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刚刚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采访十九大的中外记者见面。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核心。那么，政治局常委是如何产生的？经历过什么样的政治台阶？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先生指出，党的领导集体新老交替、交班接班，至少经历了“担任党的省区市委书记”和“担任党的领导集体成员的主要助手”两个台阶的考察、选择和实际锻炼，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集体选择、集体交班、集体接班的制度设计。这种设计既有效地避免了毛泽东时代个人选择、个人交班、个人接班所带来的弊端，也会防止党中央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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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研究员】：
对外开放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历代领导人的正确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以往开放的历史记忆、海外华人、国际研究机构和企业家的智慧、一批学者的探索功不可没，沿海地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建国后打下的基础和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则起到支柱作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十九大刚刚胜利闭幕，这场“中国近年来最重要的政治大事”在国内外舆论场依然热度十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鹤认为，如果没有经历文化革命的灾难，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下文摘自中国经济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文章视野宽广，有高度有深度、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洞察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深刻地揭示了国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急需改革的几个方向： 增长的奇迹和六个成功因子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在三十年时间之内，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744127亿元，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左右，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而1978年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不过3645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在1978年只有2.5%。 奇迹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样的增长奇迹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先后出现，即便在甘肃的定西地区，这个被联合国有关专家定义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贫困地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总量在过去30年增长了10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约6.8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衡量，都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总结发展现象的永恒主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由穷变富，以及如何实现由穷变富，怎样防止富国由盛到衰？发展似乎是有规律的历史现象，但发展的原因有时让人困惑，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 从中国变化的实际出发，我们看到，准备转轨的巨大经济体在最初经历了危机和重创，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 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冻成为发展的实践。在正确的战略方向指引下，成功的案例和各类激励因素不断积累，相互激发，铸就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持续和超常规的增长现象成为标志性的特征。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解释成绩的原因时，我认为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反思文化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 历史反复证明，重大的危机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好的社会共识是历史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动乱”，那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如果没有经历文化革命的灾难，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国人认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也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可怕危机和噩梦。 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是全民族的强烈愿望，推动改革和开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强烈期盼。这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共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决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需要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和历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国家一样，中国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比俄罗斯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选准了经济起飞的战略方向。 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 中国改革之初，恰是国际上一些国家经济走向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无力承受高福利的成本负担，大量产业需要转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和诸多条件。只要坚决开放，就可以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关键在于决策。这就是当时世界的长期供求格局。 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更为重要的是，对外开放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历代领导人的正确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以往开放的历史记忆、海外华人、国际研究机构和企业家的智慧、一批学者的探索功不可没，沿海地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建国后打下的基础和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则起到支柱作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中国坚持自己的特色，没有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但也认识到市场机制发育的长期性和目前存在的不完善。 如果从大的方面回顾，改革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承认物质利益追求和保护合法的经济利益。这是从80年代安徽和四川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从农村改革进入国有企业的改革，直到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税制改革，以及最近推出的金融体制改革，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 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非常务实，因为两者最终都是为发展服务的。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 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 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从改革后历代中国领导人都把政治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承受脱离实际的政治风波，中国历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径。 正确的道路是逐步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加快实现依法治国。政府重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当然这里肯定的是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前提下的合理政府行为。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已经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 当然，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民主的要求会日益加强，这是未来发展的崭新课题。 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文明的起点”。全球化背景下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问题，是在全球市场分工体系中找到和发挥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后发比较优势明显存在，主要包括：工业化加速产生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落差优势、高储蓄率、国际资本流动等。这些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相结合，成为巨大的增长动能。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从地理位置优势、劳动力素质到产业布局优势和成本优势。比较优势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现象，发展初期的不利条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会逐步变成新的比较优势，这是快速发展大国中比较普遍的区域发展现象。如果相对落后地区找到了适合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商业模式和具备融入市场体系能力的话，这些地区就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 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每个成功的省、甚至各个成功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作出了极不相同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又有相似之处。 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地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到的国家软实力。 在中国不同地区成功的背后，通常的解释变量离不开资本形成、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或政府政策、技术创新或生产组织创新、重大的外部机会等经典因素，但如果追根问底，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变化时，解释变量往往要回到历史文化因素中去寻觅。上海、广东和山东发展模式明显不同，这是地理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区别。 一些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指出的历史沉重记忆和文化沉淀，在发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发展理念发生根本变化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全球化的新趋势结合，则转化成为巨大的发展动力，现在的确需要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祖归宗。 总的来看，中国出现的增长奇迹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凝聚社会共识、调整激励结构、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比较优势和文化潜在力量的结果，其道理直白而深奥。 在这部分，不应忽视和没有深入分析的有三个问题：过去30年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经济失衡现象和相对比较优势变化的描述、中国经济非均衡的特点和广义上的价格扭曲对增长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几次经济周期变化中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特点。 这三点都极为重要，但在较短时间内没有进入细节描述和定量分析，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判断。最后决定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抓大放小”，这一点想特别向读者加以说明。 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 中国的增长奇迹没有划上历史的句号。已经取得的成绩让人振奋，但它毕竟是阶段性的历史成果，作为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和向中高收入水平跃升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机会。 按照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发展的协调性大大增强，国内市场规模全面扩大，社会和谐程度逐步提高，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中国发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发展前景甚至存在两种可能性。站在这历史十字路口，发展中国家走势分化的历史教训需要深刻汲取，对中国未来新的挑战需要准确界定。 写到这里的时候，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三年前法国驻华大使高毅先生约我共进晚餐，那时康德苏先生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退职。康德苏回忆了一件往事。 他在任时，要迎接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国际货币基金做惯例拜访。从白宫到国际货币基金有十五分钟车程。康德苏苦思冥想，试图提出一个让新任美国总统在十五分钟回答不完的问题，以避免路途无话可说的尴尬。他问的是，总统先生，您最近经常思考的几个问题中，哪一个问题不断出现？克林顿思考片刻后说，我想是中国，如果中国实现城市化和轿车进入家庭，中国和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于是克林顿开始了他擅长的推理。果然直到终点新总统的话还没说完。 克林顿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他显然是站在全球视角考虑问题的。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大国开放经济体之后，我们显然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树立全球视野，做些更长期的展望。 我们的确需要归纳一下，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将会面临哪些主要的机会和挑战。经济发展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未来中国的变化不可能是以往任何国家和自身历史的重复和再现。和早期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复合型而不是线性的，随着时间推移，挑战不会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但机会将伴随挑战同时出现。 在诸多反复讨论过的课题中，我想特别提到三个长期问题： 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 无论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变化，全球化进程都在加快，中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都在全面加强，但是目前的世界和中国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当中国决定对外开放时，世界流行的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资本自由流动和放松管制，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全球制造业资本需要找到新出路，中国似乎不需要定位就可以凭借比较优势自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但是今天，暂且不谈政治因素，世界经济生产要素的长期供求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使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时，受资源储量、土地面积、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初级产品供给出现价格刚性制约，这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变化进入了结构性加速上升期，依赖于少数大国最终市场的亚洲模式受到挑战；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突出，这使得自由贸易体制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已经残缺不全。 另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使投机式的发展模式和急功近利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升级，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结构加快升级的国家不断面临金融危机的挑战。 更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不争的现实，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引发水源断流、难民剧增、粮食供应不足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问题，这使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同时面临自己独特的课题。从宏观格局看，国内储蓄和消费高度失衡使得过大生产能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种增长格局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已经不复存在。 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约70%的水平，风险和成本都在明显扩大。从长期供给条件来看，过度外向和重化工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石油和部分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是长期现象，水和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拐点出现得过早。 总之，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 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 （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 （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 城市化模式和生产力空间布局 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四个趋势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命题。