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的2018和难以预料的2019》：2019年1月5日，由营创学院主办的2019中国ThinkBig新年论坛在清华科技园国际会议中心盛大闭幕，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作了《2019，是对2018做出反应的一年，并决定着2020年之后的走向》的震撼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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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的2018和难以预料的2019
【研究员】：
编者按：2019年1月5日，由营创学院主办的2019中国ThinkBig新年论坛在清华科技园国际会议中心盛大闭幕，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作了《2019，是对2018做出反应的一年，并决定着2020年之后的走向》的震撼演讲。以下是演讲实录。
【博览财经特稿】关于刚刚过去的2018，我认为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总结：出乎意料。也就是说过去这一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有的是我们开始就想到的，有的是根本没有想到的。而且2018年发生的这些事情，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很难从政策和技术的层面来做出反应，需要从更深层更根本的层面做出反应。
关于已经到来的2019，如果要进行预测的话，我认为是：高度不确定。中央给出的答案现在看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2019年“高度不确定”这个特征会显得尤为突出。 所以从历史定位来说，我们可能正处在一个关键期。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2019年可能都含有定调的含义：2019年既是需要对2018年做出反应、给出答案的一年，同时也决定着2020年之后的走向。 2018年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一年特别是进入下半年，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和企业有关的贸易冲突，贸易战。所以经常有朋友会问：孙老师您认为什么时候会结束贸易战？ 其实本质上他想问的是整个国际环境，特别是中美关系什么时候会发生根本性的好转？但是这个问题真的不是很好回答，为什么呢？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2018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理解，2018年4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开始四面出击。从表面上来看特朗普好像四面出击，四处树敌，对于熟知孙子兵法的中国人来说，认为他在策略上至少是不明智的。但我们要问的是：这种现象背后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不仅仅是贸易战这一件事情，我强调的是一定要看清楚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与利益全球化相关联的贸易摩擦、贸易战。贸易战的事情至少表明过去这种全球化的模式走不下去了，因为全球化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元的大量输出来推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是角色之一。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以遏制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冷战和准冷战的过程。将来冲突的焦点可能会更多地转向技术、市场、产业链、投资、金融，甚至包括安全、军事、政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是主角之一 。 如果你分不清楚这两个过程，特别是看不到第一个过程，你就很难理解美国和中国在打得不可开交的同时，为什么对盟友也是毫不客气，甚至痛下杀手。 如果你看不到这样一个过程，你就很难理解他在和盟友打的不可开交的同时，只要一转身对付中国他们又是坚固的联盟。所以这两个过程混在一起就会导致一系列的误判。 如果把这两个过程分开，你就可以看到整个贸易战的过程，可能会是起起伏伏，在这个中间出现妥协甚至停战都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知道现在世界上不仅仅在发生贸易战，那这个过程就将会旷日持久。 所以我想这个分析这两个过程，对了解201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更重要。 在当今世界格局上，中美关系回到过去完全没有可能，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中国发展的窗口期已经改变。 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已经提前了十年，至少美国早觉醒了十年，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能继续按照韬光养晦，埋头发展的方式再搞十年，那未来美国对中国在经济上还真的没有办法。但是现在，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大家知道，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作为头号强国，美国的任何一个总统在执政之后都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为美国重新进行定位。这个定位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判断究竟谁是我的对手，谁是我战略上的敌人。 特朗普上台之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穆斯林恐怖主义？俄国？中国？伊朗？叙利亚？朝鲜？......但是他一直拿不准究竟哪个应该是头号对手，甚至从他最初出台的政策来看，他将穆斯林恐怖主义作为头号对手，当时出台的政策都是针对穆斯林恐怖主义的。 但是当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中国出来了一个《厉害了我的国》。于是特朗普恍然发现，原来目标在这儿。所以，中国最后通过两年时间的努力，将自己弄成美国的头号敌人。 这就是从2019年开始我们需要面对的新环境和新问题。 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首先可能意味着：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新的变数和新的情况的出现，将中国本来发展过程中的逻辑打破了，继续走下去会非常艰难，会遇到一系列未可知的问题。 所以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想：中国会不会进入艰难十年？如果中国进入艰难十年，我们思维应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或许将会由扩张性思维转变为收缩性思维。为什么？因为中国发展本来的逻辑走下去相当的艰难了（持续20年的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基本结束），按照发展自然逻辑来说，中国将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消费升级，而这个转变实际也是一个社会升级的过程。 有消费升级支撑的经济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回望2015，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那时候全国的房价基本平稳，关心房价的人也比较少。这也就是说，当时的房价没有受政策影响，基本就稳到那儿了。 后来政策上莫名其妙的来两招：第一招房地产去库存，把一二线城市的房价翻了一番。第二招棚改货币化安置，把三四线五六线的城市翻一番，就这两招，把中国房价翻了一番。 各位可以想如果没有这两招房价可能基本上就稳在这儿了，把房地产慢慢边缘化，把经济引向实体经济和民生上来，现在的情况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也就是说，其实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过去二十年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基本上应该过去了，房地产应该进入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这个转型如果真正形成了，那么中国经济有可能就会形成新的动力，越过中等收入陷井，进入一个新的中等收入阶段。 然而不得不面对的就是：当前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到应对这个上来。所以之前自然的经济发展过程，就会被打断。 特别是由于这样一个国际环境的变化，将来我们会面临一系列的陷阱： 一、军备竞赛的陷阱。如果冷战或者准冷战的过程发生，军备竞赛可能是当中必然的一部分。但是大家不知道军备竞赛是非常花钱的，一架B2轰炸机至少20亿美元，10架就1400亿人民币。 二、自力更生的陷阱。面对这样的情况技术封锁是必然的事情。有人豪迈地说在毛主席时代，封锁十年八年我们什么都有了，有的主流媒体还说这样我们可以赢得一个自力更生的春天。但是我们一定要冷静地意识到：自力更生一定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事，这个过程要要走很多的弯路，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 三、选择陷阱。冷战是一种高度的敌对。这样意味着我们选择的余地会极大缩小，自己发展的路也会越走越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意识到国际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在这个过程中相应逻辑的改变和突破。 2019年将高度不确定
2018年出了题目，2019年要怎么回答？这个回答和反应的过程就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一、背景的不确定性。刚才我说的两个过程，无论贸易摩擦，贸易冲突、贸易战的过程，还是说冷战准冷战的过程，都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明确自己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将所有的底牌都放在和外部势力争个高低上？还是踏踏实实增进人们的福祉改善人民的生活，缩小贫富差距？我觉得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二、方向的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的背景下，是用一种强化市场的社会民间力量来应对？还是用权力的方式应对？换句话说国家应该朝什么方向走，从而去应对这样的挑战和危机，这个是高度不确定的。 三、体制的不确定性。最终究竟是人们期待的那种倒逼改革的方式，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利用旧体制的资源实现计划回归？在这些问题面前如何做出选择，实际上是高度的不确定的，而这些选择很可能会决定今后的基本走向。 四、政策的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2019年非常现实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中国发展的思路。 所以关于未来发展，必须要重新思考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国际上和平与合作环境的再形成，和国内以财富下沉为基础的民间动力的再造，如果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靠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将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来源：营创商业评论（ID：yingchuangcn），作者：孙立平）
国际战略
为什么这两年来有很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研究员】：
编者按：本文清晰地阐释了全球化最大的矛盾，有助于我们理解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等一系列现象，文章最独特是对于中美政府角色本质差异的解释。
【博览财经特稿】“如果说以前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这两年里最异乎寻常的两件大事 从两三年前开始，就是2016年，大家就开始感到，有很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第一件事，英国脱欧，这个事情出乎很多人意料。 第二件事，美国选出一个既不是传统左派、也不是传统右派的奇葩总统，这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而且他上台以后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也非常令人吃惊。不管是传统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想到过会这样。 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以前我们经常讲，左派上台右派会骂，右派上台左派会骂。可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这两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左右派来称之。 于是这两年出现了一个词用来描述这一类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是这个词在最近这几年用得特别广泛，就是“民粹”，populism。 以整体性的人民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并不仅仅是侵犯精英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以街头运动、集体暴力破坏民主程序，以人民领袖的名义来垄断公共决策，这就被认为是民粹主义。 但如果我们看特朗普胜选的全过程，我们真的很难说，他的胜选和民粹主义有什么关系。 事实是，在资金、媒体支持都不占优势，在政界、商界、学界主流意见都不看好的情况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总统宝座，粉碎了美国民主受金钱和媒体操控的神话，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权力确实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国绝不是虚伪的。 但是，不是虚伪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们可以说，特朗普的胜选在程序上确实体现了民主的胜利而不是民粹的胜利。 特朗普当选后的很多作为可能不正确，但迄今为止，没有权威意见认为他超越了美国法律所规定的界线，认定他有违宪的举动。 说穿了，人们对特朗普的当选以及对他当选之后很多政策的不满意，实际上是人们对美国现状不满意或者说是一种无以解释的愤怒或困惑的反映。 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等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一样，是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时代，人们对如今这个“乱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结果。 由于不知所措，所以他们对左派的主张失去了信心，对右派的主张也失去了信心，于是就选择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东西。 特朗普的言行不正确，其实正是以往正确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弹。 历史轮回全球化再次走到令人困惑的境地
