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发言》：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表示，我国经济仍旧处于换挡期、阵痛期和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此外，又进一步叠加了“中美经贸摩擦”，下一步要对面的比较大的问题是国际规则重塑的摩擦。 在谈到当前正在进行的“三大攻坚战”时，楼继伟认为都是必须做的，也存在还历史欠账的因素。“这是对透支和失误的还欠账，环境污染这么多年，不注重环境污染，现在环境污染治理的时候当然对经济下行是有压力的”。
新闻视点
中央高层智囊：正视中国与日本发展的巨大差距
【研究员】：wh
1990年中国居世界经济第10位，1995年超过巴西、西班牙、加拿大上升到第7位，2000年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2005年超过法国和英国居世界第4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3位，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今后几年，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世界各国公认，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博览财经特稿】近期，我们组团到日本进行21天的考察调研，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题，到有关政府部门、企业、大学、研究机构访问交流，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到东京、大阪、福冈等地参观考察。总的感受是，虽然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低迷，被称为“失去的20年”，但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到高度发达文明的阶段，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与日本还有巨大的差距。我们必须时刻自省自警自励，学习借鉴日本的长处，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 正视中国与日本发展的巨大差距 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和野村综合研究所是两家知名的民间智库。我们访问交流时，学者们都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横井正配是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中国区域担当部长，他一半时间在中国，一半时间在日本，他说感觉两边落差非常大，中国的发展是朝气蓬勃，日本则是死气沉沉。中原丰是三菱综合研究所的副社长，他比喻说，日本是一个“日出的国家”，但现在却是太阳下山的国家，而中国则是太阳当空的国家。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日本许多有识之士都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在研究日本面临的问题症结，并寻找着重振日本雄风的未来。 访日之前，我们研究了中日经济发展的对比，可以说中日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彼消此长的过程。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此后进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时期，被称为“失去的20年”，深陷经济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过去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0.5%，而日本只有1.1%。1987年，日本GDP超过前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济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94年最高峰时的17.67%，逐步下降到2010年的8.7%；中国经济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91年的1.83%，逐步上升到2010年的9.3%。1994年日本经济总量相当于中国的8.55倍，达到战后以来的历史顶峰，随后中日经济差距迅速缩小，1997年日本GDP降为中国的4倍多，2002年降为中国的2倍多，2006年降为中国的1倍多，2008年之后两国GDP已比较接近。 1990年中国居世界经济第10位，1995年超过巴西、西班牙、加拿大上升到第7位，2000年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2005年超过法国和英国居世界第4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3位，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今后几年，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世界各国公认，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不振，使得国内外许多人看好中国，而看衰日本，甚至有不少中国人也认为，中国即将全面超越日本。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这是访日前后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问题。通过在日本的访问、考察、接触和了解，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对日本发展的看法和评价不能简单地被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表象所掩盖，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深陷泥潭”，相反日本经济运行总体还比较平稳，经济社会发展都进入到有序运行的轨道，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精细化的程度。日本的就业相对比较充分，人民生活比较富足，国民心态比较平和，社会秩序安定和谐，城乡地区之间发展比较均衡。总体上，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高度发达文明的程度。与此相对照，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与日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第一，经济实力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但中国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多，反过来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0倍。2010年，日本人均GDP是42150美元，而中国只有4260美元。日本在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中名列前茅，而中国仅排在第120位左右。日本经济方面的巨大优势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工业制造、金融实力、技术优势。这是日本维持世界经济霸权的三大支柱。 一是强大的高端工业制造能力。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村裕彦先生说，日本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的高端制造大国？因为日本没有多少资源，能源自给率不到20%，粮食自给率只有28%，要维持日本人的生存，满足能源和粮食的进口需要，就必须发展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制造业，这是日本的生存之道和生命线所在。日本正是以这种深刻认识和进取精神，牢牢占据世界制造业的高位。工业实力和强大的制造能力成为日本最重要的王牌。工业制造业的高度自动化，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械设备和工业机器人制造大国。世界500强企业中，日本共有68家跨国企业上榜，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产生了一大批世界知名公司和品牌，如丰田、三菱、日产、索尼、东芝、松下等，其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精益求精，享誉全球。在日本工作的中国教授告诉我们，日本产品很少有质量问题，更不可能有假冒伪劣，同样的产品各地价格也相差不多，顾客尽管放心购物。日本制造成为品牌、技术、质量的代名词。 二是强大的金融实力。日本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确立了世界金融帝国的地位，后来虽然受到泡沫经济破裂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但金融实力依然强大。日本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2010年，日本的海外净资产总计为3.07万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5.8%。 三是强大的技术优势。永远保持技术领先优势，这是日本手中的核心王牌。日本提出“技术立国”战略，在研发领域始终保持世界至尊地位。日本的研发投入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量的20%，而其人口只占全球的2%。日本的科研投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4%，其中77%来自企业，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只有2.3%。全球十大发明型企业中，有八家在日本。其专利发明集中在电子、机械、精细化工、纳米新材料、能源与环保等高科技行业。在可见的将来，日本的技术领先地位难以动摇。 第二，日本处在现代化的领先地位。 访问日本期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日本完善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发达的综合性立体交通体系。日本全国近1.28亿人，居住在面积只有37.78万平方公里的列岛上，而且还主要集中在本州岛上，但到处的交通都很通畅，包括东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几乎看不到长时间堵车的现象。主要是因为，虽然日本汽车工业发达，居民家庭汽车拥有率很高，但大城市地下铁路、地上高架轻轨构成了一个立体交通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很方便，人们出行首选的是轻轨和地铁(日本人都叫电车)，很少有人会开车上班，甚至一些大公司的经理、政府的高官也都乘坐地铁。我们在东京的几天活动，充分体验到了地铁和轻轨的方便之处。日本人很为他们完善便捷、节能环保的基础设施自豪，并认为日本在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方面具有向其他国家出口的优势。 日本在城乡、区域发展方面已达到了比较均衡的状态。从南到北，沿途所见，各地区发展都很现代化。日本的农村一样能够享受现代化发展的成果，交通便利，服务设施比较完善，生活水平与城市差别不大。与此相对照，中国的城乡、区域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特别是中国还处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的阶段，仅消化吸收这庞大的农村人口，最终达到城乡之间的相对均衡，恐怕就需要两三代人、几十年的时间，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差距。 第三，日本在生态环保方面的突出成就。 日本虽然是一个地域狭小、自然灾害频发和多山的国家，但生态环保做得非常好。人们具有非常强烈的环保意识，每个人都自觉地保护环境。穿行在日本的城市之间，高速公路许多时候是在山洞和桥梁之间通过，所见山峦到处都是森林覆盖，一片郁郁葱葱。日本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4%，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非常重视绿化，即使在繁华的东京，高大的树木、整齐的草坪、大片大片的绿色也尽收眼底，似乎有土地的地方就被绿色的植物所覆盖。 访问日本真正地感受到什么是整洁干净。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这大概是我们中国人到日本的强烈感受。据介绍，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管理最严格的国家，家家户户自觉对垃圾进行分类，按时定点收集，甚至街道上的垃圾筒也不多，人们出门都自觉地带着塑料袋，把准备扔的垃圾保存起来，放在有收垃圾的地方。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乱扔垃圾和随地吐痰的现象，也没有如美国纽约地铁乱写乱画的问题。 日本更是十分强调节约的国家，全民具有强烈的节约意识。日本的饭菜都份量较少，刚好够一个人吃即可，即使是大家一起聚餐，所点食物也是够吃就好，不会出现吃不完浪费的现象。日本人认为，他们的资源和食物有限，虽然现在已经非常富裕，但视浪费为犯罪，良心上感到不安。对比中国人餐桌上的巨大浪费，真使我们感慨万千。这次东日本地震海啸和核辐射，造成电力普遍紧张，日本人更是感到了能源的紧缺，提倡和推行各行各业和全社会节能，办公室、家庭和许多公共场合都只开一半的灯，虽然没有强制，但人们都非常自觉地实行。日本一些企业都配备有能源管理师，负责落实节能标准。交通节能也是日本节能的一大领域，政府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国民自觉不开汽车，现在骑自行车在日本又流行起来，既节能，又减少污染，还可以锻炼身体，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日本是世界上节能减排做得最好的国家，其能源使用效率相当于中国的15倍之多。 第四，日本是世界上最和谐有序的国家之一。 日本社会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有序。交通人流都在无形中听从一个指挥，就是都遵守规则。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很少能看到警察，各个路口只有红绿灯在指挥交通，绿灯亮时发出一种“啼嘟啼嘟”的声音，提醒盲人可以过马路。汽车和行人都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市内还是市外的车流，看不到如中国常见的不断强行并线、超车、夹塞、甚至进入逆行道往前超车等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据说日本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很低，在世界上也是交通事故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表面上就可以看到，日本是一个很守规则的社会。 在日本访问旅行，中国人经常会问，这里安全吗？东西会丢吗？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这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日本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安全根本不是问题。陪同我们的人说，他在日本生活二三十年，基本上没有碰到过丢东西的现象。中国人总是说，你帮我看着东西。可日本人不明白，东西你看它干嘛。在日本的机场、饭店、宾馆等各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放着没人看的行李，旁边人来人往，并没有人觉得东西不安全。陪同的人告诉我们，在日本没有人家装防盗门，窗户上也没有防盗网，因为他们不担心会被盗。我们专门看了街上停放的自行车、摩托车，有些是上锁的，也有不少是不上锁的。这也印证了日本社会的安全。我们感到，在日本真使人有一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感觉。 日本还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朋友甚至开玩笑说，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不管是从事哪行哪业，工资收入差别不大，而且非常透明，没有工资外的灰色收入。要知道日本人的收入很容易，只要知道他大学毕业时间和年龄就可以了。一般来说，大学刚毕业每月收入20多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6万多元；30多岁的人一般收入30万～40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5万～3.3万元。据日本的教授讲，一般资历比较高的教授的收入与日本首相相当，都是一年1200万日元左右。日本实行严格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遗产税率从10%到70%，这些都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因此，日本的基尼系数比较低，大约是0.285，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 日本还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一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日本还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高的国家，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性为78.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 第五，日本具有很高的国民素质。 人们普遍承认，日本的国民素质很高。这首先与日本的教育水平高有很大关系。高中毕业的学生大多数都可以上大学，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日本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几点特别突出：一是讲礼节。对人非常有礼貌，赴约非常守时。日本人的鞠躬世界闻名，商场、宾馆、饭店总可以看到服务人员对客人鞠躬致谢。在日本几乎看不到无礼的举动或粗鲁的行为举止。 二是重信用。日本人诚实守信，在商业买卖中几乎不会发生欺诈行为，坑蒙拐骗的事情绝少发生。日本的企业也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著称于世。 三是严格自律。日本人的口头禅是“不给他人添麻烦”，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并尽力做到尽善尽美。在日本看到街上的小汽车，都是擦得干干净净，每家每户每个商店门前也都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也是“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具体表现。在日本的大街上、地铁里，看到的上班族都是西装革履，日本人喜欢穿西装是一种自律的文化要求。令我们惊奇的是，出租车司机也都是西装领带，和公司白领没有差别。日本人工作负责，讲究效率，勤勉敬业，精益求精，工作中加班加点成为常态，而且都是人们的自觉行为。 四是团结精神。在日本，给人的感觉，这是一个高度一致的社会，根本没有如其他国家那样的不同民族、种族、语言、文化上的差别，更没有这些方面的社会冲突。日本人具有一种团队精神，大家都融入到集体行为之中，为了集体的和社会的利益，甘愿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日本民族始终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有非凡的适应能力，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都是日本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因素。 日本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问题 日本之所以经济长期低迷，有它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也是我们这次访问日本时另一方面的重要感受。 一是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产生了长期的严重后遗症。 谈到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就要追溯到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影响，而之前的“广场协议”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战后高速增长期后又出现了“辉煌的10年”。日本产品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尤其对美国形成了巨额贸易顺差。美国迫使日本达成出口“自愿限制协定”，但效果不佳。1984年底，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突破1000亿美元。1985年9月，美国加上英、法、德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到1988年日元兑美元几乎翻了一番，从238∶1骤升至128∶1。一方面，日元升值造成日本企业大肆进行海外投资，购买美国资产；另一方面，出口减少造成经济增速下降，日本大幅调低利率，实施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大量国外热钱流入，导致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飞涨。日本股市价格5年间增加了3倍，房地产价格上涨了2.4倍，国家资产几乎翻了一番，日本经济呈现“眩目的辉煌”。1990年，日本的地价市值相当于整个美国地价的4倍，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总地价。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股价和房地产价格一路狂跌，银行资产大量缩水，不良贷款增加，经济急剧下滑，跌入衰退的深渊难以自拔。有人把这次泡沫经济破裂称为“二战后日本的又一次战败”。之后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银行不良债权久拖不决，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日本成为世界上政府负债最高的国家，2010年政府债务总额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27%，所幸国债96%是由日本国民购买的。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低迷，至今还看不到景气和恢复的迹象。 二是有限的国内需求，制约了日本经济发展的空间和余地。 日本经济长期依赖外需，出口商品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一直保持贸易顺差国的地位。日本强大的制造能力和有限的国内需求形成了一大矛盾。经过长期的现代化发展，日本的国内发展已经达到饱和的状态。我们在日本很少看到有新建的楼房和新修的基础设施，许多地方多少年都保持原样，强烈地感受到日本的发展已达到完善成熟的程度，没有多少发展的空间和余地。 