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决策周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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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之秋！ 2019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特殊之年》：前些年，P2P热火朝天，蜂拥而上，如今全面打压、几近“团灭”；前些年，私募基金如火如荼，资金横行，如今掐死源头，严控严管，频频暴雷；前些年，长租房，一时兴起，如今，接近凉凉；前些年，新能源汽车吸金千亿，补贴百亿，如今市场暴跌，艰难求生。……

中国目前依然是政策性经济，政策是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但是，政策的不稳定，极大地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民营企业的经营风险。只有深刻地理解企业家“风险事业”的逻辑，才能真正明白政策稳定性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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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并不会比2019更好                 
【研究员】：WH
到2020年，高增长行业将集中在服务领域。比如，医疗、教育、旅游和休闲都将保持进一步增长。其中，许多行业都进一步紧密结合了互联网技术，这也表明互联网行业在2020年有机会喘一口气。值得一提的是，咨询行业作为服务领域的一个分支，近年的行业走势十分抢眼。我们通过咨询公司在专业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及其他渠道发布的招聘需求发现 - 咨询的市场需求在进一步扩大，导致人才缺口增大。

                                 

【博览财经特稿】回顾2019年，可谓是一路“惊险刺激”不断。把2019浓缩成一个个关键词，简单带着大家回顾一下。

“互联网寒冬”：以“千”为单位的裁员浪潮，让无数员工昨天喝咖啡，今天改简历

“996激烈争论”：有赞年会引发的社畜抗议

“含咪率从此归零”：《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引发的咪蒙系列公众号之死

“垃圾分类”：上海大妈一句“侬是啥垃圾”让小年轻瑟瑟发抖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KOC”：KOL的弟弟，水军中的战斗机，当代贫困人口最后一块遮羞布。

“华为”：从5g到孟晚舟到拘留事件，这个自带热搜的企业牵动很多人的心

“夸夸群”：这里没有喷子和杠精，只有爱与和平

“抑郁症/过劳死/PUA”：这年头，活着本身就是一件不易的事

“李佳琦”：网红主播仅掏空你的时间，还要掏空你的钱包

“猪肉自由”：不愧是猪年，猪二哥从年头的啥是佩奇一直火到年尾，成了吃不起的轻奢单品......

短短一年，过的那叫一个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几乎每个事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也怪不得，沙雕网友时不时嘴里都要冒出一句“我太难了”或是一句“欲女无瓜”。那么，2019年过去了，2020年会有什么变化呢？

2020年，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它是中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一番的10年目标的最后一年。

也就是被很多吃瓜群众玩坏的“消灭贫困人口梗”：“2020要消灭贫困人口，过几天我就要被消灭了，很高兴认识有钱的大家。”在这一年，有什么趋势是可以提前预测到的呢？

为此，我们参考了麦肯锡在官网发表的文章‘what can we expect China in 2020’，对中国2020年的趋势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其中，很多大趋势正和你息息相关！

2020年的行业趋势

1、你会被裁员还是涨薪？

麦肯锡在报告中提及 - “许多企业会发现，2020年将是中国充满挑战和压力的一年 - 更多的破产、更多的监管、更多不可预测的声誉风险和更多的选择性消费。”

2、走势不太好的行业-更多的工业企业将面临破产。

对许多工业企业来说，2019年是艰难的一年。并且，有强烈的迹象表明，我们将在2020年看到更多工业企业的破产。

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出厂价格却没有。这导致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内的所有行业的利润都在下降。

3、更多的银行面临倒闭。除2019年关闭的四家银行外，更多的银行可能将倒闭。

中国人民银行在其2019年《金融稳定报告》中宣布，2019年已关闭1000家P2P贷款机构，并对近600家小型银行(占总数的13%)进行“风险评估”。

几乎所有濒临倒闭的银行都通过与中国规模较大的银行之一合并来解决燃眉之急。

4、外资企业将会收到关税的冲击。

中国和美国的关税波动较大，对不同的企业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阻碍供应链和工厂投资计划）-

其中，跨国公司受关税波动影响最小。因为他们通常将不超过15%的中国生产转移到美国，并在世界各地拥有多家工厂，这些工厂几乎都不在美国，将来也不会在美国。

而那些规模较小的企业(通常为外资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这些企业只专注于向美国出口。同时。为了减少影响，中国的工厂也正在不断地迁出美国。

5、走势比较好的行业-扎根在服务领域的行业。

到2020年，高增长行业将集中在服务领域。比如，医疗、教育、旅游和休闲都将保持进一步增长。

其中，许多行业都进一步紧密结合了互联网技术，这也表明互联网行业在2020年有机会喘一口气。

值得一提的是，咨询行业作为服务领域的一个分支，近年的行业走势十分抢眼。

我们通过咨询公司在专业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及其他渠道发布的招聘需求发现 - 咨询的市场需求在进一步扩大，导致人才缺口增大。

6、政府扶持的高新行业。

由于中美“技术分离”的影响，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一项200多亿美元的基金，以支持中国在广泛的制造业技术领域的独立性。

现在，政府积极鼓励投资的行业也已明确布局 - 从半导体、人工智能和智慧城市，到制造业物联网、生物技术和先进材料。

短期内直接进入这些行业赚钱可能很难，但通过向这些行业提供产品赚钱会非常有吸引力。

2020年的消费趋势

1、年轻人的“花呗瘾”越来越强。

当代年轻人为什么没钱还越活越精致，“花呗”和“不买房”给的力量 。

据报告，虽然中国企业遭遇了寒冬，但是中国的总体消费水平还是处于持续增长状态。

2019年前10个月的消费者零售支出同比增长8%，高于约6%的收入增长。

为什么消费增长大于收入增长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超前消费。

在中国，越来越多消费者通过分期付款、信用卡和银行债务（现在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来购买商品。

普通消费者还没有过度举债(家庭债务总额仅占GDP的60%)，但最热衷于借贷的20-30岁年龄段的人群正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这些较年轻的群体也通过不进入房地产市场来维持较高的支出。对许多人来说，现在的房价如此之高，短期实现的可能性较低。

因此，不少人意识到租房是一个更好的经济计划。据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 - 中国一线城市的平均租金还不到抵押贷款平均水平的一半。

2、重视超前消费的弊端，理智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在2017年，支付宝发布的《年轻人消费生活报告》指出，99%的90后用户能按时还款。

但在2019年1月，腾讯发布的《2018微信还款年度账单》中，只有61%的用户保持按时还款的习惯。

同时，据慧科新闻搜索研究数据库，膨胀的消费欲望促使近三年来网贷造成了诸多悲剧，其中因为暴力催收、或者无力还贷，最终选择自我了解的人并不少。

通过此上种种，过度消费和透支借贷的弊端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作为新一代的青年人，在“剁手”消费之前，还请先想想自己的消费能力到底几何。

2020年的房价趋势

1、买房和卖房都不占便宜。

再说到中国人都很关心的房价，用一个词概括--整体稳定，掉不下来，也涨不上去。

麦肯锡的报告中显示--“在单个城市层面上，这些“买不起房引发的不买房”的趋势最终可能引发具体城市房价在2020年最多（划重点）30%的实质性下调。”

但是根据2019年1-11月的房价走势分析，我们发现--从2019年1月到2019年11月，全国房价从9079元/平涨到了9335元/平，整体还是上涨2.8%。

也就是说，即使楼市持续走低，房价真的能跌到30％的概率还是很小的，大概率还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从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住房市场发展月度分析报告》，我们又得出结论 -

2、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长期投资收益下降。

现在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开始逐步减少，住宅新建量预计缓慢下降，一二线与三四线城市出现分化，闭眼炒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如果你想买房或者卖房，可以参考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对城市房价的预测：

房价可能一般性上涨的预警城市有：深圳、东莞、珠海、惠州、苏州、南通、无锡、宁波。

房价可能一般性下跌的预警城市有：北京、天津、廊坊、保定、张家口、沧州、青岛、济南、烟台、威海，

2020年将是中国充满挑战和压力的一年，同时也是充满机遇和希望的一年。（来源：麦肯锡官网：‘what can we expect China in 2020’FasTrakCareer （ID：FasTrakCareer） 作者：FasT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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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之秋！ 2019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特殊之年                 
【研究员】：wh
有人批判中国民营企业家只顾赚钱，大举杠杆，冒进扩张，没有企业家精神，当潮水退去时成了裸泳者、“老赖”。有人批判中国企业家缺乏独立人格，依附生存，靠关系与政策先机赚钱，当关系生变，政策突变，则商业帝国崩盘，个人甚至身陷囹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重要性与贡献亦一目了然——可以用一串数字“56789”来说明。

                                 

【博览财经特稿】2019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特殊之年。继“别让李嘉诚跑了”之后，正值盛年的马云退休了；未到中秋，已有10个首富倒下了，有些已深陷囹圄；年底，再度出山试图拯救联想于“爱国困局”的柳传志，也退休了。

2019年，刘强东在人生得意须尽欢之时，遭遇“明尼苏达事件”；李彦宏则被当众淋了一瓶水，百度深陷商业伦理泥潭；俞敏洪激情演讲后到全国妇联公开道歉；早已两鬓斑白的朱新礼将亏损的汇源“贱卖”；海航陈峰被巨额债务围困；李嘉诚化身为段子手，写下“黄台之瓜”……

另王石已经放下，潘石屹告别地产，王健林断臂求生，马化腾压力大增，董明珠赌兴正盛，曹德旺赴美图强。

中国民营企业家怎么了？中国民营经济怎么了？

有人批判中国民营企业家只顾赚钱，大举杠杆，冒进扩张，没有企业家精神，当潮水退去时成了裸泳者、“老赖”。

有人批判中国企业家缺乏独立人格，依附生存，靠关系与政策先机赚钱，当关系生变，政策突变，则商业帝国崩盘，个人甚至身陷囹圄。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重要性与贡献亦一目了然——可以用一串数字“56789”来说明：

5：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

6：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60%以上的GDP。

7：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8：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9：民营经济的企业数量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

显然，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评价与地位，与民营经济的贡献并不相称。面对各种嘲讽与道德批判，中国民营企业家多数选择沉默；面对当下经济与政策的复杂局面，中国民营企业家多数三缄其口。对此，我不禁要问三个问题：

一、如何构建民营经济稳定的政策环境？

二、如何确保民营经济平等的竞争地位？

三、如何树立民营经济独立的法人人格？（注：本文使用了财新莫尼塔研究钟正生《民企纾困周年考》一文中的数据佐证文中观点）

如何构建民营经济稳定的政策环境？

前些年，P2P热火朝天，蜂拥而上，如今全面打压、几近“团灭”；前些年，私募基金如火如荼，资金横行，如今掐死源头，严控严管，频频暴雷；前些年，长租房，一时兴起，如今，接近凉凉；前些年，新能源汽车吸金千亿，补贴百亿，如今市场暴跌，艰难求生。……

