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慧策略投资终端破解版《日本，强大到让人窒息！》：在未来计算机领域，量子计算机是当今世界一大研究课题。速度最高是现有计算机的1亿倍（10的8次方），而量子计算机的多项基础技术源于日本， D-Wave量子计算机是由当时在日本NEC研究所任职的蔡兆申和中村泰信，于1999年在全世界率先实现的。而它的基础是源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西森秀稔和门胁正史教授提倡的“量子退火”理论。今后，能和日本在量子计算机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的只有一个国家，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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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的伟大意义和价值 造就一代边缘人的命运转折
【研究员】：
曾经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叫科斯，在90多岁高龄的时候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变革中国》。分析研究中国这几十年，他得出的结论叫边缘突破。整个中国，从个人也罢，从区域也罢，从行业也罢，从阶层也罢，甚至从国家也罢，所有的突破，都是在统治最薄弱的环节，在最边缘的部分，实现突破。农村是统治最薄弱的，所以产生了农村大包干和改革。
【博览财经特稿】本文根据王志纲老师在喜马拉雅FM上的《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四十年》音频课程整理而成。 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离不开大时代。在计划经济年代，各种人间喜剧，各种哭笑不得的事情，沐猴而冠，比比皆是。 “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那个主观的时代，根本没法鉴定人才。 而改革开放40年，一个伟大的成就，就是社会和时代这把巨大的筛子，终于筛出了人才，是米是糠还是沙子，一清二楚，各归其位。这是40年来，伟大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说牟其中、任正非、柳传志，重庆力帆的尹明善，包括卖水的宗庆后。 当时，他们都是边缘化的人，都是40年代生人，在当初的体制内不被认可、不被着意培养的人。 这些不是主角，也不是核心人员，是说不行就不行的人，最后成了风云人物，搅动了整个中国社会前进，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时代让任正非散发了光芒 任正非自己也承认，没想到会有今天。他曾被当作废品，“处理”掉了：40多岁的人，被转业了。 当时，邓小平百万大裁军，打仗的都精减编制，更不用说不能打仗的部队。任正非是工程兵，上不了战场，首先被裁了。 那个年代，40多岁，人到中年，没有专业，也没有官衔，而且被下放，基本上是个废人。 任正非被下放到深圳，在人海茫茫的时候进了一个国企。在体制里面，任正非又不是主角，得去找饭吃，所以去做了生意，结果不懂生意，被人家骗了。 最后体制也不要他，认为他是个废物，而且有原罪。谁能想到，被连续踢了两脚的任正非，今天成为一个惊天地泣鬼神、改天换地的人物。 虽然任正非本来就是筛子里面的吹尽黄沙始见金的金子，但他不知道自己潜力有这么大，他也不知道自己是金子。 时代让他散发了光芒。15年前，任正非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父亲母亲》。他讲到，自己浑身是病，能活多久都不知道，一辈子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但是最愧对的是自己的母亲。 当时，任正非陪着总书记到国外访问。突然传来消息，他母亲在昆明车祸。因为转机耽误了，等回来时，母亲已经离世，任正非悲天跄地嚎啕大哭，惊觉这一辈子，子欲养而亲不在。 非常感人泪下的一篇文章。当时给人的感觉是，任正非伤痕累累，能走多远，根本不清楚。 没有想到，将近15年过去，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一个新的任正非出来了，将近80岁的人，还能带领三军，高喊口号，冲锋陷阵。不仅精神抖擞，而且新招频出，真是不可想象的潜力。 时代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一个人是米是沙还是糠，由不得自己鉴定，是命运来鉴定，时间来鉴定，时代来鉴定。 三年五载看不清楚，十年八年甚至是借其一生，才分辨得清清楚楚。 边缘人宗庆后做成中国最大饮料大王和水王 原来我跟宗庆后打过交道，他也是典型的边缘人物。 娃哈哈饮品最早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笑。1991年，娃哈哈第一次冒出来，那时最火的是广东的太阳神。我和太阳神的老板也打过交道。太阳神的饮料，是盖子一撕掉，打开就能喝了，很舒服很人性化的。 当时的娃哈哈口服液，用的却是相当于早年穷困时在医院打青霉素的那种瓶子。医生先拿一个砂轮，把安瓿瓶前头划个圈子，然后啪地敲掉，再用针筒把青霉素吸出来打。 今天这已经成了历史，农村都不可能这样做了。那个时候娃哈哈的包装，就是这么干的，划一个圈，啪地敲碎，上面还犬牙交错，把嘴巴吃破都有可能，然后用吸管吸一口。 宗庆后37、38岁才开始进入江湖，是中国最早的知青，1978年才回城，顶替自己的母亲，在小学里面当老师。
可到小学里面教书又不行，怎么办呢？正好这个时代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叫做学校的第三产业——生产自救。结果这一生产自救，没想到就做出了所谓的娃哈哈。 1992年我去杭州的时候，宗庆后接待我。当时我就发现，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非常有意思。宗庆后拿个支票跑到杭州宾馆，所有活动都自己安排。他不相信别人，不假以他人之手，严谨缜密，一丝不苟，甚至略有点抠。这可能和他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 但就这么一个人，最后做成了整个中国最大的饮料大王和水王，曾经是中国的首富。 柳传志遇到一个商人说了算的新时代 柳传志本身也是个边缘化的人物。 当年柳传志虽然混到中科院，但是他搞科研并不出众，不见容于中科院。因为当时整个政策口子开了，柳传志就去干了没人干的“倒买倒卖”，也就是所谓的经商。
那个年代，搞经营的，都是属于大家讲的街头混混，做不了业务的人才搞经营，中科院更是这样。
后来倪光南作为联想的首席科学家，跟柳传志发生巨大的争论。因为倪光南是天之骄子，他认为自己是首席科学家，应该科学家说了算。 但没想到倪光南遇到一个新时代。一个并不是科学家说了算，是商人说了算的新时代。而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讲，倪光南只是他的一个大将。最后的结果也以倪光南的败北，而宣布了这场争论的结束。 这里面并不是谁好谁不好的问题。在那么一种时代里，所遵循的，就是这么个规则。 传奇人物尹明善 更典型的就是尹明善。2001年我们第一次见面，距离现在将近二十年。他当时58岁，刚开始创业，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尹明善的人生经历，我非常了解。这个人天资聪明，中学的时候，被打成右派。当年反右都是大学生，哪有中学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中学生能打成右派，说明这个人当时特立独行到什么程度？ 他17岁被打成右派，放逐了将近20年，生活在苦难当中。1978年才给他改正，改成一个高中生。 那时候大学生改正都不一定有好工作，尹明善改正以后还算不错，去了一个出版社。 在打杂的过程中，以他的眼光看来，他发现这个国有企业的体制根本不行。 由于尹明善是个边缘人，人家没在意他。最后不甘寂寞的尹明善，自己把书拿来倒卖，慢慢地成为重庆市第一代市场化的书商，通过倒书，完成了原始积累。 那个时候，重庆是一个机械制造业和军工制造业的重镇。当时大量引进日本的铃木摩托这些东西。 尹明善就发现，摩托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把五金组合起来，最关键是发动机。谁能够把摩托发动机把握住，谁就掌握了核心技术。 这个人就敢想敢干，居然就成立了重庆，也是中国第一个摩托车发动机研究所。鼓捣了几年，尹明善真是把发动机给做出来了！ 没想到尹明善这个人，从60岁开始起航，后来用了20年时间，做出来所有人根本都想象不到的事情。第一个是摩托车研究所，第二个就是生产摩托车。 尹明善的摩托车，一度在越南、老挝、柬埔寨这些国家大行其道。但现在我再去东南亚的时候已经踪影全无了，还是日本的本田和铃木摩托车。为什么？ 就是中国人聪明归聪明，但很难做到持久。尹明善这个人太聪明了，他做摩托车，刚刚站稳脚跟，就做汽车去了。汽车还没做好，他又收购足球队去了。足球队还没整完，他又做酒去了。
后来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跟我谈准备在香港上市。在跟证券公司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在旁边偷师学艺，发现证券公司原来这么简单，而且还收他将近五六千万的中介费，还不如自己来。他就把证券公司一脚踢掉，自己做了证券公司。 这个人太聪明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做什么，基本上都能成，最后就形成了一种不相关的多元化，看见什么做什么。 有一次我在中央台的《对话》见到他。在上台之前，我们一起聊天。他口袋里面揣了三个手机，三个手机来回接。 尹明善有一米九，像一个仙鹤一样。我当时给他开玩笑，说：“尹老板，我真担心你哪一天脖子会折断的，太累了。你现在还算好，现在67、68还精力旺盛，到了77、78怎么办？” 他笑了笑，说：“我有精力，这个问题不用担心。” 但就这么一个人，很遗憾，他儿子在重庆市是很有名的一个太子爷，酷爱名车，前20年重庆最好的法拉利、布加迪威龙，像收藏玩具一样。前些年开party也是出了名的，美酒美人，香车宝马一应俱全。 到今天尹明善身体不行了，准备交班的时候，孩子根本接不了。所以今天他的企业能不能够继承下去，真的是一个打问号的事情了。 但即使这样，也能说明这是一个传奇人物。原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不为社会所称道，最后展现出了巨大的才能和能力。 这是个英雄辈起的时代 时势造英雄，这个时代给他们充分施展自己的机会。 曾经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叫科斯，在90多岁高龄的时候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变革中国》。分析研究中国这几十年，他得出的结论叫边缘突破。 整个中国，从个人也罢，从区域也罢，从行业也罢，从阶层也罢，甚至从国家也罢，所有的突破，都是在统治最薄弱的环节，在最边缘的部分，实现突破。 农村是统治最薄弱的，所以产生了农村大包干和改革。 民营经济、个体户是统治最薄弱的，最后它填补了经济以后，就长成了国家经济的主力军。 人也是这样的，这批人就是属于边缘突破最典型的例子。在传统的体制下，在传统的时代里，他们都是边缘人，都被看作废物，是被废弃掉的。 最后，在市场经济这么一个大时代中，他们从不相信神仙和皇帝，只信仰自己改变自己命运。 他们都有一种草根的力量，那种顽强的生命力，先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然后改变了家庭的命运，改变了他们周边的朋友和员工的命运，最后他们改变了时代的命运。 我一直是一个极为坚决的市场派，跟我所看到的这些事情、这些人有巨大关系。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除这一代以外，第二代就不用说了。