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编】：WH
《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政一些不相适应关系任重道远》：在通过分税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基础上，我们着力推进预算管理改革。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建立由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组成的政府预算体系。改进预算管理和控制，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部门预算管理制度，实现一个部门一本预算，完整反映部门收支状况。清理规范重点支出挂钩事项，促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健全预算标准体系，推进预决算公开，不断加大“三公”经费公开力度。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设，有序推进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将所有财政资金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建立健全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举债融资机制，妥善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经过努力，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相适应的预算管理制度体系，预算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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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政一些不相适应关系任重道远
【研究员】：WH
为避免扭曲市场并调动地方积极性，主要按照税种属性划分各级政府收入。通常将体现国家主权的税种划为中央收入，如关税、进口环节税收等；将税基较为稳定和地域化属性明显的税种划为地方收入，如房产税、市政税等；将税基流动性较强、地区间分布不均衡的税种划为中央收入或中央按照较高的比例分享，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通常作为中央收入或共享收入，共享时中央占比一般较高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安排我国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专题讲座（第十八讲）。财政部部长刘昆作了题为《我国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专题讲座。全文如下：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安排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专题讲座，体现了对财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下面，我汇报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基本理论和通行做法；二是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发展变化；三是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发展的成效；四是进一步理顺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基本考虑。 一、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基本理论和通行做法。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政府间权责划分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判断，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要求“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财政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内容，也是在财税领域的具体体现，为我们加快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般来讲，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收入划分，也就是以税收为主体的政府收入在政府之间如何安排；二是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也就是事该由哪级政府干，钱该由哪级政府出；三是转移支付制度，事和钱都分清楚之后，政府间的财力盈缺如何调节，如果地方收入不能满足干事的需求，如何通过科学规范的转移支付得到弥补。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预算管理制度，明确财政收支活动的基本规则，保障财政发挥职能作用，促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工协作、有序运转、有效履职。在现代财政制度形成过程中，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发展打下了明显的时代烙印。世界各国的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一）关于收入划分。 为避免扭曲市场并调动地方积极性，主要按照税种属性划分各级政府收入。通常将体现国家主权的税种划为中央收入，如关税、进口环节税收等；将税基较为稳定和地域化属性明显的税种划为地方收入，如房产税、市政税等；将税基流动性较强、地区间分布不均衡的税种划为中央收入或中央按照较高的比例分享，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通常作为中央收入或共享收入，共享时中央占比一般较高。 （二）关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政府间财政事权主要按照三个原则进行划分。一是受益范围原则。如果某项支出对区域外的其他地方产生影响，具有一定外部性，就应当由更高级次的政府承担。二是信息复杂程度原则。信息获取和处理越复杂、越可能造成信息不对称的事务，越应由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负责。三是调动积极性原则。财政事权划分要充分体现权责匹配，有利于各级政府积极主动履行职责和激励相容，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 具体实践中，多数国家中央（联邦）政府通常承担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跨域生态环境保护、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职能，地方政府主要承担基础教育、社会救助、社会治安、市政交通等方面事务，一般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跨区域基础设施、高等教育、科技研发、公共文化以及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等外部性较强的事务。 （三）关于转移支付。 按照收入和财政事权划分基本规则，通常形成中央财政事权有限但财力相对集中、地方财政事权较多但收入有限的格局，产生纵向的财政不平衡。同时，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较大，按统一规则划分收入后，地区间财政收入苦乐不均，形成横向的财政不平衡。为此，需要运用政府间转移支付加以调节。从国际通行做法看，转移支付通常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类，前者属于无条件拨款，后者需要按规定用途使用。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对地方事务的补助，专项转移支付主要用于中央委托事务、中央和地方共同事务以及需要引导和鼓励的地方事务。也有国家对教育、卫生等涉及基本民生的中央和地方共同事务，实施介于一般性和专项转移支付之间的分类转移支付模式。总体上看，各国转移支付制度和转移支付方式的选择，与本国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国情紧密关联，既有共同遵循，也有个体差异。 二、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发展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体经历了统收统支、包干制、分税制三个阶段。其中，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领域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制度变革，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要求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框架奠定了基础。 （一）收入划分方面。 分税制改革将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国内消费税等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其中企业所得税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将营业税、契税等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 此后，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需要，不断调整完善相关收入划分。其中，2002年实施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打破了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的做法，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统一由中央与地方按60:40的比例分享，并明确中央因改革集中的收入全部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这有利于推进政企分开和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结合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又作了一些重大调整。主要是实施增值税五五分享改革，将原属地方收入的营业税（目前已改为增值税）以及中央和地方按75：25比例分享的增值税，统一调整为中央和地方按50：50的比例分享。将环境保护税作为地方固定收入，调动地方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性，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均衡地区间负担水平，确保对企业应退尽退，落实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 经过上述调整完善，逐渐形成了目前的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格局：中央固定收入包括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关税、国内消费税、车辆购置税、船舶吨税、海洋石油资源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等。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包括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地方固定收入包括环境保护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印花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教育费附加等。 （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面。 在分税制改革中，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基本沿袭了改革前的格局，除国防、外交、重大基本建设外，主要按照隶属关系确定支出范围。随着公共财政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基本养老保险、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相继出台，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划定支出责任，并主要根据各地区财政状况实行不同补助比例，东部地区多自行承担，中西部地区中央补助较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明确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确定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2018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此后，教育、医疗卫生等分领域改革也相继展开，初步形成了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框架。 （三）转移支付方面。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逐步建立健全了较为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基础上，为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相衔接，2019年新设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暂列一般性转移支付项下，待今后修订预算法时再作调整。 一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等，主要用于均衡地区间财力配置，保障地方日常运转和加快区域协调发展。2019年，一般性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总额的47%。 二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包括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学生资助补助经费、就业补助资金、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等，主要是配合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用于履行中央承担的共同财政事权的支出责任，保障地方落实相关政策所需财力，提高地方履行共同财政事权的能力。2019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总额的43%。 三是专项转移支付。包括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城市管网及污水治理补助资金、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等，主要用于保障中央决策部署的有效落实，引导地方干事创业。2019年，专项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总额的10%。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今年中央财政建立了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纳入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管理的资金包括中央财政通过新增赤字1万亿元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安排的预算资金。这部分资金属于一次性支出，在保持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不变、地方保障主体责任不变、资金分配权限不变的前提下，按照“中央切块、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直达”原则进行分配，确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支持基层政府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经过上述收支划分和转移支付调节，以2019年数据测算，中央和地方收支情况如下：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本级收入占46.9%，地方本级收入占53.1%。全国财政支出中，中央本级支出占14.7%，地方本级支出占85.3%。中央财政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部分占67.9%，用于安排中央本级支出的部分占32.1%。地方财政总支出中，来源于本级收入的占63.5%，来源于中央转移支付的占36.5%。 