中国目前依然是政策性经济，政策是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但是，政策的不稳定，极大地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民营企业的经营风险。

只有深刻地理解企业家“风险事业”的逻辑，才能真正明白政策稳定性有多重要。

稳定的政策预期，是民营企业家做经营决策、投资决策的基础。

经济系统的本质，是基于劳动分工与协作的跨期迂回生产及分配。跨期迂回的周期越长，意味着风险越大，不确定性越高。

企业家的事业，是一项风险性事业。企业家承担了跨期调节、迂回生产的所有风险。

为什么企业家几乎承担了市场中所有的风险？

在18世纪初期，人们将和政府签订合同的承包商称为企业家。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则重新定义了企业家。他认为，这类承包商不能算是企业家，企业家应是冒险者。企业家，是那些通过企业的方式组织人、财、物投入生产，具有跨期调节能力的经营者。他说，布商是这样的业主：他按某一确定的价格从制造商那里购买布匹和毛料，然后再以不确定的价格将它们卖出去。

与劳动者最大的不同是，企业家支付工资给劳动者，支付租金给业主，买下了未来预期收益的全部所有权，也承担了所有的风险。

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中，德鲁克引用了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定义来解释企业家——“企业家是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开创并领导了一项事业的人”。

我在《盛年马云，激流勇退》一文中，将中国民营企业家/商人称为“最有闯劲的一群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家只能诞生于民营经济体中，因为只有在民营经济体中，企业家才真正承担市场风险。

敢闯敢干，意味着敢投入、敢跨期、敢承担风险。这一度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为核心的动力。若“最有闯劲的一群人”不敢闯，不愿闯，不去闯，那才是最大的麻烦。

什么原因可能导致企业家停下脚步呢？

由于企业家几乎承担了市场中所有的风险，政策的不确定性给企业家的伤害是最大的，可能重创企业家的预期收益、创新才能及投资信心。为了深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区分企业家与赌徒、风险与不确定性。

1916年，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年出版）。在这篇论文中，奈特引入了不确定性的概念，揭示了企业家通过冒险获取利润的过程——重新定义了企业、企业家以及利润来源。

奈特将风险与不确定性加以区分。他认为，风险是一种人们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不确定，具有可预测特点；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人类的无知，因为不确定性表示着人们根本无法预知没有发生过的将来事件，它是全新的、惟一的、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在奈特看来，利润来自真正的“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奈特搞反了。

企业家敢于冒险，但不是像赌徒一样盲目冒险。企业家的利润来自风险，而不是“根本无法预知”的不确定性。

正常的市场，具有风险，也具有可预测性。企业家之间比拼的就是，对市场风险的预测以及对机会的捕捉能力。企业家通过经营经验、财务报告、数据统计以及直觉，预测市场，规避风险；通过资源整合捕捉机会，获取利润。

简言之，企业家是在适度的、可预测的市场风险中构建相对稳定的预期，从而有信心投资未来，做跨期调节，搞迂回生产。而完全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只会让企业家的经营行为沦为一场场赌局。赌博市场充满不确定性、投机性，是真正无法预知的。

当金融危机爆发时，市场出现非理性行为，大量的数据失真、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风险演变为难以预知、或不可预知的“不确定性”。这时，企业家一般会大幅度地收缩投资与业务，回收和储备现金，待市场从绝对“不确定性”回归到“风险”层面时，再做跨期调节。

在不确定性的政策环境中，情况与金融危机类似，市场风险上升为“不确定性”。这时，具有风险偏好特质的企业家也畏惧“令行禁止”。政策随意性、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企业家的试错成本和交易费用，导致预期悲观、信心下滑、投资收缩。

根据新财莫尼塔研究钟正生的研究结果显示，从2005年开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不断攀升，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持续下滑。其中，2017年、2019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处于峰值，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则陷入低谷。2019年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落，截至10月累计增速已经低于总体；民间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也从2018年的62%快速下滑到57%。

政策的不确定性，除了增加企业家的跨期调节风险，降低长期投资预期外，还会提高市场与企业家的赌性，导致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即企业家的逆向淘汰——守业、转行、退休、赋闲，赌徒、投机者、机会主义者则大行其道。

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也有一些人在无法预知的“不确定性”中冒险入局、火中取栗。在不确定性的政策环境中，也有一群人在政策浪涛中“如鱼得水”。这群人的生存策略，除了“胆肥”之外，还有就是挖空心思找关系，打探内幕消息，抢占政策先机，收割政策红利，薅财政补贴羊毛。

在一波波政策红利中，这群“冒险家”注册公司，整合集团，申办牌照，倒卖项目，倒卖资金，获取补贴，抄底资产，哄抬价格，空手套白狼。

尤其是在货币宽松时代，政策套利现象、投机现象更加明显。例如，在私募大潮中，一些持牌私募公司与银行一起做资金贸易赚取利差。又如，一些房地产商提前获悉城市土地规划，然后大幅度抬高房地产价格。

事实上，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家、投机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利的——企业家被逆淘汰，投机主义者也可能马失前蹄，甚至招来牢狱之灾。企业家在赌桌上与普通人无异，甚至容易被淘汰。在不确定性的政策环境中，企业家的才能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反而会伤害其经营能力与创新精神。

我们嘲笑这群“冒险家”是骗子、老赖，其实根本问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政策环境上。

虽然我们无法将风险与不确定性完全区分，也无法将企业家与投机主义者完全区分，但是一个事实是清楚的：市场的投机性越强，政策的不确定性越强，越可能淘汰真正的企业家，越容易聚集投机主义者，越难有原创性的技术创新，越可能催生投机泡沫。

我在《中国经济2020 | 改革性5%＞刺激性6%》中强调，中国经济还处于转轨时期，经济政策是驱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步，只有推行改革政策，才能释放更多市场资源，让市场发挥作用。但是，政策制定后，市场规则需要通过制度确定下来并完善，这样才能将市场这个舞台真正交给企业家。

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容易导致宏观调控扩大化以及政策随意性，而忽视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事实上，不应该让民营企业家承担过多的政策试错及不确定性的成本。只有政策稳定、政策制度化，才能稳预期、稳投资及稳企业家信心。

如何确保民营经济平等的竞争地位？

中国经济存在一个明显的结构性，即竞争性市场与非竞争性市场。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国有企业干国计民生的大事，民营企业干剩下的事情，二者相得益彰。但是，在现实中，经济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无法轻易割裂。

在整个流动的经济体系内，由于国有企业存在天然的身份优势，这种结构性问题容易引发对民营经济的歧视，包括产业和市场准入歧视、税收歧视、信贷和融资歧视、补贴歧视、人才引进歧视等等。其中，信贷歧视，对这两年民营企业的影响很大。

中国的融资市场不够发达，企业融资主要依靠间接融资，也就是借贷，包括银行信贷、民间借贷，直接融资（如发行股票）比例少。

由于中国商业银行多数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国有企业与商业银行同属于“国资体系”，在身份与地位上对民营企业具有竞争优势。再加上政府及政策性因素，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具有倾向性，反过来对民营企业构成信贷歧视。

长期以来，利率市场存在“双轨制”，民营企业的信贷利率高于央企和地方国企。在货币宽松时期，民营企业依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货币紧缩时期，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上涨，部分企业更是陷入流动性困境。

从2012年开始，宽松的货币通过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外溢到民营企业，私募基金突然大规模兴起。但是，2016年开始实施去杠杆、紧信贷政策，严管银行表外业务，打击影子银行，资管新规落地，私募基金大规模暴雷，一些民营企业的资金源被掐断，资金面大幅度收紧。

2018年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直线拉升，到下半年，民营企业涌现违约潮，项目集中暴雷。2019年，民营企业的违法风险依然处在高位。

去杠杆、紧信贷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产业债利差进一步扩大，2019年达最近十年以来的最大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民企信用债净融资额为负数，而国有企业则保持相对稳定。2019年下半年，民企与国企的信用债净融资额持续扩大。

山东省一份官方分析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加约3937亿元，同比少增2059亿元；国有企业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98%，民营企业新增贷款仅占2%。

近三年，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的差异变动，直接影响了这两类企业的利润总额与投资回报率走势。

2017-2018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大幅度飙升，远远高于民营企业；上市国有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快速上升，上市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不升反降，在2018年下半年下滑力度较大。

最近三年，在信贷歧视的市场中，去杠杆叠加资管新规，导致民营企业的信贷额度突然下降，信贷成本突然上升，是民营企业持续暴雷、陷入债务困境的直接原因。

有些人认为，只有大型民营企业依靠银行信贷，银行紧信贷对中小企业影响小。其实并非如此，经济是一个系统，若一家大型民营企业被限贷，业务陷入困境，可能影响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的业务。

其实，信贷歧视对国有企业同样不利。国有企业享受“信贷红利”大规模投资，容易导致盲目投资、产能过剩。2019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下滑至负数，表现甚至不如民企。

其实，问题不在于货币数量，而是货币传导机制。我们经常说货币传导机制问题，到底指什么问题？

其实就是信贷歧视造成的利率双轨制。信贷歧视导致资本市场不是一个水平面，而是一个坑坑洼洼的结构性市场。货币宽松时，货币能够外溢到民企中；货币紧缩时，货币滞留在“湖泊”（国企）中，民营则求“贷”若渴。

正如我在《一群老饕、酒鬼、嬉皮士发起的革命》使用的紫禁城原理：大水漫灌时，水从金水河排向各方，尤其是城南贩夫走卒区；当干旱时，水又蓄在金水河不出去。所以，大水总是冲了穷人家，富人家旱涝皆有水，根本原因是水由皇城释放。

根本上来说，这是由银行体制及利率非市场化决定的。对民营企业来说，商业银行就是他们的“央行”。利率非市场化导致价格扭曲，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同时，银行体制及利率非市场化还导致银行风控失当——听市长而非听市场。这无疑加大了银行风险。近年，个别地方商业银行给地方国企及地方投融资平台大规模放贷触发风险。

2018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强化了对货币市场的控制，采取紧信贷、宽货币，使用公开市场操作手段对市场进行“精准滴灌”。不过，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段很难覆盖千万家民企。

如何避免信贷歧视？

首先必须在制度建设上保证商业银行的独立性，摆脱行政权力对业务的直接干预，按照市场风险及原则批贷，对商业银行及国有企业一视同仁。信贷歧视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

其次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

中国正在推行利率并轨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在全球零利率、负利率大势之下，中国亟需促进利率市场化，与国际金融周期接轨。如此，有助于降低民企信贷成本，同时让价格起决定性作用，增加信贷的稳定性与企业家预期的稳定性。

最后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制度化建设，防止货币政策调控复杂化及目标过度多元化，明确货币政策的目标、议息时间以及透明程序。

保持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的平等地位，还需要消除市场准入歧视、税收歧视、补贴歧视、人才引进歧视等。这是一个制度化建设的过程。