为什么会有无以解释现状的困惑呢？ 我们的话题就从特朗普当选到底是不是民粹主义，转向为什么全球化走向了当下这种令人困惑的境地。 其实历史上不是没有类似的现象。 1918年，一战刚结束，包括中国人比如陈独秀在内，当时的人们也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后来变悲观了。一战后，几大帝国纷纷解体，整个欧洲地区出现了大片宪政民主国家，但到三十年代，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为“民主失败”的案例，不是像沙俄那样变为左派极权国家，就是像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那样变成右派极权国家。 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 比如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原来大家认为那是阿拉伯国家实现民主的大潮，实际上演变为一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潮，成了“阿拉伯之冬”； 比如2010年前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比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 比如2018年的法国“黄马甲”运动（编者加） …… 这些现象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不管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使得西方原来的主流理念——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同时遇到挑战。 长期以来，西方是有左右之分的。 最简单地讲，在公共领域，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右派强调市场竞争，这是最主要的，他们认为竞争能带来效率，带来经济的活力，面包做大了，所有人都会有面包吃的。然后左派认为平等更重要，所以需要福利国家来给大家提供社会保障。 像这样一些争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左右政党轮替的一个基本线索。大体上就是，左派当政一段时间，选民会抱怨福利国家养了太多懒汉，导致国家经济活力不足，然后就选右派上台。 右派上台后，搞自由放任太厉害了，大家又会把左派选上来。 可是，无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英国脱欧，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胜利，也不是右派的胜利。 他既仇恨福利国家，又反对自由贸易，在传统的西方左右派的划分中，你是找不到这种人的。 不论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和仇恨福利国家这两种东西的结合。 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有些事情已不能回避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西方从八十年代以来再度出现两极分化，原来已经基本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又再重新强化。 皮凯蒂的书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他提出的问题完全是真的问题，反对他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右派，他们认为皮凯蒂书中讲到的西方贫富分化的现状夸大其词，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总而言之，他们主要针对的是皮凯蒂所讲的事实。 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我觉得有些事情已经不能回避了。 因为特朗普当选本身就和这些事情有关。如果不是美国穷人特别是白种穷人的强烈诉求，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 但是，皮凯蒂本身是怎么解释他指出的贫富分化问题的呢？皮凯蒂等于没有解释。他的那一大本厚书，主要是要证明，西方的贫富分化很严重，但这种贫富分化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出论证。 他的论证依据的是一个很武断的公式，就是说，资本利润率通常情况下一定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国家不严厉地节制资本，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就会越来越不平等。 他说，为什么以前我们一度以为这个问题好像不那么严重呢，那是因为以前世界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处在不正常的高增长状态，也就是所谓奇迹状态。如果增长率异乎寻常地高，那么就可以使上面的公式暂时不成立。也就是说，资本收益率一般来讲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 但是皮凯蒂认为，这只是个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奇迹一过去，社会就回归正常，而这个正常在他看来，两千年以来都是不变的。 皮凯蒂对当代西方贫富状况的描述主要依据大量统计数据，我觉得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要证明两千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因为要找到两千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可以说就是一个假定。 他的这个解释显然是不行的。他的这个解释就等于说，以前的平等，或者说以前相对而言不平等不是那么严重的状况，纯粹就是因为高增长造成的暂时性现象。但是高增长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剧
但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以前的高增长也不见得都会带来平等。 比如说，拉丁美洲在1970年前后也是处在高增长状态。那个时候中国媒体提到墨西哥奇迹、巴西奇迹，它们当时都是高增长。但是拉美的高增长伴随着不公平的非常严重的扩大。 很重要的一点是，拉美当时的高增长和东亚的高增长是不一样的，当时拉美执行的是所谓进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长不是出口拉动的。 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世界各国吸引资本，招商引资，然后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生产，再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 这种高增长是外向型的高增长，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长能带来基尼系数的降低，能够带来看上去比较平等的局面。 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确是这样的，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台湾省，包括韩国也的确是这样的。当然它们现在都已经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它们现在已经是输出资本、进口商品了。贫富问题也就重新建立起来了。 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长，我们可以证明，它在国际上的确可以带来平等的改善。 道理很简单。从市场的角度讲，劳动和资本在一个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优势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取决于哪一种要素更为稀缺。 假如资本稀缺，那么资本在国际要素市场谈判中就占据优势；假如劳动力过剩，那么劳动力就不具备议价能力。但如果是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就像我们前些年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当时我们的经济是高速增长，这就有利于劳动力在市场上提高要价。 我们向世界各国招商引资，把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引到中国，把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国的廉价商品输出到世界，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劳动输出到世界。 有的人认为，这种要素的流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资本的流动，没有劳动的流动，这种流动是一种偏向。 我认为，所谓的劳务输出，在今天有国界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大规模进行。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规模很大的劳务输出，但是我们讲中国人输出劳动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国廉价商品输出的方式。 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做的廉价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贵劳工。就是本来由它们的高工资工人生产的东西，现在由我们的农民工生产了。这等于是我们的劳动，通过商品贸易输出到了它们那里，同时它们资本跑到我们从这里。 为什么原来它们的劳工很有地位，原来它们这个社会能够维持高福利，能够维持强势工会呢？ 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过两百多年积累以后，出现了资本高度过剩。它们的资本高度过剩，劳工就有谈判余地。 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么对它们来讲，它们的资本就不过剩了，甚至于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资本稀缺的状态。 资本不过剩，什么过剩了呢，劳动就过剩了。一方面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商品把它们的劳动给取代了，它们出现高了失业率。 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他要为美国人争取饭碗。至于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为美国人争取到饭碗，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它们的资本外流，造成它们的资本不再过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输入，造成它们的劳动不再稀缺。 这两个过程显然会使得，在各个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现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那么在它们那边就会出现基尼系数的增加，不平等的扩大。 依据同样的逻辑，在我们这边应该出现一个相反的过程。我们搞外向型经济，输入资本，输出商品，应该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才对。 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处在外向型发展阶段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它们面对中国大陆时是很自豪的。 它们认为它们实现了的所谓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说了，说均富吧，当时它们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当时在台湾是国民党执政，当局说那是三民主义的功劳。 老实说，亚洲四小龙里的其他三个经济体其实都是这样，它们并不信仰三民主义。我觉得这和三民主义没有关系，纯粹就是因为它们当时的经济发展处在高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有利于平等的。 可是这里碰到两个例外。 一个是1990年以前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当时的南非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但同时又是当时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国家。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也是外向型经济，也是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可基尼系数是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减少的。 南非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当然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 中国之所以也出现不平等加剧的趋势，简而言之，是因为中国在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来应该有利于中国平等扩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够正常发挥。 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我们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 所以全球化就变成了，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他们那里，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困境。 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从理论上很多人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逻辑上也是如此。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内部，要讲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确实出现了分配不均的问题。 其实经济全球化是应该有利于改变这种状况的。我们也看到过这样一些现象，比如说， 民工荒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 比如说，我们改革这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收入确实提高了，而且社会福利——我这里讲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穷人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 改革以前中国也有福利，但那种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权挂钩的，基本上不是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为强者提供的福利。城里人的福利比农民要高，干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占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一次便宜。我们的福利以前就是这样的。 那么真正有利于穷人的福利还是在这三十年里实现的，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这些好处本来应该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明显得多。这些好处实际上是被压抑的，被压抑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自己也是基尼系数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 这样一来，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个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这就使人们感到非常担忧，也对21世纪本身提出了一个挑战。 原东德人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我在2009年访问过德国。大家都知道，两德统一以后，东德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是有很大的变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权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统一也不是没有副作用，一个很大的负作用是，东德的制造业基本上就垮掉了。因为东德原来的国营制造业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两德合并以后基本上就垮了。 两德统一后，当时人们认为，西德有那么多的资本，应该去东德更新那里的制造业，东德那里低效率的制造业被淘汰后，西德高效的制造业就应该过去更新。 但是实际上，西德资本家不愿意到东德投资，他们更愿意跑到中国投资。 两个德国统一以后，东德也实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组织独立工会，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西德资本跑到东德那里要做什么呢？ 结果就导致东德那里的产业更新计划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东德现在虽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标都比统一以前高得多，但是人们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很重要的一个抱怨就是，那里失业率比较高，而且老龄化比较严重，因为凡是年轻力壮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 由于人口老龄化，由于靠福利供养的人口增加，使得东德的人均收入至今为止还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 这个差距并不是因为东德工人工资比西德低，而是因为东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轻人去西德就业，福利供养人口留在东德了。 