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更重要的是，正确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我国人多地少和缺水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效益和深化分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选择。 记得1993年齐怀远部长带队参加达沃斯论坛，他派我参加经济政要的圆桌讨论。我是职位最低但是被提问最多的官员。会后，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 围绕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转移，过去30年我们遇到多少复杂的挑战和难题？粮食安全、农民利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转移劳动力素质、政府考核方法、财税制度、社会稳定甚至人权问题。 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表明，由于缺乏区域性的大城市所造成的大规模劳动力长距离流动性就业，是造成雪灾发生后交通堵塞的结构性原因。中国的基本国情使得生产力布局的长期供求关系远离均衡点，城市化模式的战略选择必须是国家行为。 但是，自然经济思维和利益分割的实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30年，我们大约转移了不到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占用了将近10亿亩的农田，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在城市化模式选择上的犹豫，使得分工、专业化协作、规模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等观念的实践都面临很大困难。 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世界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的兴起，这是工业化和分工深化的结果，我们没有赶上这次浪潮。第二次是小城市的扩散，这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自然要求，我们经历了这一次浪潮，但是对此有所误解。 目前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全面提高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这个趋势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东京、大阪等城市开始起步，大城市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面对这些新趋势和国内城市化进程挑战诸多的背景，从战略上，我们需要认清潮流，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主体功能区和特大城市圈的思路，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对混乱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应做好政府事权划分、财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设计，培育和创造符合中国在全球经济定位的大城市圈。 从战术上，需要接受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病”的教训，审慎和负责地处理各类现实问题，在建立城市功能区、接受大量转移劳动力和治理大城市带来的噪音、空气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决社会难题等方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路径。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强教育 经济增长、合理分配和可持续性是发展概念的基本内涵。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则是高层面的终极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一个人口数量逐步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出现。 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这个阶层的比重还是偏低，可能不足20%，难以支撑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和社会长治久安。为扩大“有恒产、有恒心”的中等收入阶层创造条件，是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 因此我认为，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占多数的目标。国际经验也表明，建立好的社会阶层结构至关重要，但是难度超过实现高速增长，因为增长的相关变量是快变量，而中等收入者稳步上升需要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更多，有很多是慢变量，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个过程中甚至充满陷阱。 国内一直讨论拉美教训问题。拉美的情况比较复杂，为此我到智利和阿根廷做过专题调研，我发现国内对拉美教训有很多误解。 所谓的“拉美教训”并不是被人们轻信的结论和判断，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不是拉美教训的元凶。拉美国家真正的教训是，在军政府向所谓的民主政府转化过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办法拉选票，放弃财政纪律和产权保护原则，做出各种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诺，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和外债高筑，造成政治和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和两极分化。 更为深层次的是，因为缺乏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性制约，才导致了拉美民粹主义的严重情结。在拉美访问时，智利的杰出研究人员们向我介绍，总结以往教训，发现忽视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员大量失业，造成贫困的再生且恶性循环。 但随后发现，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公共教育，而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质量超过公立教育，教育质量差别又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别。而造成教育质量差别的原因，是公立教师激励不足。他们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一旦进入两极分化的陷阱，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他们的话是意味深长的。 十分清楚，使广大低收入者转变为有固定职业、有房产和努力向上的中产者，是避免中等国家陷阱的战略举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靠补贴和社会同情所能解决的，有时为了劳动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于其长期利益，因为这些做法往往使劳动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归于社会，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劳动者具备适应市场竞争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和韧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头搬运夫的差别，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产生的”（当时哲学家处于社会顶层）。改变落后的习惯，加强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是减少贫困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照样可以在东莞等地找到出路，但是今天和今后的环境将完全不同。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 我们的教育要使个人心理和能力素质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应当更加强调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首先是价值观念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仁爱之心，敬畏和感激大自然。加强心理教育和引导，使社会公众在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加速时期逐步具备心理平衡能力，从自满、焦虑、抱怨、浮躁、急功近利等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情节中得以超脱。 其次是增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其内容服从国家总体战略定位的调整。这是减少收入差距和适应全球化发展挑战的基础，也是形成国家创新能力的保障。知识界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激发劳动者的创业之心，而不是制造对市场机制的恐惧。从国家全球战略角度看问题，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同时出现，人力资源即将成为短缺资源，人力资本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因此，我们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视教育。创新是教育的函数，教育发展好了，创新成果将接踵而至。 最近，比尔盖茨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唯一的优势是通过开放的教育吸引了全球的优秀人才，转化为创新的优势。目前，我们的确看到了发达国家培养的人才向我国回流的趋势，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发达国家享受中国人口红利之后，享受一次发达国家提供的教育红利。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我一直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当我看到美联储不断降息和对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之后，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因为挽救的对象是本应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 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这不是门罗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在开放前提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
理论研究
用辩证思维准确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研究员】：
十九大报告中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一经提出，就引起了思想界的广泛讨论。准确理解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能超越初级阶段，还必须允许有多种经济成分在里面。虽然是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体系占主导地位，但是还有大量的非公有制的民营企业在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如果当年我们没有给民营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就很难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经济成就。所以，在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任何超越初级阶段的提法都意味着脱离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都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讲的最大国情就在于此。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首先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紧接着又强调：“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未发生变化这两个判断？ “不变”中的“变化”：“新时代”和“初级阶段”的辩证关系 准确理解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新时代”和“初级阶段”、“变”与“不变”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春秋战略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寒竹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关系的的理解是，“新时代”寓于“初级阶段”之中，“变”寓于“不变”之中。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内的新时代，而不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上的新阶段、新时代。相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涵盖的时间更长。邓小平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如果从1956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算起，一百年是要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二个一百年。也就是说，在本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百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时代，而非结束了初级阶段的新时代。 为什么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中？这是中国的国情使然。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仍然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新阶段、新时代的提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者的关系需要准确把握。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中国仍然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没有变，那么“新时代”提出的依据何在？从十九大报告来看，这个依据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一个社会，一旦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历史就会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1956年中共中央八大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基本符合中国的现实。八大后的中国虽然在极左路线干扰下曾一度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再度沿用中共中央八大的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基本框架，即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每一届党的代表大会都基本重申了这一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 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开始从数量的增长发展为充分、平衡的发展，而人民对物质文化的要求也从数量向质量上提升，这种由量到质的社会发展导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说明的是人民的需求从量的需求提高为质的追求，而平衡、充分说明的是社会发展从量的增长提升为质的增长。正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中国虽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代，这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另外一个视角，如果我们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来看，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个深刻的阶段性变化。全面消灭贫困，全民进入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在中共中央二十大之前就会实现，并由此进入到第二个一百年。基于此，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解为从全面实现小康的时代进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 当然，其中还有细分：从现在起到2035年基本完成现代化，再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新阶段的核心观点就是基于此：中国要从消灭贫困到完成小康，到实现共同富裕，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目前实现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已经接近全面实现，历史预示着中国即将开始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的征程。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波浪式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之前曾有学者提到过，我们现在按照汇率计算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中国已经迈出发展中国家行列，已经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进入中级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不要坚持？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寒竹认为，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事关中华民族复兴能不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如果判断错误，中国将陷入巨大灾难。 判断中国处于何种社会阶段，既要看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程度和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程度，更要看生产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反过来对生产力产生巨大反作用。所以，判断一个社会处于何种阶段，不能仅仅看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物质财富的多少。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物质财富而言，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中国在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巨大的优越性。
有学者将社会主义分为绝对贫困、部分小康、全面小康，基本上是按照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富裕程度来描绘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这就是只谈生产力，不谈生产关系，有很大的片面性。如果仅按社会富裕程度这个标准，一些发达富裕的西方国家岂不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毛泽东曾经说过，土豆烧牛肉不是共产主义，富不富裕不是衡量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根本标准，更不是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然有刚性标准，但这个刚性标准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的生产方式。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所以，社会主义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以至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发展变化的。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点在于经济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 人们通常把1956年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起点，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所以，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开端不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而是在1956年确立了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时间点。