三是日本政权频繁更叠，缺乏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日本政府这些年来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除了小泉纯一郎首相从2001年到2006年任职5年多之外，其他的首相任职长的一年左右，短的几个月时间。自民党一直长期执政，近年来民主党上台。我们接触到的日本各界人士都普遍反映，日本政治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政权不断更换，任职太短，由此造成长期发展规划的缺失，政策朝令夕改，这成为影响日本发展的突出问题。 四是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和老龄化加剧，成为日本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一方面，日本的生育率呈下降趋势，许多青年结婚都到30岁之后，平均每个妇女仅生育1.37名孩子；另一方面，日本又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这就使得老龄化趋势加剧。目前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24%，差不多每4个人中就有1位老人。在日本访问，可以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出租车司机大部分是老年人，公路收费站的收费员是老年人，宾馆服务员也大多是老年人。老龄化必然使日本经济发展后继乏力。 五是日本经济依赖“中国特需”，但又与中国处在复杂的关系之中。 现在，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国，与中国的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量的近20%，日本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国，对日本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量的10%，中国还是日本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对于出口导向的日本经济来说，越来越依赖于中国，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和进口扩大，被日本称为“中国特需”。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在军事战略上又依赖美国，构筑起日美同盟。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中日两国关系错综复杂，两国国民感情不和，媒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都在影响和制约着中日关系的发展。 日本经济发展对中国的镜鉴和启示 通过中日发展的对比，更加深了我们对我国发展的认识，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清醒地认识中国发展的定位。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中国的发展引起全世界的惊叹，也令我们感到自豪。现在到国外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商品。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也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想方设法吸引中国游客。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等等。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正在改变，中国人也在改变对自身的看法。国外有不少媒体报道，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具备了发达国家的特征，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在有人宣扬“捧杀论”的同时，也有人在鼓吹“崩溃论”，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作为中国人，应该冷静清醒地看待中国自身的发展定位。总体上看，中国仍然并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几代人的差距，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还处在艰难的爬坡过坎阶段。我国人均收入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较低水平，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必须付出长期不懈的艰辛努力。 第二，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 “知耻而后勇。”看到与日本发展的巨大差距，我们更应该自省自警自励，奋起直追，埋头苦干，紧紧抓住中国发展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自己。虚心地学习借鉴别人的长处和经验，创造性地为我所用，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痛下决心提升中国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品牌质量，加快中国制造由低中端不断向中高端攀升。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端制造中占有重要位置，成为世界制造强国。这里要特别提到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他们骨子里追求自己制造产品的完美品质，为达到在同行和客户眼里的称誉，而不惜把99.99%的精力用在0.01%的产品提升上，真正做到精益求精。日本公司老板一般不会整天待在办公室里，而是经常身穿工作服在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制造业还缺乏这种精神，而又特别需要具有这种精神。同时，我们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特别是综合性的公共立体交通体系。由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中国不可能也不允许大量发展私人汽车，否则将出现一场“汽车灾难”，一些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第三，高度重视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深刻教训。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至关重要，而最大的危险在于泡沫经济。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是日元短期内急剧大幅升值，造成国家财富迅速膨胀和放大；二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金融泡沫扩张；三是房价急剧大幅上涨，造成严重的房地产泡沫。结合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更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对国家宏观调控来说，管理好通货膨胀十分重要，而管理好资产泡沫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原则，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基础上的基本稳定，防止人民币短期内大幅升值引起热钱过度炒作；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切实加强金融审慎监管，始终注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坚持住房“民生+消费”的基本属性和发展定位，限制住房的资本属性和投资需求，防止和消除房地产市场泡沫，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第四，更加重视生态环保和社会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严重，节能减排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我们要学习日本的经验，高度重视节能环保，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十分注重节约而不再是一个浪费的国家，使节约成为深入人心的观念和国民的自觉行动。对比日本的节约，中国的浪费令人痛心。尤其是中国人大吃大喝的浪费，讲摆场比阔气的浪费，贪大求洋不计成本的浪费，需要痛下决心加以治理。中国要在植树造林和绿化方面下一番大功夫，并将其作为各地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有良好的社会秩序，要把社会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增强人们的安全感与社会的和谐度。收入分配已成为关系中国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借鉴日本的经验，必须下决心解决中国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问题，特别是部分社会成员不当过高收入的问题，加强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真正建立起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机制。 第五，全面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入境游和出境游快速发展，中国国民的素质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不文明的行为也为许多人所诟病。全面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已经成为我国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任务。我们要从最基础的抓起，首先是讲诚信，其次是守规矩。诚信是道德的基础，守规矩是法治的基础。一个人没有诚信，一切道德无从谈起。一个人不守规矩，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人们常常感叹，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道德滑坡，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行为严重污染和败坏了社会风气。因此，我们要在加强法治建设、依法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道德建设。建议制定《国民道德建设基本纲要》，重新进行一些最基本的道德普及性工作，比如，如何走路开车、如何礼貌地与人相处交往、如何讲实话不讲假话、如何工作学习，等等。中国的许多交通事故都与不守规则有关，要从遵守交通规则抓起，培养中国人的规则意识。要下大力量抓中国的国民素质教育，加快与国际接轨步伐，提高中华民族的文明水平。 第六，中日经济合作具有巨大的空间。 中国与日本经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日本拥有先进的技术、管理和人才优势，中国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不断发展的国内市场，这些都提供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巨大空间。节能减排、生态环保、技术创新这些方面，都是重要的合作领域。应该将中国的市场优势与日本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和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两国的经济合作不断拓展。日本近年来出现了新的产业转移趋势，一个基本的考虑是产品设计研发必须靠近市场需求，这样才能更好地设计出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因此，日本企业的研发中心出现了向中国等国家转移的趋势。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国外产业转移的新机遇，加快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来源：《历史大论坛》，作者：刘应杰）
人物广角
一场人间大戏落幕 探秘减刑的薄谷开来
【研究员】：wh
当年的谷开来，实际上多少也是带着一腔幽怨去的英国。“把薄瓜瓜带到英国去上中学完全是她一手操办的，给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甚至这个事情是有赌气的性质，在此之前我有过外遇，而这个事情呢，她表示非常愤怒，她把瓜瓜带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赌气就走的。”薄熙来后来在法庭上曾做过这样一番陈述，虽是寥寥数语，但也是对那一时期他们夫妻关系实质的真实描述。
【博览财经特稿】2018年12月11日，北京市高院裁定罪犯薄谷开来在死刑缓期二年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符合减刑条件，故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原判附加刑不变。 这一新闻又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位风光一时的部长夫人身上。从红二代到名律师再到官太太，最终双手沾上鲜血进入监狱，薄谷开来的生生轨迹令人唏嘘。 《三联生活周刊》曾以4万字长文报道了簿谷开来始末。其中，对薄谷开来人生起伏的叙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特此摘编，或许可以给读者一些体悟。 从薄瓜瓜说起 薄瓜瓜是1987年12月17日在北京出生的。据说薄一波为这个薄家第三代取的正式的名字是薄旷逸，而姥爷谷景生见这个孩子憨态可掬，就给取了个“瓜瓜”的小名──这大概是谷家的传统，薄瓜瓜有一次告诉媒体，他的一个表姐叫果果，一个表妹叫桃桃。“瓜瓜”后来便成了他的大名。 谷家有五个女儿，谷开来是最小的一个，四女儿谷某一直单身，瓜瓜的生活她也照料颇多。薄瓜瓜后来半开玩笑说，四姨是唯一对他“板脸的人”。有一次因为瓜瓜理发时嗑瓜子，四姨觉得不礼貌，让他写了一份“足足有两页”的检讨，他笑称：“我的文科成绩一直很好，大概就和小时候写检讨有关。”其实他和姥姥、姥爷以及四姨最亲。 薄瓜瓜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的一些细节也让人颇为怜惜。“爸爸妈妈很少见到我，我一直在北京，他们在大连。我从小就习惯拿一个小本儿，然后就拿那本随便乱写。好像跟本儿来对话似的，像一个朋友一样，我说它听。有一次爸爸、妈妈来看我，我就不让他们走，抓着他们。他们就想尽办法，后来就说那咱们玩捉迷藏吧。然后我在那儿数数，正数着数呢，一睁眼，怎么人都没了?然后就看到他们坐车走了，我当时就好像哭得挺厉害的，然后也要追出去……挺难过的。” 瓜瓜9岁时写过这样一首小诗：“时晚民子遇，独院无父存。要知答明归，作真忘盼儿。”“诗的内容讲的就是傍晚放学，家长都来接孩子，而他却看不到父亲，父亲在外地。听说明天要回来，但他工作太认真，竟然忘了期盼着他的儿子。”薄瓜瓜后来说，薄瓜瓜当时的班主任回忆，有一次薄瓜瓜写了一篇《小雨还在沙沙下》参加景山学校的作文比赛，这篇作文是专门写他父亲的。 不知道这段经历是否造成了谷开来对儿子的一种补偿心理。作为母亲，谷开来对瓜瓜的爱更是众所公认的──暂且抛开怎么评价她的“爱”和这个“爱”导致的结果。与谷开来早期合作过的C先生说，谷开来心气颇高，虽然后来她也曾以一名成功的职业女性形象走向世界，与海外打交道，但是毕竟彼时已人到中年，错过最好的年龄，所以她对瓜瓜寄予很高期望，特别希望身边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如C先生，能多影响和指引瓜瓜，让他成长为西方文明世界里一名标准的“绅士”。 薄瓜瓜与谷开来的一个“阶段性胜利” 现在看来，薄瓜瓜2000年得以进入哈罗公学读书，是他与母亲谷开来的一个“阶段性胜利”。 去哈罗公学读书的想法，应该是薄瓜瓜在1998年的第一次英国之旅萌生的想法。据知情者透露，谷开来大姐的女儿当时在英国读书，而“家里人分析，英国的英语最标准”，于是英国成了最终目标。一番商议，谷开来决定带着薄瓜瓜先去英国看一看。1998年初，利用瓜瓜放寒假的时机，C先生与徐明、谷开来带着薄瓜瓜一行四人去了英国，C先生回忆，此行他们参观了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当时还联系到台湾一位政界名人的儿子为他们做翻译、介绍。 毫无疑问，为这次英国之旅全程买单的人，是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徐明就是付钱的角色，一路走一路付。” 1999年12月底，谷开来带着薄瓜瓜第二次前往英国，与上一次走马观花不一样，这一次，这对母子做好了长期生活在此的打算。这个决定对当时刚满12岁的薄瓜瓜来说，也是个颇有压力的举动。他后来在接受某电视台采访时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一开始最早到英国那是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前途。”一方面他已经离开了景山学校，另一方面在英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校，“假如说不能开创出一条光明的道路的话，那等于说两边都耽误了”。 谷开来带着薄瓜瓜第二次造访英国时，她并没有把落脚点选在伦敦，而是英国南部海滨城市伯恩茅斯(Bournemouth)。伯恩茅斯以气候温和的旅游胜地闻名，这里有顺着海岸线一直延伸的白色沙滩。薄瓜瓜后来在接受某电视节目采访时还提到：“我记得当时看着辽阔的大海就非常感慨，因为不知道前途会是什么样子。” 经语言学校帮助，谷开来在伯恩茅斯靠海边一幢叫作基思顿(Keystone House)的公寓里租房住了下来。由宝马经销店改造而成的基思顿是一幢三层楼房，下面两层是办公用房，只有三楼用于居住。房东理查德·史达利(RichardStarley)至今对谷开来有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谷开来平时很有礼貌，行事低调稳重，“是一位端庄的女士”。 在房东史达利印象中，谷开来“是一位好妈妈，处处关心儿子，为儿子着想”。起初，谷开来把时间更多地花在支持儿子的学业上。语言学校的人士回忆，她先是走路把12岁的儿子送到学校，然后会在小城的高档餐厅享受美食，或者为客人们泡制绿茶，还与当地人练习英文。虽然谷开来在伯恩茅斯生活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一篇英文报道说，“许多和谷开来打过交道的人都为她着迷”，当地一家名为瓦伦蒂诺的餐馆老板形容她“美貌动人”。 市长夫人的创意 不过，谷开来也并没有把自己的角色仅仅限定在一个“陪读妈妈”上面。从基思顿的公寓房间远眺，能看到一只固定在半空的热气球，叫“伯恩茅斯之眼”。气球能把游客带到约150米的高空，游客在热气球上将海边小城的美景尽收眼底。 彼得·贾尔斯·霍尔是这一气球观光项目的所有者和运营公司──VistaramaBalloonSystems的总经理。有一天，一位中国女性找到他说，她认为自己在中国的家乡城市也应该有一只这样的热气球。霍尔后来才知道，这位女士所说的“家乡城市”，正是与伯恩茅斯有些类似的海滨城市大连；而这位介绍自己叫Horus的女士的丈夫，就是这座城市的市长。 在霍尔眼里，谷开来“穿着永远无可挑剔”，但是他也显然洞察到了这种个人魅力所隐含的另外一些信息。霍尔说，虽然谷开来住在一个普通公寓，但是她精致的装束和她对钻石、翡翠的嗜好展现了她的财力。“她让人眼前一亮。永远的细高跟鞋、短裙、丝袜，非常昂贵的珠宝。”霍尔说，“当你看见她走在街上，你看着她，你就会知道她极度富有。” 霍尔回忆，谷开来当时提出“气球看起来是红白相间的足球”，说大连一家赞助了一个当地足球俱乐部的化学公司打算买它。“她起初是迷人而礼貌的”，但是双方渐渐出现了一些不愉快。据霍尔说，气球绞盘──将气球拴在地面的部分的价格是10万英镑，但是谷开来要求霍尔写25万英镑，其中15万英镑是给瓜瓜交学费。“我们不可能这样做。我们的财务人员无论如何不可能允许这样。”霍尔说，被他拒绝后，谷开来很生气。谷开来希望这个气球能在2000年早些时候，赶在大连的一场重要活动之前交付而未果。霍尔后来称“谷发出了愤怒的威胁”，“我们想，哦，天呐，她变得非常丑陋了，她的脾气实在是阴晴难定”。 霍尔还记得，一些气球支付款的支票上写着“大连保税区”，可是他被告知是一家塑料公司支付了费用──后来证明，是徐明付钱买了热气球。当时的计划是，“一只气球将被安装在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的体育馆外”，“另外一只将被带往中国各地进行展示，以期能被卖到其他城市”。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耗资不菲的大连热气球项目命途多舛──热气球还因为一场焰火事故被毁。它“生命”的最后一次“露面”，是以“直升飞球”的正式名称，出现在对薄熙来的“受贿罪”的指控上。谷开来作证说：“我向薄熙来说了徐明想做这个项目，最后市政府就把这个项目放在了大连的星海湾广场上。”不过现在很多大连人对这个昙花一现的项目并无多少印象。 虽然那只“伯恩茅斯之眼”的热气球如今已香消玉殒，不过网上至今还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徐明与谷开来一道乘热气球“考察”的照片。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照片的一角还有另一个“乘客”，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德叔”的法国建筑师德维尔(Patrick Henri Devillers)。 德叔与薄家的“友谊关系” 德维尔后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对一切传闻都予以否认。他说：他与薄家是友谊关系，受邀去薄家做过客，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叫他叔叔，他受命陪薄瓜瓜前往英国，但从没领到过薄家的经济报酬。不过，后来陆续披露出来的一些新闻，包括德维尔本人后来在法庭上的证词都表明，他与谷开来母子的关系远非“友谊”所能涵盖，他至少曾经是谷开来在英国经济活动的一名重要参与者。 薄瓜瓜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忆及初到英国时的诸多困难：“那时比较苦，吃、住、行样样成问题，没有任何人帮忙，几天就要换个地方住。”薄瓜瓜说有一次，妈妈领他去一个新住处，又小又暗，条件特别差。“我一进屋就说：‘这不是贫民窟嘛!’妈妈一句话也没说。后来我对自己的态度特别后悔。” 不知道是不是儿子的态度让她下了决心，谷开来后来在法庭作证时说，她带瓜瓜去英国时，“当时住房非常困难，所以我就想在英国以外买套房子”。谷开来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德维尔，德维尔建议在法国尼斯、戛纳地区买房作为投资经营，“还可以把房子出租获得收益，而且那里的房子还可以保值增值，还可以度假用”。德维尔的建议深得谷开来之心。 身为建筑师的德维尔自然承担起物色房产的任务。他后来在法国尼斯和戛纳之间找到了一栋叫圣乔治的别墅，他后来提供的证词说：“圣乔治别墅位于戛纳的松树大道7号，一共三层，房屋面积有350平方米，总占地面积有3950平方米，带独立花园、游泳池、车库等。”他带着谷开来专门去了趟法国尼斯戛纳看了这套别墅。谷开来看后十分满意，决定购买。谷开来后来在法庭出示证词时说，她的想法是把这套别墅“将来留给儿子瓜瓜”。“作为经营性物业，对外出租，可以有稳定的收入”，而她的初衷看起来也显得很“单纯”：“因为我希望瓜瓜好好做学问，不为生计奔波，影响了前程。” 谷开来让德维尔与别墅的房东谈好了价格：房款总价是220多万欧元，大概合200多万美元，连同装修一共需要300多万美元。“选中这座别墅之后，徐明正好来英国看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要在法国尼斯戛纳地区买别墅的事，大约需要300多万美元。徐明当场表示由他出购房款，我同意了。” 曾经的“谷丽” 当年的谷开来，实际上多少也是带着一腔幽怨去的英国。