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差距巨大 40个数据指标一目了然》：从世界经济格局看，2018年，中美两国GDP占世界40%、股市占54%、贸易额占23%，美元与人民币占世界货币流通量74%。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世界经济大战”；自从美国189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以来，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无一例外地出现衰退并失去第二大国地位，中国能不能成为131年来第一个不衰退的第二经济大国，举世瞩目。贸易战的真相是新的“第二经济大国陷阱”，既要钱、更要“命”；贸易战的走向是“美国不会容忍超越、中国不会放弃发展”；只要美国不独享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中国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但经济结构、效率等仍与美国相差3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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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经济恢复并不平衡 居民消费率持续降低并非只是疫情影响
【研究员】：wh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本来就面临下行压力的我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一季度出现大幅度下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此基础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及时出台力度较大的对冲政策，二季度经济迅速转正，同比增长3.2%，环比增长11.5%，体现出强劲复苏态势。
【博览财经特稿】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经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出现大幅度下滑。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供需两侧结构性贡献率的方法，找出二季度经济迅速转正的主因，进而提出今后经济政策应该关注的重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本来就面临下行压力的我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一季度出现大幅度下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此基础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及时出台力度较大的对冲政策，二季度经济迅速转正，同比增长3.2%，环比增长11.5%，体现出强劲复苏态势。 需求侧：主要是投资拉动 投资重回拉动增长的主动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偏弱。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提出转变发展方式，要求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之后，这种转变十分明显，2011年后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消费的贡献率达到了57.8%，大大高于投资31.2%的贡献率。
新冠疫情改变了这一增长格局（见图1）。2020年二季度经济增长3.2%，其中，消费、投资、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是-73.3%、156.7%、16.6%，投资、净出口分别向上拉动经济增长5个和0.5个百分点，消费向下拉动2.3个百分点。二季度投资贡献率高达156.7%，大大超过了2009年、2010年应对金融危机时85.3%、63.4%的水平。新冠疫情冲击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不同，国际金融危机时，净出口是向下拉动，贡献率是负值，2009年、2010年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是-42.8%和-10.8%，而消费的贡献率是正的，分别是57.6%和47.4%。疫情影响的主要是消费，进出口虽然也受到影响，但由于出口恢复好于进口，净出口的贡献是正的。 （一）消费。 疫情对消费的冲击十分明显，但老百姓的消费时刻不能中断，既要消费，又要规避疫情风险，因而呈现 “疫情消费”的特征： 一是实物消费恢复好于面对面服务消费。2020年3～6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商品消费增速分别是-12%、-4.6%、-0.8%、-0.2%；同期餐饮收入增速分别是-46.8%、-31.1%、-18.9%、-15.2%，下跌幅度大大高于商品消费。另据猫眼专业版票房数据显示，2020年1～6月我国内地票房收入22.42亿元，仅相当于去年同期311亿元的7.2%。说明疫情影响最大的餐饮、文娱等面对面服务消费的恢复尚需时日。 二是必需品恢复好于非必需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除粮油食品外，二季度17类商品的消费额均已高于一季度（见图2），其中粮油食品、日用品、化妆品、汽车、文化办公用品、饮料、体育娱乐用品、烟酒等商品二季度零售额已超过2019年同期。除化妆品和汽车外，其他消费品都属于有没有疫情也要消费的必需品，疫情不会改变对这些商品的消费。文化办公和体育娱乐用品，在疫情的特殊时期，一定意义上也变成了长期居家、线上消费的必需品。消费低于去年同期的建筑装潢材料、家具、金银珠宝、中西药、服装、石油及制品等商品，除中西药外，都属于当期可买可不买、可推迟消费的非必需品。
三是线上消费好于线下消费。2020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为-19%，二季度为-3.8%；一季度网上零售额增长为-0.8%，二季度增长13.8%；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网上零售额环比分别增长19.2%、32.3%，线上消费的恢复明显好于线下。同时，二季度包括手机电脑在内的通信器材、文化办公用品消费已高于去年同期，也说明线上消费及其相关产品恢复较快。 四是汽车消费快速恢复。汽车销售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最大的，达近10%，近两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放缓与汽车销售回落有关。汽车虽属非必需品，但2020年4月份开始销售量回暖（见图3），二季度消费额已经超过去年同期，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恢复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说明疫情促使人们改变出行方式，减少公共交通出行以增强出行安全性。同时，汽车销售回暖，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前两年低速度的补偿性增长。我国家庭汽车普及率仍较低，经历前两年的低增长后，是否意味着重启汽车消费快速增长势头，需继续观察。
居民消费率持续降低。居民消费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年来持续降低（见图4），疫情强化了这一趋势。2020年一、二季度全国居民消费率分别为59.4%、65.2%，虽然二季度好于一季度，但仍分别比去年一、二季度低5.8个和5.2个百分点（见图5），且降幅相当大。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下半年会有所改善，但今年消费率继续降低已成定局。居民消费率持续降低，既是疫情影响，更是我国长期性的结构性之殇。
（二）投资 投资恢复主要靠第三产业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20年一季度同比增速为-16.1%，二季度转正为3.8%。从三次产业看，2020年一季度三次产业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13.8%、-21.9%、-13.5%；二季度分别为9.3%、-1.0%、5.7%。三次产业投资对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一季度分别为1.6%、43.5%、54.9%，二季度分别为8.1%、-8.8%、100.7%。可见，二季度投资转正的主要因素是第三产业投资，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投资处于拖后腿的状态。（*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样，这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以下无特别说明均为此口径。这部分三大产业投资数据使用统计局公布的不变价数据，细分行业投资数据用统计局一季度和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数据，2019年的不变价数据利用同比增速倒推测算。） 第三产业投资主要靠房地产和基建投资。2020年一季度，19个行业对投资的贡献率排在前五的分别是：制造业（44.6%），房地产业（15%），水利（13.09%），交通（11.4%），批发零售（4.09%）。二季度投资转正，行业投资贡献率也发生了变化，排在前五位的变为：房地产业（53.9%），电热气水（35.86%）、交通（29.12%），农业（17.94%），教育（13.05%）。可见，二季度投资转正首先是靠基建投资，贡献率为48.4%；其次是房地产投资，贡献率为53.9%（见表1）。制造业延续了最近几年投资不振态势，对总投资的贡献率为-53.6%。
民间投资增长落后于总投资增长。2015年二季度之前，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逐步提高，2015年二季度达到峰值的65%，之后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逐步下降，2019年四季度跌至51%，低于民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 2020年一、二季度民间投资跌幅均大于总投资（见图6）。民间投资大都投向制造业，投向基建领域的较少。因此，民间投资不振与制造业投资不振是相互关联的。
制造业投资资金来源机制有待疏通*。2020年上半年市场流动性总体宽裕，且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包括预算资金、国内贷款、企业自筹、利用外资、其他，企业自筹是最主要的投资来源，总体上约占80%左右，其次是国内贷款约占13%左右，各个行业资金来源结构有所不同，但上述二类均为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从2008-2017年度的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各类资金来源占比的均值看，排在首位的是自筹资金：制造业（86.1%）、房地产业（42.7%）、老基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54.2%）、新基建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90.6%），其次是国内贷款：制造业（8.5%）、房地产业（15.6%）、老基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基建行业）行业（20.8%）、新基建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4.1%）。） 截至5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4.28万亿，同比增长19.6%，创2011年2月以来新高，而1～5月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却为-14.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速40.9%，而高技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2.7%。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信贷投放快而投资增速慢，表明实体经济获得的信贷资源转化为有效投资还存在一些障碍，这种障碍是增加流动性所不能解决的。（* 2020年1-5月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6/t20200614_1760157.html） 基建投资主要靠专项债和特别国债。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PPP项目融资，二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和特别国债。近年来为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财政部门加大了对PPP项目的规范管理力度，PPP融资对基建投资的支撑力度不如从前。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PPP管理库中，新入库项目和投资额、净入库项目和投资额、签约落地项目和投资额、开工建设项目和投资额，分别同比下降32.9%、41%、77%、86.5%，表明PPP不是当前支撑基建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2020年一、二季度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分别比2019年同期增长51.1%和53.7%。截至7月31日，地方政府专项债已发行全年计划的60.4%，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已发行完毕。因此，可以判定，地方专项债和特别国债对稳定基建投资资金来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房地产业到位资金明显改善。2020年一季度房地产业实际到位资金低于去年同期，二季度比去年同期增长8%（见图7），对房地产投资的快速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中，无论是企业贷款、个人按揭贷款、企业自筹资金、定金及预收款均有所改善。此外，房地产销售恢复较快，二季度商品房销售额为去年同期的106.57%，为一季度的128.48%；商品房价格稳中有升，从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同比与环比数据（见表2）看，绝大多数城市房价上涨。房地产销售的恢复和房价上涨，对保障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三）进出口 进出口贸易微弱转正。按美元计算，2006年6月，进出口总值和出口、进口均实现了由负转正，分别同比小幅增长1.5%、0.5%和2.7%。分季度看（见表3），2020年一季度出口、进口、净出口均低于去年同期。二季度出口虽然比一季度大幅增长，但基本上与去年同期持平。二季度进口比一季度微弱增长，但显著低于去年同期。二季度净出口比一季度大幅增长，主要是进口不如去年同期所致。
机械及运输设备和纺织产品对出口的贡献最大。按照海关进出口商品构成表，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其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又各细分为5类。2020年一季度，初级产品中仅有矿物燃料和动植物油两类产品实现正增长，贡献率分别1.02%和0.08%，5类工业制成品中除了未分类的商品外，其余均为负增长，工业制成品出口减少是一季度出口减少的主要因素。2020年二季度，初级产品对出口的贡献率由正转负，为-16.71%。工业制成品的贡献率则升至116.75%，不仅弥补了初级产品的负增长，并带动了整体出口微弱增长。 5类工业制成品中，除杂项制品外，其他4类均实现正增长，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和原料类制成品的贡献最大，分别为67.93%和61.82%。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中，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贡献率最大，为37.08%。原料制成品类中，纺纱、织物制成品的贡献率最大，为79.42%（见表4）。 可见，二季度出口得以稳定，不是靠多产品遍地开花式的恢复，而是少数产品异军突起式的快速恢复。
初级产品进口大幅减少对进口的影响最大。初级产品进口在我国进口中占比较大，大体上占三分之一左右。2020年一季度，初级产品中肉及肉制品、石油两个产品对进口的贡献很大，分别为141.51%和124.11%。工业制成品对进口的贡献率为-337.78%，其中电力机械器具及其电气零件的进口贡献率高达235.94%，医药品的贡献率是35.81%。反映了在我国疫情严重的一季度，进口呈现大幅波动的不正常状态。2020年二季度，进口产品恢复正常，各类产品的进口贡献率不像一季度那样十分悬殊。但初级产品进口减少，对总出口的贡献率为-89.94%，主要是一季度对进口贡献率高的肉及肉制品、石油的贡献率降低到12.13%和-97.29%。工业制成品进口的贡献率为-10.06%，电力机械、器具及其电气零件进口的贡献率尽管不如一季度，但仍达52.75%，反映了我国对此类产品进口的刚需。
