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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决策周刊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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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5 22:47: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大智慧ace数据选股ai资金破解】《疫情危局 财政形势严峻程度或超想象》:收入持续下行,减税对经济增长和税基扩大的作用不明显,民生社会福利、三大攻坚战、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等刚性支出易上难下。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如人口红利消失、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成本攀升、宏观杠杆率高企、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等导致经济增速必然下行,难以对冲矛盾。疫情当前,经济活动在正常春节假期后近乎停摆1个月,财政必然减收,但疫情防控的支出却急剧增加,截至2020年2月24日,各级财政累计下达1008.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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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像极1930年代 我们正经历一生中从未见过的经典旅程
【研究员】:WH

崛起的大国(中国)正在挑战现有的世界大国(美国),这很可能导致它们之间在许多不同问题上发生更多的冲突。历史表明,这种情况导致战争的风险增加,通常以四种形式出现:贸易战,资本战,技术战和地缘政治战。就贸易战而言,您可以亲眼目睹它们(因此我不会深入研究它们),并可能将自己与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以及1930年代多个国家的各种关税进行了比较。


【博览财经特稿】关于那个经典的危险旅程,您已经听过我多次描述,但是冒着无聊的风险,我会重复一遍。我相信我们正在经历一生中从未见过的经典旅程,尽管之前已经发生过很多次。最近一次是在1930年代后期。它由同样推动1930年代后期动态变化的强大力量所驱动。特别是现在,就像1930年代后期,但是又和之前的时期不完全一样,这三大力量正在融合。他们是:

2、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全球储备货币中央银行刺激经济的能力有限。当我想象下一个经济下滑与现在存在的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会是什么样时,我预计它将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是丑陋的,某种形式的"货币政策3.0"将不得不发生否则经济萧条将不会得到纠正。要实施MP3.0(“MonetaryPolicy3.0”)型货币政策将需要非常大的财政支出和庞大的预算赤字,这将通过以下方式来资助:a)大幅增加对公司和富人的税收,以及b)中央银行印制货币并购买来自赤字产生的债务。通常,这会导致资本外逃,因为投资者试图逃避这些事情,这往往导致资本管制,目的是将资本保留在该国和该货币中以便可以更轻松地对其征税和/或贬值。因此自然而然地,我不禁要问,如果情况如我所说的样子,那么这种及其偏离惯例(即我一生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以限制资本流入中国是否会遵从我所叙述的步骤。

对于可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观点,可以看看美国在19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冻结日本资产和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的情况。他们展示了使用特殊紧急权力是如何使总统有能力做这些事情。根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当今总统最容易获得紧急权力。它使总统有权单方面施加资本和外汇管制,冻结资产和/或资产(票息)付款,并迫使资产剥离,以应对从来自美国境外的“任何异常和非同寻常的威胁”到“国家安全......美国经济”。认识到可以使用这些举动对资本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如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美国债券的利率水平以及它们即将出现的赤字和货币化,如果您是持有美国债券的对抗性外国投资者,您会感觉如何?当然,中国倾销美国国债也将带来其自己的可怕后果。无论如何,从过去不必担心此类事情,现在所有市场参与者都需要担心它们。

在这三类主要影响因素的每一种下,我已经想象了事件的详细序列,这些事件将如何发展,取决于过去事件序列是如何经典上演的以及它们在当今如何合理地上演。我这样做是为了比较事件相对于期望的传播方式,如果它们基本相同,则我认为序列将按照想象的那样继续;如果它们不同,则我放弃理论并重新校准。对我而言,上周的发展似乎是这一经典危险旅程中最近的合乎逻辑的步骤,类似于1935-1945年时期。

附录1:更精确地说明发生什么,为什么发生及可能发生什么

讨论中的第二个狭义措施是可能的禁止(或限制)措施,在2020年阻止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将——MSCI所有国家/地区世界前美国指数——纳入约500亿美元的联邦雇员退休基金(FERF是政府的主要退休储蓄基金)。参议员卢比奥和其他支持该禁令的国会议员辩称,包括美国武装部队成员在内的联邦政府雇员的退休资产将面临与许多中国人相关的“严重且未披露的重大风险”在此MSCI指数上列出的公司。

反过来,这些讨论是在副总理预计于10月10日至11日访问华盛顿进行高额谈判之前几天进行的。重要的是,这些谈判将在预定的美国关税提高,可能的会议和华为许可证即将到期的阴影下进行。特别是,i)计划在10月15日将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从25%提高至30%;ii)中国和特朗普计划在11月16日至17日在APEC峰会上举行会议;iii)11月19日,华为的一般临时许可证到期,iv)计划于12月15日,对1600亿美元最具政治敏感性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对美国消费者具有高价值的消费产品,没有任何现成的替代品)(约87%来自中国)。

尽管本章的目的是研究1930年代美国的债务和经济状况,但美国内部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最重要的是德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之间的联系不能忽视,因为当时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德国和日本在富人(右)与不富人(左)之间存在内部冲突,这导致了更多民粹主义,专制,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领导人,他们的民主国家赋予他们特殊的专制权力,以带来为了管理不善的经济。随着这些国家成为现有世界大国的竞争对手,它们还面临着外部经济和军事冲突。

更确切地说:1930年,Smoot-Hawley关税制度开始了贸易战。1931年,日本的资源不足,农村贫困加剧,因此入侵了中国的满洲以获取自然资源。美国想让中国摆脱日本的控制,并在争夺东南亚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橡胶和锡,而日本和美国之间却有着重要的贸易往来。1931年,日本的萧条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使日本脱离了金本位制,导致日元的浮动(日元大幅贬值)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扩张,导致日本成为第一个经历复苏的国家和强劲的增长(一直持续到1937年)。

同时,日本自上而下的命令经济日益强大,建立了军工联合体,其军事目的是保护其在东亚和中国北方的基地,并扩大对其他领土的控制。德国还通过建设军工综合体并寻求扩大和占领邻近土地而变得更加强大。1934年,日本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引发了更大的政治动荡,并加剧了右翼,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由于自由市场不能为人民服务,因此导致了指令经济的加强。1936年,德国从军事上夺回了莱茵兰,并于1938年吞并了奥地利。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署了一项条约。1936-1937年,美联储收紧货币,导致脆弱的经济减弱,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随之减弱。

1940年,亨利·斯汀森(HenryStimson)成为美国战争大臣。他越来越多地对日本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最终以1940年7月2日的《出口管制法》告终。10月,他扩大了禁运,将“所有钢铁限制在英国和西半球国家以外的其他目的地”。

