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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决策周刊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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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20 00:29: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大智慧策略投资大数据终端ace数据ai数据破解版】《史诗级失业海啸袭来 嘲笑美经济衰退没有意义》:美联储2018年的调查显示,“4成美国人无法拿出400美元支付意外支出”。低收入人群就是这个群体的主力。现在,他们还是最易受感染的人群,最容易失业、悲痛、精神崩溃甚至自杀,是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也是最绝望的美国人。

当他们在美国的经济格局中无法找到容身之处时,从内心生出的挫败、绝望、愤怒会在民粹主义的煽动下积攒成一股摧枯拉巧的力量,成为全球局势变动中高度不确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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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面临问题真正原因在哪? “全球化”视角剖析中美之争                 
【研究员】:WH
美国衰落了吗?并没有。美国GDP仍然高居世界第一;2018年Fortune 500排名中,美国有126家企业榜,仍然位列第一,其中相当部分处于高端产业;美国仍然是高科技强国,除了芯片、软件之外,在国防、航天、化工、材料、制药等领域,仍有巨大优势。美国的基础创新能力仍然最强,大量的基础创新仍然出自美国的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美元仍是世界货币,我们今天仍然处在一个美元体系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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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2007年3月4日,牛津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首次提出了“中美共同体”(Chinamerica)的概念。一时间,“中美全球共治”、“G2”成为热点。彼时,大多数人不能想象,中美两国将在贸易、科技等领域爆发今天这般规模的冲突。

今日中美之争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欧美民粹主义抬头的根源是什么?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否必然会导致与先发国家的进一步对立?全球化是将继续,还是会倒退?这些都是本文将要论及的内容。这些看似宏大的问题,已经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本文将从“全球化”这个视角,来深入剖析今日的局面。

美国今天仍是全球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在一个经济强盛的国度,出现民粹主义浪潮是难以想象的。美国民粹主义的抬头,源于其国内体制遭受的挫折,直接表现为美国国内不平等程度的恶化,中下层民众经济水平持续倒退。在2016年11月特朗普“意外”当选后,对中下层不太关心的美国商业精英阶层,也开始关注过去十几年来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国内体制和全球贸易体系展开反思。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奥(Ray Dalio)在2017年10月23日发布一篇研究报告《我们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Our Bigges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理解美国今天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因素。我们在此结合以下欧美学者的观点加以论述,这些优秀的学者包括: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ro),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彼得·林德特(Peter H. Lindert),布兰第斯大学教授、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德国马普研究会研究员埃里克·莱曼(Erik E. Lehmann)以及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美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达里奥在2017年的研究报告中,将美国民众从经济上划分为前40%(Top 40%)和后60%(Bottom 60%)两个人群。自1980年以来,美国实际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虽然基本持平,但前40%人群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后60%人群家庭平均收入的4倍。在后60%人群中,只有1/3能够将其收入储蓄起来(以现金或金融资产的方式)。也即,有40%的美国人都处于“月光族”的状态,无法存下任何收入。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的一项报告,1983-2013年这30年间,位于后33%美国人的实际财富均值事实上在下降,从11,400美元跌至9,300美元;位于中部46%人群的实际财富均值,在这30年间一直停滞不前(仅从94,300美元增加至96,500美元),而位于前部21%的人群,他们实际拥有的平均财富在这30年间翻了一番,从318,100美元上涨至639,400美元(戈登,2018)。

皮凯蒂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今天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70%,其中有一半为最富有的1%人群所拥有;在10%人群之下的中部4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大约25%(其中很大部分是房产),剩下50%的底部人群,只拥有全部资本的5%(皮凯蒂,2014)。如果再具体的话,今天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群,他们的收入70%来自资本;如果扩大到收入最高的1%人群来看,他们的收入有60%来自劳动收入,这主要是跨国公司高管、金融家和超级明星的劳动收入(索洛,2015)。而那些超级经理人,也即美国大公司的CEO薪酬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从1965年的20:1上升到2014年的300:1,从1978-2013年,美国CEO的薪酬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了10.2%(赖克,2016)。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贫富悬殊的现状。

2019年5月23日美联储发布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Federal Reserve Board issues Report o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U.S. Households,2019.5.23),在遇到紧急意外情况需要支出400美元时,有39%的被调查者无法以现金、储蓄或者信用卡的方式进行支出,其中27%的被调查者需要向他人借款或者出售自己的物品才能应付这400美元的紧急支出,而剩下12%的被调查者则完全无法应对400美元的紧急意外支出。这仅仅比2013年美联储同样调查所显示的情况略好,该年有50%的被调查者无法自行应对这些看似金额不大的紧急意外支出。

更大的挫折还在养老、教育、寿命和医疗方面。达里奥的报告指出,美国后60%人群中,只有1/3的家庭拥有退休金账户,这意味着后60%人群中有2/3的家庭没有退休金账户。而那些拥有退休金账户的后60%人群,养老金账户(如401(k)账户)平均不到2万美元。

教育方面,前40%人群在教育上的支出是后60%人群的4倍,但前40%人群的学生债务(student debt)只占其总负债的5%,而后60%人群的学生债务却要占到其总负债的17%。美国的本科毕业生有将近70%在离校时身负债务,平均负债超过3.5万美元,1/8的毕业生在毕业后需要偿还的“优秀学生贷款”超过5万美元。截至2016年,美国仍未清偿的4,330万学生(包括在校生、毕业生、肄业生)的助学贷款总计超过1.3万亿美元,超过40%的学生贷款人已经拖欠或者违约(桑德斯,2018)。教育支出让美国中下层负担沉重,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萎缩和外迁,中下层就业渠道的不断收窄、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使美国中下层的年轻人逐渐对生活丧失信心和希望。

希望的丧失,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工业国家。对于后60%人群而言,过早死亡(premature death)自2000年以来上升了大约20%,主要原因是毒品/(药物)中毒(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2倍)和自杀(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50%以上)。今天我们都知道,美国本土正在打一场21世纪的“鸦片战争”,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谈判时要将控制芬太尼列为重要议题的原因。美国药物毒品问题的根源,在于曾经制造业地区的大量人口无法实现有效就业,而知识经济对教育所需的高投入根本不是这些地区的民众所能承受的,他们的下一代已被隔绝在未来之外。

特朗普胜选后,《乡下人的悲歌》一书迅速在美畅销,这是出生于美国铁锈地带的80后J.D. Vance的自传,以其个人经历详述美国下层民众今天的生存现状,失业、酗酒、吸毒、普遍的离异和大量的非婚生子女问题已经旧工业区普遍到令人惊讶的地步,要知道,那些地区并非曾经落后,在1980年代之前,甚至是美国工业的中心。尽管Vance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耶鲁法学院的学业,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但通过他的叙述,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那种对自己家乡的绝望。

除此之外,美国仍是医疗成本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也是唯一没有实现人人医保的大国。在2016年时美国仍有2,800万人不能享受医保(桑德斯,2018),而此前由奥巴马力主的《平价医疗法案》,正是由于未能考虑到美国后60%人群根本无力承担多余的数百美元保险支出,进而被特朗普在参选时猛烈抨击,为其俘获了相当数量的选票。

这真是我们曾经了解的那个美国吗?但只有当我们了解上述事实,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的中下层会赞同特朗普废除《平价医疗法案》;才能明白为什么特朗普以各种手段威胁美国企业增加本土工人的工资收入、威胁美国跨国企业的制造业岗位回流时,会获得美国中下层巨大的支持;也才能明白为什么当美国舆论一边倒的认为是中国人利用全球化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时,特朗普还将获得美国中下层更多的认同。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上述观点真是正确的吗?上述做法真的能解决美国本土今天的问题吗?

美国衰落了吗?并没有。美国GDP仍然高居世界第一;2018年Fortune 500排名中,美国有126家企业榜,仍然位列第一,其中相当部分处于高端产业;美国仍然是高科技强国,除了芯片、软件之外,在国防、航天、化工、材料、制药等领域,仍有巨大优势。美国的基础创新能力仍然最强,大量的基础创新仍然出自美国的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美元仍是世界货币,我们今天仍然处在一个美元体系的世界中。美国今天的富裕程度仍然令人难以想象,跨国企业高管动辙数千万美元的年薪,即便因经营不善或丑闻而离职,补偿金也可能高达上亿美元。而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制造者的华尔街精英们,在因too big to fall获得美国政府的救助后,仍未受到足够的约束,甚至大量的违法交易仅以美国特有的法律和解方式就可以结案过关。所以今天美国的问题究竟是一个美国国内的财富分配问题?还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究竟是只能靠逆全球化才能解决的问题,还是靠改革全球化的过往体系才能解决的问题?

美国历史的成就与当下的问题

民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往往不是基于横向的比较,而是基于现实与历史的比较。美国20世纪的成就,不在于出现了一批超大型企业,或是获得了某些科技的领先,也不在于建立了人类最完美的政治体制或者实现了所谓的美元霸权。美国20世纪的成就,在于美国国民作为一个整体,共享了经济发展的璀璨成果,站在了全球的前列。这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文明能够对全人类产生巨大吸引力的根源所在。

1900年,美国白人男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48岁,而非白人男性只有33岁,而到了1940年,这两个数值已经分别提升到63岁和和52岁,这要归功于美国卫生、医疗体系的进步和普及。1900年,美国每100户家庭只有0.1辆汽车,而在1940年,这个数值达到了93辆,美国家庭当时拥有的汽车数量竟然占全球汽车总量的78%。而今天日常的家电,包括洗衣机、冰箱等,在1970年代,美国的普及率已接近100%。(戈登,2018)

美国的高中毕业率从1900年的6%提高到1970年的80%。1944年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惠及全美1,610万二战参战者,由联邦政府为这些二战退伍军人提供全额大学费用(戈登,2018)。在20世纪中叶,美国的高等教育曾经接近免费。1965年一所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是243美元。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明珠——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收学费。美国工人家庭的子女,完全无需承担今天平均高达3.5万美元的学生贷款(桑德斯,2018)。而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对美国政府资助的知识产权归属进行了重新分配,将联邦政府资助研究取得的发明专利权,转移给实际从事该研究的大学,再由大学将这些知识溢出并实现了商业化,最终推动了经济的创新发展。

这些曾经的制度,为美国之后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力爆发带来了充足了智力资源,推动美国从二战前的工人阶层社会转变为之后的中产阶层社会。美国曾有一个人人皆可攀登的阶梯,这是“美国梦”曾经能够实现的根本原因。

1955年,美国《财富》杂志首次开始统计美国500强企业名单,这一统计已持续60多年,我们从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国产业的变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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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上述产业划分为“传统生产性行业”、“新兴技术产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的话,可以得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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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自1955年以来,一直到1980年代,美国传统生产性行业的大企业比重仍占Fortune 500的70%以上。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传统生产性行业的上升和顶峰时代,也是美国国内的平等时代,也正是“美国梦”影响全球的时代。1990年代是个分界线,此后“传统生产性行业”在大型企业中的比重开始持续下降,而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自1995年起,美国大型企业中属于“传统生产性行业”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并在此后20年维持在45%左右;而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则在此后分别维持在15%和20%左右。

上述数据同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的变化是完全匹配的。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比例在1953年达到30%的顶峰,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10%(戈登,2018)。从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去了哪里呢?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根本无法吸纳如此众多的就业人群,从199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商超、零售、物流等服务行业,是制造业人群就业的归宿。从前述表格可以看到,自1995年起,商超、零售、物流大型企业开始占据美国Fortune 500大概10%左右的比重。但问题在于,对普通员工而言,这些服务业企业的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根本无法与前期的制造业企业相媲美,甚至很多服务业职位只是零工模式。沃尔玛的收银员无论怎样也难以享受到曾经大型工业企业带来的社会福利。美国劳工部在2015年12月8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无法扭转局面,那么未来10年美国增速最快的10大职业中,将有7个是不需要大学文凭的低收入职业(桑德斯,2018)。

因此,今天无论是美国的学界、政界还是舆论界,无论党派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已经认识到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是使美国中下层经济处于困境的关键因素所在。所以今天美国的精英人士,开始从大量现成的研究文献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关于美国过去60余年的产业变迁,目前已然普及、看似逻辑清晰进而遍及舆论的解释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后发国家逐渐进入一般化工业大生产阶段,包括美国在内的先发国家一方面继续发展ICT等新兴技术产业,继续占领高端产业;另方面,由于传统生产性行业(主要是制造业)受到后发国家廉价替代品的冲击,先发国家的这些企业开始实施重组,为了降低成本,或是裁员,或是大幅降低员工福利,或是不断将生产部分予以外包,而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了美国中下层工作机会的丧失和福利的普遍下降。

如果我们能够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喧嚣中冷静的阅读美国现任总统和几位主要总统候选人的政治观点,可以发现他们都认为中下层就业机会的丧失与中国制造业的崛起紧密相关,但同时并不仅仅针对中国,印度、墨西哥甚至德国、日本,但凡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产生影响的国家,都在他们已经或将要针对的范围之内。无论具体政策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这样的政治口号的确正面回应了美国中下层的诉求,换言之,短期而言,这对争取选票是有利的。但问题在于,今天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真是目前的全球贸易体系必然导致的结果吗?通过切割其他国家的利益就能让美国国内的这些问题得以解决吗?

德国的例外

今天特朗普和诸多美国政客针对中国的核心观点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化进程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认为中国企业通过技术秘密窃取、知识产权侵权来实现了制造业的发展,使美国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从而“不得不被迫”让渡了自己的技术;他们还认为中国通过特有的补贴来压低了资源价格,使美国企业“不得不”将大量产业外包给中国,从而“帮助”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崛起。他们认为在美国本土的许多中国移民和留学生都在协助完成上述的“任务”。他们认为上述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今天美国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生产性行业竞争力的大幅下降,大量曾经稳定而薪酬优渥的生产性工作岗位流失,从而导致美国遍地是“乡下人的悲歌”。这个逻辑如果推演下去,就是今天全球的自由贸易体系导致了美国中下层的苦难,所以当特朗普表示出要退出WTO时,完全无须有任何惊讶。但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受到冲击的仅仅是美国的中下层,美国的中上层为何能够免疫,为什么美国精英阶层的财富依然在加速膨胀呢?