2019年中国制定了外商投资法，扩大了外资进入的领域，降低了准入门槛。《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提出，在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

随着金融市场及更多领域开放，需要进一步降低甚至消除各种市场歧视，做到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

《意见》强调，坚持公平竞争，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确保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在所有的平等地位中，保障人格平等是最根本的。

如何树立民营经济独立的法人人格？

2018年下半年，正当民营企业经历严酷的违约潮时，社会上“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私有制消灭论”甚嚣尘上。这种动不动就“消灭”、“杀伐”的论调，令民营企业家不安与彷徨。

在过去四十年，这些言论偶有抬头，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历史性因素。我在《自由代价与人类前途》一文中指出，人类先后采用了三种生存方式：强权掠夺、计划控制与自由交易，其中，自由交易顶多是人类生存的第三选项。

近代，从农业计划经济（欧洲城邦经济、东亚自耕农经济）到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世界经历了无数阵痛，中间还经历了工业计划经济的弯路。

本质上，从计划控制切换到市场交易，是一个时代的变迁，也是一整套思想、制度、经济结构与社会体系的变革。计划控制与市场交易存在天然的对立性，前者强调计划与控制，排斥风险与交换，崇尚集体主义；后者强调劳动与交换，拒绝控制与垄断，推崇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

西方世界切换到自由交易已两三百年，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不过四十年。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一旦交易费用高企，一旦市场出现风险，一些人很自然地怀疑市场与企业家，甚至希望回归到计划控制之下。

如此，争论、分歧与疑虑又会重现，民营经济、企业家、自由市场与思想都可能受到针对。以交易为生的人依然相信市场，以计划控制为生的人相信自己，以强权掠夺为生的人相信权力。

对这些论调口诛笔伐之余，真正需要深思的是，如何树立民营经济家的独立人格。要让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国家需要在战略上明确，过去的时代已经翻篇了，这个时代属于市场经济。在社会转型期，中国需要围绕着市场经济摸索出一整套思想及制度体系，同时兼容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

这是树立民营经济独立的法人人格的第一层面。

在经济转轨的时代，企业家身上总是背负着“资本家的原罪”。比如上面讲到的经济学家坎蒂隆，他本是一位金融投机家，在著名的法国密西西比泡沫中，坎蒂隆与约翰·劳合谋在股票市场中套利达2000万里弗尔（相当于法国当年财政收入的13.8%）。

但他狡兔三窟，成功地逃脱了惩罚。不过，据说，他最终死于佣人之手。厨师因记恨坎蒂隆，将其杀害，并纵火毁尸灭迹。坎蒂隆身上凝聚了当时人们对资本家的所有的憎恨。

191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用心良苦地将企业家从资本家中独立出来，以彰显企业家的价值。德鲁克继承了熊彼特的主张，推崇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改革开放时，中国将企业家从商人中脱离出来，贴上道德的标签，以压制反对的声音。如今，《意见》明确指出，坚决抵制、及时批驳否定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

所以，今日我们需要对企业家树立一种客观而理性的认知。对企业家需要去标签化、去道德化。其实，企业家与商人，没有本质区别，只有跨期调节之长短有别，与道德无关。

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其中深层次的逻辑是，企业家聚焦于更长远的、持久的利润回报，选择周期更长、风险更大的跨期调节；为了对抗风险则选择技术、产品及管理创新，以强化对市场的垄断性；同时，为了生意的持续性，更加顾及公司及个人信誉，更关注社会责任。

其实，企业家只是最有闯劲、最敢闯的一群人。除此之外，企业家与商人、劳动者及所有在市场上从事交易的人一样，都是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无需附加过多的道德标签。

承认按照个人最大化原则行事，并不可怕——符合人性。反过来，遮遮掩掩，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不但无济于事，还可能引发灾难后果——正如哈耶克所言：“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由善意铺成的”。

英国经济学家伯纳德·孟德维尔曾经在《蜜蜂的寓言》中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悖论：“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

后来，西方历史用血的教训告诉世人，孟德维尔和亚当·斯密都过于理想。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缺少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制度建设——经济学家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所说的“经济学的缺环”。

制度的作用是替代高昂的信息费用（乔治·斯蒂格勒），降低交易费用。只有在公平的交易制度中，制度约束恶德对他人的侵害，如此每个人根据自我利益最大化行事，社会福利才可能最大化。

所以，真正有利于每一个人的解决之道，不是批判“企业家原罪”，也不是遮盖企业家（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而是构建一个让每一个企业家、让我们每一人都能够有的放矢地追求自我利益的公平交易制度。

这是树立民营经济独立的法人人格的第二层面。

例如，以破产法为例。现在不少企业想破产破不了，也有一些企业主该还债却不还。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先生呼吁不要用“老赖”形容破产企业家，因为企业家的事业本身是风险事业，应鼓励他们继续奋斗。他还再三呼吁立法允许私营企业破产，现在很多影子银行在追债，如果不允许企业破产，后果不堪设想，会导致社会问题。

我在《一部债务与破产的政治史》指出，债务免责和破产法是现代市场兴起及行以致远的必要条件。

对债的认知，是现代市场意识的关键。经营意味着风险，债是风险的核心。债的本质，是提供流动性，即通过提供流动性来实现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更优配置。作为流动性的债务，意味着所有权与风险的让渡。

所以，在市场经济中，债务逐渐从道德标的过度到市场标的；借贷被定义为一种市场行为，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关系，而非道德行为。这是完善这项法律必要的认知革命。

其实，破产法与企业家精神、有限责任制、风险经营，是一脉相承的市场规则。与古代商人相比，近代企业家为什么能够创造如此巨大的财富，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有限责任制的发明。有限责任制可最大限度地向市场转移风险，激发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

这是一套完整的游戏规则，我们不能接受了有限责任制的好处，却回避其风险。破产法实际上是为有限责任制收拾烂摊子。如果破产法不健全，反过来也会影响有限责任制优势和企业家才能的发挥。

有限责任制将企业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企业以法人自己的独立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资格。这就是法人的独立人格。而破产法正是实现其独立人格的最后保障。

市场洪流滚滚向前，债务大潮宜疏不宜堵。只有完善破产法才能让该破产的破产，该清算的清算，才能避免市场陷入“囚徒困境”——企业家沦为“老赖”东躲西藏，债权人又无法得到清偿；才能倒逼市场进入“正向循环”——每一个风险链条回归理性，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风控能力。所以，民营企业家真正的独立人格是，只服从于制度，而不是其它。（来源：智本社（zhibenshe0-1）作者：智本社社长清和）

                        

警惕！中国已走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河边”                 
【研究员】：wh
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报告《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再次强调了中等收入陷阱。报告中指出，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分别是欧洲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中东的以色列，美洲的波多黎各，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和毛里求斯。而其余的88个经济体要么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要么下降为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可见，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难以跨越“陷阱”。

                                 

【博览财经特稿】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770美元。按世界银行2017年的标准，人均GDP在3956美元至122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可见，中国已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河边”。

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提法有诸多分歧，但回顾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情况，少有经济体能够从中等收入发展成为高收入，多数则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甚至出现发展倒退和社会动荡。面对这些不争的事实，我们应充分意识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严峻性。尤其是，在全球大变局时代，加之中国的特殊国情，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可能进一步加大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其挑战更加不容低估。

如何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我们能从其他经济体成功或失败中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如何认知中国可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本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希望引起各界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再关注。

中等收入陷阱及其争论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首次提出。在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中，世界银行指出：在过去50年中，许多国家从一贫如洗的收入水平上升到中等收入水平。然而在欧洲以外，只有少数国家从低收入水平跃升到高收入国家。世界上最失落的地区当属拉丁美洲，而未受这种趋势影响的地区则是东亚，其中有四个表现优异的经济体：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

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报告《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再次强调了中等收入陷阱。报告中指出，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分别是欧洲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中东的以色列，美洲的波多黎各，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和毛里求斯。而其余的88个经济体要么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要么下降为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可见，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难以跨越“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广泛关注，但学术界却有很大争议，焦点是界定“中等收入”的标准。在2006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时，世界银行采用了1989年创建的“分析性分类”（Analytical Classifications）方法，以划分一个经济体是属于高收入、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依据该分类法，世界银行在1978年将国家分为三类：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和资本过剩的石油出口国。1989年，世界银行建立了一套完全以人均国民收入为标准的分析性分类方法。以1987年为基准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6000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低于或等于480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高于480美元和低于或等于6000美元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又以1940美元为门槛分成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此后，世界银行根据GDP缩减指数和汇率变动调整参数。2013年，中等收入门槛为1045美元，高收入门槛为12745美元。

但在报告《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世界银行却没有采用自己创造的“分析性分类”，而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来界定中等收入经济体（图表1）。据此，中等收入范围大致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2%~45%。2008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2%~45%相当于958 ~21551美元。同一时期，按分析性分类标准，中等收入的范围是975美元~11905美元。

虽然学术界争议不断，但国际社会对中等收入陷阱所揭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有较为一致的关注：二战后，的确是少有经济体能够保持稳健增长并进入高收入行列。走到高收入“岸边”但最终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共同特征是，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社会矛盾重重（主要是贫富差距和社会动荡）。这说明，无论标准高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都是巨大的，任何一个处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对此都不容小觑。

东亚奇迹与拉美之殇

在世界银行的研究中，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有两个代表性案例：东亚地区与拉美地区。前者指日本、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东亚地区社会，上个世纪60年代后陆续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二战后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典范，被称之为“东亚奇迹”。后者指拉美八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发展势头都相对良好，但此后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被视为“拉美之殇”。其中，在20世纪70年代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委内瑞拉（1938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如今甚至跌落至低收入国家。而阿根廷（1924年）、乌拉圭（1946年）等“老牌”中等收入国家，多年来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

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世界银行指出，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以保持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但是，由于自身创新能力有限，难以实现战略调整，必然出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导致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和经济停滞现象。一旦陷入状况，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则容易出现经济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世界银行认为，东亚奇迹的经验是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加工制造升级为知识创新，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城市化、服务业与消费）。特别是，在生产技术、流程、组织与管理理念等诸多方面，东亚经济体取得了很多创新成就，也成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建设者、推动者甚至引领者之一。拉美之殇的问题是，自20世纪60年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利用贸易保护和国家补贴来发展民族工业体系。结果是，搞了几十年“进口替代”，拉美国家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业并不多，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也渐渐脱钩，致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会爆发各种社会矛盾，世界银行指出，多数经济体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的过程中，在经济制度和社会安排上往往会系统性地偏向于影响力较大者的利益。如果利益不平等程度高，经济、政治与社会不平等鸿沟存在代际自我复制现象，社会阶层固化，就会产生“不平等陷阱”。在拉美，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较高水平时，产生了普遍的收入分配不公。在20世纪70年代，拉美各国的基尼系数普遍介于0.44~0.66之间，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末高达0.64。严重的收入与财富不均引起了社会动荡，导致经济发展停滞或长期徘徊不前。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由于二战之后的全球经济秩序主要是美国主导，包括东亚地区在内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从某种程度上看都得益于美国的协助和推动，美国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承销商”。

