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点评
【本期主编】：WH
《城市格局处在拐点 中国必须正视城市收缩数量快速增加问题》：收缩型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但目前还没有官方认定的定义，国内研究一般把人口持续净流出3年及3年以上的城市认为是收缩型城市。根据2014-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各城市人口数量（以294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发现共有26个城市出现连续3年的人口净流出。从这些城市的分布上看，四川有巴中、内江和广元市三个城市，内蒙古有通辽一个城市，陕西有安康一个城市，其余的21个城市都集中在东三省，其中，黑龙江8个，吉林7个，辽宁6个。当然还有一些城市虽然不是每年都出现人口流失，但总体上来看人口仍然成净流出趋势，比如大庆、佳木斯、乌兰察布、克拉玛依、玉门、大同、吕梁等等。
热点聚焦
中国正经历一场财政体制改革 深刻改变每个人命运轨迹
【研究员】：wh
如果仔细研究1998年以前央行的再贷款，当时大的背景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转变过程。只有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源头，才能把控整个社会的经济的走向，把国内经济带入正轨。在这种大背景下，通过再贷款去进行基础货币投放实际上是央行管理信用货币的一个手段。
【博览财经特稿】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正经历一场伟大的财政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不仅仅会促进实体经济的更迭，也涉及到国家战略的规划，更会深刻的影响和改变你我每个人的命运轨迹。 财政改革与货币投放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如果说货币是血液，那么财政就是这个经济有机体的血管，它们共同组成社会有机体，让资源分布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每一个角落。 所以，经济的运转调控离不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的配合。如果想厘清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必须先要厘清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就是中国货币的投放方式。 我们都知道，现在社会上所谓的钱，绝大部分都是信用货币，或者说广义货币的构成大部分都是由基础货币派生出来的信用货币。而基础货币是整个社会货币的根基。从1985年我国开始有基础货币的统计以来，基础货币的创造与投放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85年-1998年，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方式是央行给商业银行的再贷款； 第二个阶段：1999年-2014年，基础货币的创造主要依靠外汇占款这个渠道； 第三个阶段：2014年至今，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外汇占款占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比重开始下降，央行通过MLF/PSL/SLF等多种货币工具投放基础货币。
如果仔细研究1998年以前央行的再贷款，当时大的背景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转变过程。 只有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源头，才能把控整个社会的经济的走向，把国内经济带入正轨。在这种大背景下，通过再贷款去进行基础货币投放实际上是央行管理信用货币的一个手段。 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大背景，就是财政包干体制。1988年以前，甚至包括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在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的机制下，各地地方政府对投资的动能、GDP的“保争之下”使中央银行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 1998年之后，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外贸企业在国际市场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从此进入到“双顺差”时代（即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都呈现顺差），从此，央行开启以外汇占款为主的模式进行货币投放。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分税制 在上个世界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纵向跟自己比有很大发展。但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整体实力依旧不强，甚至一些地区的温饱问题都还没解决。那如何解决改革初期经济效率低下、发展缓慢的问题呢？ 高层达成的一致就是解放思想、贯彻物质利益。通过放权让利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经济，所以这个时期财政改革的重点就是“建设财政”和“公共财政”。 大家一起努力把蛋糕做大，而这种放权让利也彻底激活了经济。 在初期，财政的根子在于土地，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当年，小岗村粮食大丰收。之后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全国农村推广普及率达到92%。 这种改革开放从农村逐渐延伸到城市。几年后的1980年到1987年，个体户、小老板、万元户的大量诞生都是微观的不能在微观的财政改革所带来的个体经济活跃的时代特征。这就是财政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推动作用。 1994年，中国的财政体制进行了改革。分税制的诞生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新的关系——事权下放、财权上收。之所以进行分税制，追踪溯源，还是当时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比较大。所以，财政放权要率先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只有财政上通过让利放权率先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财政改革先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一个缺口，才能再次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分税制就在这种大背景下诞生了。 而分税制的本质，就是事权到地方、财权到中央，形成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 这样中央才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这也是中国这几十年来高速发展的核心动力。 而地方政府由于财权上交，收入的大头只能依靠土地出让金。而一旦地方财政吃紧，就得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和当地的债务融资。 新时代，新变革 2011年，我国人口刘易斯拐点到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5-65岁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开始出现下降，从2011年的74.5%降至2018年的71.8%。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过去我们靠大量劳动力红利去赚取国际外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所以，过去通过中低端制造业进行出口外贸而产生外汇顺差的大时代也结束了。 这就导致过去央行通过外汇占款而进行基础货币投放的路径遭受到了巨大的阻碍。 2014年之后，央行通过再贷款模式以及提供各种“粉”来临时性的维持基础货币的供应。但是，再贷款模式终究不是真正的基于主权信用的货币发行模式。 主权信用要依靠国债。但中国的国债存量和增长规模目前还无法支撑广义货币的需求。 并且，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日等国家是靠中央政府债务扩张来支撑经济的复苏，而我们的路径是依靠的是地方债务扩张来支撑经济的全面复苏。 所以，地方的债务压力比2008年前要大很多，也正如此，我们才要进行财政体制的改革。
高层的考量 对于高层而言，预防风险的同时，也有很多考量。 第一，财政体制下的各种改革，不能让投机资本兴风作浪。举个微观的产业财政补贴的例子，头几年很多做新能源汽车的公司，之所以做新能源汽车，其实就是想骗财政补贴。 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之前有国家财政补贴和地方财政补贴，并且补贴力度相当高。这种补贴也同时被一些车企当成骗补的漏洞。有些企业甚至拿电瓶车充当新能源汽车进行骗补。 而新的财政改革下，各种财政政策变化下的缝隙都会被投机资本盯上，随时兴风作浪，所以要坚决预防打击，不能让让投机资本兴风作浪。 第二，要控制居民消费及日常用品的物价波动。中国基础货币的锚未来肯定是以国内优质债为主，而国债又是所有债务里的定海神针。国债与财政息息相关，而财政政策其实比货币政策更能引起物价的波动。 国家和老百姓都不希望物价出现巨大波动，这不符合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 第三，即便财政体制改革，也不能让地方过于富裕。不能让一些地方部门太有钱，否则会滋生腐败。最好的办法还是中央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这是中国这些年来高速发展的不二法门。 但是对于百姓诉求多的民生、教育、医疗领域，财政应多提供定向、精准的财政支出。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局限性，没有基础建设的大面积铺开，城镇化也不会有这么快的发展。所以，每次在财政体制上的改革，都需要有人往前冲。 四十年前，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牢笼里挣脱出来，不是简单一句“撸起袖子好好干”就能随便成功的。 从前期的统一思想和整顿各种债，到税制改革和全面建立社保，再到近年来供给侧改革和一带一路。每一个任务都是攻坚战，没有哪个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 每个改革都要有人排除万难，攻克各种难关向前推进的。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魄力，也就不会有中国这四十年来经济的突飞猛进。 回过头审视过去经历的种种改革，虽然都有短痛，但我们要相信，每次改革之后，都是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改革往往孕育着机会，成功的人都是在这种变革中找到了属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拾叶）
政经观察
买房子必须关心城市价值 你的城市是否配上你的预算
【研究员】：wh
3000万以上房产的成交量，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更大。这个区间的豪宅，基本上被上海称霸，共成交了892套，几乎占全国3000万以上豪宅总成交量的近一半，比北京、深圳、广州、杭州四个城市加起来还要多。也就是说，全国每卖出两套3000万以上的房产，就有一套在上海。
【博览财经特稿】买房子首先关心的东西是什么？一座城市的“总价约束”。什么意思？举几个例子。 在鹤岗，相信买个20万以内的房子，终究还是有机会卖得出去的，但如果买个20万以上的，可能要做好无人接盘的准备。 在沈阳，300万以内的房子，风险基本不大，但超过300万的房子，可能要做好砸在手里的准备。 在武汉，500万以内的房子，是有一定二手市场的，但超过500万的豪宅，在二手市场是否卖得动，保留疑问。 在广州，1000万以内的房子，已经全部沦落为普通房产，不用太担心流动性，但1000万以上的房子，几乎只敢买在核心区了。 在京沪，3000万以内的房子，大把人买，但3000万以上的房子，你也需要关心一下这个区间的二手市场。 写到这里，各位已经很明白了，想说的是：你的城市是否配得上你的预算。 简单粗暴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你有1000万的预算，你的选择其实非常少，基本上只有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厦门等城市的房子才配得上你的预算。或说，1000万以上的房子，只有买在这些城市，你才睡得着觉。 除这些城市，其他城市当然也存在千万级以上的房产，但它基本只存在一手市场，不存在二手市场。你可以买，但是否能在二手市场顺利卖出，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来看看克而瑞的一个数据，2018年，中国最优秀的五座城市——北上广深杭，千万级以上的新房，分别卖出去了多少套呢？
如上图所示，千万级以上豪宅，2018年，上海卖了3610套，北京卖了2156套，广州卖了503套，深圳大约2300套，杭州卖了623套。 是不是比想像中要少很多？有钱人似乎没有你想的那么多。以广州为例，实际生活人口超过两千万、经济总量超过两万亿的超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新房，才成交了503套，而2018年一手住宅网签量大约9万套，千万级以上豪宅只占全部成交量的0.56%。 我们没有找到千万级豪宅的二手成交量，但根据经验，千万级以上的豪宅，一手成交量是比二手市场要高的。 再来看看3000万以上房产的成交量排名：
3000万以上房产的成交量，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更大。这个区间的豪宅，基本上被上海称霸，共成交了892套，几乎占全国3000万以上豪宅总成交量的近一半，比北京、深圳、广州、杭州四个城市加起来还要多。 也就是说，全国每卖出两套3000万以上的房产，就有一套在上海。3000万以上房产，北京的成交量大约是上海的一半，深圳是北京的一半，广州是深圳的一半，杭州和广州接近。其他城市的成交套数实在太少，就不一一说明了。 以上数据说明，如果你是开发商，想做3000万以上的市场，你几乎只能去到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五个城市。南京、厦门、青岛、苏州、大连也可以去，但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其他城市，打死也别去。 如果你是个人投资者，可能还得去掉广州和杭州，3000万以上的房子，在二手市场还有可观的成交量，估计只有北上深，广州杭州都不行。 再来看看单价10万以上商品住宅的成交套数排名：
