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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决策周刊20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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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8 09:12: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吴市场” 的90岁生日》:2019年是一个新的开端。过去的一年,人们感受到中国经济遇到的各种冲击:中美贸易摩擦、经济增长回落、股市下跌。他们会感到焦虑和担忧。旧路标已经消失,新秩序尚未出现。在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懵懂不知。虽然中国历史上从不缺惊涛骇浪、沧海桑田,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难再有像以后的30年这样令人激动人心的岁月了。我们已经进入一片没有航海图的水域,历史从来都是一位“魔术师”,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将挑战我们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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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市场” 的90岁生日
【研究员】:

2019年是一个新的开端。过去的一年,人们感受到中国经济遇到的各种冲击:中美贸易摩擦、经济增长回落、股市下跌。他们会感到焦虑和担忧。旧路标已经消失,新秩序尚未出现。在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懵懂不知。虽然中国历史上从不缺惊涛骇浪、沧海桑田,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难再有像以后的30年这样令人激动人心的岁月了。我们已经进入一片没有航海图的水域,历史从来都是一位“魔术师”,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将挑战我们的认知。


【博览财经特稿】回望改革开放40年的非凡历程,有一位经济学家在每一次转折关头“从不缺席”,他就是“老而弥坚”的吴敬琏。

1月24日,吴老90岁生日。作为市场经济的受益人,我们要向“吴市场”深情地说一句“生日快乐”。

我觉得吴敬琏在经济学家群体中有两点显得“很醒目”:

• 他能与时代同步,不断自我反思和超越;

• 年龄不仅没有成为他学术研究的限制,反而老而弥坚,日益散发出更为深邃的智慧之光。

吴敬琏的第一次反思

虽然哈耶克早在1944年就以无比强大的逻辑论证了“计划经济不可行”,但由于国内学术研究的封闭,吴敬琏一度是市场经济的“反对者”。

在20世纪60年代反右派运动中,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提出了“生产价格论”,堪称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然而当时的吴敬琏充当了孙冶方的批判者。吴敬琏、陈吉元和周叔莲合写了一篇批判文章《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

满足社会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惟一动机和直接目的。为劳动者的需要生产,而不是为利润生产,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

吴敬琏的第一次反思来自人生厄运的意外收获。

1968年到1972年期间,吴敬琏与“折骨为烛”的中国知识分子尊严的象征顾准在“五七干校”同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室”里朝夕相处。

顾准用他的思想一点点打破了吴敬琏头脑中“左”的枷锁,引领他走上思考“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一宏大历史命题的思想历程。1974年冬顾准临终前,对唯一守护在旁的吴敬琏郑重地说:

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为了抓住这样的机会,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思维。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后来,吴敬琏去看望刚刚出狱的孙冶方,并向其真诚地致歉。1984-1992年,吴敬琏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吴敬琏的第二次反思

53岁是很多人心中已经迫近退休的年龄,对吴敬琏而言这却是人生的重要开端:1983年1月到1984年7月通过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吴敬琏到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员。

有时候,一段偶然的经历,可能对人生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塑造了他的世界眼光一样,吴敬琏的这次“学术访问”带来了“化学反应”,颠覆了吴敬琏的经济学世界观。

来耶鲁之前,吴敬琏没有接受过任何西方经济学的正规训练。

在耶鲁,吴敬琏不但听不懂专业的学术研讨会,连研究生的基础课都听不懂。准备几句很短的发言,都要在之前读上几十个小时的教科书。

“知识饥渴”的吴敬琏硬着头皮,从本科生的基础课开始学起,开始了一段极其艰苦的求学生活。经济学家周叔莲说:

吴敬琏从耶鲁回来,头发都白了。

凭借自己超凡的努力和悟性,这一年半的学习,让他形成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看法。吴敬琏回忆说:

在耶鲁的这三个学期,使我能够对近百年国外经济学的成果进行一次集中的补课。

1984年,吴敬琏从耶鲁满载而归。半年后,他被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投身“顶层设计”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过去40年的重要经验,但并不意味着“盲目”。吴敬琏是最早参与“顶层设计”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顶层设计极为必要:

• 一种说法是,改革跟过去国内革命战争一样,要点是发挥地方和群众的创造性,叫做“草鞋无样,边打边像”。但问题是,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巨大、复杂且十分精巧的系统,不可能“边设计边施工”,必须要有一个框架性的设计,否则各个子系统之间无法互联对接和协同互动。

• 需要顶层设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各基层、各单位在设计的时候往往从自己的工作方便和本位的利益方面去考虑,如果分头设计,最终很难形成一个能够良性互动的体系。

• 有一种疑虑,是担心这种从上到下的改革设计,是否会抑制从下到上的创新。我想这种疑问应当引起充分注意。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这两件事应当结合起来进行。中央直接掌握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必须充分倾听民众的改革诉求和改革创意。

1986-1987年吴敬琏出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这不仅给了吴敬琏直接操刀顶层设计的机会,更有趣的是,吴敬琏组建了一个“全明星”研究团队: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和郭树清。这些此后在改革开放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官员,与吴敬琏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80年代末,由吴敬琏主持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改革》的课题(358课题),使课题组得了一个“协调推进派”的别称。2010年,以吴敬琏、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周小川、李剑阁等为代表的“整体改革理论”荣获“ 2010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整体改革理论”认为在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突出矛盾和风险,与改革不系统、不配套有关。出路在于推进配套改革,在搞活企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实现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转换等方面相互协调,成为与“企业改革主线论”主张不同的学派。“整体改革论”的意见被“七五”计划建议所吸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

30年后的2018年,“去杠杆”推进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阻力和风险,再次印证了协调推进“整体改革”的必要性。

“第一次与领导较真”

“爱较真”是吴敬琏性格的突出特点,也是他能在长期的实践检验中“屹立不倒”的法宝。

1984年,中国经济出现了社会需求过旺、工业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物价涨幅过高、经济秩序混乱的苗头(“四过一乱”),价格双轨制和“官倒”现象严重。

舆论的批评,促使中央高层下决心对价格进行改革,也被称为“价格闯关”。

1988年5月25日至27日,中央主要领导人召集10多个部委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与会者中有两位经济学家,一位是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刘国光,一位是时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的吴敬琏。会上,各部委领导都同意立即进行“物价闯关”。刘国光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立即进行价格改革,势必引发全面的抢购风潮。主要领导说:

▲吴敬琏与刘国光

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要求先治理环境,再放开价格。韩国就是先通货膨胀,后治理,打“时间差”,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经验。

吴敬琏也认为领导讲的不对。于是,两位学者与领导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脸红脖子粗,10 多位部长在一旁面面相觑。

最终,领导人坚持他的观点,认为通胀根本不可能发生,即便发生了,也不可怕。结果,“价格闯关”的决策就这样敲定了。8 月 19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一经发表,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现象。抢购和混乱局面,迫使中央 8 月 27 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

“物价闯关”改革失败。事后看,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一个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

“吴市场”一战成名

价格闯关失败后,不仅冲击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更对改革带来了巨大冲击:意识形态的争论变得非常的敏感,那些针对改革政策和私营经济的质疑从四面八方射来。

在这场十分凶险的“历史漩涡”中,性情温和的吴敬琏意外走红。

1988年初,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名,中央让马洪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员讨论,任务落到吴敬琏身上。吴敬琏和他的同事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几点意见》,认为:

“商品经济”是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形式,而“市场经济”则是同“命令经济”或“统制经济”相对立的概念,而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正是用前者替代后者,因此,可以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1988年7月15日《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为题,发表了吴敬琏和胡季的那篇报告。这是中央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

然而,随着物价闯关的失利,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再次成为“政治正确”。

1989年11月7日,吴敬琏陪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孙尚清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展开了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

邓力群就看到他说,“吴敬琏,我们好久不见了。”

吴答,“是有一个五年计划了吧”。

邓说,“不对,有两个五年计划了。”也就是说,两人有十年没有谋面了。

第一个发言的是财政部财科所的原所长许毅,他原是华东税务管理局的办公厅主任。他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中心意思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计划取向的,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和诸侯经济等等这么多的问题。

接着就是吴敬琏发言。他同意许毅提出的现象,但是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却大相径庭。吴敬琏认为:

• 主要的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发展战略上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改革的问题则是不明确到底要把原来体制下的哪些东西改掉,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改革的具体道路不清楚。

• 对于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不能同意。双重体制下的经济既是货币经济,又有行政管制,权力有价,于是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这才是目前腐败蔓延的原因。

• 股份公司只是一种管理形式,它可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

他的发言至此,许毅打断他说:这一点我和你绝对对立。

就在吴敬琏与许毅论战的同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针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万家。

1990年夏天吴敬琏去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途经刚刚合并的联邦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北京的路上,他的心情越走越悲观,国内及国际局势的变幻让他更为深入地思考中国的出路。

1990年7月5日,江泽民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袁木、许毅、吴敬琏等。

与去年一样,许毅还是打头炮,坚持反对市场化取向的主张。吴敬琏反击:

你说的那些现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

袁木接着吴敬琏的话头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吴敬琏提醒他,陈云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也讲了“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个词不能用?袁木又说,正式文件里没有这个提法,既然正式文件里没有就不能用。吴敬琏说,大家都看了邓小平讲话的录像,既然他都认为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就大逆不道了?其间,又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的话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是中央已经定了,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还是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

由于争论太过激烈,八十六岁高龄的薛暮桥情绪十分激动,一度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会后,他给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因年事已高,思维不如过去敏捷,临时边想边说,中间又插话频繁,该说的没有说清楚,不需要说的却说了不少,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对此内心很不平静”,于是又把自己的观点详尽地讲述了一遍,认为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地进行市场化改革。

▲薛暮桥、马洪、李克穆、吴敬琏

勤政殿座谈会开后的四个月,1990年11月3日《北京日报》刊发文章,标题是《中国的改革决不是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其核心观点直奔吴敬琏而去。

1990年底,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来电话,“你知道最近外面给你起了一个什么绰号吗?”

吴敬琏茫然地说:“不知道”。

乌说:“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有计划’(指有林),一个是‘吴市场’,还有一个是‘杨承包’(指杨培新)。”

从这时起,“吴市场”这个绰号不胫而走。日后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

‘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是很厉害的贬意:‘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1991年冬天,江泽民主持召开了由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参加的11次座谈会,以吴敬琏为首的几位经济学家捍卫了改革的市场方向。1992年春,借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风,吴敬琏向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被正式采纳。同年10月,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郭树清评价说:

在我们这个需要理想主义、需要有人负责的时代,吴敬琏无疑是这个方面的道德楷模,但他的缺点是没有太多的幽默感,不能开玩笑,一开玩笑他就急了。

朱镕基的伯乐、已故经济学家马洪在吴敬琏70岁生日的贺辞中说:

吴敬琏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与朱镕基结缘

吴敬琏长期关注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多次赴温州调研。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第一次感受外部风暴的冲击。

1998年,吴敬琏来温州调研后,写了封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大胆提出应当搞活民营中小企业。朱总理加了表示肯定的按语,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学习温州。

“爱较真”的吴敬琏与“敢说敢做”的朱镕基可谓“诤友”,他如此评价朱镕基:

朱镕基有两个优点:一是他认为对的事一定坚持到底,不对的也会立即改正;二是与人争论绝不记仇。

1991年,35岁的陈光走马上任山东诸城市市长。陈对诸城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摸底以后大为震惊:市属150家企业中,有103家企业明亏或者暗亏,全市市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达80%以上。经过调研,陈光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他决定“应该在产权制度上动点真格的”。从1992年4月到1994年7月,诸城市全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有272家实现产权改革;其中,90%以上的企业是将企业净资产卖给了内部职工。

1995年,陈光在诸城推行的产权改革被媒体报道,被冠以“陈卖光”的别称。外界对诸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质疑,主要是指摘其搞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陈卖光”,当时几乎是个骂名。

1996年3月20日,朱镕基、吴敬琏等由国务院9个部委21人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再次来到诸城。他们选择了五家企业进行详细考察。3月24日上午,在中央联合调查组与山东省、地、市、局四级干部开会交流时,朱镕基在会上做了个简短总结:采用多种方式搞活小企业,完全同意。

“吴市场”的第三次反思

90年代,中国逐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框架。

然而,永不停歇的“吴市场”再次开启了自我反思。2003年吴敬琏说:

在改革初期有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改变了这种天真的想法。现在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使得腐败几乎不能遏制。我当时自己也觉得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好的道路,但是有一点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注意到,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

吴敬琏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2007年吴敬琏出版《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他已经进化到“2.0 版本的吴市场”。

与“老同学厉以宁”等人激辩股市

同时生于1930年的吴敬琏和厉以宁都是江苏人,在南京金陵中学读高中时,二人都是刻苦用功的“小眼镜”、聪明绝顶的好学生;在金陵中学的校史馆中,吴与厉的照片同悬于一室。高中毕业后,“厉同学”与“吴同学”各奔南北。

同学情缘,并无影响吴敬琏的“爱较真”。

2001年吴敬琏在央视节目中痛陈“股市连规范的赌场还不如”,一语激起千层浪。随即经济学界5位大拿厉以宁、萧灼基、董辅礽、吴晓求、韩志国召开发布会批评吴敬琏,强调:

我国的证券市场像一个新生婴儿,不能用猛药来治理……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

“爱较真”的吴敬琏毫不退让,甚至出了一本书《十年纷纭话股市》来系统回应。当时很多投资者股市亏了钱,怪罪吴敬琏,甚至把他家里的窗户玻璃都砸坏了。但时间是最好的裁判,时至今日,吴敬琏以“敢说真话”而赢得了广泛尊重。

“高质量发展”最早的理论推动者

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吴敬琏很早就意识到经济转型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21世纪初,苏南模式红极一时。吴敬琏组织人员去调研(笔者也参与了这一过程),并在2006年出版《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提出了清醒的预见。刘鹤对该书给予了很高评价。

谏言改革

2012年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进入了新一轮政治周期。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好评如潮。

细心的人们经过对比会发现,这一《决定》吸收了吴敬琏的许多改革设想和建议。不过,吴敬琏从无一字谈及个人的建言之功,而是呼吁人们正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会遇到的阻力和困难。

2013年1月吴敬琏、马国川出版《重启改革议程》,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思想支撑。吴敬琏在书中忧虑地指出: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还只是走在半途。它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是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现行体制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的要求还很远,即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也呈现出一种缺乏规则和权力多方干预的“原始”状态。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 严峻的现实表明,只有尽快重启改革议程,实质性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才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2018年,“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常怀千岁忧”的吴敬琏又推出“潜心三年”的力作《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吴老写道:

• 要解决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其出路在于坚持和深化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全面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而不能诉诸于更多的国家干预。

• 尽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写入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但市场经济取向与回归统制经济模式之争并不会就此消失,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

  吴老,生日快乐!(来源:刘胜军微财经plus,原创:刘胜军)




国际战略




崔天凯大使:中美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样的国家
【研究员】:

中国人民有权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一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无论其他人高兴与否,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将继续为实现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同时,中国发展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恰恰相反,中国发展将为全球经济增长、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同时,我认为中美两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样的国家。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1月26日消息,1月18日,崔天凯大使在亚特兰大卡特中心出席中美建交40周年国际研讨会期间,接受中美聚焦网主持人周柳建成(James Chau)的采访,就中美关系、中国发展等广泛议题发表看法。

主持人提问称,中美两国在一些方面差异很大,比如语言、文化、历史、治理体系等等。您是否认为,将来有那么一天美国会说,“现在第二大经济体同我们的差距已经不大了,我们可以腾挪出一些空间,让两国共同领导世界。”您认为这是否可能?

崔天凯表示,中国人民有权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一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无论其他人高兴与否,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将继续为实现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同时,中国发展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恰恰相反,中国发展将为全球经济增长、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举例说,从2019年开始,中国将成为联合国会费和维和费用第二大出资国,虽然美国仍是最大出资国,但中国的出资额还在增加,我们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同时,我认为中美两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样的国家。为什么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要一样?那样的世界将极其乏味无趣。我们要尊重并充分利用世界多样性。中国文化独特、历史悠久,语言也与众不同,正因如此才对众多美国人有吸引力。当然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美国也很令人向往。这样才能推动两国人民加深相互了解,并因此带动两国建立更强劲的友好关系,对所有人都有利。

采访实录中译文如下:

记者: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做出的重大决定,改变了整个世界,融合了全球10多亿人的利益。40年后的今天,您认为两国和两国人民是否实现了当初设想的成就?

崔大使:答案很清楚,是的。世界和中美两国都在向着好的一面变化,都从中美建交40年中获益良多。回顾历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期间,亚洲发生过两场热战,但从中美两国重新向对方打开大门,基辛格博士和尼克松总统相继访华,特别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亚太地区总体保持了和平稳定。虽然现在该地区仍存在一些热点问题,如朝鲜半岛核问题等,但都得到了有效管控,我们也正携手努力继续加以妥善处理。从经济层面看,现在的亚太地区与40年前相比也已大不相同,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坦率讲,中美两国都为此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感谢包括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先生在内的老一辈领导人,他们以非凡的勇气和远见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

记者:1979年过了元旦几周后,邓小平先生访美。他站在白宫南草坪上说:天下还不太平,和平依然面临威胁,引发战争的因素也在显著增加。但1979年以后没有发生过世界大战,没有一名美国士兵死于东亚战场。您是否认为中美关系对和平作出直接贡献。

崔大使:当然是的,特别是在亚太地区。40年前很难想象亚太地区能实现整体和平与稳定,如今却已是现实。但有时人们轻易地忘记了和平的来之不易,视此为理所当然。

记者:当年邓小平访美时,参访了约翰逊航天中心,体验了登月车和航天模拟器。那时中国大多数人还生活在贫困中。而不久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探索月球背面的国家。随着技术进步,随着创新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部分,您认为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将科技创新造福于人类?

崔大使:造福人类是中国发展科技的目的所在。我们的目标是为中国人民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同时也愿为整个人类的进步包括在科技领域的进步做出更多贡献。事实上在科技领域,美国仍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国家,中国还需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学习。我们想要的不是取代其他国家,而是通过合作更多造福人类。

记者:但很多人非常关注这些创新,他们看到月球背面的照片,就认为这是一种威胁,的确很多人如此。他们会说,这种科技正被中国用于做强自身,而非让人民获益。您生于中国、代表中国,您认为如何才能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而非有些人印象中的中国?

崔大使:14亿中国人民,包括中国科学家们在内,正在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不懈努力。中国没有人打算入侵其他国家,或在别国搞所谓政权更迭、将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中国没有这样的计划,不会有人做这样的事。

记者:所以,他们是否出于内心恐惧而预设中国可能正在策划做这些事?

崔大使:回顾半个世纪以来或二战结束后的历史,会清楚地看到其中大部分时期,哪些国家侵略了别国,哪些国家满世界搞政权更迭,哪些国家全心全意谋和平、求发展。我认为事实是非常清楚的。

记者:对世界来说,1978年底至1979年初这段时间具有里程碑意义,尽管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1979年1月1日,两个伟大国家决定成为真正的朋友,面向未来携手合作。在此几周前,邓小平先生在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深刻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近期,您曾表示中美建交和改革开放这两大进程紧密关联,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同时意味着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包括外交政策的变化。中国是否有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的经验?

崔大使: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复出,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开始了历史性的改革进程。中国重新评估国际形势,得出世界大战在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的结论。因此,中国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推进现代化建设。这就是我们实施改革开放的初衷。我们知道这一目标无法在孤立中实现,中国必须要同周边国家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大国建立更强劲、紧密的关系。

再看看邓小平先生那几个月的外交日程,他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启动前夕,访问了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同时,中美建交谈判也在进行。中美建交公报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两天前发表的。此后不久,也就是1979年1月下旬,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访问,时间之长超乎寻常。这次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具有历史意义。

如果中国有所谓“大战略”,那么这一“大战略”就是开启现代化进程,聚精会神搞经济建设,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并同美国等国家发展新的关系。

记者:您提到邓小平先生九天访美之行。今天上午我见到卡特总统,他说当年向邓发出访美邀请后,24小时之内就得到了肯定答复。我认为他想说的是,这表明当时邓果断作出决定访问美国。我知道您还记得,邓小平先生访问了约翰逊航天中心和白宫,在得克萨斯州戴上了牛仔帽。他的访问引发巨大关注,因为他是美国人在本国见到的第一位中国领导人。您当时在上海还是个普通人,您怎么看邓小平访美之行对当时中国年轻人的影响?

崔大使:影响很大。其中一点,就是为当时的中国年轻人提供了新机遇,包括有机会赴美学习、工作等。每次我见到卡特总统,他都会给我们讲述那段故事,他当年半夜接到正在访问北京的科学顾问打来的电话,得知邓小平想派中国学生来美留学,卡当即表示非常欢迎。这是老一辈领导人当时做出的决定之一,我个人也从中受益,使我数年之后有机会来到美国攻读研究生。如果没有邓小平访美,如果没有他与卡特总统共同决定为中美留学生打开大门,我当时不会有机会来美学习。

记者:您的职业生涯起步很好,曾就职于联合国,代表中国同国际社会打交道。请问全球化对您意味着什么?

崔大使:我认为,全球化已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当今世界,由于科技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无论身在美国、中国还是非洲,都能随时交流。信息流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频密和强劲。人员、货物、服务流通等等,几乎一切要素都在全球化,这主要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并归功于科技进步和发展。我们无法扭转全球化的趋势,但同时也要认真研究如何实现全球化红利的公平分享,如何推动包容、开放和互惠的全球化进程。我认为这才是国际社会过去几年真正面临的挑战。

记者:小额信贷的先驱——默罕默德•尤努斯谈到,中国发展借鉴了传统大国成功的一面,但不想重复他们失败的一面,即贫富差距巨大导致的社会不公。这些问题解决之道何在,中方有何见解?我之所以向中方提问,是因为中国找到了有效脱贫的办法。既然中国能使数亿人脱贫,那同样的方法在别的地方也能奏效。在我们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时,中国有什么办法解决由贫穷、失业、失学等问题引发的不公平、不公正问题?怎么解决社会差距问题?

崔大使:我认为,确保人民能获得机会至关重要。贫穷人家的孩子如果能接受良好教育,就能改变人生从而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当然对于那些弱势群体,比如残疾人和老年人,我们特别是政府的责任是照顾好他们,要采取措施妥为顾及他们的需求,这样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红利才能得到更公平地分享。

记者:您提到技术进步及人类社会对技术的依赖,还有技术如何推动了新型全球化。您还谈到邓小平先生提出要实事求是。那么,技术快速发展,“假新闻”层出不穷,信息迅速传播且难以得到有效管控,这些是否令真相变得复杂难辨?

崔大使:是的。在信息化时代,要学会负责任地行事,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接收和发送信息并以此影响他人。社会上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假新闻”,让人难辨真伪。对此,政府、相关机构及整个社会要制定出规则、或称之为“行为准则”,对信息化时代人们的行为方式作出规范,促其负责任地行事。

记者:以体面和令人尊重的方式行事。我想回到中美关系的话题,刚才我们谈到了中美关系,然后就切换到了全球议题。卡特总统曾称赞中美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与繁荣,同时也认为两国关系到了危险境地,如果任由误解误判延续,两国可能会走向“新冷战”。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崔大使:我想,确有一些人有意在中美之间挑动“新冷战”,我们对此要保持警惕。同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显然也非常广泛。如果我们能真正聚焦两国间巨大的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怎么作选择就非常清楚了,那就是要合作而不是搞“新冷战”。

记者:去年中美关系一项重要议题是“贸易战”。我不想只谈“贸易战”本身,因为这只是一个片段,我更想探讨背后反映出来的思维。您是否认为“贸易战”会永久改变40年发展起来的中美关系?中国是否会寻求其他合作伙伴或扩大现有的伙伴关系群?

崔大使:中美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打“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并殃及世界。“贸易战”的影响已经在两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有所显现,这就是为什么各界对中美贸易摩擦持续而无解决方案存在普遍担忧。我们需要加快工作节奏,尽快通过磋商找到务实、有效和互利的解决方案。当然,解决了现有的问题,新的问题还会出现,但我们始终本着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精神处理相关问题。

记者:您是一位资深的高级外交官,非常有见地,也有创造性,您走遍世界,接触到各种不同观点。您希望美国人能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哪些方面?

崔大使:我希望美国人民能更好地了解真实的中国,而不是某些美国媒体报道中、或一些所谓战略家笔下的中国,那不是真实的中国。老实说,一些人试图“妖魔化”中国,他们描绘的和强加给美国人民的“中国形象”不符合实际。我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要加深两国间的相互理解。

记者:如果有人想认识中国,认真了解中国的发展历程,您建议他们如何做?首先做什么?