供给侧：主要是制造业带动 第二产业重回拉动增长的主动力。2012年之前，除个别年份外，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4年至2019年，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贡献率大体稳定在60%左右。新冠疫情改变了这一格局。一季度三次产业增速分别为-3.2%、-9.6%、-5.2%，同一般认识的疫情主要影响第三产业不同，第二产业下降幅度最大。二季度三大产业均实现了由负转正，分别增长3.3%、4.7%、1.9%，第二产业增幅最大，成为二季度经济转正的主要拉动力，献率达60.76%，第三产业降到32.68%（见图8）。新冠疫情影响最大的是面对面的服务消费，而这些行业的供给与需求是在同一时空下完成的，如消费者餐饮的消费过程，就是餐饮企业提供餐饮服务的供给过程。因此，面对面的服务消费尚未恢复直接影响了相应的服务供给。（*中国从1992年1季度开始到2015年2季度，采用累计核算方式核算季度GDP，即分别计算各年1季度，1-2季度，1-3季度和1-4季度的GDP数据，1-4季度GDP初步核算即为年度GDP初步核算。从2015年3季度开始改为分季核算方式，即分别计算各年1季度，2季度，3季度和4季度的GDP数据，累计数据通过当季数据相加得到，如果特别说明，我们这里的不变价是2020年为基期计算。）
（四）主要行业。 制造业在供给侧的带动力最大。按照11个大行业分类，2020年一季度，绝大多数行业为负增长，只有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保持了正增长，减低了经济负增长的幅度。二季度，除住宿餐饮、商务服务和其他服务外，其他行业均实现由负转正，呈现多行业均衡恢复态势。其中，制造业对经济转正的贡献率最大，为40.28%，超过了制造业在经济总量的比重；金融业次之，贡献率为19.42%，建筑业为19.13%，信息服务业为17.93%，房地产业为10.11%。农业、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虽然转正但贡献率不大。可见，复工复产的政策措施对制造业恢复的作用更大，推动制造业最先恢复。
（五）工业行业。 工业绝大多数行业实现转正。因缺乏工业41个细分行业分季度绝对值数据，只有增长速度，无法准确还原基于绝对值的贡献率比较。因此，本文采取上半年增幅与一季度增幅之差来说明工业各行业对二季度工业转正的贡献大小。上半年增幅与一季度增幅之差为零，说明该行业二季度增幅与一季度持平；为正，说明二季度增长快于一季度；为负，说明二季度增长慢于一季度（见图10）。41个工业行业中，除烟草（-3.2）、石油天然气（-3.4%）、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4.5）外，其他38个行业均为正值，说明这些行业二季度的增长均快于一季度。对二季度工业增长转正贡献较大的行业主要是：汽车（22.9%）、专用设备（16.4%）、仪器仪表（15.4%）、通用设备（14.9）以及非金属矿、电气机械、纺织、金属制品、橡胶塑料、非金属矿等，除纺织外，基本都属于资本品行业。消费品行业虽然也开始恢复，但增幅较小。这与需求恢复的态势完全匹配，由于投资恢复快于消费，因而投资品行业的恢复快于消费品行业。其中汽车的差额最大，既与汽车销售回暖相关，也与一季度下跌幅度较大有关。
（六）工业产品产量。 投资品恢复好于消费品。2020年一季度，148种主要工业品中的44种产品同比增产，二季度增产的工业品增加到87种。二季度增产幅度较大的基本上都是投资品，如增产位列前十的产品分别是：水轮发电机组（151.07%）、大型拖拉机（98.03%）、燃料油（73.12%）、挖掘机（68.58%）、挖掘铲土运输机械（59.92%）、中型拖拉机（51.68%）、摩托车（47.25%）、载重汽车（46.5%）、集成电路（43.37%）、减速机（43.26%）。二季度相当一部分消费品及其原料的产量仍为负增长，有些产品减产的幅度仍很大，如葡萄酒（-50.71%）、照相机（-47.80%）、化学药品原药（-35.58%）、中成药（29.29%）、新能源汽车（-29.27%）、移动电话（-25.08%）、布（22.11%）等。 结论及经济政策应该关注的重点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第一，我国经济已经实现了快速恢复，疫情冲击已经得到有效对冲，而且供需两侧及其内部结构性的恢复基础比较扎实，经济运行的规律决定了，三、四季度将持续恢复，且恢复程度提升，多数领域和行业可以恢复到正常增长，全年实现一定幅度的经济增长可期。 第二，经济恢复并不平衡，这是疫情这种特殊冲击下经济的本能反映。总体上看，供给侧的恢复快于需求侧；需求侧中投资的恢复快于消费，消费中非接触式消费恢复快于面对面消费，需求中进出口的恢复最慢，主要是国际疫情大流行的影响；供给侧中第二产业的恢复快于第三产业，工业行业及其工业品中投资品行业和投资品恢复快于消费品行业及其产品，第三产业中数字化程度较高的金融和信息服务增长快于其他行业，抗疫情冲击的能力最强。 第三，供需及其各领域各行业恢复的不平衡，主要原因是疫情影响，但分析中，我们也发现一些长期性的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将在后疫情时期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形成制约。如居民消费率持续降低，制造业和民间投资不振，金融业在各行业中一枝独秀，房地产价格上涨压力等。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促进供需平衡恢复。在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供给先于需求恢复有其必然性，但供需平衡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若需求恢复持续慢于供给，供给的恢复将会失去动力源。今后，既要继续推动复工复产，更要推动复商复市，特别要在“外防输入”的前提下，尽可能促进进出口贸易的恢复。促进供需良性循环，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 第二，推动消费恢复常态。面对外部冲击时，往往会依靠启动投资恢复经济，这在短期是必要的，但投资最终是为最终消费服务的，过于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不会持久。要汲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教训，不要再出现应对疫情冲击后的“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主要是激励供给和促进投资的，直接用于增加居民收入和促进消费的政策相对较少，如金融机构让利主要是对企业让利，还没有多少是对居民让利的。我们要形成的国内循环，主要是靠消费拉动而非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循环，所以财政货币政策应加大对消费的支持力度，鼓励地方对低收入者和失业人员直接发放消费券等，让消费尽快重回正轨。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要精准确定疫情防控的高中低风险单元，不应一个行政区出现一两个零星比例，就暂停一切活动。近年来居民消费率持续降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要深入分析成因，找出症结所在，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第三，加大对制造业和民间投资的支持力度。短期内靠扩大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以及国有单位投资，对经济恢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增长乏力，会影响未来制造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关系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关系我国出口的竞争力。制造业和民间投资增长乏力，并不能完全归结于疫情，实际上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要更多放在支持如何有效启动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上，改革政策要重点放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及降低市场主体营商成本上。 第四，保持制造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格局。受全球疫情大流行影响，进出口恢复滞后于内需，虽然这种恢复顺序看起来符合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保持我国制成品出口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仍十分重要。短期内，要帮助外贸企业通过出口转内销保住外贸企业；长期看，仍要继续支持外贸企业保持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因为我们必须用制成品的出口换回难以实现进口替代的大豆、石油、铁矿石。要正确理解和解读“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继续加强对出口企业的保护和支持。既要重视不断扩大开放的领域，也要同等程度地重视保护现有外资企业，防止外资企业外迁。很多制造业外资企业处于国内产业链的关键，既是参与国内循环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重要力量。 第五，防止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房地产市场回暖态势明显，其中以住宅市场景气上升最为明显。但绝不能能把刺激房地产当作经济恢复的手段，要坚持“房住不炒”原则，短期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放松，防止地价房价过快上涨。长期要改革完善住房制度，加大住房短缺城市的住房供给，更多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建设低价商品房、共有产权房、公租房等，着力解决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失衡。 第六，金融业发展要同实体经济相协同。2019年金融业增加值是2007年的5.1倍，大大快于同期工业2.8倍的增幅。在疫情冲击下，金融业一枝独秀，前两个季度均实现了较快增长。上半年金融业增加值已占到GDP的9.3%，大大高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2009上半年6.68%的水平。要辩证看金融业的这种突出贡献，一方面，金融业的快速增长带动了经济转正或降低了负增长的幅度；另一方面，金融业增加值主要来源于企业、居民、政府的负债，上半年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既往存量贷款的利息等，如居民按揭贷款的利息不会因疫情冲击就可以不付或缓付了。要切实落实金融机构让利政策，继续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同时，要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要忘记降低企业和居民杠杆率的长期性目标。中长期要改善国民收入的行业分配格局，逐步使金融业利润与实体经济的利润趋向均衡。（来源：《财新周刊》2020年第34期 作者：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王志刚）
政经观察
中美差距巨大 40个数据指标一目了然
【研究员】：wh
从世界经济格局看，2018年，中美两国GDP占世界40%、股市占54%、贸易额占23%，美元与人民币占世界货币流通量74%。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世界经济大战”；自从美国189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以来，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无一例外地出现衰退并失去第二大国地位，中国能不能成为131年来第一个不衰退的第二经济大国，举世瞩目。贸易战的真相是新的“第二经济大国陷阱”，既要钱、更要“命”；贸易战的走向是“美国不会容忍超越、中国不会放弃发展”；只要美国不独享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中国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但经济结构、效率等仍与美国相差30年左右。
【博览财经特稿】贸易战前后，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等六大实力全面超越美国，也有人认为中国100年也超越不了美国，夜郎自大者、妄自菲薄者争论不止。我们两年前在《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中美差距及走向》一书中用40项指标比较了中美差距，美国70%的指标领先，中国30%的指标领先。两年后，我国世界500强企业数量首次超过美国，营商环境比上年提升32位，同样是40个指标，美国68%指标领先，我国32%指标领先。我国领先的指标仍然是数量指标，美国经济质量指标有明显优势，中美科技、教育指标差距更大。 国力格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经济、科技、教育和军事实力均居世界第一，是世界经济、科技、人才和军事中心。数据表明，美国综合国力强、发展质量高，中国增长速度快、发展潜力大。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相当明显，一些差距短期内难以弥补。“中国威胁论”、“中国超越论”都缺乏科学依据，“中国发展论”才是硬道理。 1、人口：中国是美国的4.3倍。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19年中国总人口为14亿，美国为3.29亿，中国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分别为美国的1.0倍和4.3倍，美国城市化率比中国高20个百分点，老龄化率比中国高5个百分点。 2、人均耕地：美国是中国的5.2倍。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6年美国可耕地面积为15226.3万公顷，占世界耕地总面积（150151万公顷）的10.1％，是世界上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为0.47公顷。中国耕地面积为11890万公顷，人均0.09公顷，美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中国的5.2倍。 3、建交国家：美国比中国多10个。 截至2019年9月末，世界上除朝鲜、伊朗、不丹这3个国家外，其他国家均与美国建交，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180个，与美国建交的国家比中国多10个。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19年11月发布的“全球外交指数”报告，中国的驻外机构总数为276个，比美国多3个，中国已超过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外交网络。 4、人均收入：美国是中国的8.4倍。 2018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约28228元，按照当年汇率计算约为4265.7美元，美国人均收入为3.6万美元，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中国的8.4倍。 5、人均消费支出：美国是中国的15.2倍。 2018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约2823美元，美国为4.3万美元，美国人均消费支出是中国的15.2倍。 6、居民储蓄率：中国是美国的4.8倍。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中国居民储蓄率始终保持世界前列，自2010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持续下降，2018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为36.8%，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2018年居民储蓄率约为7.6%，中国居民储蓄率是美国的4.8倍。 7、人均住房面积：美国是中国的1.7倍。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9平方米，美国有关资料显示，美国人均住房面积约为65平方米，美国人均住房面积是中国的1. 7倍。 8、平均预期寿命：美国比中国多2.1岁。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8年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中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为77岁，比1949年的35 岁增加了42岁。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18年《世界健康统计》的数据，美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8.5岁，位居全球第34位，中国为76.4岁，居全球第52位，美国平均预期寿命比中国多2.1岁。 9、人均医疗支出：美国是中国的17倍。 中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远低于美国，2018年为4148.1元，约为644.5美元，而同期美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为11172美元，是中国的17倍。造成中美医疗支出巨大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商业医疗保险业比较发达，而中国商业医疗保险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10、恩格尔系数：中国是美国的3.3倍。 1978-2018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107倍。