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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决策周刊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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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8 09:22: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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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中国宏观经济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经济衰退是个专有名词,GDP是负增长的时候就会界定为经济衰退。按照这个指标,我们第一季度是-6.8%,也就是去年第一季度,我们GDP的总量差不多是24万亿左右,今年不到21万亿,20万亿多一点,差不多就是比去年很明显进入负增长。但这个负增长不是因为经济本身所引起的,是因为新冠疫情逼停了经济。按照去年我们的生产能力,经济停摆一天损失GDP的总量是2750多亿,如果停摆一个月就是8万多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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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中国宏观经济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                 
【研究员】:WH
经济衰退是个专有名词,GDP是负增长的时候就会界定为经济衰退。按照这个指标,我们第一季度是-6.8%,也就是去年第一季度,我们GDP的总量差不多是24万亿左右,今年不到21万亿,20万亿多一点,差不多就是比去年很明显进入负增长。但这个负增长不是因为经济本身所引起的,是因为新冠疫情逼停了经济。按照去年我们的生产能力,经济停摆一天损失GDP的总量是2750多亿,如果停摆一个月就是8万多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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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魏杰:各位新老朋友,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来讨论问题,按照安排,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后疫情的中国宏观经济。我想围绕这个主题,我们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二是我们怎么办?所以,围绕这两个问题来和大家讨论。

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衰退

这种衰退是短时期的,还是中长期的,是大家最近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经济衰退是个专有名词,GDP是负增长的时候就会界定为经济衰退。按照这个指标,我们第一季度是-6.8%,也就是去年第一季度,我们GDP的总量差不多是24万亿左右,今年不到21万亿,20万亿多一点,差不多就是比去年很明显进入负增长。但这个负增长不是因为经济本身所引起的,是因为新冠疫情逼停了经济。按照去年我们的生产能力,经济停摆一天损失GDP的总量是2750多亿,如果停摆一个月就是8万多亿。我们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尤其是2月份,大量的经济被逼停,这样导致我们第一季度出现了负增长,应该说第一季度是衰退了。但这种衰退是因为新基建疫情逼停了中国经济。所以,只要我们复产复工复业,那么情况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第一季度,虽然新冠疫情逼停了中国经济,但是没有改变我们经济的基本面,就是中国经济基本面仍然是向好的。

第一,我们所谓产业链、供应链,虽然受到影响,但没有受到重大的影响。

第二,我们的市场需求仍然存在。

第三,工业化、城市化的趋势没有停止,尤其今年进入都市圈的阶段。

第四,我们现在的改革还没有结束,改变仍然有巨大的空间,改革红利还在。

第五,人力资源和人口红利还存在。所以,中国的基本经济面没有受到重大的冲击,所以,我估计第二季度,随着我们复工复产复业的不断推进,大致上,我估计可能会走向正增长。当然,如果不是正增长,我估计也差不多。但第三、第四季度一定将走向正增长,我估计我们政策如果得当的话,第三、第四季度的增长可能在3%-4%左右,所以,今年我估计全年应该在2%-3%。所以,这样我们分析下来,这次新冠疫情确实使我们在第一季度出现了经济衰退,但在第二季度,随着复工复产复业的恢复,应该逐渐走向正增长,那么第三、第四季度应该会走向正增长。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这次的新冠疫情不会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衰退,短时间,第一季度或者第二季度的一定衰退,很快将在第三、第四季度走向正的增长。那么2021年,我认为基本上恢复常态,就是一个影响会不会出现经济衰退,是短期衰退还是长期衰退?

(二)这次新冠疫情会不会引发金融危机

这是最近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新冠疫情会不会引发金融危机,实际要具体分析。在中国引发金融危机可能有五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银行。银行体系是否安全,如果银行体系出现大规模的呆坏账,那么就有可能引爆金融危机,但现在是否中国银行体系基本是安全的。到3月底,我们M2差不多209万亿,贷款余额是165万亿左右,呆坏账率是2.04%,那就是比去年的最后同期相比增长0.06个百分点,我估计可能第二季度,呆坏账还会有所上升,就是假定到1%,呆坏账也就是3万亿左右。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银行居民存款(音)是44万亿,从这个角度来讲,银行是安全的,即使有些中小金融机构、银行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整个银行的安全。所以,银行的状况来看,应该是不会引发所谓金融危机问题。

第二,债券市场。债券市场如果出现大规模的兑付危机,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现在到4月底,我们差不多债券市场的政府债务余额不到40万亿,公司的余额不到30万亿。政府这个债券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政府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即使地方政府也没什么问题,充其量可能就是兑付稍微展期一点而已,因为政府的信用就是国家信用,也没有什么风险。那么公司债券是商业信用,商业信用的基础是所谓抵押,我担保。现在如果我们的公司债券的担保抵押大部分做得很好的话,应该是也不会引发太多的兑付危机。虽然最近有一些企业可能债券对付出一点问题,比如出现展期,但估计不会太大。因为总的来讲,我们这几年对债券市场的控制还是比较严格的。自身抵押和担保的质量还比较高。所以,从债券市场来看,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股市。股市会不会出现大幅度所谓的暴跌,会不会引发金融危机?我估计不会,因为中国股市在我们融资中占的比例实际还很低,中国实际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再加上新冠疫情爆发以后,中国股市没有出现太大的让人感到震惊的下跌,应该问题不是太大的。再加上最近我们对股市的所谓“欺诈行为”、“财务造假”是零容忍态度,可能会进一步推动股市的改革,就更不应该有这个问题。

当然,昨天有位同志问我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为什么疫情爆发之后,全力以赴救股市?而且他的央行不断地释放流动性来救股市。实际美国救股市主要是四个原因:

1、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全在股市里,因为美国的养老保险金,各类商业保险都再保险里,股市出现问题,他的社保体系会受到重大冲击。

2、美国要吸纳世界的公司到美国上市,因为只有在美国上市,他的经营资本才会有收入,中国的真贡献实际是金融资本,如果股市暴跌,没有人去上市,金融资本就没法盈利。

3、美国股市有吸引圈世界投资者进入美国股市,因为这样才能保证美元走世界货币存在的,如果股市出问题,肯定就会出问题。

4、美国是一个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基本整个融资活动靠股市。

所以,美国会全力以赴靠股市,有同志问我,为什么中国没有救股市,原因是差异很大及这样来看,中国股市原则上讲不会危及到我们研究的金融危机。

第四,房地产。房地产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金融危机,因为中国出现地产金融化,金融地产化的形式,地产和金融的融合度非常高。比如我们个人贷款80%是房贷,不少金融机构把货币的20%-30%贷给了大地产商,有的大地产商负债1万亿以上,所以人们担心房地产会不会出现问题而导致中国出现金融危机。我估计可能性不太大,原因就是,如果我们就从“住房不炒”角度来看,消费药都来看,中国房地产发展还有空间的,暂时不会出现我们很担心的现象。再加之,2020年我们进入小康社会,人们对居住的要求也会不断提高,所以我们才是老旧小区改造之类的问题。所以,估计房地产价格暴跌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太大的。所以,我觉得人们担心有道理,但估计不会。

第五,外汇。外汇如果出问题,也会引爆金融危机。外汇主要两个问题,一是外汇储备量,就是外汇储备量能不能应对国际支付。如果外汇储备量不会应对国际支付就会引发金融危机。二是本币是不是大规模贬值。所以,外汇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一是所谓外汇储备量是不是能应付国际所谓支付;二是本币是不是大幅度贬值。现在来看,中国暂时不可能,一是疫情爆发之后,我们外汇储备量还在3万亿以上,你们大家知道,我们外汇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自己赚的钱;二是借来的钱,三是外资到中国带来的外汇。这三方面,我们的进出口量虽然受到了影响,但每个月的顺差还在几千亿人民币,说明我们的外汇在顺差,外汇在进入中国。借来的钱,中国还有借债空间,再加上国际上很多国家还是负利率,而中国还不是负利率国家,借钱没有问题的。疫情之后,外资的接入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最近开工了几个大的项目,外资仍然把中国看作重要的投资领域,这样外汇储备量应该不会受到太直接的收缩,我们的国际支付可能性不大。

人民不可能大幅度贬值,美国央行现在不断地放水,就是美元“毛”了,这样不会导致中国大幅度贬值。所以,我估计,外汇分析来看地不会引发中国的所谓金融危机。

这样从影响金融危机的五个方面来看,我认为,这次恐怕新冠疫情不会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但确实会带来经营方面的压力。

一、宏观股债率可能会上升。

2017年,我们的提法叫“去杠杆”;2018年叫“结构性去杠杆”;2019年叫“稳定宏观股债率”,最近提出来,容忍阶段性的宏观负债率上升,也就说明因为新冠疫情可能宏观负债率会有所上升,因为我们承认阶段性上升,那就是有可能出现上升了。所以,我估计有可能2021年,宏观负债率的压力可能会显现出来。

二、通胀压力会比较大。

因为要救企业,保证流动性充足,数据已经出来的,我们3月份的M2增长速度是10.1%,4月份是11.1%,去年我们GDP增长速度6%以上,那么我们的M2增长速度在8%左右的时候。现在已经M2增长上了两位数,应对的GDP是负数,也说明确实流动性正确得比较快。所以,我估计通胀率是会有所增加的。我认为,疫情结束以后,我们要解决这方面的后遗症,那就是2021年、2022年,可能我们对宏观负债率的问题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要适当警惕,因为会出一点问题的。我们应该要应对才行。

所以,第二个问题,会不会出现金融危机,我感觉不会,但确实感觉到压力,主要是宏观负债率和流动性的上升,可能会影响到2021年、2022年,这一点居民影响警惕才行。这是新冠疫情大家关注的第二个问题,会不会引发金融危机。

(3)会不会中断中国的全球化进程。

那也就是说,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会不会受到影响。最近看到,西方一些政客在不断地抹黑中国,甩锅中国,讲什么中国的病毒,讲中国在疫情防范中作假,说厌恶了他们导致他们巨大的损失,要求中国赔偿。所以,目前西方不少的政客和媒体在不断地抹黑中国。我估计,这会对我们在短时期内的全球化有影响,因为它会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这样会使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受影响。所以,我估计短期内会对中国全球化有影响,但是中长期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国际贸易全球化的背后的主要的原则是利益原则,那就是互利共赢。只要中国为世界能提供利益,那么中国不可能和世界脱钩,因为最后支持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的是利益原则。而中国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能实现自身和世界的互利共赢,因为我们有三个优势:

第一,制造的优势。

中国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我们号称世界制造大国。现在中国不少的产业是世界规模之一,而且中国是世界工业门类最全的国家,只要中国能生产出别人需要的产品,而且很便宜、质量好,那么中国就不会和别人脱钩,因为你总是需要中国的产品。所以,中国制造优势只要做好的话,会不断地显现出来,导致不会产生和中国脱钩的问题地当然,这次疫情中,我们也感觉到,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我们有五个短板很明显。

航空不行,像大飞机发动机就不行。材料不行。好多材料不行,像手机中屏幕这个材料我们就搞不出来。所谓的数控机床不行。现在许多产品生产人生产不出来,靠数控机床生产。所谓数控机床是“制造的制造”,我们是短板。医药不行,很多药我们搞不出来。新型硬件不行。像呼吸机,我们是生产大国,大家注意,原部件这些重要的东西我们搞不出来。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次疫情之后,我们要把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要转向“制造业强国”,要补这五个短板。如果这五个短板能够补上来的话,你想想中国能生产别人生产不出来的,而且价格又便宜,质量又好的产品的话,你怎么和中国脱钩啊?不可能出现脱钩的。中国一定还会推动全球化的进程。这是第一个我们的优势,制造优势,只要做好的话,中国不会和世界脱钩。

第二,市场优势。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单体市场,14亿人口,3亿多中产阶级,那么是世界最大的单体市场。中国如果继续开放市场,很多国家的利益都在中国市场上,怎么和中国脱钩啊?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在中国才能实现的话,你想想怎么可能和中国脱钩啊。所以,我们应该继续开放市场,三大市场都应该继续开放,让中国成为世界市场大国。在世界市场大国的条件下,你想想,那么和中国脱钩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开放市场,一是产品市场,二是服务业市场,三是投资市场。

三大市场,目前中国仍然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要开放,像服务业市场,像最近对金融的开放,像投资市场,我们最近不断地减少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负面清单。所以,我估计投资市场、服务市场不断开放,中国拥有极强的市场优势。你想利益在中国,怎么和中国脱钩啊?不可能脱钩。

我们是服务贸易需求最大的国家。中国的服务贸易需求非常大,最起码有三项很大:

1、留学生,这次疫情我才知道,我们在全世界的留学生达到160万人,你想想一个人学费、生活费多少,加起来给世界提供了多大的利益。

2、出国游,中国是增长最快的国家,最近有个资料,亚洲三个国家很着急:泰国、日本、韩国,因为他们海外游的客户50%以上是中国大陆的,我看一个报道不知道是不是真实,日本奈良的小鹿,游客喂东西,吃好的吃饱了,都不愿吃了,现在游客不来了,满大街跑,见什么吃什么。不知道真假,最起码发现中国这个服务贸易量是很大的,而且处于上升阶段。

3、中国仍然是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需要量最大的国家,每年给世界所支付的所谓专利费用和技术费用是个庞大的数字。所以,中国这三大服务贸易量,留学生出国游对专利和知识的需求将是个巨大的利益。你想想这么大的利益,怎么和中国割断啊?怎么脱钩啊?

中国最后能不能进行全球化的关键,是部分继续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只要中国不断地给世界提供利益,和世界实现共赢的话,我想不可能出现脱钩,想脱也不可能。最起码刚才讲的三条:市场优势、人口的优势、服务贸易优势,标志中国仍然在全球化市场中间给人们提供巨大的利益,可以实现利益共赢的。所以,我估计这次新冠疫情虽然短时期内,对中国的全球化有影响,但中长期不会,只要我们政策得当,这次恰恰会推动我们的全球化,这次新冠疫情对我们的经济到底有多少影响,大家最近关注这三条:

一是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衰退,是短期衰退还是中长期衰退,现在看来,充其量是短期衰退,充其量是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都有可能转正,不可能出现所谓中长期的衰退。

二是会不会引发金融危机,现在看来,这五个方面不会出现金融危机,但确实给企业经营会带来压力,一是宏观负债率可能会上升,二是流动性可能会增加,所谓在2021年、2022年,我们应对后新冠疫情的后遗症做一点处理,这点大家应该有所警惕。

三是会不会中止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会不会中断,原因是现在西方一些政客在不断地抹黑我们,甩锅给我们,人们很担心,我估计短期内会对我们的全球化有影响,但是中长期不会,因为这种国际化背后的主要原则是利益原则,就是我们讲的互利共赢原则。只要中国不断给世界提供利益,在和世界利益发展中实现共赢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刚才讲到,我们在三个方面有很强的优势会和世界提供利益:制造、市场和服务贸易。所以,我估计中长期应该不会中止中国的全球化进程,而且会通过这一次的调整,会更加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所以,人们对新冠疫情非常关注的这三个问题和大家做一点分享,应该说,第一不会出现中国中长期的经济衰退,第二不会出现金融危机,第三不会出现所谓全球化的进程被中断。

这是第一个问题,但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困难,我们应该承认的,而且目前的困难还比较大。

新冠疫情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我认为应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今年1月份甚至到地三季度结束,叫“修复经济”,因为停工停产停业,导致了我们很大的压力,要有个修复的过程才行。所以,我不太主张一开始提刺激经济,应该是修复经济,就像人得了大病一样,刚刚转过来不能大补,那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估计第一个阶段,我们重点应该是“修复经济”,应该是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应该以修复经济为主。修复经济最主要目标是“六保”:保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保粮食和能源安全,保基层运转。这是核心。

“修复经济”最主要做法是三条:

1、减免税费。对企业和个人减免税费,因为疫情期间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第一季度我们对企业减免税费7000多亿。我认为,第二季度应该继续,仍然按照第一季度减免,给第二季度继续减免(政策),甚至有一些服务业中间的迟迟现在不能开工的,减免税费都可以推到第三季度,减免税费是第一个办法。

2、对企业和个人进行补贴。因为许多企业停工了,但员工的工资在照付,这种要素的费用都在照付,那么企业压力很大的,应该要补贴才行。对于因为失业的人就更要给补贴了。最近我调研了一下,第一季度新增就业人口减少了90多万人,但实际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没有增加多少。我问了一下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补贴的失业人员是城市登记失业率,不包括农民工,实际恰恰应该补贴给农民工,结果这个没有包括在里面;第二,可能手续比较复杂,有人觉得为几百块钱,办那么复杂的手续(没必要),所以,领救济金的人反而没有增加多少,但对我们来讲应该加大补助。对现在已经就业的这些人员,按照去年的情况,应该补助两三个月才行。但具体数字多少可以商量,有的企业补2000元,有些补5000元,都可以,但补贴必须补贴。

3、保持流动性的充足和降低利率。因为疫情影响之后,企业的流动性都受到影响,所以应该保持流动性的充足,而且应该降低利率,这样才能使企业渡过这个难关。

所以,我想修复经济的主要办法就这三条。

第二个阶段应该叫“刺激经济”。“刺激经济”应该在第四季度全面展开,要必须想办法刺激经济。怎么刺激呢?拉动增长三驾马车:出口、消费、投资。我估计出口可能作用不太大:

第一,出口。现在全世界疫情还没有结束,要靠出口很快拉动,我们实际不可能,保持出口顺差几千亿人民币就不错了,所以,出口的贡献不会太大。因此,也不应该是重点。

第二,消费。消费实际也不行,因为疫情暴发就爆发性的消费,现在看没有爆发,而是存款额很多。因为消费是受个体影响,它是个生命体,不可能因为上一个少吃了第二就多吃了,不可能多吃。所以,消费实际很难,也不是重点。

第三,所以重点只能是投资,刺激经济的核心是投资,加大投资才行。

怎么投资呢?我估计分两部分:

一、公共产品,也就是政府投资。政府不能搞经营性投资,重点是公共沉淀投资才行。公共产品投资,大致上我看有四个内容:

1、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叫铁公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的空间,尤其我们现在对于一些经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密,像深圳到广州还没实现地铁化。这种全面的基础设施还有巨大的投资空间。

2、新基础设施建设,我们这次提了一个“新基建”,新基建主要包括三个内容:

(1)信息类基础设施建设,5G之类的属于信息类的基础设施建设;

(2)混合类基础设施建设,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基础设施,像智能交通、智能能源等等,属于混合类的、融合类的所谓基础设施建设。

(3)科创类基础设施建设,像大科学装置,实验室经济,科创中心等等,属于科创类的基础设施建设。

所以,新基建是包括了三大类,一是信息类,二是混合类,三是科创类。但有的同志提出来,是不是新基建不应该是政府投资,企业投资,不应该公共产品投资。我认为,目前恐怕还属于公共产品投资,有一部分属于企业投资,但主要的恐怕新基建还是公共产品投资。我估计这几条力度可能会很大的。

3、都市圈建设。我们最近提了一个重要提法,叫推进都市圈的建设,那就是比如对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城市经济圈要加大建设。都市圈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将对整个投资有巨大作用。我看了一个同志做了一个推算,都市圈建设对GDP的增长会拉动0.5%-1%。而且光单纯靠传统基建、新基建不行,还得加个“都市圈”。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4、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公共卫生投资是重要公共产品投资,这次来看,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确实要加大投资的,无论从预警到应对都要加大投资,像这次我们建设了一些医院。我估计疫情结束后就要把它维护下来。公共卫生这个供给能力不能刚好和需求相应,要预防,闲置才行,不然一暴发疫情就没法应对。所以,公共卫生投资仍然是公共产品投资的一个重点。我看了一下,我们全国的这种所谓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都不行,都应该加大投资才行。