中国共产党党章是把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如马克思指出的是一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终究是要从低级走到高级，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公有制的成熟程度是一个标志。公有化的程度越高，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程度越高，这是确定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之点。 在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用一种所有制形式涵盖了所有的经济体，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基本上消灭了私有制。但中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为片面强调公有化程度的生产关系而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直到文革结束，中国共产党开始纠正超越了生产力现实水平的生产关系。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步调整生产关系，最终在1987年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背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调整。这个调整，从生产关系上看，其实是一个战略性的退却，即把已经超前了的生产关系调整回跟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有化水平，即把单一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退却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体系”。 如果仅从公有化的程度来看，这当然是一个退却性的调整。这种调整看似退却，但实质上却是在前进，因为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讲的波浪式发展或螺旋式上升。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来看，这个调整是必须的，是符合中国的现实与国情的，因为这个调整是让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冠之以“初级”二字，就是因为由于生产力的现实水平，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必须要有包括私有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正是由于生产关系中还有私有经济，由于社会中公有制是居于主导地位而非单一的公有制，所以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的产生和提出，也可以看出人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阶段。中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始于1955年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和1959年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提出的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和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但是，总体说来，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六七十年代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但一直没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容形成自觉认识。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才进入自觉阶段，1987年中共中央十三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这个自觉认识形成的标志。 明白了以上道理，我们就会清醒认识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能超越初级阶段，还必须允许有多种经济成分在里面。虽然是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体系占主导地位，但是还有大量的非公有制的民营企业在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如果当年我们没有给民营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就很难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经济成就。所以，在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任何超越初级阶段的提法都意味着脱离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都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讲的最大国情就在于此。 “中国方案”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从十九大报告中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保留了“特色”两个字。为什么还要继续用“特色”二字来界定中国的社会主义？一些学者提出取消“特色”二字，这样在在理论上有没有说服力？寒竹认为，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来说，“特色”二字不能丢，这是由实践与理论的品格，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原理的关系决定的。 首先，人类社会中的任何实践都具有特殊性，特殊性是实践的基本品格。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特殊的，现实中从来不存在普遍的社会主义道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始，所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都是特殊的。当年的苏联道路其实就是具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东欧、亚洲，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也都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当时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没有使用特色二字来界定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因为苏联的救世主心态和沙文主义。二十世纪的苏共领导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把自己开创的具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声称为世界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普遍性，没有特殊性，值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照搬。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声称有自己国家的特色，就意味着背弃苏联道路。所以，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强行推行“普世化”，使得“特色”二字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禁区，这也是中苏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 事实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或共性是不能够单独存在的，而只能存在于特殊性或个性之中。在1937年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在给抗大学员讲授哲学课的提纲中时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基于这样一种把普遍与特殊统一起来的辩证思想，毛泽东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在另一方面，真正的理论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否则就只能称之为经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普遍的，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说法。普遍性是理论的基本品格。理论作为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抽象和概括，只能是普遍的，否则就只能称之为个别经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货币、资本的分析并不是仅仅对英国的资本主义解释有效，而是对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解释力。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度成功，在中国的巨大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发展确实具有普遍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有一段话讲得很深刻：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仍然是迄今为止人类思想的最高峰，没有任何一个思想体系能够在今天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所谓人类思想的最高峰，就是有着最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三，实践与理论，特殊与普遍，是辩证统一而不能割裂的。任何特殊都包含了普遍，任何个别都包含了一般，任何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某种理论的普遍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特殊的，所以必须冠之以中国特色。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具有普遍性，中国道路包含了科学社会主义中最本质的内容，否则中国道路就不能称为社会主义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道路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在现实中的发展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方案”这个概念正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中国道路是特殊的，有鲜明的中国色彩，但又包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这就给世界和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参考和选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道路对世界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半个多世纪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对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运用和发展，给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富的宝贵经验。从1956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特别是近三十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给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丰富的内容。而且我们可以这样讲，今天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是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普遍理论的一个部分，增强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普遍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除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外，也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参考。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完成现代化转型，是可以用社会主义这种形式来实现的，这至少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板，有了更多的选择。 要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一般和个别的统一，也是辩证的统一，它既具有特殊性，同时也具有普遍性。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片面强调一个而否定另一个，不能只讲普遍性而不讲民族性，这肯定是不现实的。我们在整个实践过程中所有的一切都带有中国特色。但是也不能只讲特色，因为这样对其他国家就没有普遍意义了。 从十九大的报告来看，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唯物辩证法，是我们制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变”与“不变”的关系，新时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社会主义在中国波浪式的发展进程，中国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等，这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
国情研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如何产生的？
【研究员】：
10月25日，刚刚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采访十九大的中外记者见面。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核心。那么，政治局常委是如何产生的？经历过什么样的政治台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先生指出，党的领导集体新老交替、交班接班，至少经历了“担任党的省区市委书记”和“担任党的领导集体成员的主要助手”两个台阶的考察、选择和实际锻炼，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集体选择、集体交班、集体接班的制度设计。这种设计既有效地避免了毛泽东时代个人选择、个人交班、个人接班所带来的弊端，也会防止党中央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政治局常委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运转的一项核心制度。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经过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以常委会制度为核心的集体决策体制，其成员简称“政治局常委”，一般被认为是党的最高层领导人。那么，政治局常委是如何产生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先生基于对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长期研究，分析了成为政治局常委所要经历的政治台阶，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本文摘自胡鞍钢专著《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内容有删节：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核心。 常委会成员的产生机制是什么？经历过什么样的政治台阶？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经历、政治背景、政治领导力？作为领导人新老交替的政治过程，是如何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作为本届领导集体，如何考察、选择下一届领导集体或集体接班人？这的确是一个信息问题，即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也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也就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考察集体接班人、选择集体接班人。 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就曾指出： “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 他还说：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那么，如何解决选择和考察接班人的问题呢？尽管“辨材须待七年期”，但是这样的人才不能靠七年，而是要通过几十年的长期考察和识别，从“优中选优”，从“强中选强”，确保将那些坚定不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最优秀、最忠诚、能够治党治国治军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选入中央领导集体。 在领导人治党治国治军能力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其锻炼与成长的经历。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集体领导人或集体接班人的产生，既不是西方国家产生国家元首时像“空降兵”一样通过竞选一举上台，也不是像“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新星王洪文那样搞“火箭式”上台，而是典型的“台阶式”，至少要跨越两个重要的政治台阶，才能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成员。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省区市党委书记成为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来源。因为主政地方是领导人学习国家治理最好的学校，也是识别与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最好考试，当然它也就成为地方领导人到中央领导人岗位最重要的政治台阶。 第一个台阶是担任党的省区市委书记，在治理国家前先接受治省的锻炼和考验。担任省区市党委书记就进入了学习国家治理之道的最好的学校。
