论坛学术委员会组织研讨时特别注意了不因观点分歧而排斥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包括持有偏激意见的学者,使论坛能够保持惠风和畅的讨论气氛并达到集思广益的目的。

我想举几个自己感受较深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是改革目标模式选择的理论突破。

虽然这种变通性的政策调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原已陷于衰退和混乱的经济重新振作起来,步入发展的轨道,但是人们很快发现,仅仅依靠变通性的政策调整,并不足以实现中国振兴。正像邓小平在谈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议题时所说的:中国需要进行的,是不仅包括农业,也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的、有系统的改革” 。显然,这样一种全面的、有系统的改革,不是靠“摸着石头过河”和“走一步、看一步”能把握的。于是,在20世纪80年中期,开展了一场参与人员众多的“改革目标模式”大讨论。

1985年9月,由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巴山轮”会议),对于多种多样的经济模式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匈牙利科学院和哈佛大学的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教授关于各国经济模式可以分为“直接行政控制”(ⅠA)、“间接行政控制”(IB)、“自由放任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调节的市场协调”(ⅡB)等四个类型的分类法被与会者认同。多数学者认为,ⅠA和ⅡA都是不可接受的。中国改革只能在IB和ⅡB之间作出选择。

不过,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1986年10月以后,当时的领导人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价格问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解决,搞活企业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而且指出这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不能动摇;只有在解决搞活企业这个大前提的情况下,才能解决财政、价格、工资、税收、计划的配套问题。此后,在国有经济中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就成了改革的主线。

不过这样一来,改革的目标模式也就由“有宏观调节的市场协调”模式,退回到了“间接行政控制”模式。

在1991年10月到12月中共中央召集的讨论国内国际重大问题的系列座谈会上,与会经济学家在与江泽民总书记的对话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必要性。 接着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被中共十四大确立为中国的改革目标。根据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朝野的众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提出了如何进行改革的建议。中共中央在研究和采纳有关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这一《决定》,就把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也是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对改革开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例子,是参与中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大讨论。

这种用海量投资提振增长速度的做法和“重化工业化”的说法,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指出,所谓“霍夫曼定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定理,而只是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alther G. Hoffmann)根据某些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和中期阶段的经验数据进行外推提出,但被后来的实际发展所否定的一个假说。事实上,从19世纪末期开始,先行工业化国家逐步实现从早期增长模式向现代增长模式的转变,工业化中后期的产业结构特征并不是重化工业的兴起,而是服务业的兴起。而工业化道路的偏离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进一步恶化,将在中长期导致严重的后果。

于是,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就成为“十一五”规划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命题。为了厘清问题, 50人论坛在2005年4月25日召开了以“‘十一五’规划与转变增长方式”为主要议题的第14次内部研讨会。在这次会上,首先由参加“十一五”制定工作的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杨伟民介绍了拟制“十一五”规划的主要思路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考量。我本人随后围绕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做了主题发言。然后,多位论坛成员和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发表了自己的评论。尽管角度和关注点不同,但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对中国“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也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随着向社会传播这一观点,以及对中国未来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方式选择问题的讨论的日益深入,主张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越来越多。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十一五”规划以后,经济学界继续为廓清“十一五”规划执行过程提出的理论问题而努力。其间,50人论坛成员蔡昉教授提出,后来为学界普遍认同的两个“刘易斯拐点”的理论,以及中国即将迎来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富余劳动力无限供应即将消失的论断,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从2004年开始,许多媒体就报道了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的情况。蔡昉教授经过在全国各地的实地调查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7年7月的“田横岛论坛”上,提出了“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观点。

为研制改革总体方案提供学术支持和工作建议

2012年11月的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做出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议。紧接着,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50人论坛的成员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2013年2月召开的论坛年会,就以“改革的重点任务和路径”作为主题进行讨论。论坛成员吴敬琏、郑秉文、曹远征分别做了“当务之急:研究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未来十年社会保障的改革重点和改革路径”“价、财、税配套改革”的主题发言。会议建议采取以下的步骤来研制改革的总体方案:问题导向,探寻造成矛盾的体制原因,提出需要改革的项目;市场经济的子系统,例如财政、金融等分类汇总需要进行的改革,提出各子系统的改革方案;经过筛选,将各方面提出改革要求汇编成一个“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

这七项研究课题,都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学者们在各自熟悉的领域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细致研究,写出了研究报告初稿。然后经过4月6日论坛第47次内部研讨会的讨论,最后形成定稿,送交即将建立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阅。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既高屋建瓴地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又谨慎务实地规划了经济、治理、文化等多方面改革的具体步骤,是一个思想缜密、措施得当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它受到朝野内外的普遍赞誉和支持。

改革开放四十年,尽管有波折甚至回潮,但历史的大逻辑决定了它还是要沿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取向前行。回首四十年,经济改革的主题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不断调整,是沿着“商品经济为辅”到“决定性作用”的方向前进。凡是市场取向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期,经济社会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也有显著提升。但有时会囿于旧有的概念和口号,出现摇摆甚至倒退;也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原地踏步,走了弯路甚至回头路还茫然不觉。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当出现这些负面现象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消除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和持续的发展。