所以,我觉得投资的第一个叫公共产品投资,就是政府投资,重点是这四条,一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新基建,三是都市圈,四是公共卫生体系投资。这对经济的拉动是有意义的。

二,经营性投资,所谓企业投资了。

经营性投资,从目前我们分析来看,投资重点仍然是三大产业:

1、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还是投资的重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8个要点: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信息技术、新一代新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这8个要点空间实际仍然非常大。

2、现代制造业。现代制造业现在一个短板,讨论中间大家提了6个要点:航天器和航空器、高铁、核电、特高压输变电装备、数控机床、现代船舶和海洋装备。这6个仍然是现在中国制造业重点的空间,要加速推进才行。

3、服务业。服务业还必须加速,四大服务业都应该加速。

(1)消费服务业,像养老、家政这类服务业都得加速,医疗卫生、大健康。

(2)商务服务业,无论是金融、商事服务还是园区管理服务现在看来空间仍然很大。

(3)金融产品服务。

(4)文化服务业,影视、音乐、戏剧,收藏、非遗、博物馆,一系列所谓的休闲旅游等等。

服务业仍然是投资的重点,当然,这次服务业也是受重创最大的一个行业。这次服务业受影响,有一个服务项目是逆市而升的,像网上购物,用现代技术改造服务业的项目都很厉害,这也说明我们服务业得想办法提升才行。过去一直讲,但动力不足,这次分析这个问题很重要,服务业仍然是重要方向之一。

总体来讲,企业经营性投资来看,这三大产业仍然是中国投资的重点。

这样一来,投资可能是刺激经济的最主要的重点,分为两大块:一是所谓公共产品投资,四条,企业经营性投资三大产业,我估计如果四季度刺激性政策出台,资金到位的话,应该在2021年上半年,投资拉动就会显现出来,我估计2021年有个变化,2019年,我们的贡献里是消费站在第一位的,实际2021年,我估计投资可能会重回第一位。所以,第二季度应该是刺激政策,重点是投资。消费未来会再次上升到第一拉动力,但2021年和未来一段时间应该是投资。

这是我们怎么办的第二阶段,刺激性政策的重点,不是刺激出口,也不是刺激消费,是刺激投资。

第三个阶段还得是深化改革,最终我们的发展还有赖于改革才行。所以,我们应该第三阶段,尤其到2021年底,后半年的时候,改革应该成为主题,要继续深化改革。怎么深化改革呢?我认为,改革的方向主要是三个:

第一,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重要方向,用现在的提法,资源配置上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作用,实际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真正明确生产经营的主体是企业,政府是社会公共管理主体,这是现在看到的,再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条,政府作用很大,但也就是在社会公共管理服务方面作用很大。中国这一次疫情做得很好的,政府这方面的作用发挥得很好。但大家注意,真正的经济经营的主体是企业,所谓企业和政府关系的改革仍然是改革的重点。企业作为生产经营主体,三大权力必须交给企业:1、独立法人权;2、企业提取选择权;3、投资经营权,是企业必须要拥有的。

政府的重点不在于直接干预经济,主要制定和运作宏观经济政策,这又包括了所谓五大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国际收支政策、社会政策。政府的重点在于宏观政策的运作,而企业作为生产经营的主体,他应有的权力应该给企业才行。所以,市场经济的方向不能动。这次在疫情的过程中间,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但我很担心会形成惯性。疫情过去之后,会不会政府作用还在强化?应该要分清楚,这是政府作用的重点还是作为社会公共管理存在的?

现在我们要进入刺激经济阶段,注意,千万不要过度地释放政府的作用,我们应该考虑到更加加强(市场的作用)才行。所以,市场经济改革仍然是方向,千万不要摇摆。因为这次我有点担心,原因就是,这次在对抗疫情中间,政府尤其基层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样会不会搞成一个印象,是未来经济也得靠政府,应该要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搞清楚,我们仍然是市场经济的方向。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是市场,只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已。所以,企业仍然是生产经营的中心,政府是社会公共管理中心。企业作为生产经营中心,它所拥有的独立法人权,企业体制选择权和投资经营权都必须拥有才行。政府的重点在社会公共管理上,他对经济的主要做法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国际收支政策,所谓的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运作而行,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深化改革的一条——市场经济。

第二,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的方向必须坚持,就是各种不同经济成分都有自身的优势和特征,他们都能在自己所最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应该要平等地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混合经济是个方向。这个非常重要。

这次疫情中间,恰恰混合经济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非常有意义。所以,混合经济是个重要的方向。混合经济里重要的是要平等地对待民营经济,这是一个核心,因为混合经济中间,民营经济获得平等地位是个大问题。最近我和民营(企业)聊过天,他们告诉我不要优惠,我们实际不是优惠的问题,我们获得平等地位就行。优惠的意思是给了你比别人更好的条件,实际许多不是优惠,平等给我们就行。所以,对民营经济的重点是平等地位,那就是经济上的平等,将经营领域,融资的方式进行平等,法律才能平等,我们平等保护各类产权才行。

政治上的平等、社会上的平等,文化上的平等,整个社会应该有一种理念,不能强调什么经济成分高于某种经济成分的问题,应该平等地对待各种经济成分,这是混合经济的重点。实际上大家注意到,最近民营经济中间,受损害的企业比较多,尤其中小企业压力非常之大。所以,如果我们不再平等对待,可能麻烦就更大一点。混合经济这个方向绝对不能动摇,要平等地对待民营经济才行。

所以,不要讲“优惠”,实际我去查了一下,一些地方提出来“二十条优惠”,我看了一下,不是平等,实际平等给他应有的权利就行了。民营企业告诉我们,不要优惠要平等,所以,混合经济的核心是实现对民营经济的平等对待,那就是经济上、法律上、政治上、文化上平等对待。这是混合经济方向,必须坚持。

第三,法治经济。

法治经济非常重要,法治经济是整个经济的所谓动力来源,所以,一定要坚持法治经济,不能以政代法,不能以党代法,要彻底走向法治经济。所有经济关系的处理和保护以法律为准绳,只有法治经济才有信心,才有意义。所以,我们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是法治经济。中国的经济一旦通过修复、刺激进入常态之后,我们还得回到常态上来推动改革,那么改革的方向就是市场经济、混合经济、法治经济,这三条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向。

我比较担心的是,因为这次疫情过程中间,政府行政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应该的,但是一旦这个疫情过了之后,我们进入常态化的时候,我很担心会不会出现行政性,政府性很强的倾向。所以,有必要现在就提,市场经济、混合经济、法治经济,这样才能使我们下一步改革中才能推动。

怎么应对上,我想我们应该分三个阶段:修复经济应该是今年第三季度,我们提出“六保”,办法就是三条:减免税费、补贴、保证流动性充足和降低所谓资金的成本。大致上到第三季度,可能会帮助企业和个人逐渐走出疫情的阴影。

第二个阶段就是刺激经济,因为经济总算停摆了三个季度,不刺激一下也不行,所以,第四季度我们应该加大刺激的力度。而刺激的重点不是消费,不是出口,而是投资,现在来看真正对我们很快见效的还是投资,投资分为公共产品投资(政府投资)和所谓的企业投资两类。政府投资现在这四条大家都公认了,传统基建、新基建、都市圈建设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第三阶段,投资应该在第四季度全面推进之后,我估计2021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基本可以恢复常态了,这时候就将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深化改革了。因为我们改革实际还没有完成。所以,要继续深化改革,改革的方向实际是这三个:第一,市场经济关键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第二,混合经济,关键是公平地对待民营经济;第三所谓的法治经济,只有在法治经济基础上,人们才有信心,不然没有法治经济的保证,人们都移民了,怎么去搞经济?要法治经济,雷打不动。而且现在宪法、民法、刑法都在完善,应该进一步进入法治经济才能解决问题。

如果这三个阶段:修复经济、刺激经济、深化改革能够到位,我认为,中国经济会走过这次难关的。而且一旦走出了,我估计会改变世界格局。这次疫情可能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一个重要的偶然事件,但是会推动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如果能率先走出疫情的影响,经济很快迈出正步的话,那么显然比有些国家最起码早半年到八个月,这样一来,可能使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比重将更进一步提高;而且加强中国在这次疫情的刺激经济中间,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好的,因为没有一下子刺激经济是修复经济,那就是没有太多的过度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我们虽然承认这次,我们会是宏观负债率阶段性上升,流动性也有所增加,第三季度、第四季度我们M2都是两位数,总体来讲,我们整个财政货币政策还是比较谨慎的。这样一来,对未来的世界将有很大的影响,不少发达国家,这次大家看到,大规模释放流动性,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而中国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所以,我估计,我们这次抗疫的后遗症不大,也就是货币财政上,未来会产生问题,但我认为后遗症不大。可能这一次会改变世界格局的,将有意义的。但前提是,我们对策叫三个阶段要把握好。

如果是修复经济阶段,我们过度地强调刺激可能后果恰恰相反。前段时间,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反弹性的消费爆发,结果没想到存钱的人越来越多。这次你们知道,疫情也是人为地提出了新的认识,比如说对抗疫情重要的一个基础是财富和物质基础很重要。有人在家历代着不上班可能两年都可以,有的人两个月就不行,因为有人没有财富的积累;有的企业可能停产停工停业一年都没问题,有的可能两个月就不行了,因为财富背后的原因。所以,人们认识到,未来要有预留才行,不能把所有财富用于消费和投资,要有余存,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要保持才行。

这样一来,人们的认识变动之后,你一开始就刺激经济,根本刺激不起来的,因为人们有新的认识了。所以,可能第一阶段我们重点还是修复经济。我觉得财政的补贴、减免税费和流动性充足、降低流动性的使用成本,这方面的政策还可以力度再大一点,可能有好处,不要过度地强调政策,因为没有作用的,刺激不起来的。

一旦到了刺激阶段,就是所谓的第四季度开始,要刺激经济的时候,一定要选准方向,不能乱设计,我认为,重点还是投资,我们应该把整个力量放在投资上。最近可能在刺激重点上仍然有分歧,有的可能强调消费多一点,甚至有人强调出口多一点。我估计,真正对我们经济很快起到刺激作用的还是投资,所以,应该加大投资。

一旦投资见效之后,中国进入常规了,就要深化改革,不能拖延,应该在明年2021年的第二三季度要尽快地推动改革。接下来如果这种修复经济、刺激经济和深化改革,把握好的话,中国会在这次疫情中间,把危变成机,可能会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变革,将是有意义的。

我现在还是蛮有信心的。总体来讲,从第一季度到现在,我们整个政策上总体比较谨慎,有人叫保守,实际是对的,修复的时候不能搞投资那样搞,这没有意义,应该研究才行。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按照修复经济——刺激经济——深化改革这个趋势来推动的话,中国经济应该前途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对我们这一次未来的方向仍然是比较乐观的。这是我和大家聊的,我对新冠疫情总体的判断。(来源: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作者: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魏杰)



                                 
                                           政经观察
                 



兰德:全面评估现在到2030年影响战争的环境趋势                 
【研究员】:wh
美国公众在包括外交和国防政策在内的许多问题上日益两极化,这在美国造成了政治僵局。这种僵局将限制该国完成作为全球超级大国有效行动所需的任务的能力,从国防预算的资源配置到以连贯一致的方式应对国际危机。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政治家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寻求军事解决方案,因为军方是美国人信任的少数政府机构之一。这些政治弊端没有减弱的迹象,甚至在未来几年还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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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5月11日,兰德智库发布研究报告《Peering into the Crystal Ball Holistically Assessing the Future of Warfare》,聚焦下次战争将在哪里发生?谁会参战?为什么会发生?将如何战斗?本报告概述了一系列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研究资料,从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法律,信息和军事等多个角度、趋势,描绘出未来的战争轮廓。

军事历史上充斥着关于战争未来的错误预测,这些预测使军事预测人员在军事上无法为未来的冲突做好准备-有时是灾难性的。美国遭受了自己的错误预测。

“在预测我们下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地点时,自越南以来,我们的记录是完美的。从玛雅盖兹到格林纳达、巴拿马、索马里、巴尔干、海地、科威特、伊拉克,我们从未做到正确,还有更多-我们在执行任何这些任务之前一年都不知道我们会如此参与。”

为什么对战争的未来的预测通常会持平?通常,糟糕的预测是由于未能从整体上考虑推动环境变化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战争的影响。这些考虑远远超出了理解技术的操作含义的范围,包括地缘政治,环境和经济变化。此外,诸如国际法,舆论和媒体报道等因素可能会限制国家如何使用武力,从而限制战争的方式。

尽管成功地预测战争的未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无论好坏,美国军方都对预测业务进行了深厚的投资。所有武装部队都想了解冲突对他们的未来的影响,因为鉴于能力的发展需要花费多长时间,他们必须在今天赌博以赢得明天的战争所需要的技术和人员。

本摘要概述了影响冲突的因素以及这些变量如何相互影响的全面研究。首先确定三打左右的地缘政治钥匙;军事;太空,核能和网络;克制经济;以及从现在到2030年将影响战争未来的环境趋势。然后,本简报汇总了这些趋势,以全面描绘战争的未来-潜在的美国盟友和敌人,发生冲突的地方,它们的面貌,美国将如何发动战争,以及美国何时何地会发动战争。简要总结以描述这项工作对美国空军(USF)和联合部队的意义作为结尾。

在确定趋势时,RAND研究人员回顾了学术工作,分析了不同的数据集和感兴趣的主题,进行了广泛的现场研究,并依靠专业判断。总而言之,RAND团队采访了来自比利时、中国、德国、以色列、日本、约旦、波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英国的50多个不同机构的120多名政府,军事,学术和政策专家(英国)对可能影响从现在到2030年冲突未来的区域和全球趋势的观点。

地缘政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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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N.Mattis)在2018年6月27日在北京的中国国防部八一大厦会见了中国国防部长魏逢和。

美国两极分化和裁员。美国公众在包括外交和国防政策在内的许多问题上日益两极化,这在美国造成了政治僵局。这种僵局将限制该国完成作为全球超级大国有效行动所需的任务的能力,从国防预算的资源配置到以连贯一致的方式应对国际危机。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政治家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寻求军事解决方案,因为军方是美国人信任的少数政府机构之一。这些政治弊端没有减弱的迹象,甚至在未来几年还会增加。

中国的崛起。如果不是针对该类别的其他五种趋势,关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的质疑就不会那么严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取消任期限制,并承诺“伟大复兴中国”-致力于恢复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应有的地位,并扭转其“屈辱的世纪”。

亚洲的重新评估。随着中国的崛起,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正在通过重新考虑是与中国搭车还是与中国的崛起保持平衡来应对其更大,实力更强的邻国不断增长的雄心。

复仇者俄罗斯。尽管可以说俄罗斯是一个衰落的大国,但它正在变得更具侵略性,干预了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叙利亚,并重申了其作为大国的地位。

欧洲动荡。欧盟正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对远征行动越来越不感兴趣,并且越来越内向,面临着移民危机,右翼民粹主义的增长以及欧元危机的挥之不去的影响。

伊斯兰世界的动荡。即使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国际反恐运动,中东仍然遭受伊斯兰圣战恐怖主义,系统性治理不善,经济问题以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日趋紧张的局势的困扰,这些局势已经在叙利亚,也门,超越。

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并且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形成冲突的轮廓。

军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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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美国常规部队的规模。美国常规比赛的人数正在下降。尽管《2018年国防战略》指出“重新出现了长期的战略竞争”,但美国军方的规模可能仍然只是冷战时期的一小部分,而冷战是长期的战略竞争的最后阶段,它将缺乏在波斯湾战争后立即享有的技术优势。

越来越多的传统现代化和专业水平。随着双方的不断现代化和专业化,中国和(在较小程度上)俄罗斯军队的能力日益增强。特别是在中国,这些军事上的改善可能会持续下去,从而缩小了人民解放军与美军之间的质量差距。

具有选择性能力的第二线大国(如伊朗和朝鲜)无法在军事上与美国匹敌,而是越来越多地转向不对称能力(如网络作战,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对抗美国的常规优势。如果这样的策略最终导致战争,美军将需要找到方法来抵消这些不对称的能力,并摧毁那些对手庞大而又不那么老练的部队的大部分。

对手使用灰色地带战术。与其军事能力的变化几乎一样重要的是,美国对手在灰色地带行动所使用的战术的改变—雇用渐进式侵略,信息战,代理部队和秘密特种作战部队以保持区域目标,同时保持低于目标。美国常规反应阈值。

削弱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灰区策略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这种趋势。由于军事和通信技术的变化,非国家行为者(或者在灰色地带冲突的情况下是代理部队)可以使国家动荡变得越来越容易。

人工智能(AI)是一类破坏性技术。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应用发展可能会帮助美军在常规和非常规作战中实现目标,从而减轻其中的某些趋势。但是,这些功能伴随着严重的风险,需要加以管理,而且美国在获得AI方面不会独占mono头。美国领导人将需要找到方法,以最大程度地发挥AI带来的好处,同时减轻不可避免的风险。

总体而言,这些趋势表明,正如《 2018年国防战略》所指出的那样,“竞争性军事优势已经在侵蚀”,并且如果不加以解决,将允许美国对手利用这些劣势发挥自身优势。

太空,核电和网络趋势

长期以来,能够将天基资产用于情报,通信和导航一直是美军优势的基石之一,但未来美国在太空中的统治地位可能会受到两个反作用趋势的影响。核能趋势呈现出更清晰,甚至更美好的未来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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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Delta IV火箭于2014年2月20日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的37号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了全球定位系统IIF-5卫星。联合发射联盟/本·库珀摄

太空正在成为一个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国和俄罗斯都在提高其禁用和销毁卫星的能力。

商业太空能力的扩散。近年来,对太空的商业开发已呈爆炸式增长,并且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到2030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业实体为图像和通信目的发射微卫星,美国的整个太空基础设施可能会变得更具弹性,前提是美国能够利用这些商业投资。

恢复核扩散。几个二线国家(最著名的是伊朗和朝鲜)已推动开发核武器。尽管国际社会采取了协调一致的外交努力来防止核扩散(在前者的情况下)或将其遏制(在后者的情况下),但尚不清楚这两种努力是否会成功。如果这些努力失败,伊朗和朝鲜的核扩散可能会刺激进一步的区域核扩散,预防性军事打击,甚至可能会限制核战争。

准则和条约的侵蚀限制了战术核武器的使用。同时,核军备控制制度似乎正在受到侵蚀,这增加了俄罗斯(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中国)将来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机会。

信息控制。网络领域的控制将日益成为国内稳定的中心。最极端的例子是中国,该国严密监视其公民可以访问的内容,并使用网络监视进行行为控制,但所有州都担心阻止网络域成为外国颠覆的工具。

网络间谍活动。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被数字化并保存在云中,网络领域将成为间谍活动的主要目标。

网络破坏。2007年,美国情报界评估认为,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令人反感的网络能力;在2017年,这一数字已增加到30多个。与此同时,许多关键的美国基础设施不在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政府的直接控制范围之内,因此对于攻击对手。

约束趋势

所有军事能力仅在参与者决定使用它们的范围内才重要。许多因素(如国际法,舆论,媒体报道,技术能力,合作伙伴的偏爱和行动要务)决定了战斗人员在冲突中所施加的约束量,而这些因素中的许多因素将越来越多地影响着美国的作战方式。以及其主要是自由民主的盟友和伙伴,将在未来打仗。

军事行动图像的广泛分布。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发展中国家的军队将越来越难以控制公众所看到的图像和周围叙事的叙事。

