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点评
【本期主编】：WH
《并非大水漫灌 眼下的“天量”或是政策决策者愿意看到的》市场的大致观点是中国经济会在第二或者第三季度企稳，天量信贷数据出炉后，这样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同时贸易协议可能达成，也让市场认为似乎不应对中国经济过度担忧。如果这样的预期是正确的，那么通缩或者降息的讨论似乎显得无中生有。但如果认为天量信贷不会被传导至实体经济，那么对中国经济企稳的判断应该是错误的，但如果基于这样的前提，那么任何的货币政策放松都是无效的，中国只会掉入流动性陷阱。
热点聚焦
全国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 “敏感问题”真不少！
【研究员】：wh
这次中美经贸磋商备受国内外广泛关注，政协委员也密切关注这次经贸磋商的进展情况，我们对双方已经取得的积极进展表示欢迎。中美尽快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不仅有利于中美双方，对世界经济将是一个好消息。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需求远大于分歧摩擦。事实充分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键阶段，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需要双方共同做出努力。
【博览财经特稿】3月2日15：00，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一层新闻发布厅召开，新任全国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向中外媒体介绍本次大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上介绍了哪些重要的信息，发言人又回应了哪些热点问题？ 去年人民政协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 记者：过去的一年里，全国政协工作有哪些重点和亮点，有没有创新的举措？ 郭卫民：去年是十三届全国政协的起步之年，人民政协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应该说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成绩单。一是认真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二是把党建作为引领政协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三是大力推进工作创新。改进双周协商会增加互动交流，开拓网络议政远程协商，创立了委员移动的履职平台等；四是加强制度建设和长远规划。完成了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履职工作规则等12项重要的规章制度的修订工作。 中美尽快达成互利共赢协议对世界经济将是好消息 记者：中美贸易中方愿意达成何种协议？ 郭卫民：这次中美经贸磋商备受国内外广泛关注，政协委员也密切关注这次经贸磋商的进展情况，我们对双方已经取得的积极进展表示欢迎。中美尽快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不仅有利于中美双方，对世界经济将是一个好消息。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需求远大于分歧摩擦。事实充分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键阶段，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需要双方共同做出努力。 网络议政参与面广、互动性强、讨论深入 央视记者：委员网络议政效果好吗？ 郭卫民：去年8月移动履职平台开通以来，在全国移动履职平台上一共进行了16次群组的讨论，1400余名委员参加，发言4000多次。我们政协办公厅汇集整理出了10个方面的106条建议。前几天，全国政协组织了一次远程讨论会，大家一起来建言献策，气氛非常热烈。去年全国政协这样的讨论开展了两次：一次是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次是推进快递行业的绿色发展。应该说，网络议政和远程协商确实效果很好，它的参与面广、互动性强，委员讨论也比较深入，可以把委员和各相关部门更好地联系起来。现在我们委员可能身处各地，虽然相隔距离遥远，但协商民主就在眼前，就在身边。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全国政协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政协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郭卫民：政协有不少来自民企的委员。他们认为，随着这些利好措施的逐步落实，大家确实感受到了中央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决心。全国政协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非常关注。去年，通过召开专题协商会、组织网络议政和远程协商，开展专题调研等方式，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报送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对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带一路”是搞“地区霸权”？ 记者：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比如有舆论认为中国在制造“债务陷阱”、搞“地区霸权”，如何看待？ 郭卫民：到去年年底，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都积极支持和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一大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的欢迎，也赢得了国际上的赞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倡导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我们坚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和当地民众的称赞和认同，与所谓“地区霸权”毫不相干。 一年来，6位副主席带队实地调研34个贫困县 记者：脱贫攻坚战中政协做了哪些工作？ 郭卫民：去年围绕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召开了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会前由6位副主席分别带队，4个专门委员会参与，利用两个月时间分赴了6省区34个贫困县实地调研。委员们在调研报告和在常委会议讨论发言中，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也通过信息专报等形式报送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全国政协委员们也都十分关注脱贫攻坚工作。去年提出的提案有233件，内容涉及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和扶贫搬迁等方面。目前，这些提案都已基本上办复了，很多意见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全国政协委员158项粤港澳大湾区相关提案被立案 记者：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国政协将开展哪些工作？ 郭卫民：去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递交了很多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提案，其中有158项提案被立案。围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由港澳台侨委员会组成了调研组，到粤港澳三地深入开展调研。全国政协还举办了专题双周协商座谈会，全国政协的领导、委员，包括香港、澳门的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专家学者大家一起开展了深入的讨论、协商，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和建议。 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民主协商形式可以灵活多样 记者：开展“两制”台湾的民主协商，全国政协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郭卫民：广泛的民主协商可以为台湾民众提供更畅通意见的表达渠道，不仅不影响也不取代两岸的协商谈判，还可以为两岸的协商谈判提供坚实的民意支撑。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民主协商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我们会继续深化与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的交往交流，与广大台湾同胞一起，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我不是药神》引关注我国深化“医改”工作正扎实推进 记者：政协在推进“医改”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郭卫民：《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我看了，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部电影去年有一段时间引起了社会的热议，也引发了社会对抗癌药降价这个话题的讨论，也引起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从去年5月1日起，我国实施了进口抗癌药的零关税，还就抗癌药医保准入问题与药企进行了专项的谈判，把17种临床急需、疗效好的抗癌药纳入了医保范围，这些抗癌药的平均降价都达到了56.7%。同时把一些临床急需的癌症防治的用药纳入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今年2月，药品集中采购的试点工作在北京等11个城市正式推出。医疗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目前我国深化“医改”工作正在扎实推进，取得了积极进展。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让守信者一路绿灯 央广记者：如何看待学术不端，还有制假售假以及高档酒店的卫生问题？ 郭卫民：学术不端、制假售假，还有酒店卫生，其实最近还报道了一些用过期的疫苗或者疫苗调包，便宜的疫苗来充当贵的疫苗，这些问题都体现了诚信缺失的问题，当然有些问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了。近年来各有关部门积极落实纲要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全国政协委员通过提交提案等方式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委员们认为，要进一步加强诚信的教育，健全行业的规范，完善保养惩戒的机制，来营造一个全社会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和体系。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绿灯。（来源：央视新闻 编辑：王飞）
政经观察
天台上的京沪深港“房价” 拿中国和国外对比非常危险
【研究员】：wh
中国的“房产”和“地产”其实是分离的。土地为国家所有，住户只有土地使用权，普通住宅产权为70年，期满可以自动续期，商住两用房屋产权多为50年，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金进行续期；而国外多为永久产权，如美国采用私有财产制，房屋的买卖包括土地，产权是永久的。这意味着我们的房价中其实只包含了土地的一部分使用价值，而国外的房价中完全包含了土地的产权价值。