需要说明的是，省以下财政体制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延伸，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一制国家的省以下财政体制多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以巩固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联邦制国家由于实行财政分权，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通常由各地自行确定。根据国情需要，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基本原则，由省级政府在中央指导下，结合本地实际自行确定。 上述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主要是指一般公共预算。从全口径政府收支看，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由于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和收支属性，“专款专用”的特征明显，主要是根据各本预算管理现状和特定事业发展需要，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责范围，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体制模式。政府性基金方面，地方收支占大头。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大部分为地方收入，中央主要通过分享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获得部分收入；彩票公益金由中央和地方按照50:50的比例分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方面，主要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支。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方面，主要是按照参保人员的征缴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保障范围。 三、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发展的成效。 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加快推进，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更加公平有效的环境，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 （一）财政收入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财政实力显著增强。分税制改革奠定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1994-2019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了36倍，目前1个月的收入比2000年全年收入（13395亿元）还要多；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28倍，从世界第10位上升到第2位；财政收入占当年GDP的比重由15%提高到19%，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与政府财力增强的良性循环，为落实党和国家各项决策部署、推进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现阶段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创造了条件。 二是中央收入比重明显提高。分税制改革扭转了中央收入比重逐步下滑的局面。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仅为22%。分税制改革提高到55.7%后，经过多次分配格局调整，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比47%左右，基本保持在合理区间，为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是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有效调动。增值税、所得税等主体税种由企业所在地政府按比例分享，提高了地方政府服务企业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发展。 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享方面看，我国共享收入占比较高，主要是立足于地区间差异较大的国情。从财政收入分布上看，税收收入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以2019年为例，东部地区九省市占国土面积8.8%，占总人口的35.6%，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为58.4%，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占全国三个税种收入的比重高达62%。实施中央和地方大规模共享收入的做法，既体现了应对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客观需要，也通过共同做大“蛋糕”，实现中央与地方“共赢”、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共赢”。这与传统市场经济国家的安排有所不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特点，是中国特色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成功实践。 （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逐步清晰，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基本建立。 一是主要领域的责任划分基本明确。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方向，首先将义务教育、基本就业服务、基本养老保险等涉及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需要优先和重点保障的八大类18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纳入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范围，逐项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分担方式和具体比例。同时，结合政府支出分类，按照统一的原则和标准加快明确分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截至目前，医疗卫生、科技、教育、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等分领域改革方案已经出台。以往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够清晰的局面，得到了明显改变。 二是共同财政事权的功能作用有效发挥。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过程中，合理确定共同财政事权范围，确立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主体的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框架，并以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作为支撑，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国家治理需要，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保障相关政策的落实。 三是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初步建立。逐步明确主要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支出标准以及中央与地方分担办法，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清单管理制度。制定了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9项统一的国家基础标准，并引入合理增长机制，确保共同财政事权落实和财政可持续。同时，还注意加强对地方标准的管理和控制，明确各地在确保国家基础标准落实到位的前提下，按程序报备后可因地制宜实施高于国家基础标准的地区标准，高出部分所需资金自行负担。 在各级财政之间，界定较多的共同财政事权，也是为了应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需要。考虑到我国各地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区域间分布严重不平衡，以财政事权为基础，形成共同负担机制，对具体共同财政事权事项可以分地区实行差异化区分，弥补均衡性转移支付计算方式上的不足，更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019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的比重为43%，纳入共同财政事权的支出责任，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更高水平的均等化。总体上看，各地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得到较好平衡。 （三）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 一是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1994-2019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加了125倍，年均增长21.3%，高出同期中央财政支出增幅4.7个百分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5%提高到36.5%，有效均衡了地区间财力差异。 二是转移支付体系基本健全。总体上形成了以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为依据，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有效组合、协调配套、结构合理的转移支付体系。特别是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各地财力状况确定转移支付比例，既保障了相关领域政策有效落实，又体现了财力均等化的导向；既维持了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基本稳定、保护了东部地区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又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了多元政策目标的有机统一。 三是专项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完善。分税制改革以来，专项转移支付的作用总体上是积极有效的。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多，立项随意性强，部门自由裁量权大，负面反映也不少。近年来，我们立足于完成党中央部署的重要工作任务，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调整专项转移支付的使用范围和方向，并压减不符合上述目标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效果逐步显现。从实践情况看，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进一步加大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黑臭水体治理以及雄安新区建设、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东北振兴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集中财力解决重点地区的突出问题，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省以下财政体制初步规范，基层财政保障能力有所增强。 分税制改革以来，各地参照中央做法逐步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明确划分地方各级政府收入范围，注重调动基层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规范省以下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将部分适合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强化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责任，提高民生支出保障水平。建立较为规范的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引导财力向下倾斜，着力增强县乡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省内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注意处理好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其他经济管理权限关系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减少财政管理层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五）预算管理制度日益健全，科学化、规范化水平逐步提升。 在通过分税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基础上，我们着力推进预算管理改革。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建立由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组成的政府预算体系。改进预算管理和控制，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部门预算管理制度，实现一个部门一本预算，完整反映部门收支状况。清理规范重点支出挂钩事项，促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健全预算标准体系，推进预决算公开，不断加大“三公”经费公开力度。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设，有序推进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将所有财政资金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建立健全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举债融资机制，妥善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经过努力，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相适应的预算管理制度体系，预算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内外形势变化，特别是与新时代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相比，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现行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仍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主要是：地方税和直接税体系有待健全；部分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还不够清晰，共同财政事权需要进一步规范，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需要加强；转移支付结构不尽完善，转移支付管理的有效性仍需提高；部分地区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进展偏慢，符合“三保”要求的制度保障还不够健全；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的体制机制仍需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工作需要加强等。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谋划并努力加以解决。 四、进一步理顺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基本考虑。 解决好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努力。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调整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我们将贯彻以下基本要求：一是坚持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坚持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坚持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体现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改革方向。 按照上述要求，重点从以下七个方面予以推进：一是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完善以共享税为主体的收入划分模式。二是完善共同财政事权体系，强化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三是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推动财力下沉，提升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四是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财政保障体系。五是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六是健全风险预警机制，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七是积极配合立法监督，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关心财政工作，为我们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做好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财政部将一如既往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服务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监督和履职需要，努力推动各方面工作迈上新的台阶。（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刘昆）
