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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政体弹性的角度看，民间借贷功德无量
【研究员】：
大明政体失去弹性，是对民间借贷的放纵造成的；而大宋政体失去弹性，恰恰是扼杀民间借贷开始的。对于金融活动的轻视和错误处置，放大了朝野矛盾，加速了政体的瓦解。在这片有着上千年统治经验土地上，本不该重复上演愚蠢的结局。民间借贷是经济的毛细血管，是民生疾苦的温度计，更是体制的弹簧和缓冲区。大家都能从国有银行借贷，自古至今都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事实上，只有市场化的机制，才能做到真正为大众的信用定价。今天，我们再回头看互联网金融，和小微贷款，功夫都在借贷之外。凡是通过数据来重构个人的信用账本，能够给个人信用定价的，我们都要高看一眼。因为，这实质上给全社会的个人增加了一份资产负债表，眼下再窘迫也可以向未来索取资源，这给了个人以更大福祉，也给了政体以更大的执政弹性，未来才能真正的走出大乱大治的恶性循环，功德无量。
很少有人注意到，民间借贷是皇族和官僚集团利益冲突的核心议题，是政治矛盾的经济投射。
大明政体失去弹性，是对民间借贷的放纵造成的；而大宋政体失去弹性，恰恰是扼杀民间借贷开始的。对于金融活动的轻视和错误处置，放大了朝野矛盾，加速了政体的瓦解。在这片有着上千年统治经验土地上，本不该重复上演愚蠢的结局。
只是，中国史书从不乐于总结经验，却特别擅长扣帽子，在道德账本上去找替罪羊，回避矛盾核心。毕竟，官僚集团并不在意政体的风险是如何放大的，保持信息不对称，以祖宗之法来控制君主才是符合阶级利益的最佳选择。
资本意志与帝王心术
从商周时期，民间高利贷活动就一直存在。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中叶以来，这一问题又趋尖锐。高利贷者利用地方上的光棍青皮大量放款于自耕农，利率极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偿还。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无力偿还，其所抵押的土地即为放款者所占有。”
筹码君在微信号“筹码”撰文指出，民间借贷是经济的晴雨表，发展到高利贷和土地被收缴并存，其实就是生产资料开始加速向大地主阶级富集，民间经济饮鸩止渴，经济体失去弹性了，亟待纠偏。但是，当整个官僚集团都加入到高利贷的阵营中，这是比国家税收更肥美的蛋糕，谁愿意放弃呢？
如何纠偏，只能通过东厂，杀人。
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只对皇帝负责，不受司法约束。
朱棣明白，朱姓皇族与官僚共治天下，最大的敌人不是农民义军，而是官僚集团，成立东厂，一来是一体节制，独断专行，加强专制和对官僚的掌控；二来通过必要的牺牲，借人头换取政体弹性，消除矛盾。
所以，史书和戏剧里的东厂督主魏忠贤，被演绎得十恶不赦，其实，在自杀前的崇祯心里，魏忠贤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明末的崇祯，内心是极其凄苦的。
皇权倾覆，东林党人所代表的地主官僚集团已经准备好了与皇太极勾兑，无论皇帝推出多少人到菜市口砍头，官僚集团也是无动于衷，双方不再有信任的基础。皇权与地主官僚集团的利益已经不一致了。
东林党人内心清楚，与其与多疑的崇祯共治天下，不如改弦更张，收拾行囊，恭迎圣驾。历朝历代，根植于县域经济的地主士绅阶级才是真正的主人。换了朝代，同样需要地方官，需要缴税啊，谁当皇帝，区别真的大么？
太监集团就不一样：依附皇权、没有子嗣，更谈不上官僚世家和宗族势力，即便如同魏忠贤一样，位极人臣不过3年时间，即便权势熏天，下台后一切功名利禄和朋党势力，都会被“系统”自然回收。魏忠贤等政治地位其实就是向皇族“租”来的，租赁期多久，看命。
历代的帝王心术想的明白：皇权有两大敌人，最大的是官僚集团，不管脑袋洗的有多干净，还是不如下半身切割了的宦官来得更可靠，毕竟，他们从根子上确保全心全意为皇权服务。第二大敌人是官僚背后的大地主阶级，如果他们承载了太多的资产，就会选择背叛政体，遵从阶级意志，换一个好伺候的主子。
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最灿若星河的太监集团，从东汉的蔡伦造纸到郑和下西洋，再到魏忠贤事实上平定边患，为朝廷和百姓续命。
于是，我们看到了大地主阶级、官僚集团一致抱怨，伴君如伴虎。官僚集团和地主阶级是不阉割的，他们的诉求极为复杂：他们试图将势力和财富固化在经济体系中，成为宗族资源——债权，股权，田产。他们通过民间高利贷和当铺，做成了事实上的资产交易所和农民收割机，通过高利贷，完成了对于生产资料的掌控和富集，不断巩固和扩大了自身势力，直到人头被借用。
王安石与青苗法：逆天改命的失败表达
一开始，皇族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并不尖锐，但是，天命难违，利益冲突愈演愈烈。
几乎所有的王朝兴替，表面上是农民闹事，骨子里是财政破产导致政治破产。皇帝抽税，官僚放贷，双重叠加，双重抽税，一到灾年就会触发民不聊生的极端状况。要知道，对于农业国家，风调雨顺一个小概率事件，自然灾害反而是常态。
皇帝心里也是明白的：太监的地位是向皇权租来的，皇帝的地位也是向老天爷租来的啊！大家都是提着脑袋过日子。
农业国家，没有任何盛世可言，史书和神话里写满了灾难：大禹治水其实就是史无前例的黄河泛滥；公元6世纪的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一举摧毁了南美摩奇文明；明朝末年的小冰期加剧了饥荒、欠收导致流民四起，推动了李自成的快速崛起；而最近一次饿死数千万人，还是清末道光年间的大饥荒。
根据《丁戊奇荒》一书指出，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之间的出现了20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饥荒，史称“丁戊奇荒”。这期间，1000余万人饿死，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豪绅、贪官、奸商、高利贷者大发横财。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这场大旱后不到30年，清廷灭亡。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长时段”理论中甚至提出：战争、政变之类的事件大多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而地理气候、生态环境、思想传统之类因素，才是真正长期结构性约束历史进程的主角。
在无法预报自然灾害的农业社会，洪灾和旱灾都是极可怕的，特别是持久的旱灾带来的赤地千里使千百万人陷入绝望、恐慌以及饿死。在人口剧增且依赖农业生存的时代，一旦出现大灾，就会导致农民起义和战乱，加剧人口大减，建立在农业生态系统之上的社会系统也会面临崩溃。清末各种灾害，叠加了太平天国起义20年战乱，人口净减少1.5亿人口，接近40%。
王朝的命运，其实早就被命运轮回给写死了。谁也不想等着命运的裁决。