我们知道，福利制度有利于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么说，福利供养人口与就业人口之间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这一点是东德人很不满意的。 你可以设想，那里的人现在并不是和以前的东德比，而是与现在的西德比，那么一和西德比，当然就很愤怒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现在到了东德，如果你是一个旅游者，你的确会发现那里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带，现在变成了高档住宅区。两德统一后，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与其说更现代化了，不如说更古代化了，因为原来的工业都没有了，原来的教堂都修复了。 出生于原东德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国庆日 但是，老百姓还是有抱怨的声音。尤其是巨变之前的共产党，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现在的左派党的领导人，当然对现状很不满。 因为当年他们也是拥护统一的，但是统一使他们不再掌权，成了反对派。反对派总是要提意见的，他们的一些反对意见的确有理由充分。 不曾发生的“昂纳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统一以前最后一届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 我在2009年访问德国的时候跟他谈过一次。他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成就非常羡慕。 我问他：你当年是不是可以采取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他想了想说：不可能，当时东德没有改革的条件。 我说：那你假如不改革、不变，会不会比现在好？ 他想了想说：也是不行的，我们原来那一套肯定是失败的，继续搞那一套是没有前途的。 我又问：两个德国统一，是西德统一了东德，你作为东德总理，有没有想过，东德去把西德统一了，把西德吞掉呢？ 他说：根本没有想过，我们原来那一套体制是失败的，用正常手段不可能统一西德。而且我们有1600万人，西德有6000万人，光是投票就投不过西德。 后来我再问：有没有第三种可能？ 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那位东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假如他把那个事情平息了，柏林墙没有倒，东德维持原来的铁腕制度，但是有一点不同：他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转了一圈之后，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完全可以用维持原来统治的方式去搞市场经济。 也就是说，柏林墙还是有，政府要抢谁的土地照样抢得到，想把工人撵走就直接撵走；农民的农会、工人的工会，谁都不能讨价还价；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提供的最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一来会是什么状况呢？ 汉斯•莫德罗先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还有这回事。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我告诉他，东德当年要是那样搞了，你就不会担心现在东德没有制造业了，因为西德所有的资本家会一窝蜂地把工厂移到东德，把整个东德变成一大片血汗工厂，把所有的东德人都变成农民工，然后生产大量的商品覆盖西德的市场。 这个时候，所谓的去工业化，所谓的失业问题，就都不会出现在东德，而是会出现在西德。然后西德人会抱怨，我们现在制造业没有了，工作机会没有了。 最重要的是，西德战后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强势工会为代表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了。因为资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和谁谈判呢？你工会还有什么谈判力量呢？资本家没有了，税基没有了，你的高税收、高福利怎么维持呢？整个就会发生严重的危机。 那么西德会怎么应付这个危机？照我看无非就是三种方案。 第一种，既然一体化带来了这样的问题，那我就重新把柏林墙砌起来。从西德的层面来讲，主要就是搞贸易保护，也就是说，我的资本不准过去，你的商品不准过来，我们还是各搞各的。 这实际上是去一体化。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自由贸易也好，加强交流也好，本来是你西德提倡的。 现在你要是开始搞贸易保护，自己闭关自守了，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何况，东德可以搞柏林墙，谁敢翻墙就予以击毙，可以搞闭关自守，西德可以搞吗？假如有西德资本家要去东德投资，你西德可以把他抓起来枪毙吗？这条做不成，那怎么办？ 第二条方案，西德要想与东德竞争，它就必须向东德学习。于是，西德就不能有那么高的福利，不能有那么高的工资，不能有那么强大的工会，是吧？ 东德人成了农民工，西德的工人也要变成农民工，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东德工人竞争。你所有的这些都要向西德学习。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在体制上西德就被东德统一了。 但这种情况也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下，这样一些情况一旦出现，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包括延长退休年龄、紧缩债务在内的很多措施已经引发抗议，比如说在希腊，欧盟要求它紧缩债务，一紧缩就引发抗议，闹得不可开交。 第三种方案，就是强行大规模削减福利，在西德引发的反应会比现在在希腊要激烈十倍，西德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 正常情况下，东德不可能统一西德，但一旦西德发生大乱，出现不可控的状态，东德用非正常手段统一西德并不是不可设想的。 我问莫德罗，假如真的出现了这种状况，一个极右派会怎么看？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作为一个左派，是怎么看这种可能的。 因为如果这样演变的话，那显然是东德战胜了西德。 但这能说是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这能说是儒家文明诞生了西方文明吗？照我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1世纪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 这种现象右派赞成不赞成我不知道，作为左派，你能赞成吗？莫德罗先生很诚恳，他说他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就一直说肯定不可能这样。 我最后和他说，我只是讲了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叫“昂纳克寓言”。因为这个寓言并没有发生，所以它只是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在德国没有发生，但是在德国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能发生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推到柏林墙 我刚才讲了三种方案，特朗普实际上正常在做的就是第一种。他就是想要竖起一道柏林墙，至于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出现赤字财政
上面说的是国际经济平等层面的问题。 在国家层面，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危机。 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经很乐观，但是他现在忧心忡忡，认为西方国家出现了国家能力危机，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国家想办但是办不成。他到中国来，很羡慕中国，认为中国具备超强的国家能力。 所以他说，民主制度还是很可贵的，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国家能力的问题，将面临严重的局面。 在我看来，国家能力无非就是两个含义。 一个是制度，就是说你这个制度是让你这个国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成事情。 第二个含义，就是财政。不管你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是要有财力的。 如果说它们以前是民主制度，现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没有变化，但是在财力这个问题上变化很大。 现在西方各国普遍都是债台高筑，债务危机非常严重，因为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们的债务负担是刚性的，没办法维持。 债务问题怎么来的？讲得简单一点，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左右两派马上斗得不可开交。 左派说，都是因为你们右派讲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过度自由化，过度发放房贷，最终造成资金链断裂。 右派说，为什么会有次贷，就是因为你政府想让穷人买房子，用降低首付的方式实行一种超级福利制度；欧洲福利制度使穷人有房住，你美国还不满足，要让穷人不但有房住，还要鼓励他们也当房主，最终引发次贷危机。 争论的结果还是，左派认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认为福利搞得太多。 2009年，我参加过一次会议，当时我提出，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我说你们左右派在这里争得不亦乐乎，但实际上问题至少是你们共同造成的。 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你们的国家财政会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债务窟窿呢？按照左派的理论应该实行高福利、高税收，按照右派的理论应该实行低税收、低福利。 无论是低税收、低福利还是高税收、高福利，理论上讲各有利弊，但是都不应该造成债务负担。实行高税收、高福利，你可以说是福利国家养懒汉；实行低税收、低福利，你可以说贫富分化很严重。 但是债务窟窿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不管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财政都是可以平衡的。 讲得简单点，就是有多少税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须搞高税收。右派上台，你想减税，首先要减福利。 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对左派和右派的主张都是只喜欢一半的。 他们为什么会选左派呢？因为喜欢高福利。但是他们不喜欢高税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税收就比较困难。 为什么老百姓会愿意选右派呢？因为右派可以给他们减税。但是老百姓喜欢减税，并不喜欢减福利。 所以，右派上台减税很容易，但减福利很困难。那好了，左派上台福利增加，但税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台税收减少，但福利减少的不多。这样，债务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吗？ 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右派一家当权，也不会造成这种局面。不管是高福利、高税收还是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这样。 从源头上讲，为什么左派右派的主张会造成这种结果？ 很简单，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竞争，都要讨好老百姓，那结果当然就是这样。要取消这一点 ，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讨好老百姓了。 但不再讨好老百姓的话，还是民主制度吗？不是了。 比如说，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皇上，因为皇上总是既喜欢收费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假如左派说皇上就应该横征暴敛，那么皇上肯定很高兴；假如右派说皇上就应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必为他们太操劳而影响健康，那皇上也会很高兴。 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这样。倒不是说左派没有良心，在那种民主体制下，因为左派的手段要能实现，你就必须有多数的支持，右派的主张也一样。 通常我们说，劳苦大众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主选举中，右派怎么得到多数票的支持呢？ 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就会出现赤字财政。假如说民主制度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会造成赤字财政，为什么还能延续两百年，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为什么以前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呢？ 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这种诉求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能力会因债务不可控而恶化 什么是最好的政府？ 右派说，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自由。 左派说，服务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福利。 其实我说，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征税，又可以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满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这样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民主国家为什么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债务问题？很简单，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在一个孤立国家的财政系统内部，“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国民认识的。 讲得简单一点，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既不想交税，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会使国家财政破产。 国家财政破产，就会乱印钱，乱印钱就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不行了。 老百姓觉得这不行了，那么不管你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老百姓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老百姓，你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会不撞南墙不回头。出现问题，他们体会到了，是会改的。 就希腊而言，我们现在说希腊人又想要福利又不愿意交税，实际上他们加入欧盟之前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不那么严重。为什么不那么严重？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加入欧元区，是要自己发行货币的，这个货币就是德拉克马。 历史上德拉克马曾经多次贬值，一贬值就是通货膨胀，希腊老百姓就知道，这么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们自从加入欧盟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知道入欧以后他们用欧元，欧元是不会有通货膨胀的。所以他们不管借了多少债，都不会再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了，他们就感觉不到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这样，全球化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使一个国家的财政会通过经济的一体化向全球无限制透支，导致债务窟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会被掩盖住，使得人们遏制“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诉求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希腊是一个小的例子。