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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后 中国10大变化将加速到来》：2020年的今天，因为这次病毒大家又闭门不出，实体店空荡荡，但大街上依然有快递员/外卖员在奔波，像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每日优鲜这样的平台，你每天稍微晚一点都抢不到青菜。 所以，每一次大波折，都会倒下一批人，新站起来一批人！这是历史的铁律。那么，这只黑天鹅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还是以非典做一个对比，2003年的非典，中国GDP水平12万亿人民币，但17年后的今天，中国GDP总量水平已经100万亿，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已经是当年的近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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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后 中国10大变化将加速到来
【研究员】：WH
2003年的非典，中国GDP水平12万亿人民币，但17年后的今天，中国GDP总量水平已经100万亿，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已经是当年的近10倍！正是基于此，我坚信的是：无论这次的病毒怎么折腾，都不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动荡性的冲击，只能是带来局部的催促，中国经济本来就处于大调整之中，而这一次事件，将使调整的步伐加速。
【博览财经特稿】新型冠状病毒成了2020年飞出来的一只黑天鹅！这只黑天鹅的出现，让多少企业/多少人乱了阵脚？ 但是，一切偶然的背后都是必然！哪里越有危险，哪里就越有机会！举个例子：2003年的非典，由于大家都不敢出门，刘强东把中关村的实体店铺搬到线上，马云看到C端购物的需求，顺势创立了淘宝！ 2020年的今天，因为这次病毒大家又闭门不出，实体店空荡荡，但大街上依然有快递员/外卖员在奔波，像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每日优鲜这样的平台，你每天稍微晚一点都抢不到青菜。 所以，每一次大波折，都会倒下一批人，新站起来一批人！这是历史的铁律。那么，这只黑天鹅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还是以非典做一个对比，2003年的非典，中国GDP水平12万亿人民币，但17年后的今天，中国GDP总量水平已经100万亿，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已经是当年的近10倍！ 正是基于此，我坚信的是：无论这次的病毒怎么折腾，都不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动荡性的冲击，只能是带来局部的催促，中国经济本来就处于大调整之中，而这一次事件，将使调整的步伐加速。以下是10大加速的变化： “线上购物”对”线下购物“的加速替代 尽管大家早就形成了线上购物的习惯，但是经历这次疫情之后，这个习惯还会被深度发掘，比如买菜，之前我们还是习惯去菜场，但是这次之后，很多人将习惯于在网上买菜了。 如果仅从购物方面讲，未来的购物一定绝大部分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即便是线上场景产生的交易，也会在线上进行，就好比你去商超买东西，手机当场就可以下单，然后很快送到你家里。 “体验式场景”对“传统实体店”的加速替代 既然购物都是在线上完成的，那么实体店的存在价值在哪里？未来的实体店不再是以“销售产品”为中心，而是以“提供体验”为中心。 人们去实体店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为了购买各种“体验”。如果实体店依然把自己当时买卖的场所，那么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消费者的需求，已从对产品的满意度升级成了精神层面的满足感。商家需要营造出一种无与伦比的消费场景，需要构建能够把消费者带入到某种幻想场景的故事！实体店只要能够做到这点，一定大有可为！ “线上获客”方式对“传统获客”方式的加速替代 经历这次疫情，很多企业才发现“线上获客”能力的重要性。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企业，都必须拥有一种从线上获客的能力，传统的获客方式无非是电话/广告/分销等等。但是这些模式的主动权越来越小，而且成本将越来越高。 线上获客的本质，是靠内容获客，深度一点来讲是靠价值获客，未来各种线上平台会越来越开放，图文/短视频/音频等各种形式都有，你必须创造出有价值的内容去吸引你的客户。 “线上教育”对“传统教育”的加速代替 经历这次疫情，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在家里学习，传统的学习/培训机构必须加速转型。 就像互联网改变了产品的流通路径一样，互联网同样也改变了知识传播的路径，以前知识传播只能在教室才能发生的，每个老师只能面对几十个最多上百个人授课。而现在一个老师可以在线上跟上万人乃至几十万人授课，而且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包括落后山区（只要有网络）。 这就是线上教育的核心优势，它使优势的教育资源平民化，而这一点恰恰是解决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 “线上办公”对“传统办公”的加速代替 如果疫情持续2——3个月，就会有大量人群习惯于在家里办公，而且未来是个体崛起的时代，大量个体都脱离了公司独立发展，比如网红/自由职业/自媒体等，他们都不需要传统的办公室。 可以预测，2020年的写字楼租赁行情会进一步萧条，同时，各种线上办公软件会加速盛行，尤其是能够实现个体协同的办公软件，将被加速普及，除此之外个体使用的办公家具也会流行，未来我们工作不再受地理空间限制。 社会越发达，人的独立性就越强，未来有能力的人都会变成独立的经济体，而且人与人的协作性也会加强。线上协同工作，是未来工作的主流。 “免费”对“收费”的加速取代 这次疫情，徐峥的《囧妈》突然放弃了院线，改为线上免费收看，开了中国电影业的先河，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传统电影行业的盈利模式，这是一种必然，因为线上免费是大势所趋！ 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来一定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免费，越来越多东西的利润开始无限接近于0，那么商家靠什么盈利呢？靠收费的后移。今后商品的利润环节越来越后移，甚至是隐藏的，比如《囧妈》虽然免费，但是收看的人更多了，于是广告可以收费更多了，此外电影的衍生品可以赚钱。 “新型医疗”对“传统医疗”的加速代替 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医疗体系的重要性，至少在初期，从武汉传来的消息都是关于医疗资源紧缺的。 医疗问题的核心，在于医疗资源的更加更合理的分配，在于关键时刻医疗资源的调度能力，在于医疗资源的协同性和共享性。 我相信，经历这一次疫情，中国的医疗体系的改革会被加速推动，比如国家第一时间就宣布为本次病毒的确诊患者免费提供治疗， 那么在接下来的医疗改革中，互联网如何参与？民间资源如何参与？不同区域之间如何打通？需要我们在事后做一个详细探讨。 智慧城市对传统城市的加速代替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这一次疫情，武汉这个人口达到千万级别的城市，而且是九省通衢，在春运期间被封城，确实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罕见事件。 如果武汉的每一个市民的情况都被掌握，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精确追踪，每一个流出人口都可以被定位，那么我们这次处理起来会更加井然有序，这就是智慧城市的价值。
智慧城市包括：交通管理、物流供应链、应急灾备、信息溯源等等，都会全面数据化，甚至具备了人工智能的灾备预测等等。这体现整个社会的管理水平，相信经历这一次疫情，中国在智慧城市上又会前进一步！ “现代化治理”对“传统治理”的加速代替 城市是社会的一分子，有了智慧城市，就会有更加科学的治理手段，比如经历这次疫情，我们的治理方式，也会被倒着改革。 比如信息披露的节奏，这次疫情的公开确实慢了一个节拍，当然其中原因是复杂的，但是无论怎么样，确实是晚了。导致我们在初期对疫情有了疏忽，那么我们未来会采取什么方式规避类似的事情？ 现代化治理，一定是以事实为依据，一切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为第一考量，相信这次疫情之后，国家也会吸取经验教训，做好总结，并且落实下去。 新生活方式对旧生活方式的加速代替 之前，我们只顾埋头赚钱，为了钱我们牺牲健康，我们倡导996的作息，我们但是经过这场病毒，人的认知发生了彻底改变。 人只有在两种东西面前才能不把钱当回事：第一是健康，第二是自由，而现在这两种挑战同时摆在我们面前。大家终于发现：免疫力，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竞争力，才是可以摧毁一切商业逻辑的降维打击。 身心健康，将是未来检验一个人价值的关键指标，我们或许从此懂得如何生活了。 以上就是10大变化，它们会加速到来！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每经历一次困难，就会坚强一次，成长一次，我们不仅没有被打趴，反而会变的更加强大。 这种敢抗争、不怕输、不服气的性格，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这是一个越挫越勇的民族，它的韧性不可想象。 另外对于企业来说，要知道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公司，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我们现在经历了两次病毒的洗礼，我相信必然会有一部分企业迈上新的台阶！ 决定一个人最终高度的往往并非起点，而是拐点，机遇都在拐点！2020年是鼠年，鼠在12生肖里排第一位，这也就是意味着是新的起点，相信经历这一次疫情，中国一定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来源：水木然学社 作者：水木然）
政经观察
影响将大于非典 一文看懂武汉疫情对经济、金融及政策面影响
【研究员】：WH
2003年的“非典”疫情从2002年12月一直持续至2003年6月，直至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取消对北京的旅行限制建议并把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上除名，“非典”疫情才算告一段落。不过从后续的分析来看，2003年的非典疫情高发期主要集中于2003年的4月26日至5月20日这一段时期（持续时间近一个月），当时我国内地累计非典病死率从4.40%上升至5.60%。
