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好戏刚刚上演 中国最顶尖城市迎来百年巨变》：曾经在北京眼里，江南的富裕是资产阶级的买办留下来的。北京一度想证明，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北方也能成为全国经济中心。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不甘心经济落后，收揽了非常多的资源。远的不说，近的有100万员工的首钢拔地而起，有北汽、奔驰、长安等整车厂鳞次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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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好戏刚刚上演 中国最顶尖城市迎来百年巨变
【研究员】：wh
一个常住人口约6500万人的上海大都市圈呼之欲出。这是一种完全有别于过往的局面——长期以来，上海奉行单中心思路，导致资源、产业、人口过度向圆心集聚。我们看长三角的热力图，上海是主中心，昆山、嘉兴、苏州等卫星城是次中心，彼此相对独立，各自分散，中间还留有大片的空白地带。
【博览财经特稿】今天，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南北差距上时，很多人忽视了当下正在悄然兴起的变化---北京对标华盛顿，上海对标东京，广深对标大旧金山的格局，越来越清晰。 国家意志与市场力量的相互交织，深刻重塑着当前中国三大城市群的面貌。随之上演的，将会是一场史诗级的人口迁移计划，GDP考核机制的调整，上亿民众的命运转折…… 上海正选择东京模式 以前老有人说，上海会成为纽约、伦敦。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上海正在选择东京模式。 2013年，上海11号线羞答答的越过边界，伸入昆山体内6公里。这个历史性突破，让辽阔的大江苏，终于有了一个小角落与魔都实现1小时地铁通勤——花桥镇。 一些买不起浦西一张床的年轻人，把家安置在这里，每天像候鸟一样地铁来回。不过，双城生活只局限于这片狭小地带，再远就没有地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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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设想，11号本该与苏州的轨道网连成一体，直插苏州心脏。遗憾的是，中国第一条跨省地铁刚探出头来就戛然而止了，像是被击沉的巨兽一动不动。上海的扩张野心，梦断花桥啊。 这一停，6年过去了。最近，苏州S1号线开始施工，建成后将穿过苏州工业园区、昆山市区，牵起11号线的手。沪苏轨道一体化突然加速的背后，是魔都正在谋划扩大势力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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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月前，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传出一个重磅消息，上海正连同江苏、浙江酝酿出台《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初步拟定覆盖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陆域面积4.9万平方公里。 一个常住人口约6500万人的上海大都市圈呼之欲出。这是一种完全有别于过往的局面——长期以来，上海奉行单中心思路，导致资源、产业、人口过度向圆心集聚。我们看长三角的热力图，上海是主中心，昆山、嘉兴、苏州等卫星城是次中心，彼此相对独立，各自分散，中间还留有大片的空白地带。 同样是土地紧张的东亚地区，东京湾的热力图却是长成这样的。上海的人口分布呈现“圆心状”，东京则是“发射状”。这得益于东京都建设了密密麻麻的轨道交通，将周边的琦玉、千叶和神奈川县囊括进来，形成一个半径50公里以上的都市圈。
有数据显示，东京都日间人口数约1558万人，夜间约1316万人，每天大概有240万人交通往返。 今天上海的常住人口已高达2420万，接近东京都的两倍。尽管早前魔都曾签下军令状，到2035年将人口控制在2500 万左右。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人口往超大城市聚集，是不可逆的自然规律。除非上海自我肢解，经济大幅下滑，否则迟早会突破这个天花板。所以，上海效仿东京，悄悄布局一场人口大迁移计划。 1、建设跨市轨道。上海11号线与苏州S1对接只是第一步，接下来，7号线也准备对接太仓市，17号线将西延到苏州吴江区。按照规划，上海要建成21 条城际线，规划总里程达到 1000 公里以上。除了地铁，一大波跨市域的城轨和高铁也在来的路上。 2、打通省级断头路。上海与卫星城的毛细血管时有梗阻，有些地方看起来只有几百米路远，却好像天涯海角可望不可即。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正在打通11条跨省断头路，涉及到太仓、昆山、嘉善、平湖等。
3、布局第三机场、在嘉兴盐城搞飞地经济、疏解非全球城市核心功能…… 上海膨胀的大幕已徐徐拉开。它展开庞大的触角，吞下毗邻的7个县市区。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上海人，离开魔都分散在大都市圈内，形成双城生活。 从骨架到血肉，上海越来越像东京。上海说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但碍于体制机制，始终无法像纽约、伦敦一样，成为全球资本要素的控制中枢。 说要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地理条件却天然劣于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国际中转难以突破。这一点，与东京何其之像。放眼全世界，能称的上全球城市的只有两个，伦敦和纽约。
上海虽然定位全球城市，其实内壳跟东京差不多，只是国际城市。它们都背靠本国的经济腹地崛起，成为本土货币和产品国际化的桥头堡。它们在全球体系当中，对内服务的职能远大于对外控制职能。更多的是辐射内部，而不是全球配置。所以其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只是区域级的，不是全球级的。 此外，今天引领世界格局变动的无非是两股力量，金融和科技。伦敦和纽约凭借单一的金融属性晋升为全球城市，上海与东京却两手抓，都是综合性城市。 这里有个判断，中日的世纪之争，谁赢谁败，并不是比拼两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谁更高，而是看上海与东京谁更强。 上海人口是东京的两倍，面积是东京的三倍，但上海的GDP只有3.06万亿，仅为东京的1/2。只有当上海的经济体量高过东京时，中国才能说真正超越了日本。只有当上海的人均收入超越东京时，中国才能说碾压了日本。 上海与东京，未来必有一战。 京津冀版图站在百年巨变起点 中国向来有一南一北两个核心。当上海在膨胀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北京却在收缩。 曾经在帝都眼里，江南的富裕是资产阶级的买办留下来的。北京一度想证明，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北方也能成为全国经济中心。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不甘心经济落后，收揽了非常多的资源。远的不说，近的有100万员工的首钢拔地而起，有北汽、奔驰、长安等整车厂鳞次栉比。 上海有的，帝都一定有。上海没有的，帝都还是有。好比这金融领域，管理中心在京，市场中心在沪，两者相隔十万八千里。每次汇报前，都先得在天上颠簸两小时。
经历40年的奋斗，北京的GDP大有赶超上海之势头。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北京的追赶运动戛然而止。今天的北京，正在剥离经济色彩，强化首都功能： 赶人。停办民工子弟学校、腾退批发市场、以每天几千个足球场面积的速度拆除违建、给予货币补偿让直管公房退租。 疏解。外迁制造，零售，批发，运输，仓储等生态。疏解部分央企、金融机构、百强中学和三甲医院。设立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区两个千年大计，作为中心城六区的泄洪区。 现在，中央给北京的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前者是服务于中央党政军的政务活动，后者是服务于重大外交外事活动。在中心城六区的范围内，只要干扰到这两个核心功能，都会被中央开启离心机模式一一甩出。 在新版的城市规划中，北京只字不提“发展首都经济”，等于正式宣告将经济中心交给上海。 最近甚至有传闻说，东城区、西城区会合并成中央政务区。这个说法的出现，恰好凸显了北京打造华盛顿的魄力。 话又说回来，经济要素的外流，其实也意味着GDP、地方税收的流失，会造成局部地区的经济波动。这两年北京减税降负的力度很大，去年就为北京市企业减税约400亿元。房地产作为传统支撑行业，受调控影响也不好用了。未来一两年还有一连串的大事喜事，如70周年国庆、冬奥会残奥会等等，支出非常多。 在这个关口上，减量运动就像是最后一根稻草。前阵子，北京市财政局局长在全国两会上公开喊穷，向中央要钱要支持。“北京正在面对城市减量发展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速放缓问题，2019年应该说是收支平衡最紧的一年”。 北京市市长则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呼吁政府要过紧日子，准备刀刃向内，先把三公经费砍掉20%以上再说。 中国当代史就是充满戏剧性。过去，北京站在鄙视链的最顶端，睥睨众生，未来可能要倒过来，由全国各地来支援北京了。 但不管怎么样，京津冀版图站在百年巨变的起点。未来通州是北京，五环内才是首都。东西两城，则是大国的权力中枢。这个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集合了中华文化的地方，将作为国家象征，向全世界展现中国力量。到那时，帝都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个不考核GDP的大城市。 广深港卷起袖子大力拆墙 在三大城市群当中，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可能是最大的。 京津冀讲究政治地位，长三角同质化竞争严重，大湾区则互补性特别强。香港是金融中心，深圳是科创中心，广州是商贸中心，澳门是休闲中心，佛山、东莞是制造中心。 放眼全中国，大湾区的分工专业化做得最好。加上这里有十分活跃的民营经济，高度完备的产业链条，品种繁多的金融工具。所以在过去40年里，内地9市飞速发展。 但是，这个囊括7000万人口的大湾区，涉及到两种制度、三种关税区、三种货币区……虽然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货物、服务、资本、人员、信息之间仍然不能自由流动。 这里边有地方保护主义，也有顶层设计方面的龃龉。由于壁垒的存在，大湾区的发展逐渐走到了瓶颈。 于是，广深港卷起袖子，大力拆墙。这个地方，正在研究为符合条件的珠三角九市人员赴港澳开展商务、科研、专业服务等提供更加便利的签注安排。正在支持香港私募基金参与大湾区创新型科技企业融资。正在研究进一步取消或放宽对港澳投资者的资质要求、持股比例、行业准入等限制。港澳资本或许将逐渐被视为内资。正在研究外国人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便利通行政策和优化管理措施。 类似的举措可以举很多。总之就是一句话，这里正在破除政治上的障碍，让市场起到基础配置的作用。 美国硅谷之所以能够称霸宇宙，其实就是建立在美国是一个高度自由化的国家。要素流动的门槛极低，便于孵化科技。 生产要素的流动自由化了，大湾区就能迸发出更大的协同效应，广深也可以更加方便的借助港澳资源，打造成中国的硅谷。 上海虽然也在发力科技，但魔都的经济格局，是国资、外资、民资三分天下，国有资本力量雄厚，这天然注定了上海的创新，会更多受到有形之手的牵制。广深的底色是民企，活力和效率自然更高。
随着墙拆掉越来越多，“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下一步，就是大旧金山的101公路。一场好戏才刚刚上演。（来源：智谷趋势（ID：zgtrend）作者：旺角黄局长）
政经观察
看好今年中国经济的理由是什么？ 2008或是值得借鉴的年份
【研究员】：wh
当下，很多人悲观地认为廉价劳动力、资源环境、移动互联网等一波波红利已经穷尽，展望可见的未来，似乎找不到一个足够广阔的空间继续让我们猛踩油门。面对当下的经济压力，他们觉得除了再度使出货币宽松、基建投资、刺激消费等2008年的那些老招，几乎没有其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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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众所周知，由于汽车消费金额大、生活质量提升大、无投资属性，乘用车销量数据基本可以反映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晴雨指标。龙头吉利对2019都仅仅提出“保平”的销售目标，正是2018年以来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的直接体现。一夜间，对宏观经济形势不安和焦虑笼罩着汽车界与投资界，所有人都在发问，经历28年来第一个汽车销售负增长后，2019年、2020年会好转吗？ 宏观经济基本面，已经完全不是罗振宇跨年演讲中类比的“全球平均气温”那样事不关己。对每一个身处汽车产业链的从业者，研判宏观经济形势，已是一个逃不了避不开的切身课题。 2008年是个值得借鉴的年份 2008年4月浙江台州，邱继宝的飞跃集团--被誉为“国宝”的缝纫机企业提出破产申请。这家曾经产值230亿元的企业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它的倒下给当地数百家的供应商和数万就业人员带来灾难性打击，18亿元的银行贷款直接引发当地金融系统的地震。 8月，全国最大的纺织工业集散地绍兴县风波陡起，四家大型工厂--金雄轻纺、华联三鑫、江龙控股及五环氨纶相继停产，牵涉出各类负债146亿，银行负债113亿。 在毗邻的江苏省，多米诺骨牌式的倒闭歇业事件也在发生。10月8日，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中国金属突然停牌，其下属主力工厂常熟工业园的科弘材料宣告倒闭，给当地20余家商业银行留下52亿元的财务黑洞。在中国最大的化纤原料基地，苏州市盛泽镇有三分之一的织造厂停产。 总结原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欧美主要经济体的剧烈动荡、产业升级的艰巨性毕露，几大因素相互叠加，造成东南沿海外贸企业的倒闭潮，给当时外向型的中国经济带来严重的衰退压力。随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又给了中国资本市场沉重的一击，A股出现后人难以想象的惨烈跌幅。 转型升级压力下民营实体企业的艰难，美国输出黑天鹅影响带来的股市狂泻--与刚过去的2018年相比，充满戏剧性的相似。就连马云在08年7月一份内部邮件里写下的文字（“经济将会出现较大的问题，未来几年，经济可能进入非常困难的时期。我的看法是，整个经济形势更不容乐观，接下去的冬天会比大家想象的更长！更寒冷！更复杂！我们准备过冬吧”），都与他的19年新年讲话如出一辙。 相比之下，老天还是对2008年的中国人更加残酷。