【博览财经特稿】从全球看，中国的房价到底有没有泡沫？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国际对比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但直接拿中国和国外房价对比非常危险，因为中国的房价太不一样。 中国的房价太不一样 一是计价基础不一样。中国的“房产”和“地产”其实是分离的。土地为国家所有，住户只有土地使用权，普通住宅产权为70年，期满可以自动续期，商住两用房屋产权多为50年，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金进行续期；而国外多为永久产权，如美国采用私有财产制，房屋的买卖包括土地，产权是永久的。这意味着我们的房价中其实只包含了土地的一部分使用价值，而国外的房价中完全包含了土地的产权价值。 二是数据质量不一样。国内的资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统计局，另一个是中国指数研究院。两个数据质量都不高，尤其是统计局的。一方面统计局只公布指数，没有高频的绝对价格。另一方面资料严重失真。统计局资料来自住建部门的网签价，而为了合理避税，大城市普遍存在阴阳合同，网签价基本都大幅低于实际成交价。举个例子，假设北京一套房子实际成交800万，但一般网签价只做到468万的普宅最高指导价。按统计局的资料，北京2016年的新房成交均价才2.8万/平米左右，而实际均价早已经五万以上。拿着这种房价去对比分析，结论必然跑偏。 三是统计口径不一样。全球房价缺少一个统一的官方资料，各国房价统计机构不同、数据源不同，样本口径也不同，不适合直接比较。国内常用的房价资料是70个大中城市和百城房价，样本城市相对较多，包含了各种商品房类型；而美国最常用的标普/凯斯•席勒房价指数则只统计20个城市，而且还只统计独栋和联排别墅。别说各国之间没法直接对比，甚至是一国内部直接比较都不完全准确。 四是面积算法不一样。国内房屋计算的是建筑面积，既包括住房使用面积、墙体占用面积，也包括了公摊面积，楼道、阳台等都计入其中。大多数国家地区计算的是实用面积或使用面积。如香港采用的是实用面积，等于建筑面积去除公摊面积的部分。而美国、英国等使用是使用面积，等于实用面积减去墙体占用面积，也就是真正能够使用的住宅面积。 三种面积之间的关系是建筑面积>实用面积>使用面积，实用面积和使用面积相差较小，建筑面积与使用面积存有较大差异，需要用得房率进行换算，也就是实际居住面积和建筑面积之比。一般塔楼或是带电梯的住宅得房率约为70%，多层住宅或是不带电梯的楼房得房率约为75%，也就是说国外70多平的房子大概相当于国内100平。中国房价要除以得房率才能得到可与国外对比的实际房价，这至少要比原有的房价数据高出30%。 五是持有成本不一样。国内现行的房地产税费主要体现在交易环节，多为一次性成本，只有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是针对房产持有环节的，但房产税目前只有在上海和重庆进行试点，还未全面推出。也就是说如果不交易，中国房屋持有几乎无成本。 而国外税费主要在持有环节，持有成本较高，德国、美国、日本、新加坡、英国、香港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房产税，需要在持有期间缴纳。如北京一套100平左右的房子持有成本只有每年四五千元的物业费，而在临近华尔街的FLATIRON公寓每年需缴纳1.16万美元/年的房产税和0.85万美元/年的物业费，折合人民币年均持有成本13.47万元，持有成本明显高于国内，这部分成本其实也算是隐性的“房价”。 六是区域结构不一样。中国是后发国家，城镇化率还不到60%，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城市和农村、核心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之间差异很大，如同为省会城市，杭州有些超过6万，乌鲁木齐均价在8千左右，相差近十倍。国外虽然也有区域和城乡差距，但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基本都在70%以上，不像国内分化这么严重。这导致一个问题，如果比较整体房价，中国的房价可能会被部分落后地区以及农村拉低，掩饰大城市的高房价，和实际情况不符。 七是计价单位不一样。各国采用的房屋面积度量单位千差万别，国内是平方米，美国和英国是平方英尺，日本和韩国是坪，都需要经过一定的换算，无法直接比较。三者之间的换算比例为1平方英尺约等于0.093平方米，1坪约等于3.31平方米。 既然数据不一样，那直接对比很容易产生系统性偏差。为了对比的准确性，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确定以下几个数据处理的原则：一是以发展程度近似的代表性城市进行对比，避免整个国家对比的不准确性；二是以市场数据为准，避免外部干预带来的数据失真；三是以同一跨国统计机构为准，避免统计口径的不同；四是宏观的数据维度和微观的案例维度相结合，尽可能的反映房价的真实情况；五是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相结合，剔除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房价差异。 接下来从这几个原则出发，分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对比一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房价。 宏观视角对比：几乎是全球最高 宏观层面，选取Numbeo的资料，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协作数据库网站，通过用户在线协作实现全球国家和城市生活成本信息实时更新，便于进行数据比较。为提高可比性，选取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核心城市作为样本，具体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伦敦、新加坡、纽约、旧金山、巴黎、波士顿、东京、悉尼、洛杉矶、孟买、罗马、柏林、台北、莫斯科、芝加哥等20个城市，自上而下分析全球核心城市的绝对房价和相对房价水平。 绝对房价：修正后仅次于香港。 直接选用一线城市中心区域和非中心区域平均房价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中国一线城市京沪深中心城区平均房价名列前茅，但和排名靠前的香港、伦敦和新加坡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根据Numbeo最新2月核心城市中心城区的房价资料，香港以29147美元/平方米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伦敦和新加坡，分别为17532美元/平方米、16473美元/平方米，北京、上海、深圳分别以15292美元/平方米、14221美元/平方米、13349美元/平方米的价格位居第四、第五、第七，排名十分靠前，北京、上海中心城区房价已超过纽约，深圳超过旧金山、巴黎、东京等国际一线大城市。 由此可见，中国内地一线城市京沪深房价位居前十，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比肩纽约、旧金山、巴黎等全球知名城市，但与排名靠前的香港、伦敦和新加坡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京沪深中心城区房价约为香港的一半。
数据源：Numbeo、如是金融研究院 单位：美元/平方米 但考虑到中国内地常用的为建筑面积，核心城市多为带电梯住宅，选用70%的得房率，进行折算后可以发现，北京、上海和深圳中心区域实际房价分别为21846美元/平方米、20315美元/平方米和19069美元/平方米，已经超过伦敦和新加坡，仅次于香港，且与香港差距进一步缩小。
数据源：Numbeo、如是金融研究院 单位：美元/平方米 再来看一下非中心城区：20个全球核心城市非中心城区房价与中心城区差距明显，部分城市非中心城区房价不到中心城区的一半，但非中心城区总体排名几乎无变化，仅有个别城市调换顺序。根据Numbeo网站最新2月核心城市非中心城区的房价资料，北京、上海、深圳分别为7483美元/平方米、7213美元/平方米、7145美元/平方米，约为中心城区的一半，居第六、第七、第八，排名依然靠前，但相对中心城区排名有所后移。
数据源：Numbeo、如是金融研究院 单位：美元/平方米 非中心城区也按照70%的得房率进行折算后，北京、上海和深圳非中心城区房价分别为10691美元/平方米、10304美元/平方米和10208美元/平方米，仅次于香港，成功超过旧金山、伦敦、巴黎和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
数据源：Numbeo、如是金融研究院 单位：美元/平方米 相对房价：全球最高，没有之一。 第一个指标是房价收入比：修正前仅次于香港，修正后全球最高。一般用于衡量房价相对居民收入的合理程度，比如京沪深中心城区的房价收入比超过40倍，意味着家庭储蓄四十年以上才能买到一处中心城区普通住宅。Numbeo网站采用的是公寓价格中位数与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比值，公寓价格选用中心区域和非中心区域房价均值，公寓中位数为90平方米，假设50％为女性劳动力，净可支配家庭收入定义为1.5倍平均净工资，在最新2月份核心城市中心城区的房价收入比资料中，香港以49.13排名第一，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以46.65、42.60、42.55位居第二、第三、第四，遥遥领先其他城市。 注意，这还没有按得房率折算，如果用折算修正后的房价去计算房价收入比，那京沪深更是高的惊人，分别达到66.64、60.86和60.79，远远超过香港，成为全球买房负担最高的城市。
数据源：Numbeo、如是金融研究院 第二个指标是房价租金比：全球最高。从直观上说，每平方米的房价与年租金之比，度量房屋出租取得的投资回报情况，可用于判断是买房还是租房划算。再进一步说，租金更能反映实际的居住需求，房价如果相比租金高出很多，那意味着房价存在投机炒作的金融成分，可以理解为存在泡沫。 京沪深的中心城区和非中心城区的房价租金比均位于前列，租房的性价比要高得多。Numbeo在估算每平方米租金时假设一卧室公寓有50平方米，三卧室公寓有110平方米，未考虑税收或维护费用。在最新2月核心城市房价租金比资料中，深圳、北京、广州、上海中心城区的房价租金比分别以81.82、64.85、63.27、58.07位居前四，非中心城区也是如此，占据前四位。 国际通行的临界点是25，超过临界值表明该区域房产投资价值变小，租房比买房更加经济。如前所述，租房的都是实际居住需求，买房的有些是投机需求，房价租金比高说明投机需求超过了实际居住需求，有一定的泡沫。
数据源：Numbeo、如是金融研究院 微观视角对比：1000万在各国核心区能买什么房子？ 宏观上的数据更全面，但可能也意味着更多的误差。可以再从微观层面进行一些感性的对比，有时反而更贴近现实。微观对比无非两种思路：一种是同样的地段和房子对比房价，另一种是同样的价格去对比房子。把这两种方法结合一下，从购房者角度出发，假定现在手头上有1000万左右的预算，投资地点限定在全球各大城市最核心的金融区，然后去寻找可以买到的房子进行自下而上的对比，由此也可以对全球各地的房价有个直观的感性认识。 1、香港：中环汇贤居 总价991万 2卧实用面积41平方米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附近中上环太平山高街1号汇贤居一处住宅，楼龄12年，底层西向，建筑面积615尺（合57平方米），实用面积仅为443尺（合41平方米），实用率72%，总价1150万港元（合991万人民币），单价高达24万/平方米，全球排名靠前。但整体配套较为齐备：一是交通设施便利，距离最近的地铁站西营盘500米左右，步行到国际金融中心15分钟，共有多条巴士路线经过，不到半小时就可到铜锣湾。二是教育资源丰富，附近共有17所小学，距离香港大学1公里左右。三是生活配套完善，附近有卜公花园、上环体育场、西营盘邮政局儿童游乐场等设施，可供休闲娱乐。
图片来源：中原地产 2、伦敦：伦敦金融城ParkVista Tower公寓 总价925万 2卧2浴 80平方米 伦敦金融城Park VistaTower 2卧室现代公寓， 2017年8月份竣工，装修简洁舒适，位于14层，中高层，视野良好，可俯瞰伦敦壮观景色，室内面积80平方米，总价100万英镑（约925万人民币），单价为11.56万/平方米。ParkVista Tower公寓交通便利，处于伦敦中心城区，步行5分钟可至Wapping Station，有前往金融城和金丝雀码头的便利交通路线，约15分钟车程。Wapping区内教育资源丰富，有16所幼儿园及托儿所、70所小学、16所中学、7所特殊学校、19所私立学校和皇家玛丽学院和伦敦城市大学两所大学。
图片来源：欧洲购房网 3、新加坡：金融中心滨海湾嘉御苑总价1009万 3卧2卫 112.6平方米 新加坡嘉御苑3卧2卫高级公寓，2018年1月份竣工的新房，精装修，房屋面积112.6平方米，总价211万新币（约1009万人民币），单价为8.96万/平方米。嘉御苑公寓交通便捷，处于中心核心区域的第3邮区，开车5分钟即能到达乌节路购物区，步行10分钟到红山地铁站（Redhill），四站地铁可抵达中央商务区CBD，附近有伊丽莎白医院，项目周边设施便利完善，从公园可步行至滨海湾花园。教育资源丰富，有亚历山大小学、女皇镇小学、颜永成小学、克信女中、红山中学等多所中小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理工学院，新加坡管理大学等高校。
图片来源：链家 4、上海：陆家嘴附近世茂滨江花园 总价950万 1室2厅 85.07平方米 陆家嘴附近世茂滨江花园的1室2厅，2009年建成，精装修，满五不唯一，建筑面积85.07平方米，总价950万，单价为11.17万/平方米。世茂滨江花园位于内环核心区域，有四条地铁和四条公交线路通过，其中距离最近的9号线商城路1000米左右，一站地铁可至陆家嘴金融中心，附近2公里范围内有大型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上海市东方医院。教育资源优质，有浦东新区明珠小学、浦明师范附属小学等重点小学。生活娱乐配套完善，距离上海第一八佰伴商圈不到1000米。
图片来源：链家 5、北京：金融街晶华小区总价1000万 1居室78.24平方米 金融街西城晶华小区精装修一居室，2008年建成，满二不唯一，建筑面积78.24平方米，总价1000万，单价为12.78万/平方米。晶华小区位于二环内，距离金融街不到800米，小区西门就是公交站，有三条公交路线经过，往西有地铁2号线阜成门站，往东有地铁4号线西四站和灵境胡同，均不超过1000米。周边教育资源丰富，有实验二小幼儿园（知名幼儿园）、北师大附中（北京市首批重点中学）、北京八中（北京市示范重点中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最高等音乐学院）等重点学校。周边配套齐全，医疗条件良好，距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500左右、北京协和医院西院1000米左右。生活娱乐便利，小区西侧距离金融街购物广场约800米，到西单商场约1500米。
图片来源：链家 6、纽约：曼哈顿下城区FLATIRON公寓 总价920万 1居室66平方米 纽约曼哈顿下城区邻近华尔街的精装修一居室公寓，1989年建成，总价920万元，使用面积66平米，单价为13.94万元。公寓位于曼哈顿下城区繁华街道，转角就是华尔街，靠近联合广场公园，交通十分便利，距离6街地铁和14街地铁F、M、L，1.2.3号线及14街地铁和9街地铁PATH距离500米左右，出行十分方便。周围教育资源丰富，有纽约排名No. 6、全美排名No. 38的NewExplorations Into Science, Tech and Math High School和纽约排名No. 10、全美排名No.61的NewExplorations Into Science, Tech and Math High School及2016年世界排名53的纽约大学。