1941年,为了在没有完全参加战争的情况下援助同盟国,美国开始了其租借政策。根据这一政策,美国免费向盟国运送了石油,粮⻝和武器。以今天的美元计算,这笔援助总额超过6500亿美元。租借政策虽然不是直接宣战,但结束了美国的中立态度。1941年夏天,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禁止对日本的所有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日本计算,两年内将耗尽石油。

附录3:过去执行货币政策3.0的需求和方式

财政/货币协调可以采取三种基本形式:

印刷货币并直接向家庭转移现金(即直升机货币)。当我们提到“直升机钱”时,是指将钱投入到花钱的人手中,以使他们花钱(例如,中国帝国大萧条期间美国退伍军人的奖金)。这笔钱的分配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基本的变体是a)将相同的金额分配给每个人,或旨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一个或多个群体胜过其他群体(例如,向穷人多于富人),以及b)一次性或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作为普遍基本收入)提供这笔钱。这些变体可以与花钱的动机配对使用,例如如果一年之内不花钱,钱就会消失。

另外请记住,有时政策可能不完全属于这些类别,因为它们包含多个因素。例如,如果政府给予税收减免,那可能不是直升机钱,而是取决于其融资方式。政府也可以直接花钱,而无需中央银行资助的贷款,即通过财政渠道获得的直升飞机资金。

附录4:总统减少资本流动的法律权力

自颁布以来的42年间,总统们根据IEEPA宣布了54次国家紧急状态,其中29个正在进行中。总统选择IEEPA来限制广泛的国际交易,同时扩大紧急情况的理由和限制的目标,例如,最初的目标是外国政府,后来IEEPA则以个人和非国家行为者为目标(恐怖组织)。历史(司法先例和国会无所作为)表明,特朗普可以大力/动用IEEPA,例如,将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阻止所有在美国的交易或冻结任何外国公司或个人的美国资产,施加货币控制或限制某些或所有外国公⺠的外汇购买,强迫撤资美国资产,阻止外国公司使用SWIFT付款系统,并禁止美国公司将服务外包给中国。特朗普总统将IEEPA列为法定权力机构,从而使他的“命令”可以使美国公司“立即开始寻找中国的替代方案”。除非法院成功地提出质疑,否则对特朗普IEEPA权力机构的唯一检查就是国会,而国会尚未试图使其无效。国会采取行动的政治⻔槛很高-在IEEPA下,国会可以通过联合决议使紧急状态无效。然而,最高法院认为,联合决议是不够的。国会必须为此目的通过立法,例如修改IEEPA,以限制总统的紧急权力。特朗普然后可以否决立法。压倒否决权需要在两个会议厅中占三分之二多数。(来源:投资与并购专业律师 作者:桥水创始人达利欧)




政经观察




疫情危局 财政形势严峻程度或超想象
【研究员】:WH

收入持续下行,减税对经济增长和税基扩大的作用不明显,民生社会福利、三大攻坚战、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等刚性支出易上难下。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如人口红利消失、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成本攀升、宏观杠杆率高企、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等导致经济增速必然下行,难以对冲矛盾。疫情当前,经济活动在正常春节假期后近乎停摆1个月,财政必然减收,但疫情防控的支出却急剧增加,截至2月24日,各级财政累计下达1008.7亿元。


【博览财经特稿】近年来经济下行叠加减税降费,财政收支矛盾持续凸显,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哭爹喊娘甚至发不出公务员和教师工资已不稀奇,“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再度成为重要内容

收入持续下行,减税对经济增长和税基扩大的作用不明显,民生社会福利、三大攻坚战、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等刚性支出易上难下。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如人口红利消失、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成本攀升、宏观杠杆率高企、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等导致经济增速必然下行,难以对冲矛盾。疫情当前,经济活动在正常春节假期后近乎停摆1个月,财政必然减收,但疫情防控的支出却急剧增加,截至2020年2月24日,各级财政累计下达1008.7亿元。

当前的财政形势严峻到何程度?

2019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90382亿元,预算目标为192500亿元,短收2118亿元,完成率为98.9%,为近年低点。2019年财政收入增速3.8%,低于预算目标的5%,该增速为1987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在此种情景下,2019年非税收入32390亿元,比上年增加5433亿元,大幅增长20.2%,主要靠央企国企利润上缴及金融反腐罚没收入增加。其中,中央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6100亿元,同比增加3600亿元,拉高全国非税收入增幅约13个百分点;罚没收入3061亿元,同比增加402亿元,增长15.1%,拉高全国非税收入增幅约1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消费税12562亿元,同比增长18.2%,而消费税主要是烟草、汽车和油类三大特定商品消费贡献,2019年烟草行业贡献工商利税12056亿元,同比增长4.3%,其中上缴财政总额11770亿元,同比增长17.7%,创历史最高水平。

居民杠杆率高、还本付息压力加大,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消费意愿不强,房价大涨导致贫富分化抑制消费。因此,减税降费超2万亿却并未带动经济大幅增长。纯粹寄希望于减税降费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根本上是宏观的改革开放和微观主体积极性的提高。

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财政收入增幅分别为3.5%、4.6%、2.8%、-2.1%,中部地区收入增幅相对高一些,东北地区收入下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广西、河南、浙江、河北等8个省份增长在5%以上;江西、广东、安徽、四川等17个省份增长在0-5%之间;6个省份同比下降,吉林-10%、重庆-5.8%、宁夏-4.7%、西藏-3.6%、甘肃-2.4%、黑龙江-1.6%。

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保收入之和,剔除其中的重叠部分如财政补贴社保部分,作为政府筹集的收入,2018年的宏观税负为35.2%,较2017年上升1.2个百分点。该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但高于美国的26.3%。

4、财政收支差高达4.8万亿,创历史新高,考虑到专项债后的实际赤字率为7.1%。

官方赤字为2.76万亿,但实际上的收支差为4.8万亿,中间的差额通过历史结转结余资金、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解决。考虑到2.15万亿的专项债,实际赤字率高达7.1%。

2019年各省市财政收入/支出低于50%的有23个,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北,仅8个省市财政自给率高于50%,主要是上海87.6%、北京82.7%、广东73.1%、浙江70.1%、江苏70%、天津68.7%、山东60.8%和福建59.9%。

6、财政困难系数。

7、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和土地出让收入依赖度高,尤其是西部地区高度依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东部地区公共财政和土地出让收入占比高。