如果真像美国部分政客和舆论所言,美国生产性行业竞争力的下降是中国策略的成功所致,那么受到巨大冲击的显然不应当只有美国。那些技术先进、更加依赖于中国市场,却不如美国强大的国家,是否应该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呢?那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是否应当像美国一样大量流失呢?那些国家是否会因为与中国贸易往来,以及因为向中国转移生产外包就导致其本土中下层的坍塌呢?

当我们站到全球的角度来看待中美之间的问题,美国流传甚广的言论仿佛就是一个笑话。

当美国制造业开始受到全球化竞争而衰退时,美国的上层精英们根本没有关心过他们的中下层同胞。就在几年前,他们还根本不会像今天一样批评中国,他们甚至曾经为美国制造业的衰退找到了不少合理理由。2013年6月10日,《福布斯》杂志在《为什么制造业不重要》(Why Manufacturing Doesn’t Matter)一文中提出:“工业时代就要一去不返,我们即将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制造业将成为某种商品;而思想,即智慧财产,将胜过一切”。2014年1月23日,《彭博商业周刊》在《逝去的工厂职位:忘掉它吧》(Factory Jobs Are Gone: Get Over It)一文中提到:“对工厂的迷恋主要基于有缺陷的经济学”,而在更早时候,时任乔治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曼昆在2003年的演讲中告诉听众:“最近制造业就业下降是生产率迅速增长的一个‘避无可避’的结果”,曼昆认为,“近日我们从制造业上看到的长期趋势,正是几十年前农业领域所历景观的镜像”。甚至到了奥巴马时代,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古斯比(Austan Goolsbee)也认为:“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和支出比例越来越小,佐证了它非常有效率。农业部门恰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Mandel,2012)

但欧洲人并没有那么乐观。法国前总统萨科奇曾警告:“当我们停止建造火车、飞机、汽车和船舶”,法国将不再是伟大的国度。在其他发达国家主动或者被动的去工业化时,德国依然我行我素。当美国制造业占GDP份额降至13%、英国降至12%时,德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竟然高出近一倍,达到21%(莱曼,2018)。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在2019年2月5日发布的《德国工业战略2030》中,甚至明确提出战略目标,到2030年时,逐步将工业在德国和欧盟的增加值总额(GVA)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扩大到25%和20%。也许美国人无法理解或者已经故意忽视,同样作为发达国家,德国仍然在钢铁、铜、铝、设备和机械制造、汽车这些传统的、在美国已然衰退的生产性行业中占据着全球领先地位。不要忘记,德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要比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要强得多得多。

在今天美国部分政客和专家眼中,对中国的生产外包是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重要原因。但美国人似乎完全不知道,今天仅在中国江苏的一座小城太仓,就有280家德国企业和大约200个外包工厂。为什么德国能够承受外包和离岸的冲击,继续在制造业上保持竞争力,同时还能维持本土的工作岗位和薪酬福利待遇?

欧洲学界将德国成功的因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莱曼,2018):

一是长期重视中小制造业企业发展。以二战前后工业基础为根基,德国在几十年内面向全球市场,产生了一大批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在全球3700余家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中,仅德国就拥有1300余家,美国300余家、日本200余家、中国60余家)。这些制造业隐形冠军为德国本土提供了大量薪酬优厚的就业岗位。

二是德国独特的金融体制。德国银行业由储贷银行(Sparkassen)、合作银行(Genossenschaften)和私人银行三个支柱构成,前两者给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约占贷款总额的2/3,这两个支柱的经营受到严格约束,从而毫发无伤的度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而州立银行(Landesbanken)作为储贷银行的批发银行,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和德西中央合作银行作为合作银行的批发银行,实施干预以提供套期保值和离岸融资等更复杂的金融服务。尽管这些紧密的银行关系可能导致信贷利率较高,但长期安全性得以保障。

三是特有的双元教育体制。在德国,从事制造业的普通技术人员一般不上大学,而是通过学徒制来实现就业。约有342类受认可的学徒职业,提供技术和社会领域的公司内部培训和课堂教学,一部分时间留给雇主,一部分留给职业学校。截至2013年,超过140万名德国学生入读1,559所职业学校。学徒培训时间一般持续两年半到三年半,从事全职工作。2013年25-34岁的德国人只有28%接受过大专、大学教育。制造业企业大量倚重熟练技术人员,学徒制为企业提供了合适的劳动力资源,也促进了就业。

四是劳资共决的经济制度。作为与英美经济模式的最大差别之一,劳资共决一直是德国劳资双方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收益的基石性制度。如果说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有什么方面没有做好而导致的,我认为正是美国的经济体制完全以股东、管理层为优先的经济模式,导致了今天美国中下层的局面。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学和法学研究者对德国劳资共决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在中国《公司法》中机械的移植监事会等制度。事实上,德国的劳资共决制是一个系统化的安排,甚至可以追溯到《魏玛宪法》乃至再之前,也即德国历史上形成的社团市场经济模式。这项根植德国传统的理念直接排斥了英美模式下以股东为先的理念,将股东、管理层、雇员、上下游产业链甚至社区纳为一个整体考虑。事实上,这种理念所形成的各项制度与东亚各国的历史观念和经济习惯存在高度一致性,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此外,德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对全球市场的开放程度,都是深度全球化下德国经济仍然强劲的重要原因。

关于德国的探讨可以回答美国某些政客和舆论的一个潜在逻辑问题,即一个技术先进、又比美国更加依赖中国市场、将大量制造业外包给中国的发达国家,是否会因为中国加入全球化,就必然使本国的就业岗位大量流失,从而导致本国出现民粹主义?我们与其不断的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那些“不端行为”,不如请这些美国政客和舆论来向他们的民众回答,为什么别的国家能做到的,你们却做不到?

全球化的悖论

今天中美冲突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需要向其选民践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而这个“再次”,对美国中下层民众而言,就是恢复1990年代之前的荣光。面对中下层的压力,特朗普必须向所有对美国制造业就业恢复造成约束的其他国家发难,同时还要从战略上遏制中国这样的长期竞争对手。事实上,这是美国国内问题的国际化。美国中下层民众今天面临的经济问题,正是美国应对全球化长期失当所致,但令人难堪的是,倾向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超级全球化,一直以来却是由美国来主导推进的。

作为对全球市场最敏感的人士之一,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早在2002年就指出了全球化的缺陷。索罗斯认为:“全球化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相形之下,人员的流动仍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资本是生产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必须相互竞争来吸引它,这妨碍了各国对资本征税和管制的能力”。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二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变得不合时宜,因为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们不能离开国家,而作为福利国家过去征税对象的资本却是能离开的”。此外,虽然“全球竞争解放了创造力,发挥了企业家的才干,并使技术创新加速”,但全球化也存在不利影响,“一是许多人,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人,受到了全球化的伤害,同时又得不到社会安全网的保护;另外还有许多人被全球市场边缘化。二是全球化导致了私人产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市场长于创造财富,但其目标并非满足社会需要,对利润的恣意追逐会破坏环境,并与其他社会价值冲突。三是全球金融市场容易遭受危机”。索罗斯认为:“过度依赖市场机制是危险的。市场是用来为自愿参与各方进行货物和服务的自由交换提供便利的,仅靠市场自身不能应付诸如法律和秩序或维持市场机制本身运转之类的集体需要。市场也不能确保社会公正。这些‘公共物品’只能通过政治方式来提供”。(索罗斯,2002)

正是因为全球化的上述特点,但凡认同深度全球化的国家,必然以资本效率的最优为追求,这将导致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到能够获得更大利润回报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当这个国家采取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即认为完全依靠市场调节、避免政府干预才是最优选择时,金融资本的大量跨境投资、实体企业的大量跨境外包就会成为现实。这正是在美国主导深度全球的历史过程中,美国金融资本寻求全球机会、美国生产性跨国企业寻求全球外包的现实背景。

从中短期财务回报看,这些金融和实业类企业确实能够实现更多的财务价值,但长期看,是以损害美国本土中下层就业机会和本国制造业长久竞争力为巨大代价的。只有那些能在制造业外包过程中对本土产业结构做出适当调整,对业务流程做出适当改造,尽力确保本土岗位能够持续有效存在,而不是简单通过重组裁员外包来换取短期财务收益的先发国家和企业,才会在全球化过程中使本国企业、股东、雇员等利害关系人获得共同的收益。

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德国和日本的汽车产业以中国为最大的外包生产基地,大众和丰田本土的职位却丝毫不会减少,反而带动了一大批本土中小供应商持续发展。与之相较,曾是美国制造业明珠的通用和福特汽车,并非由于将其生产外包给中国或墨西哥而衰落,而是因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两家车企深受美国国内金融自由化环境的影响,错误的实施了多元化战略,又被迫在金融危机时寻求救助、低价出售资产以求生存所致。

今天,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部分人群都在流行一种说法,即中国加入全球化是依赖于美国的帮助,美国是希望通过帮助中国全球化来实现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而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意愿在政治上实现西化,因此,美国今天对中国十分失望,所以两国的主要矛盾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将美国完全置于一个受害者地位的描述,十分可笑。在深度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的跨国企业高层和金融企业盆满钵满,美国国内反对全球化、诉诸中下层利益的声音,在十几年前就开始针对这些上层精英,当金融资本从中国撤出时,也从来不留情面,何以这些美国问题的始作俑者今天在舆论上会让位于中国?这不过是无力改变美国国内撕裂现状、又无法明白说出美国是如何在自己主导的深度全球化进程中自食恶果的政客们所能找到的持续攻击中国的一个理由,当无力改变美国内部时,只能以外部矛盾作为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罢了,而国内竟有很多人不加思考的予以接受。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哪个国家会无视本国民众的利益去无私的帮助别的国家发展长达几十年?这难道不是一个尚未成年的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吗?

中国加入全球化并非没有代价。这些巨大的代价之所以被人逐渐忘记,是因为中国为了经济发展,必须维持内部的稳定。在二十年前中国加入全球化时,是以大量产业工人下岗、买断工龄、在中年之后自谋生路为巨大代价的。我们今天不能也不应该忘记那些为了中国加入全球化而作出巨大牺牲的产业工人,不能忘记他们在40甚至50岁之后,在中国尚未建立起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之时,还要唱起“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重头再来”。正是这个沉重的代价,让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十分关注改革的稳定性和协调性。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无论是中国的执政者还是企业家,都仍然需要继续担负起“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改革开放最初的社会共识。

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在也许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本全球化著作——《全球化的悖论》中提出:“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罗德里克,2011)。罗德里克的“超级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理论,深刻的预见到了美国今天的困境。当美国在主导超级全球化过程中使本国资本为了追逐短期利益而大量流出,造成本土投资不足从而使本土就业岗位流失,对中下层造成难以弥补的影响时,中下层通过选票民主开始反弹,最终将激进的特朗普送上了总统宝座。而特朗普深知他的铁票仓就是这些急需现实改变的民众,因此他越直白的表达将为他的选民拿回就业机会,这些选民就会继续对他予以支持。而如果通过各种方式都拿不回这些就业机会时,责任就会归咎到民主党或者其他国家的种种问题。

然而,美国今天所面临问题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呢?难道逆全球化才是正确的选择吗?

真正的原因

美国今天中下层的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也不在于其他任何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而在于美国自己放弃了生产性行业的基础性职位,美国的产业结构没有随着其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进行调整,而跨国企业和金融企业在美国独特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下,长期追求短期个人利益,长期无视员工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利益。如果我们将倾向自由市场的美国模式与倾向劳资共决的德国模式,甚至与具有东方传统的日本模式相比较,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美国采纳市场原教旨主义时,因经济撕裂而带来社会撕裂的可能性有多大。

曾担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在《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进行了十分透彻的分析。赖克从财产、垄断、合同、破产和执行机制五个方面,以大量生动的实例论述了美国的大型企业是如何通过花费大量资金游说立法和政府部门改变细微的关键政策,来实现了大企业利益的优先。

例如,美国药价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是法律禁止美国政府运用自身强大的议价权进行降低药价的谈判,而高昂的药价意味着美国医药行业和保险行业长期享有丰厚的利润。而专利的有效期也没有阻止药价的下降,因为大型药企只要将快要专利过期的药品作微小的改变,就可以延展药品的专利。而按照美国法律,当医生给病人开药时,医药公司可以向医生提供报酬,这自然导致药价更加无法下降。所以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其实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客观上是以每个个人的增加投入来维持部分行业的利益。

又如,在过去20年中,美国所有大航空公司都至少经历过一次破产。而它们破产的目的,通常是逃避履行之前和工会达成的合约。在受美国银行业和信用卡公司游说而修订的《破产法》中,劳动合同通常不是最优先考虑的对象,因此航空公司破产为要挟,来迫使工会达成减薪协议,而为公司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高管,却能同时获得一份巨额高管养老金计划。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破产法》还禁止房主就自住房抵押贷款申请破产。这意味着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可以通过重组和政府救助躲过所有的惩罚,而受华尔街金融衍生品伤害的700万美国民众,却因此面临止赎。同样不能列入破产保护的,还有学生贷款。

而当无法阻止通过某项法律时,特定行业还会通过游说国会避免拨出足够经费来影响执法。美国食品行业曾经游说国会,使《食品安全现代化法》的执法经费少得可怜,导致无法实际执行。

在此前的表格中,我们已经提到自1995年以来,美国大企业中金融企业的数量急剧上升。事实上,美国制造业的下滑与金融业的过度发展是紧密相关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深刻体现出美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完全金融化,无论是房地产还是美国曾经最强大的汽车制造业厂商通用和福特汽车,乃至曾经代表先进电子电气技术的GE等,无一不开始追求多元化投资和短期回报。

金融业的高收入,扭曲了整个人力资源价格,大量各学科的人才全部聚集到虚拟经济之下。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哈佛大学近一半的毕业生投身华尔街;如果再算上企业管理咨询类工作,2010年投资金融界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超过了60%。

我们今天很容易理解美国的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在面对全球化竞争时,如何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当企业经营不善时,最佳的方案是通过裁减人工成本,实施重组来达到使企业短期业绩提升的目的。由于职业经理人丰厚的报酬与期权挂钩,因此维持公司股价就成为第一要务。所以即便是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在拥有大量现金的前提下,为了维持股价从而确保自己的期权收益,毫无疑问将在回购股票和投入研发中倾向选择前者。华尔街与跨国公司高管们在美国的资本市场存在大量共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欧美的学者,在研究贫富差距问题时,会提出“超级经理人”(supermanager)这样的概念。

这就是今天的美国经济模式展现给我们的场景。所以美国今天中下层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依靠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美国部分政客似乎忘记了,美国曾经的强大依靠的是对短期利益的约束(金融领域的沃尔克原则),依靠的是美国企业和员工的同心协力(罗斯福主义)。那么请问,在今天美国的现实状况下,长期而言,全面减税的最终受益者究竟是美国大企业还是美国全体人民呢?不断以关税相威胁,就能迫使别的国家不顾它们自己中下层的利益,去替美国的精英层去弥补前期因为推行超级全球化而对美国中下层造成的伤害吗?不从修正美国内部制度出发,去实现美国国内财富分配的再平衡,而是寄希望于通过收割其他国家来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这样的美国,今后对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还会有像它曾经那样的吸引力吗?