政经观察
再出毒招 美国制裁风暴开始席卷香港金融圈
【研究员】：WH
美国制裁11名中国香港官员，尽管特首林郑月娥等人表示，在美国并无资产，不怕制裁，但前银行法规部调查主任说，香港的银行都不能再与被制裁人士建立任何业务关系。不然，连带银行也会被美国金融制裁，他们在全球的资产也会受影响。有评论人士说，接下来被制裁人士财产的唯一道路，只能存到中国国内去。
【博览财经特稿】美国日前宣布制裁11名香港官员，并列入美国财政部属下一个名为“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 List （SDN）特别指定制裁者名单”。 美国宣布制裁消息后，包括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在内的被制裁官员，以及其他一些官员纷纷表示，自己在美国没有资产，也不打算去美国。 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发声明强调，美国的制裁在香港并没有法律效力。 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日已在推特上放风，后续还会有进一步的制裁，“（制裁行动）这些将不是一锤子买卖（These actions aren’t one-offs）。” 显然，美国这个制裁只是第一步，且其盟国还会有可能继续跟进。如果英国和整个欧洲，澳洲，都跟进的话，被制裁官员的资产就会无处可存放，只能放回国内的银行，那资产就透明化了。 据美媒透露，美国制裁是全方位考量的，现在香港一些跨国银行正在配合美国的制裁令，切断与香港被制裁官员的关系。他们不能在其跨国银行开户，不然银行会被美金融制裁，未来中资在香港的银行也一样，要是关联连这些官员的，也同样会受制裁。 之前，有不少国际毒枭、恐怖主义者等都曾经被列入“特别指定制裁者名单，一旦被列入了这一名单，被制裁者与美国人或机构不能再有任何的业务关系。 在8月7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1名中港官员中，包括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以及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银行业界人士表示，美国的制裁行动并非仅限于美国境内，香港境内的各金融机构也将遵守美国的制裁令，也就是说，这11名被制裁官员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将受限。 翻查多家银行的制裁政策，当中都有列明禁止或限制遭制裁者的交易。其中渣打银行的制裁政策列明，绝不会容许涉及与受制裁对象直接或间接的交易，而受制裁对象是指被英国、美国、欧盟或联合国任何一方或多方指定的制裁目标，或受制裁目标以单独或合计拥有50%以上股权的实体。 就是说与被制裁者有股权关系的实体或公司也会被银行限制交易，不然的话，该银行就会被美国金融系统制裁。 而汇丰、恒生银行都会按照以上制裁名单，筛查全球客户及其全球交易，禁止与制裁名单上的个人或机构进行业务往来。美国花旗银行遵循美国经济制裁与禁运条款及业务所在地的法律，制订一系列政策及作业办法，员工不得直接或透过第三方，促成受禁止的商业活动，逃避适用的制裁限制。 前银行法规部调查主任卢先生表示，11名中港官员被列入SDN的制裁名单，意味香港和外资银行都不能再与被制裁人士建立任何业务关系，包括存款户口、贷款户口、信用卡户口等，其资产都会被冻结。 被制裁官员他们财产的唯一道路，只能存到国内来。可美国表示将来还会更扩大制裁。 这次美国制裁香港，是中美关系里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被制裁的官员，包括林郑月娥表示她自己在美国没有财产，表面上看好像是个人的事，其实这是深刻改变着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的大事。 美国的制裁风暴开始席卷香港金融圈。香港一些跨国银行正在配合美国的制裁令，切断与香港被制裁官员的关系。这些被制裁官员的存款将来就只能存在中资银行了。可是，哪一家中资银行为他们服务的，也要受美国制裁的。那中美的金融关系将如何演变？这事将会演变的非常大！
被制裁人士等同切断与美国机构或人士的任何关系，他们的日常生活将受到影响。 美国财政部公告所指的金融机构不仅限于银行服务，亦包括证券、保险等服务，就连在日常生活中用信用卡付款、买卖房子等等简单举动，也会遇到重重阻碍。 被制裁人士的配偶及子女也将被牵连。其中，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与丈夫潘乐陶共同持有安乐工程63%股权，而安乐工程在3月宣布计划进军美国市场，斥2.78亿港元收购美国电梯工程公司Transel Elevator & Electric 51%股权，让外界关注郑若骅会否连累丈夫潘乐陶，让安乐工程日后难以在美国经营，甚或会被制裁。 安乐工程9日澄清，郑若骅对安乐工程任何股份没有任何法定、实益拥有权或财务权益。虽然安乐工程尝试与郑若骅撇清关系，但10日该公司股价大跌50%。 郑若骅拥有的是安乐工程的控股权，美国将视郑若骅和潘乐陶为一体，所以尽管安乐工程如何撇清关系、如何断绝与美国企业交往，也将难以躲避遭美国的制裁。 如果有金融公司贷款给安乐工程，该金融公司就会被美国全面制裁，在任何一个地方贷款也不行。即便你是中资机构，如果在美国有分行，美国也可以冻结其财产。这就是美国的法律！ 对于美方的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日表示，中方将制裁11名美国人。但没有透露对11名美国人制裁的具体内容。 分析人士表示，如果这11名美国人在中国没有资产，那制裁手段和效果非常有限。（来源：新前沿 作者：新前沿）
折射中美关系博弈 从中国对美投资看TikTok命运
【研究员】：wh
“全球化产品，本地化内容”，抖音强劲的扩张势头自然给本土网络巨头带来压力。TikTok在美国的成功对Facebook形成巨大的竞争，它将美国总部驻在加州硅谷距离Facebook总部不远的位置。在竞争中还一度以高出Facebook工资20%的薪酬来吸引其员工跳槽，这引起了马克•扎克伯格的忌惮，并在Facebook公司内部会议上指明TikTok是主要的竞争对手。不仅在美国市场，TikTok在印度、欧洲都迅速地开辟了市场。巨量增长的市场份额，给股东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这种投资和商业模式是中国在以往对美投资中未曾有过的。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企业家张一鸣创立的字节跳动在国内拥有“抖音”、“今日头条”等知名网络产品，其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是推动其进行海外投资的关键。在进军海外市场的过程中，2017年字节跳动以10亿美元并购美国社交媒体应用“假唱视频”（Lip-sync Videos Musical.ly）后推出抖音国际版“TikTok”。TikTok投资方包括软银集团、红杉资本、KKR、General Atlantic和Hillhouse Capital Group、老虎基金等大型私人股本公司。通过这次收购，字节跳动成为TikTok的母公司，这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最大手笔。 由于收购属于“低政治”领域，起初并未引起美国外资监管部门的注意，字节跳动未做审查申报也未受到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TikTok通过股权融资及与美国本土巨头实现利益交融，迅速地实现扩张，其主打年轻群体的娱乐视频市场，契合了年轻人压抑而力求展现自我的心理，在短期内获取了巨大市场份额和投资回报率。由于扩张速度过快，运营中出现一些违背美国法律的案例，比如TikTok视频平台上儿童色情一度泛滥，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引起美国监管和执法部门的注意，字节跳动为此支付巨额的罚单。此外，在中美关系敏感时期，TikTok对中国边疆省份敏感事务的技术屏蔽引发美国社会的质疑，招致一些议员的反对，并由此上升到对中国政府的攻击。 截至2018年，TikTok已使用75种语言在150多个国家市场中运营。2019年11月，传感塔统计TikTok在“IOS App Store”和“Google Play Store”的下载量已经超过15亿，胜过YouTube、Facebook等行业巨头。2019年全年，TikTok和抖音在“App Store”和“Google Play”上的下载量就超过7.38亿次，后者贡献了约6亿次安装。2020年，随着COVID-19疫情爆发，TikTok的下载量和市场份额进一步增加。尽管Facebook等其他社交平台纷纷学习TikTok的界面运用和模式，但这始终未能撼动TikTok的持续增长的市场份额。 抖音强劲扩张势头给本土网络巨头带来压力 “全球化产品，本地化内容”，抖音强劲的扩张势头自然给本土网络巨头带来压力。TikTok在美国的成功对Facebook形成巨大的竞争，它将美国总部驻在加州硅谷距离Facebook总部不远的位置。在竞争中还一度以高出Facebook工资20%的薪酬来吸引其员工跳槽，这引起了马克•扎克伯格的忌惮，并在Facebook公司内部会议上指明TikTok是主要的竞争对手。不仅在美国市场，TikTok在印度、欧洲都迅速地开辟了市场。巨量增长的市场份额，给股东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这种投资和商业模式是中国在以往对美投资中未曾有过的。 美国政府和法律异常注重民众隐私保护，相关数据的跨国传输涉及数据主权和安全。国会早在2012年即通过“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规定消费者拥有对网络数据的使用、存储和获益权利，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执行该法律，并将对违法者处以2500万美元的罚款。TikTok在扩张中缺乏规范令美国政府和议员担忧。2018 年 2 月，犹他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欧林•海契提交了一部立法草案即《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又称“Cloud法案”），法案利于美国政府调取跨境数据。2018年6月，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了《加利福尼亚消费者隐私法》，作为在网络时代对消费者隐私的保护，法案在全美引发了广泛的立法反响。特朗普支持推动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2018》进一步收窄了外资对包括网络数据等敏感行业的投资，法案规定当互联网公司持有的“敏感个人数据”包括超过100万的用户，且数据可用于分析或确定“个人财务状况”或“身体、精神、个人心理健康状况”时，执法部门可选择介入调查。这一系列立法不仅给TikTok划定了经营边界，也为日后制裁TikTok提供了法律依据，TikTok面临的政治风险陡增。
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力量也在行动。2019年1月，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严厉指责字节跳动可能泄露TikTok的4000万美国用户的个人信息。因可能牵涉个人隐私数据的跨境转移，2019年10月，数百名国际用户在TikTok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北区地方法庭对TikTok进行集体诉讼，指责TikTok擅自收集用户信息，该诉讼索赔额超过500万美元。红迪网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霍夫曼在2020年2月公开批评称，“抖音国际版的TikTok手机应用软件，从根本上讲是个寄生型的间谍软件”，霍夫曼建议人们不要安装在手机上。 不仅如此，TikTok还被认为是中国软实力输出的手段，是中美科技战的新武器。隐私权倡导者和一些国会议员希望控制该应用程序，主要担心TikTok可能被运用于审查和监视服务中国政府所需，导致美国社会信息混乱并干扰选举。一些媒体甚至从价值观立场出发反对TikTok，比如，在2019年12月美国之音（VOA）指责中国对美输出“段子文化”，这使得美国年轻人放松对“共产主义”的警惕，形成“娱乐至死”的氛围，导致美国传统价值观崩溃，放松戒备甚至崇拜共产主义和威权主义，中国政府则进一步扩大其软实力和影响力，在监控和人脸识别的强大功能下，美国社会的秘密全部被中国掌握。 TikTok令美国监管部门担心 由于下载使用群体不断地扩张，美国监管部门越发担心TikTok是北京方面安排进行大规模监视美国人的“特洛伊木马”。2019年10月，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克•卢比奥要求CFIUS调查字节跳动在2017年收购Musical.ly一案。卢比奥认为，这起收购是中国政府利用TikTok来实施对美民众信息的政治审查，审查政策由北京总部决定。2019年10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参议员汤姆•科顿致函国家情报局代理局长约瑟夫‧马奎尔，对TikTok数据采集提出质疑，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对TikTok展开国家安全调查，查证TikTok是否配合中国政府的数据审查规则将美国客户的个人信息传送回中国，并认为TikTok可能成为外国对美输入影响力的重要渠道。2019年11月，美国政府启动了一项国家安全审查，审查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10亿美元收购Musical.ly的交易，该交易直接导致Musical.ly和TikTok在2018年实现用户数据合并。 美国政府对数据传输和泄露带来的风险是吃过亏的。2018年一款健身软件“Strava”曝光了一名美军士兵的健身地图，由此泄露了美国在阿富汗秘密军事基地的位置，这使得国防部门对运用型APP带来的网络安全异常敏感。网络产品运用与安全的冲突也在TikTok上体现。2019年11月，美国陆军使用TikTok进行征兵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而查克•舒默致信陆军部长瑞安•麦卡锡，表达对军队使用TikTok和其他中国社交APP的担忧和警告。2019年12月，美国海军以网络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配发的移动设备上安装TikTok，陆军也制定了相应的规定。目前，美国国防和强力部门已经完全禁止使用该APP。 2019年11月，乔希•霍利在国会听证会上指责TikTok无视美国法律，霍利在第116届国会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上提出《国家安全与个人数据保护法案》，旨在防止美国网络用户数据被传输到中国及其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法案禁止美国公司把用户数据或密钥存储在中国，并禁止中国企业搜集超过维持其在美运营所必需的数据，或将数据传输到中国。2020年3月，国会参议院就TikTok数据安全问题的听证会在华盛顿召开，听证会邀请了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司法部、企业研究所、新美洲网络安全政策研究院等，而TikTok选择拒绝出席。美国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负责人在听证会上表示，“抖音可能是另外一个遭到中国情报单位利用的影音分享APP，其数据有可能被武器化。” 霍利表示要提出一项法案禁止美国政府及其雇员安装抖音。莱德•华莱士警告称，抖音可以进行数据挖掘并会造成巨大的信息漏洞；联邦副检察长亚当•希基宣称，这使得中国情报部门更容易招募人员或入侵政府雇员系统。 2020年3月霍利联合佛罗里达州议员斯考特、阿肯色州议员科顿共同推出了一个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下载和运行TikTok的法案草案，其名称暂定为“政府设备禁止使用TikTok法案”；在民用交通领域相应的立法也在展开。2020年3月众议院通过了弗吉尼亚州民主党籍众议员阿比盖尔•斯潘伯格提议的旨在保护美国人免受中国监视的立法，立法将禁止一些机场工作人员在政府发行的电话上使用TikTok，禁止运输安全管理局系统员工在手机上使用TikTok。 TikTok积极应对极大的法律和政治风险 美国政府以行政力量介入中国投资事务早已有之。在2019年3月美国政府迫使中国北京昆仑万维科技出售全球最大的同性恋约会应用APP“Grindr”，并警告称让外资持有该移动平台会威胁到国家安全。CFIUS在审查中认为，此APP会为中国情报部门收集美国敏感人物的位置、年龄、性取向和HIV状态，而中国政府可能利用这些信息来勒索美国人，或利用这些非法手段获得的秘密要挟涉密工作的人员。在持续的压力下，2020年3月6日，昆仑万维发布公告称，拟将所持有的Grindr 98.59%的股权以约42.15亿元人民币（约合6.085亿美元）的对价，转让给美国公司San Vicente Acquisition LLC。2019年5月，昆仑万维、Grindr同财政部、司法部为代表的美国政府机关（统称“CFIUS Monitoring Agencies”）签署《国家安全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应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向一个或多个主体出售持有的Grindr的100%的股权。无独有偶，CFIUS还一度阻止了石基信息对美国酒店业务的收购，原因依然是担心中企会收集和存储美国客户的信息。