60后到70后，互联网时代出现的这批人，像雷军也罢，还有像李彦宏也罢，特别像马云这样的人，也是一个风云人物。 但是，他们是在环境相对稳定时，开始进入丛林并风生水起的。比起老一代的披荆斩棘，他们的传奇更多在于对未知的探索，而不是与命运的抗争。 不过，红军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传奇，八路军也有八路军的传奇，《亮剑》里面也有李云龙这种英雄人物。 第三代，是现在的80后、90后。我接触到的这些年轻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富二代。一类就是小镇青年。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这一茬人，我接触得比较多。非常遗憾，这帮孩子，往往成了迷惘的一代。 因为父母有了钱，或者建了厂，或者开了公司，都有巨大的遗产，都希望基业常青，希望孩子来接手接班。但是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是个山西的煤老板，那孩子怎么可能去接煤呢？ 现在去广东，有很多做陶瓷、做家具的老板跟我诉苦，他的孩子根本不愿意接这个班，觉得太苦太累。 他们有的想搞艺术，有的想当明星，有的想搞时尚，有的甚至是想开蛋糕店、开咖啡店，就这些东西。 你很难说他对还是不对。但这个群体最大的一个现象是，普遍处于一种娇弱、焦虑、迷失方向的状态。 最近我去日本比较多，他们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不愿结婚，更别提生孩子。日本人告诉我，不愿意结婚的人，已经占了将近三分之一；不生孩子一族，占了一半。所以现在日本人口锐减。“生两个政府养，生三个政府奖”，这些政策，日本政府全出来了！ 可能这是社会过度成熟的后果。今天中国也面临这种问题。“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中国告别了几千年的饥饿，相当一批人开始吃饱了，也处于一种迷茫状态，搞不清楚明天向何处去。 中国有句古话，非常精彩。“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管子说的。但中国还有另一句话，“饱暖思淫欲，家贫起盗心”。这就是这个时代非常丰富，且非常值得人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你很难用好和坏来说它。 但是，中国还有一批乡村的孩子，小镇的孩子，希望能在北上广深站住脚跟，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父辈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余荫。 这批人有豪情，有改变命运的动力。就像刘强东，虽然最后摔了些跤，可能会影响他的大事业。 但最终平心而论，一个苏北的孩子，什么都没有，就是为了改变命运，没想到蹦这么高。这种乡村的孩子，依然不可小看。 改变命运，就相当于一个饥饿的野兽在后面追着你。光脚的孩子，跑得最快。这批没伞的人，以后将会冒出很多像马云这样的人物出来。 我非常看好这批人，寄希望于这批人。无论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说到底，这是个英雄辈起的时代。（来源：正和岛 作者：王志纲）
政经观察
日本，强大到让人窒息！
【研究员】：WH
在近10年里，中日关系可谓是一波三折，此次安倍主动邀请中国领导人明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预示中日关系上，日本开始正视中国的强大，想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日关系，迎来历史性变局！其实，近10年里，在历史的恩怨与现实利益的博弈下，中国综合国力大幅超过日本，许多国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虚骄之气盛行，今天拳打日本，明天脚踢美国！
【博览财经特稿】日本这个国家，有一件事是全球唯一。那就是，从公元前660年，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开始，天皇这个宝座，2600多年间，就他们一家代代相传，传到现在是第126代，中间没有被革过命。 第126代天皇——德仁天皇举行即位仪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180个国家领导人，2000多名嘉宾云集东京，140多架专机没地方停。 日本突然如此重视中国 前不久全世界关注的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已经圆满落下帷幕，作为东道主，日本此次收获颇丰，特别是在中日关系上，这一次安倍格外主动，甚至还为中国破了例。 G20会议刚开始，面对在场的美国、法国、俄罗斯、印度等这些日本盟友的领导人，安倍一般都是要先和他们打打招呼，碰碰面，可这一次，安倍却直接无视了他们，把和中国领导人的会面，安排在所有人之前！ 两国领导人一见面，安倍就邀请中国领导人明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领导人原则接受邀请。
日本为何突然如此重视中国？在近10年里，中日关系可谓是一波三折，此次安倍主动邀请中国领导人明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预示中日关系上，日本开始正视中国的强大，想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中日关系，迎来历史性变局！其实，近10年里，在历史的恩怨与现实利益的博弈下，中国综合国力大幅超过日本，许多国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虚骄之气盛行，今天拳打日本，明天脚踢美国！这种愤青心态不可取！ 虽然中日恩怨纠缠百年。但对这个老对手，国人却常常是“熟悉的陌生人”。当下国人，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存在极大的错误认识。厘清错误，正视对手，才是真正的理性爱国！ 谈起日本，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没落的发达国家」，或者「经济停止发展」的印象，可是，日本真的举步维艰了吗？ 实际上，从这次G20峰会来看，日本不仅没有没落，反而在暗地里强大到让人窒息！
前不久，安倍在日本第198届国会上就发表施政演说，称“日本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期，不仅仅是因为今年要天皇让位、“改朝换代”，更因为在今后10年，日本将迎来10年的黄金期： 2019年，首次举办20国首脑峰会（G20）； 2020年，东京奥运会、残奥会举行； 2024年，大阪等全国三大赌城建成； 2025年，大阪世博会举行。 2030年，访日外国人将突破6000万人（为日本总人口的一半），并实现社会的全自动驾驶。 而推动这一机遇期成长的，是日本上下正在努力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机器人等新产业的研发与应用。” 日本未来10年，到底是黄金期，还是垃圾期？我们先来看看安倍执政7年的成绩单！ 安倍在2012年底重新上台后，抛出了安倍经济学。这个理论刚提出来的时候，国内的众多专家根本不屑一顾，觉得只是政客的空头支票，连仔细研究的人都没几个！ 可如今7年过去了，在这么一个中国国内无人问津，不当回事的经济学带领下，日本经济却出现这样的局面：
这就是安倍执政7年，给国民交出的答卷！ 看到这样的数据，那些当年嘲笑安倍的中国经济学家悔恨不已， 原来我们对日本存在如此大的误判！ 而这样的数据，也让人感觉窒息， 原来这些年日本都在闷声发大财！ 这些年日本到底都干了什么？ 一、日本在创新领域。 先来个总体概况：2015国际权威研究机构《 汤森路透》 发表了新的一年全球企业创新排名TOP100——汤森路透还是国家知识产权中心，中国科学院的合作伙伴，可见其权威性。 全球创新企业TOP100：日本40家、美国35家、法国10家、德国4家、瑞士3家。 在2014年之前一直是美国第一名，2014年之后被日本超越，而中国内地，无一家企业入围。
从这几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日本的创新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日本其实早就抛弃已经沦为低端制造业的家电之类产业，转变为全力投入B2B、新材料、人工智能、医疗、生物、新能源、物联网、机器人、高科技硬件、环境保护、资源再利用等新兴领域。新技术领域，美日两国瓜分了全球80%的市场。
另一份来自《Economist》的报告指出，日本的国家创新质量（Innovation Quality)位列世界第三。
创新质量的意思，就是你的创新到底有没有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更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创新实力： 麦肯锡2013发布研究报告，罗列了有望改变生活、商业和全球经济的12大新兴颠覆技术——未来12大新兴技术分别是：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机器人、次世代基因组技术、自动化交通、能源存储技术、3D打印、次世代材料技术、非常规油气勘采、资源再利用。
目前日本就是全力投入上面这十二个方面，目前——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70%的传感器，来自于日本。 生产人工智能设备的精密机械和机器人的60%来自于日本。 全自动驾驶汽车已在城乡广泛试验，2020年东京奥运会期间的比赛场馆与选手村将实施全自动驾驶运营。 软银集团和丰田汽车公司开始联手打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5.0”智能化未来社会。 领先世界的iPS细胞研究将获得革命性突破，iPS细胞将进行人工器官孵化培植临床治疗，心脏、肝脏、肾脏、眼膜等人体器官的自由更换，癌症堡垒已经被攻克一半，日本将进入人活100岁的“百岁时代”。
看到有人说日本创新缺失，你看不到，只是因为别人玩得更隐晦了。 目前的日本是蓄力期，等到发力期，其技术储备有机会让日本在下个100年又领先一步。 日本是个务实主义国家，面子什么的都是小事，对于日本韬光养晦才是真谛。 二、日本在技术领域。 在技术研发方面，日本有4个指标名列世界前茅：一是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列世界第一；二是由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世界第一；三是日本核心科技专利占世界第一80%以上；四是日本的专利授权率竟然高达80%，可见其专利申请的质量。
日企不只在于表面丰田、松下、索尼、佳能、日立……而是更多在国际市场上众多领域的“隐形王者”。 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高科技公司，如三星、intel、苹果、高通等等，如果没有日本的高精度设备，配件，解决方案，这些公司至少倒退10年。
不信？举个例子：这几年不管是VLSI Research，英特尔最佳供应商里的SCQI和PQS都是日系刷榜（8家SCQI6家日系，18家PQS11家日系，连iPhone里1000多项核心部件就有一半以上来自日本）。
还不信？接着看。 日本有11家企业获得英特尔PQS奖。全球任何企业要获得英特尔PQS奖，都需要在成本及质量方面获得80％以上的分数，并在改进计划方面也获得80％以上的分数才能获奖。 日本再次刷榜——
甚至连未来大数据时代的关键——云计算，2014年10月起由日本富士通、NEC、NTT、KDDI等联合设计开发的云计算安全规则也成为了云网络服务的全球安全标准。 全球最大的信息产业组织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BSA-美国商业软件联盟)连续第2年将日本评为云计算技术与云应用环境的世界第一国。 下图是BSA通过对各国云计算技术综合评分后的考核报告。云计算技术越发达越接近绿色(good)，反之则越接近红色(problematic)，而最终能获得深绿色资格的只有日本一家。