大的例子当然就是美国。美国的国债多，这还是次要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也是负债的标志。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它买的多卖的少。 它买东西时给你一笔美元，它这笔美元其实就是它欠你的账。你拿了美元之后不再买商品，那不就是废纸吗?其实就等于是他欠你的。 你拿了美元不去用，还有贬值的风险，那么避免贬值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买美国的国债，美债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 这个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国家能力会因国家财政不可控的债务状况而恶化。那么好了，你可以说全球化导致了一个国家会向全球透支，但是你还要解决一个问题。 因为透支的本质是借钱，而不是抢钱——如果是抢钱就不会有债务，因为抢来的钱是不用还的。 而且，抢钱需要有霸权，但对借钱来讲，霸权是不管用的。因为借钱的前提是别人愿意借给你，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去借钱，对方还会着急，还就是愿意借给美国。美国不去借钱，对方还不高兴。 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全球化过程还有另外一极。刚才已经讲了，美国这种体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极，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们的主张都是从西方来的，但是他们的左派和右派玩游戏的平台和西方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极，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这一点和西方不一样。 那么由于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所以那里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税的情况。 恰恰相反，那里的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它给一点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给，老百姓也不能问政府要。这样，政府手中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全球化就在这两极中形成了严重的互动。 结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不见得它的老百姓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不见得它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富。完全是两回事。 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有些人说，这二十多年来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一个趋同化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搞的其实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了，而它们也没有人说，它们搞的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 如果要讲计划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任何国家都有这样两种作用。如果要讲社会保障和经济效率，也没有任何国家说可以只要一样。但，是不是这两种国家就是一样的了？其实不是的。 不但不一样，而且还越来越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在世界上某些国家那里，意味着政府权力不减，但推卸福利责任；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要维护老百姓的福利。因此这两种体制表面上看趋同，但实际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使这种两种相反的特征都在不断强化。在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但是责任越来越大；在另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责任越来越小。这样下去肯定要出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觉得也是很难逆转的。但是这里的确有一个全球化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的问题。 全球化从理论上讲应该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也的确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好处。我这里讲的好处不只是说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我们在体制上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后，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从纵向的角度看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西方的工会制度、福利制度出现了一定的衰败。我们中国人是把这些事情当作西方人的笑话看，还是把它们看作对我们也是一种威胁呢？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我们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来源：澎湃新闻，编辑：环球微视点+（hqwsd360），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发表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的学术演讲。）
没有硝烟的中美磋商，需重温《论持久战》
【研究员】：
编者按：2019年1月7日至9日，中美最新一轮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在北京进行。磋商引来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如何解读磋商成果，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这是2018年美方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摩擦以来的最新进展，也可以看作是更加宏观层面的中美战略博弈的最新表现。解读磋商成果，以及展望未来发展，需要正确的战略心态。
【博览财经特稿】2019年1月7日至9日，中美最新一轮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在北京进行。磋商引来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如何解读磋商成果，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这是2018年美方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摩擦以来的最新进展，也可以看作是更加宏观层面的中美战略博弈的最新表现。解读磋商成果，以及展望未来发展，需要正确的战略心态。 这种战略心态，建立在人们最近经常提起的《论持久战》等经典战略论述中所清晰阐明的分析框架基础之上，以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为支撑，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具备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论持久战》这本经典的著作，伴随中美战略博弈的深入发展，日趋引人注目。同样的，人们就应该记得，《论持久战》的问世，正是针对当时面对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国人中弥散着的“速败”、“速胜”两种错误认知而提出“中日较量是持久战，最终必然属于中国”的战略论断。对《论持久战》的学习和解读，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以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展开。 毫无疑问，中美战略博弈是一场持久战。但人们同样必须记住，中美贸易摩擦，作为中美战略博弈的一个具体议题领域，必然也是一场持久而艰巨的博弈。这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 从基本的概念上说，此次中美在北京进行的是“磋商”，而非“谈判”；磋商是谈判的实质性阶段，目的在于认清分歧存在，以及对导致分歧的原因进行讨论，以谋求建立共识。中方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完美地阐释了“磋商”的含义： “1月7日到9日，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为解决彼此关切问题奠定了基础。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这段声明如何解读？
1、整体基调是“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这可以解读为双方初步形成了某种不再继续升级，尤其是不再单方面升级的共识。但这种共识是否稳固、能够持续，更多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后续发展，取决于美国领导人的个性特征，取决于美国领导人能否协调其团队内生的不确定性。 2、磋商的对象“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这可能是在技术层面上最值得留心的细节之一。因为这意味着中美双方开始把看似宏大的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了细分，将其拆解为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这同样意味着可能形成先易后难的解决路径，梯次解决问题；这同样意味着至少此次磋商阶段，双方，尤其是美方，都开始表现出了务实解决问题的诚意，而不是坚持具有显著霸凌和单边主义色彩的捆绑解决。 3、磋商的过程是“广泛、深入、细致的”，这个是对关起门来磋商的房间内真实发生的事情的精准描述。此次磋商报道中各路媒体聚焦于延长了时间，而具体谈判方则坚定地守口如瓶。 其实“广泛、深入、细致”这些形容词充分反映出了某种可以猜想的场景：大家认真、务实、细致地就一个长长的清单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礼貌而坚定的磋商。或者说，从7日关起门来一直耐心地吵到了9日，没有一方做出什么大幅度的让步，大家都在为各自的国家利益锱铢必较地认真磋商着。 4、磋商的主要结果和成效是“增进了相互理解，为解决彼此关切问题奠定了基础。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磋商不是谈判，中美双方认真关注的是如何保障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谈判而谈判，不是为了磋商而磋商，更不是谋求达成某种匆忙的成果。以后有的谈了。 “相互理解”和“彼此关切问题”的字样，充分说明了此次磋商不是“美方给中方布置作业”的单向模式，而是中美双方相互提出要求和问题，然后进行磋商，并谋求近似对等解决的过程。“奠定了基础”这样的表述，意味着距离达成最终成果，仍然有着可观的距离。 在磋商结束之后，中国政府的心态，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康的表述中，可以清晰地看见： “我可以确认，中美经贸磋商已经结束，磋商的结果我相信很快就会发布。至于这里面是否包括下一轮磋商什么时间、怎么举行，也许发布的消息里会有。” “我刚才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已经说了，正式的结果很快会出来，大家稍安勿躁，可以等待正式的结果。但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好的结果，那么不仅对中美双方都有利，我相信对世界经济也是一个好消息。” 这就是通常说的“不卑不亢”，“有利有礼有节”。这是与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相匹配的：本来在2018年的6-8月间，至少有两次，明确信息显示已经达成了某种解决方案，结果美方无止境的要价以及建立在对华误判基础上的鲁莽行动，导致了事实上已经被避免的中美贸易摩擦最终发生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确立建立在正确的历史观、利益观、角色观基础上的大国国民心态，保持充分的战略定力，淡定从容地看待和理解中美就贸易问题进行的磋商。 在更加宏观的中美战略博弈的问题上，就更加需要确立敢于胜利、善于胜利的正确心态，既能够在黑云压城的某些时候，胜似闲庭兴步地对待偏好投机性极限施压的对手；也要能够正确理解不同时空环境下的战略博弈的具体特征，避免从纯粹的形式化的方式和话语上去机械地理解当下的大国战略博弈。 具体言之： 1、必须具备一定的承压能力，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化、复杂化以及不确定性，形成充分的认识，在思想、心理和能力上，形成足够的挑战。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国实力高速成长，欧美传统发达国家发展动力相对减弱，以及政府能力非对称发展导致的。除非中国做出不再发展的承诺，否则欧美国家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一定会对中国的成长表现出某种排斥性的非友好反应。另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欧美国家确实愿意改变自身的行为模式和策略。 对所有不偏好中国选择“自我了断”的人来说，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个过程中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并为此做好足够的准备。认为一次磋商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观点，不能不说是不成熟的。 2、必须形成正确的国家利益观，并以适当的方式表现出来。 中国传统文化让君子言利变成了比较尴尬的事情，但当代国际体系是奉行小人文化的欧美国家建立的，以自我利益为核心，奉行自我中心主义，就是理性和理智的本质。谈判和磋商，就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中方需要克服战略文化差异的影响，选择强势行为体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谈判和磋商。中国民众要学会用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衡量中国的行为，更不要用西方教科书，或者是外星人的利益，来衡量中国的行为。 3、必须形成正确的行为模式选择偏好。 无论措辞如何华美，无论包装如何精致，欧美国家主导建设的国际体系遵循的是强权即真理的原则。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国家利益是以肌肉为保障的，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拿不到。这类不怎么符合自由主义小清新的话语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民众的常识。 那些因为小孩出国不方便就认为中国应该无条件答应美国要求的；那些认为美国战略施压构成在中国搞民主化推墙战略机遇的；那些认为美国一发话中国就要跪下深刻反省的……这些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时空环境下形成的错误认知，伴随着时间的流失，将因为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而被梯次淘汰。 磋商只是一个小小的节点，更艰巨的挑战和考验还在前面，但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中国。（作者：沈逸，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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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神话是可以轻易幻灭掉的
【研究员】：
编者按：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样一系列的中产阶级符号，它们可以让我们更快地、更便捷地去消费，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心产生更多的欲望和幻想。它们让人们在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瞬息万变的消费社会中，能够比较顺利地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标准和途径。找到一种所谓的“安全感”，一种所谓的“常态”。这恐怕，也是当前大部分的国人，所急迫需要的神话。