第一,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政治、经济、法治等多方面下手。保护产权、厉行法治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目前仍然存在的大量行政保护、政商勾结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也必须通过竞争政策的完善和执法体系的加强加以消除。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要力求披荆斩棘,通过深水区。目前国有企业依然掌握着大量重要经济资源,并且在许多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保持和强化这种格局难免压缩其他经济成分的生存空间,妨碍公平竞争市场的形成,并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难以提高。如何根据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实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并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实现国有企业管理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还有一系列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一再证明,改革实践需要改革理论的指引和支撑,理论和实践必须携手共进。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二十年来,论坛同仁秉承公益性、独立性的理念,聚焦政策研究,对于中国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能有声、有为,贡献自己的一份思想力量。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征程中,我们仍将秉持论坛成立时的初心,兴独立思考,引源头活水,纳百川入海,为人民再立新功。

总之,改革正未有穷期,让我们共同努力!(来源:《50人的二十年》,作者:吴敬琏)




国际战略




美国前总统卡特:中美建交40周年,如何避免新冷战
【研究员】:

编者按:2018年最后一天,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纪念美中两国建交40周年,同时评论中美贸易纠纷及两国关系。卡特曾任美国第39任总统,也被广泛誉为“中美关系领路人”。正是在其任内,中美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卡特看来,中美关系对两国乃至世界均至关重要,分歧应通过对话的双向渠道沟通解决;双方应凭借愿景、智慧和勇气,携手擘画未来。


    【博览财经特稿】40年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我,协力促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持续30年的对立状态。这造就一个时代——以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为其特征。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叠加了与美国经济的持续交融,使两国成为全球繁荣的引擎。两国科学与文化交流蓬勃发展,美国亦成为中国学者、游客的首选海外目的地。这一关系得以维系40年,足以证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国家,有能力为更伟大的价值而携手合作。然而,上述至关重要的关系如今却面临困难。

如果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们采择此种危险的观念,则我们两国之间爆发当代冷战就不再是天方夜谭。在这样的敏感时刻,误解、误判,或者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等地区未能恪守审慎制定的交往规则,都可能令事态升级为军事冲突,从而造成全球性的灾难。

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两国同意在90天内暂停进一步增加关税,这为中美两国提供了达成永久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我们该做些什么来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进步,并修复美中关系?

其次,美国人必须认识到,正如中国无权干涉美国事务一样,我们也不具备固有的权利来告诉中国如何管理其人民。即使关系最亲密的国家有时也会互相批评,但此种往来不应成为指令或法令;而更应作为公开对话的双向渠道。中国保持了经济增长,减轻了赤贫状况,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这些成就都值得庆贺。

美国应回归巴黎气候协议,并就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与中国合作,因为抗击全球变暖的宏阔斗争,需要两国的积极参与。但我认为,双边合作最容易着手之处还是在非洲。两国都已在该地区深度介入了抗击疾病、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持和平等事务——有时是携手合作。非洲民众——一如世界上其他地区数十亿人一样——不想被迫选边站。相反,他们欢迎各方的协同努力——汇集资源、分享专业知识和设计彼此互补的援助计划。通过与非洲民众合作,美国和中国也能帮助自己克服彼此间的不信任,并重建这一至关重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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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曾寄希望于英法控制的国联能维护国际法和国际正义,制止日本的侵略。而当前我国领导人多次提到要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实际上是不承认国际社会有所谓的“领导国家”。

那么,世界领导国家的职责是什么?

1、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硬实力),这是成为世界领导国家的首要条件。

3、领导世界的愿望和决心,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精英,乃至公众有没有承担起领导世界重任的愿望和决心,朝野能否达成共识。

那么,美国什么时候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是如何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

从建国直到当前的美国历史演进的过程,是美国崛起、获得和维护世界领导地位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1607年英国在北美建立第一个后来一直存在的定居点,开启了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历程。到了18世纪上半期,美国一共建了13个殖民地。13个殖民地在1776年宣布独立成为13个自由、独立之邦。13个邦(州)通过协商于1789年成立联邦,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出现。

18世纪晚期,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君主国家,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在某种意义上是处在君主制的包围之中。一些欧洲人甚至嘲笑美国实施的共和制是一个落后、过时的制度,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无论希腊的民主,还是罗马的共和,都未能长存。只有君主制才能在美国这样一个相对广袤的土地上维持统一和长治久安。

联邦政府的建立不是通过武力和强制,而是通过谈判和协商,即通过“理性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既能对13州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又不侵犯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政府。这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建国道路大不一样。联邦的建立标志着自由在美国的确立,为美国的繁荣和兴盛奠定了基础。

到19世纪90年代,在联邦政府成立百年之后,美国从一个弱小的、处于世界边缘的共和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成为一个富有、先进的国家。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其GDP总量超过了英法德三国的总和,人均GDP也于1905年超过了英国。

有人说是因为美国发了战争财(特别是一战和二战),这是误解。美国早在卷入国际战争前(1898年的美西战争、一战和二战)就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这三场战争中也没有大发横财。美西战争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说,是得不偿失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语)。