美国尚未衰落,美国依然强大,但美国已经不是曾经的美国。美国内部的问题目前仍然无解,美国内部的问题越激烈,将内部问题转嫁于他国的愿望就越迫切,因此不会因为美国坏下去,中国就自然好起来。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深度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将更多的智慧投入到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中。我们需要有更多真正像华为那样的全球化企业,而不是那些仅能在中国关起门来挣钱,却要在美国上市的所谓“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难道没有造成中国某些领域的资本过剩,从而同样的扭曲了人力资源的价格吗?有多少制造业的学子主动投身金融和互联网行业,而这些行业的普遍高薪酬一定是可持续的吗?还是仅仅因为前期地产金融的捆绑和美国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入所致?我们需要牢记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教训。我们要向德国学习,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将制造业的机会留在国内,即便部分产业转移,也要通过流程再造将制造业的工作机会更多保留在国内。我们的金融体制要做出巨大的改变,不能再主要依靠私募股权投资这种短周期的模式去支持需要长期稳定金融支持的行业发展,短期资本的侵入只会不断的毁坏我们的实体,无法让企业家和科技人员安心谋长远,还会更加扭曲已经扭曲的劳动力价格。我们要在融资制度上尽量考虑今后可能会有相当多的隐形冠军企业长期不愿通过上市的方式进行融资,我们的银行业不能再坐吃利息,而要作为这些企业的长期债权人共同生长,帮助他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全球化的周期。

全球化是一首悲歌,也是一首赞歌。全球化给全人类共同发展带来了希望,也给部分人群带来了冲击。今天深度全球化所遇到的问题,正是美国曾经在市场原教旨主义下主导全球化所带来的,这些问题需要各国沉下心来共同应对,利益的再分配既包括国与国之间,对美国而言,更在于其内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曾经走过的道路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对本国施行的合理保护是错误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今天美国部分政客针对中国的负面言论是合理的。我们应当庆幸,中国正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没有采纳美国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格局。谨以此文,希望国人更加冷静、独立和自强。(来源:社会视线 作者:社会在线)



                                 
                                           政经观察
                 



史诗级失业海啸袭来 嘲笑美经济衰退没有意义                 
【研究员】:wh
此次史无前例的申领量,除疫情导致的大规模失业,还有一个原因不得不提:2万亿美元救助法案放宽了失业救济的资格。对美国人来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救助法案扩大了福利范围,将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临时工这些以前没有资格的人都囊括进来了,联邦在各州救济基础上增加了每周600美元,这个数额甚至比一些州补贴还多一倍。然而,门槛依然没有被完全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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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这会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失业危机。一场可预见的、史无前例的失业海啸在加速席卷全美国。美联储最坏的预测是,疫情最终导致的失业人口达到4700万,是大萧条时期的3倍。

这股猛烈的失业潮,会不会冲垮美国的经济?另一个火车头中国,又将承受多大的美国冲击波?越来越多人在寻求答案。

失业潮袭来速度和烈度创美国历史纪录

和以往的经济衰退相比,此次大危机对就业市场的破坏有两处显著不同。

第一个不同,直接将劳动力市场送入休克状态。仅2周时间,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失业大军新增近1000万,抹去特朗普当选以来全部的就业增长。同样的体量,十年前的金融危机时期用了27周。

仅3周时间,新增1680万。上周初申失业救济金人数继续激增661万人。2008-2009全年申请人数也才2000-3000万人。

失业潮袭来的速度和烈度要创美国的历史纪录。美国官方失业率3月是4.4%,上升0.9个百分点,创下1975年以来最大月增幅,失业人数增加140万人至710万人。这份报告在3月12日前就完成调查,数据还没能反应疫情大爆发之后美国的就业市场。

彭博根据这三周的失业金申领数据测算,美国失业率已经达到13%-14%,超过上一次经济衰退期间10%的峰值

美国的失业率会继续飙升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来看看美联储、政府和华尔街给出的预测。圣路易斯联储一份研究给出非常震撼的预测数值:4700万人因此失业,导致美国的总失业人数达到5280万人,是大萧条顶峰时期的3倍还多,失业率高达32.1%,超过大萧条时期24.9.%的峰值。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预测,美国第二季度失业率将超过10%。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给出的二季度失业率预测中值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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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失业人口都有资格申领失业救济金

这两天国内媒体都在说,美国人主动辞职靠失业救济金生活,因为失业救济金高于工资。事实并非这么简单。这笔钱不是想申请就能拿到手的。

32岁的罗斯·张是纽约的灯光设计师和技术员,自从三周前被解雇以来,他已经尝试给纽约的失业热线打了数十次电话,上周五他怒打了50次,从没打通。他内心只剩下无力感、焦虑感、对当权者无法提供答案的愤怒……(《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的白宫记者杰弗里·斯坦在推特上转发了很多求助。比如:50倍算不了什么。我给德州劳动力委员会打了很多天、数百次电话,至今没接通过。

有的纽约市民打了400多次电话都没打通。除电话占线,申请失业救济的网站也被淹没了,纽约州州长科莫还为此向公众道歉。

现在美国有超过25个州所使用的服务器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几十年来没有更新。这次空前的救助声让很多州的失业网站屡屡崩溃。

其次,不是所有的失业人口都有资格申领。以前一个美国人想申领救济金,必须要满足4个条件:

1、工作超过一段时间,非自身原因被解雇;

2、收入门槛要超过所在州的最低收入水平;

3、要有意愿和能力立即工作;

4、在积极寻找工作,并认真记录在案。

美国想避免养懒人,但上述条件也导致收入太低、做兼职、打零工、频繁跳槽、部分身有残疾的底层人口没有资格领取福利。

此次史无前例的申领量,除疫情导致的大规模失业,还有一个原因不得不提:2万亿美元救助法案放宽了失业救济的资格。

对美国人来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救助法案扩大了福利范围,将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临时工这些以前没有资格的人都囊括进来了,联邦在各州救济基础上增加了每周600美元,这个数额甚至比一些州补贴还多一倍。

然而,门槛依然没有被完全废除。如果工作可以远程办公、或因疫情之外的其他原因而辞职,很难得到失业救济。如果薪水没有达到所在州的最低收入门槛,也没有资格。

23岁的Kate Cavataio是一名理疗技师,3月中旬越来越多的预约开始取消,她失业了。她向密歇根州申请失业救济,但得到的回复是去年收入不够,她没有申领资格。(《华尔街日报》)

第三,失业金不一定比薪水高。这位美国网友就挺失望的,在一周的时间里打了上千次电话,电话倒是接通了,结果失业金只有他薪水的一半。

只有休闲度假、零售、教育和医疗服务、交通仓储和公共事业以及部分服务行业能利用失业金给自己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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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让中低收入者境况加速下滑

第二个显著不同,对服务业的低薪工人伤害更大。3月美国的平均时薪实际增长了0.4%,比预期多了0.2个百分点。

听起来是员工涨薪了,其实不是好消息。在失业人口大增的情况下,它证明底层人口的失业率更高。同时,美国的就业结构和大萧条期间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占比从不到40%翻倍到今天的80%。而服务业又是疫情期间的重灾区行业。

下图是2010年以来美国高、中、低薪就业增长情况,蓝色部分就是低薪就业人口,3月份直接塌掉了一大块儿,岗位主要是服务业、农林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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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群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并不高,但一直在稳稳地支撑着美国的金字塔。

现在疫情让中低收入者的境况加速下滑。这场失业潮会带来危险的改变,还要再结合下面几个变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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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酒精销量的激增也是一个潜在风险。居家隔离和孤立增加了失业者酗酒的可能性。根据尼尔森的数据,截至3月21日当周,美国酒精饮料的销售量增长55%。

永远不要小瞧这些变化的合力。美联储2018年的调查显示,“4成美国人无法拿出400美元支付意外支出”。低收入人群就是这个群体的主力。现在,他们还是最易受感染的人群,最容易失业、悲痛、精神崩溃甚至自杀,是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也是最绝望的美国人。

当他们在美国的经济格局中无法找到容身之处时,从内心生出的挫败、绝望、愤怒会在民粹主义的煽动下积攒成一股摧枯拉巧的力量,成为全球局势变动中高度不确定性因素。

2016年,我们已经领教了这股政治反叛的力量有多激进。铁锈带的美国蓝领工人用手中的选票,一举将特朗普送进白宫,改变了历史的方向。

2020年,新冠疫情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这道深刻伤痕,会继续加深美国社会的撕裂,进而以一种超出想象的破坏力冲击全球格局。

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反全球化的力量会继续壮大,而我们根本无法预测下一只黑天鹅是不是明天就到来。

美国经济衰退程度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很多人在猜想,就业市场迅速坍塌,美国经济会不会崩?

失业大潮已经预示美国经济会经历一次严重衰退。经济衰退的标准是GDP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现在美国国内对二季度经济恢复增长几乎不抱希望。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第二季度GDP折合成年率的降幅为28%。而且,这个预测现在面临的不确定性很高,最终降幅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水平

美国各大金融机构对二季度GDP增速的预测中值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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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你理解的“崩了”,是类似美国大萧条期间的惨状,不太可能。在1929年到1933年期间,美国实际GDP减少了27%。要达到经济萧条,一般是衰退持续3年、或者实际GDP负增长超过10%。

此次美国经济会衰退到什么程度、持续多长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防控。只有疫情见到拐点,美国经济才可能看到反弹前的底部。如今美国确诊病例已经超过60万例,增速还没有明显减缓。一旦美国的死亡病例超过意大利之后仍继续飙升,对美国民众的信心打击将会很严重。

疫情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导致很多美国国内的权威声音也摸不透经济走向。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4月7日说,二季度美国GDP可能会萎缩30%或更多,而且不会有V型反弹,要好几年才恢复。然而就在3月25日,他才说美国在严重衰退之后会相当快速地反弹。

旧金山联储的执行副总裁更坦诚一些——经济复苏取决于隔离的有效性和疫情消退之后不会在秋季继续爆发,疫情消退之后还要取决于社交活动能否快速恢复。“鉴于历史上很少有类似事件可供比较,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无从落脚,也对今年晚些时候和明年经济发展提供明确的指导无能为力。”

联储都不敢瞎指导了……

与此同时,接下来几周美国的就业数据误差会增大,影响重要决策。因美国是采用调查抽样的方式统计,而根据美国劳工部的失业率报告,家庭调查的回复率在3月时为73%,较此前几个月下降约10个百分点,因9成美国人待在家,导致亲访的数据收集严重受限。

用于编制非农就业报告的企业调查3月的收集率则为66%,较平均水平低约9个百分点。一般被迫关闭的企业不会对调查做出回复。

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就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美国经济的复苏动力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线索来看美国经济的复苏动力:

1、国会和美联储救市的反应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从1月11日中国出现首例新冠感染后,国会用11周的时间就达成2万亿美元的救助法案。金融危机爆发后,国会用了80周才通过787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

美联储用了60多天的时间就达成“零利率+量化宽松”。金融危机时等了两年多利率才降到零,随后才开启QE。

前所未有的大宽松已经给美国复苏提供燃料,不过也背上堆积如山的债务。

2、美国的复工措施。“美国版钟南山”安东尼·福西博士透露,美国还可能考虑进行全民抗体检测,给一批先天免疫或者感染后有抗体的人群颁发“免疫证书”,让这批人可以尽快复工。

苹果和谷歌两大操作系统宣布联手开发新冠“接触者追踪”技术,确实算得上是科技界一次史无前例的合作。大概就相当于国内阿里和腾讯破天荒打通各自的健康码,合作帮助全国抗疫。

3、目前美国的失业潮中超过80%的裁员都是临时性的。如果疫情防得住,失业率急剧上升之后再快速下降,是可能存在。

中国国内疫情最严重时期,很多农民工、小摊贩、服务业打工者都临时失业了,这是比较正常的摩擦性失业现象。望正资产全球宏观对冲基金本月初的一份研报预估,疫情期间中国摩擦性失业总规模大概在1.5亿-2亿人之间,目前二、三产业暂未工作人数可能还有0.9-1.2亿,对应7.7亿就业人口占比11.7%-15.6%。当然,随着复工加速推进之后,很多人都已经重回就业岗位。