崔大使:有许多好书可以读。如果他们对历史感兴趣,可以先读读中国历史,肯定会有助益。当然,如果他们能亲身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效果会更好。我始终相信“眼见为实”,想要了解中国,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亲自去中国,看看中国人每天在做什么、有何愿望,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什么?这并不难,只需观察在中国发生的事,与中国人交谈,听听他们说什么,看看正在发生的“中国故事”,相信很多误解就会消失。

记者:中美两国在一些方面差异很大,比如语言、文化、历史、治理体系等等。您是否认为,将来有那么一天美国会说,“现在第二大经济体同我们的差距已经不大了,我们可以腾挪出一些空间,让两国共同领导世界。”您认为这是否可能?

崔大使:中国人民有权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一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无论其他人高兴与否,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将继续为实现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同时,中国发展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恰恰相反,中国发展将为全球经济增长、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举例说,从2019年开始,中国将成为联合国会费和维和费用第二大出资国,虽然美国仍是最大出资国,但中国的出资额还在增加,我们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同时,我认为中美两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样的国家。为什么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要一样?那样的世界将极其乏味无趣。我们要尊重并充分利用世界多样性。中国文化独特、历史悠久,语言也与众不同,正因如此才对众多美国人有吸引力。当然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美国也很令人向往。这样才能推动两国人民加深相互了解,并因此带动两国建立更强劲的友好关系,对所有人都有利。

记者:在结束我们的对话前,我想把话题拉回到中美关系的两位“设计师”上。您曾多次讲人们不应忽视中美建交的“初心”,中美建交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中美关系发展在相当程度上确实也直接促成了世界和平。谷歌上能搜索到邓小平先生和卡特总统握手、拥抱等相关照片。昨天您也听到卡特总统说“中美关系及两国人民应在相互尊重甚至“友爱”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新的伙伴关系。这有可能吗?

崔大使:绝大多数时候,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中美关系也是如此。当然,如果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民能彼此友爱,那非常好,但我们不能指望所有人都会这样做。对于中美这两个伟大国家来说,双方要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并将双边关系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

记者:崔天凯大使,非常感谢!

  崔大使:谢谢!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来源:观察者网综合自中美聚焦网,责编:于杨)





如何让西方接受“中国2025”
【研究员】:

西方对“中国制造2025”的担忧是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担忧。但中国经济发展并未偏离既定的市场化道路。


【博览财经特稿】“二战”后经济全球化进程显著加速,跨国公司的出现、发展,并在世界经济中确立主导地位,标志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状态正式达成;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上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迅速使得金融也达到了一体化状态。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国际经济竞争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商品竞争让位于资本竞争,金融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新领域,并决定着商品竞争,即贸易竞争的成败。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国际经济竞争的新格局态势就已确立,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这一新竞争格局完整的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商品的竞争不再是重点,金融稳定取代海外市场开拓,成了各国反危机政策的重心。

在新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下,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并没有增加各国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相反增加了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环境的复杂性。表面上看,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各国不再以传统的贬值为竞争手段,但各国却各依各自国情,不遗余力提高各自金融的竞争力,力图吸引各国资本流入,如美国的QE,欧洲的财政纪律协调等。

在新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下,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的竞争优势地位,对全球市场的金融自由化提出了要求,但对自身的技术转移和高端装备出口却设置了很多限制条件,以维护自己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产业链中的地位和领先优势。在上世纪的50-70年代,即“二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早期发展阶段,以干预经济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经济政策上占据了主流;伴随干预主义政策负面效果的积累,上世纪80年代后,供给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逐渐占据上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和国际经济重心转向金融,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越来越在西方深入人心,国家对经济的日常干预,被认为是有违公平竞争,并带来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重要根源。由先发优势带来的优越感,使得西方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热衷于将自身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推广于人,认为自由经济思想不仅发展模式正确,并且在道义上也是唯一正确选择。

西方对《中国制造2025》的忧虑

流行的一种市场观点认为,中国的产业升级规划《中国制造2025》,展示了中国在制造业领域挑战西方领先地位的决心和目的,使得美国感到忧虑并展开了贸易反击,并预言将有进一步在金融领域的更强烈反击!实际上,中国的发展是有利于世界经济的,中国对经济发展的远景憧憬,根本不会导致海外的负面强烈反应,美国处心积虑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原先两国间差异化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经济竞争加剧的必然结果。竞争加剧加上经济思想的差异,导致了海外对中国产业升级规划的忧虑

从时间上看,“中国制造2025”的概念,在2014年12月就出现,相关规划在2015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提及,2015年5月正式公布发展规划。规划公布初期,西方并无强烈反应,实际上,公布经济规划和产业发展设想,是世界各国的惯例和普遍行为。

然而,彼时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却疑虑重重。2008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属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本成形,并逐渐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让中国对自身选择道路和经济发展模式更加自信——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至少在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前,政府主导模式在赶超经济发展阶段都是有效和必须坚定维护的。

基于自身国情以及改革起点,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显然不同于西方当前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西方市场经济经过数百年演化,其发展模式也是几经变迁,当前流行于英美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实际上也只是上世纪末才逐渐回归主流意识形态的。

2008年后,处于应对危机冲击的需要,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由于中国在调控上先天具有执行力强的优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领先的干预力度,使得美国错误认为中国正在走上国家干预经济的发展道路和运行模式。从经济管理模式看,中国选择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显然比凯恩斯主义有着更为普遍的政府干预。因此,在经济思想连续图谱上,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中国模式的分布间隔,要远比同属西方经济思想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遥远,因而也存在着更大的冲突。按照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从低到高的经济思想分布为自由主义、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中国政府主导模式,中美正处在这个经济发展模式的两端。

中美经济思想差异和国际竞争加剧局面,使得海外审视《中国制造2025》时,对其中的政府作用,尤为关注。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国家计划、产业规划是可以有的,但政府不可界入对经济过程的调节(认为政府界入将导致竞争不公和权力集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西方主要是金融体系出了问题,金融的信用扩张能力受到破坏,因而对政府对经济运作得直接干预相对较少,如美国的货币乘数速降到不及危机前的1/3,因此西方的应对之道是QE;另一方面,西方在全面深入反思危机成因中,愈加坚信自由经济思想的正确性。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作用的加深和显著成效,亦加深了海外对中国经济全球扩张的忧虑,并深感中国发展模式对其发展模式、主流思想甚至价值观的挑战;“中国制造2025”,就被解读成了国家干预经济运作、创造国际经济竞争不公的国家发展规划。

如何让西方接受“中国2025

可见,西方对“中国制造2025”的担忧,本质上在于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改革开放未来方向的担忧。西方基于他们自身的冲突发展观,如修昔底德陷阱、金德伯格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理论,认为中国将强化集权与控制,以谋求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将中国反危机期间政府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行为,理解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常态化倾向。

中国政府领导人不止一次指出,中国将继续改革已推进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并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实际上表明中外经济思想有着靠拢的趋势,表明中国愿意解决发展认识分歧的态度。

让西方接受“中国制造2025”,首先要让西方明白,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方向不会变,中国绝不会再走回头路,搞集权式的集中管理经济发展模式。西方也应该明白,中国崛起不可避免,中国转型升级必然引起国际分工和产业分布的格局变化,不是中国进入引起的竞争增加,就对全球经济和技术进步没有推动作用。

其次,中国要让西方明白,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不会谋求非公平竞争优势,中国不会寻求非效率竞争的形式,实现产业升级。对于国家扶助产业发展的作用,西方世界对此也是抱高度认同态度,实际上也一直未有停歇,西方思想界对此早已发展出了各种包含政府作用在内的诸多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如波特菱形理论等。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自身内部要更加坚定地推行市场经济发展,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条件,尤其是要推进产权的进一步明晰化和法律落实,在全社会加快确权工作的推进。

  从实际情况看,中国经济发展并没有偏离既定的经济市场化道路:中共18届3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共19大进一步提出要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世界终会明白,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升级,将极大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对全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胡月晓,来源:FT中文网)




形势分析




官方智囊:两位经济学家把2019年政策讲清楚了
【研究员】:

总理专家学者企业界座谈会一季度一次,但新年开场这一次尤为重要,总结刚过去一年的中国经济,定调新一年宏观政策基调,同时又为春节后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预热,其沟通市场和预期引导的地位尤为关键。


  【博览财经特稿】春节前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一、承前启后;

二、对于过年情绪的维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对年后政策趋势也是一次“吹风会”。

要欢欢喜喜过大年了,得稳住局面。

总理专家学者企业界座谈会一季度一次,但新年开场这一次尤为重要,总结刚过去一年的中国经济,定调新一年宏观政策基调,同时又为春节后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预热,其沟通市场和预期引导的地位尤为关键。

笔者观察到,本次参加座谈会的有两大经济学家的观点值得关注:一个是体制内的权威智囊余永定;一个是外资大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陶冬。

我们接下来挑重点进行解读。

没有增长,所有问题都会找来

保持经济必要的增长速度,是余永定一直以来的观点,无论是新华社随后发布的座谈会通稿还是在各种场合的发言都是他一如既往的坚持。

余永定在发言中表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中国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因此他呼吁宏观政策取向上,中国需财政、货币双扩张,同时,汇率、房价不应束缚央行。”

这个观点前半部分关于增长没有什么稀奇的,关键是后半句2019年落实经济增长,要采取什么政策取向有了新的表述。

关于余永定讲到,财政、货币要双扩张。财政的扩张已经落地了,就是减税降费,而货币的扩张降准也已经落地,笔者预判2019年大概率降息也会跟进,而且目前首套房房贷利率已经率先下降了。

汇率、和房价不应该束缚央行是什么意思呢?央行不应该被汇率、房价的涨跌束缚手脚,央行更应该关注的是为保增长提供充足流动性。笔者认为,这里面可能又牵扯到一对房价与货币宽松既要又要的矛盾。既要宽松,又要踩住房价,鱼和熊掌最后大概率不可兼得。

我们复盘过去的一年。

2018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17年的7.5%降至5.4%,基建投资的下滑是主因,基建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高达27%。2018年的前三季度,基建投资增速只有3.3%,2017年同期则高达19.8%。

这也是为什么进入四季度之后,对于房地产的明牌打压突然少了许多,基建专项债更是火箭般的大规模提前推出。因为经济不好,大家都开始骂街了,政策上就不能在雪上加霜了。

总之,任重道远。

主要矛盾,遏制经济下行

从年初到现在,从中央到学界已经有了全面的共识,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是遏制经济下行。官方说:不允许有断崖式的下跌;学界说:经济自2008年到现在不容易,这次是一次残酷的二次探底阶段。

从现实上看,贸易战阴霾未散,叠加产业成本上升双重挤压,出口未来还有下探的空间;投资力度来看,受制于赤字红线3%的束缚,没有房地产全力帮忙,能不能靠得住还存疑虑;消费怎么样?笔者不敢说了。

物价指数CPI和采购经理指数PPI作为经济下行的先行指标已经开始朝着通缩奔跑了。基于此,笔者预计3月份之后将是救市政策密集发布期,一季度数据会很差,到时候吃饭才是最要紧的,什么房价、放水的争吵都要靠边站了。

二季度大概率是政策出台后的观察期,不行的话,政策箱里的牌还会接连不断的补位,总之一句话,托住才是最关键的。

但市场规律的主线是不变的,逆周期调节只是做到稳住不一下子砸锅。

房价的周期逻辑依然存在

余永定和陶冬在谈论房地产周期时,有类似的观点。就是房地产本身的几年一个周期的逻辑依然还在,除非人们都不愿往大城市挤了,以及城市每年没有大量的净资本流入了,否则一切还是照旧。

这也是笔者一直以来的观点,一二线城市的刚需,没什么犹豫的,甚至是基本面不是很差的三线城市也是可以选择的。

涨不涨价暂且不提,“接水”的盆应该先拿着吧。

这里面我们从放水循环的逻辑再来分析一下货币、实业和房地产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有两个循环:

1. 货币——房地产

2. 货币——实业——房地产

第一种,是房地产脱离实业的自循环,其实就是个货币的数字游戏,低利率,高杆杠是支撑游戏玩下去的两大要素,不是长久之计。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实业不争气,没有利润的时候就像2015年的情况。