我们经常听说中国互联网技术很强大，甚至把云计算能力也归类到了互联网技术里，那么，走在国内云计算领域最前排的阿里云是怎么说的呢？ 看阿里云官方介绍——
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美国和法国分列第一至第五——在云计算领域，日本稳坐世界第一。 达沃斯年会董事会的核心成员穆拉特·索米茨也表示：“日本可能成为第一个整个社会都实现互联网的国家，或第一个创建国家超级计算数据中心的国家，可以结合不同的数据集，推进真正的创新。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日本可以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
那么，这些技术，对日本有什么帮助呢？能赚钱？ 当然能赚钱——
科技评选的权重指标：专利净收入=专利盈余（专利收入-专利支出） 日本专利盈余世界第二，且年年在上涨——
这意味着日本整个国家对技术研发的重视，同时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日本科技能独步天下。 三、日本在次世代计算机领域。 在未来计算机领域，量子计算机是当今世界一大研究课题。 速度最高是现有计算机的1亿倍（10的8次方），而量子计算机的多项基础技术源于日本， D-Wave量子计算机是由当时在日本NEC研究所任职的蔡兆申和中村泰信，于1999年在全世界率先实现的。 而它的基础是源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西森秀稔和门胁正史教授提倡的“量子退火”理论。 今后，能和日本在量子计算机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的只有一个国家，美国。
美、日、欧盟，这个顺序不是随便叫的。日本这些技术哪来的？强大的科研能力！如何看出日本拥有强大科研能力？看白人搞的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就知道了。 2000年之后一直到2018年，日本18年拿了18个诺贝尔奖，也就是每年至少拿一个诺贝尔奖，仅次于美国，位于全球第二。
如果以上部分已经让各位惊到了，那么日本的软实力，更让人难以置信。 四、你看不到的日本软实力。 这样的一个资源匮乏的，土地面积稀少，原材料几乎都要进口的国家为什么能维持GDP世界前三半个多世纪？ 想想也知道为什么——软实力过硬！
装弱小闷声发大财的日本，值得中国人惊醒！ 这才是真正的日本。中国专家嘴里的日本GDP停滞，只是假象，日本GDP停滞的原因，是因为日本资本、技术、工厂不断向外转移，现在中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GDP包括日本的公司创造的GDP，但却不算在日本的GDP统计之中。 日本已经在全球布好了局，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中高端，几乎由美，日霸占。日本6大财团，每一个堪比一个小型国家。 日本才是属于我国说的：装弱小，闷声发大财。日本为了实现战后经济扩张的目的，一直坚持长期为企业减税的政策，鼓励国内资本输出。到2015年日本的海外资产已经接近10万亿美元，是国内GDP的两倍，是中国GDP的80%。 就连央视都说：日本这个国家太恐怖了！
正如视频里的日本问题专家所称的那样——日本恐怕不是我们，仅仅从表面上能看到的日本，我们一般人不太容易从表象的背后观察这个国家；而只能从一些经济的数据上去简单的评判日本。 并不能仅仅靠GDP（国内生产总值）就能判断日本经济的好坏，以及日本国力的强弱，我们要知道，除GDP之外，还有一个GNP（国民生产总值），如果用GNP来计算日本的经济的话，它的规模要比现在庞大太多。 无论我们要把日本作为竞争对手，还是不共戴天的仇敌，都需要明确的清楚，日本究竟靠什么立国？日本究竟强在哪里？ 如果我们依然沉浸在“日本没落”、“日本衰退”的幻觉中，那么，只会令我们和真实的日本的差距更加巨大！（来源：花生网 作者：汪若鱼）
社会热点
武汉教育资源让许多城市眼红 人才流失“大赛”却上榜
【研究员】：wh
产业结构存在缺陷的同时，较低的工资水平又一次增大了武汉留住人才的难度。智联招聘数据显示，武汉平均招聘薪酬为7833元/月，略高于成都的7723元/月，但与杭州的9065元/月相差甚远。在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招聘薪资相对较低的局面上，高等教育的优秀成果们就难免被其他省份收割。以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为例，两所名校2018届本科毕业生流向最多的省份都是广东省，比例分别为27.36%和26.74%。在华中科技大学2018届毕业生就业公司当中，不乏恒大、华为、TCL、招商银行这些响亮的名字——这正是武汉拿不出手，而广东引以为傲的产业结构优势。
【博览财经特稿】在全国城市不断加码人才引进计划的整体环境下，如果反过来在城市之间举办一场关于人才流失的“比惨大赛”，武汉无疑是前几名。 经济上，2018年武汉GDP力压杭州居全国第九，超过包括长沙、郑州在内的其他中部城市的同时，增速也已连续5个季度保持8%以上。 教育上，武汉优秀的教育资源更是好得能让绝大部分城市眼红。根据今年6月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来看，拥有83座普通高校的武汉在数量上仅次于北京，远超成都的57所、杭州的47所。武汉的教育资源、大学生人数不仅远超同量级的对手们，在中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但尴尬的是，武汉大学生留存率还是太低了。数据显示，来自武汉83所高校的超100万名学生毕业后大多离开了武汉。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为例，这两所名校的毕业生大概只有1/4选择继续为武汉效力。与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相比，大学生留在武汉的意愿并不高。
这一幕似曾相识。当年，来自于汉阳兵工厂的88式步枪被运输到各地，参与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诸多全国性革命。对于军火的强大需求，让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武汉，造就了与大上海齐名的大武汉。 现在，同样强大的需求纷纷带走了“武汉制造”，留下的却是一座在人才竞争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的武汉。 在烈火烹油的抢人大战中，经济强市武汉不仅没有在广袤中部形成人才虹吸，反而为“他人做嫁衣”。这让人感到十分好奇。 这里根据《2019中国青年理想城报告》的数据，以生活便利度、产业结构等维度，分析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武汉毕业大学生的去留，武汉又因为哪些环节在人才的竞争中丢了分。 强势的金元 激进的城建 整体实力暂时无法赶上一线城市的城市，通常选择“错位竞争”。竞争中，最经常被二线城市提及的就是“方便”和“宜居”。武汉也不例外。 在《2019中国青年理想城报告》当中，武汉的居住便利度排名第6，在它前面是四座一线城市及成都。与杭州、成都这些同等量级的对手相比，武汉在“公共交通通达度”“日常餐饮可选度指数”“购物中心发展指数”等指标上的表现优异，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武汉的公共交通通达度。
截至2018年底，武汉运营着9条地铁线路，轨交线路长度达到348公里。在轨道交通的绝对长度上，武汉排在第5。而在密度上，武汉的轨交密度仅次于上海，高居全国第2，远超成都和杭州。 高密度轨道交通的背后，是武汉建成地铁的高速度。从2012年武汉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开始，“武汉速度”就成了中国地铁的代名词。从2012年到2015年，武汉每年建成通车一条地铁线路；从2016起，武汉每年建成通车至少两条线。根据规划，武汉将用不到20年的时间，走过伦敦140年的历程。 2014年，BBC记者Robert Peston采访武汉市长唐良智，得到了一组让人思考的数字：从2014年到2019年的5年间，武汉城建预计花费2000亿英镑（约合1.78万亿人民币）。英国政府最新报告显示，2017年，全英国的城市建设费用为1094亿英镑（约合9726亿人民币）。换句话说，武汉的年均城建支出，抵得上1/3个英国。 除便利的市内交通，武汉人的消费体验也要优于对手们。以人均购物中心数量为例，武汉人均拥有购物中心0.079个，高于成都的0.067个。购物中心入驻品牌数量上，拥有15749个品牌的武汉更是比成都多出1000余个。
如果再把评判的维度从市内提高到区域，武汉的交通通达度优势仍然明显。目前，武汉有直达各个省会的火车。全国范围看，拥有这样资源的城市只有北京、上海、西安、郑州和武汉，广深都没能拥有如此便利的铁路交通。除了航空中心度上有所欠缺，武汉在铁路指标上的优势是明显的。 但在历史底蕴、城市建设、生活便利度等方面都存在优势的情况下，武汉的大学生仍然决定出走。武汉的失分项到底在哪里？ 产业单一 人才流失严重 武汉留不住大学生的症结在于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工资水平低及强势“邻居”的虹吸，这三点正是一条循序渐进的人才流失链条。 “在武汉，如果你学的机械这样专业度高的学科还好。但对于我们商科这种学术性不强的专业来说，如果我想去金融、去新媒体、去互联网，只能去一线城市。因为这些行业在武汉几乎都找不到。”从武汉纺织大学毕业后，穆瑶最终选择离开家乡湖北来到上海，找到了一份让她满意的工作。 穆瑶的经历证实数据。从《2019中国青年理想城报告》的数据看，虽然武汉在产业发展和工作机会丰富度上优势明显，仅次于北上广深和成都。但武汉经济过于依赖钢铁、汽车等传统重工业，新兴领域、互联网和技术公司的数量不足，难以提供足够的职位，所以穆瑶们的出走也在情理之中。
仍以武汉、成都和杭州三座城市为例，对比互相之间的差异，就能看出武汉在产业结构上的劣势。
在与成都的比较中武汉还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当杭州加入竞争时，武汉在中国500强企业数量、新经济创业公司数量、创业能级和独角兽数量四项指标上明显落后。 “一家网易就能打败武汉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卢宁坚定地说。今年刚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卢宁是城市抢人大战的亲历者，他最终选择离开武汉前往网易杭州，成为一名游戏开发工程师。他表示：“2019年光一家网易的校招就好几百人，而且都是985的本科、硕士甚至是博士。但在武汉有多少公司能一下招那么多人呢？我在武汉根本没找到过这样的大型互联网公司。” 产业结构存在缺陷的同时，较低的工资水平又一次增大了武汉留住人才的难度。智联招聘数据显示，武汉平均招聘薪酬为7833元/月，略高于成都的7723元/月，但与杭州的9065元/月相差甚远。 在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招聘薪资相对较低的局面上，高等教育的优秀成果们就难免被其他省份收割。以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为例，两所名校2018届本科毕业生流向最多的省份都是广东省，比例分别为27.36%和26.74%。在华中科技大学2018届毕业生就业公司当中，不乏恒大、华为、TCL、招商银行这些响亮的名字——这正是武汉拿不出手，而广东引以为傲的产业结构优势。 被强势的广东挖角，武汉乃至整个湖北都在事实上成为广东的“职业人才培训基地”。产业结构落后、招聘薪资低等短板造成的人才流失现在还在继续。不过，武汉市政府也察觉到这一点。 大学生的武汉？湖北人的武汉！ “将武汉打造成大学生最友好城市”“5年内留住100万大学生”，在人才竞争的大背景下，武汉出台了一系列包括“人才租房、购房8折优惠”等政策。但对于一座想留住人的城市来说，从根本上改变行业现状才是关键。于是武汉拿出了对内和对外两套方案。 对内，武汉正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并收获一些成效。作为一座工业城市，武汉拥有武钢、东风汽车、神龙汽车等知名企业。但在钢铁产业去产能大背景下，武汉选择大力发展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产业。在产业升级、政策支持等一系列利好影响下，武汉也开始从一座工业城市开始向高新技术城市转型。 2013年，武汉互联网、高科技领域新公司注册数量为5746家，到2018年，这个数字上涨至22978家，增长近300%。