1月，大半个中国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雪，停电遍及19个省份，数十万的工厂停产关闭，数千万人受灾；5月，汶川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8000亿元，举国为之哀痛；9月，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爆发，导致全国29万婴幼儿出现泌尿系统异常，国产奶粉行业遭遇毁灭性打击，一时间几乎整个“中国制造”都面临全社会的讨伐和拷问。 在2008年严酷的经济压力下，一套眼花缭乱的组合拳出现了。 首先是货币宽松，9月16日，央行决定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由7.47%下调至7.20%，同时下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此后3个月，央行又连续5次降息。如果联想到上半年存款准备金利率还4次提高，其反复之迅猛和戏剧性为史上仅见。 投资基建的闸门随即打开。08年底至09年初，发改委一口气批复28个城市的城轨规划，总投资超过1万亿元。此前国务院对申报地铁的城市基本条件为“地方财政收入100亿以上，GDP1000亿以上，人口300万以上”，在这次“大放行”中，申报条件大为降低。 同时出台的，还有对房地产、汽车两大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刺激。10月22日，财政部宣布个人首次购房的契税税率下调至1%，暂免印花税、土地增值税，首次购房的首付比例降为20%，房地产迅速回暖，许家印从破产的边缘一举登上中国首富。在汽车行业，1.6L排量以下购置税减半，在2009年春节前正式实施。由于赶上购车高峰，形势迅速好转，最终以全年1364万辆的成绩（同比大增48%）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汽车产销量第一大国。 12月，中央政府宣布对家电业实施紧急输血，推出“家电下乡”的财政救市计划。农民购买彩电、冰箱、手机和洗衣机，按照产品售价的13%给予补贴，两个月后，电脑、空调、热水器也被加进了这份名录中。此后的三年，下乡家电共销售2.18亿台，销售额5059亿元，家电企业的库存压力被大大缓解。 在一系列招数中，还有一记重拳值得被重点提及：3G牌照提前下发。它使得三大运营商投入2000亿，带动社会投资6000亿，最重要的是，与之伴生的智能手机浪潮下，一个空前繁荣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了。 随后的2009年，谷歌退出中国，百度迎来史诗级发展机遇，市场占有率立马翻了一番；8月14日，新浪微博上线，半年内用户数达千万大关，3年后突破5亿；11月11日，淘宝商城（后更名天猫）“双11”横空出世，一天时间录得高达5200万的线上销售额震惊全国，可当时没有人能想到，10年之后的这个数字会变成2135亿。 随着通信技术、社交网络、移动支付、云计算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无数全新的千亿级、万亿级产业被不断打开。今天，中国拥有4000万电商从业者、400万自媒体从业者、400万网约车司机、300万快递小哥和数十万的人气网红；头条、滴滴、美团估值合计超过1万亿人民币，在十年前，这些数字都还是0。十年间，腾讯和阿里的市值分别增长了15倍和70倍，跻身全球前8大市值公司之列；全球前6名的智能手机公司中，有4家是中国的。 现在回头看，货币宽松、基建投资、楼市松绑、车市刺激、家电下乡，十年前的这套拳法从两大支柱产业入手提振实体经济，通过基建投资拉动产业经济发展，并有效扩大了内需，确实起到促增长的作用。2009年7月，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已高出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宣布，中国已经在世界率先实现“国民经济总体回升向好”。经济学人杂志在8月的封面报道中给出《令人震惊的反弹》的标题。 如果把时间维度拉长，相继到来的3G和4G时代更是点燃了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在热火朝天的民营资本助力、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支持下，国人勤劳、智慧、勇敢的创业精神被彻底激发，一家家充满活力的大型民企走上舞台。他们创造出全世界顶尖的商品和服务，激起了无数人从事投资和商业活动的热情，带来了令人欣喜的民富效应，贡献了相当比例的社会保障，又回过头进一步放大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 怀抱信心同时警惕经验形成的“路径依赖” 尽管屡次通过货币、财政、产业等组合手段帮我们度过一个个经济难关，但当下怀抱信心同时，还是应警惕经验形成的“路径依赖”，毕竟今日的宏观经济背景与过去相比有着几大明显不同： （1）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经济拉动的边际效益递减。2017年我国GDP82.7万亿，固定资产投资64.6万亿，也就是100块的固定资产投资只能拉动128块钱的GDP，只有十年前的65%。就拿杭州来说，当年钱塘江三桥四桥的通车，对钱江南岸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助推，把滨江区从一个与杭州主城区近乎隔绝的小乡镇成长为拥有42家上市公司的全国信息产业高地，但当今天钱塘江上已经架起10座大桥，江底也通车2个隧道的时候，再多造一个大桥或隧道对两岸经济的带动能力显然是递减的。 （2）农村大件消费需求红利渐尽。与十年前相比，现在的农村人民生活质量已经实现飞跃，汽车、家电的渗透率大大提升，从物质生活的角度，小日子过得几乎什么也不缺。无论是再次刺激家电下乡还是汽车下乡，效果与十年前相比必定要大打折扣了。 （3）楼市松绑促增长的代价加大。简单粗暴的货币宽松叠加楼市松绑，很容易造成房价的过快上涨，从而导致新增资金徘徊在实体经济大门之外空转，推高各类资产价格。房价的上涨引起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提高，这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不利，人们可能就连生育都要事先战战兢兢地算上一笔账，2018年的新出生人口数量已经鸣响警钟。以现在的施策方针看，定向降准、普惠金融、不搞大水漫灌都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说十年前的经济增长恢复是主要依靠政策这只手的推力，那么今天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已经安装更多的发动机，具备了更强大的自启动能力。这些发动机是什么？根本上看，推动这艘巨轮前行的永不枯竭的燃料又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就是身处各个行业的民营企业集群，它们草创而生、集涓为流、轰然成势，一路从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情况下发展成今天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一股力量。 2008年的《财富》世界500强，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只有一株独苗（排名499的联想），而在2018年榜单的里，大陆民企已超过20家。与巨型国企相比，它们懂得如何应对市场竞争，对创新和盈利充满原生性的渴望，具有更灵活的运转机制与更强劲的生长能力。 十年来，民营企业创造的产品像潮水一样冲入我们的生活，除能源、电力、通信这些垄断行业外，几乎所有领域都已经有中型以上的民企涉足。中国股市是这段历史诚实的记录者，十年间，舜宇光学、科大讯飞、宁德时代、大华、分众、360、顺丰、美的、富士康、比亚迪等一众AH股民企的市值相继突破千亿。民营资本构建的社交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移动支付平台、新物流平台及新媒体平台，已经成为当今国民经济的新一代基础设施。在决定未来十年的新兴高科技产业中，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民营企业的领跑现象似乎也已成定局。 2018年，苹果市值突破万亿美金引起媒体的狂欢，所有人都叹服于这家公司渗透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影响力。而人们似乎早已忘记，其实全球第一家万亿美金市值的公司根本不是苹果，而是2007年11月5日上市的中石油，当天其市值达到1.1万亿美金。中石油如此缺乏存在感，就是因为它是政策保护和行业垄断的产物，它永远无法如苹果一样在国内外家喻户晓，更难使人称其为伟大的公司。 相比中石油，民营企业是真正的鲶鱼，他们在自己个头越来越大的同时，还搅活了各自所在的整片水域，小鱼在它周围奋力环游，整片海洋也开始为之惊叹。 如今的中国，每天都有多达一万家企业诞生，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而在他们的背后，还站着黑压压的一群风险投资人。Crunchbase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前10个月，中国风险投资的总额达到创纪录的938亿美元，比美国还高22亿美元，领跑全球。这个数字虽让人惊诧，但也很难将其简单界定为泡沫，因为洒下这些真金白银的大佬们，个个都头顶一颗绝顶精明的脑袋瓜。他们的每一笔投资原因都只有一个：看好企业的价值成长，并愿用资本推动成长的加速。 同时，整个社会对民营企业的认知也在悄然转变，各类资源原本严重倾斜的天平开始趋于均衡。20年前，人人都渴望体制内的工作，我的叔叔在南京大学毕业后坚持要加入一家叫做比亚迪的深圳小公司（现任高管），其父亲震怒之下与他断交整整两年。而今天，阿里网易海康吉利在浙江大学的每一场招聘会现场都人山人海，当毕业生通过重重面试成功拿到Offer，都会第一时间兴奋地拨通父母的电话。 正是这些分布在各个行业中的民营企业，与那些率先摸索出先进管理制度的国有企业一起，并肩组成中国经济巨轮的发动机组。与十年前相比，发动机的数量扩增好几倍，齿轮也变得更加精细，他们从竞争中走来，早已习惯困难的环境。 当下，很多人悲观地认为廉价劳动力、资源环境、移动互联网等一波波红利已经穷尽，展望可见的未来，似乎找不到一个足够广阔的空间继续让我们猛踩油门。面对当下的经济压力，他们觉得除了再度使出货币宽松、基建投资、刺激消费等2008年的那些老招，几乎没有其他办法。而且考虑到政策效益的递减，这些招数已经难以奏效，就像人无法通过揪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与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产业瓶颈确实存在。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已经没有了机会，在我看来，除5G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等新技术能够创造新增产业空间外，还有几个确定性极高的发展路径： 一、生产附加值的提升。 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中写道，“20世纪见证了美国巨人的崛起，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通用汽车、通用电气、波音、IBM、可口可乐、宝洁，以及近年来的惠普、苹果、英特尔和微软，这个名单的长度还在一直增加。当日本在60年代末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拥有索尼、富士、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佳能、东芝、松下、胜利和夏普。韩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中国的六分之一时（却只有4800万人口），也拥有三星、LG、现代、起亚和大宇这样的全球知名企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使最具知名度的中国企业，例如联想、华为、青岛啤酒和海尔，在西方都不是家喻户晓的品牌。中国的大部分企业也仅仅在依靠低廉的生产成本打价格战，在创新与提高质量方面，这些企业依然在苦苦挣扎。这种窘况，我们称之为‘没有产品的生产’，实在不敢恭维。” 这位诺奖得主在十年前的这段文字，今天读来依然没有过时。2008年至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从35家猛增到120家（仅比美国少6家），但是如果你翻开另一份榜单却能感到令人尴尬的反差--Interbrand推出的2018全球品牌百强榜中，美国占据54个，德国12个，法国和日本各7个，瑞士4个，比利时、韩国、荷兰、西班牙、瑞典各2个，中国却只有1个：排名第79的华为。 不过，好的变化也已开始涌现。阿里、腾讯、京东、百度、小米、美团，及一些新面孔如拼多多、蔚来汽车、爱奇艺，都开始赢得国人的尊重和喜爱，并且成为华尔街的热议对象。华为2018年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美金，它在芯片、通信设备、消费电子等战线的全面崛起，已经引起美国科技巨头苹果、高通、思科、英特尔的集体恐慌。 未来，企业通过创新来提升生产附加值，是一条非常明确的前进路径。下一个十年，除腾讯、阿里、华为外，我们能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高盛、丰田、西门子、霍尼韦尔、麦当来？至少平安、吉利、美的、海康、海底捞等一批中国企业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 二、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产业结构上，未来几年服务业必然将持续兴起。随着财富的增长，人民对物质的追求是有限的，再有钱的人也不会买十几辆车和几十个包包，人们会更加看重生活质量，而把更多的钱花在服务业上。 今天的中国，服务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2016年美国已经达到80%，而中国才刚过50%。尤其是医疗健康和文化产业，国人的需求还远远没有被满足。每年中国会有50万人出境就医，每人平均花费高达5万元；每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游客飞往美国看NBA篮球赛、观赏百老汇演出及在拉斯维加斯赌博……这些需求与供给的严重错配，却也预示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而社会结构上，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今天我们58%的城镇人口，创造了92%的社会财富，这意味着城乡的劳动生产率相差了整整8倍。这巨大的差距，还将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农民进城。要知道，世界上今天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民是超过5%，未来中国的城市人口也还会增长4-5亿。 三、称之为“人们对拥有更多时间的渴望”。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初，为了解决晚饭，你要去菜场买5块钱的菜，回家后自己洗菜、烧菜，吃完后再把碗洗干净，整个过程创造了5块钱的GDP。 后来有了生鲜超市，上架的蔬菜都已经被洗干净，你买去后就省去洗菜的时间。但同样的菜已经不卖5块，而是要8块钱，于是整个过程就创造了8块钱GDP。 再后来，人们又觉得洗碗也很费时，各厨电企业看到这个商机，纷纷推出家用洗碗机。你买一台，从此又省去洗碗的时间。假设洗碗机平均每天的使用成本是5块钱，那么整个过程的GDP又增加5块钱，达到13块钱。 所以，前后同样的一顿家庭晚餐，背后却是完全不同的经济规模。究其原因是人们对拥有更多时间的渴望，引起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中间环节的增多。