4、美国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足够大。

美国中小型企业占美国GDP的44%,吸收了47%的劳动力。而美联储最新的2.3万亿美元 贷款计划,有6000亿是给中小企业的。特朗普说下一轮刺激计划,也是针对中小企业的。

经历近百年、数轮的繁荣与危机,一个超级大国的实力和家底就摆在那儿。尽管危机来得又快又猛,但后院里的弹药和储备随便拿出来一个都能砸得外界啧啧称羡。

美国冲击波对中国就业市场也会造成影响

国内开始复工后,中国外贸行业还在面临二次伤害:订单下降。行业内的段子说,中国打上半场,海外打下半场,外贸人打全场。只要全球经济萎靡,外贸行业的冬天就会一直持续。

很多人以为外贸做不了,工厂可以选择转内销。但外贸企业的市场经营策略、产品生产策略天生就是为了适应海外市场,在风险期贸贸然调整,很难跟在国内市场长期扎根的企业比拼。最致命的竞争弱势是标准和价格,欧美标准比国内高,生产成本自然也比供应国内的产品高。

外贸企业经营风险增加,产生的连锁反应难以避免就是裁员、降薪、破产……有人估算,可能欧美的出口减少最终会导致半亿人失业。实事求是,没那么严重。

商务部发过一份《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里面测算了出口对中国就业的拉动作用:内需比外需更能拉动出口,2010年-2017年期间,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拉动的本国就业从61.8人次降低到40.3人次,单位出口拉动的就业相当于内需的50%,但出口盘子大所以不能忽视。

单位服务贸易出口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显著高于货物出口,但服务贸易总额占比少。做最最悲观的估算,如果欧美防控失败,影响持续到2季度结束,每个月萎缩的额度都和1-2月出口同比减少的607亿美元相同,总出口额会减少1821亿美元,按2017年每百万美元货物贸易出口拉动的40.3人次就业粗略估算,总共影响733.9万人的就业岗位。这是最大峰值数。如果欧美防控成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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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同此凉热,嘲笑美国经济衰退没有意义,很多家庭的生存和发展都得益全球化的成果、得益欧美的消费市场。

虽然中国有广大的农村作为退路,吸收大批的失业人口。但多数的美国失业者还是会比中国的失业者过得好。

在失业率急剧上升期间,美国政府给每个家庭直接发钱,其实不是用来刺激消费,而是用来救急。这笔钱,可以帮失业者还债,可以让上文提到的低收入人群至少能安稳地渡过疫情,减少社会动荡。周均985美元的失业救济金,折合人民币一个月有27580元。就算领不到失业金,美国人也不会有饿肚子的问题。

美国还有食品券可以领,金额不低于普通人正常的伙食费。领不到食品券,还有食品银行、慈善机构每天在免费发放食物,这次疫情期间很多州都增加了免费食品的发放站点,同时还有富豪们捐赠物资给食品银行,失业了也不愁吃不起饭。

全球化的大放水,最终只会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富人的资产受益,更多的中产和穷人加速坍塌

所以我们才反复倡议,中国应该加大对困难群众和低收入群体的救助力度,在特别国债、消费券问题上要优先照顾这一群体。这是一场没有历史可以参照的大危机。无人拥有先知经验,所有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我们能否从这场危机中携手走出,不止取决于人类的智慧,还有善良。(来源:智谷趋势(ID:zgtrend) 作者:路口大爷)



                        

疫情之伤刚开始 中国面临43年来最困难的一年                 
【研究员】:wh
如今国际疫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的风险明显上升,世界经济都面临“暂停”甚至“倒退”的状态。中国国内疫情局面虽然得到扭转,但21世纪,中国和世界已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地球村”三个字不是空口白话,世界各国都已经在全球产业链上形成了明确分工,美欧英以服务业为主要输出,中日德意以制造业为主要输出,其它国家提供各种原材料、石油等上游产品。任何一方受到影响,都会造成全球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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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疫情正在爆发,当众多人还在幸灾乐祸之时,却浑然不觉,中国也正在面临43年来最困难的一年。春天刚到,寒冬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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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季度GDP:-6.8%,创1992年来最大季度负增长。2008年和今天相比简直可以说:“不值一提”。这是全球疫情战斗,唯一一个称得上有所缓和的国家交出的经济成绩单,深思其它还深陷疫情泥潭的国家经济。2020,依然不容乐观。

2008年最严峻考验不单是经济危机全行业亏钱的窘态

目光回到2008年12月,中国证券报的一篇标题为“钢铁业全行业亏损,中国依然难获铁矿石的定价权”的文章,揭露了困扰整个中国钢铁产业链很多年的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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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业内人士当时戏称:“干着航空母舰规模的生意,赚着不如卖茶叶蛋的钱,没有定价权只能给别人做嫁衣。”

2008年全国累计产粗钢、生铁和钢材50049万吨、47067万吨和58177万吨总计超过15亿~吨,而全年的利润不足1500亿元,平均每吨利润仅仅100块钱。平均每吨还不到0.01元钱。

这是当时宏观行业的境遇,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个利润收成背后的百万企业和数千万钢铁工人们,他们的生活该是什么困局?

宏观的艰辛向个人传递时,往往是倍增的。工信部对2008年钢铁行业的总结,开篇就用了一句话:“2008年,中国钢铁工业经历了历史上最为严峻的考验。”下图是2009年3月原材料工业司在工信部官网的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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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最严峻考验。不单单是经济危机全行业亏钱的窘态,还有4万亿后全行业涨价也并没有带来钢铁行业净利润的同比例扩张。

因为同期,国际上游铁矿石的价格涨的更凶。国内青岛港粉矿到港价格从2009年1月的530元附近,一直涨到2010年1月的1420元,国内部分地区的价格更是达到1800元/吨,翻了将近3倍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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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讲,当年的大放水获益者除了是国内房地产,最大的赢家其实也有国际大宗商品垄断的三家供应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英国力拓集团。上游铁矿石的绝大部分供应都在这仅有的三家巨头手里。

从2009年美联储放水到国内的4万亿,再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以及国内楼市的全面起涨,涨价成本逐级向下传递,中国的购房者成了最后一棒。换句话说,中国老百姓几乎用一己之力接了世界的放水成本。

如果有人说这件事情是光荣的,那么我们敬他是个真傻子。在一个国家的存款账户里掏洞,真的不一定要用刺刀相逼,大宗商品的价格就是一个利润的重要分配器。

国与国之间博弈,没有对错,只有利益。国内的货币政策2008年有自由吗?

跟随放水,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企业和居民存款账户被掏洞;不放,60%以上的外贸依附度现实,你是领导你说该怎么办?

审视当下,依然有同样的抉择。自由是实力的衍生品。不服无用。

政策的民生初衷要懂

不过也要承认,当年最先一股脑冲进各大售楼部的才是赢家,逻辑就是先到先受益。之后一直到2016年,世界基本上也都是这个逻辑。

那么问题来了。2016年、2017年两年高位买的炒房客想在楼市继续赚上一笔,恐怕还得需要这个逻辑继续玩下去才有戏。

当前大放水行动有了,中国的企业和居民存款会不会继续接盘呢?

现在已经不是会不会,而是已经不能了。没有谁能再接得住了。经不起无休止掏洞了。所以谁胆敢在国内存款余量上掏洞,那就是踩了线了。万达的王老板套外汇去买俱乐部被按住;X星被谈话;海航的杠杆被打爆等等,其实都是在保护最后的那一点点国内财富存量。

这博弈其实也解释了当下,为什么眼花缭乱的放水操盘,国际大宗商品却依然普遍下跌通缩的原因。放水的毛细血管梗塞了。

俗话讲:“接盘侠还没有长成。”因为央行很积极的放水,但水都积压在商业银行的账户上放不出去,也就是企业和居民没人接。

现实的情景:人们举头望市场,满眼都是悲凉,还是少借点钱吧。类似央行给了个定向放水额度5000亿元,那这个钱先是打到了商业银行账户,接下来最重要的一环,得有个老张或者老王把这个钱贷出来,花到市场中并承担相应的利息,这才算放水完成最后一跃。

我们所热议的放水通胀、暴涨的逻辑,只有在完成了最后一跃,才有讨论的前提条件,否则也只是央行的一厢情愿。

对目前楼市“区间震荡期”的刚需朋友来讲,确实属于一段难得的买好房子的机会,政策阶段性压着价,售楼部对你还能客客气气,贝壳的置业顾问还能一天专车接你全城去看房。用好自己珍贵的房票,用好各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福利,给自己先安个家。政策的民生初衷要懂。

中国产业突围的“高昂学费”

货币、铁矿石、螺纹钢、水泥大沙、土地财政、开发商和中国居民的存款,从全球利润分配视角,才能够更清楚看清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些时候看清底层的游戏规则比沉痛在人群的情绪里更加的重要。就像你看到全球矿山童工们的恐怖生存环境,会怜悯的落泪。这是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善良和同情。你可能会大骂矿主没有人性,但稍微眼光更宏大一点你就会发现,那些矿山的承包商又何尝不是更大链条上的悲凉。

2009年,当时最大的财经新闻之一,就是胡士泰被捕事件。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取得了澳大利亚国籍的胡士泰,担任澳洲矿业巨头力拓的驻上海首席代表,和中国钢铁企业进行价格谈判。

他利用当时国内钢铁企业各自为阵的局面,通过利诱贿赂等各种不正当手段,让国际矿业巨头在与中国钢企的谈判中长期处于绝对有利的位置,严重损害了中国钢铁企业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失。

当时网上疯传的7000亿损失虽然有点夸大,但从当时法院对胡士泰的判决书来看,其中仅2009年一年,中国20余家钢铁企业就多预付10.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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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权的争夺本质上就是利润的分配权。国际产业链原材料端和高科技端的绝对寡头现实,就决定了后发追赶国产业升级的难度。

最艰难的路,中国产业突围的“高昂学费”。几十年来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低等收入怪圈”和“高等收入福利”其实就是对国际产业既有分工的结果总结。后发追赶国一路荆棘,从低等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等收入,要交的学费必然天量级的。正因这条路成本的巨大,对国家素质要求极高,所以当今实现者少之又少。

2020“风雪交加”

2018年底,一则淡水河谷的垮坝事故,再次点燃了国际铁矿石价格的飙升,从2018年11月27日的63.42美元一直涨到2019年5月10日的94.65美元,上涨近50%。

国内的黑色螺纹钢期货也因为成本的主推快速上涨,在此期间,我们下游为了稳需求的基建和棚改投入,并没有再次让利润留在国内,反倒是国际铁矿石巨头们趁机摘走了部分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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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问题,高端零部件的长期卡脖子也让国内产业长期交了不少学费。

2018年,中兴通讯被断了“芯”,直接造成一个千亿级的巨无霸,直接瘫倒在地。倒不是巨额罚单掏不起,而是这种被别人捏在手里的窘态确实令人痛心。

2019年,华为欧洲的手机终端被禁用了谷歌的软件包,直接造成很多欧洲客户不得不直接放弃华为手机。

资源的控制权,世界基础设施的控制权,国际互联网世界的话语权,这些看似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背后,都牵扯着根本的国家利益。

想要国民增长,这些都是绕不开的坎。最难走的路,中国产业的升阶之路。每前进一步,都将直面每一个旧有核心领域的传统世界巨头,成本是巨大的,甚至有时候还需要强大的舰队来助力完成。2020,“风雪交加”,依然任重道远……

中国经济还有压力吗?

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重灾区武汉解封,很多人都对中国经济报以乐观态度。而新冠疫情之伤不过是刚刚开始。

如今国际疫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的风险明显上升,世界经济都面临“暂停”甚至“倒退”的状态。中国国内疫情局面虽然得到扭转,但21世纪,中国和世界已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地球村”三个字不是空口白话,世界各国都已经在全球产业链上形成了明确分工,美欧英以服务业为主要输出,中日德意以制造业为主要输出,其它国家提供各种原材料、石油等上游产品。任何一方受到影响,都会造成全球波动。

2月初,澳洲就因为中国暂停进口,龙虾降价20%仍无法售出,只能将几百吨龙虾送回大海。“小小”一个地球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另一方面,国际经济衰退,全球消费者都会减少消费。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贸易量占全世界的12%,如今中国大量的外贸订单,不是被退回,就是在被退回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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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订单得到延续,但钱货两交的路上仍是重重阻碍。订单虽在,工厂的生产、物流的运输却难以恢复。国际买家的货生产出来了,出货之后,货柜不一定能按时到达港口,到了港口不一定给你靠岸,靠了岸不一定让你卸在码头,货柜卸在码头,不一定给你提货。更惨的是,如果卡在中途,每天的舱租和柜租、人工都还得付。

疫情之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3月时,投行中金公司将2020年中国实际GDP增速预测从之前的6.1%下调至2.6%。2.6%的GDP增速是什么概念?是中国近43年来的最低!可以说,2020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在中国严防死守之下,仍然用了2个多月才控制好疫情扩散,而现在国外疫情还没有到达高峰,接下来国际将面临多长一段时间的经济衰退?这是难以估计的。

但全球危机之下,这也是中国树立世界强国地位的一年。各国面临新冠疫情举手无措时,方知道中国抗疫之伟大,见识到中国世所罕见的组织力、动员力、凝聚力;各国求救无门之时,方知中国之大爱,尽显大国担当。塞尔维亚、意大利、法国……,中国已经向全球超过82个国家和世卫组织、非盟提供了援助。经此一疫,中国力量和大爱精神已经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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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百年难遇的危机中,在这国运变换之际,中国的发展绝对不能拉下。当其它国家风雨飘摇而中国仍屹立不倒时,便是中国重回世界之巅之时。

国家发展和经济基本面决定了政策方向,在43年一遇的经济增长困难和百年一遇的国家跃升机遇面前,一切都要让路,政策注定是要放松的。

为了稳定经济不得不放松房地产调控?