对外，武汉也开始在一线城市招兵买马，只不过现在效果甚微。2018和2019年，小米、小红书、商汤科技、奇虎360、字节跳动等著名的互联网和高新技术公司相继宣布将在武汉建立“第二总部”。对于想在互联网公司发展的卢宁来说，虽然这看起来是利好消息，但这些有意向在武汉布局的企业，目前也只停留在初步阶段，难以向大学生提供足够种类和数量的岗位。出走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此外，武汉正在大力宣传的“8折租房、购房”口号也在网上遭到质疑。一部分有意愿留在武汉的毕业生发现，一些优惠楼盘所处的位置相对较偏。如名为“临空港青年城”的人才楼盘，离最近的地铁站五环大道也有6公里。黄陂区的“长江青年城”也存在类似距离市中心太远，出行成本较高的问题。 在谈到这些关于职业、住房等话题时，卢宁和穆瑶都有相同的观点——武汉其实只适合安于现状的湖北人。在武汉实习时，卢宁发现同事虽然愿意将新技术运用在传统行业，但本地的同事们安于稳定的生活，从而缺少改变局面的魄力。穆瑶发现武汉人已经习惯了朝九晚五的生活，舒适圈里的生活更符合这座城市的期待。 从现实情况看，武汉为了留住年轻人的努力是不遗余力的。在城市人才竞争白热化的阶段，包括武汉在内的诸多城市没有犹豫的时间。“在城市之间日趋白热化的竞争中，武汉绝不能输，输了就输掉了未来！”2015年，时任的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动员大会上如此开篇。 就像阿里巴巴带动了杭州的电商、互联网行业发展，提高了整个城市的创新竞争力那样，武汉也急于寻找一家属于自己的“阿里巴巴”，帮助自己更快地向一线城市的称号发起冲击。即便不能自己孵化出武汉的本地互联网巨头，但武汉仍希望能“归化”一家已经成熟的企业。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经济实力、城市功能与区位都不弱的武汉来说，聚集青年人才、释放创新活力，都将是最重要的议题。（来源：DT财经 作者：钟黛 文中卢宁和穆瑶为化名）
中国房地产“无规律调控”模式 难以消除人们的抱怨
【研究员】：wh
中国经历40年快速发展，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住房问题。1978年的时候，城镇人均住房面积是1.8平米，当时的人口是8亿多。现在人口增加到13亿，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为39平米，超过了日本的人均住房面积了。这是很大的进步。特别是过去20年，快速地城镇化，快速地建设住宅，很多房子增值，很多人靠房子赚了钱。另外，从需求方面看，中国人口越来越接近“倒金字塔”结构，不仅新生人口没那么多了，而且将来老人会留下很多房子，可能租都租不出去。
【博览财经特稿】从2003年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基本保持了连续 14 年上涨不跌的神话。很多人说，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根本无法解释中国的房地产价格走势，像深圳、北京、上海等地，房价已经完全打破经济学常识。 中国楼市越是被调控，房价似乎涨得越快。调控政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人们总是抱怨房价高？房地产下一步何去何从？如何判断一个地方的房子还能不能买？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万通集团创始人、御风集团董事长冯仑先生，以下是其独家分享。 人们为什么总是抱怨房价高？ 在2017年楼市调控后，北京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房价跌了，而且下跌得惨重了一些。一些人在调控政策发布的前几天买了房，就此被套住。 房价上涨，很多人不开心；房价下跌，同样有很多人不开心。如果放眼全国，中国的总体房价在2017年调控之后反倒上涨了。所以，住宅调控政策并没有减少人们的抱怨。 我称中国房地产调控的模式为“无规律调控”：在调控密集的时候，一个月来一次，甚至半个月来一次，也有三个月来一次的紧急时刻，可能每半年也有一次大调控。 梳理一下中国楼市调控史就可以发现：在2004年土地出让市场化改革以后，大型的房地产调控一共有4轮，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3年和2017年，大致对应房地产市场每3年左右出现的“小周期”特征。 对民众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大调控里的小调控。大调控定方向，而定了调子后实施的小调控，会在执行层面影响到每个人。 很多人对频繁的“国字头”调控都不陌生：2005年5月的“国八条”，2006年5月的“国六条”，2010年4月的“国十条”，2010年9月的“国五条”，2011年1月的“新国八条”，2013年2月的“新国五条”，2015年的“330新政”“930 新政”，2017年的“317 新政”，等等。 后来，中央不统一正式发文了，改由各地政府自己制定楼市调控政策。从调研、制定政策到实施，地方政府的操作更灵活，调控频率越来越高，无规律调控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京八条”“沪九条”“苏十五条”“津十六条”等搞得大家都很崩溃。 中国房地产行业进入市场化发展20多年，经历了多少次调控，根本数不清。为什么人们还是抱怨房价高？因为大大小小的调控策略和方法，实际上在相互影响，上一次调控的效果也许很快就被下一次的调控抵消了。 全世界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总共可归纳为三种：美国式、新加坡式、德国式。 美国楼市100% 靠市场去推动、调节，政府极少主动干预； 新加坡楼市的发展，20%靠市场调节，80%靠政府调控； 德国楼市的60%是福利住房，留出40%的市场空间，大部分人都去租房，在房子上赚钱的概率大大降低。美国模式的核心是市场解决一切。新加坡模式把两条路分开，该政府保障的归保障，市场的归市场。德国模式类似于我们现在熟知的“房住不炒”。 绝大多数国家的楼市发展或者说调控都可以归到这三种模式上。这三种模式也造成很有意思的现象。德国由政府福利制度主导，所以一个拥有8，000多万人口的国家却没有什么大型房地产企业。 中国香港虽然只有700多万人口，但它采用美国模式，所以拥有众多大型房地产企业；即便按照新加坡模式（只给20%的市场空间）的比例计算，香港的开发商数量也比德国多。 中国楼市调控政策在不同模式间转换，尚不稳定。开发商什么时候开盘，到底要不要拿地，拿多少地，为谁拿地，这些方面应该由谁决定，政府还是开发商，这个问题需要回答清楚。 中国楼市调控的初衷是好的，但房地产经济这样的微观行为很难把控。如果政府在微观细节上管得太多，一来开发商没了积极性，二来买房者也蒙了。想兼顾每次楼市调控的目标和原则，是不可能的。 如果方向定了，无论采用哪一种调控模式都是可以的。就怕无规律调控把一个好好的楼市，搞得“内分泌失调”，房价反而越调越高了。调控次数过多，系统就紊乱了，这就是后遗症。归根结底，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太需要回归健康的状态了。
房子，差不多了 这两年，中央对住宅的定位很清楚，就是“房住不炒”。前段时间，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人民日报当时发了一个微博发表评论：炒房，此路不通。 这些迹象表明，中国的住宅房地产，迎来一个重大而且深远的拐点——房子，差不多了。 在“房住不炒”之前，很多人说“住房比老婆都要好”，因为房子不仅是消费产品，更是财富的一部分，同时又有投资价值，你白天睡觉、晚上睡觉，它都能帮你挣钱。 这样的话人们就追逐，拥有超过实际需要的住房。如果一个人有5套房，4套都是出租、经营、投资的，一套是用来自己住的，难免会造成市场一些虚高。就像股票有投资功能，起伏变化就很大。 现在更强调它的居住功能、公共服务功能和福利功能，来淡化甚至取消它的投资功能，地方政府的限购、限售，甚至是限跌政策，都围绕“房住不炒”进行。 此外，各地又支持长租房、廉租房，政府提供的公共住宅的比例越来越大。如在深圳，租房已经占到65%，新加坡是80%，已经达到很高比例。 中国经历40年快速发展，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住房问题。1978年的时候，城镇人均住房面积是1.8平米，当时的人口是8亿多。现在人口增加到13亿，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为39平米，超过了日本的人均住房面积了。这是很大的进步。 特别是过去20年，快速地城镇化，快速地建设住宅，很多房子增值，很多人靠房子赚了钱。
另外，从需求方面看，中国人口越来越接近“倒金字塔”结构，不仅新生人口没那么多了，而且将来老人会留下很多房子，可能租都租不出去。 房子不能老是一线明星，红完了就该进入二、三线了，甚至就该退出了。接下来，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物联网智能制造等新兴明星的舞台。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些人，也马上就变成了三、四线小明星。 房子不可能永远地盖下去，老百姓不可能永远地买下去。但这并不是说，房地产马上就要崩盘了，也不是说现在就应该卖房子。而是说，整个社会都围绕房子转，人们所有的心思都扑在房子上，所有的钱都投在房子里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将来的房地产，会迎来另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文旅地产、养老地产、长租公寓都是未来趋势，如果政策良性发展，整个房地产会进入一个正常发展时期。 关于房子的三个问题 1、纯粹居住的房子是不是财富？ 很多人说，我虽然有一套房子值1000万，但这套房子得自己住，不可能卖，如果不算这套房子，我就是个穷光蛋，这套房子能不能算作财富？ 我在《买房这些事儿》书里，讲了一个大姐的故事，她在北京三环有一套1000万的两居室，卖掉之后，在洱海边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做投资，总价不到100万元。后来她又把这套房子换成了200平方米的房子。 按照800万元储蓄，年化收益率6%计算，她每年的理财收入为50万元，而每年只要花20万元房租，她就能住到位于一线城市最好地段的房子。 剩下的钱，你可以生活、旅游、投资、养老。这些都是别人做不到的。如果我有1000万现金，我就会这样做。 2、房子里的钱，有没有泡沫？ 房子里的财富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呢？到底有没有泡沫呢？如果有，泡沫成分多大？ 我的看法是，泡沫确实有，但不能夸大这个泡沫。市场经济就像生活一样，很多东西是相伴而生，你分不了这么清楚。更何况，泡沫是个形容词，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剂量。 就像市场上炒鞋、炒各种艺术品，这些也叫泡沫，你穿多少块钱的鞋子，能精确到什么程度？所以，总会有一些变化，但这个就属于基本的乐趣，没有了泡沫，也会少了很多乐趣。 所以，未来只要房产用来投资的功能越来越少，所谓的泡沫和波动就会越来越少。这是必然规律。 3、中国年轻人，买房太着急了。 现在中国年轻人，买房太着急了，毕业三四年，二十七八岁就要去买房。买不起房子，就会说房价太贵了。 但你仔细想想，不管任何国家，大学毕业二十几岁都买不起房子。全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买房的年龄是37岁，你现在27岁买房，就相当于说一个10岁的小孩嚷嚷着要娶媳妇，你这个时候娶不上媳妇，你认为是媳妇太少了，还是娶媳妇太早了呢？ 我35岁以前，都是租房，北京东西南北都住过，光在酒店就住了一年多。很多人觉得租房就不好好买家具，生活就很对付。其实，租房也可以过得很幸福，我见过很多人，租房家里也收拾得特别好，也很认真买家具，很认真地生活。