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对拥有更多时间的渴望会只增不减，这也将成为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五年后，人们可能会开始嫌弃APP点外卖也过于麻烦，而改直接对话Siri完成，以节省2分钟的时间。而那些被解放的时间，又会被用来投入生产和工作，或是进行娱乐与消费，从而再度反作用于经济增长。 以上论述基本停留在产业层面，是对宏观经济走向的思考。就像一棵大树，上文观察的都是它在土壤之上的表象。比起这些，更关注的是在土壤之下，这棵大树的树根是长什么样。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根本上看，驱动中国经济不断向前的永不枯竭的燃料是制度和人口。制度的好坏，决定人们的潜能能否被最大程度的激发，创造财富的渴望能否被最大程度的点燃。 农村生产改革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范例。40多年前，很多中国人想吃一顿油水充足的饱饭都是奢求，原因是“中国人多田少，粮食不够”。千万知青高喊着“农业学大寨”“荒山变良田”下乡劳动，也无济于事，还是吃不饱。而今天，我们国家的人口数量已较当时翻倍，耕地面积反而还减少了，但粮食的供应却变得无比丰盛，人们不再为饥饿烦恼。 带来这一神奇改变的是制度改革。起先农民种粮是先自己后国家，现在是先国家后自己。国家和自己之间“谁拿剩余”的制度转变，无限放大了农民对于生产的积极性。 制度改革不只发生在农业。2018年12月25日，发改委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今后凡是该清单以外的行业，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毫无疑问，该项制度的正式实施，使得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微观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也是给民营资本的一剂强心剂。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那些“姓资姓社”的争论早已无影无踪，做好经济建设成为举国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化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还将持续释放，它在粮食生产上点石成金的魔力，还将在其他越来越多的领域显现。同时，多达14亿的人口将是中国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我们幸运地成为克鲁格曼“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的受益者。 回到眼下，2019年经济形势确实不容乐观，但制度激励下，亿万个昼夜不停高速运转的大脑，正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竭动力的真正来源。（来源：老章价投 作者：章圣冶）
去杠杆上半场刚结束 一两年内彻底完成非常艰难
【研究员】：wh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人们对高杠杆存在一大误解。从风险角度看，杠杆率高的经济体并非一定风险就大。人们不应谈高杠杆、高债务而惶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日本的杠杆率最高，但危机的发源地恰恰是杠杆水平并不高的美国。
【博览财经特稿】3月20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称，2018年，包括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7年的244.0%下降到243.7%，下降了0.3个百分点。这是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人们对高杠杆存在一大误解。从风险角度看，杠杆率高的经济体并非一定风险就大。人们不应谈高杠杆、高债务而惶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日本的杠杆率最高，但危机的发源地恰恰是杠杆水平并不高的美国。 杠杆水平对风险的影响很重要的是看债务主体的信用状况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我们把债务主体做个划分：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部门；居民部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政府部门拥有主权信用且偿债能力强又无倒闭风险，即使杠杆水平高一些，风险程度并不高。 而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信用状况和偿债能力相对较弱，则杠杆水平高风险就相应较大。 国有企业具有政府信用隐形担保，则杠杆水平较高，风险也相对不大。 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情形则相反。 最后是核心的金融部门，由于金融市场高度的信息化和一体化，金融部门杠杆水平高往往导致风险暴露甚至金融危机。 轰轰烈烈的去杠杆，人们从开始的漠然，到后来的惶恐，再到如今的即将忘却。就连官方，都开始强调去杠杆基本结束，重心将转变为稳杠杆、调结构。 但是，严格意义上讲，这一切只是上半场刚结束。下半场才刚开始。 上半场：越去越高、难言成功 国际经验表明，杠杆变动具有长周期特征，美国等国杠杆率的上升到下降要经历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其中降杠杆可能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 中国的去杠杆，除通常经济扩张到收缩的变动外，还要叠加上增长阶段转换和体制转型等因素，这就使中国的杠杆率变动更具复杂性。那么想在一两年内就完成彻底去杠杆，是非常艰难的。或者说是违背市场规律的。 事实证明了这点：去杠杆，极其艰难，某些领域还越去越高。我们来看几组数据：
想明白这一南辕北辙，答案非常简单。 社会总杠杆率=总债务/GDP总量，中国经济是一个债务驱动的经济。 一旦紧缩债务，经济增速、企业利润、企业资产的下降比债务下降还快。所以，债务一定是越去越高。我们想减小分子，然而分母却掉的更多。 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思考，也很容易给出答案。10个老板里，1个人负债率90%，其余老板负债率30%，假如经济环境变差，企业现金流出现问题，负债率最高的那个扛不住挂掉了。剩下的9个人会怎么办？会老老实实把负债还掉？ 错，在中国，绝大多数老板的做法，是遇到问题就找新的贷款来源，1分利息不借我，我就去找1分2，1分2不行，我就找去2分的。反正我就是死扛，反正我就是等缓过这段日子。跟赌徒一样，不死掉，就是拼胆子大。 最终的结果就是，10个老板，死掉了负债率最高的，活着的9个，被动的又把杠杆率加上去了。总杠杆率，没怎么变。从结果上来看，也可以说是，成功转移了。 所以，去杠杆在中国这种经济模式下，本身就是伪命题。还好，管理层已经意识到这点，杠杆稳住就好，核心是调结构。 债务也不一定意味着风险，而要看谁背着债务，债务的效率和转化率，能不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用通俗话讲，钱给谁不是给，关键是你要干活。 所以，去杠杆的上半场，一定会发生，也是大家看到的：违约爆发；处理僵尸企业。 而大家熟知的，转移给居民部分的风险，组织也没有拉下，最高法已经在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下半场：宽松与新机制 去杠杆的核心，就在如何妥善解决债务问题。桥水基金的达利欧出了一本新书叫《债务危机》，书里剖析了大规模债务危机，并分享了他的应对原则。达利欧曾总结了全球数十次去杠杆的经验，提出和谐去杠杆四部曲： 一、财政紧缩。要进行紧缩，不要花那么多钱，你要用钱来还款。 二、债务违约/重组。当一些人减少开支的时候，另外一些人的收入也会减少，因为你的花费就是别人的收入，所以如果你紧缩的话那其他人的收缩会下降，所以这个周期会进一步加强，然后你会违约，或者说债务重组。 你的债务就是另外一个人的资产。如果你违约，或是进行债务重组的话，那别人就失去了自己的资产，也就是说他的资产下降了，他开支的能力下降了，所以这是自我加强的循环。 三、中央银行可以印钞，或者是止血，并且刺激经济。 四、重新分配财富。就是进行财富的再分配，把财富从原先的债权人那里分到债务人那里。 完美的去杠杆化，关键在于平衡通胀性力量和通缩性力量。这要求决策者能从常见的问题中吸取经验，并理解和谐的去杠杆化的政策特征。书中总结了从美国08年和上世纪30年代的两次重大债务危机的几大阶段，去杠杆化管理妥当以及不当的典型特征，供读者考察。 基于《债务危机》中对去杠杆的一些观点不难发现，目前的中国也是完全按照这种思路在做的。而现在的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开始进入了下半场。 从去年三季度开始，中国已经开始降准，货币政策有所转向。货币超发是不对的，但不发货币也是不行的。而想要彻底的走完下半场，就必须要迎接新的宽松，而在新的宽松前，必须要完成新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 中国是个较典型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目前新增融资中仍有约四分之三为银行信贷。过去，中国杠杆率的上升与信贷投放的扩张是紧密相关联的。2006年中国的杠杆率为142.4%，比同期的美国、日本、甚至德国都要低得多。 为了应对百年未遇的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信贷增速陡升至32%，推动M2增速大幅加快，带来实体经济的杠杆水平持续大幅上升，至2018年达到243.7%。 间接融资占比过大的经济体，去杠杆是完成不了的。你想要压缩债务，但是债务是通过银行信贷释放的，必然会压缩银行信贷，那结果必然就是紧信用，也就是银行不敢放，不想放，不能放。其结果必然是企业债务下去了，其经营能力也受重创。 所以，必然要改变融资模式，也就是壮大直接融资。那么就必须要壮大资本市场，注意，在管理层眼里，这指的是壮大数量和体量。 于是，一个巨大的货币大池子诞生了：科创板。而且在这个池子逐步形成的过程里，流动性过剩就一定是常态。因为水总是比池子扩张的速度快，而且经常是水漫过的地方，就自然成了池子的一部分，特别在一个小池子变成大池子的过程中，这就更为正常了。 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可以预见的是：宽松会继续，流动性一定要过剩；科创板会加速，扩张的速度惊人；资本市场的制度改造，也是力度空前的。 叠加外围的货币周期，中国内部的改革，也是在和时间赛跑。时间紧，任务重，万斤重担挑于一肩，必须加快资本市场的制度改造。所以，注册制、退市、只会比大家想的要快，要猛。 资本市场的下半场，必然也有解决违约、处理僵尸企业。从去杠杆到稳杠杆，干掉的都是表面浮肿，下半场的调结构，才真是刮骨疗毒。不要心存侥幸，不要撞改革的尖刀。 在《债务危机》中，关于全球的债务危机发生的机制、债务危机案例、去杠杆化进程，以及应对危机原则，都有更详细的阐述。作为成功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及驾驭危机的极少数人之一，达利欧结合近百年金融危机史，对三次重大经济危机（20世纪2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进行核心成因、应对政策利弊、政府决策和大众情绪等层面的剖析，有助于理解经济形势，应对可能到来的下一次经济危机。（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三万）
人物春秋
最高法一锤定音 顾雏军到底冤不冤？
【研究员】：wh
上世纪80年代，身为大学科研人员的他，因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闻名于业界，随后创办公司又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缔造了商业奇迹。人生高光时刻，“格林柯尔系”拥有5家上市公司，一度占据我国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同时，顾雏军身上的争议从未停息——“伪劣科学”，“骗子公司”频见报端。而2005年7月，顾雏军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带走，一切就此归零。
【博览财经特稿】如果黄光裕没有进监狱，是否有今天苏宁、京东的壮大？如果顾雏军没有进监狱，是否有今天美的、格力的壮大？历史不容假设，但是可以“翻案”。 用大起大落形容顾雏军走过的60个春秋并不为过。上世纪80年代，身为大学科研人员的他，因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闻名于业界，随后创办公司又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缔造了商业奇迹。人生高光时刻，“格林柯尔系”拥有5家上市公司，一度占据我国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同时，顾雏军身上的争议从未停息——“伪劣科学”，“骗子公司”频见报端。而2005年7月，顾雏军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带走，一切就此归零。2008年，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款680万元。7年牢狱、6年多的申诉，顾雏军终于等到最高法的判决。4月10日，最高法再判顾雏军案——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顾案的提审再审，其实是冷饭热炒，也不代表他没问题了。十几年过去了，连顾雏军自己都“感到疲倦”了。顾雏军说：“我认为这已经不再是我的力量了。”就好比他生产的家电可以制冷、也可以制暖，他被时代抛弃过，也会被时代重新捡起来。决定此案的关键原因，并不是他一贯的坚持，也不是他“民告官”告证监会的勇气。 从学界“狂人”到纵横商界 1959年，江苏泰州市刚刚与泰县并称泰州县，取“国泰民安”之意。这一年，顾雏军于此地出生。 16到18岁经历上山下乡，顾雏军在泰县农村劳动。25岁那年，他从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研究生毕业，随后的三年在母校天津大学热能研究所从事科研活动。 1988年可以说是顾雏军命运的转折点。当年9月，29岁的顾雏军发明了格林柯尔制冷剂和“顾氏热力循环理论”，名声与争议同时到来。如今公开资料中，格林柯尔制冷剂仍然被称为世界上技术最成熟、最早商品化的新型环保节能型制冷剂。它具有提高设备运行效率，增大设备制冷量，降低用户运行费用的优势。格林柯尔制冷剂可广泛应用于设备制造商新生产的空调制冷设备，也可应用于现有在用空调制冷设备的环保节能替换。它是直接替换R12、R22、R502等最理想的制冷剂之一。 不过，据《北京青年报》报道，顾雏军在宣告自己发明了能够改写热力学理论的“顾氏理论”后，遭到学界普遍反对。“（如果理论成立）那是要得诺贝尔奖的”，时任中国制冷学会秘书长曹德胜这样说。顾雏军的研究生导师、天津大学教授吕灿仁则称，顾氏循环是怎么回事，1994年就有定论，“我的看法它是骗人的”。 1994年8月13日，《上海科技报》发表《一个神话的破灭——顾氏循环的前前后后》文章，将顾氏循环称为“伪劣科学”。 按照顾雏军的说法，直到1996年春天，杜邦公司市场部主任公开表态“除了格林柯尔制冷剂是节能产品外，我不相信任何制冷剂是节能的。”由他发明的制冷剂产品地位争论有了最后的结局。 学界上引起轩然大波并不妨碍顾雏军远走他乡经商。发明制冷剂的次年，顾雏军远赴英国创办顾氏热能技术(英国)有限公司，开启了他纵横商界之旅。1992年，顾雏军在加拿大成立格林柯尔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顾雏军的分销业务拓展至美国。 