第二种,经济处于休养生息阶段的情况,需要孵化培育国家的长期现金流,采取的政策也就是对于房地产央行采取货币紧缩的政策,对于实业采取定向宽松的政策,期待实业这个现金奶牛在世界站稳脚跟,扩大企业和居民部门的收入项,降杠杆,最终的结果是财富增加了作为最优财富存储形式的房地产依然是承接地。

这两种放水循环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

房价的周期性是政策周期往复的经济表象,作为社会财富存储形式才是房地产内在的根本属性。房本是大额存单,本质不变,变的是用数字标注的货币幻像。

  纸的骗局罢了。(文章来源:米筐投资(mikuangtouzi),作者:菌爷)





洪灝:下一个7-11年,我们将面临哪些挑战?
【研究员】:

在下一个7-11年的周期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上一个十年赚到的钱,无论是从房地产赚到的钱;2016-2017年供给侧改革给我们创造的大宗商品期货行情赚到的钱;还是2015年在中国股票5000点泡沫赚到的钱……能否继续拥有这些财富,才是我们关心的,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


  【博览财经特稿】2018年的上半年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包括中美贸易争端,包括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欧洲的其他的一些事件。经历了12月这一波的巨大跌幅之后,我们逐渐地看到了一些眉目。最近经常有朋友问为什么不更新研究报告了。因为我觉得,市场运行到这个阶段,去年12月第一个星期,我们已经把现在的行情写的非常清楚,我不觉得我们需要再次回顾发生了什么事情。12月24日平安夜,产生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惨烈的美股暴跌的行情。我们不需要去过多地讨论这些事情,因为已经发生,它对我们下一个阶段的操作,没有特别重大的指导意义;市场的共识已经运行到了一个极端,价格的趋势正在逐渐的形成,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底。

所以今天我想借助机会,不仅仅讲2019年的展望,我更希望去讲清楚一些中长期结构性的问题。至于市场是否见底,央行会否放水,美联储今年会加息多少次,会不会缩表……市场的价格已经给了非常清楚的答案。比如说去年8月份,新的2000亿关税加诸于中国出口,美国大豆期货运行到了底部,然后开始触底反弹,没有再创造新低。因此,到了今年的1月份,在中美双方开始进行激烈而友好谈判的时候,我们看到市场开始回暖。美国大豆作为美国出口中国第二大的出口商品,它的价格在半年前已经通过大豆期货告诉了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市场共识已经反映在了价格里,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太去纠结这些细节。

因此,在这一阶段,我们再去关心美联储是否会放水,是否会缩表,今年加息几次,甚至不加息,它对我们下一个阶段的alpha,对于额外的收益没有特别大的好处,因为市场的共识已经形成了。

而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是一个新的阶段。在去年三季度,9月8日美国主要的三大股指运行到历史最高点的时候,我们发表了对中国和美国经济周期运行的判断。在这一个判断里,我们是这样说的:中国的经济周期,短周期将在2019年上半年出现一个明显的广普的放缓。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出口数据;M1M2、贷款、社融的数据;每一项数据,尤其是M1的数据,不断地在创大家都没有见过的历史底部。

因此,在这个大环境里我们再去看,我们把经济的分析变成了一个技术分析。因为在狭义增速没有下降到1.5之前,大家都觉得之前比较低的历史性的M1增速,它就是一个底部。搞技术分析的人特别讲究“双底”,“双底”见底了就会回升。但不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性拐点。

这个“拐点”由于中美经济在本阶段,一个在下行,一个在快速地减速,它们“交汇”产生的合力非常难抗拒。这就是2018年四季度的行情,一直从9月份跌到美国的圣诞节,美国的股票指数恰好跌了20%,进入了一个技术性的熊市。因此,在这个历史性的拐点,我们再用3-6个月的思维方式,去问一些非常浅显的市场共识都能告诉我们的问题,然后再从市场价格的运行,通过技术分析找出答案,这对我们下一阶段的操作没有任何帮助,对我们的alpha没有任何的帮助。

下一个7-11年,我们将面临哪些挑战?

在下一个7-11年的周期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上一个十年赚到的钱,无论是从房地产赚到的钱;2016-2017年供给侧改革给我们创造的大宗商品期货行情赚到的钱;还是2015年在中国股票5000点泡沫赚到的钱……能否继续拥有这些财富,才是我们关心的,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那么,下一个7-11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走势图,帮助我们预测了2013年中国金融史上史无前例的“钱荒”,以及股市在一个星期跌了20%之后跌到1800点之后开始反转的行情,它起了巨大的帮助作用。在过去30年里,美国的长端利率在不断地下行。但每一次长端利率的飙升,对应了一个全球市场的危机;每一次美国长端利率的飙升,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市场就会发生经济或者是市场危机。

1981年石油危机,美国的长端利率运行到最高点。在1981年借钱的朋友,由于美国的房贷是30年定期的房贷,结果到了9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十几年,很多人因为80年代破产,90年代仍然没有找到工作。国外有一个信用制度,一旦破产之后,基本上能够再次修复自己信用额度的时间需要很长。

1987年的黑色星期天;1989年美国借贷危机;1994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的俄罗斯违约;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每一次的危机,我们都看到的是:由于美国长端利率的上升,反引了系统里美元流动性的收缩。因此对于一些小型的,开放型的,外储非常小的,而且借有大量外债的国家,是一个剧烈的冲击。

2018年,我们看到土耳其、阿根廷,它们的货币可以一夜之间跌20-30%,跌掉三分之一的价值,这就是它们要受到的冲击。然而这张图对于中国的金融系统来说,它的意义慢慢地在减少,因为中国在2015-2016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导致了在2018年美联储不断地加息、不断收紧的大环境下,我们中国的央行仍然有放松的余地。当然,代价是人民币在2018年遭受了巨大的贬值压力。

当然这张图五年之后再看,它还是有效的。它唯一改变的地方就是:这一次,它突破30年下行的轨道的程度、力度、以及时间持续度,远远地超过了30年的趋势。这是一个趋势性的反转,这并不是一个一年、两年、甚至五年能够完成的,是一个secularchange(长期变异)。

站在新基点,收入分配结构正发生转变

我把美国劳工收入增长的速度和美国劳动生产率改善速度之间的差做成了曲线。发现:美国的劳动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改变增长的速度,在1981年石油危机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开始不断地下降。也就是说,美国劳工收入增长的速度,在过去30年里远远慢于美国劳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

因此,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剩余价值被剥削的历史。在过去30年里,劳工的收入不及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劳工每生产100个单位的产品,他可能过去只拿到了80个单位的回报。而过去30年,这个增速还在不断地收敛,他们拿到了60个单位、50个单位、20个单位的回报……一直到2013-2014年,也恰恰对应着我们中国“钱荒”发生的美联储进行QE3的年份,很有意思。

同时,通过美国的消费者实际消费价格变化的情况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三十年,美国通胀的压力也在不断地下行。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社会,当劳工劳动生产率增长不能得到合意回报的时候,这样的社会一定是一个过剩的社会。你生产了100块钱的东西,只拿到了20块钱,因此你只能消费20块钱,剩下的80块钱一定是过剩的。

因此,在过去的30年里产生了一个根本的趋势:不论是长端利率的下行,还是美国通胀压力的下行,它反映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无产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他的剩余劳动力被压迫。这是我们可以用数据证明的。

然而,更让人担心的一个事情。不仅仅是美国,不仅仅反映了发达国家,甚至包括了我们中国在内,随着经济增长都显现出了“收入分配不均”的社会问题。2013年,Thomas Piketty写了一本很畅销的销售书,叫做《21世纪资本论》,其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在全球各个国家、社会里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

如果你看一下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顶层10%的人,他每一年拿到的收入比社会底层90%的人还要多;社会顶层1%的人,在过去30年里,每一年收入增长的速度,复合增长率是社会底层99%的人的26倍;社会顶层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收入家庭的中位数已经达到接近50万美金;而社会底层50%的人民,他的收入在过去30年里基本没变。

你要是在1980年,家庭的收入是18650美元,30年之后这个家庭的收入经过通胀的调整之后,他的收入仍然是18650多美元,一点都没有变,这就是美国社会的现状,也是很多全球各大国家社会的写照。但由于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人在开始转变这个社会不公平的结构。

我们对美国的长期利率和社会顶层10%人群收入占比进行了比较。发现:顶层10%的人占社会收入的比例,基本上回到了1937年的水平,了解历史的人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1937年美国经济进入二次衰退,随后的从1937年到1945年,全球陷入了二次大战的局面,很难排除二次大战的爆发,不是因为各个国家内部矛盾的加速演绎,变成一个外部的矛盾。而现在,随着美国和全球社会收入分配极端不均,回到了二战之前的水平,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这对于社会发展的调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在,我们站在的是一个新的周期的基点,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在这个拐点,我们看到的是:有人开始改变社会分配不均的现象,包括中国。我们中国已经重新定义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今天看到大幅的减税,收入越低的人群,获得税收的减免效益就越高。

这个结构在发生变化。大家想一下,过去的30年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收入的提高并不能跟上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速度。而在下一个10年、20年、30年,这个格局正在改变,改变的结果就是通胀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要高很多。

因此,假如把这个逻辑反过来:假如过去30年是金融资产大放异彩的30年,由于利率不断地走低,中国人不断地存钱,以50%的储蓄率不断地购买美国国债,压低美国地长端利率。你们想象一下,在今后的5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消费型的社会,老一辈的储蓄率可能是50%,甚至更多,老人总是教我们要未雨绸缪,要多存钱;年轻人现在都是月光族,甚至啃老族,他们的储蓄率一定是老一辈人的镜像,他一定是一个负的储蓄率,不仅仅不存钱,还要花爸妈的钱,要把房子押出去借钱,还要用信用卡上的钱……因此想象一下,随着中国储蓄率不断地下降,它一定会产生更深刻的宏观经济的反映,而且这个事情已经在发生。

比如,我们中国经常性项目的盈余和GDP的比率已经下降到非常接近零了,从历史上的20%下降到接近零的底部。什么意思呢?经常性项目的盈余反映的是整个国家财富的积累。因此,随着我们进入了老年社会;随着年轻人消费习惯不断地变化,我们中国的社会也进入了消费型的社会。因此在今后这么多年里,我们会看到:中国的储蓄率会不断地下降,中国的贸易盈余会不断地下降,甚至出现贸易赤字,以及其他一些宏观性结构性的变化。

我们通过每一年统计局做的社会调查反推出的收入数据发现:曾经在1999-2000年左右,大概在20年前,我们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钟状曲线”中位数大概是1万元。同时,整个钟型曲线的分布,呈现了一个非常窄的喇叭口。喇叭口越窄,中国社会就越平均,或者说我们贫富分化的现象就越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1999年一直做到2015年,钟型曲线的面积以及它的宽度在不断地拓展,显示了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不断地上升,同时伴随着人均收入大幅度的上升,接近4万块钱,涨了4倍。高收入人群的面积在不断地上升,不仅仅高收入人群的人数在上升,他们占整个社会总体收入的比例在不断增大。头部人群占的社会收入的比例在不断地增大,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越来越收入分布不均的社会。

因此,随着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均,通胀一定是被压抑的。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收入分配不均的社会里,顶层10%的人赚了整个社会80%的钱,底层50%的人赚了这个社会20%不到的钱,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过剩的社会,因为大部分人的劳动生产没有得到合意的回报,因此这个社会生产出的商品,并不能够被这一些劳动人民的收入充分地消费掉。通过收入占比与通胀率的比较,我们发现,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公平,通胀率就越低,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反映,但这个现象在发生根本性地逆转。

每一次系统流动性收缩 预示着市场运行风险

刚刚我们讲了全球的情况。全球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美国、欧洲,同时我们中国发生的变化可能更加剧烈。虽然我们缺乏有效的数据去完善地论证这个观点,但我们做经济的人都知道,中国发生的速度是很快的。由于我们为了支持经济高速的发展,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不断地加杠杆,然后把速度保持一个高速、匀速前进的速度。但2018年,我们面对了一个重要的挑战。

我们把中国信贷增长的情况和中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我们看到,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2013年之前,中国的信贷增长与M2增长的速度基本持平。一直到2013年,也就是闹钱荒的那年,金融系统开始把表内的业务转出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再需要留存你的风险资本,或者说你不再需要把风险资本放开,比如说准备金20%,有20%的存款准备金,1块钱的存款再生5块钱的贷款,当没有20%的限制之后,理论意义上来说,你的信贷增长可以是无限的。

