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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决策周刊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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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26 20:33: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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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式引才挽救疫情导致的市场需求急剧萎缩 只会让情况更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下,各大城市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抢人大战,同时在发生的还有工薪族就业乃至职业前景的压力。二者听上去颇为矛盾——城市抢人最终还是要就业,但企业创造和维持岗位的能力却变得更加严峻。对工薪族来说,除了可能的薪酬下滑,乃至“人员结构优化”,房价的变动趋势也不容小视。

为了稳就业、稳增长,多数城市都面临压力。归根结底,城市实体经济才是工薪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地方政府最为关心的议题。那么,面临实体经济的种种不确定,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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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引起衰退前 事实走向经济衰退的条件早已具备                 
【研究员】:WH
美元目前约占全球国际交易,储蓄和借款的55%,欧元占比约25%,日元占比不到10%,人民币占比约2%。大多数其他国家货币在本国/本地区内使用,它们并未在国际上作为交易或者财富储备的媒介。那些国家的聪明人,甚至那些国家以外的几乎每个人都不会持有那些国家的货币储存财富资产。相反,我提到的储备货币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喜欢储存、借贷和交易的货币,各项占比大致与我上述提到的百分比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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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在疫情全球扩散冲击的这一段时间,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主要央行,启动了历史上罕见的迅速大规模降低利率+购买资产,这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达里奥先生回顾了历史以来的多种相似情形,以便勾画出可能的演变方向。“量化宽松”,究竟是不是“债务货币化”?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储备货币中央银行都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至此形成新的货币/信贷/经济范式,历史以来反复发生持续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衰退阶段。

桥水达里奥先生在4月24日发布在linkedin的文章《Chapter 2: Money,Credit,and Debt》是Changing World Order系列的第二章,对此作了非常详细的阐述。

为了理解历史上各大帝国及其经济的兴衰迭起,以及当前世界秩序形式,您需要了解货币,信贷和债务的运作方式。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至关重要,因为自古以来人们都在围绕着财富的获取而互相竞争,而影响财富增减的最大单一因素是货币和信贷。因此,如果您不了解货币和信贷的运作方式,那么您将无法了解经济的运作方式;如果您不了解经济如何运作,就无法理解经济形势变化的重要成因,而经济形势的变化往往是影响政治的最大推动力,同时决定了整个经济政治体系的运作方式。

例如,如果您不了解疯狂的20年代是如何导致债务泡沫和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债务泡沫的破裂是如何导致1930-33年的萧条,以及萧条和贫富差距是如何导致全世界围绕财富的纷争,您就无法理解导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背后的历史洪流。您也不会理解为什么他在1933年就职后不久就宣布了一项新计划。在这项计划中,中央政府和美联储将共同提供大量货币和信贷。这一转变不仅也发生在当时的其他国家,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同样正在经历类似的变化。如果不了解货币和信用,您将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事件最终改变了世界秩序,也无法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即战争的爆发,胜败的成因,以及1945年新世界秩序的产生),还将无法理解当下并且想象未来。但是,通过翻阅许多此类案例并了解其背后的机制,您将能够更好地了解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之所以进行这项研究,是因为我需要从这些案例中获得经验,并将其传递给您,以希望它可以帮助您和全世界读者了解当下广泛蔓延的经济问题。

在研究与现在和未来有关的历史时,我与几位最博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实践者进行了交谈。在这些讨论中,我们清楚地发现我们每个人掌握着拼图的一部分,当我们将它们拼在一起时,全局便会更加清晰。他们对货币和信贷的运作方式缺乏足够的实际了解,而我对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运作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些人告诉我,这(对货币和信贷运作方式认识的缺失)是他们了解历史教训时最大的遗漏点。可以理解的是,成为一个精通货币、信贷、经济学和市场的历史政治专家,或者精通历史政治的货币、信贷、经济学和市场专家是很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进行这项研究时,我需要向历史和政治方面的最优秀的专家学习,交叉验证各自观点,以及为什么他们希望在货币、信贷、经济和市场方面与我一起做同样的事情。通过这种交叉验证,我们对本书所分享的整个机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让我们从长期不变的货币和信贷基础开始。

长期不变的货币和信贷基础

所有实体--国家、公司、非营利组织和个人--都具有相同的基本财务现实,而且始终如此。他们有资金的流入(即收入)和资金的流出(即支出),这些收入净额后构成其净收入。这些流量的计量方法可以在其损益表中显示。如果一个人收入超过支出,就会产生利润并导致其储蓄增加。如果一个人的支出超过收入,就会消耗自身储蓄,或者通过借贷和索取从其他人那里弥补差额。一个人拥有的资产和负债(即债务)可以显示在一个人的资产负债表中。不管是否能够通过数据表现,每个国家,公司,非营利组织和个人都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如果一个实体的资产净值很高(即资产多于负债),它可以支出超过其收入的款项直到钱用完为止,而此时它必须削减支出。如果一个实体的负债或债务较大而没有足够的收入来应付支出和债务时,它将拖欠其债务。由于一个人的债务是另一人的资产,因此拖欠债务会减少其他实体的资产,这要求他们削减支出,并随之自我强化了债务收缩和经济紧缩的局面。了解该机制非常重要。

要了解个人、公司、非营利组织、政府和整个经济体的财务状况,重要的是要观察其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并想象可能发生的情景。考虑一下您自身的财务情况。例如,您相对于支出有多少收入,有多少储蓄以及储蓄的形式?如果您的收入下降或消失,您的储蓄将持续多久?您的这些储蓄价值存在多少风险?这些是确保自身良好经济状况所必须要做的测算。当我们转向其他实体(其他个人,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后,就会意识到他们和我们所考虑的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同样也会明白我们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被关联到一起。

这种货币和信贷系统为所有人、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服务,包括你我。但唯一例外的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发行货币以供人们花费或借出。但是,并非政府印制的所有货币都具有同等价值。

那些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货币称为储备货币。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是美元,由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创造,它约占所有国际交易的55%。其次主要的货币是欧元,由欧元区国家的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生产;它约占所有国际交易的25%。日元、人民币和英镑现在都是相对比重较低的储备货币,尽管人民币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增长。

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发现他们更容易摆脱大规模借贷(即创造信贷和债务)和货币创造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该国的货币可以用于全球支付,所以世界其他国家倾向于持有该国的债权和货币。因此,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产生大量以其货币计价的货币和信贷/债务,尤其是像当前货币短缺的情况下。反之,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则没有这种选择。当发生以下情况时,他们特别容易发现自己需要储备货币(例如美元):a)存在很多以储备货币(例如美元)计价的债务,而这些债务无法用本国发行的货币偿付;b)缺少以储备货币计价外汇储备,c)本国赚取所需储备货币的能力下降。当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急需储备货币来偿付那些以储备货币计价的债务,并向那些需要以储备货币支付的卖方进行购买时,他们无力获取足够的储备货币来满足债务偿付和产品购买的需求,并最终导致其破产。这就是现在许多国家的情况。

这也是很多地方政府、州以及我们个人的处境。例如,许多州、地方政府、公司、非营利组织和个人遭受了收入损失,却没有足够的储蓄来弥补损失。他们将不得不削减开支或以其他方式获得资金和信贷。

在撰写本文时,许多个人、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的收入水平已经大幅低于其支出水平,相对其净财富而言这个降幅非常之大。因此,他们要么被迫大幅削减其费用支出----这会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要么他们将会面临耗尽积蓄,被迫拖欠债务的风险。有能力的政府正在印制钞票以减轻债务负担,并为那些以本国货币计价的支出进行融资。这些措施将通过本国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来来抵消因需求减少和强制性资产抛售(由于资金紧张而不得不筹集现金)带来的通货紧缩。类似的情景贯穿整个历史,因此很容易对这个机制的运作方式进行总结。这就是我要确保在本章中传达的内容。我们先介绍一些基本概念,然后一步一步搭建整个分析框架。

什么是货币?

货币是一种交换媒介,也可以用来储存财富。

所谓交换媒介,是指可以将其给予他人来购买物品的东西。基本上人们生产物品是为了同拥有他们想要的物品的人进行交换。因为通过随身携带非货币物品来交换自己想要的物品(即物物交换)是低效率的,几乎每个曾经存在过的社会都发明了货币(也称为现金),使其成为一种大家都认可的有价值的便携物品,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它来交换我们想要的东西。

所谓储存财富,是指一种在获取和消费之间储存购买力的工具。尽管人们可以将财富储存在他们期望会保值或升值的资产中(例如黄金、宝石、绘画、房地产、股票和债券),但是最合理的方式之一是把财富以现金方式储存,以备将来使用。但是实际上他们不会持有货币,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持有更好的东西,并总是把他们持有的东西兑换成货币来购买他们想买的物品,于是信用和债务登场。

当贷方放贷时,他们认为收回的资金将比仅仅持有货币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做得好,借方能有效地使用这些资金并获得利润,这样他们就可以偿还贷款并保留一些额外的资金。当贷款尚未偿还时,它是贷方的资产(例如债券),也是借方的负债(债务)。当贷款被偿还时,资产和负债就消失了,并且这种互换对借方和贷方都有利。本质上他们将有效借贷产生的利润进行了分配。这对整个社会也有好处,受益于由此带来的生产力提高[1] 。

因此,重要的是要认识到:1)大多数货币和信贷(特别是现存的法定货币)没有内在价值;2)货币和信贷只是会计制度中容易被更改的记账体系;3)该制度的目的是帮助有效地分配资源以便生产力提高,从而对贷方和借方都给予回报;4)该系统会定期崩溃。所以,自古以来所有的货币要么被销毁要么被贬值。当货币被销毁或被贬值时,财富的大规模转移将对经济和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

更具体地说,货币和信贷系统并不是完美地运作,而是会在周期中影响经济体的供给、需求和货币价值,在上升周期中该体系会创造令人兴奋的巨大财富盈余,而在下行周期中则会带来痛苦的重组。现在我们从一些基本概念开始,逐步深入探究这些周期运作的机制。

基本概念

虽然货币和信用与财富有关,但它们不是财富。因为货币和信用可以买到财富(比如,商品和服务),所以一个人拥有的货币和信贷与一个人拥有的财富看起来几乎是一样的。但是,一个人不能仅仅通过创造更多的货币和信用来创造更多的财富。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一个人必须更有生产力。货币和信用创造与财富(实际的商品和服务)创造之间的关系经常被混淆,但它是经济周期的最大驱动力,所以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种关系。

一般来说,a)创造的货币和信用的数量与b)生产的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的数量之间存在典型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很容易将两者混淆。它们同时变动,并且可能被混淆为同一事物,因为当人们拥有更多货币和信用时,他们可以,而且他们想要,消费更多。给人们更多的货币和信用,他们会感到更富有,在商品和服务上支出更多。在某种程度上,支出增加了经济产出,提高了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的价格,这可以说是增加了财富,因为拥有这些资产的人在我们衡量财富的方式下变得“更富有”。然而,增加的财富只是一个幻觉而不是现实,有两个原因:1)扩张信用,能够推动价格攀升和产出增加,但是债务需要偿还,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偿还债务会带来信用收缩,产生相反的效果;2)事物价格的上升并不会增加它们的内在价值。这样想:如果你有一所房子,政府创造了大量的货币和信贷,你的房子的价格会上升,但它仍然是相同的房子;你的实际财富没有增加,只是你名义财富增加了。同样,如果政府创造了大量的货币和信用,用于购买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如股票、债券和房地产),这会推动它们的价格上升,那么名义财富的数量增加但实际财富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因为它只是被认为值更多,而实际上你拥有的东西跟过去一样多。换句话说,用市场价值来衡量一个人拥有的财富,会给人一种财富变化的错觉,而这种变化实际上并不存在。重要的是,扩张货币和信用对经济有刺激效应,而收缩货币和信用对经济有紧缩效应。这就是货币、信用和经济增长如此具有周期性的原因。

控制货币和信用的人(比如中央银行)通过改变货币和信用的成本和可获得性来控制整个市场和经济。当经济增长过快,他们想让经济减速,他们就会减少货币和信用,让两者都变得更加昂贵。这激励人们借出资金而不是借入和支出。当经济增长太慢,央行行长想要刺激经济时,他们就会让货币和信用便宜而充足,从而鼓励人们借贷、投资和/或消费。货币和信用的成本和可获得性的变化也会导致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价格和数量的上升和下降。但是,银行只能在其创造货币和信用增长的能力范围内控制经济,而它们这样做的能力是有限的。

想象一下,中央银行有一瓶兴奋剂,他们可以根据需要注入经济,而瓶中的兴奋剂数量是有限的。当市场和经济衰退时,他们提供货币和信用刺激来提振它们,并且当市场过热时,他们会给它们较少的刺激。这些变动引致货币、信用、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的数量和价格的周期性涨跌。这些变动通常以短期债务周期和长期债务周期的形式呈现。短期债务周期通常持续8年左右,或多或少。具体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刺激措施多久能将需求水平提升到生产能力的极限。大多数人已经看到了足够多的短期债务周期,知道它们是什么样的,以至于他们错误地认为它们将永远以这种方式工作下去。它们通常被称为“商业周期”,尽管我称它们为“短期债务周期”,以区别于“长期债务周期”。“长期来看,这些短期债务周期加起来就是长期债务周期,通常持续50到75年。【2】因为它们一生只出现一次,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因此,它们通常会出其不意,这伤害了很多人。最近一次大规模的长期债务周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周期,是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设计的,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且我们开始建立美元/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时开始启动的。

先前的过量债务被重组之后,存续债务较低,这让央行有更大的政策空间,此时长期债务周期就启动了。当债务高企,且央行的政策空间逼仄时,长期债务周期就走到了末期。更具体地,当中央银行失去通过经济体系增加货币和信用以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能力时,央行的刺激能力就消失了。当债务水平高企、利率无法充分降低、货币和信用创造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大于对实际经济活动的影响时,央行行长就会丧失这种能力。在这种时候,那些债权人(他们持有的债务凭证是其他人向他们支付货币的承诺)通常想要把他们持有的货币债务换成其他财富储存方式。当人们普遍认为,货币和能够得到货币偿付的债务资产并不是良好的财富储备方式时,长期债务周期就结束了,且货币体系必需重整。换句话说,长期债务周期从1)低债务和债务负担(这让那些控制货币和信贷增长的人拥有足够的能力去创造债务,给予借款方更多的购买力,并且让持有债务资产的贷款方有更高概率获得较好的实际回报)到2)高债务和债务负担,借款方创造购买力的能力更小,并且贷款方更低概率获得较好的回报。在长期债务周期的末期,央行的货币政策空间非常小(比如,央行行长没有额外的能力继续延长债务周期),因此,这就需要进行债务重组或者债务贬值,以减轻债务负担并重新开始新一轮周期。

这些周期是大事物而且有史以来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发生过,我们需要理解它们,并有永恒和普遍的原则来处理好它们。然而,长期债务周期大约需要一生的时间来展现,不像短期债务周期。我们在一生中都会经历很多次短期债务周期,并能很好理解它。当谈到长期债务周期时,包括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内的很多人都未能认识或者识别他们的存在。因为,理解它们是如何运行的需要观察数个长期债务周期,一个人为了获得好的样本规模需要统计分析数百年时间里一系列国家中长期债务周期案例。在本研究的第二部分中,我们将着眼于所有最重要的周期,以及货币和信用在作为交易媒介和财富储存手段方面为什么有时起到作用而有时又无效的永恒的普遍的机理。在本章中,我们将看看它们的典型工作机制。  

我将从长期债务周期的基本要点开始,先回到很久以前,然后带你到现在,给你一个经典的模板。重复一遍,虽然我说这是一个经典的模板,但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案例都是一模一样的,而是说几乎所有的情况都遵循这个模式。

长期债务周期 让我们从基本要点开始

1、从没有或低债务率以及“硬通货”开始。

当社会第一次发明货币的时候,人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如谷物和珠子。但是使用最多的,还是具备内在价值的黄金、白银和铜,让我们称这些金属为“硬通货”

黄金和白银(有时还有铜和其他金属,如镍)是首选的货币形式,因为:1)它们具有内在价值;2)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被塑造成便于携带的形状和大小,从而利于交换。具有内在价值(即本身是有用的)是很重要的,因为用它们进行交易不需要信任或信用。任何交易都可以当场解决,即使买卖双方是陌生人或敌人。俗话说“黄金是唯一不属于别人负债的金融资产”,那是因为它具有广泛接受的内在价值。债务资产或其他资产与黄金不同的是,这些资产需要一份可执行的合同或法律,以确保另一方履行其承诺,交付其承诺交付的任何东西(如果只是“纸”货币,很容易印出来,那就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承诺)。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缺乏信任和强制性的时期,如果一个人从买方那里收到金币,那这些金币就没有信用成分了,即,你可以将它们融化而仍然获得几乎相同金额的价值。黄金具有内在价值,因此交易可以在没有信用风险和需要兑现的承诺的情况下进行。当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人们对支付意愿和能力缺乏信任时,仍然可以用黄金支付。因此,黄金(其次是白银)既可以用作安全的交易媒介,又可以作为财富的储存手段。

2、接着是对“硬通货”有去索取权的银行券(又名“钞票”或“纸币”)