过去我们每当经济面临压力时,都是靠这三招来刺激经济:货币、基建、房地产。而且喜欢先放松货币和基建,最后不得已,才正式放松房地产。

为什么?因为只靠基建难以托住经济,虽然不希望看到房地产泡沫,但是为了稳定经济,不得不放松房地产调控,只是早放松还是晚放松的区别而已。

2008年金融危机:9月,开启降低贷款基准利率的通道,随后5次降准降息。11月,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启动高铁投资和大规模的地铁轻轨建设,真金白银砸下去几万亿资金。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才正式官方表态放松房地产,放宽了二套房首付比例限制。

而现在货币和基建已经放松了。货币政策上,4月3日,央行12年来,首次下调金融机构在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年内第三次降准。基建上,26个省份已经勾勒出50万亿的基建投资版图,仅2020年年内就有8.4万亿投资,毫不逊色于当年“四万亿计划”。

而房地产调控呢?除那些补贴、免减税费这种间接放松,直接刺激的调控放松一直都难以落地。驻马店、广州、宝鸡、济南、海宁,一个个都是政策一日游。这些一日游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特征,要么是直接放宽限购,不设任何门槛,要么是直接放宽限贷,同样没有任何门槛。显然,调控放开的这个度还在严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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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情况最近有了变化。4月2日,沈阳全面取消人才落户限制,只要技校毕业,即可落户,几乎可以说是直接放开了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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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一日游城市试探性调控又被打回之下,是玩得越来越开的强力放松:3月初,大湾区之一的江门就直接放开限购,但没有引起注意,毕竟城市太小。3月20日,苏州出台“王炸级”人才政策,本科直接可落户。

而沈阳的全面取消人才落户限制,更是让其成为了全国副省级城市中落户门槛最低的一个。这将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调控力度的转换,预示着房地产调控放松试探期即将告一段落,因城施策将全面铺开,一二线房地产的进一步强力调控也将不远。

近日,南京就再度放宽落户,45岁以下本科可直接落户,40岁以下大专学历参保半年可落户。

其实调控变松在疫情到来之时就早已注定,现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控制调控放松的节奏。是要早点放松,主动预防,防范于未然;还是要晚点放松,减少影响,被动反应,精准施策?从之前的政策推出节奏来看,显然选择了后者。

但在全球水深火热,中国经济受挫之际,会不会从被动式放松,转变为更积极的主动预防式放松呢?我觉得这一刻已经到来,沈阳的零门槛落户、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的下调就是一个征兆。

当调控思路真的转变为预防式调控,那么不仅房地产调控,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也会更大,MLF、LPR利率会继续下调,存款基准利率也很大可能下调。

新的调控思路未必意味新的机会

沈阳虽然相当于不限购了,但在东北衰败的大势之下,沈阳又能好到哪里去。东北已经成为中国人口流失的重灾区,而且经济持续低迷,吉林、黑龙江、辽宁2019年GDP增速分别为3%、4.2%、5.5%,远低于全国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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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产投资的机会终究还得聚焦在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尤其是大湾区,在全国人口下行和老龄化之下,有全国最强的人口吸引力,最年轻的人口结构。大湾区在近5年实现了800万人口的净流入,而且人口结构年轻。2019年广东省人口出生率为12.54‰,高于全国人口出生率2.06个千分点。从一线城市来看,上海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35%,北京24%,深圳7.5%,广州18%,大湾区城市的人口年轻优势非常突出。

在中国人口趋势性下滑,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当下,仍然有大量人口且人口结构年轻的大湾区,在大量新鲜血液的支持下,粤港澳大湾区将全面进入高速发展期,成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极。

最近,新基建成为基建投资的热点,而大湾区同样走在新基建的前列。全国投资总规模,最大的就是广东,123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额5.9万亿元。而广东的核心,当然就是大湾区,各个城市也都在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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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3月29日,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区发布“新基建10条”,这是全国首个针对“新基建”的产业政策

深圳,近日正式成为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作为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科创中心对“新基建”当然也异常敏感。以新基建中最核心之一的5G为例,作为首批5G试点城市,深圳市去年就已建成5G基站1.55万个,平均覆盖密度全国最高,也是全国首个5G独立组网城市。在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中,深圳占比1/4。在5G概念A股上市公司中,深圳以26家上市公司的数量碾压全国其它所有城市。

佛山,是全国唯一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一直积极加快工业互联网应用发展。近两年,腾讯云、阿里云、华为、京东云等互联网龙头聚集佛山,腾讯区域工业互联网总部也要放到南海。

东莞,火力全开建设人工智能项目,提出建设13个人工智能特色镇。

惠州,今年重点项目中有33项新一代信息技术工程;珠海,开展各类智慧城市项目27个;江门,提出今年上马一批“新基建”,在全省地级市中率先实现行政村“村村通5G”……

为什么各种投资都集中在大湾区?说到底还是因为利益。你不可能到东北用100亿的投资,去匹配50亿的GDP增长,你只会想用100亿的投资换取200亿的GDP。

当前形势之下,拉动经济增长很重要,所以更加会要把钱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真正能产生作用的地方,而粤港澳大湾区就是最好的选择。投资热土在哪里?大资金的流向已经告诉你答案。(来源:米筐投资 大胡子说房(ID:dahuzishuofang)作者:菌爷 士子心)



                        

危机四伏 疫情引发的系列经济问题正在爆发                 
【研究员】:wh
我国1-2月遭受疫情的第一轮冲击,首先冲击的是我国的消费和服务业,2月城镇失业率上升至6.2%,一个月失业人口增加450万,算上存量失业人口,2月份失业人口3100万。但这还不算完,3月随着国外疫情爆发,现在又面临了第一轮冲击,更大的问题在于出口。出口订单取消,外贸行业受损,1.8亿的就业人口面临无工可复,再加上航空和旅游影响的就业人数以及企业的裁员和即将踏入社会的870万大学毕业生,还有之前无法统计的农民工的失业人数,失业率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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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金融危机来了吗?严格意义上还没有。

因为金融危机的三大特征还没完全显示:一是国际金融市场,包括股市、汇市、债市的剧烈震荡;二是系统性金融机构的倒闭,如08年雷曼兄弟倒闭;三是流动性的瞬间枯竭,金融活动基本停止,市场利率骤然攀升。

以上三个维度还并未全部吻合,但全球股市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全球至少180个国家被疫情波及,金融市场遭受重创,可以肯定的是今年全球经济会进入衰退。

疫情引发的系列经济问题正在爆发

由疫情引发的一系列经济问题正在爆发,和普通人最息息相关的首先是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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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四,美国劳工部会发布一个数据:申请失业的人数。已经连续匪夷所思、前所未有的创新高。而美联储经济学家预测,疫情肆虐下,美国预计最终有4700万人失业。这是什么概念?

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32%,也就是说3个人中就会有1个人失业。一边是确诊人数日增2-3万,一边是失业人数还在狂飙,美国经济真的进入空前危机。

各种破产、倒闭接踵而至,美国页岩油企业惠廷石油公司宣布破产、美国第一州银行破产、美国橄榄球协会破产、美国RavnAir航空破产、历史在重演,威斯康星州的奶农们将十万加仑的牛奶倒入下水道·····美国零售巨头梅西百货,关闭775家门店,裁员1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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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低迷、企业停摆,而美国只是一个开始。经济全球一体化,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德国联邦政府预测称,GDP可能衰退5.4%。中小企业中将有1/10宣告破产。英国很多百年老店面临破产、倒闭。经济跌幅将达13.5%。新西兰航空公司裁员大约3500人。被誉为“加拿大国宝”的太阳马戏团,解雇95%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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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1-2月遭受疫情的第一轮冲击,首先冲击的是我国的消费和服务业,2月城镇失业率上升至6.2%,一个月失业人口增加450万,算上存量失业人口,2月份失业人口3100万。

但这还不算完,3月随着国外疫情爆发,现在又面临了第一轮冲击,更大的问题在于出口。出口订单取消,外贸行业受损,1.8亿的就业人口面临无工可复,再加上航空和旅游影响的就业人数以及企业的裁员和即将踏入社会的870万大学毕业生,还有之前无法统计的农民工的失业人数,失业率不敢想。

中国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失业潮来临的焦虑感已经开始笼罩。

全球开启货币放水模式

伴随失业焦虑而来的是各国的救市政策,为了稳经济,美国是率先祭出了“王炸”政策,美联储先是突发降息至零、开展7000亿美元QE,还直接发钱,给美国人每人发放1200美元支票,德国用500亿欧元,补贴小企业主、个体户、小公司。而这个预算,占到德国GDP的近16%。全球央行都在放水,我们国家做了什么呢?

各种减免税费和补贴,1-2月,全国减税降费4027亿元;2月为企业减免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保费共1239亿元;已有146万户企业享受到失业保险稳岗返还,金额达222亿元;从3月初起,超过17个省市宣布发放电子消费券,总额超过50亿。3月30日,将逆回购利率一次性下调20个基点,减轻商业银行负担。

虽然我国的所有政策中都没有直接“撒钱”这一项,但也提出在今年要发行特别国债,预计达到4万亿,比2019年的2.15万亿,几乎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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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我们国家在内,全球都开启了货币放水模式,水龙头已经打开了,这会产生什么问题?通货膨胀。

通胀面前,就是资产缩水。2009年我国4万亿大放水,物价涨了很多,为了不让手上的钱贬值,大家纷纷寻找避险资产,那就是房地产。只涨不跌的房地产,让人印象深刻,老百姓有了钱就去买房,不买房,你的钱也不知道花了哪里去,最为可悲的是,现在不买,以后更买不起,所以那些年放出来的水,都往房地产去了。

那现在呢?前有失业潮,后有大放水,现在的房产还是最佳的避险资产吗?

危机影响最大的是中产和富豪家庭

从政策面看,国家虽然在放水,但却关闭了流向房地产的阀门,再三强调房住不炒,确定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但真的可以完全做到吗?

被认为避险的最佳产品不外乎黄金、股权、房产、收藏品,哪怕是现在,想要手里头的现金不贬值,黄金、优质股票、核心房产依旧是很好的避险工具,在没有更好的选择前,我相信很多中产和富豪家庭依旧会把钱放到优质房产上。

毕竟危机来临时,影响最大的并不是普通人和穷人,而是那些手上有资产的中产和富豪家庭。

普通人在经济行情好的时候都没赚到钱,何况危机,所以普通人只要别失业、保住饭碗、留好现金流、平稳度过就好了。

而没钱的就更不用担心了,反正也没钱,贬值能贬到哪里。但那些有大量现金、房产和股票的中产及富人家庭才要积极去避险。

3月初深圳蛇口的招商太子湾14套公寓,总价2000万起,8秒宣告售罄,前几天再推出54套,总价2900万起,3.5小时售罄,吸金23亿。可见危机来临前,核心地段的优质房产还是富豪阶级选择的避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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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危机来临,都是鼓励大家“现金为王”,但现金为王不代表把所有的钱都放在手里,把所有资产变现,放在银行和余额宝吃利息吗?只会越放越不值钱。

“现金为王”其实是建议大家更合理的资产配置,持有一部分现金、卖出高杠杆和不易变现的资产,买入低估的资产,手持优质资产,坐等经济繁荣期的到来。危机危机,就是危险和机遇并存,历来富贵都是险中求。

虽然我们赢在疫情防控的第一步,逐渐进入正常的复工和生产状态,但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外疫情确诊病例逼近190万,各国除要抗疫还要稳经济。现在各国在积极放水救市,不管我国跟进或不跟进,影响必不可免,当下能做的做好风险预判,做出最适合自己家庭的避险方式,平稳度过此次危机。(来源:湾区楼势 作者:湾区楼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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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了! 武汉餐饮人却面临残酷的生死抉择                 
【研究员】:wh
从近几日武汉餐饮业恢复情况看,短暂的报复性消费只存在于热干面、小龙虾等和“城市印记”相关品类。对大多数餐饮人而言,堂食短期难以恢复,外卖收入杯水车薪,这些餐饮老板从一个月前就开始“花式自救”:外卖作为保留项目外,开始雇佣“团长”重点布局社区团购,个别餐饮品牌试水直播带货,或向上游走了半步,做起以半成品为主的新零售业务,不过普遍收效甚微。有餐饮老板表示,营业额只恢复到平时20-30%的水平,是及时止损还是努力自救,陷入两难。从武汉解封几天来的情况看,他们对市场的预期更加悲观:开业等于亏损,复工会加速餐企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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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4月8日,武汉迎来“重启”。零点刚过,家住武汉江汉区的陈姚马上在外卖平台上点了一单夜宵,她说厌倦了自己做饭,最想念的是过早的热干面和宵夜的小龙虾。

焦灼等待的还有武汉餐饮人。零点江汉关钟声响起的那一刻,武汉餐饮人的朋友圈就好像过年一样热闹,彼此问候着“过年好”。问候过后,各谋出路。城市解封了,武汉餐饮人却叫苦不迭。这里介绍武汉10位餐饮老板,他们共同面临的第一道坎是付租金。

詹姆仕芝士排骨武汉地区加盟商周政表示,我们所有门店都收到了商场复工的通知,这就意味着要交房租了,但是我们根本没有钱交。

2-3月,餐厅虽然无法营业,但大部分物业减免了租金,资金压力不大,解封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餐企老板都收到物业方今年第二个季度的催租函件。他们算了一笔账:武汉餐饮行业的租金水平是240-280元/平,200-300平米的店铺一个季度的房租是15-25万,如果是拥有20家连锁的餐饮品牌,那就要在熬过2个月的关店期后,一口气交出400万左右的房租。而餐饮行业的通常做法是,年前就把现金流花在交付供应商货款和春节备货上。