【博览财经特稿】武汉疫情和“非典”疫情均具有短期性、局部性和暂时性等特征，因此本文的分析视角尽可能从短期出发，并充分借鉴2003年的经验，以供参考。 由于2003年与2020年的这两次疫情均始于中国春节之际（“非典”疫情在5.1前后集中爆发），且在病源、传播途径、潜伏期及易感人群等维度上具有较高的可比性，因此2003年对2020年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本次武汉疫情影响将大于2003年非典 （一）2020年确认人数超过2003年基本确定无疑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的大陆确诊人数已接近“非典”时期，且按照当前发展趋势，确诊人数超过2003年将有极大可能，当然这也意味着大规模增加的可能性在逐步降低。同时2003年的“非典”疫情主要始于广东和香港等南部地区，而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始于长江中游核心城市武汉，考虑到目前交通的便利程度以及产业的互联互通程度远非2003年可比，因此继续扩散以及没有被发现的病例应该仍有很多，且影响和严重程度会明显大于2003年。 1、中国。 根据我国卫生部统计，截至2003年6月26日，我国内地共有26个省市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患者5327名，死亡348名，死亡率为6.50%。 截至1月30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692例（四川省累计确诊病例核减1例），现有重症病例1527例，累计死亡病例213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71例，共有疑似病例15238例。目前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13579人(北京市核减21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4201人，共有10242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28例：香港特别行政区12例，澳门特别行政区7例，台湾地区9例。 2、全球。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2003年6月25日，全球共有3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过“非典”和疑似“非典患者”，全球“非典”患者累计8460人，累计808名“非典”患者死亡，死亡率为9.60%。 除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外，泰国（14例）、日本（6例）、新加坡5例、美国5例、澳大利亚5例、韩国4例、马亚西亚3列、法国3例、越南2例、尼泊尔1例、加拿大1例、柬埔寨1例、德国1例和斯里兰卡1例。 （二）2003年“非典”疫情持续6个月，2020年呢？ 2003年的“非典”疫情从2002年12月一直持续至2003年6月，直至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取消对北京的旅行限制建议并把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上除名，“非典”疫情才算告一段落。不过从后续的分析来看，2003年的非典疫情高发期主要集中于2003年的4月26日至5月20日这一段时期（持续时间近一个月），当时我国内地累计非典病死率从4.40%上升至5.60%。因此如果对比2003年，则意味着目前很有可能正处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高发期，当然也意味着疫情可能没那么快结束。 （三）2020年与2003年外围环境对比 在外围环境上，2020年与2003年也有诸多的可对比之处： 1、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2020年1月美国和伊朗冲突爆发，同时近期叙利亚问题也有所升级。 2、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2020年1月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正式签署，同时中国第二次入世的趋势亦非常明确。 3、2003年发达国家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将基准利率调降至历史新低。2020年虽然没有2019年那么夸张，但货币宽松的基调仍在延续。 （四）2020年与2003年内部环境对比 在内部环境上，2020年与2003年同样有一些可比和不同之处： 1、2003年上半年正是周小川刚刚出任央行行长（2002年12月）和尚福林出任证监会主席之际，同时也是人民币汇率正被WTO密切关注之时（2005年G7正式逼迫人民币升值）。 此外，2003年6月13日央行发布收紧房地产的相关政策《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121号文），2003年9月央行正式开启上调准备金率的进程，并于2003年底正式启动新一轮利率市场化进程。 2、2020年我国仍处于新一轮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同时人民币汇率似有重新进入升值通道的态势。不过与2003年不同的时，目前货币政策正处于宽松期，即LPR新报价机制正引导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而存款准备金率也在继续下行并正逐步向2003年的低点靠拢。 3、2003年正处于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银行业黄金十年的开启之年，2003年我国银行业的不良率高达20%（部分甚至达到30-40%），同时一些券商、信托等均在这一时期面临集体性行业整顿和重塑的新环境。对比2003年，2020年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即同样呈现处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时期，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也同样引起市场和监管部门的关注。 疫情对政策面的影响 （一）监管政策：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人群和行业有所倾斜 2003年“非典”疫情时，正是银监会脱离央行刚刚成立的阶段（成立于2003年4月25日），当时银监会还未正式履职，因此从政策层面来看，监管政策层面主要源于央行。不过对于2020年的武汉疫情，监管政策层面主要体现在银保监会发布的10号文上。具体来看主要体现以下几个领域： 1、支持线上交易与结算，这更加体现出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重要性和趋势性。 2、加大对疫情地区的金融服务支持。 3、对受疫情影响的人群、行业与特殊企业要在信贷政策上有所倾斜，如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这里涉及到的人群主要为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这里的行业主要指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批发零售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 （二）货币政策：保障流动性合理充裕，延续货币宽松基调。 正如之前所分析的，2003年的“非典”疫情使得紧缩的货币政策一度有所中断，但在“非典”疫情结束后，货币政策重新进入紧缩期，房地产政策开始收紧、准备金率开始上调、人民币汇率开始升值。不过和2003年有所不同的是，目前正处于货币宽松期，而此次武汉疫情应该说将会进一步延长货币政策宽松的期限，我们认为LPR下调将极有可能会在节后发生。同时考虑到2020年一季度没有MLF到期，且TMLF已经在2020年1月23日得以续作，此外节后将有超过万亿的OMO到期量（节前OMO操作频繁且规模较大），因此节后央行将会及时投放充足的流动性。 （三）财政政策：收支两端均面临冲击。 武汉疫情对财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由于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物流运输及批发零售等行业将会受到明显冲击，意味着相应的行业税收收入将会受到影响。同时随着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意味着财政增收的难度在上升。 2、由于医疗卫生、债务利息、车辆购置安排、地方财政补助以及社保保障等领域的支出会大幅增加，意味着财政支出也会面临较大压力。当然武汉疫情对财政的影响可能会有滞后期，具体影响有多大还需要具体测算，但影响肯定是存在的。 因此2002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大概率会提高2020年的财政赤字目标至3%。 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一）延长银行间与交易所市场开市时间。 2020年1月28日央行、国家外管局以及证监会决定将小额支付系统业务限额放开时间顺延至2020年2月2日，同时将延长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票据市场以及交易所市场休市时间至2020年2月2日。当然考虑到2020年2月3日开市后到期资金规模较大，央行将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及时投放充足的流动性。 事实上上述举措在2003年便有体现。2003年4月28日，证监会决定延长证券、期货市场“五一”休市时间，将原定5月1日至5月5日的休市安排改为5月1日(星期四)至5月9日(星期五)休市，5月12日(星期一)开市。 （二）“非典”行情的重现：股市上已开始有所反映且很有可能还会持续。 2003年初机构投资者预期新一轮股牛行情就要来临，但是这种预期被“非典”疫情彻底打乱，“非典”行情也持续了一段时间，特别是在2003年五一假期之前的一个多星期，上证综指从1600点以上急速下挫至1500点以下，下降幅度高达7%。此次始于2019年12月的武汉疫情于2020年1月下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并引起市场出现恐慌情绪，同时在美国、日本、东南亚等经济体中也有所扩散。受此影响，2020年1月23日，国内股市纷纷大幅下挫，2003年的“非典”行情似有重现之势。 其中，上证综指由2020年1月22日的3061点大幅下挫85点（下挫幅度2.75%）至2976.53（时隔1个月再次加到3000点以下）、深证成指下挫3.52%至10681.90，沪深300下挫3.10%至4003.90、中小板指下挫3.31%至7040.36，创业板指下挫3.325至1927.74。但是与武汉疫情相关的部分股票却有不俗表现，肺炎概念股上扬2.86%，超级细菌概念股上扬2.81%，禽流感概念股上扬2.74%，抗核辐射概念股上扬1.91%，血液制品概念股上扬1.56%。 从股票市场看，反应较明显且持续时间达到6个月，上证综指自2003年4月底的1600点以上开始持续下行，从1600点降至2003年11月的1300点附近，降幅接近19%。因此我们认为节后大概率会延续春节前的走势，整体上继续呈现下行震荡的局面，市场情绪短期内暂难以恢复，应做好准备。
（三）武汉疫情虽不改大趋势，但无疑会延缓牛市行情的到来时间。 2003年初，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市场本身一致认为牛市即将到来，但是“非碘”疫情将这一牛市行情往后延缓了三个季度左右，直到2013年11月短暂的股票牛市行情才真正启动，不过牛市行情启动前上证综指却已从1600点降至1300点附近（降幅高达19%）。因此整体上看，笔者认为此次武汉疫情可能会延续这一路径在走，股票牛市行情会得以暂时中断，这是需要做好准备的。当然，股票大牛市的趋势则不会因为武汉疫情而有所改变。 （四）债券牛市仍会继续，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可能会降至2.80%。 我们之前给出“股债双牛股更牛”的判断，目前在武汉疫情的影响下，显然应借鉴2003年的市场走势，除股市牛市行情大概率会被延缓并呈现出不小的震荡外，债券市场也会将受到影响。春节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从3.15%的高位向下突破3%的关键点，这已经超出了“3-3.50%的判断区间”，更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认为在武汉疫情下，债券牛市仍会继续，虽然这带有“发国难财”的嫌疑，但却是突发事件下债券市场的常态表现，基于此我们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向下调整至2.80%。 疫情对经济层面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增长会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武汉疫情不仅仅影响到中国，同时也会影响到与中国关联度较大的一些经济体，特别是2020年上半年武汉疫情以及外部冲突事件等影响，将会导致2002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受到一定程度压制。参照2003年经验，IMF在2003年4月份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速0.20个百分点，我们认为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中国消费出现萎缩、CPI将继续上行 受“非典”疫情影响，2003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仅增长4.30%（是2002年同期的一半），创下19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2003年上半年的消费品价格也有所上行，这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2020年的武汉疫情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延长了春节假期，同时造成部分城市囤积食品的现象出现，此外全国范围内限制出行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住宿餐饮业、娱乐业、旅游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出现显著萎缩，这些都是我们切实能够感受到的，因此2020年上半年“消费出现萎缩、CPI继续上行”将是确定性事件，即2020年1月份的消费增速可能会出现腰斩，即降至4%左右的历史最低水平。