随身携带大量的金属货币风险很高且不方便,因此出现了信用部门(后来被称为银行,尽管最初包括人们信任的各种机构,例如中国的寺庙),它们把货币放在安全的地方并且发行纸质凭证。不久,人们就把这些银行券当成货币本身。毕竟,它们和货币一样好,因为它们可以兑换成有形的货币。这种货币体系被称为联系货币制度,因为货币的价值与某种东西的价值相联系,通常是“硬通货”,如黄金。

3、然后是不断增加的债务

起初,对应“硬通货”的索取权凭证(银行券)数量与银行里的“硬通货”数量相同。然而,银行券持有人和银行发现了信用和债务的惊奇之处。他们可以把银行券借给银行,以得到银行支付的利息。银行愿意从他们手里借入银行券,因为银行可以再把银行券借给其他支付更高利息的人,这样银行就能获取利润。那些从银行借入银行券的人也喜欢这样,因为借入银行券给予他们原本没有的购买力。整个社会都喜欢这样,因为这导致资产价格攀升和产出增加。每个人都对此感到满意,他们重复做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的借贷反复发生,出现繁荣。相对于他们购买的真实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而言,银行券的数量(即债务资产)更快增加。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收入来偿还债务,或者人们持有的债权(即债务资产)数量的增长远快于商品和服务数量的增长,并且达到一定程度时债务资产转换为商品或服务已经不再可能(人们可以将持有的债权资产卖掉,换成货币,再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这两个问题往往同时存在。

关于第一个问题,可以把债务看作负收益和负资产,它们会吞噬收益(因为收益必须用来偿付债务),并且吞噬其他资产(因为其他资产必须被出售才能得到偿还债务的货币)。债务需要被优先考虑(偿还)——意味着它在任何其他类型的资产之前得到支付——所以当一个人的收入和资产价值下降时,他有必要削减开支和出售资产来筹集所需的现金。如果这还不够,就需要进行:a)债务重组,减少债务和债务负担,这对债务人和债权人来说都是个问题,因为一个人的债务是另一个人的资产,和/或b)中央银行印钞,中央政府投放货币和信用来填补收入和资产负债表上的漏洞(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事)。

第二个问题,当债权人不相信他们将从中获得足够的回报时就会出现。债务资产(如债券)由投资者持有,他们认为这些资产是财富持有工具,可以出售以获得货币。这些货币可以用来购买物品。当债务资产持有者试图将债务资产转换为真实的货币、真实的商品和服务时,他们发现无法做到时,这个问题就出现了。然后发生了“挤兑”,我的意思是,很多债务资产持有人想把这些资产转换成货币、商品、服务和其他金融资产。无论是私人银行还是中央银行,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允许货币从债务资产中流出,这将提高利率,导致债务和经济问题恶化;或者“印钞”,购买足够多的其他人出售的债券,阻止利率上升,希望能扭转人们争相“挤兑”的局面。有时银行大量购买债券只是暂时的,但如果a)债务资产与b)拥有货币和商品、服务的比率过高,银行将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因为银行根本没有足够的货币来满足索赔要求,因此银行将不得不违约。当这种情况发生在央行身上时,它可以选择违约,后者印刷货币以使债务贬值。它们(货币)不可避免地贬值。当这些债务重组规模和货币贬值幅度很大时,它们会导致货币体系遭到破坏,或者崩溃。无论银行或中央银行做什么,债务越多(即人们对货币的债权和对商品和服务的债权),货币贬值的可能性就越大。

记住,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总是有限的,因为这些数量受到生产能力的限制。还请记住,在我们的例子中,纸币对“硬通货”具有索取权,“硬通货”的数量是有限的(例如,黄金储备),而纸币(例如,硬通货的索取权)的数量和债务(对纸币的索取权)的数量在不断增加。随着纸币索取权(债权资产,或者债券资产,译者注)数量相对于银行中硬通货和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增长,风险在增加,因为债务资产持有人可能无法以他们期望的数量将债务资产变换为硬通货,或者商品和服务。

重要的是要了解货币和债务之间的区别。货币是清偿手段,即,一个人付账,一个人收款。债务则是未来以货币进行支付承诺。在观察经济机器的运作方式时,重要的是要观察a)债务和货币相对于银行体系中的硬通货(例如,黄金)的数量,以及b)现有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数量会不断变化)。注意,发生债务循环是因为大多数人喜欢扩大其购买力(通常通过债务来进行),而中央银行则倾向于扩大现有的货币量,因为这样做使人们更加满足。但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当银行家(无论是私人银行家还是中央银行家)签发的索取凭证(纸币和债务)多于银行体系里保存的硬通货时,货币和债务周期的“杠杆化”阶段就结束了。最终不可避免的日子到来了——银行需要兑现的索取凭证多于其能够用来支付的通货。让我们看看这是怎么发生的。

4、然后是债务危机、违约和贬值

历史表明,当银行发行的索取凭证增长快于银行中的通货数量时,无论银行是私人银行还是政府控制的(即中央银行),最终对通货索取的需求将大于银行可以提供的,银行最终将会违约。那就是所谓的银行挤兑。通过观察银行体系中的货币量(无论是“硬通货”还是纸质货币)的下降,以及达到因提款而耗尽通货储备的临界点,就可以确切地分辨出何时发生银行挤兑和即将发生银行危机。

尽管中央银行比私人银行拥有更多选项,但无论是私人银行还是中央银行,如果无法提供足够的硬通货来满足偿付要求,就会遇到麻烦。因为私人银行不能简单的印制钞票或修改法律以使其更容易偿还债务,而中央银行则可以。所以当私人银行家遇到麻烦时,只能选择违约或等待政府救助,而中央银行可以贬值其以本币计价的债务(例如偿还50%至70%)。如果债务是x以无法印制的货币计价,即使是中央银行最终也必须违约。

5、然后是法定货币

中央银行希望尽可能延长货币和信贷周期,因为这要比其他方案(去杠杆和紧缩周期)好得多,因此,当“硬通货”和“硬通货计价的债务”变得过于掣肘,各国政府通常会选择放弃它们,转而使用所谓的“法定货币”。法定货币体系不涉及任何硬通货;中央银行只需要不受限制地“印刷”这些“纸币”。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中央银行因为“硬通货”储备缩水而无法履行其兑现承诺的风险。相反,这种体系的风险在于,不受有形黄金或其他“硬”资产供给的限制,控制印刷机的人(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将创造出相较于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数量更多的货币和债务。当持有这些巨额债权的人试图将其兑换成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时,将会导致和银行挤兑同样的效果,即债务违约或货币贬值。最后一次这种从a)以固定比率锚定有形通货(如黄金)的货币系统向b)法定货币系统的转变发生在1971年。8月15日晚上,当尼克松总统向美国讲话并告诉世界,美元将不再与黄金挂钩时,我在电视上观看时说道:“哦,天哪,我们所知道的货币体系结束了。”当时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那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在交易所内,本来预期股市下跌带来的混乱,但实际上却是股市上涨带来的混乱。因为我不了解货币贬值,之前从未见过货币贬值。然后,我回顾了历史,发现3月5日星期天晚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发表了基本相同的讲话,所做的事情基本相同,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产生了基本相同的结果(货币贬值,股市大幅上涨,黄金价格大幅上涨),我发现在许多国家,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很多次,包括国家元首发表的声明内容都基本相同。

在1971年之前的几年里,美国政府在军事和社会项目上花费了很多资金,后来被称为“枪炮和黄油”政策,最后通过借贷增加了债务来偿还该政策的开销。这是一笔可以通过索取黄金来偿还的债务。投资者购买这笔债务作为资产,因为他们从政府债务中获得利息,并且因为美国政府承诺允许这些票据的持有人将其交换为美国金库持有的黄金。随着美国支出和预算赤字的增长,美国不得不发行更多的债务,即增加了更多的黄金债权,即使银行中的黄金数量没有增加。自然,更多的投资者要求美国政府履行用黄金兑付其债务的承诺。那些足够敏锐并关注的人可能会发现,美国的黄金正在耗尽,并且未偿还的黄金索偿额远远大于银行拥有的黄金数额,因此他们意识到如果继续这样发展,美国将发生违约。当然,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美国政府将会违背其兑现黄金的承诺,这个想法在当时看来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尽管大多数人对该公告及其对市场的影响感到惊讶,但那些了解货币和信贷运作原理的人则不会感到惊讶。

当信贷周期达到极限时,中央政府及其中央银行创造大量债务和印钞,将其用于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以保持经济发展是合乎逻辑且经典的对策。这就是在2008年债务危机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当利率已经降到0%而无法再降低时。正如所解释的那样,这种对策也是为了应对1929-32年的债务危机,当时利率已经降到0%。这种债务和货币的创造数量正在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

需要明确的是,这种中央银行直接“印钞”并购买(资产)的策略,而非通过实体债务增长来创造货币的方法并非一无是处。例如,货币虽然本质上是(央行)的债务,但实际上这种债务(而不是理论上)并非必须偿还。换句话说,只要货币用于生产用途,即使没有产生债务存量的增加,货币增速的提高是没有问题的。直接“印钞”而不是促进信贷增长的主要风险是:a)市场参与者将无法仔细分析货币是否已投入生产性使用;b)消除了偿还这些货币的需要。两者都增加了货币过于激进地印刷而不能有效地使用的可能,因此人们将停止将其用作财富的储存方式并将其财富转移到其他事物上。纵观历史,当硬通货(债务和货币凭证)的未偿债权远远大于硬通货、商品和服务时,总会发生大量违约或大量印钞和货币贬值。

历史表明,我们不应该依靠政府在金融上保护我们。相反,我们应该期望大多数政府滥用其作为货币和信贷创造者和使用者的特权地位,其理由与你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能会滥用这些特权是一样的。这是因为没有一个政策制定者拥有整个周期。每个决策者都参与周期的一段或另一段,并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对他们有利的事情。

因为在债务周期的早期,政府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并且他们比任何人都需要或想要更多的货币,所以它们通常是最大的借款者。在周期的后期,当连任的领导人进入负债累累的政府时,新的政府领导人和新的央行行长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在政策空间较小的情况下偿还债务。更糟的是,政府还必须救助债务人,因为债务人的失败会损害整个系统。因此,他们往往会陷入比个人、公司和大多数其他实体更大的现金流困境。

换句话说,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政府都会通过举债和成为债务人来促进债务积累,当债务泡沫破裂时,政府会通过印钞和贬值来纾解自身和其他债务。债务危机越大,这种选择就越真实。虽然不可取,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你可以创造货币和信用并将其分发给每个人以使他们快乐时,很难抵制这样做的诱惑。[3]这是经典的财务举措。纵观整个历史,统治者积累的债务直到统治结束很久才到期,而留给其继任者收拾残局。

遇到债务问题时,政府应如何应对?他们承诺直接印钞给那些实际的负债过重的实体。他们无一例外地印制货币,并将其贬值,如果债务是以自己的货币进行计价。当中央银行印制货币并购买债务时,这会将货币注入金融系统并提高金融资产的价格(这也拉大了贫富差距,因为相对于没有金融资产的人而言,拥有金融资产的人财富会增加)。大量债务集中到中央银行手中,这使中央银行可以适时地处理这些债务。此外,他们印钞并购买金融资产(主要是债券)会降低利率,这会刺激借贷和购买,鼓励持有这些债券的人出售它们,鼓励投资者低利率融资并购买高收益资产。结果是,中央银行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购买了大量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通常,这样做可以很好地推高金融资产价格,但将金钱和信贷以及购买力交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中的效率相对较低。这就是2008年及最近发生的事情。然后,当印钞和央行购买金融资产都无法将货币和信贷送到需要的地方时,中央政府——它可以决定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从中央银行借钱(中央银行印刷钞票),这样它就可以把钱花在它需要花的地方。美联储于2020年4月9日宣布了该计划。这种通过印钞票来购买债务的方式(称为债务货币化)在政治上更容易接受。就获取货币并将财富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而言,这是一种比征税更佳的方式。因为征税会让人们变得愤怒。这就是中央银行最终总是印制货币和贬值的原因。

当政府印制大量货币并购买大量债务时,货币和债务的数量均增加,货币和债务价格下降,这实际上对那些拥有货币和债权的人征税,而使债务人和借款人更容易获得资金。当这种情况进展到一定的程度,这些货币和债务资产的持有者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就会寻求出售他们的债务资产和/或借钱然后用更便宜的资金来偿还。他们还经常将其财富转移到其他财富存储媒介,例如黄金,某些类型的股票和/或其他地方(例如另一个没有这些问题的国家)。在这种时候,中央银行通常继续直接或间接印制货币和购买债务(例如,让银行为他们购买债券)并禁止将资金流入通货膨胀保值资产、替代货币和替代场所。

这样的再通胀时期,要么刺激新一轮货币和信用扩张并为新一轮经济扩张提供资金(这对股票有利),要么使货币贬值以产生货币通胀(这对诸如黄金之类的通胀对冲资产有利)。在长期债务周期中的早期,当债务存量不大且还有较大通过降息刺激经济的空间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信贷和经济良性增长的可能性更高。在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当债务存量很大并且降低利率(或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的刺激空间不大时,滞涨出现的可能性更高。

6、逃回硬通货

如果使用过度,超量印刷的法定货币会导致债务资产的出售以及前文所述的银行“挤兑”动态,最终会降低货币和信用的价值,从而促使人们逃离货币和债务(如债券)。他们需要决定以后使用什么形式的来进行财富储备。历史告诉我们,他们通常会转向黄金、其他货币、其他没有这些问题的国家的资产,以及能保留其真实价值的股票资产。有些人认为需要有一种替代储备货币,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没有替代货币的情况下(例如在中国和罗马帝国),货币体系的崩溃和财富涌向其他资产的动态是一样的。货币贬值导致它价值的降低,让人们逃离它,同时把货币债务转换成其他东西。当货币贬值时,人们将财富转移到一堆各种各样的东西上去,包括德国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的石头(用于建筑)。

通常在债务周期的这个阶段,巨大的财富和价值差距也会造成经济压力,从而导致更高的税收和贫富阶层之间的争斗,这也使得有财富的人希望转向有形资产、其他货币或者其他国家。当然,那些正在治理那些正遭受债务、货币和国家外逃之苦的国家的人希望阻止这种外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加大了对黄金(例如,通过取缔黄金交易和所有权)、外币(通过取消在这些资产上的交易能力)和外国(通过建立外汇管制防止资金流出该国)等资产的投资难度。最终,债务基本上被消灭,通常是通过迫使资本大量且廉价的偿还债务,从而使货币和债务贬值。

当这种情况变得极端,以致货币和信用体系崩溃,债务贬值和/或违约时,必然性通常迫使政府重新使用某种形式的硬通货,以重建人们将货币作为财富储备的价值的信心,从而恢复信用增长。通常,尽管并非总是如此,政府将其货币与一些硬货币(如黄金或硬储备货币)相关联,并承诺允许新货币的持有者可以将其转换为硬通货。有时,硬通货是另一个国家的货币。例如,在过去几十年中,许多弱通货国家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或干脆将其经济美元化(即,将美元用作自己的交换媒介和财富储备)。

回顾一下,在长期债务周期中,当没有太多未偿债务时,将债务作为提供利息的资产持有通常会在周期的早期获得回报,但如果在债务周期后期持有大量未偿债务,且债务更接近违约或贬值,相对于给定的利率而言,这是有风险的。所以,持有债务(比如债券)有点像持有一颗定时炸弹,当它还在滴答作响的时候会奖励你,当它爆炸的时候会炸掉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爆炸(即大违约或大贬值)每50到75年发生一次。

这些负债和注销债务的循环已经存在数千年,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制度化。例如,《旧约全书》规定每50年有一年的禧年,在这一年里,债务被免除(利未记25:8-13)。知道债务周期会按计划发生,让每个人都能以理性的方式为它做准备。帮助你理解这种动态并使你做好准备而不是惊讶于它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

因为大多数人对这个周期的关注并不多,这与他们所经历的有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离爆炸越近,他们就越容易感到安全。这是因为他们持有债务,并享受着这样做的回报,而且自上一次债务爆炸以来,时间越长,他们对上一次债务爆炸的记忆也会逐渐淡去,也会变得越自在,即使持有债务的风险上升,持有债务的回报下降。通过关注需要偿还的债务数额与可用于偿还的硬通货数额的相对关系,以及必须偿还的债务数额与债务人偿还债务所需的现金流量和借出款项所能获得的利息回报,人们可以评估持有这颗定时炸弹的风险/回报比。

长期债务周期总览

·硬通货(例如,金属货币)

·“纸币”可用于兑付硬通货

·法定货币(例如,今天的美元)

硬通货是最具限制性的体系,因为除非增加金属或其他具有内在价值的商品的供应,否则货币是无法创造的。在第二种体系下,货币和信用更容易创造,因此,硬通货债权对实际持有硬通货的比例上升,最终导致银行“挤兑”。其结果是a)违约,银行关门,储户失去有形资产  和/或  b)债权货币贬值,这意味着储户得到的回报更少。在第三种体系中,只要人们继续对货币有信心,政府可以自由创造货币和信贷,当人们不再有信心时货币体系也随之失效。