图片来源：北美购房网 7、深圳：福田区雅颂居总价990万 2室2厅 86.99平方米 深圳福田区CBD附近的雅颂居，精装修，2室2厅，2004年竣工，总价990万元，建筑面积86.99平方米，单价为11.38万元。雅颂居位于市民中心附近，出行交通便利，100米内有三个公交站台，多条公交线路经过，不到2000米的范围内有9个地铁站点，距离最近的岗厦北和市民中心站约500米。周边聚集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小区自带维多利亚双语幼儿园，对口的天健小学为深圳市一级重点学校。
图片来源：链家 8、巴黎：第二大区复式公寓总价926万 1卧1浴 83平方米 精装修复式宽敞公寓，朝向南面，1卧1浴，总价926万元，套内面积83平方米，单价为11.16万元。位于巴黎歌剧院为中心的第二大区，包括前巴黎证券交易所和多家银行总部，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邻近地铁站，步行可达。基础设施完善，文化氛围浓厚。
图片来源：欧洲购房网 9、波士顿：市中心公寓总价1049万 1卧1浴 83平方米 波士顿市中心建造于2016年的优质公寓，1卧1浴，总价1049万元，室内面积83平方米，单价为12.64万元。公寓位于市中心Downtown Crossing街区，靠近地标性建筑千禧塔和波士顿公园，距离波士顿金融区仅数分钟路程，最近的公交站和地铁站距离不到100米，交通十分便利。教育资源丰富，包含多所中小学，如AdamsElementary School、JosiahQuincy Elementary School、EliotElementary School等。
图片来源：北美购房网 10、东京：新宿区富久町TomihisaCross Comfort Tower公寓总价930万 3卧1浴 75平方米 东京新宿区建造于2015年的Tomihisa Cross Comfort Tower公寓，3卧1浴，位于47层，视野极佳，东京夜景一览无余，总价930万元，室内面积75平方米，单价为12.4万元。公寓坐落于新宿区富久町，交通十分便捷，有3个车站、3条线路可以搭乘，最近的车站是新宿御苑前站，步行9分钟即可到达。周边设施完善，临近超市、保育园、商业设施等，生活便利。
图片来源：亚洲购房网 综上，对比的结论已很清晰： 一、从绝对水平看，中国大陆核心城市的房价在全球位居前列，仅次于香港、纽约、新加坡，如果剔除建筑和使用面积的差别，京沪深的房价几乎是最高的，仅次于香港。 二、从相对水平看，中国的核心城市房价在全球是最高的，修正后的房价收入比和房价租金比都超过香港，京沪深的购房负担稳居全球前三。 三、如果房价没法进一步的上涨，目前的租金回报严重偏低，房地产作为一个投资品的属性会越来越弱。 四，全球大部分核心城市都面临高房价的难题，尤其是香港，比我们的房价高的多。不能以单纯的房价高低、收入或者租金比来判断房价是否合理，即便有泡沫，也不一定会崩溃，至少短期不会。（来源：如是金融研究院（ID：RuShiYanJiu） 作者：朱振鑫、杨芹芹）
社会热点
惊心动魄“大逃港”史中管窥香港崛起之谜逻辑
【研究员】：wh
香港阶层分有产和无产，唯独无中产。所谓香港中产，就像在房子这个通道里的沙子，随着房价波动，在有产和无产两端之间来回颠倒。而在我们的概念里，中产除了有稳定的工作收入，还代表了愉快、高品质的生活。当房地产成为阶层跃迁的唯一通道时，这些人不得不为高企的房价、不断上涨的房租，忍受无尽的生活工作压力，牺牲休息时间，咬牙“上车”，期待通过房子这个通道实现阶层跃迁。就像香港电视节目《有楼万事足》中有颜有才的女学霸也拼劲洪荒之力，靠打十几份临工，月入四万来冲向自己的买房小目标。房价是他们改变命运的信仰，也是信仰的产物。
【博览财经特稿】“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几十年前，一个逃港的妇人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何其决绝！ 这是一段快被遗忘的历史的一个瞬间。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由于贫穷和饥饿，无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怀着一种无奈、绝情，甚至憎恨的心理逃离故土。 解开香港崛起之谜的真正钥匙 可能许多人都曾想过一个问题：香港因何崛起？答案大多落入“天时地利人和”的窠臼之内：香港北靠大陆，南接太平洋，是远东贸易的最佳选择，此为地利；很长时间内，香港是中国对外的唯一窗口，随后又搭上了西方发达国家转移产业链的顺风车，此为天时；而自上世纪初开始，几轮人口迁移涌入，创造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和需求，此为人和。集齐了天时地利人和的香港，如同拥有了召唤神龙的力量，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这种经典范式的解析，虽正确，却略显冰冷。或许从这段跨度长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中，从无数人颠沛流离的瞬间中，才能直达心灵地管窥香港崛起之谜的逻辑。 当年逃港群众对故土有多么决绝，对香港就有多么热诚。当一片土地寄托无数人殷切的希望时，只要给一点自由腾挪的空间，勤劳的华人都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结果。 此时的香港，就是这样一片热土。1962年5月26日，成群结队的逃难者，借着夜幕的掩护，奔向沙头角和新界的深港交界处，此时，人群中有一个母亲背着小孩。 深港两地搭界的边境北面是山地，南面是平原和丘陵，深圳河由北至南顺流而下，每逢暴雨，新界就会变成一片汪洋。在群众扒开边界铁丝网时，台风雨突然而至，当晚豪雨如注，山洪冲击着人群，无数人被洪水吞噬。狂流急浪之中，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母亲用力地把儿子推到了树上。在这位母亲往树上爬时，有人担心树干断了，伸脚蹬了一下，她摔了下去，瞬间被洪水淹没。 在这场叫人钻肺穿心的悲剧中，男孩是少数的幸存者，他暗自发誓一定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男孩当时才11岁，叫叶小明。多年后，担任公司高管的他，对《大逃港》的作者讲述了这段往事，并激动地说：“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或许这句话才是解开香港崛起之谜的真正钥匙。 香港真正繁荣的起点 近代中国历史波诡云谲，因缘际会下，香港多次成为社会各界的避风港。 中英鸦片战争前，香港只是南蛮之地的一个荒岛，零散地住着些渔民和村夫。1842年战争以清廷溃败告终，香港全境（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先后被英国租借。 在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全球规划中，香港的定位是远东地区枢纽，这充分发挥了维港四季不冻，联通亚洲各部的区位优势。由此，开启了香港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开挂升级之路。 伴随港口贸易的兴盛，港岛的金融业也从萌芽、到发展成熟，人口不断流入。而此时，大清帝国黄昏降临。18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战争血流成河，广州等地的群众逃亡香港，港岛人口激增。
中港两地的命运自此分野，在连年战祸下，内地逐渐衰败，而香港则趁势而起。香港和上海这两个样本城市的浮沉，就是过去一个世纪两地命运的分野和迥异的缩影。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占据与香港一样的地利，上世纪以来就与香港相爱相杀。1890年代的上海，借助洋务运动的东风，已发展成辐射全国，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名流汇聚夜上海。 这一时期的香港发展远远落后于上海。军阀混战和随后的日本侵华战争让历史的天平逐渐向香港倾斜。 1937年上海沦陷，大批银行家、商人和知识分子举家南下，香港人口再次增加，这无疑削弱上海实力，增强了香港竞争力。但在1941年，香港也沦陷了。日占期间（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5日），香港居民被强迫遣散回乡，全港人口从1941年的164万锐减至1945年8月的60万。
抗战胜利后，内地战火没有停止，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溃败，包括上海、广州等地大量技术管理人才，携带着资本、设备，大规模的涌入香港，人口猛增至1946年的160万。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开始到50年代初期，上海（包括长三角地区）移民带来的财富占当时香港社会总财富的1/2以上，包玉刚、董建华都是当初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急速涌入的人流和财富改变了香港的社会结构，华资迅速崛起，逐渐与外资分庭抗礼。这为香港60/70年代的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直至1949年之前，香港在经济和金融的规模、实力、影响力方面，与上海仍存在很大的差距。而历史的拐点在有时只在一夜之间，世界突然两极分明，内地与正在急速变化的西方世界从此隔绝。不夜城“大上海”顿时沉寂，而这次历史的翻云覆雨手，正成为了香港真正繁荣起点。 内地几轮运动后，生产效率下降，群众饥寒交迫，生活困难，最后演变成几次逃港大潮。难民冒着生命危险，采取陆路翻网、水路泅渡等方式，从深圳东、中、西三个方向涌入香港。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再后是改革开放后放宽出境限制，于是来自内地的移民高潮再一次出现。上述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导致香港人口数量呈现跳跃式的变动。据另一数据，1949年后涌入的难民达到100万左右，1949-1978年间“非法”移民又达到100万左右。 一群充满希望与干劲的青壮年就像一堆“干柴”，跃跃欲试，而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就像一把烈火，香港经济像火箭般升空。
东方之珠最闪耀的时刻 量变引起质变，几轮人口的迁入，深刻改变着香港社会结构的演变。 文化上，一批知识分子和电影人南迁，如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这极大地促进了香港文化及影视娱乐业的发展。而南下的海派文化和潮汕文化糅合香港市民文化，形成了一种亦雅亦俗，亦谐亦痞的独特港派文化。经济上，香港的民间财富陡增，消费需求提升，华资崛起，也深刻影响了产业结构转型进程。 英国人登岛前，香港是一个离岛型渔农社会，经济以渔农业为主，岛民主要以捕鱼、农耕为生，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 1841年，英国打破香港自然经济体系，将香港开辟为自由港。到上世纪40年代日据时期，一个世纪时间，香港发展成为远东贸易转口枢纽，逐步形成了以转口贸易产业为主、以航运、仓储、船坞业和金融业为辅的产业结构。 根据克拉克定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人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移动。现实中，多个经济体的发展历程都验证了克拉克定律。但是，这一时期的香港实际上已发展成为一个服务经济体系。其产业结构的演化，并未遵循一般的发展规律，而是绕过第二产业部门直接跳跃到第三产业部门。 到上世纪40年代末期，上海以及内地其他城市的一批企业家移居香港，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及市场联系，为香港最初的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香港开启了第二次产业结构转型，逐步完成了从转口港向工业化过渡，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六十到七十年代，大量的逃港人群即给香港提供了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这些人有极强的生命力，赤裸裸地欲望促使他们奋力向上，也将香港制造业推至顶峰。 随制造业之风而起，到香港掘金的第一批港人，跟着这一片热土的冉冉升起积累了自己的第一笔巨富。据统计，在上个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当中有40多个人都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 电影《雷洛传》讲述就是那个年代香港“野蛮生长”的大环境：中小商业繁荣之下，暗潮涌动，“黄赌毒”之流也肆意泛滥，充满赌性和投机的证券市场蒙眼狂奔。而人口膨胀开始推动房地产这个巨型发动机转动，为后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埋下伏笔。 紧接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香港启动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这次转型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并在80年代中后期取得明显进展，到90年代末趋于完成。转型的基本趋势是“经济服务化”，即从原来的出口和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变为亚洲区一个与中国贸易和对外关系有着密切关系，由港口带动并以金融等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 这一时期，香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内地，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双方形成“前店后厂”的分工格局。这次产业结构的转型，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香港经济的持续增长，并强化了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贸易中心、航运及航空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发展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服务经济体系之一。 这是香港这颗东方之珠最闪耀的时刻。