“把薄瓜瓜带到英国去上中学完全是她一手操办的，给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甚至这个事情是有赌气的性质，在此之前我有过外遇，而这个事情呢，她表示非常愤怒，她把瓜瓜带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赌气就走的。”薄熙来后来在法庭上曾做过这样一番陈述，虽是寥寥数语，但也是对那一时期他们夫妻关系实质的真实描述。 2013年8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虽然本人没有现身，但是已在服刑期的谷开来用出具证言的方式，成为指控薄熙来某些罪名的重要证人。夫妻一场近三十载，最终竟以这种方式相遇，又以一场审判而结束，这令了解他们感情经历的一些亲朋好友们不胜唏嘘。 曾经，他们的结合被视为“郎才女貌”+“志同道合”这种最佳夫妻模式的最佳样本。 众所周知，谷开来也是一名地道的“红二代”。谷开来的父亲谷景生是山西人，早年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谷景生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政委，与军长秦基伟一起开赴朝鲜，参加第五次战役，后来又出任国防部五院政委、党委书记。 谷景生的夫人范承秀是范仲淹的后代，14岁即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游击队长，“抗战时期太行山区著名的才女、妇救会干部”。1957年，心直口快的范承秀因帮着知识分子说话而被打成“右派”和“反党集团”，有关方面要谷景生与妻子离婚。“当时，全军授予将军军衔的高级干部中被打成‘右派’的，唯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同志一人，将军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唯谷景生同志一人。谷景生同志当时正在国防部五院，是受到重用之时。妻子怕连累他，也提出要离婚。然而，谷景生同志却断然拒绝……他因此被调离五院降职使用，但他无怨无悔。”这是2004年谷景生去世时，薄一波发表的悼念文章里的一段。由此也可以看出，谷景生是一位有情有义之士。 1958年11月15日出生的谷丽──后改名为谷开来──是谷家五姐妹中最小的一个。1966年，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谷景生和范承秀都成了首当其冲遭殃的老干部。当谷家遭受巨大变故时，谷丽只有8岁。父母相继被关押，四个姐姐又都被赶到农村。一位了解谷家情况的知情者说，谷家的其他四个女儿因为年龄稍大，“文革”前上学的上学、当兵的当兵，相对而言，小女儿谷丽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一篇介绍谷开来早期经历的文章说，小学还没有毕业，谷开来就不得不上房当泥瓦匠，还到副食品店操刀卖肉，卖肉时竟还是个叫人目瞪口呆的“一刀准”。“后来，为了更长远的生计问题，她决定学门手艺，她开始学弹琵琶，聪颖的她一学就会，很快就达到了专业水平，被确定为独奏演员。在北京电影乐团录音棚中为电影录音，《毛主席逝世》那部纪录影片的琵琶伴奏，就是谷开来演奏的。”──据一位了解谷开来的知情者说，谷开来的琵琶确实弹得非常好。有时出国访问时，兴之所致，她也会为客人们表演一段琵琶。但是对于她为那部纪录片伴奏，这位知情者则表示怀疑。 谷开来的一份早期简历是这样写的：1973年参军，1975～1978年，在北京西城棉织厂当工人。 1978年，谷丽参加了刚刚恢复了第二年的高考。后来有文章说，“因为坎坷的童年使她根本没学过数学，几近交白卷，但是她的文学答卷才情过人，竟一下就考上了北大法律系”。 相比于薄家，谷家平反得比较晚。一位知情者还记得，谷开来当年跟他讲述如何为父亲早日平反、获得工作机会而奔忙。“他们家在80年代后期才分到比较好的四合院，他们家没有儿子，女儿们都挺顾家，两个老人能镇得住。”这位知情者说，谷景生年轻时一表人才，而谷开来的长相和性格更多遗传自父亲。年轻时的谷开来灵动清秀，面相丰润。一位熟悉她的知情者说，她对自己长相唯一不满意的是腮骨过方，“耳后见腮”。某一年，谷开来告诉朋友，自己皮肤上长了东西，需要做手术。再见她时，整个脸型已有非常大的变化。 谷开来顶着压力嫁给薄熙来 在与谷开来结婚前，薄熙来与北京市前市委书记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有过一次婚姻。李丹宇是位军医，从当时的社会地位上讲应该是“下嫁”到还落魄的薄家。李丹宇后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薄熙来是在1981年儿子4岁生日那天，突然提的分手，之后李丹宇搬出了中南海，但却不同意离婚。两人最后对簿公堂，直到1984年，由法院判决离婚。 1984年，中央办公厅干部薄熙来到辽宁大连金县当县委副书记──一位知情者提醒，“文革”结束后，谷景生曾经带中央整改小组到东北工作过，薄熙来的选择应该与此有关。不过这个说法无从核实。 谷开来后来在正式场合都刻意强调是在1985年到了大连偶遇薄熙来，从而开始了一段浪漫的感情经历，避而不谈他们在北大共同求学的一年经历是否已相识。谷开来的三姐嫁的人，正是李丹宇的哥哥，而谷景生与薄一波都是山西出来的老革命，所以那时候的薄熙来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物。而李丹宇怀疑薄熙来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可能已喜欢上谷开来。为此据说她还告了好多年。 不管怎么样，谷开来当时是顶着一定压力嫁给薄熙来的，谷丽这个名字也是在认识薄熙来之后改的。一位知情者说，金州(当时的金县)著名的风景胜地“金石滩”也是他们一起取的名字，“金石为开，继往开来……这几个词来来回回的，他们觉得很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两人当时感情的深厚。 一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认识谷开来的人士回忆，那时候还是北大法律系学生的谷丽说话柔声细语，写一手好字。谷丽也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但是她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追随薄熙来去了东北──薄熙来当时只是一个副县级干部，前途未明，这段感情之初也没有任何功利成分。那时候从北京探望他们的一位友人，至今还对两人当时的寒酸记忆犹新：“他们家里有一间屋子，里面只有一张床，外面用一个布帘挡着，上卫生间、洗澡都得到外面用公共的。”见有旧故来，谷开来还有些尴尬，“她给我切了个香瓜吃，我回去就拉肚子”。这位友人回忆，薄熙来当时“穿一个灰不喇唧的工人装”，头发也乱蓬蓬的。东北小县城的日子，远非北京所能相比。日子虽然清苦，但两人感情甚笃。1987年底，他们收获了这段爱情的结晶──薄瓜瓜。 光芒四溢的“开来律师” “我认为薄熙来是她第一个最爱的人，也是第一个伤透她心的人。她自认美貌但是有比她更美貌的，她觉得自己不受重视。”伤心之余也许还有委屈──当时虽然挂着一个“沈阳军区陆军学院讲师”的身份，但谷开来其实为了这段婚姻放弃了工作机会。知情者透露，谷开来一度情绪低落，曾打电话给朋友，流泪倾诉自己的痛苦，也曾有一些举动来伤害自己。 作为谷开来当时颇为信任的朋友，C先生劝谷开来不要在别人阴影下生活。“我劝她，不要迷恋做官太太，她完全可以利用她在法律方面的专长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谷开来对好友的意见也深以为然。一番酝酿，于是就有了曾经风头十足的“开来律师事务所”的诞生。据称，这是第一家以女律师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 谷开来很快在律师这一职业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信和尊严，她的气质、教养、学识和能力通过这一职业得到充分展现。在此期间发生最有名的事情，便是后来被称为“胜诉在美国”的诉讼案。当时大连一家化工厂因商业纠纷被美国企业告至法庭，“中国方面不出面应诉，被美国法院做了缺席判决，判以1400万美元的赔偿。此事也惊动了当时的经贸部部长吴仪。她说，大连惹的祸，中国银行不能出钱，你们努力吧；官司打不赢的话，大连市政府就要出这个钱”。参与此事的C先生回忆。当时薄熙来的压力也很大，“那是90年代，大连政府哪变得出来那么多钱?”1997年，大连方面决定组成律师团赴美应对，谷开来担任律师团的主要律师，C先生也以顾问身份加入律师团。 “我们当时确实比较辛苦，一个月内看了六麻袋的档案，从头到尾翻出来。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理由，成功说服法官召开紧急庭前会议，再给一次机会。”C先生解释说，“严格说来，这场官司不是‘胜诉’──实际上最后在重审的时候双方达成和解，我们支付了对方律师的律师费，起诉方则答应撤诉。这样也争取回来了1000多万美元。” C先生出生于北京，成长于台北，曾经长期生活在美国。在美国诉讼期间，C先生说，他利用自己家族在政界和法律界的人脉，给谷开来安排了很多活动，包括在华盛顿拜访了爱德华·肯尼迪的家庭，到国会与范士丹(Dianne Goldman Berman Feinstein)见面。范士丹是旧金山唯一的女市长，资深参议员。C先生希望能用这样杰出的女性来激励谷开来，坚持走自己的路。而谷开来的表现也令人称道。“开来很快就熟悉了外交上的场合、穿着、谈吐等等，她的衣服虽然不是很贵，但很得体。” “她其实挺有个性的，但是她懂得掩饰，分寸拿捏也比较得当。”C先生回忆，中国律师团在洛杉矶的时候，为谷开来举办了一个“开来之夜”派对，很多人都为她的风采倾倒。当时与谷开来合作过的美国律师柏恩(EdByrne)形容她十分聪慧，美丽迷人，英文十分流利，是“中国的杰奎琳·肯尼迪”。柏恩回忆，当年打赢官司后，谷开来邀请整个法律团队及家属到大连旅游，“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柏恩说，这是他近20年接触过的“最奇异的案子”。 谷开来给合作过的另一个人──罗伯特·辛海因也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认为她很有礼貌，非常善解人意，非常聪明。那些对她过于纵容自己、是一个魔女一样女人的指控，和我所见的绝对是180度的不同。”辛海因说，他们当时住在豪华的大连金石滩度假村，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晚上到酒店逐一与各位会面并握手，辛海因说他也对薄的性格魅力印象深刻，“他表现得更像一个美国政治家在公众中工作的样子”。 C先生曾陪同谷开来到日本参加“东京国际法学会”，他真实感觉到她的进步。“她的英语口语起初磕磕巴巴的，后来也讲得很溜。到东京演讲的时候，她也很下功夫，把15分钟的英文稿子全部背下来，给下面听众的感觉她的能力非常强，这个演讲是最得分的。” 这一时期，是谷开来作为独立的个体生活得最充实的时候。“她能表现自己的独当一面，她可以体现自己的才能，她讲话滔滔不绝，有条有理，周旋在世界各国人士的中间，处理客户的事情给外商留下的印象也很好。”C先生回忆。现在看当年那些照片，会感觉谷开来脸上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神情也非常自信。 在大连时期，她更多以“开来”的名字出现，而刻意抛掉自己的姓氏。大连一度传言她是中央另一名谷姓高级干部的女儿。知情者说，薄熙来当时也支持她走这条道路，他私下揣测，一种心理是“她至少不会总是再为那些事情和他吵”。 不久，一位大连当地的记者化名在海外发表文章，指谷开来利用丈夫身份，在大连招揽生意。考虑到薄熙来对外的形象问题以及未来的政治前途，加之一些风言风语，1999年，大连的“开来律师事务所”关闭。 C先生后来也离开大连，搬到上海。以后，虽然每年仍与谷开来保持通话，偶尔也会在上海或北京见面，但两人除了寒暄生活上的琐事外，话题再很少涉及其他。在C先生心目中，那个曾经想努力做自己事业的一个优秀女性，已渐行渐远。虽然后来法庭出示的一些证词表明，谷开来当时在全国还有5个律师所，但是她基本上不再抛头露面。那个意气风发的“律师开来”也就此成为历史。 改名“薄谷开来” “爸爸常常和我议论妈妈，觉得她很伟大，有思想、有创意，做什么事都做得非常好。当年办律师事务所很成功，为了避嫌，她在事业的巅峰期毅然选择了放弃。爸爸说，其实这不是一个人的损失，而是一个事业的损失。他甚至说，如果当时他自己退下来，支持妈妈去做，她会做得更好!她退出以后，就像隐居一样，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爸爸有活动让她参加她也不肯。我特别理解，她最不愿意被罩在爸爸的影子下，失掉自己。”这是薄瓜瓜后来对媒体讲的一番话。对那时的谷开来而言，一方面失去了自己的事业，一方面又不愿意生活在丈夫的影子下，于是儿子薄瓜瓜便成了她生活的重心和全部的事业。 当薄熙来在2000年离开大连到省里任职后，负气出走的谷开来正在异国他乡为孩子、为自己苦心经营着。在那些与她相识的人眼中，她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学业搬到伦敦。一篇报道说：“她会在简朴的公寓里为朋友们准备热度恰好为84摄氏度的绿茶──据说这样可以避免烫伤茶叶；并且给来客们弹奏琵琶，一种类似于曼陀林的乐器。对一位中国高官而言，她是完美的妻子。”可是高官夫人的另一面，又是神秘莫测的。曾经与谷开来有过商业合作关系的一位英国人士透露，谷开来经常入住伦敦的文华东方酒店(Mandarin Oriental)。这座酒店位于奢华的骑士桥街区，是全球最昂贵的酒店之一。 2004年，薄熙来离开沈阳，到北京出任商务部部长，谷开来似乎不再耿耿于怀于曾令她“赌气”出走的过往，而是更多地留在北京、陪同丈夫。曾经意气风发的“金牌律师”从公众视野消失了，代之以公众面前温柔、知性、得体而明事理的部长夫人。 与谷开来曾有数面之缘的Z先生，是台湾政商名流，常年行走于海峡两岸，也是见多识广之士。谈论谷开来，他至今仍持很高的评价。“她是我在大陆见到的仅有几个有大家风范、诚恳而不傲慢的女性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这位Z先生特别提及，有一次，他在北京亚运村某高档酒楼宴请谷开来。在那里，他们偶遇某高级领导人之子。对方已有些醉意，“手里拿了一瓶威士忌里的蓝瓶，算是档次很高的”，看到熟人谷开来，他说：“给你们一瓶!北京现在也只有这家的鲍鱼还能吃吃，这个酒能喝喝!”谷开来皱着眉头看着对方摇晃而去的背影，然后又转过头来略带歉意地说：“我们高干子弟的形象都被这些人给毁了!”不过，随着后来诸多负面新闻的曝光，他显得有些困惑：“我觉得现在看到的开来和我当年看到的，好像完全不是一个人。” 此时的谷开来需要对自己的角色和生活重新调整。2004年8月，她在回国后用英语给一个朋友发邮件写道：“你可能很难想到，我正在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几个月之后，她写下更为伤感的话：“我真的总在怀念伯恩茅斯的生活，那里很自由，并能让我获得进步。” 凶手 谷开来性格上的变化，不知道是不是与她的身体变化有关。据薄瓜瓜后来发的声明中说，2006年，“她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随后深居简出，自那以后，她已经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 当谷开来涉嫌谋杀的消息传来时，王某某还不相信。“已经认识了那么多年，怎么会呢?”据她说谷开来对海伍德的两个孩子也很好，西方媒体在形容他们关系时用了“godmother”(教母)这个词。 谷开来作为高级官员的夫人，她和商人应该保持的距离和界限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些原本应该有的界限早已荡然无存。她在使用徐明的钱时，完全毫无顾忌。而薄瓜瓜是怎么面对这一切的呢?茨威格在给那位法国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写的传记中，提到她早年的奢侈生活，无比感慨地评价：“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不知道如果薄瓜瓜未来有一天读到此句，内心会不会有所动。 在北京生活后期，谷开来的健康出现了问题。据说在薄一波的追悼会上，她当场昏过去。被送到医院后，医生发现她服用的虫草胶囊中混合了铅、汞，“神经系统受到不可挽回的损伤”。谷开来认为这是有人蓄意投毒，而在她心里，早已对“嫌疑人”身份有了明确认定。 1977年，薄熙来与前妻李丹宇的孩子薄望知出生，李丹宇与薄熙来离婚后，将儿子改为“李望知”。谷开来对于这个孩子比较介意，是周围一些朋友心知肚明事。一位知情者说，读书时，李望知曾经在寒暑假时去大连看父亲，“开来知道他来，但避而不见”。薄熙来也知道谷开来比较介意这一点，只是“偷偷对他好”。 据知情者透露，李望知后来结婚生子，妻子是大连一家著名企业老板的女儿，据说两人是在美国读书时认识的。“开来失去工作以后，性格有很大变化。特别是从英国回来以后，一看到某企业做得那么红火，她认为薄家偏向大儿子，不依不饶，弄得老薄很为难。最后逼得老薄没办法，把那家企业的进出口权给要了回来。可是开来还不甘心，她还找人调查李望知，看他在美国有没有财产之类的……搞了好多事。”一些朋友后来愈发觉得谷开来“变了”。 一个看起来事业兴旺，一个仍然是在学校读书的学生。这看起来有很大差异，其实也许只是时间问题──李望知比薄瓜瓜整整大10岁。如果薄瓜瓜正常发展的话，假以10年，他的前途也未可知。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但是身边的朋友感觉，谷开来非常介意这一点，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薄瓜瓜显得不如李望知。 2010年，薄瓜瓜还注册了一家“瓜瓜科技公司”。“我当时一听这个消息就在想，瓜瓜这么小就开公司，开来也太宠他了!”一位知情人回忆，他也揣测，“开来是不是太着急和李望知比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薄瓜瓜公司注册的负责人是张晓军。张晓军原是谷景生的勤务员，和薄瓜瓜年龄相仿，因而关系密切。“瓜瓜回国都是他陪的。”谷景生去世后，他又到了薄家当勤务员，最后因协助谷开来杀人而被捕。 到了重庆之后的谷开来无论从外形还是心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她在重庆有一个身份证，出生年份改成了比实际年龄小5岁的1963，名字则成了“薄谷开来”。没人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改。对比起若干年前她刻意隐瞒姓氏而用“开来”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反差。一些过去的朋友去看望她，都觉得她变了，这种变化让他们担心，但他们又表达不出那种令人担忧的成分究竟是什么。“最顶级的医生每天都到谷家来，她很少出席正式场合，也停止跟旧识与朋友联络，她甚至连手机都没有。”谷开来一直坚信有人在谋害她，“我去了几次，她都说她中毒了，薄市长也中毒了，浑身都长了怪东西，她看我在笑，还不高兴：‘你怎么不相信我呢?’老薄也只能在旁边笑。”而后来对她的宣判词里也提及：“薄谷开来患有精神障碍，对本次作案行为的控制能力削弱。” 2011年下半年，薄瓜瓜用iPad跟母亲视频电话，海伍德威胁他。“当时通话的画面闪烁，说了几句就断了。”谷开来说，“我当时非常担心瓜瓜在美国的安全，怕瓜瓜在美国被撕票了。”谷开来不能容忍有人对她的儿子做出威胁，她是那么爱他，他们之间通信互称“大兔小兔”，根据庭审，于是，这年8月，她开始动了除掉海伍德的念头。 2011年11月10日，海伍德再次致信薄瓜瓜，称“如果你言行不一，将会自食其果”。法庭后来作为证据出现的一句话是“I will destroy you”(我会毁了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每个人了有不同解读。而在谷开来的庭审上，还称海伍德“将薄瓜瓜软禁于其在英国的住处，借此向谷施压”的细节。不过这些后来没有再被提及。可是谷开来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她决定亲自动手──她后来告诉徐明，尼尔是间谍，她是为民除害。 谷开来的父亲谷景生2004年去世，母亲范承秀今年己九旬高龄，曾经在重庆生活过一段时间，现在由四女儿陪伴住在北京东四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据一位2013年夏天探访过她的友人介绍，老人家至今无法接受谷开来杀人的现实。“以前门庭若市，现在门可罗雀。”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至此，这场交织着权力、金钱、爱情、阴谋的一场人间大戏全部落幕。这样的故事其实并不陌生，古今中外一直在上演，却又不断在重复。（来源：百战青春 作者：候车室）
囯家曾严惩辽宁航母功臣 瓦良格号不得不说的故事
【研究员】：wh
历史只认这一事实：一切为购买“瓦良格”作了贡献的人都是中国国防事业的历史功臣：因为他们使中国得以顺利实现“瓦良格”——“辽宁号”——“首艘国产航母001A”——后续国产航母的伟大历史进程。一切阻挠破坏购买“瓦良格”的人都是历史罪人——不管这些人如何花言巧语天花乱坠，也改变不了“阻挠引进‘瓦良格’、破坏中国国防事业”这一客观事实。
【博览财经特稿】今看见黎阳的一篇不可多得的史料，同时看到以前的同行好友前华夏证券董事长邵淳2013-02-12的谈话实录。 最高层对华夏证券董事长邵淳因购买瓦良格航母而批示：“胆大妄为，严肃查出，以敬国法，以敬效尤”。以下为中国华夏证券前董事长邵淳先生在“江湖”现场分享他与瓦良格号航空母舰不得不说的故事，有节选和删改： 他与瓦良格号航母不得不说的故事 邵淳：“瓦良格号”现在都认为是个好东西，因为已经建成，现在也有军队，飞机也起降在上面。但当初都认为是不好的事儿。因为在部分军方也好，还是高层也好，一直有两种观点。一是说这种东西都是好的，因为美国人一有事儿，都说我们的航母在哪里？但另一种接受了赫鲁晓夫的观点，就说航母没有用，它是个海上活棺材。所以中国一直没有上航母，这种争论了几十年。在1998年一个偶然的机遇，这条船跟我们发生了关系。 因为苏联解体时，当时的尼古拉夫黑海造船厂里有三条航母。第一条是库兹涅左夫号，完工率已达到98%。第二条是瓦良格号，完工率67.3%，包括它的动力系统，这个船体都造好了，但电子设备、火控设备、飞机起降设备都没有装。另外，电缆还差10%没完成。第三条叫无量洛夫斯基号，这是俄罗斯的第10条航母，是个核动力航母。当时完成率只有17%。 库兹涅左夫号在苏联解体前还没完全完工，但是能开。俄罗斯海军没有任何手续强行开走。第二条和第三条船因开不动，就留在乌克兰。当时乌克兰经济非常差，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原来一个卢布值1.6美元，苏联解体后，3千5百卢布才合1美元。 这种情况下，忽然冒出个挪威公司。挪威公司说在你那订4条大吨位油轮。然后交了一点定金。乌克兰赶紧说，这个无量洛夫斯基号得把它卖了，把船台腾出来才能造船。结果来人交定金说我买了，就把无量罗夫斯克号核动力航母在船台上解体，一块一块的钢堆在码头上，然后挪威公司拿走了一块钢就消失了。后来知道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消灭前苏联的一个战略资源。 中国军方关注瓦良格号 苏联一解体，中国军方就注意到瓦良格号。因乌克兰是黑海沿岸的国家，基本上用不着海军，更用不着什么航母。当时中国军方一直想把它弄过来，从91年开始做调研，92年底开始派人，做乌克兰方方面面的工作，到96年时终于工作做下来了，乌克兰同意把这船卖给中国。但是要卖必须通过招标手续，这个手续要健全。 这种情况下，因等不起批示，后来就先想别的办法。首先找了香港的一个爱国港商，想让港商先办了这事儿。最后找了香港创立公司老板徐增平，他一开始还不敢干。最后做工作同意了，然后他就代表军方军贸办到乌克兰投标。投标的一个理由就是船拉回来后做个赌船，因不能说还用于军事。以赌船名义投标就投中了。实际上6个国家，中国一方金额最小，2千万美元买下来。可是徐增平交了一点保证金，马上遇到香港金融危机，他破产了。 然后，总参出一个人，加上徐增平，国内来找钱。最先找的是马蔚华，马蔚华当时是海南人民银行行长。他这个人民银行其实也没有钱，他就把各个金融机构召集在一块儿，就说能不能凑出2千万美元来？他还不能说是军方的事儿，就说有这么个生意，有个赌船非常的便宜，2千万美元。可是海南当时的金融机构都惨的很，而且这个赌船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就没弄成。后来又找了几家，最后也没弄成，然后才找到我。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我说一个航母2千万美元不可能，你就是没完工也不可能。因为找到我时已投中了标，还差一个多月付款期就过期，过了期还得重新招标。然后我看那个文件应该是真的，很规范，后来我说光你们说不行，还得给我红头文件。结果红头文件拿不出来，后来他们说，领导面谈行不行？我说什么领导？他说海军副司令。 就是后来贺鹏飞出来跟我谈的，他承认，第一，这个船是可以用的。第二，这个船是海军要的。为什么海军不能直接出面，为什么国家现在拿不出钱来，他就没有详细说，但是我就了解这意思了，既然是国家的事儿，我就出了。因当时证券公司底下也有公司，我就用底下一个实业公司去融资，把钱就给了。没想到这个事情后来惹出麻烦，不知某高层怎么知道了，批示说，“一个证券公司，它买什么航空母舰，他肯定个人有好处，10%是国际惯例。”然后就派了6个部委联合调查组查了一阵子，当时还批了16个字的批示，叫“胆大妄为，严肃查出，以敬国法，以敬效尤。”