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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引发全国热议。文件要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中央首次聚焦“企业家精神”，柳传志、王健林、许家印、郭广昌都表态回应了。 是的，大家终究还是要过日子，要吃饭。只有做过民营企业家，至少是民企高管的人，才能切身感受企业家要怎样的付出。 9月28日，凤凰财经发表“食业家”的文章《中国企业家：丧家式生活》，文中说道：“企业家表面看上去风光无限，而一旦选择成为了一名企业家，便意味着他的一生从此将与压力、竞争、劳累、焦虑结伴而行。他们的大败局不是他们亲手构建的企业帝国突然崩塌，而是常年过着丧家式生活。中国企业家几乎是最累的一个群体。中国的企业家，只有企业没有家。” 计划经济的传统，使我们更容易依赖政府推动创新，但是企业活力主要靠企业家精神。在激发企业活力中，虽然政府应该发挥推动作用，但是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依然是压抑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新活力的主要障碍。政府干预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必须简政放权，减少官僚主义带来的束缚。企业家精神的增强取决于政府行政干预的减少。责任均等必须与权利均等相对应，强调企业家责任，就要为民企创造应有的社会、市场、舆论、法制环境，让企业家和创业者尽管奋发进取，才能有企业家精神发扬光大的土壤。
热点聚焦
企业家精神的增强取决于政府行政干预的减少
【研究员】：
计划经济的传统，使我们更容易依赖政府推动创新，但是企业活力主要靠企业家精神。在激发企业活力中，虽然政府应该发挥推动作用，但是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依然是压抑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新活力的主要障碍。政府干预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必须简政放权，减少官僚主义带来的束缚。企业家精神的增强取决于政府行政干预的减少。责任均等必须与权利均等相对应，强调企业家责任，就要为民企创造应有的社会、市场、舆论、法制环境，让企业家和创业者尽管奋发进取，才能有企业家精神发扬光大的土壤。
9月25日，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引发全国热议。文件要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中央首次聚焦“企业家精神”，柳传志、王健林、许家印、郭广昌都表态回应了。 是的，大家终究还是要过日子，要吃饭。 只有做过民营企业家，至少是民企高管的人，才能切身感受企业家要怎样的付出。 9月28日，凤凰财经发表“食业家”的文章《中国企业家：丧家式生活》，文中说道：“企业家表面看上去风光无限，而一旦选择成为了一名企业家，便意味着他的一生从此将与压力、竞争、劳累、焦虑结伴而行。他们的大败局不是他们亲手构建的企业帝国突然崩塌，而是常年过着丧家式生活。中国企业家几乎是最累的一个群体。中国的企业家，只有企业没有家。” 陶华碧，一个没上过学、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农村妇女，却凭借一罐老干妈，将中国品牌推向了全世界。她曾被班车售票员推下车，为此她要走几十里。她说：“经过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才算真正的企业家。有些企业家你别看他说的，要看他实际做的才是真功夫、硬工夫，拿都拿不出来是见不得太阳，是在温室里长大的。” 牛根生亲自描述：“因为吃不起饭，亲生父亲开价50块钱把我卖了。”由养母抚养14年。90年代，一个41岁的“老男人”，竟然要大老远从内蒙古草原跑到北京来找工作，投出去50多份简历，连个面试的机会都得不到。不知道这些当年的HR和老总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能力？ 褚时健说的好，社会都是以成败论英雄的。 商业评论家王育琨这样描述中国企业家的刚硬与脆弱：“直到有一天，那坚硬的躯体轰然倒下时，人们在震惊之余，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坚硬的身躯会毫无征兆地坍塌。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志者不是从不失败，而是从不妥协。因此，即使他们在最孤独的路上如飞蛾扑火般的投身于“丧家式生活”，也要跳起最绚烂的舞蹈。” 很多人羡慕金融业的高薪，首先，你高考时专心为金融学专业打拼吗？你的分数考得上吗？其次，你知道金融业的压力有多大？多少存款指标你是不可能实时都完成的，多少投行人士是没有家的，一天飞几个城市。 越是失败的人，越不肯反省自身。 如今，要发扬企业家精神，首先，要为企业家正名。 企业家有什么作用？只是榨取剩余价值的剥削者吗？ 宋常铁在微信号“萌大叔168”撰文指出，剩余价值论对企业家的作用错得太肤浅，但也只能说到作家冯学荣这个水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根本性错误，也正在于他忽视了“组织者”的作用：企业家组织了社会生产活动、扮演了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角色。 不是一堆生产资料加上一群劳动者，就自然产生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即使不要科研人员，工人也要个班组长吧！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指出：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提出劳动价值论，片面地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完全否认土地、矿产、资本、知识技能和制度对价值创造的作用。由于不反映资源的稀缺，该理论在实践中无法指导资源的配置，已被价值的供需决定论所取代。劳动价值论不成立，剩余价值、剥削、阶级斗争就无从谈起。 我们可以想象，要倡扬企业家精神，就必须根除满脑子“剥削”、“压迫”、“剩余价值”、“对立”、“斗争”的旧思想，否则，社会无法和谐共进，发扬企业家精神就无从谈起。 以前年轻时，看过很多经济学家和老干部反对市场经济改革，为国企效益低下辩解，说国企承担社会责任，难免亏损，只有国企才是社会主义的依靠，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体现，尽管这些思想与中央精神已经久久地抗违。 国企担承社会责任，民企也在以纳税、公益、创造就业、科技创新、活跃市场等形式担承着社会责任。纠缠于姓社姓资，空耗时间，还撕裂社会。不论国企民企，创造的社会财富和发展机遇不是都在这片国土上吗？ 那么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宋常铁从高校出来近3年，做过民企高管、国企（央媒）中层经营人员，如今回望高校的职业、生活体验，避免了“不识庐山只因在山中”的困境，自然对企业家精神有着别样的体验。 最具企业家精神的，一定是民营企业的领导人。 但企业家精神并不只是存在于企业家阶层中，企业家这份职业反映出的进取、创新、务实、理性、冒险、自由、理性、平和、协商、高效等文化特质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全社会，蕴含在企业员工、社会各阶层之中，只要环境、条件适宜，便有大批人转型为企业家，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人人以下海为荣那样。 企业家精神，根本上不是靠建设、倡导出来的，是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天然产生的，我们不能高估政府引导的作用。 企业家精神最核心的是：进取、创新，不能先谈奉献、责任、忠诚，不赚钱的企业是耍流氓，如果不先让企业壮大，如何谈起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如何谈起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 这份文件的出台有着深意，新华社解读称，深意包括加快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对大胆探索、锐意改革出现的失误予以容错（这一点必须明确）；依法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定做法；政府重大经济决策主动向企业家问计求策等六个方面。国研中心专家、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说的对，就是意在给市场和企业家吃“定心丸”。 中国持续创新不足，表面上是因为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但根源还是缺少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 陈光标说，经济下行压力太大，这几年企业家不好当了，在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加强党对企业领导的背景下，一些企业家担心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态度会不会变？ 企业家是现代国家发展的支柱性人才，是更具复合性的人才，由特殊的阅历养成，可遇而不可求。 在老家东北，为什么争相进编制，没有多少人愿意成为企业家？因为没有民营企业成长的环境，成为企业家的机会成本太高，既然有那么多铁饭碗、铝饭碗，就没人愿意去拿泥饭碗。 因此，只有营造企业家精神得到广泛推崇的环境，社会才能全面地充满生机，才能不断涌现出好企业和优秀的企业家，才能有实力高谈“爱国”。 历史地看，企业家不能得到高度尊重的地区和国家，注定沦为别人的原材料供应地、经济附属地，甚至殖民地。你听说过卖石油天然气的俄罗斯、沙特、委内瑞拉有什么杰出的企业家吗？ 宋常铁每年至少一两次回到东北，多半是长住一两个月，至少十天半个月。许多年前，与老友在长春烤串喝酒，宋常铁说，企业才是社会的主体和主流，老友说道：“不对，政府才是社会的主体”，宋常铁一听就知道东北不可救了，老友还是教授。中国高校就培养这种知识分子。 东北曾经是商品经济非常活跃的地方，正因如此，才在20年代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轻重工业和农业比例相对协调的经济体系，这不是1931年以后的表面辉煌和数据强大。可惜，这样的岁月一去不返。 首先要说为中国证券业、期货业开山的东北企业家，1919年3月25日，哈尔滨绅商陈绍清、张凤亭、诸汾泊、于喜亭、张南均、傅巨川、王魏卿、王揆喜8人发起组织“哈尔滨证券交易所”，4月19日正式开张营业。早在1916年的哈尔滨，由海关监督侯延爽和清朝议员孟荣升等人发起成立了滨江农产交易信托公司，1922年4月1日，滨江农产交易信托公司改名为哈尔滨证券粮食交易所。 哈尔滨大企业家武百祥先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他经营的同字号工商业在上个世纪上半叶闻名于南北各地。据中国股票博物馆条目介绍，1892年7月，武百祥随舅父何善荣到长春当学徒。1901年独自到哈尔滨做小本生意，两年后与同乡赵惮唐合资创办仝济杂货店，后改为同记。1929年，武百祥的同记商场、大罗新、大同百货店三足鼎立，控制了百货行业。1937年将同记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把139名职员变为股东。武百祥的一套管理经营之道，为哈尔滨多数商店所效仿，时至今日仍有借鉴之处。 在同时期的上海，也涌现了大批优秀企业家。 《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把经营的企业、事业看作一个家族共同体，企业家与雇员、雇员与雇员之间保持着二种宗族般的人际关系，淡化了所有者、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更多的表现出一种人性的情感联系，企业这个“大家庭”中各种关系显得更为融洽。这让《申报》长期执上海报业牛耳，成为报纸的代名词。 还有黄楚九先生对中国广告学、市场营销学的先驱性贡献。 牛人都是杂家，他是中国西药业的先驱，中国娱乐业的先驱，一生创业横跨诸多领域，时人称他为"百家经理"。他敢为人先，创下多个第一。他运用的新颖多样的广告手段，是中国广告史中重要而精彩的一页;他表现出的超前的品牌意识，是中国企业经营史上具有前瞻意义的理念;他历经的多次维护企业权益的官司，给中国司法史上留下了有价值的案例。老一辈经济学家于光远说:"我对黄楚九的经营能力是很佩服的。我当然不会用‘奇才'这样的语言去形容他，但是一直承认他在商业上的确是一个很懂市场，很有本事的人。"如果要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广告史，是绝对绕不过他的。 有人说，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黄楚九也足以进入世界一流广告人的行列。 这些创新，都不是政府去刻意扶持才产生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是当时的治理者无意、无力或者无能导致的市场相对自由，给了他们竞相生长的土壤。武百祥在伪满时期遭受重创，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史量才被蒋介石枪杀。黄楚九在经营失误之际，遭受租界势力撑腰的黄金荣、杜月笙打击，导致银行存户挤兑倒闭，以致焦虑成疾而死，又恰恰说明了中国少有百年企业、少有企业家精神普照社会的原因。 企业家精神是民族复兴的精神之源，东北复兴尤其要倡扬企业家精神。商业逻辑是人类最强大的逻辑，推动人类自由、民主、开明、包容、协作的因素成长、壮大，不仅促成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巨大物质、精神创造，在史上最严酷的专制王朝和神权专制国家，也如地火涌动，为文化、科技的发展提供热能。 盛唐诗人王昌龄写到：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唐朝边塞诗人岑参写到：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康熙亲征噶尔丹时在马背上吟出：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积沙流绝塞，落日度连营。战伐因声罪，驰驱为息兵。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 贞观六年（公元632），李世民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写下了两首《过旧宅》，诗曰：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 元朝初期，中亚葛逻禄大诗人廼贤的《答禄将军射虎行》端正雄健，大开大合：“将军部曲瀚海东，三千铁骑精且雄。久知天命属真主，奋身来建非常功。世祖神谟涵宇宙，坐使英雄皆入彀……”。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下令进攻日本。廼贤写下《征日本》：“日本狂奴扰浙东，将军闻变气如虹。沙头列阵烽烟里，夜战鏖兵海水红。篦栗按歌吹落月，髑髅盛酒醉西风。何时尽伐南山竹，细写当年杀贼功。 ” 文学史上，散文、诗词、散曲、杂剧文风较活泼的时期，比如春秋、南北朝初唐、盛唐、北宋、元初、明初、民国，多是商品经济活跃、市民社会发育的时代，至少是社会昂扬进取、政府管理松弛的时代。《金瓶梅》不会诞生在明朝前期严酷专制的时代，那样的时代盛产颂圣者。 东北的社会资源和发展机遇，都掌控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手中，站茅坑不拉屎，却看着瑟瑟发抖的民企苦熬寒冬，久了，只有用脚投票，再后来，就没有了后来。 上次回东北，宋常铁问地税局和银行的同学，作为吉林省第二大城市，满街没看到像样的企业，沾点网络、电子之类科技边儿的更没有，就是饭店、洗浴、药房、超市，怎么收税？哪有贷款客户啊？同学摇头，只有一声叹息。 责任均等必须与权利均等相对应，强调企业家责任，就要为民企创造应有的社会、市场、舆论、法制环境，让企业家和创业者尽管奋发进取，才能有企业家精神发扬光大的土壤。 东北的历史，一错再错，也是太贪恋安稳。 从小看到的亲友都是在上班，不是国企就是集体企业。农村则一家有几十亩地，还可以自由半自由地开荒。至于山区，则有民谚：“关东山，好混穷”，不在东北山区出生，就不知道东北的山富饶得不是只能用于旅游。 但是，你上个什么班呢？那几个小钱怎么也有优越感？ 其实，目前整个中国也在“东北化”。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台词说的好：“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一边骂着西方，一边学着欧美，通过快速复制技术和管理，实现了经济的飞越。却不肯为深化改革多迈一步。 十多年前，经济学家杨小凯和林毅夫的争论，就是杨小凯等先生预见了后发者抄近道获得的优势，可能是陷阱，错过制度、文化全面出新的机遇期，就不仅不能保证经济增长百年甚至更久的可持续，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导致长期动荡，甚至一切归零。