（三）行业分化明显，服务业受冲击较大 参照2003年的“非典”疫情，武汉疫情将会导致旅游、客运、商业、教育、住宿和餐饮等行业受到重创，当然也会有一些其它行业在疫情期间反而迅猛增长，如医药行业、体育用品、卫生健康、线上教育和娱乐、洗涤用品等相关行业。 （四）出口、就业的滞后影响会逐步体现 武汉疫情的确定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上两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些滞后影响也需要给予说明，这些滞后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和就业领域。武汉疫情期间，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部分行业的出口订单会有明显减少，同时疫情主要冲击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这样将会导致服务业的新增就业岗位有所减少，同时春节期间农民工返乡造成在农村滞留明显，这将会进一步加剧本来就已很严峻的就业压力。 （五）金融行业可能会面临显著的资产质量压力 2003年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急剧恶化，券商和信托也面临全行业的整顿。那么2020年也大概率会重现2003年的情形，在股票牛市行情被延缓的情况下，券商的经营可能会从2019年的亮点频出急剧恶化，部分券商甚至可能会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形。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可能尤其如此，在武汉疫情的影响下，部分行业及企业的还款可能会出现问题，借新还旧的现象将更为突出，预计逾期贷款率将会有显著上升，企业债券违约现象也会较2019年更为突出，特别是有可能会呈现出区域和行业较为集中的现象。 同时在灾情面前，金融行业反哺实体经济的政治诉求也会更明显，无疑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领域的经营压力，限制了其资产负债管理的自由，应做好这种准备。这种情况下，政治表态很重要，政策资源的争取同样很重要。 认知武汉 善待武汉 武汉疫情，非武汉一城之事；武汉之灾，亦非武汉一城之错；肺炎疫情，野生动物之惑，非限武汉一城，其余城市可能尢甚，然唯武汉率先爆发，既是灾情，亦是幸事，可为其它城市之鉴，是以武汉之困可启愚民之智，谋万民福，国人应感之。 善待武汉，需要我们对武汉有更加全面的认知，这样也许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武汉的重要性，毁武汉就等于毁湖北，也相当于自断中国发展之臂。毕竟2019年湖北全省的经济增速较2018年大幅下降1.70个百分点至6.10%，本就已经非常脆弱，武汉需要被保护，而不是被嫌弃。 （一）贯通东西、连接南北，长江经济带的三大核心城市之一。 长江经济带包括上游（西部城市重庆为核心）、中游（中部城市武汉为核心）、下游（东部城市上海为核心），横向上覆盖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板块，纵向上连着京沪、京九、京广、皖赣等南北铁路干线，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个省市，面积占全国的21%，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 武汉地处中国中部和长江中游，是长江经济带的中游核心城市（拥有长江和汉江），直接连着长江上游（长江和嘉陵江）和下游（长江和黄浦江），可以贯通东西、连接南北，其在长江经济带中的战略意义并亚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任何城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认为善待武汉就等于善待中国、善待我们自己的原因。毕竟武汉出问题，中国东部与西部的连接便会中断，中国南部与北部的连接也会障碍重重。 长江经济带包括下游的长三角（含皖江经济带）、中游的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以及下游的成渝经济圈，而武汉则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绝对核心。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和《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6年6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正式印发，重点布局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和长江上游三大城市群，并将武汉列为超大城市。2016年12月，发改委印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实际上2006年便已印发实施《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明确将支持武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进一步我们需要明白为什么国家近年来如何重视中部地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对长江经济带有更深刻的理解。事实上，长江经济带的理念主要借鉴了德国莱茵河的发展思路和模式，虽然莱茵河的长度只有长江的15-20%，但却带动了周边6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说如果从国家战略上来看，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意义并不亚于长三角和珠三角，毕竟它们的产业结构较为相似（重构特征较为明显），但是长江经济带三个城市群之间的经济结构差异明显、东中西经济差距较大（梯次特征比较突出），且直接贯通东西、连接南北，并牵扯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同时长江经济带还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战略互动，因此长江经济带的国家战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全国第九大城市。 2017年与2018年，武汉的经济总量分别达到1.34万亿和1.48万亿元，如果按照6%的经济增速，则意味着2019年全年武汉的经济总量将超过1.55万亿（这也是全国第九个经济总量跨过1.50万亿规模大关的城市）。 单从2018年的经济总量来看，全国共有17个城市的经济总量跨过万亿规模大关，其中武汉位居全国省会、计划单列市及直辖市第9，排在其前面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天津、苏州、成都等八大城市，排在武汉后面的几个城市分别为杭州、南京、青岛、长沙、无锡、宁波、佛山、郑州、济南和泉州。 即便从人口规模看，武汉也位居全国第9，2018年武汉地区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分别为883.73万人和1108.10万人，排在其前面的城市分别为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天津、广州、西安和深圳等八大城市。 （三）15座副省级城市之一。 武汉是中国目前15座副省级城市之一，其它14座副省级城市分别为广州、深圳、南京、沈阳、西安、成都、济南、杭州、哈尔滨、长春、大连、青岛、厦门、宁波。要知道并不是全部省会均属于副省级城市，毕竟副省级城市的领导班子要比一般的城市在行政级别上要高一些，例如副省级城市的“四大班子”（即“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市长和市政协主席”）均为副部级且一般均为省委常委（由省委报中共中央审批），副职均为正厅级。 1993年7月，深圳、重庆、大连、青岛、宁波和厦门等6个非省会城市被继续归为计划单列市，其余计划单列市被取消。 1994年5月，上面的6个计划单列市以及广州、南京、沈阳、西安、成都、济南、杭州、哈尔滨、长春等9个省会城市被正式明确为副省级城市。 （四）汇聚了湖北40%的经济总量。 武汉是超大城市，也是湖北常委会，亦是湖北的心脏。2019年湖北省的经济总量将突破4万亿，武汉一市占据了全部湖北省经济总量的40%左右，但是武汉地区的常住人口却只占湖北全省的20%。 目前湖北省拥有12个省辖市，1个自治州（即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39个市辖区，25个县级市（其中3个省直管市），36个县，2个自治县，1个林区。省辖市依次是武汉市、黄石市、襄阳市、荆州市、宜昌市、十堰市、孝感市、荆门市、鄂州市、黄冈市、咸宁市、随州市。 （五）武汉地区几乎汇集了湖北省的全部金融资源。 在明晰武汉地区在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大战略的重大意义之外，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武汉地区的金融资源，这样便会发现武汉地区几乎汇集了湖北省的全部金融资源。 1、目前全国131家券商中有两家券商总部位于武汉（分别为成立于1997年的长江证券和成立于2000年的天风证券）。此外，武汉地区还拥有1家民营银行（即武汉众邦银行）和1家消费金融公司（即湖北银行的湖北消费金融）。 2、同时武汉地区还拥有两家城商行，即1997年成立的汉口银行和2011年成立的湖北银行，2018年底这两家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分别为3193亿元和2425亿元，规模合计达到5600多亿元，虽然规模不高，但这却是湖北省所拥有的唯一两家城商行。 3、除券商和银行外，68家信托公司中的两家总部也位于武汉地区，当然这也是湖北省唯一的两家信托公司，分别为交银国际信托（交通银行）和国通信托（武汉国资委100%持股）。 一城有难，八方支援，这不仅仅是源于武汉足够重要，更多是因为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的万众一心。2020年1月26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10号）；2020年1月27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向全体会员单位倡议书》。近一周以来，包括银行、保险、券商、新金融等在内的金融业纷纷施出援手，捐资或捐物，或二者兼有，且多数机构均明确现有捐赠情况均为首批，对后续灾情仍会持续关注。 当前情况下，我们比较担心攀比式捐赠现象的出现及纯资金捐赠所造成的漏洞，更担心捐物所造成的中间厂商大发国难财的情况以及被捐赠中间主体的买方现象。当在市场及监管部门的监督之下，多数机构的捐赠可能会形成拥挤现象，进而会被无良厂商或灾区买方加以利用甚至出现道德绑架的现象，捐赠者的地位也极有可能屈从于被捐赠者或相应的中间商，从而造成捐赠者本身的捐赠意愿和捐赠初衷有所背离的情况出现。因此信息透明仍是目前最需要解决的事情，也即捐赠资金的来源与去向、捐赠物资的来源与去向必须公开、透明，主动接受市场监督。（来源:国行智库(ID:jinrongjianghu123123)；作者:任庄主）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外资早就盯上不良资产这块肥肉
【研究员】：WH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融）成立于1999年，是为对口处置中国工商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而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AMC）。赖小民2009年调至华融出任党委副书记、总裁之后，华融开始了大踏步的商业转型，资产、负债、利润都大幅上升，并集齐了金融全牌照，发展为大型金控集团，以1.8万亿元的资产规模位列四大AMC之首。2015年之后，更走上了海外发展之路，海外发债余额达200多亿美元，短短3年，海外资产已经有3000多亿元。