面对极大的法律和政治风险，TikTok积极应对，但应对总体上失效。为保障经营安全，消除监管机构和公众的安全顾虑，字节跳动着手将TikTok分拆出去，作为一个独立核算和管理的公司。2019年10月，字节跳动已将TikTok和国内抖音的账户系统和内容访问完全分离，使该公司免受任何可能违反中国互联网控制的风险影响，并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个相对无审查的平台。2019年11月，TikTok向美国议员写信，以申明其经营独立于中国的事实，声称在美国本地存储了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并在新加坡服务器上实施备份，中国政府并未要求进行内容审查。为获得美国议员的信任，TikTok已聘请了一家独立的审计公司来保障数据安全，并加强第三方监督，禁止任何党派的政治广告。目前，TikTok的产品开发、市场和法律部门已同字节跳动分离。为进一步提高内容审核政策和实践的透明度，Tiktok已聘请两名前美国国会议员巴特•戈登和杰夫•德纳姆作为外部团队的成员，对包括儿童安全、仇恨言论、错误信息和欺凌等进行内容审查。 可以说，美国政府针对TikTok这类网络技术产品的投资限制，业已完成在法制、精英认知和社会动员、舆论等各方面的准备。尽管TikTok一再根据美国的指责进行调整经营，包括对传播内容进行规范、对敏感数据存储地实现去中国化、运营团队实现高管美国化，在产权上尽量实现独立，但其始终不能改变的是隶属于中国网络公司字节跳动这一身份，这一身份不改变，就使得美国政府始终担心数据安全及由此便利中国可能进行的情报收集。这是特朗普政府不能容忍的。 特朗普在2020年7月31日宣布正计划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在美国禁止TikTok。蓬佩奥表示TikTok是“直接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数据”的公司之一。特朗普进一步威胁，如果TikTok未能在9月15日前完成出售，将在美国遭封禁。他同时称，不反对微软或其他美国公司收购TikTok。这既支持微软，又为其他大型公司预留了收购的空间。 张一鸣力图避免TikTok遭遇被出售命运 中国跨国公司总体上缺乏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在受到美国政府制裁和压力之际往往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目前看，张一鸣还是力图避免TikTok遭遇被出售的命运，因为一旦被出售，意味着字节跳动对最具有盈利能力的项目将失去控制权。事实上，美国政府的态度往往会影响欧洲国家对TikTok的态度，TikTok一旦在美国市场退却，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美国政府向TikTok股东允诺被收购后的利益，保障甚至扩大其收益，那现有美国投资方的立场就更难预料。 在自救中，TikTok力求与美国其他公司更多地实现经济交融。在2020年7月，TikTok力求以8亿美元购买谷歌为期3年的云服务。但在中美关系走向恶化的现实下，特朗普在制裁中国跨国公司如中兴、华为上已显得老练，TikTok很难凭一己之力逆转形势。TikTok在美国的经营收集了海量的（约为8000万用户）关于美国民众个人信息的资料，这包含了年龄、性别、生活倾向、习惯和交友圈等构成的庞大数据链。美国政府担心这些数据会流入中国政府手中，并运用于情报甄别。美国忌惮中国政府可能通过一切网络手段收集情报，而将TikTok的控制权转移到美国本土企业手中，并严格控制数据运行，成为美国政府消除潜在威胁的可靠甚至唯一手段。 在美国政府对华友好总体下降的背景下，特朗普以行政手段要求TikTok要么以商业途径出让所有权，要么接受强制退出美国市场。字节跳动别无选择，在商言商，其将TikToK出售或许还可以保留部分议价权，维护股东的利益，也体面地撤离美国市场。而如果逾期不做出决定，不仅TikTok难以保全，还将连带损害股东利益，届时字节跳动将更加被动。
相比之下，趁目前字节跳动依然还有谈判权的时候，可以选择主动出击，进行议题设置，拖延时间待变；转移或复杂化产权，寻求以市场化方式提高收购价；雇佣K街说客进行政治游说，或聘请律师对联邦政府进行游说，或在加州法院做好起诉特朗普“违宪”的准备，或寻求中国政府的介入。当然，获取所在投资地国会选区议员的支持也是其可选的牌。但这都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这与特朗普设置的期限是否相违？胜算如何？都是未知。 张一鸣认为美国的真正目的是全面封禁TikTok，但在即将展开总统大选的敏感时刻，特朗普腾出手来处理TikTok事务则显得不同寻常。这里有特朗普试图再次表现对华强硬立场的因素，而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支持微软的收购，立马推动了微软的股价暴涨，作为地处加州民主党阵营的巨型公司，微软在美国政坛尤其在重要议员中拥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特朗普此时向微软伸出橄榄枝不排除有使用“楔子战略”分化民主党阵营的考虑。可以说，在这一行政指令中，特朗普更期待实现的是其选举政治利益，而非单一制裁一家中国跨国公司。 目前，中美关系总体转向，政治和社会信任出现滑坡、经济走向深度脱钩趋势明显，企业的命运往往折射出两国关系的命运。美国政府业已动用行政力量排挤其认为具有“威胁”的中资跨国公司，其出牌主动且富有进攻性。TikTok在美经营的自主性在降低，合法性受到美国政府的质疑和解构，在资本与国家安全博弈的背后是中美两大国综合力量和系统性的对决。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可以为字节跳动做些什么？（来源：FT中文网 作者：王英良）
全球化模式发生新变化 “内循环”与全球化并不矛盾
【研究员】：wh
随着全球分工协作的进一步精细化，如科技含量非常高的苹果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的形成，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企业参与其中，这是因为企业需要不断升级新的产品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而产品的升级需要通过全球相关零部件企业彼此协作，提供最优组合方案来实现。
【博览财经特稿】自2018年美国开始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来，“逆全球化”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就越来越高了。尤其在当今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遇到阻断、国际经贸活动锐减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逆全球化将成为今后的趋势。但我认为，回顾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融合是大趋势，排斥是短暂的，全球化不可逆转。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全球化的原动力 15世纪，郑和七次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实际上走的都是“全球化”路线，背后都有国家的力量作支持，只是前者主要是为了宣示大明王朝的国威，后者为了扩大西班牙的领地，与欧洲诸国竞争。 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戈尔尼曾拜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表示大清国什么都不缺，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到了1833年，英国对大清的贸易逆差是1793年的7.5倍，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打败，被迫签订南京协议，赔款割地，中国大门被打开，尽管不乐意，但实力不如人，只好被动全球化。 西方国家凭借武力优势实现殖民扩张，在全球谋求超额收益。例如，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的几百年里，欧洲大量移民至美洲和澳洲，并在那里获得黄金、白银及各种矿产,以此和其他国家交换商品。当这些冒险家们了解到非洲很多地方的货币是贝壳,于是,他们从马尔代夫购得贝壳，运到非洲换取奴隶，给欧洲和美洲的企业或种植业带来了大量非洲廉价劳动力。 除了商人之间通过买卖奴隶来获利和获得廉价劳动力外，作为人力资源本身的劳动力，也为了获得更高劳动报酬而在全球范围内迁徙。例如，在19世纪中叶，中国约三万多劳工到美国西部“淘金”。后来，华人移民被认为带有不道德和不卫生的生活习惯，并通过压低工资进行不正当的商业竞争，于是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即排华法案。 随着全球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全球化的动力仅仅贸易需求，如来源于李嘉图的要素禀赋理论，即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及技术的差异，使得全球贸易蓬勃发展，还来自于跨国公司为了提高资本回报率，在全球配置资源的需求。如日本早就把汽车制造的主要企业放到海外了，目的就是降低生产成本和避税。 在今年世界银行出版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他们根据2015年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在全球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做了分类。如红色部分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出口大量初级产品为主，中国被标为中蓝色，属于提供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深蓝的日本、美加和欧盟则以提供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为主。
从上图中可以发现，没有或少量参与全球化分工的经济体已经很少了，要闭关自守几乎不可能。 随着全球分工协作的进一步精细化，如科技含量非常高的苹果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的形成，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企业参与其中，这是因为企业需要不断升级新的产品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而产品的升级需要通过全球相关零部件企业彼此协作，提供最优组合方案来实现。 假设华为的所有零部件都实现了国产化，可以通过内循环来提供消费电子产品，但如果全球不断有最新款的、科技含量更高的电子产品推出，消费者会选择什么呢？我想还是后者。因为科技进步是日新月异的，我们不能期望未来中国的科技一直能引领全球，谁能组织和调配全球的领先科技成果为其所用，谁的产品就会受到消费者追捧。 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不等于逆全球化 一般学者喜欢用全球贸易总量的增速与全球GDP增速相比较，发现自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大部分年份全球贸易增速低于全球GDP增速，以此得出全球化进程放缓的结论。但即使全球化进程放缓的结论是正确的，与逆全球化的概念也完全不同，就像经济增速放缓与经济负增长是不同概念一样。
但是，用贸易额变化来衡量全球化的进程，还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全球人类的交流活动规模不仅体现在贸易规模上，还体现在人口迁徙规模、货币流动规模和信息流动规模上。虽然由于疫情原因，今年人口迁徙和贸易活动将有所下降，但货币流似乎增强了很多，如美联储在第二季度扩表近3万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也大肆举债，用于疫情补贴，这使得美国居民二季度的可支配收入增长11%。 美联储和联邦政府的超发货币和举债，不仅使美国股市出现技术性牛市，随着美元指数走弱，海外资金流向中国资本市场规模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国内也采取了降准降息和扩大财政赤字政策，M2增速回升到11%以上，今年公募基金的募资规模有望创出历史新高。尽管上半年消费下降了10%左右，但“人流、物流”的减少促使了资金流的增加，全球化的形式发生变化。 在全球步入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全球化的模式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例如，过去的全球化形式主要体现为人口和货物在全球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当进入互联互通的数字化时代后，我认为不仅全球化的模式在发生变化，而且全球化的速度也更快了。 例如，最近热议的Tik-Tok在美国可能被禁一事，从本质上看，它确实反映了美方在“去中国化”，但从另一个侧面看，这家母公司在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的扩张能力确实非常强大，其APP的下载数量长期名列全球一、二的水平。说明在数字时代，互联网或高科技企业要实现全球化的路比传统企业宽几百倍。 例如，美国的谷歌、英特尔、亚马逊等，中国的腾讯、阿里、华为等，都在很短的时间里扩大了其全球业务；相比之下，全球500强中的很多中国传统企业，其海外业务收入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美国在不少国际性组织中“退群”，同时也限制移民，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逆全球化”，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全球化秩序。同样，它排挤中国的行为，也是为了确保其全球的霸主地位，不意味着它不想搞全球化，事实上，美国仍然是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最全球化的国家，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 内循环为主体与全球化并不矛盾 最近大家都在热议内循环，在热议过程中存在不少“误读”，如有观点认为，内循环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还有观点认为，内循环就是必然要刺激内需，刺激内需则靠政府加杠杆等举措。 我认为，内循环为主体，应该更多是要改善“供给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必须提升，中低端的供给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因为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关键是高端的供给能力偏弱。 例如，我国是全球原油和芯片进口第一大国，但这些年来，芯片的进口额一直超过原油。由于原油的供给是多家竞争的，中国不用特别担心；而芯片的供给商具有一定垄断性，一旦断供，中国的内外循环都难以开展。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对芯片产业链的研发投入力度，开展“卡脖子工程”建设。 因此，无论是一带一路战略、自贸区试点、自由港建设，还是举办进口博览会、提出“六稳（其中就有稳外贸、稳外资）”等，无不体现出我国一直在为“外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努力。事实上，2005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历史最高点64%，之后缓慢下降，如今已降至30%左右，而且，加工贸易的占比也在下降，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循环现象在减弱，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在提升。 因此，“内循环为主体”事实上已经成为趋势，这些年来，我国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既加大力度引进外资，又加强合作输出资本，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思路。 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外循环的规模越大，越落后的地区，外循环的规模越小。例如，目前全球的主要有三大供应链，其主体分别为美国、德国和中国。因此，面对美国的“去中国化”思潮，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更加与国际惯例接轨，建立更多的区域性经济联盟，如可以参照美墨西加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推进中欧、中英之间的BIT谈判等。 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恐怕是未来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应该加大与全球各经济组织进行经贸规则谈判的步伐，唯有规则的一致，才能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和海外金融资本投资中国，同时把全球的人才和技术吸引到中国来。因为只有让彼此融入度越高，“脱钩”难度就越大。 2020年是5G手机普及加速及商用化落地的技术“拐点之年”，5G技术的落地加速了其在各种场景下的应用和推广，而且，中国在5G技术上具有领先优势，可以借5G技术在全球的推广过程中，使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