经过这个分配过程后,中央政府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与支出比为48.2%,仍有51.8%的支出需要发行国债弥补。但即使有中央的转移支付,地方可支配收入仍难以满足地方支出需要,两者之比为85.2%,仍有14.8%需要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弥补。

除一般公共预算外,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的一大块收入来源。地方综合财力构成中,东部的公共财政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占比较高,西部和东北地区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及税收返还,自身财政能力较弱。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是本级公共财政收入、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以及政府性基金(土地出让收入为主)。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公共财政收入占比偏低,更多依靠中央转移支付,自身财政能力较弱。

浙江、江苏和广东省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位居全国前列,浙江、湖北和重庆等省市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度高。2018年全国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1372亿元,其中土地出让收入65096亿元,占比91.2%。从分省政府性基金收入看,浙江(8737亿元)、江苏(8223亿元)、山东(7579亿元)、广东(5887亿元)和河南(3828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居于前列,前5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占全国地方本级比重为52.7%;黑龙江(357亿元)、宁夏(137亿元)和西藏(89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最少。从已公布的21省市2018年土地出让数据看,浙江(7749亿元)、江苏(7478亿元)、广东(5374亿元)和山东(5212亿元)依然位居前列。从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度看,浙江、湖北、重庆和四川等省份的财政高度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其土地出让收入与一般公共财政收入的比值分别为1.17倍、0.96倍、0.94倍和0.88倍。

在当前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下,要统筹稳增长与防控疫情,稳增长、防控疫情的同时还要防范财政风险,这是极度困难的,极度考验理财能力。疫情防控不仅减少税收收入,而且增加一大笔支出;防控疫情时的稳增长基建支出、民生支出均不能削减,财政收支两难。

经济社会短期有风险,财政短期有困境、长期有风险。何去何从?当前的战时状态只能以适度扩大财政风险来降低经济社会风险,即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均需扩大,突破赤字率3%的约束,赤字和专项债必须达到两个3万亿,投向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医疗欠账等新型基建和人口流入的地区,即财政支出必须为人服务,基建投资随人走,尤其要转向对人的投资。

2020年财政增收极为困难,财政收入保持在0-2%增速都非常困难。疫情持续至今,2月的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3-4月陆续复工,如果疫情在4月得到控制,由于当月经济活动影响的是下月财政税收,因此直接影响3-5月的税收收入尤其是3月的税收。3月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受影响较大,个人所得税因工资薪金下行同样受影响,将直接减收约1万亿,若无更大幅度的经济反弹,税收收入几乎是负增长。考虑到非税收入尤其是国企利润上缴以及反腐败力度持续推进,财政收入增速可能保持在零左右,但前提是非税收入增速要从去年的20%上升到30%。

根据上述假设,2020年财政收支的差额将达到6.4-7万亿,假定财政赤字在3%,即赤字在3.2万亿,赤字外的缺口仍高达3.4万亿;假定财政赤字在3.5%,即赤字在3.7万亿,赤字外的缺口仍高达2.8万亿,需要动用历年结转结余资金、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入资金、增加国企利润上缴、压减一般开支等方式弥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质增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以收定支”“过紧日子”,习近平总书记最新的表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财长刘昆落实指示精神则提出“积极财政政策新内涵”“内涵式财政政策”。一言以蔽之,财政的艰难只能“适度扩张”“节用裕民”“好钢用在刀刃上”。

1)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是形势所需。“一些地方收支矛盾更为突出,有的财力紧张,资金使用固化、僵化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面临困难。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靠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行不通,必须向内挖潜,坚持优化结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政策和资金的指向性、精准性、有效性,确保财政经济运行可持续。”(强调大环境变了,大环境越发地不确定,越发地不利于财政增收,积极财政政策从支出总量要转向结构做文章)

“财政支出规模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匹配,不受管控的支出扩张既不现实,也会给长远发展留下隐患。”“在今年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必须坚持量入为出,更加注重优化支出结构。各项支出都要明确标准,不能敞开口子花钱。”“预算执行中要加大存量资金和资产盘活力度,对不具备实施条件、项目进展缓慢以及预计难以支出的项目,按规定收回资金统筹用于重点支出。”

“工作中树立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理念,加强重大项目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清理规范过高承诺、过度保障的支出政策,建立民生政策和财政收入增长相协调的机制。”(强调不能随意上马项目,避免半拉子工程浪费财政资金;部分地方政府承诺福利过高,成了事实上的负债,西方部分国家债台高筑,与大选候选人为了选票而持续提高承诺有较大关系)

4)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思想。

短期要开源节流解决财政收支矛盾,但是可能导致恶化长期形势,比如收过头税恶化经济活力、债务攀升等。中长期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财政可持续性问题,避免陷入财政危机。站在更长远的角度,未来还要立足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变化、解决收入不均等不平衡的矛盾、高质量发展、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企业、科学家的积极性的角度构建新的财政和税收制度。

第一,增加收入来源,税收方面主要是消费税(烟草行业)、资源税和环保税有增收空间。具体看,一是改革消费税,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纳入其中并提高消费税税率,当前尤其可以提高烟草行业消费税税率,逐步将消费税的归属权下划给地方。二是提高资源税和环保税税率,资源税的空间大于环保税。2019年资源税1822亿元,同比增长11.8%。;环境保护税221亿元,同比增长46.1%。

第三,盘活现有资产、退出竞争性领域,出让股权,既能缓解当前财政收支压力,又能解决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第五,加大对基层的转移支付,确保不出现“三保”难以实现导致的社会群体性事件

第七,强化财政绩效,短期内要大幅度提高很难。

第一,必须简政放权,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化党和国家体制、行政事业单位改革,强化绩效管理,通过政府采购解决长期大量的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果政府长期大包大揽,家长制的大政府必然收支庞大。只有简政放权,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大量的事业单位要么回归非盈利机构,要么走向市场自负盈亏。但是裁减冗员精兵简政,必须配合市场化的改革,比如放开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就业的吸纳能力,否则改革将导致新的社会群体性问题。

第三,深化社保制度改革,避免社保长期过度依赖公共财政补贴。我国的社保可持续性差,且对财政补贴的依赖度上升,2018年依赖财政补贴1.7万亿,2019年的财政补贴更是接近2万亿。问题的解决不在于提高社保缴费率加重企业负担,而在于提高国有资产划转社保的比例和资产质量、提高社保统筹层次增强中央调剂力度、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和第三支柱(商业保险)的重要作用实现多层次积累、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尽快全面放开计划生育、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