纵观历史,出于逻辑上的原因,各国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体系中不断的转型。由于一个国家比现在需要更多的货币和信贷,无论是处理债务、战争还是其他问题,它自然会从1型转向2型,或从2型转向3型,这样它在印钞方面就有了更大的灵活性。然后,创造过多的货币和债务会使其价值贬值,导致人们不再持有债务和货币作为财富储备,转而使用硬通货(如黄金)和其他货币。由于这通常发生在财富冲突,有时是战争的时候,人们通常也会有离开这个国家的欲望。这些国家需要在恢复信贷市场之前,重新建立对货币作为财富储备的信心。

下图显示了这些不同的转换。从宋朝到魏玛德国,许多历史上的例子表明,一些国家从受限制的货币类型(1型和2型)完全过渡到法定货币,然后随着旧的法定货币的过度膨胀又回到受限制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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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这一庞大的债务周期将在50至75年左右的长周期内运行,其末尾阶段的特征债务和货币体系的重组。这些重组中较为突兀的部分——即债务和货币危机时期——通常发生得很快,持续时间只有几个月到三年,主要取决于政府采取这些行动需要多长时间。然而,它们的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可能较为持久。例如,这些情况可能导致储备货币不再是储备货币。在每一个这样的货币体系中,通常有两次到四次大的债务危机,即足以引起银行危机、债务减记或30%或以上的贬值,但还不足以打破货币体系。因为我在许多国家投资了大约50年,我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它们的运行方式都是一样的,这在我的《应对重大债务危机的原则》一书中进行了更深入的解释。

拥有储备货币使一个国家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储备货币是一种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的货币,它是一种交换媒介和财富的仓库。使用和依赖越广泛,储备货币和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就越强大。冒着重复我已经告诉过你的一些事情让你厌烦的风险,我现在将回顾一下美国的情况,以及导致美国和美元使世界处于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的情况。

如前所述,新的世界秩序始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协定使美元在1944年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国和美元很自然的扮演这一角色,因为在战争结束时,美国政府持有的黄金约占世界黄金总量的2/3(当时是世界货币),占世界经济产量的50%,同时也在军事力量上占据主导地位。新的货币体系是一种第二类(即对硬通货的兑付)货币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央行可以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将对黄金的“纸币”兑付换成一盎司黄金。当时,个人拥有黄金是违法的,因为政府领导人不希望黄金与货币和信用竞争,成为财富储备。所以,当时,黄金是银行里的钱,纸币就像支票簿里的支票,可以用来兑换真正的钱。在建立这种新的货币体系时,美国政府拥有的每盎司黄金都对应着50美元的纸币,因此几乎有100%的黄金支持。其他主要的美国盟国(如英国、法国和英联邦国家)或受美国控制的国家(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拥有与美元挂钩的美国控制的货币。在随后的几年里,为了为其活动提供资金,美国政府的花销超出了在税收上的所获得的收入,因此不得不借钱,这就产生了更多的美元债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允许对黄金(即美元计价的货币和信贷)提出更多的兑付,而不是以35美元的价格实际兑换成黄金。当纸币被用来兑换硬通货(黄金)时,美国银行的黄金数量在兑付率上升的同时不断下降。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8月15日崩溃,当时尼克松总统和1933年3月5日的罗斯福总统一样,不履行美国允许纸币持有者将纸币兑换成黄金的承诺。因此美元对黄金和其他货币贬值。从那时起美国和所有国家都转而采用第3类法定货币体系。如果你想阅读大量关于如何从旧的货币体系走向新的法定货币体系的介绍,我推荐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的《来改变命运》,他是美国新货币体系运作方式的首席谈判代表。

这一转向法定货币体系的举措,使美联储和其他央行得以创造大量美元计价货币和信贷,从而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其特点是从美元和美元计价的债务逃向商品、服务和通胀对冲型资产如黄金等。美元债务引发的恐慌也导致利率上升,并推动金价从1944年至1971年官方指定的35美元升至1980年的670美元峰值。

20世纪70年代,通过这种方式管理货币和信贷的情况下,借入美元并将其转换为商品和服务是有利可图的,因此许多国家的许多实体主要通过美国银行借入美元来实现这一目的。因此,美元债务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增长,美国各银行将大量资金借贷给这些借款人。这种放贷导致了债务周期中典型的债务泡沫。美元的快速借贷和债务的增加加剧了对美元和美元债务资产的恐慌以及向通胀对冲型资产的涌入。这引发了1979-1982年的货币和信贷危机,在此期间,美元和美元债务都存在着不再是公认的财富储备的风险。当然,普通市民并不了解这种货币信贷动态是如何运作的,但他们以高通胀和高利率的形式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卡特总统和大多数政治领导人一样,对货币机制不太了解,他知道必须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情况,并任命了一位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几乎所有跟踪这类事情的人,包括我,都坚持他的每一句话。他有足够的力量去做那些痛苦但正确的事情来打破通货膨胀的反弹。他成为了我心目中的英雄,并最终成为了我的好朋友,因为他伟大的性格和伟大的能力,我也喜欢他的讽刺幽默。

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表示,为应对这场货币通胀危机并打破通胀,沃尔克紧缩了货币供应,这将利率推至自“耶稣基督”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收入和资产价值下降的同时,债务人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债务,对债务人形成的挤压迫使他们不得不抛售资产。市场对美元存在巨大需求,导致美元保持坚挺。由于这些原因,通货膨胀率下降了,这使美联储可以降低利率并发放货币、放宽信用。当然,很多债务人和资产贬值的持有人就破产了。因此,在1980年代,这些债务人,特别是国外的债务人,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债务人,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萧条和债务重组期。美联储通过向美国银行提供所需的货币来保护银行,而美国会计制度则通过不要求银行将这些坏账计入损失或以实际价格对这些债务资产估值来保证银行免于破产。债务管理和重组过程一直持续到1991年,直到当时该债务通过布雷迪债券协议完成转换,该协议以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的名字命名。美国脱离金本位制所造成的1971-1991年的周期几乎影响了世界上的每个人。1970年代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对冲资产飙升,从而导致1979-1981年的紧缩政策以及非美国债务人进行了大量通缩型债务重组,此后通货膨胀率下降了,债券和其他通缩型资产在1980年代也有了出色的表现。这段周期有力地证明了美国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能力,并让全世界每个人了解到货币是如何管理的。

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均以美元计价)从1979-1981年的高峰到现在,均已降至接近0%。自新的货币体系(以美元计价)建立以来,您可以清楚地看到利率和通胀率上下波动的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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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括这些波动在内的整个时间段,相对于收入,世界上以美元计价的货币、信用和债务以及其他非债务负债(例如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的金额持续上升,尤其是在美国,因为美联储拥有支持债务增长的独特能力。

1980年代债务重组完成后,1990年代全球货币、信用和债务再次开始增加并导致了新一轮的繁荣,导致以债务融资的投机性购买演变成互联网泡沫,最终在2000年破裂。2000-2001年迎来了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经济衰退,这刺激美联储发放货币、放宽信用,此举将债务水平推至新高,并创造了另一种繁荣,这种繁荣在2007年演变成更大的债务泡沫,最终也在2008年破裂,2008年债务泡沫的破裂导致了美联储和其他储备货币国家的中央银行再次放松,这又形成了近期破裂的泡沫。但是,这一次为应对经济低迷的货币和信用创造计划却有所不同。

短期利率在2008年触及0%,然而下降幅度不足以创造所需的货币和信用扩张。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货币和信用扩张是央行货币政策的首选,我称之为“货币政策1”。由于这种方法对央行来讲已经不再适用,他们转向了第二种货币政策(我称之为“货币政策2”),即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主要是政府债券和高等级的债务。上一次美联储不得采取“货币政策2”是因为1933年利率开始触及0%并一直贯穿整个二战。这种方法被称为“量化宽松”,而不是“债务货币化”,因为它听起来更不具威胁性。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储备货币中央银行都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至此形成新的货币/信贷/经济范式,并一直持续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衰退阶段。

从2008年开始的范例运作过程如下:

就像从1933年开始所做的那样,通过印钞和购买债务,中央银行维持着货币和债务扩张周期。央行通过购买资产推升债券价格并为卖方提供现金,从而促使他们购买其他资产。这进一步推高其他资产的价格,并且随着价格的上涨,降低了未来的预期收益率。由于利率低于其他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和债券收益率,而相对于投资者为各种刚性支出所需的回报率而言,其他未来的预期收益率也已降至非常低的水平,因此投资者大量地开始借钱买入预期收益率比借贷成本高的资产。以上两方面都推高了这些资产的价格,但这个债务泡沫十分脆弱,一旦他们购买的资产的回报率低于其借贷成本,那么该泡沫就会破裂。由于长期和短期利率都在0%左右,并且央行的债券购买没有刺激经济增长并帮助到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因此我认为,第二种货币政策作用效果并不好,那么就需要第三种货币政策——“货币政策3”或MP3。MP3是由储备货币中央政府推动,中央政府增加借款,并针对性发放财政支出和贷款,同时储备货币中央银行创造货币和信用,并购买债务(以及可能的其他资产,例如股票)来为市场上的资产购买提供资金。

综上所述,在疫情引起的衰退之前,走向经济衰退的条件早已具备。无论如何,在此期间,债务和非债务负担(例如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相对于收入而言继续上升,而中央银行却降低偿债成本。这将利率推近至0,实行债务长期化以致本金支付水平很低。诸如:中央银行拥有大量债务;零利率导致不需要支付利息;债务长期化使得本金可以摊还,甚至可能不偿还。这些条件意味着中央银行创造货币和信用的能力几乎没有限制。这一系列条件也为接下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冠状病毒触发了全球经济衰退和市场低迷,尤其是对那些收入遭受疫情冲击的负债实体而言,在收入和资产负债表上留下了创孔。传统上,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不得不创造货币和信用,从而转移到那些他们想拯救的实体上,这些实体一旦失去救助将会发生财务困难而无法生存。因此,2020年4月9日,美国中央政府(总统和国会)和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宣布了一项大规模的货币和信用创造计划,其中包括所有经典的MP3操作,包括直升机撒钱(直接从政府支付给公民)。这与罗斯福在1933年3月5日所做的宣布如出一辙。尽管这次冠状病毒引发了特定情形下的金融和经济下滑,但最终还是会有其他事件触发经济衰退,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经济动态变化路径基本还是相同的因为只有MP3可以起到扭转衰退的作用。由于美元仍然主导全球的货币和信用,而美联储作为美元的创造者,其操作是最重要的。因此,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以及受冲击程度最小的中国央行都采取了类似的举措。

美元目前约占全球国际交易,储蓄和借款的55%,欧元占比约25%,日元占比不到10%,人民币占比约2%。大多数其他国家货币在本国/本地区内使用,它们并未在国际上作为交易或者财富储备的媒介。那些国家的聪明人,甚至那些国家以外的几乎每个人都不会持有那些国家的货币储存财富资产。相反,我提到的储备货币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喜欢储存、借贷和交易的货币,各项占比大致与我上述提到的百分比成比例。

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国家拥有惊人的力量——储备货币可能是最重要的力量,甚至比军事力量还要强大。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拥有储备货币时,它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印钞并借钱消费,这就是美国现在所做的,而那些没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必须获取他们所需要的货币和信用(以世界储备货币计价)来满足交易和储备的需要。例如,在撰写本文的当下,那些因美元收入下降而需要偿还大量债务,需要更多美元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人正非常强烈地需要美元。

如第1章中的图表所示,该图表描述了一个国家实力上升和下降的八项指标,而储备货币的能力(由该货币的交易和储蓄占比来衡量)显著落后于该国实力的其他指标,这对于美国和美元来说确实如此。例如,在1944年美元被赋为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时,美国政府拥有世界上2/3的黄金储备(在当时等价于货币),彼时美国GDP约占世界GDP的50%。今天,美国仅占世界GDP的20%左右,但仍占全球储备的60%和国际交易的50%。因此,美元和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和支付系统仍然占主导地位,但相对于美国经济体量而言,其规模过大。

与所有印刷储备货币的银行一样,美联储现在在实施货币政策上处于强势但尴尬的境地,这一政策对美国人有利,但对其他依赖美元的国家却可能不利。例如,美国联邦政府最近决定要借钱给美国人,并向美国人提供美元信贷;美联储则决定购买美国政府债务和美国人其他更多的债务以帮助他们度过这场金融危机。可以理解的是,这些钱很少流向外国人。欧洲央行则会对欧元区采取类似的行动。在世界舞台上规模仍较小的日本银行也会为日本人做同样的事情,中国人民银行亦是如此。还有其他几个相对较小的国家(例如瑞士)也许可以为自己的人民做类似的事情,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像美国人那样获得他们所需的货币和信贷来填补收入和资产负债表的缺口。这种有些国家无法获得所需的硬通货的动态就像1982-91年时一样,只是这次不能大幅降低利率,而在1982-91年时可以大幅降低利率。

同时,非美国家(即新兴市场国家,欧洲国家和中国)所欠的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约为20万亿美元(比2008年高出约50%),其中大约不到一半是短期的。这些美元债务人将不得不拿出美元来偿还这些债务,他们也不得不将拿出更多美元来购买全球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因此,美国通过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并拥有生产该货币的银行,并有权将这些所需的美元交到美国人手中,可以比其他国家帮助自己的公民更有效地帮助美国公民。同时,美国有可能因创造过多的货币和债务而失去这一特权地位。在本章的附录中,我们将更加仔细地研究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如何失去他们的地位以及储备货币是怎么贬值的。

总结

回到全局看,我要说的是1)经济部分(即货币,信贷,债务,经济活动和财富)与2)政治部分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上升和下降看起来如下图所示。通常,重大周期始于新的世界秩序,即一种新的经营国内外的方式,其中包括新的货币制度和新的政治制度。上一次的重大周期始于1945年。因为在冲突之后的这段时间里,社会主导力量是没人想要战斗,人们厌倦了战斗,因此,在信贷扩张的支持下,和平重建和繁荣得以持续。之所以(和平重建和繁荣)具有可持续性,是因为收入的增长超过了不断增加的债务所需的偿债额或与之保持同步,并且中央银行刺激信贷和经济增长的能力是巨大的。在上升过程中存在短期债务周期和经济周期,我们称之为衰退和扩张。随着时间的流逝,投资者从过去的收益推断未来,并借钱继续押注这些收益会继续发生,这在贫富差距扩大的同时造成了债务泡沫,因为有些人从这种货币造就的繁荣中获益更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央银行用尽有效刺激信贷和经济增长的手段。随着资金的收紧,债务泡沫破裂,信贷合同违约,经济随之收缩。同时,当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债务问题以及经济萎缩时,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经常就财富和权力发生冲突。在债务和经济问题处于这种情况的时候,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通常会创造货币和信贷及/或使货币贬值。这会导致债务体系,货币体系,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的重组。然后重大周期再次重启。尽管没有周期完全像那样,但几乎所有的都大致如此。例如,虽然债务泡沫破裂通常会导致经济收缩,以及伴随经济收缩的巨大贫富差距通常会导致内部和外部冲突,但有时顺序会有所不同。不过通常是货币,信贷和债务周期导致经济变动,从而引起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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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货币和信贷的解释,将会有附录来说明所有货币如何贬值和/或消亡,其中将参考最近500年最重要的一些案例。

[1]虽然借款人通常愿意支付利息,这让放款人有贷款意愿,但如今有些债务资产的利率为负,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我们将在以后进行探讨。

[2]顺便说一句,请理解,这些只是对周期时间的粗略估计,要知道我们在这些周期中的位置,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条件而不是时间。

[3]一些中央银行通过与政治家的直接控制分离,使这一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实际上每个中央银行都必须在某个时候纾困其政府,因此贬值总是会发生。(来源:晨曦的思想圈 作者:翟晨曦)



                                 
                                           政经观察
                 



负债式引才挽救疫情导致的市场需求急剧萎缩 只会让情况更糟                 
【研究员】:WH
3月至今,各城抢人政策中,杭州的办法被称作“最强抢人政策”。4月1日起,杭州经认定人才购房可以优先摇号。对全球本科以上所有应届大学生,在发放本科1万元、硕士3万元、博士5万元一次性生活补助的基础上,再给予每年1万元租房补贴,而顶尖人才最高可获得800万元的购房补贴。3月下旬,杭州副市长在视察一售楼处的疫情防控和复工工作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家不仅要对经济有信心,更要对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杭州的房地产市场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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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下,各大城市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抢人大战,同时在发生的还有工薪族就业乃至职业前景的压力。

二者听上去颇为矛盾——城市抢人最终还是要就业,但企业创造和维持岗位的能力却变得更加严峻。对工薪族来说,除了可能的薪酬下滑,乃至“人员结构优化”,房价的变动趋势也不容小视。

为了稳就业、稳增长,多数城市都面临压力。归根结底,城市实体经济才是工薪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地方政府最为关心的议题。那么,面临实体经济的种种不确定,应该怎么办?