数据显示，单价10万以上房产成交较好的也只有上海、深圳、北京三座城市，广州、杭州紧随其后。成都、武汉、西安等中西部网红城市暂时没有出现这个价位的房产。 一向被认为房价较低的广州，无论是10万＋豪宅成交量，还是3000万以上豪宅成交量，其实都仅次于北上深，超过杭州，这说明“广州房价低”，要么是偏见、要么是误会。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三亚这个旅游城市在前两年赫然上榜，显示三亚房产的极高估值，其房价的天花板很高。不过，2018年是海南严控房地产的一年，三亚就没有出现在TOP10了。 写到这里，本文结论已经呼之欲出，买房子必须关心城市价值，必须关心你的城市是否配得上你的预算。有的城市，撑死只能购买20万以内的房子，有的只能购买200万以内，有的只能购买500万以内，有的只能购买1000万以内，也有的城市，几乎没有上限，无论多贵，都不担心卖不出去。 从这个角度，再次窥探出中国城市真实的家底。（来源：城市战争（ID:sunbushu123） 作者：孙不熟）
当制造业成稳定政局与破解危机“良药” “中国制造”何以“后发制人”
【研究员】：wh
在世界诸大国竞相重构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中，过去分工明确有序的全球产业链正在锈结和断裂，以TPP为典型事件的各自为政相互争夺的市场分裂已经烽烟四起，世界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形成空前复杂的裂变局面。此时此刻，勇攀“制造强国”，强悍“大国筋骨”，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复兴的至高使命。
【博览财经特稿】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幡然醒悟，全力重振和抢占先进制造业的大国竞争“制高点”，引发全球范围内实体经济的勃然兴起。 在世界诸大国竞相重构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中，过去分工明确有序的全球产业链正在锈结和断裂，以TPP为典型事件的各自为政相互争夺的市场分裂已经烽烟四起，世界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形成空前复杂的裂变局面。 此时此刻，勇攀“制造强国”，强悍“大国筋骨”，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复兴的至高使命。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实质是什么？ 公元前557年，晋平公元年，晋国中军主帅中行偃在湛阪之战中大败楚军，重振晋国霸业，一举奠定中原地区近半个世纪的和平稳定，晋国步入最后的鼎盛时代。2500年后的1957年，考古人员在山西省侯马市发现了这个时期的晋都新田遗址，在牛村古城南挖掘出一个东周时期的大规模铸铜坊。 在近20万平方米范围内，出土了5万余件铸铜陶范，大到一人多高的编钟，小到空首布（晋国货币），门类繁多一时空前……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贝格力考察了遗址规模、范围及庞大铜器群后说，“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最大的铸造工厂。” 令人惊叹的是，侯马青铜器工厂采用的纹饰，有西周晚期的蟠龙纹，有草原民族的动物搏斗纹，还有中亚、西亚的鹰头狮身带翅怪兽——格里芬。这意味着，比汉朝张骞出塞早400多年，侯马青铜器可能就已远销西域。 这并非最惊奇之处。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历史学院院长雷德侯研究认为，一次浇铸十几吨、数百件，中国青铜器是专业工匠大规模协作的结果，他们发明了模件体系，形成了完善的劳动分工，每个人负责完成其中一项标准化工序，产品在一个生产体系内被极为顺畅而高效地装配生产出来…… 在深入研究了诸如青铜、蚕丝、生漆、陶土和木材等制作的许多中国古代器物和建筑后，雷德侯在其《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一书中写道，“假如一个工厂可以由其体系化的项目，譬如说劳动力的组织、分工、质量控制、系列化加工以及标准化加以定义，那就可以说，青铜器、丝绸或许还有玉器的工厂，早在商代（公元前1650～前1050年）就已出现。” “而且这些工厂已经在探索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亨利•福特为1947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大规模生产”条目，将其定义为，“对应于具动力、精确、经济、系统、持续、速度，还有循环复制之原则的制造业的项目。”雷德侯认为，除去动力差别，福特原则可以适用于3600多年前的商代工厂。 雷德侯的视野像一面透镜，放大出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何以辉煌数千年而不熄的秘密：每一个伟大王朝都依赖于一个庞大而高效的物质生产体系，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实质就是其组织大规模分工协作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 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范围内曾先后出现过三个“全球制造业中心”，无一例外都成为一度主导世界发展方向的发达国家：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 几乎同时，中国GDP占世界比重，自1820年32.9%的顶峰一路滑落，直至1990年触底。而后从1.83%的最低点开始陡峭急升，2018年达到16.1%，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就这一人类史上发展奇观的原动力，也正是中国大规模先进制造能力自鸦片战争之后的沦丧和改革开放之后的重振。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理事会成员小理查德•埃尔克斯，因此将一国对先进制造业的追逐，称之为“为大国的命脉而战”，“在任何市场中，在争夺经济的制高点时，决定胜负的力量通常掌握在控制战略要素的生产者手中，他们不仅影响到技术创新，还影响到贯彻和实施技术创新的能力，即制造产品的能力。” 实体经济“王者归来” 而这个“常识”在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遭到遗弃。伴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扩张，以债券、股票和金融衍生品为主的金融交易指数式膨胀，在封闭的金融领域内部形成天文数字的金融资产名义数量虚拟增值。没有实质商品、劳务和投资基础的虚拟经济，或说脱离甚至排挤实体经济的“以钱生钱”的金融异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全球化现象。 1978年以来，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左右，而国际资本年均增长25%左右。据国际清算银行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0年全球虚拟资产达到50.04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2.19倍；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全球虚拟资产“爆炸”到865.03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4.2倍。 像秃鹫一样肆无忌惮地追逐更高利润的美国华尔街和英国伦敦“金融城”，成为这场“金融大爆炸”的“原爆点”，驱动发达国家竞相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发展，将制造业作为垃圾产业和夕阳产业转移到成本低的东亚发展中国家，本土实体经济呈现“空心化”。美国甚至高达70%的就业人口转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物极必反，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漠视，必然会受到其铁面无情的惩罚。1970～2011年间，与资本狂欢相伴的是，全球发生了147次银行危机。其中，1980年至今，世界经历了6次重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频度和烈度史所罕见。 尤其在最近的两次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系统的核心国家后，《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看到了令其最为恐惧的景象，“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金融危机看起来越来越严重，影响范围越来越遍及全球。”他相信，如果高收入国家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再次遭遇这样一次危机，政府可能因为负债累累而束手无策，任由一场“烈火”烧尽一切。 正是经历了超乎想象的灾难式经济溃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形势出现180度的大逆转：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从束之高阁的“供品”，变成稳定政局与破解危机的“良药”。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发达强健的实体经济是一国应对危机、摆脱困境的关键。”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燕认为，金融偏离实体经济而自我循环，很容易生出金融泡沫，“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之所以至今难以脱身，重要的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的孱弱，包括先进制造能力的退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学界、政界和企业界一致呼吁制造业的本土回归。2009年上台伊始，美国总统奥巴马即以“危机总统”的姿态，高调倡导“重回制造业时代”，相继颁布实施《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从“去工业化”彻底扭转为“再工业化”。 紧跟其后，英国2009年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法国2010年提出工业振兴计划，日本提出发展“领先世界的尖端产业群”，德国提出“工业4.0”的高科技战略计划……一时间“再工业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政策“流行词”，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以“王者归来”的气势重新主宰全球大国经济角逐场。 “逐鹿”先进制造 幸运的是，中国躲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惩罚的直接冲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碚表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中国经济基础和发展战略自始至终没有脱离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实体经济。 这一点，得益于中国领导人对发展实体经济所保持的一贯冷静和笃定。早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在论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时就强调，要“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是中国决策层首次明确提出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党中央后来又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需求导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依靠坚定的国家意志，过去20多年来，尤其是本世纪初加入WTO后，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短短十余年间，中国连续将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甩在身后，并在2011年最终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按照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591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从2004年的8.7%提高至2016年26.2%。按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从2004年13.4%提高至2016年的26.7%，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从2006年的30.1%提高至2016年54.4%，其中2008年贡献率高达157.8%。 然而，此时此刻全球范围内实体经济的突然兴起，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重振制造业、发展高技术产业抢占制高点的战略转型，引发全球诸大国竞相重构经济发展方式。过去分工明确有序的全球产业链正在锈结和断裂，各自为政相互争夺的市场分裂已经烽烟四起，世界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形成空前复杂的裂变局面。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叶连松认为，美欧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绝非发展低端制造业，而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向高端制造发展，企图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尤其加大信息技术对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的渗透融合，重新夺回世界制造业的优势地位。 中国而言，无论如何解读这一进程，有两件事是一望而知的：其一，未来10年将是美欧“再工业化”重建高端制造业的10年，这不但会缩减我国制造业对外出口空间，而且随着贸易摩擦的日益加剧，强烈冲击中国工业制成品对世界其他市场的出口规模；其二，一些世界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围堵对象，已从“中国制造”上升为“中国高端制造”领域。 “行百里者半九十” 《战国策•秦策五》曰，“诗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也。”意喻做事愈接近成功愈困难。在金碚看来，以此来形容四面围堵下的“中国制造”再恰当不过，“中国虽然已经是制造业生产能力世界第一的国家，但不能不清醒认识到，我们离‘制造强国’目标还有相当距离。” 目前，中国制造业仍然没有摆脱“大而不强”的现状，人均工业增加值不及制造业强国美日德的1/3。而且，总体技术水平落后，自主创新能力弱。2017年我国高端芯片进口额2601亿美元，超过当年原油进口额近1000亿美元。 据高通垄断案透露，国内每生产一台CDMA手机，要向美国高通公司交10美元专利费，而几乎所有支持中国新4G标准的高端手机都采用高通芯片。更有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我国优质、低耗的先进工艺普及率不足10%，数控机床、精密设备不足5%，且90%以上的高档数控机床、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5%的集成电路制造设备、80%的石化设备、70%的轿车工业装备，都依赖进口。 同时，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行业，如钢铁、光伏、风力发电等产业，出现了所谓“先进产能”而非“落后产能”的过剩。 中国工业资源能源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仍然有待改善。据测算，2010年，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与此相反，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中国制造处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制造-加工-组装”环节，在消耗大量国内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的同时，所获利益却甚少。如在iPhone这款产品的价值链条中，苹果公司占有了全部价值的75%，而中国装配线上50多万工人仅分得了2%。 李燕认为，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近几年，在外需持续萎缩与内需增势放缓相互叠加，有效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矛盾相互作用下，我国实体经济总体上很不景气，工业发展中面临诸多困难，多数工业企业经营效益出现下滑，大量资本‘脱实入虚’趋势明显，实体经济异化潜在风险加大。”其中，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以致牵动最高层亲自督导，就是最刺耳的警报。 2018年9月，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8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33家金融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10.7万亿元、1.7万亿元，分别占全部企业的15.0%、65.8%。其中，17家银行的净利润为1.4万亿元，占全部企业的43.4%。换言之，占500强企业数3.4%的银行，赚取了500强全部利润的43.4%。 最赚钱的工商银行利润总额为2860亿元，比排名第62强的吉利控股一年的营业收入还要高出100亿元，相当于排名179位的杭钢集团3年的营收。这意味着我国制造业与金融业之间的效益“鸿沟”继续扩大，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倒挂。 中国制造业在“大而未强”时刻，外有强邻环伺，内有“脱实入虚”隐患，何去何从？在李燕看来，自古华山一条路，唯有向上，她强调，“美国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将是砥砺中国制造走向强大的最好‘磨刀石’。” “当一个国家失去制造能力时，同时也在失去创新能力” 今年3月15日，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工厂的产出在今年1月份下降0.5%后，2月份又下降了0.4%。虽然1月份的下滑在很大程度上与汽车产量急剧减少有关，但目前的下滑似乎更广泛，涵盖机械、电子和服装等领域。 这意味着，被美国总统称做事关美国经济健康和中产阶级命运的美国制造业仍然没有真正摆脱衰退阴影，所谓的“美国制造的回归”和“再工业化”还是一个美好的政策愿望。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呈指数不断增加，一个国家要重新进入其已经丧失的基础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成本，需付出的代价将令人不堪重负。”小理查德•埃尔克斯出任过多家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亲身经历了美国过去几十年“去工业化”进程，他看到的现实是，“如果你退出了，也许就再也进不来了。” 近年来，随着后金融危机阵痛不断，美国学界和企业界开始掀起了反思实体经济兴衰机制的研究热潮。许多来自美国制造业第一线的“病理解剖”，正在颠覆西方教科书中关于国家竞争在产业发展领域的政策理论。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加里•皮萨诺和威利•史在其《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中，愤怒地将美国制造业规模的下降归结为一场大型“经济实验”的结果：“这场实验基于以下假设：即使在制造业衰退的情况下，一个发达的经济体仍然可以保持繁荣发展，因为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以及其他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能够填补制造业衰退留下的空缺，并且促使经济运行更加出色。” 于是，如此理论指导下的政界和企业界，一方面认为“制造业是无足轻重的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只需要低技能的工人，而这类资源可以轻松从世界各地获得”；一方面自信地将加工制造业务和技术能力大规模转移和外包。 而美国数十年的“去工业化”过去了，服务贸易所产生的顺差几乎微不足道，相比之下货物贸易逆差却在迅速持续扩大。更惊人的结果发生在过去十年，贸易逆差开始“吞噬”美国竞争力核心的高技术产品，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从1992年的33%下降到2009年的23%，相反一直作为外包对象国的中国则从同期的6%飙升到31%，并一直保持至今。 加里•皮萨诺认为，这完全是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结果，“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大量必需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已经迁往海外。”比如，美国发明了光伏电池大量的基础技术，却在产品制造上止步不前。原因很简单，与光伏电池产业相关的许多技术早已迁至亚洲，美国成立光伏电池生产工厂缺乏供应商和基础设施。 对此，美国政府试图通过财政补贴消除障碍。美国长青太阳能公司从马萨诸塞州获得了5800万美元的补贴以在该州生产光伏电池组件。但即使获得了补贴，长青公司依然缺乏竞争力。2011年初，该公司宣布关闭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工厂，并将剩余生产线迁往东亚。 于是，一个恶性循环顺势形成，“如果每个企业都选择将业务外包给国外的工厂，本土供应商生存将会陷入困境，投资于创新、新技术和员工培训在经济意义上变得不可行。而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不足，反过来造成这些供应商竞争力的下降，这又进一步推动企业将供应链转移至海外。” 正如加里•皮萨诺所言，最终的结果就是，“当一个国家失去制造能力时，同时也在失去创新能力。” 事实上，这还只是问题的开始。伴随着制造业的衰退，曾经创造了全球最庞大中产阶级群体的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也在大幅度萎缩。有跟踪研究发现，在iPod创造的全部4.1万个就业机会中，仅有30个岗位留在了美国。 的确，美国本土的薪酬超过海外的两倍，但英特尔创始人兼首任董事长安德鲁•格罗夫回应说，“像很多人一样，你或许会说，将就业岗位送到国外不是什么大事，因为高附加值的工作、当然也是高利润的工作，依旧留在美国。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里只有高收入人群从事着高收入附加值工作，而绝大多数人都在失业，那将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呢？” “中国制造”何以“后发先至”
引领新时代“工业文明”
（来源：瞭望智库（zhczyj） 作者：王健君、李绍、飞宫超）
三个经济误判导致市场预期混乱 逆周期政策迟早要退
【研究员】：wh
4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与此前公布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季度会议的新闻稿，可以互为印证，大意如下：经济已经超预期企稳，短期进入政策观望期，同时“去杠杆”和“去泡沫”仍然将在不日提上议事日程。政治局会议中关于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而非“周期性”的提法，也意味着强调“逆周期调节”的货币政策已经阶段完成其稳定经济的目的，未来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是大概率事件。
【博览财经特稿】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正当市场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4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犹如一盆冷水，一下子浇灭本已在降温的降准预期。尽管很多人嘴上不愿承认，但货币政策边际收紧的可能性已经明显上升。 4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与此前公布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季度会议的新闻稿，可以互为印证，大意如下：经济已经超预期企稳，短期进入政策观望期，同时“去杠杆”和“去泡沫”仍然将在不日提上议事日程。政治局会议中关于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而非“周期性”的提法，也意味着强调“逆周期调节”的货币政策已经阶段完成其稳定经济的目的，未来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是大概率事件。 从去年下半年中国不断加紧“逆周期”调节以来，市场其实对中国经济政策出现几个误判，而这样的误判也导致目前的政策预期出现混乱。 市场的第一个误判，是认为中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扭转经济颓势。这不仅体现在年初对今年经济展望的异常悲观，也体现在全市场弥漫的对货币政策的失望情绪。这一系列的误判导致年初主要投行纷纷调低对通胀的展望，对“通缩”的担忧占据了市场主流情绪。同时，信贷稍一放量，市场就高呼“不可持续”且“套利盛行”，而信贷略有下滑，却又高呼“经济不稳”并要求“强力降准降息”。这样的一种误判，导致了眼下经济出现企稳、政策开始出现掉头迹象时，市场又想当然地幻想货币政策仍会宽松，并将眼下可能的通胀上升归结为“猪瘟”（意思这仅仅是一次性的外部冲击），甚至认为政策层只是“嘴硬”而已。 与第一个误判相关的，是很多市场参与者低估了中国官方“去杠杆”的决心。平心而论，政治局会议似乎并没有将“去杠杆”放在一个极为突出的位置上，背后当然有各种考虑——比如说不想出现政策的U型反转，以及希望等待更多的数据出台帮助判断等等，但笔者认为，“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判断，可以认为是2016年5月份“权威人士访谈”的观点延续。换句话说，中国已经不再追求高速增长，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只要市场情绪保持稳定，中国官方会主动减小刺激力度，并让经济增速在下半年顺势下滑，以为明年经济增速目标继续下调作好准备。从这个角度说，根据个别数据超预期就调高全年增速预期，可能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未来的经济数据很可能会出现较大的跳跃，市场是否应该继续“随波逐流”呢？ 即使很多经济指标让很多人“看不懂”，相信市场对信贷增速指标的理解并没有太多分歧。从3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水平来看，其同比增速已经达到10.7%，而全年的目标增速为与名义GDP增速相当。目前看，2019年的名义GDP增速很难超过9.5%，而社融增速已经快接近11%，这样的剪刀差事实上意味着货币政策存在着边际性收紧的可能性。 市场对中国经济的第三个误判，是高估了中方促成贸易协议的意愿。事实上，从中方释放的各种信息和信号看，中国不介意与美国继续谈下去，同时中国也做好了各种准备——包括无法达成贸易协议。与此同时，中方已经在多个场合表示，在汇率议题上，中国只可能承诺“不竞争性贬值”，而非愿意承诺“汇率稳定”甚至“升值”。即便如此，市场也仍在坚持中美达成协议意味着人民币将快速升值的观点，这也的确让人费解。 在中美问题上，相信市场早有共识，这不会是一个会在一夜之间化干戈为玉帛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仍会在很长时间内持续。如果认可这样的基本判断，市场也应该清楚，无论中美能否达成贸易协议，都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关系会进入“平稳期”或者“摩擦加剧期”。中美之间的根本利益决定了谁也不会轻易翻脸，同时谁也不会戒掉心防。尽管多数市场人士认可这样的判断，但市场却在贸易战议题上一再走向极端，比如说去年第四季度贸易战最激烈时对于达成贸易协议的前景十分悲观，却又在眼下对中国会作出重大让步以求达成贸易协议的前景异常乐观。在笔者看来，这样的一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的“单边”头寸。 以上的三个误判，导致了眼下的市场预期相对混乱，当然，分析师们的观点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表现，这带来了大家对政策不要过快紧缩的冀望。但事实上，逆周期政策迟早要退出，尤其是经济出现自身企稳信号的时候。极度宽松策的退出事实上也是对经济增长质量本身的一次测试，如果经济本身有韧性，大家没必要对股票市场过度担忧，而如果经济增长与企业盈利之间缺乏良性循环，那么每次上涨和下跌只是在“割韭菜”而已。还是那句话，经济基本面不会在几个月内发生变化，但市场情绪会在隔夜发生逆转。中国的政策一直是希望在增长、债务和杠杆率之间取得平衡，市场的过度解读和误读，及交易头寸对于情绪的干扰，是让很多人深陷政策解读泥潭的根本原因。（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周浩）