【博览财经特稿】一、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条款： 4.5条：金融资产管理（不良债务）服务 1.双方认识到不良债务服务部门的互利机会，并将共同努力促进该部门的进一步机会。 2.中国应允许美国金融服务供应商申请资产管理公司许可证，该许可证将允许它们从省级许可证开始直接从中资银行获取不良贷款。授予额外的国家许可证时，中国应与中国供应商（包括在授予此类许可证方面）无歧视地对待美国金融服务供应商。 3.美国将继续允许中国金融服务供应商在美国从事不良贷款的获取和解决。 虽然此前类似橡树资本、贝恩资本、黑石、高盛都参与过中国不良资产包收购，但是因为国内不良资产一级市场主要需要持牌经营，也就是想从银行手里直接批量收购不良资产需要首先拿到AMC牌照（全国四大AMC或者省级AMC牌照），这次从协议看美国希望至少先从省级AMC开始申请不良资产一级市场的牌照。 赖小民是不良资资产行业最有代表性一位 提到不良资产我就是想起了华融的赖小民，他是不良资资产行业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你一定记得他一所暗号为“超市”的房子里堆满的现金。这起案件被称为“建国以来的金融贪腐第一案”。 中纪委通报说他——搞政治投机，捞取政治资本；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国家财产；任人唯权、任人唯利、任人唯圈，严重污染企业政治生态；理想信念完全丧失，党性原则荡然无存……一句话，所有的红线，赖小民都踩了个遍。 专案组在几处赖小民的房产里，搜出了共计2.7亿元的现金，超过了原发改委副司长魏鹏远2.4亿现金记录，刷新了金融街的记录。这并不是赖小民腐败案的全部金额，仅仅是冰山一角。 近日，继赖小民案后，又一AMC高管被“双开”。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北京市纪委监委消息：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联合北京市监委，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总裁助理桑自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桑自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打听组织调查情况，伪造、隐匿、转移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长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打高尔夫球，利用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利；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生活纪律，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 同时，桑自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犯罪等。桑自国身为国有金融机构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党的意识虚无，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目无法纪、擅权妄为，内外勾结、损公肥私，给国有资产造成重大损失；“亲”“清”不分，甘于被“围猎”，与不法商人抱团谋利，大搞权钱交易；亲情观扭曲，肆意弄权、营私罔利；生活腐化，道德败坏。 桑自国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规定，经中国银保监会党委研究决定，给予桑自国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经北京市监委研究决定，将桑自国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万亿金控华融 在金融街游走了30年的赖小民，是相当有能力的，他控制着万亿资产的资本帝国。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融）成立于1999年，是为对口处置中国工商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而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AMC）。赖小民2009年调至华融出任党委副书记、总裁之后，华融开始了大踏步的商业转型，资产、负债、利润都大幅上升，并集齐了金融全牌照，发展为大型金控集团，以1.8万亿元的资产规模位列四大AMC之首。2015年之后，更走上了海外发展之路，海外发债余额达200多亿美元，短短3年，海外资产已经有3000多亿元。 1983年7月，赖小民江西财经大学毕业，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历任计划资金司中央资金处副处长、处长，信贷管理司副司长，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副主任、办公厅主任等职。 2009年1月，赖小民就任华融党委副书记、总裁，2012年9月升任华融党委书记和董事长。 在赖小民主政华融9年的时间，中国华融从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一跃成为全牌照的金控集团，净资产从2009年的156亿，扩大到2017年的1826亿。妥妥的“万亿金控”。 2018年4月14日，星期六，赖小民被通知接受组织谈话。4月17日上午9时许，赖小民被通知到银保监会开会，当场被宣布调查。当天晚上8点半，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公布了这一消息，称“赖小民个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是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合署办公后宣布的第一个金融大案。 在赖小民“出事”的第二天，与赖小民有密切联系的多名人士都被告失联。 据了解，其中包括华融利益输送最大的影子公司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贾天将。华融系统内多名高管也被要求协助调查，包括华融致远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赖瑞华等。 华融集团总部则下发紧急通知，限制分公司的全体员工出国（境），要求全体员工于4月20日下班前上交个人因公、因私护照，港、澳、台通行证等出国（境）证件，甚至包括试用期员工。4月18日上午，在香港上市的华融、华融投资、华融金控临时停牌。同日上午，银保监会有关人士到华融宣布，由原广东银监局局长王占峰接替赖小民担任华融党委书记一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监事长李欣任华融总裁。4月20日，华融发布公告称王占峰接任公司董事长后复牌，当日下挫11.95%，收于2.8港元。华融投资、华融金控也大幅下挫10.81%和10.38%，分别收于0.99港元和1.9港元。 作为中国最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掌门人，赖小民的落马，犹如一颗深水炸弹震惊了金融圈。在这类国有金融集团快速膨胀背后，是利用国有资信在市场获得便宜资金，再输血给民企老板们套利。 对此，在金融业内，有人担心接下来的业务不好做，华融内部担心年内在A股上市的进程会受到影响；有人表示毫不意外，有人为赖小民的“出事”感到惋惜，有人为正风肃纪拍手称快。“一行两会”中，惴惴不安者甚众。黑幕渐渐拉开，新一轮金融反腐风暴就此到来。 赖小民其人 “成名每在穷苦日，败事多因得意时”。与很多接受组织调查的官员一样，赖小民也曾是“贫穷的少年、奋斗的青年”。 赖小民是农家子弟，1962年生于江西瑞金，现年56岁。靠着国家助学金，赖小民在南昌读完四年大学，从江西财经学院（现江西财经大学）计划专业毕业。 毕业后，赖小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在计划资金司中央资金处开始职业生涯。1987年，赖小民出任计划资金司中央资金处副处长，六年半后任正处长，再半年后出任计划资金司银行二处处长。1997年，35岁的赖小民升任信贷管理司副司长，一年后调任银行监管二司副司长。 2003年，银监会成立，赖小民负责筹备北京银监局，并担任北京银监局的首任局长、党委书记。在北京银监局任职期间，赖小民参与组建了国内首家农村商业银行——北京农商行。2005年12月，赖小民调往银监会，历任银监会办公厅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首席新闻发言人等职。 2008年下半年，正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的赖小民接到组织安排，希望他去华融任职。据其自述，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和分管副主席找他谈了四次话，希望他去把华融做起来。这说明，当时赖小民并不愿意离开银监会。后来赖小民曾对媒体讲述其调任华融的经过，表示自己是“在银监会干得蒸蒸日上的办公厅主任”，不愿到这个落魄、边缘化的企业去，“想在仕途上一路走下去”。 2009年1月19日，赖小民到华融就职，出任党委副书记、总裁。 关于赖小民到华融之后的作为，目前评价不一，具体违法违规的路径和证据，还有待中央纪委监察部门最终的调查结果。 听过赖小民发言的人，都对他的口才印象深刻。“两三个小时脱稿发言、声音洪亮，对各类数据信手拈来。”一位熟悉赖小民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说。与赖小民共过事的人，不少对他的工作作风和办事能力表示肯定，称赞他有干劲、有魄力，且说到做到，带领华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但也有评价认为，赖小民说话流于套路，好大喜功，胆子太大，路子太野，金融专业能力有限，特别是在华融的这些年，这些特征越发明显。 此前，媒体上充斥着赖小民在位时安排的各种宣传文稿、工作文集甚至个人语录。4月19日开始，华融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关于赖小民的信息都被删除，内部关于赖小民的展板等也被撤下。华融系统员工被要求上交一切与赖小民有关的出版物，包括今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赖小民所著《我的企业管理之道》、赖小民的186条语录等。“凡是有他照片和名字的东西都上交了，足足有一大摞。”一位华融系统人士说。 赖小民作风强势，爱提拔亲信，近年来更大力任用了一批“80后”的干部，但撤换也相当随意，全凭赖小民一句话。 一位熟知华融的金融人士称，“江西帮”在华融内部声势非常大，“没有点江西关系都上不去。”一位离职不久的华融员工则告诉财新记者，“华融的江西老乡如果搞聚餐，食堂就会空一半。”有华融人士表示，华融人自嘲为36局，36乃江西身份证号码开头两位数字。 据华融有关人士介绍，华融金控现任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赖劲宇，为赖小民的侄子，赖小民一直视为己出。据透露，华融（澳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融澳门）开业之时，赖劲宇任副总经理，赖小民在澳门站台三日，直至开业所有大小事宜办完才离开，此后又给予华融澳门大量资源。 华融金控年报显示，赖劲宇拥有北京大学金融法硕士学位。2007年起，赖劲宇先后在工行总行资产托管部、证监会基金部、华融投资拓展部及国际业务部任职。2016年4月，赖劲宇被委任为华融金控任执行董事、行政总裁助理，同年12月，被调到华融澳门任副总经理，主持日常经营工作。2017年4月，赖劲宇离开华融澳门，回到华融金控担任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 现实总是比影视剧更加精彩。赖小民犹如现实版“高育良”。赖小民的前妻曾经在光大银行总行信贷管理部任总经理，十分能干强势，一年多之前已经退休。两人有一个女儿，已有外孙。然而，和热播的反腐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情节类似的是，赖小民已与原配离婚，但并未向组织汇报，而是在香港另有安排，并有一对双胞胎幼子。赖小民因工作原因经常出入香港，也经常会失踪半日，身边人也都心有默契，期间不会因为工作而去贸然打扰。 危险的转向 赖小民在华融工作有九年之久，前三年是作为党委副书记、总裁，后六年是作为党委书记、董事长，在华融可谓是“一竿子插到底”的“一把手”。华融也因此被其他AMC呼作“赖氏企业”。 2012年9月，工行党委书记姜建清不再兼任华融党委书记，华融也不再与工行共用一套党委班子，赖小民出任华融党委书记、董事长，华融的转向也正式开始。 从账面数字看，华融这些年的确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2年末，华融合并口径总资产3093.35亿元，至2017年末，资产总额已增长至18702.60亿元，增幅达504.61%。净利润由2012年的69.87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265.88亿元，增幅达280.53%。另一方面，华融的资产负债率也呈上升趋势，从2012年末的87.09%增长到2017年末的90.23%。