霓虹闪烁风光背后隐藏着危机 但霓虹闪烁的风光背后，往往隐藏着危机。长期看一个城市的命运取决于人口。而人口的流动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影响着人口的流动。 回顾香港的三次产业结构转型，一次是外力土地割据直接推动，后两次是在外部因素影响下，市场机制下自动调节的结果，而危机暗含在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 由于缺乏科技储备，第二产业没有升级，而是出清式地进行制造业转移，直接导致了产业空心化。香港不再成为普通人造梦的天堂，普通人不再流入，存量的人口结构不断割裂。在初期和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往往能为普罗大众提供各种平等的机会，实现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
从香港开埠，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鼎盛时期，纺织、手表、塑料花等制造业、中小零售业、餐饮业都能提供大容量的流动机会，普通人能凭借行业经验实现向上流动，跃迁为中产阶级。这期间，冒出来一批塑胶大王、人参大王等顶级富豪的同时，还诞生了数量众多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或拥有高学历，或是普通打工仔，又或住在木屋区的逃港难民…… 这一时期，社会阶层间还保留着许多向上流动的通道，这些通道不止是教育，也可能是各行各业一份普通的工作。当产业空心化后，形成第三产业单极发展，广泛的第二产业流动通道关闭，中产开始坍缩，最终形成了“M”型社会。 “M型社会”是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提出的一个术语，指社会正逐渐形成一种双峰结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而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则越来越小，不断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整个社会结构如同“M”型一般。 据数据统计，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0.539，与部分拉美国家持平，贫富差距急速扩大。而香港800多万人，全港领低保综援的人数约为100多万，其中老年人占60%。 而当此前通过实业沉淀的民间财富，转而投资楼市等资产，甚至是投机式炒作时，房子等资产价格飙升，极大地放大了了“M型社会”，变为极端的“杠铃式社会”。 历史进程中，阶层流动通道数量不断变动。有史以来，类似香港60/70年代和内地改革开放这种有巨大的时代红利的时期屈指可数，但毋庸置疑，教育这个流动通道都是畅通的。而当房价将双峰之间的差距拉大时，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难度陡增，教育这个通道也逐渐关闭。 此时，房子既是加剧分化的始作俑者，也成为阶层流动的唯一通道，横亘在“杠铃式社会”的巨大鸿沟之间。 2010年，60岁香港富豪田北辰，参加《穷富翁大作战》真人秀，体验底层生活，与底层人士同吃同住同工作。体验了两天环卫工生活之后，他放弃了原本五天的节目安排。他说，“来来去去都在死胡同”。 香港阶层分有产和无产，唯独无中产。所谓香港中产，就像在房子这个通道里的沙子，随着房价波动，在有产和无产两端之间来回颠倒。 而在我们的概念里，中产除了有稳定的工作收入，还代表了愉快、高品质的生活。当房地产成为阶层跃迁的唯一通道时，这些人不得不为高企的房价、不断上涨的房租，忍受无尽的生活工作压力，牺牲休息时间，咬牙“上车”，期待通过房子这个通道实现阶层跃迁。就像香港电视节目《有楼万事足》中有颜有才的女学霸也拼劲洪荒之力，靠打十几份临工，月入四万来冲向自己的买房小目标。房价是他们改变命运的信仰，也是信仰的产物。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对香港的定位 回顾香港发展路径，产业空心化又似乎是历史的必然，且不可逆。香港仍要一直背负房价撕裂社会阶层这个包袱，负重前行，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甚至是把当年抄捷径的路重头走一遍。 近期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将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提出优化提升中心城市。并首次明确了四大城市定位，其中对香港的定位是： 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 事实上，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过程中香港是相当积极的。发展到今天，香港最好的出路就是与内地统筹发展，发挥制度优势，专业优势和管理优势，实现香港利益和价值，保住作为内地对外枢纽的基本盘，再好好试图补过去的抄捷径的漏。 而更广泛且现实的命题是，镜鉴历史，内地一些城市应该从香港的社会问题中思考：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来源：格隆汇 作者：三个火枪手）
潜在隐忧没有“护城河” 深圳能否趟过“产业空心化”之河？
【研究员】：wh
深圳除了大量的“金领”以外，“白领”的工作机会相当有限，整个城市的财富绝大多数是蓝领创造的，而以农民工为主的“蓝领”群体消费能力并不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城市，天津、重庆、苏州等纯工业城市只涨GDP不涨收入的效应在深圳同样存在，不过深圳金融、地产、IT等行业带来的“金领”集聚效应，让人们很容易忽视深圳“白领”整体规模远不如京沪穗的事实。
【博览财经特稿】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深圳GDP按美元平均汇率计，超过香港。这意味着深圳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华南地区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也第一次成为仅次于上海、北京的“大中华区”第三城。 四十年前，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宝安县改设深圳市，要再过一年半，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才告成立。满打满算，深圳还未满四十周岁。在不到四十年里，深圳从一个南海边的小渔村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第三大都会，它的“奇迹效应”，全世界都看得见。 深圳的“高光时刻” 单就经济发展而言，深圳一直被视为中国的第一“模范生”。和北京、上海相较，深圳有发达得多的民营企业，诞生了华为、腾讯、比亚迪等一众本土明星企业，上市公司总数高居全国城市之冠。这些明星企业素来以高薪著称，也让深圳成为一片“淘金”的热土。 和广州、杭州等强势省会相较，深圳拥有“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也是和北京、上海并列的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之一，存款余额、金融业增加值等指标长期稳居全国第三，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一系列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聚集，乃至与之相配套的会计师、律师等专业服务机构，使深圳拥有了一大批任何其他省辖市都不可比的庞大的金融“金领”。 和临近的香港相较，深圳除金融、地产和贸易，还有相当坚实的实业基础。深圳的制造业产值和利润都是全国城市翘楚，还有相当发达的IT产业，这些产业部门在香港几乎已无立锥之地。 如果再加上滨海的宜人气候，绿树成荫的城市风貌，以及“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开放和包容，谁人不说深圳就是中国最好的城市？ “狮子山下”的香港梦 从任正非到王石，从马化腾到王传福，深圳一直是个“造梦”之城。“深圳梦”就是“中国梦”，它象征着中国人或是白手起家，或是长袖善舞，可以做成多大的生意，实现多大的梦想。这和三四十年前的香港，何其相似？！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街头流传的，是罗文的《狮子山下》。“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人人都知道，就连香港首富李嘉诚也是靠卖塑料花起家的。在那个年代，只要胼手胝足，付出汗水努力，就能够实现“香港梦”。那时候的香港，房价没有这么高，阶层没有这么固化，制造业还很发达…… 今天的香港，虽然GDP已在京沪深后，仍是和纽约、伦敦并列的全球顶级金融中心，中环的灯火依旧璀璨，拿GlobalPay的金领在这里运筹帷幄，筹谋大中华乃至全亚太的业务。在金融、地产之外，只剩下酒店、餐饮、商超、旅游等中低端的服务业态。 “东方之珠”，作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成色并未褪色。而极高的房价收入比，龟缩的居住面积，全球之冠的基尼系数，让这座城越来越不再是普通人的“梦想之城”。 前副市长的忧虑 深圳河的这边，房价也早已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深圳虽然建设用地远多于香港，但市域总面积不超过香港的两倍，常住人口也已达到香港的两倍（亦即人口密度已接近香港），建设用地短缺的矛盾，在国内大城市中，无出其右者。 这几天，一篇深圳前副市长张思平剖析深圳楼市的文章，流传甚广。他的文章指出，深圳已经是全球“最难买得起楼”的城市，高房价造成绝大多数工薪阶层买不起房，高租金拉高消费价格降低中低收入者民生水平，恶化经商环境使制造业物流业面临挤出产业濒临空心化，高房价让青年成房奴降低深圳人才吸引力…… 这些话，句句在理，又句句扎心。 深圳的确是中国内地在经济上最高歌猛进的城市，对于广大已经在深圳“上车”的居民而言，房地产市场的飙涨更带来巨大的财富效应。但是，一水之隔的香港殷鉴在前，深圳能趟得过“产业空心化”这条河吗？ 深圳有一个指标居全国主要城市之冠——非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2017年的成都，非户籍人口占比11%；杭州，20%；北京，37%；广州，38%；上海，40%。深圳的这一数字是65.3%。 这个数字长期以来是被正面解读的。一个人能够吸引多少外来非户籍人口居住，是这个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标志。从京沪穗深杭蓉六个城市的统计数据来看，似乎非户籍人口比例越高，的确越发达。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深圳的非户籍人口比例还是比北京、上海高出巨大的数量级呢？深圳的落户门槛在京沪穗深四个城市里是最低的，基本只要是一个本科生，就可以在深圳落户。如此之多的深圳常住居民“来了深圳，也不做深圳人”，原因很简单，深圳的常住居民中，绝大多数是外来的农民工。 今天的深圳已经出现巨大的分化。一边是和京沪港比肩的富裕群体，另一边是一线城市中罕有的规模超大的产业工人。随着深圳经济的持续“精英化”，相关的产业和就业人口果真能够不外流吗？ 深圳和京沪穗差在哪里？ 中国城市中的规范就业，大体来源于四类单位。第一类是纯体制内（公务员、教师、医生、事业单位）；第二类是国有企业；第三类是外资企业；第四类是民营企业。比较粗线条地看，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和从业者的收入水平，有着比较直接的关联。 按大面上比较粗地划分，可以把国人的收入分为三个档次。第一档达到一线城市社平工资300%（目前多数一线城市社平工资在6000到7000元，超过社平工资三倍就是20000元以上），姑且称为“金领”；第二档在一线城市社平工资的130%到300%（大概一两万），也就是相对而言比较典型的“白领”（在“白领”中也算收入相对较高者，也包括少数高级技术工人等）；第三档，即一线城市社平工资左右或更低者，大体相当于“蓝领”。（也有不少白领在这个工资区间，为方便表述，一概称“蓝领”。本文讨论合法公开收入，不进行其他延展） 这几类人在从业单位的分布大致如下：“金领”主要包括非银金融、地产、IT等少数高收入行业的骨干员工及以上；体制内单位（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较高级管理者及以上；非高收入行业（即不含金融、IT等高收入行业）民营企业高级管理者；顶尖外企企业骨干员工。 “白领”主要包括非银金融、地产、IT等少数高收入行业的普通员工；体制内单位的大部分从业者；较优质外企的普通员工。 除了上述人士以外，其他人的收入大都在普通水平。很明显，深圳的“金领”工作机会是相当多的，金融、IT、地产这几个行业深圳都比较发达；其他民营上市公司数量也在全国城市中居于领先地位。单看“金领”，深圳比肩北京上海，肯定是碾压广州的。 而如果看“白领”，情况就大不相同。上海和广州很显著的特点是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地位吃重，而深圳国资和外资相对弱，民营企业较发达。 国资和外资在产业结构中扮演什么角色，那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但从薪酬福利角度来看，国企和外企总体比民企的薪酬高，这是不争的事实。 除金融、IT等个别高度智力密集型的民营企业以外，产业属性等多重原因决定，大多数民营企业除了实际控制人和高级管理层，绝大多数雇员的收入都很一般（杭州一直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上市公司最多的省会城市，但长期以来高薪工作机会并不多也是这个原因）。 但体制内单位（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就不同了（相较于大多数民营企业）。它们通常都有相对线性的薪酬和级别体系（为什么外资和国企有，又是另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只说结论）。所以，这些机构产生了最大规模的“白领”工作岗位。 