如果整个社会，到了37岁还买不起房子，那是这个社会有问题。但如果到了37岁大家都能买得起房子，单单你自己买不起，那就需要反思自己了。 你所在的地方房子还能不能买？ 过去10年，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买房的人，即便当时看上去很不适合下手，后来还是能赚回来。房价涨跌的趋势走向是有据可循的。 但2017年、2018年的房价下降，让很多人觉得房地产市场转向了。你所在的地方，房子还能不能买？ 我总结了8个指标帮助大家判断房地产价格趋势： 第1个指标：当地的GDP水平。 根据宏观经济研究，经济增长一般从人均GDP达到1000—2000美元时开始。当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住宅市场逐渐饱和。 当前，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8000美元，这意味着整体住宅供应量已经处于饱和的状态，所以近几年很多城市的住宅逐渐滞销。 第2个指标：一个城市成交的新房二手房数量比例。 如果一个城市每天卖6套房子，其中3套是新房，3套是二手房，新房二手房成交比为1：1，这就意味着楼市接近饱和，北京、上海等很多城市就是如此。 但是如果新房二手房成交比不足1∶1，比如说卖了6套房，其中2套房是新房，4套房是二手房说明这个市场已经饱和，房价快速上涨的动力减弱。 第3个指标：人口增长量。 人口净流入量为正，房价上涨，反之下跌。住宅和人口数量高度相关，如果一个地方的人口数量没有增长，那里的房子一定会贬值。 为什么说去东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买房要慎重？东北每年有180万-200万人离开家乡外出打工，甚至到海南定居，因此东北的住宅投资价值不大。 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为什么不跌？是因为北京和上海的人口每年净增长五六十万，而深圳已经是人口过千万的城市，现在还在增长。在北京的朝阳区，光是中央电视台就带来了几万人租房、就业、消费、娱乐的需求，所以这个地区的租金持续上涨。 第4个指标：人口增长中积极人口增长的部分。 众所周知，美国硅谷聚集了受过良好教育的科技人才。其中一些人在那里创业，既创造了就业机会，又带来收入，这种人口增长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影响。在中国，过去制造业、出口对GDP的贡献最大，而现在服务业、科技产业造福GDP增长。 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趣，天津人做了几百年煎饼果子，当地却没有一家年营业额超过1000万元。但是，北京有一个创业者利用互联网思维做煎饼果子，公司市值高达20亿元。这个创业者不仅实现了个人价值，还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带来了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5个指标：经济的增长。 近3年来，城市经济的增长发生很大的变化。10多年前，经济增长是外延式的，主要依靠制造业、基础服务业和包括原材料、能源在内的传统实体经济。所以过去的经济增长表现得更直观，城市越来越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也越来越多。结果，从事挖煤挖矿的人赚钱了，做出口加工的人也赚钱了。 而说起现在，我就想到一道老歌《新鸳鸯蝴蝶梦》的歌词——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 新人是谁呢？我们叫它“五行业”--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基因生物、大娱乐大健康。每一个行业都与高科技密切相关。旧人是谁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传统制造业、矿产、能源行业。新旧行业的不断更替促进了社会进步。 现在，互联网企业的集中度高到什么水平？数据显示，全国排名前2000的互联网公司有60%在北京，30%在深圳，剩下10%分别在杭州和上海，其他的城市几乎没有。 中国的电影娱乐行业差不多有100亿美元的市场。五大互联网娱乐公司--中影集团、光线传媒、北京华谊兄弟影业、博纳影业和万达影业--控制了中国90%的电影行业，它们都位于北京。大文化、大娱乐行业的领军者几乎都在北京，基因生物研发的前沿阵地主要在深圳，而领先的金融服务业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 未来的整个经济地图都变了，今后的房价“高山”只会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苏州、厦门、成都等城市，剩下的地方都是房价“平原”。 第6个指标：税收。 如果房地产税或遗产税在中国出台，本来你买了5套房产并打算传给你的子孙，那现在得赶紧出手或重新进行资产配置，如卖掉3套房子换1套更大的房子，否则你的后代可能交不起遗产税。 假定1套房子价值1000万元，按照美国接近50%的遗产税率计算，继承人需要缴纳几百万元的税才能成功把房子过户到他的名下。在国外，经常有人因为交不起遗产税，不得不先去借现金把税交完，再拿房子抵押贷款。 这个过程很折腾，如果被继承人12月下旬去世，房产继承人根本没有时间折腾，因为来年就得交税。遗产税、财产税、增值税的征收导致持有住宅的成本变高，大家买房的意愿也随之降低。 相反，在税收比较低的地方，如像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综合的税率大概为 11%，那里的人就更愿意持有不动产。 第7个指标：汇率。 人民币不断升值，在国外买房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国外房产的产权是永久的，而且贷款流程简单，利息也很低。 但是，如果人民币贬值，在国外买东西（包括房子）相对来说会更贵，很多人可能就不打算出国买房了，特别是大城市的高收入人群。 第8个指标：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预期。 有购买力的人口如果对一个城市或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一个良好的长期预期，他们就有意愿去那里置业。反之，他们选择去一个地方置业的意愿降低。显然，这种社会心理偏好对住宅的价值变化来说至关重要。 结语 房子，涉及每个人，每个家庭，也涉及一个人的一生，从童年的记忆到晚年的回想。也涉及到GDP增长和中国的产业结构，涉及到社会的公平与安定。 也许只有“房地产”这个词，能涵盖并影响这么多领域。但现在可以说，只要政策稳定连续，房子就差不多了。各种形式的房子纷至沓来，将来人们不需要再为买房担忧。 对于租房的人，房子是租来的，生活是自己的，你也同样可以享受美好生活。（来源：正和岛 作者：孙允广）
形势分析
“候鸟族”或正在见证一场改写城市历史的“拆墙”运动
【研究员】：wh
2008年发布的珠三角发展规划，就已将广佛同城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0年内地首条跨城地铁广佛线正式通车；同一年投运的广州南站，同样位于毗邻佛山的边界地带。这对双子城，有足够的基础“合体”。历史上广佛两地就是同风同俗，共享岭南文化。曾经南海县、番禺县和顺德县，就因为地缘和文化相近而被并称为南番顺或者“三乡”，它们包含了如今广州、佛山大片区域，这种文化脐带无法割断。
【博览财经特稿】在中国的南端，日均客流量超过50万人次的广佛地铁线上，那些穿梭在广州和佛山两座城市的“候鸟族”们，可能正在见证一场改写城市历史的拆墙运动。 在不久前，广佛在边界区域画了一个629平方公里的大圈，这个圈的官方名称是“广佛高质量融合发展试验区”，涉及广佛边界10个区镇，其中广州占275平方公里，佛山354平方公里。
按照规划，融合发展试验区将成为广佛同城的前沿阵地，为广佛两市深度融合、破除行政壁垒发展提供经验参考。一旦那道无形的行政围墙拆除，一个超级城市将在大湾区降生。 广州和佛山最先拆墙的一对CP 2008年发布的珠三角发展规划，就已将广佛同城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0年内地首条跨城地铁广佛线正式通车；同一年投运的广州南站，同样位于毗邻佛山的边界地带。 这对双子城，有足够的基础“合体”。历史上广佛两地就是同风同俗，共享岭南文化。曾经南海县、番禺县和顺德县，就因为地缘和文化相近而被并称为南番顺或者“三乡”，它们包含了如今广州、佛山大片区域，这种文化脐带无法割断。
在上个世纪的珠三角发展史中，广州和佛山形成典型的前店后厂模式。直到今天以商贸著称的广州，和陶瓷、家电等作为支柱产业的佛山，还有着很好的产业互补性。 而在地理上，以佛山水道为界，一边是广州荔湾，一边是佛山南海。如果以政府驻地为计算标准，广州和佛山的直线距离，也只有20公里左右，乘坐地铁只需要半小时左右，比广州很多上班族每天的通勤距离还要近。 所以，今天的佛山，装下了大量被广州房价吓跑的年轻人。他们跨城上班，职住分离，像候鸟一样朝夕，穿梭在珠江新城的CBD和均价1.5万元左右的佛山小区里。当地媒体的数据显示，在南海区生活的广州人已超过100万。 而且，珠三角地区很早就实现了撤县设区，广佛之间已经没有城郊地带，这次圈起来的靠近广州南站的629平方公里地带，已经是发展相对成熟的连片城区，这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水乳交融的超级城市。 抱团取暖，佛山乐意广州当然也乐意。这两年时不时有广州掉出一线城市的声音，2017年GDP被兄弟城市深圳反超，相对于深莞之间100公里左右的距离来说，广佛这对大哥和小弟的组合，更具备合体的区位优势，至少让有掉队危险的广州更能打了。 以2018年的数据为例，广州的GDP是2.29万亿元，常住人口是1490.44万人；佛山GDP是9935.88亿元，即将迈入万亿俱乐部，常住人口是790.57万人。 两地深度融合之后，将组成一个经济体量超3万亿元，人口超两千万的超级城市，直逼北京和上海。在中国的区域发展史上，它的确是一件充满想象的事情。
这种想象不只局限于经济层面，对于那些家住佛山的候鸟族来说，逐渐拆掉的围墙，让他们开始畅想户籍同城、社保同城、教育招考同城，乃至煤气、电力同网同价的全新体验。 一二线城市“拆墙”早已摩拳擦掌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佛率先拆墙，不是一件让人意外的事。经济发展必然会要求更统一的市场，人才，技术、信息、资本等市场要素更畅通的流通。 所以拆墙这件事，广佛之外，那些发达的一二线城市，早已经摩拳擦掌了。在29分钟可以从广州高铁直达的深圳，未来和惠州将有五条轨道交通相连，深莞惠三地正在打造1小时的内部通勤圈。 广深这对渊源极深的兄弟城市，即便在深中通道上争得面红耳赤，也正在放下嫌隙。不久前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到，为符合条件的珠三角九市人员赴港澳开展商务、科研、专业服务等提供更加便利的签注安排。 中国经济的顶级门户上海，哪怕基于疏解职能的考虑，不得不高筑落户大门，但在和周边城市的融合上，同样正在拆除围栏。 2009年开通的11号线，就让上海拥有了首条跨省的地铁。这条线路从上海延伸到江苏的昆山，后者正是中国最发达的百强县，2018年GDP就达到3832.06亿元，相当于一个中小型省会，这种发展成绩，正是源于抱紧了上海的大腿。 上海的野心不止于此。如今它已和距离不到百公里的苏州规划了多条跨城地铁，试图进一步将处在自己辐射下的苏州，更彻底地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同样不甘落后的还有广大二线城市。如西安咸阳合并传言飞了几年，就算最后证伪，照样不妨碍它通过同城化组成巨无霸；另外，四川南充之前官方发文，明确融入重庆。