公众日益关注平民伤亡。自由民主国家的国内舆论对平民伤亡越来越敏感,尤其是在选择的战争中,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上述有关图像传播的趋势非常重要。相比之下,大多数专制美国的对手可能不会受到公众,国际舆论或国际法的类似束缚。

法律的传播。美国的对手也越来越善于“法律保护”,即对国际法的不对称关注,以利用美国以及盟国和伙伴的克制。诸如加沙的哈马斯,南中国海的中国以及乌克兰的俄罗斯等对手已经依靠这一战略来混淆美国以及盟国和伙伴的反应,并且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多。

虚假指控的权力越来越大。同时,由于社交媒体的作用不断增强,传统媒体对事实的观点分布越来越多,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下降以及美国的信任度不断提高,美国的媒体也可能更容易散播虚假信息。明显的党派新闻来源的影响。这些事态发展将使对手有更多机会传播虚假信息,并有可能破坏公众对美国或盟军军事行动的支持。

由于这些影响,美国与盟国和伙伴在冲突中如何使用武力以及对手如何使用武力之间,尤其是在冲突范围低端的战争中,可能面临日益扩大的“约束差距”。

全球经济趋势

在全球经济趋势中,前三个增加了未来冲突的可能性,而后三个将决定战争的战斗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响很小,表明需要提高警惕而不是发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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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体系的压力越来越大。保护主义正在上升,尽管今天的贸易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部分时期的贸易自由得多。甚至在最近几轮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税出台之前,政府在2008年11月至2018年初之间就进行了15,000多次与贸易有关的干预措施,其中大多数是限制措施。

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经济野心正在扩大。它的“一带一路”倡议横跨欧亚大陆,以增加与美国传统盟友(如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联系。随着中国经济利益的增长,中国安全利益也将增长。

寻找新资源。未来的全球经济将需要稀缺的资源(例如能源和各种矿物质)用于新技术和新产业,而对这些物品的新资源贸易进行限制可能会增加冲突的机会。

美国和相关经济实力相对下降。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及其盟国的崛起将更加缓慢,因此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将较小。尽管到2030年,美国及其伙伴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仍将超过其潜在对手,但美国将无法依靠其在20世纪下半叶所享有的压倒性经济优势使它具有定量甚至定性的军事优势。

国防工业基础不断萎缩。美国及其盟国在2030年将面临的主要武器系统的选择更少,而大规模冲突可能需要的增产能力也将减少。原因包括主要承包商减少,“暖”生产线和飞机类型以及生产中的其他主要设备之间的弹性和冗余减少,武器系统的技术复杂性不断提高以及工业制造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的工程和技术专长减少。

制裁权的下降。如果其他主要经济体针对制裁过度使用而开发其他国际支付系统,同盟之间的协调变得更加困难以及中国的金融部门比现在开放得多的话,使用经济制裁的权力可能会下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可能需要诉诸于更有动力的强制形式。

环境趋势

战争的未来也将受到多种环境趋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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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上升。尽管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在2050年及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感受到,但2030年全球空气表面温度可能会比20世纪后期的20华氏度高1华氏度。这将影响健康,降低经济生产率,并为在全球已经很热的地区(例如波斯湾)安放飞机的飞机带来一系列运行问题。

水资源短缺。温度升高还会导致一系列同样成问题的二阶效应。后果之一是加剧了饮用水短缺,包括在那些已经容易造成不稳定和亚州暴力的地方,尤其是在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

北极开放。融化的极地冰将使北极更容易航行,并有可能增加在敌对的大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发生溢出冲突的机会。

海平面上升。同时,海平面上升将带来人道主义挑战,并改变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如南中国海)的地理,从而影响中国的主权主张。

极端天气事件不仅会增加对disaster灾任务的需求,还会影响低洼的美国军事基地,包括马绍尔群岛,关岛和迭戈加西亚等已经遭受洪灾威胁的战略地点的军事基地。

城市化和特大城市。地理将以其他方式塑造冲突。全球人口正在变得更加城市化。2008年,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首次居住在城市中,并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到2030年,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的数量将从31个增加到41个。随着人口的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各州将难以维持法治。总体而言,特别是空中力量的军队将面临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目标的更加艰巨的挑战。

预测战争的未来

从现在到2030年,美国最有可能发生战斗的地区将与冲突可能对美国利益最危险的地区不匹配。

根据研究中描述的趋势分析,并假设美国将努力保持其在全球领先的全球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从现在到2030年,美国在面对战争时将面临一系列深化的战略困境。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和恐怖组织等对手可能会保持不变,但随着欧洲变得越来越分散和内向,以及随着亚洲对中国的崛起做出反应,美国盟国可能会发生变化。在“助焊剂”表中)。美国最有可能发生战斗的地区与冲突可能对美国利益最危险的地区不符。联合部队将至少面临四种不同类型的冲突,每种类型都需要一套略有不同的能力。与此同时,它将面临数量和质量上逐渐减少的军事优势(请参阅“四种冲突类型”和“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下降”表)。最重要的是,2030年的美国可能会逐渐失去决定战略成果以及决定未来战争何时以及为什么发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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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面临以有限的战略确定性在未来使有限数量的资源走得更远的必要性。

美国将面临的不断深化的战略困境包括为冲突的低端和高端做准备,为美国最有可能打仗和最希望避免的战争做计划,以及维持当前的美国盟友并培养新的。最重要的是,有必要以有限的战略确定性在未来使有限数量的资源走得更远。

最终,随着战争的未来对美军提出更多要求,并将有限的美国资源拉向相反的方向,美国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战略选择:与过去决裂,并在选择地点,时间和原因方面更具选择性部队,甚至维持甚至加倍履行其承诺,都深知这样做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包括财宝,甚至是鲜血。

对美国空军和联合部队的影响

假设美国选择维持或加倍履行其当前承诺,下表将探讨军队在能力,能力,态势,战略和总体政策等方面如何从一般意义上塑造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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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空博弈论)



                        

民企无论如何要苦撑到疫情过去市场回来的时候                 
【研究员】:wh
现在的经济信息非常地零散,很难做市场预测,企业要收集自己和相关行当的局域情报,不断滚动地做小的天气预报,从中捕捉机会。这样的小天气预报靠谁来报?主要还是靠企业和行业。现在每个行业、每一家企业都要在前后左右收集局域情报,然后不断迭代地看未来。预测不了一年,看半年也好,看不到半年看三个月,看不到三个月看一个月。那也比完全蒙着眼睛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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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本文为周其仁于佛山市工商联与南方日报共同举办的“佛山制造:疫情下的市场突围”线上研讨会的发言实录。

把握疫情特征:流量急挫,存量还在

我们现在要怎么对付这个疫情?可能还是要牢牢把握此次疫情的特点。这个疫情冲击非常大,有说是二战以来影响最厉害的,或者大萧条以来最厉害的,都有道理。但是这个疫情不是大战,也不是一般自然灾害,也不是大萧条,我们不妨先把这三道线划开。

大战是什么特点?比如二战,它把大量的存量,包括人口、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都打毁了。但流行病疫情不同,飞机在,飞机场也在,就是不飞了;火车在,铁路也没有毁,医院、工厂、学校、城市都没有坏。只是病毒传染引发恐惧,只好实施大规模隔离,经济流量急速减少,增长指标严重下滑。这个特点区别于大战。

疫情跟一般自然灾害也不一样。如2008年汶川地震,也是毁掉大量基础设施,由此带来一个局部的、后续时间较长的灾后重建。病毒传染失控的后果是全球大范围发作,但只要实现隔离控制,社会生活一旦重回常态,市场就回暖,不会拖一条灾后重建的长尾巴。

最近有说大萧条的,但可以很肯定地说不同于大萧条。上个世纪30年代,欧美都实行金本位,当严重的生产过剩发生时,各国央行想刺激需求,办法也不多,何况美联储还错用了紧缩政策。现在哪里有金本位制?加上各国都把大萧条这门课来回修了多少遍,谁也不会危机当头搞紧缩。2008年检验了一回,这次看各国反应,哪家放水也不含糊,所以不会是大萧条。

我们还是要抓住这个疫情的特点来考虑应对。特点就是经济存量基本没有损坏,但全球大范围流量急剧减少,恐惧蔓延,预后不良。目前主要的办法就是隔离,而且与非典时期不一样,那次基本是隔离病例,这次是没病的也隔离。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就大了!互联互通达到前无古人地步,突然封国封城,还不人仰马翻?

现在看一些国家确诊病例数曲线开始变平,说明总要变平的。不确定的是变平以后到底是继续往下,还是持续很长时间的平,抑或局部反弹?这个谁也不能确定。在这个前提下,做不到多么可靠的预测,顶多划个大概的可能性区间。

这个可能区间的上限就是疫苗出来,地球人都打上疫苗,这事就过去了。今天的好消息是各国都被动员起来了,不管互相之间情绪多大,病毒逼人类团结。我觉得最暖心的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与各国科学家都保持联系,合作攻关。这是根本希望所在,没有理由小看这个潜力。这是上限,疫苗开发成功。一旦走到这一步,经济存量都在,飞机都在,驾驶员开上飞机就走,市场还不回暖?

那下限值呢?那就是所谓“群体免疫”,很无情,也不知道要过多久,特别是不知道要牺牲多少人,达成人类对新冠病毒有免疫能力。这是极而言之的下限值,事实上没有那个地方能够做到无为而治,完全不干预,因为社会不可接受。

实际状况,在这个上下限之间,反正还有一段难熬的时光。

多划几道底线 准备对付最难看的那条

佛山的每家公司都不一样,所以讲底线思维,每家企业不妨多划几道,一定要准备对付最严峻的情况,调度一切力量,苦撑苦熬。

为什么值得苦撑苦熬?因为讲到底,疫情再严重,终究会过去的。我看到的医学专家之言,最富有启发的,是归根到底病毒也很“理性”,它们寄生于人类,真要把人类全部干掉,没了宿主,病毒也活不成。何况人类的理性总比病毒强大,总会研究原理,发明技术,实施干预,直到达成管控。所以,市场终究要回来的。唯一不确定的什么时候回来。

因此最不幸的,是市场回来的时候,你这家公司不在了,那多遗憾?民营企业艰苦奋斗那么多年,无论如何要苦撑到疫情过去、市场回来的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不能自己哄自己,仔细看公司资源状况,最低的底线要划在没有任何外援的基础上,究竟还能撑多久,怎么撑?要用你付得起的代价,让公司活下去。什么叫活下去,就是公司商号还在,还能接单,还能请工人、购原材料、恢复生产。

80年代我们研究乡镇企业,宏观不景气时,没有谁帮得了他,最后就是两三个人看厂,给机器设备加上油、盖上布,所有工人回家,留一个壳子守着,“卷旗也不缴枪”。等到市场回暖,订单一来,海绵重新吸水,继续干。

当然今天在座的企业都不会到这一步。我是说最低的底线,如果有准备,还能撑,至少保生存、活下去。那就有希望。从这条底线再往上划,比如银行给一定授信,地方政府能减部分税费,或者上下游有点支持,反正一条一条划,无非下限、上限,地板、天花板。

家家有本自己的经,先求站得住、活下去。还有余,自己站住了就要拉别人,包括员工和上下游。企业拉两头就是拉自己,三足鼎立才站得稳。但不宜唱高调,有多大力使多大力。如果企业自己站不住,就没法帮工人,也没法帮上下游。

调整战略决策:重划起跑线,开始一场新的竞争

刚才听几家企业发言,说明我们已从初期恐慌中开始冷静下来,即使疫苗还没有出来,重启经济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现在可以看到,在大规模高密度人群流动受节制后,只要把口罩戴得好、勤洗手、做好防护,多数人是没有问题的。人是有适应性的,其实在最严重的时候,经济流量也并没有完全停,超市都开着,必需品都送到门口,快递小哥照样出勤。老乡鸡一万六千员工,包括在医院门店坚持营业的,一个也没被感染。

当然,全球疫情先后不一,新的麻烦是,企业有没有订单?有订单的话,供应链齐不齐,物流通不通?刚才讲了,全球疫情带来的流量损害重、覆盖面宽。这对制造业构成一个特别的困难,因为制造业不是用当地原料生产来供应当地。中国制造业是在全世界采购零件部件,形成产品要卖到全世界去的。

要看到这个特征投射到制造业内各个产品、各个企业、各个板块,其影响的程度也很不相同。根据刚才几家企业介绍的情况,他们的主要经验是:

第一要把企业的决策思维调过来,就是重划起跑线。因为企业原来都有一个发展计划和目标,尤其是上市公司,增长目标已经公开承诺出去了,结果来了这么大一巴掌。怎么办呢?首先就是决策心理的调适。

要看到疫情是天大坏事,但是这坏事对大家都一样。你不好,同行其他人也不好,那咱们就重划一条线,不管与去年同期比掉了多少,就从这个新低点开始,再出发、再起跑,开始一场新的竞争。

如刚才讲到一个行当的销售掉了90%,那我们就从剩下的业绩划一条线,从这条线开始跑,同样的大灾大难,看谁有办法跑得好一点,谁比谁跑得快一点。老是捆绑在疫情之前的增长惯性里解不开,就不可能有坚强的突围意志。

不要自我设限内外需,能抓到手的都是好需

现在的经济信息非常地零散,很难做市场预测,企业要收集自己和相关行当的局域情报,不断滚动地做小的天气预报,从中捕捉机会。

这样的小天气预报靠谁来报?主要还是靠企业和行业。现在每个行业、每一家企业都要在前后左右收集局域情报,然后不断迭代地看未来。预测不了一年,看半年也好,看不到半年看三个月,看不到三个月看一个月。那也比完全蒙着眼睛摸好。

现在要特别当心,制造业企业不要自我设限。因为经济流量急剧下降后,到底向哪里去抓生存和发展机会,至关紧要。刚才听下来,就是要避免自我设限,好像外需不行了,我们就转内需。对佛山制造业企业来说,外需、内需这样的概念都太大,实际上订单就是订单,可以来自海外需求,也可以来自国内需求,更可以来自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的需求,或者中国走出去公司的海外需求。这个关口务实很关键,不要人为划分内需和外需,但问是不是有效需求,但问有单子能不能争得到、争到手的是不是做得了。外需内需,哪种需也帮企业维生存、帮企业用工人、帮企业求发展。

欧美国家疫情起的晚,平的也晚,不等于就平不下来。早晚平下来以后,他们就不过日子了吗?就真可能重建国别范围内的供应链了吗?怕是没有那么容易的。现在全地球人很多都闷在家里,网上说什么的都有,传什么的都有。但到了咱们多少年打拼的产品产业领域,我们自己来自多年经验的判断应该更靠谱。讲到头,就是回到冷战年代,国际贸易还是有的。

佛山制造业做了这么多年的全球贸易,积累了经验、行业知识和人脉,倒过来要有这么一个心理,哪怕世界上就剩一单外贸生意,那也应该由我来做。对不对?

最好的态度是不要管内需外需。需,重要;订单,重要;客户,重要。至于人家长什么样,南方北方、国内国外,不重要,哪个国籍不重要,民营企业在商言商,疫情之下求生存、谋发展,绝不要自我设限。

当然,不同的公司在这个问题上应有不同的格调。刚才有企业家不是问吗:要不要干脆转做口罩?大主意靠你们拿,我的看法是分情况,如果企业快没顶了,那能抓住口罩机会也不赖。但是德冠薄膜,你们可是今年第一季度利润涨了80%多的,你可不能逮着什么做什么吧?你是有条件“奢侈”一点的,有条件坚持企业的理想和战略目标,有条件沿着在原来行当中往更高品质去做、往更高端战略去想,不宜随便分心。因为你没有生存问题,是更好发展的问题。

每家企业情况不同,到底企业怎么定位?总要根据企业自己的情况。一般趋势是,越离开生存线远,越有条件想得长远、争取更高目标,“绝不要浪费一次危机”,逆势上行,把企业带到更高的高地。

去年我们一起在荷兰访问代尔夫特(Royal Delft)皇家陶瓷,起家时是面向向欧洲皇宫贵族转卖中国瓷器的,有一年中国内乱,中国造的瓷器供不到欧洲,逼着他们用本地工匠加上从东方拿到的制作方法,研发做成代尔夫特皇家蓝瓷,一直到今天。历史上的流量重挫给欧洲公司提供了机遇,当下的流量重挫,为什么就不能给佛山企业提供机会?

破解“通商”难题:用网络思维增强供应链

复工复产中什么事情最重要?现在看,重点是通商,要把通商放在复工复产的首位。

这场疫情之所以重挫经济流量,是因为隔离防疫中断互联互通。这是现在的难点和痛点,需要对症下药。我们不妨看看疫情施虐时,中国快递小哥们的一项创新——“无接触送外卖”,也就是他把一盒饭、一袋菜挂你家门把上,然后发个短信通知你,自己开门去拿。如此一来,快递小哥跟你既不见面、也不接触,但照样完成物流的最后一站。回头想想,倘若无此伟大发明,多少亿人闷在家里,如何保障必需品供应的?

现在被隔得支离破碎的制造业,非常需要解除痛点的有效招数。大题目是如何在防疫当头的同时实现通商,否则商情不明、没订单或有订单也供不了货。这个难题应该怎么解决?

蒙娜丽莎董事张旗康刚才介绍说,这段时间以来,他一天要开3-4场网上会议,与投资机构、来往客户保持沟通。德冠薄膜在抗疫最困难的时候,不但给客户邮寄口罩、互通视频,还把不断更新的工厂防疫方案翻译成英文供下上游工厂分享。科达洁能的党委书记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给回家的工人,代表企业稳住员工人心。这些都是好办法。下一步是开拓更多通商途径,因为建立企业上下游可靠的契约关系,线下面对面不可或缺。国内商务旅行大体可以了,国际商务往来是难点。前不久中国与韩国有协定优先商务技术往来,佛山也要尽力而为,如何率先让商务人员走出去。即使马上难成行,也要尽可能利用通讯、视频等不同手段,每家老总跟重要客户在疫情期间保持高频接触,就算不能见面喝茶,也要保持信息来往的黏度,这对佛山产业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供应链的概念出现很久了,这次疫情提醒要更新这个概念。因为供应链也可能是一条一条的链,一旦来往受阻,可能就掉了链子。前几年大家讲的那个“互联网思维”,现在是不是可以用一用?互联网思维其实最基础的是网络思维,当年美国国防部设计Internet时,出发点就是考虑战争一旦把中央通讯枢纽打掉以后,怎么还能保持通讯?那个设计思想就是仿生自然界里的网络结构,也就是见一个网状通讯体系,其中任何一条线断了,信号可以立马转到另外一条线接通,这样,一张通讯网里的无数节点,打烂哪个也断不了通讯。你看哪个蜘蛛网,断了哪根也没关系,拐一拐就爬到另外一条线上去了。

这次疫情,加上疫情前的贸易战,提醒我们要把中国供应链,按照网络思维来一个增强版,不仅仅是一条一条的链,而是连成网状的供应链,一条打断接另外一条,还不仅仅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而且是众多节点网状相连。去年我们访问华为的海思,实际上就是不断给自己的供应链生命线,准备备胎。现有供应链好好的,也要有准备,万一断档,要有替代,要有备胎。这很值得佛山企业学习,此次疫情逼我们寻找替代,这就要有更广范的信息搜寻能力,更高水平的缔约履约本事,“吃着口里的,看着碗里的,惦着锅里的”,用网络思维重建、增强我们的供应链。所谓把商业触角伸出去,当务之急就是把供应链的触角伸出去结网。

更长远看,要建立一个网络状的供应链,或者把供应链发展成供应网。过去还不是叫销售网?那个概念可操作,要点是任何一个节点断了都没有关系,生命力极强大,触角极灵敏,受到外部冲击后有能力重新搭上。

准备另一手:市场突然回来了怎么办?