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白领”工作机会，都要比深圳多得多。就用一个最简单的行业举例——银行，这是最典型的“白领”密集的行业，同样是工农中建交这样的大型国有银行，在广州就有省分行和市分行两级，编制自然就比深圳多。宝洁、玛氏这类传统的外资快消品牌，一直以广州为中国区总部，而在深圳，则是几无分布（深圳当然也有不少外商投资，但大多是集中在生产环节主要雇佣产业工人而非管理者）。高等院校、中小学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事业单位，广州和深圳更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就实然而言，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型央企的分支，和一个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总部经济聚集”“上市公司家数”等指标都没有关系，也不是一个城市经济效率的活跃因子。但在目前的中国，这些机构产生的大量“白领”就业机会，事实上是民营经济替代不了的（这一现象有深层次原因，本文不展开论述）。 深圳没有“护城河” 所以我们看到另一个数字，2017年，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国城市中仅排在第七位，低于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和武汉。根据目前武汉和成都披露的数字，深圳2018年社零总额仍将低于它们，继续排在第七。 重庆常住人口三千万，和其他城市没有明显可比性。深圳社零总额大致只有上海的一半，广州的三分之二，和成都、武汉两个GDP仅有深圳六成的省会城市在同一数量级甚至还略低。 个中原因，深圳除了大量的“金领”以外，“白领”的工作机会相当有限，整个城市的财富绝大多数是蓝领创造的，而以农民工为主的“蓝领”群体消费能力并不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城市，天津、重庆、苏州等纯工业城市只涨GDP不涨收入的效应在深圳同样存在，不过深圳金融、地产、IT等行业带来的“金领”集聚效应，让人们很容易忽视深圳“白领”整体规模远不如京沪穗的事实。 深圳现在的房价对“白领”的挤出效应已非常强，甚至连以员工盛产“金领”著称的华为，也将终端总部转移到东莞松山湖。深圳的国资和外资本来就相对不如京沪穗，如果不从事金融、IT等个别超高收入的行业，一般白领在深圳赚钱也不会比在武汉、成都这样的二线城市多到哪里去。 更重要的是，深圳还有另一个潜在的隐忧——没有“护城河”。北京、上海、香港的房价同样很高。但北京、上海、香港有“户籍附加值”。香港特区身份自不必说，北京、上海和户籍绑定的大量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让许多优秀人才宁可承受较高的房价痛苦指数，也要获取京沪两地的户籍成为其常住居民。而深圳户籍，没有这样的附加值。 相反地，由于深圳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和它“一线城市”的地位不相适应，这既使深圳相对而言少了很多有相当消费能力的“白领”，也让许多到深圳打拼的人对留在深圳这件事感到犹豫。如果考虑深圳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深圳比杭州、南京、武汉、成都这几个强二线城市的“性价比”都要低。 深圳面临的潜在挑战，不仅是制造业和物流业的“产业空心”，还有“白领”岗位的相对稀缺和对“白领”群体吸引力的走低。 风物长宜放眼量 深圳有明媚的阳光，它的拥趸们会时常把这里和旧金山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公布，更让许多人津津乐道于此。 但深圳终究不是旧金山。旧金山大湾区人口不过七百多万，其中有16家世界五百强总部，其中绝大多数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科技公司。从薪酬水平和雇员规模上，深圳能和湾区的五百强企业大体对标的，也不过华为和腾讯两家。 除微软和亚马逊总部在西雅图，美国几乎所有的顶级IT公司总部都集中在大湾区，这才使湾区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技术高地（当然也是房价高地）。而在中国，IT产业远没有这样的集中度，北京、杭州、上海甚至广州，都拥有相当多的技术人才。 超高薪酬的IT从业者占深圳就业人口的比例，要比IT从业者在湾区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低得多。这意味着，深圳如此之高的房价，在产业上的基础远比湾区薄弱；而在人才吸引力上，又远远不及湾区。 观察创业史可以发现，除少数的技术天才，大多数成功的创业者，通常都是在三四十岁有一定物质基础之后再选择创业。媒体上固然有许多“90后”创业者的故事，但今天大多数成功的创业者仍然是“70后”和“80后”。 对于“70后”和“80后”而言，深圳毫无疑问是“天选之城”。他们通过自身努力买房（甚至多套）完成原始积累，即使当时不在深圳在北京上海买了房也是好的。今天他们在深圳创业，因为深圳良好的市场环境、产业集群，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五年后，十年后，当“90后”到了创业的“当打之年”。背负着重重房贷的他们，还敢毅然决然地离开大厂吗？ 十多年前，人们看到苏州和长三角因台资外资北上的生机勃勃，担忧着深圳可能会失去将来。意外的是，当年以“山寨”和“华强北”而闻名的深圳，因华为，OPPO、VIVO成为中国制造的金名片。 现在，人们赞叹着这个不足40周岁的城市的奇迹。谁又知道十年后，她是补齐了所有短板的宜居之都？还是一个像香港一样的城市——少数企业很牛X，少数人挣得很多，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彻底丧失了吸引力。 深圳需要做的，还很多很多。而她需要迈过的这道坎，又何尝不是这个宏大时代的隐喻？（来源：元淦恭说（ID：yuangg173）作者：元淦恭）
形势分析
并非大水漫灌 眼下的“天量”或是政策决策者愿意看到的
【研究员】：wh
对于货币政策而言，欧洲央行将继续宽松，而美联储的利率前景则充满着不确定性，美联储接收到的数据表现相对混乱，加息或者不加息似乎都有道理，这一疑问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解答。相对比较明确的市场预期是，美联储在3月份不会加息，到年底之前似乎仍然有加息一次的可能性。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1月的“天量信贷”数据一石激起千层浪。出于对历史上数次信贷潮的经验，有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即将迎来一轮反弹。而怀疑者则搬出“信贷传导不力”的观点，认为信贷将最终导致资产价格上升，而不会流入实体经济。 持有这两种观点的阵营，都是根据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似乎也都无可厚非。但贸然将眼下的数据与历史上的某一时期来做对比，往往会犯下刻舟求剑的错误。 目前的经济和金融状况 从海外经济看，经济放缓在2019年上半年是大概率事件，欧洲经济再度陷入低潮已经板上钉钉，美国经济的宏观数据喜忧参半，虽然很难得出快速放缓的结论，但经济增速不会超过去年则没有悬念。同时，美股主要公司的盈利表现至少在未来两个季度难以出现亮眼的表现。 对于货币政策而言，欧洲央行将继续宽松，而美联储的利率前景则充满着不确定性，美联储接收到的数据表现相对混乱，加息或者不加息似乎都有道理，这一疑问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解答。相对比较明确的市场预期是，美联储在3月份不会加息，到年底之前似乎仍然有加息一次的可能性。 而事实上，这样的利率展望是奇怪的。如果未来只有一次加息，那么市场可以基本判断，美国经济将进入一轮放缓周期，如此美联储的最后一次加息是一只“纸老虎”。但关于中美贸易谈判可能达成协议的预期，似乎又让这样的判断显得有些站不住脚。在这样的矛盾面前，相对安全也有些沮丧的结论是，美联储需要更多的数据来决定下一步政策走向，换言之，美联储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而这样的结论放在中国央行身上可能也是正确的。尽管市场可以引用各种历史数据和历史经验来作出关于货币政策的解读，但可能正确的解读是市场和中国央行都面临着无法预知的不确定性。 如果延伸开来，可以看到这样的不确定性在许多方面存在。首先，是对于通胀的展望，市场本对通缩十分担忧，但在近期的股票市场表现和信贷数据后，通缩论似乎有些站不住脚。与这一观点有关的，是关于降息的讨论。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市场甚至央行都不知道中国在盯准哪个利率，这让降息讨论成为一个似乎毫无目标的嘴上风暴。 关于经济的展望 市场的大致观点是中国经济会在第二或者第三季度企稳，天量信贷数据出炉后，这样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同时贸易协议可能达成，也让市场认为似乎不应对中国经济过度担忧。如果这样的预期是正确的，那么通缩或者降息的讨论似乎显得无中生有。但如果认为天量信贷不会被传导至实体经济，那么对中国经济企稳的判断应该是错误的，但如果基于这样的前提，那么任何的货币政策放松都是无效的，中国只会掉入流动性陷阱。这样说来，货币政策应该让位于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再扯下去就跑题了。 还是让我们回到天量信贷本身。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1月份的信贷数据是否真的是“天量”，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来看，人民币存量贷款增速1月份是13.4%，比12月份还低了0.1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是10.4%，这个数据高于12月份0.7个百分点，但仍然在正常甚至偏低的增速区间之内。 换句话说，所谓的“天量”数据只是当月的信贷投放明显高于分析师的预期而已。这也让笔者想起数年前央行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央行官员的疑问，他问在场的分析师们，你们怎么预测信贷数据，这里面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你们难道真的知道在每个月的最后几天商业银行的放贷状况么？行内人都知道，商业银行在月末的“冲贷”或者“限贷”，可能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是经济分析无法捕捉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即使我们承认1月份的信贷数据是“天量”，但将这样的数据与历史上的同期数据作比较，是否有意义呢？ 即使有，这样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如2013年第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也创下一个天量，但与今天不同，2013年中出现“钱荒”，从这个角度说，当年的“天量”在政策上看是不合意的，因为当年的天量主要是因为影子银行泛滥造成的。而眼下的天量可能则是政策决策者愿意看到的。 想起2013年初的一次研讨会，依稀记得当年分析师们对于经济展望异常乐观，基于的理由也主要是天量信贷数据。而“钱荒”之后，市场再也无力乐观。 事实上，从过去数年的经验来看，更显著的结论是，市场往往容易过度乐观，也容易过度悲观。这让金融市场的表现显得十分波动，而这样的波动则表明了市场的盲目。 面对市场的单边倾向，政策决策者们可能也头痛不已。以美联储与市场的交锋来看，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迹象。去年12月份，当股市连续暴跌之后，市场把矛头指向美联储，认为其利率判断存在过度乐观的嫌疑，最终美联储不得不宣布保持“耐心”，而近期的股市反弹、就业数据表现甚佳，又让美联储显得有过度鸽派之嫌。可以想象，如果贸易协议达成，美股继续强势表现，市场可能又会重谈美联储加息2次甚至更多的话题。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央行在去年的人民币艰难保7之后，在与市场的沟通反而进入了一个平稳期。一方面，人民币保7，让市场充分认识到中国央行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市场对中国经济忧虑之时，央行又通过快速多次的降准、TMLF以及CBS的操作，让市场不那么担忧经济的快速下行风险——毕竟政策的托底倾向明显，而保7和对贸易谈判的突然乐观，也让市场不再担忧政策执行力。 政策效果到底如何谁心里也没底 但事实上，政策效果到底如何，其实谁心里也没底。从降准本身的效果来说，一直存在着疑问。降准从理论上来说会释放基础货币，从而支撑信贷。同时，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为1.62%，降准之后银行的一部分准备金将无法收取1.62%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因此有动力将这部分资金用来投向信贷市场来获取收益。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讨论都是理论层面上的。降准之后，银行被释放的准备金无法再收取1.62%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息，但可以作为备付金存在央行，收取0.72%的超额准备金利率，这意味着这些资金的机会成本为0.72%，换言之，只要这些资金可以获取超过0.72%的收益，那么银行就应该满意。但我们也知道，在市场中想获取超过0.72%的收益，其实非常容易。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信贷风险偏好没有改变，银行本身没有太强的动力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放贷。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银行不会对实体经济发放贷款，那么存款也很难增加，这样一来，所谓的基础货币的乘数效应，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疑问。所以，如果降准可以带来合意的效果，最为重要的是银行和企业的风险偏好同步上升。但倒过来看，如果风险偏好够高，那么再少的基础货币也可以衍生出足够多的信贷资产，也就不需要降准了。更不用说，在中国金融行业目前的语境下，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资本金压力，也就是说即使有放贷的动力，也缺乏放贷的空间。 综合这些问题，央行才将货币政策转向银行的资产端，对银行业资本金和民营企业信贷进行直接支持。这样看似存在“道德风险”的一步，可能是眼下的信贷天量和所谓繁荣的背后动力之一。 总结一下，市场和央行都缺乏足够的能力去判断经济和市场的走向，对于这样的无力毋需指责，这样的困扰在很多市场和经济体都长期存在。我们看到的天量信贷，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这样的一种无力和努力。但某种程度上，我们要为中国央行点赞，他们至少让市场侧目，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政策目标。（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周浩）