第五,适度放宽地方政府举债额度,但强化绩效管理,负债与资产匹配、成本与收益匹配,在有优质现金流的资产项目上加杠杆,稳定杠杆率而非稳定杠杆绝对数。(来源:持志以恒 作者:罗志恒、范城恺)





疫情重创供应链 中国“世界工厂”角色或生变
【研究员】:WH

早在2018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WHO)便在预示性“优先疾病清单”中罗列了“疾病X”,意指任何未来可能导致大流行传染病的未知新病原体,提议早日在研发方案上为之做好准备。只是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先知先觉者仍然很难想象具体的影响和防范措施。更重要的是,两年来中美贸易战下的关税和报复性关税,已经惊醒了跨国企业,使其反思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博览财经特稿】由新冠病毒疫情引起的全球股灾,主要还不是基于病毒迅速传播对人体的危害,更多是对全球经济景气的打击。其中最核心的焦点是对供应链的重创,不但是短期内中国复工困难构成的挑战,更多是关系到长期供应链的重组。

近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在主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时表示,需要千方百计稳外贸、稳外资,狠抓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等20条措施的落实,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出台超常规、阶段性的支持政策,借以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更重要的是,两年来中美贸易战下的关税和报复性关税,已经惊醒了跨国企业,使其反思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所以,跨国企业和股市都在问:新冠病毒会不会只是未来更大灾难的“彩排”?疫情过后全球供应链如何重组?会从中国大量撤出吗?

中国美国商会在2月27日发布新冠病毒的影响报告,基于2月17-20日进行的问卷调查,169名回复的成员公司包括大中小型企业,许多是跨国公司,有些在湖北和/或疫情爆发中心附近省份有业务。

将近一半的受访者预计,如果业务不能在4月30日之前恢复正常,2020年中国的收入将会减少;接近五分之一的人说,如果疫情持续到8月底,2020年的收入将下降50%以上。

43%的受访者表示,现在确定新冠病毒对2020年市场增长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约有10%的受访者表示每天至少损失50万元人民币。

中国美国商会的研调虽然对美商是否将供应链从中国撤出没有提出具体的指标,但在此前,上海美国商会在2月16日发布2月11-14 日对位于长三角的109家美国制造业公司进行调查的结果。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有58%的公司预计其产量需求将低于正常水平;38%的公司没有足够的口罩或其他用品来保护员工免受新冠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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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欧盟商会会长约尔格•伍克对媒体表示,抗疫造成各地方政府推出错综复杂和相互冲突的规则,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在中国各地运送货物或人员”。

这些研调结果表明,外国公司正在重新评估与中国产业的关系。

伍克认为企业必须重新认识供应链“多元化”的意义。“中国作为唯一故事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从这个角度而言,疫情极可能打破全球化语境下供应链的分工前提,也就是每个经济体都应该致力于其长项的“神话”。而当供应链受到重创之际,它是否也意味着永久性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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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新冠病毒的影响,可以说近40%因关税问题已经有外移意向的美国企业,如果还未着手,很有可能会在解决病毒危机之际或之后付诸行动。这多少呼应了前述上海美国商会调查的结果:三分之一的会员公司计划在工厂无法开业的情况下将业务迁出中国。

《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说,“至少部分原因是,病毒的爆发提醒人们,尽管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但按标准衡量,它并不是一个发达或富裕的国家。”

谷歌将于4月开始与越南北部的合作伙伴开始生产其最新的低成本智能手机Pixel 4A,并计划2020年下半年在东南亚国家生产其下一代旗舰智能手机Pixel 5。

去年美国潮鞋品牌史蒂夫•马登(Steve Madden)和家居建材用品零售商家得宝(Home Depot)分别宣布计划将部分业务迁出中国。在2019年8月的一个投资人电话会议中,家得宝音频产品销售执行副总裁泰德•戴克表示:“就利润而言,我不知道有任何一家供应商没有将某种形式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境外。”

国家安全的供应链将更为“反全球化”

中国在全球药品供应链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一些药品原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包括阿奇霉素、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等抗生素。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表示,由于难以从疫区获取原料,某一种药物已经短缺。FDA虽然没有透露哪种药物或其制造商,但媒体已经释放出忧虑的信息

FDA还发现约有20种药物完全从中国采购其活性药物成分或制成品。迄今为止,相关公司均未报告任何短缺。另外有63家制造商通过在中国的72家工厂生产必要医疗器械的设施,目前在美国市场上尚无此类医疗设备短缺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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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健康小组委员会主席安娜•埃舒表示,“让中国为我们制造运动服是一回事,但要依靠它来提供我们的药品供应吗?这是不可接受的。”共和党参议员乔西•霍利在2月27日提出《医疗供应链安全法》草案,目的是针对中国爆发冠状病毒而导致美国潜在的药品短缺风险,借此确保美国医疗产品供应链的安全。

从这个角度看,供应链的重组似乎已经不可避免,重组的程度要看供应链中断的严重度和持续性、替代国家的技术能力以及疫情全球扩散是否会波及更多供应链上的成员。但可以明确的是,各国政府将会要求某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将生产线移至国内或更近的地方。

供应链重组已不可避免,只是时间和幅度的问题。根据目前粗糙的数据,至少有30-40%的外商可能把供应链从中国撤出,这是因为贸易战关税的影响已经迫使它们对于替代供应商进行研究,病毒只是加速这方面的落实。

同时有几个因素决定中国的供应链不能完全被取代:第一,中国有比他国更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第二,在特定产业,中国所能提供的技术和劳工水平不是目前东南亚低工资国家能轻易取代的;第三,中国有很大的内需市场支持供应链留在中国,显示有一部分“在中国,为中国生产”的外商生产将倾向于留在国内。

同时中国也要为自己的供应链部署采取“双保险”的多元化政策,因为未来任何基于“孤注一掷”的国家策略必定代价过高

49%的中国美国商会研调受访者希望中国政府提供税收减免以帮助外国企业;此外,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希望看到清晰、一致的政策,而35%的受访者要求优先考虑透明性,并希望获得进一步包括有关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实施以及与疫情相关的商业政策的信息。

德国联邦材料管理采购与物流协会(BME)中国代表里卡多•科特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局对于病毒的传播尽可能透明至关重要,以便企业可以做出相应的准备。