代价无以言表。 但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以政治正确至上的国人听不进去，即使看得懂，也不愿意在自己这一代承担任何风险和代价，这本质就是缺乏企业家的进取、创新、理性和冒险精神，是甘于懒惰、平庸，不肯共赢协作，不肯科学经营自己的命运。 艾川的原创文章：《当林毅夫遭遇人工智能，后发优势理论会不会被秒成渣？》，此文非常好，不仅因为提醒国人，十多年前杨小凯先生对林毅夫“后发优势理论”的质疑多么英明，也提醒国人多关注技术革命带来的可能是颠覆性的冲击。其实，2016年3月16日搜狐财经就发表过邓新华先生文章《待人工智能裁决日，我赌张维迎赢过林毅夫》，这些是“先知”的声音。 最近，宋常铁提出国退民进、国企痛下决心改革、官僚体系大换血、事业单位大整顿，在特区规划中成团队地引进长三角珠三角的人才，遭到了很多网友（多是本土东北人）的抨击，他们感觉这是出卖东北人利益，而质疑林毅夫方案提出的纺织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规划则被认为是阻挠国家的进一步投资。 面对质疑声，宋常铁回应到： 第一、最长久的利益保障是用智慧和耐心与关联方合作共赢，而不是一味地排斥竞争对手、合作伙伴。世上没有永远的友谊，但是，有永远的利益，企业家精神讲究理性、交易、协商。 不是东北不能有主体意识和本位意识，恰恰是相比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这方面很缺乏，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很不够，也恰恰是宋常铁最先提出唤醒东北主体意识和本位意识，这是东北“新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内核，是东北可持续稳定繁荣的心灵驱动力。 第二、你以为林毅夫团队的吉林报告是给你投资？投资就管用？ 14年振兴东北战略过去了，还要年年失望年年望？ 任何孤立的、零星的方案、规划都注定是失败的、低效的。一个疾病的成因不是孤立的，治疗的方案也不可能是孤立的，必须有系统的、内部充分自洽的整体性方案，并且在施行中不断调整。林毅夫也好，其他方案也罢，任何不考虑其他制约因素的方案都是不可能有效的。如果不能系统化全面解决，就要全面地争取，再不能，就让经济自由重启，来一次向死而生。 过去的思路难道不能换一换？ 这么多年，为东北跑项目、要拨款少了吗？这次1.6万亿要砸向东北，是的，相比东北多年的贡献，这都是小钱。但那是过去，我们问的是，现在砸钱真的有用吗？东北现在更需要的是政策环境，是制度供给。否则只能拖延更多变革的机遇，从此一蹶不振。 东北不是没有过表面风光，那些央企、国企，那些重工业，那些矿山，不是没兴旺过，但是，什么时候真正有利于东北本土产业链条的自我完善？什么时候助力过经济生态的自然发育？什么时候发挥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作用？ 东北这么多年来，恰恰是对政府的高度依赖，对既得利益的固守，对小富即安的贪恋，忽视、否定民间活力和市场内生动力，才铸成了如今的大错。 这里，还在鄙视创业者，鄙视企业家，勒索企业家，守着毫无远见和大气的人生昏昏前行。 有些“坦途”走远了，就是更深大坑，有些甚至压根不是坦途，是用鸦片掩盖病痛，等发现病重，已经来不及了。 东北人也好，每个中国人也罢，想想80年代、90年代的下海潮，想想至今仍在苦拼创业的人们，就知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成就不是你这么混出来的。你个人可以混混日子，但是，一份付出一分收获，一份成就一份尊重，风险越大回报越高，所以不要妄谈“企业家原罪”、“两极分化”、“官商勾结”。 道德洁癖的生效前提，是抨击者先对自己非常洁癖。 有本事就舍弃靠一纸文件确定的所谓声望、能力、“学识”、资源，即使不做个企业家，也每日维新，务实进取，让企业家精神从口中落地生根，让真企业家云涌如潮。 钱颖一：官僚主义扼杀企业家精神 下文系轻钱颖一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的发言： 我的主题是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我围绕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话题讲三个观点。 效力与活力 有两位经济学家帮助我们认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一位是哈耶克，论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源于分散信息通过价格机制的有效使用。哈耶克在1992年去世，那年正是中国决定走市场经济道路，而如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在中国成为共识。由于20世纪一个核心争执是计划与市场，所以哈耶克很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另一位是熊彼特，他是最早论述企业家精神，也称创业精神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核心动力，市场经济长期活力的根本在于创新，而创新则来源于企业家精神，来源于企业家通过重新组织资源来开发新的产品，创造新的生产过程，这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他的影响在他去世以后日益变大，因为创新成为全球最为关心的问题。 从哈耶克和熊彼特的理论出发，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逐渐深化。效率与活力既相关又不同，效率指在现有技术和生产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结合，而活力更多的是指改变现有的技术和生产条件，使企业更有生气，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是供给侧的，效率与活力的结合是市场经济的精髓，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 讲到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需要区别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区别管理者与企业家。一方面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未必是一个好的企业家，也不一定具有企业家精神。因为把企业管好不一定意味着企业创新，企业家精神不是单纯的企业管理问题，而是要创造出与前人不同的产品和生产过程。反过来一个好创业者也未必是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 比如说乔布斯开始是一个创业者，但是他在1985年被苹果公司解雇，因为他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接替他的CEO是好的管理者，但不是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乔布斯1997年重返苹果的时候，他的企业管理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成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好的管理者。我讲的第二个观点，要注意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的不同。在我们重视企业管理的同时，必须大力提倡企业家精神。在我们鼓励优秀企业管理者的同时，更要推崇优秀的企业家。 企业家精神与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 企业管理是很难避免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的，而企业家精神与官僚主义是不相同的。熊彼特在提倡企业家精神的同时，他担忧日益增强的政府和大企业的官僚主义会扼杀企业家精神，从而窒息市场经济的活力。今天虽然企业家精神仍在，但是他当时所担忧的官僚主义扼杀企业家精神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因此在我们提倡企业家精神，提倡创业精神，注重企业活力的同时也必须要减少官僚主义，也就是要简政放权。这就是为什么简政放权与企业家精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理论上来讲，企业家精神并不局限于创业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可以包括国有企业。不过因为国有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的束缚，所以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活力需要更大的努力。计划经济的传统，使我们更容易依赖政府推动创新，但是企业活力主要靠企业家精神。在激发企业活力中，虽然政府应该发挥推动作用，但是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依然是压抑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新活力的主要障碍。这是我讲的第三个观点，推动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必须简政放权，减少官僚主义带来的束缚。 最后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企业活力与企业家精神在中国最集中体现的地方是深圳。深圳是企业有活力，创业企业多，企业家精神强的一个地方。同时深圳也是政府干预少，政府服务意识强的地方。 深圳经济在当前全国经济下滑中表现凸显，深圳的案例极具启发。当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试验区，是践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先行者，如今深圳成为释放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的先行者。深圳用事实说明企业的活力来自于创新驱动发展的供给侧，创新更多的依赖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增强取决于政府行政干预的减少。所以我今天讲的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理论，更重要的也有事实依据。 张维迎：政府干预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下文系张维迎教授2012年在“SAIF•CAFR名家讲堂”的演讲发言，有删节： 中国的企业现在暴露出那么多问题，为什么？企业发展很快，但承担责任的能力没有建立起来。看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出现三聚氰胺的事情，牛奶公司没有能力为奶农和奶站承担责任，就出问题了。调查过蒙牛，自己养的奶牛生产特伦苏牛奶，奶源没有问题，就是外购的牛奶出问题了。还有很多的其他例子，比如瘦肉精的问题。 企业家能承担多大责任也依赖整个国家法律文化道德。我们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品牌？为了消费者，不是为了所有者。如果把产品的商标撕掉，有多少产品有人敢买？这是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企业做不大，不完全是技术性问题，是你的管理和体制问题。 经营企业的人，必须记住这两条。第一，提高创造价值的能力，特别是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第二，提高你承担责任的能力。这两条是相互联系在一块的，缺少任何一个能力都做不大。 为什么大企业很重要？大企业是现代社会信任的基础。没有这些大企业，我相信市场经济不会发展到现在。一个沃尔玛背后有这么多企业，他们为这么多企业承担连带责任。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老批评企业垄断是有问题的。 总之，市场靠的就是企业家精神。任何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政策都是反市场。计划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企业家精神的阻碍 政府所有的干预都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我们从中国增长方式转变来谈这个问题。首先，中国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看个数字。2000年，广东省GDP是香港的70%；2009年，香港是广东的36%。中国很多省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一些国家了，比如越南的GDP相当于中国排在23位的省，蒙古国的GDP比我们西藏还小。 再看人口。200年前，英国工业化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口是10亿，英国1000多万，占1%多。100年前，美国崛起的时候，全世界人口16亿，美国9000多万，占5%多。人类历史上，占世界人口20%的国家开始工业化，中国是独一无二。 如果200年前英国的人口占全世界20%，估计不会打鸦片战争。每一种产品都是个大市场，这是中国企业家的幸运。 上海一年14万对夫妇结婚，每对夫妇消费10万就是140亿元的市场。我们的手机用户是7.47亿（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截至今年2月,全国手机用户总数达10.06亿），法国人口才6000万，相当于13个法国。有些产品是与人口相联系的。 过去20年最大的进步就是中国的交通。现在和20年前比，任何两地之间花的时间是原来的三分之一。（惟一例外的是城市内部）原来3天到的地方现在1天肯定到了，了不起的。 中国从物理上讲已连成了一个统一市场。很多人对高铁的批评很多。这个有成本，但不要简单从需求的角度看。高铁使中国各地之间更好地连起来，结果是什么？ 中国地域分工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原来上海的产业可能转到其他地方，其他的产业转移到上海。郑州人早晨坐高铁到西安，1小时50分钟，玩一天晚上回来了。 要把中国的市场潜力发挥出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靠什么？我们现在是靠政府，靠产业政策，这是有问题的。要靠企业家，不能靠政府。要靠私营企业，不能靠国有企业。 但现在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太多。 第一，特权太多，自由太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要讲特权。你能不能办学校是特权，不是人权。我们出版社都是这样的，你想办一个杂志不可能，这都 是垄断，都是特权。商业银行法规定10亿元资本注册可以做商业银行，但你拿出10亿元注册，不可能的事。不让企业家自由创业，谈何市场经济？ 第二，国有企业这么强大，民营企业空间越来越小。因为你没有它那么深的钱袋子，它亏了无所谓，你亏了就得跳楼。 第三，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很多企业家移民，因为没有安全感。怎么能够使他在这里创新？大的创新都是10年、20年才见效。如果你没有远虑就有近忧，怎么做这个？ 第四，政府干预太多。看看产业政策，看看中国这几十年，从计划经济开始有哪个成功的？没有一个成功的。 这个是一位退休下来的计委（注：国家计划委员会，1998年3月，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年3月，将原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和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同并入，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员说的。现在的政府投资，100亿个里面只有30个亿最后做项目，另外70亿都被中间拿走了。所以修高速公路，修任何东西，都比别人成本高，为什么？腐败。 产业政策有一个假设。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能看明白未来。企业家投资，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冒着风险。 我们不相信，少男少女坐在办公室，反倒有权力说这个不能投资那个能投资。发改委官员老说产能过剩。你怎么知道过剩？ 1990年，中国有200多家电视机生产定点企业，新企业要进都进不去，结果有一些地方偷偷进去，现在电视机企业有哪一家是那200家定点企业？包括我们上海的金星电视，还有吗？没有了，还是市场说了算。 产业政策，很糟糕的东西。产业政策现在变得是人们去寻租的一个方式，政府给钱，就去想着怎么讨好政府。 一些所谓高科技企业就是靠政府补贴赚钱。所有这些政策，创造了一个腐败产业。 国务院刚出台150亿元支持微型企业的贷款政策(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2012年4月19日发布)，就有人找上门来帮你搞贷款，20%的回扣。国家的财政增加太快，政府钱花得实在是没有效率。 政府所有的干预都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高科技这个东西更不能靠政府做。什么叫高科技？就是大部分人弄不明白，只有少数人在猜，企业家就是猜。政府坐在那里审批，找一些专家，专家能懂那个东西？ 可以想象一下，谷歌、Facebook、苹果，甚至30年前的微软，政府专家审批能过吗？肯定过不了。 去年去美国加州访问，我们的企业家就问“摩尔定律”的提出者如何看待政府对高科技的扶植政策。他不相信政府审批这些东西，政府怎么能通过评审评出来哪些东西有前途？企业家的精神要通过市场检验，最后才是有希望的。