协约国在战争期间欠美国的约110亿美元的战债后来大多数不了了之,并没有得到偿还。美国更谈不上在二战期间发财(且不说美国的战争损失,战时美国向中英苏等40多个国家提供了约500亿美元的租借援助,这些援助多数是无偿的。另外,战后美国也没有从德国和日本索要赔款),只不过战争没有在美国本土进行使美国的损失较小而已。

美国的成功有更深刻的原因,即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及作为这一制度之基础的文化和观念。这一制度保障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激发了个体的创造性,推动社会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如果一个国家不是通过给公民以自由、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富强,而是通过剥夺公民的权利实现崛起,这种崛起是不能够持久的。

20世纪人类历史提供了三个这样的例子,即日本、纳粹德国和苏联。相反,英国和美国却因为建立了保障个人权利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保持了长期的繁盛,并先后成为世界领导国家。

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后,一些人试图让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麦金莱、马汉、西奥多·罗斯福等人主张美国效仿欧洲,获得海外殖民地,加入帝国俱乐部,成为英法德那样的世界强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占领了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但当时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不愿意参与欧洲的事务,更谈不上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美国致力于巩固在西半球的霸权。

一战也自然让世界人民质疑欧洲文明的“先进性”,并瓦解了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而美国并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在一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无论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是国际声望,都是空前的。

在这一背景下,威尔逊认为美国取代欧洲、领导世界的机会来到了。威尔逊告诉美国人民:美国必须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美国不能做鸵鸟,要做雄鹰,只有美国有禀赋和能力来领导这个世界。世界各国也指望美国的领导,如果美国不去领导世界,说明美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民族。

但是,威尔逊的说辞并没有打动美国人。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拒绝让美国加入威尔逊一手建立的、作为战后美国领导世界主要工具的国际联盟,实际上也就是拒绝了威尔逊孜孜以求的世界领导角色。在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民心中,美国不会去做世界的政治领袖,美国只愿意做一个榜样,做一个道义上的领袖。这是美国第一次拒绝世界领导国家的角色。

30年代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之长、危害程度之深都是空前,甚至绝后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经济体系缺少领导国家。用经济史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话说,英国已经没有能力领导世界,只有美国有这个实力,但却对这一角色缺乏兴趣。

30年代漫画:站着的是“山姆大叔”,“民主女神”跪在山姆大叔脚下祈求他不要干预欧洲的战争,既为了民主本身,也为了美国自己。地上写着”美国,民主的最后避难所“。漫画反映出30年代后期美国人的普遍心理。

直到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朝野、两党才下决心在战后承担起领导世界、重建战后和平的重任。而此时不仅美国的实力举世无双(总体经济实力接近世界的一半,垄断着核武器,拥有最强大的海空军),而且美国也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望,罗斯福成为公认的世界领袖。

总而言之,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具备了世界领导国家所需要的四个条件。美国领导人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内政治经验,筹划建立了一系列战后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现了国际秩序的“美国化”,这些国际组织也成为美国领导世界的主要制度工具。

但是,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很快遭遇到苏联的挑战,冷战爆发。冷战时期,美国主要通过两大战略来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其结果是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终结。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美国从世界领导地位获得的好处:

2、使美国可以获得世界各地的资源以促进经济繁荣和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4、享受领导地位带来的荣耀。

美国获得和维护世界领导地位的历程至少可以留给我们如下启示:

2、决心追求世界领导地位是美国社会长期辩论达成共识的结果,而不是来自少数精英的抱负,更不是源于某个领导人的宏图大志;

4、国际秩序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基于国内的政治文化和经验,美国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主要源于其宪政文化和国内治理模式;

最后,需要思考的是:

中国是否应该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特别是我们能否承受领导世界带来的的责任与负担?由谁来承受这一负担?中国目前是否具有领导世界所需要的实力、威望和能力?质言之,中国领导人和民众是否已经明白,领导世界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作者: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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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万人因病致贫!巨额医疗费成为中国人最沉重的负担
【研究员】:

编者按:重大疾病就像随机摇号,谁也不知道哪天会摇到谁的头上。而它带来的灾难,不仅是肉体、精神上的,还有金钱上的。有多少人、多少家庭的积蓄足够抵御疾病带来的经济风险、支付重症监护病房一日千金的账单?如果积蓄不够,那该怎么办呢?


    【博览财经特稿】年前,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刷爆朋友圈,引发了关于流感防治、医疗资源分配乃至患者尊严等问题的大讨论,也勾起了无数人的焦虑和担忧。文章的作者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北京中产人士,然而,这样的身家在一场流感的袭击下也显得捉襟见肘。而没有相同财力的绝大多数普通人呢?

七百万人因病致贫

巨额的医疗费用已经成为了中国人肩上最沉重的负担之一。2016年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的统计结果显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户占建档贫困户总数的42%,总共牵涉到七百多万人,而这还不包括那些虽然最终情况还不至于沦落到贫困的范畴、但也花掉了不少家底的人,也不包括连治疗的钱都没有的人。

全中国有多少人有自信不需要靠降低生活水平省钱看病,永远不需要面对这样的灾难性卫生支出?