那么,用保险业的术语来说,病毒至少存在短期内从“低概率、高严重性”变成“高概率、高严重性”的持续性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企业将如何去评估不同生产地的优劣势,包括当地的公共卫生措施、政府治理、地理、气候等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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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悲观的预测不会成真,而从这个角度看,供应断链向全球企业提出的疑问是:一个正向高度科技化迈进的经济实体,是否有与之匹配的政治架构来预防灾难性的冲击?因此长期来说,比起救急的优惠利商政策,言论与媒体自由带来的透明度,以及有独立法治把关的体制,可能对掌握供应链的竞争力更为重要。(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刘裘蒂)




社会热点




疫情带给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一次大考 暴露诸多问题
【研究员】:WH

这次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防控措施是渐进式的,根据1月23日宣布确诊新冠肺炎为“法定传染病”,确诊人员的医疗费用由国家医保和财政兜底,无需个人承担。4天后,再次宣布疑似病例的医疗费用也由国家支付。这无疑给了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例极大的宽慰。但政策晚于最初疫情爆发的时点,所以也有部分更早的患者无法享受免费医疗的覆盖。


【博览财经特稿】2020年中国农历春节可能是我们经历的最难忘春节之一了。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武汉封城,全国大部分城市限制出行,给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家庭生活都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不少对家庭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的思考。

家庭日常生活财务方面的后疫情影响

首先关注医疗费用和康养费用问题。这次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防控措施是渐进式的,根据1月23日宣布确诊新冠肺炎为“法定传染病”,确诊人员的医疗费用由国家医保和财政兜底,无需个人承担。4天后,再次宣布疑似病例的医疗费用也由国家支付。这无疑给了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例极大的宽慰。但政策晚于最初疫情爆发的时点,所以也有部分更早的患者无法享受免费医疗的覆盖。同时,因集中爆发导致的医疗资源挤兑,许多患者无法及时确诊也需要先自费治疗。更进一步,因为国家政策只涵盖了确诊和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的检查费用根据地域不同也有差别。更重要的是,由于新冠肺炎是前所未有的,新型病毒治疗方案也是在摸索中完善的,目前不排除出院后仍需要有康养费用的问题。

困局已在眼前,受到影响的普通家庭应该如何应对?我们常常讲家庭财富管理中需要关注长期规划和风险管理,本次疫情其实就是对家庭财务安全的一次全面体检。针对疫情带来的问题,建议大家未来做好以下几点:一是,配置适当的保险产品。即便无法被纳入国家免费医疗时,也可以补充社保费用的不足。二是,准备3-6个月的紧急备用现金。金额以每月家庭固定支出为计算标准,包含生活支出、房贷支出等。三是,关注家庭负债结构,做好意外发生的压力测试。

日常生活财务外,对许多现金流相对松动的中产家庭而言,这次新冠肺炎也不啻为对家庭资产配置的一场大考。中国的家庭资产配置存在的普遍问题是过于集中,缺少多元化。

中国家庭的资产配置一个特点是在房产类资产的集中。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和美国嘉信理财(高金-嘉信)发布的2018年《中国新富人群财富健康指数》调研数据发现,中产人群家庭房产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达到60%以上。这个配置呈上升趋势。而在2019年高金-嘉信的报告中显示,中国部分拥有富余资金的家庭,过去一年的投资组合中,房地产投资的占比由25%上升至33%,并且有45%的受访者表示要在未来的财富规划中增加房地产的投资。

还有部分中产家庭的收入主要是依赖自有小微企业经营收入,其家庭的主要资产就是自由经营的小微企业,如餐馆、美容美发店、服装店、快递服务站点等。这些小微企业大多集中在第三产业的消费服务业,与2003年SARS时相比,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也明显是上升,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达到59.4%。由于疫情导致的经济停摆,第三产业中的零售、住宿餐饮、旅游、交通运输、快递物流等受到巨大的冲击。这些小微企业的现金流困境和倒闭潮势必影响到资产和收入主要集中在这些小微企业的家庭。

总体而言,新冠疫情是对家庭投资组合的一次意外冲击,任何过度集中的资产配置都是致命的。缺乏多元化,也就缺乏应对突然的冲击影响的能力。所以这次疫情可以理解为一次对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大考,暴露了很多存在的配置问题。而应对策略就是多元化。如过度投资在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如线下消费、餐饮、旅游等行业损失惨重,但如果分散,同时也投资在医疗、线上消费等行业可以对冲掉风险。疫情在某种程度上也唤醒中国居民对风险保障的意识。标普曾做过一个调研,西方成熟的国家,平均家庭财富的20%是放在林林总总的各类保险上的。而中国的家庭在保障型、基础型的资产配置上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水平,对于家庭资产的风险存在低估和误判。

家庭财富管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非财务的,如人力资本、心理健康和家庭结构等等。这次新冠肺炎可能对后疫情的家庭非财务方面产生哪些影响呢?由于非财务的影响并不像财务影响一样直观,往往具有滞后性和隐蔽性,我们可以结合过往的案例经验来了解一下。

除SARS患者本身外,估计有50%的SARS患者家庭成员也出现了心理问题,包括沮丧、被污名化的感觉等。许多人难以入睡,不断哭泣。同时与SARS相关的负面信息增加人们对其风险的感知,并导致非理性的紧张或恐惧。

目前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而心理问题已经在不断产生,以至于影响到个体家庭。首先,和17年前的SARS相比,当前信息流动和传播更加便捷,导致许多情绪的传导速度更快范围更广。许多人会难以自控地不断刷微博和朋友圈关注疫情的各种信息而陷入信息疲惫导致心理失控。其次,疫情截至目前已经导致2000多例死亡,由于疫病的特殊性,家人无法像正常亲人离世一样送别和祭奠,也没有办法正常获得亲友的劝慰和陪伴。因此比平常时期的亲人死亡所发生的哀伤反应将会更强烈和持续时间更久,导致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另外,前期医疗资源不足和应对经验的缺失,也加剧许多疫区家庭和个人的绝望与恐惧。最后,其他社会现象导致的心理影响,如医务人员和相关人员受到污名化和歧视也容易导致相关家庭出现愤怒、悲伤等情绪问题。

但数据告诉我们,这两者未必是相互对立的。举个例子,有研究者利用中国2000年-2011年四川省数据考察2008年汶川地震对结婚和离婚的影响,发现汶川地震次年,受灾地区的离婚率的确上升了,但同期结婚率也上升约两个百分点。无独有偶,查看2003-2010年婚姻数据可知,SARS发生后的2004年结婚率和离婚率也是同时上升。由此可见,灾难的特殊情况可能会促使更多人认清自己的家庭关系和个体需求,从而更加坚定地采取行动,成为后续行为的催化剂,带来婚姻和亲密关系的变化。

