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编】：曹倩
从趋势的角度来看，中国竞争力呈现的是一种下降的趋势，今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修正阶段的增长形态，各种非理性增长因素，无效GDP成分会得到修正，逐渐从经济增长队列中被挤出。这一过程当然是有代价的，其成本尚不可全面评估，但中国以往GDP增长中的有效GDP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高，这一点无疑是肯定的。 就此而言，有两种现象值得重视：第一，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各种担忧似乎有些过分，因为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第二，中国自身对于中国实力整体过于乐观的估计，也值得再认识。 作为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市场，其世界影响力肯定是存在的，但中国的竞争力正处于下降和修正的轨道之上，而非持续的上升，这一点需要警惕，否则分岐化的判断甚至猜测将导致自相矛盾的政策效果。
热点聚焦
中国经济正处于下降和修正的轨道上，而非持续的上升
【研究员】：
从趋势的角度来看，中国竞争力呈现的是一种下降的趋势，今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修正阶段的增长形态，各种非理性增长因素，无效GDP成分会得到修正，逐渐从经济增长队列中被挤出。这一过程当然是有代价的，其成本尚不可全面评估，但中国以往GDP增长中的有效GDP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高，这一点无疑是肯定的。就此而言，有两种现象值得重视：第一，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各种担忧似乎有些过分，因为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第二，中国自身对于中国实力整体过于乐观的估计，也值得再认识。作为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市场，其世界影响力肯定是存在的，但中国的竞争力正处于下降和修正的轨道之上，而非持续的上升，这一点需要警惕，否则分岐化的判断甚至猜测将导致自相矛盾的政策效果。
本文为安邦智库对2018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大趋势，以及国际政经形势做出的22个重要预判，摘自微信号“正和岛”，文章很长，但干货满满，信息量很大： 1预计2018中国经济增长率6.5% 按照中国宏观经济的线性逻辑来评估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很显然主要数据的曲线和影响都是向下的，只有少部分数据的曲线和影响是向上的。 从世界市场的竞争角度来看，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也不乐观，中国商品及服务在世界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和障碍，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冲击中国经济。 同时，中国的生态环保压力以及以往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增长因素，如无效GDP，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逐渐被剔除，这些因素均将导致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低于2017年。 安邦咨询的预估与2017年岁末多次发表过的评估结果一致，并无任何修正，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预估为6.5%。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评估结果是在线性基础上做出的评估，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因应当期经济的形势及时做出调整和政策改变，均将在一定程度修正经济增长率的数据，因此201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实际在当期还会存在若干不确定和变数。 2将实施积极的债务扩张政策 面对当前和今后的国内外形势，安邦咨询认为，中国维持稳健的经济增长和其他发展目标并不能在一种线性基础上考量，而应该结合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问题，结合世界经济形势来判断。 要解决这些严肃的挑战和问题，让经济体维持一定的动能恐怕是必须的，这就要求中国需要显著地扩大发债，通过债务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多元目标。
中国实行积极债务扩张政策的主要原因和理由包括： （1）需要应对美国大力度税改政策的影响，维持中国的财政稳定。 （2）需要活化实体经济，需要制造出一个需求更加畅旺的国内市场，需要新的资本投入。 （3）中国政府目前还有适度的空间来扩张债务，而当前资本过剩的环境提供了足够的资金。 （4）中国调整结构、实现经济转型需要有时间窗口。 （5）中国需要避免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 （6）中国在十九大有很多政治目标、社会目标以及国际战略，都需要很多钱来实现。 要解决这些问题，扩大债务可能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显然，支持增加债务的理由还有很多，虽然限制条件也很明显，但就形势论形势，现在开始策动和考虑规模超过“4万亿”的大规模刺激方案，恐怕也是中国现实的需要。大致估计，未来3年至5年，中国可能需要30万亿以上至50万亿的增债规模才会有效。 至于资本投资方向，不应继续增加在基础设施的投资，无论是效率还是未来负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磅”，都存在着问题，比较理想的投资方向，应该是实体经济减成本、增实力的方向，如：基金。还有军民融合、战略新兴产业、乡土产业、生态环保产业、中国年轻人很擅长的消费科技、“银发产业”以及雄安新区的建设等等。