2018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已迈入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最富裕国家行列；美国恩格尔系数为8.7%，中国是美国的3.3倍。 11、人均能耗：美国是中国的3.1倍。 根据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的数据，2018年美国一次能源消费量达到2300.6百万吨油当量，中国为3139百万吨油当量，美国人均基础能源消耗为294.8石油当量，中国是96.9石油当量，美国人均能源消耗是中国的3.1倍。中国铁路、公路里程相当于美国的58%和73%；美国机场数量是中国的29.7倍，航空运输量大约为中国的2倍；美国轨道交通运营长度是中国的3.6倍；2018年中国物流发展指数为3.6，低于美国的3.9。 12、博物馆和图书馆：美国是中国的5.4倍。 资料显示，美国现有16700座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达到16968座，平均不到1.8万人就有一座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中国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约为6200座，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数是中国的5.4倍。 13、军费开支：美国是中国的3.7倍。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全球2018年军费支出达到18000亿美元，居30年来最高。美国军费为643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的36%，中国为1715.8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3.7倍。 经济格局：总量有望超美国、人均量差距巨大 从世界经济格局看，2018年，中美两国GDP占世界40%、股市占54%、贸易额占23%，美元与人民币占世界货币流通量74%。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世界经济大战”；自从美国189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以来，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无一例外地出现衰退并失去第二大国地位，中国能不能成为131年来第一个不衰退的第二经济大国，举世瞩目。贸易战的真相是新的“第二经济大国陷阱”，既要钱、更要“命”；贸易战的走向是“美国不会容忍超越、中国不会放弃发展”；只要美国不独享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中国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但经济结构、效率等仍与美国相差30年左右。 贸易战两年来，尽管中美贸易额下降7.2%，但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4.6个百分点，对美贸易顺差还增加了200亿美元，当然经济发展还潜在着企业外移、资金外流等深层次矛盾。疫情之后贸易战可能升级。美国有技术、中国有市场，技术与市场结合，技术的效应才能放大，市场的潜力才能开发。中美经济合作不仅是中美双赢，而且能带动各国多赢。 14、近70年GDP增速，中国是美国的9倍。 1949—2019年70年期间，中国GDP由466亿元增加至990865亿元，名义GDP了2125.3倍。如果按美元计算，1949-2019年，中国GDP由202.6亿美元增长到14.36万亿美元，增长707.8倍。同期，美国GDP由2728亿美元增长到21.43万亿美元，增长了77.6倍，中国70年GDP增长倍数是美国的9.0倍。1978-2019年41年间，中国GDP按美元计算增长了95倍，同期美国GDP增长了8.1倍，中国近41年GDP增长倍数是美国的10.5倍。
15、GDP总量：中国是美国的67.8%。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17-2019年美国GDP总量约为19.39、 20.54和21.43万亿美元，中国GDP分别为12.25、13.6、13.9万亿美元，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分别为63.2%、66.2%、67.8%。 16、GDP增速：中国是美国的2.7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2019年中国GDP增速分别为6.9%、6.5%和6.1%，同期，美国GDP增速分别为2.3%、2.9%和2.3%，中国GDP增速分别是美国的3倍、2.2倍、2.65倍。 17、劳动生产率：美国约是中国的12倍。 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数据，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生产率从2000年的2023美元跃升至8253美元，而美国劳动增长率2000年就已达到81316美元，2017年已突破10万元大关，为101101美元，美国劳动生产率约为中国的12倍。 18、三产占比：美国比中国高27.1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中国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0%、39.7%、53.3%，2019年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7.1%、39.0%、53.9%，按照美国国家经济局数据，2018年美国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为1%、17%、82%，2019年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0.8%、18.2%、81%。2019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美国少27.1个百分点，仅相当于美国60年前的水平。 19、人均GDP：美国是中国的 6.3倍。 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达到1.03万美元，美国人均GDP为6.5万美元，美国人均GDP为中国的6.3倍，中国人均GDP仅为世界第74位。 20、国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是中国的14.7倍。 国际金融协会（IIF）报告显示，2018年美国债务总额69万亿美元，是GDP的3.4倍，占全球债务总额的28%。截至2018年末，中国政府债务约为33.4万亿元，合4.7万亿美元，占2018年中国GDP的37.0%。 21、第一产业增加值：中国是美国的6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为9782亿美元和10215亿美元。同期，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美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642亿美元和1692亿美元。2018年、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是美国的5.96倍和6.04倍。 22、第二产业增加值：中国是美国的1.4倍。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2019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为55308.7亿美元和55978亿美元，同期，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美国第二产业的增加值38151亿美元和39014亿美元。2018年、2019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是美国的1.5倍和1.4倍。 23、第三产业增加值：中国仅为美国的45%。 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2019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为70960亿美元和 77442亿美元。同期，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美国是165147.5亿美元和173571亿美元。2018年、2019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是美国的44%和45%。 24、国际贸易：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2958亿美元。 据国家海关总署的数据，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31.53亿美元，比2018年增长3.4%，贸易顺差2.92万美元，增长25.4%。但是，贸易战导致中美贸易额下降了14.6%，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12.5%，美国对中国出口下降20.9%。2017年-2019年，中美贸易额分别是5836.97亿美元、6335.2亿美元和5412.23亿美元，同期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2758亿美元、3233亿美元和2958亿美元。2019年比贸易战前的2017年比较，中美贸易额下降424.74亿美元，下降7.2%，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增加了200亿美元。 25、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比美国多9家。 2019《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数据显示，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达到了129家，美国共120家企业上榜，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中国比美国多9家。即使不计算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大陆企业（包括香港企业）也达到119家，比美国只少一家。 26、营商环境：美国排名领先中国38位。 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排全球第46位，较上年度大幅提高32名，被列为2018年营商环境改善最为显著的十大国家之一，美国排在第8位，领先中国38位。 27、全球经济增量贡献率：中国是美国的2倍。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2018年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30%的增量，居世界首位，美国为15.3%，中国的贡献率约是美国的2倍。 创新格局：数量指标接近、质量差距明显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经济、科技、教育和军事实力均居世界第一，是世界经济、科技、人才和军事中心。数据表明，美国综合国力强、发展质量高，中国增长速度快、发展潜力大。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相当明显，一些差距短期内难以弥补。“中国威胁论”、“中国超越论”都缺乏科学依据，“中国发展论”才是硬道理。 28、创新指标：中国6个数量指标领先、美国7个质量指标领先。 从国际创新体系常用的13个指标分析，我国在研发人员、科技期刊论文、工程技术论文（EI）、专利申请量、高科技产品出口、世界500强企业等6个指标领先，其中4个为数量指标。美国在国际论文（SCI）、研发经费、PCT专利、国家创新指数、世界100强大学、世界500强企业、世界500强品牌等7个创新质量指标领先。
29、论文:美国前沿科学前100篇论文数是中国的7倍。 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致，中美两国有关报告均认为对方的论文数量世界第一。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7》显示，2017年中国国内科技论文47.2万篇，国际科技论文36.1万篇、工程索引论文22.6万篇、国际会议录引文索引8.6万篇。据《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学者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为42.6万篇，比中国统计的国际科技论文数量高出近6.5万篇（包含了部分非国际期刊论文），而美国人同期发表的学术论文为40.9万篇。美国论文的质量明显高于中国，2018年Altmetric发布的全球最热科学论文TOP100中，美国有72篇，中国仅11篇。 30、PCT专利：美国是中国的1.2倍。 据WIPO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专利申请保持较快速度增长。2017年全球批准的专利中，中国占比30%，高于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的23%、14%、9%和8%。虽然中国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明显不足。中国PCT专利申请量从2012年的1.8万多件增加到2017年的4.8万多件，年均增速21.3%。截至2017年5月，美国的PCT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为24.6%，中国为20.3%。 31、研发经费：美国是中国的1.9倍。 2018年中国研发经费支出约2969亿美元，美国研发投入为5738亿美元，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2%，低于美国的2.8%，美国研发经费支出是中国的1.9倍，但中国是世界上研发经费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32、研发重点：美国是生物、中国是信息。 2005至2018年，美国生物与医学研发经费占联邦民用研发经费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以上，另从美国发布《国家创新报告》、《先进制造业国家计划》、《生物经济蓝图》、《可信网络空间》等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报告分析，美国研发经费重点是健康、科学和太空等领域。2016年，美国生物与医学论文占自然科学论文的比重为61.6%，居全球第4位，而中国该数据为39.2%，居全球第37位，可见，美国政府科技支持的重点是生物，中国政府科技支持的重点是信息。 33、创新指数：美国比中国高11位。 全球五大评估机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瑞士洛桑学院、世界经济论坛、彭博社）对中国科技创新指数评价在13-27位之间（2018年排名第14位），美国科技创新指数的排位均在前6位，中国创新指数比美国相差9-23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18年中国的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为第17位，瑞士排名第1位，美国排名第6位，中美相差11位。 34、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是美国的4.9倍。 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7479亿美元，美国为1530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4.9倍，中国高技术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为25%，美国为20%。中美高科技产品出口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产业转移政策造成的，美国注重设计研发与销售，而把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及其他国家。此外，从2016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企业百强榜可以看出，中国的出口结构比例为外资企业占70%，大陆企业仅占30%。 35、知识产权进口：美国是中国的1.7倍。 2018年知识产权进口费用排名中，中国仅次于美国排名第4位，爱尔兰排名第一。中国知识产权进口费用为358亿美元，美国为537.5亿美元，其中，中国知识产权进口费用中，72.6%来自于制造业，而其中很大比重又是来自于通信行业。 教育格局：中美差距巨大、短期难以赶上 从教育格局看，中美教育实力差距巨大，中国教师队伍、学生来源、科研仪器乃至教学方式、方法都与美国有巨大差距。美国顶尖科学家数量是中国的4.3倍，美国人均教育经费是中国的8倍。中美教育领域的差距是中美最大的差距，顶尖人才数量是中美最核心的差距，人才“赤字”是中美之间最大的赤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差距要做长期战略布局。 36、全球百强大学：美国是中国的6.7倍。 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世界大学排名2020榜单，美国40所高校进入前100名，我国保持6所不变，美国是中国的6.7倍。著名大学与教师队伍的差距是中美最大、最难缩小的差距之一。 37、教育支出占比：美国是中国的1.3倍。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2018年中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5.1%，其中财政投入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4.1%，低于美国的5.2%，美国是中国的1.3倍。 38、顶尖科学家：美国是中国的4.3倍。 根据科睿唯安公布的2019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其中美国2737人次，中国（含港澳台）为735人次，中国大陆地区为636人次，美国顶尖人才数量是中国的3.7倍，是大陆地区的4.3倍。与2017年的数据比较，中国顶尖人才的数量明显提升。截至2019年9月，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共908人，其中美国为377人，中国大陆仅2人，数量仅为美国的0.5%。 39、接受留学生：美国是中国的2.2倍。 中国教育部和《2018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的数据显示，全球留学生总数为485万人，在华留学生人数49万人，赴美留学生人数达109万，是中国的2.2倍。 40、高校入学率：美国是中国的1.8倍。 据资料显示，2018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8.1%，比2012年增长18.1%。2015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为87%，是中国的1.8倍。 总之，新冠疫情蔓延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调整，中美差距也在剧烈变化之中。但美国综合国力强、中国发展潜力大，美国有技术、中国有市场，中美差距的基本格局仍然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的差距，短期内很难改变。（来源：宏战略 作者：宏战略）