新闻视点
城市格局处在拐点 中国必须正视城市收缩数量快速增加问题
【研究员】：wh
中国的城市格局也许正站在一个时代的拐点，过去是主动分散的中小城镇化，未来可能是被动集中的大城市化。从客观看，城镇化的思路不得不变，一边是大城市怎么限都限不住的房价，京沪深房价几乎全球最高已是不争的事实；另一边是部分小城市怎么托都托不住的需求，莱芜被并购绝不是个案，鹤岗房价出现白菜价也不是偶然，城市分化的压力越来越大。
【博览财经特稿】今年初，山东莱芜一不小心登上了头条，这个山东最小的地级市正式被省会济南“并购”。在中国调整行政区划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区划调整的传言，有的是说要升直辖市，有的是说要合并，但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一个成为现实。原因很简单，任何行政区划调整都是一个浩大的系统性工程，光是把所有机构的门牌更换就是一个不小的“菜单成本”。那么，为什么这次传言终于变成现实？ 无非是觉得这么干的收益超过所付出的成本。过去有很多小城市被独立设市，是因为那时要鼓励工业发展，独立决策更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如1992年莱芜从泰安独立出来就是为了支持钢铁行业发展。但现在，随着地方资源的消耗，传统工业的衰落，这些功能型城市已经越来越难支撑一个城市的责任，独立设市不如向大城市靠拢。而对于像济南这样的二线城市来说，也必须把自己做大做强，否则也会在抢人大战中被淘汰。 中国的城市格局也许正站在一个时代的拐点，过去是主动分散的中小城镇化，未来可能是被动集中的大城市化。从客观看，城镇化的思路不得不变，一边是大城市怎么限都限不住的房价，京沪深房价几乎全球最高已是不争的事实；另一边是部分小城市怎么托都托不住的需求，莱芜被并购绝不是个案，鹤岗房价出现白菜价也不是偶然，城市分化的压力越来越大。从主观看，发改委那个看似不经意的文件已经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城镇化思路已经在进行方向性调整：对中小城市，第一次提出“收缩型城市”，对大城市，第一次提出超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户规模”，这可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城市格局。 现实骨感：从26个收缩型城市看城市收缩四大症结 收缩型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但目前还没有官方认定的定义，国内研究一般把人口持续净流出3年及3年以上的城市认为是收缩型城市。根据2014-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各城市人口数量（以294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发现共有26个城市出现连续3年的人口净流出。从这些城市的分布上看，四川有巴中、内江和广元市三个城市，内蒙古有通辽一个城市，陕西有安康一个城市，其余的21个城市都集中在东三省，其中，黑龙江8个，吉林7个，辽宁6个。当然还有一些城市虽然不是每年都出现人口流失，但总体上来看人口仍然成净流出趋势，比如大庆、佳木斯、乌兰察布、克拉玛依、玉门、大同、吕梁等等。 近3年人口持续流出的收缩型城市
*注：人口流失率=近3年流出人口/2014年基期人口数量，部分城市未公布2018年GDP数据，因此统一采用2017年GDP总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2017，WIND，如是金融研究院整理 人口收缩必然导致经济收缩。从经济总量上看，规模超过2000亿以上的只有吉林市1个，规模在1000亿以上的有绥化、齐齐哈尔、松原、锦州、鞍山、通辽6个，其余19个城市经济总量都在1000亿以下。从经济增速上看，除巴中、广元、内江、安康、鹤岗（基数低）以外，其余城市的实际GDP增速均低于全国GDP增速水平，通化市甚至出现实质上的负增长。 从城市收缩的原因看，巴中、广元地处川北秦巴山区，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因而经济发展落后。安康位于陕南地区，处在秦巴山区北侧，由于山区众多，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在陕西排名倒数第四。内江比较特殊，虽然地理位置较好，但是由于产业发展定位反复（从发展糖业到轻工业，再到发展建设建材、仪表工业，最后又回到发展糖业）、战略地位模糊（地处成都重庆中间，定位不清晰，成渝辐射范围又较小），导致经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而东北地区的城市衰落反映了传统老工业基地由于资源枯竭、产业变迁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人口流出的困局。具体来说，收缩性城市可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资源枯竭型城市。 对于东北大部分资源型城市来说，资源枯竭对经济发展的打击是致命的。煤炭、石油、森林等资源的枯竭导致传统支柱型产业无法支撑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净流出严重，房地产需求不振。鹤岗、鸡西、双鸭山、七台河、伊春、大庆、阜新等城市都属于典型的资源枯竭型收缩城市。在东北以外，也有像甘肃玉门、山西吕梁这样的城市，虽然曾经辉煌一时，但现在都面临着资源枯竭后城市发展之困。 鹤岗：煤都的陨落。鹤岗曾是国家重要的煤炭基地之一。鹤岗矿区曾是年产千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矿产区，自1949年以来带动了超过十万人次的就业。但90年代以来，鹤岗的煤炭几乎宣告枯竭。鹤岗唯一的大型企业龙煤鹤岗矿业公司，2014年的煤炭产量只有龙头企业神华集团的10%，负债累累。低迷的房价是当地经济衰退的反映。2017年鹤岗实现GDP282.9亿元，即使在东北也排名倒数第四。人口大规模流出，城市老龄化严重，甚至出现给警察“送房送车”留住年轻人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举措。2017年鹤岗人口100.9万人，与十年前相比人口净流出率达到4.7%，再加上出生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收缩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除鹤岗外，鸡西、双鸭山、七台河四大国有煤矿都面临这样的尴尬境况。现存33个主要矿井已有16个枯竭，被国家批准破产。由于富矿数量日益减少，矿井越钻越深入，煤矿开采成本也在不断升高。鹤岗煤炭开采成本约125元/吨，阜新煤炭开采成本达到118元/吨。鸡西这座“百年煤城”，2013-2015年GDP持续负增长，2016-2017年GDP增速也没有超过1%，经济发展堪忧。还有辽宁阜新，“一五”时期国家156个重点项目有4个能源项目在阜新，但从1991年开始，阜新的矿产资源枯竭变的严重，到2000年，地表沉陷问题给阜新造成的直接与间接损失超过15亿元。2001年开始，东梁矿、海州矿等重点煤矿相继破产，2014-2016年出现GDP连续3年负增长的断崖式下跌。 伊春：林业基地的发展之困。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是我国森林工业的长子，也是我国重要的国有林区和开发最早的森林工业基地，素有“红松故乡”之称。1948年起，伊春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60年来为国家提供优质木材2.4亿立方米，贡献税金和育林基金等300余亿元。在木材开发的繁荣期，也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但由于长期的过量采伐，目前可采林木资源已近枯竭，森工企业危困。2013年，伊春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砍伐，着力产业转型，但也造成人口、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出现了收缩现象。2017年伊春实现GDP267亿元，在黑龙江省垫底。人口约110万人，与2000年相比，15年间减少了10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20%，城市收缩情况愈发严重。 玉门：石油基地的衰败。甘肃玉门曾经是中国的石油重镇，玉门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玉门市的产业体系也紧紧围绕着油田展开。1959年，玉门油田的年原油总产量超140万吨，约占到了全国油气产量的近5成，在最繁荣的时候，居民都以在石油管理局上班为荣，常住人口在20世纪末达到18.5万人。但是，资源城市的弊端也在玉门身上显现出来，曾经年产上百万吨的玉门油田，逐渐下降到了仅有40万吨，石油储量已经渐渐消耗完毕。玉门政府搬迁到新城区后，老城区的人口由原来的13万人到最后只剩下2万人，俨然已成为空城。到2017年，玉门常住人口也只剩下16.6万人，流失了10%左右，城市收缩十分明显。58同城数据显示，现在玉门有78平的房子只需13万元，单价低至1700元左右。也有新闻称曾经老玉门只需2000元就可买下一套70平的房子。除玉门外，大庆、克拉玛依等石油资源型城市也都在面临发展后半场的转型之困。 （二）产业变迁型城市。 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钢铁产业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曾经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高盈利快速发展时期。但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之后，传统制造业发展趋势出现逆转，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需求疲软，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行。制造业从业人数也从2012年开始呈现常态化下降。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面临的产业结构性弊端开始凸显，一些以重化工业为支柱的城市无法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再加上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体制转换有迟滞且成本较高，不得不面临产业衰退和人口外流的双重危机。 鞍山：不能承受的钢铁之重。鞍山是我国重要的钢铁基地，被誉为“钢都”。“新中国钢铁工业从这里开始”，是对鞍钢最好的诠释。上世纪50年代，鞍钢正值意气风发的时代，仅复工四年累计年产量就达到全国64%。1978年，鞍山GDP还在全国前20名以内。但很快，由于生产结构过于单一，世界钢铁竞争越发激烈，钢铁工业的没落导致了鞍山经济的衰退。2015年以来，因为钢铁产业整体业绩不佳，鞍钢在岗工人工资也开始连年下滑，据新闻报道，普通员工工资甚至缩水了50%以上。2016年鞍钢员工减少了近千人，却只招聘了18名应届生。越来越多的职工选择回到家乡或南下创业，鞍山常住人口从2010年的365万人下降到2017年的359万人，GDP排名也掉到了全国100名开外，成为了一座收缩型城市。 本溪也是以钢铁、化学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在1949年初，鞍山、本溪、抚顺甚至成为全国9个直辖市之一，虽然很快被取消，但足见当时这些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的分量。本溪钢铁公司始建于1905年，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钢铁工业企业之一。但由于一家独大，同样面临钢铁产业衰退带来的结构性危机。城市第三产业结构也很单一，加工型企业，物流仓储型企业，信息产业方面都非常薄弱。2016年，本溪GDP同比断崖式下跌了34%，经济体量下降到不足千万，在辽宁省排名倒数第五，十年人口流失率超过5%。 （三）地理偏远型城市。 地理区位对城市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靠近港口、运河、铁路的城市便于对外往来互通；位于大城市群的城市受益于区域协同发展效应；资源丰富的城市可依托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等等。但也有一些城市既不是交通枢纽，又远离大城市群，本身又缺乏资源支撑，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对人口的吸引力最弱。比如内蒙古呼伦贝尔、黑龙江齐齐哈尔等城市，四川的巴中和广元上榜也是因为地理偏远，交通不便导致的。以前巴中坐汽车去成都要12个小时，现在有了高速公路和动车会方便一些，但走成巴高速也要4个多小时。如果坐火车的话，需要先坐2个小时车程的汽车到阆中站，再坐动车到成都也要3个小时，如果坐普通火车总共需要6-7个小时。 齐齐哈尔位于黑龙江西部，北纬45至48度，从地图上看接近中国的最北角。东临大庆市和绥化市，南接吉林省白城市，西靠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北与黑河市、大兴安岭地区接壤。可以发现，齐齐哈尔与周边临近城市都属于收缩城市，当地所处的城市群整体实力弱，再加上冬季寒冷漫长，在铁路网的完善程度上也不及位于黑龙江中部的哈尔滨方便。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坐动车最快要1小时40分钟，如果坐普通列车的话要4个小时左右。从2010年开始，齐齐哈尔就出现明显的人口净流出，截止2017年已经累计流失38万人口。 在临近齐齐哈尔的呼伦贝尔市，有一个县级市根河，地处北纬50度至52度，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根河市是中国最冷的城市之一，年平均气温-5.3℃，历史极端低温-58℃，年封冻期210天以上，有“中国冷极”之称。如果去哈尔滨的话，至少需要中转2次火车，时间需要13-14小时。由于地处偏远，气候寒冷，交通不便，也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收缩城市。从2014-2017年人口流失率达到8%。 地图上看根河和齐齐哈尔比较接近中国最北角
图片来源：公开资料，如是金融研究院 （四）被动虹吸型城市。 由于大城市对周边城市存在虹吸效应，使周边城市人口不断向核心城市涌入。比如北京周边的高碑店，2008年的时候人口还有近60万人，到现在只剩下54万人左右，流出率达到10%。北京的虹吸效应强大源于与区域发展差距悬殊，城市群协同效应不强，长三角、珠三角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小。随着都市圈和大城市群建设的不断推进，大城市周边城市将同时承接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中心城市的人口、产业有望向周边中小城市溢出，位于城市群内部的城市来说，也许并不需要过于担心，但承接中心城市的人口迁出和产业转移能力是发展的关键。 中国城市群空间分布示意图