净流入的人口与看涨的房价

最近的深圳人,一边在讨论着减薪问题,一边在感叹着魔幻上涨的深圳房价。在其他城市都在想尽办法恢复楼市的时候,深圳已经提前抢跑了。

从3月开始,深圳楼市价格开始启动向上,二手房价涨幅时隔两年再度成为了全国第一,甚至出现了“戴口罩排队抢豪宅”的强劲需求。有人调侃说,房市已经被深圳人民玩成了股市。

这座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同时因人口众多造成供需失衡,导致它也是全国土地最稀缺的城市。全球疫情之下货币面临贬值风险,而资金需要寻找优质的避险资产,这是深圳吸引全国各地的购房者,或者说投资客的一大原因。

但是,疫情对深圳实体经济的影响后劲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深圳外向型经济发达,外贸出口规模连续27年居内地城市首位,全球经济下行对其造成的压力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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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针对国外市场的企业已经开始缩减招聘岗位,比如深圳年前手握大把国外订单且人手不足的照明产业,现在已经开始转向国内市场的开拓。

所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点评“深圳蛇口招商太子湾豪宅8秒售罄”时才发出感叹,在个案面前,要相信大数据;在大数据面前,要相信逻辑;在奇迹面前,要相信常识。在疫情导致经济停摆的时候,没有哪个城市能幸免。

不过,深圳从来就是一个不缺人的城市。据脉脉最近发布《人才流动与迁徙报告2020》显示,2019年深圳人才净流入为全国第一。一个城市的房产,离不开大规模人口流入的支撑,尤其是年轻化的人口,这让看多深圳楼市的人更坚定了一份信心。

3月至今,各城抢人政策中,杭州的办法被称作“最强抢人政策”。4月1日起,杭州经认定人才购房可以优先摇号。对全球本科以上所有应届大学生,在发放本科1万元、硕士3万元、博士5万元一次性生活补助的基础上,再给予每年1万元租房补贴,而顶尖人才最高可获得800万元的购房补贴。

3月下旬,杭州副市长在视察一售楼处的疫情防控和复工工作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家不仅要对经济有信心,更要对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杭州的房地产市场有信心。”

中国房地产协会主办的全国房价行情数据显示,有121个城市3月份二手房价环比2月份下跌。而在其他一线城市房价下跌的时候,杭州风头正劲,仍在上涨。

在这份人口流动报告中,杭州也进入了人才流动第一阵营,仅次于深圳排名第二。并且,而许多离开北京的职场人也将杭州视作工作的首选地之一。可见杭州人才增长之迅猛。

杭州素有“卖地狂魔”之名。大量人口的拥入,也是杭州仍然能一直保持楼市上行的核心原因,高薪人才强大的购买力就是对房产价值提升的最大保障。

疫情之后的城市新竞争

早在今年2月中上旬,包括无锡、西安、南昌、上海在内的多个城市,相继推出各类涉房支持政策,希望稳住市场。

第一类政策,主要是利用购房补贴政策刺激需求端,比如允许公积金购买二套房等。第二类政策,是从“救开发商”的角度,比如延期缴纳土地出让金,开竣工时间可延期、延期缴税等,提供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减免政策,促进地产商快速“回血”。

3月还有个别城市试图取消限购政策鼓励炒房,不过都中途夭折了。其中浙江海宁的政策最具代表性,在公布后仅仅不到两个小时就被紧急撤回。

有了政策“一日游”的前车之鉴,大部分城市出台的政策相对谨慎,基本上以带有购房条款的人才新政为主,这类政策通常不会出现被撤回的风险。于是,人才引进成了很多城市“救市”的标准动作,对地方政府的调控智慧提出了极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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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二线城市的土地市场火热,知名房企扎堆抢地。疫情之下,相对于一线城市市场的优异表现,有数据显示2月份二线城市成交量减少了近六成。这些二线城市的政府就比较着急了,疫情以来不少二线城市都出台了各类政策。

尤其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在疫情之后劳动力需求变得更大,在学历放宽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比如在佛山,中专、大专可享本市户籍购房政策,相当于门槛几乎消失。苏州也是如此,本科直接落户,专科仅需缴6个月社保。而此前,苏州对于大专学历的落户,要求可是需要满足社保缴满2年。

不过,一些城市抢的是人才,而另一些抢的只是人口。对于产业结构单一的三四五线城市来说,人才吸引力小,本身自有住房率偏高,导致楼市缺乏投资价值。

以衡阳市为例,衡阳用财政补贴楼市,购买新房和存量住房,所缴契税税率为1%的,由市财政按所交契税对购房人予以全额补贴。另外,新房项目地下车位首次出售的,财政补贴每人1000元。类似的,驻马店也实施了购房补贴政策,补贴资金由受益财政承担,中心城区补助资金按属地税收受益比例由市区两级分别按50%承担。

在公积金贷款方面的政策也是一路绿灯。3月底,柳州市将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上限调整为40万元,居民家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最低首付比例为20%。拥有1套住房的居民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贷款购房,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30%。

地产业稳才能稳增长,这也是衡阳、驻马店等地出台楼市新政的原因所在。政府救楼市,表面上救开发商,其实是在救银行、救财政。而这类城市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大多数城市所面临的。因此,即便就业形势严峻,城市依然要抢人。

地方实体经济该如何自救?

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可低估,其经济地位短期内仍不会发生改变。在这个逻辑中,只有人来了,才有利于当地购房需求的释放和房企项目去库存。

但这个逻辑并不适用于所有城市——负债式的引才手段以补充因疫情导致的市场需求急剧萎缩,只会让情况更糟糕。受疫情冲击,信贷资金流向楼市的闸门在松动,降低首付比的口子打开,也在增加经济杠杆率。长远来看,何尝不是抱薪救火。

回顾这几年的人才争夺战,其背后动力是国民经济体系对人力资源的内在需求变化。地方政府意识到,靠投资和负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了,于是,想通过人力资本给经济找下一波增长动力。但这次疫情突然,打乱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阵脚。如此,只能更在意短期表现。

对于大多数城市企业而言,招聘的盘子整体缩减已经是既定的事实。有调研发现,近八成企业表示本次疫情对于企业的春招会产生影响,还有部分企业考虑缩招。这一点很好理解,受疫情影响很多企业经营受到影响,现金流吃紧,缩减人力成本是理所当然。

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可能引起消费者购买力的进一步收缩。如果城市只是利用楼市来吸引人才,而人才却无法落地就业也是一种悲哀,更别谈购房了。

抢人首要面临的就是产业、服务以及人才之间问题,也是“人才战”背后亟待解决的问题。吸引人才不光靠购房政策,更要看城市的吸引力。产业是否完善、就业岗位的数量、城市生活配套的健全等要素才是吸引人才的核心要点。

比如杭州以数字产业为主,互联网行业的招聘需求在2020年1月降到了谷底,不过,在疫情造成全面影响的2月份,这个产业还出现了招聘需求的小幅抬头。疫情对所有行业都带来了严重冲击时,也激活了一些在线业务模式的发展空间。对于杭州这样有特色产业基础的城市而言,危中也有机。

而对于深圳这样的城市,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带来一些企业外迁或许会拖累其经济发展。有数据显示,2019年,深圳甲级写字楼的整体空置率达到22%,部分地区的空置率甚至超过50%,是四个一线城市中最严重的。2019年,深圳的GDP增速是6.7%,创下了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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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明确的是,这次疫情,政府必须施以援手。但仅仅强调房地产的重要性是远远不够的。短期表现最优,有可能损害的就是长期的竞争力。从长远趋势来看,好的自救方式应该是进行更多的减费降税,给实体经济、给企业让利,这部分还有更多下降的空间。

此外,最近中央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有一条让人印象深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

这份文件表明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精神,打破户籍制度造成的阻碍,激活社会活力。而在这种趋势之下,可以预料的是,单单靠“户口”的力量不足以吸引人了。城市竞争力才是吸引人才的关键,未来强者恒强的趋势在城市竞争中将更加明显。(来源:南风窗 作者:杨露)



                        

全球化退潮已是发生的事实 但不会终结                 
【研究员】:WH
全球化退潮已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新冠疫情只不过把它摊在台面上的黑天鹅。即使病毒疫情很快过去,也回不到从前。外资撤离也是退潮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认真评估其规模和影响。2018年末瑞银对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商的首席财务官进行的一项广泛调查也发现,三分之一的企业已在2018年至少将部分生产迁出中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正打算这样做,典型的公司是把其出口产品约30%的生产转移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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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一场全球化的盛宴,被一只黑天鹅搅局,各国还在驱赶黑天鹅,却来不及收拾满地的狼藉。

这只黑天鹅就是新冠病毒(COVID-19)。二百多万人被感染,上万人因它死亡,我们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它去向何方,但人类正在与它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这场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全球疫情,让全球化的弊端暴露无遗,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无远弗届。

几乎在同一天,美日传来的消息让国人夜不能寐。4月9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提出一项让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回流美国的建议,他说要为这些从中国迁回美国的企业给予100%直接报销,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权、基建、装修等所有费用;紧接着《福布斯》(Forbes)发文称,日本政府宣布要支付22亿美元支持日资企业迁出中国,其中20亿美元直接贷款用来支持企业回到日本,约2亿美元直接贷款支持企业迁去东南亚。

对此消息,各方解读认为逆全球化浪潮不可避免,甚至有人认为“这一轮全球化已经终结”(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至于其政治经济影响则更久远。基辛格说,“新型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将永远不一样”,给政治和经济带来的动荡可能会持续数代人。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新冠前后”将是历史新的纪元——BC(Before Coronavirus)和AC(After Coronavirus)。最新一期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新冠疫情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它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

如果历史有坐标,这个新纪元的坐标将会插在二战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上。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发与持续,正是全球化的一种后果,因此,对过去几十年突飞猛进的全球化,人们开始反思和批判,反全球化、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各种思潮在世界各地抬头,对原本脆弱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自90年代以来,传统左翼一直是反全球化的主力,核心诉求是要用民族国家的力量来节制资本,反对全球化导致的悬殊差异和文化变异。左翼反全球化力量虽然一直为非政府组织和团体主导,处于世界经济边缘地位,但是对全球化的弊端起到约束作用,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而2007年次贷危机却为反全球化添加了更为强大的动力——作为全球化“灯塔”的欧美精英开始逆全球化!

2007年次贷危机反映全球化失衡

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简称“次贷”)市场动荡引发金融危机,在当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最终在2008年9月演变成一场全球金融风暴。次贷危机表面上是信贷市场信用制度的内在脆弱性导致,但实质上根源于全球化下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失衡。

二战前后世界各国不同程度上实施凯恩斯主义来复苏经济,在二战后“消费主义”更以一种经济理性和生活方式大行于世,成为第三波全球化的动力。这一波全球化是通过消费主义文化的扩散,来引导金融资本的扩张,实现资本全球化。

资本所到之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技术水平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形成“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全球合作体系。20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久便取代日本成为亚洲区域生产中心,全球供应链也从美、德、日三大中心,转向了中、美、德。

在这个合作体系中,欧美处于价值链的上游,中国等新兴市场处于下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是出口导向型,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过度消费型。在欧洲内部,以PIIGS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为代表的南欧国家是超前消费型,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欧国家是勤劳工作型。

简单理解,就是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固定资产投资过多过快,产能过剩的状况一直比较突出,而美欧则通过提前消费,来消化中国的产能。但过早地透支消费力,会压制未来的生产力和消费力。就像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膨胀,楼价高企,居民背负庞大的抵押贷款,日常消费自然受到抑制,扩大内需也就无从谈起。

更重要的是,提前消费必须依靠金融系统,这样过量的提前消费累积的风险必然在金融系统形成危机。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美国,为刺激经济,不是一般的提前消费,而是以极低的利率、零首付支持年轻人买房,这样形成的次级贷款规模可想而知。次贷通过金融系统的传导、放大,从房地产市场到信贷市场,都是一片“非理性繁荣”,最终在2008年引爆泡沫。

金融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核心和引擎。据测算,1980年美国的金融资产总量为15.46万亿美元,约为GDP的5.40倍,2016年金融资产总量达到220.86万亿美元,与GDP之比扩大到11.89。1980年以来美国金融资产的年均增长率为7.2%,而GDP年均增速为2.6%,前者是后者的近三倍。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金融资产年均增速由当年的负值迅速回升至3.5%,而GDP的年均增速只有1.3%,可见美国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的状况没有实质性改变。

总之,全球化体系中面临的种种失衡,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传导至世界各地形成局部危机,虽然各国通过量化宽松缓解了危机,但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开始引发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粹主义,尤其是在英美这些主导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其右翼力量也对全球化表示不满,尤其是4年前英国“脱欧”与特朗普上台,一般称之为“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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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到欧洲新冠病毒爆发的前夕,2020年1月31日英国向47年的盟友说再见,正式脱离欧盟。一般认为,英国“脱欧”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对移民危机的反弹,是全球化过程中新的反全球化态势。

英国“脱欧”公投后不久,2016年11月8日,政治素人、亿万富翁唐纳德·J.特朗普 “出人意料”地击败被各种主流民调看好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无论是在竞选活动中,还是在当选后实际施政中,特朗普不仅主张“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还多次公开声明反对“全球化”和“全球主义(globalism)”,在贸易上推行了本土主义(nativism)政策,还针对部分国家显著提高了进口产品的关税,可能进一步造成各国争相提高关税的连锁反应。

本来是经济全球化的策源地和主导力量,但却发起逆全球化潮流,这个时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英美反全球化?

英美右翼“逆全球化”表面上是民粹主义,但实质是“马尔萨斯陷阱”的逆反版。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陷阱”反映了农业时代人口增长与资源限制的失衡问题,如果没有生产效率的突破性提高,就躲不过马尔萨斯的诅咒。

现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问题是人口老化,导致劳动力不足和消费需求下降,因而放宽了移民入境限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劳动力。但是这些移民对社会造成强烈冲击,引发强烈反弹,从而造成移民危机。欧盟在这个问题骑虎难下,英国脱欧后,波兰也因为抵制欧盟移民政策要跟欧盟说“拜拜”。

由于全球化已经深入各国政治、经济各个层面,产业的全球化分工在日益深化,全球供应链将各国利益深度绑在一起,“去全球化”“逆全球化”说说容易,但要真正实施起来还是有着相当的难度。更何况,英美两国有着悠久而浓厚的自由主义传统。

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底色就是实用主义,在“脱欧”公投后即开始以“全球化英国”为纲领开展经贸活动;特朗普主义的意识形态底色是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他的“替代版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希望以新的规则促进各国向竞争性国家(competitiveness state)而不是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方向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英美两国现在的“逆全球化”,实质上是要建立另一套全球化,故不同于传统左翼的“反全球化”。因此,英美的策略还是希望在现有全球化体系中来催生他们的版本,以免过于激进的操作损害脆弱的经济。典型就是这两年中美之间爆发的贸易战,打打谈谈,谁都不敢推翻桌子真干起来。

而没想到一只黑天鹅兀然闯入,掀翻了桌子。这场全球流行的新冠大疫情,无论是对于左翼的反全球化,还是右翼的“替代版全球化”,都提供了理据和实际操作的机会。新冠疫情下各国断航封城,供应链阻断,各国经济遭受重创,这虽然不是各国想要的,但确是全面省思全球化的契机。

在此前,美国就不想玩了,特朗普就退出好几个国际组织,而这场疫情毫无疑问加深了他们此前的担忧,更加确认了他们此前的判断。二战以来这波全球化的策源地与主导方——美国——不想玩了,而欧盟,在移民危机和英国脱欧的打击下已力不从心,现在则意兴阑珊。

全球经济离不开中国?

这次疫情暴露出的全球化弊端,让世界看到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的失败,也验证了长久以来对供应链节点安全性的担忧。经济全球化基于供应链一体化和快速反应运作来实现,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Hub)出问题,世界将会怎样?