中国的挑战

“儒家经济圈”的成功经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因素。在世界银行2012年报告中认定的13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有五个来自“儒家经济圈”，此后中国澳门也在2018年迈入高收入经济体。同为儒家经济圈成员，各方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然而，更大的挑战则来自于作为人口超级大国，中国自身的特殊国情和当前全球大变革的复杂性，可能加剧了我们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性。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各界特别关注。

首先，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中产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群体结构，这也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条件。中国有近14亿人口，如果创造三分之二人口的中产阶层，在人类发展史上将是个巨大且艰巨的“工程”。时间上看，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李克强总理曾指出，“十三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需保持在6.5%以上，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才能实现翻一番目标。从近年来经济增长和发展平衡协调的情况看，全民中产的挑战是相当大的。

其次，在人口结构上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根据人社部数据，截止2017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约2.1亿，占总人口比重约15.5%。到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9.3%，2050年达到38.6%。当前中国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为3.04∶1，到2020年将下降到2.94∶1，2050年下降到1.3∶1。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老龄人口数量庞大，社会养老抚养压力大，显示出明显的未富先老压力。这种状况，或许也是众多中等收入经济体未曾遇到过的，会增加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第三，收入与财富不均问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挑战之一。当前，中国依然面临着日趋扩大的二元经济不均衡发展挑战，突出表现在贫富差距、城乡差别、东西部之差等方面。从基尼系数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00以来中国基尼系数一直超过了0.4，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高于世界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不均衡发展带来的收入与财富不均问题已较为严重。未来，在创造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优化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或许是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挑战之一。

第四，人工智能（AI）时代的挑战。在努力平衡解决收入与财富不均问题的同时，我们又迎来新的挑战。其一，人工智能（AI）的普及应用和机器替代人的趋势可能深刻影响就业的结构，摧毁中产阶层的就业机会。麦肯锡的研究报告《自动化时代的劳动力转移》论述了2030年全球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报告认为，劳动力市场将会发生巨大的变迁，从劳动技能到薪资水平，将会比历史上的农业向工业、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变迁来的更为汹涌，有60%的职业（至少1/3）面临着被技术替代的可能性。在绝对程度上，中国需要面临最大的职业转换，接近1亿劳动力需要改变现有的工作。如果新增就业如果无法有效补足失业人数，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中产阶层的就业，从而增大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其二，人工智能还可能在一次收入分配环节加剧了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矛盾。掌控技术优势的群体，可能会占有更多比例的收入和财富，并且依靠技术能力的壁垒进一步加剧阶层固化和社会流动性问题。未来，技术创新如何普惠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合理有效的收入财富分配机制，也是每一个经济社会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五，完善的法制体系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保障。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未来，加快完善中国的法制体系，从而建立公平公正竞争的商业环境和市场秩序，形成透明有序的新型政商关系，确保社会经济良性法制，实现合理收入和财富分配机制，这也构成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其中，在法制基础之上构建起公平透明的新型政商关系，对于促进公平竞争、鼓励创新、减少企业寻租行为，对于实现全民中产而言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基础经济制度。新型政商系应关该是什么样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就是‘亲’和‘清’”，“亲”则两利，“清”则相安。长期看，完善法制环境和建立新型政商关系都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较为重要的制度建设压力。

第六，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一，从发展模式看，过去40年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面临重构的挑战，包括中国的世界各国都需要适应这种变革兵做出调整。中国自身则要实现从模仿到超越、从价格战到价值战、从世界工厂到“中国智造”、从生产到消费等一系列发展模式升级。同时要积极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争取引领科技创新浪潮。其二，社会方面，收入与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社会基本保障体系、教育等方面，仍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三，应对外部挑战，包括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单边主义等冲击，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美、中欧、中日、中国与东盟等）关系的维系与利益重构，“中国威胁论”背景下的价值对接问题，地缘政治及国际和平的挑战等等。

第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多数受到了美国“手拉手”的帮助。从当前中美关系及未来预期看，美国“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未来，还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努力去实现发展的超越。

综上所述，从各经济体的历史经验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无可置疑是个重大的社会发展挑战，从历史经验来看成功几率不高。从中国的国情看，我们也有很多独特的挑战性因素。面向未来，我们应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既要从其他经济体的成功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也要充分考虑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新时代的新情况，为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足功课。（来源：FT中文网 作者：项兵）

                        

越来越受全球刮目相看 越南真成下个“世界工厂”？                 
【研究员】：wh
每亩地8美分！这是2008年、2009年那个时期，外资在越南投资建厂、建立工业园区时，一些当地政府给的报价，可见越南对外资的“渴望”。这样的福利也着实令很多企业和机构对越南这片土地充满期待。而2019年，中美贸易战再次升级，加征关税给相关行业带来的冲击也是压倒性的，很多企业为求生存，也考虑寻找“缓冲地带”。而有些外资企业也开始撤出中国，转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东南亚国家，其中最典型的是越南。

                                 

【博览财经特稿】看上去越南在走中国过去的发展之路，可中国经济特征远远不止于此，中国的市场容量、科研实力和产品的多元化、“全制造”产业链，以及国际影响力，都是越南完全无法比的。

每亩地8美分！这是2008年、2009年那个时期，外资在越南投资建厂、建立工业园区时，一些当地政府给的报价，可见越南对外资的“渴望”。这样的福利也着实令很多企业和机构对越南这片土地充满期待。

而2019年，中美贸易战再次升级，加征关税给相关行业带来的冲击也是压倒性的，很多企业为求生存，也考虑寻找“缓冲地带”。而有些外资企业也开始撤出中国，转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东南亚国家，其中最典型的是越南。

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在全球制造业的迁移史上有4次：20世纪初，美国接棒英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炙手可热的国家。1950年代，日本一跃成为西方眼中的“亚洲工厂”。1970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超越了日本。而到了1990年代，中国则逐步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今天，随着欧美、日韩等国家越来越多的产业转移到越南，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也越来越对越南刮目相看。越南真的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吗？

越南招商引资有四大优势

“10年前我曾与深圳一些知名集团、深圳工业总会等前往越南岘港，开发中国经济区，‘8美分1亩地’的时代，正是企业遇到的机遇期。”科特勒咨询集团（KMG）全球合伙人、中国区总裁曹虎谈到越南对全球企业的吸引力。

第一，越南有非常好的全球贸易界面，通俗地说，就是它有很多深水港——越南国境狭长、近海岸线的地形特征，创造了它在全球贸易的地理优势。

第二，越南也在经历改革开放，而且越南历来重视教育，像岘港这个三四十万人口的城市里，就分布着6所大学。

第三，越南的人口结构对发展制造业有优势，几乎半数人口是30岁以下人群，年轻人占比超过50%以上，也就意味着巨大劳动力市场。这是当前诸多工业发达国家，如：欧美、日本，以及中国都不具备的。以上这些突出的优势，长期来看越南未来会成为繁荣的消费市场。

第四，越南在独特的关税和全球贸易政策当中形成了价值洼地——越南是全球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越南和东盟，越南和中国，越南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和日本，越南和美国之间，有很多贸易协议，获得大量出口贸易优惠。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全球性加工制造企业会去越南寻求“新生”的原因。一是关税优惠，二是劳动力充足、人力资本便宜，三是坚持改革开放，四是全球贸易运输方便。

越南政府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相当积极主动的，使得连年经济增长态势看好。越南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越南2018年GDP实际增速为7.08%，增速略高于中国。

不过，曹虎也补充道：虽然越南政府、当地商业圈层非常欢迎外来投资，而且以开放的态度欢迎外来资本带来先进技术、前沿理念、优秀人才。但不得不说越南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心态是比较复杂和谨慎的，越南一方面欢迎中国企业，但同时又很关注中国的投资领域和技术输出情况，这也是中国企业需要冷静思考的地方。

越南的劣势，却会给企业造成致命伤

正如优势的明显和诱人，在越南投资建厂的劣势，也同样让很多企业如鲠在喉。

“在那边设厂和成立办事处整个流程下来不是很难，全部手续办完用了大概三个月时间，但现在越南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因为当地厂房的租金已经跟中国大陆差不多了”。受中美贸易战紧张局势的影响，以纺织制造为主的地平线控股集团，自2018年开始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越南。地平线控股集团开发部总监张寒冬描述了自己亲自带队开发建厂的切实感受。

她表示：去考察之前，了解到越南当地对纺织企业会有税收方面的优惠。并且一些欧美大牌零售商也在越南设有办事处，无疑让市场营销更加顺畅，让企业又添了几分长期发展的信心。但实际运营后发现，这些政策优势和企业福利的吸引力，逐渐被越南的“短板”所替代。最大的缺陷就是越南当地供应链、产业链不健全，以及人员效率低下。

以家纺行业为例，由于没有配套的产业链，当地缺乏大型织厂、染厂。因为缺织厂，所以生产所需的绝大部分面料需要从中国运过去。又因为缺染厂，虽然缝制环节可以在越南完成，但越南当地缺乏专业的染料兑色、调色人才，更没有管染料配方的人才。所以织布、染布等环节都只能在中国完成。甚至包装的纸箱都得依赖早前入驻的中国台湾企业。这样一来成本自然没什么优势。

人工效率，又是另一硬伤。张寒冬介绍：国内同等岗位的加工窗帘流水线的工人，薪资大概是8000元人民币，每天可以做出200件产品，越南本地虽可以用相对低廉的薪酬雇佣到工人，但实际每人每天的工作量只有20件。有时遇到紧急任务，企业要花很大的精力和越南的工会进行协商，才能让本地工人同意2小时时长的加班。这样一对比，平均在每一片窗帘上投入的人工成本其实和国内是差不多的，甚至更高。

对此问题，曹虎也补充说：很多产业是需要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和长期的工业实践来支撑，而越南本地的职业教育体系相对落后，这恰是越南目前不具备的。

而且，越南没有形成完善的大装备、大化工，以及信息产品的供应链，导致适合本地生产的优势产品类别比较少，优势产品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短、劳动力低廉、简单加工、密集型的产业里。这导致当地生产的大都属于相对中低端的产品，没有能力生产产业链比较长的产品，比如：整车制造、大型医疗器械，复杂的化工设备等。

另外，由于本土金融业不发达，导致在当地融资很难。加之本土消费能力不行，只能严重依赖出口，一旦全球贸易或出口政策有动荡，对越南企业的影响将比较大。

“像日本优衣库只是在越南加工之后，运到全球卖，对他们来说越南是个加工基地，不是重点市场。”曹虎用简单的例子做了解释。

越南胜任“世界工厂”几无可能

不仅是对中国企业，对全球其他国家的企业而言，产业链转移到越南的做法也受到诟病。

据《纽约时报》报道：虽然一些美企考虑将生产迁出中国，转移到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等国来避开关税。但是在这些国家，美国企业面临一些不利条件，如交通不便，以及劳动力经验不足，很多问题反而证明了中国制造的不可或缺。