截至2012年底，世界上人口上亿的国家有11个，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若以人口数达到6000万作为大国标准，那么中国至少有8个省的人口达到或几乎达到6000万。从地域、人口和经济规模看，中国的某些省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相当，治理这些省相当于治理一个国家。 以广东省为例，2011年广东省人口已经突破1亿人（为1.05亿人），高于世界第十二大人口国家菲律宾（为0.973亿人），国内生产总值达5.3万亿元，约8158亿美元，居世界第十五位，货物出口总额5319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除军事和外交方面之外，治理一个省就如同治理一个世界大国。因此在这个最好的国家治理学校，担任省区市党委书记就积累和具备了长期的地方执政经验。这一台阶是他们成为中央领导人所需信息、知识、经验和能力的“加速积累期”。 我们对第十五届、十六届和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前在省级主要负责人岗位上锻炼的情况作了统计，结果表明：曾经担任过省区市委书记的比例非常高。 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有5人担任过省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比例为71.4%，其中李岚清也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具有地方省级工作经验的比例高达85.7%。担任省级主要负责人（指省委书记、省长、省委副书记，下同）的时间平均为4.7年，担任省委书记/省长的时间平均为3.4年。 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有6人担任过省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比例为66.7%，其中罗干也担任过河南省副省长，具有地方省级工作经验的比例达77.8%。担任省级主要负责人的时间提高至平均12年，担任省委书记/省长的时间提高至平均7.1年，其中有4人在两个省（直辖市）做过省（市）委书记。 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有8人担任过省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比例为88.9%。担任省级主要负责人的时间平均为10.9年，担任省委书记/省长时间平均为7年，其中有5人在两个省（直辖市）做过省（市）委书记。 为什么在近几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担任省区市委书记的比例如此之高呢？这绝非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 中国政治家或领导人的产生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形成过程，根本上不同于西方国家靠所谓“民主选举”产生的“空降兵”式的领导人，他们经过一个一个政治台阶，层层选拔，出类拔萃，政绩卓著，同时也经历了层层间接选举的法定程序，包括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决定。 从政府层级来看，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五级政府，而美国只有三级政府。实际上，在中国能够到达省级主要负责人的岗位，一般情况下，比当上普通的大国总统所作出的努力还要大，从政的时间还要长，从政的经验还要丰富。可以认为，没有在省级工作的经验，没有在“国家治理学校”学习过的人，是很难有效治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 对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而言，省委主要负责人这一“政治台阶”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仅通过省级工作直接获得了地方治理经验和历练，还通过参加历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间接获得了国家治理信息和知识。因为他们必须要全面了解和掌握中央的大政方针，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省区市委书记是极具挑战性与全面性的，必须独立地、自主地创新地方重大发展思路，把握地方重要发展政策，处理重大地方性问题，处置紧急性地方事件。他们既是地方事务的第一责任人，也是中央大政方针落实的第一责任人。这一平台就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政治阅历、政治知识和政治经验，也是培养中国政治家最重要的“大学校”。除了外交与国防事务之外，他们的政治能力都可以和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相竞争，甚至更具竞争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几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多出身省区市委书记。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他们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时，能够有意识地克服来自中央机关的官僚主义，也能够有意识地换位思考，尊重地方的创新精神，支持地方的创新探索，指导地方的创新实践。因此，这就有利于逐步形成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相互协商、激励相容的新型中央-地方关系。 第二个台阶是担任党的领导集体成员的主要助手，也是“集体交接班”的过渡期。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这是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实行集体交接班的战略设想和精心设计。这个台阶的主要锻炼岗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主要助手。
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当届常委会以前接受“第二台阶”锻炼的时长呈现出逐届提高的趋势，这反映了他们在中央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实践经验和实践智慧越来越丰富。
在十五届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中，进入本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及候补书记的时长平均为0.6届，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的时长平均为1.6届。 在十六届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中，进入本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及候补书记的时长平均为0.9届，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的时长平均为1.4届。 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中，进入本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及候补书记的时长平均为0.9届，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的时长平均为1.7届，只有习近平、李克强进入常委会前没有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但是他们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担任主要助手，因而能为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承担更重要角色做好准备。 在这一政治台阶上，他们已经进入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主要助手，分管党政军某一方面的工作。即使那些仍担任省区市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和分享中央领导集体是如何作出重大决策的。这如同他们的“实习期”和“预备期”，全面接受治党治国理政之道之术的“强化训练”，为他们将来集体接班作各种政治准备。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他们还起到传帮带的指导作用，使他们尽快完成从地方负责人到中央领导人角色的转变；这一阶段还起着集体考察的作用，特别是政治考察，“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为集体选择、集体交班、集体接班作政治准备。 以上两方面的“政治台阶”都是未来绝大多数中国领导集体成员的必经的阶段、必需的历练，更是最好的检验。这两个阶段的政治准备本身就会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也会增加集体交接班的信息共享性，为顺利实现领导集体核心的新老交替奠定基础。 通常情况下，只有走完之前两个政治台阶之后，才能正式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领导集体核心成员之一。 这表明，党的领导集体新老交替、交班接班，至少经历了两个台阶的考察、选择和实际锻炼，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集体选择、集体交班、集体接班的制度设计。这种设计既有效地避免了毛泽东时代个人选择、个人交班、个人接班所带来的弊端，也会防止党中央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政治交接班，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例如，胡锦涛曾担任党的十六大报告起草组组长，在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下，直接负责起草党的十六大报告，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正式提交党的十六大，经大会批准之后，成为十六届党中央治党、治国、治军的路线和纲领。这就在实际上完成了政治交接班任务，从而保证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连续性、继承性和创新性，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从而能保证中国继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社会透视
BAT背后的三大商帮，见证了中国商业版图的嬗变与经济转型
【研究员】：
当今互联网三大巨头BAT背后是三大帮派：晋商、浙商与潮商。这三大颇负历史盛名的商帮早已走进现实，它们几近勾勒出中国商业版图的嬗变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历程。商人天生有找人脉的冲动，以地域、乡土观念结成的关系，无疑最为牢固。这也是今日商帮崛起的原因之一。而现代商业社会给予商帮的最关键启示，藏在“市场”里，藏在腾讯“连接一切”与阿里巴巴“资源整合”的信条里。
商帮——一个古老的、地缘性的商业图腾，伴随着中国的开放、经济的复兴重新回到了世人的视野。 在历史深处，士农工商，商居其末，但在挂着红灯笼的晋南深宅大院里、在黄土飞扬的百里秦川、在灯火通明的外滩、在下南洋的片片孤帆上……他们也曾呼风唤雨，左右一朝一代一时一地的经济民生。他们筚路蓝缕、敢为天下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2017年10月，大会前夕，一份《意见》牵动众人目光，中央首次以高规格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地位，随后在大会报告中再次强调“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这是中国经济呼吁“脱虚向实”的关键年，也是民营经济利好消息频出的一年。 把目光从顶层落到地方，2017年各地政府对民营资本的关注度得到了集中的爆发，仅2017年，粤商、浙商、贵商、西商、赣商、川商、晋商、徽商、苏商等商帮已经或即将召开会议论坛，政府出面做东，不乏省委书记、省长出面站台，意在重振这些以乡土亲缘为纽带、以创业精神为内涵的商业集团。 路口大爷在微信号“智谷趋势”撰文指出，如果将时间跨度拉长至改革开放后的近四十年，有三大颇负历史盛名的商帮早已走进现实，它们几近勾勒出中国商业版图的嬗变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历程，它们也正是当今互联网三大巨头BAT背后的三大帮派：晋商、浙商与潮商。 01 但是，三大商帮的江湖地位却并非平起平坐。在BAT连接一切的当下，风云动荡用下面这张图来讲述一点也不为过。 从三足鼎立演变为双雄争霸的格局，百度这远不及阿里、腾讯四分之一的市值，何尝不是晋商失利的投射。 改革开放初期，远走香港的潮州商人李嘉诚早完成从学徒、工人、推销员到塑料花大王的进化，成为了首位收购大型英资商行的华人，名震香港商界，引得更多潮商出走海外。 同在香港的宁波人包玉刚用50年的奋斗换来“世界船王”的宝座时，温州也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沿江海而上，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小商户。 深居内陆的山西，在1980年代中期得到了国家放开煤炭产业的政策支持，在1990年代的民营化以及乡镇小煤矿遍地开花的“黄金十年”中，崛起了一批财富呈几何级别暴增的煤老板，身份与奢靡生活反差巨大，也在中国催生了“暴发户”这一阶级。 如今，2017年胡润全球十亿美金富豪榜上，海内外潮商上榜62人，财富总额15873亿元；2017年胡润中国百富榜上，国内浙商上榜达263人；那厢，煤老板们早已在2008年煤炭改制重组后变得无所事事，消失之后，只能在北京一套套买房，新晋商中大名鼎鼎的，除了李彦宏、孙宏斌，更多的时候只能通过祖籍，重构新晋商，找回了霍英东与郭台铭。 为什么潮商、浙商之中能诞生两个四千亿元级别的企业，有名震海内外的企业家，而山西本地的晋商帮却尚不能够？ 每个帮派都流淌着先人的商业基因、经商信条和精神气质，探究这个问题，多少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逻辑。 02 三大商帮的做派，体现在与官员的距离感上，是更相信“看不见的手”还是相信“看得见的手”。 新晋商重政商关系，是最敢高调碰政治的中国商人，这或许与晋商从事资源型产业的相关性极大。 从明清时期的盐商，到现代的煤老板，晋商远比其他地方的商帮更具资源优势，但也是这些资源将晋商推向“官商结合”的模式。大宗商品的贸易深受政府一举一动的影响，给予“盐引”专营权、给予“煤矿牌照”的权力也在政府手中，与政府搞好关系成为晋商必修课之一。所以从古至今，晋商都难以摆脱对权力的依赖，他们信奉着“诚信”的信条，也信奉着“特权”。 煤老板的起落如此。贾跃亭概莫能外。凭借“西山会”权力与资本的扶持，乐视的估值能在一年内超 500 亿人民币；当权力崩塌时，乐视也可以在几天之内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时局变迁，押注在权力上的资本终是难逃过眼云烟、黄粱一梦的宿命。 相比而言，以“东方犹太人”著称的潮商和浙商更相信市场的力量。浙江与潮汕地区向来地少人多，无法靠天吃饭，当地人只能选择离乡背井去谋生。敢冒险、拥有灵敏的商业嗅觉，才有可能杀出血路。 与浙商存在微妙区别的是，潮商会选择低调靠近政治。 在山高皇帝远的潮汕地区，宗法有时比法律更权威，头脑灵活的商人们更善于在法律的框架边缘寻求空间。李嘉诚的商业帝国是政治与商业的时势造就，囚徒首富黄光裕难逃政商纠缠，人民网三批王者荣耀之后，小马哥不得不低头走进人民网办公大楼，潮商的触角其实并没有远离政治。 相反，浙商则一度刻意表现出远离政治。巨额财富掌握在商人手中，政府也不得不邀请发达的民间社会参与决策，主动向他们问询意见。要知道，温州地区的民间自治相对发达，早早就懂得抱团，莫说大富豪，就说小个体商户的势力有多大，从淘宝的浙江卖家数量就可以看出。 从BAT的总部设立地点，我们也多少可以窥见一二。海归派李彦宏将百度总部设在皇城根下，被北京上海拒绝的马云带着十八罗汉回老家创业，才有了如今杭州的崛起，而汕头的IT程序员小马哥接着毗邻港澳的优势，在改革前沿阵地深圳风生水起。 在市场经济的大局之下，深处大陆腹地、渴望在官方层面得到认同的晋商与潮商、浙商这些市场化、国际化的实用主义者的竞争，注定沦陷。 03 “传统”赋予了这三大商帮力量和方向，有的在不断开放创新，有的却陷入其中。 潮商、浙商大都是从小生意起步，在行业中慢慢做大做强，经商模式也有相似之处：小贸易—工厂—房地产—高科技—大企业。 潮商多以代工行业起家，逐渐掌握供应链，一代代积累起强大的商业网络。信奉着“商者无域”理念，多线条发展产业，不管是地产发展、码头经营、家电零售、服装零售，还是流动通信服务，都有潮商的影子，潮商的领头人李嘉诚、马化腾，也都秉持着“开放”、“多元化”的投资理念。 另外，潮商的嗅觉敏锐力也非同一般。香港出现了“超人”李嘉诚、李泽楷父子，“股市狙击圣手”“刘氏双雄”刘銮雄、刘銮鸿兄弟，“金牌壳儿”詹培忠这些瞩目的潮商弄劵儿，马化腾的腾讯战略投资对中国投资圈的贡献程度远胜于其他战投。 与这种开放态度呈现鲜明对比的是潮商身上的“低调”气质。这个标签贴在了“闷声发大财”的潮商身上，不管是财富还是权力，都不为过。在早些年，媒体要找一张黄光裕、马化腾的新照，都要费好大的劲。在5·12汶川大地震中，仅仅在媒体报刊能找到的捐款超过100万人民币的潮商与企业就有一长串，但屡见报端的只有少数几个。
浙商多从小制造业起步，在房地产、互联网行业获得突破发展，名头响当当。他们是最早参与上海的开发，一度垄断上海大半产业的传奇群体，也或许是多少受这股曾经叱咤十里洋场的气质影响，他们是中国商帮中最高调的群体。相对潮商，他们在商场上更敢于冒险。马云曾经说，浙商自带网红色彩。在腾讯，马化腾让大家喊他英文名Pony，在阿里巴巴，马云住在“桃花岛”（办公室名字），名为“风清扬”。 这种高调或许也可以在浙江的街头品味出几分。《2016互联网汽车金融白皮书》透露浙江人最爱开豪车，目前开ABB(奥迪、奔驰、宝马)份额占比最高的地区是浙江，占比达33%。 中国豪车最多的城市，浙江有三个城市上榜。杭州是一个超跑密度很大的城市，2014年杭州的法拉利已经近200台，兰博基尼更是近90台，被称为超跑之都。 另一边的新晋商则留着祖师爷创票号这种强大的资本玩转能力，贾跃亭获得“贾会计”的称号，与他这种能力不无关系。遗憾的是，新晋商同样深陷在如何将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困局中。 04 商帮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如何运转起来，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得以世代延续，与商帮的组织形式有很大的关系。 晋商、浙商、潮商在各地都有自己的会馆、大厦分布，这些标志性建筑不止是一个商帮的象征，也是商会的部分收入来源。只是随着晋商的没落，晋商会馆的名气远不如后两者，晋商商会的活跃度与影响力也不能与潮浙商帮相提并论。 浙江商帮里头的商会，组织性强，马云会长的浙商总会、“中国巴菲特”郭广昌的上海浙江商会，每年都规规矩矩、高调地开着，集结浙江大佬们江湖论剑，探讨经济形势。 潮汕地区因为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各地为政，无政府牵头，内地商会则是零零散散，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性组织则是创于1980年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由不同城市、不同商会轮流主办。不同于浙商的谈天论地，潮商的大会一般都是开来“联络感情”。在这个江湖义气最重的商帮里，抱团意识使之成为在各地对抗其他商业群体的利器。 2016年，宝万的世纪商战尚处胶着之时，汕头市委书记陈良贤为了让万科知道姚振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带了30多名潮汕商会会长参观考察宝能集团，很哥们儿地说，“很多会长说如果宝能需要支持就尽管开口，他们全力支持。” 商人天生有找人脉的冲动，以地域、乡土观念结成的关系，无疑最为牢固。这也是今日商帮崛起的原因之一。而现代商业社会给予商帮的最关键启示，藏在“市场”里，藏在腾讯“连接一切”与阿里巴巴“资源整合”的信条里。
人物广角
鲁冠球：我们争不过别人，但是干，谁也干不过我们
【研究员】：
“对民营企业，对商人的歧视几百年前就有，现在依然有，一万年以后还是如此，只是多与少的问题。我自己看过，经历过。所以，什么时候你都不要妄想，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路不要多跨一步，话不要多讲一句，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我们争不过别人，斗不过别人，但是干，谁也干不过我们。”作为《激荡三十年》中民营企业家的典型案例，鲁冠球先生的个人奋斗史可谓见证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伟大历程。向老一代企业家致敬，鲁老先生，一路走好！
据悉，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25日上午逝世，享年72岁。 资料显示，鲁冠球1945年出生于浙江，现任万向集团董事长。（注：根据万向集团公司发布的讣告，鲁冠球同志1944年12月出生于浙江杭州，于2017年10月25日12时在家中逝世，享年74岁。） 马吉英在《中国企业家》杂志指出，鲁冠球是《中国企业家》杂志“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生前多次接受专访，分享他对造车、国际化、改革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看法。以下分别是《中国企业家》杂志2007年、2015年两次专访后刊发的鲁冠球口述： 口述一，原刊载于《中国企业家》2007年9月 1961年，我在萧山县城做锻工已经3年，学徒期满，工资从最初的14块钱加到了36块5。这个钱拿了两个多月，我就被精简了，现在叫下岗。由于自然灾害，农村里吃树皮，吃草根。城市里精简工人2000多万。那些最先被精简的对象，一是工作年份短的，二是从农村来的。于是我回到了家乡――距萧山县不到2公里的金一村童家塘。 那时，我想得很清楚，不种地。别人说我是农民，其实我没种过地。我觉得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所以一心就想做工人。我筹了110块钱开始为村里修自行车。那时农村自行车少，生意很淡。后来看到家家吃大麦、小麦都要剥外面的壳，我就联合几个人搞了一个粮食加工厂。虽然我们是农村加工服务社的社员，但个体经济那时很不好搞，我们的工厂要用电，但没人给接。这里刚接上，那里又被拔掉。六年里，我们厂换了七个地方。粮食加工做不好，我又去修自行车，修车做不下去，我去给农民做爆米花用的设备。 以前这里躲，那里躲，还可以偷偷做。1967年“文革”一来，全都封掉了。我们厂戴上了“红帽子”，挂上了公社大队农机修配厂的牌子，资产全部上交。当时我所有的家底一共是1150块钱。盘点好，连同账本、印章全部交给大队。不能申辩，否则批评你搞资本主义。但归公后，我们做的东西比以前更多了，开始为钱塘江工程管理局服务，生产铁路上小轨道的零部件。这样一干又是三年。1969年的一天，邻居夏老伯告诉我中央发了一份文件，说每个大队可以搞一个人民公社农机修配厂。夏老伯在萧山县城工作，对我说，你不如到县里来做这个。我马上打了报告，加入人民公社。工厂从金一村搬到了萧山县，名字改成宁围公社农机修理厂。这时我已经有了4000多块钱。 在那样的年代搞企业，最难的有两件事。一是什么东西都缺，资源极度匮乏。搬到萧山县城后，我们开始为城里的汽车厂生产零部件，为农民生产镰刀、锄头。但工具奇缺，电焊条、锯条、钻头都很难买到，原材料也非常难找。钢材有的是到走街串巷收废品的货郎担家里去买；有的是经县里批准，到废品收购站批发几百斤废钢，我们叫“废铁堆里选宝贝”。煤到杭州货车站附近去捡从车上洒下来的煤块、煤渣，叫“挑二煤”。但正因为是短缺经济，只要你生产出来，什么东西都有人要，不是质量好与差的问题，是有和没有的问题。 第二件难事是我们这种企业要到处求人，而且受人歧视。那时候，乡镇企业叫五毒俱全。被说成搞资本主义，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有的人瞧不起你，有的人是怕你，不敢和你接触。这样你怎么办事？你想进政府的门，进不去。你想到北京办事，买机票要开省级证明。坐火车想买卧铺票，根本不可能。还有一次，我带20多个人到兰州参加汽车零件交易会。路上因为座位和另一帮人争执起来。乘警来了，把我叫了去。上来就问我是不是党员。我说不是。他说，不是党员，就是坏人。我一直被扣到兰州。 那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把产品卖出去，有收入。我们厂年年有效益，我一个月工资拿53块，工人男的一个月30多块，女的28块。吃得饱，穿得暖。但造反派说我们不是政治挂帅，是奖金挂帅，利润挂帅；是埋头生产，不抬头看路，搞资本主义。他们摘了工厂的牌子，我随时要被拉去批斗。政府里分两派，一派支持我们，一派不支持。但不管有没有人支持，受不受批判，我都好好干。生产一天都没有停过，工人的工资一个月也没有欠发过。因为效益好，渐渐地，进我们厂来工作成了难事，必须是困难户，或者是军属，政治成分好，有关系才行。 1983年，中央下发了3个文件。1号文件说农村土地可以承包，但企业不能承包。到3号文件的时候，企业也可以承包了。当时我们县里开大会，县委书记刚念完文件，我马上站起来说我要承包，要承包权。在萧山县，我是第一个。我记得，县里召开承包大会那天，我把家中地窖里存放多年的老酒拿了出来，请所有人喝。我是真的高兴啊！我写报告，提出“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省里的领导、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都批了。1984年我入了党，县委组织部长还专门来主持了宣誓仪式。以前我写过三四次入党申请书，不被批准。现在，我们因为有利润、有效益，成了正面典型。 改革开放，好的东西涌了进来，国内竞争国际化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国营企业是经济主体，我们仅仅是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求生存。