从乐观角度,这次疫情的出现也许给中国的家庭财富管理补上了一节课,就像疫情逼着企业要迭代升级,寻找生存模式。疫情或许也能倒逼国人摒弃落后的家庭财富管理理念,迎接新的方法论和寻求更多专业人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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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医改被外界指责为“卖光式”医改

这便是宿迁的风云市长,后任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登场的时代。他发起以产权改革为核心、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宿迁医改”,从1999年起,对占全市卫生资产98.8%的135所公立医院进行产权改革,引入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政府从公立医院退出。

从2000年到2005年,宿迁市医疗卫生资产从4.95亿元增加到17.78亿元;医院总数从135所,上升到400多所;民营医疗机构的资产从0.06亿元,占全市医疗卫生资产的1.2%,上升到11.44亿元,占全市医疗卫生资产的64%

暂且撇开两派争论,仅以“宿迁医改”的后续发展事实看。长期以来,宿迁的医疗机构,多而不强。2019年,全市最大的民营医院宿迁市人民医院才跻身三甲医院。而早在2011年,宿迁政府出于某种原因,已经重新开启公立医院——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建设,被外界质疑为重走旧路。

此外,医疗机构之间的无序竞争、政府对民营医院的监管手段、药品和医疗设备市场的监督等等问题,最后也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岁月流转,仇和的“卖光式”医改,以及他信奉的建立在对后续经济增长动力提前透支基础上的发展模式,也已经随着他的落马,成为明日黄花。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看病就医,就是人生病,去医院,小病开药,大病做检查、手术,住院。看似简单的流程,却隐藏着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特殊规律。

患者自己也知道,即使自己掌握了一些信息,也不一定能够做出完全正确的理解,失误的判断很可能导致错误的选择,而错误的代价是对身体健康的损害,甚至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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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目光再往前追溯,2003年,浙大的毕业生乙肝携带者周一超,因公务员体检被查出“乙肝小三阳”,被用人单位拒绝录用。周一超绝望之下,挥刀刺死1人,刺伤1人,自己也被判死刑。

泡沫最终被阳光刺破,但已是多年以后的事情。总之,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

为医院戴上紧箍咒

先从卖方角度谈。对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国办发〔2017〕44号)中明确,“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坚持政府主导并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市场要有活力……,加快推进医疗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按这样的思路,也可以同问,为什么中国不彻底放开粮食进口配额?答案显而易见,不能放开。如果粮食进口完全放开,国内农业垮掉,一旦世界供应出了问题,14亿中国人的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填上。这种路,错走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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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支出比达50.64%;2001年,高达59.97%。2004年,卫生部公布《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报告显示: 中国内地城市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占 44. 8% ,农村为79. 1% 。2003年SARS危机,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体系的表现,加深了社会公众和相关专家对医改“市场化”的质疑。

当然不是。如以药养医问题,在公立医院长期存在;公立医院也有强烈的扩张冲动,大规模负债融资,虹吸了中小医院的病人,造成基层医疗卫生体系薄弱等等。

再如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9〕4号)中,4部分14个领域55个考核指标,对公立医院考核作出了详细规定。

但是,仅仅靠卖方自觉,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还是不能确保。需求决定供给,有什么样的买方市场才有什么样的卖方市场,来自需求一端的参与也是必需的。

根据新一轮的国家机构改革,国家卫健委是医院(卖方)的行政管理单位,新成立的国家医保局,则主管医保、医药(代表买方)。这种相互制衡的安排,意味着医保局可以通过购买机制调控医疗服务行为,影响医疗资源配置。

新成立的医保局,改变了过去“九龙治水”的混乱局面,也让医保局成为超级大买方。据估算,国家医保局掌握的医保基金预算超过全国医疗费用的60%。

这种方式下,医疗机构必须精打细算,控制过量医疗服务。在总额预算制下,医院预算制度一旦确定,医院的收入就不能随服务量的增长而盲目增长,一旦出现亏损,医保不再追加支付,亏损部分由医院自负。

还是那句话,一个成年人应该学会选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的好处都需要我们付出一些代价。如果不想付出代价,就努力赚钱保命吧。

这才有了网上医保局专家的灵魂砍价,“4.4元的话,4太多;4.36,行不行?”

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搭建了今日中国医改的新框架。卫生费用的支出结构,也日趋合理。个人卫生费用支出比例从2001年最高的59.97%,到2018年已经降到28.61%。

至此,我们能说中国医改已经成功了么?当然不是,还需要我们继续去改进探索。

你很难指望花上15块钱的挂号费,让医生耐心陪你聊上1-2个小时,详细的解答发病的原因、背后的机理。毕竟,一个医生一个上午可能要看20-30个号,诊室门口还有一大堆排队的人。

与此相比,美国的医疗水平高,就医的便捷性也不错。但普通人也不敢多去医院,因为价格太恐怖了,没有保险覆盖的费用,普通人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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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每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都有自己的特点,而面对14亿人就医的巨大挑战,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设计,一贯以“保基本、促公平”为出发点。

中国医生的工作强度之高,是欧美医生无法想象的。医生除应对络绎不绝的门诊患者、动辄数小时的手术,还要巡查病房、与患者家属沟通及手术方案、写病历、搞学术研究等等。

孙文斌罪有应得,已经被执行死刑,但也提醒着我们目前医疗卫生体系大厦并不完美。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同样,中国的医改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保持最宝贵的信心,因为这是涉及我们每个普通百姓身家性命的大事。(来源:非凡油条(ID:ffyoutiao)作者:胡辣汤)




形势分析




疫情料将对中国新兴产业供给侧造成两轮冲击
【研究员】:

2020年是本世纪20年代的发轫之年,更是中国经济加速新旧动能转换、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奠基之年。因此,评估本次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中国经济,不仅要聚焦眼前的总量性增长压力,还需前瞻未来的结构性增质趋势,尤其是要把握中国新兴产业在疫情中的长短期演进。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次疫情短期内将对中国新兴产业的供给侧产生两轮冲击,冲击的渠道和重心将因时而变。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经济战“疫”的胜负关键,不仅在于能否守住当前的经济增速底线,更在于能否稳住未来的经济增质趋势。因此,新兴产业在本次疫情下的进退兴衰,将成为经济战“疫”下半场的核心关切之一。

有鉴于此,当前中国新兴产业正处于第一轮冲击兑现、第二轮冲击蓄势的窗口期,因此近期出台的支持性政策有望及时打破冲击的共振,避免短期压力的失控。展望长远,我们维持此前判断,以新兴产业为动力源,中国“消费升级+硬核科技”将成为贯穿未来长期的价值主线,有望在全球视野下保持长期的成长性优势。