另一道坎来自收入端。从近几日武汉餐饮业恢复情况看,短暂的报复性消费只存在于热干面、小龙虾等和“城市印记”相关品类。对大多数餐饮人而言,堂食短期难以恢复,外卖收入杯水车薪,这些餐饮老板从一个月前就开始“花式自救”:外卖作为保留项目外,开始雇佣“团长”重点布局社区团购,个别餐饮品牌试水直播带货,或向上游走了半步,做起以半成品为主的新零售业务,不过普遍收效甚微。

有餐饮老板表示,营业额只恢复到平时20-30%的水平,是及时止损还是努力自救,陷入两难。从武汉解封几天来的情况看,他们对市场的预期更加悲观:开业等于亏损,复工会加速餐企的死亡。解封后,武汉餐饮人面临着多重考验。

外卖难自救

事实上,从3月30日开始,武汉各大商圈和商业综合体已陆续复工,在堂食严格管控的情况下,外卖成了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但餐企老板普遍反映,后疫情时代,“报复性点外卖”没有出现,平台佣金又恢复到原有水平,外卖界已经杀成了血海。

赵卿公司旗下的火锅店从3月1日就上线了外卖,每天的收入在维持7名员工的工资外,只剩5%-6%的利润。情况从3月20日开始变得更糟,用赵卿的话说,伴随餐饮行业全面复工复产,无法堂食的情况下,所有餐企孤注一掷做外卖,本就不大的外卖市场变得“僧多粥少”。

据美团外卖数据显示,截至4月8日中午12时,武汉已有近六成餐饮商家恢复外卖业务。

“以前做外卖,是为了做广告,可以贴钱去做,但现在外卖是唯一出路,要靠外卖挣钱。”赵卿说。

伴随武汉“解封”的,还有外卖平台的佣金费率。赵卿的火锅店此前5%-6%的利润,也是基于外卖平台二三月份在武汉地区的佣金减免政策,从4月6日开始,美团、饿了么两大外卖平台的提点恢复到原有水平。以赵卿的火锅店为例,签约美团独家的佣金比例是18%,非独家的比例是22%-26%。

同时,非餐饮界选手也进场了。武汉快餐连锁品牌米国煲仔饭创始人李柏稼表示,部分KTV、足疗的连锁品牌,如纯K、水之梦,在武汉地区也开始外卖盒饭了。这让外卖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

据赵卿回忆,和他在同一商场的快餐品牌为了加大单量,在外卖平台上做起了“满39减14”的优惠活动,再减去平台20%左右的抽佣,几乎无利可图。

周政的詹姆仕芝士排骨自4月7日上线外卖平台,首日订单数为零。周政表示,餐饮靠外卖养活是不可能的。外卖平台的抽佣费率一直在涨,他实在无力再额外花钱参与美团、饿了么的“竞价排名”,只能“甘居人后”。据介绍,某烤鱼类连锁餐饮品牌,和他在同一个商场的门店,上线外卖平台两天,只卖出去了一条鱼。

这种情况或许还将继续。从业12年的赵卿判断,武汉餐饮行业或许要再熬半年时间才能慢慢恢复堂食。外卖是场持久战,赵卿两手打算,一手技术升级,一手压缩成本。

他进口了三台外卖包装机,用于机器化打包餐品,另外升级了火锅菜品的冷链配送服务。同时,赵卿也在想办法压缩各项支出。他旗下有3个品牌,目前还剩10家门店(疫情期间关了3家)。所有门店均在外卖平台上线,但线下只营业一家,所有门店的菜品由这一家制作。如遇到正常三公里配送范围以外的情况,就由员工配送。人员成本方面,因营业时间缩短,经过与员工协商,这一家门店的员工工资按50%发放。

外卖做好的也有,只不过是少数。赵卿表示,从解封后两日的情况来看,早点、小吃、面类恢复不错,因其价格便宜,同时也不依赖堂食体验。

李柏稼表示,米国从4月3日开始上线外卖平台,佣金费率在17%左右,最初效果一般,不过从4月8日起,销售额提升20%-30%。

至于大餐饮,谭鸭血火锅、原始部落餐厅、胖哥俩肉蟹煲、娘惹群厨等品牌,均表示“靠外卖无法自救”,其中,原始部落餐厅创始人邵建兵表示,复工期间,开业门店的外卖收入只恢复到40%,目前处于亏损状态,即将面临关门的边缘。

经营着多家西餐厅的李松表示,其实行业内一部分人乐观派都在期待着报复性消费。但伴随解封、复工,看到武汉大部分商场开业后的景象,行业就不再盲目期待报复性消费,而是自谋出路了。

社区团购值得一试?

社区团购,因为抽佣稍低,顺理成章成为餐饮人“外卖的替换方案”。多位餐饮老板表示,与外卖平台的抽佣比例相比,社区团购团长的抽成更加划算,一般在6%-10%,但试水后发现,这种看似足够下沉的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品类。

周政从4月6日开始做社区团购,他找到两个做团长的朋友,针对单点突破,不过效果有限。原因是他餐厅的詹姆仕芝士排骨单价高(两个套餐价分别是159元、179元,现在的团购价是79元、89元),需求少,提成低,不是团长喜欢的品类,而一天20、40的单量只能算是个人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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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类似于小区里的大V,这一职业受平台雇佣,基于社区邻里关系,负责在平台上建群运营、推荐产品、销售及分发货品。在餐企都争先“下单”的情况下,团长更有话语权,他们更愿意推荐需求量大的产品,如米面粮油,热干面、牛肉粉、馄饨等。随便一卖,抽成就能上千。

蔡汉文热干面在武汉有三十余家门店,热干面第四代传人、蔡汉文餐饮总经理蔡大森表示,长时间的封锁让一部分习惯了在家吃早饭,也改变了消费习惯,蔡汉文热干面也在积极适应,目前正在拓展社区团购渠道。复工后,堂食短时间内不会恢复,热干面外卖和外带的数量能否达到以往的光景也很难说。目前对行业持悲观态度。

武汉餐饮连锁品牌易记酸辣粉,目前同样主要依靠顾客自提和社区团购两种方式,后者占比较高。创始人易文胜表示,社区团购是由公司派车配送到社区,再由团长对接,品牌会给团长6%-10%的提成。

从4月9日开始,周政开始接散单了,9日当天送了20多个小区,7个小时在武汉三镇开车跑了200公里。周政开玩笑说自己,天天武汉一日游。

开始尝试社区团购的还有一些大型餐饮企业的供应商。据周政介绍,8日的解封是指离汉通道打开,对外交通逐步恢复,而武汉市内继续实行严格的封控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很难外出消费大餐饮。“我们的客户面临的情况比2-3月份更难。”餐企原料供应商汉口北金稻禾食品老板张欣表示,疫情期间,一些客户靠给医院送餐维持生计,但到了3月,公司业绩几乎是断崖式下滑,降到过去的10%,甚至5%。行业里不成文的规定是,与大客户合作是有账期的,一般是30-45天。下游客户如果死了,我们的资金就没办法回笼。

据张欣介绍,已经有三个大型客户通知他们要延迟2个月结算货款,某网红奶茶品牌(武汉地区)就通知张欣,账期从原来的2个月延长到至少4个月。

餐饮行业停滞,张欣的公司就会出现大量库存积压的情况,客户不要,社区居民有需求,于是张欣尝试往下游走,直接向社区配送食材、酱料及半成品。从2月9日至今,张欣服务的小区从最初的两个到现在的20多个,她坦言,顾客的消费能力从最初的两三百的客单价,到现在几十块钱凑一单。从张欣公司业务占比看,社区团购占到3成,服务餐企占到6成,不过以销售额计,全部销售额还不及原来的一成。

张欣已经考虑调整方向,一方面绑定服务做社区团购的餐企,另一方面,发展外地学校、企业等团膳公司的客户。她表示,预估在10月之前,餐饮业依然是非常艰难的,我们不能一块等死。。

员工餐、新零售、直播带货 餐饮人花式自救

张欣并不算是行业里的悲观派,从采访的10位餐饮老板中,乐观派的判断是,“无法堂食”的情况可能要到7月,悲观者则认为将持续至今年底,不过共识是,外卖、社区团购都救不了武汉餐饮人,而面对未知的困难时期,是及时关店止损,还是努力自救,让所有人陷入两难。

张欣说“我所接触的客户,有1/5的人都在做社区团购和针对办公人群的团餐。”。

以张欣公司的社区团购业务为例,首先通过小程序推荐“每日一道菜”,小区居民想买的人参与接龙,第二天公司进行配送。这种方式同样适用于企业团餐。

考虑到复工企业有团餐的需求,餐饮人赵卿公司旗下的一个中餐品牌,专门新增25元-40元之间三个不同价位的便当产品。最新消息是,已有两家复工企业预订了员工餐。

在特殊时期,还出现一种特殊的员工餐。据周政介绍,门店所在的商场有数百名员工,因生意惨淡,商场的楼管让每家餐饮商户,每天在群里推出一道低折扣的员工餐菜品。景象基本上是,今天你点我的,明天我点他的,商场里大多数商户只能互相点员工餐。

“这次疫情,唯一不受疫情影响的是物流和新零售。”赵卿公司决定向上游走半步,开启新零售业务。他计划把离社区较近的街边门店,改造成一半餐饮堂食、一半餐饮超市,餐饮超市售卖与食材供应链厂家合作的半成品,再在店里开一个档,通过线上直播教学,教顾客如何制作这些半成品。

即便解封后外卖略有起色,李柏稼仍在不断试新,除社区团购,还开始在线下线上渠道售卖煲仔饭的原材料,大米、腊肠、汤料包等,并尝试直播带货。他表示,现在必须多条腿走路,即便解封了,整个行业的状态能恢复到原来的两到三成就很不错了,我的目标就是把员工工资挣出来,能保证公司运转下去就满足了。现在所有餐饮都是两难的境地,开业难,不开业也难,完全不开业也不行,即便企业能等,员工也不能等。但是不要一声号令,把所有店都开了,那只能是自取灭亡。李柏稼建议,尤其是连锁品牌要逐步开店,如第一步只开一家,这一家能活下来,再决定开第二家,在门店选择上,街边店的优势大于商场店。

据赵卿介绍,某全国连锁的成都小吃连锁品牌于3月开业了70%的门店,经营1个月时间,又关了40%。该品牌负责人告诉他,关店,只亏房租;开店,还亏人工,开店还不如关店。

赵卿算了一笔账,按公司目前的收缩规模,如果业绩能达到年前销售额的70%,公司的现金流就能支撑到7月,这个数字是基于可以恢复堂食,如果持续“不可堂食”,那业绩只能恢复到20%-30%的水平。

李松则认为,不允许堂食的情况可能会持续2-3个月,带来的倒闭潮也是板上钉钉的事,行业面临的大洗牌更是不言而喻。尤其是经验不足的,抗风险能力不强的餐饮企业,会遭到迎头痛击,整个行业在解封以后都会进入真正的困难时期。

张欣表示,这个艰难期将持续到10月,而武汉整个餐饮行业都要面临1-2年的恢复期,熬过的企业将会迎来一个蓬勃向上的新环境。

在解封前一天(4月7日),赵卿和团队开会准备积极备货,期待着8日当天可能出现的爆单。8日,再次联系,他微信上只回复了几个字:“比前些天还差一些。”(文中陈姚、赵卿、李松为化名 来源:燃财经(ID:rancaijing)作者:金玙璠/编辑:魏佳)



                                 
                                           形势分析
                 



买房应对受疫情影响的经济下行是否可行?                 
【研究员】:wh
根据中国房产信息集团(CRIC)的数据,至少8个大城市——深圳、成都、福州、杭州、淮安、扬州、嘉兴、汕头——的房地产交易量近几周有所回升,成交量超过2019年第四季度的平均水平。而根据万得资讯的数据,作为全国风向标的30个大中城市的住宅销售面积3月达到860万平方米,是2月份233万平方米的三倍多。这似乎是市场成交旺盛的氛围。但把月度环比,改为季度环比,结论立刻就变了。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18个主要城市的二手房总成交量环比降低了39.2%、同比降低了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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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疫情逐步被控制住后报复性消费还没来到,“报复性”买房似乎已经开始,网上流传:北京某盘开盘20分钟速卖814套;苏州买家们60秒豪砸12亿,疯抢新盘;深圳288套新房,7分半,被抢购一空;杭州一套千万的房子,中签率仅仅6.2%。

房地产小阳春似乎出现了,很多人动心了,想以买房来应对预期中受疫情影响的经济下行。

3月乃至一季度数据都是失真的

判断房价未来的走势,首先是数据本身的去伪存真。毕竟,对很多企业、机构、个人来说恐慌能导致成交,一些在朋友圈中刷屏的房产中介,使用的甚至是去年的数据。

根据中国房产信息集团(CRIC)的数据,至少8个大城市——深圳、成都、福州、杭州、淮安、扬州、嘉兴、汕头——的房地产交易量近几周有所回升,成交量超过2019年第四季度的平均水平。而根据万得资讯的数据,作为全国风向标的30个大中城市的住宅销售面积3月达到860万平方米,是2月份233万平方米的三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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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是市场成交旺盛的氛围。但把月度环比,改为季度环比,结论立刻就变了。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18个主要城市的二手房总成交量环比降低了39.2%、同比降低了44.6%。北京的新房与二手房加起来成交量才,比去年同期锐减48%。

这并不难解释。实际上,3月数据上升,很大原因是因1、2月份因疫情而积压的需求在3月开始释放。有的是改善型需求,“卖一买一”,进行到了一半,卖出后必然买进;有的甚至是在1、2月分成交的房子,因为疫情,网签拖到了三月份。所以3月乃至整个第一季度的数据,都是失真的。