有意思的是，拆墙之后，水平更低的二级城市，还面临着站队的选择。就在上个月，安徽蚌埠正式加入合肥都市圈，而在此之前，它已经被列入了南京都市圈的范畴。 对中心城市来说，争相拉拢周边的卫星城，成了无可替代的选择。苏州和南通的上海第三机场之争说明，中心城市在开发到顶的前提下，只能向周边腹地要土地。推倒那面墙，才有更大的可能。 这是一场相互受益的抱团取暖。那些中小城市，当然乐意站到大哥们的麾下，一方面可以惩戒外溢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如达不到3000亿GDP、城区人口300万人的建设资格，它们也可以享受到从中心城市延伸过来的地铁。 一场关乎国运的“拆墙”运动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高度而言，这是一场关乎国运的拆墙运动。往外看，当前的政经逻辑发生很大的变化，国与国的较量，已经变成顶级门户城市之间的PK。大国博弈“炸”出深圳最牛街道办，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过去几年，陆续公布了九大国家中心城市，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国家中心城市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参与国际竞争”。但即便是北上广拿到国际上进行比较，依然会落于下风。
以东京为例，它以千万左右的人口，创造了万亿美元的GDP，是上海的两倍左右。堪称全世界最发达的轨道交通，还让它的周边环绕多个卫星城，构成了一座超级巨无霸。 这些年的城市化，事实上已从均衡发展中小城镇策略，转变成优先发展中心城市。《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更意味着单打独斗让位于抱团取暖。这是应对国际竞争的必然结果。 往内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城市的发展，建立在乡—城人口流动的城市化上。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拆墙——农村和城市的界限模糊，农业人口变为本地新市民，或涌向东南沿海。但这种历史趋势正在终结。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为59.58%，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过如学者李迅雷所言，人口流动与人口年龄有关，年龄越大，流动性就越差。 数据显示，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和年龄中位数，都在不断增长。其中2010—2015年5年间流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增加了2岁。与此同时乡——城流动人口占比则不断下降，从2010年的63.2%，下降到2015年的48.9%。 也就是说，未来要想通过城市化来继续做大，空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狭窄。尤其对那些周边没有郊区的大城市来说，在摧毁城——乡之墙后，只能通过城——城间的第二次拆墙，获得更大的市场，更多的资源要素。 以2010年前后为界，流动人口数量和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吻合度极高的共振，它充分说明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关乎城市未来，也关乎国运。 所以，在以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城市化进入尾声的节点，广大城市必须面临选择。哪怕那些大城市将承担更重的社保、医疗、教育支出，但想要做大城市平台，拆墙不可避免。（来源：功夫财经（ID:kongfuf） 作者：熊志）
新闻视点
诺奖经济学得主报告明白告诉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研究员】：wh
尽管三位得主都不是大家熟悉的学者，但他们研究的课题却非常令人震撼：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当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在扎堆研究财富，每天在各种富豪圈和官员圈子里穿梭时，这三位经济学家都在潜心研究贫穷。他们深入五大洲各个贫困国家和地区实地调研，最终凭借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拿下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博览财经特稿】10月14日晚，2019年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重磅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它被授予三个发展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埃丝特·杜弗洛（Esther Duflo）、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74年颁给凭借《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而获奖的冈纳·缪尔达尔，1979年颁给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并提出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刘易斯拐点”的阿瑟·刘易斯，差不多时隔40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聚焦发展发展经济学，将人们的关注点导向穷人、贫穷与人类的共同发展。
相信很多读者不知道这三位是谁，其实这很正常。经济学从来不是什么显学，尤其这三位不是聚焦人类的荣耀，而是人类的伤疤--那些多数时候脱离主流视线，多数情况下没有话语权，几乎不会引起关注的穷人。 三位获奖者中，印度裔58岁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47岁的埃丝特·杜弗洛是一对夫妻档，他们都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55岁的迈克尔·克雷默则在哈佛任职。这三位在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算是很“年轻”的群体，尤其是埃丝特·杜弗洛，她不但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而且是最年轻的得主，她还是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 尽管三位得主都不是大家熟悉的学者，但他们研究的课题却非常令人震撼：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当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在扎堆研究财富，每天在各种富豪圈和官员圈子里穿梭时，这三位经济学家都在潜心研究贫穷。他们深入五大洲各个贫困国家和地区实地调研，最终凭借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拿下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几位顶级经济学大咖看待贫穷问题的几个核心视角。 贫穷的根源不是懒惰、愚蠢和享乐主义，而是外部环境 按照时下不少人的观点，贫穷的根源是懒惰、愚蠢和享乐主义——但这三位大咖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否定了这一点。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杜弗洛曾深入亚非拉许多贫困地区实地观察和调研，他们发现，那种认为“贫穷的根源是懒惰、愚蠢和享乐主义”的刻板印象，其实并无足够的事实依据。 如非洲某些贫困地区环境恶劣，疾病肆虐，一不小心就会死于饥饿或疾病，普通人想安安稳稳地落个寿终正寝都难。在这种环境里，即便是出现勤奋、聪慧、积极向上的个体，也几乎无法摆脱贫穷。而在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里，普通人即便是懒惰、愚蠢、耽于享乐，他们的生活品质也远比贫困人口里最勤奋、聪明、上进的人要好得多，因为这里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换个更粗鄙的说法，投胎是个技术活。很多事从出生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有些人终身奋斗所追求的东西，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根本无需多想。但是这种外部环境的制约，很难打破。 在这三位大咖的全球视角看，尽管每年全球都有高达数万亿美金的援助专门用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但是仍有10亿贫困人口生活在每天0.99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从全球范围内看，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 最关键的是，这三位大咖都认同“贫穷会限制想象力”的说法——贫穷的外围环境会最大程度制约的财富创造力。他们的研究发现，贫穷会扼杀一个人的想象力，即便这个人本身是个天才，贫穷也会用巨大的力量扭曲他的天赋，最终让他泯然众人，甚至变成一个沉沦堕落的人。 这里想起巴西球星阿德里亚诺。这位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北部著名贫民窟维拉克鲁塞罗的孩子曾经凭借超人般的天赋成为著名球星，效力于国际米兰。2006年曼联曾提议用2000万英镑加C罗换阿德里亚诺，但都被国际米兰老板莫拉蒂拒绝了。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穷人逆袭的例子，看起来阿德里亚诺因为天赋，似乎彻底摆脱了贫穷的命运。而2006年开始，他其实已经暗中与当年的贫民窟发小们一起流连夜店，这些发小们很多都是贩毒组织成员，吸毒、抢劫、坐牢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随后的几年里，阿德里亚诺失业了，他将从前的积蓄挥霍一空，重新回到贫民窟与毒贩们打成一片。 在阿德里亚诺最风光的岁月里，维拉克鲁塞罗贫民窟的许多家庭都把他的照片放在耶稣像边上，勉励自家孩子将来要向阿德里亚诺那样努力，走出贫民窟。但在阿德里亚诺最终回到维拉克鲁塞罗之后，人们又只好把他的照片从耶稣像边上撤掉了。 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杜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都在提醒人类，要想真正帮助那些贫困人群，必须从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入手。 而对于普通个体而言，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去，你创造财富的机会，会远大于你在一个泥潭里醉饮心灵鸡汤，挥汗如雨。