2020年是本世纪20年代的发轫之年,更是中国经济加速新旧动能转换、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奠基之年。因此,评估本次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中国经济,不仅要聚焦眼前的总量性增长压力,还需前瞻未来的结构性增质趋势,尤其是要把握中国新兴产业在疫情中的长短期演进。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次疫情短期内将对中国新兴产业的供给侧产生两轮冲击,冲击的渠道和重心将因时而变。

第一轮冲击:复工缓慢造成内部压力。当前部分观点认为,较之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技术密集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受复工延迟的影响更小。但受制三方面因素,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的复工压力预计将超过传统产业。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由核心技术专利驱动,并形成高度的区域集聚。这决定了,即使是相同产业下的不同区域集群,彼此也更强调错位发展的互补关系,而非同质竞争的替代关系。由此,疫情对单一区域的冲击更容易放大为对整个细分产业的影响。

第二轮冲击:国际疫情催生外部挑战。随着本次疫情逐步向海外扩散,对中国新兴产业的第二轮冲击将接踵而至。一方面,日本、韩国的疫情恶化恐将扭曲东亚新兴产业链条。从进口结构看,与中国新兴产业联系最为密切的中间产品,包括集成电路、电子器件等,主要归属于HS分类下的第85章“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在这一领域,2019年中国从日韩进口金额之和,占中国此类产品进口总额的24.7%,保持了较高的依赖性。近期,日本、韩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部分电子大厂已受波及。如果这一趋势未能得到及时扼制,中国新兴产业的上游供应或遭阻滞。

第一轮冲击的具体影响

一、复工慢于总体。我们将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归纳入10类细分产业。由测算可知,截至2月23日,全国平均复工进度约为52% 。而在10类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仅有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两类产业的复工进度高于全国水平,其他8类均相对落后。这一结果验证了上文的理论分析,即受制于自身特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复工难度要高于传统产业,短期压力不容轻视。

二、产业分化显著。从结构看,10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复工进度分化为三个梯队(详见附图)。其中,第一梯队的复工进度已升至50%及以上,包括智能制造(54%)、人工智能(54%)、信息服务(50%)。第二梯队的复工进度位于40%-50%之间,包括节能环保(49%)、轨道交通装备(45%)、生物医药(44%)、高新材料(43%)、集成电路(43%)。第三梯队则落于40%以下,包括下一代信息网络(35%)、新型显示器(32%)。由此可知,在整体复工缓慢的情况下,不同新兴产业间存在较大的复工失衡,部分产业的短期压力更重,因此亟待结构性、区域性的政策加以缓冲。

振翼待起的长期机遇

从需求侧看,经济形态迎来蝶变。随着2019年中国人均GDP迈上1万美元台阶,居民消费升级向质量高度、市场深度、产品广度的“三维”拓展将是长期趋势。这一趋势不会因短期疫情而扭转,相反有望在疫情后强化,成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疫情后,无论微观面居民生命健康追求的再增强,还是宏观面公共卫生系统的再升级,都将为在线问诊、健康管理、生物医药、精准化治疗等大健康产业带来稳健的需求增长。

从资金侧看,金融支持稳步优化。从美国、日本等国经验看,金融体系与新兴产业能否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是决定新兴产业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围绕这一点,在本次疫情催化下,中国金融体系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稳步优化,发挥出三方面的正向效应。

其次,引领效应。从资产结构看,年初至2月25日,中国创业板累计收益率不仅高出主板市场,亦领跑全球各主要市场(详见附图)。这一反差确证了中国新兴产业的蓬勃生机,在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其长期发展潜力正在进一步凸显。从投资者结构看,年初至今,中国公募基金规模呈现强劲增长,延续去年的发展趋势,表明机构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主导作用继续强化。由此,产业的基本面潜力与机构投资者的专业理性相辅相成,有望高效发挥金融体系的调节功能,引导更多资源流向新兴产业。

中国新兴产业:化“疫”为翼,转危为机

短期看,避免冲击共振是关键。如上所述,本次疫情对中国新兴产业的冲击分为两轮,并且当前正处于第一轮冲击兑现、第二轮冲击蓄势的窗口期。因此,如果宏观政策能够及时精准发力,修复第一轮冲击,预防第二轮冲击,则有望避免冲击共振、降低总体压力。近期,工信部宣布,将重点支持5G、工业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复工复产。广东、安徽等地区亦在加紧通过产业投资基金、政策性银行加大对新兴产业的资金支持。得益于有力的政策干预,中国新兴产业所受的短期冲击虽将客观存在、继续兑现,但在范围和强度上料将得到渐次舒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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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稳经济的要害,在于及时及时复工复产,在于内需和基建先行,房地产暂时被雪藏。

重振基建,大投资向来是短期稳定经济的利器。这次基建投资,既不同于2008年的四万亿,也不同于以“铁公基”为特色的传统基建,而是新基建和民生基建并重。

在新的经济格局和时代背景下,以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基建,以公共卫生为代表的民生基建,被摆在了重要位置。至于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房地产,则被放在最后,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不会轻易启动。

稳楼市,而非刺激楼市,这种政策格局越来越清晰。

房住不炒,房不刺激,这应该是疫情爆发以来,央行等部门第三次就此明确表态。

第二个信号来自一线城市。近日,广州出台放宽公寓限售的重磅政策,明确规定写字楼、公寓等商服项目不再限定销售对象,不再限制最小分割面积,已确权登记的不再限定转让对象。而仅时隔一天,该文件就被撤下。官方回应称:相关细节会有所调整。

而时隔一周,当地就被河南省政府约谈,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政治站位,这个词语的分量可想而知。

在疫情冲击下,虽然不及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文化等行业冲击来得直接而明显,但房地产依旧遭遇了数年不遇的最冷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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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1~2月重点18城链家二手房成交量同比下降55%。其中,廊坊、合肥、重庆、长沙、武汉、天津、烟台1-2月成交量同比降幅均超过60%,广州、青岛、深圳降幅小于40%。

北京再度陷入量价齐跌的困境。北京1-2月二手房成交量同比下降约57.6%,2月二手房成交均价54115元/平方米,环比下跌8.6%,同比下跌9.7%。

毕竟,在疫情面前,在生命健康面前,房子真的不是最重要的。这种背景下,从一线到二线,再到三四线城市,松绑楼市就成为常态。

稳楼市,底线在不让房地产成为经济的拖累,防范大跌更要遏制大涨。这背后,需要的是破除不合理的限制,缓解开发商的资金压力,允许打折促销,默许房价适度下跌,这与其他行业并无二致。