就像道德是弥补法律的不足一样，我们个体企业就是补充计划经济做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生存压力更大。我曾经把一批不合格产品送进废品站，工人工资因此欠发6个月。但要想提高质量，关键是要转变人的观念。后来发现，观念转变了，手里还是拿不出来好产品，因为技术、设备跟不上。怎么办？我们的办法是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是最好的学习。工厂里天天讲课、开会没有用。1978年，我们的产品就开始出口了，后来进一步做到卖一批产品出去，引一批标准进来，派一批人员出去，学一批技术回来。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品牌，从省优、部优到国优。今年，我们被评为中国世界名牌。 后来，我们摘了“红帽子”，开始搞股份制。当时，南方乡镇企业多，市场一放开，很多企业跟不上，陷入困境。银行不再承认政府打的批条，一些企业借不到钱，亏损越来越大。政府财政收入下滑，这就逼着思想解放，或者对企业进行改制，或者卖掉。有的企业是亏着卖的，我们是溢价卖的，给了政府很大的回报。改革开放以后，企业里就是靠资本说话，有多少资本就有多少话语权。有控股权就有决定权，我们拿到了自主权。但思想、政策也是一步一步解放的。我参加过党的十三大、十四大，政策文件从最初的搞计划经济体制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后来是双轨并存，现在是市场经济为主了。我记得，当时的田纪云副总理说过一句话，乡镇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先导者，因为它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探索者、摸索者。 但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对个体经济的歧视依然存在。1989年，我们搞股份制，申请上市。这是全国的第一批，我们是全国10家模范化股份制的试点，还在中南海里开了大会。后来因为发生政治风波，停掉了。1991年上市再次启动，省里把我们推了上去。当时上市归人民银行管，一位副行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对我说，你是个体企业，我们搞股份制是支持国营企业。他的权力大，这样一句话，我们上市的事又搁下了。当时，中央对我们企业非常了解。1984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万向：乡土奇葩》，但我们还是被否决了。后来，上市归证监会管了，政策变成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经济为辅，我们成为乡镇企业上市的第一家。 我想，对民营企业，对商人的歧视几百年前就有，现在依然有，一万年以后还是如此，只是多与少的问题。我自己看过，经历过。所以，什么时候你都不要妄想，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路不要多跨一步，话不要多讲一句，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我们争不过别人，斗不过别人，但是干，谁也干不过我们。 上市的时候，我的儿子鲁伟鼎被任命为总裁。当时我就在考虑事业继承的问题。我考虑的首先不是家族不家族，但是在能够胜任的同等条件下，我肯定要选儿子，选我最信得过的人，把道德风险降到最低。但如果他接不了担子，我选他，我就会倒霉。让继任者把企业搞好，首先是对自己负责，对企业负责，其次是对社会负责。只对社会负责，不对自己负责，那是空话、假话，但你只对自己负责，不对别人负责，你迟早会下来。 1994年，我们上市的同时成立了万向美国公司，为我们2000年以后在海外的一些收购奠定了基础。我觉得收购一定是强弱联合，过去国有企业搞强强联合是联不起来的。但最初，我们在海外和在国内一样，也是受歧视。外国人不愿和中国人做生意，不愿到中国公司来工作。倪频（万向美国公司总经理，鲁冠球的女婿）到人家厂里，对方不允许你进，不接待。但我们就是一点一点干。先把产品卖给低档次的维修市场，后来卖给同行，现在开始卖给通用、福特一些主流汽车厂。我们在资金非常困难的时候，收购美国一家高尔夫球场。买了以后，球场搬不走，钱短期内收不回来，但别人觉得，哦，你是来这里搞事业的，不是赚了钱就走。来打球的人都是老板、白领，时间长了，万向有了自己的名头。倪频再去人家工厂的时候，对方升起了中国的国旗，有高层出来接待我们。海外收购，是倪频在操作。我考虑最多的是，他需要一两个亿，我拿不拿得出来。如果失败了，我有没有承受能力。 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自己都消化了。农村有句话说，你只看到和尚吃馒头，没看到他受戒。苦都只能往肚子里咽，诉苦有用吗？得不到帮助，可能还会被人歧视。所以，吃亏自己知道，好了大家分享。还是那句话，事情不是讲的，真的也讲不清楚，一定要做出来给人家看。我把它总结为：思路决定出路，作为决定地位；时间检验行为，一切都是人为。 2000年以后，万向开始多元化。搞企业的，总是哪个方面好赚钱，大家就都想去搞。如果专门搞一样，怎么能做大呢？但关键是看什么是大趋势和你有多少能力。以前，暴利行业我们不做，千家万户能做的我们不做，国家垄断的我们不做。现在我们的投资向三个方向转变：从有限的产业进入无限的产业；从重视对物的投入到重视对人的投入；从重视有形的投入到重视无形的投入。 从有限到无限是指，我们要进入无限循环的市场。过去我做轮胎、汽车零部件，市场容易饱和，但老百姓每天要吃、要喝的东西是无限循环的。再比如资本市场，今天股票热，明天债券热，也不会有尽头。对人的投入方面，员工的任何小事都是大事。你不关心工人，工人为什么为你工作？我们最近刚决定，今年员工的工资要比去年增长25.89％，明年再涨25.89％，到2009年要比2006年总额翻一番。要做到“两袋投入”，钞票往员工的口袋里投，知识往员工的脑袋里投。无形投入，最主要的是指品牌的建设。质量好的产品能卖20块，有品牌的产品能卖40块。无形的东西是可以无限地发展的，做到无形就做到无限。 万向没有什么“五年规划”。形势好一点，大环境好一点，我的步子就快一点。大环境差一点，我的步子就小一点。我长期的要求就是万向不倒，持久地生存就是强者。对于未来，我最关心的是，中国能像总书记说的，如何做到思想更解放，改革更深化，对外更开放，做到以人为本。越开放、越解放，中国人民的生活就会越好，国家会越富强，世界地位会越高。 口述二，鲁冠球：千万不要说我成功。原刊载于《中国企业家》2015年12月 现在国资改革没有当初乡镇企业改革的力度。华为为什么现在这么好？任正非有紧迫的危机感。我也是。我晚上做梦，梦见企业破产，一下从床上跳起来。你没有这个紧迫感是不行的。 现在挑战越来越大。比如我们的电池，现在一个技术提升，那全部就颠覆掉了。我现在锂电池在实验室测试230瓦时/公斤，已经批量供货的是180瓦时/公斤，通过验证即将供货的达到200瓦时/公斤，国家标准是2020年要到350瓦时/公斤。国家标准应该定高，这样电动车的成本才能降低，跟传统车相比才能有竞争力。现在因为电池技术的瓶颈，电动车的成本比传统车要高很多，还是依赖国家补贴。这个目标我们还没实现，有人说不用锂电池了，用硅材料，效率要高十倍。我一看，真的心惊肉跳！ 从1999年到现在，万向已经有四次工艺设备推倒重来。因为电池的材料、工艺变了，以前的设备都没有用了。 如果国资改革有这个紧迫感，那我们的资源和人才，比国外是不差的，就是利用率低，效率低。 但那时的乡镇企业改革也遇到不少问题。大家可能都没有经验，看哪个市场好，就全部投下去。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模仿性，创新又少。而80年代的企业家，都是农民起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那一代人没有印象。从农业到工业，本身就没有经验。农业领域即使有失误，也就失误一季，第二年就能调整好，但工业失误了，就会前功尽弃。 事情做错，生意失败，都是有原因的。做企业还是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越自己的承受能力。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 我们电池在“十三五”期间准备投资100亿美元，包括国内国外。这个还在报批。我至少要有两三千亿总资产，才能够承担640多亿人民币的风险。如果我只有两三百亿总资产，投资失败的话，资不抵债，就会破产了。 万向后来尝试多元化，都是根据自己的实力。如果本身没有实力，做块毛巾都没做好，怎么去做另外的东西？如果我万向节没做好，就去做另外的事情，肯定也会失败。万向节做好了，做到世界老大了，再做新的产业，就做成多元化了。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 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风险，同时为了利用社会分散资源，一定要利用好国际资源，真正有本事就是靠收购和投资整合。这跟国家建立一个道理。美国的国土是买出来的，中国的国土是打出来的。我们也一定要靠收购。 现在我们在美国建汽车厂、电池厂，还要加大收购力度。关键是，美国的综合成本低，赚钱更容易。美国是按规则走，没有什么阻力。不管是美国的州官员还是市官员，都非常欢迎去当地投资，政策比中国还要优惠。所以到美国投资的企业数量增长幅度很大。 这不像20年前了。我们当时走出去，他们差不多每隔3个月来查一次，以为我们是赚了钱就走。现在事实证明，这么多年万向在美国赚的钱，没有一分钱拿回来的，继续留在当地发展，而且我们还在加大投资。我们这次投资菲斯科（10月份更名为Karma）和A123的钱，都是中国出去的。钱是往高处流的，哪里有利，钱就往哪里投。 美国政府也好，第三方也好，都是服务的。菲斯科可不可以收购，他们给你做一个方案，你把自己的思路融入进去，可不可以收购就清楚了。我们到现在为止，委托第三方做项目方案的，没有一个项目在经营过程中发现欺骗糊弄，或者有定时炸弹爆炸的。 所以万向会在国际化方面加大力度，万向宁可在国际化上交学费。 当然现在收购电池公司和投资汽车行业，风险都特别大，全球范围行业内外都在投。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成功。 吴晓波：鲁冠球告诉我，战士的终点就是坟墓 与老鲁相交半生，相逢寥寥，可以回忆的细节却很多。如果说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点，就是他极其浓厚的乡土情结。他从一个自行车轮胎维修站开始创业，以其沉稳而富有远见的风格，将这家乡镇企业做到了全中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汽配公司之一。但半个世纪以来，万向集团的总部，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当年创业的那个地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许多农民工被辞退驱逐，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没想到这位老大哥还特地打电话给我，我从他的语调中听出激动：晓波，谢谢你替我们农民讲了一句话。 老鲁的文化水平只有小学毕业，可是终其一生，他都保持着学习的习惯。他有一位秘书，每天专门为他准备剪报和资料。他也时不时打电话给我，与我这个后辈讨论国内的经济形势、国际的环境变化。 我和老鲁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去年下半年，那时候他刚从美国回来。昨天，突然在手机上收到他去世的噩耗，对我而言，真的太过意外。我曾问他，打算什么时候退休，而他告诉我：战士的终点，就是坟墓。 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再也接不到那支，突如其来的鲁冠球的电话。 以下文字整理自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 1978 年，在素来有工业传统的江浙一带，一批小工业作坊——没有人做过确凿的统计，如果我们用“上千个”这个概念应该不会太偏离事实——已经星星点点地冒了出来。在浙江，钱塘江畔的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悄悄度过了它十周年的纪念日。 萧山虽处鱼米之乡的江南，却是江沙冲击出来的小平原，人口众多而地力贫瘠，鲁冠球生来对种地毫无兴趣，他自小流浪乡里，先学打铁，后修自行车，25 岁那年，他东借西凑 4000 元，带着 6 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并自任厂长。宁围是他出生地所在，在他将近 50 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位日后著名的“中国企业常青树”把公司办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 鲁冠球办厂，可以说真是从一穷二白起家。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地收废旧钢材，有时候就蜷在一些国营大工厂的门外一整天，有厂里不要的废钢管、旧铁线扔出来，就宝贝一样地拣回去。 生产什么，也是有上顿没下顿，一开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农机公司推销，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没有“经销指标”。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属“非法”。 精明的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隙，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做什么。 到1978 年，雪球慢慢滚大，鲁冠球的工厂竟已有 400 号人，年产值 300 余万元，厂门口挂着“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四块牌子，到这一年的秋天，他又挂上了“宁围万向节厂”。四周的农民恐怕没有几个弄得清楚失蜡铸钢、万向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后来人看来，从农作耕地到初级工业化之间，鲁冠球似乎已经在费力地搭建自己的企业基石。 让人尤为惊奇的是，只有初一文化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的鲁冠球在很早就尝试着管理工厂的方法。在 1969 年建厂之际，他就实行了基本工资制，工人工资额固定，按月出勤结算发放。1971 年，他提出了计件（时）工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 直到七八年后，少数觉醒的国营工厂才小心翼翼地开始试验这种分配制度。 “做工厂不能有什么就做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小而专、小而精。”鲁冠球后来说，他从 1978 年开始考虑一些问题。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他可能是当时 8 亿中国农民中仅有的几个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人。 1980 年鲁冠球获得了一场最大的胜利——他第一次挤进了 “计划”内的序列。而这场胜利，来源于一个“意外”。 年初，鲁冠球做了一个决定，他把挂在厂门口的七八块厂牌都一一撤了下来，最后只剩下一块“萧山万向节厂”。他是那种直觉很好的人——这几乎是所有草创企业家的共同天赋，在跌打滚爬了十来年之后，他决心今后只把精力投放到一个产品中，那就是汽车的易耗零配件“万向节”上。 他自己兴冲冲地背着产品去参加行业交易会，结果被人轰了出来，因为除了国营工厂，别的企业都“一律不得入内”。鲁冠球当然不会就此甘心，他在会场门口偷偷地摆摊销售，他带去的万向节以低于国营工厂 20% 的价格出售因而受到欢迎，他像土拨鼠一样地悄悄扩大着自己的地盘。 为了让制造出来的产品真正占领市场，鲁冠球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决心，这年夏天，安徽芜湖的一家客户寄来退货信，说是发给他们的万向节有部分出现了裂纹。鲁冠球当即组织 30 个人去全国各地的客户处盘查清货，结果竟背回来三万多套万向节。 鲁冠球把全厂工人全部召集起来，然后自己第一个铁着脸背起装满废品的草包，朝宁围镇上的废品回收站走。这三万多套万向节被当作六分钱一斤的废铁全部卖掉，工厂因此损失 43 万元。这在当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鲁冠球的这次近乎传奇的行动，让他领导的乡镇企业开始具备起大工业的气质。当年，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要确定三家万向节的定点生产工厂，在全国 56 家万向节生产厂中，萧山万向节厂是唯一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它原本连参与评选的机会都没有，但是鲁冠球却四处运作，硬是让北京的专家评审组把它列入了参评的对象，最后竟通过了审定，成为三家定点工厂之一。 这次定点的确定对于鲁冠球来说是决定性的。它让这家“身份低微”的企业开始被主流工厂认可。万向节是一个并不很大的行业，鲁冠球的胜利似乎预示着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体制外的民营企业有机会凭着机制的灵活和技术上的优势在某些冷门的行业获得成功。 “计划”看上去是那么的严密，却可能被灵活的“小家伙们”一举突破，这个道理将在日后一再地应验。 “1981 年的日子很难过。”很多年后，萧山的鲁冠球回忆说，钢材提价 1.3 倍，煤提价 5 倍，成本持续上涨，而与此同时，原先签订的一些订货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只有一个，“根据上级的规定，我们不能再进乡镇企业的产品”。鲁冠球想到大学里去要一个大学生，当时全厂数百人只有一个高中生，更不要说工程师了。大学分配办的人像见到了外星人一样地看着他：“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直至 1984 年，他花 8000 元向浙江大学“买”进了一位大学生，在当时，大学生进乡镇企业工作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985 年，美国的《商业周刊》以《中国新时代的英雄》为题报道了鲁冠球和他的万向节厂，这是鲁冠球第一次出现在海外新闻媒体上。 1986 年的那篇《乡土奇葩》更是让他成为中国乡镇企业的一个榜样人物。在这一年由当时发行量高达 600 万册的《半月谈》评选出来的“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中，他高票入选，对他的介绍是：鲁冠球，杭州万向节厂厂长，他把一个乡镇小厂办成了能与发达国家相匹敌的企业，生产的万向节打入了美国市场。他被誉为“从田野走向世界”的企业家。 农民企业家——这个称呼始自鲁冠球，后来成为媒体上的一个通称。 鲁冠球被视为“共同富裕的典型”。在《乡土奇葩》这篇报道中，记者除了对鲁冠球的经营能力大加褒扬之外，更津津乐道的是，鲁冠球是一个无私的共产党员，是共同致富的带头人。记者借用鲁冠球的嘴巴说，“这把火（指通过创办企业摆脱贫困）要烧到围墙外面去，让全乡人民逐步富裕起来。” 记者还列举了很多事例，如鲁冠球把自己应得的 25 万元承包收入全部“捐”给了企业——事实上这后来成为万向集团产权改革的最大伏笔，当时，鲁冠球在接受法新社记者的采访时说：“如果我的收入与工人的收入悬殊太大，就会出现紧张关系，而我希望工人努力工作，如果他们看到我比他们拿的多得多，他们就会失去自己是工厂主人翁的感情，而这对于事业是不利的。” 他还参与建设了乡里的中学教学大楼、农贸市场和饲料加工厂，他把乡里尚未安排的 108 名复员军人都招进厂里, 全乡每十个人就有一个在他的工厂里工作。因为万向节厂的发达，所在乡还修起了四条贯穿全乡的大马路，有一半的家庭住上了“小洋楼”。 1987 年，鲁冠球当选十三大代表，在会议期间，作为唯一的企业界代表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接受采访。 跟其他改革典型不同的是，面对鲜花、荣誉，这个修车匠出身的中年人从来没有头脑发热过。他拒绝把工厂的总部搬进杭州城，也没对汽车配件以外的行业发生太大的兴趣。在工作之余，他把很多时间花在读书和学习上，在大学教授的辅导下，他提出了“企业利益共同体”的新概念，在一篇发表在《求是》上的文章中，他直言： 国营企业的整体素质比乡镇企业高，技术力量比乡镇企业强，为什么有些国营企业经济效益反而低于乡镇企业？我认为，主要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国营企业在推行承包责任制的实践中，并没有真正解决两权分离的问题，在分配形式上没有彻底打破‘大锅饭’，还没有确立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而乡镇企业在这些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这年 10 月 8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上，鲁冠球发言：“承包应该是全权承包，应该将自主权充分地交给企业，如果没有人事权、投资权，企业就无法到市场上去竞争，无法打入国际市场。” 鲁冠球已经看到了承包制的局限性，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职工及经营者对资产的终极要求。他所经营的万向节厂在资产关系上属于他所在的宁围乡政府，尽管他以强势的作风拥有绝对的领导权，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在某一天，乡政府以一纸公文就让他卷铺盖走人——这样的故事将在后来的十多年里一再地上演。 于是，从“企业利益共同体”这个概念出发，鲁冠球进而提出了“花钱买不管”。他将万向节厂的净资产评估为 1500 万元，然后与镇政府谈判，提出将其中的 750 万元归乡政府，其余归“厂集体”所有，乡政府的利益以基数定额、逐年递增的上缴利润来体现。
鲁冠球幸运的是，他在自己声誉的顶峰期完成了这次界定——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五年后，柳传志在联想跌入最低谷的时候完成了同样性质的一次界定。尤其高明的是，这个产权设计外部边界清晰，内部边界模糊，鲁冠球没有为自己争取个人股份，他聪明地绕开了最敏感的地带，却为日后的渐变留下无限的可能性。 通过这次产权界定，鲁冠球获得了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却又没有丧失“集体企业”的性质，如他日后所说的：万向的产权架构有自己的特点，越往上越模糊。我们的产权是企业所有，是企业的员工“全员”所有，这样我们就能享受一些优惠政策。什么都明晰了，水至清则无鱼；每个人都有隐私，企业也有自己的“隐私”。 1992 年，鲁冠球击败国内所有的万向节专业制造工厂，他的产品拥有全国 60% 的市场份额。这一年，他让自己 21岁 的儿子鲁伟鼎出任万向集团的副总裁，而他自己则忙着飞北京跑公司上市事宜。在证监会，连门卫都不给他好脸色，到了中午只能坐在台阶上吃盒饭。 一年后的 11 月，“万向钱潮”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07 年 7 月 8 日，对于老资格的民营企业家鲁冠球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是他创业的第 38 个纪念日，同时，他创办的万向集团宣布成为美国AI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万向的海外业务规模首次超过了国内业务，这意味着当年的修车铺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 AI是一家很独特的公司，它由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福特和通用发起，是专门为这三大公司提供模块装配及物流管理的公司。万向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汽车配件生产商能够成为AI的大股东，意味着中国企业开始以资本并购和专业参与的方式，直接“嵌入”全球汽车产业链的核心部位。 在鲁冠球位于萧山乡镇的家中，一直悬挂着一幅汽车的图片，他的“造车梦”到何时会真正实现?