从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企业所采取的各种制裁、惩罚或限制案例看，受害的绝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说明民营企业不仅是国内GDP的主要贡献者，而且也是我国推动企业全球化的主力。为此，我国需要给民企方方面面的支持，鼓励民企在全球业务推进过程中做强做优。 总之，我们应该从更宏观和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待全球化这一趋势，从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和数字化时代全球化模式演变的角度来认识全球化的不可逆性。在经历了二战之后长达75年的和平之后，全球化下的分工协作已经非常细了，几乎没有一张白纸可以重画蓝图，也就是说，可以选择的路越来越少了，全球化是大趋势，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ID：lixunlei0722 作者李迅雷）
人物广角
任正非与张一鸣出海史就是一部和美政治圈的斗争史
【研究员】：wh
去年4月，任正非和张一鸣同时被评选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登上美国《时代》杂志。任正非被选为业界泰斗，当选的理由是：任正非发挥的影响力意味着不再有任何大国能够承受得起忽视华为所付出的代价。张一鸣被选为业界领袖。同样是全球化的江湖地位，“从量化指标来衡量，张一鸣是全球顶尖创业家。字节跳动是世界最具价值的创业公司，在全球推出的十几款移动产品拥有逾10亿月用户。”
【博览财经特稿】1995年，华为的全球化适时起步。那时距离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讲已经过去49年，世界从冷战的肃杀中挣脱，各种限界逐渐消失，经济一体化在加速。当年，欧元孕育成功、WTO问世、一家名字叫网景的公司诞生…… 彼时，多边贸易体系和互联网产业同时盛行，中国开始擅长出口导向型经济。 从美国考察归来的任正非，写了一篇《赴美考察散记》感慨：“中国人不出去看一看，闭门造车，不仅不可能赶上别人，而且可能从时代的列车上摔下来。” 此后中国申请“入世”的节奏越来越快，华为在全球市场的份额飞速增长。在贸易全球化机遇下，华为依赖“农村包围城市”的价格和服务优势，薄利多销让产品在世界遍地开花。 “中国概念”真正来了 2001年，中国加入WTO，当时张一鸣正在读高三，华为扎根到美国达拉斯。4年后，百度在美国上市，当日收盘价比发行价高出353%。对美国人来说，“中国概念”真正来了。 美国是中国企业出海绕不过去的关卡，那儿互联网公司林立，通信巨头扎根，华尔街之狼遍地，是骡子是马，企业乐意去那儿遛遛。 2009年3月30日，华为的美国达拉斯研究所内，两个中年男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他俩分别是华为全球销售与服务总裁胡厚崑，以及美国第三大有线电视公司Cox的无线业务副总裁Stephen Bye。胡厚崑现场承诺，将向Cox交付高质量无线网络，用产品和服务持续向北美市场的客户提供支持。 这场看似平平无奇的商业合作背后，却是华为嵌入全球化市场的一大里程碑。在此之前，华为在非洲和中东拥有44%的市场份额，在欧洲牵手所有全球知名移动运营商，北美市场对华为来说，是最后的堡垒。 华为在北美拥有近1000名员工，用8年时间终于啃下全球化战略的最硬的骨头，助推华为以净利润增幅超100%的成绩，跻身全球第二大设备商。 同样是2009年，张一鸣第一次独立创业，创办垂直房产搜索引擎“九九房”，结识日后投资字节跳动的海纳亚洲合伙人王琼，并开始表露对资讯产品的兴趣，为创办今日头条打下基础。 而这一年互联网圈最重要的事，是谷歌退出中国。这个分水岭意味着互联网的全球化开始漏风。雅虎、亚马逊、Ebay水土不服，在商业竞争中不得不败走归国，中美科技力量逐步从“差距”走向“区别”。 2014年9月阿里在纽交所上市，成为美股史上最大的IPO，开盘大涨36.32%。全球政要，包括美国总统都想结识马云。此后5年，阿里巴巴的募资规模一直位居全球历史第一。 这年9月，张一鸣也出现在美国，这是他第一次来硅谷。参加极客公园组织的硅谷行，一周时间拜访Facebook、Google、Airbnb、Tesla、Y Combinator等科技企业，同样坚定了字节的全球化战略。 不同于任正非用散记抒志透着焦虑感，张一鸣总结这趟行程，几次感想分享一以贯之是自信满满：中国科技公司的“黄金时代”正在来临；中国公司在执行力上不仅不输给硅谷的公司，甚至还要更强。 期间数次被各地投资人问到有没有进军海外的打算，张一鸣说自己的回答每次都是一样：当然有，我们正在招兵买马。 2016年，文化贸易在国内进入行动阶段。当年文化部联合商务部等印发的《开拓海外文化市场行动计划（2016—2020年）》。此后大数据、云计算、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在文化贸易领域的应用加快了步伐。文化全球化成为大趋势。 次年，Tiktok、“网红”李子柒先后扬帆出海。后者爆红YouTube，积累千万粉丝。Tiktok则用3年内攀上巅峰。今年6月、7月两次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非游戏应用，相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3倍、7.6倍，根据投行Piper Sandler的半年度调查数据显示，超过60%的美国青少年每月至少使用一次Tiktok，而美国的本土产品Twitter、Facebook的使用概率则是41%、36%。 也没想到，在谷歌回归美国10年之后，美国会下注逆全球化。科技铁幕落下。 8月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扩大美国的“净网行动”，行动针对中国科技的五个领域：运营商、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云储存以及电缆。这些新的措施是对今年4月宣布的5G网络“净网倡议”的扩展。 “一个总统，兼具投资家、黑手党特质，他用枪指着Tiktok走向了一场婚礼……”这是《纽约时报》描述的一个场景。 显然，这场婚礼的主角是张一鸣。张比任正非小39岁，教育背景、成长环境天差地别，但在全球化战略上，两人的态度空前统一。 2018年6月，张一鸣在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上演讲，直言不讳华为是字节的榜样，“华为在海外搭建电信的基础设施，构建了全球网络的连接，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基础设施，我们希望能够实现中国软件移动应用的全球化。”
Tiktok还处于酝酿阶段的2016年，张一鸣在年底的TMD乌镇闭门会议上也曾遥远致敬华为。 一边不讳言BAT短视，“在一个非常有前景，非常长的跑道上，就应该低空飞行。把利润用到更深层次、更大规模的投入，他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一边把理工直男仅有的赞美词汇都送给了华为。说华为是国内唯一一个全球化且技术领先的大企业。“华为比互联网公司更难国际化，但比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国际化做得好。”他还说自己和多位华为工作人员取经，希望未来积极、耐心的出海。 华为的成长躲不开国际化战场的拼杀 作为先行者，华为的国际化战略，其实是源于焦虑。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国内通信设备市场是跨国大企业的天下，日本NEC、富士通、美国朗讯、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和法国阿尔卡特八家产品瓜分，俗称“七国八制”，这些企业不仅设备互不相同，靠着垄断技术，价格昂贵，装一部电话需要5000元的初装费，让整个通信市场混乱不堪。 出生便遭遇国际企业围攻，从基因上讲，华为的成长躲不开国际化战场的拼杀。赶上90年代通信网络建设的黄金十年，国家出台政策扶持民族通信产业，华为走“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跨国企业的夹缝中找到农村突破口，踏遍塞上高原、边防海岛、山区小镇，用物美价廉的优势打开局面，在国内脱颖而出，积累出海的底气。 1994年任正非带队赴美考察，发现中美技术差距后，很快确定全球化战略：未来3-5年，华为的产品研究系统，市场营销，生产工艺装备及管理，公司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全面与国际接轨。 初期就近试水香港、俄罗斯两地，效果并不好。香港是全球电信公司的聚集地之一。华为需要直面西门子竞争，产品接二连三发生意外，工作人员要在机房打地铺，通宵达旦调试设备。 出征“俄罗斯”，用华为副董事长郭平的话说，则是两眼一抹黑。华为副总裁徐直军曾带高管去俄罗斯推广产品，两个星期没有看到客户的影子。莫斯科大街的商店门口则竖着大牌子：本店不出售中国货。长达4年时间，华为在俄罗斯有据可查的是只拿到一笔38美金的合同收入。 和跨国企业相比，华为没有规模，没有技术优势，只能入驻偏远、动乱、自然环境恶劣的 “鸡肋市场“，从0开始攻非洲、占中东、夺南美、征亚太，曾经一度在刚果遭遇武装力量包围，子弹射入办公楼墙壁，炮弹炸毁隔壁的大楼，差点命丧当地。
在这片市场，华为也被称为“价格屠夫”，用低廉价格优势，将设备点亮全球。1999年，华为海外业务收入不到总营业额的4%。到2004年，华为的销售额462亿，海外市场189亿，占总销售额的41%。业务范围覆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运营商，和欧美国家包括德、法、英、加拿大等14个地区的运营商有了初步合作，再次和爱立信、诺基亚、朗讯、西门子在国际市场短兵相接。 也因此走上国际化2.0战略——以土地换和平——以同盟或者合作方式拓展欧美市场。诸如和3Com成立合资公司，和摩托罗拉进行战略合作，到2007年牵手美国移动运营商Leap Wireless，为其部署城市3G网络建设，华为终于进入美国，并在2009年积累下1%的份额，撬开美国市场这块钢板，真正成为一家全球化企业。 和华为相比字节跳动的出海显得主动得多 2012年字节跳动成立初期，张一鸣就做好了全球化准备。“中国的互联网人口只占全球互联网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不在全球配置资源，追求规模化效应的产品，五分之一根本无法跟五分之四竞争，所以出海成为必然。” 最初的三大产品——今日头条、西瓜视频和火山小视频都孵化出国际版，分别是TopBuzz、TopBuzzVideo和Vigo Video。2016年抖音出生后，Tiktok就在出海的弦上，蓄势待发。
不同于华为的打法，Tiktok作为互联网产品，出海战线短平快。通过自产加收购双管齐下，Tiktok上线前后，字节接连收购美国短视频应用Flipagram，国内短视频社交应用Musical.ly——这个已经登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iOS第一名，截至2016年7月，Musical.ly在美国地区用户超过9000万，接近全国居民的三分之一——快狠准直击全球化战略对手腹地，在美国市场和Facebook正面开战。 用户增长也在砸钱。TikTok重金邀请明星网红入驻，大批量广告投放，2018年砸下12亿美元，2019年广告费翻3倍，每天能烧300万美元。 也不同于华为自始至终被巨头围追堵截，Tiktok作为短视频时代的创新产品，一扫过往创业模仿硅谷模式，山寨美国互联网公司的路数，打破中国互联网公司无法输出商业模式的成见。
在全球范围内图文向视频大迁徙运动中，字节跳动作为先驱企业，再加上算法推荐技术优势，正走向反向北美市场输入商业模式的历史阶段。即便Facebook用Lasso、Reels包抄进攻，谷歌孵化Tangi，都难以伏击Tiktok。 截至目前，Tiktok下载量超过20亿次，全球日活7亿，Tiktok海外分析师张欣（化名）相信，如果没有美国从中作梗，2020年Tiktok的用户规模一定会超越facebook、Youtube等巨头。 任正非在美国碰了壁 华为、字节两家公司出海史的另一面，就是一部和美国政治圈的斗争史。 和华为相比，字节的全球化进程无疑是幸运的。前者用20多年在全球织起通信应用网络，后者则在短短3年内追平。 去年4月，任正非和张一鸣同时被评选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登上美国《时代》杂志。任正非被选为业界泰斗，当选的理由是：任正非发挥的影响力意味着不再有任何大国能够承受得起忽视华为所付出的代价。 张一鸣被选为业界领袖。同样是全球化的江湖地位，“从量化指标来衡量，张一鸣是全球顶尖创业家。字节跳动是世界最具价值的创业公司，在全球推出的十几款移动产品拥有逾10亿月用户。” 但他们在美国都碰了壁。2013年11月20日，任正非在内部讲话中放话，“总有一天我们会反攻进入美国的，什么叫潇洒走一回？光荣去走进美国。” 在任正非眼里，美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不仅在于美国每年的电信设备采购量占全球电信开支的一半。也在于强敌环伺，摩托罗拉、朗讯、爱立信等国际型大企业在此扎根，是华为必然要验证技术能力的地方。
任正非1994年赴美考察，最后一站便是达拉斯——北美国际经贸大都市、全球最大的物流集散中心，也是仅次于硅谷的高科技研发中心。拥有全球2250多个世界级公司研发基地。 20世纪90年代后期，华为在达拉斯建立研究基地，随后再建研究所。到2001年3月，华为高管在达拉斯郊外租下一层楼，由胡厚崑坐镇，下定决心要在美国通信市场撕下一道口子。 首先应战的是美国思科，作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思科先给下马威。内部成立“打击华为工作小组，2002年底，思科指责华为侵犯其知识产权，很快发起产权诉讼，列出长达77页的诉状，指控华为涉及 专利、版权、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等21项罪名。 从法庭到舆论场，硝烟持续近2年，直到华为合纵连横，和思科的老对手3Com联手制衡，思科才后退一步，在2004年7月，双方签下和解协议。 经此一役，华为作为初生牛犊单挑美国通信业巨头，丝毫不落下风，很快在美国名声鹊起。同时也树大招风，引起企业及政府的忌惮。 2007年，华为联手国际资本收购3Com之时，临门一脚被美国议员提交反对议案，认为收购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2009年，华为在强敌摩托罗拉、朗讯、爱立信中间，夺下1%的市场份额，迎来全球化战略的关键时刻。 但蜜月期并不持久。2010年7月，华为参与竞购摩托罗拉的无线业务资产，在出价高的情况下，意外败给日本诺西。据《经济参考报》援引中兴通讯研究院研究员邱昊的分析，诺西收购摩托罗拉无线业务，不但能获得华为和摩托罗拉合作时期的所有技术，还能在市场份额上打击华为，取代其全球第二的位置。 8月，华为参与Sprint Nextel供应商招标，被共和党参议员反对，又拿出华为可能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借口。 2011年2月，华为200万美元收购美国3Leaf Systems公司部分资产的申请则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驳回。 胡厚崑发出公开信，要求美国政府就所有针对华为的质疑给予正式调查。1年之后，美国国会发布调查报告称，华为设备可能用于监听，禁止华为在美国销售电信设备。理由依然是会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期间华为曾短暂进入过美国，2015年在美国推出手机设备，但到2018年，美国又双叒以安全风险的说辞，要求民众不要购买华为产品，并要求加拿大禁止使用华为设备。双方关系再次崩塌。 这场长达20年的攻防战，任正非很少对外发声。被美国纳入实体清单后，华为依然越活越好，运营商考察数量增长49%，在全球拥有超出了85000件专利，在5G领域占据强势领先地位。截至目前，2020年Q1阶段，全球5G通信设备市场中，华为以35.7%的市占率稳居第一。IDC 发布的Q2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数据，华为以占据全球20%的市场份额，首次成为全球智能手机销量第一。而其官网公布的上半年业绩显示，在疫情影响下虽增长放缓，但总收入454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1%，净利润率增长9.2%。 去年1月任正非频繁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特意感谢过特朗普，感谢他的宣传，让全世界人民知道华为的好。他还承诺，未来3、5年内，华为有信心继续领先全世界。 摆在字节眼前的也是一场持久战 不同于华为掌握专利优势，互联网产品可替代性强，不进则退。Tiktok的两大核心市场印度、美国先后被禁用，美国CFIUS要求字节必须出售Tiktok美国业务，目前Tiktok最需要做的便是及时止损，弯道潜行。