以这个冬季的热门话题流感为例,大家常常认为它只是感冒般的小病,但事实并非如此。在2003~2012年,中国的城市居民,每十万人中大约有10人会直接或间接死于流感。

一场流感,就可能会让农村人一年多的努力付诸东流。对于60岁以上的患者来说,流感更加凶险,产生的平均住院费用也翻倍增加。

中国人就连肿瘤发病率都要比国际平均水平更高。据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做的报告预计,到了2030年,中国将每年有487万癌症新发病例,死亡病例数达到360万。国家癌症中心于2012~2014年调查了14594名癌症患者,其中77.6%的人表示患病给家庭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

一寸光阴一寸金

顾名思义,重症监护室就是为重症病人特设的监护病房。它跟普通病房的主要区别就是拥有各种监护设备,能够时刻监护重症病人的病情变化,便于随时抢救。

中国ICU的起步相当晚,1982年,协和医院才建立了全中国第一间ICU,当时里面只有一张病床。由于建设要求和医治难度较高,此后ICU的发展速度并不如人意,直到1989年底,卫生部将“拥有ICU病房”定为三甲医院评选的硬性指标后,ICU才在中国大地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

近三十年过去了,ICU依然还是那么贵。根据2011~2012年北京13家顶级三甲医院的ICU住院数据,每位患者在ICU平均花掉了9.7万元,而如果加上他们在普通病房的花销,每个ICU患者的平均住院费用则达到了14.6万元。住进ICU,就好像给医院买了台印钞机。

考虑到年份不同和三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差异,研究人员用人均GDP校正了这个数据,计算了每日ICU花销除以当年人均GDP的比例,结果美国是8.1%,中国是19.8%,而印度是20.2%。也就是说,即使看起来费用没有美国高,但中印两国的ICU看病负荷,实际上却比美国重得多。

中国患者在入住ICU期间,有42.2%的费用花在药物上,有20.1%的费用花在了一次性医疗耗材上,另外,ICU的花销里还有15%的实验室检查费用,以及8.7%的医务人员的人工成本。

当有人抱怨ICU的费用高昂的时候,往往会有人抛出“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八千块买一天的命贵吗”的质疑。这样的质疑看似是在肯定医疗服务的价值,但其实很霸道,因为首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ICU确实很贵,而且,八千块的钱并不是全部交给医生充当赎金换命的,而是用来买药买耗材做检查的。进入ICU的患者和家属,必须做好花光了钱、但依然人财两空的心理准备。

在中国,那些最终死亡的病人的花销反而比幸存病人的还要高,这一点与美国正好相反。在美国,85%以上的中大型医院在ICU设有临终关怀病区,这些接受临终关怀的重症病人只接受简单的、减轻痛苦的治疗,希望在安详的状态下离世,因此费用不会很高、住院时间也较短。而相对来说,中国ICU患者相对来说会在无望的情况下坚持更久,他们对治疗和抢救的需求更高,因而花费更大。

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旦罹患重大疾病,全家卖房筹集医疗资金的选择并不罕见。但是,全国家庭自有住房套数平均只有1.044套,并没有多余的住房可以卖,更不要说农村家庭的住房还有85.62%属于难以变现的自建住房。换句话说,卖房已经是大多数人筹钱治病的终极手段,但即便如此,也依然不能保证够用。

首先,大病医保对“大病”的界定至今还有很多争议。广东省2017~2018年实行24种重大疾病的保障政策,但如果患的大病不在这份目录里,就报销无望。

另外,很多省市的大病医保都设置了报销的封顶上限。比如西藏最高报销14万,重庆最高报销20万等。然而,很多学者都进行过测算,认为就算不设封顶线,也不会对医保基金带来太多负担,因为患大病的人毕竟是少数。

虽然大病医保号称报销比例不低于50%,但实际操作时,病人需要自费承担的医疗费用往往还是会超过这个比例。以湛江为例,这是全国大病医保发展最早、最成熟的城市之一,2013年,全市共有5638人享受大病医保待遇,共报销1476万元,人均也只有2600元。

但其实,赔付金额较高的商业保险,对大部分中国人只是一种奢望。按照目前主流的保险价格,50岁的人想要买重大疾病商业保险的话,一年的保费要三千元以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想给一家几口都买上商业医保是不可能的。加上大部分人对各类医保的保障范围、力度都糊里糊涂,根本也没想过要去买额外的医保。

答案是借债看病。2010年出版的《中国中低收入群体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障研究》中提到,对城市家庭来说,自付的医疗费用中,有8.9%需要靠借债弥补;而对于农村家庭,则高达20%的费用需要借债才能筹集到。

卫计委负责人曾于去年6月召开的全国扶贫与健康会议上做出承诺,保证将在2020年时确保每个重病患者都能够得到合适的治疗,但这个承诺显然不足以让所有人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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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情引发我说出“聚天下英才而摧毁之”这样的话呢。应该说不只一件事。当然也不只是指清华。当时最使我生气的是,在清华百年校庆时印发的宣传资料中有标志性的清华二校门“清华园”图,门框上从上到下印满了很多与清华有关的重要人物头像。我想要找梅贻琦校长和一些知名老师的人头,非常费劲,最后在靠下面的地方找到,小得几乎难以辨认,有的名师就根本找不到。在门框上方显著地方的大头像的全是国家领导人,是按级别来排列的。你要找历届校长和名师,却小得看不见。我对此很生气,这是典型的重官轻学,重权势轻道德文章,这种风气很严重。像这样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所传达的,是非常趋炎附势的精神。这样塑造出的人格是什么样的?能考上清华的学生至少大半是非常聪明、用功的,应该是可教的英才,可是一进门就受到这样的一种熏陶,从价值观上就给摧毁了,就是培养势利小人,所以我说了这样一句气话。