这不见得是最优方案，但可能是让中国摆脱潜在经济困局最可行的、有力的举措。 3中国经济竞争力呈现下降趋势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具有周期性特点，一个上升轨道连结一个下降轨道，这就构成为一个周期。就此而言，“未来会有一个新周期”也没错，因为一个周期一定会连接着一个周期，但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开始步入一个下降轨道，而不是持续的上升。 从趋势的角度来看，中国竞争力呈现的是一种下降的趋势，今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修正阶段的增长形态，各种非理性增长因素，无效GDP成分会得到修正，逐渐从经济增长队列中被挤出。 这一过程当然是有代价的，其成本尚不可全面评估，但中国以往GDP增长中的有效GDP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高，这一点无疑是肯定的。 就此而言，有两种现象值得重视： 第一，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各种担忧似乎有些过分，因为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第二，中国自身对于中国实力整体过于乐观的估计，也值得再认识。 作为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市场，其世界影响力肯定是存在的，但中国的竞争力正处于下降和修正的轨道之上，而非持续的上升，这一点需要警惕，否则分岐化的判断甚至猜测将导致自相矛盾的政策效果。
4将继续压缩产能、解决过剩 我们预估，2018年中国还会继续压缩产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且解决过剩。 从某种意义上说，压缩产能也是一种去杠杆，但实际二者今后将有所分歧。中国政府在去杠杆的问题上保持谨慎态度，这是因为要确保经济稳定，不能出现失速的状态，可能作为调控手段会出现加杠杆的情况。 而去产能，主要是与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有关，否则进口还会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压力更大。 此外，压缩产能还会减少西方对中国的影响。 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从趋势上看，中国经济政策的大目标出现了巨大的调整，由外向内。中国今后经济政策的重点是国内市场，政策方向上强调的也是国内市场。 5政府将重组社会组织系统 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从观察来看，现在正处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初期阶段，反腐败就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一个外部特征和发展证据。 随着这一时期的进程延续，今后中国将会进入到一个社会组织系统重组和重建的阶段，各类社会组织将会全面深化和建设。而目前各类社会组织系统尚处于无序的状态，并未得到统一而有效的重建。 就商业活动而言，各类协会组织将有可能进一步实体化，这将会涉及任命权、审批权、资源分配权等重要的组织资源。 这类组织系统的重建，实际是政府平抑互联网影响和冲击的重要进程和治理步骤，中国政府将会日益重视各类社会组织的建设，这是必然的一种趋势。
6财团经济可能得到采纳和推行 财团经济有可能得到采纳和推行，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理解上的各种混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对于财团的传统认识以及将财团与财团经济混为一谈。 事实上，财团从来都是政府间接控制市场的工具。尤其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这是一种需要巨人的行业，而财团可以充当有效的角色。 而中国未来的问题，在于财团的实现路径。 有关混改的政策文件指出，要立足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需要，根据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将国有企业界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 商业类国有企业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 公益类国有企业则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必要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可以由政府调控。 我们认为，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 现在的混改实际上为财团经济提供了一种实现路径。对于商业类的国有企业，可以“搭船”出海；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有利于引入市场机制，总体上实现“国有+”或是“民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态，让中国企业强身健体。