实际上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起步很早，但一直没有真的做深、做透。现在在越南投资的主体是日本企业最多，其次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以及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然后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

“越南制造永远不可能变成下一个中国制造，不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正是多年深谙东南亚的商业实践，让曹虎更加坚信他的观点。

他分析道：很多人无非是看到了越南已经进入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以及对越南的全球加工中心地位的确认。但看上去越南在走中国过去的发展之路，可中国经济特征远远不止于此，中国的市场容量、科研实力和产品的多元化、“全制造”产业链，以及国际影响力，都是越南完全无法比的。所以，应正确定位越南：从全球视角看来，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产业集群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是全球加工基地，也是全球加工贸易出口基地，这是才越南优势的核心。

如此，定论越南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为时过早。而中美贸易战只是在加速这个过程，没有中美贸易战，越南也会发展成这样。因为大量受人力资本降低而驱动的简单加工业，比如：塑料产业、简单汽车零配件加工业，服装产业的缝制环节等，这些最容易受到全球局势的影响、类似于“全球游牧”的产业，率先转移到了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甚至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等国。都是劳动力成本低的原因。

应理性地看待中国部分企业迁移至越南的现象，因为这是全球贸易和全球产业分工的自然结果。

曹虎建议：对中国企业来说，要做全球市场，尤其要做东盟市场，越南是必经之地。“希望中国企业能有更系统、更深入的，长期战略性投资计划。而不是抱着短期的机会主义去投资。中国企业要真正走向全球，进入东盟市场，发展‘一带一路’产业，必须要将机会性驱动心态，转变成战略性心态。”

张寒冬也表示：从成为世界工厂的角度看，越南要代替中国不大可能，至少3-5年内绝对实现不了，除非贸易战一直不停地打下去，有更多中国企业转移到越南去，带领越南整个产业链发展起来。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中美贸易战一旦结束，很多中国企业会撤回中国。”（来源：中外管理杂志 作者：朱冬）

                                 
                                           社会透视
                 



关闭亲手创办的公司 2019是创业者艰难的一年                 
【研究员】：wh
一些年初还热得发烫的赛道，如今正在经历寒冬。社交电商、生鲜、线下教育、P2P、电子烟……这些行业都曾登上创业风口，但在2019年都不同程度地遇到各自的问题。一些在一年前还被资本追逐的项目，如今已经倒下了。淘集集、乐蜂网、韦博英语、巧达科技、团贷网……2019年的创业公司死亡名单还在不断变长。

                                 

【博览财经特稿】对于很多创业者而言，2019年是艰难的一年。各行各业都相继出现了因资金流断裂而带来的清算和倒闭，及因政策收紧而带来的市场紧缩，很多创业者关闭了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

一些年初还热得发烫的赛道，如今正在经历寒冬。社交电商、生鲜、线下教育、P2P、电子烟……这些行业都曾登上创业风口，但在2019年都不同程度地遇到各自的问题。

一些在一年前还被资本追逐的项目，如今已经倒下了。淘集集、乐蜂网、韦博英语、巧达科技、团贷网……2019年的创业公司死亡名单还在不断变长。

你或许也想知道：关闭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是什么感觉？那些创始人，在公司关门前又经历哪些挣扎？这里有16个人，和他们的16个故事。

那些最艰难的时刻

1、一年换了5次办公室，最难时还找被裁同事借了钱。

王辰昊：35岁金融公司。我从2017年开始创业，2019年10月把公司关了。为了节省开支，一年换了5次办公室，越来越小，最后沦落到和朋友合租一间120平米的办公室。

以前，我最怕猫。合租的朋友有一只猫，常年养在办公室，猫经常跳到我办公桌上，办公椅上都是猫爪印。跳着跳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习惯了。最后我们连房租也承担不起了，就各自搬走了。搬家前，他还问我要不要领养他的猫。

搬家时，大批办公家具带不走，最后卖了700块钱，连第二天搬家公司的车费都不够付。像一些碎纸机、打印机，大多都挂在闲鱼卖掉了，还有很多全新和九成新的，但只能三四折卖掉。那段时间，彷徨、郁闷、悲伤、无助，什么情绪都有，还要经常和一些挑三拣四的闲鱼买家讨价还价，别提心里多难受。

最后几个月，最难熬的事是发不出工资，这可比接受创业失败难多了。很长一段时间，为了发工资，我到处找朋友、找亲戚借钱，还抵押房子、去银行贷款，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家里的兄弟姐妹轮流从借呗里借钱，这个刚还了那个立马再借出来，要么就是和这个人借了还那个人的借呗。最后实在没办法，还向被裁掉的前同事借了一笔钱。

2、老婆怀孕我甚至想过不要这个孩子。

石冶：39岁科技公司。我3年做过3个项目，因为各种原因，最后都夭折了。上一个项目是今年初停掉的，痛苦万分。

我是学技术出身，在传统行业做了将近10年。前些年没有做好职业规划，一步步就冲着钱跳槽，后来实在没办法，被逼着自己创业。去年9月，公司资金链开始出问题，接下来一个月比一个月糟糕。钱赚得越来越少，不得不开始裁员。

最可怕的是，我老婆在我创业最困难的时候怀孕了。我没办法和你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全部积蓄被创业花光，还背着房贷，每月不算公司开销，家庭开销就要两万多，而我当时已经给自己发不起工资了。

我每天下班不想回家，不知道怎么面对家人，也不想在单位待着，一到单位就要考虑去哪找钱。有一次和朋友喝完酒，下了地铁已经没有公交，步行往家走的时候，路过天桥时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哭了，那是我创业以来第一次哭。那段时间，我什么念头都动过，甚至考虑过要不要这个孩子。

现在我依然心有余悸，还没有完全从创业失败的阴霾走出来，但是只要你挺过来，生活还是得照过。

3、你越反驳，他们觉得你越失败

傅奕铭：24岁餐饮公司。我开的是餐饮公司，2019年2月倒闭的。为了避免公司倒闭，我从甩手掌柜变成亲历亲为，后来资金流实在太紧张，支出比较大，我几乎把所有员工一个个辞退，自己亲自上阵去做吃的。

在公司最缺少资金流的时候，我身上只剩下十几块钱、手机没电，在银行门口等银行放款的消息，下午六点钟的时候，银行说放不了款，因为我负债太高，那时候是冬天，我在冷风中吹了好久，最后是我老婆来找我。当时很无助，甚至想跳楼。

公司倒闭时，我把店里的一些餐饮用具、食材都免费给了我身边的人。感觉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再也不用整天去想怎么挽救公司了，因为公司已经没救了。

那段时间，我会找人喝酒，每次喝着喝着就哭了。在公司刚成立时，周围的人或者员工都会对你阿谀奉承，倒闭了之后一些人会来讽刺你或者装事后诸葛亮，说早知道你不行之类的话。你会很愤怒，但你是个失败者，要么不听，要么只能给人说，你越反驳，他们觉得你越失败，非常无奈。

公司倒闭后我的生活没有改变。创业时要承担怎么挽救公司的压力，倒闭后要面临怎么偿还贷款的压力。公司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人生转折点，以前我觉得创业很简单，但这次我赔了将近200万。砸完钱后不一定有回报，这是很难受的事情。

想盘活一个公司太难了，我身边有朋友开了五六家公司，全部都倒闭了。

4、不仅被供应商拿菜刀追账，还被员工堵在办公室。

Edward：27岁即时配送公司。这个项目我做了快四年，期间历遍艰辛坎坷，今年不得已我将这家公司卖了。

一开始，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因为我是大学生创业，没过几个月就拿到了一笔400万的融资，当时感觉就有点飘。但是因为投资人的资金没有完全到位，那年底，我们的资金链就断了。

公司被迫分家，分成各地区自负盈亏，我还背了一身的债，大概有50万左右。最差的时候，不光是被供应商拿着菜刀追着要钱，还被员工堵在办公室里面不让走，挨个给他们写了借条，所有的过程基本都是我一个人扛下来的。

运气比较好的是，我找到了一个合伙人，他最初是我们的合作商家，后来因为很多方面比较契合就把他拉下水，做了我的合伙人，负责运营和管理。他进来之后，公司非常快的发展了一段时间，从最初的几个站点直接拓展到了好几个城市，我们也遇到了好多难题，但因为有人跟我一起去扛，我觉得所有事情都简单了很多。

但就在看上去顺利一点的时候，外部又有人想要联合他一起把我弄下台，好在他没有让我失望。

最后把公司卖掉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首先整个行业已经被头部垄断，我们没有模式的创新，很难赚到钱，再加上平台在不断压缩我们的利润，所有饿了么、美团的加盟商，基本上每个月的利润都是算得出来的。一家五六百人的公司，一个月利润20万都算高了。其次平台开始收税，这意味着我们的成本要继续上升，为了应对，我甚至每个月都要注册一个新公司去给他们开新发票。

越到后面生意越来越难做，加上我的合伙人家里也遇到一些事情，急需要用钱，再拖公司也不太好卖了，我们就决定放手。最后我自己拿的股份是最少的，我想让大家都能赚到钱，这是我最后的努力。

5、裁掉老员工时，他们主动说不要赔偿。

吴秀易：29岁智能硬件和电子烟行业。我在今年初开始做电子烟，同时关闭了我之前做的一个智能硬件项目，公司转型为一家电子烟公司。关闭旧项目，开始新项目的过程，是我情绪最复杂的一段时间。

最难的是“砍人”。有一些很不错的员工，你要狠下心把他们裁掉。因为在新项目里，他们的价值不是特别大。这不是他们的错，我也认为不是我的错，公司转型寻找新的机会，这没有办法。

我记得当时我请几个老员工吃饭，跟他们说公司要转型，问他们的想法。他们当场跟我说，明天就办离职，不要赔偿。那是我创业过程中最难的时候，因为抛下这些跟自己干了这么久的老员工，真的是不忍心。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打击了我的创业信心，这应该算是一件。

其次是股权。之前做的智能硬件项目，我们融了几千万风险投资，项目关了就意味着这些投资打水漂了。当时我完全可以申请破产清算，一走了之。为了给投资人一个交代，我启动了新项目，把股权平移过来，把自己在新项目的股权稀释了。

选择做电子烟，一方面是想要踩上这个新风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投资人和老员工一个交代。新项目我们没有冒进去融资扩张，虽然电子烟行业目前风险很大，但我认为只要项目不倒闭，就还有机会。

我为什么撑不下去了

1、做产品之前没考虑到商业逻辑。

Mike：31岁无人机产品公司。我从2018年5月开始创业，2019年过完年关掉了公司。

我是技术出身，在创业之前，心里蹦出一个想法，觉得世界上居然没有这样的（无人机）产品，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一定能受到大家欢迎。当时我和两个合伙人自己出钱做，都不拿工资，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过程。