最后这句话,我一直考虑是不是讲早了,但是作为不确定性的一个可能,还是把它讲出来。那就是对有些企业来说,还要准备另一手,万一市场很快回来怎么办?

当然,现在怕没人会同意我这个看法,因为都说疫情还很严重,还可能第二波第三波。我同意可能很严重,但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一旦控制了病毒,由于存量无损,市场回来很快,有没有问题?我觉得也有问题,那就是准备不足,会被同一起跑线上有准备的企业拉开很远。

这个时候是不是全都现金为王?要打个问号。因为市场一回来,将是能力为王。你看现在就有已经碰到了的,企业在疫情蔓延时,拿到单子但是没能力做。

市场很快回来还带来另外一个风险,那就是这一段生意很火的企业,疫情需求可能断崖式下跌。从市价看口罩,供应量已经上来很快啦。口罩这产品,要戴突然人人都要戴,但哪天不要戴了,谁比谁也不肯多戴一天的。常态化的需求究竟是多少?为仓库生产可不是好生意。

所以市场一旦回来,又有一波结构变化。我们做企业的,要看清楚疫情以后会带来哪些新的比较长远的需求。全人类遭遇这么重大一波冲击,相信会带出新技术、新产品、新需求,也许未来新的市场机会,并不限于我们现在看见的这几样热门产品?

这是讲不确定的一种可能性,至于市场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靠大家的局域小天气预报。但对这个来自疫情内生特征的可能趋势,请有条件的企业多留意。(来源:经济学家圈(ID:dalianpapapa) 作者:周其仁)



                        

疫情为中国经济带来三大挑战 帮助中小微企业渡难关刻不容缓                 
【研究员】:wh
保不了中小微企业,就实现不了“六保”!最令人忧虑的是,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进而引发失业大潮的风险正在出现。中小企业一旦倒闭,重新恢复起来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可能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包括经济的恶性循环。可惜的是,尽管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在大声疾呼政府出面帮助,但到目前为止,各方面为中小微企业实实在在做的事情并不多,无法保障它们活下来。这不能不让人对未来充满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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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当前中国经济的挑战有三:短期疫情的直接与间接冲击;中期“全球化3.0”的冲击;长期“塔西佗陷阱”的冲击。

短期挑战:疫情的直接与间接冲击

“短期疫情的直接冲击”指的是新冠病毒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一系列冲击,包括初始(第一波)冲击、二爆冲击、外部输入冲击,以及2020年秋季可能出现的第二波、2021年春季可能出现的第三波的冲击。只要存在着疫情,就有可能出现对经济的冲击。而对经济最大的冲击来自于封城隔离这样的“休克疗法”。

“短期疫情的间接冲击”有三:一是外需冲击,由于疫情蔓延至世界各国,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外需(如一季度中国出口同比下降11.4%);二是内需冲击,由于疫情影响导致大量失业、收入下降、未来预期恶化,从而令消费下滑;三是供应链不畅,目前许多国家开始限制出口,包括16国限制粮食出口,就是供应链不畅的表现。

疫情带来的这些冲击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即便复工也很难复产,即便复产也不能保证有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灾后恢复事实上是很难一帆风顺的,中国经济相当一段时间的下滑、低迷无法避免。

值得庆幸的是,除黑龙江等个别省份外,目前全国的疫情总体处于稳定态势。另外,北京等地也开始降低防疫级别,同时,疫苗方面也不断传来一些利好消息。希望检测技术以及检测能力能不断上升;只有检测跟上,人们才能对“抗疫”有基本的信心。

保不了中小微企业,就实现不了“六保”!最令人忧虑的是,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进而引发失业大潮的风险正在出现。中小企业一旦倒闭,重新恢复起来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可能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包括经济的恶性循环。

可惜的是,尽管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在大声疾呼政府出面帮助,但到目前为止,各方面为中小微企业实实在在做的事情并不多,无法保障它们活下来。这不能不让人对未来充满忧患意识。

4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首提“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保基层运转),足见已对形势的严峻性有清楚意识。然而,保中小微企业才是最重要的,可惜没加以强调。

其实,唯有保障中小微企业,才能保居民就业(中小企业是就业主体)、保基本民生(没有就业就没有民生)、保市场主体(中小企业是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小企业是供应链重要部分)和保基层运转(县以下基层几乎全是中小企业提供税收)。

警惕复工不复市的窘境

4月28日,中国饭店业协会表示:大陆餐饮企业正陷入复工不复市的窘境之中,70.59%的被调查企业表示,最困难的时间是4月至5月;截至目前,已经关闭部分或者全部门店的餐饮企业占36.28%;38.76%的企业被迫面临部分裁员或解散员工的问题;虽然全国门店逐步开业,但在被调查的5451家门店中,超过90%餐饮企业的客流量较去年下降了一半,营业额不足去年同期一半……

4月28日,央行也公布一份调查报告:87.2%的银行家和75.5%的企业家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偏冷”。由此可见,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复苏之路仍很漫长。

帮助中小微企业,十万火急

中小微企业到底有多难?日前,甘肃省长唐仁健在甘肃省中小微企业发展推进会上罕见喊话称:甘肃的经济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很多企业开了门没有客或客很少”,远没有达到正常的生产经营水平,尤其是规模以下工业、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行业疲弱不振,“个别企业甚至命悬一线”。

在甘肃开工的企业中,52.1%的规下工业企业、62.4%的建筑业企业、54.9%的规下服务业企业在正常生产水平的50%以下,20.2%的规下工业企业、12.5%的限下住宿餐饮企业、18.5%的规下服务业企业预计二季度营业收入下降50%以上,再加上还需要负担税费、房租、社保、工资等各项刚性支出,不少中小微企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对于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危机,唐仁健省长表示:“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不是一般之急,而是十万火急”。“目前全省有176.5万户市场主体,这背后的从业人员数以千万计。“如果过不了这个‘坎’,它所带来的风险绝对会是一种‘蝴蝶效应’,引发银行坏账、群众失业、合同违约那是肯定的,经济大循环的不畅乃至梗阻也是大概率的事情。更严重的是,很可能演化衍生为民生问题,甚至社会政治领域的风险。”

可以想象,再拖下去,国运也罢,中国人的命运也罢,都恐将面临大的风险;再次建议政府赶紧出手帮助中小微企业!

中期挑战:警惕全球化3.0下的“新冷战”

除疫情冲击的近忧外,“全球化3.0”显现出来的“去中国化”,将是中国经济中期发展应首重考虑并应对的最大挑战。

笔者在《全球化3.0与中国的抉择》中谈道:全球化1.0是武力和殖民地驱动的全球化,全球化2.0是金钱和市场化驱动的全球化,全球化3.0将在金钱(市场)的动力上,加上安全的刹车以及价值观的方向盘。预计全球化3.0将在疫情后按三观重组群,重出发。对于中国来说,一个大的风险和挑战就是现在很多国家在讨论的“去中国化”的问题。

信任,其实在经济学中与技术和资本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今天,由于种种原因,有不少国家的人出现不再信任我们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去中国化”。

关于“去中国化”以及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最近有些争论。有一种观点是,中国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20%,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不容动摇,世界已没有办法离开中国。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显然不够深刻,且过于将操作问题视为趋势问题了!

趋势是:美国等国家不仅要和中国脱钩,这意味着曾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最重要动力的全球化2.0已告结束,而且,美国与西方世界甚至正要和中国形成“新冷战”局面,所以未来大趋势远远比一般人想象得更加令人心忧。

事实上,当今西方世界,从政界到知识界、商界、业界,人们普遍认为,美中对峙,已全面展开、迅速升级,可称之为一场“新冷战”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研究员认为:第二次冷战在未来历史学家的眼里,会是从2019年开始的(谢田,2020)。

“新冷战”最明确的信号,是201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在伦敦的峰会,首次高调指出“中国的威胁”。观察家们认为:“新冷战”兼具热战、心战、信息战、贸易战、不对称战、超限战的综合,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冷战的深度、广度和烈度,都不会亚于旧冷战,而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冷战”大幕拉开后,脱钩将是必然,世界势必重新洗牌,世界各国势必重新排队;而排排坐的分群局势一定,对决就会开启。

如果发展到这一步,这对中国来说,相当于一夜之间国际形式有可能回到了1976年以前。虽然以中国庞大的国土资源、人口规模,以及市场规模,即便关起门来,中国仍可以运转,但是,中国的科技进步、制度创新、海外市场等带来的经济活力将不复存在。

正如华为任正非所坦陈的:抛开了全球开放市场环境下的技术进步,华为的操作系统“鸿蒙”想要赶上美国谷歌和苹果,那得需要300年。

中国的经验就是开放带动改革,沿海带动内地。没有开放,改革从何谈起?没有改革,中国的经济活力从何谈起呢?这不能不让人产生忧患意识。中国经济会不会在疫情过后继续在泥潭中前行,伊朗与美国脱钩后从亚洲最富有国家沦落成为最贫穷国家,是前车之鉴。

长期挑战:如何跳出“塔西佗陷阱”?!

除短期、中期的挑战外,中国经济还面临长期的历史性挑战,那就是千万不要陷入到历史的“治乱循环”中去

未来的中国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明?这与短期的疫情冲击,中期的“全球化”冲击等挑战都完全可以分开。而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塔西佗陷阱”告诉我们,以前我们还从来没有跳出过塔西佗的信任陷阱,也因此从未建立起一个彼此信任、社会和谐、人人开心、合力创造的可持续经济以及长治久安的文明。

中国上下数千年历史带给我们今天的最大挑战就是:即便没有短期和中期的风险与挑战,中国自身能否超越“历史周期律”或说历史上的治乱循环,跨越唐德纲所说的文明的“历史三峡”,也仍是件充满挑战、稍不留心会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则通,通则发展;不变或后退,则经济发展的动力迟早将一点点失去!我们,作何选择呢?(来源:中外管理杂志(zwgl1991) 作者:赵晓)



                                 
                                           人物广角
                 



繁华散去只剩一地鸡毛 一张网网住泼天富贵                 
【研究员】:wh
因胡怀邦是纪委出身,其对于有关调查手段较为清楚,故在进行权钱交易时并不会明目张胆地收钱,其主要是收字画与古董,大量的财物更是通过其妻子薛迎娟与儿子胡啸东收取。胡怀邦之妻薛迎娟早在几年前便已经退休,其退休前曾在银监会医务室工作。就监管部门对于胡怀邦存在利用职务便利在干部录用等方面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一事,据相关媒体报道,胡怀邦在国开行任职期间提拔的干部中,胡啸东与薛迎娟“推荐”了不少,而这些人大部分与其皆有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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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5月8日,业内人士透露,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的夫人跳楼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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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便有传闻称,胡怀邦一家三口都被带走调查。财新曾报道称,胡怀邦的夫人薛迎娟更是曾在一家美容院随意夸下的海口:“我家的钱,几辈子都用不完了。”

如今来看,繁华散去,只剩下一地鸡毛。

家风不正 纵容家属大肆收取财物

2020年1月1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对胡怀邦的调查除了在其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大搞权钱交易”的受贿案件之外,还查明胡怀邦存在利用职务便利在干部录用等方面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且家风不正,家教不严,纵容家属大肆收取财物。

因胡怀邦是纪委出身,其对于有关调查手段较为清楚,故在进行权钱交易时并不会明目张胆地收钱,其主要是收字画与古董,大量的财物更是通过其妻子薛迎娟与儿子胡啸东收取。胡怀邦之妻薛迎娟早在几年前便已经退休,其退休前曾在银监会医务室工作。

就监管部门对于胡怀邦存在利用职务便利在干部录用等方面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一事,据相关媒体报道,胡怀邦在国开行任职期间提拔的干部中,胡啸东与薛迎娟“推荐”了不少,而这些人大部分与其皆有利益关系。

胡怀邦之子胡啸东出生于1982年10月,曾在建设银行、中信证券任职,后加盟恒丰银行资产管理部担任副总经理一职。2016年11月25日,胡啸东还入围第二届全国金融系统青年联合会委员增补人选。

2019年7月胡怀邦宣布被调查的同时,其妻、子也同时被监管部门带走,其妻、子所涉事件也另立案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中。

误入仕途 胡怀邦的前半生

天上有颗鹿邑星,地上有个鹿邑城。河南省鹿邑县,位于豫皖交界处,是老子故里,道家之源,道教祖庭,太清宫和明道宫亦坐落于此。相传老子得道升仙,骑青牛西去,赐鸣鹿结草衔穗,降于故里,赠于百姓,祝愿这里沃野千里,五谷丰登,人畜繁盛,永无饥荒。鹿邑历代名人辈出,代代相传。

1955年,胡怀邦生于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1982年从吉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这个平民子弟颇有天分,在学术领域走得非常顺利。

1982年于吉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于陕西财经学院物资系担任教师,后升任陕西财经学院教务处处长、陕西财经学院院长助理、陕西财经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等职,后于1997年出任中国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党委委员,1999年任中国金融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正局级) 。

很多人不是很了解这个学校,中国金融学院,创办于1987年9月20日,由九家金融机构共同集资创办,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董事会办学。

邓小平题写校名。陈云题词:“办好中国金融学院。培养新一代银行家。”号称中国银行家的摇篮。这个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2000年并入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0年是胡怀邦人生转折的重要一年,从高校学者到政府官员,由学院转入金融领域,开始了金融监管机构的仕途。

这一年6月,中国金融学院合并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胡怀邦出任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2001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兼国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分局局长。2003年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事会工作部主任;2005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纪委书记、党委委员。

出任银监会纪委书记期间,胡怀邦推出“约法三章”、“三项清理”和“履职回避”推行全员履职问责制,以制度制约权力,防范监管权力被滥用。在他的主持和推动下,银监会起草完成《履职问责试行办法》将对监管者自身的约束上升至制度层面。

值得关注的是,胡怀邦在学术方面成就也颇高,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型官员。著有《中国流通改革与发展》、《金融期货市场》、《金融工程与投资银行》等多部作品,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60多篇,完成省部级科研项目10多项,多次荣获省部级以上的优秀科研成果奖。

2007年9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胡怀邦担任监事长。一年后,出任交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权力在手 为腐败埋下伏笔

在之后的岁月里,胡怀邦历任了交行和国开行两大央企金融机构的董事长。只不过权力在手,也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先说一下胡怀邦在交行的那五年。2008至2013胡怀邦任职交行董事长期间,可以说使交行错失了赶超其他国有大行的最佳时期,为现如今交行的尴尬处境埋下伏笔。

胡怀邦执掌交行之后,交行的发展战略就改为了“两化一行”,“零售银行”的概念也逐渐被抛诸脑后。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交行的营收能力和招行逐渐产生差距。

尽管错失了发展零售业务的最佳时机,但是胡在职期间持续深化蒋超良时期提出的混合经营,颇有成效。2009年交行递交了收购原中保康联51%股份的申请,最终拿下银行业的首张保险牌照,也就是如今的交银康联人寿。其后,交行又把基金、证券、信托、金融租赁、财务公司等非银金融牌照收入囊中,混合经营逐渐走向正轨。

胡怀邦执掌交行五年间,交行资产规模增长了3万亿元,不良贷款率则从2%压缩至0.92%。尽管如此,从后面的事情也可知早交行任职期间胡怀邦已经开始利用职权行他人之便,为他日后的落马埋下伏笔。

从业绩看在胡任职的五年里,交行超常规发展,业绩翻翻,员工收入增加。但一切都是表象,空中楼阁,从2012年开始,坏账频频,特别是钢贸爆出巨量损失,隐患不断冒头,交行自此走上漫漫下降趋势,拨备增加,利润停滞,最终被招行超越,员工收入不断下跌

他不过换个银行当董事长罢了。2013年,转折再次开启,胡怀邦接替陈元任国开行董事长。

据悉,国开行作为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也是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券银行。能做到国开行董事长这个位置的,必定不是一般人。

但可悲的是,他还是没有能约束住自己。之后被曝出的种种,都与胡怀邦在交行和国开行任职期间脱不了干系。

权钱交易 复杂的三角关系网

人在做,天在看。所有的因果,都环环相扣。2018年9月27日下午,国开行在京召开干部大会。中组部副部长齐玉在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的任免决定,赵欢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并提名出任董事长;胡怀邦不再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据了解,胡怀邦当时已经63岁,外界皆以为胡是正常退休进行的人事调整,而仅仅半个月后,胡怀邦的名字便出现在王三运庭审现场。

2018年10月11日,媒体公布的庭审视频画面,揭开了王三运收受叶简明贿赂的相关证据。其第一项为:王三运通过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胡怀邦,为上海华信公司入股海南银行提供帮助;第二项为:王三运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为海南华信公司获得国家开发银行48亿美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帮助。

叶简明的身份为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华信于2002年由叶简明创立,主营能源与金融,连续第4年进入世界500强榜单。颇为神秘低调的叶简明,曾被媒体称为“隐士一般的国王”。

2011年,为获得上市公司壳资源,叶简明通过退休后担任华信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的福建省委原常委、福建省军区原政委李光金介绍,与时任安徽省省长的王三运有了联系。

当时,中国华信想要获得银行牌照,便把目光放在了海南。据央视曝光的视频可以看到,王三运通过时任交行董事长的胡怀邦,为中国华信下属公司上海华信入股海南银行提供帮助,叶简明顺利将银行牌照收入囊中。

截至2018年末,海南银行前五大股东为鹿回头旅业、海马财务有限公司、上海华信国际集团、交通银行和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分别持股17%、12%、12%、10%和10%。6月25日,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持有的12%海南银行股份被司法拍卖,不过流拍。

此外,胡怀邦调任国开行任董事长后,王三运再次通过胡怀邦,给中国华信下属海南华信获得国家开发银行48亿美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帮助。叶简明曾公开宣称:国开行的支持不是一般民企能获得的,所以说我们不是单纯的商人,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

相关信息显示,海南华信曾累计获得国家开发银行300亿元的融资额度。据引自上海华信发债文件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9 月末,其共获得银行授信总额为 616亿元,最大授信银行为国家开发银行,提供发行人授信额度 420.7亿元,占发行人获得银行授信总额 68.25%。

2017年7月11日,王三运被中纪委正式调查。9个月之后,叶简明也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据中央纪委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中披露的王三运家族腐败细节可知,王三运上任甘肃省委书记时,与胡怀邦间互动频繁,重大项目签约活动,王三运和胡怀邦皆出席活动。

1月11日中纪委官网发布消息称,胡怀邦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经查,胡怀邦存在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对抗组织审查,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大搞权钱交易等问题。

这里的不法商人大概是指叶简明、王三运,他们三人之间形成关系网。一张网,网住了泼天富贵,也网住了三个人

顺蔓摸瓜 多位国开行旧部被查

暴风雨来临之前总是伴有很明显的征兆。在胡怀邦被查之前,已有多位国开行旧部被带走协助调查。

颇为蹊跷的是,虽然早在2018年10月,央视便已公开点名胡怀邦涉及王三运与叶简明的权钱交易,斯时有关胡怀邦被调查的传闻也已经不绝于耳,但直到次年的7月,中纪委才正式宣布对胡怀邦启动调查程序。

“这或与王三运在审查期间主动交代了一些原本办案机关并不掌握的涉其他重大案件的线索有关,其中部分线索指向了国开行的有关信贷窝案。”上述知情人士坦言。

提到王三运案与胡怀邦案的关联,还不得不提到一个曾在网络上因“设局抓记者”和“酷爱名表”而成为“网红”的甘肃官员“火书记”——火荣贵。

2018年7月13日,甘肃省纪委监委消息称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火荣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甘肃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火荣贵同样与王三运关系密切,甚至一直以来坊间相传火荣贵为王三运一手提拔。