中国改革以来的政策实践表明，一项好的政策，仅靠理论号召和行政命令是不行的，还是要做基于效率的考虑，利用市场的原生动力加以驱动，才能有效取得实践成果。
7民营企业面临巨大挑战 民营企业在中国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压力，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民营企业家自身的问题，也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原因。 未来，民营企业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 （1）金融资源的限制； （2）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适应； （3）劳动力资源的紧张； （4）法律的完善滞后于发展的需要； （5）资源利用的许可； （6）资源分配的调控； （7）混改。 民营企业家必须要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强力竞争，部分民营企业可能出现“散户”化和“个体”化的趋势，实体企业在事实上转化个人投资者。
8再私有化和再国有化 中国目前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再私有化和再国有化，双轨前进。
很滥的国有企业通过私有化实现扩张；需要政策大力支持的民营企业，则通过引入国有资本，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国有化。
需要竞争和积极性的国有企业是在再私有化的问题；不赚钱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民营企业是通过再国有化，解决养起来的问题。
9大量发债无法避免 毫无疑问，中国存在债务问题，外部世界通常以债务为标准衡量经济体的健康水平，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大为堪忧。实际中国经济的确存在大量债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上升的速度很快。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居民负债，成为中国债务领域的三大负债隐患。 中国社会发展的大目标如果是确定的，那么为了均衡的实现，政府主导就是必须的，而政府财政资源有限，筹集资金就必须依靠大量发债，这是原因之一。 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回收货币流通量，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既然大家不愿意花钱，政府就来帮助你花钱。 10外资在中国将出现分化 回顾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对待外资的第一个阶段基本是以最优厚的条件来吸引外资；第二个阶段强调“利用好”外资；第三个阶段是“让你发财”，这个阶段中国已建立起对自身市场规模的自信，如果说不是过度自信的话。 至于今后，预估来到中国发展的外资将会出现分化，这种分化将会表现在产业门类，也会表现在其他方面。世界金融资本将会在一定程度和一定阶段“看好”中国市场，因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产业转型中明显具有服务业的吸引力。 世界上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产业和企业，也会看到中国市场具有“投资特权化”的倾向，因此也会积极介入中国市场，当然这不会是普遍意义上的外资。 11税收政策或将摇摆不定 债务增长本身就证明政府财政资源的紧张，社会大目标的实现将会导致这种财政资源的紧张更为加剧，因此财政收支恶化的风险隐约可见。要解决这种系统风险，方法通常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加税让税收大幅增长，一个是经济活力释放，税收自然增加。 目前由于世界经济的竞争形势已然成形，尤其是美国的税改打开了世界各国减税的竞赛大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加税虽然有冲动，但却无法拿得出手。
至于经济活力的释放，这要求进一步扩大自由竞争，进一步提升市场化的水平，与现行社会大目标并不一致。所以，现在的中国税收政策实际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摇摆状态。 无论是房地产税，还是其他制度性的税改，甚至分税制的调整，关键问题都是这种摇摆的税收政策造成的不稳定。 换句话说，中国目前的税收体制和税收政策尚处于一种乐观情绪的控制之下，一旦形势恶化，财政收支恶化的风险更为加剧，则税收政策方面的摇摆将会转而变得坚定不移。 12抵制奢侈品消费或成主流话语 中国现在面临着矛盾的情形，经济增长需要消费，但社会大目标的实现也提供了反消费的需要，因为这个社会大目标是以贫富均衡为衡量，奢侈的消费只会夸耀富裕，不会有助于社会大目标的实现。 所以，中国政策对于消费，尤其是奢侈品消费的抵制，会渐渐变为主流话语。 此外，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消费需要大量进口，需要更多外汇，在人民币汇率趋于贬值的条件下，这是很难获得政策支持的。因此未来在反消费的趋势下，反对“腐朽”生活的话题可能再度出现。 13个体效率不等于宏观效率 一枝独秀的产业，一枝独秀的企业，在中国是否存在呢？肯定存在！很多人将此视为一种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中国经济的兴旺和乐观。不过令人遗憾的事实在于，个体的高效并不能反映和证明整体的高效。这种“一枝独秀”恰恰是缺陷而非成就。 任何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这种大国经济，必须在非常多的领域保持高效才能转化为整体上的高效，否则仅仅是数个领域的个体增长很难支撑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