根据麦肯锡研究,2010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而世界世界从贸易、经济和技术三个层面对中国的依存度越来越深。这个趋势在中国一些人看来,会更自信、更有底气地认为全球经济离不了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复苏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在欧美看来,对某个节点依存度越高,就意味着供应链风险越大,更何况双方价值观处于两个平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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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早不晚,疫情在全球爆发了,各国需求雪崩式下降,发往中国的订单突然取消。过去高度依赖、密切协作的全球供应链网络,正在遭受全面的冲击。供应链被阻断,全球化被“隔离”。这场疫情毫无疑问加深了欧美资本此前的担忧

“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也容易引起欧美的警惕和反弹,英国《经济学人》在“隔离之下的全球化”就指出这点,认为这是新冠病毒带给世界的严厉教训,即使病毒疫情很快过去,世界对中国依赖的警惕仍会加重。

不过,也有不少分析认为,全球分工的加深,尤其是中国供应链的完整和高效,已让世界离不开中国。最近在金融投资界流传的摩根士丹利观点便是典型: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我们的观察角度不大一样,我们跟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交流较多,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产业链的搬迁趋势,而非加快。原因有二:

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阴霾无人愿投。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原有的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不乏薄弱环节、易被疫情、汇率、债务三杀成多米诺骨牌,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新资本开支。我们的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其本国加大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二、以TMT产业链(编注:指电信、媒体和科技及其融合在一起的产业)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在复工时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不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他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

至于疫情后的世界(所谓AC)如何,大家当前都是揣测,但有一点在跨国企业调研结果中较为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服务、IoT、远程等。中国恰巧正在5G、数据中心、IoT等数字基建上加速,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或许优势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我们认为,大摩的观点很有道理,但并不是乐观的理由,原因在于:对于第一点,目前因为还处在疫情期,不确定性很大,对企业决策的确有一定难度。以现在药物研究及检测技术的进展(疫苗研究的不确定性很大,暂且不论),欧美在明年应可让疫情稳定下来;疫情过后,欧美各国对全球化及全球治理重新评估,政策及发展方向上开始明确,回迁战略性产业、为本国创造就业机会,将是主要原则。那时候欧美企业决策空间虽然有限但会很明确。如果美日政府落实对回迁、搬迁企业的补助政策,更会强化这一态势。

对于第二点,中国供应链的完整和高效,的确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以前还有成本优势,但前几年就已经没有了),现阶段也是外资还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但是,长远看,中国供应链的这种效率是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对于欧美企业来说,不确定性非常大。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供应链,是在市场机制下自下而上演化形成的,在微观上由众多民营中小企业在供求关系下形成生态,但是目前民营企业成长环境堪忧。“市场演化中最有活力的行为主体,是中小民营企业;如果抑制了中小民营企业的活力,会在实质意义上抑制掉中国经济的活力。”(施展)

其次,市场之外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是现在外资的重点考虑,现在这次疫情基本确认了他们此前对产业链上节点安全的担忧,再加上现在中国民族主义高涨,什么东西都上纲上线,从早几年的反日、反韩、到去年抵制NBA、最近抵制泰国,谁也不知道下一波抵制的是哪个外资。

再者,在全球产业链上中国处于中低端,优势并不突出,而且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比如,因新冠疫情全球对呼吸机的需求大增,但是有创呼吸机的核心零部件包括涡轮风机、压力传感器、电磁阀等,主要的供应商来自于美国、瑞士、德国等地。对于欧美各国来说,无论是在欧美日还是利用新兴市场,重组产业链都不是什么难事。当然,这需要一定时间。

从韩国三星把产业链转移到越南的例子看,大概在3年左右。2017年初因萨德反导系统国内开始反韩、抵制韩货,乐天等韩资企业逐步撤离,三星也开始大幅增资越南,到2019年底三星的一级供应商在越南投资生产达到42家,这意味着三星的一级供应商几乎都开始入驻越南。

事实上,全球产业链从2012年已开始第五次产业转移,从中国逐步向印度、东南亚等国转移。不过,2017年前外资撤离中国,还是基于成本考虑,因此很少有产业链整体外迁的情况,但是2017年以来则是基于安全考虑不断撤离,而且是产业链整体转移。

因为从供应链角度看,安全性要高于效率,而外资对中国供应链的信任已下降到最低点。尤其是疫情期间,广东某额温枪厂家的老板,公然声称要在出口的额温枪上动手脚,放倒更多的美国人。这种荒谬言论在网上并非个例,可以设身处地想见欧美如何看待中国出口产品。

全球化潮起潮落与中国的应对

基于以上分析,对目前形势有如下结论:

一、全球化退潮已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新冠疫情只不过把它摊在台面上的黑天鹅。即使病毒疫情很快过去,也回不到从前。外资撤离也是退潮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认真评估其规模和影响。2018年末瑞银对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商的首席财务官进行的一项广泛调查也发现,三分之一的企业已在2018年至少将部分生产迁出中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正打算这样做,典型的公司是把其出口产品约30%的生产转移到海外。

二、全球化有狂欢的盛宴,也有经济萧条的低谷,但不会终结。资本始终需要寻找最佳投资回报,而全球化通过比较优势、规模报酬递增是资本最能有效获取最大利润的方式,因此,从历史数据(全球出口占GDP比重)看,全球化总是一波一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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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是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以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主导的大航海时代,以殖民掠夺为特征,中国在其后期加入,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生产国家及白银储备最多国家。这一波全球化后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低谷,主要是欧洲30年战争及争夺殖民地的战争。

第二波全球化则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英国为主导,中国在其初期被动卷入。其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损失几千万人的代价,来解决其遗留问题。

第三波全球化从二战后开始,由美国主导延续至今,中国40年前加入,逐步深入直到成为“世界工厂”。

第三,每波全球化都会有发展失衡的问题,但最终要靠新的全球化范式来解决。从现实看,无论是对付新冠病毒这只“黑天鹅”,还是收拾一地狼藉的经济、民生,各国还是需要彼此谅解、相互信任,从纷争中寻找共识,来达成新的全球化范式。

40年前,中国切换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范式,欧美国家如何信任社会主义的中国,来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当时中国对内启动了关于外商投资的立法,在法律上确立外资的地位;对外,是通过以英美法系的香港作为信用背书,也就是信任的桥梁,如果投资有了纠纷,可以去香港仲裁。所以直到近年,还有差不多70%的外资要通过香港进入大陆。现在我们需要新的信任通道。

从控制疫情到疫后恢复的时间看,我们要恢复外资信心,稳定既有外资和产业链,只剩下约3年的窗口期。这3年的窗口期,是因疫情放慢了中美贸易战以来产业链外迁趋势,也是外资最后判断、观望的时间。否则,产业链一旦转移转移出去,要重建就基本不可能了,中国失去的不仅仅是就业机会,而是跳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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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还有3年的窗口期,但是现在就要行动起来。对外资来说,现在需要的不是特殊政策与优惠,而是能给予战略信任——可信赖的稳定的长期预期,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才能增强外资对中国的信任。就全球贸易来说,应尽可能维持WTO的权威和多边机制,认真履行贸易协议。就内部来说,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外深入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加强法治建设,打消外资和民营企业的疑虑,以内部改革的空间,换取全球化退潮的时间与空间。

同时也要为全球经济衰退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4月8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指出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指标,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这个“底线思维”,不仅是中央对全国上下发出的口号,从企业到个人来说,都要认真思考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来源:示范区 作者:示范区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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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炒房客躁动给全国人民狠狠上了一课                 
【研究员】:WH
对于当前房价这个事情,政治局会议的“房住不炒”已经再次明确了态度。潜台词都在告诉大家,余粮真的不多了,数百万亿的天量债务堰塞湖,真的经不起投机客们再瞎折腾了。而且郭主席的话离我们也并不遥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靠房地产伟大的,而且历史也证明靠炒作房地产的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但现实证明,深圳部分援助中小企业的钱还是没有用来投入实体,反而成了有些人钻空子炒房子的套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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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我们永远不能低估人性的“恶”,因为这会让一切善意最终被现实狠狠的打脸。深圳最近的炒房客躁动,就给全国人民狠狠的上了一课。很疼!

资本逐利不会管什么民生水深火热

最近,正当全民集体过紧日子,国家咬牙拿出为数不多的积蓄拯救濒临躺倒的经济时,却有部分企业趁机套路政府的“救命钱”,转身杀入了刚刚被稳住的深圳楼市。

中介的朋友圈集体躁动:千万豪宅被秒光的新闻不断刷屏;百万喝茶费;500万以下的房子基本卖没了;富豪们连夜排队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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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房地产中介朋友圈操作的企业经营贷细则,800万的房产,经中介操作后可以套出利息只有1.9%的1000万经营贷,再把这个钱拿去买房,套利空间极大。

4月3日,深圳宝安区住房局更是对开发商和中介们巧立名目的“喝茶飞”/“更名费”重拳打击。一个个直击灵魂的消息,让本就寒冷的经济,再次蒙上“向左还是向右”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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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毕业的小王最近也一直在着急的询问:“这房子又要稳不住了吗?”

我的回复也很简单:炒房毒瘾不死,经济难救。每逢经济困难期,国际国内的投机者没有一刻停止过对中国财富的掏洞。财富的本质真的不是印钞,而是十几亿人趴在地上用自己的青春和血汗一点一点换来的。过程很艰难。

如果还不是很清楚,想一下几亿农民工远离家乡出门打工的情景就明白了。冬天睡的是天桥,喝的是工地的水,闻的是水泥粉尘,穿的是露脚趾头的鞋,挣个钱不易,这个世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鸟语花香。

资本逐利,不会管什么民生水深火热。深圳最近套政策性贷款去炒房的人不会,给你涨房租的房东更不会。“你低估资本的恶,是幼稚的。”

“房住不炒”已经再次明确态度

对于当前房价这个事情,政治局会议的“房住不炒”已经再次明确了态度。潜台词都在告诉大家,余粮真的不多了,数百万亿的天量债务堰塞湖,真的经不起投机客们再瞎折腾了。

而且郭主席的话离我们也并不遥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靠房地产伟大的,而且历史也证明靠炒作房地产的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但现实证明,深圳部分援助中小企业的钱还是没有用来投入实体,反而成了有些人钻空子炒房子的套利机会。

等一等收入不好吗?让刚需稍微喘一口气不好吗?为存量房地产升级一个强大的实体基本盘不好吗?

炒房客从来不听这些。一群LOW货,你们都活该睡大街!残酷的教训告诉我们,一群只信仰投机的炒客们,不可能希望他们对苦难的年轻人有任何的怜悯之心。

房地产红利先到先得的游戏规则下,后来的年轻人只配把梦想窒息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或者他们本来就认为,在钱的逻辑下,年轻人根本就不配有梦想。正如当下的人心惶惶的深圳,谈到房子中年人年轻人再次集体陷入焦虑。

数十万刚刚毕业或者将要毕业的年轻人,怀着未来的希望来到深圳,除了那句虚头八脑的“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给年轻人的诚意还剩下些什么呢?

当听到最近深圳二手房火到“加价100万都在抢”的新闻时,内心深处多了几分悲凉。一边是经济负增长,一边是深圳房价又火了。是福是祸,大家内心答案应该是明确的。

精准打击是经济危局下公开对炒房客宣战

就在深圳楼市炒作之风冒头时,4月20日,可以说是全网头条,从中央到地方商业银行开始集体行动严打“救企业的钱流向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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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9日,深圳出现“戴口罩抢房”的当周,央行开出今年以来最大罚单,同时也是第三方支付机构史上最大罚单。据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显示,涉事主体深圳瑞银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被罚6124万元。

一边是央行打击经营贷补窟窿,一边是对炒房客盗刷信用卡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重罚,其中意味大家可以把琢磨一下。

4月20日,深圳监管当局还紧急召集各银行行长开会,并要求在20日当天就对各行经营贷进行全面排查,而且对经营贷的主体最近的新购不动产情况也要有监控。

可以明确的讲,这是对违规套取经营贷炒房的精准打击,也是在当下经济危局下公开对炒房客的宣战。

形势很明确,当前深圳炒房客的恶意套利已经成了恢复经济的“敌人”。打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迷恋高杠杆炒作的,接下来真的危险了。

请不要低估调控的战略定力

高债务、套经营贷、套信用卡等等危险的投机套利操作,一点都不夸张,一个身上绑着一堆炸药的人,无视风险,逆形势而动,谁也无法保证,其中一个不炸。

跌入深坑,仅有的一点血槽是用来救命的,而不是用来挥霍的。但凡动了这根红线的,XX主义的铁拳你是真的没有尝过。绝不会好受。

现实的环境逼人,没有退路,也不可能退。关于楼市的稳,关于科创突围的决心,关于对投机的压制,关于对踏实劳动的鼓励等等都是这个逻辑。

因为,这是当前蜀山一条路,不进则退。货币的有限空间;财政的有限血槽;内部需求的发掘;产业的正面杀伐;强大的执行力护航……

很多特色性的东西,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确实将会发挥既有的系统作用。请不要低估调控的战略定力。

从来也不屑于锅吹,大家只需要,尊重事实,独立思考,尊重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规律,有些事情其实无需多言。楼市的“稳”依然是红线,这根红线今年已经有十几个地方尝试,最终的结果都黯然低头。

还是那句话。每一次史诗级的黑天鹅,都伴随着剩者和淘汰者的对视,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国家层面的洗牌,同样很残酷。

各个国家,是继续漠视投机?还是稳住基本盘,活下去,寻求新的增量?这个问题将决定很多事情的最终结局。

当下,每一个普通人,无论从主观上接受还是排斥。对于楼市投机的国家围猎已经开始。任何心存侥幸都将是危险的。值得警惕!(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菌爷)



                        

不是消费券能解决的问题 寄予厚望的报复性消费难现                 
【研究员】:WH
消费的确是请客吃饭,但请客吃饭也要有实力,总不能请客人吃小米水饭。当年福特老前辈就把这事想得很明白:消费和收入是一对联动的概念,你得让工人也买得起汽车,汽车才能卖出去。而且真正的消费指标,其实就是汽车这种高级工业品,这不是一两张消费券能解决的问题。工人都跟我们隔壁那哥们一样领半薪的话,连煎饼果子都消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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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最近各种减薪裁员、公司倒闭的消息真不少,身边就有朋友公司关门大吉。这人性格保守,说再开下去就要欠债经营了,实在是坚持不下去,对员工也没什么好处。更多的是在上班的朋友抱怨岗位岌岌可危、薪资不增反降。

在我们公司隔壁上班的哥们就抱怨说公司现在按北京最低工资的50%发生活费,言下之意也就是1100块钱。而这其实涉嫌违规了,疫情期间北京的生活费标准是最低工资的70%,企业还得证明自己停工停产一个月,哪是老板说腰斩就腰斩的。这是一家环保能源类的公司,生化环材劝退真不是说着玩的。

不过即使是这样,很多人还是忍了。不忍也没办法,跳槽也没地方再就业,只能希望之后形势能反转,给所有人一条活路罢了。

所谓形势反转,无非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能跑起来,哪怕有一架跑起来也行。当然这三架马车是很难只跑一个的:想要刺激投资,就要保持消费和出口端的盈利。而出口端因国外疫情的影响,至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订单,很多产能又要指望内销。那么内销的报复性消费就很重要了,尤其是对快消、旅游、餐饮等行业来说,报复性消费堪称救命式消费。但从现在情况看,被寄予厚望的报复性消费是不会来了。

此前很多人对报复性消费的预期,来自非典时期的历史经验。找到一张2003年年度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图,它也是很多从业者的信心。注意,这张图是一张增速图,图中显示的数据是和2002年对应月份同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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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可以看到在当时非典防控最严格的4、5月,消费仍是同比增长的,最困难的5月也有4.3%。到6、7月疫情阶段性胜利的时候,很快又回到8%的高位,和那一年的GDP增长率是匹配的。

想想时代背景。那是中国经济最暴力增长的年代,而且出口和投资因国外疫情不严重,整体经济受到的影响有限,很多行业没有遇到明显的现金流危机,从业者的收入仍得以保持,消费欲望也有了钱包的支持。

另外由于非典这种病毒的传播能力有限,在广东和北京爆发,并且找到致病原后,其他地区并没有采取今年这般严格的防控措施——也就是把通州到北三县的路挖断。这本身也意味着生产受到的影响有限,消费端的信心恢复起来也更容易一些。

今年这个情况大家也看到,能不能套用非典时期的经验相信也不用我多说。就说这个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国家统计局已发布1~2月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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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仍是同比增速的数据,2019年一整年都在7%以上,说明虽然有的人很悲观,但本来消费升级的动能还是有一些的,消费端的表现比GDP的表现更好。但到疫情开始后,消零增速直接滑向地狱,具体到城镇是-20.7%,农村是-19.0%。一言以蔽之,惨不忍睹。

这当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让人生气的是部分国外政府不负责任,倒不在他们搞污名化什么,而是在他们疫情一天不能消停,我们也得跟着倒一天的霉。这里边我们吃了很多事实上的亏,那可比名誉亏立竿见影得多了。

消费的确是请客吃饭,但请客吃饭也要有实力,总不能请客人吃小米水饭。当年福特老前辈就把这事想得很明白:消费和收入是一对联动的概念,你得让工人也买得起汽车,汽车才能卖出去。而且真正的消费指标,其实就是汽车这种高级工业品,这不是一两张消费券能解决的问题。工人都跟我们隔壁那哥们一样领半薪的话,连煎饼果子都消费不起。

以上这些是宏观面的解释,大家也可以从微观面上想一想。现在除北京、广州、上海等关键性城市,和最近被很有可能已经原地爆炸的俄罗斯搞得头疼的黑龙江、内蒙古边境城市,国内大多数城市已经陆续恢复正常。

可是看到报复性消费了吗?大规模的聚会、购物、游乐事实上还是没有出现,只能说是恢复性消费,离报复性还差得很远。举个身边的例子,认识几个做剧本杀和实景沉浸剧场的朋友,这是现在最时兴的年轻人娱乐活动,放在去年的大环境里得尊称一声文化类消费升级的先锋军。经营得好的话,每家店能创造5~50人不等的就业岗位,员工的收入也不低。但疫情一来,他们的处境一夜变得很艰难。毕竟像这种连工商备案上都没有的新业态,要拿到疫情补贴也不太现实,就只能看老板自己有多土豪能撑多久了。

最近各地消费娱乐陆续恢复,这些店也开张了,但明显能感觉到顾客消费力不足。一家之前在深圳一票难求,去玩的时候还要走后门的剧场,现在几乎凑不齐客人开张,各家只能互相串门消费。大多数时间,老板只能安排演员们开抖音直播,但因为缺乏运营经验,而且进场也晚了,并没有什么回报,只能说是没让他们闲着。

那个朋友之前还问过我会不会有报复性消费,我也只能很为难地摇摇头,现在看来是我的乌鸦嘴成真了。如果这样的情况再持续1-2个月,很怀疑这些本应该在大城市娱乐消费领域贡献光与热的年轻人还会不会有工作?他们回到老家以后又能做什么?他们自己还有多少消费力?