【博览财经特稿】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和使用的一个词汇。但当我们在使用这个词时，其实彼此之间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中产阶级的形象？ 你会发现，在当代的这种语境中，中产阶级的形象，非常模棱两可。 有时候，我们会把他们想象成为媒体宣传中的事业非常成功的人士。但在大多数时候，他们又被泛化成为了社会中流砥柱的大多数成员。我们有的时候会叫他们白领，更多的时候，还会称他们为中间阶层（Middle Class）。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模糊的形象的存在呢？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中产阶级作为一种舶来的身份，在本土的嫁接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断裂和扭曲的状态。 那这个状态是谁带来的呢？ 我们不得不思考，就是我们当代消费社会中的传媒。所有的视听传媒，在这个时代，几乎都希望用中产阶级的这种符号去打造，或者去想象、去传播一种新的消费景观。 如何正确定义中产阶级？
在1968年，著名的戏剧家Arthur Miller在其剧本《代价》中曾说到： 过去一个人如果难受的话，他也许上教堂，也许闹革命。今天你如果难受的话，不知所措，怎么办呢？去消费！ 也就是说，消费——它承载了几乎是宗教和政治，还有生产活动所能够带来的文化整合与社会内化的功能。我们的社会逐渐从一个生产型的社会，转向成了一个消费型的社会。 可能大家以为消费社会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形态的概念。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的认知体验因此被全面地革新了。 20世纪初，在西方消费社会，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产阶级大量涌现。 由于福特主义（Fordism）的工业生产方式被应用在许多行业中（即生产线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方式），大大节约了劳动成本和劳动时间，造成了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从事生产的工人越来越少了，都被机器代替了。与此同时，管理、协调和负责技术服务和支持的人员在增加。 在消费社会的体系下，中产阶级在迅速的膨胀，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变化： 在过去，我们划分阶层的标准可能是财富，但是到了消费社会的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划分轴线变化了，变成了职业。 中产阶级划分方式变化
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些学生的困惑。他们在毕业以后，从事着影视行业的服务和管理等工作，跟我抱怨说： “老师，我忙成狗，我挣的钱就一丢丢，我是中产阶级吗？” 我说：“你是，因为你不是体力劳动者和直接的生产者。” 所以，中产阶级不再是由我们认为的财富、物质占有的多寡来划分，它更多的是由工作性质、生活方式，以及心理认同，包括社会地位来划分的。 在工作性质上，他首先不从事于直接的生产，更多的是负责提供技术、服务、管理和协调分配的工作。 其次，他们要依托于庞大的机构生存。 再其次，他们是伴随着后工业化的阶段产生的。 综合这样一些特征的话，我们今天的中产阶级形象，大概是这几类人：例如政府职员、企业高管和工作人员、技术人员、教师等。 他们的特点，更多的表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对自己的心理认同上： 他们跟工人阶层不一样，工人阶层生产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他们生产完以后，自己能看到，有实践操作能力，有一种成就感。 他们也跟过去的传统贵族阶层和大资产阶级不一样，贵族阶层有先天的高贵血统；大资产阶级有独立的财产依托，他们都非常有底气。 中产阶级，既不能直接生产产品，又不能有贵族或财产的依托，怎么办呢？他们特别容易产生心理焦虑，特别需要一种社会认同和尊敬。他们往往通过消费和占有越来越多的文化资本来获得优越感，来粉饰和体现自己的地位。 这些曾经都是贵族们在良好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经济背景基础上与生俱来的文化特征。所以，中产阶级是一个格外讲究品位、格调和审美的阶层。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会存在着一些可以被形容为“小资”的朋友，他们往往会喜欢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并且引以为傲。 这种态度其实是一种很典型的中产阶级态度：在经济上，我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没关系。我可以在文化上，在消费这种文化成本上，显示出来我与平民，我与这些“土老帽”，所谓的这些大资产阶级们的不同。 在西方，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中产阶级几乎成了一个社会中非常稳定的能够支撑大规模消费的中坚力量，形成了一个橄榄球结构的中间的圆形。 但其实，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当下社会，都存在一个问题：消费的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相对于我们的需求来说是过剩的。 这时候，商品大量存在一种符号化的倾向，用符号表达某种价值来进一步吸引人们去消费。消费社会的各种传媒不再只负责传递信息，而是利用和操控商品的形象符号来不断引发消费欲望、制造消费神话，购买某种商品是为了获得其本身不可能拥有的意义和地位。 我们看到这两颗猕猴桃，刚看到它们的时候，你觉得太可爱、太萌了，看起来非常的女性化、非常的健康。你觉得吃了它，就好像做完那张面膜一样。 事实上吃了以后是不会有这种效果的。 它在贩卖一种符号背后的价值和理念，它在说：“买我吧！我刺激你的消费欲望。你买我，会得到我背后的一些东西。” 其实明知得不到，但是我们还是很愚蠢。因为我自从看了这个广告以后，我在商场消费的时候，永远买这个品牌的猕猴桃。 这就是现代的消费社会，对我们的洗脑。 同样的，中产阶级被当做消费社会的原动力，他们的形象也被打造成了一堆符号，比如说快乐、幸福、富足、健康、时尚、美丽……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影视作品中呈现这样的东西。 中国的中产阶级，和消费社会的状况，又有所不同了。中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期开始,由于我们的这个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全球资本进入，自然而然，我们在大中城市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消费主义的潮流。 我们看到了一种现代化商品批量生产和传媒工业发展背景下的大规模消费。所有的城市居民，他们对这种节日消费、休闲消费、炫耀性消费等等的消费活动都非常熟悉。即使是生活在中国山区边区的人们，他们也可以通过电视或广告，感受到和城市中产阶级一样的消费欲望的冲击。 “电影故事本身，几乎沦为广告和旅游宣传片” 最有趣的现象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绝大部份的中国媒体,把目光全集中在了中产阶级的品位和趣味上面。 我们看到在一堆的广告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蹦的、跳的、非常活跃非常有气势的中产阶级。让我们误以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一个中产阶级极大发展、膨胀的社会吧。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在90年代到2000年初的社会学学者的较权威的研究里，以及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报告，比如说像陆学艺、李春玲的研究，都在告诉我们说：在中国，中产阶级是人数非常少的一个阶层。 包括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瑞信的调查报告也显示，尽管近年来中产阶级的数量在极度地膨胀，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的顶端，它不是一个橄榄球结构的中间部分。 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奇怪，也值得反思的现象：我们的中产阶级，是由境外的中产阶级形象和媒体，对我们的反哺、培植、喂养，建立起来的中产阶级形象。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中产阶级形象都是模糊的。因为我们直接借鉴了太多的国外的东西，没有本土化。而本土化的东西里，又有太多的我们中产阶级品格的失范。 中产阶级在中国有一个特殊性，我们会看到西方的中产阶级，它是有一个很长期的发展过程的，有一个代际的继承性。这个代际的继承性，让它的发展非常缓慢、稳定，中产阶级的品格非常明确。 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几乎都是第一代和第二代，所以你会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很多人有暴发户的心态，非常喜欢炫耀性的消费。 更典型的是，由于我们是有一个体制转型的过程，很多中产阶级的工作，是依附于体制、依附于权力体系的，所以他们的身上往往有一种心甘情愿的虚无，和迫不得已的犬儒。当我们在面对一些社会的诚信危机、公共的道德问题时，我们想象说，中产阶级也许是一个精英阶层，他们应该站出来发声吧。 不是的，他们大部分时候，可能会选择不作为或不相信。 我们说的犬儒主义，其实是英语单词cynicism，它是指一个人对社会不满意，但是他不去积极地抵抗，他用一种非常消极的态度去忍耐，或者是用一些愤世嫉俗的姿态去躲避。 仔细想一想，你的父辈母辈里面，经常会跟你说一句话：“遇到什么什么事可别管，我们管好自己就行了。”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很习惯的、我们的这种体制带来的中产阶级特征。 中产阶级在中国，人数少、底子薄，往往是以境外的中产阶级为参照。媒体和他们对其自身的想象，其实大于他们自己的成长。由于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媒体的力量，把他们推到了幕前，让他们几乎代替了大多数人的声音，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话语霸权。 这个话语霸权，就很好地体现在了中国当代的商业电影中。 随着中国消费社会的发展，商业电影，尤其是在不断涌现的都市题材的影片中，我们会发现，其中明显地体现出了这个时代的中产阶级的特征——当品位和格调成为判断一个阶层的标准的时候，电影中就是要给你展现大量的中产阶级符号，去引领你更好地消费。 所以，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无数直冲云霄的大厦，华丽的酒店，昂贵的山间度假别墅，浪漫的party，异域的风光，名贵的跑车、游轮，美食美酒，俊男靓女，旅游和度假…… 电影不再是传统的电影了，叙事的完整，让位于符号的展现； 故事本身，几乎沦为广告和旅游宣传片。 同样，在这样的一种消费环境中，要求人们要重塑自己的道德，和重塑自己的灵魂和人格。 什么样的道德和人格呢？
享乐主义的伦理道德，和自恋型的人格。 其实中产阶级在本质上，就具有一种自恋主义的人格倾向。 因为这个阶层，他是最怕沦落到底层，他也最难进入到上层。他们有一种先天的焦虑，决定了他们要一种强烈的社会认同感与社会地位感。 他们会不断地打造自我的价值，让自我觉得：我适合，我可以，我是厉害的，我是得到认同的。这个偏好有时候会造成一个过于自我认同之后的自恋文化。 为什么会产生享乐主义的伦理呢？ 中产阶级，往往是依附于现代的大企业制度和庞大机构而生存的，他们也有很多的管理规则和组织的纪律性。当这种平时工作中的条框越明确、越具体、越限制的时候，他们在私下里，越渴望一种灵魂的自由和精神的补偿。 但是他们往往找错了方向，他们很可能找到了一个东西，叫作身体工业。 法国的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曾经说过： “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 因为消费社会永远要为你打造一个完美的、工业化的身体，让你去检视它，让你去衡量自己： “我是不是哪里还不行，还不够瘦？” “我是不是应该再用某某产品，再买一些东西，来装点我的身体？” 身体的美丽健康与否，代表的不只是肉体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它负载了一个人生活层次、社会地位、审美取向、消费能力的内涵，身体的完美与否很大程度上是关系着阶级身份的高贵与否。 中产阶级由于这样一种自恋人格，这种对自我极度肯定的要求，他们反而是最擅长于在电影中，寻找这种年轻、苗条、性感的身体的一些观众，他们通过这个身体来对照自己，来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合格的”中产阶级的形象范畴之内。 即使这些形象范畴非常酷，这些伦理道德非常新颖，我们的电影中体现出来的中产阶级形象，依然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2010年的《杜拉拉升职记》，这部电影它是根据原著小说改编的，但是它改编得其实是一个南辕北辙的方向。 原著小说讲的是一个女孩子奋斗成功的故事，是一个草根的故事。电影讲的是一个写字楼里上下级之间的三角恋故事。 原著讲的是一个个人职场奋斗打拼过程中的浴血奋战，不断精进自己向前冲的一种可能性。 电影讲的是一个女孩子可以玩着、美着、浪漫着，最后还能爱情和事业双丰收的逻辑。 虽然现在全球的中产阶级中都盛行享乐主义、实用主义、虚无主义，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好莱坞的同类影片中，比如《穿普拉达的女王》，比如一些电视剧《欲望都市》、《绝望的主妇》、《大小谎言》等，它们即使展现了很多的红男绿女、声色犬马，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看到很多挑衅、反叛和戏谑中产阶级文化的那种小火花。 所以《杜拉拉升职记》这部电影，在当时成为一个新的票房高峰，这本身就是我们自己文化状态的问题。 今年五一档的现象级影片《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中把两个男女主角在重逢相遇的时空，拍成了黑白片。非常沉闷和压抑。 电影的逻辑是什么？
是说男主角见清作为一个很成功的准金领的游戏设计师，作为一个年近中年的男性，他有他自己的社会身份、事业，也有他的妻子和儿子。 但是，这一切都被降格和贬损为了前任离开后，对他的一种生命的惩罚和失去。为了表现他的不幸，他的妻子在仅有的几个镜头里面，被安排成了不断的用手机来查岗的一个女性，和不断的抱怨说孩子上学难的怨妇。 在这样的一类影片中，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几乎是荡然无存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包括以上几部电影在内，都有偷情、一夜情、第三者、试婚等情节场面来进一步满足正常爱情、婚姻以外的性的欲望，进一步把感官需求通过更刺激和更具有满足感的方式放大。 有学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产阶级就是关注自我欲望的极大化满足，就是追捧炫耀性消费和富有刺激性的偷情——因为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炫耀性消费和偷情频率是中产阶级文化身份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是中产阶级显示财力、能力和地位的最佳形式。” 中产阶级的这种神话，是可以一瞬间轻易幻灭掉的 近年来，随着电影产业多元化发展和观众品位的逐渐成熟，他们可能更希望看到现实生活中的中产阶级真正的样子。 包括很多电影人，也开始反思和批判我们中产阶级这种道德规训里一些缺陷和不足。 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暴裂无声》，我们看到前景的男性形象徐文杰，在电影中演了一个律师：助纣为虐、道貌岸然。电影用一种极其简洁的隐喻般的手法，告诉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中间阶层，有时候是道德失范的。 再看今年大热的女性主义的影片《找到你》，姚晨在里面演了一个律师，叫李捷。看起来非常地强势、精明、干练。这个女性似乎掌控着自己的人生。但是，当她的孩子丢失后，她那个华丽的中产阶级的外衣，一下子就被剥去了。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是一个无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女性，她的丈夫要跟她离婚，她的婆婆直接对她硬暴力，她的存折里面，连30万都拿不出来给绑匪。 她是一个需要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用喝酒这样的廉价方式去拉客户的人。我们在这样的女性身上看到了，在中国现实社会最大的都市当中看起来最强势的女性——她依然那么的弱小，那么的悲哀。 中产阶级的这种神话，是可以轻易幻灭掉的，一瞬间。 那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更无耻，更无底线的中产阶级的男性形象。《嘉年华》中的政府官员性侵了未成年的少女，警察队长，包括宾馆的男老板，包括鉴定科的这些男医生们，这些中产阶级形象，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道德底线。而且他们其实是成为一个社会的施暴者，或者是暴力的纵容者和包庇者。 这些电影让我们反思我们今天中产阶级这种文化，尤其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它所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神话？