为此，赖小民一度被称赞“打破了AMC墨守多年的陈规，无视监管的樊篱，为华融找到了处理不良资产之外的资产管理的蓝海，在大资管时代提前布局”。不过，事实也有另一面。 在落马的财政部原副部长王保安的案卷里，有这样一个细节：“为了自己的企业能进入央企华融的战略投资者名单，北京一商人请托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引荐华融董事长。在王保安的引荐下，该商人如愿以偿见到了华融董事长。之后，王保安收受该商人送予的价值10万港币白金边框眼镜一副、现金10万元以及2万元‘香火钱’。” 赖小民何以成为各类民营企业和商人需要财政部副部长做引荐人的“财神爷”？ 成立于1999年的华融，是为处理政策性不良贷款而生。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它是按账面价值收购银行的坏账，因此也一直存在严重的账面亏损。2006年，华融逐渐完成了财政部政策性不良资产回收考核目标任务后，开始商业化转型。此时，华融处理完央行交办的“德隆系”崩塌之后的资产，手中有了一批金融牌照，但还有待整合。 凭借金融全牌照的优势与大型央企地位，华融将目标对准了股权、债权投资。 资金来源则分两块，境内主要是通过设立大量的有限合伙企业，对接银行资管。在金融严监管以前，有限合伙企业可通过搭建结构化产品，层层嵌套，给工商企业提供融资。有限合伙以私募基金的形式参与企业的股权投资、类信贷业务，大量资金流入了房地产行业和二级市场，包括参与房地产企业的配资拿地、开发建设、买壳卖壳等交易。以“华融”“有限合伙”为关键词在天眼查中搜索，即出现逾1300家企业。 在境外，主要是利用金融央企的资信，自2014年开始大发美元债和欧元债，平均成本仅4.3%。 “华融的这些基金在满世界找钱。”一位相关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该基金挖了很多工银国际、工行广州分行、华融子公司的人，业务模式实则非常原始。“很多时候都是上面一个领导打个电话就给（放款）了，（利益输送）太明显了”。 在资产端，华融也越来越转变为激进风格。就2016年银监会要求四大AMC回归不良资产处置的主业而言，为做大不良资产处置规模，华融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不良资产包。据业内人士介绍，哪怕收购时已预料到该价位入手会亏损，华融也会强力收购。 在不良资产处置之外，华融的投资项目越来越集中于房地产板块。以华融投资业务中占比最大的房地产板块而言，受到地产调控政策影响，监管对于房地产企业从银行贷款有严格规定，有限合伙企业则可以通过股权投资的形式，给房地产企业注资。在融资安排中，AMC提供夹层资金，银行、保险等风险偏好较低的资金做优先，其他风险偏好更高的资金做次级，几方资金共同成立一只基金或特殊目的公司参与拿地。 房地产之外，华融介入最多的就是二级市场炒作，且集中在港股，主要还是垃圾股。 对于华融的业务形态转型，业内看法颇多。据一位私募基金人士介绍，华融2015年10月在香港IPO，共发售57.7亿股H股，集资总额约178.2亿港元。当时华融IPO的基石投资者主要来自中资背景的机构，包括远洋地产、“宝能系”的前海人寿、“中植系”的中融信托、国家电网等。 国际投资者当时对华融感兴趣，是因为看中了华融“不良资产处置”的主业。这是因为，国外的同类基金被称为“秃鹫基金”，历史上都能赚取20%以上的超额回报。 然而，无论是专业能力还是视野、机制，华融距离国际同行太过遥远，近年来更趋向于类信贷业务。简单地说，就是利用国有金融机构较高的债信评级融资，投向房地产和二级市场。和民营企业合作，华融只是一个廉价资金提供方的角色，主动投资能力和管理能力都不够，非常容易引发利益输送。 机构投资者们也渐渐看清了这一点。从市价来看，目前华融的市盈率趋于银行业水平。 2017年下半年发生的一件小插曲，使得赖小民和监管机构之间的气氛骤然紧张。 华融信托原董事长周道许为谋求个人仕途，给一位时任副总理写了封长信，畅谈对当下资产管理公司过多投资房地产、股票等高风险业务的不同看法。此信被辗转批复到了银监会主席郭树清那里。银监主管部门找赖小民进行了严肃谈话，决定在已进行的非现场检查之外，启动现场检查等监管手段。回到华融后，赖小民一怒之下在大会上训斥周道许，并免去了其华融信托董事长一职，罚他在战略研究部写报告。此后赖小民深觉不安，在华融内部进行人事调动、安排资金项目的动作也都更加频繁。华融是银监会会管机构，赖小民也曾运作试图脱离银监会，改归财政部旗下，或是自己想办法调去别的金融机构当“一把手”，但均未成功。 面对赖小民被查，外界感到困扰的一点是，如前所述，华融的资产在过去九年里确实迅速扩张，解决了2009年之前账面亏损等问题。对此，赖小民自己也是大书特书，“我任后这几年赚了十个华融”，均是强调这一业绩。 不过，华融也许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光鲜。赖小民过去树立的扭亏标杆华融国际原董事长周伙荣，恰恰与这次引发赖小民被查的天元锰业和天元金融有直接关系。也有华融内部人士透露，“扭亏和利润大王”周伙荣在广东分公司和深圳分公司投资了很多烂项目，都安排华融国际等接走了；内部腾挪，相互裹挟，终把赖小民引向了一条不归路。扶持天元锰业 据财新独家确认，赖小民被查，事关华融近年来鼎力扶持的一家民营企业——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元锰业）。几乎在赖小民被宣布接受调查的同时，天元锰业的董事长贾天将被要求协助调查。在此之前，有关部门就根据线索，对天元锰业展开调查。 天元锰业被华融定位为“大客户战略”下的头号大客户，这让华融内外都觉得十分滑稽、疑惑。更让人不解的是，赖小民对此并不避讳。2017年7月18日，赖小民曾率包括时任总裁柯卡生、副总裁王利华在内的一行90余人来到天元锰业，把华融的半年度工作会议也定在这家公司召开。会上，赖小民要求华融上下全力支持天元锰业。 2015年10月30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华融共发售57.7亿股H股，集资总额约178.2亿港元。 四个月后，王利华、华融国际董事长杨宜新等一行，再次前往天元锰业考察。官方报道写道：“考察团一行先后深入天元建材公司、天元枸杞公司、锰一厂、镍铁厂、锰二厂、锰三厂、自备电厂、硫酸厂和党建展厅，实地考察了集团的发展、生产经营和文化建设等情况。考察团一行对集团发展战略、规划、发展势头十分赞许。” 表面看起来，华融扶植天元锰业，是为了突出强调服务实体经济的特色。天元锰业原本是宁夏中宁一家主营电解锰的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创始人贾天将收购当地一家濒于破产的国有厂家而来。2011年前后，全国金属锰行业遭遇“寒冬”。在数十家同类企业纷纷关停之际，天元锰业也曾一度陷入困境，此后却奇迹般转危为安，这与华融的介入有直接关系。 天元锰业自称是“世界最大的电解金属锰生产企业，市场占有率达40%”。但电解锰价格一路直下，属于全球过剩产能。锰的工业用途主要是钢铁冶炼，可用于钢的脱硫和脱氧，也可作为合金添加料，以提高钢的性能。工业上主要用直流电电解硫酸锰溶液的方法制备金属锰，但这个过程会产生大约7倍于制成品的锰渣，而锰渣具有高污染、高毒性、难衰变的特点。
中国锰矿分布广泛，但富矿主要集中于广西、湖南、贵州一带。天元锰业地处宁夏中西部，并不具备矿产资源优势。贾天将曾向媒体讲述天元锰业的“逆袭”之路。概而言之，一是电解锰的生产过程主要消耗电力，而宁夏电价便宜，天元锰业具备成本优势；二是天元锰业主要依靠进口锰矿石，产品转化率高、锰渣产量低；三是天元锰业采用高新技术，能循环处理工业废渣、废水。 但查阅公开资料发现，天元锰业曾多次被环保机构批评，被指随意堆放锰渣、污染严重、整改不力、监管缺失等。2013年前后，天元锰业骤然间变得强硬，甚至敢与阻止它上马新水泥项目的中国水泥协会“叫板”。 2013年9月，天元锰业以循环利用工业锰渣为名，要求新上马水泥项目。宁夏水泥工业协会不同意，认为当地水泥行业已经产能过剩，并对天元锰业利用锰渣生产水泥的工艺技术、成品质量、化解锰渣的效果、会否造成二次污染提出质疑，并提出天元锰业拿地2万亩，土地拥有量与国家规定投资强度的容积量不相符，目的是为了圈占国家土地资源，质押融资贷款。双方沟通无果，宁夏水泥工业协会遂将此事反映至中国水泥协会。中国水泥协会则在官网上刊登了《宁夏天元锰业违规新上水泥项目，中国水泥协会上书工业和信息化部》一文。2014年初，天元锰业将中国水泥协会告上法庭，称侵害名誉权。法院没有当庭宣判结果。此后，天元锰业还是上马了该水泥项目，并于2015年初投产。 天元锰业还开始了海外收购。2016年11月15日，天元锰业与澳大利亚矿产公司Consolidated Minerals达成协议，通过境外子公司China Tian YuanManganese Industry Co,Ltd收购Consolidated Minerals的全部股份。与此同时，天元锰业还将投资Consolidated Minarals在加纳的矿山经营。 天元锰业变得作风强硬、出手阔绰，就是因为搭上了华融赖小民这条线。 影子公司天元金融 华融为何要大力扶持一家高污染、高耗能的宁夏私营企业？华融真的把资金都投到实业里了吗？财新记者调查发现，电解锰其实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天元锰业的真正重心在中国天元金融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天元金融）。 过去几年间，赖小民安排了很多华融的亲信到了天元金融，通过各种方式把资金输送到天元锰业、天元金融，同时帮助掩盖华融项目上的窟窿，实现利益输送，使得天元金融变成一家华融的影子公司和寄生者。 天元金融注册于开曼群岛，成立于2016年12月，贾天将持有其全部股份。在华融备受赖小民推崇的周伙荣，则为天元金融的非执行董事。 周伙荣2016年8月从华融退休后，转任天元金融。在赖小民调任华融任总裁之初，周伙荣曾因带领华融广东分公司扭亏为盈，而被赖小民树立为先进典型。赖小民甚至组织华融宣传部门对周伙荣拍了一部纪录片，并总结出一套“周伙荣工作法”供华融全系统学习。2016年5月，周伙荣从华融退休，赖小民亲自到场，并发表罕见的“感谢周伙荣、学习周伙荣、祝福周伙荣”的讲话，称其为华融的创新转型立下了汗马功劳，奉献了全部智慧和心血。 相比于天元金融非执行董事，周伙荣退休后另一个较为公开的身份是中国港桥（02323.HK）执行董事，至2017年7月辞职。而中国港桥的第二大股东，也是天元锰业。中国港桥前身至卓国际的公告指出，向董事周伙荣发放6000万股奖励股份，相当于已发行股份的5%，市值近1.42亿港元。 2016年12月，中国港桥与天元金融的子公司中国天元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下称天元国际金融）合资，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了雄连企业有限公司（Hero Link Enterprises Limited，下称雄连）。雄连直接持有华融金控3.59%的股份。贾天将又通过天元金融，持有华融金控18.01%的股份。也就是说，通过天元金融和中国港桥，贾天将合计持有华融金控21.06%的股份。 此外，通过中国港桥，贾天将还持有华融投资（02277.HK）1.06%的股份。 除天元金融，天元锰业还在境外注册成立了中国天元锰业金融集团（下称天元锰业金融）。 天元金融官网显示，天元金融是一家主要在香港开展证券经纪业务的公司。惠誉国际对其给予AA+评级，穆迪投资给予其Aa1评级。天元金融旗下有中国天元证券有限公司、中国天元商品及期货有限公司，前者成立于2016年，取得了香港证监会颁发的第1类（证券交易）、第4类（就证券提供意见）、第9类（提供资产管理）等牌照，后者成立于2017年，获得了第2类（期货合约交易）牌照。此外，天元金融旗下还有天元金融（期货）有限公司、天元金融租赁信贷有限公司（下称天元信贷）。前者获准开展期货合约业务，后者主要从事物业按揭等放贷业务。 调查发现，天元金融与“华融系”公司有诸多资金往来。2016年12月7日，华融金控子公司与鹰亮企业有限公司（Eagle Shine EnterprisesLimited，以下称鹰亮）订立定期贷款协议，为鹰亮提供5亿港元融资，年息7%。而鹰亮实为贾天将全资所有的投资控股企业。天元金融、天元金融国际以及贾天将本人，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 值得注意的是，天元金融旗下有多只基金，包括天元金融多策略基金一、基金二，天源金融投资基金Li SPC等。