2003年清华文学院重建十周年的时候,我也讲过,一个大学的文科的目标是出大儒还是出大官?以什么为荣,哪个更重要?因为那次大会在我讲话之前,一位先生大讲了一通清华出了多少部长级以上干部,中央领导人等等。所以我说的“摧毁之”,首先指的是官本位。另外是崇富。清华培养高科技人才,可能出很多企业家和科学家,很多人因此致富,这是好事。但每个同学心里想的“成功人士”以什么为标准?如想到比尔·盖茨,是想到他的几百亿财富,还是想到他当时出于好奇心和探索的精神,创造出微软这样的新事物?乔布斯也是一个榜样,当想到榜样的时候,是想到结果发了大财,还是一无所有时的好奇心,对科学的探索,有所创造发明,这个价值取向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位大学教授(不是清华的)居然对学生说,到你四十岁的时候没有赚到四千万,不要来见我,而且还理直气壮,教育理念堕落到这个程度,幸亏从反响来看,还没有为多数老师所接受。

在我说了“摧毁之”那句话之后,我想一定会有非常多人反对。结果出乎我意料的是很多人同意,并且有人告诉我,“摧毁之”到大学已经晚了,从中小学就开始了。中小学生在受学教育的时候,就在被摧毁中,极端的例子是据说考上重点大学比例特别高的那个对学生进行“魔鬼训练”的中学,而且受到家长欢迎,当地政府引以为荣。还有别的学校也想效仿。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这与单一的升学率导向以及社会上的一些坏风气传到学校,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我认为假如再不改变方向的话,人种就会退化。一代不如一代,原来的学生变成老师,慢慢的,前人所坚持的教育理念就失去了。我说的是“将要退化”,但有教育界的人告诉我,其实已经退化了。所以这种状况非常令人忧虑。(作者:资中筠)




新闻视点




麻省理工淘汰全部中国高中生,这一次到底发生了什么?
【研究员】:

编者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公布最新提前招生结果,全球9600名申请者中有707人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青睐,但竟然没有一名被录取学生毕业于中国大陆高中。在我们的直观印象里,过去20年间,中国大陆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很少缺席麻省理工大学的招生名单。



    【博览财经特稿】北京时间12月16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公布最新提前招生结果,全球9600名申请者中有707人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青睐,但竟然没有一名被录取学生毕业于中国大陆高中。

这一次到底发生了什么?

根据搜狐教育频道的一篇文章,麻省理工大学本次招生共录取了5名国籍为中国的高中毕业生,但上述5人全部毕业于美国高中,分别是:

2、The Madeira School

4、The Webb Schools

1、这是提前录取,707人成功,2483人被拒,还有6182人等待下一轮常规录取。

3、录取考察的内容为学术能力、人格特质、全球愿景。

但这些信息或许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麻省理工大学认为来自中国的高中毕业生在学术能力、人格特质、全球愿景这三个维度上的综合评价不够资格被提前录取。

美国耶鲁大学华裔教授陈志武很早之前就指出,来自中国的学生通常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在专业能力上的表现也不差。但这些学生的共同问题是思维方式僵化、思想偏执、社交能力差,除了本专业的表现之外,在其他方面与一流大学的要求格格不入。

黄三水说,他对这一时刻的到来并不惊讶,如果未来中国再多几个贺建奎这种敢于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学者”,相信全世界所有大学都有可能对中国留学生谨慎录取,即便这些中国孩子的家庭非常富有。

1、豪车和飙车。

3、买房和奢侈。

所谓“三人成虎”,说中国学生负面消息的人多了,中国学生就真的成了负面,在很多西方媒体眼里,中国留学生就是移动的提款机,发给他们的offer背后通常都带有明确的商业目的。

黄三水说,上述推论没有什么强力的证据支撑,不喜勿喷。我们做最坏的打算,但做最大的努力,我们不以恶意揣测别人,但总要时刻反省自身。

1、中国大陆毕业高中生申请材料包装过度,名不符实的案例越来越多,在奉行“诚信申请”的美国一流大学眼里,中国高中生渐渐成了“高危群体”。

3、中国留学生中的顶尖人才明显瘸腿,在社会科学领域和各行业管理层都缺乏领袖型代表,不要说与美国本土学生,就是与印度学生毕业后的成就相比也有明显差距。对一流大学来说校友就是最宝贵的资源,中国高中生不能成为学校的骄傲,自然不会得到学校的青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如果美国一流大学真的在放弃中国优秀高中毕业生,如果这其中没有太多非教育因素作祟,那么只能说明中国年轻一代延绵百年的海外求学路,正在遭遇重大危机,这危机甚至有可能拖慢中国下一个40年的发展历程。(来源:北美报告)




官场现形记




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内幕炒股获利1.6亿后的忏悔
【研究员】:

编者按:王晓光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相关股票,累计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4.9亿余元,盈利共计人民币达1.6亿余元。他到底是如何通过内幕交易赚取到这天价的回报?其主要内幕交易又是涉及哪些上市企业?作为一方高官,在王晓光的庇护之下,哪些资本运作高手又在上市企业中翻雨覆云,肆无忌惮地阉割着“韭菜”?