产品从定义到小批量生产，花了半年。11月开始，我们拿着样品去市场上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件事情要凉了，资金链也快断了，因为在做产品之前没有考虑现实的商业逻辑。当时我们想的是先把产品做出来，再去找投资。

创业后半段觉得很凄凉，因为产品做出来找不到用户，找了很多代理或渠道，别人都觉得这个产品卖不好，不断地给你负反馈，心里一直有凉飕飕的感觉，但第二天还要继续去推广。

公司倒闭时，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解散了各自去找工作。失败不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就把你敲死的东西，它是一个过程，周围人的鼓励也会让你觉得无力，因为没什么用。当时真正对我有帮助的，是某一天我回家，看到妈妈做了一个我特别喜欢吃的菜，让我觉得不管在这个世界上我变成什么样子，父母永远都在我身边，是一种平淡而坚定的温暖。

我现在觉得创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不像小孩子要一个玩具，情绪有了就能得到，而是应该在你的领域里慢慢去做，等到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会自然发生的事情。

当时创业对我来说，像是到了一个点，把心里聚集的一些东西爆发出来的出口。因为当你工作几年后你会感觉：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要这样过吗？创业算是对平庸人生的反抗，很残酷，但让我变得更踏实。

2、一腔热血的执念也许是创业路上最大阻碍。

杨璨：31岁游戏公司。离职创业874天后，我再一次站在老东家的大楼门口，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做了一场非常真实的梦，好像这三年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但是身上背着的一百多万债务提醒我，我确确实实是去创业了，而且也失败了。

2017年5月24日，我正式从广州某游戏大厂离职，和几个在GameJam上认识的朋友一起去做一款独立游戏，我们在天河区的一栋老旧写字楼里租了一个小单间，屋里八台电脑，非常拥挤，五个月后又去租了一间复式公寓，我们不到十人的团队干脆就住在那里。

我们先做了一款解谜游戏出来，在steam上线之后反响平平，几乎没带来多少收入，然后就想搞个更大的项目。

其实我们不像是一家严格意义上的公司，更像是一帮人一起做一件喜欢的事情，在管理上非常松散混乱，工作效率不高，这可能也是我们失败的原因之一。去年秋天的时候，我们资金就告急了，但是受到了《中国式家长》等独立游戏的鼓舞，觉得还有机会，就举债继续做了。

我是美术出身，对原画和建模容易苛求，但对于独立游戏来说，核心玩法才是最重要的，中间我和两个联创也发生过严重的路线之争，浪费了不少精力和钱，现在回过头看，一腔热血的执念也许才是创业路上的最大阻碍。

今年9月，有几个同事来和我说，“璨哥，我们坚持不下去了”，我安慰了他们几句，他们也知道公司的难处，没提什么补偿，我让人力晚几天开离职证明，多给他们留几天找工作的时间。

那天下班，我在椅子上枯坐了三个小时，什么也没想，就是觉得心里有口气泄了，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不占，为什么还坚持呢？在那之后，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处理各方面的事情，遣散了剩下的员工，和以前的老领导说了一声，决定回到老东家去上班。

那些原画、建模数据、系统框架等都被我封存起来，我没想把它卖掉，只希望未来还能有机会把这个游戏做出来，现在的我需要踏踏实实上班还债，为创业补齐剩下的学费。

3、选择了剑走偏锋，我愿赌服输。

王铭铭：25岁在线算命公司。2019年9月19日，我以合伙人身份加入一家创业公司。这个日期里有很多9，但这份工作并不长久。

这家公司是做在线算命，当时身边的朋友普遍不看好，觉得太偏门。我其实也不信算命，我觉得人生不可预测，但是创始人跟我讲了行业前景，打包票说一年就能做到上千万流水，我也找同类型的公司聊过，这个模式确实成立，所以决定一试。我不否认这一行面临的争议，但兵行险招、剑走偏锋才能赚到钱，我喜欢冒险。

一开始，我们很乐观，每天都在招人，团队1个月内从2人扩张到7人。我们在微博、微信公号等平台上为一些合作的算命老师打造IP和人设，为他们倒流，再跟他们分成。但做了两个月，每个月的流水仍然停留在1万元左右，我隐约感觉到这个事有难度，但还是想至少要坚持到年底。

可惜今年的市场环境没给我这个机会。原本一个机构答应给我们投资，由于我们的数据不太理想，最终这笔钱没有打进来。面临着每个月十几万的人力成本和推广支出，创始人很焦虑。12月中旬，我主动提出了离职，我们几个小伙伴喝了一顿大酒，团队就算是解散了。

我加入时，创始人允诺给我5%的股份，以及各内容平台上40%的收益作为提成，最后没有兑现，我也不会去追究。走到这一步，我的感受就是四个字：愿赌服输。

现在我又重回我的老本行，我真的怀念那几个月在优客工场和其他创业者一起奋斗的情景，我可以跟同行、投资人谈论商业模式，设想着多久以后可以盈利、分红，但如今，我的心情只能由领导决定。

4、大厂不招人，猎头公司生意也做不下去。

张震：32岁猎头公司。今年是整个互联网行业的滑铁卢。虽然去年就出现这种趋势，但大厂还能撑得住。从今年前半年开始，大厂基本不招人了，都是打着优化的旗号在裁员，我们以大厂为主要客户的猎头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往年，一年可以签六七十家客户，但是今年一年就几个客户，超一线大厂的钱都收不回来，他们把账期做得无限长，基本上没有任何收益了。今年利润没增长不说，原来账上的钱还亏了30%左右。公司员工转HR的比较多，好多优秀的猎头都转行卖保险了，同行有的倒闭有的转做营销、软件等。

我们人力行业没什么壁垒，竞争特别激烈，面对客户毫无议价权。不像国外猎头公司推荐的人选如果进了第三轮面试，要收约60%的费用，中国的公司都是以结果为导向。前些年因为市场繁荣，即使有很多失败的推荐，只要有成功案例，我们就能发展。

当整个大环境被蒸干了，所有的风险和问题都会暴露出来。本来客户就少，成功率还很低，有些付款周期又特别长，这种模式本身的风险在大环境下急速爆发了。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这个行业跟P2P唯一的不同是，P2P伤害别人，我们伤害自己。一旦爆发，我们就自掘坟墓。我自己觉得短期内这种行业低迷状态不会改变，所以大概率是要先出去找工作，但创业之后还能不能接受打工，是我纠结的点。

5、要么就大做特做，不生不死不如解散。

张洲：34岁小程序公司。我们是做SaaS小程序的，也做外包项目，有现金流，挣点钱养活公司不难，但我们这帮兄弟不太满意做这样一个事，发点工资就这么混着。我们认为要做就大做特做，有高速成长，要么就死掉，这种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们就说公司解散掉吧，大家去找新机会吧。

公司关闭的时候，我们账上还有点钱，带着这些兄弟吃饭喝酒少不了，然后带他们去越南旅了游。之前开年会，每次都承诺但都没兑现，这次终于实现了。

解散后，我自驾从北京去了一趟云南又开回来，在路上就反思创业的过程。如果半年前来找我聊感受，我不想跟任何人打交道，我会恐惧。我现在能对外讲，是因为已经闭关反思过了，我熬过来了。公司倒闭后，创业者会躲起来自己呆着舔伤口，有些自闭，不希望和外界接触。

其实都说创业者很孤独，有些商学院还组织创业者互助的活动，但这可能是个伪命题。做得好的创业者，处于高速成长期，没时间来讲，而那些过程中都不顺利的，各自的情况都不一样，聊啥？互相传递负能量吗？除了喝顿大酒之外，还得自己克服。

6、小地方对新鲜事物接受慢，找融资太难。

六六：28岁VR公司。2017年VR刚开始的时候，我抱着对这个行业做改革创新的想法进入了这个行业，当时找了几个关系不错的朋友一起开了这家公司，但是我在三四线城市，小地方对新鲜事物接受周期太慢，找融资太难。今年遇上了不太景气的大环境，终于撑不下去了。年中公司资金耗光，工资发不出来，我不得不把公司关了。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创业失败了，上家公司关闭的时候，我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里，关掉手机半个月没和外界联系，从小顺风顺水的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打击。坦白说，经历过那段时间之后，第二次创业失败，对我打击并不是很大。

我在创业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记得当时给我的合伙人打了电话，我说这件事情可能成的概率只有20%，但是我们可以试一下。然后他同意加入了，公司倒闭之后我的合伙人也没有对我有任何抱怨，我还是挺感动的，连续失败也算是一种成长吧。比起那些被套路贷坑到血本无归的人，我觉得创业失败也不算太惨。

遗憾！讲不完的遗憾

1、注定是进来晚了，不然还能冲一冲。

程禹：27岁电子烟公司。11月1日，国内电子烟网售禁令出来的那天，刚好卡在下一轮融资到账前的时间点上，我们几个合伙人马上感觉到“完了”。

当时我和其他合伙人分别在不同的城市，禁令一出来，想立刻飞回大本营稳住军心，但转念一想，这似乎也是一个“警告”：劝我们不要再执迷不悟，电子烟这个方向我们注定是进来晚了。

我挨个和合伙人电话沟通到凌晨两三点，大家都陷入极度焦虑的状态。直到那个时候，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再也没办法说服自己了。随后的一周，开始和合伙人准备散伙，遣散相关部门员工。

四个合伙人的散伙饭，大家就着白酒、红酒、啤酒，混搭着喝完就散了。当天，我独自一个人飞回上海。我睡着了，在难熬的梦里挣扎着，醒来一下飞机马上就恢复元气了。唯一遗憾的是，如果没有禁令突然袭击，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冲一冲，但是没有如果，晚了就是晚了。

说实话，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是早就料到的事，不过因为这次短暂的7个月创业，经历了三代产品完整的更迭，也做出了不错的销售数据，现在新项目的融资比之前顺利很多。花钱买经验，升级，然后再买经验，再升级，这不就是创业嘛，看个人操作，也看运气。

2、兄弟们想一份工作干一辈子，但创业就是快进快出。

宋梓雯：36岁生鲜B2B电商公司。我主要负责供应链运营业务，人基本上都在仓库，和品控的小伙伴同吃同住。品控在我们团队占比最大，这些人多数是我们自己小伙伴的亲戚，他们熟悉菜品，熟悉流程，从老家投奔我们，我们包他们吃住。

和他们的相处，是同甘共苦，也是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他们对你好的方式特别简单、淳朴。比如我们老板进仓库，他们会挑出他认为最甜的青椒，拿手擦一擦，就给老板吃。当公司遇到困难，不得已拖延工资的时候，他们会说，“不怕你们跑了，我们都看得到”。

项目进行到一年左右，团队发现前期调研不够扎实，低估了生鲜的烧钱速度，把模式做得太重，后期因为资金链断裂实在难以为继。阿里和美团也在这个时候进入这个赛道了，基本提前把我们踢出局了。这时候首先要干的事就是节约成本。