镇国法是要掉脑袋的，但查到底因钱数较多，但一共没几笔，最后确实个人没什么问题，一分钱没有拿。他说你为什么要办这个事儿？我说因为这个军队的事儿，有那么个机会让我帮帮忙，我也可以帮。而且是航空母舰这个东西，就贺鹏飞的话，这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机会。因为以前不会有人卖给我们，以后也不会有。这是唯一的机会，如果错过，他说我就连自己都不会原谅。 购买“瓦良格”及技术资料意义重大深远 过去中国从来不曾拥有过航母这类大型军舰，更谈不上设计制造经验——除已经报废的，人家连看都不让你上去仔细看，引进技术更是想都别想。怎么中国造舰能力突然间如此突飞猛进，一下子就从只能造几千吨级的驱逐舰飞跃到能造六万吨级的航母，而且造得速度如此之快？ 关键的原因之一：中国不仅买到了“瓦良格”（“辽宁号”的前身），而且拿到“瓦良格”的40吨全套设计图纸，一下子就使中国获得了前苏联用了26年（1962—1988）、历经三个级别（“莫斯科”级、“基辅”级、“库兹涅佐夫”级）、建造了八艘航母才取得的经验和技术积累。（检验“瓦良格”号的中方技术人员说，这是条新船，一切材料都是新的，动力系统完好无损，航母甲板钢的屈服度和耐腐蚀度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不仅坚固而且绝磁，从建造到运回中国经历了17年，但检测其磁力依然为零。） 如果中国一切从头摸索起，从原材料、原始设计开始，一艘一搜地建造试验，一点一点地累积经验，能仅仅用三年多就达到如今中国首艘航母的水平？你觉得可能吗？ 首艘国产航母001A的迅速建造顺利下水让人们愈发看清：当年购买“瓦良格”及技术资料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中国大连造船厂厂长2002年4月说：一、这艘航母是一条崭新的航母；二、这艘航母为我们国家研发航母提前了二十年；三、这条航母为我们国家节约了科研经费200亿人民币。 用2千万美元的代价让国家获得一条崭新的航母、二十年的时间和至少200亿人民币的节约——当年那些为购买“瓦良格”及技术资料而呕心沥血历尽艰辛的人可谓劳苦功高。他们的名字已被写入历史--对中国航母、中国海军、中国国防事业影响重大的历史。 历史只认这一事实：一切为购买“瓦良格”作了贡献的人都是中国国防事业的历史功臣：因为他们使中国得以顺利实现“瓦良格”——“辽宁号”——“首艘国产航母001A”——后续国产航母的伟大历史进程。一切阻挠破坏购买“瓦良格”的人都是历史罪人——不管这些人如何花言巧语天花乱坠，也改变不了“阻挠引进‘瓦良格’、破坏中国国防事业”这一客观事实。 最空前绝后的情节 我很有些想不通：那么多人那么热衷于搞什么历史大片，一头钻进历史故事堆里拔不出来，甚至有的没的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生编硬造，为什么却对“‘瓦良格’号驶向中国“这么现成这么精彩这么扣人心弦的大好历史题材视而不见？ 最空前绝后的情节：整个项目一开始是个“抗命项目”——航母项目已经被判了死刑，已经宣布“中国不对外侵略，也不准备搞航空母舰”、已经在关于航母的报告上批示：“本届政府不考虑这个问题”、已经下了禁令：“今后不要再打报告要求造航母了”……在没有尚方宝剑、没有预算、没有个人好处、只有紧箍咒、只有高度风险的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单凭几个关键人物个人的满腔爱国热忱、高度历史责任感、高瞻远瞩的目光、坚定的信念，“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法向国家要钱，就私底派人到香港找人想办法，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硬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终于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买回了“瓦良格”号航母，干成了这件利国利民的大事。 另一个令人叫绝的情节：6个部委联合调查，杀气腾腾16个字批示：“胆大妄为，严肃查出，以镇国法，以敬效尤”——历史只认事实，不认解释。不管如何解释，历史事实就是如此：知道“消气”，知道“100口棺材”，却不知道“两千万美元”与“一艘航母、40吨图纸、二十年时间、200亿人民币的科研经费”孰轻孰重，对这绝无仅有的历史机遇自己不抓还不准别人抓，别人抓了还要置人于死地“镇国法”、最后弄得人家倾家荡产，差一点功亏一篑——如此情节，编都编不出来。 不仅情节，连相关人物的典型语言都十分精辟，也是编都编不出来的： ——“这两项装备（航母、核潜艇）不仅是为了战，平时也是为了看，看就是威慑“、“不搞航空母舰，我死不瞑目，中国海军—定要建航空母舰!”（刘华清） ——“这个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机会。因为以前不会有人买给我们，以后也不会有。这是唯一的机会，如果错过，我就连自己都不会原谅。”“为了国家，为了军队，我拜托你（徐增平），一定要把它（航母）买回来！”（贺鹏飞） ——“贺鹏飞是位有担当﹑有抱负的领导人，为了中国的长远国防及海洋权益与战略，哪怕冒政治风险，也要作出正确决定。”（香港创律公司董事长徐增平） ——“贺鹏飞一句话胜似红头文件。”（中国华夏证券前董事长邵淳） ——“一个证券公司，它买什么航空母舰，他肯定个人有好处，10%这是国际惯例”、“胆大妄为，严肃查出，以镇国法，以敬效尤”、“本届政府不考虑这个问题”、“今后不要再打报告要求造航母了。”（“母猪肚里长鸡蛋”）… ——这样的人，这样的成就，有几人能比？这难道不伟大？难道不值得讴歌？难道不值得青史留名？（来源：军武要参网 作者：荣兴下午茶（id:xielao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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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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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认为，产业政策在经济早期发展阶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产业政策的实际作用“不敢说都是正面的”。他以汽车为例称，产业政策是支持“三大、三小、两微”。结果“两微”破产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资了。现在“三大”民企的汽车、自主品牌的汽车基本是在产业政策的围剿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吉利）到外面收购了沃尔沃，我不评价它的战略对不对，但是这个做法就说明被围剿的这些企业有实力”。他认为产业政策应该转向普惠化、功能性。
【博览财经特稿】被誉为“中国顶级财经智库”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领衔，汇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的近50位著名经济学家。日前，论坛完成最新一次换届，中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等10位年轻官员、学者加入。 2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吴敬琏、易纲、楼继伟等参加了年会，为中国经济把脉。以下为发言速记全文，敢说直说，精彩异呈，不容错过。 楼继伟：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表示，我国经济仍旧处于换挡期、阵痛期和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此外，又进一步叠加了“中美经贸摩擦”，下一步要对面的比较大的问题是国际规则重塑的摩擦。 在谈到当前正在进行的“三大攻坚战”时，楼继伟认为都是必须做的，也存在还历史欠账的因素。“这是对透支和失误的还欠账，环境污染这么多年，不注重环境污染，现在环境污染治理的时候当然对经济下行是有压力的”，他说。 在谈到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时，楼继伟强调，不能都认为是此前“6万亿的时候造成的”，“实际金融自己的加杠杆是2012年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以后，大幅度推地方融资平台造成的”。“我觉得这是失误的，现在造成了重大的金融风险”。 在谈到“脱贫攻坚战”时，楼继伟认为，“花一块钱是一块钱”。他认为，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稳经济。但有一些做法是行政运动式的方法，这会对“六稳”造成比较大的伤害。“比如运动式的治污，关了再说。当然中央已经纠正，不能一刀切，要法治化，而且是层层往下越来越放大，这些都在纠正”。 “行政运动式的去产能，煤钢产能在‘去’的过程中，由于安置职工，国有企业是要比民营企业难得多，因此在同样污染获得安全标准之下，‘去’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后来PPI大幅度上涨，成本向中下游传递，中下游的民营企业比较多，感觉负担沉重”，他分析称。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他认为应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下下工夫——用改革的办法完成。 再谈到产业政策时，楼继伟认为，产业政策在经济早期发展阶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产业政策的实际作用“不敢说都是正面的”。他以汽车为例称，产业政策是支持“三大、三小、两微”。结果“两微”破产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资了。现在“三大”民企的汽车、自主品牌的汽车基本是在产业政策的围剿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吉利）到外面收购了沃尔沃，我不评价它的战略对不对，但是这个做法就说明被围剿的这些企业有实力”。他认为产业政策应该转向普惠化、功能性。 在谈到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作用时，楼继伟认为有一段时间“被炒作”，认为“党的作用代替公司的决策，对民营企业的信心影响很大”。他引述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我们在有党员的各类企业里建立党组织，目的是为企业的党员提供管理和服务，团结凝聚员工遵纪守法，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这也有利于企业的加强管理，有利于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这些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另一方面被炒作，你再看看总书记的讲话，很多东西如沐春风，都是这些话，真正实事求是的，我认为这是纠偏”，他说。 楼继伟强调“六稳”之中，稳预期很重要。 蔡昉：积极就业政策3.0版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过去无论多强调积极的就业政策，都是把它作为民生、理念，没有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机制之中。“央行易行长手边不是随时用失业或者劳动力市场这样的一些指标来决定他的政策实施，但是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了”。 2007年以后，全球各国经济下行的同时几乎都出现了高失业率，唯独中国的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在蔡昉看来，这说明中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趋势性变化，“我们和周期没有很强的关系”。“同时我们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周期性的，失业也不是周期性的，或者说我们更接近于自然的失业”。 蔡昉提出，要重新审视“经济下行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劳动力短缺，两个谁是原因、谁是后果”。“当然你不能说经济下行导致劳动力短缺，其实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符号性的变化”。 在他看来，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了劳动力短缺，而劳动力短缺就决定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减慢，因此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蔡昉判断，我国自然失业率在5%左右。“在这个自然失业率基础上，我们没有周期性失业，就无需加过大的强刺激”。 此外，他建议通过培训等各种服务降低自然失业率，并通过改革、提高要素供给和配置等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既可以稳增长，也可以避免刺激带来的副作用”。 宋晓梧：稳就业应理顺四个关系 在谈到稳就业与稳投资的关系时，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表示，并非集中力量搞就业，投资就不重要了。他认为，投资应紧紧围绕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进行。“我很担心的是，我们一旦提出来要保经济发展，到了地方政府就扭过来了，又把稳就业第一变成了GDP增长放在前面”。 在谈到就业的总量和结构的问题时，部分观点认为，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产生大量的失业问题，宋晓梧表示，稳就业和创新不要受上述言论的影响，仍然要把创新放在经济转型的重要的方面。 在谈到稳就业和工资社保的关系时，他认为在就业、工资、社保三者当中，就业是第一位的，在影响就业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适当地调整最低工资、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养老费。 他强调，一定要尽快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要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数。他还强调，在稳就业当中，要处理好城镇就业和农民工就业的关系。 都阳：稳就业的含义与政策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表示，从当前的劳动供给主导情况来看，维持低失业率的目标下难度不大。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要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还有其它更重要的目标，因此稳就业的政策最好能做到二者权衡。 他提到，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的最低目标是，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的目标范围内。稍高一点的目标是，维持低失业率的同时，还要保持劳动参与率的稳定甚至提升以及就业总量的增加。从长远来看，应当在工资水平保持相对稳定、适度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好地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以及保持可贸易部门的竞争优势。 他表示，根据测算，守住底线目标的难度不大。实现第二个目标难度相对大一点。如何实现长远目标则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由于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口的赡养需要正在劳动的人的生产率不断提升。 谈到如何稳就业，他认为，通过深入了解结构性失业，有可能更精准地制定政策。鼓励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在就业困难的时候促进就业。另外，可以采取一些失业保险体系改革等被动性的措施，从而保持就业平衡。 黄益平：金融政策应尊重规律、加强统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银行主导，第二是政府干预比较多。“这样一个体系，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40年，保持金融稳定，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比较擅长于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支持小企业；比较擅长支持制造业，不擅长支持服务业；比较擅长支持粗放式的扩张，不太擅长支持创新型的增长”。 在他看来，上述金融体系对支持金融增长比较有效，但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追求创新型增长时，金融体系也应所有转变，而上述体系在本质上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则存在着一定的歧视性。 一方面对国营企业的担保，其实就是对民营企业的变相歧视。另一方面，正规部门把利率压得很低，这就使得能够真正服务于民营企业的银行数量变得更少。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变得更多。“如果它们要融资，就必须要到非正规市场去，这时非正规市场的利率就会变得更高。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很突出”。他总结为，上述问题是由于金融体系的特征和过去的金融意志相关。 如何打破上述困境呢？黄益平认为，首先，利率市场化很关键。“我最近刚刚从外地调研回来，一个大银行的分行告诉我，上头给他压了任务，今年要给民营企业放50亿贷款，但是要求利率一定要压在5.3%。他问我怎么做这个风险定价？我回答不出来”。 第二，发展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非常重要，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后，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就解决了？想都不要想”。他强调，“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这就存在风险定价的问题”。黄益平认为，利率市场化要解决取消不公平的担保问题和解决风控。“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学会去做风控，面对没有抵押资产，没有长期的数据，没有担保的企业，如何为它提供融资”。 第三，黄益平认为，应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影子银行也好，金融科技也好，确实带来了一些风险，但实际上实体经济对它们是有需求的，它们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 张晓晶：传统体制是最大灰犀牛——杠杆率风险的视角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表示，现在市场上在传各种灰犀牛，涉及到债务和杠杆率的最多，我们能不能解剖一下灰犀牛，看看我们的风险到底在哪里。 我国提出去杠杆政策以来，虽然有些负面情绪，但取得的成绩不可否认。在2008-2016年，每年的杠杆率上升12个百分点以上，在2017年得到控制但仍在上升。杠杆率首次下降出现在2018年，但是中国经济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去年金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是恐慌。 宏观杠杆率的下降主要是来自于谁的贡献？是企业的贡献，也就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实体经济来看，政府的杠杆率是微升的，居民杠杆率上升非常快，只有企业部门杠杆率出现了下降。他认为，这其实是个好的现象，因为中央在提出结构性去杠杆时，重要的点就是去掉企业的杠杆，同时去掉地方政府的隐性杠杆。 具体看，民营企业在企业去杠杆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企业杠杆率下降的过程中，最大的贡献是来自于民营企业，因为大家发现，国有企业的微观杠杆率，也就是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实际上在下降，总体判断去杠杆的贡献来自于非国有企业。 杠杆率的风险到底在哪儿？从整个结构看，中国的杠杆率大概240%多，有的会高一点，说250%多，但总体来讲相差不会太多。这个数据是跟美国的杠杆率很接近，中国目前的杠杆率接近于美国，说明还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在治理上还是有很大问题。居民杠杆率现在大概是53%左右，在全球范围内还不算非常非常高，当然近几年增长比较快，也是一个风险。最主要是来自于企业部门，企业部门杠杆率将近160%，这个水平在国际上首屈一指，可能排名第一。 企业的杠杆率为什么会这么高？他表示，问题在于我们的政府杠杆率太低。所谓“太低”是显性杠杆率太低，中国才36%、37%左右。这么低的政府杠杆率加上一个这么高的企业杠杆率，就发现问题所在了。企业杠杆率160%左右，其中将近55-60%左右是融资平台以及相关的隐性债务。这些部分本应该可以纳入部门的，如果纳入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现在会上升91%以上。没有纳入的原因是中国有了新的《预算法》。 而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最终的杠杆率的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这个杠杆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变成公共部门杠杆率的话，实际上它现在已经超过了我们私人部门杠杆率。这样的现象在国际上是少见的，除了日本比较典型，就是公共部门杠杆率超过私人部门杠杆率，其它很多国家都是私人部门超过了公共部门的杠杆率。 他表示，有人说国企杠杆率高是大的风险，有人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大的风险，但是他认为最主要的是传统的体制。间接融资为主不是高杠杆率的成因。效率低下是传统体制的结果，而不是成因。 如何稳中求进地去杠杆？他建议，第一要稳，从需求侧要稳。稳住总杠杆，必须是中央政府来发力来降杠杆。第二是进，传统企业的弊端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 方星海：新股上市首日限价的弹簧效应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当前新股发行制度使得二级市场投资者预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涨，放大了价格扭曲，造成新股长期回报率低下。 方星海表示，研究发现，当前制度安排导致新股发行上市后二级市场短期内价格超涨（弹簧效应），新股二级市场短期定价水平显著超过了以往时期。 由于创业板相对主板、股票市值更小，因此容易诱发投资者盲目追涨，导致在当前制度安排下，创业板新股二级市场价格扭曲更加严重。 李扬：把地方政府债务关进制度笼子：结合日本经验的探讨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他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最近3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需求不振，私人部门不愿意投资，因此形成了非常特殊的宏观平衡的循环，公共部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的方式把居民储蓄筹到手里进行公共投资。“最先出手的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的债务迅速提高。但是到了全球危机之后，中央政府也撑不住了，它必须由地方政府同时发力，而且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大部分是集中在地方，所以日本地方政府的债务呈现跳跃性增长。