思想评论
吴敬琏谈产业政策：市场失灵被泛化，政府干预就变成了没有界限
【研究员】：
当前需要研究和面对的问题，不是肯定或否定产业政策，而是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是有不同类型的。选择性的产业政策的作用基本是负面的，而功能性的产业政策能够起到好的作用。要正确的判断市场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了真的失灵，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从我们引进产业政策以来，始终存在着把市场失灵泛化的倾向。比如把市场失灵说成是市场天然的缺陷，这就等于把市场失灵泛化了，使得政府合理的干预就变成了没有界限的干预。事实上，政府也是会失灵的，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权衡，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需要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使得收益最大、损失最小。
“新浪·长安讲坛（总第321期）”于9月28日举行。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出席并以“产业政策面临的问题：不是存废，而是转型”为题发表了演讲，以下是演讲实录： 去年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教授在北大有一场引起了学界、产业界、政界广泛关注的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这场讨论影响很大。我自己看了他们两个的意见以后，也做了一些学习和研究，今天我就想把我学习的一些收获跟诸位做一个交流，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关系到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稳定的发展，但是去年的讨论在我看起来有一个缺点，在那个讨论开场的时候主持人就说了，我们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到底需不需要产业政策，于是参与讨论的两位教授就各自持有比较绝对的意见，一个就说中国非常需要产业政策，一个说中国不能要产业政策，这就使得整个讨论变成了一个无法证伪的信念之争，很难深入下去，而且也很难对实际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为什么这个讨论陷入了困境呢？关键就在于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是有不同内容、不同类型的。当前需要研究和面对的问题，不是肯定或否定产业政策，而是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是有不同类型的。我就从这个问题谈起。 一概否定产业政策或者一概肯定产业政策的人，其实好像都没有注意到，实际上我们现在讨论的产业政策是有不同类型的。因此，有些人心目中想到的产业政策是指80年代主要从日本和韩国引进的那种产业政策，或者叫做日本在50—60年代所采取的那种产业政策，那种产业政策只是产业政策的一种主要类型，而不是说，只有那一种类型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这个词据说就是日本发明的，而且即使在日本虽然有类似的实践，但是正式提出是在70年代。日本战后，对经济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麦克阿瑟占领军当局要求日本否定战时的统治经济，实现自由化。所以在占领当局的压力之下，日本做了一些自由化的改革，比如说道奇计划放开了价格，实现了价格自由化，加强了反垄断立法，解散了财阀，等等这些措施都是朝着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但同时日本还有另外一种倾向，这个倾向就是继承了战时的统治经济那种体制的遗产。 一位华裔的美国经济学家写过一本书，叫做《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里面详细讲述了日本战后，特别是在50年代、60年代所实行产业政策实际上延续了日本战时形成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很特别，这些人有两重角色，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这本书说的很客气，叫民族主义者，有人说的不客气就是军国主义者。 当时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允许在大学里教书的，所以这些人，一部分到了研究岗位，一部分就到了东北，当时在伪满洲国推行统治经济，而到战后这些经济学家回到日本后，就成为了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推手。 一个是日本过去战时统计经济的遗产，另外一个就是这批经济学家的助推，这样日本经济在50年代和6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的后来命名为“产业政策”的一套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这种产业政策主要是两种，一个是产业结构政策，另外一个叫产业组织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前者。 引用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官隆太郎引的《日本产业政策》里的描述来说，产业结构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运用财政、金融、外贸等政策工具和行政指导的手段，有选择的促进某种产业或者某些产业的生产、投资、研发、现代化，和产业的改组。而抑制其他产业的同类活动。”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叫做“有保有压，选择产业”。所以这种产业政策后来就被叫做“选择性的产业政策”。 但是我们在去年和今年的讨论中就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情况，其实产业政策还有别的选项，还有其他类型的产业政策，这在我们引进产业政策的时候已经非常明显了，日本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石油价格猛涨，发生了长达四年时间的经济衰退，从60年代10%以上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负增长，这个时候许多有识之士就对产业政策提出了怀疑。因为在70年代的时候，世界上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的高速增长就是得益于产业政策，但是石油危机发生以后人们就开始怀疑这套产业政策的正确性，特别是一些受到现代学教育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质疑。 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东京大学的资深教授小官隆太郎，他组织了几十位经济学家用了两年时间提出了一套研究报告，后来成了一本书，就叫《日本的产业政策》。这本书对日本50年代到60年代执行的“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提出了批评，非常深入的从政策到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这些经济学家们并不否定产业政策，而是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之下，也应该靠政府的干预来弥补、补充市场失灵，来提升市场的功能。 在现实的压力和学者的批判之下，从70年代中后期，日本就开始了从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向功能性的产业政策、提升市场功能的产业政策的转变，到了80年代，东京大学另外一位教授把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叫做硬性产业政策，把功能性产业政策叫做软性产业政策，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从硬性产业政策，即运用补助金、低息贷款等干预市场的产业政策，转向软性的产业政策，即以提供信息、诱导民间企业为中心的一套政策。这种做法，以提供信息为中心，提供有关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和国际经济信息为中心的这么一套产业政策，变成主要的产业政策，这是到了80年代中期。 中国在1987年时引进了产业政策。但是我们引进产业政策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我们这些人几乎很少知道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产业政策，也很少知道日本经济学界已经对硬性的产业政策有了很深入的批判。当时日本人也发现了我们这个问题。 1985年我们在学习、研究日本通产省这套产业政策的时候，正好在冲绳开“中日经济学术交流会”，小官隆太郎教授就跟我们研究中心的马洪教授说，现在流行对日本产业政策进行批判，认为硬性的产业政策是有问题的，我们几十位日本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对产业政策做了全面的考察和讨论，我把这本书送给你。马洪就让社科院的日本所把它翻译出来了，不过到了1988年才出版，而且影响很小，像我们都是拿到了这本书，没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对日本早期产业政策的问题认识不多。这次讨论以后，我又拿起这本书来重读，我觉得如果当时我们能够认真的吸取的话会有很大的好处，不会出现后来的一些偏差。 这本书是很值得一读的，我讲几个要点，对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参加者，对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有一个总体的评估。这本书说，除了战后的有限短时期之外，基本上日本的高速增长是通过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价格机制和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取得的。可能大家知道这种理论，就是日本很像一个在政府领导下的公司，他们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他说与日本股份公司论相反，甚至也许可以说战后主要时期，尤其是50年代和60年代产业政策的历史，是民间企业的首创精神和活力不断的否定政府控制性的直接干预意图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斗争的过程、此涨彼消的过程。当然他们也承认，某些产业政策措施确实是起了好作用的，比如设立各种审议会，制定长期的经济计划等措施，对于完善价格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产业政策也起了负面作用，比如压制市场、压制竞争等等。也可以翻译为，选择性的产业政策的作用基本是负面的，而功能性的产业政策能够起到好的作用。 张维迎教授和其他一些教授都引用了21世纪一些美国学者、日本学者做的当时情况的说明，日本在战后发展的最好的一些产业并不是由于得到的产业政策的特殊优惠而来的，其实在小官隆太郎的书里就有大段的研究结果，他们选了24个在50年代和60年代取得最好成绩的产业，包括了拉锁、录像机等等，结果发现他们都是在没有得到政府保护扶植政策的支持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这些为数众多、取得高速发展的产业中，许多企业几乎是从零或者极小的规模起步，在没有得到产业政策优待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些企业的经营者们，对于日本曾经普遍实行的系统而有力的产业政策的说法持有最强烈的反感。 另外我刚才说到了，这些经济学家，他们并不否认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也应该采取一些干预措施来补充和加强价格机制，来提升市场的功能，但是他们同时也提醒要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点，要正确的判断市场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了真的失灵，需要政府进行干预。我觉得这对我们很有启发，从我们引进产业政策以来，始终存在着把市场失灵泛化的倾向。有一些说法很明显是误读的，比如把市场失灵说成是市场天然的缺陷，这就等于把市场失灵泛化了，使得政府合理的干预就变成了没有界限的干预。 第二点，针对不同的市场失灵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这个问题在80年代以来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学者都强调了市场失灵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去弥补市场失灵。 第三点，认识到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的时候，还要注意一点，政府也是会失灵的，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权衡。有时候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采取的市场干预措施造成的损害比市场失灵造成的损害还要大。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需要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使得收益最大、损失最小。 总而言之，当时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所以引进的仅仅是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我们在1986年进行机械工业重整中就引进了一些日本的产业政策做法，正式的引进是1987年，那时候我们发展研究中心有一个长篇报告，叫做“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这个报告建议引进日本在50年代、60年代实行的那套产业政策。报告里面说的产业政策要点几乎和小官隆太郎对于日本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要点说明一字不差，叫做要通过一组协调财政、金融、税收、外贸、外汇、技术、人才等调控手段的综合政策体系，对某种或者某几种产业的生产、投资、研究、开发、现代化和产业改组进行促进，而对其他产业的同类活动进行抑制，这就是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就是引导企业的发展，促进生产的集中化、专业化协作，要形成大量的小企业围绕着一个大企业的一套类似于日本战后的体系。 这个报告很快就得到了当时党政的主要领导人的批示，要求国家计委和当时正在筹备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小组吸收这些意见。我刚才说，之所以当时片面的引进日本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是因为我们对世界上包括日本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了解而造成的。此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在1987年，中国的改革目标发生了大的转变。 