图片来源：如是金融研究院 人口流出的同时，收缩城市面积持续扩张导致城市资源错配。过去城市的发展思路基本都是扩张再扩张，没有认识到“小而美”的重要性。导致的一个现象是部分城市人口在下降，面积却在扩大，城市人口密度不断下降。如大庆，与90年代相比，2015年的人口密度下降了32%左右。再如吉林市，2010-2017年户籍人口减少了19万，建成区面积却增加了23平方公里，导致人口密度下降了4.3%。这种情况这意味着，人少了，但城市建设的设施相对更多，一定程度出现资源错配的情况，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公共服务本来就无法获得更优质的资源，现在利用率更加低下。当下中国城市需要步入、也正在步入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城市精致发展阶段。城市发展需要更加紧凑，这也是提出中小城市容许收缩，瘦身强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经验：全球六个典型的“收缩型城市” 收缩城市不仅发生在中国，实际上，国际上收缩城市的概念由来已久。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一些老工业城市，像利物浦、谢菲尔德就已经出现了人口收缩的苗头。二战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也加入了收缩的行列。有研究表明，2000-2012年的时候全球有20%属于收缩城市，美国的收缩城市数量最多，其次是德国、法国、英国和中国，2013-2017年，世纪收缩城市数量排名变为：中国、美国、德国、英国、巴西、日本、南非。这说明，收缩城市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中国收缩城市数量快速增加的问题必须正视。 （一）德国莱比锡：政治变革引发的巨变。 莱比锡位于德国中部，从工业化开始，以印刷业为主导产业快速发展，人口也进入快速增长期。1933年人口达到71.3万的历史最高水平，并成为德国第四大城市。莱比锡的人口转折点从1938年开始，“水晶之夜”不仅是犹太人的噩梦，也使莱比锡丧失了大量知识分子。1949年德国分裂，作为民主德国的一部分，莱比锡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受到巨大冲击，许多全国性的银行总部和政府机构迁移到联邦德国。以至于上世纪50年代，莱比锡人口持续流失，迁移西德的人口源源不断，即使是柏林墙限制了人口的外迁，然而1951年到1989年，莱比锡的迁出人口达到5.8万。1990年德国统一，莱比锡却因此遭了殃，被限制迁移的德国人口开始持续地向西部迁移，从1989年至1998年，莱比锡人口减少总计1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20%。 （二）英国利物浦：最大港口城市的没落。 利物浦不止以足球队闻名，也是著名的港口城市。在19世纪初期，贸易额占据世界贸易总量的40%，并迅速发展成为当时英国地第二大城市。利物浦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爱尔兰人等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城市的大量移民，1931年，利物浦的人口达到85.6万人的历史巅峰。人口的转折点开始于上世纪中期，起因是淤积的泥沙堵塞了航道，清除泥沙的成本又非常高，相当于再建一个新港，新兴的大规模远洋运输业务就转移到了英格兰南部的其他城市。再加上集装箱技术的发展，使利物浦的船坞和传统制造业急剧衰落，失业率开始上升。去工业化彻底动摇了利物浦的港口经济的工业基础，许多制造业关闭或者迁移，人口开始向外围迁出。截至2008年底，与1931年的历史人口峰值相比，现在利物浦人口数量为43.5万人。人口减少幅度达49%， （三）日本函馆市：去工业化时代的衰退。 上世纪70年代，去工业化浪潮同样席卷日本。和利物浦类似的，日本的一个港口城市函馆也没有幸免于难。函馆市位于北海道南部，主要产业为航运业、渔业等，后来发展成很重要的运输和贸易港口。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喷气式飞机、陆运等交通方式发展，函馆的海运受到很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行的去工业化经济转型和交通方式的变革，函馆的船业失去了经济竞争力，西部沿海地区开始流失大量人口。1977年，根据国际公约，渔业用地被缩减了200海里，进一步抑制了渔业的发展。造船和渔业的衰落导致经济的衰退，十年制造业从业人数减少了一半。原本发达的西部地区出现大量的荒地、空地。自1980年以来，函馆的总人口流失了20%，但是老年人的比例翻了三倍。到2030年，预计老龄化率将达到33%。 （四）美国底特律：从“汽车之都”到“破产城市”。 底特律在2013年的破产令人唏嘘，这座闻名世界的“汽车之都”就此陨落。在鼎盛时期，底特律一年的汽车产量就占到了全世界的90%，福特、通用等大型汽车工厂总部都聚集在此。到1950年，底特律人口达到180万人，跻身为美国第四大城市。然而1970年代以后，美国汽车工业受到其他国家汽车行业冲击和石油危机的重创，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三大汽车公司逐渐落后于日本、欧洲厂商乃至新兴韩国厂商，加剧了底特律的衰败。支柱产业的衰落导致精英人口外流，税基萎缩，服务业受创，暴力犯罪频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陷于瘫痪，城市一片衰败。2010年底特律的人口仅有70万左右，比1950年历史最高水平下降了超过60%。最终2013年，经历痛苦的衰退之后，这座曾经风光无限的汽车城正式宣告破产。 （五）美国匹兹堡：一代“钢都”的落幕。 如鞍山之于中国，匹兹堡是美国的“钢都”。19世纪80年代时，匹兹堡已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钢铁基地，其钢铁产值占美国当时钢铁产值的近2/3。二战给匹兹堡带来了钢铁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城市也聚集了大量人口，1969年人口最高峰时期超过276万。但1970年以来，美国的经济萧条斩杀了匹兹堡的钢铁产业，1978年，拥有100余年历史的琼斯劳克林钢铁公司在匹兹堡的工厂倒闭，1.75万名工人失业。此后5年间，匹兹堡钢铁工业岗位消失超过10万个。大规模发展钢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得不开始考虑偿还。经济水平和宜居程度的下降使得匹兹堡开始了持续20年的人口流出。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市区居民较1950年减少了55%，人口与历史最高水平相差近30万。 （六）芬兰列克萨：森林业衰落后的收缩。 位于芬兰东部的列克萨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从19世纪开始就对树木进行采伐、加工和出口，发展相关产业，成为芬兰有名的林业城市。在20世纪初，森林业曾为列克萨提供了近9000个就业岗位，在所有行业中位居第一。人口也持续增长，并于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但是随着树木的减少，对森林资源进行粗加工的单一利用方式的弊端愈加凸显，林业作为列克萨的支柱产业受到冲击，产值大幅下降。到2006年，林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下降到不到1000个，还不如服务业和制造业。列克萨的人口开始明显的流出，在1959-2010年间，列克萨的人口收缩了52.6%。 列克萨支柱产业森林业产值下滑造成提供岗位迅速减少
图片来源：《ChangingUseofNaturalResourcesandtheMeanstoCounterDeclineinaPeripheralCityinFinland》 总体上，国际上发生城市收缩的原因主要在：一是全球经济变迁所伴随的去工业化、产业转型的过程，原有的老工业基地难以在国际竞争中找回失去的地位，出现工作岗位减少，失业率上升的现象，由此造成人口流失。二是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型城市，一旦资源枯竭会造成城市整体经济衰退。三是政治变化、社会动荡造成的人口流失，比如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等其他影响因素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造成经济结构巨变。四是长期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新生人口无法填补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流失，造成城市收缩。 未来突围：一个城市避免收缩的四种出路 中小城市人口总量小并不代表没有发展空间，因为判断一个城市综合实力最终还是看人均GDP，人口少也不见得是劣势。综合实力较强的中小城市城市往往拥有自己的经济特色，符合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也能够摆脱城市收缩的命运。这说明对于广大中小城市来说，“小而美”比盲目追求扩张更有可能避免走向消亡。 即将收缩的城市应该如何应对？从国际经验看，一个方向是寻找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重塑城市形象。如德国莱比锡，通过引进宝马、保时捷建立工厂，德国邮政、亚马逊建立物流集散中心，以求向新兴工业转型。并重新将城市定义为贸易、展会和文化之城，通过各类音乐节增加城市吸引力、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美国工业城市克利夫兰大力推动交通工程、滨道工程的建设，同时政府对增长相关的项目进行刺激性投资，在中心城区复兴高端零售业、商务办公、建立高档社区。另一个方向是接受城市收缩的现状，尽力让城市各部分健康协调运行。比如美国杨斯敦，通过将大量荒置土地转化为绿地空间，将原有工厂改造成工业艺术中心等措施，在收缩的过程中实现城市环境的治理，打造具有活力的城市中心；日本的富山市则致力于发展紧凑型城市，重建以“富山轻轨”为重点的公共交通网，将城市整体划分为14各地区生活圈并激活中心市区的产业和商业，方便市民生活。 中国也有不少中小城市逆袭的成功案例：以生态环境为特色，如三亚。国内拥有海湾、沙滩类似景观资源的海滨城市也不少，但三亚的生态环境可以说是最优越的。大连冬季寒冷，宜居海岸线较短，三亚作为“东方夏威夷”，全年无冬，海岸线蜿蜒漫长；北海城市配套十分落后且交通不便，居住舒适度差。三亚各种高级酒店林立，拥有国际机场，是海南接待国际游客数量最多的城市；厦门的海滨资源也比较丰富，但相比之下三亚蓝天碧海、椰风沙滩的热带风情更加独特。在海南岛内来看，三亚是旅游资源也是最优越的城市，旅游收入都远高于岛内其他城市。三亚现在常住人口在76万人左右，十年间增加了11万人，增长了38%。GDP增速连续四年超过省会海口。立足于特色旅游业发展，三亚的目标是下一个迈阿密，城市未来发展仍充满活力。 以科技创新为特色，如昆山。昆山最早被人熟知是因为外资企业的聚集地。作为江苏距离上海最近的城市，昆山成为吸引外资的前沿，也是最早拥有中外合资企业的大陆城市。而在经历了“农转工”、“内转外”两次跨越后，昆山选择了以科技创新为第一动力的发展之路，从创办“出口开发区”，到打造产业科创中心，2018年昆山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4.1%，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1211家，居于江苏省首位。并于2018年入选首批52个国家创新型县（市）。从人口上来看，2000-2010十年间，昆山人口增加了88.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此后也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昆山以超强的经济实力在2018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排名中排名第一，各项细化指标都遥遥领先，更是完成了以县超省的神话。2018年昆山实现GDP3875亿元，超过宁夏省GDP3705亿元。城市发展前景广阔。 以产业优化为特色，如张家港。在苏州各区县中，张家港所能接受到上海的辐射其实是最弱的。但它的发展速度却远超预期。40年来，张家港平均经济增速达到18.7%，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数9%，GDP总量由1978年的3.2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2720亿元，在2018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排名中，张家港排名第三，仅次于昆山和江阴。从一个“穷二代”到苏南前三强，张家港实力的积累源于其选择发展特色港口经济。当时，市委书记秦振华只用了160天时间，就把长江的一片芦苇滩变成了长江流域最大的万吨码头，9个月就建成了国家级保税区。此后，张家港大力实施“以港兴市”的战略，通过港口物流发展外向型经济。至今，口岸货物吞吐量达到2.9亿吨，居全国首位。外贸运量6254万吨，成为长江沿线最大的外贸商港，进出口总额达2180亿元。在此基础上，服务业、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成就了本地产业转型升级。与2010年相比，人口也增长了3.8%左右，城市规模一直在稳步上行。 以人文品牌为特色，如浙江乌镇。乌镇的开发模式一直是全国古镇保护开发中成功运作的典范，因为其证明文化古镇的运营不只是依托景观打造纯粹的观光型景区，而是重在景观与居民市井文化相融合，突出历史文化传承，打造人文品牌。乌镇受到世人瞩目从别具心裁的创设了乌镇戏剧节和世界互联网大会两大人文品牌活动开始。乌镇戏剧节的举办注入了区别于其他古镇的新文化元素，也成为乌镇文化产业的孵化器。中国龙头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每年聚集于此，一张名为乌镇最重要饭局的照片成为这个古镇新的标签。创客经济在此生根发芽，甚至还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定居。2017年，乌镇景区全年实现营收16.5亿元，同比增长21%。全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一千万人次。乌镇的总人口也在增长，从2012年的5.6万人上升到2017年的8.7万人。 总体说，未来人口向大都市圈聚集、各能级城市发展分化将成为常态。避免城市的收缩比实现城市的扩张更加困难，对于那些即将收缩的城市，凸显鲜明的城市特色、培育突出的优势产业是摆脱消亡宿命的制胜法宝。（来源：如是金融研究院（RuShiYanJiu） 作者：朱振鑫、李畅）
中美GDP分行业对比 农业与房产超美背后有乾坤
【研究员】：wh
1990年，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日本独领风骚，携领8家公司横霸榜单。我们的邻居在泡沫魅影下醉酒高歌。到2019年画风大变，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全部被中美两个国家包揽，霓虹国彻底跌出历史镜头。看起来，这是中国代替日本挤入世界最高舞台，是中国的胜利。但你发现没有——十年前中石油、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还在榜单上边，而且排位还非常靠前，现在这些巨无霸都消失不见了，反而是阿里巴巴和腾讯接棒入场。
【博览财经特稿】最近一张中美GDP分行业对比图横空出世，赢得吃瓜群众连声叫好。看看下边这张表格，有几个数据着实令人极其舒适：