王安石是第一个尝试突破这种轮回的主政者，他试图建立一套对冲结构来降低系统性风险，期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通过建立粮食价格平准基金+官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即《青苗法》来降低风险，逆天改命。
技术的局限与命运的轮回
王安石的愿景是好的，但是，是徒劳无功的。
没错，王安石得到了年轻的宋神宗的大力支持，毕竟，国家缺钱，内政外交都毫无建树，需要突破。但是，王安石的改革思路与核心法案《青苗法》，本质上就是大计划经济，将政府从平台（比如天猫）变成服务提供商（好比京东），主动参与到交易中来，成为借贷主体，变成“大宋农村信用社”。
《青苗法》的试点非常成功：每年冬春青黄不接，农民日子最难过时，由政府出面用低于民间高利贷的利率（20％左右）把粮食或者资金贷给农民，秋收后还款，是套很好的农村银行体系。但是，试点成功，不代表改革成功，政府出面做农村高利贷，赚钱是没得说。可是，副作用极其明显：
皇权与官僚集团彻底对立：王安石变法让北宋度过了短期的财政危机。但代价是，让北宋统治阶层从皇室到官员分成变法与反对变法两派恶斗不休，一直斗到北宋灭亡。对于封建朝廷，统治精英的分裂是致命的，共识无法形成，是末世之象。
民间经济体失去弹性：政府掌握了社会经济命脉，在工商业税赋无法取代农业税支撑国家经济的前提下，政府通过抢食工商业经营的高利贷蛋糕，支撑了当时的政体，苟延残喘了上百年。
错失了走向资本主义的机会：王安石的改革本质上与汉代的桑弘羊一样，是政府垄断经营，垄断销售、垄断银行，这样的改革救急是可以的，却不可能长期有效，甚至经济改革讨论的深度、广度都没有超过汉代的盐铁论。强计划经济，是不符合当时技术发展水平的。
按照王安石的愿景，真正推动改革需要三大“根本无法成立”的前提：
技术革命：以较低的管理成本，支持全国性上万节点的连锁机构。
成本效益：在大一统集权体制下，建立具有较低营业成本的国家信贷网络。
优秀人才：需要一大批有行政能力、十分清廉自觉受儒家观念束缚的官员，兢兢业业。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首先，第一个条件就不满足，其他更是镜花水月。《青苗法》的本意，就是打击强势阶层，保护弱势群体。具体政策的执行，依靠的就是强势阶层啊。一厢情愿的政策被大面积扭曲执行，豪强固然受到打击，弱势群体更加弱势，甚至还不如从前。
从历史上看，垄断、专卖所得越多，对于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汉武帝推行的盐铁专卖，核心是为了支撑军事扩张。汉武帝留下了广阔的疆域，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等着子孙收拾残局。
同时，皇权本想制约官僚集团，但是因为财政收入需求，不得不坐视垄断主体越来越大，并坐视垄断成为社会重要资源的主要调配手段，尾大不掉。最后，公平与效率均不可得，改革最终失败。
所以，我们今天看，王安石的逆天改命是违背规律的。民间借贷恰恰给予了社会以弹性，逼迫农民卖儿鬻女不是地主阶级的核心追求。但是，当朝廷介入，国有专营时，官僚集团就会选择利用朝廷力量来加速收割农民，变相侵吞“国有资产”，这是他们的最优选择。没有技术进步，农民的宿命不会变，官僚和皇帝的命运也是注定的。
信用的重建 赋予政体以弹性
今天已经是互联网时代，农业时代的逻辑已经不再适用，但是政体对于民间借贷的态度却惊人一致，依然是让民间借贷专门负责背黑锅。互联网金融这一波来的蹊跷匆忙，消失得仓皇失措，好像一条落水狗。
当然，今天看民间借贷，如果仅是借钱毫无新意可言。但是，如果站在数据的角度，站在政体弹性的角度，站在资产的角度，真是功德无量，财源滚滚。
中国一直缺乏强有力的主权信用货币，使用金属货币的时间长达2000年，中间使用过大明宝钞却得不到支持，这导致货币政策无法实施。
全国上下都通货紧缩，不仅仅老百姓缺钱，政府也缺钱。农民的命运真的非常惨，既要承受较高的利息，又要承担货币匮乏带来的借贷不便，又要承担气候造成的农业风险，又要承担信用缺失造成的困境。
此前，我们根本无法为用户的信用定价，没文化、没身份、没资产、没质押、没信用。有几亩薄田和担保的还好说，一般农户只能选择铤而走险，或者走向死亡。
信用是需要博弈、撮合才能定价的。但是，统治阶级都接受汉族的儒家文化，强调道德而轻视法制，结果浑身上下流淌着道德血液的士绅官僚们根本无法对人的信用进行定价，社会的信用无以建立，加上重农抑商的政策，资金成本也就从未降低过。
因此，并非士绅们心黑手辣，而是根本无法定价，无法追讨，也无法评估风险，放贷也是一种赌博。在一个平均寿命30多岁的社会里面，借钱的人和准备去死的人有多少分别？高利贷天然就是合理的。
只是，统治者看不明白，官僚集团的人都个个心如明镜，闷声发大财。历史上，有过很多信贷机构，多数是官僚集团内部人主办的：
国营贷款：《周礼》记载了最早的借贷机构——泉府，主营业务是丧葬、祭祀和生产生活借贷，属于国有机构。
贷款连锁：春秋时代，齐国出现过许多“称贷之家”，资本雄厚，有“贷钱千万、贷粟五千钟”，“受息子民三万家”。这样的机构遍布全国。《史记》记载，“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曾贷款给薛邑农民，一次就能“得息钱十万”。
战争贷款：据范文澜《中国通史》，“凡是大工商业主尤其是大子钱家大囤积商，正当商人每年取息十分之二，高利贷囤积商取利息至少是十分之三，有时竟取十倍。”所谓“子钱家”，就是高利贷商人，当时比较出名的有长安的樊嘉、王孙卿，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成都的罗氏、临淄的伟氏等，资本动辄几千万乃至上亿钱。“钱”是汉代的基本货币单位，太平年景一石谷物的价格通常在30钱至50钱之间。
汉代最有名的子钱家是汉景帝时长安的无盐氏。《史记》记载，当时爆发了“七国之乱”，政府要平息叛乱但财政困难，向子钱家们借钱，“子钱家以侯邑国在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而无盐氏借给了政府1000金，约定“其息什之”，也就是利息按本金的10倍计算。结果“七国之乱”平定了，政府兑现约定，按照10倍的利率归还了本息。
僧侣贷款：南北朝以后不少统治者皈依佛教，寺院得到了大量的赏赐和布施，发展为经济体。北齐僧人道研资产丰厚，大量经办高利贷业务，对借钱不还的人他还能调动官府势力帮自己追讨。敦煌有个净土寺，根据敦煌文献的记录，某一年其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高利贷。宋代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长生库。
官员贷款：也叫京债，唐朝公务员待遇低，大量中下级官员10年薪水还是买不起房，加上大量“轮岗”和“异地任职”，需要大量借入安家费。
信用贷款：宋代经济大发展，高利贷业务也更加兴旺，不仅有私营的高利贷机构，还有官营的放贷机构交子会。另外，有信用贷款，还有抵押贷款。抵押物可以是田契、地契以及金银珠宝，甚至还出现过拿妻女进行“抵押”的情况。
整体来看，民间借贷越兴旺，利息越低，经济越好。大部分情况下年利率保持在30%－50%之间。元代利率最高，是100%，朝廷寿命也就越短。民间借贷背后，是乡绅士族和官僚阶层的利益基本盘，也是民营经济早期最重要的形态。
民间借贷是经济的毛细血管，是民生疾苦的温度计，更是体制的弹簧和缓冲区。大家都能从国有银行借贷，自古至今都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事实上，只有市场化的机制，才能做到真正为大众的信用定价。