日本经济“内循环”经验和教训极具启示意义
【研究员】：wh
随着经济的重新崛起，日本开始不断谋求更多的国际经贸治理话语权和更高的政治地位，而在196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由顺差转变为逆差，当年逆差额度高达513亿美元，这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于是，美国以遏制日本为目的，开启了长期的贸易制裁，从上世纪60年代的钢铁制品到70年代的彩电，再到80年代的汽车、半导体、电信等多个领域，均出现过大型贸易摩擦，前后历时近40年之久。
【博览财经特稿】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威胁到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国家，都被美国用各种“阴招”坑过。这其中就有日本。 二战过后的日本，苍凉凋敝，一片狼藉。然而令人称奇的是，日本非但没有被战争打垮，反而没多久就迎来了高速增长的新时期：1960年~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速达到了惊人的16%，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同样高达11. 3%；1966年与1967年，日本经济体量先后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越联邦德国，正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到1973年，日本已初步完成工业的现代化。 战后日本经济浴火重生得益对外贸易扩张 希腊神话中有个“不死鸟”的传说，讲的是一只名叫菲尼克斯的神鸟，在熊熊烈火焚烧中获得新生，展翅腾空，很多人都以这个传说来比喻战后日本经济的浴火重生。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对外贸易的扩张。 针对本国资源贫瘠、市场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等困难，日本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制成品出口换取外汇，同时引进技术设备和进口原料，扩大工业生产规模，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 而在实践中，日本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出口了纺织、煤炭、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外贸规模稳步增长。在此过程中，日本不忘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产业竞争力日益提升，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不过就在此时，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且越来越难以为继。 随着经济的重新崛起，日本开始不断谋求更多的国际经贸治理话语权和更高的政治地位，而在196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由顺差转变为逆差，当年逆差额度高达513亿美元，这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于是，美国以遏制日本为目的，开启了长期的贸易制裁，从上世纪60年代的钢铁制品到70年代的彩电，再到80年代的汽车、半导体、电信等多个领域，均出现过大型贸易摩擦，前后历时近40年之久。 由于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日本不得不一再妥协，自愿限制出口。而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又使得日元急速升值，出口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经济增长愈发乏力。 除频繁的贸易摩擦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还暴露出两点缺陷： 一、该模式受海外政策与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难以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的原油价格上涨，就让日本陷入了严重的滞涨，经济随之步入萧条； 二、对出口的片面重视，引发日本经济结构的失衡，也限制了日本的产业升级，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又日益制约着日本的出口竞争力。 在此背景下，痛定思痛的日本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并于1986年制定通过著名的《前川报告》，重点强调了经济发展思路从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此后又接连出台了《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纲要》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着力于摆脱过分依赖出口的状况，大力开发国内市场以应对国际环境变化。 一场浩浩荡荡的“内循环”大转型正式拉开帷幕 1987年新任首相竹下登上台后，立即着手制定了1988年~1992年的新经济计划，把中期的宏观经济增长率定为4%，其中内需增长目标是4.5%，出口则为-0.5%，思路的切换不言自明。 至此，一场浩浩荡荡的“内循环”大转型，正式在日本拉开了帷幕。 经济转型并不容易。为了切实达成国民经济由“外循环”向“内循环”转变的目标，日本祭出了一整套“组合拳”，涵盖领域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招招直击要害： 第一招，促进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尤其是在日本这个市场规模狭小的国家，想要以内需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居民势必要具有极强的消费能力。为此，日本重点做了两件事：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增加老百姓的获得感。 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日本一直都格外重视提高老百姓的钱袋子，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搞过一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大幅度提升。 到80年代，日本继续发力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资，并增加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有数据表明，整个80年代日本人的工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大部分民众都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购买力也一再提升。 除了涨工资之外，日本还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并通过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来解决老百姓花钱的后顾之忧。其间，日本还一改此前周日单休的局面，大力推广双休制度以及带薪休假制度，延长老百姓的闲暇时光，以此来增加人们的消费机会和时间，受此影响，日本的旅游业、商店和百货店的销售额均明显增长。 二是着力推动减税降费。 日本政府及时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税制改革，其中个人所得税由原来最高税率70% 降至50% , 税率的档次由15个减为6个，从10.5%~70%改为10%~50 %；新设配偶者特别减免15万日元；法人税的基本税率由原来的43.3%降至1987年度的42% ，随后又降为37.5%。 在利息税方面，从1987年10月起，原则上废除原来的小额储蓄和邮政储蓄的免税制，其利息所得一律征税20%；小额储蓄利息收入优惠免税仅限65岁以上的老人和母子家庭；贴现金融债和贴现国债的税率也由现行的16%上升到18%。得益于这些税制改革，1987年日本减税规模高达1.5万亿日元，1988年减税规模更是达到了2万亿日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居民的储蓄意愿，鼓励了个人消费，并扩大了国内需求。 第二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 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让日本意识到，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断然无法长久地支持日本经济的发展，必须培育自身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于是，日本政府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具体实践中，日本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先是大幅度缩减石油、钢铁、造船等传统制造业部门的规模，缩减幅度约为20 %，其压缩的人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新兴产业之中；随后，日本积极扶持电子通讯、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不少企业都“改行”投身于这些新兴产业。与此同时，日本还大力支持教育科研与基础研发工作，通过一系列财税优惠等正向激励手段来为产业升级保驾护航。 如此一来，日本的主导产业逐渐由传统部门切换至中高端部门，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无论是在科技研发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也让日本跻身于全球为数不多的技术发达国家行列。 第三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开展基建投资。 二战以后，日本国内社会公共设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于是借此机会，为了应对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导致的外需疲软，日本政府把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为主的公共事业投资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不仅增加公共设施的数量，而且设法不断提高其质量，以此来满足人们日益升级且多元化的需求。 数据显示，1987/1988财政年度，日本追加了6万亿日元的投资，其中有5万亿日元用于扩大公共事业的投资；1988/1989财政年度，日本再度增加公共设施建设开支，该年度日本财政预算支出增加了4.8%，其中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足足增加了19.7%。 在公共事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是公共住宅项目。仅1987年一年，日本就新建住宅165万套，1988年又新建住宅140万套。公共投资的高增长还极大地带动了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发展，为扩大内需狠狠地助了一把力。 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日本已是连年财政赤字，截至1986年日本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所发行的国债余额高达145万亿日元，占GDP的比重高达42.7%，但日本政府在支持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方面的财政支出却丝毫不吝啬，甚至不惜大力发行国债和地方债来增加财政预算，为基建投资提供了重要财源。 第四招，发展中小城市，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失衡之势，其中首都东京一城独大，而其他中小城市及农村则要落后得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禀赋，尤其随着大城市发展的日趋饱和，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之下，中小城市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意识到这一点后，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动，加快疏散东京冗余的产业，并将其中心城市功能的一部分释放到全国各地：一方面，包括东京、大阪等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周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崛起；另一方面，日本着力支持小城市和农村工业发展，扩大这些区域产业经营能力和范围。其结果便是日本的区域失衡得到了极大改善，民生证券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日本最富裕的东京和最不富裕的冲绳，人均GDP差距一度不超过一倍，这为日本内需潜力的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上述四个方面外，日本还不断放开金融领域的种种限制：一来，推动利率市场化，允许办理银行存款的各类金融机构自行规定存款利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并刺激他们进行新的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二来，减弱了对金融活动的直接管制，使得各种交易更为便利。受此影响，日本的住房金融和汽车金融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居民贷款也迅速增加。 “内循环”大转型给日本经济社会带来实质性改变 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着实给日本经济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了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的切换，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攀升，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数据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最终民间消费率始终保持在55%上下的高位状态。 与此同时，人们日益追求丰富多样化的消费领域和休闲娱乐性较强的生活状态，餐饮、旅游、文娱、体育、医疗等众多行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同样得到了显著改善。此外，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日本社会的信息化程度显著增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获得了极大便利，效率不断提升。 而客观地讲，日本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的效果并非完美无瑕，典型例证便是泡沫的加剧与负债程度的加深。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日本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央行贴现率从1980年的9.0%下降至1987年的2.5%。可是这并没有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太大的积极作用，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加剧了日本楼市泡沫的一再膨胀，进而为后来的日本房地产崩溃与“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笔。 此外，财政政策的过度宽松与大肆举债发力基建投资，极大地加重了日本政府的负担，很多基建投资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能带来有效的回报，日本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政府负债率最高的大型经济体之一。 尽管如此，这场发生在30多年前的“内循环”大转型，还是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理念和启示，最为核心的几条，便是切实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些经验和教训，至今仍极具启示意义。（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SIF-2015） 作者：付一夫）