随着顾氏理论的相关纷争逐渐消落，1995年，顾雏军重返国内并创立了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日后声名赫赫的“格林柯尔系”在此时有了雏形。时至今日，加拿大格林柯尔投资有限公司是该公司的最终受益人。 “蛇吞象”连续上演，“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钱” 2000年7月，下海经商多年的顾雏军，带着格林柯尔科技控股公司在中国香港创业板成功上市。这一年是顾雏军的资本市场元年，随后5年间，其在资本市场“衔枚疾进”。 2001年10月，顾雏军斥资3.48亿元收购科龙电器，后者是当时我国冰箱产业的四巨头之一，彼时“蛇吞象”的收购案引起广泛争议，格林柯尔甚至被媒体称为“骗子公司”。2001年12月5日，《财经》发表《细探格林柯尔》质疑顾雏军，12月6日、7日两天之内，格林柯尔市值蒸发10亿港币。 而争议并未影响顾雏军前行。2003年5月，顾雏军又以现金2.07亿元的价格，收购美菱电器20.03%股份，成为美菱电器最大的股东。美菱电器当时同样位列我国冰箱行业“四巨头”。至此，顾雏军在我国冰箱行业已经占据大半江山。 顾雏军的胃口不止于此。2003年7月，“格林柯尔系”的科龙电器收购杭州西冷集团70%股权，2003年12月，顾雏军以4.178亿元收购扬州亚星客车60.67%的股权，2004年4月，扬州格林柯尔准备以1.01亿元收购ST襄阳轴承厂29.84%的股权，不过双方最终解约。2004年8月，扬州格林柯尔以1.85亿元购得河南冰熊集团旗下的冷藏汽车制造及生产设备、土地及物业(包括债务)，并成立商丘格林柯尔冷藏汽车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冷藏汽车。 在顾雏军的持续并购下，格林柯尔“帝国”日益庞大，直至2004年到达顶峰。风头最盛时，“格林柯尔系”控制了5家上市公司，拥有包括科龙、容声、美菱等多个冰箱品牌。“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钱”“钱不是问题，只要有好的项目，我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顾雏军当年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2004年，顾雏军成功登上“胡润资本控制50强”。 “郎顾之争”改变命运轨迹 疾进的顾雏军随后被曝在操作方式上问题颇多，其资金亦不足以完成整个布局。
2004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质疑并揭露了顾雏军相关财务造假问题。 郎咸平说顾雏军的招数为“七板斧”：在收购还没有完成时事先进入董事会，掌控公司，免除原有大股东债务，操作财务数据制造巨亏，收购后再扭亏，接着并购其他公司。 “借鸡生蛋”的方法使得顾雏军处于风口浪尖，并由此引发了民企参与国企重组问题的大讨论，“在国退民进中狂欢”的说法一时喧嚣，而这也引来了监管层的关注。 2005年4月，因格林柯尔涉嫌挪用科龙电器资金，湖北、江苏、安徽、广东四省证监会联合工作组进驻科龙电器；一个月后，科龙电器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2006年6月15日，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顾雏军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同时认定顾雏军为永久性市场禁入者。 在这期间的2005年7月，顾雏军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带走，随后包括其在内的9名科龙及格林柯尔高管因涉嫌虚假出资、虚假财务报表、挪用资产和职务侵占等罪名被警方正式拘捕。 顾雏军被拘捕一年多后的2006年9月11日，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向佛山市中院提起公诉，指控顾雏军等人犯虚报注册资本罪、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 2008年1月，广东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顾雏军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和挪用资金三项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680万元。一审判决后，顾雏军提出上诉；2009年3月2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宣判，维持一审判决。 被拘捕后，顾雏军所控制的上市公司也纷纷出现变故。美菱电器、科龙空调相继于2006年1月、4月发生控股权变更，四川长虹和海信空调分别成为上述两家上市公司的新控股股东，亚星客车则于2006年7月被前母公司亚星集团从格林柯尔手中回购股份，并在2011年9月进入潍柴集团，成为潍柴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而顾雏军创立的格林柯尔则在登陆香港创业板7年后的2007年正式退市。 襄阳轴承于顾雏军被捕后的1个月发布公告称，襄阳轴承第一大股东襄阳汽车轴承集团已向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致函，要求解除与其的股份转让合同，原因为“因合同规定的履约条件发生实质性变化，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6年多司法申诉之路 虽然顾雏军于2012年9月6日提前获释出狱，但其在2005年已开始被拘留，据此计算，其实际执行刑期为7年左右。8天后，顾雏军高调出现在公众面前，其在北京召开见面会，称其因伪造的罪证和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了7年，并举报三名前官员和一名在任官员贪腐。
针对顾雏军举报证监会前官员，当天晚间证监会表示，注意到该举报并欢迎监督。证监会同时表示，各方应为自己的言行担责。 顾雏军在发布会上宣称自己完全无罪，当年法院的判决存在枉法行为，是受到了来自证监会以及广东省某些官员的压力，而这些官员与美的公司之间存在利益输送嫌疑。顾雏军称，美的当时是觊觎自己手中的科龙，“想通过买通官员的手段来达到零成本收购科龙的目的。” 美的随后表示，顾雏军对公司的有关言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通过捏造事实并向社会散布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到本公司的名誉，公司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随后，顾雏军开始了自己的司法申诉之路。2014年1月17日，顾雏军提出不服二审判决的申诉获得广东高院受理，广东高院将对是否符合再审立案条件进行审查，这是顾雏军出狱一年多后在谋求“平反”路上取得的首个实质性进展。 当时，面对记者提问“那你的个人职业生涯呢？如果平反了，会东山再起吗？”顾雏军回应称“第一步先是平反，没有平反什么都是瞎掰的”。 2015年6月，顾雏军提出行政公开申请，申请公开2005年证监会对科龙电器启动立案调查程序的主席办公会议参会人员名单、会议表决内容、会议纪要、立案调查理由及立案调查结论等文件。同时，他还申请公开2004年12月1日广东监管局向科龙电器出具《关于对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信息进行自查的通知》中第一项所涉“未结清保函，金融机构：广东发展银行第二营业部，金额：27691.47万美元”的保函出具时间、来源、内容、被担保人信息等。 当时，顾雏军的助理表示，中国证监会及广东证监局以“国家机密”或“内部操作规范”为由，拒绝支持上述申请。“我们认为需要公开，但是他们不公开，我们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半年后，顾雏军起诉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开信息的三个案件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立案；2年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中国证监会向其公开《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并在法定期限内向顾雏军公开其在2005年对科龙电器启动立案调查程序的主席办公会议的立案调查理由、立案调查结论、会议举行时间、参会人员名单、会议内容、会议表决内容、会议纪要。 在起诉证监会的同时，顾雏军还于2015年7月起诉海信科龙、青岛海信、海信集团等8被告，要求八被告赔偿他及格林柯尔系公司直接经济损失至少489.61亿元；2015年10月21日，广东高法作出终审裁定，驳回顾雏军的相关上诉。 在与证监会的诉讼胜诉后不久，2017年12月28日，最高法宣布直接提审张文中案和顾雏军案两起重大涉产权案件，而物美创始人张文中已于2018年5月被改判无罪，并依法返还追缴的罚金和财产。 2018年6月13日至14日，最高法在位于深圳的第一巡回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经过近2天的庭审，法庭宣布案件将择期宣判。 在法庭辩论阶段，检辩双方对案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顾雏军等及其辩护人均认为各原审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要求依法改判无罪。 10个月后的2019年4月10日，顾雏军等来了最高法对案件再审的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原判以挪用资金罪对张宏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均宣告无罪。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原审认定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在申请顺德格林柯尔变更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以6.6亿元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出资的事实存在，但该行为系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事项的延续，未造成严重后果，且相关法律在原审时已进行修改，使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由原来的55%降低至5%，故顾雏军等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原审认定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将虚增利润编入财会报告予以披露的事实存在，对其违法行为可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但由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已造成刑法规定的“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不应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原审认定顾雏军、姜宝军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给扬州格林柯尔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不应按犯罪处理，但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顾雏军、张宏的行为均已构成挪用资金罪，且挪用数额巨大。鉴于挪用资金时间较短，且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依法可对顾雏军、张宏从宽处罚。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作出上述判决。 “我百分之一万会无罪” “郎咸平欠我一份道歉” 新闻发布后，腾讯新闻《原子智库》陈兴杰独家对话顾雏军，对案件重审过程、昔日的“郎顾之争”及他未来的机会一一作了回应。以下是采访的正文： 原子智库：感谢顾总接受我们的采访。第一个话题，最高法直接提审、再审您的案件。您认为直接的原因是什么？ 顾雏军：我坐牢出来后就在喊冤。那时我认为我的案子非常简单，根本就是一个冤案。我认为只要我喊冤案，把真相喊出去，就没有问题，马上就会宣判。已经五年过去，这一次突然被最高法提审，出乎我意料。说老实话，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因为这么长时间，我已经感觉到有点疲了，我喊了很长时间，到现在为止，我基本上也不怎么喊。这个案件能够被提审，我认为是我们党全面依法治国，在十九大以后到了非常高的高度。十九大召开以后，到现在到我的案子提审，也就两个月时间。在中央强大的执行力度下，才有了这次平反。 原子智库：12月22日，北京市一中院发布两个行政判决，主要是针对您在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诉。您要求就当年证监会对科龙案发起证券期货案件调查的规则，要求必须公开；另一个是要求2005年对科龙案调查的细节必须公开。（事件背景：2017年12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责令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向顾雏军公开2002年《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另一份判决则要求，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向顾雏军公开其在2005年对科龙电器启动立案调查程序的主席办公会议内容。这两份被判决被认为是拉开了顾雏军案重审的序幕。） 顾雏军：这个案子非常简单。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这个规则肯定要要公开。它的1999年版本网上随时可以查，我都可以打出来。随后的2007年版本也公开，网上也有，唯独2002年的版本不公开，为什么？这个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就是拿来惩罚上市公司。你制定了一个规则惩罚上市公司，却不让上市公司知道规则，这是很荒唐的事儿。2017年1月，当时法官明确说，他也认为要公开，因为是依据这条规则才启动对科龙立案程序。 原子智库：这两份信息公开，对于推动案件实质性进展，会起到什么作用？ 顾雏军：我为什么要他们公开这两点？一个是：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有一条，对上市公司立案调查，必须要主席办公会全票通过。公开以后我就要求公开主席办公会议内容，根据什么对科龙立案的，立案决议，参加的人员，表决的情况，这些就要公开。公开第一个调查规则，就会知道主席办公会全票通过，才能对一个上市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原子智库：得到北京市一中院支持，是否意味着您知道肯定会等来最高法的提审？ 顾雏军：这是必然的。你想，一中院要求证券会向我公布这两条。 原子智库：相当于为后期再审铺平道路？ 顾雏军：不完全是。这跟刑事案没有直接关系，但它是刑事案的导火索。用一个虚假的2.76亿美金对科龙立案调查，因为这是虚假的，所以不敢通过主席办公会，而是走另一个违规渠道。主席办公会是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明确规定的，不按照这规定来执行，往轻了说是违规，往重了说是违法。 