从2013年开始到2015年,中国的信贷增长大幅地背离了中国广义货币增长的速度,因为表外的业务不需要归表,不需要留存风险资本。因此到了2015年,我们看到信贷的增长远远地超过了广义货币的增长。如果说2009年的行情是一个4万亿的行情,是印钱印出来的行情;那么2015年产生的5000点泡沫的行情,则是信贷过度泛滥的行情。因为你不再需要在表内留存风险资本,一直到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我们进入了一个严监管的时期。到了2018年,我们强制表外业务归表,这个归表的结果就是表外业务开始收缩,表外业务、表外杠杆对应的资产也开始收缩,整张表开始收缩。

这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行情?我们统计了中国经济里所有主要的利率。每一次系统流动性收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市场整体的利率大幅地飙升过基准贷款利率。也就是说,银行买的米比他买的小麦做出来的面包还贵。因此,银行的利差出现了倒挂,对应的是每一次中国金融市场的危机。

2007年中石油上市的时候,一个中石油相当于整个上证指数自由流通市值接近20%的水平,吸取了大量的流动性,利息一下子打高,超越了基准贷款利率。因此2007年6000点股市的泡沫,大家都以为是次贷的危机,其实不是,我们中国也有份。

2011年美债评级的首次下调;2013年的钱荒;2015年股市泡沫的破灭……每一次市场危机的时候,或者是市场流动性收缩的时候,都伴随着整体的广普利率一下子飙到贷款利率之上。银行没有钱赚,那么银行作为整个社会输血的中枢没有钱赚的话,其他部门也不可能赚钱。

一直到2018年,我们看到的是有几次,包括2018年的1月、6月和10月份,市场的广普利率一下子飙升到基准贷款之上。

所以预测危机很简单,我们就看利率或者说看系统流动性的收缩就可以了。所以在短期操作的时候,如果大家回去看我们的研报,会看到我们在1月底,5月底,和9月初,都向各位提出了市场运行的风险,因为我们看到了系统流动性突然地产生收缩。

经济周期运行决定大类资产回报率

我们想讲一下周期,短周期运行的情况。在2018年9月8号,我们对周期运行的量化的研究。周期的理论存在了很久,几千年前我们中国有周易。在易经里,乾卦记录了几个卦象,每一个卦象对应的是经济周期运行的每一个阶段。中国司马迁的《史记》,后来的《盐铁论》等等,每一个中国的古老的历史和哲学的书背后,似乎都记载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周期,这个周期由3年的小周期组成,跨11-12年的中周期,组成了一个四个三年的小周期,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量化地证明过这个周期的存在,一直到我们2018年9月份发表了《中美的周期和冲突》这一篇论文。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在国外也不缺乏进行周期研究的人,包括伟大的康德拉季耶夫,大家熟悉的康波,所以大家一讲周期的时候就想到康波。但是一个康波的周期是60-80年,人的一辈子。我们现在中国人平均的寿命大概是78岁,正好是一个康波,但用康波来call市场的拐点,尤其是短期市场的拐点,就是用“高射炮打蚊子“。因为在一个80年的长周期里,里面包含了几个中周期和无数个短周期,在周期运行的时候,如果你用80年的尺子去衡量一个1-3年的变化,你一定会miss很多。

所以,到了经济改革以及我们中国进入一个了消费型的经济社会里,经济的周期性慢慢地在变弱,没有以前强。所以我们的一系列宏观经济运行指标走势非常平缓。只有农业社会才特别关心周期,因为作为一个农民,我们“春播秋收”,中国每一个季节都对应着一个农业上的立法。到了今天,很奇怪的是,进入一个服务型、消费型的社会,我们仍然在关心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等一下我讲为什么?但是主要来说,是因为经济周期的运行决定了市场各类大类资产价格能够给各位的回报。

美国经济短周期已经见顶

上图我们做的是美国经济运行的短周期。我们用美国全体上市公司,盈利增长的同比增长的速度,去模拟美国经济周期运行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下头黄色弧线3.5年的短周期,2个3.5年的短周期形成了7年的中周期。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美国共进行了6个半到7个的短周期。我们写报告的时候,正好美国的短周期运行到了一个3.5年短周期下行的阶段,或者说美国的全体上市公司,每股的盈利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开始准备冲高回落。

看一下,在短周期下行,而7年的中周期仍然处于上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市场的动荡,但是并不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危机,这里包括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的俄罗斯的违约。之后美联储减息,一直到2000年TMT Bubble的破灭,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经济短周期开始下行,同时伴随着美国7年的中周期下行,在这两个周期同时下行的时候,这个合力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因此,不仅仅反映在市场的表现,市场非常动荡,甚至美国在2000-2001年有一个50%的回调。

到了2001年,我们看到了美国经济衰退。有人说2001年的衰退是因为“911”,或者说是因为美国打伊拉克花钱花得太多了。但从经济周期运行的理论角度去解释,我们看到的是3.5年的短周期和7年的中周期同时的下行,伴随市场的危机以及经济的衰退。

2004年和2005年,3.5年的短周期下行,但是7年的中周期依然是在一个上行的趋势,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联储开始加息,中国的股市非常的低迷,一直跌到998点开始往上走。

2008年中周期和短周期同时下行。

2012年欧债危机。

2015年,7年的中周期和3.5年的短周期同时下行。2015年我们中国的A股从5000多点跌到了2000多点,吓的美联储都不敢加息,就是这个行情。

一直到2018年的四季度非常非常清晰。

我们用量化的角度,证明了经济里头存在的短周期和中周期以及它们运行的规律。在9月份,我们写报告的时候,或者说发表《周期理论》的时候,并不愿意做一个非常斩钉截铁的结论。因为在2018年四季度的时候,无论是3.5年短周期的结束,还是7年中周期的结束,它同时对于我们投资者产生的效应是一样的。大家不需要知道,是否经济周期的结束,同时在市场危机的时候,伴随着一个经济的危机,不需要知道这些。作为一个投资者,只需要知道资产价格怎么变化。因此,无论是3.5年的短周期的下行,还是7年中周期的下行,同时伴随的是一个市场巨幅的波动,带来了2018年四季度的行情,以及美国12月份历史性的行情,是1932年以来从未见过的如此巨幅地波动,甚至是1932年以来我们看到的最惨烈的圣诞节行情。

以前我们搞美股总是说,12月的时候我们要一个圣诞老人的礼品。所以一般从季节性的角度来考虑,12月一定是一个做多的月份。同时,如果从美国竞选的周期来看,美国的政治周期是四年的竞选周期,一般到了总统竞选周期的第二年,以及总统当选后的第三年,市场都会特别好,今年就是第三年,市场都会特别好。

因为这个时候,为了竞选下一次的连任,总统一般会释放很多利好的政策,包括减税、减息,包括我们看到,特朗普压迫美联储放弃它的独立性,屈服于他的美国总统威力,要求他们减息等等。我们也看到了鲍威尔的底线,市场一跌,总统一说话,马上就从鹰派变成鸽派。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一个总统大选周期的第三年,美国市场都会特别好,因为第三年他会密集出利好的政策,我们中国也在出利好的政策。

因此,当周期运行到2019年的一季度,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数据仍然会出现广普的明显的放缓,不仅仅是出口。因为出口基本上不用预测了,大家心里面都有数。大家都知道,在去年500亿关税出来的时候,受到500亿关税影响的中国出口商品同比增长的速度,从+40%跌到了-30%。然而,之后2000亿+2000亿关税影响的商品,它们的同比增长从+10%飙升到了+30%。因此,在去年的三四季度,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人在囤货,中国人在拼命地出口。

想象一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到了今年一季度,因为你去年已经把货囤了,中美贸易谈判基本结束,美国会进入一个去存货的阶段。因此,去存货的过程,对于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会非常非常明显。或者说,我们中国出口增速放缓也会非常明显,甚至它对我们经济的增长很可能是负的贡献。这个出口严峻的情况已经在11月的净出口数据里体现出来了。

但是,在未来几个月,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也不必惊慌,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已经提前地告诉了大家。甚至由于大家已经知道了,它已经提前地反映在了市场地价格里。所以不必惊慌,也不必要点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到了下半年就好。

我们实际用量化模型做出了美国经济运行的指标。在我们做周期指标的时候,有的人对周期特别不屑,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晦涩难懂的经济学派的理论。我们经济学派有各种各样的学派,有古典主义、有新古典主义、货币主义,各种各样的主义,无外乎都是供给和需求。供给侧改革,供给太多了过剩了,就把供给的产能砍掉;需求不行了,凯恩斯让大家救国去买东西,政府出一些政策,银行放一些贷款,央行减一些利息,鼓励大家去消费……

而周期关心的不仅仅是供给和需求的变化。或者说,是政府的政策、消费者的行为、生产者的投资的决策,如何影响消费和投资的变化。周期的理论,我们更关心的是为什么变化?什么时候变化?因此周期的理论,对于我们市场参与者来说更适用,因为它会清晰地告诉你市场的拐点,它会清晰地告诉你,什么时候做多,什么时候做空。

因此,在我们做周期研究的时候,当我们找到一个周期的规律。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规律找到了,它是否能够在宏观经济运行里头得到验证,是否有一个实际生活里的观测,去验证我们周期的理论?

上图黄色指标是我们的周期指标,蓝色的指标是标普500指数对数的回报率。我们看到,周期指标和标普500对数回报率基本上是一个one-to-one的Correlation,它的相关性非常密集。在周期运行的时候,同时伴随着股市价格的波动。同时,我们也用周期运行指标分别与标普500每股盈利变化情况、美国工业产值同比变化情况、美国产能利用率、美国经济周期领先指标,美国资本支出计划变化情况、美国失业救济保险领取人数变化情况等,都做了比较。我们看到的是,在宏观经济运行的时候,在周期运行的时候,所有的宏观经济部门,各种的经济的变量,跨部门的,同时地有规律地结构性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周期理论”行之有效的最有力证据。同时,要注意的是,在我们做的比较里,不仅仅有价格变化的比较,还有周期指标和调查结果变化做的比较;我们有周期指标和量的变化做的比较,比如说失业人数;以及我们的周期指标和其他经济部门发表的经济领先指标做的比较。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的周期理论是行之有效的,它将在下一个阶段继续指引我们。

刚才我们讲,周期理论不仅仅关心一个国家的周期。一个国家太孤立了,全球的经济都息息相关,尤其是中美经济。中美的经济过去曾经是一个战略互补的关系,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储蓄,美国人花钱,中国人出口,美国人发国债……因此,我们的周期理论不仅仅在考虑美国单一国家周期运行的情况,同时要考虑中美周期运行的时候产生的“交汇”合力。

中国的三年经济周期正逐步探底

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情况。我们再一次用黄色的线做我们的周期指标,中国的经济周期运行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基本上3年形成一个短的库存基钦周期,两个3年的库存基钦周期,形成了一个6年的朱格拉周期,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型资本的挖掘机起重机吊机等设备更新的周期,即两个3年的库存基钦周期形成一个6年的大型机械重置的周期。因此,在过去20年里,我们经历了5个非常完整的中国经济的短周期。

2003年到2006年,2006年到2009年,2009年到2012年,2012年到2015年。熟悉中国经济和市场历史的人都知道,2005、2009、2012年是非常关键的年,而2015年仍然历历在目。这就是中国经济,我们用量化数据展示了中国经济周期运行的情况。

一直到今年的四季度,黄色指标再一次运行到了低位。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出现了广普的明显的放缓;同时,政策的应对在发力,也就是我们图上标的绿色线,基本上每一次经济运行到底部的时候,我们的政策都为各位提供了一个托底的效应。这一次能不能托的住我不知道,但是历史证明,我们真的是为各位托住了底。

刚才讲了,在经济周期运行的时候,大量的宏观经济变量,跨部门的有规律的结构性的变化。因此,在我们验证我们的周期理论是否行之有效的时候,再一次把中国周期的运行的指标,和中国经济各部门产生的宏观经济指标做了比较:

我们用经济周期指标与狭义货币同比增长变化情况、与香港恒生股指运行情况、与整个市场盈利预测变化情况、与人民币汇率变化情况、与螺纹钢现货价格同比运行情况等都做了比较。其中的盈利预测是自下而上的,所有的上市公司,3000多个公司,只要你有盈利预测,我就把你加总,然后把这个加总的情况与我们经济周期运行的情况做一个比较。