到2007年出现了地方政府类似美国的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但是日本的体制又不能破产，所以在2009年出了一个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法，从此之后走向了正轨“。 李扬介绍，日本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有四个：中央政府的财政融资资金、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资金、市场公募资金、银行承兑资金。在李扬看来，上述结构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因为在这个结构里有两个是来自银行的，“恐怕在中国做金融是回避不了这样一个现象的”。 李扬强调，特别值得中国学习的是成立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机构——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专门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廉价融资的金融机构，相当于是专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它的贷款流程审批严格，需要提供申请，需要审定，需要发放贷款，然后再现场回访等等，这一套程序证明了是比较有效率的。 李扬还强调，应向日本学习三点。第一，中央政府统一规范、统一组织、统一监管地方融资，现在还没到能放的程度。第二，银行应当从背后跳到前面来，应当规定它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但是要有严格规定。第三，可以成立一个专业化的、政策性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机制。“这样就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放到笼子里”。 李波：构建有活力的资本市场 今年1月，国际清算银行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发布了《构建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报告，该报告由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李波和印度央行的副行长牵头，共16个国家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监管专家一起研究成立的研究工作组，用了一年时间完成。 该报告提出，一、不同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存在持久且明显的差异。二、固定收益市场主要债券市场发展迅猛。三，新兴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比较快，但是跟发达的经济体相比还存在持续的差异。 该报告还研究了八个方面的驱动因素：一个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包括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有力的运行环境；一个是跟市场发展更相关的驱动因素。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市场自治、法律和有效的司法框架、高效的监管制度。第二个领域是跟市场发展更加具体的要素，包括完整、准确和及时的信息披露，投资者的多元化，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以及互补性市场和金融政策措施。 李波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消除金融压抑，更充分地尊重市场自治。第二，健全法律和司法体系，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第三、强监管的独立性，同时增加监管资源，并提高监管执行力。第四、机构投资者的深度和多样性。第五、扩大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同时有效地管理相关的风险。第六、发展互补性的市场，包括衍生品市场和风险对冲市场，完善市场基础设施。 在谈到中国资本市场时，李波认为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存在5个不足。第一、市场自治不足“普遍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压抑是比较多的，金融扭曲是比较多的，政府干预是比较多的，市场自治是不足的”。 第二，中国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不足。他认为，投资者保护有两个方面：司法救济和监管。前者，“咱们国家投资者去告是比较费劲，告赢更难”。后者，我国的“证券监管能力比较差”。 第三，我国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不足。 第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足。“我们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仅比发达国家差，比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都要差”“如果全方位考核我们的对外开放程度，中国属于最差的国家之一”。 第五，区域市场发展不足。 对此，李波建议，证券监管的核心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或者来维护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数。所以，应该更快全面引入注册制改革。第二，应该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如果想提高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陆磊：外部输入型风险冲击下的宏观经济趋势 “保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一个伪命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2月1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表示，外汇市场的前沿性决定了储备的第一性。外汇储备在系统性风险中有逆周期缓冲作用，然后才有汇率稳定、本币流动性的可置信度。 陆磊提出，2019年中国面临的外部冲击溢出风险包括中美利差收窄。2018年以来，美联储渐进式加息，中国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保持着低通胀率、低利率。中美利差持续收窄，中美1年期国债利差于2018年11月初出现倒挂，截至2019年2月12日，达到-24.47bp。 他指出，我国面临的长期健康性挑战包括低要素成本、低附加值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短期健康性挑战有低利率和杠杆率体现的对流动性过度依赖。 刘元春：合理投资增速的几个标准 当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变化。这样的下降是否哦合理？稳增长的合理目标是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提出了一些判断标准 。 标准之一，静态宏观平衡的视角。刘元春认为，投资的变化必须在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间平衡，这个平衡决定于居民储蓄、政府节余、贸易赤字、被动存货投资的变化。我国居民储蓄率在2008年左右达到高点，储蓄的增长速度呈现阶梯性、趋势性下滑。2017年储蓄的实际增长速度基本上在5%左右，预计今年可能会回到8%左右。此外，贸易顺差全面收窄，从接近10%到现在只有百分之一点多。政府债务，特别是赤字率持续攀升，尤其是广义赤字率攀升得更为厉害。“把这几个因素作为判断短期宏观平衡，从这些参数可以看到固定资产的实际增长速度这八年里面下降了19.7个百分点，国民储蓄率的实际增长速度下降了15个百分点，政府赤字率上升了6.6个百分点，经常项目顺差的顺差率降低了2.5个百分点”。“当前投资增速下滑是具有趋势性的，但是数据的匹配性说明它已经超调了，可能会引发短期宏观失衡的问题”，刘元春说。 第二个标准是动态平衡标准。刘元春表示，动态平衡标准很重要的原理是本期的投资需求经过资本的形成就会形成下期的供给。因此不同跨期的投资增速的变化，有技术性的依存性，过度的下滑肯定会导致动态平衡的失衡。 从动态平衡角度看，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速，特别是从实际增速的角度来看，2016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断崖式的变化，动态失速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目前在动态失衡的过程中，我国的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为债务投资模式，导致动态路径的依赖性非常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需要一个调整的阵痛期，“实际上是我们在债务投资模式调整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阵痛期，也是我们的变化期”。 此外，刘元春还提出了三条标准。他在总结时表示，第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近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王一鸣：稳投资的重点和对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进入下行通道。对比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可以看出此种变化符合转型期的基本特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比日本和韩国的转型期来看，我国投资规模的下降幅度比前两者转型期的幅度大很多，“2018年实际投资比GDP增速低6个点，日本在1975和1980年，韩国是2000年到2010年这个阶段大概要低1.3到0.8个百分点，显然我们的降幅偏大，背离了正常的下降的趋势。所以，稳投资是有特定内涵的，确实我们的降幅太大了”。 投资为什么下降呢？王一鸣分析称，第一，我国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2010年以来每年下降0.73个百分点，特别是居民储蓄下降尤为明显，主要是大量投入了房地产领域，家庭负债率快速提升，居民储蓄率迅速下降。 第二，债务杠杆的不断攀升。我国宏观杠杆率大幅高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地方政府，如果包括隐型债务，显性债务杠杆率不高，但隐型杠杆率相当高，挤压了投融资的空间。 第三，民间投资增长后劲不足，现在看预期不稳。 第四，房地产投资存在不确定性。过去两年房地产投资经历了回升的周期，跟去库存，特别是棚改的货币化安置有很大关系，现在政策也在调整，房地产投资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落还未可知。 关于“稳投资”，王一鸣提出，第一，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现在一说扩大投资，很多人就会觉得你要放水了”，他认为，“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这个思想一定要纠正过来”。 第二，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要更大程度的调动市场投资。“靠什么调动市场投资？就是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 第三，政府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樊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宏观调控并行不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表示，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体制上还存在各种缺陷，因此需要供给侧机构性改革。 但不可否认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体制机制，“需要天天讲、年年讲，有些事情可能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效，但是现在就得做”，在樊纲看来，这是长期性的措施。“十八大三中全会定了那么多改革，这些年落实多少？这都是大家确实很着急的事情。但是你也看到了体制改革的难处就是它需要长期的坚持，长期地进行改革”。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长期性改革实现不了时，“短期要不要采取一些措施？”，樊纲认为，提出“六稳”就是在很多长期性的结构性改革做不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维持稳定发展，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需求侧的，包括财政的支出、货币的供应、利率、税率等等。 因此，在樊纲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也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 “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想想他们这几年的宏观调控，就为了稳经济，负利率一下子执行那么多年。宏观调节起来也是毫不含糊的，一个件又一个件地采取各种措施”。 樊纲强调，不能供给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在需求侧实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必要的调节措施。“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当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一定的稳定的水平，很多改革也是难以顺利推进的。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有些人不改革的借口可能更强烈一点，我们怎么能够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才能实现长期的增长”。 但樊纲也认为，需求侧的调整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不能一说需求侧需要调整就变成“大水漫灌”。他还认为，08年金融危机时提出的四万亿政策并非“大水漫灌”，“当时说的是两年的支出，当时是把两年当中一般的政府转移支付投资都放进去凑了4万亿，它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口径，但是真正里边的刺激政策，什么叫刺激政策？是无中生有，得用债务支撑的刺激政策就那么两三千亿，真正的大头不在这儿”。“为什么出现大水漫灌？是一年增长了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樊纲表示。 上述问题表明，由于中央政府要承担宏观调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货膨胀，防债务率过高，而地方政府不承担此责任，因此，中央政府在调控当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政府负责，包括把地方债务等关进笼子里，让它起到该起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职责是地方发展、地方建设，宏观调控需要中央政府负起全部的责任，需要在热的时候压、冷的时候托，进行双向、逆向调节，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魏杰：稳预期与保持经济向好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指出，现在有个现象，有钱了，项目也批了，可就是不干，就是因为预期不好，“稳预期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稳”。 魏杰表示，2019年有两件事值得关注，第一件事，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使全体劳动者从无产者都变成有产者。人们有财富之后，最大的担心是财富安全问题，2018年人们预期普遍不好的重要原因，就是感到财富不安全，现在找不到安全性的资产，不知道什么资产是安全的，所以比较恐慌。 他认为，稳预期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要保证财产安全，“现在老百姓对未来的预期很差，实际主要来源于财富不安全，稳预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财富怎么安全。”魏杰建议，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不仅仅考虑就业和增长问题，还要考虑老百姓财富安全。 “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宏观部门要思考的问题，怎么样保证人们财富的安全，因为40年积累不容易，一旦出问题很麻烦。”魏杰还指出，2019年如果房价真要大跌，估计更麻烦。 第二个问题，2018年改革开放40年，一个重要的经济群体就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对我们增长就业的贡献都在60%以上，就业贡献是80%以上，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魏杰称，这个群体的预期好不好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民营经济2018年是预期最不好的一年。 为什么出现这种声音？魏杰调研发现，民营经济不是要优惠，只要公平、平等。并提出两个建议： 第一，能不能搞理论创新？现在民营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现在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的，好像“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伟大的理想”，我们没法接受这种理论。 第二，法律必须调整。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现在同样一个犯罪行为，发生在民营企业、国营企业，法律准则都不同，怎么让我们感到不安。”魏杰表示，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对民营企业这两个问题做出切实的调整才行，不能来虚的。 最后，魏杰表示，从2018年的情况来看，稳预期的这两件事在2019年一定要做好。一个是保证人们的财富安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结果，人们变成有产者，财富不安全怎么能安全？第二，民营经济的预期一定要提高，理论创新和法律调整必须跟上才行。 汪同三：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汪同三认为，第一是如何保证财政收支平衡。第二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两句话非常重要，一个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个是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第一条措施是什么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是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在其看来，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到，任何一项宏观调控政策都有正面效果，但也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完整性”这个概念，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作用，同时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 汪同三分析称，2018年的统计数字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GDP的增长是6.6%。一个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5.9%。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只有3.8%。“非常简单的三个数字，就告诉我们现在应对下行压力，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克服投资增长不足，因为投资的增长速度应该是7%-9%，但是我们实际的增长速度连6%都不够。在投资里面又主要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相对滞后，只有3.8%”。 在汪同三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把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作为第一条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减税降费是最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第二，降税仍有比较大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减税降费措施与世界经济趋势相吻合。“特朗普带头实行减税措施，之后一些其它的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实施减税措施，我们现在把这样一个减税措施作为主要的一个措施方向，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显然，减税的同时必然会影响财政收入，解决财政收入的减少有两条路，一是增加赤字，另一个是减少财政支出。“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去研究如何在降税的同时实现财政支出的减少”。 汪同三还强调，减税必须有规模性，才可以产生作用。“去年我们大概减税1.1万亿，今年减多少还不知道。另一个要注意，减税的效果是递减的。今年减这样一个数量的税和明年再继续减这样一个数量的税，它的作用显然是会有差距的。这两条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许善达：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是深化改革的关键之举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认为，现在改革有很多措施需要做，但是优先的应该是考虑调整资本布局。 他进一步指出， 调整资本布局，第一项是调整国有资本划社保。他认为，用国有资本降社保是国企也受益，民企也受益，因此降社保不是降国企社保率，是降全社会的社保率，这样就使国有资本的盈利、资本的价值，能够使全社会国企、民企都受益，而且使得国企的职工和民企的职工，包括农民工都受益。 中国社保缴费率高是共识，现在社保靠一般财政给补贴，这种方案也无法维持。所以，国务院2017年底做出决定，要划10%的国有资本给社保。但许善达认为，划10%是第一步，实际上10%是不够的。 