我非常正式地把大家叫到一起，和品控团队坦诚地讲了公司遇到的困难，告诉大家，不能像现在这样负担大家的吃住和薪水了，薪水只能再发一周。他们非常诧异，“你们是很大的公司，怎么这么快就不行了呢”。他们来自三四线城市，以为一份工作可以干一辈子，但是在北京创业就是这样，快进快出。

我们创业是拿股份的，失败了投资人还会帮我们找出路，但是那些跟着我的兄弟，只是早期员工，项目夭折，我不能给他们更多了。

3、总想着“胜天半子”，到头来发现自己微不足道。

冯冬：28岁农产品购销公司。我在一个四线城市开了一家农产品购销公司，今年已经是第四年。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老家，和几个小学同学一起入了这行，之所以干这个，是因为家里农村亲戚比较多，看他们收获的作物经常滞销，觉得这可能是个机会。

农业这行，虽然近几年的机械化集中化规模在提高，但还是有非常多的个体户，或者亲戚朋友一起种，干的是与天斗的营生，两年前，一个亲戚家种的一百亩葵花遭遇病害，产量掉了一半，我当时费尽心力，高于市场价收购了剩下的一部分，卖到了价格好的几个地区，最后还挣了一些。

当时觉得都是亲戚，互相帮扶一下是应该的。但也有人告诉我，买卖不是这样做的，尤其是我的几个合伙人，其实他们私底下怨言很大，觉得可以赚更多，但我始终觉得即便对不相干的人，落井下石也不太好。

以前听过一句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商场残酷，好像确实是这样，但我不信邪，前两年《人民的名义》很火，里面的那个公安厅长祁同伟虽然不是个好人，但他喜欢的那个“胜天半子”的故事我非常认同，为了压低物流成本，我和派货站的负责人喝酒喝进医院，为了得到农牧局的购销补贴，我对几个副局长鞍前马后，唯一没干的就是去剥削农民。

但今年公司还是倒闭了，各种成本都在涨，本来就是利润薄弱的一个行业，我们也没什么竞争优势，以前认识的很多货主都不干这行了，很多农民把土地租给了集中生产的农场主，人家都有自个儿的销售渠道，用不着我们这种公司了。

现在想想，我终究也没能“胜天半子”，这个残酷的社会不可能让我这样的人成功，我打算托关系找份机关单位里的职务，先稳定几年再说，就是不知道那时还有没有创业的心气。

4、创始人让我先撤，我才知道我是个“假合伙人”。

羽帆：42岁二手车电商公司。公司倒闭那天，我开车去办事，到半路，有人告诉我公司准备宣布关门了。虽然早有预期，但我心里很慌，撞到了路边的护栏。晚上，我倒车又不小心撞了另外一个车。我近三年来一直开车才被扣了6分。

我们公司是2018年成立的一个二手车B2B电商平台，倒闭的直接原因是没钱了。去年10月财务开始紧张，但敲定了新一轮融资，我没有太担心。到12月，公司开始以优化的名义裁员，陆续从120多人裁到40多人，当时我还不知道，其实是投资方反悔了。我觉得没有坦率告诉被裁的人公司没钱了非常不好，优化对他们来说是能力上的否定。

到今年2月，创始人对我说，“要不你也先撤吧”，我才知道自己其实是个“假合伙人”，被清退了。被裁和最后解散的人大多数没有N+1补偿，也有起诉走司法流程的，公司账上没钱，强制执行也没用，到现在公司还欠着我4个月工资。

公司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互联网思维管理和传统行业管理方式的强烈冲突。CEO在传统行业有十多年经验，比如获客，我们希望做成APP或小程序让用户迅速使用，而CEO觉得送给他们手机或iPad，让商家跟我们合作就可以。

另外，他习惯于层级式汇报方式，要求下属服从和执行。某一线大厂的销售VP，也忍无可忍出走了。强有力的销售、技术与产品合伙人，事实上沦为了有点期权的职业经理人，甚至不知道公司融资失败。

5、这么多年都白干了，还不如当初去买房。

万萧：35岁电子烟代工厂。我是一家电子烟代工厂的老板。电子烟网售禁令11月发布，看到红头文件后我非常诧异。我们都以为下发的文件会是电子烟国家标准，没想到直接来了一剂猛药，把电子烟线上渠道给禁了。

此前我供货的最大的一家电子烟淘宝店老板，马上给我打电话，说要取消订单。我说咱签了合同，我这仓库里还有你200万库存。对方说，这库存不要了，货款也不付了。

接下来几天，我们工厂在淘宝天猫的电子烟店铺都被下架，订单全部被取消。我的仓库里有500万的货，根本卖不出去，这是我垫款生产的，是欠的供应商的钱。资金链断了，我把员工从80人裁到10人，把自己的股权分给剩下的员工，抵消他们半年的工资。工厂关闭，只保留了一条生产线，搬到了我朋友的工厂里。

我从2013年开始创业，当时的启动资金可以在深圳买两套房。现在工厂关了，相当于我这么多年都白干了。创业的前几年，基本都是在亏钱，现在行业刚开始好转，有了一些利润，结果又受到政策影响。创业这么多年，还不如拿钱去买房，买房的收益率要比开工厂高。在家里玩的人，买房子赚的钱都比我在深圳创业多。

但是我们这种创过业的人，不可能再去打工了。工厂关闭后，我在寻找新的创业机会。（受访者均为为化名 来源：燃财经 作者：黎明、唐亚华、闫丽娇、孔明明、赵磊、金玙璠、魏佳、苏琦、周昶帆、孟亚娜）

                                 
                                           形势分析
                 



2020年：指望房地产“四限”全面放开根本不可能                 
【研究员】：wh
很多人指望货币政策未来放淼的空间在2020年来讲可能性并不大。对地产而言，在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政治局经济会议，就是“三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但是，在房地产“三稳”的前提下，还有一个重要前提：要确保经济和社会平稳运行。换句话说，房地产大松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经济出现下滑失速，对于个别城市小松提振经济是可以期待的。

                                 

【博览财经特稿】2020年的房地产形势，谁说的算？是土地供需？是人口流动？还是金融政策？

这些都很重要，但依旧是要往后靠的因素。房地产这三年来，最大的影响源就是行政政策。从因城施策以来，当局这三年对于房地产的拿捏是相当到位。

“托而不举，压而不破。”这八个字的操盘水平令人称赞。如果从宏观角度看，我们的经济总量增长在逐年放缓。国家现在要松财政，紧信用。所以货币政策未来会宽松，但绝对不是现在！

很多人指望货币政策未来放淼的空间在2020年来讲可能性并不大。对地产而言，在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政治局经济会议，就是“三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但是，在房地产“三稳”的前提下，还有一个重要前提：要确保经济和社会平稳运行。换句话说，房地产大松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经济出现下滑失速，对于个别城市小松提振经济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在这种大的宏观指导下，2020年房地产应该是整体稳定下的区域城市结构性行情。跟股市一样，只要是结构性行情，那这个蛋糕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切的到的。

大城市的发展有没有走到头？

任大炮曾经对“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镇化思路给予了任式炮轰。

同时这也是一直想不明白的，你说北上广控制个毛线人口啊？！如果人们在这几个城市过得不自在，物价高房价高工资低他自己都回老家了，谁在在那儿待着？凡是能吸纳人口的地方，必定是实打实的社会需求产生出的对人口需求。

所以，控供给能理解，控需求那就呵呵，实在不能理解。别看北上广都两千多万人口，放在全球看，中国的大城市根本就不够大，人也不够多。

看下面这张图，全球主要国家最大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比例，北上广深津渝蓉宁杭汉等大城市遥遥落后。

所以，这两年当局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开始努力促进大都市圈的发展，从人口、资本、产业的聚集到基础设施的大力建设。

为啥？因为只有大都市圈才是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终极形态。如果留心的话，全面放开落户限制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2018年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实施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

人口自由迁移，户籍不受限制。目的就是为了给大都市圈的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口流入。但，其他城市怎么办？

去年除大都市圈的几个热点核心城市，全国各地的房产销售都陷入到泥潭里，特别是去年十一后，很多城市，如天津、南京、常德、宿州、贵州、扬州、张家港都出现调控的放松。

有取消限购的、有取消限价的、有降低购房门槛、有降低落户条件、还有放松公积金贷款和加大人才引进的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松绑手段层出不穷。

虽然有些地方迫于舆论压力又收回去。但这不能掩盖一个事实——有些地方急了。

但是，还有一些核心城市，由于各种原因，还在收紧，如北京、长沙、苏州。

所以，有些地方是托而不举，有些地方是压而不破。但整体方向还是往大都市圈上靠。

现在最大问题是人从哪儿来？

我们的城镇化率已经到了60%，很多野生砖家说你看国际上发达国家都是70%-80%的城镇化率。我们还有10%-20%的空间。

但现在的问题是，农村的年轻人已经出来的差不多。很多农村已经没有多少年轻人了，你指望剩下的留守老人进城去推高城镇化率，从经济增长贡献的角度来讲，是没多大意义的。

未来的人口迁移两个形态：第一、长三角、粤港澳和勉强带上环渤海的三大都市圈虹吸其他城镇人口。如长三角的苏州、杭州，珠三角的佛山、东莞等城市都能保持较好的人口虹吸能力。

第二、核心的强二线城市因经济产业升级和引进人才政策等因素也能虹吸到不少人口。比如川渝城市群、武汉、郑州等中部核心城市。这些都市圈核心城市和对人口都会表现出较强的吸引力，从而支撑当地房价。

说的这些可不是未来会发生的，而是在2019年已经开始展露出来端倪。根据统计的45城新房销售数据：

2019年1-10月，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3737.1万平米，同比增长10.6%；20个二线城市商品房销售15784.8万平米，同比增长16.4%；三线城市销售5818.5万平米，同比增长0.11%。

看到没，人们抛弃中小城市涌入大城市，这就是人口和资本的社会自然选择。什么政策引导都干预不了。

“四限”行政政策全面取消根本不可能

说了一些看好的城市区域的选择，最后回到分析政策本身。目前地产调控的“四限”政策：限购：控制投机性需求；限售：控制短期卖出、抑制投机资金；限贷：控制居民杠杠率；限价：避免了房价泡沫进一步膨胀；

开头就说的，指望这四限2020年全面放开根本不可能，以目前房产的筹码分布和局势演进，如果四限全面放开，接下来会发生的就是：大量无购房资格的潜在购房者瞬间拥有购房资格，他们将争先恐后涌入市场；由于限售取消，大量房源也会瞬间推向市场，房屋成交量暴增，导致M2被动激增，房价暴涨，随后，在房价上涨的刺激拉动下，投机资金将加速赶顶，最终形成高位巨幅成交量，之后加速进入崩盘阶段。