为什么要防止进一步刺激楼市?原因很好理解。刺激楼市具有两面性,固然短期能迅速拉动经济、制造土地财政,但会埋下经济脱实向虚的倾向、房价上涨的社会成本、杠杆攀升的金融风险等危险种子。

目前居民杠杆率已攀升到60%以上,超过国际平均水平,再次加杠杆的空间严重收缩。

纾困而不刺激,托底而不重启,这当是今年楼市调控的最大公约数。这是危机之下难得的共识,亦是迎难而上不为短期利益所动的坚守,更是中国面向未来的长期选择。(来源:国民经略(ID:guominjinglve) 作者:凯风)




社会透视




复工路艰难曲折 小微企业复工更艰难
【研究员】:WH

世界各地的华人餐馆大概是全世界目前最惨的小微企业了,疫情带来的客流量下降不说,现在连东西都没的卖了。中国不复工,全世界各地的豆瓣酱和芝麻酱早都用的差不多了,也不能指望一个海外城市自己造腐竹、粉皮。世界各地的唐人街现在所经历的,大概是史上最艰难的一刻。中国是上上下下都为复工站台了,要求大家要保持谨慎,以防疫情再次出现,但生产不能再耽误下去了,不然全世界都要跟着遭殃了。


【博览财经特稿】最近可口可乐公司头疼得很,因为一个主要产品分支出问题了:甜味剂进不到货。无糖可乐马上就要一点甜味都没了。再往上游找,原来是因为中国卖三氯蔗糖的厂子现在还没完全复工。

疫情让世界认识到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

中国是上上下下都为复工站台了,要求大家要保持谨慎,以防疫情再次出现,但生产不能再耽误下去了,不然全世界都要跟着遭殃了。可口可乐买不到甜味剂是小事,大不了市值跌几天,大家戒可乐一阵,这个代价承担得起,但是一些更严重的现象已经在全球出现。

这次疫情也不是没有出现受益的企业,那些生产消毒水消毒液的厂家自然是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如在新加坡办厂卖消毒水的老刘,就因为环境污染少,消毒能力强被《人民日报》点名夸赞。

要说这次疫情有什么教训,其中一个可能是让世界认识到了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中国的大中企业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但是那些曾夜以继日赶工加班的小微企业,撑起了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现在两个月过去了,人们却连喝什么可乐都没得选了。

小微企业复工难

就目前来说人力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员工不愿回岗成为了许多中小企业的难题。当然说起来这也不是个意外的事情,高比例临时工和低工资正式工在带给企业低额劳动成本的红利时,也意味着没人愿意真的在关键时刻给企业卖命。

结果疫情出现以后不出所料,2月27日时复工率不到10%。为了尽快让工人复工,富士康郑州园区某事业群还将老员工返厂和新员工入职的激励奖金,从3000元提高到5250元,但是复工率还是不尽如人意。人们的迟疑在此时此刻无比合理——假如返岗后我生病了,富士康大概率不会为我的生命负责任,我又何必卖命?

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在2月中旬就预言过,临时工问题会造成55%-60%的中小微企业在疫情后缺工人,事实也应验了,就算是上海,人员到岗率也不到一半。

这样做有2个好处:假如真的出了复工后疫情,那么是哪家企业包的车很好找的,工人能找到为自己负责的人;有了专车专列,工人身份和接触历史都非常好查,哪怕出了问题也能早追溯早隔离。以人为本的地方才能留住人,2月22日的时候,浙江省接回了10万工人复工,3月2日的时候,浙江省单是台州市的三门县复工率就达到了99.1%,这个成绩是了不起的。

就算有人 钱也不够

有家物流公司的老板,他的司机这些天出车前都会问他一个灵魂问题:“这个月工资怎么样?工资不发的话,就没法还债了。”

前不久,清华和北大就联合对995家中小型企业进行了调研,调查显示:一个月不开工,就会有34%的企业破产;两个月不开工,67.1%的企业会破产;只有3成企业能挺过3个月。从春节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倒下的企业已经不计其数。

为了不让小微企业的现金流出问题撑过疫情平安复工,国家可是在政策上给了不少帮助,比如给小微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减免和缓缴社保费和房租,降低用电用气成本等。银保监会都发话,要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减免手续费、完善续贷政策安排、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提供更优惠高效的金融服务。

别以为这种小公司没钱没法复工就可以放弃,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GDP的60%,还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其中不少中小企业,还是领域领头羊。宇都通讯公司就只有几十人,但是这些人里边80%以上都是研发人员,他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套技术,是支撑5G发展的核心。如果这种企业倒下去了,那国际竞争就要吃亏了。

就像一开始讲到的全球局里的可口可乐、中餐馆和美国的药品,由于中国生产的某种原材料断供,直接对产品最终生产造成了问题。其实中国本土目前也是这个样子,但因为刚需物品跨省调配能力跟得上,所以暂时在消费终端感受不到。可再调配,不生产总会用完。下游准备好了打算开工了,上游原材料供应不上,这就没法继续了。

一般来说50%是采购经理人指数的枯荣线,1月中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是51%,而整个2月则是掉到35.7%,这是2005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了。化学纤维、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汽车等行业受影响最大,PMI落至30.0%以下,这意味着这些部门都在2月经历了严重的衰退。那么下游的制衣制鞋、生产更新、特需生产都会受到影响。

为了限制疫情,全国上下的人员往来和交通通行,还是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没有人流,就没有消费力,那么许多产品就会被挤压,这个事是最难办的。所以现在政策都在鼓励商贸和文娱企业线上和线下联动,赶紧把大家伙调动起来消费。

现在最让人开心的是包括武汉在内的确诊人数已经下降,复工复产已经被当作下一步着重要做的任务,从中央到村镇都有了对应的利好政策帮助大家完成复工的过渡。但坏消息是国际疫情现在越来越严重,如果在复产复工以后国际疫情突变,那么对外出口又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可对经济又影响大了

许多国家政要在介绍逐步扩散的新冠病毒时,都在不断强调这是一场公共健康危机,不该是一场经济危机。但事实上当他们如此解释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新冠病毒对经济的破坏性打击,这或许才是新冠病毒对它的宿主造成的最严重影响。(来源:非凡油条(ID:ffyoutiao) 作者:酸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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