而且2018年划的数量离国务院要求差得很多，据不完整统计，10%的概念大概有四到五万亿，但实际上，国资委公布的央企2018年只划转了几百亿，还没有到千亿数量级，离万亿差不多差两个数量级了。“这是需要加大力度的，但是这个改革的工作难度特别大”，许善达指出，因为现在各地的缴费率水平是不一样的，不但各省不一样，有的市县也不一样，各地发放的水平也不一样，而且从省里来看，有的是收不抵支，有的收大于支，另外还包括央企的资本划给谁。 许善达认为，划国有资本降低缴费率，全国统筹这样一个方案需要很多的专家来共同设计，“而且推动这个方案，我觉得困难是非常大的”，他表示， 因为这涉及到所有的企业，涉及到所有的地方政府，包括涉及到央企，涉及到财政的收支平衡等等。许善达认为，需要专家们的团队，还需要国家在政治上要加强对这一项改革的领导，加大力度才能完成。 “这一点如果做得好一点，做得快一点，在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发展中间会起到比较大的一个积极作用。”许善达说。 第二，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还可以在去杠杆的问题上发挥作用。他表示要把国有资本从一部分非国计民生领域退出来，然后补充到国有资本一定要干这样的领域去充实资本金。这样能够降低它的杠杆率，能够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也给民营资本带来一个新的投资空间。 第三，民营资本自身也有资本布局需要调整。许善达称，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拿着股权去质押，结果借了钱去炒股，去搞房地产，不搞主业，这样一种方向是不应该提倡的。应该提倡的是融了资以后去投入研发、投入科技，发展经济。他认为，调整资本布局是现在在改革各项措施里应该比较优先考虑的一项。 刘世锦：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长来源 在谈到我国经济增长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预计，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6%以上，2020年以后会下降到5%-6%之间，或5%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变化”。 此外，过去带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基建、房地产投资、汽车等重要工业品，包括出口，都已经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正在寻找低速增长的均衡点，“潜力有限，效益下降，靠不住了”。 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来源有五个。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他提出了两个典型领域，一是基础产业领域，由于行政性垄断带来的低效率、高成本，像能源、物流、通信、金融、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过高，就是由此产生的。这也是供给侧改革降成本的重点。再一个领域是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带来的多方面的问题，抑制了很大的增长潜能。 第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首先，有利于扩大内需，更重要的是提升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这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前沿性创新。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技术领域，中国具有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等等优点。 第五，绿色发展。他强调，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能产生巨大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实际上可以形成和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因过生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刘世锦认为上述增长来源有三个特点。第一，对市场经济制度、质量的要求都很高，“半拉子的市场经济是没法适应的”。所以，“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现在谈技术卡脖子谈的比较多，制度建设的卡脖子问题这一关必须要过”。 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是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的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的是以普惠的方式呈现。 第三，增长大部分都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很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 刘世锦认为，如果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以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啃硬骨头，“必须明确一点，我们讲的高质量发展其实也是一个高难度增长”。“我们现在要真正利用好这五大增长来源，必须下决心实质性地推动改革。具体来讲还是按照十九大讲的，就是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我以为也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关于相关改革的论述落到实处，就会有很大的进展”。 刘世锦还强调，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要从过去制定计划经济色彩比较强的规划，制造寻租机会，切实转变到建立和维护公平市场秩序的平台上来。“如果咱们的政府部门确实比企业知道的多，你可以通过发布信息，预测和研究成果来引导社会预期”。 在谈到改革的目标时，刘世锦认为应该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的目标。一方面是适应国内“高难度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的需要。 姚洋：中国需要适应低速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认为，中国要适应低速的增长态势。我们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型的增长模式，我们的工业化的顶峰已经过去了，去工业化已经开始，服务业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我们的人口红利进入了消退期。 他指出，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达到顶峰，在2006、2007年已经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预计还是会进一步下降，“因为日本只有17%，美国只有10%，我们仍然是在18%左右”。 “去工业化也已经开始，”姚洋表示，中国在新世纪头十年工业增长相当于之前40年的增长，是无与伦比的增长，但是2010年以后，工业化就调转了，现在已经开始了去工业化。 与此同时，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 去工业化的后果是经济增长减速，外需增速下降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比较低，这是我们的挑战。但去工业化也带来很多好的后果，姚洋认为，这带来了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收入分配格局在改善，国内消费的比例在上升，储蓄占比在下降。 姚洋认为，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这些情况并不特殊，日本的转折点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它的消费率达到最低。日本和中国的情况相差不大，它的最低点是52%，中国是50%左右。韩国是1988年基本上是工业化顶峰结束了，日本也是在那个时候被迫转型。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什么样？姚洋称，日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1973年—1993年，日本增长速度平均只有2.8%，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的创新，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我们老说创新能够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实创新是提高不了的。” 张维迎：什么推动了中国40年的高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表示，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变”，只有变、只有改革才能“稳”。 据中国经济增长数据，2007年之前东部增长最高，西部和中部最低。2007年之后，则是西部增长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恰恰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的地方。由此，能不能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有一个‘中国西部模式’。西部的制度有优越性，东部应该向西部学习？”，张维迎反问道。 “大家可能都觉得很荒唐，中国模式的基本结论就是这样的”，张维迎表示，“（很多人说）过去40年，中国比西方增长好，有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张维迎指出，上述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把经济看成“静态”的，而经济实际上是动态的，“市场化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从过程来看，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张维迎表示，由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远早于西部地区，所以，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增长得越高。 此外，在国有部门方面，国有部门退出越快的地区，经济增长越好，而私有部门和外资企业进入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也越好。“所有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都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张维迎补充道，凡是“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要好，无论是按照工业资产的比重来算，还是按照就业的比重算，结论都是非常一致。 张维迎强调，中国未来的增长须依赖于创新，尽管刚刚起步，但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高的这些地区，其R&D的投入就比较高、研发密度也比较高，新产品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也比较高，即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创新的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按照人均政府部门来算，一个地区的政府部门越多，人均专利越少，越缺少创新性。“国有部门的教育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专利也越少。其它的数据跟我们都是非常一致的结论，凡是国有资产比重高的地方，工业R&D研发密度就低。民企和外资企业比重高的地方，R&D研发密度就高。国有部门高的地区创新能力就差，民营部门和外资部门高的地方，创新能力就高”。 张维迎强调，“尽管我们有好多中国的特色，但是由于走了邓小平的改革道路，所以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而不是由于我们有了那些中国特色，取得了好的成就”。“最后我用哈耶克的这句话，事实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事实错误的理解就会改变事实的本身”，张维迎表示。 刘尚希：以所有权结构化、社会化推进要素市场化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其实涉及到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的问题。怎么通过所有权的结构化、社会化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呢？其实就是一个产权制度问题。 他指出，我国由于产权制度不完善，工业条件下的要素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的不够清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受到多种束缚，造成了要素收益流失、交易成本偏高、资源错配、生态环境、相关领域体制改革推进艰难的问题，妨碍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刘尚希认为，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是市场高效运行的基础，要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必须构建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开拓创新。 “所有权清晰、产权不清晰，这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刘尚希表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为什么说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而并没有说所有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他认为，这是因为所有权强调的是占有，而产权强调的是使用。占有是静态的，并不会带来财富。而只有使用才能创造财富，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只有拥有产权，才可能真正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产权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我们一谈到产权改革，有的就认为是私有化，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理解。”刘尚希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公有制、私有制，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要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都离不开产权这个桥梁、中介。离开了产权，要素的优化配置是不可能实现的。要素不能优化配置，生产率也不能得到发展，那就谈不上创造财富。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产权和所有权划等号，产权源自于所有权，但是又超越了所有权。”他表示，在这个意义上讲，公有制、私有制是生产关系层面，产权更多地可能是在生产力层面，生产要素配置层面。 最后，刘尚希还就怎么推进改革谈到了自己的建议，以中央对地方的确权为主线，构建财产权和行政分离运行的制度框架。他认为，中央对地方实际上没有从产权的层面上进行确权的，我们是国家所有，但是地方在管理，实际上行使的是所有权。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与地方对于产权，使用权、开发权、经营权、收益权等等在这方面没有做出明确的划分，导致权属不清晰。同时中央与地方产权不清楚的情况下，财产权和行政权混合在一起运行，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总是受到各种行政权力的干预，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核心应当是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我们要创新在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理论，来推进我们产权改革的实践。”刘尚希说。 黄群慧：中国制造强国战略需要调整吗？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表示，2015年5月19号，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的提出是基于两大方面的考虑，一是国内制造业从大到强的转变的需要。另一个是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挑战的需要，尤其是发达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制造业振兴规划，包括再工业战略等等。 黄群慧表示，理解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需要从三个方面的核心内涵看，一个是目标，我国把国外制造强国分成三个方阵，最上面是美国，接下来是中等层面，接下来是刚步入制造强国的一系列国家，“我们制定的是2025步入制造强国方阵，2035达到中等水平，2050能够赶上美国”。 由此形成第二个层面的一系列政策框架，即“五大工程”，集中了十大领域，各个省市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地方行政方案。在此基础之上出台了庞大的产业政策体系。“这个体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随之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产业政策的一些选择性问题”，黄群慧表示，“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人把矛头指向了它。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认为制造强国战略本身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振兴制造业，推进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是我们走出中等陷阱的必要步骤”。 但他强调，不能把制造强国战略完全对等于“中国制造2025”。“我的一个建议，需要从强调推进中国制造2025转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个转向本身意味着政策思路的转变，从赶超对标，包括我们试点、示范这种推动的选择性产业思路，转向强调公平竞争，完善产业创新发展基础的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转变，尤其是要发挥好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 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战略调整方向：第一，在总体的战略的目标上，要弱化把国外分为几个方阵，分别对标和赶超，而要强调构造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为全球制造业发展做出原创性贡献。 第二，在具体的发展思路上，要弱化重点产业的领域选择。“我们抛开强调补贴，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中性的企业改革，尤其是我们应该强调共性科研的基础能力的补足”。 “具体任务我们强调五大工程，包括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制造、服务型制造，但这些都是可以具体推进的，但是还应该更加强调服务型制造和制造业的品质革命。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品质基础没打好的话，很难谈所谓的制造强国”。 徐忠：对改革决策中一些现象的思考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表示，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则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度。 “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框架，为改革做好了顶层设计，以此为指引，机关干部白加黑、5+2加班加点出台改革方案。社会上对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评价并不一致，还有一些人表示一些改革的实际获得感并不强，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审视这一问题”，他说。 在仔细翻阅已经出台的政策文件后，徐忠称，第一，从决策机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一致，但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我想这背后可能是政策文件的制定过程和决策机制有关”，徐忠解释，大部分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有部门利益的考虑，很难协调一致。但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利，但文件的出台是有时限要求的，“所以就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文件中拿掉”。徐忠称，被拿掉的有分歧的内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第二，从文风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怎么改，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在其看来，我国政策文件大多结构工整相似，涵盖改革的方方面面，从形势研判到改革的必要性，从指导思想到基本原则等等。但是对政策的细节表述比较少，很多用鼓励、支持等表述。但如何鼓励和支持，并不清楚。“为什么会有以文件落实文件，一个原因就是上一级文件没把细节讲清楚，事实上多个文件出台，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目的，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徐忠表示，“当然这可能也与中国的文化心理有关，不愿意把事情用老百姓(48.850, -1.61, -3.19%)能懂的语言讲清楚，也不屑于描述具体的过程，而是见大不见小，喜欢写大文章”。 第三，很多文件仍没有体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而往往是为了短期目标，用行政化手段去改变长期性制度，“而制度保持稳定实际上是稳定预期很重要的关键”。 第四，从执行上看，立法存在部门化现象。徐忠认为，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立法部门委托行政部门立法，法律、规章制度出台需要各部门之间自下而上沟通协调，负责起草文件的司长发现各部门意见不统一，不能写进法律里，只能大而化之，结果法律、规章制度落实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门出台相关细则，明确标准和操作程序，这就赋予了行政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同样的规则因为执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产生选择不同的效果，必然会扰乱市场预期，冲击市场信心”。 徐忠称，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客观看成绩是实实在在的，人们群众对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充满期待。在此背景下，只有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改革问责机制，改革文件的设计理念，改革文风，才能巩固改革的预期，增强市场主体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信心。“当然改革方案改革了，也会改善公务员的生活和工作质量”，他说。（来源：政经社）