1984年，我们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了，中国要建立一个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怎么具体化呢？当时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在计划经济的范畴内允许某些商品生产、交换。另外一种倾向是说商品经济就是商品经济，而且最好不要用计划手段。另外一种计划，是广东社会科学界提出的意见，说按照国际通用的说法，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第一种意见没有得到支持，因为当时市场化改革的倾向占优势地位，所以要恢复计划经济为主的意见没有被接受，虽然有一些人认为应该把计划经济挂在前面，但大部分人，特别是经济学家都认为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目标就是建立市场经济。 到了1985年的党代表会议通过一个决定，叫《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个《建议》的起草过程跟经济学界的热烈讨论是相伴随进行的，所以很大程度上《七五建议》接受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意见，把商品经济体制具体化，在建议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制是三个环节组成的：第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第二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第三个，和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根据这样一个具体的目标，来设计我们“七五”期间的改革。 对照当时的经济体制就会发现，最薄弱的环节是在中间，即没有建立起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当时国务院的领导人就说，我们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来自一个矛盾，就是双重体制，一方面，有一套指令性计划的体系，另外一方面，又开放了一些市场。当时非国有经济已经占到国民经济1/3的比重，但是市场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国务院领导在1986年3月就提出一个方案，要在“七五”中期左右把价格放开。后来设立了方案办做了方案，这个方案叫做“价、税、财”，价格是首要的，然后是税收体制，然后是财政体制，配套进行的一个改革方案，准备在1987年推出。 后来，发现这个配套改革方案不能执行，到了1987年要开十三次代表大会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提出一个说法，看起来还是得计划和市场相结合，而不是过去讲的“三环节”组成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好国家计委研究机构的人员就提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体制”，用他们的描述叫做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后来这个意见被接受了。所以十三次代表大会用了一个词叫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我对这个问题以前认识是，可能是觉得市场经济的提法通不过，所以用了一个拐弯的办法来表达。后来、特别是最近我考虑觉得，好像不是，这个东西就很明显的是东欧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保持计划经济、保持公有制的统治地位下，开放部分市场那种观点的一种表达。 这个市场社会主义大概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要给国有企业某些自主权。另外一个，就是要开放一些市场，但是市场是在政府的管控之下的。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来看看，应该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按照供求来模拟市场、调整价格。但是他加了一条，因为市场有缺陷，所以除了按照供求以外，还要加进某些社会目标，所以市场是通过各种参数调节控制的，这个价格是被各种参数扭曲的。这种参数包括价格、财政、金融、行政手段。既然肯定了这个模式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国家怎么调节市场呢？一看日本这个做法，就觉得这是个问题。 在1986年、1987年期间，我们开过好多会想要解决这个难题，比如说曾经有人建议建设影子价格体系，用来引导企业，后来在北戴河开了一次会，觉得理论和技术上都是不可行的，所以就否定了。最后觉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提出的办法不错，所以又变成了改革总的设计理念的一个必要的部分，然后就要求由国家计委来执行，所以国家计委就根据领导建议的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体系来实施的。有的时候叫做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体系，在这个文件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意思是一样的。 根据这个要求，国务院在1989年的3月提出了中国第一部产业政策，叫做《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个《决定》要求计划财政、金融、税务、物价、外贸、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和纪律的手段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来实现，决定所规定的产业发展序列目录。这个决定本身后边有一个很长的附录，叫做“产业发展序列”。这个产业发展序列就是规定哪些产业是重点产业，哪些产业的发展要抑制，要放慢。 到了1994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对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布局政策都做了细致的规定。比如说“产业序列目录”里边就规定了什么产业、什么产品、什么技术是鼓励的、什么是限制的、什么是禁止的。类似的做法就是有保有压、有浮有控，在以后陆续发布的各种产业政策、发展规划、产品目录中都是用了这样的方法。 这种有保有压、有浮有控的办法来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并不适应市场化改革的需要，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以后显得更加突出了，所以对这个要求实现产业政策向市场友好的方向转型的呼声就变得越来越高。 这里我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做产业政策规划和执行工作的，当时担任国家计委产业规划司副司长的刘鹤，在1995年写了一篇论文，非常明确的提出，应当用功能性的产业政策来逐步替代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刘鹤把选择性产业政策叫做差别化产业政策）。 他说变革的主要内容是，逐步淡化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差别对待不同产业的色彩，以增强其产业的竞争力，反对垄断、保持竞争和广泛提供信息等原则来支持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信息、建立市场秩序等，增强市场竞争功能的内容，将成为新的产业政策的主要特征。这段话我觉得说的非常深刻，而且是切中时弊。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从日本可以看到，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在中国也是一样。 从日本来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转变不但跟人们原有的观念相冲突，而且涉及到有关机构的权利和利益。比如说日本，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后思想就开始转变了，而且反对日本选择性产业政策的特别是学界力量是很强大的，但是仍然不容易，在小官隆太郎那本书里就讲到了，他们这些写作者都是年轻一代的，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家，他们几乎都是持有相同的意见，但是他们跟老一代的经济学家就没法达成一致，而老一代经济学家都是日本经济学界的大佬，小官隆太郎把老一代经济学家叫做“史前经济学家”，但是他们在学术界是很有地位的。 在80年代，按照日本学者的说法，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已经转向了功能性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为主已经让位于竞争政策为主了，但是这种选择性产业政策的遗产仍然在日本经济中起作用。 我自己亲历的两件事，一件事就是筑波，日本政府决定在筑波建立一个科学城，完全用政府的力量，把研究所、学校都搬到那儿去。但是搞的不行，到了1985年就在筑波开了一个筑波展览会，想通过科技发展的展览会来带动，我们那个时候正好到日本开“中日经济交流会”，我记得原来的一个长官叫夏河边纯带着我们看筑波建设的情况，当时兴致勃勃，认为很快一个亚洲最大规模科学城就拔地而起，结果一直到上世纪末都没搞起来，最后转型了。当然现在取得了很多成就，因为办进去了很多国际的研究所和大学，所以筑波这个地方出了4个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奖人，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城，它是把产业放在第一位的，没有实现。 另外一个，好像人们说的不多，这也是我亲历的，当时各国都在开发高清晰度电视，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NHK研究后选定了模拟式的技术路线。模拟式的方法确实有优势，比如来的快，只要加强扫描密度，马上清晰度就提高了，果然也首先取得了成功。1990年我们到日本去，模拟式的电视机在橱窗里头都摆出来了，但是模拟式电视机也有两个缺点，首要的缺点是因为它传播的时候不能用数字信号，是模拟式的波传播进来，接收以后变成数字，处理完以后再转化成模拟波，这就非常复杂，所以成本也很高。这个时候美国人非常担心害怕，说这下电子工业又要被日本统治了。因为美国的办法不是由哪个政府机构来选定技术路线，而是各家自己搞自己的，但是90年出现了数字电视的苗头，但是因为传输的信息量太大，所以也是在处理信号的时候用数字处理，在传输和播出的时候都是要回到模拟信号。 和日本产业界聊天的时候我也说过，这个东西可得注意，美国数字式的东西会威胁到你们这种模拟式的电视产业，他们当时说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因为用数字来描述一个事物，特别是视频的波，他的信息量是用模拟的方式来描述一个视频的波的信息量的几十倍甚至更高。在传输上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美国人是不可能搞成的。日本太着重短期利益，所以大量的产业政策都去支持开发性研究，而不注意基础性研究，而美国的基础研究比日本强得多。通过基础性研究，也就是说算法的研究，美国解决了信号的压缩和解压缩问题。当信号的压缩和解压缩问题解决以后，传输就不成问题了。所以日本吃了一个大败仗，举国之力投资搞的模拟式的高清晰度电视全部打了水漂，当然，人类还是得益了，人类真正进入数码时代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以后是不是还是有问题呢？最近，清华产业政策和环境治理研究所开过一次会，请日本人来讲，在90年代后，日本的政府对于强化竞争政策，消除政府选择性干预的影响所做的工作，他们说日本的四任首相都致力于消除旧体制和产业政策的负面影响，来强化竞争政策，但是到现在并没有完全成功，这个事情是很艰巨的。 实际上也是这样，刚才讲到刘鹤在1995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种意见学界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对，说的很准，但是进展起来非常的困难，于是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了。特别在现在，要引领新常态就一定要提高效率，而从日本引进这套产业政策很难实现我们所要求的目标。 改善产业结构、提高效率具体的表现，就是“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可以有两种办法去实现，一种办法就是用行政的干预、有选择的去扶植一些产业、抑制另外一些产业，另外一种办法，就通过提升市场的作用、通过加强竞争来实现。我们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这项工作，看起来今后也是我们经济工作的一个核心的部分，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去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事情。 现在很有必要加快产业政策的转型，怎么样进行产业政策的转型呢？我想第一条，就是要认真总结30年来执行产业政策的经验和教训。现在有很多有关的著作来总结这方面的教训，但是似乎没有引起有关当局足够的重视和组织认真的讨论，其实改进的方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指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要沿着这个方向去做。 十八届三中全会说，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有人说，后面还有一句啊，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有人把这句话曲解为要更多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其实文件说要更好的，比什么时候更好呢？比过去更好。 我记得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边重复了很多次这句话，叫做“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什么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什么是政府不应该管的事情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讲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后，接着就说了一句话，“政府的职责是什么呢？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最后一句是总体来说的。 在我们现实的条件下，实现转化的要点就在于处理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改变过去所提出过的政府经济政策的中心就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只是竞争政策的辅助，所以2015年受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若干意见》里面那句话非常重要话——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我想实现这个转型的要点就在于，从以产业政策为中心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 另外，进行产业政策转型很重要的前提，除了总结经验外，还是要按照党中央决定的方向，充分的吸取中外关于产业政策研究的成果。80年代以来，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怎么来执行产业政策？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有许多好的成果值得吸取。 比如罗德里克有一本书《不同的经济和不同的处方》里讲的，现在不是要否定产业政策，也不是要制定更多的产业政策，而是要有更好的产业政策，他在这本书也提了很多挺有意思的意见，我觉得都是可以吸取的。 比如，他提出一个问题叫做“信息的外部性”，就是说对企业来说有一个市场失灵，就是因为他很难取得产业进一步向什么方向发展的信息，这个信息的取得是有外部性的，你如果拿到了正确的信息，这个可能是大家分享的，可是成本要你付出，所以他也有外部性。要消除这个外部性、要抵消这个外部性，政府其实可以做很多工作。 还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他获奖演讲的题目就叫“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里边讲了各种各样的市场失灵，用什么样的公共政策去解决，有很多有意思的观点。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吸取的。在国际经济学界有很多很重要的成果，我们现在的讨论中好象不太提到，其实对于我们今后顺利的实现转型会有很多帮助。 最后一点，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要真正做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那个方向，就是政府一定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许多方面政府不应该用自己的行政方法介入，而有些方法能够提升市场的功能，能够强化竞争，政府还有很多事情可做。