原子智库：当年案件起因，您在很多报道说，把好东西亮给别人看，才有了这场牢狱之灾。这是怎么回事？ 顾雏军：这是我感觉非常后悔的一件事。当时科龙连续两年巨额亏损，就要找人们买。一开始不是找我，一开始找的是香港著名富豪郭鹤年。郭鹤年没有买，最后才找到我，我买的这家公司。在我的手上，三年时间我把它的销售额由35亿做到128亿，把税收由1.7个亿做到5.6个亿，我做得很成功。就在当时，我犯了一个错误。 原子智库：什么错误？ 顾雏军：当时广东省要搞大佛山地区，要把顺德重新划回佛山一个区，原来的领导提升就走了，派了佛山市副市长来继任顺德书记的位子。他到我们科龙例行走一圈，我那天多说了一句话，这就是整个案子的起源。我说，科龙现在税收重回顺德第一。他觉得很奇怪，他说美的销售额是300多个亿，你们才100多个亿，税收怎么可能超过美的。 当时我说，科龙税收重回顺德第一，是顺德区政府给我们发的锦旗，所以要顺德区政府来解释这个事情。当时在场一个副局长说，美的集团是把原材料采购公司的东西卖给配件公司做一次销售，配件公司的配件卖给组装算一次销售，组装厂卖给营销公司再算一次销售，他们报三百亿销售，跟科龙报法不一样。科龙30个亿销售额报到这边，销售额是280亿。科龙报的是一次销售，所以科龙交的税收在顺德最大是合理的。 原子智库：也就是说，您泄露科龙的家底，引起别人觊觎？ 顾雏军：他那时终于明白，科龙是非常优秀的公司。他们为抢夺科龙的股权，伪造一份2.76亿美金保函。保函说，科龙给格林柯尔担保了2.76亿美金。当时我感觉到这是很大的事情。科龙当时的净资产28个亿，如果有2.76亿美金保函——那时候是8.3汇率——就是23个亿元，这样的话对公司太危险。第二天我就到广发银行调查，广发银行给我们开出证明，没有这个保函。我给广东证券写了一封信，附了广发银行盖公章的证明，不存在这份保函。有人把我的这份证明藏住，仍然以伪造2.76亿美金保函的事情上报。没有通过证监会严格的调查程序，没有开主席办公会，就有人签字对我立案调查。 原子智库：您当年背负三个罪名，第一个是虚报注册资本，第二个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第三个是挪用资金。您觉得这三个罪名哪一个最有可能率先被推翻？ 顾雏军：三个罪名同时推翻，没有一个可能不被推翻。所有都是虚假的。这个案子所有的法官，当时都认为是判不了，没有罪。现在这一次再审，百分之一万会无罪。哪怕是一个有法律知识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都会说出来他无罪，不可能证明我有一个罪名成立。 原子智库：你希望的平反目标是什么？把科龙股份股权全部拿回来？ 顾雏军：我的目标是三个罪名完全推翻，把这次冤假错案的起因和真相具体弄清楚。2016年8月30日，中央深改组在关于平等保护产权的文件中是这么说，要纠正和征批一批侵犯产权的这样的一些冤假错案，同时要剖析一批冤假错案。我相信我这个冤假错案被纠正之后肯定会剖析，为什么产生这个冤假错案。中央提出“两个一批”，要纠正一批、剖析一批冤假错案。 原子智库：审判结果没有达到您的预期，您接下来会怎么做？ 顾雏军：第一个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假设是不存在的。我的案子必须翻过来，当年制造这件冤假错案的贪官污吏必须受到惩罚。一定会看到这一天，我等了12年，等到这一天。 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让进入再审程序，拖你。你看这么长时间，并没有给我驳回，为什么？是不能驳回，这是个冤案。我从2014年1月17日被立案再审，每三个月拖一次，拖了16次。刑事诉讼法规定必须是三个月审期，顶多再拖三个月。现在已经拖了16次，所以现在必须进入再审的时候。 原子智库：2004年到2005年，舆论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是国有资产流失。郎咸平所掀起的这个话题，对您当年收购科龙这个过程，以及其它的并购案有非常多的质疑，就认为是左手倒右手的这么一个资本游戏。 顾雏军：我现在跟你重复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接受媒体采访也讲过。 郎咸平在我2002年，我入驻科龙之后，他在香港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因为科龙已经ST，我拿一块工资，我每个月拿一块工资，他在香港媒体上发了一篇文章，吹捧我是负责任的企业家。然后他拿着这篇文章，到我香港公司来，跟我的香港公司职员说，你看我写你们老板一个很好的文章。我们的人当时请他吃了一顿饭。从此他就跟我，借我的两地牌奔驰车，每个周末他都借。 突然有一天，他发表一篇文章（攻击我）。我感到很吃惊。我不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他借我的车总是欠我一份人情，我虽然没有给他钱，但是我借车给他这总是一个人情吧。郎咸平如果不是拿到了别人的钱，你会来骂我吗？而且都是无中生有的骂我。他对我收购科龙的故事很了解，他写过文章来赞扬我。然后几乎每周末都跟我的司机在一块，他肯定了解我们是怎么收购科龙。 郎咸平是一个邪恶的人，这一点我2012年就这么说，我现在仍然这么说。而且我根本不在乎他来告我，我正准备等他来告我，所以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敢这么说。 原子智库：您认为跟当时的讨论环境没有什么关系吗？ 顾雏军：他就是有人拿钱让他去弄这个事儿。就是为了抓我进去坐牢，跟他攻击张瑞敏和李东升没有关系。他攻击他们，所以就是拿他们陪衬我，所以他攻击他们说得也是很平淡，他攻击我，说得很邪恶，所以我必须告他。 原子智库：您是说，当年他在复旦讲国进民退的演讲，举了李东升、张瑞敏还有您的例子，他实际上的目标是指向你是吗？ 顾雏军：对。他并没有怎么攻击张瑞敏和李东升，攻击我用了很邪恶的语气，所以我绝对不会饶过他。 原子智库：所以您当时就回应了。 顾雏军：不是回应，我这个人是眼睛容不得沙子。为什么你攻击我，我不回应，我不告你？告他是我自有的权利。如果不是我去坐牢，我肯定会告赢他。 原子智库：他的演讲在当时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很多人站在郎咸平这一边。 顾雏军：郎咸平利用我的坐牢，成就了他自己好像是小股东的代言人的形象，或者捍卫者的形象。我真的对这段历史表示非常大的遗憾。实际上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份道歉。 原子智库：郎咸平获得那么多人支持。且不说他是否代表民众利益，能否说他反映了某种情绪的共鸣？ 顾雏军：我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他在操纵一些东西。操纵东西总有那么几人跟着起哄，我并不认为跟着起哄的人有多大视野，或者多大浪潮或者思潮。我认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对国企改制持肯定的态度。党中央的文件也是肯定的。党中央的方针和政策，仍然是要搞混合所有制，让各种所有制成份进来，这一点是一贯的，没有变化。 所以我认为，郎咸平的操纵只是使他个人得到比较大的好处，有了知名度。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是随大流的，那些人并不真懂经济学，也并不真懂中国经济的一些问题，他们只是随大流。郎咸平利用社会文明走到一步，把自己打扮成明星经济学家，他成功了。他是学微观经济的，理论上他该对有企业更多了解，但是我觉得他对企业的了解，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不认为他代表了什么，或者赢得什么，我更多认为他操弄了什么，赢得了更多个人的好处。 原子智库：这一次最高法宣布，对三起产权争议案再审，其中两起是直接发起提审。除了您这一起案件，另一起是物美的张文中案，您认为，您的案子跟他有可比性吗？ 顾雏军：我对他的案子完全不了解。这几年我只关注我的案子，我对别的事情也没有去关注。你也知道，我这几年就是到处喊冤，到处希望能平反，至于他的案子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我相信能进入再审，就表明案子有问题，没有问题是不会再审的，应该是驳回。 原子智库：很多人认为，黄光裕你看他进去那么多年，他的企业国美虽然落伍，但是屹立不倒，还在发展。格林柯尔系基本上已经解体，或者说是被其他企业所拿走。您怎么看？ 顾雏军：第一，我这个企业被人家抢走，不是拿走了。我在别的上市公司的股权，还有我拥有的财产并没有走拍卖程序，就只是拿走而已。我不想去跟别人比较，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民营企业家不一样。我作为一个上京赶考的举人，我要走夜路，我没有错，我不能说我不走夜路。但是我碰到三个恶鬼，我也没有办法，他本来就是在那儿打家劫舍的，只不过撞上我了，所以不存在我有什么责任，或者有什么错误。 原子智库：您是2012年出狱，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什么样？ 顾雏军：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平反，这是第一要务。十个月时间我写了一本书叫《引资购商》所有书店都能买得到。我现在正在写第二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世界制造业规模化的历程和展望》，我正在写第二本书。 原子智库：您现在也是每天上班吗？ 顾雏军：没有，我是在上班，但是我是一个顾问性质，所以并不要每天都上班。 原子智库：您有没有再战商场的计划？ 顾雏军：一个人不被平反，这个有罪的人，出战商场，那就是一个鬼话，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也许有的人水平比我高，他们能以戴罪之身，重战江湖。但是我认为，首先要平反，平反以后，那我该干什么，我自然会选择。至少现在为止，我已经写了一本书，评价我自认为还不错。我正在出第二本书，这本书我认为也很有价值。美国制造业已经规模化了，中国也会走这一步，日本现在走了百分之六七十。 原子智库：您现在还非常关注制造业这一块？ 顾雏军：对，我就关注制造业，因为对我来说，我的强项就是对制造业比较了解，毕竟我当年管过五家上市公司都是制造业。制造业这方面，我肯定是比较明白。说老实话，我当年花过很多功夫，探讨过各种事儿，所以最后做得也很成功。我的格林柯尔集团被人抢走，我想它被抢走的原因，是因为它很好，才被人抢走。如果它是一个垃圾，就没有人抢。我用三年的时间，把中国几家上市公司做得非常成功，所以我有资格对制造业的规模化，或制造业转型升级说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希望对大家有借鉴的作用。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工作。至于平反以后，我再一次经商，我也会做制造业。 原子智库：会做白色家电吗？这个是你的老本行。 顾雏军：未必，但是会做制造业。 原子智库：您怎么看现在的白色家电？ 顾雏军：我上次写了一本书，说了一句话，不仅仅是白色家电，中国家电最终只会残留三家企业。 原子智库：是哪三家？ 顾雏军：哪三家企业，现在都有可能，好几家企业有可能。但真正最后是哪三家，我们不知道。我认为，中国超过三家是不合理的。等五年看看，可能白色家电，或者家电，包括黑色家电，也许就三家。超过三家，理论上讲是不合理，这就是我现在讲的规模化的概念。我们以前如雷贯耳的日本制造业企业，现在都很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如何异军突起，就是我这本书里面写的。 原子智库：您认为现在出狱或说平反后的心态，对于思考中国制造业，有什么样优势？或者有什么区别？ 顾雏军：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我现在更能以一个学者身份，或者旁观者的身份来思考。我不想把我打扮成一个经济学家，我觉得我就是制造业的旁观者。这五年时间，包括这十二年，我都在制造业之外，在看着制造业。作为以前制造业的企业家，我现在作为旁观者，我也许有一点旁观者清的状态，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一件事情，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 原子智库：您现在跟中国企业家群体联系多吗？ 顾雏军：以前的朋友总有联系，但是我也没跟现在互联网企业家有什么联系。他们以前不是我们这个圈子的，他们的圈子，显然我也不熟悉。我也不想让我进入到那个圈子。我只想走制造业，无论如何，我可能比较了解制造业。 原子智库：您对互联网及现在新兴的电商了解多吗？ 顾雏军：肯定要了解，因为你生活在电商和互联网之中，现在的生活离不开互联网。这跟十二年以前不一样。十二年以前，互联网才刚刚开始，这十二年之间，互联网已经铺天盖地到这种程度，成为生活中绝不可少的部分，可见秩序的力量无比强大。你可以不搞互联网，但是你不能不在互联网之中。我这五年也花功夫了解它，但并不意味着我会搞互联网，就是这么简单。 依法治国对行监管部门是个警钟 此次再审有三个看点： 一、中国民营企业家将迎来相对友好的政商关系时期。 最风光时，顾雏军被称为“超级掮客”“职业说谎家”。他手下的格林柯尔上市时，得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的“背书”，收购科隆时，得到了农业部一司长的“搭线”。他举报的，也是时任广东证监局局长刘兴强、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和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 最高法直指“产权保护”，全程累计30小时的图文直播，向社会传递依法治国的正能量。以顾案为标杆，大大小小的“平反”或将排队开启。 北大教授周其仁早年点评顾雏军的案子时，认为其“根子在于产权体制。（80年代）市场竞争压力使企业的控制权落在企业家手里，但原先的体制不承认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合法权利。”科龙的创始人潘宁遇到这个问题，后来的顾雏军也是碰到这个问题。 在2004年前后，中国民营企业家陷入集体低潮，科龙的顾雏军、铁本的戴国芳、华晨的仰融等也先后出事。顾原审获罪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和民间投资断崖式下跌的起点，是产权纷争和“民退国进”的标志事件。 早在2017年9月，中央就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提出“及时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12月，最高法发布消息：再审三起重大的涉产权案件，包括物美创始人张文中案、格林柯尔创始人顾雏军案、牧羊案。 但民营企业家的再一次集体低潮，还是出现在2018年左右，“离场论”的叫喊，民营经济再次跌入冰点。随后，2018年11月的“民营企业座谈会”才发放了定心丸。 现在，最高法的原则是“疑罪从无”，凡属于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案件，一律做无罪处理。 二、新产权变革正在开启，需要把旧账算清楚，错误不犯第二次。 改革历史上，中国掀起过几轮产权清晰化运动，很多企业家在企业和政府的博弈中相继陨落，典型的如健力宝的李经纬，红塔山的褚时健，还有上述几人。 当然，国有资产流失伴随其中，一大批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流水线式的生产出来，造成了中国后来的诸多政治风险和社会分化问题。 当年，顾雏军坐拥中国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旗下有科龙、容声、美菱这样的品牌，是中国制造的先行者。虽然顾雏军案的原审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种种说不清的利益纠葛，但终究给这个产业、当地经济造成了创伤。 远了看，最高法16年下发《关于依法甄别和纠正涉产权错案冤案的工作方案》和《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在顾这个旧案上，取得标志性成效。 