政经观察
吴晓求：加强金融监管可以消灭风险？幼稚而外行！
【研究员】：wh
在中国40年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创造并维持了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非常巧妙的杠杆关系，央行非常好地运用了金融杠杆、集中了金融资源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经济金融关系有独特的中国经验。过去40年，在没有发生恶性通胀以及未出现严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和金融总体上看是健康的，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得到了全面提升，中国金融的竞争力和健康程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时期，且不说与1978年、1980年比，即便与以往任何时期比，都处在不断提升竞争力的状态。
【博览财经特稿】过去一年里，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回顾与总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金融取得了巨大发展。那么，在未来新的阶段，中国应当如何选择自己的现代金融体系之路？2019年，中国金融业又将如何找准定位再创辉煌？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就此接受《理论周刊》专访认为：中国金融40年改革和发展的成就，已经为中国未来的大国金融构筑了坚实基础。当前，只有回归金融的常识与逻辑，对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及资本市场的功能等基本问题想通看透，才能更好地完成下一阶段的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建设。 未来的大国金融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 《金融时报》：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您认为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发挥了何种作用？ 吴晓求：经济和金融始终是分不开的。1978年人均GDP 在100多美元，到2018年则接近1万美元，这其中金融起了特别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这40年中，金融增长速度远远比经济增长速度快。经济的货币化率，也就是M2与GDP之比由1978年的0.318到现在的2.1。有些人通过这个指标来说明金融资产有巨大的泡沫，因而要防范金融风险。还有另一种认识，认为这是中国经济金融深化程度提高的表现，金融对经济的渗透率在加强。我认为，在目前环境下，金融资产存在一定泡沫，但另一方面，应该说金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了，我们要更多地把它看作一个深化的指标。在货币或金融资产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这是需要研究的。有人说，中国货币出现了严重的超发，我对此始终是不同意的。 实际上，在中国40年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创造并维持了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非常巧妙的杠杆关系，央行非常好地运用了金融杠杆、集中了金融资源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经济金融关系有独特的中国经验。过去40年，在没有发生恶性通胀以及未出现严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和金融总体上看是健康的，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得到了全面提升，中国金融的竞争力和健康程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时期，且不说与1978年、1980年比，即便与以往任何时期比，都处在不断提升竞争力的状态。中国的央行是优秀的央行，我始终对人民银行给予高度评价。它非常了解中国经济的实体状况，非常好地利用了金融杠杆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经济处在不同周期阶段，需要运用逆周期原则来调节中国经济所遇到的问题。人民银行很好地进行了一系列金融创新，没有恪守原来传统三大货币调节工具，在创新流动性工具的同时，灵活地调节市场流动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外汇结售汇模式、中国货币发行模式的特点，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有大量的研究空间和内容，我们的学术研究需要深入，不能望文生义。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基于收入增长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市场脱媒力量，另一方面借助技术的力量，中国金融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国际化比例看，中国金融开始具备大国金融的特征，已经具备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这就是今天的现实，也是未来的起点。 金融的本质就是风险 《金融时报》：我们在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会有一种行为惯性，觉得人定胜天，主观意志可以凌驾客观之上。在经济金融的运行过程中，是否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吴晓求：我们经常会看到，经济稍微好一些，有些人就蠢蠢欲动，忘记了市场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又开始想起市场，希望市场能帮他们渡过难关。实际上，这种对市场规律的不尊重，就是对“市场是什么”在常识上存在误区。 对于市场如此，对于金融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在实践中不断背离金融的常识，破坏金融正常的规律，所以，理解“金融是什么”这个常识就变得特别重要。只要你尊重常识，社会就一定会前行，也就是说社会进步力量来自于尊重常识。 有人说金融的本质是融通资金，这个回答不能说是错的。融通资金可以说把传统金融的基本要点讲到了，但在现代金融框架下去理解，风险的跨期配置可能也非常重要。在我看来，金融的本质就是风险，任何一项金融活动都有内生的风险。这实际上在告诉人们金融风险可以配置，但不能消灭。深刻理解这个常识，就可以制订出符合现代金融规律的政策和法律规范。 《金融时报》：那么，您是如何看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 吴晓求：有人谈到金融风险很害怕，谈到金融危机更害怕。金融与生俱来就有风险，从风险到危机有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衍生过程。有时候可能是风险的种子，但不见得一定是风险。如何看待金融风险变得非常重要。从风险到危机至少要经过这么几个阶段：个体风险-局部风险-系统性风险-全面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会经历这个复杂的过程，理论研究必须要找到这种风险衍生过程的节点，在哪些节点中会扩大它的风险乘数。 研究历史样本、危机案例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把这些样本研究透了，中国未来一旦遇上这种情况，就有可参考的案例。日本这个国家需要研究，有一段时间，我们盲目崇拜日本的银企模式，其实日本的银企模式不适合于中国。虽然房地产有巨大泡沫，但金融是安全的，股市出现如此巨大的危机，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安全的，这得益于我们的分业监管、分业发展模式。我们必须要研究美国金融体系及其结构，真正的大国金融结构只有美国和中国。美国金融体系有很好的弹性，风险过后有很强的再生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而言，只有短暂的两三年影响，今天，美国的金融体系又是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10年前发生了一次重大金融危机，10年过后的今天竟然还有如此强大竞争力，我们必须研究其中的奥妙。 研究这些案例之后会得出一系列结论，会清楚哪些环节是需要控制的。金融危机从日本和美国来看，房地产泡沫一定是个导火索。房地产泡沫如果在金融体系不断地得到放大，资产收益率低于债务成本时，危机就会很快到来。从金融风险到金融危机是个漫长过程，潜在风险变成现实风险实际上也有个过程。很多风险在金融体系中会自然免疫掉，不要害怕它。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从风险到危机的每个节点。我希望中国未来的金融体系一定要有结构弹性，一定要走市场化模式、开放的道路。封闭的金融体系一定是脆弱的，如果市场化程度不高，一切融资、金融活动都要通过传统商业银行来完成，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是不可能建设起来的。 金融监管是什么 《金融时报》：有了对金融本质的认识，金融监管的方向是否就不易发生迷失？ 吴晓求：可以这样理解。金融监管主要是制定一系列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约束并收敛风险。你若遵从这些行为规范和准则，风险就可能不会爆发，即使爆发，也会处在收敛状态。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大幅度降低。金融监管能消灭风险吗？显然不可能。有人以为，加强金融监管就可以消灭风险，这是幼稚而外行。风险是永远不会消灭的，金融存在一天，风险就存在一天，无论是市场化金融还是中介金融都是这样。金融与风险共存。这里涉及到金融监管的核心理念。制定金融行为规范和准则目的是衰减金融风险，不是消灭风险。金融监管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指标，促使风险衰减或收敛，进而降低出现金融危机的概率。 为什么新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制定一个与互联网金融相匹配的金融监管准则，形成相应的风险衰减机制。为什么中国商业银行总体状态比较好？是因为我们总结了多年的经验教训，特别在巴塞尔协议III基础上，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国版的巴塞尔协议III。我们严格按照这个规则来监管商业银行。中国金融虽然出了一些问题，但中国商业银行总体上看是健康的。 定位清晰的规则很重要。资本市场总有些动荡，就是因为规则的精髓没有把握好。互联网金融是第三金融业态，资本市场是第二金融业态，这两种业态在准则制订和风险理解上有一定误差。实际上，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透明度，必须把透明度监管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透明度监管是资本市场监管的基石。股票定价、股价水平与证监会没有关系，证监会监管的重点在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是否按照规则披露。证券监管不能因为市场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证券监管永远只有一个标准就是透明度。市场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要尊重它。如果市场变动真的到了影响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的时候，央行会出手的。央行是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安全的最后机制。市场监管部门只监管市场透明度。 我们要深刻理解金融监管的核心使命，不要出现因市场变化而表现出强弱不同的监管。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管没有周期变化。我不太喜欢强监管、严监管之类的提法，喜欢的是依法监管、规范监管。 为什么要进行金融创新 《金融时报》：金融监管的核心使命明确了，金融创新的思路是否就可以放开一些？ 吴晓求：这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涉及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金融创新对中国来说，是中国金融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金融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创新是中国金融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判断金融创新是否恰当是有标准的：金融创新一定是来自于实体经济的需求。实体经济不仅仅指产业，也来自于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呼唤新的金融服务，我们就要创造出这种金融服务，不能漠视实体经济和老百姓对金融创新的呼唤。他有这个需求，你就要提供相应的供给。有人就想，能不能有个金融机构能满足他综合式的金融需求，不想找那么多机构，就想有一家金融机构提供这种综合式金融服务。找一家金融机构，既可以提供保险类金融服务，又能做资产配置，还能保证必要的流动性，但中国没有一家这样的金融机构能提供这样的金融服务，因为我们金融制度还不允许。如何满足客户和实体经济的需求是判断金融创新的唯一标志。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而且这个服务是低成本、高效、便捷的。这样的金融创新应该得到支持。 金融的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层面。制度创新里又包括工具、结构、服务、体制等一系列创新。现在的问题是，一切规则的制定都是以金融机构自身的利益为先。比如，本来我有一笔二十年期限贷款，有一天我想一次性把贷款提前还掉，据说实际操作中要付出比较高的成本。这种金融服务就存在问题，金融创新本质上是要挑战这种垄断。社会、居民、企业是需要得到很好的、便捷的金融服务，不能保护设置各种关卡的金融服务。再比如，一些人有钱了，要进行资产配置，其中股票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我们的股票市场上都是工业时代的重化工企业的股票，缺乏成长性，为此我们就要认真理解资本市场功能是什么，进而改革中国的股票发行体制。 资本市场功能是什么 《金融时报》：资本市场的功能还需要再认识吗？ 吴晓求：需要，这也是常识。有人说资本市场是融资的地方，这种理解有偏差，我们一开始的确把资本市场作为融资的场所，认为是传统金融融资的机构外延伸。正是因为这种理解，我们在很多规则上就会重视为融资者服务、为上市公司服务，投资者的利益放在次要位置。其实，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财富管理，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传统金融体系、商业银行没有财富管理的功能，资本市场有财富管理的功能。资本市场有财富管理功能意味着资本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一定要有成长性。这就是资本市场的逻辑。资本市场上的基础资产是要有成长性的，上市公司是要有成长性的。这个成长性来自于哪里？显然不是来自于成熟企业。但这类企业是没有成长性的，定价已经达到历史的辉煌，接下来就可能是慢慢衰退了。 创造历史辉煌的企业有时候会成为资本市场的包袱，相反，处于青年时期甚至少年时期的企业是最好的企业，虽然今天它有些缺点，有不足，有亏损，但由于它处在青少年时期，希望是很大的。我们在选择上市公司时，制定上市标准时，对企业的未来考虑不多。由于我们的资本市场被简单地定位于融资的市场，把银行信贷的原理嫁接到资本市场中来，这样的理念是不正确的。 实际上，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灵魂是成长性，而不是成熟性，企业过度成熟意味着这个市场没有成长性。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资本市场上没有体现出来，原因就在这里。来源自实体经济的这些上市公司过去多注重历史业绩和现状、未来的成长性关注不够，以至于腾讯、阿里巴巴、小米和一些独角兽企业都要到境外上市了，剩下了钢铁、煤炭、水泥等传统企业，这个市场怎么会有成长呢？这些传统工业企业当然重要，中国现代化建设没有钢铁企业怎么行呢？房地产发展没有水泥企业怎么行呢？但是它没有成长性。当你把资本市场定位为财富管理的市场，你对上市的标准就会调整，就会基于企业未来的成长性，就不会重历史、重现状、重盈利，就会重未来的成长性。这就是资本市场的逻辑。（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金融时报）
中美新一轮磋商五个细节意味深长
【研究员】：wh
在会见莱特希泽和姆努钦时，根据新华社通稿，最高领导人说了这样一段话：去年12月以来，两国经贸团队开展了密集和有益的磋商。我多次讲过，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双方经贸分歧和摩擦问题，我们愿意采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当然，合作是有原则的。
【博览财经特稿】2月14日和15日，正如最高领导人在会见美方代表时所说的：这两天，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北京。 当天稍早前，经过两天的密集磋商，中美新一轮高级别磋商结束，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 新华社连续发了两条消息通稿，白宫也发了一条声明，都不太长，但所谓“新闻越短，事情越大”，仔细读来，内涵相当丰富。至少这几个细节，就很有意思。 细节一，人民大会堂里的会见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见。算起来，中美贸易摩擦已将近一年，这还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会见美方代表。 据新华社通稿，在会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时，最高领导人说了这样一番话：去年12月，我和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会晤，达成重要共识，两国要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希望双方团队按照我同特朗普总统确定的原则和方向，加强沟通、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和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莱特希泽和姆努钦，则转达了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然后则是这么一段话：他们表示，美中贸易关系非常重要。两国元首在阿根廷举行重要会晤后，两国经贸团队抓紧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看到了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中美元首外交不可估量的决定性作用。 回顾过去一年惊心动魄的贸易战，一个重要节点，就是去年12月1日的阿根廷中美元首会晤。 当时《纽约时报》就曾评价说，在阿根廷的这场会晤，表明两位领导人的个人感情和博弈，已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两国关系。 这是中美外交的一个重大而深远的变化。如果从去年春天算起，整个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根据见诸媒体的报道，中美元首共通了三次电话，G20期间又在阿根廷举行了一次正式会晤。 在过去一年，两国元首每一次接触，都是在关键节点；每一个关键节点的出手，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避免了中美经贸谈判的完全脱轨，也为一度陷入僵局的双方团队指明了新的方向。 这种外交智慧和谋略，历史自会作出评判。 细节二，谈判成果怎么样？ 根据新华社通稿，在会见莱特希泽和姆努钦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双方团队的磋商又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 关键词：重要阶段性进展。很重要，有进展，而且是“又”，但还是阶段性的。 美方怎么看？据新华社通稿，莱特希泽和姆努钦这样说的：在此前磋商的基础上，过去两天里就双方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重要和困难的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重要和困难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具体怎么进展？新华社另一篇通稿表述：双方就主要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并就双边经贸问题谅解备忘录进行了具体磋商。 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所谓“原则共识”，应该与莱特希泽和姆努钦所说的吻合：在重要和困难的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至于谅解备忘录，白宫的声明就说：美中官员已同意，任何承诺将列于两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中。 也就是说：双方已经讨论得非常细致，已经接近文本，最后的协议，将可能是以备忘录的形式出现。 这也不枉了双方这两天紧张的谈判。尤其14日的谈判，据透露，虽然这一天在美国是情人节，但不少美国官员是和中国官员一起度过的，而且是一个通宵达旦。 细节三，都谈了哪些问题？ 新华社的通稿说得很清楚：双方……对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共同关注的议题以及中方关切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双方讨论的，一种是中美共同关注的问题，包括：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 “等”字里面还包括很多，也给中美各自表述留下了空间。另外，就是中方关切的问题。 就是说，这是一次平等的磋商，美方提出自己的问题，中方也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实施机制。 