新闻视点
面对危机 华为可能需要更多“制度封印”
【研究员】：wh
作为质疑华为的始作俑者，美国的态度也在变化之中。最近统特朗普在Twitter发文，呼吁美国电讯业加快发展5G技术甚至6G，希望透过竞争赢得胜利，而不是阻止更先进的科技。此言一出被业界解读为特朗普有意放华为及孟晚舟一马。英国《金融时报》分析指出，特朗普似乎想改变封杀华为的强硬方针，作为与中国的谈判筹码，增加中美达成广泛贸易协议的机会。
【博览财经特稿】目前一些国家针对华为的诸多指控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的重大议题。客观的说，针对华为的指控的确有些过虑了。 首先，华为5G的研发不是几个工程师在小黑屋里就能搞出来的。华为本身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华为的5G技术的奠基人就是5G极化码（Polar码）之父、土耳其人阿里坎教授。华为5G技术本身就是全球不同国籍的工程师的合作结果，华为过去10年在加拿大的研发就累计投入超过5亿美元。这样一个无数人参与的大型工程，其间阴谋论的空间，就如同转基因中藏一个灭绝中国人的阴谋一样困难。 其次，5G技术并非完全不可监控。正如现在的芯片都可以一层层磨开，然后在显微镜下进行逆向工程一样，5G技术是可理解并被监控的。正因此，实际上一些外国政府对华为5G的态度并不坚决。 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下属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NCSC)的主任夏兰.马丁(Ciaran Martin)就表示，尽管美国情报机构提出了关于间谍活动和扰乱的担忧，但他相信严格的控制和监督可以抵消风险，他有信心认为，如果部长级官员们决定让华为参与未来的5G网络，英国网络安全部门可以控制这家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构成的任何风险。 作为质疑华为的始作俑者，美国的态度也在变化之中。最近统特朗普在Twitter发文，呼吁美国电讯业加快发展5G技术甚至6G，希望透过竞争赢得胜利，而不是阻止更先进的科技。此言一出被业界解读为特朗普有意放华为及孟晚舟一马。英国《金融时报》分析指出，特朗普似乎想改变封杀华为的强硬方针，作为与中国的谈判筹码，增加中美达成广泛贸易协议的机会。 但是毋庸讳言，外国政府对于华为5G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 安卓与苹果 不妨从安卓在中国的情况谈起。安卓机由于其开放性，APP可以互读文件，窃取隐私，并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从制度上看，Google Play有审核机制，但在中国Google Play无法使用，其他APP分发商店审核形同虚设，或者根本没有，而且安卓的APP可以从多种渠道下载。安卓中各种APP的越权，本质上是源于中国的相关法律、执法的不完善，甚至源于中国老百姓并不在乎隐私——虽然直接这么说会招来严厉批评。所以在中国，对于安卓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技术上与制度上的保护机制。 相比之下，苹果就好得多。首先在iOS系统下有一种安全体系--沙盒机制，每个iOS应用程序是隔离的，每个APP都是独立的文件系统，且只能在自己的文件系统进行操作，不能像安卓一样轻松取到其他应用程序下的文件，APP之间如果要共享文档的话需要通过一些系统提供的应用交互手段。第二，苹果手机的系统一直以封闭著称，一般来说能从苹果商店里下载APP，苹果对每个在苹果商店上架的APP都有严格的审核。 这些技术门槛、审核标准，是源于消费者对隐私的重视，以及法律对消费者隐私的保护。相当于苹果手机上有这样一个封印，只要购买了苹果手机，就可以获得制度封印的保护。 制度封印 实际上，中国消费者早就在购买这种制度封印。中国人信不过国产奶粉，甚至信不过在国内封装的进口奶粉。为了纯正的外国奶粉，或千里迢迢地去国外超市抢购，或寻找代购，或者在超市中特意购买“国外封装”的奶粉。其实，某种程度上，人们要的就是最后奶粉包装上的那一个封印。这个封印意味着这些奶粉是在严格的法律、严谨的契约意识下生产出来的，意味着法律、习俗、文化的封印。去香港买奶粉、去丹麦买奶粉、去德国买奶粉，不过是在购买当地的食品安全制度。 无数消费者用钞票投票，也逼着企业用脚投票，加快境外布局奶源。2014年，中国的各大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在国外建厂。中国奶业投资国外的原因，除了接近原材料、寻求优质奶源外，另一动机就是，把资本放在更严格的食品安全制度下生产，以获取消费者更多的信任，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与更高的利润。 另一个例子是保险。保险涉及无数纷繁复杂的法律，需要一个完善的法治作为后盾，同时，法治也保证着市场的公平竞争，带给消费者最好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看，保险也是一个制度密集型产品。市场中的无数个体总是最敏锐的，他们虽然不关心产品背后的制度，但却能迅速地涌向优质的产品。所以很多内地居民用脚投票，去香港买保险。 不管是买国外的奶粉、保险，还是手机，买的都是背后的法律制度，买的都是制度封印，以及背后的一系列制度支撑。 黑箱产品需要制度封印 通讯相关的产品，也需要这种制度封印。这是因为通讯产品像一个黑箱。所谓黑箱，简单的说，如现在的机器学习，人类已经很难在逻辑上回溯机器为什么会这么做，工程师已经无法剖开这个黑箱，回答阿尔法狗为什么下这一步棋了。当然5G系统是可理解、可回溯、可逆向工程的，但基于成本，还是有一定的黑箱性。 黑箱性意味着有可能被利用与控制。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震网病毒。美国曾利用“震网”蠕虫病毒攻击伊朗的铀浓缩设备，被植入震网病毒的离心机并不损坏，而是效率降低，最终延迟了伊朗的核项目。据说，美国人用一个U盘，把病毒植入离心机的PLC里面，PLC指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大规模用于自动化系统，可以说是现代自动化体系中的核心部件。这些工业设备就像一个黑箱。 所以凡是具有黑箱特点的设备都需要互信，没有互信就会影响到贸易。衣服、鞋、衬衫、袜子，自由贸易规则就可以达成。但是高性能计算机、芯片、手机，数字机床、通讯系统，仅仅依靠自由贸易并不足够，还需要民主贸易。 因为这些产品，更接近重工业，或者信息行业，比如数据库等，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生产、社会运行，公民隐私等，因此需要更多制度去保证透明度与互信。德国、日本，都是二战时期美国的敌国，民主改造完成了互信。所以美国可以放心的把F35卖给德国，也可以部署到日本，这就相当于猫把肚子亮给对方。 所以当中国不再是卖的袜子、衬衫、鞋，而是机床、手机、通讯设备的时候，即从自由贸易向民主贸易迈进的时候，贸易就会陷入猜疑的困境。这个困境，会在中国的所有具有黑箱色彩的高科技、IT、信息、重工业等产品与服务中存在。这是一个必须克服的困境，因为这涉及到中国创新所需的市场支撑。 自有市场无法支撑创新循环 现在强调自有技术，中国人当然可以有自有技术，但是却无法仅仅依靠自有市场。 现在企业的创新，大致的模式是，“销售——利润——研发投入——新产品——销售”。这个模式有两个意义：一、创新要靠利润去支持。华为的研发投入也源于其之前在全球市场上的利润。第二，市场规模决定利润的规模，从而决定了创新的循环速度。假设新型CPU的研发的费用是10亿，如果每块赚10美元，那么，销售1亿块CPU就可以研发出下一代CPU。那么，占据更大规模市场的公司，就有更快的创新循环速度。如果市场规模小，显然循环会变慢。提升价格是无效的，假设一块赚100美元，销售1000万块也可以得到10亿的利润，但是，销售速度也会更慢，创新循环也会变慢。 这就是人口与创新的关系。其实更准确的说，并不是人口，而是市场规模与创新的关系。 人均收入只有1000美元的国家，人再多，但购买力很弱，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更慢。人均GDP与总规模，共同决定着市场规模，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速度。美国和主要西方国家，以及周边国家，总体GDP大约在50万亿美元。中国的GDP为10万亿美元，俄罗斯加上其他国家，GDP规模也在10万亿美元规模。大致上是5:1:1的比例，现在仅仅后面的两个1，市场规模并不够。如果失去前面的5，华为的创新循环就会放慢，立刻会在下一代技术中被赶上。 显然，华为要想一直保持高速的创新，离不开国际市场。所以，当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技术可以自有，但支撑自有技术研发，仅仅靠自有市场不行，必须要有全球市场，才能进行创新的良性循环。值得一提的是，自有技术对别国来说，往往意味着不透明。完全自有的技术，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在国际市场上困难重重。 国家的目标是帮助企业 现在腾讯一直在致力于国际化，在好莱坞电影中植入了很多广告，《蜘蛛侠》、《独立日2》中都有QQ的植入。再比如抖音，国际化比较成功，但其中国色彩很淡，用户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中国产品。如果它们的对手大肆宣传这一点呢？所以，这些中国产品，都需要更大的空间，去展现自己的透明度，而作为一个形象整体，必然会涉及到整个企业在国内与国外的权利空间。 某种程度上，华为的表态，暗示着华为有这种空间。现在，华为在重压之下，虽然中国民间舆论不断给华为加上民族主义的帽子，但华为目前展现的姿态，仍然是商业的。 就在华为5G可能遭受加拿大禁止、孟晚舟可能会被引渡到美国之际，华为董事长梁华首次访问加拿大，宣称即使加拿大政府禁止华为参与加国5G通讯系统建设，华为也不会放弃加国的消费者、电讯公司和大学，将继续加强在加国的研发投入。他进一步表示，这种行为本身也是基于商业考虑，“因为加拿大拥有自由和包容的特质，在人工智能、基本算法和光纤等领域有强大的优势”。 梁华还表示，没有任何力量迫使公司在网络中创造所谓的“后门”。华为从未收到任何此类要求，如果出现这种请求，华为会拒绝。此外，任正非所说的“那么就关掉这个公司”的强烈声明，都能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不过，要想获得市场，华为可能需要更多的“制度封印”，就如同苹果制造自己也绝不可能攻破的安全芯片，用这个封印把自己封起来，从而获得外国市场一样。 现代国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经济，帮助企业开拓市场，从而提升国家的创新力。这种帮助，往往也涉及到指向国家本身的改革。实际上，WTO是国家帮助企业走出去，也是指向自身的一系列改革。如今，中国的产品从袜子、衬衫，变为了手机、5G通讯系统。国家对企业的帮助、支持变得更加重要，这种帮助，同样的，不但包含要给企业更多的空间，让企业可以展现自由度与透明度，也不可避免的指向国家本身的深化改革。（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刘远举）
撕掉“遮羞布”后 中国房价冠绝全球“长处”或表露无遗
【研究员】：wh
改革开放后，当年财政捉紧，福利分房制度推行不下去，我国开始探索福利分房外的住房政策，相关部门把目光投向了与深圳一水之隔的香港，香港几个顶级地产富豪受邀北上建设新中国，顺便把他们发家的秘籍传入内地。比如，1987年深圳从香港引进了土地招拍挂这个模式，1994年从香港引进楼花形成内地的房屋预售制度……公摊面积大概也是那时从香港引进。
【博览财经特稿】2月1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城乡给水工程项目规范>等38项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而其中2.4.6条指出：“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