大数据弥补不了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不可动摇
【研究员】：
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1949年以来深刻的智慧变革，也不仅是1840年来深刻的智慧变革，实际上从大历史的来看，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深刻变革。全面提高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人的自主性，人作为独立主体，民主的自主经济。所以对市场充满疑虑、充满不信任，实际上对人民的自主活动充满疑虑、充满不信任。包括有一些新的情况、新的状况出现以后，旧的思维、旧的意识马上又会起来。像认为大数据能够重新恢复计划经济的道路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一种思维实际上是用一种简单的机械的工程技术思维来对待经济社会问题的表现，既没有理解市场经济的逻辑，也没有理解计划经济的逻辑。
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有些本来曾经讨论过、争论过、并且已经做了澄清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重新又出现了争论，又似乎模糊了。我们现在讨论的大数据与计划经济的议题就是这样的情况。 经过上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的那场著名争论（注：米塞斯和兰格的争论），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已经得到了强有力的理论说明。虽然苏联的出现当时鼓舞了计划经济的思想，但是最终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计划经济终究只是幻想。 而今天因为大数据的出现又重新引起了这样的一个幻想。今天关于大数据技术能够让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的观念实际上都是早已经被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的观念。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原马克思主义理论部主任周为民认为，大数据本身就是市场的产物，它是在市场环境中由市场的作用而带来的技术创新，它不可能成为计划经济的根据，因为它不能弥补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 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一直到现在有不少同志都还是有一个疑问好像解不开，他们认为，计划经济为什么要否定？做事情、搞经济要有计划怎么不对？为什么要否定计划经济？过去的毛病是因为没把计划经济搞好，所以改进的方向应当是完善计划经济，怎么能否定计划经济？不少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实际上我们要了解，计划经济的实质不在于有计划，不在于讲计划，而在于它是一种管制经济，命令经济，是一种类似与战争管制体制，战时管制的那种一种组织方式。和市场经济以人们的自主活动为基础根本不同，计划经济的实质是对个人对个人之间的组织，也就是企业的自主性、独立性的否定。这是计划经济的要害，也是它的根本缺陷。 由于这个缺陷所以产生了计划经济所固有的弊端。大数据技术它不能够改变计划经济否定人的自主性，人的自主活动这个性质，所以它不可能帮助计划经济克服它固有的那些弊端。 第一、计划经济不能够帮助计划者获得充分的、无限的信息，特别是知识。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不能集中使用在分散的市场决策中为个人所独有的那些知识。这是提供不起来的，这有一个很深度的证明。特别是它不能把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所独有的那种直觉、想象力、决断力集中起来使用。 第二、大数据同样不能够帮助计划经济解决内在的动力机制问题，也就是说它不能够有效激励。 第三、计划经济由于它的性质，它否定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即便有了大数据，它仍然一定会压抑企业家的作用，而且甚至可能因为有了大数据而更加压抑企业家的作用。因此它一定会抑制创新活动。 例如乔布斯，他大概是从来不去搜集市场信息的，为什么？他的理由是他要创造的产品市场上根本没有。他特别喜欢引用福特的一句话，当然福特也是这个想法：如果去调查，你无论找多少人问他需要什么，他肯定不会说需要汽车，都会说需要一辆更好的马车。所以像这样的创新不是靠现有的数据搜集能去实现的，要靠企业家的创新作用。而计划经济的性质它做不到这点。 第四、大数据技术不能够使计划经济保证它的集中决策总能按照符合社会利益的方向来配置资源。我们讨论过产业政策等，特别提到过产能过剩，这些都是什么现象？都是大量的资源被错配。 另外，中央一再讲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公共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第二个方面就表现在落后的产生上。当然这不是说技术和工艺落后，而是生产结构上的落后。而这些都是靠大数据弥补不了的，因为政府的集中决策可能有特殊的偏好，有特殊的目标，这样的偏好、目标可能是不符合社会利益的资源配置。 第五、高度集中资源的计划经济需要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直接控制的体制来和它配合。这是有它的性质决定的。所以如果按照计划经济的性质，又重新搞起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它相应的政治体制就不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就不符合自由、民主、法制的发展方向。 所以概括起来说，大数据不管怎么发展，它不能弥补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因此它不能够成为计划经济的有效工具。因为这个道理，这个逻辑很明确，如果大数据能够让计划经济来承认、肯定个人和企业自主性，自主活动，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和作用的话，计划经济本身就没有必要存在，它也不会存在。 这是第一点看法，就是大数据弥补不了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 第二点看法，中国人为什么难以理解市场经济？也有一些同志提出一个疑问：“中国搞计划经济总共就搞了二十来年，现在改这个体制已经改了四十年了怎么还没改过来，怎么这么难改？”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空前深刻的智慧变革，不仅是1949年以来深刻的智慧变革，也不仅是1840年来深刻的智慧变革，实际上从大历史的来看，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深刻变革。因为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以后历朝历代其中有一个做法基本上是一直延续的，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那是什么？那就是所谓重农抑商。 所谓抑商指的就是总是千方百计去限制、去排斥民间的市场活动。凡是所谓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那都要由国家来控制，比如传统社会盐、铁。盐是重要生活资料，铁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尽管官府的作坊生产了产品，像镰刀，史书《盐铁论》上写割草不痛。即便如此那也是要垄断控制。 另一方面，凡是利润丰厚的那些产品也都是由国家来控制的，像茶、铁。这一整套的制度目的是什么？就是压制、排斥民间的工商业活动。一直到中国历史上第一轮工业化现代化，也就是十九世纪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还是国家垄断化发展。到国民党政府，他讲的很明确，首要的是统制全国金融。再后来从五十年代开始，大规模操盘，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 实际上为什么能够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因为这样的体制模式跟我们的传统是完全锲合的。 所以这样来看，今天在改革过程当中我们要改掉的计划经济体制，改的不是过去二十年搞的那一套，要改的是两千年的传统，中国缺乏市场经济的历史和文化。所以中国人往往就很难理解市场经济的逻辑，我们对市场的作用天然地充满疑虑，充满不信任，总觉得把信任交给市场会乱。相反我们习惯了果断地迷信权力的力量，崇拜权力的力量。所以我们不容易相信市场经济。 全面提高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人的自主性，人作为独立主体，民主的自主经济。所以对市场充满疑虑、充满不信任，实际上对人民的自主活动充满疑虑、充满不信任。包括有一些新的情况、新的状况出现以后，旧的思维、旧的意识马上又会起来。像认为大数据能够重新恢复计划经济的道路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一种思维实际上是用一种简单的机械的工程技术思维来对待经济社会问题的表现，既没有理解市场经济的逻辑，也没有理解计划经济的逻辑。
第三点，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不可动摇。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大目标、大战略一定要坚持不能变。大战略、大目标往往什么情况下容易变呢？两种情况。 一个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容易以为现在我们有底气了，有条件，有实力来变一变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遇到很多困难、矛盾、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容易变，觉得这个时候有必要变，这么多问题你还不变。 而恰恰现在我们所处的现在，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一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面临突出的矛盾问题，于是容易在我们的脑子里产生这样的想法，既要变，又有条件变，这个时候一定要坚定，不能动摇。 所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定，坚持改革这才是正确的方向。按照这样的方向，国企改革要对接，民企的活动要能够获得更广阔的空间，按照市场的方向，要在宏观调控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一定要避免我们多年来反复出现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宏观调控一旦刚刚扩展的时候，一定是扩张国企，一旦紧缩的时候首先打击的是民间企业。这是我们宏观调控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一定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社会透视
民企免谈，只租给央企！雄安工厂老板准备卖了生产线当房东
【研究员】：
“没赶上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浦东，雄安不能错过。”一个服装厂的老板说，他的厂子有两层，每天每平米的租金是1块五，一年有一百多万的收入，他准备卖了生产线，直接当房东了，“还是给央企当房东，省心。”如今雄安已经不缺少成为故事的任何要素，逆袭成长为中国最具影响的商业地标只是时间问题。
这里曾是容城县最好的酒店，如今这是河北雄安新区筹备工作委员会的办公所在地。雄县、容城、安新，保定市的三个县因为“千年大计”，由默默无闻变得蜚声全国。 如今，大批央企、国企和知名民营进驻雄安，以致于在奥威路两侧聚集了三四十家央企。随之而来的是水涨船高的租金，以及四处涌来的创业者。 演讲、直播、创业……雄安挤满了全国各地的淘金客。政策、禁令、限制随之而来。有人喜笑颜开，有人捶胸顿足。郭清媛在微信号“AI财经社”撰文指出，围绕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利好消息，一个个魔幻而又现实的故事，在雄安这块一直被忽视乃至毫无存在感的土地上，发生、展开、绽放。 “给央企当房东，省心” 10月1日，国庆节。距奥威大厦两三公里的白塔村有一大片已划界的工地，部分工人仍在施工。与以往相比，县城里热闹了不少。这里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他们想象着新区的样子，但现实却是除了路边鳞次栉比的央企的牌子，与普通的北方小县城几乎别无二致。 然而，让游客最为羡慕的是当地人瞬间转变的身份——新区人。“房子一下就值钱啦。” 王老板是土生土长的容城人，是一家小型制衣厂的老板，工厂距离奥威大厦约800米。4月15日前，他把工厂的2-5层租给中建五局，租金约80万一年，租约三年。如今该楼已经改头换面，“中建五局”的招牌高高挂起。 十天后，奥威大厦周边，同等面积、位置的楼盘，租金飙升至180万起租。 4月1日之后5天内，国资委102家央企，已有30家宣布制定雄安发展方案。最先表态参与新区建设的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这家公司是央企中股权基金管理规模最大、涉及基金类别最多、吸引社会资本最多、管理社保基金最多的股权投资机构之一。 之后，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国航天科技、中国机械工业、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等央企表态参与雄安新区建设。 9月28日，“雄安发布”发布消息称，新区按照严控入区产业的原则，经过审核，首批获批的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金融、360奇虎、深圳光启、国开投、中国电信、中国人保等在新区设立48家企业。雄安新区管委会称，截至当日，河北雄安新区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9家已取得营业执照。 雄安新区筹委会所在地容城，成为央企和知名民企驻地首选。当地就此掀起了租房的狂潮。 容城县的支柱产业原是服装加工业。经过近40年发展，全县共有服装厂945家，服装从业人员7万余人，占全县人口四分之一。近几年经济下行，制造业式微，多数服装厂都在勉强维持。央企跑马圈地，租用的多为服装厂的厂房。 一个服装厂的老板说，他的厂子有两层，每天每平米的租金是1块五，一年有一百多万的收入，他准备卖了生产线，直接当房东了，“还是给央企当房东，省心。” 在县城奥威路东段，一家制衣厂的厂房院内，挂起“中国铝业”的旗帜；奥威路中段，原当地联通公司改为“中国联通河北雄安新区分公司”；当地某高档小区三层高的售楼部，被“中铁建工”取代。 王老板的惨痛教训，直接刺激其隔壁楼房房东。“民企免谈，我只给央企”，他不止一次表达对民营企业支付力的怀疑，他给自己这栋楼打出的出租广告是：“适合央企筹备组、工程指挥部、大型企业项目部、经理部等”，租金每年不得低于200万。 这不算多。县政府对面一栋2000平方米的厂房，在4月下旬租给某央企，三年租金一千万。奥威路最东段两家总面积为6000平方米和7000平方米的楼房，报价分别为420万每年与500万每年。 当地某服装厂老板干脆定下当地最好的饭店包间，一天到晚不间断接待来看房租房的央企。 “这是千年大计，我们要把握机会” “本舵主已暂住雄安，坐等风起云涌”。 这是宋春的微信签名。这个年已不惑、无固定职业的山东人，自从来到雄安，就把自己在朋友圈里打造成一个勇闯天涯的武林高手。 即使天气再热，宋春都会穿西服，逢人就发印有“创业者—宋春”的名片。他的朋友圈只有一种内容：马云、刘强东的演讲，以及各种以马云为主人公的励志文章。他天天在创业者聚集的旅馆内进行演讲，讲马云的故事。既是讲给别人，也是讲给自己。他说，马云是他活下去的动力。 4月1日以来，雄安几个县城的小旅馆挤满了像宋春这样四面八方涌来淘金的创业者。他们在只容一张床的房间内，在空啤酒罐和一地烟头中，讨论雄安带给他们的机会。 眼见的景象给了他们希望：在雄安新区三县的马路两旁路灯上，挂起了阿里巴巴旗下的农村淘宝业务广告。4月初，阿里巴巴、京东率先在雄安布局。阿里农村淘宝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为配合雄安新区发展，阿里农村淘宝决定对当地业务全面升级，发出农村淘宝“村小二”招募令，计划招募60多名村小二。京东则从线下切入，在雄县、安新县和容城县各开设有京东帮服务站1家，开设的京东线下专卖店共4家。 根据中央安排，雄安新区要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将发展“高端高新产业”。三县范围内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产业，均要转移，不符合标准的一律停工。湖北人丁心就这样被雄县——这个中国北方最大的塑料包装生产基地拒之门外。几家工厂都表示：政策影响，暂不招工。 与宋春相比，丁心话很少。他只有20岁，脸上还有婴儿肥。4月10日，他带着500元，百度贴吧直播自己的“北上雄安路”，吸粉不少。起初他直奔雄县，被拒后转战容城，住在奥威大厦附近的一家小旅馆。 丁心与朋友们每天都去奥威大厦门口走一遍，他们认为这样有可能发现“最新动向”。同时，他与几个新认识的东北朋友合伙创业，在容城北郊租下一栋三层楼的房子，想做“服务于创业者的青年旅社和交流平台”。但是，当地的工商登记也暂停了。 丁心在还在装修的场地上，举行了一场“雄安新区青年创业者见面会”。他给到场创业者分发自己的名片，名片上称“为五湖四海来雄安找项目、找机会的创业者提供一站式服务，餐饮、住宿、出行、（有）价值信息、团队撮合。”他说，这是针对低端创业者的见面会，他还计划有针对高端创业者的活动。 接下来，他想找到一座方便观察奥威大厦的楼，租下来做酒店。他认为，奥威大厦以后应该会成为景点。像沿海城市都打造海景房一样，他要打造个“奥威大厦景房”。 见面会搞得还算成功，到场的参会者们坐在圆滚滚的凳子上，讨论的话题离不开“这是千年大计，我们要把握机会”。 “没赶上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浦东，雄安不能错过。” “对，是千年的大计，我们耐心熬，成功是迟早的事。” 在他们居住的小旅馆房间内，这些话经常传出。