2019年第二季度,在王三运被宣判后案件暂告一段落之后,且胡怀邦正式被调查之前,数位国开行的中高层人士被带走要求协助调查。

2019年6月,原国开行总行市场与投资局处长陈晓波被检查部门带走调查,资料显示,陈晓波于2017年底从国开行调至团中央直属的中国青年实业发展中心,而他此前曾在甘肃武威市挂职副市长,与原甘肃武威市委书记火荣贵相熟。

也正是随着陈晓波被查,便揭开了国开行吉林分行多年的违规担保造成30多亿元亏损,并涉嫌非法利益输送的案中案,国开行多人协助调查,其中包括原总行评审管理局局长以及山东分行、吉林分行相关人士。

2019年7月17日,国家开发银行山东分行行长钟小龙在北京宣武门国家开发银行宿舍椿树园的家中割腕自尽,当晚不治而身故。据悉,钟小龙的自杀与陈晓波被调查有着直接的关系。

“钟小龙与陈晓波皆为胡怀邦的下属,国开行吉林分行的违规担保案中,胡怀邦又再次难脱其责。”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2019年7月31日,也就在陈晓波被带走调查一个月后,钟小龙自杀身亡仅十余天,其老领导胡怀邦也正式官宣落马。

2019年7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距离胡怀邦卸任国开行董事长不足一年。

到处攀附 与项俊波有一拼

“乱放贷、内部风险约束失效。”在胡怀邦落马之后,一位资深银行业内人士这样评价国开行暴露出的问题。“国开行这些年放出的钱打水漂的可能难以统计,他们发放的一些贷款我们看了都害怕。”

胡怀邦也曾向朋友坦言,“这活不好干,很多款放的时候就知道可能收不回来。”

这位资深银行业内人士称,“在银行业内,国开行的一些官员在政策性银行的名义之下,堂而皇之地搞利益输送,通过滥贷谋取各种个人利益,贷款对象往往是各种与达官显贵有联系的平台,这已经是心照不宣的秘密。例如,像对华信的巨额放贷中,都是国开行占大头,且都是王三运通过胡怀邦配合的。”

一位与胡怀邦相熟的金融系统人士称,胡表面上看是较谨慎的人,若非巨大利益的吸引,不会轻易干把自己兜进去的事。但胡的政治投机心重,一直琢磨个人爬升的事,只要有利于个人爬升,什么事都能迎合。到处攀附,与已经落马的项俊波有一拼。加上经济上又不能把持住自己,出事也就不意外了。

在胡怀邦之前,中央已经查处项俊波、杨家才、赖小民、刘士余等金融系统严重腐败案。当金融领域成为反腐败利剑重点所指之后,相信胡怀邦不会是最后一个。

胡怀邦履历:

1974.04—1978.09,河南省鹿邑县马铺公社办公室干部、卫生院副院长。

1978.09—1982.08,在吉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1982.08—1984.12,陕西财经学院物资系教师。

1984.12—1991.12,陕西财经学院物资系副主任(1986.12晋升讲师,1988.12破格晋升副教授)。

1991.12—1993.09,陕西财经学院教务处处长(1992.11—1993.07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和温尼伯商品交易所研修期货交易理论与实务、高级访问学者)。

1993.09—1994.07,陕西财经学院院长助理兼教务处处长、硕士生导师(1994.04晋升教授)。

1994.07—1997.03,陕西财经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

1997.03—1997.11,中国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党委委员。

1997.11—1999.03,中国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党委常委。

1999.03—2000.06,中国金融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正局级)(1996.09—1999.07在陕西财经学院金融系货币银行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0.06—2001.06,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

2001.06—2003.07,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兼国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分局局长。

2003.07—2005.0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事会工作部主任。

2005.02—2007.09,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纪委书记、党委委员。

2007.09—2008.09,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长、纪委书记。

2008.09—2013.04,交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3.04—2018.09,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十七大、十九大代表。

2018年3月30日,中国银行业协会第七届会员大会四次会议(换届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当选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

2018年9月27日下午,国家开发银行在京召开干部大会。中组部副部长齐玉在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的任免决定,胡怀邦不再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董事长任免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章程办理。

2019年7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0年1月1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020年2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胡怀邦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020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河北省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来源:行长要参(ID:hangzhangyaocan)作者:要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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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判断近期六大谬论 有的需要十分重视                 
【研究员】:wh
脱钩论就要和中国脱钩,我认为也是很难的。几十年来,中国和美国,不仅是产业链,而且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上都形成了互补的结构。美国的金融、中国的市场,美国的技术、中国的制造,美国的GDP85%集聚在服务业,工业只占13.5%,要脱钩,自己搞工业,劳动力都找不到。总之,美国的产业链、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国家的特征已经不可能倒退几十年,回到和中国脱钩的时代。中国不是伊拉克、不是一个小国家,你把他一封闭就脱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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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美国、欧洲疫情愈演愈烈,现在还看不出拐点趋势。眼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家、政客也包括一些专家智库,放出一系列的怪论,这些怪论我们该清醒的判断。有的要十分重视,想好反制的措施,有的可以一笑了之,嗤之以鼻。比如最近比较广泛议论的六种概念。

1、全球化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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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不是一般意义的逆全球化的的说法。这会呢,就是(说)瘟疫划出了一个时代,WTO以来的全球化运转戛然而止,以后不再是全球化了。我认为这是一种谬论。因为全球化不是哪个政治家想出来的,全球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整个人类从工业社会到现代化就是一个全球不断一体化的过程。

工业社会最大的特点就使得世界各国的原材料资源互相配置,你有矿物我有工业,你有农产品,我有市场,然后大家互相交换,这就是工业社会起初的这一百年全球化,主要是以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物质交换,资源优化配置。

到了二战后,或说最近七八十年,世界一体化进一步由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产业链的全球化资源配置水平分工。一个产品如果有一百个零部件,每个零部件让世界上最能做这种部件,质量好,效率高,成本低的企业来做。这个企业如果在巴西就在巴西干,那个企业在印度就在印度干,某个产品零部件在中国就在中国干,谁做的好就让谁来做,水平分工,产业链一体化由跨国公司主导,这是一个全球化的进一步的深化。

那么再往下走,全球化逐渐逐渐走到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一体化,水平分工是指产业链一百个、一千个零部件,外包给别人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成本低、效率高。

垂直整合又是指不能说世界是平的,地球是圆的,然后,一千个企业在一千个地方干和一千个企业在一个地方干好像效果是一样的,物流是不要钱的,不要时间的,几十年下来大家还是发现世界是不平的,距离太远,物流成本高,时间太长,意外的事件不管是安全,地震灾害,刮风下雨或者像这次疫情灾害带来的产业链的冲击,会使得全局性的瘫痪。

怎么样把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首先还是要水平分工,该五十个国家,五百个企业一起来干还是五百个企业一起干。但五百个企业一起干呢,相对集聚在某个地方,几个小时的汽车运输距离就解决了,解决个百分之七八十,还有个二三十全世界运来运去量很小,垂直整合一体化。

这两个模式结合是现在流行的,这个流行意味着什么?垂直整合一体化并不是全球只搞一个点,这一个点生产出来东西运到全世界,也有不安全性,那么也就可能有多个点,多个点呢,在亚洲有几个点,欧洲有几个点,美洲有几个点,同时也有一部分东西全球运来运去空运等等。

也就是这样一种水平分工的国际化和垂直整合的一体化相互结合的产业链,最近是在不断的在发展,这种发展如果变成极端的话,变成民粹主义和长官意志的话呢,觉得什么东西都要放在国内,像特朗普说的这个其实也是不成立的。

所以,全球化是投入产出、资源配置、规模效益成本约束下,引导下,市场规则推动下形成的,不是哪个长官意志,民族利益所挡得住的。当然你说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某些方方面面,比如说口罩都没有,全世界都靠一个国家在生产,带来很多不方便。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战略物资,作为很特殊的物资,公共安全的物资不计成本的都有一些仓库,都有一些生产点,这也没错。但是这毕竟是几十万个品种当中的几百个品种而已,你不能因为瘟疫发生了这个问题,就推理到几十万个行当的产品都要本地化,那是民粹主义的愚蠢。

所以说全球化终止论是不成立的,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尽管不断的会发生新的问题:70年代有两个世界问题,前苏联和美国对立形成的两个半球的概念。现在有现在的问题,未来有未来的问题,螺旋式发展,克服问题,克服一定的逆流以后又会新的发展。

WTO如何演进,WTO体制改革到一定阶段,这十年出现了FTA(自由贸易协定),FTA难道就不是全球化?也是全球化,欧洲和美国,美国和日本,日本和欧洲,中国和欧洲如果大家能够确定了双边多边进行自由贸易协定,那是WTO更深一步更高高度的全球化。

所以我认为现在说全球化终止,太短视太民粹主义了,或者说太把美国政客说的话当话,以为他们就能主宰一切,他们这么说了世界就停摆了,世界就由他们决定了,世界根本不是这样的。

2、中国脱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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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钩论就要和中国脱钩,我认为也是很难的。几十年来,中国和美国,不仅是产业链,而且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上都形成了互补的结构。美国的金融、中国的市场,美国的技术、中国的制造,美国的GDP85%集聚在服务业,工业只占13.5%,要脱钩,自己搞工业,劳动力都找不到。

总之,美国的产业链、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国家的特征已经不可能倒退几十年,回到和中国脱钩的时代。中国不是伊拉克、不是一个小国家,你把他一封闭就脱钩了。中国现在是世界30%的工业品,30%的贸易量,整个来说与欧美与世界各个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际上是脱不了钩的。

3、撤出中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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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三年前刚上台就说要重振美国工业,当时就说了要从中国撤出,三年下来,在经济风平浪静的时候,搞操作还比较有能力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外国企业撤走,不管苹果啊什么,都没有撤走。

那时候撤不走,现在瘟疫期间如果美国跨国公司要从中国撤走,还在运转的企业把它关了,撤到美国去,干活的人都没有。

所以摩根斯坦利最近有篇文章,他说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摩根史坦利的各地投行,了解欧洲美国各种企业,基本没有企业说他们有中国撤资的愿望。

第一是撤资,是要重造工厂,重造工厂是要投资资金的,在中国如果投资了10亿美元的一个企业,在美国把他造出来,15亿、20亿才造得出来,成本更高。第二是要有劳动力的,美国劳动力都没有,疫病期间更没劳动力,美国的劳动力都是(在)服务业,85%的劳动力都在服务业上,要干活的人没有。第三基础设施。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要两年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不乏赢弱环节,易被疫情、汇率、债务三杀,成多米诺骨牌。

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新资本开支。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在复工中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它的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满血复活,不论是红黄编码技术运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离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配合度,远胜于其它潜在搬迁目的地。

如东南亚,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反过来还有一批企业,还想着美国现在融资成本这么低,利息这么低,如果这个企业还有点活力,借了这把钱到中国来投资,资本的市场规则起作用。

所以所谓的撤资论,脱钩论,全球化终止论都是短视的,意气用事的,是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角度说的一些违反经济规则的话,这是三个论点。

4、战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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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美国要撤侨了,可能是要准备战争了,这也是胡说八道。这件事美国倒也没有议员、政客说这个话,国内一些专家耸人听闻乱猜。

第一,打仗要钱,这会儿美国的钱救灾花掉这么多,再投资几万亿,十万亿来跟中国打仗,神经病啊?!第二,打仗总有目的,为了掠夺什么东西呢?也没概念好说。第三,核大国的均衡,这几十年,年年有战争,打的都是没有核(武器)的小国。真要核大国打架,就是核均衡,在这个意义上你毁灭我十次,我毁灭你五次,好像你比我厉害,实际后果一样。所以这个也是不会的。第四,打仗要有军队,军队这会儿一旦来一个新冠病毒生病,一船人都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你们知道是怎么结束的么?

就在1917-18年,一战爆发的时候,欧洲出现瘟疫,美国士兵从美国带到欧洲的西班牙瘟疫死掉1500万人,打仗的部队协约国也好、德国也好,对立的双方士兵都不是打仗打死了几百万,而是瘟疫双方各死了几百万。

最后这个部队没力气打了,无法打了,这么样停战。一战没有输赢,要说赢了是列宁在俄罗斯赢了,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的薄弱环节,把十月革命完成了。

那么我讲这个话的意思,这个瘟疫期间不管从军队准备,资金准备各种都不可思议。有人会说你这个话不对,任何时候好战必危,忘战必危,这话没错,当然忘战必危,我们当然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呢说这会儿,美国人撤侨是为了打仗,当然是胡说八道。

那么再比如说要没收或者说冻结中国的国债,我刚刚说了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小心的,中国买的美国国债,一部份是记名的,一部份是不记名的,美国国债市场是个有30万亿美元市值的交易系统,中国不记名的国债,美国冻结不了,想抛就可以抛。

美国对自己的兄弟伙伴国的国债都希望他们都别抛,你如果说一冻结就等于让我们,至少我们,你冻结不了的那几千亿就可以抛。如果美国赖债,信誉首先破产,美国对买他国债的世界各国的债务责任,所拥有的信任和信誉是神圣的,任何情况下不可改变的。

说白了冻结之日真要发生,就是美元帝国崩盘之时,信不信?在这种问题上,谁都不会把自己的命门拿出来的。反过来,老是有人提建议说国家应该把它(美债)抛掉,我们也真不抛,刚才说的几条理由,这个东西还是好东西。

如果有一天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交易量从60%占比降下来,变成50%、40%,那也还是好货币。欧元现在占全球货币20%几,你说欧元不好吗?英镑现在只占5%,手里拿英镑不好?所以即使地位发生变化了,哪怕它甚至不是第一世界货币了,那它还是不亚于英镑、日元、法郎、德国马克或者是欧元的地位。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美国人犯不着冻结中国国债,中国也不会轻易去抛美国国债。谋大局者不要惊慌失措杂乱无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5、甩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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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付新冠病毒肺炎过程中,美国政府中的一些政客,一些议员,经常有一些甩锅的言论。他自己治理无能或者贻误战机,掉以轻心,病急乱投医,搞出后果了,他把责任往人家头上推,一会儿推给世界卫生组织,一会儿推给中国,一会儿也会推给欧洲。这种推责任往往是政客转移目标的概念。为了竞选的需要,我们可以像看电影一样看过算数,如鲁迅所说,最高的轻蔑是藐视,连眼珠子都不转一下。

不一定完全要去针锋相对,因为无所谓的事,无伤大雅,坏不了我们事的,他只是在胡说,而且谁都知道他在胡说,甚至他自己都知道自己在胡说。美国的疫情,中国要赔偿,这绝对是胡说八道,不成机理的、也立不了案的,叫做过过嘴瘾,吸引了眼球,自己给自己打打气而已。

6、神化国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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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内有些专家会把美国的一些措施神化,总是认为月亮是他的圆。如认为美国的救市措施力度大,中国的政策力度小、有点挤牙膏。殊不知,我们是合情合理、一步一步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他那边狂轰乱炸,一步到位,有过之无不及,他不相信中国的过犹不及的辩证法。他是宁左不右、宁滥不缺这么个逻辑,这个逻辑居然被一些专家讲的天好地好。

还有的是说美国人救灾把钱一直发到老百姓手里,每个人居家的,只要生活水平在多低的,他根据税单统计,也不要你报账。就忽然给低收入阶层的你寄了一千多美元。觉得中国也应该这么发钱给老百姓,甚至有人建议一人一千块,13亿人发一万多亿钱,拿一万多亿特别国债,来给大家发钱。还有就说给小企业救灾,觉得应该把这个债就豁免了,或者直接给补助等等。

这里面就他们没了解一个国情,美国老百姓的债务是GDP的70%,企业的债务也是GDP%的70%,两边加起来GDP的140%,140%有多少呢?大体上是30万亿美元的个人债和企业债。

30万亿美元个人债,企业债,说起来本身并不高,因为我们的老百姓也欠着债,买房子按揭贷款也有GDP的50%多,我们企业还欠了GDP160%更高,但是我们所有的债一步了断到此为止,你欠的债是你的,不会变成别人欠的债。

美国人不是这样的,美国个人债、企业债30万亿美元,在美国资本市场的衍生工具里,形成的债券,衍生债券,你们知道多少么?上百万亿啊,放大三倍四倍的,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怎么发生的?

2001年出现911和科技金融危机,美国GDP负增长,股市跌了60%。为了救市启动了房地产,房地产可以零首付,没有首付的房产贷款,一套房子100%贷款就叫次贷,质量差的贷,如果说次贷就在企业和银行,家庭和银行之间那就是一次性的一个债,但是他把这个次贷全部包装成债券放到资本市场,就变成了资本市场的次贷债券。

这个次贷债券怎么买卖呢?可以让任何企业去买这个债券,买债券的时候让你放大四十倍,意思说我如果拿了一亿可以放大四十倍,然后就去买这个房地产的次级债券,如果他这个债券涨了5%,我这个本钱就涨了200%,因为有40倍跳上去,所以发财的时候大家一路狂发,一跌的时候乒铃乓啷。

雷曼兄弟公司就是拿了40亿美元买了房地产次贷,如果一级市场40亿买也拉倒了,他放大40倍,去买了1600亿,赚钱的时候笑的不得了,输钱的时候一下子雷曼倒闭,百年的基业一下子就没了。那个老板我还真认识,我跟他有一次在他的办公室两个人还聊了一个多小时,犹太人。说起来他很牛的,当时跟我聊起来保尔森根本不在他的眼里。

讲这一段就是说他这个衍生工具是把一级市场上的原始的,底层资产放大几倍的在炒作的,这个炒作的过程中不是在炒股票,是在炒这些债券。上百万亿美元规模放在那里,如果瘟疫让老百姓破产、企业破产,不把这些钱塞到企业里让企业活下来,如果有个10万亿的这种企业债、个人债废了,这10万亿后面推动的是几十万亿的衍生工具的证券市场爆炸,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府为什么在3月份,疫情还不是那么严峻时,拿了上万亿美元,非常快的救助企业?和这个有关。

中国没这回事,采取企业的贷款到期可以缓,企业的养老保险,五险一金可以缓,我们是采用这种办法。出台一系列面向个人的补助补贴、税费优惠措施;面向企业的资金支持、税费优惠和政府采购政策,面向地方财政兜底“三保”等。企业如果今年亏损了,亏损额度可以把所得税抵扣回来。现在财政很灵活的帮他们在做这些调账,这种调账是我们中国式的精准,一个企业一个企业的帮忙。

但美国人不是这个,是要把底层资产救出来不让他崩盘,要维护的是几十倍杠杆的衍生市场。了解了这个概念,就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采取断然措施这么大力度的救(市)。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救助灾民,把钱发到个人账户,很多城区设了很多免费领餐点。美国现在各大城市非常多的赈灾点,就像我们过去赈灾弄一个大的粥棚,给居民们施粥。现在在美国不管在休斯敦,西雅图都可以看到免费领食物的场所,那在中国不管在武汉还是在哪里统统都没有,我们还真没穷到(那个地步),不是我们不关心民众,是民众没这个需求。

美国人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领工资的,一旦企业倒闭,停顿,这一星期一星期工资说没就没了,美国人又是不储蓄的,美国老百姓的储蓄率只占GDP的百分之一点几,中国是百分之四十几。没有储蓄,一周一周的发工资,用完了,后面又停工,停摆了,没钱了,房租也付不出,付不出就要让你滚蛋,然后没东西吃了,还真是到这些免费领餐的点,拿汉堡拿吃的东西。

我看到一张照片,人家发给我的。这个排队十排就相当于有十个领餐点,有十排,每一排三到四公里长,你想想这种场景,看着你是要动情的。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有这一种状态,这是他们的经济结构、生活结构、工资结构、储蓄结构使然,政府只能这么做。