近了看，同在广东的格力电器成为中国制造的代表，近期成为混改的标杆，珠海国资委战略性减持格力电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向管资本转变，被称为混改3.0。这个过程中，有董明珠自身的强势，有各方资金的觊觎，有当地国资的参与，更重要的是，格力优质资产拿出来作为混改的示范，接下来还有大量的国企要混改。 产权制度是成熟市场经济的基石，对其保护有助于增强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感以及干事创业的信心。混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三、对媒体经济学家、利益集团代言人敲个警钟。 2004年，顾案案件的导火索是郎咸平的“定罪”——“侵吞国有资产”。郎咸平抓住为弱者代言这个痛点，赢得了当时很多不明真相人的支持，一战成名。 后来据知情人士透漏，郎、顾反目之前是非常好的朋友，有一次顾雏军给郎咸平的钱没有给到位，崩了。郎咸平当年点名炮轰的企业还有海尔、TCL等诸多巨头，张瑞敏和李东升懂得装聋作哑。顾雏军性格本来孤傲，口无遮拦。 而数十年后，郎咸平也因为P2P集团站台，以及空姐小三事件，人设崩了。自始至终，他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家。 依法治国，对行监管部门也是个警钟。证监会被称为国务院下面最有权势的部门之一，在新主席“敬畏市场”之前，并不那么敬畏手中的权力。2017年12月，北京市一中院责令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向顾雏军公开2002年《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并在法定期限内向顾公开2005年对科龙电器启动立案调查程序的主席办公会议内容。 人民期待制造冤假错案的贪官污吏受到法律的惩罚。试问哪个企业家没有原罪？企业家精神是创造的源泉，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创造就要打破常规，或表现为技术创新，或表现为对法律和道德的突破，或表现为政商关系的巧妙运用。在中国的染缸里，后两者居多，特别是野蛮成长、急剧商业化的年代。 整个经济社会的进步，需要政府的包容性，更需要专家和媒体的建设性。当下，经济学家不应该随波逐流，牛市的影子还没有，就把牛逼吹到了天上。 顾雏军在接受腾讯采访时这么评价郎咸平，说“他是学微观经济的，理论上他该对有企业更多了解，但是我觉得他对企业的了解，根本不值得一提。” 从2000年拥有第一家上市公司至今，顾雏军在资本市场的刀光剑影里5年、在狱中7年、“平反”之路走了6年多，顾雏军会东山再起吗？还是像他在刚出狱时提到的“如若（平反）不成，我就申请出国去做一个物理学教授”。（来源：新京报、金融政智局、原子智库（AtomThinkTank） 作者：林子、肖玮、成府路43爷、陈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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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发展方向确定 未来“抢人大战”将更激烈
【研究员】：wh
探索建立中心城市牵头的都市圈发展协调推进机制。在符合土地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都市圈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地区调剂；健全都市圈商品房供应体系，强化城市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协同。此次都市圈内的用地指标可挂地区调剂、楼市调控政策要协同，也就意味着中心城市的调控政策，在都市圈内的卫星城也要同步实施，同紧同松，避免出现调控乱象。这对都市圈协同发展，是一个很好地补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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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总体要求是，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推进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等，以实现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比重）为59.58%，比2017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与欧美发达国家百分之七八十还有差距，仍具备增长空间。 1亿人落户总目标 抢人大战更激烈 突出抓好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工作，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推进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支持特色小镇有序发展，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 2020年实现1亿人在城市落户，是早已定下的新型城镇化目标。因此，2019年就成为非常关键的一年。 2018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今年再提升1个百分点，即要达到61%。按照2018年增长1个百分点的速度，完成这一目标应该不在话下。这样就能提前一年完成60%城镇化率的目标。 从区域上讲，重点在中西部地区。像河南、四川这样的人口大省也才刚过50%，而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还不足50%，任重道远。 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 这是文件的重点，也是引起媒体热议的一点。 先说下中国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2014年国务院调整了划分标准，将原来的四类调整为五类七档：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虽然接近目标，但城市中很多人都是外来人口，人常住在城市户籍在老家，造成“人户分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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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城市有哪些？按下图标准排名研究院的统计，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有13个，Ⅱ型大城市有65个，城区常住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合计9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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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像青岛、济南、合肥等城市，早已在2017年就提出了“抢人策略”，比官方定调早走了一步，这份文件的出台也算是对各地吸引人才政策的肯定，此后的抢人大战也势必更加激烈。 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也意味着北京、上海的落户条件会有所松动。但说实话，“撵人”的北京落户门槛依旧很高。 此次放宽甚至取消落户限制推进到大城市，意味着过往“铁板一块”的中国户籍制度，再次松动。而人口要素的自由流动，是经济向前发展的一大推动力。 城市公共服务跟不上 人来了也留不住 在随迁子女较多城市加大教育资源供给，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政策；全面推进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提高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线上结算率，推进远程医疗和社区医院高质量发展；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扩面，指导各地区全面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推进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扩面提质；扩大公租房和住房公积金制度向常住人口覆盖范围。 城市的公共服务跟不上，人来了也留不住。文件从教育、医疗、保险、技能培训等方面，做了保障。比如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一直是个难题，政策的调整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公办学校开放能很好的弥补这一点。 在安排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时更多考虑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2019年继续安排中央财政奖励资金支持落户较多地区；全面落实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在安排各地区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时，进一步增加上年度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的权重，探索落户城镇的农村贫困人口在原籍宅基地复垦腾退的建设用地指标由输入地使用；落实中央基建投资安排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城镇倾斜政策，完善财政性建设资金对吸纳贫困人口较多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补助机制。 这算是很明显的“奖励”政策，把三个“奖金”——财政转移支付、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中央基建投资，都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哪里落户的人多，给钱给地，对地方政府来讲，诱惑性十足。从这点看，未来的“抢人口大战”也会更激烈。 成渝城市群地位上升 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扎实开展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跟踪评估，研究提出支持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长极；有序推动哈长、长江中游、北部湾、中原、关中平原、兰州-西宁、呼包鄂榆等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建立健全城市群协调协商机制；加快出台实施天山北坡、滇中两个边疆城市群发展规划。 在城市群的发展上，文件重点提到11个城市群。其中京津冀、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比较特殊的是成渝城市群，文件单独拿了出来，要“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长极”，意味着这是在三大国家战略之外的第四个重要增长极，对引领西部发展极其关键，可见高层对成渝城市群的重视程度。 据报道，最近四川和重庆正密集对接，召开了多个有关成渝城市群发展战略的研究专题会，两地的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甚至呼吁，成渝城市群要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规划中上升为国家战略。 都市圈协同发展 中小城市要看清现实 探索建立中心城市牵头的都市圈发展协调推进机制。在符合土地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都市圈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地区调剂；健全都市圈商品房供应体系，强化城市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协同。 此次都市圈内的用地指标可挂地区调剂、楼市调控政策要协同，也就意味着中心城市的调控政策，在都市圈内的卫星城也要同步实施，同紧同松，避免出现调控乱象。这对都市圈协同发展，是一个很好地补强作用。 中小城市发展要分类施策，都市圈内和潜力型中小城市要提高产业支撑能力、公共服务品质，促进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稳步增设一批中小城市，落实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设市。 建立规范纠偏机制，逐年开展监测评估，淘汰错用概念的行政建制镇、滥用概念的虚假小镇、缺失投资主体的虚拟小镇。这点也很有意思。发改委明确给出办法，“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言外之意是看清楚现实，人口在收缩，就不要再规划扩建新城了，如何盘活存量人口，激活城市产业和服务，才是未来发展之道。 近年来火热的特色小镇建设上，发改委也提出了纠偏机制，错用概念、虚假小镇、虚拟小镇乱象横行，必须要整治，把特色小镇还原到本来的面貌。 总体看，中国的城镇化路径，依旧沿着“做大做强大城市、中心城市，发展中小城市，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子。其中的巨大红利，首先就给了中心城市及周边城镇，人口落户是仅仅是第一步。 有意思的是，整个文件对房地产提的不多。但不少人还是认为，这是对楼市的利好政策。放宽落户限制，一方面能完成城镇化目标，另一方面，变相松绑了楼市限购，去了库存，可谓皆大欢喜。不管如何，户籍制度的进一步突破，对中国城市的发展，都是有利无害的。 诸多措施直接影响二三线城市 此次诸多措施，直接影响的是二三线城市，将进一步松绑落户限制，降低落户门槛。 今年1月24日，根据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出版的《2017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显示，城区人口100万~300万城市中包含省会的城市包括太原市、呼和浩特市、合肥市、福州市、南宁市、海口市、贵阳市、拉萨市、兰州市、西宁市、银川市和乌鲁木齐等城市，这意味着这些城市落户限制将全面取消。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此次发改委明确2019年城镇化发展的任务，部分政策具有突破性，对2019年城镇化发展及相关楼市发展都有比较直接的影响。此次政策或会强化各地人才落户等相关政策，对于购房需求等影响比较大，且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针对不同城市的落户政策，积极推进了全面放宽的导向。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实际上包括各类地级市后续落户政策将完全放开。 而城区常住人口在300万~500万城市包括长春、哈尔滨、济南等，将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政策。对于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下的大城市全面放宽落户政策，或意味着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刺激的鼓励措施，各类购房和租房发放补贴等。 而城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超大特大城市则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和南京等，这些城市中尤其以北京和上海的落户条件最苛刻，属于超大城市中落户最难的城市。 严跃进认为，这是政策有较大突破的地方。此前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比较紧，此次有所调整，明确了要把社保和居住证等作为落户的主要因素，有助于一些工作时间长、有比较稳定就业机会群体的人落户的，体现了公平性和政策导向。此外，此次政策对城市群发展有较为明显的导向，尤其是对成渝城市群、哈长、长江中游、北部湾、中原、关中平原、兰州西宁、呼包鄂榆等城市群的规划力度。从后续成长性看，对于长江中游及关中平原，或是后续可以重点关注的区域，即地产企业可以关注此类区域从相对低成本的土地和较高的土地增值机会。（来源：米筐投资、券商中国 作者：老船长、仰山）