    【博览财经特稿】2018年12月20日,早已入冬的重庆寒意阵阵,多云的天气,不时夹杂着丝丝细雨。

在今年4月1日晚间,中纪委、国家监察委官网同时发布重磅消息称,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十九大后,中央安排首轮地方巡视,贵州是被巡视单位之一。在2018年2月22日,中共巡视组进驻贵州召开巡视工作动员会。

与贵州在同期落马的另一位副部级官员蒲波相似,在对王晓光的诉讼中,除了贪污、受贿案外,还牵扯到与众多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相关联的严重问题。

一审诉讼内容显示,2009年8月至2016年2月,王晓光利用其职务便利、工作关系知悉或从他人处非法获取的内幕信息,直接或指使其亲属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相关股票,累计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4.9亿余元,盈利共计人民币达1.6亿余元。

叩叩财讯经过多日调查,将一一为您揭秘。

“银河系”是在2000年初开始横行于资本市场的一方霸主,以“坐庄”闻名于市,由来自于广西北海的潘琦、潘勇两兄弟操控。

当日,证监会公布《处罚决定书》,自然人潘勇因内幕交易被处以“没一罚五”的顶格处罚,罚没款合计近9000万元,同时给予其十年市场禁入的处罚。

提起潘氏兄弟和他们控制的“银河系”,正如上文所述,在十几年前,可谓“动物凶猛”。

在此之前,潘氏兄弟已经因坐庄多家上市企业,一面虽然获取了巨额的财富,但另一面也在资本市场中声名狼藉。

长征电器便是如今天成控股的前身。

潘氏兄弟与王晓光十余年纠葛也正是发端于对长征电器的收购。

公开资料显示,王晓光,1961年10月出生,山东巨野人。其仕途未出过贵州。2006年底,王晓光从贵阳市常委一职调任遵义市常务副市长,两年后其正式上任遵义市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晓光告诉潘氏兄弟,自己是政府官员,收钱是违法乱纪。

王晓光则向潘氏兄弟表示,自己家里负担不轻,的确也需要钱,股市上赚钱容易,有什么发财的机会,不妨告诉一声。

很多人想象不到,这位在中纪委有关通报中“生活奢靡,痴迷兰花、玩物丧志”的贵州省副省长,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大的爱好,那便是炒股。

于是,在于潘氏兄弟达成同盟战线之后,2009年,王晓光便利用其控制的账户,开始在资本市场中一路开挂,背后实则是利用潘氏兄弟提供的内幕信息进行利益输送。

银河生物和天成控股的控股股东均为银河集团,银河集团的实控人为潘琦、潘勇两兄弟。潘氏兄弟多次将有关企业的重要内幕消息提前告诉王晓光,让他低买高卖,从而攫取了巨额利益。

实际上,早在2010年、2011年,潘氏兄弟便屡因内幕交易被证监会处罚。

2011年,还未更名为银河生物的银河科技,被证监会认定存在虚增业绩、隐瞒关联方资金往来、隐瞒对外担保、隐瞒银行贷款等事项,时任银河科技董事长潘琦遭到市场禁入处罚,10年内不得担任任何上市公司和从事证券业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上亿利益交易

据王晓光的一审诉讼内容显示,其在2009年至2016年2月,在股市中,累计动用资金达4.9亿余元。

实际上,王晓光用于炒股的资金大部分也都是来自于其利用任职遵义市委书记等高官的影响力,向当地企业家拆借的巨额资金。

据叩叩财讯获悉,让王晓光获利最大的一笔内幕交易炒股收益则是在2014年前后,一单来自银河科技的定增消息。

根据方案,公司控股股东银河集团将全额认购此次定增股份。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约11亿股,银河集团持股比例将由14.75%大幅增至45.80%。自然人潘琦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在2014年5月前后,银河科技的股价仅为3元/股左右。

在上述定增完成后不久,2015年4月18日银河连发六份公告,宣布重金投资转型生物医药公司。称将设立60亿元生物医药产业并购基金和生物技术子公司、成立生物医药专家委员会、收购得康生物60%股权、调整高管团队等向生物医药领域的全面转型。

2015年11月17日晚间发布定增预案,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5.52亿元,定向增发投资医疗与生物。

至2015年12月14日,银河科技股价一度达到31.91元,短短一年多时间,上涨近十倍。

在王晓光被带走调查后不久,潘氏兄弟中的弟弟潘勇也被证监会调查,并最终在2018年9月,以也内幕交易被罚以巨款并与其兄一样,被禁入市十年。

当然,关于潘氏兄弟涉足P2P涉嫌自融腾挪的资本运作,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在12月20日当日的庭审现场,王晓光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最后法庭并未选择当庭宣判。(来源:叩叩财讯,作者:覃寒池@重庆)