这显然极具针对性。所谓：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具体到中美经贸，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缺乏足够的诚意，难免不会再横生枝节，甚至平地又起波澜，之前我们何尝没有这样的教训？所以，一定要强调实施机制。 还要特别注意这个关键词：深入交流。谈得很深入，意味着这可不是走过场，是本着解决问题来谈的。 细节四，合作是有原则的。 有一句话，看了还是心头一震。在会见莱特希泽和姆努钦时，根据新华社通稿，最高领导人说了这样一段话：去年12月以来，两国经贸团队开展了密集和有益的磋商。我多次讲过，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双方经贸分歧和摩擦问题，我们愿意采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当然，合作是有原则的。 前面的这些道理，中国人应该都耳熟能详了：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最好的选择…… 但接下来这句话，略带一点转折，很有内涵的：当然，合作是有原则的。其中的分量，美方也可以仔细掂量掂量。 细节五，刘鹤下周再去华盛顿 按照新华社的表述，这次磋商是“第六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这个“第六轮”的表述，是以前所没有的。 简单回顾一下，短短一年间，不包括副部级等磋商，中美之间的高级别磋商，确实已举行了六轮。 第一轮，2018年2月下旬，刘鹤副总理访美磋商。 第二轮，2018年5月上旬，美国财长姆努钦率团访华磋商。 第三轮，2018年5月中旬，刘鹤副总理率团访美磋商。 第四轮，2018年6月上旬，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访华磋商。 第五轮，2019年1月下旬，刘鹤副总理率团访美磋商。 第六轮，也就是最近这一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姆努钦再次来到北京。 中方这边一直是刘鹤副总理挂帅，已经三次赴美磋商。美方则是三次变阵，第一次是姆努钦领衔，第二次是罗斯来华，现在则是莱特希泽和姆努钦共同出场。 变阵背后，也是一种斗智斗勇吧。但既然是第六轮磋商，那第七轮磋商什么时候？ 新华社的通稿说得也很清楚：双方表示，将根据两国元首确定的磋商期限抓紧工作，努力达成一致。双方商定将于下周在华盛顿继续进行磋商。 意思也是很明确：1、两国元首确定的磋商期限，至少到目前没有改变，没有延长。2、下周，刘鹤副总理就去华盛顿。 对于下周的这一轮会谈，莱特希泽和姆努钦也表示了：虽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们抱有希望。下阶段，美方团队愿同中方团队一道，密切沟通、抓紧工作，争取达成符合双方利益的协议。 白宫的声明也类似：但是，依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2019年3月1日之前，双方将就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工作。 最后期限是3月1日，只剩下两个星期，要谈的问题还有不少，这真是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节奏。 算起来，第六轮和第五轮磋商，中间只相隔了两个星期。下一轮和北京这一轮，更隔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到中美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从北京直飞华盛顿就需要13个小时。 双方正以冲刺的速度推进磋商，你来我往，也至少说明了这些：中美都高度重视经贸磋商、中美都在争分夺秒加快磋商、中美都期望取得最终积极进展。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博弈，考验着双方的智慧、谋略和魄力，当然，还有体力。 很有意思的，这次磋商一结束，美国财长姆努钦立刻发了一条推特，上面写道：和刘鹤副总理、莱特希泽大使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会议。下面还附了一张大合影。 六轮磋商，类似的大合影，好像也是第一次。要知道，姆努钦平时很少发推特的，但这一次第一时间就发，而且还评价是“建设性”，也反映了美国人的心情吧。 在这里，真要向双方团队致敬，他们都肩负着巨大的压力，都展现了高超的智慧，最终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最后，还是再说几句话： 一、贸易战两败俱伤，双方最终还是得回到谈判桌前。事实上，一回生、两回熟，三回就是老交情了，这么多回合交道打下来，会议桌两侧的不少人，都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中方的待客礼仪，相信美国人也有切身感受。 二、谈判是妥协的艺术，合作是中美最好的选择。只要有诚意，其实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如果漫天要价，那必然是一拍两散。美国人其实也清楚，中国捍卫核心利益的立场始终坚定不移。 三、我们还是要小心，要保持平常心。中美关系很重要，中国也确实在以最大诚意通过对话磋商解决分歧；但更重要的，还是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当然，合作也是有原则的！（来源：参考消息牛弹琴）
社会热点
2019年楼市能否全面松绑？
【研究员】：wh
中国独特的土地财政制度，使得地方政府总是有意无意把房价往高推。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增长目标的要求也使得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之时，房地产常常被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手段。换句话说，中国背后独特的制度因素使得政府为房地产背书，这种房地产螺旋式上涨就是过去十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常态。
【博览财经特稿】在2018年，中央和地方对楼市的调控依旧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在过去一年，全国楼市调控次数超过400余次。 从“930”和“317”两次楼市调控号角吹响以来，中央对房地产调控政策是越来越严厉。 从地方政府限购、银行限贷、地产商的房地产贷款紧缩、央行加强对消费贷，现金贷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到房地产相关税收政策由鼓励转为抑制交易等等众多措施，在这两年是陆续密集出台。 可以说，在过去的两年，高层通过政策引导国内进入到一轮力度空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周期。 但到2018年12月，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出现楼市“松绑”的迹象，及各地不断传出关于调控放松的传闻。 其中以12月18日、19日，菏泽、广州先后取消、放宽限售政策最引市场关注。 随后，一些地方也在试探性的进行房产调控松绑。 珠海：2018年12月21日，珠海住建局确认，非珠海市户籍居民购房，按个人条件已从此前的需连续5年社保改为只需要缴纳1个月、3个月、12个月不等。 杭州：2018年12月21日晚，杭州自去年开始针对却因工作调动而造成社保补缴的，累计不超过三个月，则视为符合购房资格。 衡阳：2018年12月27日，住建局宣布，从2019年1月1日起，暂停执行2017年起规定的商品房限价政策。但没过多久，官方就回应，由于对稳控房价的复杂性判断不精准，对稳定预期的持续性认识不充分，文件的出台引发了市场的误解和网上的炒作，其影响有悖于部门出台文件的初衷，衡阳市政府决定撤销“暂停限价”文件。 而进入2019年，楼市松绑的声音更纷纷扰扰的喧闹了起来。 青岛：2019年1月3日，取消仅出台6个月的购房摇号政策，为本轮调控中首例。 北京：2019年1月9日，拟于近期挂牌出让的两块住宅用地均不设定住宅销售限价。 天津：2019年1月10日，将自持租赁住宅调整为可售住宅，为全国首例。 广州：2019年1月11日，放宽引进人才入户的年龄限制。 很显然，在“房住不炒”的大前提下，2019年，深化“一城一策”，部分城市陆续会放松调控，也就是让一些有基本面支撑的城市陆续进行松绑，将成为2019年楼市调控的基本主调。 中国房地产市场与政策处于一个重要十字路口 在大政策上，遵循中共的十九大所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 所以2019年，经历2018年的调控降温，中国房地产市场与政策已经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关于中国房地产未来，有一个摆在桌面上的矛盾。 严厉的限购限售限贷等政策，以及悬在上方的房产税、租售同权、土地供给改革等等措施使得中国房地产市场告别了短期剧烈波动，房价越调越涨的怪圈。 但另一方面，政府又很难承受房地产下滑所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后面跟着的土地财政困境。 我们一直诟病中国房地产调控出现的罕见中国式“房价-收入螺旋式上涨”泡沫的自我强化模式。 但同时，由于政府严调控，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的核心区优质房源确实存在涨价的压力。 对于很多购房者来说，这几年，有追求的开发商在建筑质量和住房产品本身的品质上不断提高。购房者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但也有一些滥竽充数的开发商造出来的房子依旧让不少购房者维权不断。 这里面有些开发商是为了追求利润，为了赶工期，但是也有由于备案价压着的原因，在成本上不愿提高品质。所以一些地区适当放宽新房限价无可厚非。 而对于2019年，在家庭优化资产配置，提高生活品质上讲，特别是对于财力雄厚，掏的起全款和有人脉关系的购房者而言，2019年将是你在一二线城市核心区卖旧买新进行置换的一次很好的机会。 这是给了你一次最好的挑房选房的时间窗口。这远比2018年初，各地都在排队抢房，掏天价茶水费，而笔者极力劝大家先不要投资买房的时间窗口要好上很多。 从土地供应上来讲，一线城市土地供应充足，三四线城市土地量大价高。年轻人口和财富从三四线流入一二线城市的趋势没有停滞，这都构成中国楼市宏观景象的基本面。 楼市地方松绑的一个内在逻辑 再来说房地产下滑所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后面跟着的土地财政困境。这也是楼市地方松绑的一个内在逻辑。 中国独特的土地财政制度，使得地方政府总是有意无意把房价往高推。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增长目标的要求也使得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之时，房地产常常被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手段。换句话说，中国背后独特的制度因素使得政府为房地产背书，这种房地产螺旋式上涨就是过去十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常态。 但这两年的房地产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改变。 首先，最高大会精神对房产调控的核心意志就是要稳定房价。 其次，房价-收入螺旋式上涨模式不管从经济角度还是货币政策上难以为继。 第三，房地产牛市已过度透支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 第四，在中美贸易对峙的快一年的时间里，举国上下已经知道国家如果想大而强，必须依靠高端制造业和科技研发的硬实力，而不能仅仅靠地产推动经济。 那为什么楼市一松绑，就会有人认为房价要暴涨的想法呢？ 其实，最重要的根源还是在于一二线核心城市的核心区确实存在新房涨价压力这一事实。 而不少人期待三四线房价也能像前者一样持续大涨一轮，却是不切实际的。三四五六线未来依旧没戏。 2018年国内房地产发生一个很大变化 楼市松绑，最高兴的还是销售端和中介。 2018年，一线城市二手房交易量萎缩了至少一半，中介机构很多关闭门店。而市区老破房和远郊房的二手房交易价格也普遍出现下跌。 同时，整个2018年，很多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倒挂。由于房管局压着备案价，开发商无法取得较高的预售价格，使得拥有市区优质土地的开发商在行为上发生剧烈扭曲。这个我前面也讲过。 所以，过去一年，我们看到开发商为了够通过政府房屋质检的最低门栏，成品交房迅速被毛坯交房所取代。房子品质也不好，很多城市好地块没有盖出好房子。 而销售也变得极为不透明，要么是卖给熟人关系户，要么中间加点中介费。 而松绑也将使得上面说的很多矛盾出现极大的缓和。 2018年，国内房地产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销竣比。 所谓销竣比，就是商品房销售和竣工的比例。 截至2018年年末，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14.79亿平米，而竣工面积仅为6.6亿平米。销竣比的恶化折射出供不应求在加剧。销售远远超出竣工当然折射出供小于求，开发商在卖期房，甚至无房可卖。 虽然，很多地方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很冷的局势，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谨慎地看待由销竣比所折射出的供求状况。当下市场销竣比达到2.24，这是个意味深长的指标。 2019拭目以待市场的转身与选择 所以，2019年，虽说全国各地陆续松绑是一个趋势，但是同时会严格遵循“一城一策“的大调控逻辑。放开调控后，从一二手房价格倒挂看，一线和强二线城市核心区新房确实存在涨价压力。 而这些地段的房产也将成为年轻人和财富集中阻击的目标。 但十九大之后这段时间，中国房地产的预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十字路口之中。 尽管当下仍有不少人坚信中国房地产还在过去的越调越涨的困局下。但考虑到国家进行经济转型，中央对经济结构的改革深入，越来越扑面而来的经济下行的预警（华为、万科等企业纷纷开始做过冬准备）及严峻的外部政治经济形势（中美贸易对峙），及我们自身人口结构的问题（中国进入老龄化和持续下跌的生育率）。 2019年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矛盾，大概率是松绑调控后依旧短期不会有太大的市场反应。政府试图用政策托而不举，在维持全国房价总盘子的稳定和防止泡沫破裂之间的矛盾中左右平衡！（来源：[url=]米筐投资[/url]）
形势分析
经济调整分化 命运分岔的一年已经到来
【研究员】：wh
这种分化，演绎的最淋漓尽致的领域就是消费市场。过去经常讲拉动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在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里，消费贡献了接近8成，而投资贡献超过3成。有人说不对啊，这两项加一块儿都超过100%。那是因为出口贡献值是负的10%。所以，消费对中国目前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现在不单单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了，而是稳经济、稳就业、稳信心的核心了。但是消费在过去一年也出现了问题。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过去长期都保持在10%以上，但近一两年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向下“突破”了10%的关口。
【博览财经特稿】近两年，不管是从各种新闻联播里，还是从身边很多朋友的感觉来看，都比较一致的认为，我们的经济形势压力比较大。 当局也讲了，压力较大，总的经济发展势头在下行。当然，这个下行，指的是增速，我们的总量还是在增长的。 但是，即便是增速的下行，也让很多人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很多人谋生和赚钱的模式直接消失或发生了巨大改变！ 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域开始出现结构性剧烈分化 在两个月前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会议还特别强调：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 但凡是改革，都是要动生产关系的。该关的关，该砍的砍。而出清其实就是要让一些落后的产业倒闭掉，那么之前做这些产业、行业的公司老板和员工是要失业的。所以，必然会导致在这些行业的人叫苦不迭。同时，改革也必定会导致经济总量受到下行冲击。 与此同时，2016年，国家又放开房地产这个口子，大量的资本、资金都涌入到了房地产里面，本应该发展振兴实体制造、科技研发等等的能量又受到了一波冲击，而这种冲击造成的心理层面的影响可能更大。所以，从2016年起，你会发现整个宏观经济就像进入了一个平台期，各种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率都开始明显出现下降。 而在宏观总量指标大致低波动稳定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域开始出现结构性剧烈分化。而这种分化体现在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如果说，2016年和2017年，房价的暴涨改变了无房者和购房者命运，从此走向两个人生轨迹。那么，2018年和2019年，经济结构各领域的分化将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在中国经济呈现出分化加剧的走势之时，在每一个领域，我们都能看到冰与火的共存，一边是冰山，另一边却是火海。 分化的消费 这种分化，演绎的最淋漓尽致的领域就是消费市场。过去经常讲拉动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在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里，消费贡献了接近8成，而投资贡献超过3成。 有人说不对啊，这两项加一块儿都超过100%。那是因为出口贡献值是负的10%。所以，消费对中国目前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现在不单单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了，而是稳经济、稳就业、稳信心的核心了。 但是消费在过去一年也出现了问题。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过去长期都保持在10%以上，但近一两年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向下“突破”了10%的关口。
这件事背后所折射的问题很多，对于一个居民收入还在不断增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讲，社消增速不到4年时间从11%下落到不到6%。这个数据下降可以说过于快了，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而消费里面的大头，汽车销量是最大件最主力的一块儿。但在过去一年，汽车消费也出现了严重的下滑。从去年五月开始，汽车销售就出现了连续的下滑，注意！我说的不是增速下滑，就是绝对销售量和销售金额的下滑。 从去年五月开始，汽车销售额就明显出现下降的态势。到四季度更是无法扭转全年颓废的局势，并且从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来看，2019年也没有改善的迹象。
是什么原因导致汽车消费出现了下滑？首先想到的就是汽车购置税优惠取消，但仅仅是如此么？本质原因还是房价上涨带来的居民消费能力减弱，六个荷包都掏空了，哪有钱买汽车呢？因为汽车是居民购买仅次于住房，单价最昂贵的商品。 而2016年开始的房价上涨所带来的居民端负债水平上升，最先影响的就是最贵的商品消费，那就是汽车。 但是，分化的领域出来了。在汽车销售严重下滑的时候，以茅台为代表的高端酒，却销量大增。换句话说，房价的上涨，影响最大的就是购房的小中产阶级，而对富人来讲，却没有丝毫影响。 而中国消费结构在快速上升期中，中高端消费增长却异常强劲。不仅仅是茅台，豪车、旅游、轻奢品都在增长。说句扎心的，在中高端消费增长强劲的另一面，无非是低端消费的增长乏力。 在宏观经济依旧保持在6%以上的经济增速下，居民的中位数收入增速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滑，且持续低于GDP增速。而中位数收入增速持续低于平均收入增速，这说明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的恶化。所以，最严重的经济领域分化，首先，体现在消费分化上。 分化的就业 2018 年有多少工厂倒闭，多少大公司裁员，这些新闻你想瞒都瞒不住了。 最大的用工工厂之一，郑州航空港区的富士康工厂已经由招人变成裁员了。据富士康的计划，整个鸿海集团要在中国大陆裁员34 万人。郭老板要把富士康的工作岗位搬到哪里去了呢？ 税收低和正在呼吁制造业回归的美国、和用工成本低的越南以及印度。富士康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新工厂在去年破土动工，为了让富士康在美国建厂，当地威斯康辛州政府花了40 亿美元的高额补贴。而富士康承诺将在当地雇佣 1.3 万名员工。 前段时间，天风证券发了一篇名为《消失的招聘广告》的研究报告。报告通过数据爬虫的方式发现，去年仅半年的时间，就有202 万个就业招聘广告消失，其中二线城市及中小企业降的最多最快。 春江水暖鸭先知，有些企业已经走在前面了，死掉的依旧是反应慢的。从宏观层面上看，上中游大型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与利润率的显著改善，但中下游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却步履蹒跚。
国企利润越来越多，民企利润越来越少。不裁员怎么办呢？ 而同时，BAT等互联网公司的收入也是在水涨船高。不知道今年腾讯游戏团队比如王者荣耀的年终奖还是100个月的工资么？ 分化的房地产 2018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典型的分化现象，一二线城市房地产成交量显著回落，不少二线城市的房价也开始稳中有跌。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也结束了2018年的热销。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今年过年回老家，发现很多县城的房价开始出现上涨。难道真的到最后的尾部轮动了么？ 目前我国房地产的整体库存已显著下降，尤其是过去库存高的三四线城市。在棚户区改造背后的地方政府举债和一二线城市房地产火热的传递效应，及三四线居民本身的大量举债。 这一轮房产暴涨，最终以八九线的县城补涨而草草收尾。很多人认为本轮调控最终恐怕还得放松，而一旦放松，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至少强二线城市未来的房价还得显著上升。但房价分化我也讲了太多了，这里也就不赘述了，看市场接下来的演变吧。 总结 总之，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调整分化，2019年将是很多人命运轨迹改变的一年。 中国虽然宏观经济看起来是一个波动低，各种指标较为稳定的一个时期，而在貌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实则暗流涌动。宏观经济的各方面的加速分化在不断加剧，政策对实体乃至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产生的冲击与影响越来越显著。 我们只有把分化的两种视角结合起来，才能把握中国经济的全貌。理想的中国的模样，应该有至少7亿中产阶级，在经济分化的这一年，每个人必须找准自己未来的目标，不要被时代所抛弃，只有7亿中产阶级才能撑起中国的消费和发展，成为支撑国家的压舱石。而这个过程，又是各个阶层筛人挑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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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8 08:5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