反腐前沿
双规央企高管曾遭黑社会阻拦 未来央企反腐将吸引更多关注
【研究员】：
在2013年至少有14位央企高管被查的背景下，央企纪委书记的反腐职能开始被上层强化。从2014年5月开始，央企纪委书记卸去兼职专司反腐。在2014年3月中纪委内设机构改革中，国资委和央企被单列出来，由第五纪检监察室负责对其进行监督执纪和办案。相比中央纪委驻部纪检组长，央企反腐队伍少受外界关注，观察发现，这支队伍也在逐渐调整，配强人马，联系当下正加码推进的央企重组，未来央企反腐或将吸引更多关注。
这几天，多位中央纪委派驻机构的纪检组组长职务先后调整。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统计，中央纪委驻财政部、国家安监总局、最高检、中国社科院、农业部的纪检组长相继换人。 孟亚旭在微信号“政知见”撰文指出，除了关注到这一变化，还同时注意到，央企的反腐队伍也在调整。这几天，中国核建、中船重工、一重集团和国家电网公司反腐岗位陆续易人。 相比中央纪委驻部纪检组长，央企反腐队伍少受外界关注，但观察发现，这支队伍也在逐渐调整，配强人马，联系当下正加码推进的央企重组，未来央企反腐或将吸引更多关注。 双规央企高管曾遭黑社会阻拦 “企业的办案不同于中纪委，没有中纪委那些专业的手段和人员。这些年在对别人‘双规’过程中，跑过人，死过人，甚至在带人的过程中碰到‘黑社会’拦截，什么样的突发状况都遇到过。” 这是一位曾在纪检岗位上工作十几年的央企监察局局长曾如此对媒体说。 当前反腐拍蝇的大形势下，央企的纪检组长/纪委书记并不是多引人关注的群体，甚至有时候还被质疑其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 比如，中央纪委在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被举报近一年后介入，彼时，坊间叫好声有，但也有质疑：“为什么企业的纪检组织未能担此重任”？ 不过，如果把视线拉长一点就能发现，质疑声起时，制度反思和重构也在悄然进行。 比如中央要求央企纪委书记不再分管其他业务，专职反腐；再比如2014年8月22日国资委确定派驻纪检组试点企业名单，这被坊间不少人解读为“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纪委书记和纪检组长 今年以来，央企纪检岗位人事变动不断。仅在最近几日，就有至少5起人事变动： 虽然都在央企，但细究就能看出其中差别。 比如有人是“公司党组纪检组组长”，有人是“纪委书记”，也有人是“中央纪委派驻的纪检组长”。 差别在哪里？ 搜了搜资料，发现在2010年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曾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 上述文件中提到，“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及其下属单位要按照党章规定设置纪检机构”—— 所在单位设立党委的，要设立纪委 设立党组的，要设立纪检组 建立党总支、党支部的，委员中要有纪检委员 换句话说，单位设党委的，就成为“纪委书记”，单位设的是党组，那就是“纪检组长”。不过，尽管以上称呼不同，但都受到中纪委、国资委管理。 特别 有两个人很特别——孙怀新和黄德安。 孙怀新的新单位，是2013年3月14日正式成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与其他四个央企均由国资委监管不同，中国铁路总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央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 孙怀新个人也很有特点。 他从1995年就进入中央纪委监察部工作，曾任中央纪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中央纪委驻中宣部纪检组副组长。 他还曾组织查处广东兴宁县大兴煤矿“8·7”特别重大透水事故、河北蔚县李家洼煤矿“7·14”特别重大炸药燃烧瞒报事故、云南师宗县私庄煤矿“11·10”特别重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等一批生产安全事故，深挖彻查了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 从地方调来的黄德安也很特别。 其一，他是上述几例履新者中，唯一一个由省级纪委副书记任上调到企业的。其二，他的称呼不是纪委书记、纪检组长，而是“中央纪委驻国家电网公司纪检组长”。 这意味着，黄德安是中央纪委派出的，到了央企工作，仍是中央纪委的人。这一点或许不同于从中央纪委到铁路总公司的孙怀新。 据了解，2013年11月8日，中央纪委官网曾公布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及与其合署办公的内设机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名单。在这份中纪委监察部对外派出的51个纪检组所在机构名单中，仅有一家央企——国家电网。 不过，国资委监管的央企中，黄德安并非唯一一个从地方官员跨界到企业的人。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的纪检组组长杨志宏，此前是甘肃省纪委常务副书记；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张克勤，担任过上海纪委常委；而东风汽车公司纪委书记温树忠，到企业前是内蒙古自治区纪委常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但共同点也有——都是纪委系统的人。 变化 观察发现，在央企中，纪委书记(纪检组长)的来源大致有四类： 其一，由央企中的高管交流任职。 其二，来自纪委系统（含中央纪委和地方纪委）和国资委系统。 其三，少数由专家任职。 比如中化集团纪检组组长张志强此前是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一汽纪委书记王昭翮之前是大连海事大学副校长。 其四，来自国家其他部门。 比如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纪检组长王耀东曾任国家信访局副局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纪检组组长徐吉明曾任审计署办公厅主任。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家大形势的变化，一些政策也开始出现变化。 以上，是上边提到的2010年文件中有关人事调整的一段表述。 文件还提到，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可以分管所在单位与纪检监察直接相关的工作。据《企业观察报》的说法，“身兼数职的纪检组长在央企普遍存在”。 “纪检组长是应该专职做纪检监察工作，还是参与经营工作？这其实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位央企纪检组长曾对《企业观察报》说： “如果专职，可能会有更多时间去做纪检监察工作，但是，一个不能深入了解企业的纪检组长，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反过来，融入到企业中的纪检组长在具体工作中占有一定优势，但同时也因身兼数职会显得更加忙碌。” 政策走向最终随着央企高管的不断落马发生了变化。 在2013年至少有14位央企高管被查的背景下，央企纪委书记的反腐职能也开始被上层强化。从2014年5月开始，央企纪委书记卸去兼职专司反腐。 以上，是央企内部反腐。 从外部来看，中央纪委也将央企列为反腐重点。 在2014年3月中纪委内设机构改革中，国资委和央企被单列出来，由第五纪检监察室负责对其进行监督执纪和办案。
多维观察
特朗普贸易政策迷雾背后究竟是怎样的逻辑在起作用？
【研究员】：
尽管国际社会一直反对和批评，特朗普似乎执意要违逆美国长久以来奉行的自由贸易原则，不惜发动一场贸易战来改变现状。为什么美国政治家不在乎统计数字和经济理性？为什么受损的民众和产业无力阻挠这些自杀性的保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观众是国内大众，也就是民粹主义的受众。这些观众需要看到的是一个愿意挺身为普通大众利益出头的英雄。只要这种印象得到满足，其行为方式可以商榷甚至忽视。同时，这个表演还需要一个攻击对象，一个共同敌人。外国或外国人，或者和外国人有利益关联的本国人，往往是最好的选择，成为观众不满的发泄对象。在国内形势恶化之时，政治家对国际贸易伙伴的攻击也变得激烈。越是贸易联系密切的国家越容易成为攻击目标。这也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和德国，却对俄罗斯情有独钟——因为俄罗斯与美国的贸易几乎可以被忽视，难以成为攻击目标。
贸易保护主义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要政策导向。“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反对自由贸易，反对跨国企业转移就业，反对接受移民，是特朗普竞选期间的政策要点，也是他上台后努力推动实施的政策内容。尽管国际社会一直反对和批评，特朗普似乎执意要违逆美国长久以来奉行的自由贸易原则，不惜发动一场贸易战来改变现状。对很多中国人来讲，此事令人迷惑——很多人认为特朗普最近针对中国的各种政策（特别是启动所谓的“301条款”）来自于美国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敌意。但同时人们又很清楚地看到，特朗普对中国并无太多意识形态上的成见。 那么，在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迷雾背后究竟是怎样的逻辑在起作用？不深入理解这个逻辑，中国的应对会很容易迷失方向，滑入危险的境地。 贸易保护主义的吸引力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寿慧生认为，尽管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比大部分美国总统都要赤裸得多，但他绝非是唯一钟情于保护主义的政治家。相反，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对保护主义青睐有加。 一个最近的先例几乎与特朗普政策如出一辙。在2009年上任伊始，奥巴马总统签署的第一项主要法案就是在800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买美国货”条款，要求经济刺激计划所支持项目使用的钢铁和制成品应为美国生产。这项政策意在兑现奥巴马在竞选期间的一个重要竞选口号：“买美国货，选奥巴马！”众议院通过的方案把购买品限制在钢铁产品，但随后参议院走得更远，要求任何制造产品都必须来自国内制造商。 该法案在2009年2月初刚一通过就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典型，备受抨击。美国国内的反对人士也担心，此条款恐使美国公共建设支出增加四分之一，甚至可能引发全球贸易大战。在法案通过之前，欧盟和经合组织就已经表示强烈抗议，并扬言会共同抗击该条款甚至进行报复性行动。其它国家例如加拿大等也都表示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当时也表示，购买美国货相当于饮鸩止渴。 在这种内外压力下，对此法案欢欣鼓舞的奥巴马最终屈服，为法案附加修改条款，将法案内容由原来的购买所有本土制造产品稀释为仅适用于购买美国制造的钢铁产品。 为什么是钢铁业独享保护？前述的特朗普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也以钢铁业为主。钢铁业长期以来被称为美国经济的“脊梁”，在美国政治家和民众当中享有独特的优越地位，但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钢铁业深受日本、德国、中国、韩国等国家的冲击，日益难以维持。 在奥巴马之前，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同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拯救美国钢铁业。当年3月，小布什签署行政命令，将进口钢铁产品的关税临时性增加30%。依照计划，该命令有效期持续到2005年。此行动明显违法WTO条款，因此遭致国际社会的反对。WTO立即开始进行调查。2003年底，小布什提前取消该命令，宣称政策获得成功。 愚蠢且危险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学家如是说 虽然以钢铁业为代表的美国制造业不断受到政治家的保护，但每一次的政策出台都受到多方抨击。而经济学家的抨击尤其尖锐，指出这些政策不仅无益，而且危险。 以奥巴马的“买美国货”条款为例。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为该条款的潜在后果做了如下估算： 如果该条款完全被落实（这本身是很困难的事情），美国钢铁制造业将成功保留1000个就业机会。如果该法案按照最初的设想，保护整个美国制造业，被保留的就业机会将会是9000个。这究竟是多大的一个成就？美国的制造业总体上有22万个岗位，而美国的总体劳动力数量是1.4亿。换句话说，从该法案获益的工人数量占比微乎其微。 而该法案的负面影响则宽泛的多。首先，因保护而价格升高的钢铁产品会冲击钢铁消费产业，例如汽车、建筑业、铁路、工具制造业等大量行业，引发这些产业的成本攀升，导致削减劳动力。服务业也可能受到间接影响而削减雇员。美国的出口产业也会因成本上升受到打击。 同时还有来自其它国家的报复政策。例如，2007年，以加拿大、英国、日本、中国为主的12个贸易国从美国购买的钢铁总额为10400亿美元。根据计算，这些数额直接和间接带来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为6192个。如果这些国家采取全面性报复政策，假设它们把从美国的总进口削减10%，就可以让美国丧失6万5千个就业机会。 不止如此。以上只是短期内在就业方面的显著效果。长期来看，保护政策造成的价格上扬使公共部门需要负担额外财政支出，自然会相应削减他们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例如道路和学校的维护建设。美国出口业由于成本提升而丧失海外市场竞争力，长此以往导致不断缩减；美国民间钢铁消费者也转向更廉价的国外产品。一旦这些市场结构形成，就会形成路径依赖，难以扭转。而这些市场结构的改变都会影响劳动力的转移，进一步造成制造业萎缩。 以上讨论仅仅局限在产业结构上面，并未触及到更为重要的一个层面——美国消费者作为美国经济的基础。以小布什的2002年钢铁进口关税为例。根据一项计算，在2002年3月到2003年12月期间，美国钢铁业从该保护政策中获利23亿美元，挽救了7300个工作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因为上述各种原因带来的价格上升需要额外支出62亿美元。 