美国 20 世纪初期的传奇企业家洛克菲勒晚年对友人说：“也许以后别人的资产比我还多，但我是唯一的。”这句话，鲁冠球、柳传志和张瑞敏等人也应该有资格说，因为他们所经历的转型大时代是唯一的。他们起身最早，活得最久，事业做得生龙活虎。 然而，商业又是一个用结果来检验过程的冒险游戏，他们必须更长久地活下去。 “那些没有消灭你的东西，会使你变得更强壮。”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言应该可以成为这些企业家共同的生存格言。
史海钩沉
邓小平南巡讲话原版：转告北京，谁不改革谁下台!
【研究员】：
“华人实际上在经济上可以做另一个犹太人。华人在政治上一盘散沙，没有核心，但有市场取向的功利和敏锐，有庞大的市场和网路。李光耀也同意我的观点。我们落后的关键还是我们从五十年代起，不抓经济而抓阶级斗争，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我这里不是说社会主义搞错了，但我也不能说我们完全搞对了。老百姓生活什么都要票，什么粮票、布票、烟票、酒票满天飞，什么都得排队。长此下去，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92年1月17日，88岁的邓小平坐在南行列车上，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不久小平南巡的旋风席卷全中国，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我跟李光耀讲过，华人实际上在经济上可以做另一个犹太人。华人在政治上一盘散沙，没有核心，但有市场取向的功利和敏锐，有庞大的市场和网路。李光耀也同意我的观点。我们落后的关键还是我们从五十年代起，不抓经济而抓阶级斗争，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我这里不是说社会主义搞错了，但我也不能说我们完全搞对了。老百姓生活什么都要票，什么粮票、布票、烟票、酒票满天飞，什么都得排队”……新浪博客撰文指出，1992年1月17日，88岁的邓小平坐在南行列车上，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从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不久小平南巡的旋风席卷全中国，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一、夕阳斜照的傍晚，汉口火车站，专列会见室 邓小平对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说：“你拿出笔来记下我的话。我有几点意见请你转告北京。” “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是主题、是主线。以前的两任总书记抓改革开放还是有功的，1983年到1988年的经济发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没有那五年的经济大发展，你这几年的治理整顿也搞不下去。对胡耀邦、赵紫阳在经济工作上的成绩还是应该肯定。他们只是在反自由化上出了点问题，但对他们的工作和成绩，不能一概否定。” “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争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吗？反正我是搞不清楚。八中全会开得好，稳定了农村基本政策。到农村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姓资姓社的争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不争论!这要作为一条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要管一百年，对，一百年不动摇。” “第三，经济发展要求有一定速度。对我们这种基础薄弱的国家，6%不是什么成绩。我看连续5年超过10%是可以争取的。现在，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归根结底，能发展多快就搞多快，不要阻挡。目前的经济工作没有新意，没有进取心、创造性，多数人不懂经济。没进取心就是没有历史责任感！” “第四，这两年改革开放的话不硬了，旗帜不鲜明了!这不对，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发展或发展慢了都不行。而怎么发展呢？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开放，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 “暂时就这几点，没有了……你去吧。回去就向北京报告。” “就照我说的，原汁原味发给北京！你去吧！” “记住，回去就向北京报告！” “要记住，书记大人，你也一样，不改革开放就下台！” 二、阳光灿烂的下午，南昌，滕王阁休息室 邓小平对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说：“我是个退休老头子，耳朵也不好使，(汇报)你就免了吧。” “不过，我倒可以作为一个老百姓跟你书记大人进点言：我离开江西二十年整了，这次来走走，好象这里变化并不太大呦。你的南边就是广东，你看广东就是热气腾腾的，发展很快，人家成天就是改革开放，你这里我看是有点冷冷清清。 你给你们省委一班人讲，也可以给北京讲，就说我说的，改革开放是大局、大方向，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发展或者发展缓慢的空谈，只能误国。尤其是你这江西，底子很薄，资源不多，不努力改革开放行吗？你们什么时候改革开放真有成绩了，你们汇报我乐意听，现在，还是那一套就免了吧。” “对了，书记大人，记住，发展才是硬道理！你应该多向广东学习而不是向北京学习，谁不改革开放谁就得下台。你可以把我这话向北京报告。” 三、华灯辉煌的夜晚，深圳迎宾馆，桂园 老爷子一吃完晚饭仍兴致不减，把瑞林、毛毛、飞飞和刚到深圳会合的朴方、邓楠等全叫到了身边，他有话要说。 “大家今天也见到深圳了，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也是中国今后生存发展的希望。我想跟你们聊另一个问题。” “你们猜猜，促使我这次出来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或者说这几个多月来，纠缠我最多的因素是什么？” “还不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呗？”飞飞迟疑着说道。 “有点对，但还不够直接。朴方，你说呢？” “我想”朴方犹豫了一下，干脆说道，“是苏联垮台？” “对，是苏联问题！” “离开北京前两天，瑞林给我讲了一个镜头，让我夜不能寐。那就是苏联垮台时，叶利钦宣布苏共在俄罗斯停止活动。叶一宣布，在苏共中央大厦前自动聚集起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当那些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人撤出大楼时，人们自动让开一条路，让这些人通过。但伴随着这些工作人员的是什么呢？老百姓们的口水和垃圾！一个执政了七十年，号称有几千万党员的庞然大物，就这么一夜之间垮了！要知道，苏联的住房、工资、资源、生产力和社会发达程度，都比我们国家好得多呀!在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在和苏联吵架的时候，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就宣称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按他的描述，苏联距共产主义也仅有一步之遥了。而共产主义，也是我们这代人过去的终生追求呀！” “毛主席前期是靠实事求是胜的。打江山的时候，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王明每个人都自以为比毛主席有学问，但毛主席胜就胜在实事求是。唉，但后来，他也以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马克思主义化身和发展。其实，他跟我一样，凡夫俗子一个。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我看，发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条，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 四、风和日丽的下午，深圳迎宾馆，接见厅 邓小平：“人老了啰嗦，不过，我也啰嗦不了几天了。今天就给你们大家多啰嗦几句吧。” “我们过去的革命常以苏联为榜样。但这些天，我想的最多的，也还是苏联。那么丰富的自然资源，那么深厚的文化传统，那么强大的国家机器，还有庞大的共产党队伍，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垮了，消失了。苏联，我们过去顶礼膜拜的词语，一下子就成为历史陈迹，历史名词，值得我们深思呀！” “苏联完了，全世界方方面面的思路很自然就联想到中国，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办？” “其实，苏联垮台有很多因素。其他不讲，成天搞核武器，搞理论专政，不顾人民死活，而老百姓为了基本生活品还成天排队，我看就是一个主要因素。号称是发达社会主义，结果折腾了七十多年，连老百姓的肚子都喂不饱，说得过去吗？说不过去。中国怎么办？中国就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老百姓的生活解决好。我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决不能动摇，一百年也不能动摇。”(众人热烈鼓掌) “昨天，我们家聊天，也聊起苏联垮台。孩子们告诉我，二十世纪的世界有两个重大的历史现象。政治上的重大历史现象，是苏联的崛起和消亡；在经济上呢？则是近三十年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这两年，除了四小龙外，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也迎头赶上。四小龙和东南亚诸国的人有中国人聪明勤劳吗？我看未必。我跟李光耀讲过，华人实际上在经济上可以做另一个犹太人。华人在政治上一盘散沙，没有核心，但有市场取向的功利和敏锐，有庞大的市场和网路。李光耀也同意我的观点。我们落后的关键还是我们从五十年代起，不抓经济而抓阶级斗争，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我这里不是说社会主义搞错了，但我也不能说我们完全搞对了。老百姓生活什么都要票，什么粮票、布票、烟票、酒票满天飞，什么都得排队。长此下去，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我看除了实事求是这一条外，我今天还不能讲得很清楚。我看也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说不清楚就不要去争论，成天去争论姓资还是姓社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说，要把不争论作为一条原则定下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呀！”(又是一阵热烈掌声) “你们先别鼓掌。我得给你们一点压力。我刚才提到二十世纪一个重大的经济现象就是四小龙的崛起。中国怎么办？我看先别赶英超美，连日本我们也别去比。中国当前的任务和出路就是向四小龙学习，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实现小康。前些时候，在北京、湖北、江西，我还不敢说，但这次到深圳，我有了信心。深圳的发展才不过十年，就到了今天的样子。再这样干下去，四小龙就没什么可怕了。我想，深圳、广东的基本任务就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是在全国杀出一条血路，做一个表率，率先超过四小龙。我看给广东二十年时间，赶上四小龙是可能的。”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同志和我率部队千里挺进大别山。别人围追堵截，但伯承同志提出两军相逢勇者胜。最后，我们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冬衣，装备很差的情况下，战略突进中原，直逼南京，我们是勇者，我们胜了！今天，我要给你们同样的一个战略任务，就是做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上杀出一条血路，证明中国人搞经济不是孬种！不管别人怎么说，甚至不管某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怎么说，搞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追上四小龙，用二十年的时间，把广东建成亚洲的第五条龙！” “改革开放也不会一帆风顺。现在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应该是三个有利，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特区的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不仅可以发展生产力，还可以解放生产力。所以，我发明了一条叫做不争论。争论什么？一争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开办特区有争论，有些人今天仍不同意。” “农村改革也有争论，但是农村这几年成长最快的是水产业和水果业，这恰恰是我们计划经济没计划，政府基本不管的行业。以前，北京的老百姓为了大白菜天天排队，由政府配发。但现在几个批发市场一搞，大白菜紧缺排队的现象就消失了。三峡工程也争论很多，我到美国一看，人家凡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苏联、欧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这可以增加多少国力和财富呀!我是坚决主张搞的。今天还有很多人不同意，有人甚至乱骂。怕什么，看准的就要坚决搞。” “我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起码有这几点是看准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以特区建设为标志的改革开放路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制度的农村改革，以发展解放生产力为主旨的市场机制。” “说起市场，又有人讲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其实，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哪是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的主义。我提的在香港问题上搞一国两制，反对的人就少。在主权问题，很多人可以向制度妥协，但在国强民富上，在发展生产力上，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更包容更妥协呢？还是那句真理:实事求是。中国穷，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发展，我们不仅在香港容忍和鼓励资本主义，在内地我们也要容忍和鼓励差别和市场机制。不这样，何来引进外资，何来改革开放？” “去香港看回归是我的一个梦想，能去我一定去。但我已经88岁了，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外出了，时间不饶人呀！你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坚持中国的未来。80多年前孙中山实现不了的理想，就可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我今天讲的，你可以回去跟下面讲，也可以跟上面的北京讲。我在湖北和江西还讲过，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这点你也讲！” 五、阴雨绵绵的下午，春节，上海，西郊宾馆一号楼 “书生造反，十年不成，那也不仅是中国古训，也是现代真理。历朝历代，秀才造反，改革的失败者居多。汉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甚至当代的毛泽东都是以秀才见长，他们当初的业绩都很辉煌，但一旦做出一个大文人的样子，都目中无人，最后结果凄凉。 我们党的历史上的领袖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是名副其实的大秀才，但他们操作性和务实精神都很差。党的事业在他们手里没有发展起来，而他们没有看上眼的毛泽东，却以他的务实和实事求是赢得了认可。 在井冈山的时候，蒋介石的前四次围剿失败，核心还是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敌进我退。但到秦邦宪、王明、李德这些书生当政，要搞正规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红军就失败了。八大以前，毛主席还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党历史上有两个很不错的大会，一是八大，一是十三大，不错在哪里？不错就在实事求是。八大讲经济建设，毛主席退居二线，十三大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惜，这两次不错的大会精神都没有贯彻下去。” “文人误国。哈韦尔能怎么样说不清楚。苏联我看就是被戈尔巴乔夫的文人情结提前葬送掉，他只图自己的声望，而不顾党和国家的死活。而叶利钦是一个更看重声望的人。苏联要平静下来，一定得有一个更沉着、更务实、更有操作性的人才行。我认为上海有希望的理由正在于此。上海人就是很务实，不像北京成天就是务虚。上海人富于技巧和操作精神。只要让他们干，他们肯定会干出一片新天地来的。”
国际战略
解决朝核危机，中国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
【研究员】：