再看供给,在卖方侧,房企仍处在偿债高峰期,内地房企今年一季度到期债务约为1043亿元,到今年3、4季度超过1200亿元,加上融资环境仍然偏紧,疫情带来的销售量大幅下降,房企会通过降价等手段加速资金回流。

二手房方面,根据58同城、安居客发布《3月国民安居指数报告》:2020年3月,全国新增挂牌房源量环比上涨192.2%。一线城市广州、上海、深圳新增挂牌量环比增幅分别为224.3%、196.5%、135.5%。环比数据仍然难以避免失真,但还有总量数据,4月7日,杭州二手房挂牌量突破11万套。

相对说,挂牌数量的增加有更合理的解释,在疫情中,投资者对后市不看好的获利离场;疫情影响资金链,业主资金回笼出售房屋,都加大了市场供应。

如果成交量下降,供给又在增加,那么这必然反映在价格下跌上。不过价格数据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也存在如何识别的问题。

二手房方面,有数据显示,全国二手房在线挂牌均价15577元/平方米,环比上涨0.48%。而又有数据显示了相反的趋势,4月5日发布的全国房价行情数据显示,有121个城市3月二手房价环比2月份下跌。

不过相比全国平均数据,标杆性城市的数据意义更大。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北上广深,3月份二手房价全部下跌,其中北京跌幅为2.85%,上海为5.85%,深圳为1.21%,广州为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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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里有一个数据上的处理问题。环比数据,就是这一期与上一期比,那么2月疫情最严重时成交的卖方,一定是急需资金的。所以3月的价格高于2月就不难解释。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3月二手房成交均价较去年12月下降4.5%。相对说,1、2月都不是正常的参考标准了,3月与12月的比较更有说服力。

部分与总和之间是具有逻辑关系的,所以那些结构性的数据往往不是“重点美化”的数据对象,往往能从侧面反应总量数据的问题。

房屋成交的结构数据显示刚需的特征

链家18城的成交情况显示,3月成交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的房屋占比为72.4%,高出疫情前约3个百分点。而北京的数据也从侧面证实这点。成交中450万以下房源占比相较疫情前提高将近7%。购房者中25-29岁占比均有2%的提升。小面积、低总价、年轻人占比提升,这都是刚需的特征。

刚需购房者因为结婚等原因,六个钱包买房,资金已经准备好了,并不会因疫情而停止。随着社会节奏恢复正常就会进场,被压制2个月的需求被释放出来,造成市场的回暖。但是刚需、小户型、年轻人占比上升的市场,是很难推高价格的。

数据反映了过去的趋势,而政策则会预示将来的趋势。为应对疫情的货币政策,成为很多人看多房地产的依据。

央行的确增加了资金供给。1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疫情后,央行决定于3月16日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达到考核标准的银行定向降准0.5至1个百分点。共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

4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决定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于4月15日和5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此次定向降准可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目的在于通过银行传导有利于促进降低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实际利率,直接支持实体经济。

同时,央行还决定自4月7日起将金融机构在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下调至0.35%。上一次超额准备金利率下调,还是12年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此外央行还通过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逆回购、企业贷款考核标准等操作释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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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的确在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但这些操作的目的是明确的:降低融资成本,优化供给结构,给予疫情中的小微和民企更多支持,很难导致楼市火爆。而且,虽有不少城市试探限购政策,但均遭到了坚决的制止。

而且货币供给的刺激是需要生产与消费来承接的,在消费者的消费与企业家的生产活动中循环,基础货币才能获得乘数效应的放大。

现在抑制经济活动的不是资金因素,而是自然因素。现在中国虽然已经开始逐步复工复产,但不时出现感染案例,会严重影响企业生产活动,防控疫情仍然影响生产效率。某种程度上,正在推进也意味着还没有全面复工复产。在需求方面,疫情的全球蔓延,严重影响了外贸出口,虽然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7.8%,但国内消费也同样受困于疫情。

所以,在消费与生产受到双重抑制的情况下,企业没意愿贷款,银行业要考虑风险,信用创造、基础货币的乘数效应都不高,央行供应货币的刺激效率就会下降,自然对房地产的刺激更是有限的

从更大的经济基本面看,2020疫情的影响之下的经济,无法与2003年SARS相比。2003年二季度全国实际GDP增速由一季度的11.1%降至9.1%,下降了约2个百分点。但那时中国经济正处于加入WTO的红利期,SARS得以控制后,经济迅速回升,当年三季度GDP增长10.0%,全年实现10.0%的增长,较2002年提升0.9个百分点。现在的情况与当时并不一样,不要忘记,这一波降准中,第一次降准是发生在疫情前。(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刘远举)



                        

疫情将塑造中国数字经济新模式                 
【研究员】:wh
疫情已经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按下快进键。为经济系统注入更强的柔韧性,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作为宏观经济稳定器、缓冲器和加速器的作用,让国民经济在面临冲击时能够更有韧性地调整生产、分配和消费,已经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共识和方向。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快5G部署和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经济和产业互联网发展,加速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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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疫情不仅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而且正在世界范围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如同中国的防疫措施正被世界各国参照一样,观察中国数字经济在疫情冲击过后所发生的趋势变化也会对其他国家有所裨益。那么,疫情将如何塑造中国数字经济新范式?我们从宏观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管理范式这四个方面加以考察。

疫情已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浪潮按下快进键

从宏观经济结构看,更加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将成为发展方向。国家统计局2020年1-2月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而智能手表和智能手环则分别逆势增长119.7%和45.15%;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13.0%,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则实现增长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而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则同比增长3.0%。从这一系列对照数据可以发现,以传统产业为代表的旧动能在应对外生冲击时表现出明显的无能为力,而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在对冲不确定性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数字技术提升国民经济柔韧性的能力得到充分体现。

因此,疫情已经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按下快进键。为经济系统注入更强的柔韧性,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作为宏观经济稳定器、缓冲器和加速器的作用,让国民经济在面临冲击时能够更有韧性地调整生产、分配和消费,已经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共识和方向。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快5G部署和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经济和产业互联网发展,加速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

数字技术广泛与深度应用将进一步加速

从生产方式看,更加有弹性的云上制造和开放共享将成为优选模式。此次疫情冲击对企业而言是一次“稳定性测试”。在这次测试中,很多企业发现传统的生产方式难以敏捷应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急剧变化,因此,必将会加速寻求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突破,增强在面临不确定性时的弹性,以维持企业生存并获取持久的市场竞争优势。通过在疫情期间对企业的调研发现,数字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则越小,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关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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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广泛与深度应用将进一步加速。疫情期间,企业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可用性、易用性和有用性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知,破除了技术认知障碍。一是企业将在商业竞争中加速采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智能分析工具,根据先行指标精准预测行业变化和市场动向,以此作为生产与库存管理的决策依据。二是进一步加快对传统生产设备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更大规模地引入智能生产线,更加敏捷地满足市场需求的弹性变化。三是企业上云速度进一步加快,通过云上迁移更加灵活地进行成本结构调整,降低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支出。

共享制造将成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新型生产方式。共享制造是一种围绕生产制造各环节,将分散、闲置的生产能力集聚起来,在需求方之间进行弹性匹配和动态共享的新型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利用数字技术增强经济活动柔韧性的表现。一方面,共享制造平台成为促进共享制造模式发展的关键环节,逐渐打破企业边界,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向网络化组织和平台型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共享制造不仅推动了技术和资本投入方式的演变,同时还改变了企业的劳动投入方式,使共享用工成为企业用工方式的必然趋势。

竞争模式从企业间竞争转向生态体系间竞争。一是上下游企业加速构建协同共生的数字生态共同体,不同领域的企业根据自身的禀赋优势,以网络化的形式融入到整个产业集群和数字生态共同体中,扩大共同体中企业间的协同效应,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二是中小微企业推动细分领域内竞争格局的加剧分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的中小微企业占全部企业的99.8%,贡献了全部企业全年营业收入的68.2%。中小微加速融入数字生态共同体,将促使细分领域解决方案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会加剧竞争格局的分化。

数字消费发展将呈现三个趋势性变化

从消费模式看,线上新型消费将呈现三大趋势性变化。疫情期间大量消费行为从线下转到线上,促进了消费领域的商业模式变革,加速推动了数字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数字消费新业态的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是电子商务等相对成熟业态中新模式的爆发,包括网络社区团购、智能物流配送、生鲜电商;另一方面是仍处于成长期的新模式加速崛起,诸如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云娱乐、云旅游。

数字消费的兴起符合一般的经济学逻辑。其一,消费者在疫情期间增强了对新业态、新模式、新应用的沉浸体验,对网站、应用的偏好和粘性得到增强。其二,疫情迫使消费者主动完成消费者教育。通过一段较长时间的集中学习行为,消费者掌握的操作技能则成为存量技能,打破了新业态、新模式、新应用进行市场推广的“成本高墙”,用户渗透率得到系统性提高。其三,数字消费与传统消费并非完全的替代关系,而且数字消费通过进一步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能够进一步扩大需求市场,并对传统消费产生带动作用。

目前看,数字消费的发展将至少呈现出三个趋势性变化。一是线下中小微企业的市场退出行为增加,大型企业加速进行线下业务整合,市场集中度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产业组织结构持续优化。二是用户进一步养成在线消费习惯,成熟期的数字经济业态规模将会持续扩张,成长期的数字经济新业态将会加速多点爆发。三是线上线下加速融合将是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线下企业并不会被完全颠覆,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和高质量的服务将成为重要的竞争策略。

企业将探索更多管理业务数字化转型

从管理范式看,全流程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线上转移趋势。由于复工复产之路困难重重,大部分企业意识到传统的线下管理在抗击风险中的缺陷,于是均开始推进远程管理,推动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管理范式变革。企业经营管理全流程、全价值链环节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线上转移趋势,尤其是远程办公和云签约(电子合同)出现爆发式发展,供应商远程管理和客户远程管理也在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虽然远程管理在疫情期间迅速崛起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一些行业观察者担心,远程管理只是在特殊时期对现场管理无法发挥正常功能的替代。伴随着在后疫情时代复工复产的陆续开展,以及现场管理重新回归支配地位,远程管理将会迅速式微。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但如果进一步细细分析,却不尽然。

企业管理范式的核心理论是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企业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能够在企业内部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降低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远程办公的本质就是将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在企业内部,通过远程办公等方式优化内部管理机制;在企业外部,通过云签约(电子合同)等方式加强与市场的互动;更进一步地,企业可以通过远程管理加强跨区域的全球协作,而不必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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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场管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伴随着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和远程管理认知的加强,远程管理在企业管理中所占的比重会加速提升,作为现场管理的有效补充,共同推动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企业将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对各类冲击事件进行预测和情景模拟,加快制定可提高其敏捷应对危机的远程管理方案。此外,企业管理范式的变革还将会扩大对远程管理平台和软件的需求,推动远程管理行业的爆发式增长。企业将会探索更多管理业务的数字化转型,从而推动管理业务的云上迁移,促进经营数据和管理数据的云上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共享制造、数字消费、远程管理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是数字时代新兴事物,难免会与在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与工业经济相契合的监管制度产生摩擦。随着数字技术逐渐扩散到各个传统部门,必将面临多个部门的共同监管。因此,需要重视对数字经济新范式发展趋势的研判,强化对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就业效应、外部效应等的研究。要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明确政府各监管部门对数字经济的监管空间与监管边界,明确监管标准,开放监管程序,提高监管透明度,增加对被监管者意见的回应度,加强监管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鼓励新业态、新模式的跨越式发展。(来源:FT中文网 作者:陈维宣、吴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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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心魔”:从“美日大撤资”到“越南抢走饭碗”                 
【研究员】:wh
早在2015年以后就时不时被国内自媒体热炒消费,“一刀切,硬脱钩论”,逻辑也都是大体类似的,都怨一群傻国吹,人家要开除咱了,产业要趴窝了,人民要失业了,我们要完蛋了!一批人听完,大骂国内的自豪情绪。以至于搞的很多善良的同志们说几句中国的好话,就要随时承担激进“国吹”的帽子。美日撤资这件事情,一直是每个国人心中的“魔”。而这个阴影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不太自信的表现,怕走就不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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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我们一起剧透一下最近炒的比较热的“美日撤资”和“越南抢国内产业饭碗”的事情。希望能从这两件事情的背后与前台,弄清楚当前舆论战我们所处的困局。并以此来初步回答一下,投资战场上个人“独立思考”的战略价值。

还是那句扎心的老话,有些事情对有些人可能半分钟就明白了,但对有些人则可能一生都不一定看得明白。就像一部法国的讽刺小说里讲的:“吵闹的消息里关着一群无辜的人。”分层的世界,值得警惕!

美日撤资这事一直是每个国人心中的“魔”

先看第一件事,4月10日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向全美呼吁: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应考虑撤离中国。其中最让国人信以为真的是,这位先生还呼吁美国政府提供全部的“搬家”费用。

某种程度上讲,这件事情能够迅速引爆,原因还有当天日本也有人呼吁日本企业撤离中国,还宣布提供大约20亿美元的资金,用以支持日本企业搬回日本,还有2亿美元支持日本企业搬离中国转向东南亚等亚洲其它地区。

国内自媒体的反应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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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自己判断的人都知道这是老话题,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问一问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二期工程最近停工了没有,问一问苹果现在柜台上的现货都是哪里生产的,再看一看中日韩经济自贸区的谈判进展,这些简单的问题其实真的不难回答。

早在2015年以后就时不时被国内自媒体热炒消费,“一刀切,硬脱钩论”,逻辑也都是大体类似的,都怨一群傻国吹,人家要开除咱了,产业要趴窝了,人民要失业了,我们要完蛋了!

一批人听完,大骂国内的自豪情绪。以至于搞的很多善良的同志们说几句中国的好话,就要随时承担激进“国吹”的帽子。

美日撤资这件事情,一直是每个国人心中的“魔”。而这个阴影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不太自信的表现,怕走就不走了吗?