张一鸣在公开信里写得清楚：不会放弃探索任何可能性。字节跳动的官方账号也明确表态：字节跳动始终致力于成为一家全球化公司。 张欣表示，即便失去印度、美国市场，Tiktok不会放弃任何全球化机会，“德国的数据还在走高”。截至目前，Tiktok在欧洲、拉美、韩国、中东、北非、东南亚等地均有市场。 而据Takesomerisk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6月15日，Tiktok在德、英、法、意大利、西班牙分别拥有550万、540万、440万、300万和350万的月活跃用户。欧洲仍然是一片蓝海。
7月初，法国总统马克龙开通个人TikTok账号，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8月3日下午，路透社援引英国太阳报消息，称字节跳动将把TikTok总部迁往伦敦，英国开绿灯支持，国际贸易部已经准许此提议。字节官方也做出肯定回应：考虑在美国之外的主要市场，重新设立Tiktok总部，更好服务全球用户。 不出意外，Tiktok的下一步重心将在欧洲。截至目前，法国、德国政府官员均表示，没有封禁Tiktok的打算。 与此同时，Tiktok的运营还需进化。张欣说，Tiktok虽然成绩好、增速快，但问题也很明显。根据对美国用户的数据调查显示，tiktok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搞笑软件，没有长期持久的吸粉能力，内部正计划向内容多元化转型，以寻找新的增量市场。 正如个人的奋斗离不开历史的进程。企业的存亡同样能照见时代的侧影。在商品贸易、文化贸易上，我们都一路坎坷前行，而今先后遇上了“美国优先”、“技术脱钩”和“净网行动”…… 8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2项行政命令，将在45天后禁止美国国民或企业与TikTok及其母公司中国企业字节跳动、微信及其母公司腾讯进行业务往来，违反规定者将受到处罚。 “技术铁幕”下华为和字节跳动如何做？ 2019年3月，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状，指控美国2019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款违反美国宪法。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外媒记者会上，直言不讳这是反击手段：因为美国国会始终无法提供支持其限制华为产品的（法理）证据。同时他也声称，华为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涉嫌入侵华为服务器。 接受美国CNN采访时，任正非同样正面刚：美国国家制度三权分立，没有对华为经过审判就颁布法案禁止，美国自己就违反了法律。“不管（诉讼）能不能成功，但华为必须在一种广阔的范围内和美国博弈。” 任正非也提到，华为的生存不存在任何问题。华为有9万多项专利，在美国注册11500多项核心专利，美国企业也在用华为的专利产品。 美国和中国断开之后，是美国公司的损失，“美国失去13亿人口这么大的市场”。 张一鸣在其两封公开信中提到了两个关键词，不认同，不放弃。不认同美国CFIUS必须出售Tiktok美国业务的要求，不放弃探索任何可能性。同时他也提到，自己对Tiktok的未来充满信心。 这是任正非、张一鸣应对美国霸凌的态度。也是中国公司的共识。8月4日，李开复直面回应：对美国没有证据就控诉Tiktok感到不可思议。
8月6日晚，美国一则行政命令直指腾讯。而腾讯在港交所发布一则澄清公告，声称正在审阅行政命令的潜在后果，以便更全面理解其对本集团的影响。 根据经济观察报援引华泰证券的研究数据，微信用户大多在国内，美国用户数量少，变现水平低，被禁不会对广告营收产生影响。游戏方面，美国地区的游戏收入占海外游戏收入20%，占腾讯整体收入不足1%，一旦被禁，对腾讯影响不大，反倒是美国的一半游戏产业会遭殃。 据白宫方的说辞，行政命令仅限微信以及微信相关公司，不涉及腾讯持股的游戏公司。 在字节方面，针对美国政府的这则行政命令，发出强硬声明：针对美国政府始终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也不依法行事，字节将全力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确保法治不被摒弃，公司和用户获得公正的对待。 和华为一样，字节也选择诉诸法律手段维护权益。声明中提到，如果美国政府不能给予字节公正的对待，字节将诉诸美国法院。 而自1995年以来，两代企业家艰苦努力，在全球化、互联网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的高科技产品、服务及商业模式创新终于走到世界前列。不幸的是，中国科技企业宿命般地遭遇到，美国的政治周期和科技铁幕策略。 而几代企业家们始终坚信，高科技是世界经济未来一、二十年中最关键的驱动力，任何外部霸凌和所谓的“铁幕”都不能影响他们全球化的信心。（来源：字母榜 作者：蒋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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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压力”之谜 经济增长拉动就业能力将持续下降
【研究员】：wh
近年来我国就业弹性2持续下降。2006-2010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03，2016-2018年弹性下降为0.01。分结构看，主要是第一、二产业就业弹性下降。第一产业就业弹性为负且持续扩大，农业从业人口绝对规模持续降低；第二产业就业弹性从2006-2010年的0.37下降至2016-2018年的-0.15，就业拉动能力大大减弱。而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从0.25上升到0.55，拉动就业作用持续增强，但仍不足以弥补第一、二产业的下降。
【博览财经特稿】近年来，我国经济正增长，但劳动力负增长，存在“就业压力”之谜。对此，我们研究发现：就业压力上升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方式由劳动投入转向资本积累、由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导致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效果持续下降。分结构看，主要是一、二产业拉动就业效果下降，第三产业拉动能力虽有上升，但仍不足以弥补一、二产业的下降。 同时，劳动市场的变化也导致就业压力上升。从供给看：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小镇青年流向大城市、老人和妇女劳动参与率上升，增加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就业压力；从需求看：三期叠加，经济结构和市场需求转换加快，小微和民营企业弱化等都减弱了劳动力需求；从市场结构看，劳动保护加强、劳动市场不完善也导致失业增加。 发展方式转变导致经济增长拉动就业效果下降 （一）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两者的变化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这被称为奥肯定律。奥肯定律描述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始终稳定地存在1，原因是：奥肯定律是拇指规则、经验总结；奥肯定律的成立是有条件的，比如相对完善和稳定的劳动市场制度和环境；劳动是众多经济增长来源中的一个，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都可以推动增长。 （二）我国经济增长拉动就业效果减弱。 总体看，近年来我国就业弹性2持续下降。2006-2010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03，2016-2018年弹性下降为0.01。分结构看，主要是第一、二产业就业弹性下降。第一产业就业弹性为负且持续扩大，农业从业人口绝对规模持续降低；第二产业就业弹性从2006-2010年的0.37下降至2016-2018年的-0.15，就业拉动能力大大减弱。而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从0.25上升到0.55，拉动就业作用持续增强，但仍不足以弥补第一、二产业的下降（见表1）。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导致我国就业弹性下降。 从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通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劳动雇佣数量增加；第二阶段是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向高的部门流动（丹尼森效应）；第三阶段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增长（鲍莫尔效应）。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一段时期，我国主要处于第一阶段，单位GDP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较多，增长的就业弹性较高。随着老龄化加深并越过刘易斯拐点，我国逐渐进入第二、三阶段，增长由劳动驱动转向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对劳动力要素的数量需求下降、质量要求上升，就业弹性下降（见表2）。
一是劳动配置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第一产业向生产率高的第二、三产业加快转移，配置效率明显提升，导致经济增长对劳动的需求减少。2019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25.1%，较2010年大幅下降11.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27.5%，保持基本稳定；第三产业占47.4%，大幅上升12.8个百分点（见图1）。同时，劳动力在部门内部的转移也提高了配置效率3。
二是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主要是机器换人、人工智能发展迅速，资本替代劳动趋势明显，许多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对劳动投入的依赖减弱。2018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密度为140台/万人，比2011年增长13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表明，2014-2017年新增机器人替换了293万名工人，解释了约34%的制造业就业下降。相应地，2013-2018年，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增加值占比由32%下降至30.4%，就业占比由34.1%下降至32.5%；而同期资本密集型行业增加值占比由28.8%变化至28.2%，基本保持平稳，就业占比由28.6%上升至30.3%（见图2）。
三是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近年来技术进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断壮大。2010-2018年，技术密集型行业增加值占比由37.7%上升至41.4%，就业占比由34.6%上升至37.2%（见图2）。 同时，对2006-2018年33个工业行业的测算表明，我国工业整体技术偏倚度为0.157，81.8%的行业技术偏倚度大于零（见表3），表明我国主要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弱于以往（大于零为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小于零为资本节约型）。
劳动市场变化导致就业压力加大 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趋降，就业压力似不应上升，但劳动力供给、需求和市场结构的变化增加了就业压力。 （一）劳动供给变动增加了就业压力。 一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以前我国农村是个蓄水池，老一代农民工在城里找不到活干就返乡了，其失业不反映在劳动统计中。而新一代农民工大多没有返乡的意愿，即使找不到工作，也愿意留在城里，这提高了城镇调查失业率。 二是小镇青年流向大城市。青年人工作生活期望高，更加偏好在东部、大城市就业，不愿去中西部、小城市，导致大中城市就业压力上升。我们赴广东调研显示，大学生宁愿待在广州、深圳找不到工作，也不愿在中山等地就业。同时，这一代青年人受家庭、社会关注度高，更擅长借助互联网等多渠道表达自身感受，也导致其就业压力被放大。 三是老人和妇女劳动参与率上升。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上升，更多女性从家庭妇女转为有工作，这在补充劳动供给的同时，也增加了青年人的失业。人社部数据显示，2018年，55至59岁、60至64岁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分别为45.2和44.1小时，比2015年分别增加1.3和1.7小时。 （二）劳动需求变动加大了人们的失业感受。 一是劳动需求持续放缓。我国面临三期叠加，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经济增速持续下降，这减弱了劳动力需求，增加了周期性失业。同时，企业对劳动力价格上升反应迅速，以技术和机器替代劳动进程加快，导致劳动力需求下降快于劳动力供给减少，也增加了失业。 二是劳动需求变化加快。受经济结构变动加剧、市场需求转换加快、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影响，我国劳动力需求在地区间、行业间的转移大量增多，劳动力找工作的频率、难度和时间增加，摩擦性失业增多。 三是部分企业和行业劳动需求减少更快。首先，小微和民营企业需求减弱。相对大型、国有企业，小微、民营企业吸纳就业更多，但发展更慢。2018年，小型、民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全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3.5%和27.1%，比2015年下降3.9和5.1个百分点，而大型、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上升5.8和5.4个百分点（见图3）。其次，民间投资拉动增长和就业力度减弱。我国政府投资力度继续加大，但由于其集中于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多属资本密集领域，因此就业增加有限。而拉动就业较多的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持续下降，2019年为56.4%，比2015年低7.8个百分点（见图3）。第三，实施效率工资的企业数量增多（这些企业认为提供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资会使工人生产效率更高），也造成了工资刚性和结构性失业。
四是灵活就业规模扩大导致失业高估。我国数字经济、小店经济发展迅猛，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增长加快。但由于其小型、分散、流动性强的经营特点，很多从业者难以统计。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测算，2018年共享平台的服务提供者约7500万，但绝大多数无法列入当前我国统计的“就业人员”。 （三）劳动市场结构变动导致失业增加。 一是劳动保护力度加强。我国《劳动法》实施力度加大，客观上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失业保障增强，减弱了人们找工作的积极性；各地普遍实施最低工资，制造了工资刚性，增加了不熟练工人、青年人的结构性失业。 二是劳动市场不完善。比如，劳动市场信息不完全的现象增多。主要是灰色、黑色中介增多，运行不规范抬头，违规、欺诈增加。我们赴广东和山西的调研显示，一些劳务派遣公司两头吃，通过裹挟中小企业在旺季的临时用工需求，大幅提高工人工资高达20%-50%，导致劳动供求匹配效率下降。再比如，劳动培训不足。许多电子厂工人工作内容单一，技能培训缺乏，导致在遇到外部冲击失业时，找工作难度更大、时间更长。 未来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仍将继续下降 （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继续下降。 世界人口变化规律表明，一国人口规模随出生率和死亡率此消彼长，通常需要经历“低增长（I）-加速增长（II）-增长减缓（III）-低速增长（IV）”四个阶段5（见图4）。目前我国仍处于由第Ⅲ向第Ⅳ阶段过渡的时期，即出生率将继续下滑，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继续减少，劳动力价格更加昂贵（见图4）。这将继续推动我国以资本代替劳动、以技术进步代替要素投入，并使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进一步下降。