印度正从“牛皮癣”小麻烦迅速升级为心腹大患
【研究员】：wh
近日，印度代表纳加拉吉再次向联合国提交了申请，五常之中四常已经表示同意——显然没有表示支持的是中国，上一次也是中国投了否决票。而且，这次印度获得了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支持，其中有不少中国人熟悉的“老朋友”——就是刚被豁免债务的那些。尽管以目前的中印关系看，印度很可能再次被中国阻挡，但是印度作为大国的地位已经不存争议。
【博览财经特稿】疫情爆发以来，印度搞“大新闻”的能力爆表。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印边界的挑衅已经走到局部战争的边缘，而经济领域的动作更不容小觑。 最新的动作是印度政府已经宣布禁用118款中国手机APP，估计这一数字很快就会上升到200以上。此前还有连打带哄地挖中国制造业墙角，富士康、苹果都是延揽的对象，踩着中国制造搞印度制造的意图揭然。
一方面是经济雪崩、疫情恶化的极度脆弱，另一方面是军事挑衅、经济排华的咄咄逼人。印度正在从牛皮癣式的小麻烦，迅速升级为心腹大患。 印度到底意欲何为？想法能否得逞？这个南亚次大陆的巨人，还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地方。 “散装大国”印度 俄塔新社9月3日报道，近日，印度代表纳加拉吉再次向联合国提交了申请，五常之中四常已经表示同意——显然没有表示支持的是中国，上一次也是中国投了否决票。
而且，这次印度获得了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支持，其中有不少中国人熟悉的“老朋友”——就是刚被豁免债务的那些。尽管以目前的中印关系看，印度很可能再次被中国阻挡，但是印度作为大国的地位已经不存争议。 然而，和其他大国不同，印度的内部情况要复杂纷乱得多，还没有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印度的省级行政机构有28个邦、6个联邦属地及1个国家首都辖区。印度各邦的权利要大于美国各州，甚至在莫迪搞统一国内税收之前，各邦之间的贸易是征收关税的，足见中央政府对各邦的内部事务影响力多么有限。 印度的人口结构也非常复杂，复杂程度堪称世界第一。印度有100多个民族，所谓主要民族印度斯坦族占比不到50%。民族众多，语言就更多了。现已正式登记的语言就有1662种，超过百万人使用的语言有33种，主体民族所谓印度斯坦族也并没有统一的语言。
因此，印度独立时宪法规定了14种语言为联邦官方语言，后来逐步增加到22种。这么多联邦官方语言显然不是考虑日常的行政、司法使用，只是一种地位的象征。 真正的行政、司法语言是印地语和英语，后来为了凸显“印度本位”、“去殖民化”，英语在名义上被降级为“附加官方语言”，当然实际上英语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使用最广泛的本土语言印地语是43%的印度人的母语，可是地位也很脆弱。“少数民族”对印地语的官方地位并不买账，语言矛盾在印度时有发生。 多民族、多语言的“文化多样性”是相关领域学者的心头好，但是象牙塔里看风景和实际社会生活是两回事。没有清晰的主体文化、主体语言，统一市场、教育普及、政治军事动员都会困难重重。印度在建国后也多次试图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但是缺乏主体性的现实导致事倍功半，缺乏成绩。 西方开始流行“多元文化”后，印度索性大打多元文化牌，以获得西方认可。其实，“多元文化”并非印度的主动选择，而是不得不承受的软肋。 莫迪显然不是“多元文化”的支持者，他的做法是打内外两张牌，凝聚“印度本位”的民族主义意识。
对内，打出了宗教牌。印度人口的80%都信奉印度教，尽管印度教教派分化程度也很“印度”，不过好歹也算一面大旗。莫迪的做法是以国内两亿穆斯林群体为靶子，把宗教矛盾转化为印度教徒的凝聚力。“印度是印度教的印度”是他的口号，在各项政策上高调反穆挺印，不惜以社会冲突加剧为代价。 对外，莫迪打出中国威胁牌，这是中印关系恶化的主要因素。对外这张牌和我们关系比较大，后面详述。 总之，“散装印度”是印度多年来发展迟缓、缺乏行动力的主要原因，而莫迪政府上台后一系列内外举措，目的在于改变“散装”的状态，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 薛定谔的印度 “薛定谔的猫”是著名的物理学思想实验，那只和放射性物质、氰化物共存、既是死的又是活的的可怜猫并不真实存在。但是薛定谔的印度是真实存在的，印度是“既是……又是……”造句的好对象。 比如，印度既是文明的，又是野蛮的。印度是文明古国，印度文化从高深莫测的哲学到瑜伽、咖喱的流行文化样样齐全。而且经过英国殖民时代的熏陶，印度精英阶层普遍欧化，绅士范儿十足。可是，印度至今还有大量陋习，童婚、巨额彩礼、寡妇殉葬等等饱受诟病。
又如，印度既是温和的，又是暴力的。深受宗教浸染的印度人整体上乐天知命，抢劫杀人之类的恶性暴力犯罪率很低。但是，强奸盛行，已经是印度的“驰名商标”。 更可怕的是教族矛盾爆发后，平时一脸微笑的邻居秒变手持大砍刀杀你全家的暴徒，1992年12月6日印度北方邦“毁寺事件”引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在全国爆发，一天暴乱死亡1100人，震惊全球。其实，也就是这次死人数量多了点，数人、数十人死亡的宗教冲突事件在印度是司空见惯的。 最有意思的是印度的政治，既是西方民主的，又是“社会主义”的。印度从英国殖民地的起点走向了现代，英国的政治遗产塑造了印度的政治形态，各种政治制度很西化。但是，印度自建国后又引入了大量苏联制度，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 1950年印度宪法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印度人民已庄严决定，将印度建成为主权的社会主义的非宗教性的民主共和国……”。这不是纸面上的文字游戏，也不是欧洲社民主义，而是对苏联制度的模仿。印度的建国者甘地、尼赫鲁都对苏联深有好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 印度在1950年就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直接对总理负责，职责包括制定印度经济五年计划，60多年来印度国家计委始终保持高高在上的经济决策地位，把持国家建设和财政支出的决定权，实际权力堪比苏联的计委。这一机构直到2015年才被撤销，改为“全国改革印度学会”。 印度的国有制比例、产业覆盖面上都超过了中国。印度的国有垄断印度政府全面拥有重工业、电力、运输、电信和银行业。除了这些基础产业外，印度国有企业还进入汽车制造和旅馆业，在粮食、糖、食油和化肥等主要商品的批发贸易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也折射出印度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紧密。在冷战格局形成初期，印度发起了不结盟运动，企图在美苏之外形成“第三势力”。
但是，随着1962年中印战争印方失败以及中苏交恶的影响，印度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苏联提供了从军工到经济援助的全套服务。而印度投桃报李，对苏联也给予了很多回报，甚至在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反对巨浪中，印度是为数不多的支持者。 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剑锋所指是印度的老冤家巴基斯坦，根据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回忆，侵巴计划在1981年已经进入了演练环节，按照苏联设想印度将会担任侧翼的攻击。后因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并不顺利，战争陷入被动，这一计划才被搁浅。 和苏联关系密切，也就意味着和美国关系疏远。中印战争时，中美关系处于低谷，因此美国也给予了印度一些军事援助，但是大都是淘汰装备的象征性物资，和苏联的积极态度不可同日而语。在印巴之争中，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是巴基斯坦的铁杆支持者，而这个共同的盟友为后来的中美建交提供了渠道。 苏联解体后，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也一直很紧密，包括核潜艇这样的战略性武器都是俄罗斯供应印度的。2001年著名的“911”事件后，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矛盾加剧，波及到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印度才和美国走近了。 因此，在国际外交领域，印度也是“既是……又是……”——既是苏联-俄罗斯的宠儿，又是美英的关系户。而维持这种危险的走钢丝，打“中国牌”一直是印度的重要技巧。 虚弱的印度、危险的印度 作为“一对一”的对手，印度是虚弱的；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敌人，印度是强大的。 1961-1962年的中印战争，印度输了个底裤朝天，一代枭雄、无比自负的尼赫鲁最终因这场惨败郁郁而终。那时的中国并不是历史上的最佳状态，但是对付印度也并不费力。 尼赫鲁在生命最后阶段，回忆这场战争时说，“我永远不知道中国人在想什么”。其实是他想多了——对印度，中国人没什么秘密，甚至没有什么想法。 由于佛教的影响，中国人对印度一直是抱有善意的好奇。这种好奇心从未突破过青藏高原的地理屏障，甚至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在唐代初年的贞观年间，一位叫王玄策的文官就曾成功地组织了一场征服印度中部王国的战争。这场战争甚至没有得到长安的直接支持，皇朝高层对事态进程也不甚了了，事后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处理。这就是中华帝国在高原上俯瞰印度的心态。 一千三百多年后，中国对印度仍然是这样的态度。印度的经济基础脆弱，尽管竭力做出强大的样子，却掩盖不了虚弱的底色。疫情爆发之前，雄心勃勃不惜透支国力要搞印度制造、印度版大基建的莫迪经济学已经疲态尽显。 2016年印度废钞令后，直接打击了“影子银行”，灰色资金树倒猢狲散，再加上实际上是大规模通胀紧缩，资金窟窿也没法补上。于是，外资也开始撤离，这让国内投资者对房产更为谨慎。 2019年，印度方兴未艾的房地产业、建筑业陷入停摆，印度大型房地产咨询企业Anarock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仅印度七大城市圈就有58万个项目陷入严重的工程延误或完全停工，售价相当于4.64万亿卢比。印度经济遭遇重创。 新冠疫情在年初爆发，莫迪政府一度视为掩盖经济糟糕的最佳借口，甚至是“世人皆病我独好”的机会。当时印度官方民间充满了盲目的自信“印度人天生免疫能力强”“印度从未被瘟疫打败过”——他们显然忘记了19世纪初加尔各答伤寒大爆发的惨状。 但是，疫情的残酷现实很快把他们拉回到现实。即便采取了全国封锁的措施，每千人病床数0.7个的超低医疗资源配置决定了，这个国家没有抵御疫情的能力。时至今日，印度已经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目前印度国内新冠病例累计确诊数量已经突破390万。 名义上是美国、巴西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疫区，实际上很可能是第一。因为缺乏基层治理的印度，确诊人数肯定是不完整统计，而美国是广口径统计。
而经济，更是雪崩。第二季度一开始，印度经济就是乌云密布。著名金融数据公司IHSMarkit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4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至5.4，为史上首次出现个位数，同时创出世界最低记录。前值则为49.3，下跌幅度达到了88.4%，也是创纪录的跌幅。 第二季度结束后一盘点，经济大崩盘。印度第二季度GDP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3.9％，创下历史新低，远差于预期的18.3％。有评论称这一跌幅是“仅次于美国”，其实美国的32%是年化统计，除以四后不过8%跌幅。印度的23.9%是妥妥的全球一哥，领跌全球。 如此销魂的经济状况，军事能力再强也很难和中国抗衡。何况印度的军事能力……应该这么说，印度军队三大神器“瑜伽、拜神、演杂技”是很强，但是和赢得战争无关。
空军是“飞行棺材”扎堆，国营军工集团印度斯坦航空是印度空军最大的敌人。海军最大的敌人是印度人的马虎大意，他们能把靠泊在港口的核潜艇直接点爆。可能人多势众的陆军稍有看点，印度国产的阿琼主战坦克又是反面典型。 印度军队一无是处，曾经坑了尼赫鲁，这位失意的领袖在战败后对议会发言抱怨自家军队：“我记得高级将领们到我们这里来，并且给国防部写信，要这要那……如果我们有远见，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会是另一种做法……印度从这场战争中学到了这个世界容不下弱国……我们一直生活在自欺欺人的世界中。” 翻译过来就是“你们都在害朕”，这就是印度国防力量的现状。 但是，在国际关系的复杂局面下，印度是一个难缠的敌人。这番中印交恶，和1961年的“碰瓷”类似，又是中国外交困境之下发生的。应该承认，莫迪把握时机的能力确实超强。 和上次一样，印度同时得到了俄美的支持。而美国的支持主要是政治上的象征姿态，真正有力的是来自俄罗斯的支援。不仅给了从飞机到步枪的先进武器支援，还签署了协议互派军队、军舰以及军机。3000俄国军人将会驻守在印度，这种千里送武器并附送军人的贴心服务，让所谓中俄同盟变成了笑话。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迹象，去年俄罗斯和蒙古签约，强化了俄蒙的同盟关系。如今俄印关系的快速升温，俄罗斯的选择是很清晰的。如果中印全面交战，敌人只是南方那些瑜伽兵？擅长打“中国牌”的印度在争取外交支持方面显然是成功的。 这就是印度的可怕之处，不擅长单挑的印度总能在你的背后埋下杀机。中国人不能和尼赫鲁一样，不能“一直生活在自欺欺人的世界中。” 龙象之争的未来 中印关系被比喻为“龙象之争”，从人口规模和地区地位看，确实可以这样看。但是，仅就国力、经济发展速度，或许真可一比。但是，印度外强中干的综合实力并不能为她提供赢面。 如果中国能够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势头，那么大可不必介意这位南亚邻居——她的经济体制只相当于中国改开的八十年代水平，经济表现也只达到了中国九十年代的水准。 中印之间的差距是整整一个世代，追赶并不容易。但是，当前局面下，印度不断碰瓷、牛皮癣式的制造麻烦，是相当危险的。如果这种不断碰瓷、步步蚕食的伎俩被默许，那么中国的边境线压力将是全方位的。
当然，局面并非无解。印度本身国力孱弱，背后的俄罗斯正在迅速衰弱，两者行动力都很有限。关键是美国，美国对印度的心结并不低。追逐贸易成就的特朗普对印度的关税壁垒一直心怀不满，其印度洋战略和印度的印度洋野心也有根本的冲突。 中印矛盾爆发后，特朗普曾表态可以充当调停人。这一表态的含义是基本中立的立场，而不是真正在当下介入调停。实际上，尽管中美关系陷入冰点，但是美国迄今为止也没有对印度有实质性的帮助，明显留有余地。
总之，印度到底是牛皮癣式的小麻烦，还是心腹之患、天下围攻的急先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这再一次证明了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国际关系的基石，两国共同利益远远高于分歧。印度的逆风活跃，是中国对外关系的警报，已经响彻云霄。（来源：功夫财经（ID:kongfuf） 作者：关不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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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川野上 四川顶级富豪通天塔的崛起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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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年春天，经过三天三夜的讨论，兄弟四人做出了一个决定：集体辞去公职干个体，开办养殖业。本想着靠信用社贷款起步的四人在接连碰灰之后，只得通过变卖自行车、手表东拼西凑来1000元作为初始资金。办养殖业是大哥刘永言的主意，从养鸡和养鹌鹑开始，四个人就这样成立了新津县育新良种场，开始携手狂奔。
【博览财经特稿】在四川，如果说有一个姓氏可以纵横百年，那必然是刘。从民国时期的刘文辉、刘文彩，到改革开放之后鼎足而立的刘氏富豪：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通威集团的刘汉元以及曾经的汉龙系刘汉。 在西南川野上，刘姓走在最前面却也藏在最深处。正如胡润所言，自己最尊敬的中国商人是刘永行。第一是因为稳定，能够连续10年登上百富榜的，只有三个家族，刘永行、刘永好家族是其中一个；第二是因为坦率，只有刘永行敢说自己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来的。
在35年的沉浮飘摇中，刘永好家族用1000元搏到近1000亿的资产，建立起一个笼罩饲料、畜牧和化工等多个领域的庞大帝国，基业长青。 而用了38年时间的刘汉元，从鱼饲料起步，到布局新能源，旗下的通威集团市值已经迈过了1000亿元的门槛。 当然，还有深藏水底，自夸“从不失手，从来都是赢家”的刘汉，深耕西南已经多年。 四川顶级富豪的通天塔，在这里崛起，也在这里落幕。 四兄弟彻底醒悟：时代真的变了！ 1978年，已经罹患肺癌的老革命刘大墉在嗅到一丝风向之后，将四个儿子喊道床前，叮嘱道：“时代变好了，机会难得，你们要珍惜，要好好把握。” 听到父亲的嘱咐，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四兄弟虽然很动心，但都有着不错工作的他们对辞职下海这件事连想都不敢想。