我们既然知道了，在这样的一个消费社会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电影的内部和外部的需求中，中产阶级形象被推到了前台，形成了一个神话。而在这个神话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商业符号操控下的精神危机，和人的品格的一种巨大的缺陷。 但为什么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的电影，还是想消费这样的中产阶级的形象和中产阶级的神话呢？ 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样一系列的中产阶级符号，它们可以让我们更快地、更便捷地去消费，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心产生更多的欲望和幻想。 它们让人们在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瞬息万变的消费社会中，能够比较顺利地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标准和途径。 找到一种所谓的“安全感”，一种所谓的“常态”。 这恐怕，也是当前大部分的国人，所急迫需要的神话。（来源：造就（ID：xingshu100））
收割焦虑税的大神们
【研究员】：
编者按：焦虑，是骗子的最爱，上当受骗，从来都是如此。年轻人焦虑赚钱，容易被传销骗，老人不焦虑钱，焦虑健康，就容易被保健品骗。说白了，还是收的焦虑税，哪怕已过天命之年。
【博览财经特稿】改革开放，国门打开，新鲜空气进来，“苍蝇”也进来了。
传销就是一只绿头苍蝇。 1987年（另有一说是1989年），“日本生命”——日本最声名狼藉的传销公司，漂洋过海来到深圳，成为中国传销的“鼻祖”。 传销起源于美国。 在英文中，“直销”和“传销”是同一个词：Direct Selling，指经销商面对面向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模式。 日本人把传销发扬光大。 这与日本1980年代的经济大环境有关：国内通货膨胀，民众手中的钱不断贬值，存到银行吧，利率太低，投资房地产吧，楼市泡沫到了顶点，转移出去吧，可国家施行资本管制…… 就这样，焦虑的日本人盯上了传销，变为拉人头的游戏，沦作庞氏骗局。 有积蓄、子女不在身边且缺乏投资知识的老人是传销公司的首要目标。 “日本生命”最为典型，打着“替代医疗设备，解决身体烦恼”的口号，采用“认购分红”的方式，骗老人“认购”磁性保健床垫，并承诺“认购”后的床垫通过公司租赁后，每年可获得6%的收益。 6%的收益率远高于当时银行利率，不少老人入套。 没几年，日本传销规模就做到了世界第一。 “日本生命”没有取得官方经营许可，就在深圳成立了中日合资公司——“日宝来福”，短期内取得了惊人的发展。 他们从日本运来原材料，到深圳加工成磁性保健床垫，再用传销方式销售，价格是日本市场的3倍。 一年后，“日宝来福”月流水超过10亿元，旗下的传销人员高达3万人。 2 “日宝来福”扎根深圳的同年，在苏北，一个叫束必和的赌徒因警方抓赌而远走高飞。 束必和是江苏盐城大丰区新丰镇裕北村人，初中毕业后，“因为成绩差，就没有再读了。”他在镇上一家生产轧花机的机械厂做电工，后来机械厂倒闭了，又去学校周边卖文具，但嗜赌成性，还欠了高利贷。一次，他在村里聚赌，派出所接报来抓，他破窗而逃，“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回来”。 实际上，束必和是去京津闯荡了，混进一家中医类的杂志做采编（媒体行业的门槛真低，捂脸）。 当束必和借助杂志的平台，与各地老中医们谈笑风生，勾兑秘方，为将来的传销帝国打地基时，他的另一个苏北老乡正在热火朝天的干传销。 此君正是刘强东。 因为上大学时承包餐馆亏损，1996年，刘强东从人大毕业后进入了“日宝来福”，聪明如他，当然知道这个公司有问题，但为了挣钱，还是呆了一年半。 当时加入“日宝来福”要用15000块买一张实际价值只有3000块的床垫，然后发展下线，上线拿到提成，下线再发展下线…… 刘强东很快进入管理层，每个月能拿到4000元工资，出差还能住五星级酒店，很滋润。 3 刘强东哼哧哼哧地发展下线，他日后的“死对头”史玉柱已经组建起传销部门，规模化操作。 1995年，巨人集团老板史玉柱凭借桌面文字处理系统，跻身《福布斯》内地富豪榜，位列第8名。 钱多了，史玉柱开始烧包，多元化投资，他看上了一款口红。 当时我去美国发现一种特别好的口红，这种口红喝茶的时候不会印到茶杯上，我把它引进到中国来。在传销还不算违法行为时，建立了传销部，建好之后传销就变成违法的了。自我膨胀、自我陶醉的结果就是巨人要倒闭了，只是时间问题。 很多年后，史玉柱还专门提到： 我们部门（指传销部）是拆了，我们部门的负责人当时在传销界还是挺有名的，传销还是培养了一些人。 彼时，传销界还有一个名人：罗永浩。 这个高中肄业的胖子，闯荡社会后，干过多种工作，但都不长久，包括传销讲师。 他曾如此自述： 1995年8月至1996年初，经一位做传销公司（上海雅婷）的老同学力邀，我讲了半年左右的传销课，深受广大学员爱戴。遗憾的是国家对这种有争议的商业形式采取的不是整顿而是取缔的政策，所以看到形势不对，我们就在强制命令下达之前主动结束了生意。 4 1998年，国家一刀切，正式下文禁止传销，但实际上1997年下半年就着手清理。 刘强东眼瞅不妙，撤了，利用攒下的几万块钱，去中关村租下柜台，创办了“京东多媒体”。 罗永浩则跑去新东方求职，给俞敏洪递了一封求职信，教学经验一栏填写：教过后来被国家明令禁止的传销课，半年。 对于讲课，他颇有心得： 讲传销课实际上跟老俞（俞敏洪）的路数差不多，都是绝望中寻找希望。传销课怎么讲？这些人都是找不着工作的人，他们郁闷无比的时候，给他们指出一条出路。 史玉柱貌似没有出路，他终于把巨人集团给作死了。他再次崛起，还要等三年后，“脑白金”风靡全国。 中国人对保健品毫无免疫力。 5 几乎同期，北师大一个胖子老师辞职了，他叫罗振宇。 1990年，罗振宇考上华中理工新闻系。在短暂担任学生会主席后，他觉得没啥意思，不干了，专门读书，如《史记》、《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西方文学史》等，这使得他的知识结构丰富而驳杂，很多年后将带来意想不到的财富。 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广研究生。第一次进京时，出火车站后，他舍不得打车，步行，过天桥，望着车水马龙和万家灯火，心头翻腾，生出绝望的感觉：“将来哪辆车会是你的？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大城市拥有哪怕一盏灯？” 绝望来自焦虑。 焦虑是罗振宇的“核弹”，逼迫自己往前跑，并成功唬住了万千信徒，威力巨大。 北广是央视的人才库，听说多发论文就能进央视，研究生期间，罗振宇勤读书勤写论文，结果毕业时，还是进不了央视。 罗振宇只好去北师大教书，每个月只有600元，可怜得很，到央视做兼职。3年后，他进央视做专职制片人，干得不赖，但始终是临时工编制。 央视是有鄙视链的，临时工总有偷偷摸摸的感觉。 6 直到2004年，束必和也还是偷偷摸摸的。 那年，他66岁的父亲非正常死亡。此前，他在牌桌上多次提到了对儿子的思念。 邻居说，在送逝者去殡仪馆前一天的晚上，束必和回家了。“他偷偷回来的，又偷偷离去，不想被别人看见。 传销的处境跟束必和类似，在“地下”活动。 2005年8月，国务院发布《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再次明确传销的非法性质。 在国家的打击下，传销发展为异地传销，组织分流，自此形成南北派。 其中，广西北海是南派传销的中心。2008年的一次大会上，传销“理论家”丁耀华提出“负面调控论”——国家之所以打击传销，实际上是暗中保护这个行业，担心发展太快，13亿人不够用。 这个理论随后成了万能挡箭牌。 7 骗子们都挣大钱了，学富五车的罗振宇岂能忍受清贫，他又开始焦虑了。 2008年，罗振宇离开央视，四处讲课、做主持，不过还是没挣到什么钱。 离开央视前，罗振宇认识了吴晓波。央视新闻频道改版，强化特约评论员制度，吴晓波作为受邀财经评论员频繁出入央视。 继《大败局》后，2007年开始，吴晓波又开始写《大败局2》、《激荡三十年（上、下）》、《跌荡一百年（上、下）》，获取了巨大的名声。 名声，是即将到来的自媒体时代的通行证，将会撬动一个叫知识付费的杠杆。 8 2012年，4岁的内蒙古小女孩周洋，在北京儿童医院被确诊为骶尾部恶性生殖细胞瘤，一种少见的小儿恶性肿瘤。 经媒体报道后，权健的一个联络人找到了周洋的父亲周二力，告知他权健公司曾花费8000万购买抗癌秘方。当周二力被带到天津权健的办公室，他看着满墙的“荣誉”照片，相信了权健，“（权健）承诺我们说这是小病，三个月就可痊愈，并给孩子拿了几袋药。” 权健创始人就是束必和，他已改名束昱辉，把自己包装成清华大学毕业生、火疗技术发明人、诸多秘方专利拥有者。 用互联网术语讲，束昱辉已经打造出完美的人设，进而占领用户的心智。 9 罗振宇非常娴熟地制造这些术语。 几经辗转，2012年，他创办了《罗辑思维》，半年后，做成中国第一社群。大学时期的阅读积累以及央视的历练，让他特别能说，还显得特别有文化。 相比之下，那时的吴晓波则颇为“狼狈”。 起先，他在西湖边开设的“蓝狮子时尚书屋”赔掉200 万注册资金后关门。 随后，他又卷入一场官司，2010年，他出版了《吴敬琏传》，被吴敬琏助理、《吴敬琏评传》的作者柳红给告了，说《吴敬琏传》抄袭。 2011 年底，法院宣布吴晓波胜诉，但吴晓波的形象多少受损，罗振宇给他介绍了一单活儿——给腾讯写《腾讯传》。 他们一起去腾讯采访时，罗振宇得意地告诉马化腾，“罗辑思维的估值已经一个亿了。” 罗振宇撺掇吴晓波也投身自媒体，“‘吴晓波’三个字可比蓝狮子值钱得多。” 吴晓波频道开张。 自此，这一胖一瘦的两个中年人，成了中产阶级的营养套餐。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构筑场景，制造知识焦虑，然后提供解决方案——知识付费。 吴晓波对自媒体“左林右狸频道”说： 原来做一个媒体人，你是无法实现这些的（变革一个产业），因为发动机没有掌握在你手上。现在发动机掌握在我手上。 10 束昱辉也以为发动机掌握在他的手中。 2014年9月的一天傍晚，一架直升机在江苏盐城上空盘旋几圈后，降落在大丰和平饭店门口。围观群众这才知道，当年半夜逃跑的束必和，已经摇身变为大富翁，专门从天津坐直升机回老家过中秋节。 束昱辉有理由这么高调。拿到直销牌照后，权健呈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大江南北。 2015年，周洋去世。生前，她父亲状告权健，败诉。 明眼人都能看出权健是个骗局，但局中人依旧执迷不悟。为此，南方都市报记者孙旭阳还被受害者怒斥。 孙旭阳是赵作海案的长期追踪者（赵曾蒙冤入狱，10年后被释放）。出狱后。赵作海陷入传销，把国家赔偿金折腾光了。2015年，孙旭阳好言相劝，让赵作海夫妇远离权健，却被骂作“无良记者”，耽误他们发财。 赵作海老婆还嘲讽孙旭阳，干点啥不好，非得干记者，挣点可怜钱。 11 赵作海老婆投资的眼光不行，看人眼光还是毒辣。 记者这个行业果然不行了。 2015年后，孙旭阳等调查记者们纷纷离职，据统计，偌大的中国，剩下的调查记者不足200人。 其中一部分人转做自媒体，变成大V后，就步罗振宇和吴晓波的后尘，搞起知识付费，比如咪蒙，出了一套“咪蒙教你月薪5万”的课程，保证3年后工资不涨50%双倍退学费，而课程的费用不打折才为“99元”。 这就是传说中的收智商税。 利用自己的强大人气，罗振宇和吴晓波分别于2015 和2016 年给贝米钱包代言，并推出与该产品联名的定制礼品，分别是书籍套装《送给现在和未来的有钱人》和“2016贺年版吴酒套装”。 2018年7月，贝米钱包“爆雷”，两人的粉丝因此受害，但申诉无门。 12 反倒是那些没有做成大V的前调查记者们还在继续干良心事。 比如自媒体“丁香医生”的运营者，在2018年12月25日，报道了周洋的悲惨遭遇，捅开权健的内幕。 似乎冥冥中有注定。 2017年12月26日，“日本生命”公司宣告破产，负债额高达2405亿日元（约合118亿元人民币）。 资料显示，“日本生命”受骗者约75%的年龄超过了70岁，被骗走1714亿日元（约合99亿元人民币）。 一年前，中国传销的“祖师爷”寿终正寝。一年后，中国传销的“王者”还能坚挺吗？ 很可惜，善于预测趋势和周期的罗振宇和吴晓波在跨年演讲中没有点明。 他们只是又制造了一堆金句，以及犯下若干经济学常识性错误。 13 2019年1月2日，调查机构发布消息，权健涉嫌传销。 按照相关法律，传销组织领导人可判5年以上刑期。束昱辉及权健的命运走向何方还有待观察。 新年第一天终于有了一条好消息，一时刷屏。 另外一则刷屏的事件是吐槽罗振宇和吴晓波的跨年演讲。 孙旭阳在腾讯《大家》专栏发布《年轻人迷信知识付费=老年人买权健？》，他指出：“以激发群体恐慌感吸引流量，以满足安全感和尊贵感促成交易，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跟权健做保健品大体一致。” 腾讯《大家》主编发朋友圈说，文章发布后，遭遇到了强大的外力，要求删稿，但她不答应。 不由得想起，“丁香医生”硬怼权健：绝不删稿，对每一个字负责，欢迎来告！ 可是，两个小时后，腾讯《大家》删除了孙旭阳的文章。 知识付费宣称的宗旨是：开放、自由、共享。可在遏制反对声音时，大V们的做派跟传销头目没甚差别。 14 都是生意。 刘强东在“消失”了小半年后，又罕见发怒，全线下架权健产品！ 就在几天前，人在美国的史玉柱回击了他的私德，报了一箭之仇——刘强东曾暗讽史玉柱卖保健品骗老人钱。 作为第一代网红，本有机会成为知识付费大V的罗永浩中途退出，选择去做手机，走得磕磕绊绊。 据说，有机构愿意接盘锤子科技。希望，罗永浩能度过危机，毕竟这苟且的世道里，理想主义者已是稀有动物。 15 人类一切的愤怒源于无能。同理，人类一切的焦虑源于无知。 传销是焦虑的产物，知识付费同样如此，皆为求安慰，自我满足。 于是乎，典型中产家庭的画像如下： 你的儿子或女儿挤进海淀黄庄的补习班，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你老婆看咪蒙，做灵魂有香气的女子；你听逻辑思维或吴晓波频道，不被同龄人抛弃；你爸爸痴迷P2P，要跑赢通货膨胀；你妈妈是广场舞的拥趸，风雨无阻；你奶奶认为保健品比医生可靠，谁劝也不管用；你爷爷则三天两头去权健的火疗店，希冀身体杠杠的，不拖累儿孙…… 字字诛心，然而粗暴真实。（来源：人民路56号（id:RML_56）作者：登峰造极520）
政经观察
2019宏观经济八大猜想
【研究员】：
编者按：2018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较为艰难的一年，内外部诸多不利因素叠加，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信心不足，目前市场对2019年中国的经济形势整体偏悲观。笔者也认为，短期内中国经济延续下行的趋势不会改变，201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困难；而如何应对经济的下行压力，中美经贸关系如何演绎，积极政策的效果将会如何，房地产政策是否放松等问题的演化将对2019年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为此，笔者在年初对影响2019年中国经济的八大问题给出如下猜想。
【博览财经特稿】2018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较为艰难的一年，内外部诸多不利因素叠加，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信心不足，目前市场对2019年中国的经济形势整体偏悲观。笔者也认为，短期内中国经济延续下行的趋势不会改变，201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困难；而如何应对经济的下行压力，中美经贸关系如何演绎，积极政策的效果将会如何，房地产政策是否放松等问题的演化将对2019年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为此，笔者在年初对影响2019年中国经济的八大问题给出如下猜想。
猜想一：中美贸易休战协议能否达成？ 中美经贸关系如何演变是当前影响全球和中国经济的重要风险。虽然2018年中美贸易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但在去年11月底，两国领导人在G20峰会上同意暂时休战、推动贸易谈判，使贸易战暂时缓和，为风险缓释带来希望。 展望2019，考虑到当前中美两国均有达成协议的诉求，一度紧张的贸易关系有望得到一些缓解。例如，从中方来看，11月出口数据下滑，外资回落27.6%，显示前期“抢出口”刺激效应已经削弱，贸易战的负面冲击正在逐步显现。而另一方面，从美方来看，贸易战对美国而言也是负面影响越来越大，美国经济调整，金融市场回落，政治风险加大，特朗普也对于达成贸易协定抱有期待。 从现实来看，1月7-8日中美经贸团队的副部级磋商正在进行，当前中美谈判传递出的正面消息居多。中方已经重新开启进口美国大豆和石油、并表态进一步开放市场、强调竞争中性原则、加紧经贸磋商进程等，释放积极信号。笔者预计，2019年中美两国利用90天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大，但也应认识到，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避免经贸摩擦进一步加剧，短期来看有助于避免中美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制度等多方面的冲突，但考虑到中美博弈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要对贸易战升级为技术战有充分认识和准备。 猜想二：人民币汇率会否破7？ 2018年伴随着美元升值，人民币一度被看空，不少预期认为人民币会跌破7，但伴随着美联储加息趋于鸽派以及中美贸易战风险的降低，年底人民币汇率不贬反升。展望2019，笔者认为，伴随着税改红利的消退，美国经济处于周期性顶点的可能性较高，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大概率会放缓；此外，美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货币紧缩的冲击，中美贸易纷争的不确定性，以及中期选举后政治风险的增加，都给美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与此同时，2019年美联储加息节奏也会有所放缓，目前市场大多预期为1-2次，这很可能使得美元走势也发生扭转，笔者预计2019年美元大概率将会走平，这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是个利好。 除上述因素外，中美贸易战暂停为全球市场带来了好消息，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达成休战协议的预期也将使人民币贬值压力得到缓解，短期内仍然没有破7压力。 