今天，我们再回头看互联网金融，和小微贷款，功夫都在借贷之外。凡是通过数据来重构个人的信用账本，能够给个人信用定价的，我们都要高看一眼。
因为，这实质上给全社会的个人增加了一份资产负债表，眼下再窘迫也可以向未来索取资源，这给了个人以更大福祉，也给了政体以更大的执政弹性，未来才能真正的走出大乱大治的恶性循环，功德无量。
关联阅读：周小川的署名文章，我们需要仔细看
下面这篇文章题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摘自《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周小川在解读十九大报告金融部分时，着重强调了系统性风险，以及对风险的防控，这种对大方向的判断值得每一个金融从业者深思，细读文章，我们发现了几点未来大的政策方向，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1、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将进一步推进
2、主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将是未来一段时间金融的主线
3、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所以，去杠杆的政策会坚持下去，货币政策依然会呈现中性，不会放松，金融同业业务依然是监管重点
4、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政策双支柱框架，货币稳定会和金融稳定结合起来，这意味着央行权责的进一步提升，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也将进一步会提升
5、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将更加严格
6、对非法金融活动，如非法集资、乱办交易所等将严格监管
7、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改革将进一步推进
周小川指出，应对系统性风险，主题是防范，关键是主动。防范的前提是识别问题，周小川认为，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而在微观层面，主要问题是“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以及“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影子银行和违法犯罪风险”。
微信号“中国经济学人”撰文指出，在论及“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影子银行和违法犯罪风险”时，周小川表述罕见的直接，直陈，1）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监管空白或缺陷“打擦边球”，套利行为严重；2）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交易场所乱批滥设，极易诱发跨区域群体性事件；3）少数金融“大鳄”与握有审批权监管权的“内鬼”合谋，火中取栗，实施利益输送，个别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金融投资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尚不到位。
类似“大鳄”、“内鬼”、“火中取栗”这样的词，是很少在周小川的文章中见到的，这样词汇的使用，带有很强的道德判断色彩，值得玩味。
讲完了目前中国金融业面临的三个主要的风险，周小川转向更深层次的探讨，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他指出“当前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及监管体制机制缺陷的镜像反映。”
好了，既然是这些问题的镜像反映，解决问题就要从：1）解决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2）加强逆周期调控能力、3）改善金融企业治理、4）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5）弥补监管体制机制缺陷等方面入手。
周小川认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应坚持以下具体原则：1）坚持问题导向，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开放；2）坚持底线思维，完善金融管理制度；3）加强党的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
这里，提醒各位认真阅读“坚持底线思维，完善金融管理制度”这一段。其中，明确提到了要把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结合起来。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还具体分析了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相互之间的权责关系。同时表态，将“一手抓金融机构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违法违规套利，一手抓非法集资、乱办交易场所等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动。稳妥有序推进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监管权力和责任要统筹协调。建立层层负责的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制度。”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党中央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和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的严峻挑战，金融系统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切实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金融机构实力不断上升，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提高，多层次金融市场逐步健全，金融基础设施日趋完善，金融体系防控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党的十九大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金融领域的根本要求，是金融发展一般规律与我国金融改革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科学部署，是指导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行动指南，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