也是在这一年，14岁的刘汉元刚考上眉山一所水产学校，为的也是“三年后得到一个铁饭碗，解决户口和房子”。 而小他一岁的刘汉还在老家广汉读书，因为家境贫寒，小小年纪的刘汉脑子里想的只有怎么多赚点钱帮母亲补贴家用，滔滔大势对他来说还很遥远。 不过，刘永行兄弟的命门很快被家里的一顿红烧肉翻转。1981年，为了能让自己四岁的儿子吃上一顿红烧肉，学过维修技术的刘永行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家附近摆地摊帮人维修电器。 春节过后，刘永行数了数手里的钱，吓了一跳，短短几天居然赚了300多元，几乎抵得上自己一年的工资。这事让四兄弟感慨万千，彻底醒悟：时代真的变了！
一商量：既然修理无线电这么挣钱，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办一家电子工厂呢！ 在一顿操作下，学计算机的老大刘永言、学机械的刘永好和擅长修理家电的刘永行很快造出中国第一台国产音响，取名“新意音响”。 不过，就当18岁的刘永好志得意满地拿着音响找到当地公社提出开一家电子厂时，很快就被对方以“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由泼上了一盆冷水，打发了回来。 兄弟四人做出一个决定 就在要打退堂鼓的时候，远在浙江的鲁冠球将自家价值2万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厂子创业的消息传到刘氏兄弟的耳朵里。 1982年春天，经过三天三夜的讨论，兄弟四人做出了一个决定：集体辞去公职干个体，开办养殖业。 本想着靠信用社贷款起步的四人在接连碰灰之后，只得通过变卖自行车、手表东拼西凑来1000元作为初始资金。 办养殖业是大哥刘永言的主意，从养鸡和养鹌鹑开始，四个人就这样成立了新津县育新良种场，开始携手狂奔。
也是在这一年，分配到眉山县水电局两河口水库渔场不久的刘汉元，对每月三、四十元的工资和编制开始厌倦。在一次下乡安全检查中，刘汉元在招待所吃到了“这辈子最为鲜美的清炖草鱼”。 接待人员告诉他：“水库是活水，而且水深，所以鱼没有土腥味。” 18岁的刘汉元动起了心思：四川人都爱吃鱼，怎么才能吃到这种有鲜味的水库鱼呢？ 不过，水库鱼生长速度不如塘鱼，而且散养不易形成规模，刘汉元碰到了难题。就在他摸着脑袋想破头的时候，走向大道的刘永行兄弟通过计算机调配饲料和育种选样技术，已经摸索出了一套生态循环养殖法，家禽质量不仅大幅提升，而且饲养成本降低了不少。 1983年底，四人一盘点，良种场孵了5万只鸡，1万只鹌鹑，还带出了11个专业户，一年时间便破了万元户的门槛。 而此时，刚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刘汉，不得不到广汉化肥厂当焊工，但耐不住寂寞的他没多久就辞职自己创业去了。 三年之后，刘永行兄弟决定给养殖场换个更响亮的名字“希望”。不过，危机却悄然来临。在将鹌鹑技术教给新津县当地农户后，当地养殖大户们联合成立起养殖合作社，不管是孵化率、产蛋率，还是饲料转换率都和“希望”不相上下。
眼看着要血拼，刘氏兄弟头上一片阴霾。但恰巧此时一家名为“正大”的外资饲料公司（“正大综艺”节目赞助方）进驻中国，靠着增肥技术占据了中国猪饲料的半壁江山。但“正大牌”猪饲料不仅价格贵，而且非常抢手，一料难求。 看到机会的刘氏兄弟决定转型，1987年，四人投资了400万元建立起“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饲料厂，并找到一批国内外专家进行研制开发。 为了彻底投身到新事业中，刘永行兄弟不留后路，忍痛将养殖场的十万只鹌鹑全部宰杀。 1989年，经过两年的研发，“希望牌”1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正式推出市场。此时，刘氏兄弟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和已经享誉全国的“正大”竞争？ 刘汉元踏上创业之路 就在刘永好们转型的同时，为水库鱼头疼的刘汉元想出了办法。在翻阅杂志时，刘汉元发现德国已经有网箱养鱼的成熟技术，很适合在水库这样的水域进行规模化养殖。这样养出来的鱼不仅没有土腥气，而且速度比自然状态下还快。 靠着自己攒下的200元和家里卖掉的两头猪，刘汉元也踏上了创业之路。 1984年，20岁的刘汉元将自己研制出的“渠道金属网箱式流水养鱼法”投入实践，短短半年就赚回了2000多元的现金。 小赚一笔的刘汉元没有藏着掖着，将技术毫无保留地教授给了当地村民，并免费向全国农民推广。 被周围人笑“脑袋傻”的刘汉元心里明白：网箱养鱼根本没啥核心优势，自己没法垄断。倒不如扩大养鱼群体，自己去做鱼饲料，毕竟这不是普通人想生产就能生产的。
会养鱼的刘汉元更会“钓鱼”。决心要干的刘汉元通过单位里的老师傅，找到专业养殖户请教，两年之后，终于研制出鱼饲料的他在老家永寿镇建起了一个鱼饲料厂（通威饲料前身）。 1988年，凭借着质量和眼光，刘汉元的通威饲料一炮而红，赚得盆满钵满。 也是在这一年，23岁的刘汉在连续倒卖木材和成品油之后，通过园林局的关系，在康定森林拉回一批圆木，转手一卖便拿到了翻倍的利润。 四兄弟突然曝出和平分手 为了和“正大”竞争，靠卖鹌鹑蛋习得一身张贴小广告经验的刘永好在“希望”牌饲料面世之后，就立马带着小广告下了乡。 刘永好对广告宣传似乎是无师自通，他找人将自己想好的“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通过小广告的方式贴遍了成都地区几乎每家每户的猪圈。 在农村的土墙上，用白漆醒目地刷上“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的大字，靠着精准的广告投放，物美价廉的“希望牌”饲料迅速成为“正大”的劲敌。 接下来，“希望”和“正大”开始了一场价格拉锯战。先是“希望”比“正大”每吨便宜了60元钱，接着财大气粗的“正大”咬着牙一跺脚直降100元，最后毫无压力的“希望”干脆降价120元。 最终，“希望牌”饲料销量同比增长三倍，开始坐稳全国猪饲料的第一把交椅，而落寞的“正大”则宣布退出成都市场。 1994年，《福布斯》首次公布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刘永好兄弟以6亿人民币的身家排在首位，跃升首富。
一年之后，刘氏兄弟正式出川，收购了30多家经营不善的国有饲料企业。不过就在轰轰烈烈之时，四兄弟突然被曝出和平分手的消息。 伴随着“饲料热”的风潮，刘永好四兄弟敏锐地发现，利润率已经被压得极低。于是，四兄弟经过商议进行了一次家族重大产权归属：全国27家分公司一分为二，刘永好执掌西南，刘永行坐镇东北。同时，大哥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公司，专注于高科技领域的电子科研。 二哥刘永行拿着分到的20亿投身重化工业，建立东方希望公司，在电解铝行业扎根。三哥刘永美则成立华西希望公司，继续饲料业的老本行。四弟刘永好则组建了新希望集团并担任董事长，开始向饲料产业的上下游拓展。 在中国商业家族中，刘氏兄弟算得上少有的“和平分手”。也是在这一时期，刚刚30岁的刘汉元将成立不久的四川通威集团总部迁到成都。
为了招揽人才，刘汉元掏下十万元在《四川日报》几个主流大报上持续两周刊登招聘启事，迅速组建起一支百人研发团队，并快速解决掉成鱼“脂肪多，内脏比例大”等世界性难题，将养殖户的成本大大降低。 此时的通威集团，在势头上已经不逊刘氏兄弟的希望集团。 刘汉也不甘寂寞 在“高人”的指点下，走上台面的刘汉开始在蜚声内外的成都红庙子市场炒期货。 很多人不知道，位于成都中心的红庙子虽然只有200多米，但作为著名的股票原始交易市场，鼎盛时期这条小街上摆满了办公桌，码着成堆成堆的人民币。 此时的刘汉，每天早上七点钟搭乘一部24座的马自达班车去市场，晚上再搭车回家。 但一年之后，班车师傅就再也见不到刘汉的身影了，因为刘汉发财了。 不过，此时的刘汉也不消停。因为炒期货的原因，刘汉得罪了一个叫袁宝璟的东北大佬，惹上了杀身之祸。 1997年2月1日晚，受袁宝璟指使的枪手李海洋在刘汉常去的一家酒店埋伏，等刘汉出来后，近距离打了两枪。不知道是枪手不专业，还是刘汉命大，他最终安然无恙。 六年之后，袁宝璟因涉及另一桩命案被逮捕，并最终被判处死刑，这是后话。
或许是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死里逃生的刘汉一个月后就在绵阳注册成立了汉龙集团，不过法人叫蒲万昌，他隐居幕后。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汉龙系”，其经营范围五花八门，从化工产品、医疗器械、电子产品到农副产品、餐椅娱乐、运输业等，涵盖几乎所有营生。 不到十年时间，汉龙集团就已经成为四川乃至全国知名的的投资集团，幕后老板刘汉的故事被当做传奇演绎出许多版本。 这期间，刘汉元也在攻城拔寨。乘着通威饲料热销之际，接连在昆明、安岳、西昌等十多个城市开设了子公司，规模越来越大。 因为通威鱼饲料的畅销，业内开玩笑说“国内每三条鱼中有一条就食用通威饲料。” 2006年，上市才两年的通威集团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市值也近100亿的大关。 在胡润百富榜上，除稳定不变的刘永好兄弟家族，41岁刘汉和42岁的刘汉元也持续在列。三位刘姓商人和家族成为四川顶级富豪的代表人物。 刘永好迅速成为家族门面 分家之后，四弟刘永好迅速成为家族的门面。其实早在1993年，有想法也善沟通的刘永好就已经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那一年全国政协会议上，42岁的刘永好代表全国私营企业家在人民大会堂发言，当他那篇著名的《私营企业有希望》刚念出双关标题时，台下听众便会心一笑，随即鼓掌欢呼。 这次会议后，刘永好先后担任工商联副主席、政协经委会副主任，在他的促动下，“非公经济36条”等助力民营经济的文件相继出台。 1998年，刘永好旗下的新希望六和集团在深交所上市，借着资本，刘永好开始向金融和地产进军。新希望迅速成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并且拿到稀缺的传统金融牌照，在商业保险领域布局。
新千年之后，价值千亿的“新希望号”在西南的土地上已经睥睨群雄。 不过，另外两位刘姓富豪也都没闲着。2002年，38岁刘汉元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就读EMBA期间，认识了新能源前辈王传福，开始向能源行业进军。 四年后，刘汉元成立了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雄心勃勃地宣布要投入260亿，打造全国最大的太阳能光伏一体化项目。
同年，刘汉的汉龙集团相继签下四川境内的几个风景区旅游开发权，并将触角延伸到高速公路领域，迅速拿下造价42亿元的绵阳至遂宁高速公路修建项目，成为四川首家参与建造高速公路的民营企业。 接着，开挂的汉龙集团又是收购期货、酒业公司，又是在电力、新能源、环保等项目上频频出手，似乎就没有刘汉不能做的领域。 2008年，汶川地震，作为四川人的刘汉个人捐出5000万，而他所捐建的“刘汉希望小学”在汶川地震中安然无恙，备受瞩目的同时也得到了很多称赞。 不过，这是刘汉仅有的荣光时刻，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2008年后，刘汉忽然把转到境外，开始发力海外矿业开发。不到三年的时间，从非洲铀矿，到澳洲钼矿，再到喀麦隆铁矿，刘汉一路买买买。 而在这些大手笔收购的背后，更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国有大行充当融资后盾，还有不少大型矿业集团主动“背书”。
不过，就在刘汉高歌猛进的时候，关于刘汉涉黑、杀人以及包养女明星的传闻更是不绝于耳。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2015年2月9日，刘汉因为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故意杀人罪被判处并执行死刑。这一年，他刚好50岁。
也是在同一年，因为行业不景气熬了许久的刘汉元终于挺了过来。51岁的他重新启动四氯化硅冷氢化技改项目，并在年底宣布多晶硅年产能突破7万吨。 不久，刘汉元又在包头投资建设了年产5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一举将多晶硅年产能提高到12万吨，跃居世界第一。 有意思是，就当所有人以为刘汉元会沿着光伏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他却对外宣布自己又折回老本行“养鱼”：“通威集团要农牧和新能源两手抓，一个都不能少”。 还是在这一年，刘永好在四川互联网大会上继续以一个双关标题《互联网时代的新希望》做了演讲，64岁的他已经把“新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作为新希望六和集团的新董事长，女儿刘畅已经接班两年。为了给更多年轻人搭建新的平台，刘永好创立了“草根知本”，作为一个培养事业合伙人的平台，迄今已经给新希望找来了五百多合伙人。刘永好告诉这帮年轻人：“三十年再造一个新希望”。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回溯这几位刘姓富豪一路走过的道路，在激荡澎湃的大变革中，他们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但他们选择了不一样的路。在资本还无法横推一切的时代，获取财富的途径不同，最后的结局自然也不同。都是起于草莽，但在时局大潮中有人向左，有人向右；有人能坚守住初心，有人却忘记了底线。 从来名利地，皆起是非心。这是江湖，更是人性。出来混都是要还的。人间正道是沧桑。（来源：守捉使 作者：大唐守捉使）
李嘉诚虽已退休 但他的故事并没完结
【研究员】：wh
英国业务是长江实业业绩锐减的祸首之一。2019年，长江实业集团耗费46亿英镑，买下英国最大酿酒厂和酒馆。这个酒厂成立于1799年，在威尔士、苏格兰等地经营超过2700间英式酒馆、餐厅及酒店。不到一年，多个浪头打来。在英国脱欧、疫情等多个事件夹击下，英国酒吧业务亏损19亿元，这次亏损占长江实业上半年利润的三成。有人算了一笔账，长江实业在国外的投资，至少损失了500亿元。
【博览财经特稿】李嘉诚又要抛售内地资产。据财新9月4日报道，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拟出售北京、上海的两处物业，对应价值达500亿元。其中的北京逸翠园二期为商品房住宅项目，长实集团持有该地块近20年，2019年才开工建设。 不过，长江实业回应称：“市场上很多人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不代表我们须要出售相关资产。” 有人统计，自2013年以来，李嘉诚从中国内地和香港累计套现金额超过2000亿元。其中，抛售的内地资产，占抛售亚洲资产的近七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李嘉诚都是华人界的经营偶像，被誉为“李超人”和“最识时运的人”。但近几年，李嘉诚的眼光似乎没那么准了。李嘉诚所抛售的内地资产，大都处于上升势头之中。而他押注的英国，却弄出脱欧的闹剧，所投资产价值一泻千里。 栽了个跟头 “人弃我取，趁低吸纳”，是李嘉诚发家致富的秘诀。无论是钟表店的学徒，还是塑料厂的厂长，或是长江实业的总经理，李嘉诚总能精准地把握时机，何时进场，何时离场。 1967年，香港发生移民潮，大量富豪抛售物业房产，整个香港房地产行业陷入低谷，大量楼盘无人问津。 39岁的李嘉诚，却在此时，用以前做塑料花和物业赚到的钱，买下旧房子翻新出租，同时开始兴建自己的楼盘。 3年之后，香港形势稳定，房地产业开始复兴。再过两年，长江实业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由此，李嘉诚踏上了顶级富豪之路，纵横商界半个世纪。 但在李嘉诚宣布退休两年后，长江实业却栽了个跟头。 “风浪来到，捱得到有余，还可向前看，也可做得更好。”说这话的是李泽钜，长江实业第二代接班人。在今年年初的股东大会上，他意气风发，对公司信心满满。 随后，今年3月和8月，李嘉诚、李泽钜父子，增持两大波长江实业股票，他们看好长江实业的心路人皆知。在此之前，李嘉诚父子已经增持长江实业股票数十次。 截至今年8月，李嘉诚持有长江实业的权益，由35.32%增至35.33%；李泽钜所持的权益，也由35.39%增至35.4%。
一顿操作猛如虎之下，李嘉诚信心满满的长江实业，却迎来了坏消息：各大机构纷纷下调对其评级。 8月7日，花旗将看衰长江实业的周期，延长至未来两年；8月10日，大摩下调长江实业目标价，由55港元降至49港元。 没有无缘无故的看空。这一切源于8月6日长江实业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报。对照过往亮丽的数据，长江实业的业绩表现，可谓一片惨淡。 长江实业上半年盈利63.6亿元，按年跌58%。撇除置富产业信托、泓富产业信托，以及投资物业公平值变化后，长江实业上半年基础盈利83.67亿元，按年跌近36%。 英国业务是长江实业业绩锐减的祸首之一。2019年，长江实业集团耗费46亿英镑，买下英国最大酿酒厂和酒馆。这个酒厂成立于1799年，在威尔士、苏格兰等地经营超过2700间英式酒馆、餐厅及酒店。 不到一年，多个浪头打来。在英国脱欧、疫情等多个事件夹击下，英国酒吧业务亏损19亿元，这次亏损占长江实业上半年利润的三成。有人算了一笔账，长江实业在国外的投资，至少损失了500亿元。 而长江实业业绩的另一主要利润点——内地地产业，并没有如李泽钜所说“捱得到有余”。曾有媒体统计，长江实业在内地的近三十个项目中，仅有三分之一完工，开发时间少则三五年，多则二十年有余。 长江实业显然无心“精耕地产”，其在内地如上海、东莞等城市的楼盘，都变现迟缓。 2011年，长江实业的楼盘湖畔天下高调地公布了案名。它位于上海嘉定核心地段，整个楼盘高举高打，定位不俗。 多年以后，湖畔天下突然变身。“高端项目，却是低装修标准，和对面的楼盘反差强烈。”上海市杨浦区的一位网友吐槽不已。 现实与魔幻之间，市场用脚投票。截至今年3月，湖畔天下仍有254套住宅未售出，其中瑞林路1280弄地块，前三个月仅售出7套。 长江实业在上海的另一楼盘御沁园，自2012年开始销售，截至今年3月，仍有165套住宅未售出。它几乎照搬香港模式，以牺牲舒适度，换取建筑面积的利用率。 项目入住率低，是长江实业内地开盘项目的通病。香港鸽子笼式楼房设计，并不是内地的心头好。