人口争夺赢家早就注定 中小城市的苦日子刚开始
【研究员】：wh
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9.6%，离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还有一定距离，但总体上也属于中后期了。相对于国外几个世纪的进程，中国的城市化压缩在短短几十年，大城市扩张尚未完成之际，中小城市的收缩完全可能提前到来。在城市化早期，农业人口纷纷转移到城镇，一荣俱荣，大中小城市普遍受益，四五线城市的房价都可能蹿上万元，如今这个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已经过去。
【博览财经特稿】过去一两年来，抢人大战当属区域经济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不久前，石家庄推出的“零门槛落户”政策，更是将它推向新的高度。那么，各个城市的具体成绩如何？ 中小城市的艰难刚刚开始 对部分一二线城市2018年的人口数据进行梳理，常住人口增加最快的十个城市分别是深圳、广州、西安、杭州、成都、重庆、郑州、佛山、长沙和宁波。总体看，人口呈现由北向南流动的态势。
按默认的划分标准，这十个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一二线城市，深圳是特区、重庆是直辖市，其余大部分还是省会。哪怕宁波也还是计划单列市，唯一例外的是佛山，属于普通的地级市。原因很简单，行政等级决定资源配置能力，资源聚集度，又会影响人口流动。 此前一些三四线城市，也跟进推出各类落户优惠政策，试图打破头部城市对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人才的占有。 但如数据所显示，人口争夺的赢家其实早就注定了，一二线城市赢者通吃是逃不掉的规律，中小城市的艰难才刚刚开始。 根据统计结果，去年人口增长超过20万的城市有九个，超30万的有深圳、广州、西安和杭州四个。其中深圳49.83万；广州40.6万；西安过去一年多有近百万新增落户，常住人口增量则在38.7万，杭州是33.8万。 需要指出的是，常住人口的增长量，不等于人口净流入量，后者还要在前者的基础上，减去人口的自然增长。不过各地的出生率、死亡率虽然各不相同，但相差不会太大，常住人口增量基本可以代表一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 在人口向一二线城市汇集的大前提下，一二线城市内部形成明显的分化。 四大一线城市，北京去年常住人口2154.2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6.5万人，在2017年首次负增长之后继续延续；上海增长只有5.45万，减去自然增长数，几乎处于净流出的状态。北京和上海的人口都超过两千万，城市建设和土地供应到达了一定的上限，所以近两年来开始严格控制人口，向外转移疏解部分职能。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广深，依旧处在上升期，落户门槛很松。像深圳本科学历市一级和区一级的落户补贴达到三万。 近两年有广州掉出一线城市的说法，但其实只要它们愿意，户籍大门敞开，在任何时候都不愁就业人口不进来。 一线城市除广深外，西安、杭州、成都、郑州等二线城市则处在第二梯队。这类二线城市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大部分都算得上是强省会，首位度比较高。 西安、武汉和成都不用说，GDP的全省占比都在30%以上，长沙同样也是。郑州和杭州的首位度相对低一些，不过占比都超过了20%。 杭州有如此成绩，一方面源于新经济的产业特色全国一流，另一方面也是和承接了上海的部分转移人口有关。 这种格局不难理解。城市吸引力可以靠落户政策驱动提升，但补贴给得再诱人，人口迁移的主要考量，还是就业机会、薪酬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等反映内功的因素。 而上述省会城市往往是地区发展的重心，是交通枢纽、对外中心，是所在城市群和都市圈的门面和担当，周边的绝大部分资金、技术都汇集于此。 所以看重庆，人口增长有26.63万，但鉴于三千万的人口体量，增长率只有0.9%，远远低于西安、杭州、成都。另一个直辖市天津，增长率同样只有0.2%——它们都缺少省会城市那样辐射到全省范围的腹地。 可见不止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内部，也会形成省会和非省会、直辖市的分野。总体说，二线中的强省会城市，分到的蛋糕更多，将成为未来人口争夺的主要赢家。 收缩可能提前到来：28%的城镇，灯光强度变暗 当然，哪怕内部形成分化，一二线城市整体赢者通吃的实力和地位，仍然要高出一截。它不止体现在人口层面，还体现在地理面积上。 标准排名此前对内地城市建成区面积进行过梳理，近五年面积增长最快的十大城市，分别是成都、天津、重庆、广州、西安、青岛、北京、杭州、兰州、郑州，几乎全是一二线城市。
在一二线城市高歌猛进，进行土地和人口的扩张时，中国的城市化其实还有另一条不为人注意到的线索，那就是收缩型城市正在逐渐增加。那些常住人口增长前列的城市，它们所虹吸的部分人口正是来源于中小城市。 是的，城市也会收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处在城市化后期的欧美发达国家，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美国五大湖的铁锈地带，德国的莱比锡，都曾出现过工厂废弃、商业区空置的现象。 而一份德国研究项目（Shrin king Cities）的调查显示，全球范围内人口超过100万的450个城市和地区，总体上已失去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 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9.6%，离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还有一定距离，但总体上也属于中后期了。相对于国外几个世纪的进程，中国的城市化压缩在短短几十年，大城市扩张尚未完成之际，中小城市的收缩完全可能提前到来。 在城市化早期，农业人口纷纷转移到城镇，一荣俱荣，大中小城市普遍受益，四五线城市的房价都可能蹿上万元，如今这个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已经过去。 一方面生育率持续走低，去年底就业人员总量首次下降。同时老龄化快速袭来，老龄人口以每年接近1000万的速度增加。另一方面，尽管还有大量农民未进城，但受产业升级等因素影响，传统资源型城市和产业低端的地区已开始人口流失。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特别研究员龙瀛此前通过卫星图像检测对比发现，2013到2016年，占比28.4%、数量为938的城镇，灯光强度出现变暗。 而网易数读的一份调查也显示，2010年到2016年633个城市中，有246个出现人口密度的下降。 发改委去年曾下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通知，1亿非户籍，是还可以挖掘的城市化人口增量。 但对中小城市来说，能转移成新市民的农业人口，在过去两年棚改货币化的推动下，其实已经转移得差不多了。哪怕人口回流，回到户籍所在的省会也将会是主流选择。 警惕“高铁幻觉”，三四线城市何去何从 在部分观点看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会导致资源的下沉，实现经济意义上的平权，如近两年三四五线城市的电影银幕数快速增长，电影票价甚至直追北上广。 但其实这是种误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只会让城市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加陡峭。原因很简单，新经济形态高度依赖创新、人才，依赖资本市场。类似的资源优势，只有一二线城市，甚至只有北上深杭才具备。从互联网巨头的地理分布，就能看到这种规律性。 中小城市缺少参与空间的，还有金融产业，如资金总量高度集中少数地区。考虑到互联网和金融等新兴产业代表了未来的潮流，那这意味着以三线为界，一二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在未来将迎来更大的分化。 这个判断会打破很多传统的认知。包括高铁，一度也造成让中小城市迎来春天的错觉，而根据经济学家李迅雷的研究，高铁并没有对沿线城市产生一致性带动影响，相反它和人口积聚呈现出负相关。比如沿江高铁通道沿线，70%的城市出现了常住人口下降。
通达的交通会加速人口、资本的外流，各类市场要素总是往中心地区集聚，全世界的城市发展几乎都逃不掉这个逻辑，否则也不会产生旧金山、纽约、东京湾区这样的庞然大物。 事实上，过去国内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小城市吸收了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以及一二线城市外溢的产业，实现了快速的发展。 城市版图也开始摊大饼式的扩张，哪怕没有实质性的产业支撑，光靠卖地就能撑起一座城市的财源，甚至出现透支未来建设用地指标的情况。 而现在，三线以下城市的扩张脚步已经明显放慢，政策空间也在收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之前发改委出台5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将地铁的审批门槛提高，GDP、人口总量、财政收入不过关的城市，将就此和地铁无缘。 这份文件对一二线城市不构成太大影响，倒是一些三四五线城市的地铁梦得暂时搁浅。作为重要的城市配套基础设施，没有地铁，不仅意味着吸引力下降，更意味少了一个重要的可以为经济做贡献的基建抓手。 在中小城市扩张受阻的前提下，过去发展模式的问题也开始出现。返乡置业降温，给不少地区泼了一碰凉水，以赣州赣县为代表的三四线城市，近期密集出现的楼市降价未遂事件，实实在在地反映出在宏观调控和去库存之间，地方的艰难博弈。 摊大饼失去产业和人口支撑，该卖的土地都卖了，三四五线城市在焦虑的窗口期，一二线城市却是喜笑颜开。 如前所述，一二线城市近几年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张，这种扩张不仅是自然集聚的结果。像成都等城市，新增的城市空间，不都是往外环的自然延伸，而是县改区提供的。 撤县设区空间到顶也不要紧，合肥拆分巢湖，西安代管西咸新区，成都代管简阳，济南吞并莱芜，提供了另一种简单粗暴的扩容模式。这种赢者通吃的能量，三线后的城市当然不具备。 所以在城市化进入中后期，老龄化加速来临，产业升级等系统因素叠加下，基于行政等级和资源吸附能力的巨大差别。以三线为界，中国的城市将开始加速洗牌：一二线继续扩张，三线后的城市出现收缩，将是避免不了的结果。 不过对中小城市来说，收缩未必一定可怕，它完全可以像欧美的中小城镇那样，打造更宜居的生存空间，去服务好规模降低后的市民群体。 所以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城市收缩，而是城市自己没有看到这种收缩的趋势来临，以至于在城市总体规划中，还展现出一种不切实际的人口增长野心。（来源：功夫财经（ID：kongfuf） 作者：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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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饶人 岁月也没饶过香港
【研究员】：wh
香港电影的炽热与繁荣见证了那时候的黄金年代。周星驰有一年一个人就上了十部电影，部部惊人，部部大赚；徐克说自己一天24小时都用来拍电影。但是，更火热的是楼市。1984年到1997年的13年，香港房价最多的楼宇涨了13倍，少的也有8倍，均幅11倍，1991年涨幅36.4%、1992年再涨39.4%、1997年涨了39.5%。
【博览财经特稿】许晋亨生于1962年，今年57岁。再过两个年头，他就60岁了。之后的三年，刘嘉玲也将年至花甲。岁月不饶人，岁月也没有饶过香港。 贵重物业支撑许氏家族奢华生活所有支出 33年前，这位花花公子搬出大浪湾道10号。为了新女友刘嘉玲，他和家族反目。 在祖父许爱周创立的中建企业中，许晋亨没有一官半职，每月只能从家族信托基金支取生活费：200万港币。 很多年，大浪湾道10号的许家大宅都是香港十大豪宅之首，近万平米的建筑独占一山。房子由许晋亨的父亲许世勋早年花费400万港币购地所建，在这一年的估值已过2000万港币。 撮合两人相识的是吴君如，在TVB的大染缸里客串丑角。那时候她和家人居住在半山区北角，一处80平米的两居室。两间卧室，一间父母住，另一间被木板隔成两段，一边是两个弟弟，一边是她和外婆。 更早之前，他们拥挤在“塘西风月”50平米的唐楼里，那里是抽大烟、红灯区、算命先生的蜗居地。 1989年，24岁的吴君如用从TVB赚来的第一桶金在天后庙道买了一套80平米的房子独自居住，300万港币；3年后，她又在三公里外的大坑道买了一套200平米的房子，800万港币。 许晋亨的父亲许世勋是船王许爱周的幼子，在2018年去世前的多数年份里都是中建企业的主席，这是一家船王许爱周于1940年代创立的私人企业，在香港持有近十处贵重物业，全部位于核心地段。直到今天，许氏家族倚仗着这些物业，在长年累月中从源源不断的租客中收取租金，支撑家族奢华生活的所有支出。 上世纪90年代初，和许家一样倚仗物业赚取租金过活的家族在香港已经庞大。后来的一些年，年轻人们叫他们：食利族。 比电影更火热的是楼市 1997年，香港回归。那一年，香港以13445亿元人民币的GDP排名中国第一，比内地第一名到第九名的9座城市GDP总和还高出16亿元，是深圳的10.4倍。亚洲四小龙、世界金融中心、东方好莱坞。 香港电影的炽热与繁荣见证了那时候的黄金年代。周星驰有一年一个人就上了十部电影，部部惊人，部部大赚；徐克说自己一天24小时都用来拍电影。 但是，更火热的是楼市。1984年到1997年的13年，香港房价最多的楼宇涨了13倍，少的也有8倍，均幅11倍，1991年涨幅36.4%、1992年再涨39.4%、1997年涨了39.5%。 香港的十大财团，郭炳湘兄弟、李嘉诚、李兆基、嘉道理家族、汪穗中、郭鹤年、郭令灿、施怀雅、冯国经兄弟、黄延方。十个里面，7个主业为地产及酒店，两个做贸易，只有汪穗中做机电。 四大家族，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无一例外均是地产商。 但是，1997年秋天，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来去自如的外资成批撤出香港，董建华真的推出“八万五”廉价住房计划，房地产一夜坍塌。 房价的快速下跌让香港经济陷入长达几年的通缩，经济低迷陷入恶性循环，硬着陆导致经济长时间都无法恢复活力。直到2003年SARS肆虐结束，香港经历最惨痛的六年。这期间，整个楼市平均下跌六成半，全港超过一半业主成为负资产，跳楼的年轻人时常见诸报端。 