1、2018年中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破一万亿美元，实力秒杀美利坚。关系国家绝对命脉的农业，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中国的短板。没想到其增加值超美国6倍有余！ 2、2018年中国房地产业增加值为9044亿美元，仅占GDP6.6%。而美国足有2.49万亿美元，占GDP12.2%。谁说中国的房地产业畸形发展，绑架了国民经济，你美国才是房地产立国呢！ 意外着实令人意外。可能有人会说，别动不动就震惊，保不准这表格里的东西是假的。网上的东西不能随便信。不过，专门找了美国的原始出处，核对发现这数据真没有错。 这不禁令人想起，去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博士的“知名”研究成果。他说，中国现今的六大实力发展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时期。 2016年，中国的——经济实力，是美国的1.15倍，居世界第一；科技实力，是美国的1.31倍，世界第一；综合国力，是美国的1.36倍，世界第一；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则加速赶超。 当时大家还对胡博士的伟大成果嗤之以鼻。敢情真的错怪了胡博士？别急，这里边大有乾坤。 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美国跑中国几十年 在以往认知中，我们总说美国是农业大国，粮食出口全球第一。谁想数据摆到桌上，明明是中国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更加“优秀”。这是为什么？ 一是中美农业劳动率相距甚大，中国的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相当一部分都是繁重的人工成本转移到农产品身上产生的。2018年，美国凭借农业机械化，在农业就业人口不及总人口2%的情况下，一个劳动力能够管理2700亩耕地。按照农忙高峰时期以600万农业人口计算，2018年，其人均农业增加值就有2.7万美元。 反观中国，发展至今，农业机械化依旧是一大瓶颈，农业主要生产模式还是人力劳作。目前农村人口6亿，2018年人均农业增加值只有1701美元，是美国的十五分之一。 美国的中西部，是大机械轰鸣奏响农业协奏曲，中国的中西部，是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研究显示，中国小麦种植成本是美国3倍，玉米是美国2倍，而大豆是美国的4倍。以玉米为例，中国玉米一斤1到2元，而美国只有0.5元。 二是中美农业种植结构不同。美国农作物以玉米、大豆为主。这类粮食原本价格就低于水稻、小麦。 而中国，因为有十几亿的嘴嗷嗷待哺，我们的土地都拿来种粮食，留给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土地自然不多，这就使得在有限的土地上，我们种的都是价格相对更高的粮食，自然增加值也赶超美国。 所以剖开迷雾见真相。中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超过美国6倍，并不是我们多了不起，也就不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相比强悍的山姆大叔，中国农业确实落后太多了。201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6.5亿吨，美国约5亿吨。换句话说，美国仅用了中国1%的农业劳动力，就创造出相当于中国77%的粮食产量。仅农业劳动生产率一大差距，美国就已经领跑中国几十年。 中国人连续六年成全美外资购房NO.1 2018年，美国房地产业产值2.49万亿美元，占GDP的12.2%，而中国，即使加上建筑业也仅占13.3%。 很多人看到这里，难免拍案而起：搞了半天，原来房地产立国的是你米国啊！ 有这种想法的人，只是被字面意思给骗了。 按照国际产业分类的标准，中美两国统计的房地产业均属于第三服务业，也就是仅包含出售或购买房地产、租赁房地产和提供其他房地产服务，并不包含房屋建设等上游产值，也不囊括房产装修等下游产业。 在美国，由于人口流动、外资进入非常自由，也非常频繁，以至于房地产买卖和租赁十分发达。 过去三年，巴菲特多次断言美国房地产行业之春已经到来。他收购的多家房地产经纪公司，在2018年创下交易量暴涨8万余次，房产双边交易额近1270亿美元的历史。 而过去一年，中国人购买美国房产金额达304亿美元，已经连续六年成为全美外资购房NO.1。 目前，整个美国的存量房市场流通率达4.2%。而国内交易最为火爆的一线城市，北京也只有2.4%，上海2.6%，广州1.6%，统统低于美国至少1倍以上。 论买卖租赁（第三产业），中国比不上美国。但要是论谁盖的房子多，谁的楼宇高（第二产业），美国可就要甘拜下风了。 据国家统计局，过去十年，中国房屋工程建筑建筑业总产值年年攀升，十年期间已经翻了3倍，2017年总产值达到13万亿。 中国以房地产立国是确确实实的，丝毫不用怀疑的。过去是这样，未来短期内也难以摆脱。 有人曾说：“房地产对中国GDP拉动可以达到20%以上，相较之下金融业只有8%。只要房地产投资增速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GDP增长率都是上升的，反之GDP增速都是下降的。” 在中国，房地产也就是最大的经济支柱。2018年11月，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称中国房地产市值已超美欧日三地总和，以65万亿美元（约人民币450亿）的总值荣登全球第一。 2018年7月，有人直接喊出中国房地产总市值占GDP的411% 再往前，还有人在天涯开出帖子，热烈庆祝北上广深房地产价值可以买下全美房产…… 且不论这些论调是否正确，但足以反映中国人对楼市的绝对信仰。 中国的房地产一枝独大。而引领全球格局变动的两股力量，科技和金融，中国没有一样占有话语权。以金融业为例，《浪潮之巅》一书提及，高盛公司在全球可谓呼风唤雨，曾经凭借一己之力，成功炒作全球石油价格、人为制造出东南亚米荒危机，更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主要的始作俑者。 可以说，华尔街掌控的资本力量，比一支军队还要强大。反观中国，四大金融机构却只能“蜗居”在国内，影响力尚未长出翅膀冲出国境。这就是中美实打实的差距。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总善于创造奇迹 放眼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似乎总是善于创造奇迹。 2006年，中国以21.9万亿人民币的GDP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 2007年，中国以27万亿人民币的GDP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 2010年，中国以41.2万亿人民币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摆在中国这只狂奔的火车头面前，只有最后一个目标，就是超越美国。 早在2012年，不嫌事大的世界银行就在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中大胆预测——2030年，中国GDP就将超越美国，重返世界NO.1。 不过，我们也别高兴得太早。比起开头中美GDP结构对比的图片，最近网上流传的这一张图片更值得重视。
1990年，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日本独领风骚，携领8家公司横霸榜单。我们的邻居在泡沫魅影下醉酒高歌。到2019年画风大变，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全部被中美两个国家包揽，霓虹国彻底跌出历史镜头。 看起来，这是中国代替日本挤入世界最高舞台，是中国的胜利。但你发现没有——十年前中石油、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还在榜单上边，而且排位还非常靠前，现在这些巨无霸都消失不见了，反而是阿里巴巴和腾讯接棒入场。 有人说，这是“科技业”对“金融业”的赶超，证明当今世界科技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实际上在我们看来，这是民企对国企的赶超，是市场力量对垄断力量的赶超。 现实证明，中国虽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这种特殊的机制并不是万能的良药。想要笑到最后，就必须信仰市场的力量，必须壮大民营经济。 现阶段，中国GDP为13.6万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20.5万亿美元的66%，越到后期，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压力就会越大，其经济规模增速也会越慢。 长达一年的中美贸易谈判还没落下帷幕，全球5G之争也才刚刚开始。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恐袭、游行此起彼伏。中国想要在这波浪潮中独善其身，就不能沉溺于过去的成绩。 大国复兴，道阻且长。中国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说拿下贸易规则制定权、比如说夺取全球货币铸币权……唯有韬光养晦，才能继续前行。（来源：智谷趋势（ID：zgtrend） 作者：并瓦野人）
形势分析
系列消息背后或藏着更大动作 西部开发20年缘何东西差距在扩大
【研究员】：wh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长期高于全国整体增速，特别是2012年以来，西部的GDP年均增速达8.9%，高出全国1.8个百分点。而12个省市的经济发展，却有着不同的表现：从经济规模总量看，12个省市的排名变化幅度都不是太大，最大的变动是陕西的上升3个位次，贵州上升2位，重庆上升1位，四川、内蒙古、宁夏、青海、西藏位次没有变化。广西、云南反倒下降了2位，新疆、甘肃下降了1位。
【博览财经特稿】今年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20周年，于是一开年，关于西部的消息络绎不绝： 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制定西部开发开放新的政策措施，西部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到期后继续执行。 3月19日，中央深改委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有望近期公布。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扎实开展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跟踪评估，研究提出支持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长极。加快出台实施天山北坡、滇中两个边疆城市群发展规划。 4月15日至17日，最高领导人在重庆考察。 这一系列的消息，或许背后藏着更大的动作。历经20年变迁，西部有变得更好吗？ 开发大西部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 先富带动后富的改革开放策略，让中国达成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也让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的名片。 但此时的东西部差距，逐渐显现。1979-1999年，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长率比东部地区低1.4个百分点，20年间东部经济总量增长了7.8倍，而西部仅增长了5.7倍，1999年，东部的人均GDP是西部的2.46倍。 为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由朱、温二人任正副组长，3月正式运作。 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包括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加上3个自治州：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西部12个省市总面积为68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71.4%，总人口约占全国的25%，GDP总和占全国的20%左右。 从此，西部大开发20年的大幕拉开，也开始了第一个“大局”向第二个“大局”的转变。那这20年来，西部12省市有什么变化呢？ 经济高增速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长期高于全国整体增速，特别是2012年以来，西部的GDP年均增速达8.9%，高出全国1.8个百分点。
而12个省市的经济发展，却有着不同的表现：
从经济规模总量看，12个省市的排名变化幅度都不是太大，最大的变动是陕西的上升3个位次，贵州上升2位，重庆上升1位，四川、内蒙古、宁夏、青海、西藏位次没有变化。广西、云南反倒下降了2位，新疆、甘肃下降了1位。 其中，四川一直是西部第一，也是为一个突破4万亿的省份，在全国排名第6，老大哥依然是老大哥。 12个省份中，变化最大、增速最快的要数贵州和陕西。 贵州在1999年时，GDP只有不到1000亿，2018年时已接近15000亿，增长了近15倍，年均增速达到最高的73.9%。 尤其是2003年以来，贵州的GDP增速连续15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2010年以来连续8年保持在全国前三，颇令人刮目相看。 增速第二快的陕西，从1999年时的1500亿，到2018年的2.4万亿，20年间增长了14倍，从第5来到了第二的位次。 这里面增速最慢的四个省份--甘肃、云南、广西、新疆，也是排名下降的四个省份。在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20年中，哪怕增速稍有放缓，落后的都不只是一个身位。 谁是城市赢家？ 在这20年中，主要城市的发展状况又是如何呢？
12个西部主要城市中，排名变化依然不大，只有贵阳上升2位，南宁、呼和浩特上升1位，兰州下降4位，其他均不变。 其中，重庆、成都、西安、昆明一直保持前四的位置。重庆的体量放在那，一直保持第一的位置，年均增速也达到了56%。 从增速看，银川增速最快，20年间增长了20倍；其次是西宁的16倍，贵阳、南宁、拉萨都增长了14倍，看起来都是厉害的角色。 唯一一个略显落寞的是兰州。兰州20年间经济只增长了8.9倍，不要说放在中国大中城市里面，即便是在西部的12个城市里也仅仅高于昆明。 兰州天然的地理形态虽说有些限制其发展，但其科教实力、工业技术也曾一度在中国占据重要位置。而近些年来的兰州脚步实在太慢了，被贵阳、呼和浩特一众城市反超，有些悲凉。 西部的未来在哪？ 西部开发这20年间，完成了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重大工程，也经历了汶川大地震这样的举国阵痛，各省份、各城市都有突飞猛进的增长，但对西部大开发的质疑声也一直存在。 最大的质疑点在于西部大开发20年，东西部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
东部依旧在高速发展，与中部、西部的差距越拉越大。1999年，东西部差距3万亿，到了2018年拉大到了29万亿，足足增长了近10倍。 我们并不能能说西部大开发是失败的，但这背后反映出的矛盾是，政策性引导与市场化选择的背离，体现在人口、资金、技术等多个方面。 人们用脚投票，是市场化的选择，哪里机会多、赚钱多选择去哪里，是经济必然的规律。人口的集聚，带来的是劳动红利、资金实力、消费能力等等。