这些基金的注册地都在开曼群岛，发行情况十分隐蔽。 据知情人士透露，“华融系”公司认购了天元金融发行的大部分基金。 据梳理，天元锰业正逐步向金融控股平台演进。天元锰业旗下设立子公司宁夏天元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者更名为“宁夏天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于2015年12月，注册资本为12亿元，坐落于宁夏银川阅海湾中央商务区。该投资公司将管理100亿元规模的“宁夏锰产业发展基金”，该基金由华融资管、招商银行与甘肃省政府联合发起。同时，天元金控还持有华融金控20%的股份。 除此，天元锰业已经入股锦州银行、甘肃银行。2015年11月，深陷汉能风波的锦州银行在H股上市，除了天元锰业认购锦州银行2亿股，就是华融金控出资2.3亿港元，认购锦州银行近5000万股。2015年5月，汉能引发市场斩仓，汉能董事会原主席李河君在股价暴跌前两日，向华融抵押了7.957亿股汉能股份，并获取一笔2亿美元的贷款。当时，华融曾发表声明否认此事。但据财新记者事后从汉能债委会人士处获悉，该笔贷款属实。后来汉能从其他银行再次借款，才得以归还华融的贷款。 甘肃银行则是“明天系”参股的银行牌照之一，包商银行持股11.23%，位列第二大股东；天元锰业持股2.67%。此后，天元锰业宣称已和甘肃银行组建了100亿元的产业发展基金。 2017年12月，天元资产管理增持华融达19.46%。 除周伙荣，甘肃天元金融副总裁刘勤，也来自华融。刘勤2010年时任广州办事处副总经理，2015年4月时任华融国际监事长。据华融人士介绍，天元金融的很多员工都来自华融。而赖小民出事的消息，则让一众刚于清明节后从华融集团各板块跳槽到天元金融集团的员工们异常尴尬。 “双方相互持股，股权结构复杂，业务往来频繁，人员重合，很容易被发现。”前述华融内部人士如此总结。 金融反腐进入深水区 2017年，国内政经气候突变，去杠杆是经济的头等大事，保护金融安全成了国家战略。 作为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赖小民的权力，都是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但他却把这份权力背后的责任抛在脑后，在和私企“大老板”们接触的过程中，将国家权力置换成个人私利。 华融本是不良资产的处置者，却渐渐异化成金融风险制造者。赖小民在华融内部，就像一个皇帝，几乎没有权力可以制衡他。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副主任李中华说：赖小民把这个华融公司当成了他的一个家天下，一手遮天，就是内部、外部的监督全部都失效。 赖小民说：党委书记、董事长、法人都是我一个人挑，纪委书记都还是自己党委下面管，他哪有多少权威啊？纪委书记是我的党委委员，我的部下，他很难监督我，说句实话。 “万亿金控”失控，这事不怨赖小民，是监督没做好，篱笆没扎紧。篱笆扎不紧赖小民，赖的就是我等小民啊，不论是国有资产，还是股民资本，都是民众的血汗钱。 目前，赖小民一案已进入司法程序，出来混总要进去的。此刻，想起中纪委官网的评论《持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说的：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特别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围猎”和甘于被“围猎”交织等问题依然突出。反腐依然得继续，关键是监督的篱笆得扎紧。（来源：造物者12 作者：项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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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统计不适应了 保“6”讨论其实意义不大
【研究员】：WH
国家统计局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时候都会附一张表，详细列举不同行业的增速是多少。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分项统计的话，就会发现现在的经济形势如果用“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等方式去概括的话，就过于简略了。某种意义上说，目前的统计体系不能够很好地反映经济真正的面貌，特别是全貌。
【博览财经特稿】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初步核算，201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9086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1%。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为更好地剖析当下的经济形势，围绕着保“6”、“中美贸易争端”、“深化改革”等2019年的热门话题，观察者网专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部主任贾晋京。 观察者网：关于当下中国的经济形势与经济增速，许多学者此前都对2020年中国经济是否应该保“6”展开了分析。而2019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要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您的观察中，如果说一定要对经济增速进行保“6”的话，相应的配套政策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经济增速破“6”的话，又是否会对基层民生带来负面影响？ 贾晋京：在我看来，关于保“6”的讨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意义不大。对于当前的经济增速，我的看法和常见的看法不太一样。 首先，我们在衡量经济增速的时候应该更多地看到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增长速度不同。国家统计局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时候都会附一张表，详细列举不同行业的增速是多少。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分项统计的话，就会发现现在的经济形势如果用“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等方式去概括的话，就过于简略了。某种意义上说，目前的统计体系不能够很好地反映经济真正的面貌，特别是全貌。 我们应该从分项统计中看到，经济中新动能的部分增速很快，甚至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速。而下行比较快的往往是一些传统动能，尤其是带有比较明显的重污染特征的行业。这些行业的低增长甚至零增长、负增长与政策导向有关。如果我们把中国这种新动能在快速增长，而传统动能在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情况联系起来看的话，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副画面：经济并不是在下行，而是在转型。许多经济活动转移到了新的经济空间当中去了。与此同时，传统的统计体系很难综合地描绘出这样一种经济活动出现大规模空间转移的图景。 什么叫经济转移到了新的空间当中？比方说现在电子商务这一块增长是很快的，而很多线下的实体店却是关门的。两者是同时存在的。把它们联系起来看，实际上是消费者在通过网购追求打折的效果。而对于电子商务的经营者来说，由于节省了大量实体店所面临的成本，所以一定是可以让消费者购买产品的到手价变得更便宜的。如果我们假定商家卖出了同样多数量的产品，那么反应到统计里边，销售总价是在下降的。尽管，在这个经济活动中，消费者福利是增加的。
再考虑一下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我们会发现中国现在人口年龄结构的中位数大约是39岁。这也就意味着当下的消费主力人群和劳动主力人群基本上是80后、90后。这两代人可以说是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劳动活动转移到互联网空间中就成了一种必然而显著的趋势。随着80后、90后的崛起，这种效果更加快速地凸显出来。与此同时，相对于父辈而言，80后、90后可能不太愿意从事传统类型、传统行业的生产劳动。这一点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现在有一点很重要的体会是，并没有因为所谓的经济增速下行，造成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显著福利损失。也就是说，宏观和微观不完全能够对得上。再比如在当下流行的数字消费浪潮中，人们接触各类信息是以手机作为媒介的。相应地，传统的媒体行业就在遭受损失。但是作为受众来讲，大家好像并没有因为传统媒体行业的下行而遭受福利损失。而这种新旧转换的情况在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所以我们应该重新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观察者网：所以，在您的观察中，目前的问题不是经济不行了，而是统计不适应了。 贾晋京：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的经济统计基于SNA体系，它实际上是根据工业经济时代的需求开发出来的一套统计体系。它主要统计的是两块数字：具体的有形的商品以及规范化的服务所产生的价格。还是拿电子商务来举例，反应到统计里，比方说快递的业务量，这个是能统计出来的，但网上销售给消费者带来多少福利增加就无法统计。再比如网上阅读，没法按传统的媒体销售金额算，新经济中是按流量算，但流量怎么折合成阅读的价格？目前没办法统计。 SNA体系下得出的数字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它告诉我们的是工业经济环境当中可比价格方面的表现。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假如工业经济自身的环境发生了巨变，我们又该如何衡量？如何进一步完善统计体系，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019年底，中国高铁网运营里程超过了3.5万公里，中国整个地理空间上的连接更加紧密了。同时，像移动互联网这样的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发达，并且朝向下一代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迈进。那么随着结构改变，要素流动在空间上面更加快速，并且分布趋于合理。这个趋势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比方说一个大学毕业生，他在京、沪、穗这类一线城市就业，跟他在中西部城市就业的工作内容可能是差不多的，但不同区域却会造成消费上的巨大区别。毕竟中西部不管是房价还是物价，都要比东部便宜很多。就此而言，他如果选择去中西部就业的话，实际上基本福利方面不会有大的损失，但是生活成本上要低很多。 由这个例子出发，对于他个人而言并没有损失，但是从全国的宏观统计指标来讲，相较于这个个体在高消费的一线城市就业，统计出来的这个人带来的经济增长量肯定是降低的。 观察者网：所以，我们在看经济增速的时候，纠结数字意义不大，更重要的还是看结构和全景。 贾晋京：是的。 观察者网：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我国企业在高新技术领域（5G、芯片、油气勘探等）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是在不断提高的，且近几个季度成绩亮眼。另外，随着“减税降费”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企业能把这一块开支投入到研发上。从政策层面说，您觉得还可以通过哪些途径进一步促进相关领域经济潜能的释放？ 贾晋京：之前，我有一篇文章讲到为什么当今世界的新动能非中国莫属。考量这个问题，我认为重点还是要看经济的核心动力是什么？当前这个时代的经济核心动力是数字化和智能化。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前进动力的发展序列第一步是标准化。第二步是批量化或者说规模化，第三步叫做系统化，第四步叫做数字化，第五步叫做智能化。 