但是，绝大部分的香港居民并没有因为负资产而出售手中的自住房，他们节衣缩食，在巨大压力下工作，把月薪的绝大部分用来偿还银行贷款。只要有收入，不到弹尽粮绝，他们都会竭力保住自己的住房。 1995年，吴君如已经厌倦在各种烂片中扮演丑角。她卖掉了手中所有的房子，还借了外债，自导自演拍了一部电影《四面夏娃》。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片子上映一败涂地。吴君如倾家荡产，租了一套50平米的房间讨生活，一切回到原点。 许晋亨和刘嘉玲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持续3年，三年后，他和赌王何鸿燊的女儿何超琼结婚。许先生没有搬回许家大宅，转而租住在家族持有的港岛复式单位中。 只是，随着家族在物业中收取的租金连年增多，许先生每个月的生活费也水涨船高。 “大善政”被指认为“大恶政” 在房价疯狂上涨、持续欣欣向荣的几十年中，整个香港好像只有一个人在着急：董建华。因为他看到，金融危机一爆发，地产和金融同时都崩溃了。 在上任后首年的施政报告中，他就希望带领香港摆脱对单一行业、尤其是地产行业的依赖，他雄心勃勃的提出“八万五建屋计划”。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廉价住宅单位，希望10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他还提出在商贸、旅游、工业、教育上增加投入，大兴改革，尤其是力推兴建科学园，以为香港未来转型打下基础。 而三年后，当巨量的廉价公屋被推向市场时，刚刚从金融海啸中缓过劲来的香港，头一年房价才稍微有回暖起色。此时即应声跳水，转而继续走跌。 于是，三年前这项被全港叫好的“大善政”被指认为房价下跌的“大恶政”。50万有房中产走上街头，抗议香港房价下跌，要求港府救市。 他们打出横幅，怒吼着让董建华滚蛋。 持有大量房产的富人不希望房价下跌，持有一间房子的中产不希望房价下跌，那些只持有四五十平米蜗居的底层民众也不希望房价下跌，而这些人在当时占据了香港的绝大多数。 人心撕掉了遮羞布：他们要的不是便宜的房子，而是只允许自己购买的便宜房子。 终于，2004年冬天，香港房价重新走回了上涨通道。 互联网行业沸腾时代与香港擦肩而过 被逼到墙角的董建华将施政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他雄心壯志地提出了“矽港计划”和“数码港计划”。其中“矽港计划”打算耗资100亿港元发展半导体产业，打造东方硅谷。最重要的打头项目就是建立晶圆厂，而后带动其他相关产业。 当时，从台湾热心赶来的合伙建厂方是张汝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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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听闻消息的全港舆论都警惕起来了，他们连篇累牍的质疑：这是台湾人来香港炒地皮。即便后来张汝京承诺不买只租，建设地点也可以分散，香港人还是游行反对，誓言将张汝京赶出香港。 久拖不决，两年时间，连一块建厂的地都没被批下来。后来，张汝京去了内地的上海，上海市政府举双手欢迎，批准对他前5年免税，后五年减半，土地近乎免租。 中国大陆这才有了后来的中芯国际，不到20年，如今已是中国规模最大、世界排名第四的芯片制造商。 “矽港计划”的搁浅，倒是给了李嘉诚之子李泽楷游说港府的机会。疲于应付金融危机的港府，在未经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把钢线湾一片占地24公顷的临海地产批给李泽楷的盈科拓展，股价沸腾了。 而时过经年，这个当初誓言“要像美国硅谷一样成功的高科技中心”，硬生生被做成了一个以科技之名的地产项目：写字楼、酒店、戏院和商场。 只是，互联网行业的整个沸腾时代都与香港擦肩而过。 后来几年，特区政府又提出了“中药港”计划。希望依靠香港严格规范的质检体系和科研能力寻获机会，但是，终因推进乏力无疾而终。 父辈时代船王们的冒险、尝试与创新创业的勇气，好像被岁月消磨得一干二净，只剩如今的保存财富、图求稳定和论资排辈。 科技创新方面香港总是差那么一点 多少年，香港唯一不变的只有继续上扬的房价，和更加富有的地产商。 2004年SARS退去后，香港房价重新走回上涨通道，直至2015年9月达到最高峰，相比2003年7月，这12年一共上涨424%，年均上涨35%。 在2018年7月前，又足足连续涨28个月。在2018年，香港平均房价28836美元每平米，世界第一。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伦敦17219美元每平米和第三的新加坡16494美元每平米，GDP已超过香港的上海，北京，深圳分别是15323美元，15088美元，131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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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董建华在全世界游说他的“矽港计划”时，内地的马云还在杭州的一处民宅中刚刚创业，马化腾的腾讯团队也只有10人。生死渺茫。 1999年，李泽楷捡来一个超过他父亲的机会，他轻而易举的通过电讯盈科以220万美元购入腾讯20%的股票。但是，时隔不到两年，李泽楷就将所有的腾讯股票以1260万美元卖给南非的MIH控股集团。这些看不到未来的科创企业没能给李泽楷看得见的稳定收入，像他父亲一样，地产行业才是熟门熟路，那是稳稳上升的财富。 那时候，平安、招行银行、顺丰、华为已在深圳已发展了一些年头，但声量微弱。而十几年过去，一个腾讯的市值便已是电讯盈科的百倍，平安已经逆袭成为香港汇丰的第一大股东。 2005年，董建华请辞，北上中央任职。2015年，已经一头白发的董建华说，与新加坡争分夺秒飞奔向前发展相比，香港已经跑输了，“时不我待，在世界发展大潮面前，香港等不起、输不起”。 1997年的香港GDP1773亿美元，新加坡GDP1001亿美元。2017年的香港GDP3414亿美元，新加坡GDP3239亿美元。 2015年，港府终于决定成立创新科技局，筹备投入800亿港币基金，来提升创科的基建，但马化腾说：在科技创新方面，香港总是觉得差那么一点。 2018年，当年一片泥摊的深圳GDP已经超过香港，足足多出4300亿人民币，1997年，她还没有香港的十分之一。 买得起这些豪宅的不再是香港的年轻人 1995年，当吴君如以800多万卖掉房子去拍《四面夏娃》的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此后自己再也买不起香港的房子。 直到今天，她仍与陈可辛租住在浅水湾的三层别墅里。陈可辛说，他们并不是买不起房，而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住房其实是买不起的”。 2012年，一个叫“傲璇”的项目落成时，开发商夸下海口，说这些由明星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公寓将成为香港乃至全世界最昂贵的豪宅。 仅仅一年后，这项记录就被打破，随后被打破的时间越来越短；2017年，港岛聂歌信山道的一处公寓卖出了每平米142万人民币。 只是，买得起这些豪宅的不再是那些香港的年轻人，而更多是从泥泞、九死一生中走出来的内地富豪。 2018年冬天，56岁的张学友在北京五棵松开了一场演唱会，卖力热舞后他坐在横栏边喘着粗气，说这可能是他今生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唱会。 两个礼拜后，同龄的刘德华也终于唱不动了了，声音嘶哑的他难过得泪洒现场。
写至此敲着脑袋想，这么多年里，在商业、娱乐领域，为什么还是那些老名字？一个年轻的都没有。 早在几年前，李嘉诚和他的事业已经撤离香港，在英格兰，他继续赚取着房子、水和电带来的稳定收益。 许晋亨还是那个花花公子，领着每月的生活费，在经济糟糕的2008年，他用亿元婚宴迎娶李嘉欣。如今娇妻幼子，任凭经济起伏，他旱涝保收。 2018年，他那大浪湾道10号的许家大宅已经超过8亿港币，33年翻了40倍。（来源：雪贝财经（snowfinance666） 作者：贝姐）
过去的辉煌拯救不了当前的没落 又一科技巨头败走中国
【研究员】：wh
从营收到技术，从全球到日本，当前的索尼手机已经成为巨头的亏损包袱。同时，伴随着中国品牌的强势崛起，索尼在智能手机界的话语权已经越来越小。是的，没有看错，又一巨头败走中国；又一个科技巨头即将陨落了。
【博览财经特稿】一边是一连串的新机发布：小米9、华为Mate X、华为P30。一边却是一连串的消失噩耗：酷派倒下、金立破产、锤子贱卖！ 在手机这个快速更迭的行业，我们看到了很多企业的快速崛起，却也见证了无数巨头的黯然滑落。最近，又一曾经金光闪闪、雄风阵阵的手机巨头，黯然落幕！ 过去的辉煌也拯救不了当前的没落 2019年3月28日，索尼正式宣布：关闭北京工厂！（这家1995年投产的北京工厂是索尼在中国唯一的智能手机工厂） 据外媒报道，索尼计划在未来几天关闭其位于北京的智能手机工厂，并将生产转移到位于泰国的工厂。同时，索尼还宣布将在2020年3月前将其智能手机业务的4000名员工裁掉一半。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手机业务亏得太多。索尼最新财报显示，去年四季度，索尼移动部门亏损155亿日元，连续四个季度未曾取得盈利，过去四个季度总计亏损1010亿日元（约合61.9亿元人民币），并预计本财年还将亏损950亿日元。 曾几何时，凭着索尼爱立信的牌子，索尼的手机业务曾经冲高到全球手机销量排行榜单中的前五，而且是以高端品牌之姿位列其中。 但信仰不能为市场充值，过去的辉煌也拯救不了当前的没落。从营收到技术，从全球到日本，当前的索尼手机已经成为巨头的亏损包袱。同时，伴随着中国品牌的强势崛起，索尼在智能手机界的话语权已经越来越小。是的，没有看错，又一巨头败走中国；又一个科技巨头即将陨落了！ 曾经的巨无霸索尼手机，已经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随时有可能从手机市场消失。它倒下的速度如此之快，快得让所有人猝不及防，让所有人心惊肉跳，让所有人扼腕叹息! 马化腾说过：“巨人稍微没跟上形势，就可能倒下。巨人倒下时，体温还是暖的。”这话，就像是为索尼手机而说的！这么一个血淋淋的惨剧，值得所有人警惕！ 索尼对不断变化产业趋势反应迟钝 说起索尼，中国人不会陌生。1946年成立的索尼，曾是乔布斯最崇拜的企业。从游戏、影视、音乐，到电视、手机、录像机…… 其“遍地开花”的产品全都在市场上获得空前的成功，索尼顺势成了世界消费电子行业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 索尼手机也借势红遍了半边天。2001 年，索尼与爱立信合资成立索尼爱立信移动通讯公司。于是，索爱的手机业务得以综合到索尼的音乐、拍照功能和爱立信的通信功能。 索尼爱立信，在当时几乎就是一流拍照与音乐质感的代名词。在当年一众手机还停留在板砖一样的设计、板砖一样的性能时，索尼就已经推出拍照手机，而且还在手机中内置了现在还在流行的滤镜相框功能。 无论是颜值还是性能，索尼都当之无愧当时的潮流，引导了手机在功能机时代在音乐、拍照等方面的潮流。这一招让其业绩扶摇直上，更曾在2007年一度成为市场占有率第三高的品牌。 而在消费电子这样快速更迭的行业中，企业崛起的速度很快，但坠落的速度则更快。索尼手机就是例子！ 当2007年，乔布斯带来了全新智能手机iphone时，索尼竟然熟视无睹，更是一直到 2010 年才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 Android 手机。 另外，在智能手机时代，拍照美颜功能也是一项核心的技术。而索尼，其相机部门，明明拥有强大的可直接影响拍摄质量的CMOS传感器技术，结果却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家手机的拍照效果反倒平平无奇。 至于理由则相当奇葩：索尼相机部门并不想把相机上的拍照技术用在手机上，因为不想让手机跟价值3000英镑的相机有一样体验。 可见，索尼对不断变化产业趋势反应是多么的迟钝。 2011年，索尼决定以10.5亿欧元收购爱立信持有的50%股份，至此索尼爱立信又变成了索尼的全资子公司。但已错过了发展智能手机最佳发展时机的索尼，不仅没有脱颖而出，反而彻底沦落为了小众品牌。 市场份额上，索尼也从全球到亚太再到日本本土迎来了全面的大溃败。 全球范围来看，去年 7 月，索尼手机在美国市场份额为0.3%排名第十，欧洲市场份额为1.8%排名第九，而在印度则干脆跌出了前22名。 亚太市场则更不必多说，自从2009年后华为、小米、OPPO、Vivo等一众中国手机厂商崛起，从性能到价格再到本地化的营销全面压制，索尼的市场份额早已跌出了前十份额。 再看日本本土手机市场的销量，日本2017财年的手机市场上，苹果以43.4%的出货量占据首位，其次是夏普，接下来才是索尼。而在此前，索尼在日本的手机销量还保持着市场第二的份额。 市场的变化，瞬息间风起云涌，十年不到的时间，索尼手机就已经从性能到市场迎来全面的溃败。 商场如战场 如果说处于行业的红利期，只要你的产品和别人稍有不一样的地方，就可以胜出的话，那么，到了行业饱和期，随着消费者越来越理性，如果产品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或是超高的性价比，或是新功能，根本不可能得到消费者的青睐！ 索尼手机未能及时改变思维，技术的保守，高居不下的售价，并不是特别出色的配置，多年不变的设计风格，如此的打法的索尼，恐怕难以改变目前困境。索尼手机还有机会翻盘吗？ 有机会！索尼公司曾一直表示：索尼从未想过放弃手机业务，当前的索尼将以相机功能为主打提升商品竞争力，而未来索尼还将抓住下一次变革的机会来一次彻底的翻身。这次机会指的就是5G。 无可否认，5G时代的到来可能会带来一次手机行业的大洗牌。 在当年的2G、3G、4G兴替以及智能手机崛起的当口，每次都会有一大批巨头跌落，又有一大批企业兴起。诺基亚、摩托罗拉以及索尼等巨头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倒下，而华为、小米、OV等一众国产等品牌则是借着3G与智能手机普及的风口崛起。 那么索尼在5G中翻身的几率有多大呢？ 这很难说，毕竟手机行业并没有常胜将军，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很多时候玩的是出其不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面对着腥风血雨的行业洗礼，眼下的索尼手机，若不能下定决心来场 “壮士断腕”般的变革，就很可能自此被市场彻底的抛弃！ 时代的快速运转，早已经容不下没有快速迭代能力的企业，你不主动颠覆自己，别人就会颠覆你！ 时代抛弃你，真的连一声再见也不会说。 一个企业发展的关键处往往就是那么几步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年代，无数的机会令人心动，一个伟大品牌往往在一瞬间便打造而成；这也是一个冒险的年代，未知的的风险又令每一个人不寒而畏。 在这样一个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江湖里，惶者生存都可能不够，或者只有被迫害妄想狂才能生存。每个企业，每个企业家，必须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肾上腺素喷涌；必须只有忧患、只有担心、只有死亡感。 是的，在这种时代，越是大的企业，越应当集中时间和精力，去辨析各种敏感信号，去洞察战略大势，去绕开陷阱，去把握机遇和促成创新。 一个企业发展的关键处，往往就是那么几步。向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黄昏。 永远记住，没有一种渠道是永恒的，再大的商业帝国也要学会居安思危，更要懂得顺应变革，善变的思维往往比努力重要一百倍！ 如果不顺应时代的潮流，不做出应对之策，即便是再庞大的商业帝国，也不能幸免于难！大智慧财富网--大智慧破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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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5 10:4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