注：吉林、西藏、云南和宁夏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而西部的人口增长太慢，与东部和中部形成明显的差别，尤其是近两年的“抢人大战”背景下。 新一轮的西部开发政策即将制定，如何把握住红利？在政策性引导中做出市场化的选择，不失为最佳答案。而这个答案也很明显：往大城市去。 在西部可选择的大城市，有且只有三个：西安、重庆、成都。这三个国家中心城市无论从经济实力、科教实力、消费实力等方面，都能在新一线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尤其是成渝城市群，最近屡被国家提及，或许会有新的利好公布。有消息说，川渝两地的政府部门和学术界正在积极推动成渝城市群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规划中上升为国家战略。期待更好的成渝城市群，期待更好的西部。（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老船长）
社会热点
摩拜和ofo海外失利与亚马逊退出中国 互联网巨头败走麦城引深思
【研究员】：wh
中国企业出海尤其难上加难，失败案例比比皆是，近期有共享单车、摩托车厂商出海团灭，远有21世纪初中国汽车和电视机出海败北。原因在于中国的商业环境自成一派，和大部分国家差异巨大，在中国成功的经验往往无法在海外简单复制。
【博览财经特稿】3月，摩拜解雇了其在亚太地区的运营团队，4月亚马逊宣布逐步退出中国国内市场业务。一个是“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的共享单车领导者海外失利，一个是全球赫赫有名的电商巨头败走中国。他们的共同点是本土优秀的企业出海受挫。挖掘他们失败的原因，对致力走向海外的中国公司很有借鉴意义。 战略上错误：不该出海的共享单车 2017年7月，正是摩拜和ofo如日中天的时候。两家巨头分别完成6亿和7亿美金的巨额融资，而国内共享单车规模见顶，竞争进入白热化。海外市场正在成为下一个战场，谁能先抢占海外市场，谁就有机会终结这场共享单车之战。摩拜和ofo轮番对外宣布，要在2017年底进入全球200个城市，宣传实现全球化的出海战略。当时媒体一片赞誉之声，摩拜和ofo雄心勃勃放出“走出国门，‘骑’向世界”的豪言壮语。 在摩拜和ofo高光时刻，只可惜共享单车巨头让荣耀冲昏了头脑，低估了出海难度，在没有充分准备和评估情况下，一意孤行，盲目推行出海战略。 出海战略实施不到两年，摩拜和ofo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摩拜的亚太地区布局是海外扩展中最核心的业务，如今也难逃被关闭的厄运。这标志着摩拜已经彻底放弃国际业务；ofo国内业务尚岌岌可危，更加无暇顾及海外业务，其海外业务早已偃旗息鼓。 共享单车出海的全面溃败，其根源在于战略上的失误：共享单车本不该出海。 看上去宏伟的共享单车出海战略，却经不起仔细推敲。海外市场不够大、监管严格、成本高利润低、海外出行习惯不同，这些都是共享单车出海面临的根本性难题。而且这些难题都是无法凭企业投入人力财力就能解决的。 共享单车出海失利留下深刻的教训：企业要谨慎筹划出海战略，一旦战略失误，将严重影响公司的发展甚至关系到生死存亡，而战术上的勤奋无法掩盖战略方向上的懒惰。一旦方向错了，越努力越悲哀。 战术上的失误：亚马逊中国缺乏本土化 摩拜和ofo因太年轻，缺乏出海战略规划，相比之下，亚马逊作为市值接近万亿美元的巨无霸，其全球化战略非常清晰：全球拥有18个站点，支持27种语言，175个全球运营中心，在美国本土以外的电商已经占据亚马逊整体业务的三分之一。 亚马逊全球化布局成果斐然，却依然折戟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商市场，根源不在于其全球化战略，而在于中国落地的战术。缺乏本土化是亚马逊中国最大的致命伤。 亚马逊中国的购买界面、支付流程、及其运输和售后服务，完全照搬美国亚马逊，不符合中国人的购买习惯。广受国人喜欢的购物节促销，如“双11”、“双12”、“618”等，亚马逊中国无动于衷，很少参与。 亚马逊创始人兼CEO、当今世界首富贝佐斯曾经反思：“我们大多是把在日本、德国、英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取得成功的做法复制到中国，事实上，在中国，我们需要更多的市场定制。” 雪上加霜的是，亚马逊不信任中国团队，决策权牢牢掌握在美国总部，中国团队只扮演运营角色。“如果中国区负责人都不能决定一件事，谈什么执行？”京东创始人兼CEO刘强东早在2011年接受采访时就预判了亚马逊的弱点，他认为核心在于亚马逊对中国团队没有信任和授权。 亚马逊败走中国警醒出海企业：即使有正确的国际化战略，也要因地制宜，本地化运营，尤其要信任和授权当地团队。 国际化三要素：战略、战术和人 如今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市场日趋饱和，而海外市场广阔，很多领域还是一片蓝海。中国企业把目光投向海外，配合“一带一路”的出海战略，积极在海外开展业务，“走出去”已成一种必然趋势。 在2016年11月的乌镇互联网大会上，今日头条的创始人张一鸣指出：“中国的互联网人口，只占全球互联网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不在全球配置资源，追求规模化效应的产品，五分之一，无法跟五分之四竞争，所以出海是必然的。” 而海外市场看上去诱人，但是真正落地实施起来，其艰辛超乎想象。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企业，尽管在本土叱咤风云，而出海很有可能铩羽而归，强如亚马逊、微软的MSN、eBay都在中国失足。因为企业要进入陌生的商业环境和监管体系，需要面对不同的语言，多样的文化和千差万别的社会环境，同时承担因为国际化而剧增的沟通、管理和运营成本。 中国企业出海尤其难上加难，失败案例比比皆是，近期有共享单车、摩托车厂商出海团灭，远有21世纪初中国汽车和电视机出海败北。原因在于中国的商业环境自成一派，和大部分国家差异巨大，在中国成功的经验往往无法在海外简单复制。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出海企业相对年轻，成长速度虽然很快，然而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业务拓展，内功修炼不够，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现代化管理体系构建和国际化人才的储备。 可喜的是，中国企业逐渐克服出海的种种困难，全球化初具规模。据WPP联合Google发布的2019年“中国出海品牌50强”报告，华为、阿里、小米、字节跳动（今日头条母公司）、腾讯等优秀中国企业上榜，上榜的企业集中在消费电子和移动游戏，其次是家电、电子商务和智能手机。这些成功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站稳脚跟，逐步摆脱给外界“中国制造”低质量的负面印象，树立起正面的中国品牌形象。 综合多年负责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咨询和执行的经验，总结出成功国际化企业有三个共同要素： 一、战略上的重视。正如从共享单车出海失利得到的教训，制定出海战略需要谋而后动。 所处的行业适合出海吗？出海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市场、融资或者引进技术？目标国家的社会人文商业环境是否有助于企业落地？企业在目标国有什么竞争对手，优势在哪里？这些关键的战略性问题，内部研究讨论是不够的，成熟的公司还会咨询外部专家，甚至重金聘请战略咨询公司以对出海战略提供全面客观的评估。 战略上的重视不仅仅需要前期谨慎，还需要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出海的艰巨性有心理准备。要认识到企业出海本来就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挑战。很多公司往往对长期投入没有心理准备，往往急于求成，等发现没有想象中的容易时，立刻就放弃了。全球化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同时，战略上的重视要落实到实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号上。 曾经有一家中型公司寻求全球化的专业咨询。到企业调研的第一天，中层管理者就在私底下抱怨，公司并没有真正重视海外业务。原来这家公司刚在英国和美国建立分公司，需要频繁和海外员工开电话会。然而并没有一个办公室管理系统，开会一般就是邮件告知或者工作群通知，开会是用微信语音会议电话。如果公司规模小，员工都集中办公，这种困难还可以勉强克服。而公司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开会涉及海外多个时区，没有一套成熟高效的开会预约管理系统和稳定的语音会议系统，开一次会浪费的协调时间巨大，跨海多方用微信语音开会效率低下。公司由于购买软件和升级系统的成本原因，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以小见大，这家企业连出海必要的办公软件都舍不得升级，如何能真正做到全球化？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全球化只限于表面、战略上没有真正重视的反面案例。 相反，蒙牛把国际化的核心战略真正落到实处。蒙牛集团高管曾经公开表态：“国际化是我们一个核心战略”，蒙牛近年来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尤其是在东南亚高速发展的市场，销售和产业链布局全球化初具规模。纵观出海成功的领军企业，无一不把全球化作为企业的核心战略。 二、战术上灵活的本土化。海外环境千差万别，实现全球化并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功模板。 比如，国家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分，各方面差异极大。中国企业出海一般首选发展中国家。尽管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国与国之间也有巨大的不同，如东南亚由于地理和文化原因，往往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第一站，而巴西也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也很大，但是语言文化和地理位置遥远，中国企业开拓巴西市场不多。 由于行业不同、监管差异、企业的特长不同，决定了出海战术需要灵活多变。 游戏是近来中国企业出海发展最为迅猛的行业，这主要跟以腾讯、网易、完美世界为首的中国游戏行业全球扩张有关。国内游戏审核标准严苛、市场饱和是迫使中国游戏公司出海的主要动力。中国游戏企业优势在于游戏的迭代快、创新多、运营经验丰富。此外，各个国家对游戏进入本国市场的壁垒也小，但是对游戏本土化，融合当地玩家的文化习惯有较高的要求。中国游戏企业主要通过投资并购、建立本土化团队、借助营销机构等方式出海，已经在世界游戏市场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的工具软件企业属于最早出海成功的企业，典型的有猎豹、APUS等，主要进入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尼和巴西。中国企业的优势在于工具性软件功能强大，研发水平和成本有优势。工具类软件监管相对宽松，文化属性弱，本地化成本低，所以出海方式是通过Google Play和苹果App Store渠道直接在目的国投放工具软件产品。 由于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发展停滞，中国手机企业纷纷出海。华为、小米、Vivo和Oppo成为海外手机市场的有力竞争者，主要进入印度、东南亚、南美洲国家。中国企业优势在于智能手机制造水平领先全球，性价比高，同时营销经验丰富。进入方式主要是通过和当地运营商、手机销售网点和电商合作本地化市场营销。 金融科技公司出海是近期中国企业出海的热点，原因和游戏公司出海类似：国内市场的竞争激烈趋于饱和，监管趋严，迫使金融科技公司把眼光纷纷投向海外。中国金融科技公司的技术、运营优势明显，主要进入东南亚、俄罗斯和巴西的国家。但是和游戏公司不同的是，金融科技出海从事的行业涉及金融，在各国都属于强监管的行业，因此出海要特别注意当地的金融法律法规，最佳的方式是投资并购当地企业，或者和当地金融机构合作。蚂蚁金服在全球化布局上可圈可点。 可以看出，所有成功的出海企业都本土化，但是本土化实施起来千变万化，因地制宜，因“业”而异，核心是根据目标市场特点、行业特征、企业特性找出最佳的进入方法。 三、关键在于当地负责人。 国际化战略的落地、战术的开展，成败核心在于能否找对合适的当地负责人。当地负责人肩负重任，既要执行总部全球化战略，有国际视野，又要落地实施本土化策略；既要满足总部对业绩的要求，大胆去开拓市场，又要谨慎地控制当地公司的成本和风险；既要能和总部各个部门无障碍地沟通交流合作，又要熟悉当地人文语言商业环境；既要有很强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又要擅长沟通协调管理，同时必须具备长期出差、跨时区工作的坚韧个性。这种的多元化复合型国际人才，万里挑一，一将难求，因此也成为人才市场上各家公司争抢的对象。 因为全球化人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成功的跨国企业往往不惜重金，配备有专门的海外人事部门，专门负责制定合理的奖惩机制，找到、用好并留住这样的人才。 亚马逊败走中国其中一点原因就是总部不信任中国团队。因此管理层如何把握授权尺度至关重要。信任却又不能放任，激励却又不能宠溺，有时候需要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果断，这些都很考验管理者的用人技巧。 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曾指出的，“这不是你要不要全球化的问题，而是你如何全球化的问题”。 虽然美国一意孤行地逆全球化，但是对中国企业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才刚刚开始。中国企业如何利用“一带一路”走出国门，这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内市场日趋饱和的现状下，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蔡凯龙）
一位村支书的忧虑 走向死亡的农村已成中国最大的危机
【研究员】：wh
提起农业，会想起很多高大上的名词：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设备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智慧农业……但很少提“传统农业”。由于传统农业不“现代”，不“科学”，所以逐渐被疏略，被抛弃。但却被世界公认的农业机构称之为精耕细作、用养结合、地力常新的典范，被看作是中国之所以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地球上最庞大的人群，而且几千年经久不息，绵延不绝的根本所在。