现在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时代，就是说传统的动能应该是朝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转型升级。所以，绝不是说给传统动能更多的扶持、更多的资金，就能解决它们的发展困境。传统动能转型升级，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当新动能的本质特征已经体现为数字化和智能化，它就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措施。所以，我认为政策也应该体现这个特征，朝这个方向做。 观察者网：中美贸易争端可以说是贯穿去年一整年的热点话题。目前，中美双方已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您看来，中美双方达成相关协议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大程度的利好？又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 贾晋京：从全球范围来讲，大的经济形势是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1年了，但是全球经济并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状态。西方国家主要还是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抬高资产价格，形成消费购买力，进而制造GDP数字的增长。可以说，西方没有真正的动能转向，而实际造成了负利率的局面。以发展5G为例，美国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4G的基站数可能只有中国的1/40，而4G使用的体验比中国差了很多。运营商连4G的成本都没有收回来，他们根本就没有动力去发展5G。换句话说，像这种依赖货币注水的政策来形成字上面的GDP增长，背后暴露出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的市场已经饱和了，也不能够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带来新的动能、新的增长空间。 中美贸易争端的出发点是美国认为中国在双边贸易中占了便宜，这是个伪命题，也就是说这个出发点是不存在的。而唯一存在的事情是美国的政策损害了全球价值链。所以如果要是美国的政策继续损害全球价值链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全球经济将长期面临新动能的建设性力量和旧动能的破坏性力量的拉扯。所以，中美目前达成的和解姿态绝不意味着以后新动能的发展没有破坏性的力量。现在依赖传统的货币政策维持表面经济数字增长的局面是很难打破的。如何破局，就要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新动能这一块上的表现。
观察者网：这次的协议囊括了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粮食和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等方面的内容。您怎样解读中美当下签署的这份协议？ 贾晋京：从宏观层面说，当今世界博弈激烈，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美达成协议这件事释放出了一种确定性，至少确定了中美双方不是一种全面博弈的状态，而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只有美元和人民币是在涨的，其他货币兑换比价相对美元和人民币而言都是在跌的。 就微观层面而言，协议中知识产权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中美围绕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协议，意味着美国对等承认了中国是世界上知识产权的主要创造者。毕竟，客观来说，中国本就是世界上主要的创新贡献者之一。而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是由信息产业和知识引领的，中美就此达成协议，实际上是确定了下一步的规则基础。 观察者网：协议中还提到了汇率的问题。而在1月13日，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将中国移出汇率操纵国名单。您觉得美国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 贾晋京：人民币汇率本就有一套完善的市场性定价机制。当初美国财政部将中国认定成汇率操纵国，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政治手段。现在，美国把中国从汇率操纵国的名单中去除，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它和中美经贸协定谈判可能有些许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美元正面对一个重大的形势变化。现在，美国和伊朗发生摩擦，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制裁俄欧间的天然气项目，这样一些事情已经直接影响到了欧元的稳定。也就是说美元与欧元之间存在博弈关系。 此外，我们还要考虑英国脱欧的影响。伦敦是欧美之间的美元流通枢纽。如果英国真的脱欧，那么欧美之间的美元流通枢纽也就脱欧了。下一步在欧元区可能就会发生欧元和美元之间的博弈。在这种大趋势下，美元当然不希望再应付一个和人民币的战场。所以，美国会试图在汇率方面对中国做出一些让步。 观察者网：2019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全文发布。《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支持民营企业的改革发展。其中提到支持民营企业进入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您觉得，《意见》提出这些措施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贾晋京：目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现行规则之下都是平等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所以类似的指导意见必然会出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我们国家更加强调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这个背景下来看的话，我们说民企的发展实际上是契合当前经济发展大形势的。在新的发展环境下，推行配合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这是必然的。 在过去，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市场准入和参与的标准，背后实际上是一种资产管理的思维，而不是规则本体的思维。过去，不管是在石油、天然气等资源领域，抑或是电信这类运营领域都有这种思维方式，感觉这些资源都是国家的，民营企业不能进入。这有点像是“围起来以后收门票”的模式。还有另一种情况是，不设围墙，但是在整个领域中制定游戏规则。到了今天，实际上“国有”和“民营”这种身份区别已经消失了。上述这些领域的源头控制、资金管控仍在国家手中，但是问题在于这些东西不是最重要的资源。现在最重要的资源是数据。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现在经济的核心动力是数字化和智能化。那么这个里面必须制定好规则，哪些数据是国家建立和国家垄断的，必须要把好关。 总的说，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在特定领域，不再按照企业的身份设置门槛。至于民企进入这道门之后如何做得足够规范，这是另一个问题了。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人们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允许民营企业更好地进入到一些领域，为社会建设添砖加瓦。就说天然气管网建设，它也属于能源领域。我们多年以前就允许民资背景的企业来参与建设了。所以，现在现实政策当中的出发点已经不再是“民企能不能做了”？这个是从制度和规则上早就已经解决过的问题了。（来源：观察者网 汇编：吴立群）
新闻视点
省会城市卖地再刷历史记录 三四线城市疯狂流拍
【研究员】：WH
冰火两重天。另一边，三四线城市卖地越来越难，疯狂流拍。全国宅地溢价率也越来越低。浙江金华，2019年流拍的土地就达到129宗。中西部的鄂州、张掖，土地流拍率高达28.57%、27.78%。大批三四线城市嗷嗷待哺。平顶山、绥化、松原、本溪等城市流拍率也超过20%。就连珠三角的惠州、肇庆，流拍率都达到13%，前所未见。
【博览财经特稿】土地财政依然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2019年，全国50大城市卖地4.41万亿，同比上涨19.3%，再次刷新历史记录。 相当于中国最富裕的四大省——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再加上北京、上海，全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省会城市疯狂卖地。南京暴涨77.3%，福州暴涨63.4%，昆明暴涨59.9%，贵阳暴涨52.0%，南宁暴涨54.6%，长春暴涨88.5%…… “卖地大王”杭州蝉联第一，卖地收入高达2836亿，是深圳的4倍多。就连喊出“坚决不依赖土地财政”的长沙，连续两年卖地收入涨幅超过30%。 冰火两重天。另一边，三四线城市卖地越来越难，疯狂流拍。全国宅地溢价率也越来越低。浙江金华，2019年流拍的土地就达到129宗。中西部的鄂州、张掖，土地流拍率高达28.57%、27.78%。 大批三四线城市嗷嗷待哺。平顶山、绥化、松原、本溪等城市流拍率也超过20%。就连珠三角的惠州、肇庆，流拍率都达到13%，前所未见。 大城市加速杭州化，而小城市加速被抛弃！2020巨坑太多了，如何买房？ 大城市土地财政依赖度大幅提高 2019年，卖地收入最多的城市仍是杭州。卖地破千亿的城市增加5个，达到16个，省会城市、大城市纷纷向杭州看齐。 其中，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外，有8个是省会城市，加起来占了3/4。苏州、宁波、青岛、温州也跻身其中。
下一个土地出让金突破千亿的城市，很可能是安徽的省会合肥。它的2019年卖地收入达905.5亿元，同比增速33.3%。 省会城市、大城市群的土地收入涨幅，冲上云霄，明显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卖地收入同比增长达20%以上的城市有26个。其中省会城市就有13个，占了一半。其他也多为大城市、热点城市。 在这26个城市中，连续三年涨幅的城市有12个，其中8个是省会城市。 大城市越来越杭州化，土地财政依赖度大幅提高，靠卖地支撑城市发展。这也跟今年国家力推降费减税有关，税收少了，要靠卖地补足财政短板。
虽然大连领涨，但2019年土地出让金并不高，315亿在全国50城样本城市中垫底。 绍兴这样一个常住人口在500万的城市，2019年土地出让金同比增长达110%，令人吃惊。但是看到其背后的浙江，就明白了。 整个浙江都在疯狂卖地。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金华、台州，2019年卖地收入均超过500亿，其中台州、金华、宁波和杭州，更是连续三年都在涨。 值得注意的是，像金华、嘉兴等这样三四线城市，2019年土地流拍率持续走高，溢价率持续走低，不足10%。 同在东北地区的长春、沈阳涨幅都很高，分别为88.5%和40.8%，卖地收入相当，接近500亿元。 省会城市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发展 省会城市加速“杭州化”尤其明显。它们都“太难了”。首先，省会城市要担当区域竞争的“王牌”角色，必须与其他省会和中心城市“PK”。如杭州，近年来出尽风头，被称为“新一线网红城市”，尤其是G20杭州峰会及2022年的亚运会，让它收获了全球高光时刻。 但在风光的背后，却是杭州抓紧“补短板”的迫切心态。2018年，杭州就是全国唯一一个卖地破2000亿的城市，超过北上广深，成为卖地之王。卖地根本停不下来。 这么多钱拿来干什么？其实就是补基建的短板。杭州的地铁总里程，仅仅排在全国第16位，远远落后成都、南京、武汉，更不要说北上广了。 杭州是GDP全国Top10城市里，唯一一个地铁总里程数不足200km的。2018年末，杭州调整规划，新增68.3公里地铁。官宣的“原因”正是：杭州作为2022年亚运会举办城市，要提升其公共交通体系，保障服务。