国内买房的都知道，现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都用建筑面积计算房价，而购房建筑面积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套内面积+公摊面积。 房屋套内建筑面积由房屋套内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套内阳台建筑面积三部分组成。而公摊面积主要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电梯井、管道井、楼梯间、垃圾道、变电室、设备间、公共门厅、过道、地下室、值班警卫室等，以及为整幢服务的公共用房和管理用房的建筑面积等； 第二部分包括：楼宇（套）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分隔，以及外墙（包括山墙）墙体水平投影面积的50%。 就是说，购房人所支付的总价中，有一部分是分摊公共面积所支付的对价。而分摊面积的具体操作犹如“黑箱操作”。现在一套房动辄数百万上千万，几乎是中产家庭半生甚至一生所得，需要动用六个钱包才能买一套房。但大家对付款买的这套房子的面积却稀里糊涂，天下苦“分摊面积”久矣。 所以，虽然是征求意见稿，但这是住建部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房屋应由套内面积来进行交易。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取消公摊面积”的消息瞬间铺天盖地。 “公摊”积弊提供开发商“暗箱操作”空间 公摊面积制度的由来细节上已很难考究，但主流观点都认为公摊面积制度是当年在复制香港住房制度时，随同招拍挂、预售制一同引进。 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是，上世纪50年代，本来房子是整栋整栋卖，但是价格高，少有人问津，香港开发商就拆成一层一层卖，没有公共面积分摊问题，每层单价下降后，销路提升，后来香港开发商就干脆拆成一个个单位卖，购买门槛更低。 但因为户型、占用面积不一样，遇到公用面积分摊的难题。不过香港开发商深谙拔鹅毛不让鹅叫的艺术，想到一个法子，他们按照“公共契约”的模式，把整栋大楼的土地和全部的产权以建筑面积的方式，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给了所有住户，也就是按建筑面积计价，这样还能更极致地降低每平米的单价。这就是公摊制度的由来，公摊二个字的原意，就是公共摊派。 这种说法无从考证，但香港很长时间内就是按含公摊面积的建筑面积计价。改革开放后，当年财政捉紧，福利分房制度推行不下去，我国开始探索福利分房外的住房政策，相关部门把目光投向了与深圳一水之隔的香港，香港几个顶级地产富豪受邀北上建设新中国，顺便把他们发家的秘籍传入内地。比如，1987年深圳从香港引进了土地招拍挂这个模式，1994年从香港引进楼花形成内地的房屋预售制度……公摊面积大概也是那时从香港引进。 资本从出生开始，每个汗毛孔都流着鲜血，而公摊面积就是为资本吸血打掩护。“公摊”积弊在于提供了开发商“暗箱操作”的空间。 公摊面积制度就是中国房价的皇帝新装 直到今天，关于“公摊面积”都无法律和行政法规加以约束，现行国家标准中甚至还没有“公摊建筑面积”和“公摊系数”这两个术语。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在实际情况中，公摊面积有多大仍然是开发商测量的，这样就会出现同一项目的建筑面积相同而套内使用面积不同、开发商调节公摊面积等问题。而消费者个人根本没有能力对一幢楼、一个小区进行测量，公摊面积往往就成了“一口价”，开发商说多少就是多少。 最关键的是，按建筑面积计价扭曲了真实的房价，通过钻研消费心理，做低房屋每平米单价，影响购房者消费心理，助推了炒房风气。这就像A股炒作高送转，H股拆股，把每股单价做低，显得每股更便宜了。 放眼全世界，欧美都是按“套内使用面积”或者“套内面积”来计算房价。只有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地区使用公摊面积计算房屋面积，而香港在2013年就结束了房屋销售的“建筑面积”时代，现在只有内地沿用公摊面积。 由于采用建筑面积计价，而建筑面积中的公摊面积又各不一样，使得不同小区、地区及国家之间的房价比较意义不大，失去对购房者的指导作用。 如是金融研究院就曾发表报告指出，考虑到中国内地常用的为建筑面积，核心城市多为带电梯住宅，选用70%的得房率，进行折算后可以发现，上海、北京和深圳中心区域实际房价分别为21760美元/平方米、21554美元/平方米和18736美元/平方米，已经超过伦敦和新加坡，仅次于香港，且与香港差距进一步缩小。
而近年来，随着商品房价格攀升，限价政策影响，开发商不断推高公摊面积和公摊系数，使之超过30%。2010年，山东高密某楼盘推出后的公摊系数甚至超过52%。在某些项目，上述得房率70%的假设还是偏保守了。 一般我们会用房价收入来衡量一个地区的房价泡沫程度。而如果采用折算后的得房率计算房价收入比，那京沪深更是高的惊人，分别达到63.36、62.8和57.34，远远超过香港，成为全球买房负担最高的城市。公摊面积制度就是中国房价的皇帝新装。
公摊面积讨论推上风口浪尖 从公摊面积诞生开始，针对公摊面积的质疑声就从未间断。 2008年，民盟甘肃省委会曾在相关提案中建议，现有房屋面积中的“公摊面积”有违《物权法》精神，应该取消，并建议房屋面积测量交给业主委托测量。 2018年7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发文《“公摊面积伤民”矛盾亟待求解》，将公摊面积的讨论推上风口浪尖。 随后，人民日报也发文《买100平方米的房子只得70平方米，“公摊面积”让我们很受伤》。 但质疑出发点多是站在维护消费者权益角度，这次征求意见稿中建议取消公摊面积也应是出于此考虑。对于开发商而言，在“限价”的背景下，开发商试图借助公摊面积变相涨价，公摊比例大、捆绑装修等问题层出不穷，使消费者在购房时需支付更多房款。未来的商品房定价面积基准与国际接轨，按套内面积计算后，通过调节公摊面积的腾挪空间也会消失，有利于透明消费，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购房，减少房地产交易纠纷，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但不可忽视的是，取消公摊面积，就像撕掉房价的皇帝新装，或许会有意料之外的影响。 长期看，理论上，房屋的总价取决于供需基本面。羊毛出在羊身上，取消公摊面积，自然就会把价格加到套内面积上，最后导致按套内面积的单位售价会提升，但总价保持与取消前一致。 如在2012年，香港出台新政，结束了房屋销售的“建筑面积”时代。2013年政策正式落地实施，采取“套内面积”作为唯一计价单位，逐渐破除过去“公摊面积”模糊导致的市场沉疴。（注：香港的“实用面积”，相当于内地的套内建筑面积。）而香港房价在203年后仍然快速飙涨。取不取消公摊面积计价并没有影响房价长期走势。
实际上，国内也有地区试点套内面积进行计价。早在2002年，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就以地方法规的形式，首次对商品房的计价方式做出明确规定和要求。2002年6月，重庆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重庆市城镇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要求：商品房现售和预售，以套内建筑面积作为计价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权证应当载明共享部位及设施。但长期看，重庆房价总价也是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但是，撕掉这个“遮羞布”后，或许中国房价冠绝全球的“长处”就表露无遗。 而短期看，这种名义价格的上涨会影响购房者的消费心理，过去由于“公摊面积”的障眼法，助推了房价非理性成分。当价格变得更加透明时，消费者会更加理性，使得房价更加真实理性。同时，也会增加过去公摊面积大的房屋二手房交易的难度。 如一套100平米的住宅，按建筑面积10万/平，70%的实际住房率，将来按照套内面积交易，房子变成70平米，销售单价就变成了14.3万元，每平米名义价格飙涨43%。或许就有消费者望而却步。 在当下房价需要维稳的情况下，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击倒房价的“最后一颗子弹”。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文件还处于征求意见稿阶段，距正式文件通过及落地实施仍存在不确定性。而且实际情况中，取消公摊面积还要考虑其他各种政策、标准的修改以及取消后的影响等，比如对存量房屋二手房交易定价的影响。 在2013年，香港特区政府推行了多项主要措施，包括以法律法规形式厘清关键概念、设置合理过度期、设立执行部门进行监管、发动力量推广普及等。所以即使文件通过，到正式落地实施也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来源：格隆汇APP 作者：汉阳树）
社会透视
“世界超级工厂”糟糕时刻又到了 富士康贫血100天
【研究员】：wh
从裁员消息传来至今的100多天里，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富士康郑州科技园，这是苹果在国内最大的代工厂，有近40万工人。按照富士康内部规定，一个普工每月加班时长不得超过80小时，过去旺季时往往逾越规定，加班达到100小时。一位工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8年12月，他整月仅加班9小时，到手工资1932元。
【博览财经特稿】富士康迎来一个小意外：年后本是用工低谷，但组装华为的生产线正嗷嗷待哺，陷入用工荒，其他产线停工的工人被紧急送往支援，连带着供应触控配件（包括手机屏幕）的业成光电事业群也急需工人。“早知道这样，春节我就不回家了”，富士康员工施纬已经兼职网络招工三年，这样的情况还是头一回碰到。 “这是一个例外”，施纬强调。更令人着急的是，招不到人。施纬明显感到招人形势大不如从前，“来找我的人明显减少，少的不是一丁半点，而是对半减少。”近年以来，愿意进厂忍受流水线的工人越来越少，为了扩大招工，富士康鼓励员工发展新员工，在8月到11月的用人旺季，每成功推荐一人最高奖励2500元，用工着急的部门还会抬高价格。 2月是传统的订单淡季，内部招工奖励会降到300元/人。但今年不同，为了争抢人手，组装华为的生产线开出500元/人的奖励。 另一边厢，曾支撑富士康半壁江山的苹果生产线见证了这家传奇工厂最大的波幅：2018年8月，苹果秋季发布会前夕，深圳龙华总部苹果生产线加招5万人。9月13日，库克在加州的发布会上捧出三款iPhone。谁料，销售远不及预期，裁员在11月的大洋这端到来，富士康苹果生产线的多余流水线被拆除，工人无处加班，频繁下早班。 从裁员消息传来至今的100多天里，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富士康郑州科技园，这是苹果在国内最大的代工厂，有近40万工人。按照富士康内部规定，一个普工每月加班时长不得超过80小时，过去旺季时往往逾越规定，加班达到100小时。一位工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8年12月，他整月仅加班9小时，到手工资1932元。 制造商最怕的无单可接，波及到最底层，成为计时薪酬体系里流水线工人最怕的无班可加。这座“世界超级工厂”正在迎来“充满危机与挑战的2019年”。 自我保卫战 富士康裁员34万人的消息在春节前已经开传，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榜样，富士康官方对外否认了这场“地震”。 富士康多名员工表示，自2018年11月以来，龙华总部IDPBG事业群（iPhone生产线）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辞退情况，且多数为临时工。另外，有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称，富士康郑州iPhone工厂自2018年10月以来已经裁员超过5万人。原本到2019年1月下旬才开始的规模性裁员，已经提前到2018年。 在富士康，临时工是一种弹性劳动力，是当代“割麦短工”，在8月至11月的订单旺季前来。为了吸引短工，富士康开出20~22块钱/小时的薪酬，比正式工要高出三四块。 最重要的是，这种劳动力是一次性的，辞退临时工不需要任何赔偿，甚至不用提前30天告知。对于有明显用工淡季、旺季之分的下游制造商而言，这能最大程度应对上游订单起伏的状况。临时工作为一种特定的存在，也成为富士康低成本、高速度的“杀手锏”。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郑州张庄一家临时工招工处，80%的临时工是富士康工人。毋庸置疑，临时工也站在了裁员前线。 裁员、停产、拆除产线、缩短招工期……种种迹象在老员工眼里是同一个事实：富士康正在节流。2018下半年，彭博社曝出一份富士康内部备忘录：2019年削减200亿元成本，其中iPhone组装业务将被削减60亿元，占到30%。此外，富士康还计划裁掉全公司10%的非技术人员。 200亿元对富士康意味着什么？2018年，其支出约为2060亿新台币（合462亿元人民币），200亿元相当于预算支出近乎腰斩。 面对外界的不利消息，富士康以它一以贯之的姿态回应：同往年一样，致力于确保集团在新年度的运营团队预算能够符合客户当前及预期需求、集团全球业务发展。同时，富士康没有否认彭博社披露的内容。在这份备忘录中，2019年被形容为“非常困难和充满竞争”。 金主要转型 困难之一来自头号金主——苹果公司。美国当地时间2019年1月2日，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致信投资人，表示由于中国等市场意外放缓，预计2019财年一季度营收将低于此前预期，毛利率也下调至38%，为官方指引区间（38%-38.5%）的下限。这是苹果自过去20年来首次下调预期，库克指出，此次全球营收预期下滑当中，超过100%的下跌来源于大中华市场。 消息公布后，苹果股票一度暂停交易，恢复交易后最深跌幅达8%，截至当日收盘市值不足7000亿美元，被微软的7797亿美元反超，失去保持多年的市值冠军，至今仍落在微软后面。 消息发布当日，苹果韩国供应商LGInnotek、SK海力士、三星SDI、三星电机等公司股价全线下跌。包括富士康、和硕在内的中国制造商也随之收到冲击，有外媒报道称，因为没有足够的任务可做，“数以千计”的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自愿提前离职。 颓势其实从更早就显现了。2018年11月2日，最新款iPhone发布一个多月后，苹果公布了2018财年第四财季财报，最关键的三大硬件iPhone、iPad、Mac销量均低于预期，iPhone同比增长为0，iPad和Mac销量均同比减少。 这次的财报里，苹果还表示，从今以后不再详细公布iPhone、iPad和Mac的销量数据，只公布销售额。 施纬读不懂那份复杂的财务报表，他只关心自己的招工奖励收入：他曾在2018年9月成功招工53人，但11月底开始，因为缺少加班，这些新工人陆续离厂，到年关悉数走光。 不论富士康官方是否承认，龙华总部一线工人的亲见，与彼岸加州的财报数据高度统一了。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新增市场已经饱和，出货量持续下降，数据显示，苹果正有意转型，其服务业收入在2018年同比增长28%，2020财年有望创收超500亿美元，服务业的毛利率大约是其硬件业务的两倍。 在全球电子产品的供应链系统中，富士康一直是那个匿名者。中国超过30家工厂，超百万的工人，以及全球超过11个国家、五大洲的全球网络，构成了这个帝国运转的坚实基础，过去30年的发展已经让它拥有足够的地位和话语权。 同时，它也是被动的下游，近半订单来自苹果，意味着它与金主一起，进入了不得不动的关键点，过去一年，富士康新动作不断，“世界工厂”也要自保。 