很多所谓的自媒体大咖,都会用一个逻辑来怼你。也就是用中美完全硬脱钩,推出你也会很惨的结局,让你焦虑,让你害怕的不行。奇怪的是,这些大咖们用严密的逻辑吓得你半死之后,往往没有结论,更不可能说出该怎么办?

一众大V躺在大平层的阳台上,抽着雪茄,码着字:“呵呵,走着瞧吧,反正别人要开除你们了,都等着受苦吧。”

改革过渡期,文人哭哭啼啼害死人。多一些像医学界的陈薇将军,民营企业家里的任正非先生,科创突围领域里的尹志尧先生,少一些脱离生产劳动实践的比比叨。既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就敢于并乐于怀疑一切大师、权威和经典,不要老是拿着一套人家认为的“标准答案”来评头论足。

我们面临的世界舆论战困境道阻且长

其实,国内自媒体怼自己人一直是很有战斗力的,属于人狠话也多。而且有些逻辑还非常的缜密,如武汉疫情时期,那些一大波10万+,从时间线入手,抽丝剥茧,把国内的阴暗面扒的很透很透。

对于舆论监督这件事情一直是支持的,因为有效的舆论监督如果缺位那将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但令人奇怪的是,面对国内疫情的一些人民战事迹、积极的进展,国内自媒体的战斗力却选择性集体趴窝了,大多选择了漠视,甚至抱以不屑的心理。

疫情是个照妖镜,还记得有多少自媒体在大肆吹捧“瑞德西韦”神药的吗?还记得自媒体是怎么齐上阵怼连花清瘟的吗?还记得舆论从开始到现在如何集体漠视中医诊疗方案的吗?

流量最大的事物不一定就是最底层的真相。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大众并不在意真相,只在意对于真相的消费爽不爽。

类似《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关系一样,很多人认为,诸葛亮就应该会借东风,会呼风唤雨,会草船借箭,关羽就应该扛个八十多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刀起头落。

投资实战这个荆棘路,究竟是依据事实真相还是依据舆论的流行呢?请直面回答!

防疫战叠加着贸易战、金融战和舆论战,我方民间的力量真是让人捉急。远的就不提,最近在国际主流英文媒体将疫情责任集体甩锅给中国的时候,国内自媒体又一次集体的沉默。

可以肯定的讲,有些人可能内心就是认可这种观点的,转而在互联网上公开反思批评自己这不好,那不好,嗓门不能太大,都是那些国吹惊到了“敌人”。

对内扒粪战斗力100+爆表,对外战斗力集体清0,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世界舆论战的困境,道阻且长。

外迁绝不意味中国供应链网络就要萎缩

再说说越南抢产业链饭碗的事情,其实5年前就已经发生,而且从最近几年越南对美国的外贸顺差逐步扩大也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个趋势。

越南与中国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劳动力价格和贸易关税的优势,人均工资水平大约是中国的1/5。这是越南的优势,也是近几年越南一直被国内资本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内的某些劳动密集型,环境污染型企业外迁就成了国内发展转型的必须。

但有一个观点是要明确的,这种外迁绝不意味着中国供应链网络就要萎缩了,就要大规模失业了,我们要完蛋了。这活脱脱一个不负责任的流氓逻辑。

观点很明确,向越南转移的制造能力,不是从中国转走了,而更多是与中国供应链形成一种产业配合关系,既降低了劳动密集环节的成本,又部分绕开了贸易战加关税的影响。是一种中国供应链网络的主动外溢,有点类似于大城市刚需外溢一样,不是要离开大城市了,而是要在成本和距离上进行积极的权衡。

很多人说,最近有一种“去中国化”的潮流,先不提这种趋势是否成立,就目前的自媒体舆论来看,已经开始四处唬人了。一个大国,天天老是担心被别人开除,被别人抢了饭碗,这个逻辑简直是对大国这个身份的严重侮辱。

2018年,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0%,达到38.1万亿元,同期美国全国社会零售总额是6.0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按当年的汇率计算,中国消费市场的规模相当于美国的95.36%。到2019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家消费市场,2020年就算是0增长,这个内需市场依然是大到没有任何一个“对手”可以忽略的地步。

信息的洪流里,很多人都成了“流浪的灾民”,挣扎,挣扎。面对现实,还请手机屏幕前的朋友们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断升维自己的认知,高筑自己和家人财富的护城河,减少被带节奏的概率。(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菌爷)



                                 
                                           社会透视
                 



口罩机造富神话已破灭 “印钞机”成“绞肉机”                 
【研究员】:wh
目前,线下药店出售的一次性医用口罩,降到2.5元一个;政府投放的预约平台,价格也降到1.8元一个;而线上销售平台则价格更低,最低已经降到1.5元以下。注意,这是正规大厂的销售价格。他们有医疗器械证书,有一定品牌知名度,有完善的销售渠道。这些渠道包括线上电商平台,线下药店平台,最终呈现出来的给到客户的价格。而一些小厂,特别是疫情发生后,才匆匆忙忙投资建的口罩厂,已经发生口罩库存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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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国内疫情受控,口罩需求大幅下降。生产口罩的工厂却越来越多,目前涉及口罩生产的企业达到4.7万家,疫情发生后新注册的口罩厂达到1万多家,而且这个数量还在持续增长

口罩厂数量与日俱增,口罩的日产能也突破2亿大关。口罩在中国已经过剩,口罩也不再是硬能货。口罩价格也持续下跌,中国人真正实现了“口罩自由”。

口罩生产出来后发现一个可悲的现实

目前,线下药店出售的一次性医用口罩,降到2.5元一个;政府投放的预约平台,价格也降到1.8元一个;而线上销售平台则价格更低,最低已经降到1.5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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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是正规大厂的销售价格。他们有医疗器械证书,有一定品牌知名度,有完善的销售渠道。这些渠道包括线上电商平台,线下药店平台,最终呈现出来的给到客户的价格。而一些小厂,特别是疫情发生后,才匆匆忙忙投资建的口罩厂,已经发生口罩库存积压。

清明假期,我回了一趟内地老家,县城就有一家新投资的口罩厂。我以考察工厂的名义,进到他们的工厂,看到他们满满当当的库存,暂时还没有找到销路。老板也很着急,到处寻找客户。

虽然库存有一定的积压,但口罩厂已经建成,原料购买好了,员工也培训好了,工厂就不能停产。老板还在加足马力,组织安排生产。到了他们生产车间,工人们还是很忙碌,全力生产。

像这样的口罩厂,在中国三线城市,有几百上千家。他们最后一批进入口罩生产领域,购买了最贵的口罩机和熔喷布。口罩生产出来后,他们发现一个可悲的现实:一次性口罩在国内卖不出去了。

口罩销售有一个完整的链条,新进入的口罩厂,完全没有通畅的销售通路。而最早进入的一批口罩厂,则由于当时口罩供不应求,大量客户涌入,不愁销路。后来的口罩厂老板,则没有如此幸运了

带领我参观这个口罩厂的,是老板的侄子,也是他们公司的业务员。这个业务员也带我见了一下他们老板,老板在办公室,电话非常多。大部分都是询价的客户,他们通过当地政府的关系,将信息散发出去。咨询的人非常多,谈价压价的人也非常多,但成交的还是很少。

他们不是完全没有销路,有少部分是本市县的政府定点需求。但他们有三条产线,每天能有30万的产能,政府的采购无法消耗如此巨大的产量。老板很是头疼,他也明白,国内是越来越难卖了,而且基本上也卖不动。

走线上吧,现在无论是去天猫、淘宝还是京东上开店,成本都很高,而且完全没有网店运营经验。要投入一个团队,把线上渠道搭起来,然后运转通畅,没有两个月时间根本办不到。

走线下吧,基本上只能走药店渠道。这是一个比较封闭的行业圈子,这些药店都必须要证件齐全的厂家。这位老板的工厂,目前还没有取得医疗器械证书,只是取得当地部门的一个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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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他的口罩在本市县是受认可的。但出了市县,就不好说。其它省市的药店,并不一定认可这种备案。不过,这个问题也很快可以解决,老板说还有一个星期证书就能下来。

线上和线下,这位老板都没有走通销路。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进入者来说,一次性口罩在国内真得卖不动了

每天谈着几千万上亿的生意 却吃着15块的盒饭

海外疫情失控,口罩在海外的需求巨大,大量海外商家来中国采购口罩。很多原来做外贸的公司,由于有海外客户资源,也纷纷转来帮海外客户寻找货源。

接待我的业务员说,他每天都能接到大量的询价盘。这些询价盘并不是直接来自海外的客户,而是中国人外贸公司。询价盘的量也非常大,少则几万,十几万,多则几百万,上千万个的需求。

但是,这些信息真假难辩。有的是有真实客户需求的,他们找多个不同厂家询价,进行对比价格。或是拿着一个口罩厂的报价,去压另一个口罩厂,企图将价格压到最低。口罩厂面临巨额订单的诱惑,价格是很难守得住的,都会降价来迎合客户。

也有很多是不靠谱的询价,询价方暂时并没有客户,但也想参与进来,先问好底价,好去和海外客户沟通报价。所以,他们会虚拟一个巨大的量,比如说一次性100万个,但实际上暂时根本没有。

口罩厂的业务员、老板,每天都疲于应付这些询价盘。那个口罩厂的业务员调侃说:我每天都在谈着几千万、上亿的生意,但却吃着15块钱的盒饭。

业务员和老板都很无奈,这些询价盘不能不理,不理意味着失去出口的机会,但理会的话,每天都会被这些询价盘淹没。总之,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真正会有出口单。

想出口,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还有很多证书、检测报告要做,不是你想出口,就能出得去。

既然一次性口罩在国内卖不动了,这个老板也是寻思着把口罩出口到海外去。为此,老板同样做了一个《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这个也是当地相关部门给予出具的。这也只能代表当地部门的一种许可和认可,效用到底大不大,外贸商家、海外卖家到底认不认,并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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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没有用,只要有海外的询价盘,业务员都会把这个登记表发给客户看,以证明自己的身份是得到官方认可的。他们也声称,现在正在做CE认证,资料已经提交了,还要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能办下证来。只要CE证书拿到手,就可以出口到欧盟。

他们非常渴望那个CE证书能早日下来,虽然现在欧盟放宽了进口中国口罩的门槛,没有CE认证,只要质量合格,也是可以出口过去的。但仅限医务人员使用,不可以流通销售。

所以,有证和无证还是不一样。有CE认证,他们对客户更具有说服力。有证的商家少,报价也能相对高一点,如果都是和一些没有CE证的厂家拼价格,就会陷入无止境的压价。

在这些政策的驱使下,大量的中小口罩厂,都涌去办CE认证。这也催生了大量的中介代办机构,原来一个CE认证办下来只要8000元,现在直接涨价到了28000元。而且还得排队,原来一个星期就可以办下来,现在可能要半个月,甚至1个月。

并不是办下来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现在做欧盟CE认证的机构参差不齐,有些没有做口罩CE认证资质的机构,也接口罩认证的单。结果证书是做下来了,但国外网站一查,无效!

这就是黑中介和黑机构搞得鬼,其它产品的CE认证,相比口罩CE认证少得多,见利忘义者,这个时候又大量出现了。

听那个老板说,还有一个星期,他们的CE证书就能下来。我也替他捏把汗,说不定就掉坑里面去了。

这个市场太乱了,也太复杂了,外行掉坑里一定都不奇怪,不掉坑里才奇怪。网上已经有很多消息报出来,有CE证书的口罩,到达欧盟还是被扣留了。原因无它,就是CE证书是无效的,这个货能不能回来,真不好说。

欧洲国家难搞,美国更加难搞。美国根本就不用一次性口罩,他们现在虽然认可了中国的N95口罩,但也只允许了4家中国品牌的N95,其它也还是一概不认可。99%以上的口罩,想出口到美国是不可能的。目前只要4家,其中有一家就是比亚迪。

由于前段时间,有部分出口的口罩出质量问题,引起有一定的误解和争端。现在中国政府也严控出口,这个月,国家也出台了政策。出口的口罩,必须要获得医疗器械管理体系认证,没有认证的,一律不得出口。

国家缩紧了出口的口子,又给小口罩厂增加了难度,小口罩厂的日子更加艰难了。现在他们面临的困境是:国内卖不动,海外出不去。

一次性口罩机已不再是印钞机

前段时间,口罩机厂商一直在炒,说口罩机就是印钞机。甚至有些口罩厂为了提价,宣称口罩机可以一周回本。

日赚十万,月赚千万的神话,也不断地刺激一些中小老板的神经。很多中小老板,也是在这些造富传说中,头脑一热,冲进去的。

现在投资口罩机,绝对属于高位中的高位。就拿我见的那个口罩厂老板的情况来说,他们建了三条产线。一台口罩机的价格在50万左右,三台就去到150万元。自动包装机,10万元一台,三台也去到30万元。还有环氧乙烷消毒系统,基本上去到30万元左右。再加上购买熔喷布,现在每吨也不低于30万。前前后后,一个口罩厂,投入不少于300万。投入的这些钱,都是现款,概不赊账。

那个三线城市的口罩厂,运转快一个月,目前也只是卖出去不到50万个口罩。一个口罩的利润根本没有宣传的1块钱那么多,有5毛钱都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口罩厂的盈利,连原材料的成本都还没有收回来,更别提口罩机回本了。至于什么时候能够赚回来,完全看他什么时候把外贸的销售渠道真正走通,把所有的证书办全。这不但会花掉很多金钱,也会花上很多时间,还会踩到很多坑,这是一个外行人员必须付出的代价。口罩机的造富神话也已经破灭了,特别是一次性口罩机,已经不再是印钞机,而是彻头彻尾的“绞肉机”。(来源:大江湖解局(ID:ZhiChangDJH) 作者江湖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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