今明两年，杭州地铁将迎来“大丰收”。亚运会之前，轨交运营里程将突破300km。
第二个原因是，省会城市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发展，还必须考虑对所在城市群的辐射带动，投入也必然更大。如南京，迟迟没有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全省的辐射带动能力有限，首位度不足。 南京还因此被戏称为“徽京”，主要辐射安徽。2018年，中央巡视组明确指出，南京市的省会城市功能作用发挥不够，要求整改。江苏省随后提出了大力支持南京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江北新区等举措。这些“大动作”，都需要大把的资金支持。 第三，省会城市的财政负担比较重，作为一省的“长子”，还要照顾“小兄弟、穷亲戚”。 广州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经济发达，却“穷”得捉襟见肘。论经济总量，广州和深圳差不多，但广州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到深圳的50%。因为深圳作为计划单列市，交足中央的，都是自己的。但广州还需要上交省级财政。 2018年，广州的GDP全国第4，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排在第8位，跟武汉差不多，低于重庆、苏州、天津、杭州。 根据估算，广州上缴中央、省的比例高达3/4，留给自己的大约只有1/4。同时，省内还安排了广州需要对口帮扶清远、梅州两个相对欠发达城市。广州这个“老大哥”，就是半个家长，真的是不容易。 这也是为什么，省会城市不仅卖地总量大，还要不断上涨的原因。当家难啊。“拼了”的省会城市，已经把杭州、广州挤出增速的前十名。
哪个城市最有希望成为下个深圳？ 在所有的超大城市、大城市中，只有深圳仍是一股清流。在44个主要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排名中，不管是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加入PK，深圳永远是垫底的那一个。三年平均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只有18.44%。总量也只排在27名。 很多人觉得，这是因为深圳的土地稀缺，其实这是个次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深圳不需要啊。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就接近4000亿，为什么要靠卖地？这除跟深圳是计划单列市有关，也跟这座城市的产业结构新、创新活力强有关，经济的创税能力是杠杠的。 不依赖土地财政，是深圳最大的底气。因为城市不必围绕着房地产转，更多的土地可以投入到产业和城市建设之中。所以说，深圳的“二次房改”也是中国最有希望成功的楼市试验。 九个国家中心城市，除重庆与郑州，卖地收入远远高于深圳。2019年，除郑州下降外，大部分都在猛涨。
不过，年轻的深圳也面临教育、医疗“补课”的压力，经济增速有所放缓。2019年的卖地收入，也创下51.46%的高速增长。 哪个城市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个深圳？ 从财政收入的独立性、经济基本面和创税能力看，上海和北京是最接近深圳的。 上海的财政收入总量大，三年平均土地财政依赖度也只有25.66%，实力强劲。北京的财力仅次于上海，而36.59%的平均财政依赖度，也足以傲视群雄。 东莞虽然依赖度低，但财政独立性不足，城市建设需求非常大，连续三年的依赖度飙升，所以很难成为下一个深圳。 同为计划单列市的青岛、宁波，GDP总量已破万亿元大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在全国排名第12、13，也有机会。尤其是青岛，平均土地财政依赖度只有60.59%。 南深圳、北青岛，进一步摆脱土地财政，青岛加油。至于长沙，虽然平均70.3%的土地财政依赖度，不算很高，但距离深圳还很遥远。制造业立市若取得突破性进展，也不是没可能。 杭州楼市绝对不是最危险的地方 放眼全国，土地财政依赖度最高的城市，其实不是杭州。尽管由于卖地卖得太狠，杭州的二手房库存激增，挂牌二手房已经突破10万套，变现很难。 怎么确保土地顺利卖出去？一方面，杭州大搞“薄利多销”。2019年出让土地的规划建筑面积同比增加了32.54%，但土地出让金只同比增长11.47%。另一方面，杭州实行严格的限价管理，导致一手房的价格普遍比周边二手房价格低，吸引了众多投资者。 类似的情况，在重庆、郑州等城市也存在，二手房库存高，对冲了部分一手房高企的“纸面富贵”。 但是，杭州楼市绝对不是最危险的地方。 安徽的阜阳、山东的菏泽，浙江的湖州、嘉兴、温州，三年平均财政依赖度都比杭州高，超过了150%。阜阳的平均财政依赖度，甚至高达224.34%。 这个四线城市，人均GDP不足2.5万元，安徽垫底。同时人口众多，户籍人口高达千万，输出200万人在外务工，还有好几个贫困县，但房价已经越涨越高。 2019年初，阜阳就因土地流拍明显，取消了拍地的限价政策，避免压缩开发商的空间。尽管如此，土地市场仍难以为继。如其6月的首场土拍，计划出让3宗地块，最终只有1宗成交。
像阜阳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土地财政几乎就是“生死线”，一旦卖地搁浅，不是光影响楼市，整个城市可能都会伤筋动骨。哪怕是浙江这样的发达地区，嘉兴、湖州等城市，土地供应量太大，投资以后，二手库存必然高企，难以变现，都是必须要远离的巨坑。 土地财政依赖度很高的城市，楼市都有一根敏感的神经，但有风吹草动，土地流拍，二手房市场就容易出现“踩踏”行情，价格下跌。在这些城市投资，必须慎之又慎。 如果土地财政依赖度很高，又不是一二线热点城市，缺乏强有力的发展愿景支撑，得坚决止步了。（来源：楼市黄大大团队（ID：HouseLeader） 作者黄狮虎）
出生人口再创新低 中国人口形势再迎变局
【研究员】：WH
70年前，中国总人口仅有5.4亿人，经济总量仅有358亿人民币。到2019年，我国大陆总人口增加到14亿，GDP攀升到99万亿，这无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奇迹。从全球看，中国继续坐稳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之位。不过，人口自然增长量一直处于放缓态势，1999年全国人口增长超千万人，2018年净增长530万，2019年仅增长467万人。如果这一态势持续，未来有可能出现总人口负增长的情形。
【博览财经特稿】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截至2019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67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而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03万人，占总人口的12.6%。 总人口首次突破14亿人，而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却创出新低，老龄化率创出新高。这是2020年代中国人口的基本面。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 中国大陆人口继续坐稳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之位 70年前，中国总人口仅有5.4亿人，经济总量仅有358亿人民币。到2019年，我国大陆总人口增加到14亿，GDP攀升到99万亿，这无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奇迹。从全球看，中国继续坐稳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之位。
不过，人口自然增长量一直处于放缓态势，1999年全国人口增长超千万人，2018年净增长530万，2019年仅增长467万人。如果这一态势持续，未来有可能出现总人口负增长的情形。 在中国之后，印度以13.5亿的人口位居全球第二。需要提醒的是，印度生育率依旧高企，未来十年内总人口有望反超中国。 在中国、印度之后，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俄罗斯、日本。 而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报告，全球正在普遍面临人口增长放缓的问题。从2010年起，全世界有27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数量至少下降了百分之一。 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日本。2019年，日本出生人口仅为86.4万人，创下1899年以来的新低。而当年死亡人口高达137.6万人，这意味着日本当年人口负增长51.2万人。 这已经是日本人口连续9年负增长，总人口已从2008年的1.28亿下滑到如今的1.26亿。这无疑是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需要警惕的现象。 与总人口再创新高相比出生人口再创新低 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与2018年的1523万相比减少58万人。与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之后的1786万人相比，整整减少321万人。
从人口出生率看，形势更为严峻。2019年人口出生率为10.48‰，不仅低于放开全面二孩之前的2010年代，与作为人口出生高峰的1980年代相比，更是出现大幅腰斩。 这意味着，全面二孩的政策红利已经基本释放完毕，再次证明，仅靠现有的政策，难以逆转既定的人口形势。 事实上，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出生率下滑乃至人口减少的危机。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 一、随着经济高度发达、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男女平等地位的实现以及城镇化的日益推进，子女经济价值下降而抚养成本增加，养儿防老的需要弱化而子女独立性增强，低生育就成为普遍现象。 二、加上社会发展日渐成熟，观念进步，女性地位相对提高，结婚年龄不断推迟，丁克族不断增多，离婚率不断攀升，由此带动生育率下滑。 三、生育成本高企，在养不起的重负之下，生育意愿大幅下滑。 应对老龄化已成新的国家战略 老龄化率再创新高，人口结构问题业已成为全社会难以承受之重。2019年，我国的老龄化率已经达到12.6%，相比2018年的11.9%，再增0.7个百分点，离14%的深度老龄化门槛越来越近。
一般而言，65岁以上人口比例在7%以上为老龄化社会，14%以上为深度老龄化，20%以上为超级老龄化。 老龄化加剧，不仅意味着劳动力减少、储蓄率下降，更意味着养老金压力的与日俱增。 早在2016年，青海、吉林、内蒙古、河北、湖北、辽宁、黑龙江7省份养老金就已出现收不抵支，而黑龙江更是耗尽所有历史结余。 在所有省份中，只有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安徽等地依旧有养老金结余。 正因这点，前不久，《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出台：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可见，应对老龄化已经成为新的国家战略。 人口关乎未来 人口不是负担，而是资源。无论人口增长态势放缓，还是出生人口不断下滑，无论是劳动力人口占比减少，还是老龄化率再创新高，对于经济和资产投资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对城市来说，当人口红利不复存在，抢人大战就成为必然选择。从争抢高学历人才到争抢劳动力人口，抢人大战只会越来越白热化。 对个体来说，随着人口增势放缓，人口流动的去向无疑更为重要。劳动力往哪里去，年轻人奔向哪里，哪里就是经济产业乃至房地产支撑之地。 对社会来说，无论是为了经济长远发展，还是为了缓解老龄化压力，抑或为了防范资产泡沫，提高生育意愿、优化人口结构都是当务之急。（来源：国民经略（ID：guominjinglve） 作者：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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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3 08:5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