脱“苹果”计划 借着母亲的一笔资助，24岁的郭台铭在中国台湾新北市土城工业区创办了一家小型塑料和金属加工厂，生产黑白电视机的旋钮。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腾飞期，在富士康成立的1974年，台湾经济增长率达到34%，郭台铭敏锐地意识到对外贸易活动将大幅增加。 在运营管理成本增长之际，富士康将中心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大陆，成为第一批到达中国的“外资”。2008年，全球卷进金融海啸，苹果所受的影响微乎其微，富士康自然不能放弃这块肥肉，为此压缩组件成本，保留了大量订单，宁可削减利润，也绝不碰触底线——丢掉iPhone的订单。 攀上苹果枝的富士康一路扶摇而上。2003年，富士康的年度收益已经突破100亿美元，呈直线增长。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电子产品的消费需求萎缩，但富士康2009年销售总额为593亿美元，仅比上一年轻微下滑4%。 为了救市，2010年，政府刺激和恢复经济增长的政策相继出台，富士康的年营业额冲到952亿美元。这一年，龙华总部的工人数额也攀至顶峰，达40万人。招募中心门外的蛇形长队排出几百米，一天招募5000人是常态，体检护士抽血抽到手抽筋。工作压力也达到了人体上限：加班无上限，到夜里9、10点是家常便饭，一个月休息一天。 也是在这一年，18条鲜活的生命用极端方式从高空坠下，向高强度的工作、无望的生活发起反抗和挑战。“血汗工厂”的骂名并没有让富士康走下坡路，对其收益未构成实质影响。此后，因为调整加班制度，上调工资，富士康吸引了更多打工仔进厂。 郭台铭并不是一个轻易被外界所动的人。他曾说过，“我的信心来自努力和经验。即使经济形势变糟糕，我仍然相信我的能力。” 如今，糟糕的时刻又到了。自保的第一步是向产业上游移动。2018年，富士康以35亿美元高价收购已深陷困境的日本电子巨头夏普，持其66%的股份。自2012年起，夏普债务缠身，但它仍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液晶面板制造技术，这不仅被苹果所需，也为华为、Vivo等其他厂商所需。同年5月，鸿海旗下子公司富智康诺以3.5亿美元买下诺基亚的功能机业务。 国产手机成为富士康争取的新对象。施纬表示，自2018年开始，华为的订单明显增多，春节后的订单直接导致产线工人供应不及，为及时交付，富士康节后招募的工人多数送往了华为产线。 收购夏普后不久，富士康联合夏普共同组建了一个超过4000人的团队，支持自有手机品牌的建立。根据台湾经济日报的报道，在为期三天的内部会议中，夏普手机的长期目标被定为进入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前五。 面对大金主的转型，郭台铭选择押注未来。据媒体报道，富士康已经与珠海谈判，拟在当地投资约90亿美元（合人民币600亿元）建一座芯片工厂，生产用于超高清8K电视和摄像机图像传感器的芯片组，及各种工业用途的传感器芯片和设备。 机器帝国之心 过去30年，“全球工业帝国”富士康的心脏位于中国，它在巅峰期对应的，是中国80后一代务工人员。他们大都来自乡村，渴望走出贫穷，奔向城市闯荡。在那时，“富士康”三字是大厂的标志，工人对未来的梦想被碾进了这台巨无霸机器中，这群务工人员的青春与富士康的崛起同步，是上一阶段人口红利的最佳剪影。 18连跳发生后，工人底薪从900元涨到了2100元。有数据统计，那一年，富士康为深圳龙华总部工人多开出24亿元的工资，至此，才有了富士康向中西部内迁的决策。山西太原、晋城、大同、河南郑州、四川成都等多地富士康厂区陆续建成，为了鼓励员工回到家乡，富士康给每位接受内迁的员工补贴1000元。 2018年，越南、印度、越南等地也传出富士康在当地建厂的消息，一如10年前的中国。 近年来，富士康的人力成本逐年增加。根据富士康工业互联网招股书显示，2015年富士康的直接人工成本是153亿元，到2017年达到165.6亿元。以2017年27万名员工数量计算，富士康单个员工的用工成本为6.1万元，是越南劳动力平均年薪的3倍。 这颗帝国之心的运转依赖着一整套严格管理、分工高度细化、去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从进厂门的第一个门槛起，工人就成为流水线上的零件，嬉笑、打闹是严令禁止的，连板凳的摆放都要对准黄线。一位年轻女工曾痛苦、绝望地表示，“我的脑子已经锈掉了”。在螺丝工——富士康最知名的工种之一的车间，窗户的每一寸都被遮光帘掩得密不透光，日光灯从早开到晚，不知昼夜，只有每两小时休息的“叮叮叮”铃声，提醒身体到了该休息、打混（偷懒）的时间。 再过5个月，章鑫就将在富士康呆满10年。“一个人能有多少个十年？”章鑫自问，他的青春留在了这里。年轻的劳动力是这套系统持续、稳定运转的保证。2012年富士康公司报告显示，32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其劳动力的93.3%，他们有着强壮的体魄、旺盛的精力，能承受更快的工作和更长的加班时间。据了解，富士康在招募时，年龄和身体灵活性是关键指标。 80后的“章鑫”们年纪渐长，95后的年轻人已经不愿进厂打工，富士康员工也在“去年轻化”。富士康工业互联网招股书显示，27万名员工中，30岁以下的员工占到59.65%，相比2012年，30岁以下的年轻劳动力缩减了1/3。 在高企的人力成本之下，郭台铭早就不满足靠人力来执行指令，2012年，在台北总部为期一周的企业规划讨论会上，郭台铭向高级行政人员布置了一项作业：观看新电影《铁甲钢拳》。这是一部以美国科幻小说为蓝本的电影，影片中，人类拳击手被机器人取代。关于机器人、自动化的细节令郭台铭颇为振奋，“过去我和妻子去看电影，通常都看她喜欢的电影，我就只能睡觉。但《铁甲钢拳》非常有创意。其中有很多关于机器人和自动化的想法，很值得参考。” 在2015年度大会上，郭台铭对外宣布将于2020年实现30%自动化。2016年，富士康宣称，已在大陆工厂部署了4万台机器人，分布于郑州、昆山、嘉山等生产基地，替代工人从事肮脏、危险和无聊的工作。 作为老员工，面对郭台铭的野望，章鑫毫不担心，“有些东西，机器还是无法完成的，人还是完美的”。过去10年，他的双手在流水线上被锻造得关节粗大，但指尖依然纤细，伸进过无以计数的螺母。如今，在龙华总部，机器人大都在试用阶段，生产线上，仍是无数双年轻、或不再年轻的眼睛，在紧盯屏幕上的每一点灰尘和划痕。（文中施纬、章鑫均为化名）（来源：AI财经社（ID：aicjnews）作者：曹忆蕾）
外卖在抢制造业的人？ “抢人大战”背后的最优解
【研究员】：wh
制造业越来越不吸引年轻人，对其打击最为致命。一个失去年轻人的行业，如同一潭死水，发展进步均无从谈起。而外卖行业其实只是大量分流势力中的冰山一角。截至2018年，全国快递员总数超300万人，加上近些年互联网公司在生鲜配送、餐饮供应链等等不断发力，未来所需劳动力只会更多。考虑到兼职，就又有一股势力冒头：已登记在案的、合规的网约车司机，截至目前共计373万人。或许，这早已经不是什么分流，而是直接抽血了。
【博览财经特稿】俗话有说，人往高处走。但很多时候并不是自己努力了，就马上能到达高处。“人随产业流”大概是更加贴近现实状况的一种概括，具体怎么说？ 每年春节后都会发生的制造业“招人荒”，今年比以往更令人瞩目。毕竟这次缺人的主角是富士康。 年后，由于华为组装线需求暴增，这家制造业帝国遭逢了三年以来前所未见的工人短缺局面，企业内负责网络招聘的人表示：“少的不是一丁半点，而是对半减少。” 富士康都如此，其他制造业工厂想来更难。 每年春节后制造业爆发“招人荒” 按照往年经验，这段荒芜期本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工人们就会像迁徙的候鸟一样，陆陆续续从老家飞回工厂。 而如今，流水线上的工人反倒成了流水线，导致制造业出现贫血甚至大面积失血。那么工人究竟去哪儿了呢？
一条不起眼的线索给了我们灵感。外卖在抢制造业的人？ 去年，美团点评研究院发布《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与前阵子新闻里刷屏的“大学生送外卖”不同，数据显示，三分之一的骑手在送外卖之前，职业身份是产业工人。
数据来源：美团点评研究院 并且，一部分目前还在工厂里的工人，已经选择在业余时间兼职送起外卖。
数据来源：美团点评研究院 所以，制造业招不到人，是因为工人都去送外卖了？ 不妨做个对比。 1、就业人数。从就业人数来看，东莞市很有发言权。老话说得好，“东莞堵车，全球缺货”，东莞可谓是“世界工厂里的世界工厂”。 根据艾媒咨询统计，自2013年到2018年六年间，东莞市蜂鸟骑手数量增长31倍，与之对应的是，东莞市人社局在年前公布的2019年东莞市企业节后用工需求信息显示，800多家企业节后将空缺岗位近10万个。 一个门庭若市，另一个则是门可罗雀。春节后，能够回到制造业企业上班的工人，数量大约是去年的90%，而外卖小哥却逐年增多。 2015年，美团外卖骑手人数仅为1.5万人，但到了2018年第四季度，日均活跃骑手人数已接近60万人，而饿了么旗下蜂鸟骑手的注册人数则早已突破300万人。 2、劳动力来源地。从来源地来看，确实存在外卖行业分流制造业劳动力的现象。 75%的美团外卖骑手和77%的饿了么骑手来自农村，大多来自河南、安徽、四川等三个省份。这三省均为劳动力输出大省，只是过去都往工厂里扎堆，如今也持续为外卖行业输送人员。 3、年轻人吸引力。这一点制造业异常羡慕外卖行业。外卖骑手的平均年龄在26-30岁左右，35岁以下占比近70%。 而根据富士康工业互联招股说明书的记录，27万名员工中，30岁以下的员工占到59.65%，看上去还算和外卖行业旗鼓相当，但这个人数相比2012年，已经整整缩减了三分之一。
数据来源：蜂鸟配送《2018外卖骑手报告》 制造业越来越不吸引年轻人，对其打击最为致命。一个失去年轻人的行业，如同一潭死水，发展进步均无从谈起。 而外卖行业其实只是大量分流势力中的冰山一角。截至2018年，全国快递员总数超300万人，加上近些年互联网公司在生鲜配送、餐饮供应链等等不断发力，未来所需劳动力只会更多。 考虑到兼职，就又有一股势力冒头：已登记在案的、合规的网约车司机，截至目前共计373万人。 或许，这早已经不是什么分流，而是直接抽血了。 服务业革命 2016年，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曾批评房地产行业，认为2008年以后，地产建设与销售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变相抬高人力成本，对制造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如今，外卖、网约车、快递行业等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饿了么的全职骑手月均收入在8000元以上，算上兼职骑手，月平均也有4000-8000元左右，能力出众的“单王”月收入甚至可达3万元。这组数字已远超2017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薪资3813.4元。
数据来源：蜂鸟配送《2018外卖骑手报告》 而据新闻报道，2018年富士康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6000元，结合性价比，也早已跑输外卖行业。更何况，普通的制造业工厂根本拿不出富士康这么高的工资。 结果就是：人往高处走，制造业则招不起人。同时，人还会随着产业发生流动。这就得参考参考美国了。 1850-1970年，美国传统制造业所在的“铁锈八州”，人口从1023万快速增至7203万，而1970年后，它们的人口增量严重放缓，反倒是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人口发生了激增。 1970年到2017年，“加德佛”三州人口从3794万增加到8883万，是同一时间段“铁锈八州”人口增量的9倍以上。
图片来源：恒大研究院 到底发生了什么？ “铁锈八州”州如其名，是美国传统制造业集聚地，而“加德佛”三州则以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为主。1970年后，随着西欧、日本和中国的崛起，美国传统制造业逐渐走向衰落。此次地理大迁移，其实质是就业人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结果，史称“服务业革命”。 尽管中国在地理上尚未有美国如此明显的人口迁徙，但产业迁移却正在发生。2012年，中国的第三产业首次超越第二产业，且比重逐年抬升。因此，外卖行业从制造业抢人，从本质上属于中国式服务业革命中的一个具体场景。 制造业转型 革命就意味着制造业缺人之势将难以逆转，只能转移或转型。从2013年开始，中国就有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东南亚。 国内纺织业制造龙头东南亚扩产情况
资料来源：招商证券 至于转型，再说回东莞。2014年，就在外卖小哥人数激增的同时，一场“机器换人”三年行动计划在东莞悄然展开。机器换人后，一家企业同样的产能，用工量从8000多人减至1800人。截至目前，东莞这一举措，共帮助企业节约用工近20万人。 放眼全国亦如是。201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并连续五年保持第一。那么，如今还有人，尤其是年轻人，愿意当工人的吗？ 流水线上的蓝领工人，普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当工人；在某地的招聘会上，95后表示“工厂一线已经不太适合年轻人”。在2018年820万毕业生最想就业的行业里，看不到任何制造业工人的影子。 不过，在欧洲，有人却愿意当一辈子的工人。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不同，他们是拥有与机器生产相配套能力的技术工人，也是如今转型升级中的中国制造业最缺的人才，企业招聘薪资均在万元起步。 外卖也好，快递也罢，他们是比流水线上的工人更挣钱，但说到底，大家最终赚的都是辛苦钱、而技术工人的职业含金量显然比外卖小哥更高。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服务业革命倒逼着制造业升级，而制造业的升级，最终又会在未来的某一时点，带动服务业发生进一步变革。或许，这才是这场“抢人大战”背后的最优解。（来源：吴晓波频道（ID：wuxiaobopd）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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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4 08:3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