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后期，资本报酬递减没有到尽头，机器换人在东部仍有空间，在中西部还远远不够。我国目前人均GDP约1万美元，从国际经验看，随着未来收入进一步提高，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比和就业弹性将继续下降（见图5）。 （三）以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是经济发展的趋势。 我国技术创新的路还刚刚开始，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仍处于较低水平。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人均资本增加只能解释其增长的10%，而90%来源于科技进步。以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不仅是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拉动就业能力普遍趋降。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就业弹性普遍趋降。尤其是日韩等雇佣制度稳定的国家，就业弹性稳步下降：日本战后就业弹性从1955-1960年的0.52降至2015-2018年的-0.35，韩国从1.1降至0.036（见表4）。
有效应对就业压力的长短期之策 （一）短期之策。 若暂不考虑疫情冲击的影响，目前我国的就业压力主要是结构性的，其原因与劳动力市场构成有关。为此，我国应： 一是关注重点群体就业。主要是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尤其要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扶助，保障劳动者权益，对失业群体及时兑现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待遇和政府各项惠民政策。 二是要壮大小微民营企业，发展小城镇。稳就业就是要稳住和发展小微、民营企业，因为他们是就业的主体。要发展小城镇，缩小与大中城市的差距，让他们也能留住人。 三是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要加强劳动信息发布，规范中介机构，维护市场秩序，提高匹配效率；加强职业培训，提升人力资本；加大灵活就业支持力度，打破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保地域限制。 四是要建立并完善基本而非奢侈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保障要国家兜、全覆盖、无差别；要在保障和激励之间达到平衡，既不让老百姓游离于祖国发展的大家庭之外，也不养懒人、闲人，杜绝退休金拿得比工资高、医保报销成唐僧肉的现象。加强保障要循序渐进，要使企业能接受。 （二）长期之道。 长期看，我国面临的不是就业压力，而是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价格上升和经济停滞。我们要防患未然。 一是充分认识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多生育。从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开始，一直到哈罗德-多马、索洛，多强调资本积累对增长的作用，其暗含的假定是人口不是问题（如认为人口是几何增长）。但他们都没有预料到，出生率伴随收入增长大幅下降，发达国家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经济停滞，人口早已成为制约增长的首要因素7。 因此，中国一定要深刻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及早认识老龄化的巨大危害，要认识到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远不足以弥补人口的下降（日本的教训8），要认识到老龄化虽然是慢变量但有加速发展、难以挽回的特点，要认识到创新的源泉只能来自于青年人，要认识到多生育的关键是为女性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要尽快全面取消生育限制。 二是要将经济增长由报酬递减的领域转移到报酬递增的领域。传统的增长理论大多认为要素（资本）报酬递减，因此有所谓增长趋同，但近期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报酬递增的现象愈发普遍。报酬递增意味着产出增加要多于投入增加，这是美国等持续增长的秘诀，也是我国在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背景下的应对之道。 报酬递增的领域：一是技术进步。要依靠科技进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要加强教育，尤其是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陷阱的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多、理科生少）；要控制房价，让青年人买得起房，因为他们才是创新的源泉；要完善兜底保障，让人经得起失败，消除人们创新创业的后顾之忧。二是扩大贸易。因为出口增加了一国生产者的总量市场，容许更大的专业化和分工，容许更大规模的知识流动，有利于规模经济。我国要力避全球化遇到困难就缩回去，而应改变国际化的方向，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是鼓励国内不同地区雁型模式发展。我国各地区发展阶段不同，增长动力迥异。对于东部大城市，已经开始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科技对增长贡献日益显著；对中西部大中城市，机器换人、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转向资本密集；对于中西部小城镇，人口仍在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由农村流向城镇。因此，要注意区别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策略，可以传帮带，不搞瞎统一。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中西部多数地区，储蓄和资本积累，既是增长的主要来源，也仍有投资的空间。因此，不要盲目和一味排斥投资，要深刻认识到：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随着经济发展会发生变化；消费永远不是增长的源泉；我国储蓄率的下降已经并将继续超出我们的想象（见图6）9。要看到，即便美国第三产业如此发达，依然在招商引资，期盼制造业回归。（来源：投行圈子 作者：陈浩、高宏）
形势分析
面对“新冷战”：有人“坐收渔利” 有人“左右摇摆”
【研究员】：
在中美对抗中，日本是将“对冲”战略运用得最淋漓尽致的国家。信奉“君子豹变”的安倍晋三夹击于中美之间，充分展示了其外交智慧。显然，在涉及技术竞争、地缘政治问题上，日本更靠拢美国。“印太战略”概念最早便是安倍晋三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建立由日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四国组成的“地区民主安全四边形”，以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大陆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后来“印太战略”被美国大肆渲染，成为其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方针。
【博览财经特稿】1946年3月5日，在位于美国富尔顿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中，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如是说道：“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铁幕演说”由此得名。 第二年春，美国出台杜鲁门主义，标志着历时44年的冷战正式拉开序幕，“围剿”苏联的铁幕缓缓降落。
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说，宣称对华接触政策已然失败，呼吁“理念相近国家的民主联盟”共同对抗中国，悲观者称之为“新冷战宣言”。 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我们不应抱有乐观的情绪。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相比20世纪40年代，当前的形势更加波诡云谲，中美之间不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对抗，更多的是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科技制高点的博弈和争夺。 而夹击在两个强国之间的国家所面临的，也不是简单的“选边站”问题（二战结束后欧洲和日本伤势惨重，没有选择余地），而是如何趋利避害，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 对于深陷新冷战的中美两国而言，直接对抗终是两败俱伤。那么对其他国家来说，谁能坐收渔翁之利，成为最后大赢家？谁又将受牵连遭殃，成为悲催的炮灰呢？ 金融学领域有个理论叫“对冲”（hedging）。这一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也有，指的是，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对冲风险。对冲战略是一套组合拳，包括接触、防范、牵制、制衡等多种手段。 一般而言，就是政治军事上采取“远交近攻”政策，经济上与邻近大国保持密切往来，以保证本国的话语权不受碾压。 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长久以来便是如此，在军事和政治在依附美国，成为美国的盟友，以牵制中国，同时与中国保持“接触”关系，扩大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以便在美国的经济霸权下，谋求经济独立性。 但是，现在美国改变了对华战略思路，誓要对中国形成包围圈，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些所谓的盟友在威逼利诱下，只能被迫改变发展战略，在部分产业链和价值链上进行“去中国化”。如果中美开始全面对抗，谁能捕获到中美脱钩的红利呢？ 谁是平衡达人？
中美是与日本经济联系最密切的两大国家。美国、中国是日本前两大出口贸易伙伴，2019年日本对两国出口额分别为1398.0亿美元和1346.9亿美元，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19.8％和19.1％。 与此同时，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进口国。2019年日本对华进口1432.3亿美元，占其总进口额的19.9%。 在中美对抗中，日本是将“对冲”战略运用得最淋漓尽致的国家。信奉“君子豹变”的安倍晋三夹击于中美之间，充分展示了其外交智慧。 显然，在涉及技术竞争、地缘政治问题上，日本更靠拢美国。“印太战略”概念最早便是安倍晋三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建立由日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四国组成的“地区民主安全四边形”，以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大陆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后来“印太战略”被美国大肆渲染，成为其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方针。 在美国鼓动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之时，日本是紧跟美国步伐的。日本看中了全球产业链的中上游部分，想借此势倒逼国内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在英国宣布禁用华为之后，正计划转投日本，由日本承接其5G订单。日本电气公司（NEC）和富士通集团将结为5G联盟，趁机杀入全球5G设备市场。 今年5月，由NEC、富士通、高通、三星等31家移动通信巨头组成的Open RAN政策联盟成立，而中国企业被排除在外。
7月，日本政府决定拨出700亿日元资金援助和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支持5G技术研发和核心网络的组建。随着美国继续迫使其盟友“去华为化”和“去中国化”，日本是最有可能在高新技术领域和产业链中上游，对中国起到替代作用的。 但是，日本并非盲目跟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步伐。日本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拿捏得当，对中国的底线问题也十分谨慎。今年5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四国，发表了涉港联合声明，企图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但跃跃欲试想加入“五眼联盟”的日本，却拒绝了此次联合发表。日方给出的理由是，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以不追随欧美各国的方式，展示了对中方的顾及。 今年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美国围剿中国双重阴影下，中日经济合作也未放缓，双边贸易额仍接近1500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约20亿美元，基本达到去年同期水平。 此外，日本还通过其他途径对冲风险。2019年初，日本与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将取消日本与欧盟国家之间的大部分产品关税。这也是欧盟迄今签署的规模最大自贸协定，占全球贸易规模的30%。 中美若陷入新冷战，日本是最有可能坐收渔翁之利的。 谁在摇摆不定？ 比起日本，以英法德为首的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则显得思想包袱更重，处境更加困难。二战后，尽管这些国家仍稳居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一极，但昔日文明荣光不再，在应对国际关系上略显疲惫，也不愿卷入全球的矛盾纷争。 更令人悲伤的是，欧洲在全球科技与互联网争夺战中沦为旁观者。2019年全球科技公司市值排行前五十中，不见欧洲科技企业的踪影。欧洲没有像Facebook、Google、阿里巴巴、腾讯这类明星企业，只能沦为被科技巨头瓜分的市场。 尽管在2015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力求打造统一的数字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以求加强数字领域互联互通，培育本土产业优势，但在目前看来仍有些后劲不足。 如果中美中断贸易往来，欧洲国家倒是可以占据中美在对方市场中的份额，对双方起到替代作用。 但欧洲暧昧不定的态度，使之更有可能沦为国际冲突的“台风眼”。5G之争便是很好的例证。欧洲国家显然是寄希望于，在“5G建设落后数年的损失”和“与美国分道扬镳”之间走平衡桥。
英国是最早站队美国，禁用华为的欧洲国家。7月中旬，英国政府宣布，12月31日起不再向华为订购设备，并在2027年前全部拆除目前使用的华为设备。 而在30天之前，英国剑桥议会刚刚批准了华为10亿英镑的光电研发中心投资。英国的文化大臣奥利弗·道登也承认，这将使得英国的5G建设延误一年，并损失数亿英镑。 法国则处于“反复横跳”状态。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前脚刚说完不会禁止华为在法投资5G，后脚就有路透社报道，法国监管机构通知计划购买的华为5G设备的电信运营商，一旦其设备到期，将不能续签华为设备许可证。 德国相对理性一些。默克尔反复表态不会在5G建设中排除特定供应商。7月11日，德国联邦经济部部长阿尔特迈尔重申，德国的5G网络建设不会把华为排除在外，并表明“仅当有证据能够表明，某种设备存在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况，才可能排除它”。 若中美陷入新冷战，欧洲国家要面临的难题要复杂得多。 英国与美国意识形态更接近，在情感上也对美国更加依赖，但这样就得被迫站队，以经济损失为代价。 法国和美国的恩怨情仇更加复杂，近年来《巴黎协定》分歧、中东地区问题、数字税争端种种，都让美法之间矛盾重重，若即若离。若站队美国，法国不仅将损害其经济利益，更得忍受美国的无理取闹。 而德国也不愿做美国的“提线木偶”。今年7月默克尔接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时，欧洲媒体还以《欧盟议程：拥抱中国，美国且等等》的标题进行报道，可见德国立场的鲜明，如果德国拒绝与中国脱钩，可能就得经常忍受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威慑了。
谁在虎视眈眈？ （1）印度企图复制中国模式。 近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当前，印度已超越英国、法国，跻身全球GDP前五队列。经济腾飞起来，下一步自然就要提高国际地位。