当然这么做对老百姓有好处,我们都赞成。我们对这些事要独立思考,要知根知底,如果你知其一不知其二,然后乱发议论,就是瞎子摸象,摸到了腿,摸到了耳朵,摸到了鼻子,各说各的,还自以为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多了解实际情况才能这么看。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应对

接下来讲一下国内的疫情下,中国搞疫救灾的政策措施和进一步发展的重点。

1、疫情对中国经济五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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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从1月初开始发生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应该说也受到严重的冲击,第一个季度主要是我们国内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4月来,国内疫情总得是控制住了,而且基本上进入复工复产的阶段,每天如果有确诊病人主要是输入性病人。

所以现在进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这么一个周期。总得看,不管是前一段1-3月,还是4月来,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五个方面的损伤,伤害,或说负面的拉动:

第一、制造业受到重创,产业链出现断裂。特别是和国际贸易相关的产业链,有的是因为丢掉了订单,订单缺失使得产业链停摆。有的是因为订单倒有了,国内的零部件整个基本上也完整,但是一些关键的国际的零部件断链了供不上来,那么使得整个产业链停摆。

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内的工业制造业受到严重的影响,我国制造业所需要的高端元器件和重要出口市场是目前正在蔓延爆发疫情的欧美地区,欧美停摆,导致短期内产业和贸易无法恢复,已对我上下游制造业形成夹击效应。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服务业。这几个月里因防疫需要,因疫情影响商店关门,餐饮业、宾馆停顿,各种娱乐场所停顿,整个社会服务体系基本上关门。整个服务业现在在中国的GDP也差不多要50%左右。这块里面跟民众活动关系密切的基本上都停了下来,我们寄予厚望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实物消费、服务消费等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

第三、投资下降。民间投资我们近几年基本在5-6%的投资增长率。一季度投资增长率是负20%,大量的中小企业的投资活动或外资、内资投资的活动停顿下来,或说负增长,带动失业率攀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由去年12月4.9%上升到今年2月的6.2%。社会就业形势十分堪忧。

第四、各个省、各个城市政府的财政收入有较大幅下降。我们去年全年财政收入对各个地方来看是正增长7%左右。有高有低,平均在7%左右。今年一季度31个省各个地方的政府财政收入极大部分负增长,多地负百分之几十的增长,就像湖北、武汉等。其他各兄弟省,多则负百分之十几,少则负百分之二三,一季度全国财政平均负增长14.3%。一进一出,去年增长6%,今年负增长14.3%,总的跟去年同期比少了20.3个百分点

就支出而言,因救灾,财政的硬性支出,刚性支出增加。但是收入是负的,这一进一出收支的缺口今年一季度地方政府收支缺口比去年同期差不多要增加56%左右,这个是财政方面这一块就比较困难。

第五、此次疫情不像非典时三个月一过,到5月戛然而止全面恢复。目前,全球病例接近300万,情况不容乐观,总体疫情持续时间会拉长,防疫下对人员流动的隔离、商务活动的限制、物流运输不畅将是常态。多数中小企业将面临持续生存压力。

中央已经提出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疫情的管理控制不能放松,要把疫情的控制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状态来对待,今年全年都要常态,只要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国家还在蔓延、泛滥,随时就可能产生一批输入中国的疫情,来一个飞机可能就带来几十个人,一个不当心这几十个人就形成几百人几千人的一个传染。

所以对于疫情的管制,防控不能松懈,既要复工复产,又要加强防控,继续防控。特别是复工复产下的防控又要马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几千人几万人的产业链的工人到位,但又要不形成集聚化的,一个不当心集聚化的传染,这样的防控比实现全部隔离、封城要难得多,对大家的管理能力是很大的考验。你管紧了影响复工复产,管松了,一个不当心又会造成一个不测的后果。

2、中国采取的五个方面具体的措施。

中央、国务院在今年来为了救治疫情下的经济,采取五个方面具体措施:财政:赤字、特别国债、减税、五险一金暂缓、补贴支持等。

第一、财政方面,国家强力度推出四个方面的措施:

1)增加赤字率。我们一般国家的财政赤字是2.3%,基本上法定控制在3%以内,但是国务院每年提交人大讨论的赤字率一般都是2.2%-2.5%之间。也就是说我们100万亿的GDP可以一年透支赤字是2万多亿,这么一个比例。今年基本上考虑把这个赤字率增加一个点,变成3.5%左右,理论上就增加1万亿的财政赤字这是一件事。

2)增发15000亿的特别国债,拿这笔钱可以作为治理疫情过程中的各种开支的需要。

3)帮助中小企业减税。这个减税有几类,中小企业亏损了,亏损的部分抵扣各种所得税,这是一个。第二类延长企业亏损结转手续。一季度亏损了,把去年的盈利和今年一季度可以抵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对企业很温暖的一种维护,减税的事情。

4)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缴费和公积金等。包括收五险一金,企业要交的住宅公积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

总之财政性的这一类补贴支持措施,包括对许多老百姓消费环节的补贴,中小企业的补贴都在这一个一揽子的政策中,包括15000亿的特别国债,就是起着这个救助的作用。

第二、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方面,国家的货币政策现在很有力度的针对性有效措施。

一、今年来已有过两次降息。去年底讨论宏观政策的时候,许多专家提要降息。当时这些降息措施也没出来,但在疫情下,降息措施快速到位且有比较大的力度。

二、降准,普遍性的降准和专项降准各有一次,已经有两次下来。前些年,我们的准备金率高了,100亿存款往往可能只有60亿可以拿来贷款。这几年,准备金率降低后,100亿就可能有80多亿可以拿来放款。现在有些准备金率进一步下降,差不多100亿存款可以接近90亿拿来放贷,这个也是一个宽松。

三、再贷款,银行系统再贷款的额度总量最近比较大的幅度释放,这个也是货币政策上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进一步放松。另外,疫情期间,中小企业贷款到期,一下子还不了钱、周转不了,把到期的资金往后移,暂不去逼债等这些方面很多措施,这是第二块就是货币方面的政策。

第三、新基建。大家有时会把新基建当作一个老基建同等性质,同等定义的内容。我们以前说的老基建,“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或各种各样城市基础设施。

这种基础设施这种资金一般是需要政府来投的,动辄一万亿、两万亿的投,回报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能够回报,所以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政府出钱来投。或通过市场化改革,用PPP的方式。

总之,老基建基本是靠政府兜底的几万亿,几十万亿这种项目。现在讲的新基建有个错觉又是政府兜底,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新基建三个方面、七个行业涉及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5G背景下的这些数字化平台建设,还包括创新工程如生物医药和新能源,包括融合工程如“大智移云”,大数据、云计算的数据平台去改造传统的工业项目,改造传统的交通项目,改造传统的城市基础项目,这样就把传统的基础设施升级为智能化的交通,智能化的城市基础设施等等。

这些项目可以框出来,十万亿二十万亿的规模都有的,这就是新基建。新基建虽冠以“基建”的名字,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传统基建的概念。新基建跟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联系在一起,是促进中国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因此其组织模式不同于老基建,并不需要政府大量投资,只要政府政策得益,新基建的几十万亿投入会有大量企业愿意参与。而新基建价值也是立竿见影的。如一个数据中心一旦投入运营,就可以带来效益,所以企业更愿意参与。

第四、出口转内销。我国有巨大的出口生产力,进出口贸易4万多亿美元,差不多要顶近30万亿人民币的产能,其中24000亿美元是出口,现在国外大量的订单丢了。现在能生产的是去年底的订单,一季度订单断崖式下跌可能二季度的出口企业都要停顿了。

现在就有一个出口转内销,尽量把出口商品内部消化,国内有潜力消化。这个消化的过程不是放在仓库里往东买往西买,这么调头寸,它涉及到制造企业,市场订单、标准、消费的偏好都要做各种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十分必要。

这有点像当年国内不景气,但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却搞了大量的产业链开放,通过特区搞开放把产业转到国外去。现在又要把这些东西在疫情期间不得已而为之转到国内来,这也是国家采取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第五、启动对可能要倒闭或要裁员的企业,大量职工下岗这方面采取社会救助,如果有些企业本来可能要停了但保持继续发工资,对国有企业就有这种要求,对民营企业他达不到全面的不上班又发工资,这里面就有一个给他一定的补贴,社会补助。

在这方面能复工的尽量复工,达不了产的职工能够尽量保持,保持不住了如果有下岗,就有一个社会稳定要配套,这里面有一系列的中国特点的稳就业的措施。

总的概念政策,中央“六稳”里面就有一个稳就业,时间关系这里面不展开了。总的概念,政策总的有五方面,目标就是“六稳”,六个稳是要说的第二块。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基建

我们在疫情期间遇上困难,遇上一定的危机冲击,有危也有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困难和机遇,手心手背是并存的,在危难当中发现机遇发现转机,是辩证法的一个思维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只看到困难也要看到好的机遇的一面。现在各个省、各地各类企业都在动这方面脑子,各级干部也都在动这方面脑筋。总体看,我们看得见的机遇有五个方面:

一是把疫情期间中央政府的纾困政策用足用好来解困,这本身就是发展的机遇,倒逼我们补短板、调结构的机遇。

二是改革开放的机遇,近期中央作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市场和数字经济等五大要素市场改革决定,提出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开放的要求。这些改革开放措施每年将给全社会带来上万亿元效益。

三是我国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也会带来机遇。

四是新基建的机遇。

五是城市群发展的机遇。国家推动城市化、城市群、都市圈,包括京津冀,包括长三角,包括粤港澳湾区,也包括成渝,城市群、经济群,这是国家级大群,已经形成国家战略的。

除这个国家战略有中央文件发的四个群外,各个省在搞的如武汉地区的群,郑州周围的河南城市群,西安周围的西咸城市群,长沙周围的长株潭城市群,省一级政府或中央部委和省级政府一起联动的这种城市群有几十个。从这意义上,下一轮城市发展在城市群范围内展开的时候也有很多机遇。

总之,政策落实倒逼发展的机遇、改革开放的机遇,战略新兴产业的机遇,新基建的机遇,城市群发展的机遇,总而言之我们怎么把这些机遇利用好。

基于时间关系,下面围绕发展、改革、开放、创新讲一下疫情下,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工作重点。

1、抓好战略新兴产业在方法上要把握的六个要点。

战略新兴产业,原来2014年的文件出来的时候讲了八个行业。去年工信部的文件已经明确,战略新兴制造业一共是九大行业。说到中国制造2025,战略新兴产业这九大制造业是我们的目标。

怎么抓?就要按照产业链集群的方式来布局来抓,从方法论上说要注意六个要点,不是光说一些概念提一些要求,而是说目标定了以后,怎么把中央国家定的目标跟本地发展结合,从方法论上把关键的环节搞清楚。任何战略新兴产业,它都是有一个产业链集群的。这九大战略新兴产业的每一种制造业的产品都是一个大产品,都是大需求的产品。不仅中国国内有大需求,全世界各个国家也都需要,这种产品一旦达到标准就是国际化标准、世界性产品。大产品布局的时候,就需要按照产业链的集群来布。

第一、这样的大产品要让一个大企业小而全,大而全来搞是搞不了的,那是计划经济。华为一年7000亿产值做手机、做服务器、路由器,它这个手机涉及到七八百个零部件,它是不是自己做;基本一个不做,连手机的组装它也不做,都外包了。

那么就有上千个企业帮它做零件,并不是一个企业做一种零件,一般重要的零件总要两三个企业同时做。万一哪个企业出问题,客观的、主观的各种问题其他两个企业可以来补,所以他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并不是说成本最低的统统给你做,还是有一个平衡。

一个服务器上有几千个零件,要比手机零件复杂的多,所以整个华为供应链上的企业有一万多个,每年开两次供应链大会,上万个企业云集在一起跟着华为转,这就是水平分工。

跨国公司往往既不搞零部件、半成品制造,也不搞产品总装。他们抓住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销售结算和售后服务,并通过控制生产性服务过程获取高额利润。这样的水平分工产业链体系,以市场化方式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

不管全球化发生了什么变局,水平分工这个资源优化配置,成本最低,技术最好,效率最高的这种配置不能丢掉。不能因瘟疫因其他理由把水平分工这个概念丢掉,这是好东西,这是第一个要点,就是你不能小而全、大而全,肉烂在锅里全都自己干。

第二、水平分工不等于全球布局。因为水平分工,就把产业链分布在上百个国家,上百个地方去生产。产业链条环节太多,运输距离过长,势必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产业链断链风险。

一旦发生全球性事件,遇上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等问题,就会打破全球化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平衡、信息阻断、物流停滞,让原来不同地域协作优势转变成劣势。

为此,有必要将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形成产业链集群。这种集群合理的做法就是集装箱卡车三个小时内的车程半径范围,形成一个集群化的基地,可能把他的产业链70-80%本地化了。剩下的零件还是在全球其他地方做。这是第二个概念,“垂直整合一体化”。

它的好处是避开半个地球之间运来运去的物流成本,还有时间成本。减少各种意外的自然灾害或者人为破坏造成的产业链断裂。产业链集群依然要发挥全球化水平分工的特点,而不是由一个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地搞产业链体系。也不是什么都是在一个地区自力更生,肉烂在锅里,让本地企业大包干。

产业链集群还是要让全球最优秀企业分别来生产各种零配件、半成品以及最后的产品集成总装,产品收益还是由各国企业分享,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并不矛盾,而是更高层次的全球化。

最后形成垂直整合一体化,里面的一千个企业还是世界各国的是水平分工,国际化分工,全球化分工,但是相对集聚在一个基地上,这是第二点,垂直整合一体化。

第三、随着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它的价值链上的企业也会集聚到位。我们讲产业链是讲制造业的上下中游,上游是原始的零部件,中游是半成品件,下游是成品组装。但是在制造业的上面是服务业,这个服务业在上游是研发设计,是品牌设计,包括零部件设计这是服务业的上游。

服务业的中游是第三方物流、仓储等等。那么也包括产业链金融,各种制造业企业的金融融资配套等等,所以仓储、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等这是中游。下游是销售服务,金融结算的服务,售后维修,售后服务,也就是下游。

这个服务业的上游下游中游,业内称为价值链。也就是说伴随着制造业的上中下游同样有一个价值链的上中下游,就是服务业的上中下游,这个服务业的上中下游都是小企业,都是知识化的、附加值极高的、人不多的、写字楼的公司。

这些公司本来是可以坐落在全球任何城市的写字楼里,然后打打电话电信传输可以很分散的。但是一旦产业链集群形成,七八百个上千个企业集聚在几百平方公里的一个区,为了方便,价值链上的这些服务企业也会把总部,把营业点放到你这个基地上来,也会形成集聚。这是第三个概念。

第四、所有聚焦点确定是根据“2+5”的概念形成的,所谓“2”就是这个布局,大的概念上布在欧洲、布在美洲、布在美国还是布在亚洲、布在中国,是根据销地产、产地销的两个原则来确定。

有的产品,像汽车是一个大件,你把汽车一千万辆在美国生产,轰轰烈烈的轮船、火车、汽车运到世界各地,运输成本极高。最合理的是在销售地需求端建工厂叫销地产。

一般美国人、日本人在中国销售汽车就到中国来搞企业。同样我们要把中国品牌汽车在欧洲、非洲销售也要在那边建厂,在中国建厂卖到全世界出口运输,运输成本太高,少量可以,多了不可以,这是一个。

现在整个中国一年生产两千万辆汽车,在中国销售,这些企业都在中国,有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民营企业等等。当然我们也有差不多两百万辆汽车从国外进口,从欧洲、美国、日本海上运输过来。

这个往往因品牌多、数量少、价格贵,是一百万一辆,两百万一辆的豪华车,国内消费量并不大,建一个工厂大规模制造卖不掉,就在原产地在美国、日本、欧洲生产了然后运输过来。

产地销就是指在某地造的,销到全世界,这种产品往往是运输比较轻的,一个地方一个基地就能生产非常大的量,全球都需要,运输也还方便。如电子产品,重量轻、体积小而附加值很高,适合于空运,对航空费用不敏感。就可以采取产地销。

如说手机就有产地销的概念,一个基地就生产一亿台,那全球一年销售20亿台,那么中国一年就可以生产十几亿台,深圳就有6亿台手机,重庆一年也2亿多台,接近3亿台,郑州有1亿多台,所以整个中国加起来十多亿台,全球一年也就销售20亿台。

我们生产十几亿台里面,中国自己吃掉用掉六七亿台,还有六七亿台销到全世界。由于“轻、小、贵”,可以来一个产地销到全世界去。总之,根据产品特性定位以后,不管你是销地产,还是产地销,找基地的话应该考虑五个条件:

一是交通枢纽的条件,物流运输的条件;二是整个制造业产业链配套营商的条件;三是劳动力供应的条件,劳动力不仅仅是农民工,还包括知识工人白领等等,包括他的劳动力成本、技能;四是要素成本,各种能源水电气的费用等这种要素的成本;五是营商环境,也就是政府的工作效率。

要说中国比其他国家有竞争力,如亚洲地区,我们的生产设施好,劳动力丰富,特别是中国的劳动力不仅勤劳丰富,而且守纪律素质更好,比印度、越南都要好的多。去过越南的好多回来了,不是因疫情瘫痪,而是因最后发现它的营商环境还是有问题。基础设施配套,或者技能组织能力等等,特别是政府的效能。

中国地方政府31个省,400个地市州,几千个县,还有几万个开发区,代表政府运作的系统在招商引资方面总体上是效率极高,个个都是小老虎、发动机。

第五、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因你的基地总是为全球企业服务的,国内法、国际法,WTO的规则和FTA规则都要是一体化的到位。再有就是法治化、市场化,不是人治的行政管理制度。

第六、对产业链集群并不是什么东西都要搞成产业链,战略新兴制造业的九大新兴产品应该集群化,因为它是大产品。

人类社会每过20年会冒出五六种大产品,这种大产品,就是这20年里面进入千家万户,不管穷人富人,家庭往往都配置的标志性的产品,一个家庭的标志性的产品。如六七十年代,家庭的几大件是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日本在50、60年代就生产这些东西,搞的非常发达,整个世界也是这些产品。

到八九十年代家庭的四大件,新的四大件: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机,还有照相机、录像机。这个又形成四大件、五大件。八九十年代哪个城市能做这四大件,都算发展比较快的,所以广州、天津、上海、北京都是生产这些四大件的基地。

新世纪初以来的20年,新的四大件是轿车、手机、电脑和液晶面板的大屏幕彩电。这时能做冰箱、空调、洗衣机也还是很好,但落伍了。青岛有海尔在,冰箱、空调、洗衣机都做,做的量也不少,但是它已经不是领航的。青岛制造业近几年有点落伍,仔细一想它新时代,这20年主要需求的四大件,汽车没有,液晶面板的大彩电没有,手机没有,笔记本电脑没有,进入千家万户的这四大件都没有。

预计2020年后,今年以后到2040年世界又有新的四种五种的大件出来,这四大件、五大件都在我们刚刚讲的战略新型兴制造业里边,讲这个话的意思,凡是和这个有关的项目,生产量都是极大,投资规模也很大,市场是全球化的,生产基地是大规模集群化的。

这六个要点把握住了,就能把一个地区的这个机遇给抓住。

2、新基建。

这个新基建本质上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在5G背景下这些运转。这些运转各有各的功能。

云计算就是数据处理中心,这个东西有三大功能。一是存储能力,二是计算能力,三是通信能力。云计算功能讲的就是这三大能力,他也用这三大能力收费,任何人跟云计算一联系,存储资料要收存储费。通信就收通信费,要计算,人工智能计算,把大数据放在那里的资料计算使用,当然也要费用。