海外聚焦




揭开那隐秘的罪恶——《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
【研究员】:

编者按:古代共济会起源于古代迦南的犹太石工社团,后来随犹太人的迁徙而传布于世界,成为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互相支持、保护、联络的“兄弟会”。1717年,共济会的第一个联合组织“共济总会”(Grand Lodge)在英格兰成立。共济会在18世纪中后期得以扩展到欧洲大陆和北美,以及整个英属殖民地。现代共济会的总部在英国和美国。



    【博览财经特稿】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我还是大学生时,就曾与闻何新先生的大名,在书店和书摊上见到过何新先生的著作,只是当时“有眼无珠”,不曾细读。近读何新先生编著的《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一书,了解到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存在的共济会、骷髅会、彼德伯格俱乐部等幕后神秘组织的情况,大为震惊。为使中国学界广泛知悉此类神秘组织意欲统治世界、毁我中华的阴谋,特撰文推介此书。

第一,关于共济会的发展史及相关制度。

古代共济会起源于古代迦南的犹太石工社团,后来随犹太人的迁徙而传布于世界,成为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互相支持、保护、联络的“兄弟会”。1717年,共济会的第一个联合组织“共济总会”(Grand Lodge)在英格兰成立。共济会在18世纪中后期得以扩展到欧洲大陆和北美,以及整个英属殖民地。现代共济会的总部在英国和美国,据称美国的国会山地下室是美国共济会的秘址,英国权贵共济会的会址在白金汉宫中。

该书介绍了共济会代表性标志——圆规、曲尺,全能之眼(光照神眼),通天塔等。此外,依据美国著名作家丹·布朗2009年出版的《失落的秘符》(The Lost Symbol)中的记述,该书还介绍了美国共济会的现代入会仪式。

共济会会员哈扬·所罗门提供了北美独立运动所需要的绝大部分资金,并为后来的“大陆议会”和美国总统提供办公经费,金额总计大约60万美元(以购买力计算,大致相当于现在的400亿美元)。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战功赫赫的马贵斯·拉法叶将军是法国共济会会员,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共济会的创始人之一,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是美国共济会的大长老教父,在起草和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56位革命领袖中,有53位是美国共济会成员。可以说,正是美国共济会领导了美国的独立运动。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临终前加入了法国共济会。1789年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蓝本是马贵斯·拉法叶向制宪会议递交的《人权宣言》草案。领导法国大革命的,多数是法国共济会员。俄国共济会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影子指挥部”的作用。也就是说,近代三大资本主义革命运动——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俄罗斯二月革命都与共济会有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论及共济会的存在:“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何新先生认为,正是由于国际资产阶级有一个神秘的统一领导组织共济会的存在,才导致马克思、恩格斯决意组织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领导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工人协会),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了共济会“四海之内皆兄弟”旧口号。而20世纪的冷战,实际也是以共济会领导的西方国家为一方,以国际共运组织领导的苏联为另一方的两大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国际体系争夺世界控制权的斗争。冷战最终以共济会一方的胜利而告终。因此冷战后所谓“全球化”和“国际新秩序”,就是英美共济会所设计的全球政治、金融和市场资源分配的新秩序。

第三,关于共济会在当今世界上的控制力。

从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到现任总统奥巴马几乎全部美国总统都是共济会会员,而反对共济会旨意的美国总统都没有好下场——林肯要发行国家货币而被刺杀,肯尼迪因试图改革美国币制和金融体系而被暗杀。美国两党政治是由共济会金融家族幕后设计的,是共济会把美国总统关进了“笼子”里。此外,美国的最有影响的政策设计机构,比如对外关系委员会、三边委员会、美国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国家经济研究所、美国传统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伍德·威尔逊中心、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詹姆斯顿基金会、新美国安全中心等,也都依赖共济会家族的基金资助,为其战略利益服务。共济会在欧洲政坛也有极大的影响力: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弟弟肯特公爵是英国共济会会长;法国现任总统萨科奇及其执政团队的“人民运动联盟”的领导人都是法国共济会“大东方社”社员;意大利现任总理贝卢斯科尼也是共济会会员;荷兰、西班牙、比利时、瑞典等欧洲王室也都与共济会关系密切,其不少成员本人就是共济会会员——自古斯塔夫六世起,瑞典国王都是共济会会员。

共济会精英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有很深的渗透。在罗斯切尔德家族的授意和资助下,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鼓吹放弃政府监管、建立没有任何政府管理的“自由经济体系”。不过在其临终前,他恨悔此书毒害将来,留下遗嘱要家人将它作为“必须焚毁的罪恶”烧掉。诺贝尔基金会的真正大股东是隐身在幕后的共济会家族;把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经济学奖授予谁,是以共济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标准的,因而,它们是具有鲜明政治和意识形态涵义的奖项。美国名牌大学以及多数名牌学者都依靠共济会所属基金如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索罗斯基金、哈默基金等的资助和供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布道也得到美英共济会背景的基金会支持。

鉴于共济会在世界金融、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何新先生将其称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中枢”。