旅游行业的情况也不太妙,尤其境外旅游的收入已经基本归零。某国内领先的旅行平台的运营人员告诉我,从去年开始公司战略就是往国外市场发力,基础性的工作已经做了很多,不少一条龙产品的反响也不错,正准备今年大干一场,现在看来是没机会了。

回想起2月时,这家公司的大领导还在用非典时期的故事给大家打气,3月这种声音就越来越少了。为了挽回局面,这位大佬还亲自下场带货,从他的表情里读出些许无奈。

虽然这家平台不时会爆出一些负面新闻,但从本心来说不希望它崩溃。有一说一,中国现在的旅游行业还处于初级阶段,产业化水平其实非常低,需要有一个龙头老大级的企业把产业化做起来,也培养一批有先进观念的旅游人。等它的历史使命结束了,再解体任由各人发挥不迟。

如果因一次疫情把好不容易中心化国际化的旅游龙头挤兑死了,那天下更不知几人称王,到时消费者想投诉都不知道该找谁。

如果非要问有没有报复性的领域?还真有。保险,尤其是疾病类的保险最近销量暴增,有业内人士表示一季度已经把今年一大半的任务都完成了。

但保险真的不是消费!说得好听,它是理财的一部分,说得不好听,它就是救命用的。人都开始抢救命钱了,哪还能指望人花天酒地呢?(来源:非凡油条(ID:ffyoutiao) 作者:老油条)



                                 
                                           形势分析
                 



贸易战叠加疫情 中国全球价值链中心地位岌岌可危                 
【研究员】:WH
在全球价值链上,组织和运作价值链的龙头企业,负责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推广、市场营销;非龙头企业则按照龙头企业提供的产品方案和设计,负责零部件生产以及最终产品的组装。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为没有技术、品牌和市场营销优势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捷径,也推动了跨国公司的无工厂化。中国是过去30年全球价值链繁荣发展过程中最大的获益者。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创造了必要的环境和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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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过去30年是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以跨国企业为龙头的全球价值链,带动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融合。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和造就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全球化。价值链贸易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制造品贸易的主流。

中国是过去30年全球价值链繁荣发展过程中最大获益者

全球价值链改变了以传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形态。以价值链为基础的贸易是同一商品上的国际劳动分工,不是不同产品的国际劳动分工。价值链贸易也挑战了新-新贸易理论认为只有大和高效率的企业才能出口的论断。中国的中小企业在沃尔玛价值链的带动下,占领美国低端产品市场,就是挑战新-新贸易理论的典型案例。

在全球价值链上,组织和运作价值链的龙头企业,负责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推广、市场营销;非龙头企业则按照龙头企业提供的产品方案和设计,负责零部件生产以及最终产品的组装。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为没有技术、品牌和市场营销优势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捷径,也推动了跨国公司的无工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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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过去30年全球价值链繁荣发展过程中最大的获益者。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创造了必要的环境和激励机制。例如,中国独特的加工贸易制度,为全球价值链延伸到中国,提供了接近自由贸易的微观环境。通过融入以跨国公司为龙头的全球价值链,大批中国企业利用全球价值链在品牌、技术与产品革新,以及全球批发和零售网络的溢出效应,成功地将“中国制造“或者 “中国组装”推向世界市场。

依托全球价值链打入国际市场,是催生中国出口奇迹,成功实现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战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利用全球价值链实现出口快速增长,从而带动国内工业化就是独树一帜的“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完全不同于二战后代表东亚奇迹的日本模式,也不同于四小龙模式。它是以全球价值链为依托而形成的模式。

中国企业融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地位。中国企业以价值链龙头企业合同供应商的身份,不仅参与了服装、鞋子、玩具和家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价值链,也参与了高科技产品,例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等的价值链。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从最初单纯为外国龙头企业组装最终产品,逐渐扩展到为国外上游企业提供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中间产品。例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和内饰配件出口国,世界最大的活性药原料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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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为全球价值链提供组装服务,加工和制造零部件、或者最终产品的规模,决定了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全世界最大电子消费品制造商苹果公司的所有产品都是在中国组装的;中国6500亿美元高科技出口中的60%,是利用外国核心部件加工,最终以外国品牌在海外市场销售的;H&M 在中国有800多家合同供应商;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在中国大约有5万家供应商,这些企业每年为沃尔玛的美国连锁店提供大约500亿美元的低价值产品,相当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10%。

这里想强调的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地位,是它为国际市场服务角色决定的,与中国本土市场规模无关

依托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战略并不是没有风险

全球价值链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为中国制造/组装顺利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捷径。但是,依托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战略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自然灾害,区域政治局势的演变,都会给全球价值链的运作带来风险。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就是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的第一次冲击。目前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美国最大零售商沃尔玛从中国进口的许多商品,都在被征收25%关税产品的清单上。成本优势是价值链龙头企业在中国大规模采购低价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把组装环节放在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无论是中国供应商还是美国采购商来支付这笔关税,25%的关税几乎可以把中国成本优势完全抵消。如果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包含大量的外国零部件,这些从外国运到中国的零部件,也要面临25%的关税, 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放大了关税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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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这25%的关税,许多价值链龙头企业已经开始减少从中国的采购,或把服务于美国市场的产能从中国撤回本国,或是分散到第三国,例如东盟国家和墨西哥。苹果公司已经要求它在中国的加工企业,把10-15%的产能转移到东盟;任天堂把在中国组装游戏机的产能搬到了越南;理光则把面向美国市场的复印机生产线搬到了泰国。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Kearney估计,中美贸易战导致2018年中国对美国制造品出口下降900亿美元。其中310亿美元是跨国公司采购向其他低成本亚洲国家转移的结果。越南目前是跨国公司重整以中国为中心的价值链的最大受益者。2018年越南对美国制造品出口增加了140亿美元。

中美两国在今年一月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暂时为贸易战风险扩大画上休止符。而突然爆发的新冠病毒,又暴露了以中国为中心全球价值链的新风险。为了阻断病毒的传染,中国企业进入停工停产的状态。这直接导致依赖中国供应零部件的日本、韩国、美国和欧洲企业的停摆。今年第一季度由新冠病毒引起的中国经济停滞状况,沿着全球价值链迅速传播,出现了中国“感冒”全世界“咳嗽”的景象。

上海美国商会今年2月调查显示,48% 被调查企业表示中国的停工停产影响了它们的全球运作。上海日本商工业协会调查显示, 超过一半的被调查日企的供应链出现断供问题。苹果公司也提前向投资者表示,新冠病毒在中国的爆发导致第一季度盈利目标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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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是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引起了基本医疗用品短缺。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等都出现口罩、医用防护服、呼吸机短缺的现象。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去工业化,是全球价值链发展导致的国际分工结果。为了降低成本,欧美发达国家企业把生产基本医疗用品产能或者转移到中国,或者外包给中国的企业。面临新冠病毒疫情泛滥的危机,这些国家突然认识到它们没有生产这些医疗器械的基本能力,需要依赖中国企业的供应。

而新冠病毒在中国的大面积流行,不仅限制了中国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也引发中国国内对这些产品需求成倍增长,这进一步扩大了欧美市场上口罩、医用防护用品、呼吸机等产品的短缺。各国政府围绕口罩的争夺战,充分暴露了依赖全球价值链提供基本医用防护品的风险。

中国企业在全球制药价值链的重要地位,也让许多国家第一次认识到过度依赖中国提供活性药物成分的风险。印度的成品药出口世界第一。印度制药业使用的活性药成分70%是从中国进口的。由于担心无法从中国进口足够的活性药成分,从而导致国内药品短缺,印度政府对用中国活性药成分制造的药品出口进行了限制。欧州制药公司使用的活性药成分33%来自中国。这些活性药成分被广泛用于抗生素、止痛片、各种疫苗及抗癌药物的制造。一贯支持自由竞争的法国财政部长Bruno Lemaire,指责欧洲制药厂将活性药成分外包给中国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美国FDA也对美国制药公司对中国产活性药成分的过度依赖表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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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的流行,让许多国家认识到医药品国产化的重要性。今后,关系国民健康的医药品将与粮食和能源一样,被各国列入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清单上。医药品全球价值链回归本国的趋势将不可避免。日本政府公开宣布以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日企把口罩、消毒液、呼吸机和人工肺等医药品制造产能搬回日本;对于日企业在国内扩大活性药成分产能的投资,提供50%的补贴。欧洲医药协会主席Christoph Stoller也呼吁欧洲制药厂把生产主要活性药成分的产能搬回欧洲,以保证欧洲药品供给的安全。

笔者认为,未来全球医药品价值链的朝本土回归的趋势,显然会削弱中国企业在这些产业链上的中心地位。病毒与贸易战的叠加,将威胁中国全球价值链中心的地位。未来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新调整,把服务于非中国市场产能搬回本土或者朝第三国分散,预示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辉煌时代即将过去。中国必须通过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实现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换,来应对这些挑战。(来源:FT中文网 作者: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邢予青)



                        

长三角“芯片战”风云际会 杭州身处十字路口                 
【研究员】:WH
1958年起,上海元件五厂、上海电子管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等先后成立。上海半导体产业紧随北京发展起来。五十年代末,浙江在国内较早建立了单晶硅材料厂(开化 601 厂);60年代,江苏建立起一批如南京国营772厂、无锡国营742厂、苏州半导体厂、徐州半导体厂、常州半导体厂、南京半导体厂等代表性的半导体生产企业。上海的半导体工业在当时处于全国前列。1968年,上海又组建无线电十九厂,与北京的东光电工厂(878厂)并驾齐驱,并称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中的“南北两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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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4月16日,芯谋研究首席分析师顾文军在上海某高档楼盘“发现了好几位熟悉的面孔”,在微博上感叹:“随着科创板半导体股票的解禁,今年浦东的豪宅要涨一波。”

科创板上海芯片企业的扎堆,反映的是上海在全国芯片产业的龙头地位,亦是长三角半个世纪以来的风云际会。

中国芯片,一半在长三角

据21经济研究院与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长三角数字一体化发展报告》,2018年,长三角地区的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全国50%以上,IC设计、封测和晶圆制造分别在全国的产业占比达到32.6%、超60%、53.35%。

其中,上海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达到了1450亿元,占全国总比五分之一;黄浦江东当年划出来的一片空地张江科技园,一扩再扩已集聚9家晶圆制造企业、19条生产线、239家芯片设计企业,引领全国城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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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则拥有第二的无锡(1014亿元)、第七的苏州、第十的南通,以及虽在第十五但增速迅猛的南京;全省2019年芯片产量高达516.3亿块,遥遥领先其他省份。而浙江仅有杭州一城上榜,且仅列第十一位。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浙江在集成电路领域曾是全国老二,仅次于江苏。

在50年代“喀秋莎”的歌声里,中国第一次走入芯片发展史。轰轰烈烈的“一五计划”前后,苏联向中国转让了1100套工业企业及其他建设项目的资料,3500套制造各种机器的图纸,950套技术资料和2950个专题的各种技术说明书,而仅仅收取了一种费用:文件复印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和工业体系也由此建立起来。

1958年起,上海元件五厂、上海电子管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等先后成立。上海半导体产业紧随北京发展起来。五十年代末,浙江在国内较早建立了单晶硅材料厂(开化 601 厂);60年代,江苏建立起一批如南京国营772厂、无锡国营742厂、苏州半导体厂、徐州半导体厂、常州半导体厂、南京半导体厂等代表性的半导体生产企业。

上海的半导体工业在当时处于全国前列。1968年,上海又组建无线电十九厂,与北京的东光电工厂(878厂)并驾齐驱,并称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中的“南北两霸”。

但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外部面临发达国家对设备和技术的封锁,内部面临持续十年的动荡,当1977年邓小平邀请30位科技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时,半导体学界灵魂人物王守武(江苏苏州人)以一句话概括了当时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家底:“全国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其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

在整体落后大环境下,长三角之间芯片产业的差距,亦如初生稚嫩的青青草色,高度差近乎渺然不计。

浙江迎来芯片产业最灿烂的时代

1980年,无锡江南无线电器材厂(742厂)宣布从日本东芝公司引进彩色和黑白电视机集成电路5微米全套生产线。这是我国第一次从国外引进集成电路技术。短短几年时间,742厂的芯片产量达到3000万块,40%的国产电视机、音响和电源都用到了这条生产线上出来的芯片,742厂也一跃成为当时我国产能最大、工序最全、首家具有现代工业大生产特点的集成电路生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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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厂的技术引进是一道亮光,而当时中国整体的芯片产业大幕却陷入黯淡。改革开放后,市场化的国有企业改革浪潮下,芯片企业也不得不自负盈亏。但芯片本就投入大、周期长,失去“输血”的工厂为了在短期内获得效益,大量购买国外的技术和生产线,自主研发的电子工业思路逐渐被购买引进所替代。当时有报告称,全国有33个单位不同程度地引进了各种集成电路生产线设备,最后建成投入使用的寥寥无几。

1986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出现急剧下滑。电子工业部在厦门召开集成电路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了“七五”(1986-1990年)期间的“531”发展战略,即“普及5微米技术、研发3微米技术、攻关1微米技术”,并决定在上海和北京建设两个微电子基地。

一为引进技术、二为寻找销路,上海在建设微电子基地上,选择了合资模式。1988-1995年,上海先后成立上海贝岭、上海飞利浦、上海松下等半导体公司。1998年,上海贝岭在上交所上市,成为中国集成电路行业的首家上市企业。而贝岭单一依赖贝尔的模式不可持续,在贝尔受到市场严重冲击后,贝岭也不得不转型,在并购、投资中维持存续,而原先的芯片制造业务则烟消云散。

随着国家对集成电路产业的日益重视,更大规模的“908工程”(1990年)和“909工程”(1995年)也开启了。

“908工程”的重点是当时市场化运营水平最高、同时具备DRAM研发能力的无锡华晶(由742厂与电子部第24所无锡分所合并而成),目标是突破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在“八五”(1991-1995年)期间半导体技术达到1微米。然而实际是:行政审批花了2年、向美国技术引进花了3年、建厂施工花了2年,待1997年生产线建成投产时,技术水平已落后国际主流四五代,月产仅800片,“投产即落后”。

在一系列曲折探索后,1995年出台的“909工程”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半导体产业搞上去”的指示,确定了中国电子工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规模:100亿元。1997年,上海华虹与日本电气(NEC)合资组建华虹NEC,不到两年时间就建成并投片64MB的DRAM,“抓住了半导体高潮的尾巴”,当年实现盈利。

相比在“三大战疫”中备受宠爱的无锡、上海,默默有些冷清的浙江,却迎来了自己在芯片产业最灿烂的时代。

已故中科院院士、原浙江大学副校长阙端麟教授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国内率先开展硅烷法提纯硅的研究。1964年,阙教授成功用硅烷法制成纯硅;70年代,浙江大学建立了产业基地;80年代,浙江在单晶硅制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此后,学生们开枝散叶,从单晶硅材料的生产到抛光片/外延片的加工,形成了包括浙大海纳、立立电子、立昂微电等一个围绕半导体材料的企业集群。

1988年,“531”战略下,871厂绍兴分厂改名为华越微电子有限公司,建起了规模化、现代化的集成电路 IDM 模式(即集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与销售于一体),是当时长三角仅次于无锡华晶的第二家集成电路制造企业。华越微的集成电路产量曾多年位居全国第二,并为浙江培养了大量的集成电路生产人才:杭州士兰微电子公司、绍兴光大芯业微电子有限公司、绍兴宏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绍兴联升微电子公司、绍兴广和科技公司等一批企业领军者都曾在华越微工作过,华越微堪称浙江集成电路生产的“黄埔军校”。

学术、产业、人才的合力下,较长一段时间内,浙江的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紧邻江苏之后,位列全国第二位;在全国集成电路设计十强企业中,浙江独占三席。

江苏集成电路实力如猛虎添翼

2000年末,一场席卷全球的半导体萧条期,把整个行业“砸锅卖铁”好不容易砸出来的信心几乎毁于一旦。

DRAM价格“跳楼价”直接变一折,华虹NEC 2001年亏损13.84亿,全国上下一片指责“光靠砸钱做不起芯片”;NEC自顾不暇,宣布将在2004年前退出DRAM领域,华虹NEC不得不转向代工。

举国之力组织的三大战役,最终只留下一座与预期偏差不小的上海华虹。此后,一向支持半导体发展的国家力量,很长一段时间不见动作;而华虹尽管在2004年之后便恢复业绩稳定,也没再能获得国家资金的支持。然而雨雪过后,焉知不是藏着东风?