一、主动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要靠加快金融改革开放
在今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判断、重要决策和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历程，解决影响和制约金融业发展的难题必须深化改革。”“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通过竞争带来优化和繁荣。”“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应对系统性风险，主题是防范，关键是主动。改革开放是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抉择。
（一）改革开放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性
一是基本金融制度逐步健全。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制度立足国情，与国际标准接轨，探索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防控系统性风险冲击的能力增强。股市、债市、衍生品和各类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等“四梁八柱”都已搭建完成，市场容量位列世界前茅。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双向开放促进了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地位显著提升。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参与我国金融业，促进了金融市场竞争，提升了国内金融机构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国工农中建四大银行都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银行业较低的不良资产率、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结构优化
金融体系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着力完善金融企业法人治理，积极稳妥鼓励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系统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引进并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从2011年的76.7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56万亿元，直接融资比例从15.9%提高到23.8%。当前存贷汇、债券交易等传统业务合规稳健，与改革开放初期金融业存在的账外经营、挪用客户资金、乱集资等混乱局面已不可同日而语，金融业已发展到了更高层次的市场准入，以及更广泛参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阶段。
二、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一）准确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总体看，我国金融形势是好的，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在国内外多重因素压力下，风险点多面广，呈现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特点，结构失衡问题突出，违法违规乱象丛生，潜在风险和隐患正在积累，脆弱性明显上升，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
一是宏观层面的金融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各类“名股实债”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加杠杆。2015年年中的股市异常波动，以及一些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就与场外配资、债券结构化嵌套和房地产信贷过快发展等加杠杆行为直接相关。一些高风险操作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推动泡沫在多个市场积聚。国际经济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等也使我国面临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等外部冲击风险。
二是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近年来，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侵蚀银行业资本金和风险抵御能力。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增加，债券发行量有所下降。信用风险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甚至海外对我金融体系健康性的信心。
三是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影子银行和违法犯罪风险。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监管空白或缺陷“打擦边球”，套利行为严重。理财业务多层嵌套，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存在隐性刚性兑付，责权利扭曲。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快速发展，部分实业企业热衷投资金融业，通过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赚快钱。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交易场所乱批滥设，极易诱发跨区域群体性事件。少数金融“大鳄”与握有审批权监管权的“内鬼”合谋，火中取栗，实施利益输送，个别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金融投资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尚不到位。