猜想三：中国GDP增速会持续下行吗？ 今年中国经济的内外部风险均超出预期，中美贸易战升级、国内居民消费疲软、基建投资下滑、民营经济不稳、资本市场信心不振等诸多新情况的出现，导致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巨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面“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现实，将“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资，稳外贸，稳预期”作为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决策部署，近期政策面暖风频吹，各部门纷纷发力。尽管如此，从短期来看，政策效果往往存在几个月的时滞，经济下滑趋势短期内仍将持续，而随着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笔者预计2019年GDP增速很可能呈现出前低后高的走势。 猜想四：劳动力市场会否承压？ 稳就业在“六稳”中排在首位。当前官方的失业统计数据如城镇调查失业率仍表现较好，与现实的感受似乎并不一致。四季度以来关于各大企业裁员和缩减编制的消息不绝于耳，前期某招聘平台发布的报告指出2018年三季度的招聘需求人数环比下降十分明显，并首次出现同比下降，比2017年同期下降了27%。就业景气度指标也指向劳动力市场可能正在承压，BCI企业招工前瞻指数从2017年12月的78.85降至去年12月的54.7，PMI服务业从业人员指数则从去年8月的49.7降至12月的47.7。 从历史情况来看，就业水平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就业水平同步走低，2008年金融危机时也是如此。因而笔者预期劳动力市场短期内可能进一步承压。 猜想五：货币政策放松是否有效？ 经济下行压力下，当前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的力度逐渐加大。与去年稳健中性的表态相比，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取消了货币政策“中性”的表述。1月4日晚间，央行宣布全面降准已经打响了开年货币政策放松第一枪，结合此前央行调整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小微企业贷款考核标准、TMLF定向降息、定向降准及其他支持小微企业与民营企业融资等情况来看，当前货币政策宽松的态势已十分明显，笔者认为，2019年为稳定实体经济，货币放松的空间仍然很大，后续货币政策放松的力度可能再次超出预期。 问题在于货币政策放松是否有效？笔者早在文章《如何避免中国“流动性陷阱”》中就提到“流动性陷阱”的问题。而1月7日银行间存款类机构隔夜质押式加权利率的价格降至1.4%左右，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得到了进一步验证。未来政策放松的同时，疏通传导机制、使资金流入实体可能更为关键。 猜想六：财政政策积极，基建空间有多大？ 2019年积极财政政策将发挥更大作用，真正体现“积极”。减税将成为重点方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强调财政政策提到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降低居民和企业税负，对于刺激消费、改善民营企业现金流、提振资本市场等方面均有助益。 而基建方面，可以观察近期公共财政支出中交通运输支出已有明显加快之势；最近一个月发改委更是密集批复了多个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和高铁建设项目，涉及投资总规模超过9300亿元，说明基建已在发力。但发力基建面临经济效率和财政预算的双重约束，在当前形势下，笔者认为，基建发力空间仍然有限，应更加注重补短板。 猜想七：房地产调控会放松吗？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周期与中国经济周期始终密切相关，每轮“稳增长”政策也几乎离不开房地产政策的放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政策仍沿用了“房住不炒”、“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表述，意味着当前决策层不会启动全面放松房地产以达到“稳增长”目标。 然而，前期房地产调控为抑制房地产泡沫踩下了急刹车，近期基本面数据已呈现出明显的行业下行趋势；此外，由于政策严厉，刚需购房需求也受到抑制。在防风险与“稳增长”平衡之下，考虑到前期房地产调控政策过紧，为避免房地产对经济的负面拖累，笔者认为，未来房地产通过政策微调，进而改变前期过紧的房地产政策，将房地产政策回归中性，起到经济托底的效果，也是很大可能会发生的。近期部分城市出现房地产调控调整动作，如菏泽取消限售、广州深圳下调房贷利率、珠海放松限购等，表明边际调整已然发生。 猜想八：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破解当前中国经济乏力困局的根本方法仍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如何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中国经济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重要命题。笔者认为，作为三大要素之一的土地，或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近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利好频出。2018年12月23日，《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删去了“从事非农业建设使用土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征为国有的原集体土地”等规定，一旦审议通过，将扫除集体土地入市的法律障碍；集体用地入市试点工作也在提速，北京大兴区、上海松江区纷纷探索利用集体土地建设共有产权房、租赁住房，目前均已有地块入市。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最大的意义或在于藏富于民，其释放的改革红利，将是数据统计难以体现的。除此以外，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强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民营经济、资本市场等领域也值得期待。（来源：原文首发于FT中文网《沈时度势》专栏，作者：沈建光，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官场现形记
飞夺千亿矿权的神秘女主与背后的男人们
【研究员】：
编者按：在《人民的名义》里，作为祁同伟的“追随者”，高小琴在“胜天半子”的斗争中败得体无完肤。而现实中，港商刘娟有何背景，她到底是不是高小琴的原型，她未来的命运如何，一切仍是未知。
【博览财经特稿】陕西多出奇人，2007年，出了个拍“虎”的周老汉，震动全世界，引发陕西官场震荡。
同一年，陕西奇女子刘娟迎来了商海生涯的加冕礼，低调地成交了一桩价值上千亿的大买卖。那年，她47岁。很难想象，14年前，她还只是陕西省政府办公厅一名打字员。 梳理刘娟整个发家史，从早年在小寨开游戏厅，曲江搞旅游地产，再到陕北榆林搞煤炭项目，这些看上去跟摇钱树差不多的项目，无一不是门槛极高，没有过硬的背景和关系，想也只是痴心妄想。 比如说此次涉及的“千亿矿权案”，入局的各方都是大神。没点神通，连上牌座的资格也没有。之前，山东鲁地上了牌桌，眼瞅着外表像个农民的赵发琦深不可测，掂量之后，自知不敌，就认怂退出了。只有刘小姐，硬生生地从老赵那里“虎口夺食”。 刘娟就不是一般人。当过文工团演员，摆过服装摊，开过游戏厅，还做过省政府打字员，后来成了港商，又神秘地成为了千亿富婆，这人生堪称惊艳。 从打字员到女港商 刘娟1960年出生于陕西泾阳，晚清时，这一带还出了个奇女子叫周莹。算得上是陕西女商的代表人物，她的故事后来还被搬上荧屏，电视剧《那时花开月正圆》讲的就是周莹的事迹。 和周莹一样，刘娟也有比较显赫的家世。她的父亲刘鹏曾任陕西安康平利县委书记，后任陕西省科协秘书长。官看起来不大，但在中国某些小地方，越是这种不起眼的“小官”，越是手握“大权”。 仅仅是县令千金倒还罢了，更可怕的是她还天生丽质，而且智力超人，眼睛也很迷人，后来她还嫁了一位厅级老公。 官家背景，天生丽质，再加上省政府触电的神秘后台，三个要素齐备，刘娟注定要成就一番华丽的伟业。 俗语有云：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凭借官家小姐的身份，长相标志的刘娟，初中毕业后，进了安康文工团。 上世纪80年代，文工团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因为常为首长们汇报演出，攀上高枝变凤凰的故事也不少。 在文工团混了个脸熟之后，刘娟却志不在此，作为县委书记的千金，她是见过一些大场面的，文工团小小的舞台显然容不下她的野心。 父亲告诫她，学历太低会掣肘她未来的发展。接下来的几年，刘娟开启了恶补学历模式。由于初中毕业，她只能从电大开始读起，1982年到1985年期间，她在陕西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就读，拿到大专文凭后，又在深圳经贸大学涉外经济法律系学了3年，混到一张本科文凭。 当年，孙悟空在菩提老祖那里学艺7年，练就了一身通天的本领，上天庭讨了个养马和看园子的官做，结识了一堆神仙朋友。刘娟学习了6年，在陕西省政府办公厅讨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结识了后来的丈夫赵大新。 赵大新也是刚分来的大学生，正牌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拉得一手好风琴，两人都是当时“活跃分子”，相当合拍，算得上是珠联璧合。各自朝着自己的方向，一路狂奔。赵大新在官场官运亨通，离开陕西政府办公厅后，官至省直机关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后来，调往西安市雁塔区挂职，成为雁塔区唯一一个副厅级副区长，一干就是12年。 刘娟在商海也是顺风顺水，1993年她去了一趟香港，成立了香港益业有限公司（下称香港益业），摇身一变就成了身价不菲的女港商。政治地位也水涨船高，担任陕西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香港陕西省联谊会副会长。 起初，刘娟随大流做服装生意，在老公赵大新的“点拨”下，她开始玩起了资本运作。她天赋异禀，很快就领会了精髓。有首歌是这么唱的：“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总之，属于刘娟的时代到了。她的春天要到来了。 强势归来 第二年，刘娟以港商的身份，闪亮重返西安。开始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投资行动。她的强势归来，与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高小琴如出一辙。没人能说得清，她的资金来源与资产规模。 在去香港前，刘娟在西安开游戏厅。游戏厅位于雁塔区小寨商业大厦地下一层，全部都是“上分”押宝的那种机器。当时，能开这种游戏厅，需要在公安系统有过硬的关系。后来，刘娟在西安投资旅游地产，曲江、高新，这些好地段，任其挑选。当时，她的老公赵大新担任雁塔区副区长。 1985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其中规定：“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 1986年2月4日，两者再次发出《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还规定领导干部子女、配偶不准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和关系经商办企业。 这规定似乎对刘娟无效。公开宣传资料中，刘娟有三大项目，“西安新时代广场”“西安益业国际广场”“太兴生态农庄”。在这里我们不一一赘述，单挑一个项目就足见其神通广大。 刘娟的第一个项目“新时代广场”，位于大雁塔蔷薇园外。1994年，大雁塔景区蔷薇园外的地块改造，刘娟的机会来了，她很快就拿到了开发该项目中的美食城部分。与此同时，她又拉了西安市长安旅游开发公司（下称西安长开），一起合资成立西安皇族美食娱乐世界有限公司。双方约定，该美食娱乐城项目涉及餐饮、歌舞厅、保龄球、网球场、迷你高尔夫、温泉宾馆等，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 据《财经》杂志报道，这个合资公司很快就出现了猫腻。合资公司注册资金为2000万元，刘娟香港益业出资1400万占股70%，西安长开出600万占股30%，2年后，西安长开又将手里的股权全部转给了刘娟。 蹊跷的是，合资合同规定的土地只有15亩，但在股权转让合同里，土地却变为21亩。 转让合同显示，长开公司将用于合资项目建设及配套使用的21.701亩土地及已投入的46.848万元，共折合500万元转让给香港益业及大正科技（法人代表为刘娟的母亲张冀霞），后两者共支付650万元及普通型新桑塔纳小轿车一部，分三年付清。 当时，该地段的地价每亩已达上百万元，这块地价值上亿元。即便是“贱卖”股权的650万元，直至七年后该项目被拆迁，香港益业也未支付。 西安长开成了名副其实的冤大头。玩资本的刘娟则辗转腾挪，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刘娟以该项目的不同部分，分别向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中国银行西安市高新开发区支行、工商银行高新支行、雁塔区曲江信用社、西安商业银行城南支行与新城支行等银行抵押，共获得25笔共7983万元贷款。 再后来，刘娟又以该项目为基础，引入其他旅游企业，共同组成旅游概念股赴港上市。只不过这盘大棋，还没等到落子，就因种种原因而搁浅了。假如成功上市，刘娟的身价过百亿应该毫无悬念。2003年，与蔷薇园相连的大雁塔北广场改造，新时代广场拆迁，该项目整体获赔约1.1亿元。 卖房子确实挣钱，但刘娟并不满足于此，那时，陕北的煤老板们组团到西安买房，出手阔绰至极，看来做煤老板更有钱途。 此时，她知道了波罗井田。 虎口夺食 煤，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黑金”。 1996年前，陕北的农村开始“圈地运动”，村支书只要搞个采矿证，圈一块地就可以挖煤赚钱了。1996年后，国家修订了《矿产资源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也就是说，所有的矿产都属于国家，但国家可以有偿或无偿划拨审批的方式转让矿业权。能搞到矿业权的，绝非一般人或企业。 也是在这一年，刘娟的益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据《财经》杂志报道，公司成立迄今，相继完成200多亿元的投资项目的策划和实施，已实际完成投资60亿元。 目前，集团在内地拥有控股企业11家，分别为：陕西益业投资有限公司、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有限公司、北京中海海洋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安新时代置业有限公司、西安益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陕西华通置业有限公司、陕西大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陕西太兴置业有限公司、西安新时代物业管理公司、西安新时代国际俱乐部。 细致分析这些企业，主要涉及房地产开发以及配套物业的，而唯一与能源有关的企业，更像是为吞下“波罗井田”而量身定制的。 当时情形是，赵发琦已经把肥肉叼到嘴里了，结果却被省政府的“21次会议纪要”给卡住了。“21次会议纪要”是指2003年10月22日陕西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对省政府前几年已给予一些煤田探矿权的单位，一律视作代表政府实施地质勘查，探矿权人无权处置矿权，其探矿权是否转让，转让给谁，如何转让，一律由省政府根据基地建设总体规划和转化项目落实情况作出决策。一言以蔽之：煤田究竟给哪一家，省政府说了算。 轮到刘娟出手了。自打从香港归来之后，她就没少往省政府跑。在政府系统的人脉方面，赵发琦显然棋差一着。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21次会议纪要”也不是铁板一块，刘娟很快找到突破口，因为会议还明确“对在陕北已落实的MTO转化项目，由省政府统一配置相应的煤炭资源”。由此，MTO转化项目成为获得煤炭资源的敲门砖。 于是，刘娟曲线救国，拉来中国化学工程集团一起干，共同成立中化益业。“中化益业煤化工项目”正是中化益业拿到的敲门砖。作为配套资源，“中化益业煤化工项目”得到面积多达340平方公里的榆横矿区波罗矿井，潇洒地从赵发琦嘴里把肥肉给抢走了。 曲线救国、国企背书，闪电战般的运作，这一系列堪称完美的高难度动作，假如背后没有高人指点，贵人相助，恐怕连刘娟自己也不信。 变身“女版贾跃亭” 事实上，国有企业是暂时借来下蛋的鸡，中国化学工程在该公司的实际出资额为零，而其所持有的10%股份，经过一番运作之后，股权悉数落到了刘娟手里，至此，原本与国企共同申请的项目，已完全转为刘娟及其亲属的公司所有。 大型国企甘心向私企俯首，刘娟的“能量”惊人。 公开报道显示，2006年6月5日，“榆横240万吨甲醇MTO项目”动工仪式上，高官云集。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煤炭部原部长，省政协副主席等纷纷出席。领导讲话，台下鼓掌，气氛十分热烈。 46岁的刘娟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仅仅半年时间，她就顺利拿到了1000万吨煤矿的采矿权相关批文。正常情况下，即便是国有大型煤矿企业，办理这些手续至少需要3年。拿到批文后，中化益业市值超过千亿。 刘娟压根就没想开发煤炭，她最拿手的其实是资本运作。这可害苦了与之合作的施工方，一家叫山西焦煤西山建筑集团公司。矿道挖了一半，甲方却突然换人了。原来刘娟转手就把两个项目51%的股权，以2.49亿元卖给了延长石油。 一份筹建处资金支付情况的列表显示，自2011年5月起，这两个项目的所有工程合同全部都由延长石油付款。截至2013年2月底，延长石油通过筹建处共垫付各类建设款项约7962万元。