比较下来的结果是非常工整漂亮。因此我们知道,经济周期的理论在中国也是行之有效的。那么至于有人说中国为什么是3年,美国是3.5年,我们不纠结这两个季度的变化,3年和3.5年在历史的长河里,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操作里,它是一个非常短、非常小的周期。因此我们说,一个经济短周期的运行就是3-4年。

到了2019年,我们觉得,经济在发生一个结构性的变化,我们的经济运行到了一个重要的底部。2016年5月份,重要人物在人民日报社论说,我们经济进入到了一个L形的底部。2019年,随着贸易争端暂时的缓和;随着中国经济政策的托底,随着我们对宏观经济管理思路的转变。我们注意,千万不要搞大水漫灌,因为灌出来的东西,放出来的钱,能够赚到的钱都不是我们的,还是属于那个顶层10%的人。在这个时候,在中国经济换挡进入了一个真真正正的以消费为主导,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的时候,我相信中国经济为各位产生的机会是很多的。在未来的10-20年里,实物资产会大放异彩,过去30年是金融资产的世界,未来的30年很可能是实物资产的世界。

  在中国消费者指数的一篮子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在涨价?猪肉没有涨,蔬菜、水果也没有涨,什么在涨价?是小孩的教育、老人家的医疗保健、出国旅游、文化娱乐活动等。我们人民消费的习惯在改变,消费在升级。这一个逻辑,看篮子里消费的东西什么在涨价,在经济学里能够涨价的东西,它一定是有定价的能力的东西。这些行业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为各位带来很好的投资的收益(作者:梧桐树俱乐部(ID:NHSH52581166)编辑:刘雯君、张单)




新闻视点




士余三载
【研究员】:

三年前的冬天,熔断余波未平,富凯大厦门前,时任农行董事长的刘士余与肖钢交接握别,从此执掌证监会;三年后,刘士余成为前任,迎来工行董事长易会满,随后前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履新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


  【博览财经特稿】临危受命于水火之际,却在改革深入之前卸任。

三年前的冬天,熔断余波未平,富凯大厦门前,时任农行董事长的刘士余与肖钢交接握别,从此执掌证监会;三年后,刘士余成为前任,迎来工行董事长易会满,随后前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履新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

在刘士余任内,受金融去杠杆、经济增速下滑和贸易摩擦的影响,上证综指跌幅为9%,未能满足中小投资者的牛市幻想。

但作为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坚持”三公“原则,为各方厘清边界,订立可预期的规矩,继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定价的基础作用,才是证监会主席的应尽职责。

对于一个监管部门而言,投资者投射过多的幼稚臆想,依旧是这个市场不成熟的表现。

接受腾讯《棱镜》采访的诸多业内人士,多数都对刘士余的三年工作成果投了赞成票。

像投资一样,追求模糊正确有时恰是最合理的策略:增加容错区间,以求在多变的市场中活得更长。

2019年1月23日,中央深改委召开会议并审议通过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

三天后,刘士余卸任证监会主席,将中央对资本市场的改革期许交至易会满肩上。

对于未竞的改革,刘士余铺好了所需的微观基石,其他只待继任者易会满去完成。

存量改革者:市场与行政之间的平衡

刘士余主政证监会的三年间,资本市场的存量改革向前推进:

一线监管得到加强,两大交易所以问询函方式推动上市公司治理与信披,敢于向股价操纵、内幕交易和老鼠仓亮剑,携资金优势的游资逐渐淡出;

并购重组市场逐渐回归企业内生价值驱动,外延式的套利并购大幅减少;

不受股指绑架,坚持发行新股,以财务审查和提高过会门槛等窗口指导,阶段性解决了新股IPO堰塞湖问题,并着力将一些问题上市公司退市;

三年间,增量资金陆续流入:

刘士余主政下的证监会“西水东引”,修改停复牌规则,减少随意停牌乱象,力促MSCI、罗素等全球指数基金将A股纳入,外资的定价权加大,投资者机构化程度提高;

价值投资理念深入人心,上证50指数大幅跑赢其他指数,炒作绩差股、ST股和壳股的风气得到遏制。

“刘士余主席上任后,交易所的稽查部门明显忙碌很多,不放过一切蛛丝马迹。”一位交易所的内部人士透露,将监管力量尽量往一线扑进,是他能感受到最明显的变化。

上述种种,无疑获得了市场参与者的普遍认可。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诸多接受《棱镜》采访的机构投资者看来,刘士余主席在任期内,针对IPO与再融资、股票异常交易的监管,确实存在行政色彩过浓,窗口指导频出的特征。

这一方面平抑了股市的波动率,降低了追涨杀跌的市场热度,“但另一方面,也同时抽出了股市的部分流动性”。有机构投资者表示。

比如IPO和再融资,时常对财务指标门槛进行窗口指导,“也会主动劝退发行方,这有时让市场的参与者无所适从,徒增不少交易和沟通成本”。一位南方券商投行部总经理表示,他的一个再融资项目从过会到拿下批文,时隔半年。

瑕不掩瑜。

一位前发审委委员表示,在证券法制建设仍不完善的前提下,目前的市场仍是弱有效市场,将一切交给市场有些不切实际。

“刘士余较好地拿捏了市场与行政力量的平衡,这非常考验监管智慧。”他说道。

掣肘于《证券法》等上位法的原因,对于以科创板和注册制为代表的增量改革,刘士余则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谨慎的创新:正确又不至于太正确

2018年6月19日,在申请上会审核日的前一天,小米集团发行CDR(公开发行存托凭证)被监管紧急叫停,五只为CDR定制的战略配售基金只能以债券基金形式存续。

随后小米集团立即赴港上市,股价也从最高的22港元一路跌至目前的10港元。

一位公募投资总监评价道,如果小米当时发行CDR,也依旧逃不过股价腰斩的命运。“事后来看,投资者的亏损和对监管的负面印象得到了及时挽回。”

彼时,一位接近证监会的权威人士向腾讯《棱镜》透露,叫停CDR是证监会最高层作出的决定,主要考虑是小米发行CDR的定价有些过高。“外部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美股与港股回调途中,A股自身也难以承受小米这么大体量的流动性溢出效应。”

如果将CDR视为支持新经济回归A股的增量创新,那么该增量创新却又至今再无声响。

“正确又不至于太正确。”一位基金投资总监对刘士余的监管方法论如是总结,“但在其位的某些时刻,就需要作出太正确的决断。”

如何站在监管角度,平衡资本市场的创新与风险,是证监会主席这一职位绕不过去的课题与考验。

2016年3月12日,刘士余迎来作为证监会主席的“两会”首秀。当被问及注册制改革的问题时,“注册制是必须搞的,”他思考片刻后表示,但要先把多层次资本市场搞好,为注册制创造有利的条件。

同时他指出,注册制改革需要一个相当完善的法制环境,配套的规章制度和研究论证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他强调,注册制是不可以单兵突进。

3年后的2018年11月5日,最高决策层宣布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可以说,证监会未来一年的工作重心都会围绕科创板而展开。”一位接近证监会的权威人士透露。

科创板与注册制正在衔枚疾进,也无疑是2019年资本市场改革的焦点与核心,“整个上交所的人力都扑在科创板上,就连参与新一届的发审委都无人可抽调。”一位上交所内部人士说道。

时移世易,改革既不能犯冒进主义,也并非一味等待时机成熟。

“摸着石头过河,既不能一直摸石头不过河,也不能鲁莽下水。”上述接近证监会的权威人士表示,在目前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如何利用资本的杠杆,撬动社会资源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企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他相信,科创板与注册制所需的法制建设与规章制度,也将很快跟上并完善。

对于219年的资本市场改革,投资者普遍认为,在监管与制度设计上,需拿捏好投资效应与融资功能的平衡。

  “既有效对接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又能给投资者以信心和回报。”一位私募投资总监期盼道。(来源:棱镜(lengjing_qqfinance),作者:邬川)




社会热点




裁员潮的背后是疯狂扩张的代价
【研究员】:

对于许多互联网从业者来说,”裁员“成了过去半年多一直萦绕在脑海的词汇。当年疯狂扩张的诸多互联网企业,都在这个寒冬选择了大规模裁员以“求生”。如文中所言:“互联网公司野蛮成长的时代过去了,与此同时,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门槛越来越高。”


  【博览财经特稿】“内部人员政策变动非常夸张,几乎是朝令夕改。”曾在宜信担任HR的佩奇无奈地告诉《中国企业家》,“上午开会时你还在A团队,下午可能就会被调到B团队去。”

2018年下半年,佩奇被迫辞职。“当时人事部和招聘部的人几乎都走了,就剩下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如果你不想走,公司不会主动开除你,但会采用一些特殊手段比如换岗去‘架空’你。”佩奇说,后来员工们已经习惯这种变幻莫测的调整方式。

进入2018年下半年以来,网络不断爆出互联网公司裁员的消息,从大公司到风口上的创业公司,几乎无一幸免。一位创业公司的HR跟同事戏称自己是“百人斩”,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他裁掉了公司近100人。

在接受本刊采访的众多互联网公司HR看来,裁员和离职率高已是常态。实际上,2016年上半年进入宜信的佩奇就是被招来顶替上一波被裁掉的HR。

“所有人才结构的变化都和企业的求生欲紧密相关。”Boss直聘研究院院长常濛直言。大规模扩张和大规模裁员都是企业求生欲的表现,对于从互联网上半场走到下半场的互联网企业来说,这种求生欲表现得更为强烈。

这也是互联网行业裁员的特殊性所在。《中国企业家》采访了一些HR,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是,新机会在变少,行业越来越垄断。此时互联网公司高管的决策导向不再是如何“开源”,而是如何节流。

如果说,在此之前互联网行业的主基调是“扩张、扩张、扩张”,那么2018年之后新业务的扩张则变得更为小心谨慎。互联网公司的HR们见证了大规模的招人潮,经历了互联网细分行业从百花齐放到逐渐走向垄断,也看到了互联网公司野蛮成长下的管理弊病。

当移动互联网浪潮退去,互联网公司前面也被加上了“传统”的帽子,他们也开始向所谓的传统行业取经,学习如何进行精细化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所谓裁员话题只是互联网公司在精细化管理道路上进化的第一步。

在裁员话题背后,创业公司和互联网巨头们经历了怎样的扩张轨迹?裁员的靴子是如何落地的?裁员冲击波过后,出路何在?

疯狂扩张

2014年是移动互联网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一年,阿里巴巴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腾讯市值突破1万亿港元,BAT总市值超过4476亿美元。

各大招聘网站上挂着知名的、不知名的互联网公司招聘需求,招聘岗位需求最为旺盛的分别是技术、地推和运营。“我们只要在网上放一个岗位,一天就能收到一堆简历。有一天晚上,我打开邮箱发现其中一个岗位来了200多份简历。”佩奇说。

PP租车是小张工作的第一家公司,2014年,他加入时正是整个租车行业的快速扩张期。PP租车、宝驾租车、神州租车都获得了资本的青睐,当年PP租车也完成了近6000万美元C轮融资,并开始疯狂招人。

“我刚去的时候,公司才300多人,而在之后半年时间公司新招了900多人。”小张回忆道。当时地推和运营是公司人数最多的两个部门,地推团队近200人。“2014年、2015年,互联网公司很多热钱进来,很多时候大家是不看成本的,更多是想着如何去圈用户,整个互联网运营模式非常简单粗暴。”

同样处于行业红利期的还有游戏行业,无论是超过100人规模的大中型互联网公司还是规模只有30人左右的手游公司,都能够从市场中分一杯羹。成都的游戏产业也开始于此。

据成都本地的游戏猎头但磊估计,2014年成都的游戏公司大约有1000多家左右,蜂拥而至的投资人愿意为当时只有PPT的游戏创业公司买单。但磊告诉那些想要进入游戏行业的年轻人,游戏行业是一个赚快钱的行业,如果你确认自己可以在十年时间赚到比其他行业多2倍的钱,你可以加入。

很多人愿意冒险。

那也是资本最为繁荣的时期,来自清科数据统计,2014年中国创投市场共发生投资1917起,同比增长67%,披露金额的1712起交易中共涉及投资金额168.83亿美元,同比增长155.8%,创下当时的历史新高。