为什么穷人花钱看起来比富人还厉害？ 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是：相当多穷人虽然贫穷，相对而言，但在消费方面的支出占比并不比富人低，甚至还会更高。 为什么这些贫穷的人宁可睡大街，也要花钱泡网吧？为什么穷人更喜欢把钱用在娱乐上，而不是学习上呢？这些反过来又会怎样影响一个人的财富创造？ 阿比吉特·班纳吉认为，他的工作首先就是要改变人们理解贫穷的方式。他反对将上述现象简单归因于个人道德，他认为过去人们经常把这一经济现象与道德挂钩，所以导致了许多政府的政策变成了道德说教，而道德说教对于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并无实际意义。 他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因为穷人的生活压力更大，烦恼更多，而任何人对于烦恼的承受能力都是有限的，都需要排解。穷人烦恼更多，所以他们更需要频繁地释放压力，而消费能力注定他们无法像富人那样去解压，他们只能在垃圾食品、垃圾电子游戏、很low的手机应用、很低劣的洗脑影视作品上去寻求高频低效的压力释放、存在感与安慰。 这一现象在全球都普遍存在。如中国深圳--它无疑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但深圳也有“三和大神”这样奇葩的社会群体存在。在深圳龙华新区景乐新村北区的三和人力市场，有不少外来务工人员靠日结的薪资和低廉的生活成本生活着，他们被称为“三和大神”。 他们没有住处，晚上在网吧里包夜，困了就睡地板。早上5点半之前被闹钟叫醒，然后去三和人力市场门口等着那些招募零工的雇主上门。这些工作一般当日结束，薪资日结，每天100-300元不等。拿到工资之后，这些“三和大神”就回到网吧，靠游戏和方便面维持生存，直到工资用完，再出来找下一份日结的零工。“三和大神”的人生，每一天都在如此循环往复。 阿比吉特·班纳吉认为，穷人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无法承受较长的收获期，因此他们更追求立竿见影的回报效果，而个人学习在他们看来，投资回报过程很长，他们缺乏耐心去等待这个周期。因此，很多穷人把生活过成了死循环。 学习投入对于富人来说，成本并不算高，但对于穷人来说，他投入的不仅仅是钱，还有生存的机会。特别是一些需要完全脱产或者基本脱产的学习，对于穷人来说更是一种奢望，因为一旦他们失去收入，生活将难以为继。因此综合看，穷人的学习成本极高--这一点堪称穷人的命运诅咒与遗传基因，也是一穷起码穷三代的核心原因。
另外，这几位经济学家指出，穷人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占比也是非常高昂的，甚至还会高于富人的支出占比——穷人的风险暴露远超富人，抗风险能力也远低于富人。 穷人通常“小病靠扛”，就医频次很低，而且几乎没有疾病预防的安排，看起来似乎医疗消费很少，而实际上穷人一旦就医，基本上都是重大疾病，甚至是绝症，治疗费用极高，而且康复的概率较低。 穷人更难以承受疾病带来的时间损失，因此他们更偏爱那些“下猛药”的医疗方式，对于“慢慢调理”的医疗方式则难以接受。但是，这种重治疗轻预防就医习惯，不仅让穷人更穷，而且让他们的身体也饱受摧残。身体健康几乎是穷人最核心的资产——但，他们依然无力保养这份核心资产。 另外，金融服务对于穷人也非常不利。穷人比富人更难获得贷款，因此他们需要支付远远高于富人的融资成本。 这一现象在中国同样存在。尽管当下许多中国金融服务公司宣称自己做的是“普惠金融”，但在这个看似光芒万丈的概念之下，不少公司实际上都在玩高利贷的游戏——他们不仅不帮穷人，而且是定向坑穷人。社会上有个很形象的词慨括这个现象：割韭菜。 结语：我们该如何摆脱贫穷？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杜弗洛有一本经济学著作，叫《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这本书的中文版网上有售，在此向大家隆重推荐一下。 这本书分十大章节，从营养、健康、教育、生育、风险管理、贷款、存款、创业、政治参与等多个方面，深入探讨穷人的生存、选择和突围，以及援助、制度对穷人的意义。 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两位作者在象牙塔里翻翻故纸堆拼凑而成的作品。事实上，这两位学者为了弄清楚贫穷的本质，用了15年时间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去观察和体验穷人的日常，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多个方面，来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据该书统计，全球有10亿人口，生活在每天0.99美元的贫困线之下。这是全球最底层的10亿人口，每年有数万亿美元的援助专门用于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但他们依然深陷贫穷的泥沼。 主流社会从前常将这些贫困人口说成“社会的负担”、“弱国劣政的牺牲品”，并认为“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能改变穷人的生活”、“穷人的穷是因为思想根源”、“穷人懒惰，行动力很差”。但这几位诺奖得主在这部著作中用大量的一手材料，严密论证，批评和驳斥了这些居高临下的“何不食肉糜”式的观点。 在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杜弗洛看来，所谓穷人的“粗鄙”、“没教养”、“懒惰”、“愚蠢”，都只是主流社会推卸责任的托辞而已，在医疗、教育、融资、准入等各方面远高于其他群体的社会环境摩擦成本，才是贫穷的根源。 贫穷是一种病--病因不是肌体自身，而是环境污染。多年来，各国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人们对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而这本著作就是致力于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及所有希望天下脱贫的人提供指导意见，帮助他们寻找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 在扶贫工作上，中国取得了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成绩。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全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属于贫困人口，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贫困人口比例大大降低了。今年2月20日，中国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媒体公布了一组数据。6年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底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连续6年超额完成千万减贫任务。 这当然是极好的经济现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路径从一定程度上也验证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观点：那就是贫穷源于环境，只有环境的改变才能从根本上消灭贫穷。 今天，尽管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但无数中国人还在想方设法地想挤进去，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想改变生存环境的努力。 但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并未雨绸缪的是，我的财富分配机制在出现某种值得警惕的扭曲——反映我们社会财富分配公平与否的基尼系数，处在一个颇为突兀和尴尬的水平。在经济学上，这意味着，我们创造的财富越多，人群的贫富分化可能会越大。
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让特定人群成为巨富，中国的理想是“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依然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他们的生活依然未能摆脱贫穷。 他们有权利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因为，贫穷，不是他们自己的错！按照十三五规划，中国将在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人口，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来源：格隆汇 作者：江户川柯南）
社会透视
多方合谋造就狂欢后 互联网寒意已经袭来
【研究员】：wh
在前两年的移动互联网创投大潮中，无论创业者还是投资人，成长性都被视为重中之重，许多没有找到商业模式，持续亏损的公司，只要能对外讲述一个高速增长的故事，都不难从市场上获得资金支持。当面对如何挣钱的疑问时，他们的回答通常模糊不清：腾讯一开始也不挣钱，但你看现在。其中深意不言而喻：腾讯初期通过QQ获取大批用户但没有建立商业模式，如今却成为互联网巨头，市值跻身全球前列，这确实是一个能够说服提问者的绝佳例子——只是巨头们在获得大批用户后艰难寻求盈利模式的过程，通常被大多数人忽略。
【博览财经特稿】打车软件补贴大战使烧钱获取用户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竞争的新主流。 互联网公司的最大吸引力在于高成长性，在一级市场进入是分享成长红利的重要途径。 过去十年的创投模式已经遭遇挑战，当前创投市场更看重造血能力和现金流。 “为没有实现盈利的企业提供慷慨资金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在WeWork宣布中止IPO计划以后，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迈克-威尔逊（Mike Wilson）发布这一观点，并迅速广为传播。 金沙江创投朱啸虎在朋友圈截图分享，易凯资本王冉更是在新婚之时依然发布长篇微博，称非常同意，“这个正在被结束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简单来说，就是一级市场胡乱估值并且可以不受惩罚的时代。” 在前两年的移动互联网创投大潮中，无论创业者还是投资人，成长性都被视为重中之重，许多没有找到商业模式，持续亏损的公司，只要能对外讲述一个高速增长的故事，都不难从市场上获得资金支持。 当面对如何挣钱的疑问时，他们的回答通常模糊不清：腾讯一开始也不挣钱，但你看现在。其中深意不言而喻：腾讯初期通过QQ获取大批用户但没有建立商业模式，如今却成为互联网巨头，市值跻身全球前列，这确实是一个能够说服提问者的绝佳例子——只是巨头们在获得大批用户后艰难寻求盈利模式的过程，通常被大多数人忽略。 但风向显然已经转变，在经历狂欢般的移动互联网创投热潮后，一切正在回归理性。而回顾历史，相同的故事总是重复上演，只是披上了不同的外衣。 疯狂的过山车 很难有人能忘记，五年前，在分别获得腾讯和阿里的资本扶持后，滴滴与快的掀起的补贴大战，这是中国互联网史上最疯狂的烧钱战争，它甚至拥有自己的百度百科——打车软件补贴战。双方近身缠斗，战况胶着，简单回顾，一切仍显疯狂。 2014年1月10日，嘀嘀宣布在32个城市开通微信支付，使用微信支付，乘客车费立减10元、司机立奖10元。十天后，“快的打车”和支付宝宣布跟进。此后，补贴策略逐渐演进为限定出行单数进行补贴，到该年3月底，嘀嘀打车公布，自补贴开始，其用户数从2200万增至1亿，日均订单数从35万增至521.83万，补贴达14亿元。虽然每单补贴已从最高峰时下降了三分之二，但每个月依然得砸下数亿元。 补贴大战为双方都带来大量资金消耗，2015年情人节，滴滴快的宣布合并，但补贴大战并未结束，Uber中国的大肆进攻让战火转移到了本土巨头滴滴与全球巨头Uber之间。 2015年3月，Uber宣布人民优步降价30%，意味着出行费用比出租车要低许多，Uber承担所有补贴支出。该策略迅速助推Uber中国业务大涨。 2015年11月，Uber展开新一轮的补贴活动。“感恩节前乘车满3程，第二周免2程车费；乘车满5程，第二周免5程车费，每单免费金额最高10元。” 滴滴快的也不示弱，向乘客派发5折优惠券。 烧钱大战二度开启，资本持续提供弹药。2015年7月，滴滴快的宣布完成20亿美元F轮融资，而这距离其1.42亿美元E轮融资仅过去两个月。9月，滴滴快的再次宣布，F轮融资加入了新的投资者，20亿美元变成30亿美元，估值上升至165亿美元。同月，Uber在中国的独立注册公司雾博也完成12亿美元A轮融资。2016年1月，优步中国又完成约20亿美元B轮融资。