国际芯片产业的调整,使芯片制造厂商寻求投资成本更低的区域;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出国留学的优秀学生,在顶级芯片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后,开始陆续回国创业。一场萧条带来的产业转移,和西雁东飞的人才回潮,使得内地一直求而不得的技术和人才悉数到位,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年代”。这其中,世界级芯片专家张汝京2000年创立中芯国际,钉下了上海乃至中国造芯史上的关键节点。

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传言是,为了突破“瓦森纳协定”下的技术封锁,身为基督徒的张汝京凭借个人信用,找齐美国五大教会进行背书,终于获得了美国对0.18微米等级生产线设备的出口许可,拿到了世界领先技术水平芯片生产的入门券,扭转了国内“投产即落后”的局面。

彼时的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三星越亏越投的“反周期大法”,对上海华虹一片指责;张汝京却深谙“不景气时盖厂最好”,在行业低潮期趁低价购入了大量二手设备,甚至包括位于天津的整个摩托罗拉工厂。3年时间,中芯就建立起4条8英寸生产线和1条12英寸生产线,到2005年就已成为全球第三的晶圆代工厂。这样的速度,全世界独此一家。

在中芯国际落成后,与台湾合资的宏力半导体、世界芯片代工冠军台积电也纷纷落户上海松江。短短两三年时间,到2003年上半年,上海已拥有芯片代工企业11家,已建和在建的生产线18条,其中10条为8英寸生产线,占全国70%以上。国际巨头在上海设置的研发中心和制造工厂,为上海培养和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形成其它地方不可比拟的优势。

江苏的苏州、无锡,也紧紧抓住了这一波外资和人才的浪潮。有台资背景的和舰科技,在苏州投产了8英寸芯片制造厂;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欧洲第二大芯片生产商德国亿恒等,在苏州投资兴建芯片封装和测试企业。无锡长电则延请了于燮康、赖志明、冯东明等人才加盟,主导与新加坡先进封装等国外公司合作,开拓先进芯片封装工艺与硅分立器件市场,实现了产品结构质的跃升。

2013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总产值达到405亿美元,占全球比重已经达到13.3%。而外资与民营企业的“两条腿”走路虽然能够支撑起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却难以实现尖端技术的自有。这一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总额2322亿美元,超过原油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商品。国内外芯片技术的差距不仅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逆差,更等于将科技发展的锁匙交到了别人手里。

时代的脉搏,需要有人高瞻远瞩。当2018年美国发起枪响,我们应该庆幸,在2013年有十几位院士联合上书,要求国家重新捡起对半导体的支持。

2014年9月,被称为“大基金”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挂牌成立,规模上千亿。无锡长电成为“大基金”的支持企业之一,在2015年蛇吞象收购星科金朋,成为全球第三大芯片封测巨头。

之前坐看省内“赛马”的南京也突然发力,在2015年引入台积电12英寸晶圆厂,2018年工厂建成投产,成为国内目前为止工艺最先进的量产线。台积电的到来,吸引新思科技、ARM等越来越多的产业链公司落户,短短几年时间,南京已经形成一个芯片半导体产业集群,江苏的集成电路实力更如猛虎添翼。

浙江芯片产业龙头省会杭州本应承担更多责任

在上海和江苏你追我赶之时,这一时期的浙江显得有些“佛系”。从世纪初的全国第二,到17年的全国第五,后边还跟着湖北、安徽、福建、四川、重庆等一群“死磕”芯片的对手,掉出前十不是没有可能。

“浙江不同于江苏和上海的地方在于,浙江对外资的欢迎程度没那么高,整个省的经济基础是民营经济。没有外资公司的技术引进、转移和扩散,浙江的芯片产业发展没那么成熟。”2019年,某知名投资机构负责人在接受微信公众号“CV智识”采访时分析道。

在2000-2017的漫长时间里,除宁波在承接上海半导体产业的外溢上较为主动,整个浙江的芯片产业几乎完全靠民营企业自力更生。尽管如此,浙江还是涌现出了士兰微、中天微、矽力杰、华澜微、中科微等一批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拥有话语权的芯片企业,在芯片设计和半导体材料领域站到了全国一流。

作为浙江芯片产业的龙头,省会杭州本应承担起更多责任。2003年,面对国际芯片业者在长三角地区大手笔投资的热情,《浙江日报》在新闻中曾满怀期待地憧憬:“我省集成电路产业可以通过‘接轨上海’的策略,顺势引进封装测试企业……‘接轨上海’使具有一定设计基础的杭州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2017年,杭州市经信委电子信息产业处却只能不无遗憾地总结:“在长三角高歌猛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10年征程中……杭州市虽有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基础、良好条件和先发优势,但在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方面成为了比较失落的十年,甚至基本未成功引进一家集成电路制造企业……”

南京的经验证明:一座半导体制造厂能够带起一个经济开发区。而杭州本土企业受制于严格的土地、能耗、环评等因素,只能发力于芯片设计与材料,与制造厂的集聚效应不可同日而语。

从1999年阿里巴巴的成立,整个新世纪,杭州得益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蒙眼狂奔”。而当2018年互联网金融集体爆雷,中兴通讯芯片危机事件传来,硬科技公司的意义才凸显出来。

知名财经自媒体“饭统戴老板”曾在《中国芯酸往事》中评述:“近年来,关于‘上海为什么失去互联网’这一话题的讨论甚嚣尘上。除网友总结的种种原因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上海在互联网发展最快的2000年之后,倾尽资源支持集成电路,把张江高科里塞满了各类芯片设计、制造、服务公司,曾经产值占全国一半。而这条路,无疑是最难走的路,也是最不容易出成绩的路,却又是最应该坚持的路。”

2017年9月,杭州市人民政府印发《杭州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底,全市集成电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力争达到500亿元;2018年7月,杭州又出台《杭州市进一步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加快发展的专项政策》,推出了一系列具体补贴政策。2018年,杭州市拨款5600万,专项资助了26个集成电路项目。

中国领先的存储控制器芯片企业华澜微告诉B12,企业切实感受到了变化:“杭州现在对芯片产业支持力度较大,较以往更具体、更快捷,减轻了企业研发投入的压力。”

杭州的“慢”就一定不对?

但杭州似乎还没有下定决心。2019年,浙江终于发起集成电路产业基金,规模150亿。参与方有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等共10家投资主体,各方资金于2025年12月31日前到位。

相比湖北300亿、广东350亿、福建500亿、江苏超过1000亿……150亿的规模对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来说既显得不够充足,亦似乎与浙江的经济地位不相匹配。

受新政策吸引,一部分上海的芯片中小企业转移到杭州。但一位转移过来的企业负责人Y表示:“资金到位很慢。”

在《杭州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中,杭州强调的依然是“重点发展集成电路设计产业”“重点发展芯片设计”;而《规划》发布仅三个月,杭州知名半导体企业士兰微就远赴厦门,与当地政府签署战略协议,合作建设12英寸特色工艺芯片项目。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厦门政府支持力度大,而且招商团队非常专业。前几年,整个浙江政府产业基金都没有实际运作起来,去年(2019)下半年才开始有实质改善。”

但是,杭州的“慢”就一定不对吗?在一位半导体产业知名学者K看来,这恰恰反映“浙江的官员比较理性。”“懂经济,不会随便乱上项目。”

芯片产业投入大、周期长、回报率不明确,“全国一窝蜂上项目,容易产生泡沫。”杭州某知名投资机构经理Z分析道。

芯片生产线从建设到投产有一定周期,如果地方政府各自依据当前的市场情况进行建设,数年后面临的可能就是惨烈的同质化竞争。“浙江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实现差异化,在这个前提下做大做强。”学者K说。

今年疫情期间,浙江政府缜密有序的表现赢得全国赞誉,2月的财政收入也几乎未受影响。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理性的政府,会选择一条最适合的道路。(来源:B座12楼(B1-12F) 作者:何言)



                                 
                                           社会透视
                 



从信心顶点到近乎崩溃边缘 创业的理想主义消亡于2020                 
【研究员】:WH
创业项目的估值正在快速缩水。数据显示,在“独角汇”等二级市场的交易平台上,包括VIPKID、哈啰单车、商汤科技等企业的估值,都出现了10%至20%幅度的缩水。软银投资的WeWork,估值缩水幅度高达80%。即便是上市了,很多公司也未能幸免。2019年上市的中国新经济公司,超过一半股价跌破发行价,资本市场估值倒挂现象严重。而不久前瑞幸咖啡自曝财务造假丑闻,震惊海内外,更加影响了投资者对新经济公司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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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当多次创业的罗永浩,也终于放下“天生的骄傲”,开始为抖音打工,开启他的直播卖货生涯,那个创业的黄金时代,或许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有人说,创业的理想主义,消亡于2020。一位连续创业者表示,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活着,才是第一位的。疫情期间他的客户接连取消订单,他不得不开始在朋友圈卖货。

一位在北京的创业者,冒着被隔离的风险,驾车1200公里去上海见投资人。一年前,他刚拒绝了对方的投资,现在,他亲自前往,打算以更低的估值让出更多股份。

创业项目的估值正在快速缩水。数据显示,在“独角汇”等二级市场的交易平台上,包括VIPKID、哈啰单车、商汤科技等企业的估值,都出现了10%至20%幅度的缩水。软银投资的WeWork,估值缩水幅度高达80%。

即便是上市了,很多公司也未能幸免。2019年上市的中国新经济公司,超过一半股价跌破发行价,资本市场估值倒挂现象严重。而不久前瑞幸咖啡自曝财务造假丑闻,震惊海内外,更加影响了投资者对新经济公司的信心。

“别再提融资和估值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摊子铺多大,速度跑多快,而是要钱还是要命。”一位创业者说。

前几年创业最火的时候,在资本的助推下,麻雀也能变凤凰,猪也能飞到天上。但是在2020年,疫情来袭,大风骤停,“猪们”重重地摔到了地上。2020或许不是创业落幕的一年,但一定是创业沉睡的一年。

危险的现金流

直到欠款的经销商开始不接电话,柳靖才突然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了。柳靖在广州经营一家规模不大的家具厂,为了冲业绩,他在2019年扩大了经销商的范围,并延长了账期。这为他增加了200万的营收,但其中120万是应收账款。

疫情爆发后,经销商跟柳靖说好话,想要3月付款,柳靖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将付款时限延长了两个月。但如今,这批货款可能要不回来了。经销商的说辞很简单:“货卖不出去,没钱,我也没办法。”有的经销商干脆玩失踪。

柳靖在2019年底刚组建了电商团队,拉了一批很“贵”的互联网人加盟,每个月增加了20多万成本。团队还没开张,就变成了硬性成本,如果120万的应收账款成为坏账,公司现金流只够撑3个月。

配配租创始人曹林全似乎已经习惯这种捉襟见肘的局面。疫情爆发前,配配租已经运营了两年半,曹林全个人投入上千万元。为了给公司提供更多现金流,他去年甚至把北京的一套房子卖了。如今,偏偏又遭遇疫情。

工厂无法生产,消费需求萎缩,配配租作为社区O2O服务平台,正面临巨大挑战。他新开辟的业务条线,跟学校签订的合作协议,也因为疫情被迫中断执行,“我们可能一个月都撑不下去,或者一天都撑不下去”。

曹林全将团队控制在最小规模,缓发工资,跟房东谈判,只为活下去。“现在要更加冷静一些,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酒店行业从业者、轻阁酒店创始人张宇,暗自庆幸自己刚躲过一个大坑,逃过了现金流断裂的危险。去年11月,他敲定一笔400万元的天使投资,在12月进行了密集的市场考察,最终锁定了五家酒店打算签约。1月中旬,本来按计划要签约付款,张宇考虑到酒店行业在春节期间是淡季,临时决定再等等。1月底,疫情爆发。“如果当时付款了,那我们这个创业项目现在就不存在了,现金会全部被消耗掉。”张宇说。

轻阁酒店的模式是承包经营,让业主让渡酒店经营权,轻阁为酒店提供系统化的产品和服务,提升经营效率,这是一个极度依赖现金流的行业。没有签约的酒店业主,则承担了这次疫情带来的后果。当时要签约的那几家酒店,隔三差五给张宇打电话,希望能尽快签约。但张宇知道,现在不是时候。

及时调整策略是必要的。广告行业创业者季鹏,在疫情爆发后,果断要求公司禁止一切应收账款订单,抛弃所有垫付业务。他们的营收主要来自搜索广告,甲方付款账期在过去最长可达六个月。

季鹏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他清醒地知道,一家公司死掉的原因,可能不是业务问题,而是应收账款。所以他拍板:“你要不就预付,要不咱生意就别做了。”砍掉垫付业务,保证了现金流的健康,但也损失了一部分收入来源。4月,季鹏驾车前往上海去见投资人,要度过这个寒冬,他需要更多现金。

现金为王,成为疫情期间创业者生存的铁律。危险的现金流,正在成为压垮创业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疫情期间,清华和北大联合做了一个疫情影响的调研,对象是全国1435家中小企业,2月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按照账上现金余额推算,34%的企业只能维持1个月,33.1%的企业可以维持2个月,只有9.96%的企业能维持6个月以上。为应对现金流短缺,22.79%的企业计划减员降薪,15.75%的企业选择停产歇业。

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2月10日新潮传媒宣布要裁员500人时,账上还有10个亿的现金。因为要想度过疫情,就必须踩死刹车,卡死现金流。

形势变了。短期内不是竞争力的淘汰,而是资本金的淘汰,考验的是口袋深度。

破灭的“市梦率”

尴尬的是,投资机构也没钱,或者说,掏钱更谨慎了。CVSource投中数据显示,近3个月,融资事件数量同比下滑44%,融资金额同比下滑53%。2020年二季度,创业融资事件和融资金额均降至过去三年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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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从事FA业务的投资人表示,疫情期间,投资机构明显变谨慎了,过去我们推给VC的项目,反馈进度很快,现在明显变慢,一个项目能上投委会就算不错了。

他在疫情爆发后收到的融资BP,数量大幅增加,甚至一些此前没接触过的非互联网行业,比如餐饮、酒店等领域,也有项目找上门来。

疫情只是第一记重锤,软银愿景基金神话的破灭,是对投资圈的第二记重锤。这只由日本人孙正义掌管的超级基金,被中国投资界视为VC行业最大的接盘侠。过去,它投资了滴滴、瓜子、WeWork、Uber、OYO等风口项目,一出手就是10亿美金,让同行不寒而栗。

软银的存在,吹大了中国一级市场的创业泡沫,让风口论更加盛行。“软银就像二级市场一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退出渠道。大家认为钱能改变一切,相信资金,相信规模,相信风口,相信总会有人接盘。”一位投资人说。

但问题是,现在软银也接不住了。这家看似无所不能的超级大基金,2019财年的投资亏损预期将达到167亿美元,它在3月宣布“出售或资本化”4.5万亿日元(约410亿美元)的公司资产,其中包括约140亿美元的阿里巴巴股份来应对危机。更重要的是,它投资的项目估值出现大幅缩水,更不断有风口项目倒闭破产。这意味着,软银过去被验证的投资模式,可能是失败的。

连续创业者陈旭已经放弃了融资,打算坐吃过去两年融资的老本。他的上一个共享出行创业项目,就是死于风口破灭。最辉煌的时候,他在一年内连续拿了两轮融资,成为行业前三的玩家,并用资本烧死了中尾部玩家。但后来风口坠落,他的项目也被资本斩杀。“过去,你在融资时可以谈‘市梦率’,但现在,投资人会让你拿出利润表,看你的利润率,毕竟,没有人愿意当真的接盘侠。”陈旭说。

如今,在中国风险投资行业流行多年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改变。汪泽其是一名风险投资LP(出资人),也是铂德电子烟的创始人,他认为整个VC行业这场商业游戏的核心是“影响力+持续往下游输送项目的管道”。

这个行业过去的游戏规则是,当头部基金投资了某类型的项目,或者头部大佬鼓吹某个风口,就会有一群中尾部基金跟进,于是赛道开始火热,资方愿意往里砸钱,所以整个本来就不是风口的赛道就成了风口。不同阶段的VC就像接力赛一样,一棒接一棒将项目扶上马送一程,一直送到IPO退出,最后让散户接盘。IPO退出拿到回报,又印证了当初的眼光是对的,除非遇到黑天鹅,同样的手法很多时候可以复制投资神话。

“这些头部VC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不是投资的判断力,而是对投资圈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是远比精通各种商业模型、产业链调研、各种CDD/LDD/FDD更强的能力。将故事讲得自圆其说、有能力将某个赛道吹成风口、有能力让多数人相信,那就会形成一个趋势,狗屎都会成为战略,最后狗屎有很大概率会化羽变成金子。不管是后来成功还是失败的案例,在吹的时候的逻辑都可以令人难以反驳。但你千万别相信他们的逻辑和判断本身,你需要观察他们是不是有能力把他们自己的判断变成别人的共识。”汪泽其说。

这套投资逻辑被业内总结为:拉头部赛道,给大钱,看长期,然后冲上市,最后剪羊毛。这种观点跟行为金融学中的核心原理一脉相承:真正top team的leaders,不是去寻找某个更好的机会,而是去影响整个系统向某一个领域投入足够多的资源,使得你的plan能成功,一旦成功,你最开始的plan就是英明的,否则就是不英明的。只要你能够参与到整个游戏规则的制定,那你就可以影响游戏,并从中获利。

这是风口项目和“市梦率”诞生的土壤,也是泡沫滋生的温床。但如今,风口价值链被疫情黑天鹅打断,讲故事的项目编不下去了,PPT融资也失去了市场。“以前会有侥幸心理,总想着一夜暴富,靠一个商业模式,就能融资几个亿,现在这些幻想基本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人信你。”陈旭说。