何新先生认为,锡安会是共济会的犹太人秘密组织。20世纪初出版的《锡安长老会纪要》披露了犹太人和共济会密谋策划通过控制全球金融而实现对全世界的统治、建立“新世界秩序”的秘密会谈记录。

彼德伯格集团是美欧共济会成员中最高端成员组成的核心俱乐部,它是一个汇集欧美最高层政要、企业巨头、银行家而组成的超级精英团队,用一双看不见的手“暗中”操控着世界。洛克菲勒家族、罗斯切尔德家族和荷兰王室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

第五,共济会正在和将要实施的计划。

1.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加速对全球金融的集权化控制。共济会财阀已制定好计划,促使美元走向崩溃,使美国几十万亿的债务“消失”(当然,与之同时“消失”的还有中国的全部美元外汇储备);筹备发行北美通用货币AMERO,为走向世界统一货币做准备。

3.在全世界推广人体芯片植入,逐步建立一个全球范围的可以远程控制一切人信息的“芯片人社会”。首先,以渐进的步骤使世人慢慢地习惯于电子识别证件,例如银行提款卡、信用卡、电子IC保健卡;而后,要求将微晶片植入人体,那些不愿植入的人将无法进行买卖和到医院看病,于是,所有人就都在控制之中了。

1974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基辛格主持下制定《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NSSM-200)秘密报告。1975年杰拉德·福特总统上任后即签署命令,使其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该报告的主旨是:实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以大幅度降低世界人口数量。

2005年6月共济会高级成员又在英国伦敦召开了秘密会议,策划制定了“盎格鲁·撒克逊计划”,通过策划第三次世界大战,最终消灭中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实现白色人种对未来世界和文明的全面掌控。为达到种族清除的目标,西方将展开金融战争、生物战争,甚至一场核战争。

第六,关于共济会与中国。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曾经得到“洪门”会党以及“华人共济会”的资助。1927年改变中国现代史的四·一二事变,深层原因是国际共济会在上海的美英银行财阀们与蒋介石订立了经济政治结盟的密约。解放前,在上海外滩和青岛都有共济会的会所。1949年3月18日中国美生总会(the Grand Lodge of China)在上海成立,后来随国民党迁往台湾。

从2007年5月30日至6月5日上午,A股指数从4335点跌至3461点,七成股票连续五天跌停,市值蒸发近20万亿人民币。这是进入中国的共济会金融大鳄联手放空人民币的结果。不到五天时间,三十年来全中国人民创造的GDP总量的1/4被金融大鳄洗劫一空。

二、该书带给我们的启示

第二,绝不能照搬欧美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极力地鼓吹模仿甚至搬用美国的政治制度模式来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何新先生对共济会、骷髅会等神秘组织的揭秘,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西方民主的虚伪——它只是一种“形式民主”。施行“形式民主”的西方国家,任凭“掌权者”变换,国家制度仍然保持高度稳定的秘密在于,“掌权者”背后的真正主宰——金权家族是世袭的。模仿这种“形式民主”的那些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存在西方那个数百年形成的、强大的金权集团,必然呈现分崩离析的乱象。

第四,必须联合全国、乃至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抗共济会的阴谋。可以说,当前,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加强宣传,唤醒全国人民的觉悟,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粉碎共济会亡我中华的阴谋。当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谨防执政党内的腐败力量、新自由主义学术思潮、共济会金权力量的相互勾结。另外,我们有必要通过多种方式联合全世界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并逐步建立起像“国际工人协会”那样的组织,彻底埋葬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坚定不移地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迈进。

第一,关于共济会历史作用的评价。读罢本书,可以得知,何新先生本人口中的共济会就是“阴谋与罪恶”的代名词。其实,在《共产党宣言》中,断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曾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对于犯下很多“罪行”的英国殖民者,马克思也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承认它造成了印度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我以为,对于作为国际资产阶级的联合组织的共济会,也应作如是观。

第三,关于该书的资料编排。何新先生坦言,该书并非严密的学术考证,而仅是一个情况综述性介绍。书的封面也标明是“编著”。不过,在资料编排上,该书也尚有诸多有待改进之处。首先,通读全文,很容易发现,很多资料内容在书中多次重复出现。其次,书中有大量被标为“附录”的资料,编排很是凌乱。这可能给读者造成如下印象:该书是编者在很长时间内收集到的种种相关资料的简单汇编,并未进行悉心整理。最后,编者将主体内容分为三卷(共济会揭秘、美国减少世界人口计划、生物战:疫苗、人工病毒与转基因),结构上不太妥当:就篇幅而言,卷一共计240页,卷三180页,而卷二只有14页;就内容而言,“减少世界人口计划”在卷一多处提到,卷二专门介绍,卷三介绍的疫苗、人工病毒与转基因也都可以视为实施“计划”的具体举措。

尽管该书还有不少尚待改进之处,但瑕不掩瑜。该书在我国大陆正式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书。不过,很多学者对于共济会等神秘组织还只是“有所耳闻”,当然肯定还会有人“从未听闻”。故而,在此向我国学术界郑重推荐阅读,希望学者们深入研究书中披露的问题,以找出有效的应对之策。(文章来源:《海派经济学》2012年第2期,作者是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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