在钢铁业的23亿额外利润和消费者的62亿额外负担之间，保护主义伤害的是美国市场的健康。美国经济以消费经济为主导，美国人也以美国消费者的巨大购买力为荣。但是这额外的62亿美元的负担损害的是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 为什么美国政治家不在乎这些统计数字和经济理性？为什么美国民众，以及那些受伤害的国内产业，无力阻挠这些看起来——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自杀性的保护政策？ 保护主义背后的政治逻辑 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对于以上所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政治家真的不懂，即便他们配备最优秀的经济学顾问。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家遵循的是政治逻辑。 首先，以2002年钢铁关税为例，为什么小布什要在2002年3月签署进口钢铁关税命令，又在2003年底提前两年取消？答案是2002年下半年的中期选举。小布什需要为共和党争取选票。 其次，为什么是钢铁业而不是其它制造业？因为钢铁产业集中在几个对选情至关重要的摇摆州——俄亥俄、宾夕法尼亚、西弗吉尼亚。 再次，为什么其它受到负面影响的州会允许这种政策出台？如上所述，受到钢铁价格上升，某些产业会受到打击，而这些产业也可能会集中在某些州，例如汽车业为主的密歇根州、以建筑业为主的田纳西州等等。为什么小布什不在乎这些州的损失？因为这些州并非“摇摆州”，他们的选票去向没有悬念，不会因为这项政策而发生根本变化——本就是传统“蓝州”的密歇根州只会更加倾向于民主党，而忠诚于共和党的田纳西州也不会因为这样的伤害而倒戈。 复次，为什么会提前取消关税？因为中期选举结束后，这些政策的意义就不同了。该政策持续近两年，足以让小布什标榜自己为美国钢铁业的维护者，而WTO的诉讼案从正式发起诉讼到出台惩罚性判决需要持续两年左右。因此在WTO于2003年11月11日宣布将对美国实施20亿美元的惩罚（WTO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惩罚）后，小布什于12月3日宣布取消该政策，宣称他已经让美国钢铁业和依赖钢铁的其它行业都获得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自我调整，因此圆满完成任务。既让美国避免了WTO的惩罚，又获得政治资本，此政策可谓一举两得。事实上WTO也宣称自己的压力导致美国提前退让，也是皆大欢喜。 最后，为什么消费者不去反抗？美国消费者额外承受的62亿美元和美国的总体经济健康状况该谁来负责？这个答案其实更为简单。以美国3.1亿消费者计算，每个消费者平均承受的额外损失是20美元，并且是以近两年时间为期来计算，因此很难有人亲身感受到。 同样，保护政策在让某一个行业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把损失铺开到若干个行业中去，从而使这些行业能够发起抗议的意愿减弱。这些行业越多，能够形成抗议力量的能力也越弱。相比之下，3.1亿消费者为20美元的损失形成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更是接近于无。 政治经济学家称这个现象为“看得见的受害者”与“看不见的获益者”之间的较量。在本文的讨论中，看得见的受害者是钢铁业，看不见的获益者是美国消费者和其它得益于廉价钢铁产品的行业。获益或受害的背景是自由市场。在政治逻辑的推动下，“看得见的受害者”往往获胜，因为他们的痛苦显而易见——谁看到一个破败关门的工厂和一群抗议的工人而不会感到同情？相比之下，很少有媒体会热烈追踪报导那些从自由市场中获得好处的企业和那些消费者，这些获益者也没有兴趣劝说别人到大街上为20美元的额外消费而抗议。 除了这个被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详细解释的原因之外，在政治家的任务表上，最为迫切的日程选项从来不是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市场的健康，而是如何让那些正在被市场挤压的产业和企业脱困，让那些失业或面临失业的工人保住他们的饭碗。对于政治家，保护就业从来都是头等大事，并且需要在非常短时期内完成。经济学家可以奢谈市场调节，产业转移，但政治家很少有这样的时间窗口。这也就是为什么主张政府介入的凯恩斯会争辩：“长期来说，我们都将死去。” 国内观众vs.国际敌人 即使凯恩斯也会承认，政府介入有众多选项，保护主义是最蠢的一种，如上解释，也需要另文详述。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贸易保护主义符合直觉，道义上无可指责，执行起来简单干脆，立竿见影。用更为符合市场原则的政策，例如针对特定产业而实施的产业转型补贴、转岗培训等方式耗时耗力，收效缓慢，而且带来的政治宣称效果有效。 换句话说，经济学上的不正确不等于政治上不正确。关键在于，这个政策的听众是谁。批评者总是从经济学的逻辑出发，自由贸易主义者甚至从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逻辑出发来反驳贸易保护主义，显然误解了政治家的角色。 政治家做决策类似于演员的表演。认清观众至关重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观众是国内大众，也就是民粹主义的受众。这些观众需要看到的是一个愿意挺身为普通大众利益出头的英雄。只要这种印象得到满足，其行为方式可以商榷甚至忽视。同时，这个表演还需要一个攻击对象，一个共同敌人。外国或外国人，或者和外国人有利益关联的本国人，往往是最好的选择，成为观众不满的发泄对象。
在国内形势恶化之时，政治家对国际贸易伙伴的攻击也变得激烈。越是贸易联系密切的国家越容易成为攻击目标。这也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和德国，却对俄罗斯情有独钟——因为俄罗斯与美国的贸易几乎可以被忽视，难以成为攻击目标。
在这种情形下，针对特朗普这样的政治家进行理性的解释和劝说几乎无用。这并不意味着贸易对抗应该成为一个选项，让中国真的变成美国民众眼中的敌人。必须认识到，在攻击这些贸易伙伴时，特朗普们是在面对着他的国内观众表白宣誓。各国除了加强合作，巩固多边国际贸易体系的抗压能力外，真正需要对付的并非是特朗普们而是他的国内观众，需要懂得如何让他的国内观众消除敌意。这是一个棘手的任务，除了适当适时的利益让步，加上宣传技巧，让特朗普们用最小的国际成本来获得足够的炫耀机会，更重要的是中国本身的市场改革。 今年4月，美国荣鼎集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从2010年至2015年，中国对美FDI年均增长32%；2016年更同比飙升200%，达460亿美元，突破2015年创下的150亿美元的纪录。和2009年相比，2016年中资企业在美创造的就业数量增长超过9倍，目前已达14万个工作岗位。目前，中企赴美投资的足迹已遍布全美425个国会选区，仅剩十个选区未见中国投资者的身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伦斯在报告的前言中写道：“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中国对美投资是对现任美国政府创造和保护就业政策的有益补充。”他还表示，若中美双方领导人能克服两国市场之间的监管和政治障碍，“这些投资将有足够空间实现进一步增长。” 这些数据说明，中国本身的市场改革是改变中国在美国形象的根本前提，如德国和日本早期所经历过的。为中国企业进一步松绑，激发创新能力，充分挖掘美国的市场潜力，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时鼓励中国企业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用更符合国际标准的方式赢得美国民众的认同，是对抗特朗普们最好的武器。
国际战略
外交手段可以控制核威胁，和平解决朝核始终是优先选项
【研究员】：
对朝鲜，唯一务实的选择似乎只有遏制。我们可能很难理解金正恩，但他是理性的，当然不会自取灭亡。通过和平地方式来解决朝核问题还是我们的优先选项，以及始终要坚持的。毕竟武力解决的危害不可估量。不论是“双暂停”还是其他方案，只要有助于和平解决，都要尝试。说到俄罗斯，它怎么想是它的事情，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判断。我们要为和平解决做最大努力，但也要为一切可能性做好准备，正视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所以，如何与相关国家沟通好，合作解决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最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因为朝核问题被推到风口浪尖。9月中旬，他在澳大利亚《东亚论坛》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为《是时候了：为朝鲜的最坏结果做准备》。在他看来，半岛爆发战争的危险正在日益逼近，中国必须为“最坏”结果做准备。因此，中国应该与美、韩开始对话，把一些重要的问题预先讲清楚。几乎同一时间，他在参加第六届首尔防务对话期间亦强调，朝鲜第六次核试验不是偶然，各国对朝应该未雨绸缪。他特别提到，“目前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政府的看法非常多样，内部有很多声音。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器对中国构成威胁，尤其是对东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朝核问题确实是韩国的问题，也是美国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这番发言在中国乃至海外网络上形成热烈讨论。在朝核问题越来越陷入僵局的当下，有关各国如何迎来转机？下文是贾庆国院长在接受专访时的问答实录： 朝鲜爆发危机的概率大幅增加 问：最近您在公开场合谈到中国应对朝核问题应该做的准备，在网上引发了的很多讨论。为什么会谈到这个？ 贾庆国：我当天发表这个观点完全是个意外，正好被问到，没有任何提前安排。但很多年以前我就有这个想法，那就是：如果朝鲜出现了危机应该怎么办？ 朝鲜有核设施，谁来控制呢？不能让它流失，也不能交给韩国吧，不然会造成核扩散。如果韩国核武器、日本也会有，那中国岂不是更不安全了？再有，如果朝鲜内部有动乱，例如某个军官控制了核武器，同样会很危险。 另外，如果朝鲜出现危机，就会有个秩序恢复的问题。一旦大量难民涌入中国，如何处置呢？一系列的问题都跟着出来了。 从历史来看，很多次我们都被突然爆发的事情给惊呆了。比如苏联垮台、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说到朝鲜，正因为它很封闭，所以没人知道究竟内部会发生什么，其风险和不可预测性更大。这就有一个问题：危机出现了，我们该怎么办？ 与此相关的主要国家是韩国、美国和中国。可能这几个国家也许都有自己的危机应对方案，但缺乏沟通。这样一来，出现误判和军事风险的可能性也极具增加。为了避免这种冲突，事先各方应该有一个协商。 上面这些是我多年的想法，只不过一直没有公开地说。因为过去我觉得爆发危机的可能性没有那么大，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朝鲜爆发危机的概率大幅增加。一个是它不断在进行核武器和导弹的试验，试验本身就可能引发危机。如果失误了，或者泄露了，会引发大规模核污染。且不说对韩国和中国造成危害，也许也会引发其内部动荡。 还有，朝鲜现在致力于将核武器小型化后搭载在弹道导弹上，打到美国本土，美国认为这触及到了它的底线。现在的态势下，美方可能越来越倾向于动武，对朝鲜进行一场预防性打击——而这个，可能又触发一场危机。 再说，如果朝鲜内部出现问题，比如内部权力斗争，也可能会产生危机。还有随着它受到的制裁越强烈，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也急剧上升。基于这些，我才说，如果我们再不做好准备，就太迟了。 问：关于朝核问题的解决，相关各方似乎意见并不统一，目前中俄、美日韩形成了两派。您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贾庆国：我觉得，通过和平地方式来解决朝核问题还是我们的优先选项，以及始终要坚持的。毕竟武力解决的危害不可估量。不论是“双暂停”还是其他方案，只要有助于和平解决，都要尝试。说到俄罗斯，它怎么想是它的事情，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判断。我们要为和平解决做最大努力，但也要为一切可能性做好准备，正视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所以，如何与相关国家沟通好，合作解决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我认为，相关国家如果对朝制裁的决心一致，朝鲜放弃核武器的概率应该会大一些。如果相关国家之间有分歧，那朝鲜就有更多空间去发展核武器。我想因此相关国家才应该多沟通，尽可能促成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 中国民间应认识到朝核威胁 问：您觉得经历近几年朝鲜的不断核试验以及导弹试射，中国（官方和民间）的认识是否有所改变？中国外交部曾说过“中国和朝鲜是正常的国家关系”，应当如何从正常国家的关系来看待朝鲜？ 贾庆国：朝核问题近年来逐渐成为舆论焦点，我想大家越关心，思考也会变多，慢慢也许会形成共识。 什么是正常国家？就是不是特殊国家，所以也不应该特殊对待。也就是说，如果你侵害了我的利益，就应该予以反击。现在有一些国人出于各种考虑，尤其是反美的考虑，认为因为朝鲜反美，所以我们要支持它。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个会给我们自身带来伤害。 为什么我们的目标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有效运转。如果朝鲜发展核武器，本身会对中国构成严重伤害。因为朝鲜的设备很陈旧，出事的概率必然会很高。这个核试验和其他实验不同，一旦出事将不可预计后果。更可怕的是，核试验也许会触发长白山这个活火山。 此外，如果朝鲜发展核武器，周边其他国家也可能会发展核武器，那么中国周边爆发核战争的概率就会提高。而一旦核不扩散机制被摧毁，同样会给世界安全带来隐患。毕竟中国人现在遍布全世界，任何地方出问题都会危机我们自己的利益。 另一种可能，随着制裁不断加剧，朝鲜为了吸引外汇，可能会采用极端手段，比如对外贩卖核技术或材料。在目前的制裁形势下，一般的国家和组织肯定不敢购买，那就很有可能会流落到恐怖主义组织手上。这也是潜在的威胁。 总之，中国应该明确现在朝核问题对我们的实际威胁。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还不够。 问：国际社会加强制裁的同时，朝鲜的导弹技术却不断加强，因此很多人批评“制裁无效”。您怎么看？ 贾庆国：我觉得之所以朝鲜能够一直发展核武器，很大程度上肯定是因为以前的制裁力度不够。最开始的制裁是针对核和导弹技术、材料、零部件等，然后还有奢侈品等等，这其实是一种政治上压力而不会有太大效果。朝鲜总有办法能搞到外汇和油，总是能支持它的经济。再一个可能执行力度也不够，比如丹东鸿祥集团的例子。但最近这一轮我觉得很严格了，范围越来越大，力度也在增加。再过几个月应该效果能够显示出来。 问：特朗普9月21日宣布将扩大对朝制裁范围，授权美国财政部制裁任何与朝鲜做生意的个人或实体，以及相关金融机构。这是否会给中国企业带来影响？ 贾庆国：美国的单边制裁乃至二级制裁肯定会给中国企业带来一定影响，但做企业的人应该事先评估形势，这样的生意还是太危险。既然入市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你去伊拉克做生意，肯定回报高啊，但风险也会很大。我认为这些企业也应该总结教训。 问：特朗普在他的首次联大演讲中称，除非平壤方面收敛核武野心，否则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完全摧毁朝鲜”。自他上台以来，类似的强硬表态有很多，您认为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会选择动武么？ 贾庆国：如果美国想动武，他需要说服两个国家——中国和韩国。韩国显然会担心，毕竟首尔暴露在朝鲜的火炮之下，这对韩国来说是现实威胁。中国更会反对，对朝动武可能引起的无论是核泄露还是难民问题都是中国难以接受的。所以大家都会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 但是，如果朝鲜一直持续推进它的核技术，到达某个临界点的时候，美国也很可能也不顾中韩的反对，直接诉诸武力。也许特朗普最后会说“我马上要打了，无论你们支不支持”。等到那个时候再沟通为时已晚。 英国秘密情报局前局长：外交手段可以控制核威胁 核武器问题重新提上了日程。自1960年代以来，如今动用它们的可能性比任何时候都要大。宏观顾问机构Macro Advisory Partners主席，英国秘密情报局（亦称军情六处）前局长索沃斯近期撰文指出，当我们竭力应对美国的全球大撤退、英国退欧、以及伊斯兰恐怖主义时，绝不能忽视一个可能会颠覆国际秩序并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当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9个。