彼时,老丁作为猎头,服务过很多互联网公司,其中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家主打出境游的创业公司。这家公司刚一成立便获得了腾讯的投资,并被苹果公司作为预装软件推荐,形势一片大好。

2014年上半年,B轮融资完成之后这家公司找来了老丁和其他猎头,希望他们帮助搭建部门,扩宽原有的两条业务线,开始尝试住宿、机票预订等新业务。“他们的需求很大,而且不差钱,需要短时间内把业绩冲上去给投资人看,拿到新一轮融资。”老丁称。

当时市场上一个正常职位的猎头费为该招聘员工年薪的20%,但这家不差钱的创业公司愿意给到25%甚至30%,因此许多猎头乐意为这家公司推荐候选人。短时间内,一个部门就招了100多人,公司员工人数最多时突破了400人。一年后这家公司完成了由腾讯领投的C轮融资。

2015年下半年,资本寒冬不期而至,互联网公司的裁员潮开始。

PP租车公司的人数在增至1200人后,小张突然接到领导通知,“裁员!”PP租车当时还依靠融资,尚未形成自己的盈利能力。PP租车的业务一方面要对接车主,一方面要对接租客。对于车主,PP租车需要承担运营的成本,一旦汽车出现状况照单全赔,对于租客来说,还需要为他们购买保险,同时承担维护成本。

如果扣除PP租车的运营成本和人力成本,公司能获得的利润有限。

2015年年底,PP租车开始瘦身。不到半年,公司从1200人裁了近一半,其中地推人员直接全部裁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20-30人的电话销售团队。“领导觉得一个电销团队能干100个地推的活,更为高效。”小张回忆道。

2016年发生的裁员则与新业务有关。

2016年初,PP租车内部计划做汽车金融,该部门在半年里招了60多人,正式运营2个月后,发现用户转化率并不理想,两个月加起来还不到20单。管理层要求两周内这个部门所有人都要离职。“对于我们来说心理上是一个煎熬。”小张坦言。

不过PP租车创始人张丙军否认了上述说法,认为上述表述并不准确。在那次资本寒冬中,PP租车的竞争对手销声匿迹,活下来的PP租车市场成长空间并不大,2017年,PP租车更名为START,转型为车辆共享平台,但市场关注度并不高,一些公司高层也陆续离开。

经过那场资本寒冬后,老丁发觉互联网市场招聘需求在悄然发生变化。过去OS、安卓开发的岗位非常紧缺,但到了2017年,偏向于后台的类似JAVA开发的岗位却成为热门。“2015年、2016年的时候,整个市场比较浮躁,多数创业者并没有想清楚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但他们需要好的产品让投资人看见。至于这个产品将来能承载多大的用户量,未来怎么去做迭代升级,并不是他们考虑的方向。”老丁分析道。

“到2017年,很多互联网公司开始转向To B端,需要在原有产品模型基础上扩大用户承载量,这需要大量后台的人员。”据老丁观察,当时市场上一批从互联网公司出来的前端开发人员找不到工作,多数转向了后台开发。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2016年王兴喊出的“互联网进入下半场”的观点。在合并大众点评、与饿了么拉开差距后,美团稳居外卖行业第一位,享受着垄断带来的收益,那时移动互联网超级独角兽TMD(今日头条、美团和滴滴)格局已形成。

颇具野心的王兴打算在2017年开拓新的业务线,包括小象生鲜、打车、共享充电宝、闪购等。“2017年那年我们的全部工作内容几乎就是面试。”一位接近美团的人士回忆,那时候抢人是不计代价的。“美团给钱很大方,社招的话薪酬涨幅没有上限,也会给候选人一些期权。为了吸引优秀应聘者,甚至还会给三四万元的签字费。对于校招的人,凡是评估在A、S级的应届生,我们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他们吸引过来。”

2017年底,美团进行了一次全员的工资普调。这算是当时互联网市场上普调幅度最大的一次,不论KPI,平均增幅在20%左右。

同样引起关注的网红公司还有锤子科技。虽然国内市场上已经有小米、华为、OPPO、vivo等手机品牌,在2017年占据了中国智能手机市场67%的市场份额,但罗永浩始终相信锤子的与众不同。他给锤子的定位是“下一世代的电子产品新宠”。

2017年年底,锤子准备在第二年5月推出两款产品,坚果R1手机以及TNT平板电脑,为此公司开始大规模招人,仅TNT业务线就需要招100多人,“当时挑战还是很大的,只能硬着头皮上。”小郭回忆称,为了赶时间,通常一天会安排几轮面试,当天就能出结果。2018年过年的前一天,他们还在紧锣密鼓地面试。

彼时,国内手机行业正处于洗牌期,锤子科技吸纳了许多从中兴、乐视、魅族、小辣椒等手机品牌而来的应聘者。这些品牌正处于战略调整或者自身发展放缓阶段,罗永浩并未意识到这或许是行业放缓的另一种信号。

2017年6月,锤子科技宣布了新一轮融资,成都市政府领投,其他私募基金跟投,其中成都市政府投资6亿元,一半为债权投资。投资后,锤子科技在成都也设立了办公地点,招聘了OS系统研发团队以及客服人员。

一切看上去很顺利。锤子内部员工期待着即将推出的R1坚果手机将坚果品牌打响,也期待TNT平板电脑能够收获市场好评。

收缩与迷茫

然而,世事难料。

2018年5月,罗永浩带着这两款产品登上鸟巢的舞台时,虽然获得了无数掌声,但在发布会后更多的批评和质疑袭来,销量和市场口碑都不如预期。

罗永浩没有预料到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手机行业整体放缓。“当时按照老罗的预测,10年以后手机会消失,我们可能只有短短5~10年的时间,希望在短时间内将锤子的手机品牌打出去。但大家没有预料到的是手机行业放缓那么快。”小郭称。

来自IDC数据统计,2018年全球手机总出货量为14.62亿台,同比下滑0.5%,这是智能手机首次出现整体出货量下降。

对于锤子来说,之前的投资并没有在行业中溅起多少浪花,但紧张的资金却让锤子不得不控制成本。

2018年6月,锤子开始暂缓招聘,之后没多久暂缓招聘变成了裁员,裁员范围从“优化调整”每个部门中5%绩效较差的员工,扩大到了应届生。

据小郭介绍,半年前招聘的TNT团队因为业务调整,成为此次调整最大的团队,该团队近80%的员工被裁。同时由于OS系统主要是基于手机产品,计划的手机项目被叫停之后,成都的系统研发团队也不再保留。之前成都成华区猛追湾世茂大厦有一层楼是锤子研发人员的办公地点,如今这里已是成都政府部门的办公地点。

最新的消息是,锤子科技法人由罗永浩换成了温洪喜,公司的10位董事也已经退出锤子科技。2019年1月22日,据凤凰科技报道,有锤子科技内部人士透露,已接到临时通知,被要求改签合同到今日头条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成立于2012年的锤子终究没有搭上移动互联网手机红利最后的末班车,虽然它只比小米晚成立2年。

小郭告诉《中国企业家》,他已经从锤子离职,一部分原因在于要和员工谈裁员的事情让他感到很难受,“觉得对不起当初招进来的这帮兄弟”。

罗敏带领的趣店目前也有着和罗永浩类似的烦恼。

在2017年10月上市之前,趣店就开始大规模招人。据曾供职于趣店的HR小庄回忆称,管培生和IT技术人员两条主营业务线同时并进。管培生的工资达到30000元,销售的工资是17000元。

上市后,面临着监管进一步收紧的趣店开始转型,进行新业务扩张。2018年1月,趣店宣布试水汽车金融——大白汽车分期新业务,并定下了小目标100亿元。新增的大白汽车分期项目招聘规模空前,岗位需求是600人。

然而,新业务尝试并不顺利。8个月后,大白汽车被曝出大规模关店的消息,3天内179家线下店仅剩下不到60家。2018年Q3也并未出现大白汽车最新销售业绩。

到2018年11月,大白汽车分期业务有近420人离职,店长从100余人减少到只剩14人。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称,新业务大白汽车分期的确做得不太好,加上2018年以来,整个汽车分期市场环境不好,汽车门店不需要那么多店员,就开始进行人员调整。“公司发话,想干继续干,不想干就给赔偿。”该人士称。

2018年9月,趣店总部从北京搬到厦门,进一步引发了人员震动。此前去厦门帮忙搭系统架构的技术员被告知不能再回北京工作,引发了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冲突。

“技术部门核心的几个比较顶尖的技术架构师在趣店搬去厦门之前,都已经走了。”小庄说。对于技术人员来说,北京相对厦门而言机会更多,因此技术部门走了差不多40人,这也是趣店历史上技术人员离职最多的一次。

趣店搬迁和裁员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新业务的迷茫。趣店上市后市值从113.31亿美元跌到目前的17.43亿美元,跌幅超过84%。

“事情做到头了。员工弄不出什么新鲜东西或技术,不能够满足罗敏的期望了。”小庄称。他所在的趣店离职群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人加入,已经达到500人。

2018年年初,当网上不断传来阿里、华为等缩招的新闻,小坤预感到这个冬天可能不太好过。很快,从2018年年中开始,各大互联网公司的裁员消息陆续登上新闻头条。“好像每家都在裁员,这个时候不裁员的公司反而觉得不正常。”小坤说。

小坤所在的互联网公司知乎也在最近进行了裁员,在原有1500多人的基础上裁撤了约300人。

另据《中国企业家》此前报道,裁员最多的是知乎的商业化团队,裁员比例超过20%。从2016年开始知乎开始商业化探索,推出值乎、知乎live等知识付费产品,加入广告推荐。不过到目前为止,知乎商业化变现并不理想,相对于庞大的运营成本,知乎目前的收入也并不高。

曾有媒体人形容知乎的尴尬在于“知乎大V赚钱,而知乎不赚钱”。虽然知乎赶上了知识付费的风口,但能从中切出多大的蛋糕仍不得而知。

不过知乎公关人士回应《中国企业家》,网上所传的知乎裁员属于谣言,每年年底公司都会进行员工绩效评估,予以相应的人员调整和结构优化。

“过去依赖于人口红利,获得的用户量和公司的未来整体收益是强相关的,用户越多,想象空间更大。但现在整个互联网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获得用户成本比以往高了很多。公司不可能不计成本地获取用户,重点还是要回到差异化创新上。”小坤分析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裁员消息此起彼伏,但技术核心人才依然稀缺。腾讯HR小林最近收到了很多市场、运营岗位的简历,但公司重点盯的核心技术岗位人员却仍然寥寥。“裁员可能最不会影响到的就是比较核心的技术人员,从整个市场动态来看,并没有看到核心技术人员流动出来。而平时一些表现不太好的人,刚好赶上经济下行周期就被裁了。”小林分析道。

从柏油路到乡间小路

经历了这次裁员后,无论是员工还是公司,都更愿意选择一种较为稳妥的方式。

离开宜信后的佩奇去了一家互金创投公司,最近公司年底招人,她发现多数投简历者是从互金行业流过来的,而在岗位招聘上,公司也更倾向于招聘高管,其他岗位基本处于暂停招聘状态,“公司没钱了,加上融资困难,要降低成本,现在主要考虑有经验懂技术的高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本刊,从业务条线到人员规模,宜信确实存在调整。《中国企业家》杂志向宜信方面求证,但截至本刊发稿前,宜信企业传讯部相关人员尚未回复。

对于游戏行业来说,少了以往的冒险精神。上述成都游戏猎头称,2014年,成都的游戏公司有近1000家,到了2015年,只有500家左右,而到了2018年,只剩100多家。

如果说之前游戏行业的裁员都是基于业务的主动选择,2018年的裁员大部分是一种无奈。2018年游戏版号审批几乎为零,这成为了中小型游戏公司裁员和倒闭的导火索。“一个游戏公司要上线需要投入资金,如果把脖子掐得太久了,他已经没有气了,现在把手松开都没有用了。”上海猎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许育翔形容这次在游戏行业的裁员“前所未有”。

另一方面,游戏行业越来越垄断,导致中小型企业存活空间越来越小。“现在的游戏都在尽量走精品化路线,开发的成本越来越高,同时渠道方获取用户成本越来越高,共同导致游戏研发商能分到的收入变少。”上述游戏猎头直言,在游戏研发商聚集的成都,目前真正能存活下来的,除了一些大型有实力的互联网公司之外,就是一些早早出海的公司,后者大概占到成都目前游戏公司的50%以上。