十九大之后中共中央高层会把重点放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无疑，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仍然需要有利的国际环境。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即朝鲜半岛核危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面临着双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即来自朝鲜的“核危机”和来自美韩的“萨德危机”。无论是南海问题、和印度的对峙，还是目前的朝鲜核危机，无疑都是对中国的考验。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也是中国崛起的国际机遇。处理成功了，就崛起一大步。每一次危机，如果都能认真对待，在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果断行动，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
自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层一直在讨论“两个百年”(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目标的问题。从这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在今后的几年里，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实现第一个百年的目标。第一个百年的目标早已经相当明确，具体体现在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十三五）上，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十三五结束时，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从现在的9000美元左右提升到1万2000美元；只要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率，就能达到这个目标。同时，中国也正在进行一场全国性的精准扶贫运动，以控制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 一般认为，鉴于中共中央强大的动员能力，实现这些具体目标没有大的悬念。这意味着，十九大之后中共中央高层会把重点放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注：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尽管这个目标仍然需要细化，但大方向已经有了，反映在“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等概念中。 内部的发展目标对中国外交也必然发生重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帮助了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无疑，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中国仍然需要有利的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和其他几个大国相比，中国的成就更是显然。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在不同程度上挑起和卷入国际纷争甚至战争。但中国外交，用中国自己的话来说，则是“一心一意”谋求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和平崛起。 这一外交“教义”促使中国能够抓住“国际机遇”。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即从早期的“抓住机遇”到“创造机遇”。 在前面的数十年里，中国有效地抓住了有利的“国际机遇”。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作了一个伟大的判断，即认为国际大环境是和平的。在这一判断之下，中国才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也定义了中国外交所应当有的方法，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在90年代，中国进而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一方面加入国际体系，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要在现存国际体系内部“和平崛起”。这些政策无疑有助于中国“抓住机遇”，而中国也的确抓住了当时的机遇。中国加入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重要国际组织，抓住了自80年代开始、90年代加速的全球化进程。 尽管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例如收入差异的扩大和社会的分化，但中国总体上也借着这一波的全球化，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过去的实践表明，如果对国际形势没有正确的判断，就很难制定正确的政策，抓住发展机遇。 探索出本身的发展道路 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来为自己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自己创造有利于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机遇。十八大以来，在总结前面的经验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更已经探索出自己的一条道路，不管是针对大国、中等国家还是小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把自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概括成为“两条腿、一个圈”。 第一条“腿”即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尽管最先是针对美国提出，但这一概念的应用不仅针对美国，也针对俄国和印度等其他大国。习近平本身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新崛起大国之间所发生的争霸战争。中国既不想和“守成”的美国发生冲突，也不想和紧随自己的新兴大国印度发生冲突。 因此，无论对美国和印度，中国尽力保持克制，千方百计地寻求通过非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冲突。最近中印洞朗对峙局面，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对峙期间，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声音在两个国家都很高涨，引发了第二次中印战争的疑虑。不过，两国以和平方式结束了洞朗对峙局面。就中国来说，这可以说是成功地把“新型大国关系”引用到印度的一个成功案例。 第二条“腿”即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尽管“一带一路”涵盖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但其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沿边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有不少甚至是贫困国家。 一方面，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实现“走出去”的目标，服务于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借此尽到大国的责任，为这些国家提供区域的国家“公共物品”。用中国自己的话说，就是容许发展中国家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这是一种包容式、开放式和参与式的区域和国际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已经有很多国家加入。即使是从前持怀疑甚至是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也在改变它们的态度。这两个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了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 “一个圈”即中国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可说是中国外交的核心，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决定的。中国周边数十个国家，如果搞不好周边外交，中国崛起的难度可想而知。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早些年提出的“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这些年来，尽管中国和一些邻居国家就南海问题面临紧张的关系，中国坚守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但中国从来没有动用过西方惯用的“经济制裁”等手段；相反，尽管中国和有关国家政治和外交关系很冷，但经贸关系从未冷却。这也是这些国家之后能够快速改善和中国关系的基础。 在国际层面，今天的西方因为内部经济困难大搞民粹主义，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使得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岌岌可危。但中国领导层则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都不是解决内外部问题的有效方式，无论是反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都会雪上加霜。 全球化既势不可挡，也是创造财富的有效机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国际场合，无论是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还是2017年初的达沃斯论坛，或者今年5月北京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都相继释放出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强大信号。今天中国是少数几个大力推进全球化的国家。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探索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分化。例如，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让当地社会的大多数受惠。 中国也要实现战略崛起 尽管一些西方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但实际上，世界上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韬光养晦”的国家。从前的大国，在其快速崛起的过程中，无论是成功的英国和美国，还是失败的德国和日本，大都发展出如何扩张，甚至如何称霸世界的战略；但今天的中国努力探索的则是如何和平崛起，如何为世界的和平做贡献。 不过，人们也要意识到，迄今为止，中国崛起的不同方面是很不平衡的。总体上说，中国在经济贸易方面进展很稳健，但在战略方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从以前大国崛起的经验看，崛起包括经济上的崛起和战略上的崛起两个方面。 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美国，它们是在这两方面同时崛起的。而前苏联的崛起主要表现在军事上，因此不可持续。日本的崛起只表现在经济上，而非战略上。日本因为是美国的同盟，战略上也不可崛起。这也表明，日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能成为世界大国。 中国既要实现经济崛起，也要实现战略崛起。而后者则显然是中国的“短板”。不过，在战略崛起方面，中国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东海、南海和处理同印度的关系中。在东海的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对日本的挑衅退让，现在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互动模式。
在南海，中国几经艰苦的努力，已经改变了从前被动回应的局面，转为主动掌控局面。尽管南海问题还没有解决，但现在中国已经处于主动地位，相信随着《南海行为准则》的进展，各方可以找到更多稳定局势的机制和方法。 在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上，中国在耐心和克制的前提下，也通过各种方式对印度施加压力，和平结束对峙。尽管未来和印度的关系并不容易，但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把“新型大国关系”应用到和印度的关系，是可以找到一条有效途径的。 郑永年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即朝鲜半岛核危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面临着双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即来自朝鲜的“核危机”和来自美韩的“萨德危机”。更为严峻的是，如果朝鲜成为核国家，中国的未来安全问题完全没有了保障。 今天，中国周边已经有了三个核国家，即印度、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如果朝鲜变成核国家，一下子可能增加三个，即朝鲜、日本和韩国。日本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韩国发展核武器也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了。更为糟糕的是，如果中国处理不好朝鲜问题，台湾地区也必然有野心来发展核武器。如果那样，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就会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历史地看，一个国家的大国地位，从来不会从天上自动掉下来，而是要经过很多次大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国际大考，通过了，并且考得也不错。但如果这次朝鲜问题，中国考不过，不仅很难成为大国，更难保障未来的国家安全。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朝鲜半岛的这次考试甚于1962年美国的古巴导弹危机。如果美国当年不是冒着和前苏联进行核战的风险，来果断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很难崛起成为日后的美国。 无论是南海问题、和印度的对峙，还是目前的朝鲜核危机，无疑都是对中国的考验。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也是中国崛起的国际机遇。处理成功了，就崛起一大步。每一次危机，如果都能认真对待，在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果断行动，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
中国在朝核危机的外交努力中出现了哪些严重失误？
【研究员】：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朝核外交存在几大关键失误。从根本上说，中国对于自身外交目的的期望与事实情况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忽视了摩根索所强调的“外交必须以其他国家的观点来注视政治舞台”的原则。中国在全部外交努力的过程中，一直按照自身所中意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忽视了朝鲜的真正意图。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存严重的认知和执行政策的失误。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有深邃的战略眼光、准确的判断分析能力和切实的操作，以及必要的理性思维。好的外交往往可以让国家的影响力扩大，而失败的外交却会给国家带来不应有的羞辱、损失和地位下降。正视这些失误，是中国下一步调整朝核外交政策、真正确保国家安全的先决条件。