刘娟拍拍屁股走人了，但1469万元的工程款至今未能支付。 一进一出，刘娟轻易就赚了2.49亿，还握有49%的股权。这财技真是杠杠的。 但赵发琦也不是一般人。吃了哑巴亏之后，他死死咬住刘娟不放。多年来，不停地上访，举报，为此他还一度失去自由。虽然举报的一堆官员，纷纷落马。但想把当初那块肥肉再抢回来，已经变得不太现实。 直到他遇到有如神助的崔永元，事情终于有了转机。这就有了如今崔永元炮轰最高院，引出昔日二审卷宗离奇丢失，旧案重提，公众再次聚焦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女商人。 现实版的“高小琴”？ 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高小琴出身于贫困的渔民家庭，年少时被汉中前省长之子赵瑞龙“挖掘”出来，渐渐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后来，高小琴出任京州市山水集团董事长，攀上汉东省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育良，成为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的情人，与其官商勾结，巧取豪夺，意欲夺取国企大风厂土地。 巧合的是，刘娟则似乎与姓赵的男子格外有缘，死对头名叫赵发琦，而老公名叫赵大新。此前，在老公赵大新的帮助下，她成了资本运作的高手，而她以港商的身份返回西安后，赵大新也从旁协助，虽没出什么大主意，但也出力不少。据熟悉两人的知情人透露，出身干部家庭的刘娟总压着出身教师家庭的赵大新一头，“刘娟锋芒毕露，而赵大新则绵里藏针”。 2000年，赵大新出任西安高新区雁塔科技产业园下属的西安新科集团总经理，后赴北京，调任中国唱片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书记，不久与刘娟离婚。 两人离婚之后，刘娟的事业如同坐上火箭一般，一飞冲天。政治地位也节节攀升，公开资料显示，刘娟2018年当选广西政协常委，同时她也是香港义工联盟常委副主席，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常委副会长。 在她强势崛起的背后，隐隐约约有另外一个赵姓男人的身影。在赵发琦所举报的官员名单中，可窥见一二。他实名举报了包括陕西省榆林市委书记胡志强、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王登记、陕西省地矿局原局长梁枫、副局长张宽民、西勘院原院长陈磊在内的多名地矿系统官员。还有更引人注目的陕西省省委原书记赵某某。 公开资料显示，被中央未点名批评，对整改秦岭敷衍了事的“时任省委书记”，为安徽马鞍山人。2001年6月，从安徽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11年后，担任陕西省省委书记。1月9日，央视《一抓到底正风纪——秦岭违建整治始末》播出，该“时任省委书记”再次成为焦点。 这位“秦岭龙脉别墅”和“千亿矿权大案”的双料主角。最近一次露脸，是2018年7月3日冒雨前往西安的香积寺，此时，他的身份已是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副主任委员。香积寺系佛教净土宗第一祖庭，流传“去过香积寺，平安又无事”。但昔日的政法王，背得动如此大的两个“热点”吗？ 在《人民的名义》里，作为祁同伟的“追随者”，高小琴在“胜天半子”的斗争中败得体无完肤。而现实中，港商刘娟有何背景，她到底是不是高小琴的原型，她未来的命运如何，一切仍是未知。（作者：一诺）
海外聚焦
日本90年代那场消费降级
【研究员】：
编者按：前几天，我参加一位二十多岁女孩的生日餐会。我们在市中心的时尚日本料理餐厅用完餐，打算搭计程车前往咖啡店吃生日蛋糕时，她有感而发地喃喃自语：‘哇，感觉好像泡沫时期一样……’为了吃生日蛋糕而特别换地点，而且还是搭计程车，对她来说应该是泡沫时期才有的行为吧！
【博览财经特稿】日本作家酒井顺子书里的这一段描述让我感到新鲜。酒井顺子是所谓的“泡沫世代”——她出生于1966年，这意味着当她大学毕业时，正赶上日本泡沫经济顶峰——那是在1988到1991年之间毕业、找工作易于反掌的“幸运儿”。而她的晚辈，生于日本经济泡沫破碎之后的平成年间的90后们，自出生以来就完全不知道景气好是什麽样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对那场泡沫的了解，几乎并不比身为中国人的我们多。
“生日时不是会收到一百朵玫瑰吗？每个男人都像石田纯一一样开 BMW ，不是吗？不是很充满希望吗？”平成女孩这样天真的想象。 事实证明贫穷可能真的会限制她的想象。 纯粹出于一种好奇，我从陈旧的新闻、书刊、影视剧、甚至日语论坛，收集着泡沫时代真实生活的片段，而它们拼凑起来是这样的： 当时的东京是一个镀金的城市，餐馆出售洒有金片的寿司，商场里售卖金箔包裹的巧克力——这样它们可以卖出原来的50倍的价格。在新宿，几乎每个行人都穿着名牌服装、名牌鞋子：上班族穿着约翰．罗布(John Lobb)的鞋子，家庭主妇戴着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的珠宝首饰，潮流青年追逐价格不菲的设计师品牌，山本耀司和川久保玲在这个时期找到了他们的崇拜者。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们——他们不管是谁，一毕业都可以被五家左右的公司录取；大公司为了争夺他们，一旦内定，便以“培训”为名，把他们关在豪华温泉酒店中，以免他们接受其他公司的工作。面试的路费自然是报销的，一旦录取还有现金奖励。如果是顶级学校毕业，公司就给安排高级公寓，配进口车，再送一整套阿玛尼行头。 进口的高档食品如鱼子酱前所未有的流行，为年终聚餐预定顶级的Tokujo肋骨是很自然的事。人们花大价钱喝高级洋酒：路易十三、麦卡伦威士忌……直到酩酊大醉——如果不识相地点朴实无华的清酒，会遭到服务员的怠慢。街边满是争抢着出租车的人们，无论车费多贵都要打的回郊区的住所去，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大钞来引起出租车的注意——因为司机会挑选乘客，他们青睐那些目的地更远或愿意支付高昂小费的客人。 东京湾北岸刚刚落成了东京迪士尼——那曾是作家新井一二三小时候全家每年一起去找蛤子的浅滩——现在这种淳朴的体验被争先恐赶赴的美式梦幻代替了。而成人们还有另一个只属于大人的迪斯尼乐园——六本木的迪斯科。 一个普通的白领，下班的娱乐是去泡吧蹦迪和洋酒，周末的活动不是打高尔夫就是滑雪——无论是一轮高尔夫比赛还是在银座的女主人酒吧度过一晚，都可以让人轻而易举地花掉上千美元。结婚动辄购买价值过万美元的婚纱礼服，蜜月则要飞到夏威夷或巴厘岛，一个婚礼花费数十万美元实属正常。 当时一位刚刚毕业进入的制药公司的普通销售员，每年招待客户的费用账户就超过15万美元。他把顾客带到各种花哨的餐厅、女主人俱乐部，然后再把他们连同礼仪小姐一起带去喝更多的饮料，唱更多的卡拉OK，蹦更多的迪，最后为每个人叫一辆出租车回家。即使他每周至少三次这样做，仍无法全部用完这笔公费。为此一些更“有进取心”的销售员会与礼仪小姐达成协议，这样他们可以获得20％至40％的娱乐费回扣，而这些回扣通常等于他们的工资。 那些叫 Mercury，Links或Leo的女主人，常常收到来自商人，股票经纪人和房地产大亨不假思索的大笔赠与。一位女主人在1990年的一个晚上，收到一位顾客递给她的14,000美元小费，对方说：“给自己一些新衣服。”“这令人难以置信——特别是考虑到我没有和他发生性关系。” 她说。 那几年，日元与股价、房价一同上涨。这使得无所作为简直是一种懒惰，于是每个人都变成了投资家、投机家。人们涌到国外去抢买名牌皮包、钻石，每个聚会都在异口同声谈着股票、外汇、房价、银行、利率。股票和地价越炒越热——直到东京地价足以买下美国全境。 金钱彷佛从天而降。 在自己人生中的夏天和日本这个国家的夏天完全重叠的那段时期，每天都过得如祭典一般。 电视里播放着收视火爆得令“周一晚上街上没有上班族”的《东京爱情故事》，令人感到心潮澎拜的，除了热情奔放的赤名莉香，大概还有那个正在繁荣的东京。 “泡沫经济时期在泡沫世代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这个印象实在太鲜明，再加上往后的时代又太过朴实，感觉一转眼就过去了。” 与48岁的酒井顺子须臾而过的青春一同消逝的，还有那个更有野心，同时又略显贪婪，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财富的日本。当泡沫破灭时，它将这个国家的生活榨干，剥夺了它的野心和快速进步的感觉。 今天的日本显然与那个时代完全不同。 2017年TBS的大阵容电视剧《四重奏》收视平平，在最后一集之前的平均收视也只有8.8%。而编剧正是那个在1991年仅23岁就凭借《东京爱情故事》，在电视圈内被视作天才一般的存在的坂元裕二。对于曾经以32.3%的数据站在收视率巅峰的坂元裕二来说，眼下的收视和他剧中的人物一样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惨淡。 如今他对泡沫经济时期的纯爱故事早就失去了兴趣，更愿意写写当代都市人的尴尬处境。他的主角们或笨拙，或顾此失彼，或爱而不得，或壮志不酬，大概这本就是人生寻常事。 奢侈品与大钻石不再被穿戴在新宿街头的行人们身上，而更多陈列在中古店铺中——它们越来越多乃至成为了这个国家标志性般的存在。大量在泡沫经济中从世界各地买入的钻石、奢品被人们重新放到二手市场中出售——安倍政府推出的日元贬值政策，加上长期经济紧缩和老龄化更加促使人们这样做。这批“泡沫钻石”储量之大，甚至使日本成为了钻石的重要出口国。据说“泡沫钻石”还有一个特点是往往克拉数很大，透明度高，因此格外受到外国人的欢迎。 如今这些中古店铺中的绝大多数都配有中文服务员。圣诞季，当我走进新宿街头一家知名中古连锁店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位来自中国某海淘平台的女主播，用自带的主播灯，在玻璃橱柜前进行一场海淘直播：“亲们，价格好哦，钻加起来至少有十分……一下省了700现在……能下手的尽量下手，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就不一定了……别急，手表还正在谈，这个月争取给亲们播一次……” 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喜欢亲自去日本购物，这些经验被写成帖子分享在小红书上。张雨绮在视频中微微一笑：“一克拉以下的钻戒，不值钱的。”——准确反映了中国消费者的购物态度：在御徒町站附近的中古店，据说现在大约一半的顾客是中国人，而他们主要购买1克拉以上的大颗粒钻石，在很多情况下购买量超过300万日元。 尽管日本电视上的广告一直在鼓吹“青少年的离境车”概念，但年轻一代的年收入并没有增加，更多的人选择购买二手车而不是新车。由于长期的通货紧缩，二手市场的规模在持续扩大。不止是车，还有服装、家具……年轻人甚至婚纱都喜欢买二手的。 “当与90后的日本年轻人谈起《东京爱情故事时》，他们的关注点完全不在那档子事儿（性）上，而是：’那里面人真是有钱啊，天天都出去喝酒哇’”——一个知乎回答者这样分享道。 “如果说几代人有什么区别的话，” 杏子酱在带我去看一座位于东京新宿的房产的路上说，她是日本一间主要面向中国人的地产公司的地产经纪人，“我感觉60岁的一代很多还是很富有的。他们往往在闹市区开着爵士酒吧，或者投资咖啡厅，讲究生活品味和品牌。我认识的一位这个年纪的太太，她对吉野家这样的餐厅嗤之以鼻。” 她带我看的房子在新宿中心位置，在日本房产泡沫破碎时，房价几乎腰斩，00年到达一个低点，此后，经过近20年的缓慢爬升，如今房价回到最高点的90%左右——这也大概代表了整个东京的情况。加上租金收入，对于在最高点的购房者，单纯从账面上说，勉强持平。这听起来挺糟糕，不过还是比炒股的那些人要好——日本的股市，至今距离最高点还有很远。 “压力最大的是40多岁的一代，他们往往要供养小孩。2、30岁的年轻人则不买车，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子，很多也没有正式工作。” 杏子酱自己就是90后，而她目前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织毛线——她专门报了学习织毛线的课程，这样她就可以亲手为自己的家人编织出围巾和毛衣，而不用去商店买了。 如果去了解一下这几代人的人生的重要节点与泡沫经济相交的轨迹，你会发现杏子酱的纯个人观察也很合理——泡沫经济的残酷之处，在于它给时间上相差无几的人们留下了完全不同的遗产： 泡沫世代（1961-1965年出生的人群） 他们是在日本泡沫经济顶峰时期，恰逢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们。他们找工作容易，轻轻松松就进入大企业，薪资优渥，生活中都闪烁着金光闪闪的光泽。虽然泡沫世代们后期也面临了激烈竞争以及被淘汰的风险，但是远比连进入公司的机会都没有的下一个世代要好了。可以说是夹在穷与萧条中间，唯一的繁荣世代。“绽放出不符时代的耀眼光芒的中年人身影”，应该就是泡沫世代的画像。 冰河期世代（1971-1975年出生人群） 他们是在经济泡沫破裂后，不幸刚好毕业的一代。迎接他们的是经济危机与紧缩的招聘市场。这一代人中的不幸成员至今只能靠兼职或打合同工——收入低，经济条件岌岌可危。时间越长，他们就越难以打破周期，改善生活，结婚或生孩子的可能性变得很小。而这代人中即使是拥有永久职位的那些，也面临难以晋升的困境。经常抱怨升职加薪的前景渺茫或者为养老金担忧的中年男子，是这一代的典型画像。 新冰河期世代（1989-1992年出生的人群） “平成最后的夏天”，让大家意识到出生于平成一年的平成初代，今年踏入30岁了，他们是“这辈子看电视新闻都没有看过好消息的”的一代：幼年时期目睹父母投资失败的恶果。房产不断贬值，房贷却分文未少，家庭生活质量直线下降。紧接着1995年阪神大地震重创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不景气。屋漏偏逢连阴雨，当毕业准备找工作的时候，又遭遇了2008年的雷曼危机与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众多公司经营惨淡，大幅缩减应届生招聘名额，导致了日本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新就职冰河期”（2010年～2013年）。“就职浪人”、“飞特族”，“啃老族”应运而生……他们中的一部分不愿意再出去找工作，沉浸于二次元世界，与社会脱节，成为社会问题。 “不去国外玩，也不开车，不滑雪，也不玩滑雪板，不喝酒，也不做爱，穿优衣库的衣服，在大学中应该也会乖乖上课吧！一点雄心壮志都没有！”——从来自老一辈的评语中，大概也能一睹平成世代的风采吧。 你会发现，当对某个重大政治经济事件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它就成为一把钥匙，能够打开那些你以往打不开的宝箱。 过去许多关于日本的片段连接起来：90年代爸爸跟我讲日本同事“抠门儿”，来中国出差的日本工程师送礼只送圆珠笔；鬼怒川上那些内部结构错综复杂的超大型温泉酒店、日益萧条的数个过时的主题公园、迷宫般找不到入口的地下商业街的废墟；在伊豆偏僻的乡下旅行，加油站小卖部看门的老头津津有味的看着电视中的高尔夫频道；宫崎骏早期与后期作品不同的情感基调；永远拿不到诺贝尔却永远卖座的村上春树小说……乃至原宿街头奇装异服的年轻人。 对于日本来说，泡沫经济是一把重要的钥匙：只有了解了日本的泡沫经济，才能真正理解日本。 甚至，理解中国。 每个读到日本泡沫经济这段历史的人，都从中看到了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让人感到既刺激又迷惑。刺激在于这看起来几乎像是一场国运的对调——从90年泡沫破掉的那一刻起；而迷惑在于，中国会成为下一个日本吗？ 桥水基金创始人Ray Dalio 在新书《债务危机》中的名言成为新时代的警世钟：“很多人认为过去发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的经济危机都是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而我只看到了同样一些事情一次次的重复上演。” 在25年前，经济泡沫刚刚破碎之时，一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日本被比作“MONUMENTS TO A BUBBLE THAT BURST”——一座破碎泡沫的纪念碑。 “正如古埃及，希腊和罗马留下了废墟，保存着昔日文明的光辉。日本的泡沫经济同样留下了‘废墟’：建造了一半的豪华建筑，废弃的高尔夫球场和破产的餐馆与酒吧……”文章以相当恢弘的语气写着。 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停留在了它最辉煌的时代——通常也是泡沫最大的时代——大型基建项目与地产的狂潮塑造了那些最具代表性的建筑。荷兰是17世纪的，英国是18世纪的，美国是上世纪20年代的，而日本是80年代的……那么中国会停留在21世纪的开端吗？ 我们以后是否会以同样的看待“经济泡沫的废墟”的眼光——去看待小红书上那一篇篇使人艳羡的帖子——从那些轻轻松松就晒出了大钻戒和爱马仕包的、在俯瞰海景的奢华酒店泳池旁精心拍摄的照片；那些教人如何在巴黎血拼、又或者挖掘星巴克的隐藏菜单的攻略中——来重温过去的辉煌岁月，那些金光灿灿乃至于矫揉造作的，有着无尽希望的日子？ 当我们回顾过去，一切都被下好了定义。但身处其中时，“泡沫”什么时候来了又走了，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节点。更多的普通人是在逐渐感受工作难找，项目难谈，工资与物价不升反降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泡沫经济的崩溃的。 与一些流传甚广的在泡沫时期进行激进投资的悲惨案例相比，许多日本民众对泡沫经济后生活的描述听起来并没有没有那么可怕：“泡沫时期每天下班是酒吧、夜总会，后来成了到小酒馆喝一杯回家；泡沫时期喝了酒直接打车回家，后来是家人开车到电车站接；泡沫时期的休息日是打高尔夫；后来是带孩子去公园、去不花钱的博物馆、科技馆。” 如今日本甚至看起来是一个比九十年代更宜居的地方 —— 不那么自我满足，更开放，更便宜。在某些方面，经济不景气与缺乏可能性反而给了一些人一种自由，有许多有趣的艺术与亚文化群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现在我们确实面临着与当时的日本非常相似的处境，在债务快到极限时又遭遇了贸易战，给非常脆弱的全球经济蒙上了浓重的阴影。日本的泡沫迅速的破掉了，但它的痛苦依旧扩散了20多年；中国的泡沫也许不会那么快破掉—— “很多人说恐怕二十年后的中国是现在的日本，每每看到这类标题，我都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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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4 09:0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