大数据有静态的、动态的,及使用后反复叠加的。一个巨大的大英博物馆的数据是静态的,假如有一千个指标每一秒采一次就一千个数据,一天有多少秒,一年有多少秒,然后就这么一千一千的叠加,这是动态的叠加。

还有这些动态、静态的大数据不断的被人使用,每使用一次就叠加一个使用过以后的新数据,数据作为一种资源是用之不尽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不像石油资源使用一千吨就少了一千吨,数据资源可以反复使用,越用越多的,这就是大数据的魅力。

人工智能是把数据变信息,把信息变知识,把知识变辅助决策的工具。在一堆服务器里面存储的数据都是杂七杂八的数据,要变成有用的信息要过滤。把数据变成有益的信息,是人工智能过滤的结果。

有了信息你整天看信息,看了五小时手机的信息,你可能什么都没记住,所以千万不要让小孩每天背着手机去小学、中学读书。现在小学有一个规定进了学校手机都收掉,都是很正确的,太多的信息看了以后都是一堆垃圾。

(大数据)信息要变成知识是需要人工智能通过不断挖掘推送进行转换的。有了知识不一定能做出合理的选择、决策,把知识要变成决策的依据这个过程,又需要人工智能进行深度学习、模拟识别、仿真比对等各种工具辅助决策。所以人工智能在知识变成决策,变成智慧判断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每个东西都有它各自的功能。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相当于把人的大脑信息,人工智能大脑的信息跟各个终端联系起来通信传递。

区块链是使信息系统具有开放性、防篡改性、匿名性、去中心化及可追溯性。区块链的五大功能就相当于人的基因功能。人的基因每天细胞分裂,一百年传宗接代,人的基因既会变异又会保持稳定性,可追溯。从这个意义上区块链相当于基因。

最终这个大数据、云计算本身就构成一个人的人体,云计算是一个人的骨架,脊梁骨;大数据相当于人身上的五脏六腑各种功能器件都挂在脊梁骨上;人工智能是大脑,5G条件下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是神经,把信息传递从终端传到大脑,大脑传到终端整个的通信系统。区块链是基因。整个大智移云、数字化平台就是个活生生的一个人体。

这个大数据云计算本身就是一个大产业,把它搞了后本身就让你有巨大的产值。如云计算就是收费,收计算费、通信费、存储费。大数据收资源利用费,人工智能也要利用大数据喂养,这个大数据被使用时收大数据的数据产权费用。人工智能就要收人工智能帮助决策计算的费用,这个方方面面本身在中国一旦发展开来,它本身会产生几十万亿的产值块。

第二、新基建除投入产出有效益外,它和任何行业一结合就改造了任何行业,它有颠覆功能。它和城市一结合就变成智慧城市;和工业一结合变成智慧工业,订单变成个性化需求订单,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传递,然后人工智能的辅助决策。最后设计、制造联系在一起变成一个自动化工厂。

所谓现在德国制造4.0,智能化工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数字化平台如果跟金融结合就变成科技金融;如果跟我们的物流结合就是智慧物流。它跟什么结合就颠覆什么。所以中央说的新基建:一是在说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本身的投资。二是说这些东西跟传统的交通合在一起就变成智慧交通,跟城市基建合在一起融合成为智慧城市。

中央说的一共三大类,第一类叫数字工程,第二类叫融合工程,实际上就是大数据对各行各业的颠覆,也包含在里面。第三是说创新工程,说新能源,新的生物医药工程等等。

数字化平台,大数据云计算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有颠覆功能?怎么能把别的东西颠覆,颠覆的基因是什么?抽象起来就是一个词,叫“五全”信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的数字化的平台,对每一个行业都产生“五全”信息:一是全空域泛在的信息,二是全流程持续的信息,三是全场景活动的信息,十几亿人各方面工作、学习、生活各种场景信息都可以记录下来。四是全智能解析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不是原始的,它经过智能分析可以产生新的逻辑价值,五是全价值叠加的信息,这是什么意思?

同样一堆资料,为了这个目标使用,使用完了产生一个价值取向、一个效益,另外一个目标来了还是这堆数据另外一种排列次序又会产生一个坐标一种分析,一个数学模型一种结果,又是一种价值。所以这个信息价值是可以不断叠加,不断使用产生一个全价值叠加的信息。

这五种信息在任何一个产业互联网的活动中,都会有这五种信息。当这五种信息一旦产生,在各行各业中就会产生资源优化配置,产生效益产生新的生产力,这就是我们说的颠覆性的功能。

讲了这一堆有点在像讲科普的概念,今年本质上可以叫做5G背景下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的一个元年。这个元年也就是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运转的第一年。

因为有个概念,如果没有5G推出来,工业互联网只能是幻觉,是课堂里讲的逻辑,在实际的生活中无法应用,因为工业互联网也就是车联网,自动化驾驶、无人汽车、无人飞机。各种各样人工智能的系统,这个系统一定要物联网,全方位的终端检测,还需要有非常快捷的反应,需要有非常大、非常快的通信量,需要安全可靠。

它跟消费互联网我们拿着手机买什么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快五秒,慢五秒都无所谓。但在自动驾驶里面,一个毫秒上的延误就可能造成一场事故。所以没有5G的情况下这些都是幻觉,都是理论思维。

去年,5G一出来,5G的通信量比4G速度快一百倍,他的时滞延迟、响应的时间要比4G快一百倍,可以全时空的泛在,又可以非常低的成本,非常高的安全系数,非常低的能耗。

有了5G,才有了物联网生存的物理基础。这些物联网的终端放在各行各业的空间里,它要不断的释放信号,它一放两三年自己能吸收能源,或者有了能源后可以非常长的时间才需要再充电或要更换,这样才有实际的使用价值。

所以5G背景下物联网才有效,物联网有效了,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才到位。所以说去年6月中国工信部释放5G,是5G元年的标志。

第二,区块链也上来了,第三,这次疫情使各行各业断裂或停摆。有一样东西照样发展、而且时来运转、反而趁势而上,就是互联网通信,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把这个行当作为现在疫情下中国的战略举措,既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前瞻性,又有当下最最需要的迫切性和市场的需求特性。可以说今年这一块市场的需求量比去年增加几倍。

杭州在各行各业都负增长5-10%背景下,最后杭州的GDP能正增长,尽管2%的正增长,但其他都是负,通过互联网经济对冲后还有2%,非常不容易,靠的就是互联网经济。

关于云计算,要纠正一个长期误导的概念:一说云计算就认为应该放到内蒙古,放到新疆,放到沙漠里去,因为能耗太高要冰冻的地方搞,因为能耗太高放到有能源的地方搞,总之不应放在大城市中。

这种话八九十年代说都对,90年代服务器刀片用现在的眼光看属于傻大黑粗。那时一个刀片的机架群放在占地像篮球场这样大的一幢楼里,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房间,一个几十平方的房间刀片就把以前一个篮球场这么大的机房给覆盖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这个能耗不是那么重要的事。

举个例子,日本2009年前的十年,欧洲、美国的云计算、大数据的数据处理中心,几百万台服务器就放在日本。2009年9月海啸之后,核电站事故后,大家发现日本又地震又缺电不安全,一下子把日本作为欧美的大数据计算基地给颠覆了,所以2009年后几百万台就搬家,香港搬了一块,新加坡搬了一块,马来西亚吉隆坡搬了一块,因为那个地方搞了一个数据谷、金融区,还有印度搬了一块。

中国没搬,原因是当时中国不够开放,对数据处理中心建设不对外资开放。就在去年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对外公布了数据处理中心建设对外开放,外资可以来投资来建设,这是一个重要的行业开放。

讲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行当值得干,香港都在干,新加坡也干,我们为什么不干?马云、马化腾也不能光为自己的阿里腾讯需要多少服务器就装多少,实际上除自己公司需要的一百万台、两百万台服务器的数据中心外,也可以为天下其他的公共服务来建。总之在未来十年大数据云计算数据处理中心、物联网、5G的基站等新基建是一个达十万亿规模的巨大的新基建。

2019年全世界共有180个10万台服务器规模以上的大型数据处理中心正在建设中,但这还远远满足不了全球对数据中心的要求。保守估计,我国未来五年需要的数据服务中心服务器运行规模1000万台以上,这至少需要5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投资。再加上数据中心配套的电力、机房等基础设施,加起来要10000多亿元规模。未来我国大概需要600万个5G基站,与之配套形成的产业链规模至少10000多亿元。

中国现在有大约100个行业,上百个行业背后是上百个产业互联网或物联网。随着5G、云计算、大数据应用,这些互联网、物联网背后的企业、设备都要安装配套的数据采集设备、监控设备、检测设备、通用设备等,这就形成上万亿规模的配套芯片等软硬件产品,这些设备与外界建立联系过程中进一步传递、放大对配套设施的需求,于是背后又是几万亿的软硬件配套支持。也就是说,仅仅从数据处理中心、5G基站、物联网等方面看,新基建至少有10万亿人民币的空间,带动经济生长作用非常大。

疫情后的世界,大家当前都是揣测,但有一点在跨国公司调研中较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计算、IOT、远程等。中国恰巧正在5G、数据中心、IOT等数字基建上加速,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或许优势得到加强而非削弱。(来源:混沌大学(ID:hundun-university)作者:黄奇帆)



                        

房企大哥搅局“养猪”界与“猪企”卖房 是喜还是忧?                 
【研究员】:wh
当然其中有黑天鹅影响的因素,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房地产存量搏杀期,体量做到大如万科,增速真的没那么好上了。另两位大佬恒大、碧桂园早早就已经布局农牧业。2018年6月,碧桂园农业控股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恒大更早,2016年许家印投资3亿,在贵州援建110多个养猪为主的农牧基地。还有王健林,2014年就曾宣布要去贵州养猪。这样看,万科入局养猪业,时间还算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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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万科要养猪了!这两天圈内外讨论火热。这一切的起源要从5月7日万科官网挂出的一系列招聘岗位开始。这次招聘岗位包括猪场拓展经理、兽医、聚落化猪场总经理等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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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浪,坊间纷纷议论,在地产界坐习惯了大哥位置的万科,要去搅局“养猪”界,这是要搞大事的节奏。

万科“养猪”迟到

实话说,万科发布招聘岗位并不意外。显然,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招聘。

早在今年3月,万科就成立了食品事业部,事业部首席合伙人由集团合伙人、高级副总裁谭华杰出任,初期主要布局生猪养殖、蔬菜种植、企业餐饮三大领域。时间线再往前推,2018年,万科就已经明确“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的战略。农牧业,自然属于生活服务类的刚需产业。

可以说万科布局养猪业应该已有些时日。之所以这个时间点被关注甚至上热搜,一是经过2019年猪肉的一轮猛涨,“猪”的咖位已经今非昔比,甚至被各路大神们玩成了顶流网红,加之万科本身也是地产界长期流量担当。二者碰撞,很难不火。

二是目前黑天鹅仍笼罩全球,我国房企经历前几个月的惨淡之后,目前大都“遍体鳞伤”。此时,大哥们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因为其往往代表了行业的风向。

回到万科,主营业务增速走低。走出地产舒适圈,寻找新的风口,也是必然。万科2020年一季报显示,营业收入同比上年下降1.2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下降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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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数据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万科万科累计实现销售面积1188.6万平方米,同比降8.2%;合同销售金额1858.3亿元,同比降11.3%。

当然其中有黑天鹅影响的因素,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房地产存量搏杀期,体量做到大如万科,增速真的没那么好上了。

另两位大佬恒大、碧桂园早早就已经布局农牧业。2018年6月,碧桂园农业控股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恒大更早,2016年许家印投资3亿,在贵州援建110多个养猪为主的农牧基地。

还有王健林,2014年就曾宣布要去贵州养猪。这样看,万科入局养猪业,时间还算晚的。

错失风口,“猪企”进击房地产

说到万科养猪,很多人都会提王石和刘永好的段子,现在想来也确实意味深长。2019年底,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王石遇到刘永好,问:去年养猪赚了多少钱?刘永好答:效益不错,请你吃饭没问题。

刘永好1951年9月出生于四川省新津县,1982年下海创业,从养殖起步,现任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外界称“养猪大王”。如今的新希望已不仅局限于养殖业。实际上,刘永好早已出圈,进军其他产业如食品快消、地产文旅、医疗健康、金融投资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养猪大王”进军房地产的脚步似乎有加快趋势。新希望旗下地产板块:新希望地产成立的时间很早:1998年,和碧桂园恒大差不多的年纪。

至今20多年里,新希望体量并不大。六年前,“小而美”是新希望地产对自身的定位,这也倒符合其辅助业务的身份。其官网显示,2019年度新希望地产整体销售超700亿,综合实力位居中国房地产44位,品牌价值位居中国房地产36位。

也许会觉得也并不小,但如果再往前回溯会发现,同比往年,这几年,尤其是80后总裁张明贵掌舵后,新希望地产加速不是一星半点。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新希望地产的销售额在15亿左右,2013年增长到20亿出头,2014年接近50亿,2015年70多亿。

2014年,新希望房地产事业部总裁曾德浩离职,集团原办公室主任张明贵接棒,彼时的张总年仅32岁。换血后,新希望地产脚步更快了。2016年:销售额145.60亿,增速翻倍;2017年:171.12亿,稍有放缓;2018年:316.63亿,又接近翻倍;2019年,根据克而瑞数据统计,新希望地产全口径合同销售额增至735.9亿,翻了一倍多!以上数据供参考。

养猪和卖房,谁风险更大?

2020年,虽然黑天鹅对地产业冲击明显,但新希望地产似乎并没打算放慢脚步。这从其拿地风格中可见一斑。

今年4月,新希望地产击败金地、保利等17家房企,以23.6亿元的价格拿下佛山里水洲村地块,溢价率约48%。据了解,这是佛山历史上第二高楼面单价地块,折合楼面价约18252元/平方米(已扣除11930平方米配建)。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新希望地产2019年拿地金额为319亿元,行业排名第28,远高于其体量排名。

步子迈大了,难免会扯到……如负债方面。2020年4月底,新希望地产发布公司的债券2019年年度报告显示,截至报告期末,短期借款2.03亿元,同比增加307%。公司应付票据30.41亿元,同比增加314.17%。应付债券17亿元。去年同期为零。

截至2019年末,公司总负债金额为838.7亿元,而2017年和2018年底这个数据分别为415.11亿元和545.95亿元。

这份债券年报还透露一个信息:新希望地产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5.79亿元,同比下降13.19%,近几年罕见。

对比新希望旗下农牧板块2019年的成绩:全年实现归母净利润50.42亿元,同比增长195.78%。

看来卖房不一定比“养猪”更赚钱。难怪万科选择在这时候养猪。

不过猪也不是那么好养的,目前 我国养猪业仍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截至2018年底,实现千万出栏量的企业只有温氏和牧原两家,合计市场份额约为4.7%。即便计算排名前九的上市公司,总计出栏数量占比也仅为6.45%。

无论是硬件设备、安全防控,还是基础育种、饲喂,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都差距明显。房企养猪,带资入场,各种步伐都会快很多,或真会改变目前养猪业格局!(来源:杠杆游戏(ID:ZhangYinyin0903) 作者:张银银)



                                 
                                           形势分析
                 



“报复性消费”难来 “补偿性消费”或可期                 
【研究员】:wh
一言以蔽之,非典疫情着实给消费市场带来了负面冲击,不过这些影响更多的表现为短期。从长期看,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渐向好及彻底过去,消费活动不仅会重回正轨,后续的增速甚至还要高过疫情之前。如此看上去,“报复性消费”似乎真的存在。也正因这样,市场上很多分析人士都乐观地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会迎来一波报复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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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好,恢复经济逐渐成为各方人士关注的焦点。此时,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在翘首期盼一波“报复性消费”的降临——经营者好好挽回一下疫情期间的惨重损失,消费者尽情释放一下压抑许久的需求,而国民经济重回正轨似乎也要借力于此。不经意间,“报复性消费”已然成为一个时髦词,被市场寄予厚望。

而在期待之余,另有不少人对“报复性消费”何时兑现、如何兑现心存疑虑,甚至认为这一说法是个伪命题。那么,究竟有没有报复性消费?它到底会不会来?

“报复性消费”似乎真的存在

很多坚信报复性消费会如期而至的人,理由都来自2003年非典疫情的往事。

从时间轴看,非典疫情始发于2002年12月,在2003年第一季度的冬春之交逐渐蔓延开来,二季度的4月和5月达到高峰期,并于6月份逐步得到控制,三季度后疫情基本结束。在此期间,我国消费市场相应地出现一系列变化,这从数据中可以窥见一斑。

Wind数据显示,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当月同比增速看,其数值在非典爆发期出现了断崖式下滑,3月、4月和5月分别为9.3%、7.7%和4.3%,不过在6月后开始逐渐回升,并重回平稳运行态势,而后来的增速更是超过疫情之前的水平,至于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当月同比数据,同样表现出相似的走势(参见图1)。值得一提的是,对比服务业中的批发零售业及住宿餐饮业的当月同比增速可知,后者受到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前者,而住宿餐饮业增速在疫情结束后也出现了大幅度反弹(参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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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非典疫情着实给消费市场带来了负面冲击,不过这些影响更多的表现为短期。从长期看,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渐向好及彻底过去,消费活动不仅会重回正轨,后续的增速甚至还要高过疫情之前。

如此看上去,“报复性消费”似乎真的存在。也正因这样,市场上很多分析人士都乐观地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会迎来一波报复性消费。而在朋友圈、微博及各大论坛里,说到“疫情结束后想干的第一件事”,排名靠前的答案大多为“吃火锅”、“出去浪”,仿佛更加印证了大众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而人们对后面“报复性消费”剧情上演的期待,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

三大“绊脚石”阻碍报复性消费到来

17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上演,无论是发现病例的时间,还是新冠病毒的起源与特性,此次肺炎疫情与非典颇有相似之处,因而非典时期的种种经历很容易被人们视为“以史为鉴”的论据。

如果把报复性消费比作一株绿植,那么它的种子必须要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而毕竟是时过境迁,眼下与当年虽有相似,却也大不相同。客观地讲,今天的“土壤”能否如人们所愿地让种子开花结果,我们还不得而知,只因有三大“绊脚石”在阻碍着报复性消费的到来:

一、疫情的影响程度之深、范围之广远胜当年。就非典疫情而言,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8月15日公布的统计数字,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中国香港1755例,中国台湾665例。不难发现,我国是非典的重灾区,某种意义上讲,国内疫情一旦根除,全球疫情基本也就结束了。事实上,自2003年6月24日我国防治非典工作获“双解除”开始,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就迅速重回正轨,我国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也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

反观此次新冠疫情,尽管我国凭借强大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和执行力,仅仅耗时两个月就迅速控制住了疫情形势,而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各地学校的错峰开学都在稳步有序地推进着,但海外疫情形势的严峻却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目前,212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超过400万例,其中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占1/3,且并没有表现出上涨放缓的趋势,疫情何时彻底结束更是不得而知。受此影响,全球供应链和金融体系遭受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对我国来说,这些情况显然不是好事,我们既要承受境外疫情输入的风险,又要面临外需长期疲软的困境,国民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肉眼可见。反映到居民身上,便是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下降,以及对用人单位降薪裁员的担忧,进而引起消费信心下降(见图3)。此外,出于避险心理,人们往往更愿意持币观望而不是把钱花出去,而这种心理要持续多久,同样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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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好比一个人屏住呼吸1分钟后,会报复性地大口喘气;可若是屏住呼吸3分钟,人可能会直接陷入昏迷,呼吸微如细丝,大口喘气尚且不可,还如何有心情去“报复”?