以上就是全盘推演。所以，“四限”行政政策全面取消根本不可能。我们需要的是房地产的长期稳健发展，不是搞得鸡飞狗跳，给上面添堵。即便现在很多专家学者在讨论经济去房地产化，但再怎么去，房地产也是核心支柱产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所以，2020年松绑路径，首先因城施策放松一部分城市的限价，让开发商有信心拿地，其次通过土地加大供应和限售政策的调整增加一些供给，让价格平稳过渡消化供应，最后根据情况在逐步考虑是否放松限购和限贷，这才是未来的操盘路线。而你应该选择的，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些地区城市。（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拾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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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年龄危机” 35岁程序员找工作变得如此艰难                 
【研究员】：wh
从近两三年开始，不断流入出身上海、北京等一线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人员，他们不满足于为传统公司做简单的开发，想要推出创新的产品。并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走数字化转型，人才从哪儿来？事实上，AI、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的人才，基本上都来自于科技公司。从而导致一线城市的技术人员在外溢，也被称为“技术下沉”——从互联网企业到传统行业，下沉到二三线城市。事实上，不只是传统企业在转型，互联网巨头们同样在寻找新的发展动力。

                                 

【博览财经特稿】“终于找到工作了。”王畅感叹道。王畅刚满30岁，从深圳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已换过七份工作。据他描述，找工作的时间均不超过1个月，两份工作的间隔时间很短。前一个星期离职，后一个星期去下个公司报到，连出去旅游的空闲都没有。

不过，2019年的情况不大一样。过完年后，骑驴找马，王畅着手准备换工作。他的工作需要经常加班，身体有点吃不消。而且，他刚结婚，在宝安中心买了一套小房子，希望跳槽拿到更高的薪水。

找了三个月工作，四处碰壁，王畅已心灰意冷，OPPO、平安产险、众安保险等公司在面试完后，都没有任何消息。半年过去，靠同学内推，王畅在2019年底拿到一家银行的offer。工资和上一份工作差不多，但加班少，福利好。

成都一家猎头公司的高管许文文表示，像王畅这种情况挺常见的。2018年底，多家互联网公司都在裁员。京东、腾讯、阿里、知乎、美团等公司，相继传出“优化员工结构”的消息。大公司里，很多员工担心稳定性，不愿意动了，甲方的招聘需求自然会下降。这是个导火索。最直接的原因是，2019年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公司的态度比较谨慎。以前，只要有足够大的流量，足够大的日活，创业公司就可以拿到丰厚的融资。而2019年的投资方很冷静，共享办公巨头Wework在美国IPO失败，是个标志性事件。如果没有明确的盈利方式，投资方不会看好你，这才是导致今年整体招聘需求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或说是跳槽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这对猎头公司有很大的影响，很多公司去年倒闭了。

据IT桔子网的数据，2018年新增创业公司7620家，共有458家创业公司关闭，关闭公司占新增公司的比例仅为6%。2019年新增创业公司降至1427家，共有327家创业公司关闭，关闭公司占占新增公司的比例高达23%。

另一项数据也是上述观点的佐证，腾讯一改之前大手笔的风格，投资变得谨慎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11月，腾讯投资数量为104起（涵盖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相比2018年下降约41.57%。

BAT变招

换工作时，王畅的第一目标是阿里、腾讯、华为等大公司。可这些公司，连个面试机会都没给。在广州微信总部工作的一位好友告诉他，现在公司对社招卡得挺严，除非你特别优秀。

许文文分析称，阿里和腾讯这两家公司在2019年吸纳的人才并不多。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头部公司就十家（如BAT、TMD等）左右，它们的员工之间互相跳槽的概率偏大一些。从猎头渠道说，头部互联网公司只找P7级别以上的人，如“饿了吗”只要P8级别以上的人。P7级别以下的人，不会通过猎头渠道去找，公司可通过校招和社招来解决。

根据许文文描述，P7级别的年薪大概在35-70万元之间，如果算上股票期权，P8级别的人才可拿到百万年薪。去年见过薪酬最高的一个应聘者，是去阿里做云的基础存储，拿到200多万元/年的工资。

头部互联网公司的核心岗位需要P9级别的人才，许文文认为，这属于战略层面的招聘，需求只会给一些合作密切的专业猎头公司，或者通过认识的人私下解决。头部互联网公司的中高层互相都认识，可以通过介绍来满足招聘需求。腾讯、阿里的招聘需求，与公司的业务线紧密相关，如果能抓住趋势，进大厂工作并不难。

近日，腾讯云宣布第三季度内实现年度收入突破100亿元的目标，并奖励部门员工每人一部iPhone11Pro手机。上一次腾讯员工人手一个iPhone的奖励，是在2018年1月，由张小龙领导的微信团队成员获得。两年后，换成了腾讯云。

在许文文看来，腾讯的ToB业务一定是未来几年的重心，原因在于，马化腾有一个习惯，从来不会为自家产品站台。比如他会用微信，但不会公开站台。这次，他破天荒地为腾讯ToB业务站了台，向外界传达了腾讯的决心。从业务角度看，腾讯会去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企业挖角，因这些公司的ToB业务是全球做得最好的。腾讯已经挖了一些，肯定还不够，ToB业务处于扩张期，需要不断吸纳人才。这样的单子，国内猎头做不了，只能交给做国际业务的猎头。

而在阿里内部，12月19日启动新一轮组织架构调整。淘宝天猫总裁蒋凡将统管两大前台零售业务和阿里妈妈营销中台。这意味着，蒋凡的职权进一步扩大，将代表集团分管阿里的现金牛业务——阿里妈妈广告平台。

阿里近期的组织架构调整会对来年的招聘产生重要影响，许文文认为，蒋凡之前的级别已经很高，这次把阿里妈妈的业务也给了他。说明了一件事，给他的一定是核心业务线，预测2020年阿里妈妈这条业务线会引进一些重要人才。

人才“下沉”

和许文文关注头部企业的新业务不同，人力资源服务外包企业科锐国际的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行业高级总监金光奇认为，互联网人可以去传统行业和下沉市场寻找机会，那里有着广阔的市场。

科锐国际的技术总部设在二线城市苏州，金光奇对当地产业颇为了解，之前苏州的产业定位，以工业经济为主，互联网IT技术大部分通过外包来完成。

从近两三年开始，不断流入出身上海、北京等一线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人员，他们不满足于为传统公司做简单的开发，想要推出创新的产品。并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走数字化转型，人才从哪儿来？事实上，AI、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的人才，基本上都来自于科技公司。从而导致一线城市的技术人员在外溢，也被称为“技术下沉”——从互联网企业到传统行业，下沉到二三线城市。

事实上，不只是传统企业在转型，互联网巨头们同样在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此前互联网泡沫比较严重时候，市场的潮流和热点大部分都在ToC的应用产品上，简单的产品都能火一把。当移动互联网红利逐渐消退，金光奇表示，互联网公司对于衣食住行方面的应用型挖掘，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期。

从2018年开始，腾讯、华为、阿里等巨头纷纷做出调整，投入巨大的人力资源做基础研究，发力诸如芯片、云计算等新技术。如腾讯，在2018年9月30进行了自成立以来的第三次重大组织架构调整，全面拥抱产业互联网。

两个月后，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知乎上提问——“未来十年哪些基础科学突破会影响互联网科技产业？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融合创新，会带来哪些改变？”引发量子计算、物理天文等方面的专业人士前来解答，影响范围远超互联网行业。

所以，当互联网行业处于调整周期，身处其中的从业者，对于跳槽的态度更为慎重。以前可能两周就拿到七八个offer，现在一个月或更长时间，才拿到两三个offer。据金光奇经验，2019年互联网人员跳槽薪酬虽有所上涨，但涨幅不如往年，“跳槽工资翻番”的盛景不再。

互联网行业从业者已经意识到，在单纯的互联网版块中，很难再有大的空间。更多机会在互联网与产业的融合中，诸如AIoT、车联网等行业发展很快。

“当互联网公司都开始追逐基础研究时，互联网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行业，它是一个形态，或者一个技术工具。”金光奇说。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单纯的ToC端互联网人才的需求可能相对减少，但在传统行业或者互联网企业的ToB业务方面，对人才的需求增加了。

虽说“技术下沉”，但二三线市并不是一片荒地，尤其跟传统结合这一波浪潮，它们的优势更明显。如昆山，聚集从上海外溢出来的很多制造型企业，在整个产业升级过程中，可以结合的点很多。还有无锡、常州等地，都有工业基础，很多企业的产品占据不错的国际市场份额。

互联网巨头在二三线城市的布局则更早，成都、南京、武汉等城市聚集很多知名高校，互联网人才的成本相对较低，聚集在一起同样可以做出创新的产品。

据金光奇了解，现在一线互联网公司的一些总监级别人员，也在向传统企业寻找新机会。最近，一位在微软做AI研究的技术人员，曾向他咨询是否有比较靠谱的企业，可以将AI技术落地。

不过，对于互联网从业者来说，转到传统企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除常见的企业文化差异外，更直接的是，传统企业老板更多考虑的是技术如何跟业务结合，推动公司转型，而不是追逐最新技术，“变现”需求更加明显。

金光奇认为，这是一个思维的转变问题，如果大家愿意去为传统行业赋能，机会很多。传统企业近两年拥抱新技术的速度不比互联网公司差，对互联网从业者来说，跨界到传统行业，或会迎来事业的第二春。

跳槽到尚未被互联网开垦完备的传统行业和下沉市场，大部分人仍大有作为。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还有一道年龄的鸿沟。

年龄“歧视”

12月中旬，一位39岁的前熊猫直播员工讲述了自己的艰难再就业之路。近3个月的求职阶段，他至少投递了几百份简历，最终邀请面试的公司只有6家，基本都是教育公司。这些公司读没有看上他。有20多位猎头联系过他，也没有下文。

王畅也感受到“年龄危机”，行业内盛传“三十岁以上的简历看都不看”。

在猎头许文文眼中，多数程序员会遇到35岁瓶颈。做一线开发的程序员，不会用到特别难的技术。做久了，更加熟练而已。如果你不做架构，只是天天写代码，到35岁就是写得快一些而已，但在精力上不如年轻人。程序员在28岁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个问题。有些候选人的年龄超过35岁，公司仍然很喜欢，因为他们的级别和学历非常出色。

许文文建议，选择岗位不能看公司平台有多大，而是给员工的空间有多大。互联网员工跳槽去大厂不一定合适，有可能只是做一个螺丝钉。如果跳去一个中小型或者准大厂的公司，拿到高一点的职位，反而更有利。去了大厂后，你可能只是个一线的开发工程师。到35岁要跳槽的时候，你寻思，工资怎么也有个七八十万了。实际上，做一线开发的薪水如果这么高，很多中型公司是吃不下来的。对年龄危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未雨绸缪。（文中人名为化名）（源自：21世纪商业评论（ID：weixin21cbr） 作者：鄢子为、杨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