朝鲜于9月初进行了第六次核武器试验，并宣称已具备在洲际弹道导弹上装载氢弹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于9月11日全体一致通过对朝鲜执行新的制裁措施，朝鲜方面则毫无畏惧，甚至发表声明警告称如果“非法”制裁决议通过，朝鲜将让美国尝到“最大的苦痛”。 从2002年美国与朝鲜针对核武开发问题再起争端算起，本轮朝核危机已经持续了十五年的时间，并且已经陷入了一次更比一次恶化的梦魇当中。从基本的事实角度来看，这15年间朝核危机所发生的最大变化、甚至也是唯一变化就是：朝鲜进行了六次核试验，数十次各式导弹试验，从一个只有核反应堆的小国变成了拥有真正核武器的“强大国家”。如果朝鲜政府有关自己核武实力的宣示属实，那么就意味着它在远程核武打击领域，超越了英国的技术水平，而仅次于美俄中法四大国。 在这十五年里，中国为缓和乃至解决朝核危机付出了大量的外交努力，主要是以北京六方会谈为核心机制，包括期间一些特殊时期的紧急斡旋、多边磋商和联合制裁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海外安全研究所专家委员、研究员戚凯看来，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朝核外交存在几大关键失误。正视这些失误，是下一步调整朝核外交政策、真正确保国家安全的先决条件。 中国朝核外交的关键失误有哪些？ 2009年5月朝鲜成功进行第二次核实验，朝鲜军方宣布退出《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议》，戚凯认为此事件意味着中国积极推动的“以多边、和平、外交方式解决朝核危机”的外交理念和实践遭遇重大挫折。如果说朝鲜第一次核试验是此轮危机的真正起点，那么未能防止第二次核试验的出现，就意味着中国的外交努力没有换来期待的成果，在此之后，中国逐步丧失了应对朝核危机的主动权。 从结果角度来看，中国朝核外交的关键性失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最根本的国家安全层面，没有阻止（甚至连延缓、遏制也没有做得很好）一个有核国家迅速地出现在距离中国国土如此之近的距离之内，而且这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专制独裁、时常缺乏理性的国家。民主和平论关于独裁国家军事威胁的理论让人高度担心中国受到朝鲜核武器威胁的可能性。持核非民主国家由于透明度不够，信息不对称，政策非连贯性而加剧了核风险，因此朝鲜更易倾向于激进核政策，并且难觅去核化的合作者。自由化政府由于国内国际势力不允许过激核政策导致国际制裁从而影响自己的利益，因而更倾向于接受国际核合作，而不是过激的核政策。而独裁的民族国家则缺少上述国内政治的限制。 另外，朝鲜常年遭受技术与设备封锁，其核设施安全水平令外界极为担忧，一旦由于设备老化或操作失误造成核反应堆重大事故，中国东北极有可能遭遇严重的核污染，从而成为第二个“切尔诺贝利无人区”。从技术角度来说，与试验核武器相比，核设施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与危害程度都要更高。 从弹道导弹威胁的角度来看，当前朝鲜正式列装的导弹中（尽管朝鲜一再声称本国在中远程导弹领域已经拥有先进技术与实战武器，但实际情况却是信息黑洞），只有大浦洞1号导弹的有效射程达到2000公里，这个距离对于美国很难造成有效的威胁，而韩国、日本与中国北方则处于其有效打击范围之内。 第二，传统现实主义者反复强调在外交中绝不要把自己置于一种后退会失面子、前进会冒严重风险的窘境。从战略长远角度来看，中国正是将自己置于一种严重的进退两难状态，并且成为完全的利益牺牲国。一方面，如果为了对朝鲜施加压力而减少乃至切断对朝鲜的物质援助，将会面临双重的风险：其一，朝鲜经济崩溃导致的难民潮会给中国东北造成巨大的压力，1990年代中期，朝鲜饥荒正处于最严重时期，由此导致大量饥民非法越境进入中国。迫于压力，1996年5月中国政府与朝鲜签订协议，增加了对朝鲜的粮食援助以缓解朝鲜难民偷渡压力。其二，经济上的困难会导致朝鲜政局不稳，增加朝鲜军方在崩溃前夜铤而走险的可能性。这一点从朝鲜军方断然退出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多次寻衅韩国军队就可以看出。另一方面，继续维持或增加对朝鲜的物质援助，则给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外援经济负担，仅以海外学者挖掘到的有限数据来看，2004年朝鲜从中国进口煤和油共计价值2.2亿美元，另外，根据两位朝鲜经济问题专家史蒂文•哈盖德和马库斯•诺兰德的研究，中国对朝鲜关键物资的贸易，绝大部分是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友情价格”出售给朝鲜，或者以延缓支付方式的名义免费援助给朝鲜，这一做法无疑增加了养痈贻患、养虎伤身的风险。 第三，朝核危机拖而不决至今，传统上中国由于经济援助而对朝鲜拥有的政治影响力基本丧失，中国更多的成为外交中的被动角色，对外政策很难实现对朝鲜的提前遏制和引导，反而需要事后补救。在2003年第一次六方会谈召开前，朝鲜一开始并不热衷，但是中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式，一方面加大了对朝鲜的援助力度，另一方面将对朝鲜的输油管道暂时关闭了三天，朝鲜很快明显转变了态度。这证明在朝核危机的最初阶段，中国还保有对朝鲜较大的影响力，占据主动地位。但是随着危机的进展，朝鲜逐渐占据主动地位，而中国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六方会谈停滞多年，朝鲜对该机制毫不在乎的现实是中国被动地位的最佳写照。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失误？一：外交定位 中国朝核外交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是什么？在于外交定位、认知与具体操作三个方面。从根本上说，中国对于自身外交目的的期望与事实情况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忽视了摩根索所强调的“外交必须以其他国家的观点来注视政治舞台”的原则。中国在全部外交努力的过程中，一直按照自身所中意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忽视了朝鲜的真正意图。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存严重的认知和执行政策的失误。 中韩建交以来，中国对朝鲜半岛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包括以下几点：一，与朝韩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二，并不反对并部分乐见出现一个较为繁荣的朝鲜，三，中国能够保持对朝鲜传统的影响力；四，以上述三点为基础，增强对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事务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并且可以增加与美国、日本在此地区博弈的权力空间。然而，这几个根本目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第一，事实证明，希望既发展与韩国的友好关系又保持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是很难做到的。朝鲜与韩国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加之朝鲜战争期间的旧怨，使得朝鲜对韩国历来充满仇视和警惕心态。中国任何对于韩国的亲近举动，都会危及朝鲜最根本的国家利益。考虑到朝鲜对半岛分裂局面的态度，使得中国同时承认南北韩两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在朝鲜看来，无异于承认并支持朝鲜半岛分裂的合法化、固定化和长久化，这是对朝鲜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危害。同时，中国与韩国保持紧密的经济、政治联系会直接导致朝鲜对自身安全环境和中国身份的重新定位。在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中，认为“利益依赖于认同”，行为体在一定的环境或是共享理解和期待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说自我定位。一定的外界环境不仅决定行为体采取一定得行动，而且决定行为体以一定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利益。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在安全关系问题上的共同期望使其他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猜疑，使他们总是对对方做出最坏的估计。朝鲜作为一个对自身安全环境极其敏感的国家，中韩的接近会自然而然让朝鲜对中国产生严重的疑虑和不信任，并且重新定义自己的安全环境和安全政策。这一点已经为朝鲜在中韩建交前际对中国的极端愤怒表现出来。1992年7月15日钱其琛赴朝就中韩建交事宜向金日成做通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据钱其琛的回忆，访问仅仅为一天时间，朝鲜和金日成一改往日对中国代表的热情，无论在接见规格还是时间上，都是最简单、最短暂的一次。朝鲜对中国的身份定位已经从曾经的血缘兄弟变为一定程度上的“敌人”，这个敌人背弃了朝鲜，而和自己的对手韩国日益亲近，既在根本上危害了朝鲜的核心利益，又在未来可能的情况下威胁朝鲜的安全。 第二，受累于上述原因，中国想对朝鲜继续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已经是很困难的了。虽然中国依然是朝鲜最重要的援助来源，但是援助并没有明显增进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反而，由于难民问题的存在，援助逐渐成为了朝鲜胁迫中国的重要手段。担心朝鲜由于经济崩溃而造成大量难民涌进中国东北，一直是中国政府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在难民和援助问题上，中国面临着骑虎难下、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1997年，中国对朝鲜的谷物出口由此前1996年的50万吨剧增至100万吨，在1998年又跌回至40万吨。1997年如此反常的数据，证明了哈盖德和马诺兰德的研究结果和上述中国遭受朝鲜胁迫的观点---1996年5月中国政府由于不堪承受朝鲜难民偷渡中国东北的压力，无奈之下与朝鲜签订协议，增加了对朝鲜的粮食援助。对朝鲜难民问题的担心一直延续到今天，即使朝鲜的核试活动已经屡屡激怒中国，但中国对朝鲜难民问题却依然无计可施。 第三，中国原本的外交期望是出现一个较为繁荣的朝鲜，这样既能够保证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的力量均衡，有效协助中国缓冲来自美日、美韩同盟的威胁，又能保证中国以和朝鲜友好的事实为筹码，提高在东北亚地区大国博弈的能力。但是事实却是，在缺失了中朝友好的前提之后，又加上由于中韩日益靠近导致朝鲜对中国敌意的加深，一个较为繁荣的朝鲜反而在地缘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对中国安全的巨大威胁。更进一步的是，中朝关系的冷淡乃至恶化，加剧了朝鲜投向美国怀抱以抗拒中国威胁、替代中国援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因为朝美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同时美国相较于中国，更有能力也更乐于向一个亲美的朝鲜提供更多的援助，对于朝鲜而言，美国相较之于中国，是一个威胁更小、受益更大的潜在替代品。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在朝核危机期间时不时会通过一些事件显示出来，最典型的证据就是2008年6月朝鲜在炸毁宁边核冷却塔后向中国提交的核申报单却是朝美商定达成一致的结果。时至今日，美朝之间的非正式接触依然存在，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来看，即使在朝鲜拥有核武器的前提下，朝美完全存在友好相处、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失误？二：认知与操作 总的来看，中国的朝核外交至少在以下几方面还存在着认知和操作上的失误。第一，中国在推进朝核危机解决过程的一开始，就以解决朝核危机、实现对朝鲜核武潜在能力的解除为目标，这种看似良好的意图却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事实。一方面，它从根本上忽略了朝鲜渴望拥有核武的国家决心，中国简单地将朝鲜对核武的渴求判读成其希望以潜在的拥核能力为工具来向美韩日敲诈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更高的外交地位，却没有认识到朝鲜对自己的安全环境极其敏感，拥有核武是其必然要实现的国家根本安全目标。朝鲜中央社在2006年10月9日第一次核实验后，播发金正日的一段讲话，“祖国统一问题最终要靠武力解决，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发展核武，是朝鲜‘先军’的体现……发展核武，朝鲜才能在国际社会以‘小而大的国家’显示尊严。朝鲜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不必看美国眼色行事。哪怕在经济上付出代价。”无视朝鲜对于核武的迫切需求以及其坚定决心，中国却希望在六方会谈中解除朝鲜拥核的潜在能力，这是对于朝鲜心目中的核心利益的严重侵犯。因而朝鲜必然不会听命于中国。 第二，中国在六方谈判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种心理上的偏执。中国在心理上将六方会谈视作推进自身影响力、展现大国能力和风采的重要机遇和舞台，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六方会谈取得自己期望的实质性成果-----即解除朝鲜拥核的潜在能力。2003年8月第一次六方会谈启动时，中国官方媒体以前所未有的24小时追踪报道方式对其进行采访报道，举办六方会谈的钓鱼台国宾馆会场也第一次以100元人民币/人次的价格向公众开放参观。对这种荣誉目标的过度心理渴求，使得中国失去了外交上应有的理性判断能力，误判了朝鲜对六方会谈的真正目的，也低估了金正日、金正恩父子高超的外交才能。朝鲜希望拥核的国家决心是不会更改的，因而六方会谈实际上是对其国家目标的最大阻碍。但是朝鲜并没有直接抵制中国的呼吁，而是采取了虚以委蛇的态度和方式，对六方会谈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工具性利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时而参与，时而退出，在这种外交烟幕弹下，悄悄实现了拥核的目标。中国却在这种反复的过程中，始终没能清醒地认识到朝鲜的根本目的，依然一厢情愿地呼吁朝鲜的参与与配合。譬如，2005年2月10日朝鲜外务省宣布“无限期中止参加六方会谈”后，中国立刻展开了积极而高频度的斡旋外交以期有挽回的余地，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先后致电美国国务卿赖斯、俄罗斯外长拉夫多夫、日本外相町村信孝、韩国外交通商部部长潘基文；2月1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赴朝访问；负责朝鲜半岛事务的大使宁赋魁3月中旬访问华盛顿。虽然在11月份将朝鲜拉回到六方会谈框架内，但此次会谈仅仅持续两天，12月6日，朝鲜再次威胁可能不参加六方会谈，这次抵制持续了长达12个月的时间。直至朝鲜在2006年10月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后，才于12月重返六方会谈。 第三，中国对六方会谈的过度依赖，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中国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朝核危机的操作空间。这种限制典型地体现在朝鲜第一次核试后，联合国通过制裁决议，中国虽然表面上同意制裁，但是实际上却依然没有严格遵守决议，大幅减少乃至切断对朝鲜的关键物质供应。这种情况为海内外各家媒体记者的实地考察所证实。这固然和中国担心完全切断援助会加剧朝鲜崩溃的风险的心理有关，但是也可以看出，中国对朝鲜的委曲求全，以援助为工具讨好朝鲜，不希望完全切断援助从而彻底的和朝鲜交恶，那样会造成六方会谈的彻底破产，这是中国最不希望看到的尴尬局面。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女士曾引用一位匿名的美国政府智库成员的话，“朝鲜半岛问题是中国崛起的试金石，我们可以通过它（六方会谈）检测我们是否可以在本地区及世界事务方面发挥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作用。这也是领导人的意愿，他们希望中国变得更活跃，他们对世界事务有更大的野心。” 失误背后的启示 十五年来，中国在朝核危机中的外交努力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失误，中国对于自身利益的期望与事实本身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同时在认知与操作上也存在着失误。 在这个过程中，要总结出一些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值得深思，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在发挥自身影响力的过程中，需要有深邃的战略眼光、准确的判断分析能力和切实的操作，以及必要的理性思维。好的外交往往可以让国家的影响力扩大，而失败的外交却会给国家带来不应有的羞辱、损失和地位下降。 一，国家在推进外交前，要对根本性、长远的、核心的利益有准确的把握，不能将一般的、短期的利益视为根本性、长远的、核心的利益，更不该将二者混淆。 二，对于国家外交的目标，要有基于事实可能性的安排，不能单纯从心理愿望出发，不能设立会自相矛盾的外交目标。同时要牢记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关于外交原则的教诲之一，外交政策的目标必须根据国家利益来界定，且需要一定的国家权力支持。中国在遏制、阻止朝鲜拥核的过程中，为朝鲜所胁迫，缺乏必须的权力后盾，不能对朝鲜造成足够的威慑是其忽视这一原则的重要表现。 三，要避免将自己置于严重的两难状态。一旦出现囿于两难的局面，要做出决绝的判断，舍弃短期利益而保证长期利益的安全，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两难的危险境地。从长远战略角度来看，中国必须要有足够的长远眼光，对朝鲜未来的国内政治做出准确的判断，并且对于难民和援助的两难问题，要从朝鲜未来可能的政治态势出发，做出果断的抉择。 四，推进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应该是利益为先，而不该让虚名为先。要想法做到在增进国家利益的同时提升国家名誉。如果做不到，那么应该主动放弃虚名追求实质性利益，不要做为追求虚名而以国家利益为牺牲代价的事。当六方会谈的根本目的---朝鲜去核化---已经彻底不可能实现后，迅速的抛弃陈旧的外交思维和方式，而采取果断的措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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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30 09: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