二,经济发展阶段大不同于2003年。非典疫情时期,恰逢我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久,在国内城镇化提速、分享全球市场红利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国民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整体上行,即便是受到了疫情影响,全年GDP依然完成9.3%的实际增速。经济形势大好,民众对未来经济预期持续乐观,“报复性消费”自然不在话下,而消费市场也得以保持良好增势(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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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经济新常态以来,国民经济增速换挡,近几年的GDP同比只有6%上下,与之相应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日趋下滑。原本大势就如此,再加上新冠疫情冲击,消费市场的强势反弹可谓难上加难。

不仅如此,现今的产业结构也早已发生质变。2003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占GDP比重刚刚超过42%;而到了2019年,第三产业已是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占比近54%(见图5)。需知,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正是集中了餐饮、酒店、旅游、文娱的第三产业,其复苏之路更是要慢于工业,这便决定了此次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过2003年,提振消费市场的难度也会因此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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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民处境同样发生深刻变化。经过多年发展,国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极大改善,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距离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日子已是近在咫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国人的负债率也在快速提升。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债务占GDP比重)只有16.2%,但2018年该数值增至53.2%(见图6),这与大城市飞涨的房价房租等因素不无关系。在居民生活成本高企的同时,收入增速却在持续降低。每个月的房贷房租等大额刚性支出的“挤压”,叠加疫情之下对于未来收入预期的降低,人们的消费自然不像2003年那般容易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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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鉴于眼下形势的错综复杂,疫情之后的“报复性消费”恐怕没那么容易到来。

“报复性消费”不易 “补偿性消费”可期

话说回来,我们也无需过于悲观——虽然“报复性消费”不容易发生,但“补偿性消费”总还是可以期待的,而这个“补偿”的动力来自于线下。

疫情期间,大面积的居家隔离与外出频次骤减重创了线下消费市场。尽管线上消费需求呈现全方位井喷,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线下才是整个消费市场的绝对大头,疫情前约有75%的零售总额都是在线下完成的。如此,一季度消费市场的不景气,直接原因正是在于线下低迷,其中有很大程度是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非人们没有消费需求。

经历长时间的“宅家高峰”后,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进入稳定阶段,大部分单位复工复产,出行也越来越便利,人们在线上无法获得的服务式和体验式消费意愿已经重新开始萌发。从百度指数的搜索结果上看,自3月下旬起,与线下消费相关的KTV、电影院、旅游、餐厅等关键词的搜索频次都出现明显回升,有的甚至还要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见下图)。足以证明,广大消费者对于线下消费的诉求日趋强烈,而疲软已久的线下消费市场正在迎来恢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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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意愿要想成真,首先需要消费行为能够实现。好消息是,从全国范围看,防疫歇业政策已明显放松,许多大型购物中心、餐馆、公园、景区等消费场所都开始陆续恢复营业;交通方面,随着北京应急响应级别的下调,全国绝大多数城市之间的日常往来几乎都可以通过绿码验证而无需隔离……

可以看到,国人线下消费的阻力正在不断减小,消费场景和路径也正逐步得到修复,曾经停业的线下消费场所正重新进入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之内。有理由相信,二季度开始消费市场必将出现反弹性的回升,虽然未必能达到“报复性”的效果,但重回正轨不是问题。

当然,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与一切生产经营行为的终极目的,提振消费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此时,与其坐等消费市场的回暖,不如主动出击来促进居民消费,这也是为什么近期很多城市都在发放消费券、鼓励周末2.5天休假的原因。

不过,仅靠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并不能为消费市场的增长注入持久的动力,从长期看,促消费、扩内需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还需要从多个维度予以发力:需求端,应从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农村等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三线以下城市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下功夫;供给端,应丰富消费市场的商品品类,提升商品服务质量,从而调动民众消费的积极性;消费环境上,政府部门仍需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推进国内消费品与国际标准对标,在支持企业培育新品牌等方面落实政策,强化监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等。

疫情终会过去,街头巷尾的火锅店会重新热闹起来,街边的喜茶店也会再次排起长队。但不管怎样,经此一“疫”,我们都应该更加懂得美好生活的可贵,更加珍视平淡背后的不平凡。(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SIF-2015) 作者:付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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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试点“房地产税”不是局长一句话就可以实现                 
【研究员】:wh
201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的领导曾表示:集中力量落实好党中央确立的重大立法事项,包括制定房地产税法等立法调研、起草,加紧工作,确保如期完成。当时,媒体普遍预测:“房地产税法”,很有可能在2019年公布草案,并“一读”。一般来说,一个全新的法律从制定到正式出台,至少需要“三读”,也就是在全国人大审议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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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4月28日,楼市传来一个大消息:深圳市住建局局长在接受深圳电台“民心桥”栏目采访的时候,谈到了近期被全国舆论关注的深圳楼市。他说:作为政府部门来讲,我们对于房价上涨不是没有考虑的,我们更多想通过一些标本兼治、精准施策的办法来解决房价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手段,我们准备了很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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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交易环节,对高价房采取少杠杆、高利率、高税收等手段,与普通住房差别化;在持有环节,我们接下来也可以考虑房地产税的问题。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考虑政策里,只不过是根据市场的情况,什么时候出的问题。

这大概是大半年来,第一次有官员公开提及“房地产税”。201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的领导曾表示:集中力量落实好党中央确立的重大立法事项,包括制定房地产税法等立法调研、起草,加紧工作,确保如期完成。

当时,媒体普遍预测:“房地产税法”,很有可能在2019年公布草案,并“一读”。

一般来说,一个全新的法律从制定到正式出台,至少需要“三读”,也就是在全国人大审议三次。

但到2019年下半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房地产税最终没有了消息,直到2020年4月28日被深圳住建局长提及。

近期还有一件事,也让很多人联想到了房地产税。这就是住建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全面采集楼盘信息,实现网签即时备案,推进房屋网签备案系统全国联网,也就是实现“全国一张网”。

那么问题来了:深圳有可能率先开征“房地产税”吗?全国性的房地产税,将会在什么时候落地?

或许有读者会反驳:深圳怎么能叫率先开证?上海、重庆不是2011年就试点了吗?

这涉及到一个99%的中国人至今都搞不懂的重大问题——房产税和房地产税。别看这两个词只差一个字,但法理基础、含义都差别巨大。

房产税在中国早就有,现行的“房产税”开征依据是1986年9月国务院发布、2011年1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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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房产税”一直在征收,从来没有间断过。但个人购买的房屋,一般是免征的,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根据财政部数据,2019年全国征收房产税2988亿元,同比增长3.5%。

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依据就是这个“房产税条例”,我们可以称之为“老版房产税”。它的最大死穴,是没有考虑房屋的升值。是按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至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一般税率为1.2%。重庆、上海开征的时候,是在1.2%的基础上下调的。

按照原值征税,就会出现这种荒诞的情况:比如你是一个小区的原始业主,20年前买这套100平米房屋的时候,原值是50万元,那么你就一直按照50万元的7折纳税;而你的邻居,是今年新来这个小区的,跟你一样的户型,结果他花了600万,那么他的计税依据就是600万的7折。这是不是很可笑。

“房产税”没有包括土地因素,没有考虑到房屋的升值。所以必须与时俱进,这就是要出台“房地产税法”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国家已经确定了“税收法定”的原则。所有的税种,其开征依据都必须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而不能是国务院或者某个部委的条例。

在这个背景下,深圳再走重庆、上海的路子,参照“房产税条例”来试行就不可能了。说白了:如果深圳要试点房地产税,一定是新的税种、税法,而不是“房产税”。而且要全国人大授权。所以在深圳试点“房地产税”不是局长一句话就可以实现的,牵扯到方方面面。

但这不是说100%做不到。事实上,“房地产税”最好能在全国一批城市试点之后,再全面推广。因为情况太复杂了。如小产权房、违法建筑,征收不征收?如果不征收,那么在深圳就出现这种情况——一个白领家庭,辛辛苦苦买了两套房,其中一套要交税(估计第一套会免征);而另外一个原村民,历年非法抢建了3栋楼,上百套房子,反而一分钱税不用交。这公平吗?

如果小产权房、违法建筑也要交税?是否意味着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确权”?

中国的房屋产权非常复杂,除小产权房、违法建筑之外,还有军产房、集资房以及旅游、工业用地上的住房,以及各类政策性住房、农村住房。如果开征房地产税,这些房子的种种特殊因素都需要考虑。

很多家庭虽然购买了2套房,但仍然处于沉重按揭压力下。如果开征房地产税,势必加重负担,影响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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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主要城市的居民消费情况,可以看出深圳虽然GDP位居全国第三,但居民消费只位居第七。这除了跟距离香港近,有些消费流失到了香港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房价高、房租贵,“深漂”们勒紧裤腰带不敢花钱。

如果开征房地产税,这些成本势必加入房价、房租,只会进一步挤压深圳的居民消费。

其实这对于每个城市都是适用的。政府加税,一定挤压居民消费。正因为如此,最近一两年,我们的政府是不断减税降费的,而全世界也都在减税降费。所以判断是:开征房地产税的最佳时点已经错过,未来绝大多数城市是没有条件开征的。

如果把县城、县级市都看做一个城市,中国有2000多个城市。其中90%的城市,未来没有能力开征实质性的房地产税。如果有,也是象征性的。

目前香港的土地、房屋制度跟内地最像,也就是房价里包含了几十年的地价,所以税率极低,都是千分之几。有些人幻想,中国也跟美国一样,房地产税的税率是1%到2%,这是非常荒唐的。如果这么高的税率,一定会惹出大乱子。

香港的房地产税(包含差饷、地租、物业税),一般低于一套房子的物业管理费,或者基本相当。如果内地首套免征,从第二套开征,可以适当高一点,但也不能太高。

央行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96%,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

这意味着,中国楼市已经到了临界点。除大城市因为人地错配,还有比较明显的住房新增需求,绝大多数三四五线城市,基本上饱和了。

在这种时候全国一刀切开征房地产税,结果一定是:大家纷纷抛售中小城市的住房,都跑到大城市买房子。所以,对于人口竞争力偏弱的中小城市,开征房地产税相当于经济自杀,是催促大家赶快逃离,抛售房产。

中小城市不傻,他们最终会出台政策,减免房地产税,最后让这个税种名存实亡。

有人口增量的大城市,的确有能力开征房地产税。但事实上这些城市财政能力强,恰恰不缺这个钱。他们更看重城市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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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地级市都在纷纷出台“购房免契税”、“购房给补贴”的政策(上图),即便如此都吸引不来人,你让他们开征房地产税,这不是南辕北辙吗?

即便是大城市也会比着“轻徭薄税”,以巩固“长期竞争力”。如果深圳房产税是0.3%的税率,广州可能只收0.2%,而东莞或许只收取0.1%。这时候,深圳坐得住吗?

调控楼市办法很多,最好用的武器是信贷政策。首付比例、利率浮动等,有了这些措施,再加上限购、限售,足够用了。

至于房地产税,是一个非常复杂、难用的武器,而且存在法理缺陷——因为购房者都是租用土地,而且一次性缴纳了地租,再征税是难以说服大家的。

关于房地产税,最乐观的估计是:只会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长期试点,而很难全国推广。试点的推出时间,或许在几年之后,至少等疫情的影响完全结束。(来源:刘晓博说财经 作者:刘晓博)



                                 
                                           社会透视
                 



很多城市早已撑不下去 系列两难困局让地方政府焦头烂额                 
【研究员】:wh
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恢复经济进入正轨”、“实现年度经济发展目标”、“促进房地产健康稳定发展”等诸多名义放松楼市调控、试探政策的底线就出现了。于是看到:疫情爆发后,众多城市出台了刺激楼市、放松调控的擦边球政策。如果缓缴土地让金、容缺办理各种证件、放松购房监管资金提取标准、放宽人才引入政策等还算合理得话,那降低首付、提高贷款限额、补贴契税和购房款、甚至放松限购限售等政策则简直是赤裸裸的刺激楼市了……而这显然与中央精神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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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与“因城施策”的变通之间,该如何平衡呢?

短命的政策

自2016年9月30日全国楼市统一调控以来,至今已三年有余。其实,很多城市早已撑不下去了。在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下,包括房地产在内的绝大多数行业更是损失惨重,随之而来的是地方财政收入锐减后的窘境、经济下行带来的就业锐减及可能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力挽狂澜刺激经济?

你想到了、地方政府也想到了,就是刺激房地产。可中央一再强调“房住不炒”、“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如何在上符政策、下合需求间把握好度呢?

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恢复经济进入正轨”、“实现年度经济发展目标”、“促进房地产健康稳定发展”等诸多名义放松楼市调控、试探政策的底线就出现了。于是看到:疫情爆发后,众多城市出台了刺激楼市、放松调控的擦边球政策。

如果缓缴土地让金、容缺办理各种证件、放松购房监管资金提取标准、放宽人才引入政策等还算合理得话,那降低首付、提高贷款限额、补贴契税和购房款、甚至放松限购限售等政策则简直是赤裸裸的刺激楼市了……而这显然与中央精神相悖。

于是看到重复上演的一幕——发布文件又纷纷撤回,出现政策数日游、二日游、一日游、甚至小时游的奇葩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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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发布房地产支持性的政策多达百起,其中绝大部分偏向刺激的政策都被撤回。

在已经有“城市撤回发布楼市政策”的前车之鉴下,为何各地还前仆后继的重蹈“发布政策、再撤回政策”的覆辙呢?

因为地方政府难啊!放不放松楼市调控、要不要刺激楼市一把、地方经济如何稳、民生就业如何保……这一系列的两难困局正让地方政府焦头烂额。

两难的困局

房地产行业产业链之长、牵涉上下游行业之多、影响经济范围之广、对经济拉动作用之大、对解决民生就业难题之强、对地方财政收入贡献之深……是其他任何一个行业都无法比拟的,房地产是当之无愧的国民经济支柱。

现在中央提出“六稳”、“六保”,对广大的三四五线、乃至十八线城市来说,刺激房地产就是一剂立竿见影的良药——长期看,也许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

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可刺激房地产又与中央政策相违背,不得以才会明里暗里的放松调控、并不断的试探政策底线,并由此让地方政府进退两难、陷入困局。

困局一、经济启动。

从2018年开始的这轮经济下行周期,早已让地方政府承受巨大压力。而今又在疫情冲击下,更是雪上加霜。企业限产甚至停产、商业部分甚至全部停业、交通几乎停滞……直接让经济按下暂停键,相应就是经济断崖式下跌,失业、尤其低技术就业的中低收入群体失业骤增,甚至影响到生存。

经济暂停容易,可重启艰难,主要是生产供应链遭到破坏,需要协同复工复产。可万没想到的是,在中国疫情得到控制后,3月后疫情居然在海外扩散、失控。

在国内生产链恢复的过程中,猛然遭遇到海外需求的锐减——你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谁呢?没有买家,复工复产又有何用呢?

这就是启动经济困局:实体经济启动艰难,这就需要房地产救急,可刺激房地产又与中央政策相悖。

困局二、财政依赖。

在经济下行、疫情冲击下,企业营收锐减、个人收入锐减……政府的收入也在锐减啊,可财政支出却是刚性的——据报道,个别财政匮乏的地方连人员工资都发不下来了,当赤字亏空越来越大时,让地方政府如何运行呢?

近二十年来随着城市化推进,卖地收入成为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并由此形成土地财政依赖。当实体经济的财税收入锐减,地方不得不又想拎起房地产这个夜壶,既有利于房地产相关的税费收入、也有利于卖地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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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1万亿。这犹如一座大山压在地方政府的头上,这么多的债务要还、从哪里搞钱呢?一线等实力强的城市实业发达、税源广还好说,对于广大税收本就贫乏的城市来说如何筹钱?想来想去,还是房地产见效最快。

这就是地方政府财政依赖的困局:财政得有收入保证,而当下就需要房地产救急,可刺激房地产又与中央政策相悖。

困局三、金融安全。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行业、也是高杠杆行业,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债务危机,严重的甚至造成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所以中央一再提出要防止金融系统性风险。

系统性风险指的是房价上涨吗?不是,是房价下跌或大跌,跌到房产价值不足以偿付贷款金额。

楼市调控就是为了防止房价涨幅太高、形成泡沫,一旦泡沫破灭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可如果在调控下房价直接大幅下跌,那系统性风险就直接到来了。各地或明或暗的松绑楼市,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托住房价、不让房价出现大跌。

另外,现在新房都是期房销售,并且地产商背负了大量银行贷款,一旦销售不畅极易引发项目烂尾,这除了会引发群体性维权事件外,同样会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烂尾的资金很大一部分就来自银行。

这就是金融系统性安全的困局:要保金融安全,就得托住房价,而拖住房价就得适当的放松楼市调控,可这又与中央政策相悖

困局四、房价预期。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放松楼市的多是经济实体偏弱、土地新房供应量大、缺乏人口流入的四五线城市。其实这些城市上一轮房价上涨主要是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结果,当然也有老百姓跟风追涨的原因,它们本质上是缺乏上涨基础。

这些城市即使放开限购、限贷、限售等调控措施,也不会引起房价大涨。但是,它会造成心理影响。因为这些房价本不会上涨城市的调控放松,会给其他城市的老百姓造成一种“调控要放松、房价将暴涨”心理预期,而抢房就来自于的“房价将暴涨”的心理预期。

若再经过以自媒体为主舆论造势宣传(媒体的天性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就会弄巧成拙、反而真的引发房价上涨。

中小城市放松调控本没有错,错的是它产生的影响。这就是房价预期的困境:本来各城可以根据当地情况适当放松楼市调控、甚至适度刺激一下,可产生的连锁反映太大,以致看起来跟中央的政策相悖。

以上就是地方政府面临的系列困局,楼市调控是既恨又爱。

调控的无奈

中央对楼市的目标其实很明确,就是稳——价格可小幅波动,但不能大幅波动。底线是不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具体策略就是“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

对“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如何理解,虽没有明确文件,但经过二三年的实施大家已估摸出个大概。

当房价涨幅过大时,就提“房住不炒”,目的是抑制房价;当房价要大幅下跌时,则提“因城施策”,目的托住房价。这也就是实现中央的大目标——稳房价。

什么是房住、什么是房炒呢?家庭已有一套小房子,想改善一下再买个大三房,是住是炒?因为有钱,想买套大平层/大别墅豪宅,是住是炒?因为手里宽裕,其他理财不懂或觉得不安全,买两套作为收租投资,是住是炒?……

界定“房炒”的一个定量指标应是杠杆——是否贷款了、贷了多少数额多少成数的款,只有欠银行债务不还才会造成系统性风险

若是全款买房,等泡沫破灭亏钱爆仓损失的只是个人…此时社会财富没有消失,只是发生了转移,肉烂在了大锅里。

对于首套房,在确保月供能力的情况下可以适度高杠杆(以前我们有过20%首付、香港可以10%首付、甚至一些西方国家可以0首付);对于二套改善住房(得明确改善的定量指标),可以适度杠杆(目前多是60%首付);对于三套以上住房和豪宅必须全款,并严查资金来源,必须是自有资金而非贷款……既坚持了房住不炒,又拉动了经济。

我国城市的房价是分化的,并且愈发明显,就像北京的一平方可以购买鹤岗的一套房。一些四五线小城根本没有调控的必要…不是抑制房价上涨、而是托住房价不跌,取消限购限贷、甚至鼓励买房就是“因城施策”,就是稳房价。

但现实是复杂和无奈的。主要是中国人对房子的信仰、对房价的信仰太坚定了。凡是楼市放松,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城市,都会条件反射似得联想到房价要涨;了凡是利率、存准率稍作做下调,都立马联想到钱多放水了、房价就要涨了……结果就是本该放松调控的城市不能放松。只有老百姓对房子的信仰破灭,楼市调控才会回归到它的本质。只是,这一刻何时到来呢?(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米筐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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