事实上,作为基金实际出资方的LP,正在变得更加谨慎。汪泽其透露,人民币基金的LP,包括一些母基金和高净值人群,将资产分配到人民币VC的意愿在下降。

不只是汪泽其捕捉到了这种变化。季鹏发现,自己项目的人民币基金LP,已经开始参与被投项目的互动聊天,他已经跟LP汇报了项目的发展情况,而在过去,LP是根本不会介入被投项目的经营管理的。“现在能拿到融资的公司,真正交割的,都是以前定下来的,新增的非常少,LP也开始掺和投委会的事情。”“盈利才是证明实力的最有效药方。”季鹏说,“过去要规模,现在要利润,最终要回归商业本质。”

崩塌的信心

信心的崩塌,或许才最致命。难点在于,信心重建的过程缓慢而漫长。2019年12月,在酒店行业经过小范围试探后,张宇决定调整项目的商业模型,经过反复测算,他发现在正常情况下,新模型在十个月内能够回本,这让他“当时无比亢奋”,因为“终于找到一个无比快速且能够挣钱的逻辑”。

他从12月下旬开始转换模型,快马加鞭去跑市场,结果,迎头赶上了这次疫情,一步踏入漫长而不确定的冰河期,“非常难无比难,时间成了最大的困难”。市场上低价抛售的酒店遍地都是,这在过去是抄底的大好时机,但现在他不敢接盘,因为他越来越不知道疫情何时会真正结束。从信心的顶点,到近乎崩溃的边缘,张宇只用了两个月。

投资人的信心也大打折扣。软银曾投下重注的OYO酒店,被质疑商业模式不成立,裁员消息满天飞。“当大家发现孙正义也会看走眼,投资的项目开始战略后撤,资本就没兴趣了。”

如果说酒旅行业的创业,是在疫情持续升温的背景下逐渐冷却,那么二级市场的情绪,则几乎是一夜入冬。疫情在海外爆发后,叠加石油价格战,短短一个月内,美股四次熔断,上市公司发生踩踏式狂跌。美联储疯狂向市场发钱,也没能挽回市场丢失的信心。投资者恐慌指数VIX突破80,创下近十年最高。

当投资人失去信心,持有现金就成为最保险的做法。这导致,人们期待的报复性消费没有到来,报复性存钱却提前到来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580亿元,同比下降19%。另一方面,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8.07万亿元,同比去年增加28%,其中,住户存款增加6.47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1.86万亿元。也就是说,老百姓把钱都存在银行,以此抵御风险。

创业者则更倾向于及时止损,持有现金,假以时日东山再起。戴德梁行发布报告显示,一季度,北京、上海、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分别上升至13.8%、21%、24.6%,环比分别增加0.3、1.4、4.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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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关停,意味着大批员工将再次释放给市场。种种迹象表明,创业者回流大公司的趋势开始出现,这一点在曾经资本狂热的自动驾驶行业尤其明显。

更深层次的信心消失,或许来自全球技术创新的停滞。汪泽其分析,过去因为技术突破所带来的大风口,全球大规模的技术革新,已经到了收获期,技术更加趋向实用化,而风口总是出现在技术革新的早期。“由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大规模商业模式革新,短期之内不会出现,现在我们正处于两个革新阶段中间的安静期。”

技术退潮,创业进入休整期。但对一些创业者而言,现在返回大公司并非最佳时机。过去,拿出全部身家创业的曹林全,时常听到朋友的劝告,万一创业不成功,还可以去找一个年薪大几十万的工作,踏踏实实打工。但现在,“如果大家各奔东西,我不确定还能在市场上找到一个好的工作。退无可退了。”他感慨,打工是不可能了,创业就是他的人生。

创业者何处安放?

季鹏更改了今年的融资策略。过去,他想要拿美元基金的钱,现在更倾向于拿政府基金的钱。在去年的B轮融资中,他没有接受一支政府基金的投资意向,因为他认为这是他在融资时的一张底牌。“如果美元不好打了,我就去打这张牌。”

从估值逻辑看,过去业内的惯例是,美元基金>自由资本>政府资本,如今顺序全部反过来了,估值最高的成了政府资本,美元资本的性价比降低。“从成功率的角度而言,现在拿美元难度更大,因为受到了瑞幸造假事件的牵连。”

季鹏计划今年至少融一轮资。既然最看中现金流深度,那么其他东西他都可以忍,比如估值,以及出让更多股权比例。今年要把核心壁垒构建得更强,明年去抢市场,这都需要钱。

相比之下,曹林全现在主要考虑的,则是怎么让公司活下来。不久前,他在朋友圈卖掉了十个枕头,觉得很开心,吃饭的时候跟同事讲起来,忍不住兴高采烈。而在过去,这都是他眼中的“小钱”。

在他这几年的创业生涯里,过去“理想化的东西多一些”,现在“现实的东西多一些”,过去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奋斗”,现在是“为了公司的生存和家庭的生活而奋斗”。他的观念转变了,现在认为能够“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就是一种成功”。

“钱要一块一块地去赚,要脚踏实地,没有捷径。”曹林全说。疫情期间,他已经卖了几十吨大米。

酒店行业受疫情冲击极大,现在最让张宇头疼的事情,一是市场的恢复速度,二是资金。疫情爆发的这三个多月,他的白头发长出来很多,因为他“现在正处在一个极其焦虑的阶段”——已经算出了商业模型的盈亏平衡点,而且很确信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但“不知道疫情会持续多久,不知道市场会往哪里走”。他的焦虑和痛苦,来自环境的极大不确定性。但同时,他很清楚自己的节奏,就是不要亏损,要能赚钱,要熬过这个冬天。

张宇努力保持团队的纯粹和凝聚力,坚决不留懒人。疫情前,他果断裁掉了两个试用期不合格的员工,虽然如今可能面临来自被裁员工的诉讼,但他坚信自己的决策没有错。“每次发工资,我坐在电脑前,把钱点出去的那一瞬间,真的是会心痛的。我就在想,这个人到底给我带来多少价值,如果没有价值,那我得让他走,否则就是我失职。”

为了节省成本,让每个人发挥最大效力,张宇把公司运营总监拉来当店长,自己兼职干起酒店前台和司机。有时候,他会开车送客人去机场。

创业竞争的维度变了。过去拼的是谁的刺刀更锋利,现在是谁的盾牌更厚实,谁的口袋更深,谁能活得更久。他们对于将往何处去,或焦虑或迷茫,但却说不出放弃。

曹林全有时候经常想,“要不要跟团队说,要不算了吧,就结束了吧”,他随时可以把锅甩给疫情,但他无法欺骗自己,他还是对这份事业充满希望,“很大的希望,真的”,“我觉得还是要破釜沉舟,我还是挺固执的,我改不了。”

他早就已经放弃了融资,靠自己活着,甚至房子都已经卖掉了。他试想过公司只剩自己一个人的情形,他表示会尊重任何人的选择,但不会放弃产品,相反,曹林全觉得现在存在不少机会,因为产业链上下游都很难,成本反而降低了。

目光长远的创业者,则在做更长远的布局。季鹏将目光放在了2021年,他认为2020年创业比拼的是现金流,2021年比拼的是业务能力。所以他一方面为今年储备粮草,另一方面为2021年的业务扩张打基础。

忘掉融资,忘掉估值,创业者开始习惯从天上回到地面,拥抱现实。对大部分创业者而言,创业的种子依然深埋在土里,虽然他们可能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但只要等到一场雨季到来,依然春暖花开。(文中柳靖、陈旭、季鹏为化名)(来源:燃财经(ID:rancaijing) 作者:黎明)



                        

熔喷布“骗局” 注定一场短暂的财富“盛宴”                 
【研究员】:WH
这段时间,发生一场财富的惊天大转移。这场财富大转移,在江苏扬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短短2个月时间,这里形成一条口罩的黑心产业链,在这个疯狂的地下黑市中,上演着一幕幕一夜暴富翻身的故事。一个扬中商人,投资300万元搭建熔喷布生产线,一个星期就收回成本。不到一个半月,毛利达到2000万元。然后他迅速将生产线高价甩卖,从开工厂到关工厂仅仅用了50天,快出快出,安全落地。这是一个嗅觉灵敏的商人,也是一个“嗜血”逐利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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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这注定是一场短暂的财富盛宴,一场人性泯灭的财富大狂欢;行业监管从严之下,将是一地鸡毛。

一场疫情,3个月时间发生一系列超魔幻现实。有的人生意受损,破产倒闭;有的人大发横财,一夜暴富。

这段时间,发生一场财富的惊天大转移。这场财富大转移,在江苏扬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短短2个月时间,这里形成一条口罩的黑心产业链,在这个疯狂的地下黑市中,上演着一幕幕一夜暴富翻身的故事。

一个扬中商人,投资300万元搭建熔喷布生产线,一个星期就收回成本。不到一个半月,毛利达到2000万元。然后他迅速将生产线高价甩卖,从开工厂到关工厂仅仅用了50天,快出快出,安全落地。这是一个嗅觉灵敏的商人,也是一个“嗜血”逐利的商人。

扬中到处都上演着这样的造富神话,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人加入。不仅仅是商人,在扬中只要是个有财富欲望的人,都想从这场财富盛宴中分一杯羹。

扬中人:你做熔喷布吗?

扬中是江苏的县级市,由镇江市代管。扬中四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小岛。每年的三四月,是扬中河豚最肥美的季节。往年的这个时候,市民们见面,都会互问一句:吃河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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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年扬中人,已经没有闲情逸致吃河豚了,他们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你做熔喷布吗?

熔喷布是生产口罩的核心原材料,做为过滤层,是口罩的心脏。原本是个极为偏门的原料,没有多人知道,也没有多少人去了解。

一场疫情,熔喷布的价格由原来的2万每吨,暴涨到30万元以上。这才引起后知后觉的普通人注意,但扬中人,早已成为熔喷布的专家,甚至还是生产专家。

扬中人的朋友圈彻底被熔喷布刷屏,大量的人都在朋友圈发布关于熔喷布的信息,群里面也都在讨论熔喷布的市场行情。大量扬中人参与到熔喷布的市场当中,很多一夜暴富的消息刺激着当地人的神经,有些人经不住诱惑入场,还有些人只能眼巴巴地心跳、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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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扬中的网友在微博上说:扬中弄熔喷布疯了.....感觉老家一堆人在做这个,连我妈和我电话时都在聊又有多少人因为这个赚了好多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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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带着货车,提着一袋一袋的现金。来到扬中,守在工厂门口,来提货。很多都是现金交易,概不赊账。既不签合同,也不走公账,更也不开发票。这样可不留案底,货款两清,也不怕日后被查。

这就是扬中最真实的状况,大部分人在做熔喷布的生意,赚取大量的黑金。所有人都在讨论与熔喷布有关的信息,像得了魔怔一样,一切都疯狂了,连扬中人都觉得这个城市如此陌生、浮躁。那么,扬中到底有着一条怎样熔喷布黑心产业链呢、又有多疯狂呢?

浙江工厂老板只生产山寨生产线

扬中原本有几家生产熔喷布的正规厂家,疫情爆发后,市场上到处都缺熔喷布。但是合格的熔喷布生产设备投资大,最少都是千万级别;工厂建设周期长,关键部件还得进口,起码要三到五个月。生产设备技术含量高,门槛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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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困难,都造成熔喷布产能落后。尤其是大量口罩厂投产后,几万家口罩厂都在抢购熔喷布。

江浙一带本身是中国的机械制造业基地,大型正规熔喷布生产线难以上马,也拦不住商人掘金的步伐。很快浙江就有工厂根据熔喷布生线的图纸,将生产线小型化,发明了山寨熔喷布生产线。一条山寨生产线,包括注塑机十几万,喷丝模具七八万,最早整个投资下来也就二三十万。

浙江的工厂老板只生产山寨生产线,将机器生产好运送到扬中,并不参与熔喷布生产,也不想承担后续的风险。一时间,扬中涌现将近1000家熔喷布的生产、销售企业,这还是登记在册的公司,不算没有登记的小作坊。帮助企业注册、办理熔喷布检测报告,在扬中也成了一门非常热门和火爆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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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熔喷布生产线的师傅也非常抢手,一台生产线的调试出场费高达2万,而且根本忙不过。一家还没调完,下一家电话就已经催着上门,师傅连抽根烟的时间都没有。

生产线调试好就马上投入生产,小作坊的生产环境也非常简陋。很难想象,这样的生产出来的熔喷布,最后要用来做成口罩,去防御病毒。

一条山寨生产线搭好后,一吨一万的聚丙烯原料,一两天就可以生产出一吨熔喷布。这些熔喷布生产好后,就有神秘买家,提着现金,一吨二三十万收走。有多少收多少。真正做到了一星期回本,后面纯赚。一天二十四小时三班倒,做布工人一天500元,这都算是小钱。

人性最大的恶或发生在扬中

像中石化这种大型国企,投入几千万上亿元,生产出的正规合格熔喷布。门槛太高,风险也大,投产时间也长。但生产出来的合格熔喷布,都是定点定量定价供应给正规口罩厂,大量的中小口罩厂买不到正规的熔喷布。但他们工厂投产,就必须要买到熔喷布,否则只能停产。

中石化也发布了声明,熔喷布都定向供应,不会流向市场。中小口罩厂的需求,只能通过扬中的小作坊来满足。这种几十万启动资金,三天上马的家庭小作坊,生产出来的熔喷布,价格比中石化的正规熔喷布更高。

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挑动着扬中人的贪欲。在一夜暴富的诱惑下,很多人都放弃了良心,因为这种小作坊生产出来的熔喷布,根本达不到过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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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熔喷布很薄,一戳就会破。过滤效果不要说达到医用的99%,可能连50%都达不到。但是,没有人会在意这个问题。这种熔喷布生产的口罩,根本无法防御病毒,也不能出口到海外。这些统统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关心熔喷布最终流向哪里,大家只关注眼前的暴利、现金、暴富。

扬中人的家庭作坊,只顾着赚钱,不考虑后果。他们甚至都没有想,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为什么生产机器的浙江人不敢做,只卖机器到杨中。他们也没有想,国家投入几十亿,几个月时间布局的产业,他们几天就做到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暴利和财富面前,黑心作坊的人性已经完全丧失,什么是人性的最大恶,或许发生在扬中的这一切就是

这些不合格的熔喷布,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各地的口罩厂。口罩厂也不管熔喷布合格不合格,他们夜以继日地生产出口罩。这些口罩又源源不断地流向医院、药店、海外,然后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口上,虚掩着去防御恐怖的新冠病毒。

短时间扬中建立起完整的地下产业链

在杨中,这样的黑心小作坊有上千家。大量的简易生产线上线,也催生大量的机器倒卖人员。

这些信息到处泛滥,充斥着扬中人的生活,低投入高产出,吸引着更多的扬中小作坊开工。各种生产机器、模具的报价乱飞,这些价格都已经成几倍几十倍上涨,原因无它,这就是印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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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时间,扬中就建立起完整的地下产业链,从熔喷布生产机器、模具加工、聚丙稀原料、生产、销售等一条龙。从头到尾,都是不合格,不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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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山寨熔喷布机和真正的熔喷布机原理相同,但实际工艺相差巨大,使用的原料也大不相同。正常用以熔喷布生的产聚丙稀无法用到山寨机上,于是扬中的小作坊使用的是上海赛科石化S2040聚丙稀。

由于扬中小作坊实在太多,造成S2040聚丙稀供货紧张。对于S2040聚丙稀能否应用到熔喷布生产,上海赛科也出了一份声明,声明上写到:上海赛科从未向任何市场和用户明示或默认S2040聚丙稀产品可以用于无纺布领域的加工和应用。上海赛科对于该产品用于这些特殊或个别用途不提供任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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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坊使用的原材料就有问题,连厂家都声明不能用于熔喷布用途,立马撇清责任。但小作坊主却不管不顾,昧着良心生产,实在太可怕,太可恶,也太可恨了。

一场熔喷布行业的腥风血雨即将开始

最早一批小作坊主,已经赚到第一桶巨大的黑金。他们暴富之后,见好就收,迅速收手,高价倒卖机器。后来的高位接盘者,都是受到最早暴富的那拨人蛊惑,大部分都是普通市民。他们以家庭为单位,是家庭小作坊。

他们开始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最早的不合格熔喷布,已经引起诸多投诉、纠纷。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已经获利了结,最后进入的人为前人埋单,擦屁股。

市场监管也开始严厉,扬中相关部门也已经开始行动,进行了熔喷布行业规范化整治。

一场熔喷布行业的腥风血雨即将开始,大量的家庭小作坊即将被清洗,最后的入场者将血本无归。已经获利未收手的,极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扬中的口罩黑心产业链,是疫情巨大的口罩生产催生的畸形市场,熔喷布的正规产能无法扩大,大量的口罩厂需求得不到满足,必然导致扬中黑心山寨作坊的诞生。

扬中这场财富的狂欢,是以牺牲下游消费者的健康,损害消费者利益,毁坏扬中熔喷布的行业信誉为代价。这注定是一场短暂的财富盛宴,一场人性泯灭的财富大狂欢;行业监管从严之下,将是一地鸡毛。(来源:大江湖解局(ID:ZhiChangDJH) 作者:江湖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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