【博览财经特稿】有人说，中国当下最大的危机是房地产泡沫，一旦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国的经济将整个崩盘！然而，当下的中国最大的危机并不在房地产，而在一个你看不到甚至意识不到的地方——农业、农民、农村！ 机会主义是对农业最大的伤害 每个产业，总有一个进入的最佳时间，如汽车制造业、IT业、文化产业等等。奇怪的是，对农业而言，不在于有没有机会，而在于有没有情怀。 农业不同于计算机，不同于汽车，不同于电视……它除了作为商品的属性外，更担当着对生命的根本维系。人可以不戴手表，可以不用计算机，甚至可以不穿衣服，但不可以不吃饭！正是由于农业伴随着对生命的担当和承载，所以选择从事农业就必须默认这种责任，无可推脱。 既然每天都要吃饭，农业的机会就一直存在，它永远不会过时，也不会因为有了某项政策，机会才能来。 如果没有情怀，抓不住机会就会失望，就会生气，就会抱怨。如果没有情怀，即使抓住了机会，对农业来说也不是建设，原因：一是掠夺了本属于农民的福利，导致产生了纯粹的投机主义；二是破坏了农业自有的生态平衡，让农业自身陷入急近功利的恶性循环；三是导致了粮食和食品安全，人人自危。 物美价廉：农民不种地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有哪一种文化比“农”更古老？在所有的养生要素中，有哪一个要素比“吃”更重要？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国人把“农”排斥在“国学”之外；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学被剥离得只剩下儒释道和四书五经。这个问题所折射的焦点恰恰就在于，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国家，“农”已经不被当作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化；每天都在吃着粮食，但国人已忘记还有这么一个与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行业。这对有着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农耕文明的中华民族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提起农业，会想起很多高大上的名词：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设备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智慧农业……但很少提“传统农业”。 由于传统农业不“现代”，不“科学”，所以逐渐被疏略，被抛弃。但却被世界公认的农业机构称之为精耕细作、用养结合、地力常新的典范，被看作是中国之所以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地球上最庞大的人群，而且几千年经久不息，绵延不绝的根本所在。 中国的农民，像父辈那样视土地为生命的老一辈农民已经渐渐老去。新一代农民，有的人深知靠种地养活不了自己，而选择当了农民工；有的人虽然继续种地，但由于没有继承和掌握传统农业的生产技术，只能沦落为“现代农业”指挥下的“产业工人”。 与农民的退出相反，城里的一个又一个土豪却租地当起了农民。没有多少人是为了赚钱，也没有多少人是因为喜爱，更没有多少人觉得当农民是高大上，只因为自己想吃到安全食品。当一个社会的食品到了不是自己种的就不敢吃的程度，是不是真的到了该深刻反省的时候。在食品安全成为众矢之的的今天，我们自己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当你去买菜时，面对2元/斤的蕃茄和6元/斤的蕃茄，你会买哪一种？2元/斤与8元/斤的大米？10元/斤的猪肉和50元/斤的猪肉？当你精明的选择了便宜时，当你把这种选择变成一种习惯时，当你把这个价位默认为“标准价位”时……你有没有去关心这样的价格这样的食物正不正常。 于是乎，本来要生长12个月才能出栏的猪，3个月就上市了；本来有肥有瘦的猪，全长成了瘦肉；“本来”不是种地的人，为吃到安全食品，也开始亲自种地：或者一个大棚，或者一小块农场，我们把这种农业称为“情怀农业”。 这里的情怀，可能是对农业的情怀，也可能是对家人的情怀，甚至是因为对某一个作物的特别爱好……总之，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干起了农业。这种农业往往不是以盈利为核心目的，所以总能坚守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底线。 走向死亡：一位村支书对农村现状的忧虑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篇来自邵阳市新宁县丰田乡麒麟村原村党支部谭书记的一篇文章《故乡还在，但村子里的魂魄早已死去》，它将为你还原出当下农村最真实的样貌。 凌晨六点左右，当东方天空泛出那么一丁点鱼白，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西北边陲一个小村一一丰田乡麒麟村在岩湾岭沙石场轰轰的机械声中苏醒了。 麒麟大约有百分之九十的年轻人在外务工，其中有不少优秀者，或文化人，或小老板，或公务员，也许是常年漂泊在外的缘故吧，总把故乡想象得似抒情诗一般地美好，常表白自己对故乡的无限恩念和眷恋，表现出浓厚的故乡情结，把贫穷品德化，把落后浪漫化，认为丑化家乡就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在这种迷茫之中，家乡的腐烂就渐渐模糊起来…… 我常年扎根家乡，连我自己也很费解，在这种进步时代，为何家乡这群人的生活竟会如此？有时连我自己也置身其中，随波逐流。但习惯了也就自然了，也许这就是赤裸裸地人性吧，无论你愿不愿意，这就是人性，它都是摆在那里，真实地发生，并伴随时光的流动而变得变本加厉。 这就是我装满童年记忆的故乡，正因为我爱它，才为它的人情嬗变而心痛，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感到遗憾与痛心。这一切的爱与痛之中，自己无能为力改变什么，仅能摘录其中的某些片段… 一、赌博盛行。 从马坪原碧田中学旧址到麒麟碧田水库管理站长达2公里左右的马路边，有着大大小小的商店几十家，但商店的物品却七零八落，少得出奇，而是摆满了小方桌、麻将桌之类，占据了店面的大多地方，这应该是个综合性的场所，在这里，每天都发生了什么呢？ 村里的娱乐方式是略显单调的麻将与字牌，这种风气在长达20年的时光中长盛不衰，年长者在家中操持家务，看带孙子，整理田土。而坐在麻将桌或字牌桌上的是一群身强体壮的中年男女或敢于下赌注的年轻人。 早上九点左右，他(她)们会不约而同来到经常聚集的场所，自觉地按平时赌注大小坐在不同的位置上，开场时欢言笑语，大声喧哗，慢慢地就变得严肃、沉默起来，有时候不分昼夜，天昏地暗，直至把口袋里的钱输个精光，借得无处可借为止。肚子饿了，中途稍歇片刻，泡包方便面或啃几块饼干就了事，为何要放在商店？为的就是就地取材，节省时间，又有气氛，又够刺激，何乐而不为呢？ 春节期间，是每年牌局的最盛时光，远方的游子回来了，走门串亲的外地人也多起来，娱乐项目也随着增加，斗牛、A花、牌九一齐上阵了，牌友们云集一起一决高下，有时候一人一年的血汗钱一夜输个精光，还强颜欢笑，说“只是娱乐娱乐一下”而已。 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赢者满脸欢笑，输者垂头丧气，回去后夫妻反目，吵架甚至大打出手的比比皆是。 靠收取“台费”的老板一天有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收入进账，此时他们比自己的儿子考上名牌大学还牛逼：“今年放出去几十万，都是三五分的利息，明年我收到的利息都吃不完！” 春节过后，打工大军又满怀豪情的北上或南下了，他(她)们一定会认真努力地去挣钱，等待来年回来重复同样的故事。 故乡还在，但村子里的魂魄早已死去；故乡还在，但古老的宗族家训的血脉早巳被掏空。 二、扭曲的微信。 微信时代缩短了世界的距离，也融洽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亲人，朋友天涯咫尺，相互间聊得热火朝天。殊不见，火车站、汽车站、地铁上、街道边、酒店里，人山人海都是低头族。人们不会在候车室相互聊天了，无所谓问彼此的目的地结伴而行，就是熟人之间也只是点头招呼一下而已，大家都变得陌生起来。 这几年，村里通了光纤，有极少部分人安装了电脑，自然也就有了WiFi，这可是个新鲜东西，往往全家人整天捧着手机玩微信，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放过，白天黑夜颠倒，玩累了睡，睡醒了又玩，放任让生活处于一种无聊的恶性循环之中。 受其影响，由于许多夫妻俩都在外务工，孩子则由爷爷、奶奶照顾，为方便联系，自然给家里购置了手机，老年人不懂使用，手机就由孩子掌管。爷爷奶奶们认为只要让孩子别饿着、冻着就行了，其余的一概不管。这样，许多孩子聚集在有电脑的墙角落、猪栏棚边，不分昼夜，不分时间地打游戏，玩微信，上QQ，学习一概不问，逃学、辍学者比比皆是。 这些年，村上考上名牌大学的为零，考上一般大学的也廖廖无几，倒是未完成学业就辍学的越来越多了，看着一张张幼稚气未脱的小脸，我心里在滴血。 依旧故乡，但相夫教子的传统已不复存在；依旧故乡，年轻的一代却让我们看不到希望。 三、买码之风愈演愈烈。 买码，在香港称之为“六合彩”，香港是合法的，大陆是禁止的，“六合彩”一般一星期开二至三期，因其中奖赔率高而非常诱惑人，我村前20年就有人坐黑庄，开黑码了，买码的村民更是不计其数。 拿到码报后，俨然一副教授模样，年长者戴着眼镜，年轻的跟着掺和，相互讨论和研究，希望得出一个有效的答案。然而又相互提防，各自有所保留，生怕对方捡了便宜。 轮到开码那天，四处便热闹了，有人在电话中大声叫嚷：“嗯，今鸭里买吆咯？我看会出猴，今年是猴年，这是第一期。”对方手机传出笑声：“我想这一期买蛇，昨鸭里我作了个梦，梦见蛇了，我作梦一向挺准的。”其实他在骗人，他昨夜根本没作梦或许梦见了猪，他故意在误导你，天上哪会掉馅饼？ 买码的四处在打电话问，开码单的忙着向庄家报码，然后不停地看时间，等着9点30分这一刻的到来，因为这是出码的时刻，都在等着1比40的高额彩头大发横财。 终于出码了，肥皂泡瞬间破裂了，高叫尖叫声彼此起伏：“是么，你就是不信，我说买猴你偏要买猪。”“唉，又没中，下期看好滴，下注大的。””我家阿豪砍脑壳的，今鸭又输了八佰。”二、三天后，又会重现同样的情景。 四、再无耕读专家。 我潜意识地发现，村内对子女的教育观，始终处于一种盲从和摇摆状态，不管孩子的个性与悟性如何，只要他(她)们还在读书就行，至于孩子倒底学到了些什么？他们是绝对不会去过问的。他们认为，现在大学生多如牛毛，国家又不包分配，毕业后一样要自己找工作，还不如自己早早出来打工，弄点钱早早成家，结婚生子，完成一生的行程。 大山隔绝了村人的视野，他们不知道，更不关心外界发生了什么，日久就变得难以明辩是非，通达事理。在农村人眼中，好与坏，是与非的衡量标尺和参照系，是与比他们相对富裕的几个村民作比较的，认为有钱就有本事，有钱便有一切，殊不知，这群也许是一夜暴富的聪明人，是靠胆量，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敢于挑战道义和法律底线之人，但大多村民往往对这些人崇拜之极，把他们做为自己孩子的榜样。 在村人的思维中，宗族传统权威早巳被打破，唯有自身钱包很鼓的人，说出话来才有份量，才能服众，才理应被推崇为德高望重。而从不关心所供内容，所谈言语是对是错，更无须计较发言者的年龄大小或辈份高低。 这种逻辑极为简单：有钱人，就是成功的，也一定最正确的。有位村领导叫阿培的在处理一些民事纠纷中，常说些大道理出来教育人，按理说出发点很不错的，但双方当事人背后就滴沾：“脑膜炎一个。”原因是什么？就因为这位村领导穷呗。 五、即将荒芜的土地。 由于全村土地比较零散，且多为坡地，不易集中耕作和管理，尽管政府强调土地可以流转，但却无人问津。所以，每家每户土地仍由自家耕作，从前是双季稻，现因受劳力限制，只种一季稻了，尽管这样，还是有许多土地荒了。甚至有些将水田当作旱土种，因为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犁水田或插秧要150元至200元一天不等，还不容易请到合适的人，算下来成本比收入还高，于是大多逐渐改种玉米，而今年的玉米价格才7毛钱1斤，大多村民说明年什么也不种了，划不来。我问他们吃饭怎么办？他们说无所谓，反正米四处有卖，儿子寄回的钱买米还是足够的。显然，人口减少或人口流通，吃饭问题更容易解决了。 再者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土退化，土质板结，产量大减，甚至产生土地中毒，种上的庄稼(比如我村多年种植的烤烟)极易发生大面积自然死亡等多类疾病，造成产量骤降或颗粒无收。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我们也知道这样要不得，但我们老了，力不从心啊。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在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是不会种地的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六、日渐凋零的老一辈子。 这是一个局限的天地，这里太贫穷了，拥有50万以上的家产者廖廖无几。四面深山环绕，唯一的一条破水泥路通往乡镇，每天早上有二班客车通行。很多村民，一生未出远门，还有更多的老人，没读过一天书，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进过县城。 没见过世面的老人，却是大山中最后一批宽厚仁慈之人，可是，这些老人越来越稀缺了，我所认识的安民、太财、贤会、清奇等德高望重的老人，一个个相继去世了。此后，一个个儿孙满堂的家庭根基开始坍塌，家风越加败落，族人之间不再友善和睦，一个尚未成家的小辈不仅可以辱骂自己的叔辈，甚至可以操起家伙砸向自己的父母，兄弟间你尔我诈，妯娌间仇深似海。犹如一株大树，尽管枝叶繁茂，高耸参天，但掏空树根后，树干和树桠开始枯落和腐烂。 人之间的家长里短，生活百科，而事故的主角则是一批非正常人，但他们个个神智健全，没有任何精神疾患。这些事故的本质，是赤裸裸的人性与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人情味都无比缺失的时代产生的强烈对撞。 七、乡土是否可以重建。 我经常在想，我们农村是否可以还原60、70年代的辉煌，当时，城市青年人都在呐喊：“走，到农村去，农村是片广阔的天地。”确实，那时我村与全国农村一样，到处山青水秀，鸟语花香，完全原生态景象。但现在恐怕只是我一厢情愿罢了，现实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已被城市化的步伐碾压成“空心化”，很多人在为消逝的乡村文明而呼吁反思，这是因为它走得太快，把文明丢的速度太快。而我的故乡，它却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因为笨重的身躯和闭塞落后走得太慢了，本该为此庆幸，但不幸的是，它却走向了另一种根断裂的病态极端。 我深知，我村的败落已成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能人和资源不断地外流，村老秘书泽含辛茹苦养育儿女成人，供读大学，可儿女们成才后全部留在城市工作置业。老谭一生的全部积蓄给儿子在深圳办厂，可儿子发迹后在深圳买房落户，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繁荣城镇的格局。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随着国家精准扶贫等各项惠农政策的深入，理性平衡会越来越明显，只要村民的思想不死亡，说不定会有枯木逢春的一天。（来源：公众号zhengzhijiaodian 作者：政坛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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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5 21:3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