（二）科学分析金融风险的成因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透过现象看本质，当前的金融风险是经济金融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叠加共振的必然后果”。具体而言，当前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及监管体制机制缺陷的镜像反映。
一是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体制问题引致风险的系统性。在宏观调控上，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受到干扰。在风险酝酿期，行业和地方追求增长的积极性很高，客观上希望放松“银根”，金融活动总体偏活跃，货币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偏快容易使市场主体产生错误预期，滋生资产泡沫。当风险积累达到一定程度，金融机构和市场承受力接近临界点，各方又呼吁增加货币供应以救助。宏观调控很难有纠偏的时间窗口。在监管体制机制上，在新业态新机构新产品快速发展，金融风险跨市场、跨行业、跨区域、跨境传递更为频繁的形势下，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更加突出。监管定位不准，偏重行业发展，忽视风险防控。“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监管方式，导致同类金融业务监管规则不一致，助长监管套利行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缺少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监管真空。统计数据和基础设施尚未集中统一，加大了系统性风险研判难度。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能不清晰，一些金融活动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
二是治理和开放的机制缺陷引致风险的易发多发性。在公司治理上，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仍未完全理顺，资本对风险的覆盖作用未充分体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仍不健全，股东越位、缺位或者内部人控制现象较普遍，发展战略、风险文化和激励机制扭曲。在开放程度上，部分行业保护主义仍较流行，金融监管规制较国际通行标准相对落后，金融机构竞争力不足，风险定价能力弱，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平抑羊群效应、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境内外市场不对接，内外价差也造成套戥机会，一些机构倾向跨境投机而非扎实经营。
三、防控金融风险要立足于标本兼治、主动攻防和积极应对兼备
科学防控风险，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辩证关系，要把握四个基本原则：一是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避免金融脱实向虚和自我循环滋生、放大和扩散风险。二是优化结构，完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体系，夯实防控风险的微观基础。三是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将金融风险对经济社会的冲击降至最低。四是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各种干预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一）坚持问题导向，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开放
一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立业之本，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要着力加强和改进金融调控，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抓手，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协调配合，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方面形成调控合力。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金融业要专注主业，注重发展普惠金融、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既要塑造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也要促进公司治理、内控体系、复杂金融产品交易清算的健康。要严把市场准入关，加强金融机构股东资质管理，防止利益输送、内部交易、干预金融机构经营等行为。建立健全金融控股公司规制和监管，严格限制和规范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从制度上隔离实业板块和金融板块。推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遏制大案要案滋生的主体责任。
二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优化社会融资结构。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拓展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股权融资渠道，改革股票发行制度，减少市场价格（指数）干预，从根上消除利益输送和腐败滋生土壤。加强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完善市场化并购重组机制。用好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利器，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等多元化投资主体，切实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推动“僵尸企业”市场出清。积极发展债券市场，扩大债券融资规模，丰富债券市场品种，统一监管标准，更好满足不同企业的发债融资需求。深化市场互联互通，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拓展保险市场的风险保障功能，引导期货市场健康发展。