长江实业在东莞的海逸豪庭项目，上世纪90年代就开发了，2007年曾经因为闲置开发，被政府罚款几千万，现在仍在出售，开发周期长达20多年。 蝴蝶效应犹如狂风暴雨般袭来，长江实业的市值在财报发布的次日，蒸发超过110亿港元。 “李超人”的进与退 在跟李嘉诚打过交道后，汇丰银行主席沈弼曾大呼：要小心这个聪明人。 有一次，来访的客人问李嘉诚：“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李嘉诚笑了笑，指向一副对联。“上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下联：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彼时的李嘉诚富可敌国，跻身亚洲首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2015年，李嘉诚认为，内地房地产已处高位，将要见顶。房价大涨一波后，李嘉诚不断抛售内地物业，他表示：“不赚最后一个铜板。” 2013年-2019年，长江实业在内地套现1700亿元以上。2011年-2020年，长江实业在亚洲套现将近2500亿元。李嘉诚抛售的内地资产，占抛售亚洲资产的近七成。
这边看空国内，那边却花大手笔，抄底欧美地区产业。自2012年至2019年，长江实业“买下了半个英国”，投入将近4000亿港元。加拿大、开曼群岛乃至美国等地，也烙上了长江实业的“印记”，其业务范围覆盖基础设施、能源、电信等领域。 李嘉诚从内地撤退转投海外，引起公众的担忧。各种声音也是扑面而来，如李嘉诚“使命未尽”“不爱国”等等。 李嘉诚回应说，不要用空洞的道德价值对我进行评判。他还引用了两句诗来述怀：“此心安处是吾家”“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李嘉诚令人争议的不止这些。无论是去年4月抛售的大连西岗山黑嘴子，还是今年7月的成都南城都汇，或是更久远的其他项目，都是晒了多年太阳后，被李嘉诚高价转让。 上海、广州等地，有长江实业的数十个项目。这些地块从拿下到被出售，七八年算短的。许多地块升值10多倍，甚至数十倍。 拿大连西岗山黑嘴子来说，从拿地到被卖掉，历经8年时间，从19亿元到40亿元。一买一卖间，李嘉诚赚了21个小目标。
如今，长江实业陷入了海外投资严重亏损的境地，内地市场表现反而最为稳定。李嘉诚会遗憾当初的抉择吗？ 答案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在抛售大连西岗山黑嘴子项目后，去年12月，李家旗下产业亚腾资产，又花费24亿，拿下上海三林印象城项目。 就在外界对李嘉诚另眼相看时，今年7月，李嘉诚的和记黄埔，又花费100亿，投资英国地产项目。 “长江实业已迁册为一家开曼群岛公司，它已经是个纯外资的公司了。李嘉诚本就是个商人。”汇生国际融资总裁黄立冲告诉市界。 钱投向哪？ 香港富豪其实很看重跟内地的关系。2003年，一大班香港富豪带着子女到北京，为子女以后的接班，做人脉上的铺垫。李嘉诚也曾说过，最担心子女跟内地的关系。 在一些业内人看来，对于进入迟暮之年的李嘉诚来说，赚钱并不是他的唯一。他所考虑的，是百年后的家业如何持续。他的各种操作，其实是在替下一代铺路。 2012年，李嘉诚就定了分家的方案，并在2015年最终执行。他的两个儿子，被香港人称为“龙兄虎弟”。 “龙兄”李泽钜，得到超四成的长江实业，以及和记黄埔的权益，另外还有三成多的赫斯基能源的权益。自1990年起，李泽钜便通过资本运作，使长江基建成为继长江实业、和记黄埔之外的第三大家族生意。
对于长子李泽钜的表现，李嘉诚曾评价说：“可以打90多分。如果不是自己的孩子，会给他100分。” “虎弟”李泽楷，曾被外界誉为“小超人”。1999年，李泽楷一战成名。他没花一分钱，就拿下香港电讯，并将其与盈动数码合并，组成电讯盈科公司。当年，电讯盈科的市值，高达5600亿港元。 分家后，李泽楷获得大概3000亿港元的现金。随后，李泽楷以自己的名义，在美国创办了一个价值900亿美元的基金。据保守估计，李泽楷可控资金超千亿元。他用这些钱，专门收购有潜力的公司。 不过，李嘉诚2018年退休后，长子李泽钜交出的答卷，并不理想。2019年，长江和记实业减收增利，长江实业增收没增利。长江和记收益总额4398.56亿港元，较前一年下降3%；长江实业净利润则下降27.4%，为260亿港元。 而小儿子李泽楷的电讯盈科，净利润近年来持续下滑。截至今年6月30日，电讯盈科股权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5.84亿港元。 在外界看来，李泽钜从小循规蹈矩，严于律己，但心理不够强大；小儿子李泽楷又过度张扬。“二人都没父亲的眼光，以及在政商两政商两界长袖善舞的本事。”
李嘉诚另眼相看的第三代，是李泽钜的长女李思德。对于长孙女，李嘉诚毫不吝啬，一举送给她加拿大铀矿能源公司、光丰地产、慈山寺三家公司的董事职位。 李思德是李家孙辈中年龄最大的、也是第一个进入家族企业的人。不少人觉得，李思德将是李家商业帝国的第三代掌门人。欲戴王冠，必受其重。残酷现实对下一代的考验，早已拉开序幕。 首先，长江实业大把的现金，将投向哪里？这是当下李泽钜面临的新议题。 欧洲如英国、北美如加拿大，仍将是长江实业重仓的阵地。李嘉诚全家已是加拿大籍，与其他国家相比，加拿大投资政策相对宽松。 在8月初的分析员会议上，李泽钜强调，伦敦仍有较多住宅的细分市场。除此之外，他还表示，长江实业正在物色收购机会，“危中寻机”。 划重点的是“危中寻机”，这与李嘉诚的“人弃我取，趁低吸纳”，如出一辙。 2020年，全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可能是本世纪以来企业倒下最多的一年。危机四伏的同时，却也蕴藏着商机。 一位从事不良资产收购的金融人士，将如今的现状称为“困境商机”。他表示，近一年时间里，他赚了有史以来最大数额的一笔钱。 以史为鉴，对李氏家族而言，抄底的机会似乎再次到来了。果不其然，李嘉诚又出手了。人心浮动之中，8月21日，香港蚝涌西贡公路近响钟路住宅地于中午12时截标，地皮收到16份标书，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赫然在列。李嘉诚虽已宣布退休，但很显然，他的故事并没有完结。（来源：市界（ID:ishijie2018）作者：陶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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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大师的隐忧 国内学术风气堪忧
【研究员】：wh
丘成桐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大概4年前，有一个北大博士毕业写信给我，认为自己博士论文很好，希望到哈佛做教授，前后来了3次信，后来知道这人是国内某院士的学生，但我发现他的博士论文是至少70年前大家就熟悉的结果。他的论文水平也就相当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的水平。连香港中文大学学士的水平都不够，更不要讲哈佛了。但是对这个学生北大吹得很厉害，说他21岁就拿了博士，是个天才。但是我发现他的论文水平很低，所以坚持没有收他。”
【博览财经特稿】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国内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正在下降。哈佛毕业生的论文水平比国内有些院士的文章都好，如果不重视学风建设，中国科技至少后退20年。 基础教育不扎实，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 “如果不重视基础教育，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国内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8月6日，数学大师丘成桐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时，开门见山道出了他的隐忧。 作为目前华人数学界的领袖人物，丘成桐先生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深厚，而且十分关注国内数学人才的培养。他所在的哈佛大学近年来频繁接触国内大学及大学生，对于两国高等院校的差距，丘先生当然最有发言权。然而，通过和国内学校的直接接触，丘成桐却抛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论：“这些年，中国大学的基础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 “有人说中国的基础教育不比美国差。但是在实践中我发现，国内大学的教育水平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高，美国的大学教育比中国好得多。研究生教育美国比中国好得更多。” 他举例说明：哈佛大学理学院每年大约招收20名念理科的中国留学生。“这些都是中国最好的学生，多数来自北大这些名校。”但是从学习成绩来看，在和其他国籍学生的比较中，“很难看出这些国内来的学生毕业成绩比来自其他国籍的学生成绩好得多。” 3年前，丘成桐招收了两个来自北大的留学生。可是这两个学生来到哈佛以后，一个学生连续三次没有通过考试，学校建议这名学生重新再念本科，还是不行，最后只好离开。另一个学生“考得也不好”，经过努力以后大有改进。 “我每年都会收到很多国内学生的推荐信。后来发现有很多是假的，是学生自己写了推荐信，然后请教授签个名，许多教授很不负责。”而且，他接触到的很多中国学生十分骄傲，不愿意用功，令他很失望。丘成桐说，10多年前，来哈佛念书的中国学生至少考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近年来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从前中国来的学生至少考试成绩在班级里占到前1/3位置，但是这些年顶多排在后1/3。当然也有好的，但是整体而言，平均水平下降了。一些甚至在国内是奥运数学比赛第一，但刚进来成绩也不好，经过重新训练才有好转。” 这位经验丰富的数学大师认为：这些现象都表明，是本科出了问题，学生本科没有念好。“做学问的修养等基本问题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训练，而且还不用功。归根结底是本科教育不扎实。” 怪现象1：名教授不带本科生 丘成桐尖锐地指出：他发现国内高校一些“怪现象”：一些所谓的“名教授”不花时间参与本科教学。他以美国哈佛大学为例介绍，哈佛的教授数量比国内大学要少很多，数学系也就是十七八个正式教授。但是数学系每年都要开会一到两次，研究讨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进度，教授会花很多功夫去培养本科生。比如数学系的本科生，一年级就会根据学生情况划分不同水平，选择最好的学生去重点培养，当本科生毕业的时候，一般就会有2到3个毕业生的学术论文可以登载在第一流的杂志上。“论文水平比北京大学的教授还好。”丘成桐说。 国内名校的教授又是怎么和本科生打交道的呢？ 丘成桐介绍：大概在1998年，国内有一个学生申请到哈佛大学念书，申请表上写明自己学问很高，推荐信说他是北京大学最好的学生，丘先生当时看到申请表，想既然学生这么好，来北京时就亲自和他面对面谈。结果在和北京大学20多个资深的教授座谈时，这20多个教数学的教授没有一个知道这名学生。“我还以为自己搞错了。后来有一名助理教授证实，的确有这个学生。” “看得出来，最好的学生，20多个教授居然都没有见过。表示所谓大教授从来不参与本科生教学。”后来那个学生因为念书思路视野十分狭窄，只是考试成绩好，丘先生并没有接收他。 丘成桐认为，教授不带本科生，并非因为国内师资力量紧张。他介绍，在美国的大学，比如数学系的教授20名左右，而北大数学院的教授则大概在100多个，是美国的4到5倍，哈佛学生6400多人，北大有学生1万多人。如果按照比例，国内应该有条件让教授带本科生，提高教学质量。 为什么那些“名教授”没有时间踏实做学问？ 丘成桐先生一语道破：“现在名校教授花时间不是在学术上。有些人首先到海外弄好处，捞金钱加荣誉，让外国人来评价自己，一年有3个月到5个月在国外‘走穴’。不管这个教授有没有能力，评博士点，自然基金会，甚至评某某大学这些活动都有他们的身影，至少1/3的时间用在学术交易和拉票。算起来，2/3是非学术生活。当然不愿意做学问了。” 怪现象2：一个导师带30个研究生 另一个让丘成桐先生感到困惑的现象是：现在国内有的教授，一个人居然带30个研究生。 “这样怎么保证教学质量？即便在哈佛这样的世界名校，一个教授一般带五六个学生已经很多了。国内这种做法是典型的讲量不讲质。质量粗糙，怎么可能搞好研究？ “老师自己的水平都不够，居然带30多个学生？真是糟糕！许多学生认为不用念书就可以做博士，博士论文抄抄写写，怎么可以？这样下去很危险。” 前不久在和人大附中学生交流之后，丘成桐还迫切感到中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目前国内很多城市中学一班有80个学生，这么多学生老师怎么能教好？不可想象。”他说，美国稍微好点的学校一个班一般不过是20多个学生。 丘成桐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大概4年前，有一个北大博士毕业写信给我，认为自己博士论文很好，希望到哈佛做教授，前后来了3次信，后来知道这人是国内某院士的学生，但我发现他的博士论文是至少70年前大家就熟悉的结果。他的论文水平也就相当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的水平。连香港中文大学学士的水平都不够，更不要讲哈佛了。但是对这个学生北大吹得很厉害，说他21岁就拿了博士，是个天才。但是我发现他的论文水平很低，所以坚持没有收他。”让丘成桐意想不到的是，“现在听说北大已经提升这个学生做了教授。这种事让真正做学问的人真的很失望。” 丘成桐认为，不重视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直接后果是，形成恶性循环，使整体水平慢慢压下来。“教育是长远的事情，基本的东西没有掌握，就根本没有前途。”说起这些，他十分着急。 为此，丘成桐在浙江大学成立了数学英才班，就是希望用先进的数学教学方法，比如采用了美国大学一些先进的教学方法，来培养中国学生扎实的基础能力。“选用美国的方法教并不是崇洋媚外。数学教学是没有国界的，我一定用最好的方法教中国学生。” 国内学术风气堪忧 在近年来和国内学术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更让丘成桐忧心忡忡的是：国内学术风气已经到了必须整治不可的时候。 “学风很糟糕，我呼吁一下，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中国科技的发展至少退后20年，如果这些基础教育不重视，问题越积越多，以后会更难。”丘成桐认为，导致教育重量不重质的原因，就是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用“文革”“亩产万斤”的形式作为工作成绩向上汇报，却完全不考虑教育的真正使命。 为了说明整个问题的严重，丘成桐专门讲述了两个他亲身经历的例子。 “在数学界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学猜想，100多年没有一个数学家不想解开它，非常重要。一个朋友在我的建议下做了很重要的第一步。1995年，我感觉时机成熟，可以再沿着已有的方向，做出有史以来第一流的成果，于是拿到中国办了一个讨论班。这个讨论班是开放式的，吸引了很多青年学者。但是后来有些参加的教授自己不想做了，因为他们考虑假如做这个事情，写文章时间就少了，而每一年写论文，创造多少文章才是他们关心的，做这种费力的事情他们觉得划不来。尽管当时有很多年轻的博士后很想念这个东西，这些教授还是不准学生继续做这个研究，怕论文数量不够。最后甚至硬性干预。自己没有学问也没有冲劲，还不允许年轻人做。最后这个本来很有希望的征服猜想的计划不了了之。” 于是，丘成桐又找到广东中山大学数学院朱院长继续做这个研究。朱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结果又惹恼了当时反对做这个事情的一些人，对朱很不满意。2002年在陈省身先生和我倡议召开的世界数学大会上，大会给中国数学机构一些45分钟的演讲名额，结果他们自己定的名单全部是北京的，还有一个是上海的。其实就像奥林匹克100米比赛，朱的成绩当时是有目共睹的，但就是不容许其他地方有好处。” 还有一件事更让丘成桐耿耿于怀。“我的一个学生，现在做了院士，刚毕业的时候不错，以后一塌糊涂，错了不愿意改，出错的文章现在还挂在网上，表示他的成绩。 “这个人现在既是国内引进人才，又是院士，基金会什么都管，平时许多人都怕他，他的固定职位在国外，却作为引进人才，一年至少给他100万薪水，还不包括经费。但是他在好几个地方任教，有的年轻人学问比他好，但是薪水不到他的1/20，在海外名校，比如哈佛如果在9个月的授课时间里教授兼职是违法的，必须全职，但是这个人却兼了很多职。这个人做学生时还是不错，现在学问只是二流，他在国外拿的奖都是在我的帮助和指导下取得的，国内高校引进人才，给他大笔资金，可他全世界走，来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行踪不定。 “而且严重的是，把我十几年前的文章，基本上改头换面，又据为己有，这种学风无疑误导很多学生，因为看到不用花太多时间就可以做院士。我批评他，这个人还说我荒唐可笑。真是不道德。” 丘成桐介绍，当年他花了很多功夫培养这个学生，“连我的儿子也没有下这么大功夫。太太都说我过分。”毕业那几年，哈佛一位名教授告诉丘成桐，这个学生抄袭他的论文，出于保护年轻学生的目的，丘成桐并没有深究。结果愈演愈烈。 丘先生说，这个人不光彩的记录还有很多，比如有年轻学者的文章，他看到不错，就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真正作者的前面，如果不从，在国内就恐吓说，以后不给你研究经费，在国外则恐吓说写很差的介绍信，让作者找不到工作，导致很多搞学问的人很怕他。 “听说国内很多人怕他。学风坏到了这个地步，作为这个人的老师，我再不讲话，其他学者就不敢做事了。我有义务来澄清。” 还是这个人，在国际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出了错，当时恰好有国内两个访问学者到丘成桐那里去，丘先生让他们解决这个错误，两个礼拜时间，进展很好，但是当丘先生说这是那个人的文章出现的问题时，“两个访问学者吓了一跳，再也不敢做了，害怕那个人打击他。你看，现在的学风有多糟糕！” 我们应该学习陈省身先生的学风 学风方面，身为数学大师陈省身的高徒，至今丘成桐仍然对恩师的学风赞不绝口，认为那才是做学问者应该遵循的方向。 “陈先生做学问也出过错，海外几个学者提出来错误，也没有办法，错了就承认。” 丘成桐介绍说，上世纪30年代，陈省身等人大学毕业到海外求学，学成后毅然全部回国，没有在海外留下，但是拿来了世界最先进的学问，当时国内许多大学互相交流，学风好得不得了。 尽管当时条件很艰苦，陈省身的数学讲义都是手写和油印，就在那种条件下，陈省身几乎看完了大部头的数学巨著。最终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包括华罗庚先生等人，共同训练出中国第一批数学高等人才。 就是在这些数学开拓者的努力下，当时在1946、1947年期间，中国第一批数学家出来了，即便是现在看也是世界第一流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华罗庚先生回国以后，陆启铿、谷超豪、王元、杨乐、张广厚、陈景润、潘承洞，这些人才相继脱颖而出。丘成桐认为，在“文革”以前，基本上中国数学已经接近世界一流。但是后来大跃进、反右，直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把这些全部破坏了。 丘先生对恩师至今念念不忘。尤其是前辈大师那种学贯中西的气质，现今已经很难看到。而丘成桐本人就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身边常常带一本《史记》，早年写就的一篇古文曾被人们至今记得。其中，“无奈华夏虽众长城未修，天地虽宽，瑕疵难容，终究德不如欧美，力不逮乎日苏。根之腐亦，枝叶不荣，叶之枯亦，根基何养？”更是振聋发聩。 丘成桐认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生活水平提高了，应该有理由在学术上作出更大的成绩。 英国数学家约翰·拉慈称丘成桐是“华人数学界的领袖”。在陈省身等一代大师离世之后，重任已经落在丘成桐这代人的身上。 “领袖的工作就是确定方向。我生平立志只做好两件事情。第一，作出一等的数学研究，千古留名；第二，为中国数学教育服务，帮助中国成为数学强国。”丘成桐先生说。 “迫切的问题，是提高质量。学风要彻底改掉。”他认为，目前和国际优秀大学比较，国内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需要迎头赶上。丘成桐饶有意味地说，“首先，中国学生素质完全可以比得上哈佛的学生。假如有好的导师和好的风气，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他着重强调了“假如”两个字。（来源：光远看经济 作者：数学大师丘成桐）