自中美摩擦以来，印度一直奉行“深耕美国”和“应对中国”战略，即在立场上更倾斜与美国合作，借力打力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如果中美陷入新冷战，对印度不失为良机。 一方面，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纽带，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势力，借此对冲与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冲突风险。 尽管近两年，美国频频欺压印度，不仅增加了对印度的钢铝关税，取消了印度的最惠国待遇，还要求印度扩大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可就算这样，莫迪也依旧忍气吞声。今年2月，特朗普访问印度时，莫迪强调美印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伙伴关系，并不断重申印太战略合作，最后还送上了上交30亿美元的军火大单。 印度通过对美国的忍耐，借助美国的印太战略实现自身利益拓展。若真能打破当前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改变克什米尔地区的游戏规则，削弱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密切联系，这个买卖实属不亏。 但是，印度需警惕的是，如果不慎沦为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战争代理人，将引火烧身，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借美国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机会之窗”，复制中国模式，扶植本国产业，蚕食中国的市场份额。 今年6月，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止59款来自中国的App，包括海外版抖音TikTok、微信、微博、百度地图、UC浏览器等。随后不久，印度市场涌现了多款“山寨品”，仅TikTok仿品就高达数百款。 而印度政府也趁机扶植本土互联网平台。印度本土的短视频平台Chingari，成为了tiktok的最佳替代品，在安卓应用商店里，一个月内的下载量超过1,000万次。
在华为遭围剿之际，印度首富旗下的运营商Jio Platforms宣布，2021年将在印度部署“完全自主的5G网络”。截至今年7月，JioPlatforms已连续收到来自谷歌、Facebook、高通、英特、微软等科技巨头的投资，融资金额超2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Jio Platforms也是OpenRAN的成员之一。 今年7月22日，莫迪在出席2020年印度创意峰会时，大力呼吁美企前往印度投资，并称现在是投资的最佳时机。不难想象，印度接下来将复制中国的产业发展道路，趁美国围堵中国之势，引进外部资金和技术，形成其本土产业优势。 但是，单单借助外部形势和模式复制是不够的，印度内部的贫富悬殊、产业失衡、种族分裂等问题，或成为其前进的绊脚石，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产业集群模式也再造不易。 （2）越南觊觎世界工厂地位。 如果说日本和印度看中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上游的地位，越南则是窥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欧美国家想要重构全球产业链，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回本国不太现实，毕竟发达国家劳动力和市场优势不显著。此时越南便成了最佳选择。 越南地处拥有巨大人口红利的东南亚地区，又位于中南半岛东部沿海地带，对外交通便利。而且越南自1986年起开始实行“革新开放”政策，仿效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
2018至2019连续两年，越南GDP增速都超过7%，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自2008年以来，越南逐渐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对外进出口贸易。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越南开始发力，承接了大量中国对美出口订单。2019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贸易萎缩了15.3%。而越南和美国双边贸易增长了24.4%。美国成为越南第三大贸易伙伴,而越南也即将成为美国十大贸易伙伴之一。 此外，越南和欧盟的贸易往来也更加紧密。今年6月，越南与欧盟正式签订《自由贸易协定》（EVFTA）和《投资保护协定》（EVIPA），未来十年，双方近99%的关税或许将被逐渐削减，直至取消。 越南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与欧盟签署自贸协定的发展中国家。这将成为越南走向招商引资高速道路上的重要节点。 2019年，越南吸引外资总额越380.2亿美元，创近10年新高。共有125个国家和地区对越进行投资，其中韩国以协议资金达79.2亿美元居首位，占协议总额的20.8%，中国香港、新加坡次之。近年俩，三星、苹果等企业的代工厂逐渐将产线移出大陆，迁往越南。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越南势必乘胜追击，抓住跨国企业规避摩擦风险的心理，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越南，分吃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红利。 但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越南GDP约2600亿美元，约等于一个贵州省的量。其进出口总额约为5170亿美元，也只是中国进出口总额的九分之一。即使能吃上中美新冷战的红利，也一口吃不成大胖子。（来源：思想潮 作者：元方）
“房地产税”不贸然推进不等于“房产税”不会突袭
【研究员】：wh
从2017年开始，房地产税就是热门话题。当时，房地产税想要落地还存在诸多限制，如今随着全国住房信息联网、不动产统一登记、70年产权可自动续期，房地产税基本上已经没有技术阻碍。那么，未来的房地产税会如何征收？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房地产税立法，将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12字原则进行推进。这是“税收法定”原则体现。
【博览财经特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日，有消息称深圳即将试点开征房产税。根据消息，人均60平或家庭1套房为免征面积，2套房以上超过人均60平方的征收税率1.5%，第3套房征收税率2.5%，第4套房征收税率4.5%。 按照这个版本，如果在深圳有3套评估价均为1000万的房子，姑且认定前两套都在免征面积之列，第3套每年要缴纳的房产税高达25万。 注意，房产税是财产税，按照评估价征收，每年都会征收一次。如果方案属实，那么拥有2套以上住房的群体，房产税长期累计下来，将是一笔惊人的数字。
对此，据媒体报道，经财联社记者向相关部门了解，该消息不属实。相比于消息真假，更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会出现房产税传闻？蓄势已久的房地产税离落地还有多远？ “房地产税”不会贸然推进不等于“房产税”不会突袭 这里需要区分房产税与房地产税。这两年，我们讨论的多是“房地产税”，这是关乎房产、土地的一系列税收体系，房产税只是其中一种。 房地产税，是就全国范围而言，最新的政策表述是“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这里的关键在于“立法”，根据“税收法定”原则，房地产税想要在全国落地，必须经历人大立法等法律程序，不会贸然推进。 “房地产税”不会贸然推进，不等于“房产税”不会突然袭击。房产税早已有之。早在1986年，我国就已出台《房产税暂行条例》，其中明确，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而“非经营用的房地产”则在豁免之列。
这是原始版的房产税，只是对商铺、租赁等征收，所有自住住宅都不在其列，与现在所说的“房地产税”有着天壤之别。那么，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房产税？ 有的。2011年，上海重庆开始新试点，对传统房产税进行扩围，将普通住房纳入房产税征收范围。 虽然上海重庆版的房产税有所扩容，但普遍存在税基较窄、免税面积较大、税率偏低等问题，迄今只有这两地试点。
比如上海，只针对新购买的二套及以上住房征收，过去买房的存量房源不征收，第一套房也不征收，人均60平方以下的也免征；税率仅为0.6%，且可按70%价格征收。而在重庆，只对高档住房和别墅征收，普通住房也不征收。 正因这一点，这两地的房产税覆盖范围极其有限，税收收入可以忽略不计，对于房价的影响微乎其微，未能得到其他城市的响应。 所以，原始版房产税、上海重庆版试点房产税，都有着各自存在的问题，有关方面才将涵盖范围更广、与国际接轨的‘房地产税’纳入决策日程。 房地产税落地将是大概率事件 从2017年开始，房地产税就是热门话题。当时，房地产税想要落地还存在诸多限制，如今随着全国住房信息联网、不动产统一登记、70年产权可自动续期，房地产税基本上已经没有技术阻碍。那么，未来的房地产税会如何征收？ 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房地产税立法，将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12字原则进行推进。这是“税收法定”原则体现。 同时，根据官方部门透露的信息，房地产税将会按照评估价（而非原价）征收，会存在一定的税收优惠，可能设定一定的免征面积，这一税收属于地方税，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
可以说，房地产税的落地，将是大概率事件。但究竟哪一年落地，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毕竟，房地产税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的不是一部分人一部分房子，而是涉及几乎所有人所有房子，影响的也将是未来几十年乃至更久。 社会舆论准备的时间长一点，立法博弈的空间大一点，留给整个社会的讨论充分一点，这是正常的。 但随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的空间日益减弱，以房地产税来替代土地财政的必要性与日俱增。届时，房地产税无论如何也会上马。 地方自行上马房产税不是没有可能 在全国版房地产税落地前，会不会有地方自行上马房产税？不是没有可能。 虽然全国版的“房地产税”离落地还有距离，但地方版的“房产税”存在“先行先试”的可能。毕竟，有上海重庆的经验在前，一些楼市热度居高不下的城市，祭出房产税的超级调控手段，并非没有可操作性。 当然，房产税未必能降房价。房价更多受制于货币金融、土地供给、人口流入等因素，房产税并非唯一决定因子。 但房产税一旦开征，则向社会传递了再强不过的调控信号，这是典型的“预期管理”，影响仍旧不容忽视。 所以，无论如何，不要低估房地产税。经济形势越稳定，楼市越火热，房地产税落地的时间表就会越早，反之同理。（来源：国民经略（ID:guominjinglve） 作者：凯风）
社会透视
一切美好希望在史上最严厉楼市调控中崩塌
【研究员】：wh
这两年楼市维权迭起，表面的原因大多是“配套不达标”、“绿化太差”、“不是承诺的名校”、“房屋质量问题”，当然也有纯粹的“降价维权”，但稍微懂些内情的人都知道……主要原因是房价没涨、甚至还跌了——就像这批房价臀斩的环京业主，在“负资产”状态下，如果能退房最多也就亏个首付、反而能挽回些损失。房价没涨亏了月供、房价下跌亏了首付、房价大幅下跌还倒欠银行一笔钱……
【博览财经特稿】有多少人渴望炒房一夜暴富、最后却在本轮楼市调控中爆仓出局？ 房价臀斩 张翠娟心里很难受，无法接受现实。2016年，她以8600元/㎡的价格买入了一套环京永清的房子。因买入时点好、买在了房价暴涨的前夜，一度被身边的朋友夸耀有眼光…… 她自己也有些飘飘然，想着自己三十余年来总算逮住了一次暴富机会、搭上了楼市红利的快车。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不过是坐了一次房产财富的过山车——在高处癫狂、在低处落寞，深刻体会到了“没有兑现的财富终归是纸面财富”。 她买的那个项目，在2017年3月最高点时曾涨至1.8万-1.9万，而现在三期高层卖7500元、洋房卖8000元。也就是说，买了将近四年，张翠娟的房子不但一分没涨、还跌了1000元。以前被亲友夸赞有眼光，现在则被惋惜到运气差，自己的房产暴富梦自此破碎。 张翠娟还算好的，毕竟买得早、房价没那么高。惨的是在2016年底至2017年初恐慌抢房的那批人，现在的价格不是腰斩、而是臀斩了……还不到自己买入价格的零头。 这样的苦主并不是少数，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渴望借助房价暴涨实现财富自由的炒房客，可现在他们正面临着团灭！ 2016年这轮全国房价暴涨，环京蹦得最高、涨得最猛。最夸张的是张家口的崇礼，短短一年时间房价涨了4倍，堪称环京之最。其次就是环京的北三县和南三县。 2017年最高点时，北三县的燕郊均价高达3.5万/㎡，个别优质楼盘甚至每平到4万。大厂均价3万、香河均价2.3万-2.5万。南三县的固安均价每平高达2.7万-2.8万，永清1.9万-2万，霸州1.5万-1.6万，再加上大兴国际机场题材的加持，人们坚信未来、“买到就赚到”。 可这一切美好希望，正在这轮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中崩塌。 其实比房价臀斩更可怕的是房子卖不出去，根本就找不到接盘侠。那些通过信用卡、信用贷、抵押贷等筹集首付的高杠杆炒房客已难以坚持，正狂奔在爆仓的路上。 断供弃房 三年多的月供损失也罢、30%的首付跌没了也自认倒霉，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自己的房产成了负资产。 原房屋总价170万的房子，在付了30%即50多万的首付后、又从银行贷款70%即120万，可现在房子值多少钱呢？对不起，只值不到80万。 什么意思？手里的这套房子只值80万，可欠银行的贷款却是120万，把房子抵债给银行还倒欠银行40万。 于是许多人不愿意了，纷纷维权要求退房……否则就集体断供，当然理由不能是房价下跌、而是之前承诺的配套没达标。 在微信群里，有人发起“奋起抗争/用脚投票/ 断供退房”的倡议，并表示“当断供人数款项够一定数目，会有多个部门来管这事……这是要开发商的命，业主只要当初宣传承诺的配套，无法实现就退房”。
这两年楼市维权迭起，表面的原因大多是“配套不达标”、“绿化太差”、“不是承诺的名校”、“房屋质量问题”，当然也有纯粹的“降价维权”，但稍微懂些内情的人都知道……主要原因是房价没涨、甚至还跌了——就像这批房价臀斩的环京业主，在“负资产”状态下，如果能退房最多也就亏个首付、反而能挽回些损失。 房价没涨亏了月供、房价下跌亏了首付、房价大幅下跌还倒欠银行一笔钱…… 可就这房子还没有流动性，不像股票哪怕亏得再多还能卖掉换回钱、眼睁睁的看着房产成了“死资产”烂在那里。 杠杠断裂、资产爆仓，唯一能解救的就是要求开发商按买入价退房了。如果还不行，那就只能断供弃房…… 曾经以为“房价永远涨”、“买到就是赚到”，幻想着一夜暴富、从此实现财务自由，万没想到会在这轮最严的楼市调控里爆仓出局。 梦碎调控 在2016/2017年房价涨势最猛的时候，一个观点洗脑洗得深入人心：因为宏观调控，所以房价飞涨。 也因此，大家对楼市调控不屑一顾，并不断的嘲讽“历次调控变空调”、“房价越调越涨”，并深信楼市调控就是捡漏买入的最好时机。 限购限贷？那就假结婚假离婚解决房票贷票； 没有首付？那就信用卡/信用贷/抵押贷来筹集； 如何赚到1000万？持有房产1000平啊，一平赚一万就是1000万…… 持有房产两年了还没涨？回答是：房产三年一个周期。三年已到周期咋还没来？自圆的说法是：房产大周期是五年。 因为内心坚信房价必涨，也就屁股决定了脑袋……顺便的就把一切信息解读成了“房价要涨”、“房价必涨”的利好。 开个运动会，基建带动投资、房价要涨； 修个高铁/机场，交通带来人流、房价要涨； 边境冲突/贸易摩擦，刺激经济货币放水、房价要涨； 新冠疫情黑天鹅冲击，实体萎靡得信贷强刺激、房价要涨； 国务院会议提房地产了/政治局会议没提房地产，政府重视了/政府放松了、房价要涨…… 反正有一搭没一搭的信息都能牵扯到楼市上，结论往往是“房价要涨”。 没买房的焦虑不已，害怕全款变首付、首付变车库；买了房的也焦虑，后悔自己买得太少、手里钱被通胀侵蚀。 很多人抱着买房暴富的心态，一把梭/加杠杆/满仓干的一头扎在炒房的大潮中……现如今撞得头破血流。 实际上每一次楼市调控都有成效，2007年调控、2010年调控、2013年调控……包括这次2016年调控。只是以前的数轮调控，都在之后的调控放松之后、楼价得以反弹创出新高，很多人就忘记了调控之后房价萧条的样子，误认为“调控没有效果”。 谁也未曾预想到本轮调控如此之严、持续如此之久、决心如此之大，无数幻想买房暴击的人梦碎于本轮调控。 放弃幻想 从不屑一顾、到将信将疑、到信念动摇、到幡然醒悟、再到深信不疑……人们对楼市调控态度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并成为杀鸡儆猴的牺牲品。 未来，政府对楼市啥态度？态度其实已明确在各种会议和报告里。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要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稳住存量、严控增量，防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工作座谈会，7月24日：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30日：牢牢坚持房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 ——《二季度央行货币执行报告》，8月6日：今年五六月份，深圳、东莞、宁波等城市房价出现了一波上扬，很多人又对放松调控、刺激楼市、房价暴涨蠢蠢欲动，可很快这些城市都出台了更加严厉的调控措施，及时浇灭炒房投机的幻想。 在7月24日的房地产工作座谈会上，包括深圳、上海、杭州、宁波在内的十个城市参加，而这些城市都是上半年房价涨幅较高的……房价调控不利、地方政府就被约谈，其中深意大家可以细品。 再次提醒，请彻底放弃刺激楼市、房价暴涨的幻想，炒房客断供弃房的惨烈教训当引以为鉴，拒绝成为楼市调控的成本。关于炒房暴富，也请大家就此死心。（文中张翠娟为化名 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米筐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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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16 21:3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