面对激烈的战况，滴滴CEO程维在一封内部邮件中这样写道：“Uber是美国历史上融资能力最强的公司，携巨资进入中国，要支持多业务线打赢，融资战役是生死时速。” 而Uber创始人Travis Kalanick则表示，“我希望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我更喜欢创造（Building），而不是一直拼命融资（fundraising）。但如果我不参与到大规模融资里面来，就会被其他花钱买份额的竞争对手挤出市场。”
就像坐上了一趟高速奔跑的过山车，尽管身为企业创始人，但无论程维还是Travis Kalanick，没有谁能够控制事情接下来的走向。 打车软件补贴大战打开了中国互联网市场竞争的新局面，由此开始，烧钱补贴成为初创企业获取用户的主流方式。 2014年暑期档《变形金刚4》拉开线上售票平台对电影票价进行大规模补贴的序幕。《变形金刚4》内地首周末票房超过6亿，其中猫眼以美团作为导流入口，出票达到450万，贡献30%以上的票房，烧钱模式效果显著，补贴大战迅速引爆，高峰时期，猫眼、淘票票、微影、百度糯米四个有巨头扶持的玩家同时奋战，9.9元、19.9元一张的电影票成为市场主流。 同样的情节在外卖、在线旅游等领域不断上演。当补贴能够轻而易举俘获用户心意的时候，心无旁骛通过改善产品、改进体验获取认可的老办法就显得不再那么性感。
资本入场迅速催熟带来的成果显而易见，成立仅两年但烧掉15亿之后，滴滴的估值在2014年便被快速推高至100亿美元。但吊诡的是，打车软件补贴大战的三位参与者，如今处境都不算好过。 Uber的估值高峰接近900亿美元，而在今年5月上市后，Uber首日破发，市值跌破700亿美元，如今Uber股价在30美元上下徘徊，市值为500亿美元出头，与巅峰时期的估值相较接近腰斩。后期入场Uber资本局的玩家，显然无法拿到可观的回报。 而滴滴在去年遭遇乐清顺风车司机杀人案后，不仅在舆论上被多方讨伐，更是因此下线了其利润最高的顺风车业务线，并且重新上线遥遥无期。这一黑天鹅事件打乱了滴滴IPO计划的同时，还加剧了滴滴盈利难的困境，而在Uber上市表现不佳的背景下，滴滴要在二级市场取得好成绩可谓难上加难。 2018年4月，美团收购摩拜，为烧钱的共享单车战事划下句号，也为从2014年开启的互联网烧钱大战划下句号。 多重因素助推下，2018年互联网公司上演IPO潮，一级市场的疯狂迎来二级市场的检验，从结果看，大多数并没有那么如意，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成为常态。 寒意向许多人袭来，那辆曾经无法被控制的过山车，就这样渐渐放慢了速度。 谁在助推高估值 “（如果股价）好，则大家继续做爆炸成长梦想；不好，则风险投资的一个泡沫时代结束。”2018年，在小米、美团赴港上市前夕，著名投资人王功权在社交网络立下Flag，并不幸应验。 2018年7月，小米终于在港交所敲锣上市，而开盘便跌2.53%，报价16.6港元。在今年初发布首份年报后，资本市场继续释放不看好的信号，财报发布次日，小米收盘于11.66港元，下跌4.43%；当天恒生指数下跌0.38%。近段时间来，小米股价持续在低位徘徊，这家曾经引领风口的公司，正在承受阵痛。
朱啸虎在年初的一次演讲中用数据揭露了残酷的真相：“去年可能是中国过去10年IPO最大的年份，但这些公司市值加在一起也差不多是1200亿美金，一级市场的私募基金投资人，80％都占不到。上市公司一般给公开市场的投资者15％以上，创业者至少20％以上，私募资金占比不到70％，1200亿*70％，也就800亿美金，全年投资1000亿美金，全行业（指风险投资）同样是亏损的。” 互联网公司的最大吸引力在于高成长性，纳斯达克的成功便在于能够吸引优秀的公司在市值很小的时候上市，此后让投资者不断分享其高速成长的红利，产生财富效应。 而过去十年互联网创投领域发生了大变化，朱啸虎将此总结为：聪明人太多了，大家都知道要赚企业价值增长的钱。而抓住企业价值，最好的是在一级市场的时候就投进去。这是过去几年中，资本为何扎堆为高速成长但暂未找到商业模式的企业持续输血的重要原因。 新的创投环境中，软银愿景基金是最具代表性的玩家。软银的投资策略被外界总结为：以规模为中心，秉承赢家通吃的战略，瞄准市场份额在50%至80%之间的公司，并通过巨额投资使这些公司新的业务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长。愿景基金投资的下限是1亿美元，但大多数都在5亿至几十亿美元之间，通常占公司20%至40%的股份。
孙正义压中雅虎和阿里巴巴的故事让其在中国创业者中具有极高的声望，在此前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创投浪潮中，软银也是一位活跃的参与者，滴滴的投资者名单中便有软银的身影，在全球范围内，WeWork、OYO等风口公司，都被软银收入囊中。 软银的投资策略是风险投资偏好的代表，而这些投资偏好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创投圈形成泡沫，甚至催生了TO VC模式--通过促销带来用户，做大交易量，再拿着好看的数据去融资，用融来的钱继续大促带来用户，循环往复，实际并未建立健康的商业模式，基本上需要靠VC的输血才能活下来。以至于出现了创业团队投广告、软文，是以投资人平常在朋友圈转什么号、看什么号为准的现象。 在资本游戏能够顺利运转的时候，孙正义及软银被捧上神坛，但当泡沫破裂，他们则会被人用放大镜检视过失。 “孙正义先生的软银基金，1000亿美金代表了现在风险投资的顶点，所有聪明人都希望更早期地抓住一些优秀的企业，能够和它们成长。1000亿美金投资那些初创型企业，造成了上市时间的推迟。本来可能3、4年上市的企业，现在要5、6年才上市。”在今年初的一次演讲中，朱啸虎做出如上评价。 王冉则更直白的将过去几年互联网创投出现过热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疯狂的资本：只要有一个疯子跳出来给了一个高估值（特别是如果这个疯子还有很响亮的名字和很令人羡艳的成功案例），所有的投资人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现实中的“可比”标杆，所有的创业者都觉得你要不给我同样甚至更高的估值你就是占我便宜。 “没有人去想，那个疯子可能真的就是个疯子。也没有人去想，这些年整个一级市场建立在一两家可比公司和一两个大牌投资人基础上的估值方法论可能真的就是错的。” 对此，梅花创投创始合伙人吴世春表示，单个公司可能是由不理性的资本给高估值，但是整个市场的估值还是合理博弈的过程，不可能只是不理性的资本造成泡沫。“繁荣的曲线没有看到衰落的时候，大家都对未来比较乐观，给的估值都按照繁荣能够延续的方式去给，但一旦有各种因素造成繁荣崩塌，整个估值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和影响，所以泡沫就破灭了。” 多方合谋造就狂欢，但泡沫还是迎来了破灭的时刻。 回归常识 盈利为王 无论中外，小米、Uber等明星公司上市后的表现，都引发市场对过去互联网创投模式的反思。 在吴世春看来，代表性的公司估值崩塌，意味着新一轮互联网泡沫破裂，“和1995-2001的互联网泡沫一样。” 互联网泡沫，又称科网泡沫或dot-com泡沫，指自1995年至2001年间的投机泡沫。在欧美及亚洲多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中，与科技及新兴的互联网相关企业股价高速上升的事件，在2000年3月10日NASDAQ指数到达5048.62的最高点时到达顶峰。 初心资本曾以与携程模式类似的Priceline（现已更名为Booking）为例，展示了上一轮互联网泡沫的疯狂。 Priceline成立于1997年，于1999年在纳斯达克上市，是从互联网泡沫中幸存的“活化石”（另一家是亚马逊）。作为互联网泡沫期间的明星公司之一，Priceline在发展初期通过大量补贴来留住与获取用户：当时Priceline平均每卖出一张机票，就要亏损30美元——就如同当下瑞幸的补贴模式一样。 1999年，Priceline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发行价为每股16美元，当天最高一度涨到每股88美元，最后收盘价为69美元。这让Priceline的市值达到98亿美元，创造了当时IPO首日市值记录。 但彼时，Priceline的亏损远超营收，而无论普通投资者还是专业投资机构都并不在意亏损，因与亏损但快速增长相比，平稳发展看上去太没有吸引力了。 疯狂并没有持续太久，泡沫随着1999年、2000年美联储连续上调利率，并采取措施抑制过高的股市价格措施出现而破裂。2000年3月10日，纳斯达克指数到达5048.62点的顶峰，随后股市持续暴跌，Priceline股价跌去94%。 这轮风暴中，中概股也被波及：新浪股价从60元跌至1美元，网易股价一度跌到13美分，遭遇退市危机，成为丁磊的至暗时刻。 度过危机的方法很简单：减少亏损，寻求盈利。为Priceline创造了“Name your own price”的创始人Jay Walker，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被证明，相较于帮投资人创造利润，他更善于融资。在Priceline尚未盈利之时，Jay Walker将“Name your own price”的模式扩展到了加油站服务、杂货、保险、抵押贷款、长途电话服务以及汽车销售等领域。 2001年10月，Jeffery Boyd接任CEO职位，其做了几个决定：首先放弃所有与旅游无关的业务。进而将Priceline的资源投入到酒店预订业务，而不是“Name your own price”模式下的机票业务。除“Name your own price”模式下的价格之外，在同一平台上提供传统的定价方式。 这些动作虽然饱受争议，却让Priceline在2003年首次实现盈利，在进入欧洲市场，通过收购booking.com在在线酒店预订业务上站稳脚跟后，Priceline迎来高速发展期，如今，booking已成为全球最大的OTA玩家，目前市值超过800亿美元，一度还曾触及1000亿美元的里程碑。 同样，网易度过危机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2001年，网易通过无线增值业务从门户广告的阴影中走出，此后，丁磊大举开拓游戏业务，2001年底，《大话西游Online》问世，网易快速跻身游戏巨头行列；2004年，网易推出《梦幻西游Online》，被认为是中国民族网游标杆。 靠邮箱和无线增值业务作为基本盘，通过游戏，网易从此走上快车道。2003年开始，网易股价在纳斯达克节节攀升，并助推丁磊成为福布斯和胡润两大富豪榜的中国首富。 诸多信号已经显示，互联网的寒意已经袭来，而前辈们的经历已经指示，走出低谷的方法没有那么复杂。正如吴世春所说，“历史都是不断重复的，只是当前的节奏是更看重造血能力和现金流。” 当绚丽的外衣褪去，曾被鄙夷的平稳发展、谋求盈利等常识就到了需要归位的时候。（大智慧策略投资终端破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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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27 20:4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