形势分析
枪打出头鸟 楼市调控上升到新的政治高度
【研究员】：wh
这是继住建部“约谈”之后，杭州第二次升级楼市新政。第一次是在7月份，杭州出台新政：人才优先摇号购房的,限售5年；“无房家庭”摇号认定门槛提高，必须缴纳一年社保或个税等。这一次升级版新政，相当于堵住既有的政策漏洞，给楼市强行打上了新补丁。这些补丁的所有指向，都是为了遏制楼市“打新”热潮，防范新的“万人摇号”浪潮。
【博览财经特稿】楼市调控，只会迟到，不会缺席。8月底，住建部召开房地产工作会商会，沈阳、长春、成都、银川、唐山、常州等6城参与会商。 再往前，7月下旬，住建部举行房地产座谈会，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沈阳、成都、宁波、长沙等10个城市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参会。 此外，9月初，住建部印发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落实城市主体责任，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防止虚假宣传、恶意炒作等加剧市场波动。 这两轮“约谈”，一共14个城市被“点名”。除了作为楼市调控标杆的长沙之外，其他多数都是楼市热门城市，而沈阳、成都则两次榜上有名。 新一轮座谈会，罕见提出“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这意味着，楼市调控已经上升到新的政治高度。在 “政治站位”面前，应付式调控，显然是难以过关的。 楼市调控不再有死角 这个被中央部委两次“点名”的城市，终于出台了新政。 9月6日，沈阳发布楼市新政：1、二套商品住房首付比例提高到50%；2、首付款须一次性支付，禁止分期支付和“首付贷”；3、将个人住房转让增值税免征年限由2年调整到5年。 作为两次约谈均榜上有名的两个城市之一，沈阳这一次调控体现了相当的“政治站位”。无论是增值税免征年限向深圳看齐，还是二套房首付从4成提高到5成，均将这一东北重镇的楼市调控抬到新高度。 在此前，沈阳楼市还是宽松态势，东北城市由于经济下滑原因，楼市调控一直处于相对宽松状态。 就在今年4月，沈阳全面取消人才落户限制，只要在沈阳工作、缴纳社保、投资创业等，均可直接落户，相当于“零门槛落户”。落户大门敞开，让原本就不甚严格的限购政策更加宽松。 同时，这几年，东北地区虽然经济增速有所滑落，人口持续外流，但在城市群时代、都市圈时代，沈阳在东北的地位有增无减。而第10个国家中心城市有望花落沈阳，十四五时期振兴东北将有重大战略举措，都给沈阳带来无限期待。
即使如此，沈阳楼市与深圳、杭州、东莞等热门城市仍旧无法匹比。但从楼市调控力度上，沈阳比杭州还要更进一步，这说明什么？ 不难看出，楼市调控已经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过去，楼市调控更多针对的是经济强市，更多针对的是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强省会。 这一次，不仅沈阳两次被“约谈”，而且长春、银川、唐山这些非经济强市也被“点名”，楼市调控不再有死角。 杭州二次升级调控原因不难理解 这个楼市热门城市，在短短两个月间，两次升级调控。 9月4日，杭州再次发布楼市新政：1、父母投靠落户，须满3年才能作为独立家庭，在限购区买房；2、离异单身满3年且无房，可认定为无房家庭；3、热门楼盘，向无房家庭倾斜80%，无房家庭购买该类房源，限售5年。 这是继住建部“约谈”之后，杭州第二次升级楼市新政。第一次是在7月份，杭州出台新政：人才优先摇号购房的,限售5年；“无房家庭”摇号认定门槛提高，必须缴纳一年社保或个税等。 这一次升级版新政，相当于堵住既有的政策漏洞，给楼市强行打上了新补丁。这些补丁的所有指向，都是为了遏制楼市“打新”热潮，防范新的“万人摇号”浪潮。 杭州楼市之热，除了人口涌入、数字经济抗压能力更强之外，与土地财政依赖不无关系。杭州卖地收入已经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一年的卖地收入超过深圳4倍。杭州为何要二次升级调控？
这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在第一次新政之后，杭州“万人摇号”现象并未断绝，当地楼市仍旧高热不退，在“政治站位”面前，杭州这些举措显然是不够的。 可见，调控不再是一次性过关，只要楼市热度仍在，层层加码就是必然选择。不管想不想遏制房价，杭州楼市如果依旧高热不下，未来很有可能还有新一轮的调控。 无锡主动响应号召带来示范效应 这个不在“约谈”名单的城市，主动加码了调控。 8月29日，无锡出台楼市新政：1、离婚后2年内买房，按离异前家庭住房套数计算；2、个人住房转让增值税征免年限由2年调整到5年；3、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至6成。 注意，住建部新一轮座谈会新闻稿发布日期是在8月28日，而无锡楼市新政是在8月29日。可以说，就在住建部下发相关新闻的次日，无锡就在第一时间做了响应。 值得一提的是，无锡并非两轮约谈点名的城市，但在座谈会后随即出台楼市新政，可见“政治觉悟”之高，这给在约谈之列的兄弟城市常州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无锡楼市新政力度，更甚于杭州、沈阳，有向深圳看齐的意味。这背后与无锡楼市热度不无关系，从2019年3月起，无锡新房价格一直在涨，涨了足足有17个月；2020年7月，无锡新房价格环比涨幅1.3%，高居全国第4位。无锡主动响应中央部委号召，给其他城市带来了示范效应。 新一轮楼市调控升级有何不同？ 一、枪打出头鸟，不再只是紧盯一二线城市。住建部两次约谈的14个城市，既有一二线城市，也不乏三四线城市的身影，甚至连银川这样相对边缘的西部省会都在其列。 可见，只有楼市出现过热苗头，都在限制之列。同样，由于楼市行情出现明显分化，有城市上涨有城市下跌，楼市调控不会一刀切。
二、新一轮调控重在抑制投机，提高二套房首付、打击假离婚、增值税“2改5”当成标配。增值税2年免征变5年、二套房首付变5-7成、离婚2年内购房按既有住房套数对待，这是新一轮调控的最低级标配。 三、应付式调控没有空间了。过去2个月内，深圳、杭州、东莞均多次升级调控，这说明，楼市调控不能沦为形式主义，如果调控如果不能一次到位，层层加码就是必然选择。 四、凡是被点名的城市，谁也跑不了。除了作为样板的长沙以及表现相对良好的北京上海之外，其他城市都有升级调控的必要。 在两次座谈会之后，至少已有深圳、杭州、东莞、沈阳、无锡、南京、宁波等地升级楼市调控。 目前，广州、成都、长春、银川、唐山、常州尚无动作，杭州楼市调控力度仍有提升空间，想要过关并不容易。这7个城市大概率会是下一轮调控的主力军。（来源：国民经略（ID:guominjinglve） 作者：凯风）
社会透视
曾深受追捧的风口已沦为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
【研究员】：wh
细细追溯这些出事的长租公寓，不难发现其共性：都是因为“高收低租”的经营模式出了问题，导致翻车。所谓“高收低租”，即租赁公司们以高价从房东处收取房源，再以低价出租。比如，一个房东打算以6000元的价格出租一套房，长租公寓以6500元的价格拿到房源，再以5000元转给租客。乍一听倒像是在做“慈善”，但事出反常必有妖，这种与正常定义中“低买高卖”的商业模式背道而驰的做法，是一个早有预谋的陷阱。
【博览财经特稿】平地一声惊雷起，万顷风雨加于身，割韭菜的镰刀，这次伸向了与生活最紧密的租房。 8月20日，海南每天房屋租赁郑州公司人去楼空，300多名业主和800多位租客混战到了一起； 8月24日，上海岚越公寓在浦东的办公室连夜消失，报案者将派出所门口围得水泄不通； 8月27日，杭州友客长租公寓被查封，有人刚交了2万多房租，中介就携款潜逃，留下一地鸡毛；
8月29日，杭州巢客长租公寓跑路，惨遭血洗的房东和租客已建立起10多个微信群，等待维权。 冰山一角下，藏着更残酷的真相。据不完全统计，近一个月内，全国有超15家房屋租赁公司的创始人或负责人失联，波及四川、浙江、华南、华东等省份和地区，无数租客面临无家可归的困境，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元。
曾被视为风口、深受追捧，到如今谈“租”色变、臭名昭著，密集爆雷的长租公寓，已沦为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 “高收低租”的模式从开始就挖好了坑 细细追溯这些出事的长租公寓，不难发现其共性：都是因为“高收低租”的经营模式出了问题，导致翻车。 所谓“高收低租”，即租赁公司们以高价从房东处收取房源，再以低价出租。比如，一个房东打算以6000元的价格出租一套房，长租公寓以6500元的价格拿到房源，再以5000元转给租客。
乍一听倒像是在做“慈善”，但事出反常必有妖，这种与正常定义中“低买高卖”的商业模式背道而驰的做法，是一个早有预谋的陷阱。 长租公寓企业们不计成本高价收房，并非没有条件，通常房东要和他们签署一年以上的出租合同，但对应的租金只能1个月1付。 低价诱饵抛出后，求租者自然趋之若鹜，长租公寓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为由，提出想要便宜房子，租金须交满一年。 看似必亏的生意，其实中间产生的现金流相当可观：通过收租户一年租金，给房东一个月的租费，就得到了11个月的“时间差”。 再来算笔账。一套房子，假如平均每个月3000元，一次性就能收到36000元；如果有100套房源，那就是360万元现金；如果有1000套房源，那就是3600万元；如果有10000套房源，那就是3.6亿元（堪比一次大额融资）。 若是碰上囊中羞涩的租客，长租公寓企业还有“租金贷”作为后招。求房心切的租客们被忽悠去指定的借贷机构，以5%左右的低利率签署长期贷款合同，长租公寓还是能一次性拿到全年租金（金融机构与长租公寓企业是一笔结清的）。
依靠租金贷，长租公寓们既可以拿下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这一庞大的租房群体，又可以将租客租金包装成“资产”，提前从金融机构套取大量现金，积蓄资金池，形成财务杠杆，一本万利。 分析到这里，有没有品出熟悉的味道。直白来说，“高收低租”的运营模式，瞄准的根本不是利润，而是租金，这和P2P等非法集资的玩法如出一辙，只不过曾经的标的是“理财产品”，现在则是“出租房”。
所以，这种逆操作，注定是条不归路。高速扩张下，为不断吸纳新房源，做大市场规模（赢得资本青睐），“高价抢房”的价格战打得如火如荼。 眼见缺口太大，部分长租公寓企业又将圈来的钱挪作其他投资，短期内无法收回，资金平衡被打破后，庞氏链条自然无法再顺利运转，卷款跑路成了上策。 在信息极度不对称的情况下，负债和风险直接转嫁给了租客和房东，这已不止是阴损，而是真正的诈骗。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东窗事发后，全国数以万计的房东和租客成了无辜的“背锅侠”，在上海岚越公寓的维权群里，大部分租客损失都在五位数以上，被迫流离失所。
无意苛责房东，毕竟房东也是受害者，很多房东都是“以租养贷”，租金来源被切断后，极有可能陷入断供危机，今年2月以来，房东群体还曾遭受长租公寓的“强制降租”风波，不同意就不给打房租。 雪上加霜的是，尽管长租公寓已原地遁逃，“租金贷”还在吸着租客们的血。长租公寓欠着金融机构的尾款一天不付清，合同就无法解除，租客们就得按时还贷（即使早已退租），否则就会留下征信污点，承担逾期费用，最可怕的是，这种无底洞是看不到尽头的。 “为消除征信的不良影响，我选择了报警，但等定性的时间太长，现在只能选择以受欺诈为由提起撤销合同的民事诉讼。”一位匿名受害者透露，在自己的征信系统上，目前显示还有4万多元的贷款没还。
这种以牺牲消费者所有权益，来牟取私利的做法，已彻底脱离了一个正常行业该有的模样。 从风口到臭名昭著 长租公寓自食恶果 最初的“长租公寓”，是被寄予厚望的。与传统中介公司不同，长租公寓凭借服务全面、体验度优秀、安全性高、品牌保证等优势，跃升为地产领域新业务的最大风口。 国家政策、金融、房源、税收等全方位的支持，也为长租公寓的燎原添了一把火。2017年，广州等地方政府还推出“租购同权”，宣布租赁产权跟房屋产权享有同等权利。
2018年，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城市租赁市场迎来井喷，租赁人口高达1.9亿人，市场规模超万亿。根据预测，2030年我国租赁人口将达2.7亿人，整体市场规模达4.2万亿元。 也正是这两年间，入局者纷至沓来，投资机构给出的估值水涨船高。按出身不同，长租公寓市场衍生出几大派系：包括地产系，如万科泊寓、龙湖冠寓等；物业系如自如、美丽屋等；互联网资本为主的资本系如蛋壳公寓、青客公寓等。 风光背后，被刻意掩盖的危机渐渐暴露出来。长租公寓的利润并不高，据《2019租赁住宅行业白皮书》显示，国内20个重点城市中，公寓租金回报率仅为1%～3%。 而长租公寓走的又是重资产模式，为提升竞争力，长租公寓在取得房源后，通常会进行内部改造，这种类似“二房东”的角色，占据长租公寓市场的主流。 业内人士曾算过长租公寓的成本，一栋长租公寓大概在100间房左右，装修和家电成本在6万元左右，整栋成本在600万。 而在一线城市，一套28平米的长租公寓，租金约在2600元上下，100间房的每月租金约为26万元，一年不过312万元。 事实上，长租公寓空置率在40%～50%之间都是常态，这就意味着，100间房中，只能租出去60套，每年租金收入仅为187.2万元。 这意味着，长租公寓企业只能通过规模效应来摊薄成本，兼之来自风投的压力，长租公寓在激进扩张的道路里越陷越深。 拥有更多的房产资源，代表前期建设及改造投入更大，资金流动性也会更差。由于高昂的利息和运营成本存在，“借新还旧”的操作想要持续，每次募集的资金规模，都得比之前更大，极度依赖“资金池”的后果是，只要有一环出了差错，“爆雷”是必然结局。 这种天生畸形的商业模式，本身没有造血能力，又何来盈利。6月18日，蛋壳公寓创始人高靖被地方政府部门带走调查，蛋壳股价连续下挫，后又被扒出连续三个财年亏损，2017至2019年，蛋壳公寓净利润分别为-2.72亿元、-13.7亿元、-34.37亿元。 与此同时，万科、朗诗、远洋等房企均在不同程度上相继宣布“割裂”长租公寓业务，甚至开始出售产权。 截至2019年底，全国爆仓的长租公寓品牌超过50家，估值出现大滑坡，哄抬租金、虚假房源、售后推诿等丑闻缠身。 祸不单行，突入而来的疫情“黑天鹅”，无疑加速了结局的到来。空置率的陡然升高，使得回款速度滞缓，牵一发而动全身，崩盘来得又快又狠。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显然，长租公寓选择了后者。 跑路前夕疯狂捞钱 维权之路道阻且长 鲁迅曾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人心。”这句话放在如今的长租公寓身上，一语成谶。 一家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会在朝夕之间就出现质的改变，问题爆发前，常早有预兆，暗潮汹涌中，恶意割韭菜者并不在少数。 杭州“友客公寓”在出事前的一个月，疯狂成立了8家分公司。在此期间，友客还在大肆收房，以杭州都会山为例，该楼盘今年5月底刚刚交付，就被迅速盯上，很多业主都将房子委托了过去，简直细思极恐。
另一家“巢客公寓”的做法则更为荒唐。被证实多次更改公司名称，从原来的巢客房地产，改成巢客遇家，频频爆雷后，又摇身一变为“适享科技”，继续兴风作浪，直到彻底玩不下去，法人、股东、财务来了个全面大撤退。
可恨的是，这些大肆捞钱的企业并不会得到预想中的严惩，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无需承担连带责任，一旦宣布破产，只需按照注册资金来赔付（比如注册资金100万，仅赔付100万）。 与卷走的上亿血汗钱比起来，实属九牛一毛。挨过风头后，已经实现财务自由的CEO们，大可再开家公司，照样潇洒人间，至于身心煎熬的租客和房东，好走不送。
长久以来，这些黑心长租公寓企业，敢明目张胆洗钱的原因在于，租客的租金，并没有得到有效监管，游走官方管控之外。 幸好，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住房租赁资金监管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住房租赁企业从8月31日起将相关租赁资金都缴入专用存款账户管理，“托管式”住房租赁企业需要在9月30日前根据要求完成风险防控金缴纳。 9月1日开始，上海、广州、海口、合肥、西安等七个城市先后发布风险提示或住房租赁资金监管措施，明令禁止贷款合同不应嵌入租房合同中，与此同时，成都市住建局正式开展住房租赁企业专项排查工作。 眼下，在全国数百个维权群里，租客和房东们还在苦苦等待结果，生活已严重受到影响。根据受理情况，经侦支队将请到专业审计部门，查看资金流向，以进一步取证调查。 谁能想到，兴盛一时的长租公寓，竟亲手将自己送上了穷途末路，在资本的裹挟，和跑马圈地的快感下，最终迷失了初心。 租房这件事沦为以小博大的赌局后，鲜少有人再去关注提升服务和优化产品。殊不知，决胜的关键恰恰是要落到每一间房，每一个业主和每一个租户上的。 很可惜，曾经的屠龙者已不愿回头，在变成另一条恶龙之后，还是坠入了曾经凝视过的深渊。（来源：快刀财经（ID：kuaidaocaijing） 作者：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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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14 08:4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