对于其中6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以色列、印度和中国——核武器纯粹是防御性的，仅为以威慑阻止他方攻击的最终手段。其余3个国家的想法则不同。俄罗斯和巴基斯坦还想利用核武器使有限的冲突对他们有利。朝鲜想利用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既为保卫政权，也为获得更多实际好处。 核武器能创造出一种军事均势的局面，这种平衡在常规军事力量之间是不存在的。冷战期间，苏联拥有优越的武装力量，而北约(NATO)不得不依靠核报复的威胁来维持和平。这种平衡如今颠倒了。不论俄罗斯多么巧妙地运用了混合战争的新式武器，常规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如今都被颠覆了。俄罗斯的军事信条还支持俄罗斯使用战场核武器让一场中欧战争以俄罗斯的条件终结。其军队为应对这一情景进行训练，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巴基斯坦已研发出战场核武器作为自卫的手段。印度宣布，如果再次发生如2008年孟买那样的来自巴基斯坦的重大恐怖袭击，印度将作出军事回应。巴基斯坦明白他们会被印度的军事力量压倒，因此这些核武器是在印度军队越过边界后，巴基斯坦迅速阻挡他们的手段。当索沃斯还是英国军情六处(MI6)负责人时，曾担心印度人不了解他们能多快穿越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防线。于是一场更大范围的核交火变成了真正的风险。 朝鲜是当今的首要问题。美国前几届政府追求的朝鲜半岛无核化不再是可实现的目标。现在能够指望的最好结果是朝鲜暂停核武和导弹试验以换取安全保证和物质援助。制裁的目的是让金正恩就该目标谈判，并敦促中国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但现在很难看到金正恩退缩。相比与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比邻而居，中国更担心朝鲜半岛爆发新的由美国主导的战争，或者朝鲜政权崩溃，从而导致数百万难民进入中国。 美国真的只有两个战略选项：遏制并用威慑吓阻朝鲜的核武威胁；或者摧毁这种威胁，这就必须出现朝鲜的政权更迭。军事选项总是存在的。但五角大楼的秘密计划将会导致韩国出现巨大伤亡，所有研究过这些计划的人都会因此变得冷静下来。此外还存在中国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像上世纪50年代那样援助朝鲜的风险。 现实而言，唯一务实的选择似乎只有遏制了。这要求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从而使得带有核弹头的导弹不一定能够击中目标，以及通过明确表示如果朝鲜试图使用核武器就会被摧毁，从而威慑朝鲜不敢使用此类武器。我们可能很难理解金正恩，但他是理性的，当然不会自取灭亡。 特朗普政府没有夸大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担忧：这是它手头上的严肃问题。无论我们多么将遏制视为唯一明智的解决办法，仍然存在误判的风险。金正恩可能忍不住使用其核武器来勒索其他国家。 还存在核扩散的风险。我们已经看到朝鲜是如何使用其核技术来出口创汇的。2007年，以色列人摧毁了叙利亚沙漠里的一个秘密核反应堆，这正是由朝鲜人设计和建造的。 可以想象未来的恐怖主义组织能够获得此类设备吗？不太可能。但一旦他们有办法，那么平壤将是他们获得这种设备的首选地。巴基斯坦与恐怖主义组织的暧昧关系更是让这种风险上升。 我们的核武担忧减轻的一个国家是伊朗。伊朗核协议有缺陷，尤其是它只适用10年时间。但值得签署此类协议，而且德黑兰正在遵守对其的技术要求。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撕毁这份核协议——就像他此前在联合国威胁的那样——那么不久后他就可能发现又有一个朝鲜要应对，这次是在波斯湾。 核武器的前景可能看起来很严峻。但正如我们在冷战期间证明的那样，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和适当的防务投资来控制。我们只不过要给予它正确的优先级别。 当索沃斯在军情六处的时候，以及在此之前担任谈判代表与伊朗就其核计划展开谈判的时候，总是不忘核威胁。对于唯一真正威胁到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必须给予最高国际安全优先级别。
朝鲜假意接受“双暂停”是无本万利的买卖，中国须警惕！
【研究员】：
在朝鲜保留现有核弹导弹的情况下，平壤即便（单方面）接受“双暂停”建议，对美国及其他周边国家的核威慑能力也不会受到损害，朝鲜的安全利益并无实质性亏损。在明确“双暂停”对朝鲜行为的实质性影响后，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断，平壤一旦洞悉该建议的本质，便极有可能反过来，对其加以恶意利用。朝鲜假意接受“双暂停”建议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并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反而能同时达到多重战略目标。以朝之阴鸷与铁腕，大抵不会放过这即将消逝的“最后之窗口期”罢。如若不幸一语成谶，朝方果行此策——拿什么拯救你，我深陷窘境的祖国？
在2017年3月8日的两会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为应对半岛危机，中方的建议是，作为第一步，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也暂停大规模军演。通过“双暂停”，摆脱目前的“安全困境”，使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来。之后，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将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结合起来，同步对等地解决各方关切，最终找到半岛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中国方面认为，“双暂停”思路抓住了半岛局势的症结，也完全符合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和2321号决议的要求。解决半岛核问题不能只有一手，需要两手并进。制裁是履行决议，促谈同样也是履行决议。 自提出以来，“双暂停”作为中国方面解决朝核危机、“实现半岛无核化”的主导性思路，在不同外交场合被反复强调并向其他相关国进行推广。然而，目前除了俄罗斯口头表示赞同外，尚未得到其余各方的实质性正面回应。而作为“双暂停”当事人的美国和朝鲜两国，则多次明确拒绝该倡议。 “双暂停”倡议对朝鲜而言是现状政策，并不损害其现有核威慑能力 目前的半岛局势是，朝鲜已经实际拥核，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只是未受国际承认而已。因而朝鲜仍不断进行试爆试射，希望以此迫使美国服软，承认其核国家与合法国家的地位（而非“流氓国家”或“邪恶轴心”）。而美国与韩国的大规模定期联合军演也是常态。 可见，“双暂停”建议对朝鲜而言是一个“现状维持政策”，因为它并非要求朝鲜销毁已经拥有的核弹导弹，只是要求其不再进行新的试爆试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冻核”——冻结新的核试验。至于朝鲜是否可以/将会秘密研制新的核弹导弹，中国外交部声明对此展开详述，外界也很难对朝核查，故本文暂不予讨论。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兼职研究员王鹏认为，在朝鲜保留现有核弹导弹的情况下，平壤即便（单方面）接受“双暂停”建议，对美国及其他周边国家的核威慑能力也不会受到损害，朝鲜的安全利益并无实质性亏损。 朝鲜接受“双暂停”倡议并不受损，但拒绝“双暂停”则有可能获得更大收益（当然也存在风险） 朝鲜为何一再强硬回绝中国的“双暂停”建议？除了平壤摆在明面上的理由/借口外，恐怕更根本的原因有二。 第一，美国底线并不明确，特朗普此前多次威慑失败并最后自食其言从而降低美国自身的战略信誉（比如4月份航母乌龙事件），朝鲜因此更加抱有机会主义动机，试图利用边缘政策尽可能多地进行试射试爆，以此强化其对美国本土可信、可靠和不可承受的核打击能力，从而形成有效威慑。 正如清华大学著名军控与核战略专家李彬教授所指出的，从历史经验来讲，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美一直维持的是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因而中国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核武库规模与结构（约20枚洲际核导弹 + 数十枚中远程核导弹 + 数十或过百枚核常兼备近程导弹），也很可能成为朝鲜核武库追求的阶段性目标。目前朝鲜离该目标尚有一定距离，因此还有很大可能进一步试爆试射。 第二，由于当前朝中两国彼此间缺乏起码的互信，朝鲜对国际社会的提议甚至已经到了“逢中必反”的地步，甚至屡次故意在中国举行峰会或欢度佳节时进行试射试爆，以此向国际社会发出“朝鲜独立于中国”、“中国无力控制朝鲜”的信号。故此，对于实质上有利于朝鲜的“双暂停”建议，朝鲜也未加辨别，只是凭借其“怼中”的政策惯性加以否决。 朝鲜一旦识破“双暂停”建议的政策实质与逻辑，将有可能先假意接受，然后加以恶意利用 在明确上述“双暂停”对朝鲜行为的实质性影响后，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断，平壤一旦洞悉该建议的本质，便极有可能反过来，对其加以恶意利用。 譬如，其最高领导人可以在探知美韩下一次大规模联合军演准确时间的前提下，提前（一天）去给中国志愿军扫墓，然后召集国内外记者发表演说。他只需谈两点即可：一是把《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全文从头到尾念一遍，尤其是强调两国军事同盟关系的条款原文： 第二条 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第三条 缔约双方均不缔结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集团和任何行动或措施。 二是顺着这条思绪和情感，他可以进而声称：“念在鲜血凝成的友谊的情分上，我们决定接受周边某大国的建议，在未来两周内（或其他时长）暂停所有的核试验和导弹试射，也给垂死的美帝国主义一次自赎反省的机会。” 朝鲜假意接受“双暂停”建议的成本、收益与风险分析 朝鲜假意接受“双暂停”建议，是一笔无本万利的买卖。朝鲜并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反而能同时达到多重战略目标。理由如下： 首先，美国一定不会同意“双暂停”。除去美国自身已经给出的若干拒绝“双暂停”的理由/借口外，我们知道，对特朗普本人而言更要紧的是：在目前的美朝博弈中，美国虽然是超级大国，却明显落在下风——美国公开禁止朝鲜做的事情，每一件最后都让朝鲜顶风做到了；而美国声称要加之于朝鲜的惩罚，到头来则往往如炸弹落在敦刻尔克的沙滩上，没有什么效果。这边朝核未平，那头伊核风波又起。在美国已经处处受怼的情况下，特朗普显然无法让步；否则不等选民谴责，议员和国内利益集团就早已惩罚他了。 所以说，即便朝鲜单方面表示同意，只要美韩接下来继续进行联合军演，那么朝方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名正言顺地收回承诺，而不必背负任何道义上的谴责。 这个道理就正如美国每次都假意支持印、日“入常”一样：鉴于国际权力斗争的“零和博弈”性质，美国当然不愿意与印、日、德、巴西等国分享“五常委”一票否决的特权。但美国很清楚，中国一定会动用一票否决权把印、日阻挡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门外，于是也就放心大胆地“装好人”，每次都用空头支票做顺水人情，既有效离间了中印、中日，又反向强化美印关系和美日同盟。 其次，朝鲜特殊的国体也决定了其最高领导人无需面对“观众成本”，也就是说其对外假意示好或策略性示弱的举动不会在国内引发反对浪潮。美国则不然。当下如果特朗普让步，他将很快遭受国内“观众”的惩罚。朝鲜也不同于苏联。当年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上的欠佳表现为日后勃列日涅夫的逼宫埋下伏笔；而朝鲜方面，姑父、兄长、大将都早被清洗，故无内患之虞。 朝鲜恶意利用“双暂停”倡议的好处是明显的。首先，它能立刻改观朝鲜遭受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道义谴责的窘境，在两套话语体系中同时抢占道德制高点和主动权： （甲）在中国“双暂停”以及国际社会“无核化”的话语体系中，把“屎盆子”扣在美国头上——“美帝国主义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再一次向世人证明其虚弱和虚伪。朝鲜人民决心排除任何霸权主义或周边邻国的阻挠，拥有更强大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以保卫伟大领袖、捍卫国家的神圣尊严”——李春姬女士铿锵有力的声音仿佛已在耳边响起。 （乙）在中朝双边关系“血盟”的话语体系中，把“屎盆子”扣在中国头上——“周边某大国忘记了鲜血凝成的友谊而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铁蹄与淫威之下”。《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于1961年，其中明文规定“本条约在未经双方就修改或者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将一直有效”。在经过1981、2001两次自动续期后，现在有效期至2021年。因此，朝鲜通过宣读《条约》原文，能够提醒北京：至少到目前为止，至少按照国际法，至少在名义上，两国关系仍然是“军事同盟”。这显然将对北京有关“中朝是正常国家关系”的声明构成挑战，同时借《条约》第三条之口（不参加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集团和任何行动或措施）谴责当下中国落实联合国决议对朝实行制裁的行为。 其次，可以塞北京之口实，并离间中美。在以廉价的声明假意示弱、服软，满足中国作为大国的虚荣心后，将北京的懊恼与愤懑全部转嫁到美国头上，从而实现祸水东引。从此，北京将再无理由去抱怨平壤了——朝鲜人一句话就可以把中国人怼回去“你们要的‘双暂停’我们做到了呀，是你们自己无能，管不住美国人，于是欺软怕硬来压迫我们。” 在平壤碰了钉子的北京，又只好把头转向华府，遂在此前“协美制朝”的方向上后撤。于是，中国的半岛政策就陷入了“对朝强硬——对朝缓和——对美强硬——对美缓和——再对朝强硬——再缓和……”的钟摆式恶性循环中，其中消耗的不仅是宝贵的中国国力，更是以有利于中国的方案解决朝核问题的窗口期以及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国际战略信誉。最终，蹉跎岁月，玉“朝”于成。 最后，更险恶的是，相信平壤派驻北京的观察员早已注意到当前中国国内舆论场上的“朝鲜战争”。面对左派和右派都拿对朝政策“说事儿”的现状，如果朝鲜在“志愿军”一事上大做文章，便有可能成功实现对华舆论操纵，并借此撕裂中国社会。当前中国的舆论环境是总体收紧、左转。如果朝鲜能够成功利用这个趋势，将原命题“支持朝鲜（拥核）”与衍生命题“支持（朝鲜）社会主义”相关联，然后逐步引申到“支持社会主义”，再到“支持（中国）社会主义”，最后到“支持中国执政党”，同时将“反朝（核）”与“反对共产主义”等价、将“反思朝鲜战争/探讨对朝政策”引申为“反对毛泽东”、“蓄意割裂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质疑中国执政党合法性”，那么无疑将极大地调动、团结中国国内亲善朝鲜的政策人士与学者，同时有力地打击坚持“无核化”原则的政策人士与学者。而中国政策圈、舆论场、学术界的“内战”无疑将给朝、美、韩、日、俄等诸方提供渔利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历史记忆或意识形态原因而对朝鲜抱有深厚情感的人士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这意味着朝鲜对华公共外交的抓手正在减少。今后，那些从小看着韩剧、美剧长大的年青一代走上历史舞台，还会有多大意愿去维持与朝鲜的“不正常的正常国家关系”呢？平壤对此显然心知肚明，否则不会坚拒中国的“核保护伞”并横下一条心，自力更生。观今日之朝鲜，依稀可见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影子，令人唏嘘不已。 以朝之阴鸷与铁腕，大抵不会放过这即将消逝的“最后之窗口期”罢。如若不幸一语成谶，朝方果行此策——拿什么拯救你，我深陷窘境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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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9 08:37: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