与此同时,存活下来的游戏公司也一改以往的冒进作风。“在2016年、2017年可能很多游戏公司尝试游影联动,筹划拍电影,从2018年开始拍电影的计划多数已暂停。过去可能游戏公司会同时开发7到8个游戏项目,而今年会更加小心翼翼,更多的策略是运营好现有业务。”上述成都游戏公司猎头表示。

种种迹象表明,互联网公司野蛮成长的时代过去了,与此同时,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门槛越来越高。由于一些游戏公司倒闭或者裁员,招聘的岗位变少,对于应聘者的要求也变高了。

许育翔表示,2017年之前,招聘的时候游戏行业很多从业者是大专学历,而现在招聘程序员、策划、市场方面的人才时,大专学历的都几乎不接触了。“被裁的人中优秀的人去了大厂,一个月内找到工作。一般的人以前或许可以去些小公司,现在这种机会不存在了,小型创业公司数量锐减,而这些人只能从游戏行业中退出。”

类似现象也存在于互联网金融行业中。小庄告诉《中国企业家》,互金行业在2018年下半年的裁员有点“硬裁”,一些硬指标达不到老板标准的员工都会被裁掉。

在趣店上市前期,罗敏就下达了一个硬性招聘指标,员工学历必须是985、211背景,普通本科的都不要了。“为了上市之后能支持新起来的业务,他对应聘者的基本素质要求提升了一个层次。而之前创业时,专科甚至没有学历的人非常多。”小庄称。

曾在多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小林发现,他接触的一些求职者越来越焦虑。“一些年轻人的综合能力、眼界可能优于之前招聘进来的人,但由于整个互联网行业很久没有新的东西出来了,这意味着留给年轻人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了,他们能够取得的成就跟前几届相比,会逊色很多。”

甚至一些互联网公司年轻的HR在此次裁员潮中也难以幸免,离开了之前所在的行业或者换岗位寻找新的出路。和那些被裁掉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也深感焦虑。

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们也开始意识到互联网创业已经进入到成熟期,成长阶段不计成本获取流量的打法已经过时,精细化管理才更适合当下。

老丁观察到,2018年之前,互联网圈的HR看不起传统地产、制造行业背景HR,而到了2018年,一些有传统地产、制造行业背景的HR反而更受互联网公司欢迎。“以前觉得咨询行业背景的HR视野会比较宽,现在互联网公司更需要传统企业出来的HR,因为他们在精细化管理、制度化管理方面更加有经验。”老丁说道。

一位互联网公司HR部门人士反思过去几年大规模招人和裁员,认为管理层有时是缺乏足够前瞻性思考的。“企业是一个系统,大了之后,它的反应是有延迟的。比如2016年业绩状况比较好时,就想大规模招人,想干更多的事情。当时是基于那个时间点做思考,但实际上未来业务要做成什么样,很多时候是没有经过足够思考的。”在该人士看来,比起大规模招人,提高内部人员效能更为重要。

2017年年末,老丁帮那家出境游的明星创业公司招聘产品总监时发现,公司工位上已不超过20人,而到了2018年,他发现公司的创始人去了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其他高管也离开了。老丁意识到,这家曾经豪掷千金招人的公司倒闭了。

“虽然有BAT的后台做支持,每轮都有明星投资机构保驾护航,但是他们也没有想清楚自己未来真正的盈利点和用户在哪里。盲目地去拓展新业务线,盲目重新定位产品,最后导致产品模糊不清,迟迟不能变现。 ”老丁总结道。

步伐太大,管理跟不上似乎成了创始人的通病。

在锤子工作的那段时间,让小郭印象深刻的是公司人员扩张太快却没有很强的流程和制度。管理跟不上,导致整个组织能力较弱。

“之前做过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但是不太好用,现在员工请假都是写纸质的请假条,人力部的同事每个月都要去清理请假条,并把信息录到电脑中,人工成本很高。”同时,公司在管理上缺乏很多制度保障也常让小郭感到困惑,“在锤子内部我们连员工手册都没有,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没有清楚地界定。”

对于多数互联网公司的高管来说,他们过去的胜利是建立在人口红利和GDP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当成长的道路从柏油路变成更为难走的乡间小路,他们需要适应如何以50公里而不是100公里的时速行驶。(文中佩奇、小张、老丁、小郭、小庄、小坤、小林皆为化名)(作者:李碧雯 张弘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ID:iceo-com-cn))




多维观察




中国10亿人没坐过飞机说明了什么
【研究员】:

2008年,美国政府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政府杠杆率水平从57%提高到2013年的97%,随着政策刺激下经济的复苏,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水平也显著下降。因此,我们要实现全社会稳杠杆目标,也需要先行加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支出力度。


  【博览财经特稿】自本人两周前发表了《中国有多少人没有坐过飞机——探讨扩内需的路径》后,引起了广泛热议。看到很多留言,发现大部分读者能够领会此文的核心观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供给过剩,故通过压缩供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反而容易引起需求下降,引发通缩风险。因此,刺激消费需求(而非投资需求)才是当务之急。

不过,仍有不少读者并没有读懂此文,认为既然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坐过飞机,说明内需很充足,经济增长潜力很大,按此逻辑,那就是越落后就越有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今后世界的格局,都将是发达国家的衰落和落后国家的后来居上?

因此,一定要区分潜在需求和有效需求,前者是有需求但没有钱来满足需求,后者则是指有钱可以消费以满足需求。此外,还要知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即钱越多的人,消费比重就越低;也就是说,高收入人口的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较低,而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占其收入比重较高,因此,贫富差距越大,越对国内消费总量增长不利。

还有人解释中国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的原因,是因为高铁普及了,于是坐飞机的人就少了。而我的判断是,除去2.8亿高收入阶层人口之后,剩余11亿居民家庭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只有1600元(见国家统计局《2017年统计公报》),这一平均收入水平或存在低估,但即便人均提高到2000元,也很难坐得起飞机。

上篇文章发布后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反馈信息,大致可归纳如下:

1、过去五年中,乘飞机的人数约为2.3亿,如2018年有近6亿人次坐过飞机,但坐飞机的人数估计为1亿左右;

2、过去两年坐飞机的人数中,属于第一次乘坐飞机人数占比接近50%,说明消费升级仍在延续;

3、目前中国人口接近14亿,估计占全国70%左右的人口(10亿)从未乘过飞机也属正常,如欧洲迄今仍有40%的人口从未乘过飞机。

因此,“10亿左右的人口没有坐过飞机”的判断基本符合实情,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毕竟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不过,据此认为还可以大建机场以满足潜在需求的观点,我不敢苟同。

以国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分布为例,看似国内机场旅客吞吐总量保持了较高增长,但若观察一下细分数据,分化实在太大。在国内229个机场中,只有32个年吞吐量千万级别的机场,就占据了全部旅客吞吐量约78.5%,而年吞吐量在300万以下的机场多达179个,只占全部旅客吞吐总量的8.9%。

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因此,中国居民的潜在需求也很大,关键是如何把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扩需求有两种路径,一是靠投资拉动,二是靠消费拉动。投资拉动既可以带动就业,又可以拉动发展,于是就有了“想要富,先修路”之说。但如果路修得太多了,既会造成过剩,又会导致社会债务率上升。

如从供给侧观察,公路的旅客周转量占比大幅度下滑,但总里程却逆势大幅增长。根据2007年公布的《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公路总里程要达到300万公里以上,其中“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65万公里,高速公路10万公里左右。

而到2017年的实际情况令人瞠目: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477万公里,较2020年规划目标超出了60%。其中高速公路13.65万公里,也超出了36%;但“二级及以上公路”占公路总里程的13%,占比未达标,这表明二级以下的低等级公路已经建设得太多了。

相比之下,我国的高铁、地铁的客流量还在上升,因此,基建投资在高铁和地铁上的投入还是值得的。航空的客流量增长也很快,但要注意机场修建的地理位置与人口流之间的关系,应该在人口密度高、产业发展快的地方多建机场。但公路的扩张似乎要降速了,因为公路客流量从2017年开始就出现了负增长,乘用车销量2018年也出现了负增长。

我国从古至今都崇尚授人以渔,但这也需要有一个度的把握,如今看来,已经出现“渔”多“鱼”少的问题,那就应该把扩内需的重心落在“放水养鱼”上,即如何去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保水平,扩大消费这一内需。

在我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抽水马桶(指有抽水/冲水功能的坐便器和蹲便器)的家庭普及率还不高,至少有5亿人口的家庭还没有使用上抽水马桶。其实我在三年前就写过类似的文章,题目叫《马桶盖表象背后的马桶困惑》,推算出居民家庭中没有安装抽水坐便器的大概超过6亿。即便上海这样发达的城市,三年前也有超过9万人的居民家庭仍在使用木制马桶。

但是,人们容易被三年前中国游客去日本抢购智能马桶盖的表象所迷惑,以为国内需求太旺盛了,只好到国外去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

但占中国人口5%左右超高收入阶层,确实具有超强的消费能力。如贝恩咨询公司的报告揭示,2018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增速达到18%,与国内社会零售品消费疲弱形成鲜明对照。

从2015年到2018年,中国消费者在本土的奢侈品消费增长是海外的两倍。从全球来看,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花费总支出占全球总额的比重,亦不断增加(当前预估占比为33%,较2017年32%高出一个百分点)。

可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中国地广人多,不能以偏概全去妄下结论,除了少数富人之外,大部分人处在想消费却消费不起状态,故80-90后已经成为日益高涨的消费贷主力。尽管如此,消费增速还是逐年下降,不少家庭连基本生活用品都没有配上,如仍有接近30%的家里是没有配卫生厕所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企业普遍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

因此,中国需要扩大消费,如果消费扩大了,产能过剩问题、民营企业困局基本上可以迎刃而解。

纵观全球各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一般都在60-80%,投资的贡献率一般都在20%左右,而我国投资的贡献率在40%左右,消费在50%左右,显然,消费这驾马车还跑的不够快。那么,如何让消费这驾马车跑得快呢?至少有三条路径:

第一,尽快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第二,还欠账,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让老百姓敢消费;

第三,降低居民的买房杠杆率,更多的钱用于消费。

建议可以采取以下对策来促消费:

第一,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步伐,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和耕地的市场化流转,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让土地合法、公平和合理地流转起来。此举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进而促进消费,同时也有利于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第二,扩大国有资本无偿划转给社保的比例和范围,以补足社保基金缺口,有利于间接刺激消费。如美国居民储蓄率接近于零,但为何消费对GDP的贡献要占到80%以上呢?主要原因是美国具有完善的养老制度,即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大支柱,企业养老即401K计划和个人养老保险制度即IRA账户,其中美国个人IRA账户上的钱要远超我国国内居民储蓄的平均水平。

201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70万,抚养人口增加了1000万,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部分省份已经出现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窘境。因此,通过扩大国企的股权无偿划转给社保的方式,应该能够弥补当前及未来的社保缺口。

若按照当前划转10%的比例,2018年初步筛选下来的进行国资划转的企业只有15-20家,不足以弥补社保资金缺口。今后应该加大国有资本划转社保的比例和范围,增大社保基金处置国有股权的权利。

第三,坚持房住不炒,这也是目前政府部门正在努力实施的方案,如扩大租赁房建设,关键看效果如何,如对于租赁房,西方很普遍,中国的老百姓能否接受,需要面对现实去操作。此外,寄希望在房价能够稳定的前提下实施房产税,这当然是居民降杠杆、促消费及缩小贫富差的有效手段,但能否同时维持房价稳定?

第四,扩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规模,以逐步化解当前经济领域出现的某些“困局”,如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民企投资意愿不足等问题。目前,地方政府杠杆率水平已经偏高,需要降杠杆,企业和居民部门也是如此,唯有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很低,只有20%左右。那么,扩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会不会导致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之比)突破3%的所谓“安全线”?

我认为,3%的所谓安全线是世界银行很多年前提出来的经验公式,目前不少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率早就突破了,也并没有造成财政危机。中国国情与它们不同,各级政府所有的“资产”包括国企、土地和自然资源,规模巨大。因此,中央政府发国债、加杠杆的空间较大。

  2008年,美国政府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政府杠杆率水平从57%提高到2013年的97%,随着政策刺激下经济的复苏,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水平也显著下降。因此,我们要实现全社会稳杠杆目标,也需要先行加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支出力度。(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ID:lixunlei0722) 作者: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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