三是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以竞争促进优化与繁荣。从更高层面认识对外开放的意义，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不断推动有关政策改革，更好实现“三驾马车”的对外开放：一是贸易投资的对外开放。二是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既要积极有为，扎实推进，又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三是减少外汇管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便利对外经济活动，稳妥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在维护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境外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促进金融市场规制与国际标准进一步接轨和提高。
（二）坚持底线思维，完善金融管理制度
一是加强和改进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杠杆率、关联性和复杂性不断提升，要更好地将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结合起来。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问题，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和集中作用于金融体系，着力减缓因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染所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是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统筹协调。中央监管部门要统筹协调。建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切实落实部门监管职责。充分利用人民银行的机构和力量，统筹系统性风险防控与重要金融机构监管，对综合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产品，明确监管主体，落实监管责任，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全面建立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框架，强化综合监管。统筹政策力度和节奏，防止叠加共振。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要统筹协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全国一盘棋，监管无死角。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统一监管指导，制定统一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监管规则，对地方金融监管有效监督，纠偏问责。地方负责地方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处置，维护属地金融稳定，不得干预金融机构自主经营。严格监管持牌机构和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要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强化金融风险源头管控，坚持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不得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一手抓金融机构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违法违规套利，一手抓非法集资、乱办交易场所等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动。稳妥有序推进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监管权力和责任要统筹协调。建立层层负责的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制度。
（三）加强党的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
党的十九大对金融改革开放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明确了顶层设计。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一是按照党中央决策落实各项工作部署。树立全局观念，相互配合支持，坚决贯彻落实金融领域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改革开放战略及规划，精心组织实施金融监管改革、金融机构改革、金融市场改革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各项措施。
二是加强金融系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同金融企业法人治理必须一体化，必须贯彻到公司治理全过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安塔利亚峰会审议通过了《二十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司治理原则》，我们有条件推进改革与创新，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
三是贯彻党管干部原则，发挥党管人才优势。金融业是人才和智力密集的行业。有优秀的经营人才队伍，金融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效率就可以提高。有优秀的监管人才队伍，金融安全就能得到保障。建设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金融系统要坚定贯彻党的十九大部署，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遵循金融发展规律，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着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发表于 2017-11-13 09: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