14货币投放不一定导致通胀 在西方各国实行QE以来，中国央行也动用了大量货币工具，投入了一定规模货币量，但这种货币投放并未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大多数使用QE工具的国家也未发生通货膨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实际其原理在《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中已经清楚讲明，就是货币转化成了产能，产能压低了价格。 那么，随着中国奔向社会发展的更大目标，债务以及债券都会有更大规模的膨胀，这种情况下是否会产生通货膨胀？ 答案同样是不一定。 这种情况的出现倒不一定是央行通过各种工具进行平抑，结果导致了通货膨胀没有发作，真正具有极大抑制作用的是，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关系。 如果中国市场逐渐“由外转内”，注重内需市场，从一个向外倾销的“世界工厂”变成一个向内的超大型消费市场，那么通货膨胀的发生几率会改变，通胀发生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
之所以对通货膨胀发生有一定的保留，关键在于“由外转内”的中国经济，通胀是由外部因素导致的。如果一方面发钞，一方面又不注重控制进口，一旦汇率价差映射到了商品价差上，通胀就会伴随商品而输入，这时才会出现通胀。 所以，如果中国进一步扩大货币规模，可以预料今后政策最为强调的就是防止通胀情况的出现。 货币扩张的条件下，通胀是外部性的，这一点影响很大，因为要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进口从紧”就会发生。 15全球将进入贸易保护新时代 如果评价欧盟与美国，美国的贸易保护相对来讲比较低，欧盟的贸易保护倾向其实更严重，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一旦统一步骤就会发现欧盟的贸易保护比美国的更厉害。 欧盟与美国的区别在于，美国的贸易保护在明处，体现在法律和法规之上；欧盟的贸易保护往往是在暗处，隐藏在文化与传统的背后。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成为总统之后，“美国第一”以及“美国强大”的口号落在了实处，尤其是税改，大力吸引美国制造业资本回流，再加上对移民政策的修正，还有大砍联合国经费等措施，在事实上引导全球开始进入了一个贸易保护的新时代。 这是现实。 问题在于，贸易保护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如果你不对等采取措施，就等于为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买单”。这是一种经济海啸，也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旦形成，就势不可挡。 所以，未来世界各国都会由开放的自由市场转而倾向保守，世界各国都会倾向贸易保护，这是未来的大潮流。 不过，这样的潮流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不惜代价生产所造成的。这种过度生产，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兴起，创造无与伦比的乐土，无法令人忽视。 16宏观负债决定人民币贬值 人民币汇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经济标志，众多政策走向都与人民币汇率紧密相关。我们所言及的人民币汇率贬值趋势是指的远期，不是指的当期或短期的人民币汇率。 对于短期的人民币汇率，市场上有很多干预手段，可以人为修正汇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都会这样做。 对于人民币汇率而言，问题在于，长期趋势怎么办？信息分析上的趋势主要是指时间轴上的可见动向，在分析方法上是信息变动的一个横断面观察。 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是如此，时间轴如果被拉长，中国经济体的实际宏观负债就决定了人民币将贬值。其他技术性的工具手段甚至净出口的影响，都不是很大。 净出口，完全可能因管制而实现，但这种情况下，无法因为净出口而认为人民币汇率将是坚挺的，经济体内在的原因还是在趋势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的。 而经济体的内在因素中，债务的上升无疑是肯定的，而且今后规模可能越来越大，因此人民币汇率的起伏，虽然情况纷杂，因素多变，但主要看债务。 17财政刺激方案代替土地经济 如果要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大目标，同时又不会引发巨大的冲击和震动，那么只有靠“钱”来解决问题了。 我们提出30万亿到50万亿的财政刺激方案，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考虑用财政方案以及各种基金取而代之土地经济。拿钱开路，拿钱来填窟窿，否则一定会震动和冲击。银行、地方政府、债务、资产价格暴跌……这一切的影响都不会很小，只有用钱来解决。 事实上，总结中国以往的政策成败经验，其中的一个重要经验是，政策操作放在需求端，影响最小，效果最大。 打压房地产用了这么多办法，消耗了这么多国家资源，效果却不尽人意，市场内不买账，老百姓不买账，开发商也不买账。但如果明确、清晰地将政策放在需求端，提供大量房子租赁，租金价格很便宜，房子住起来很舒服，租约稳定，那还有什么买房子的需要？ 当然，这就是一个钱的问题。 18中国的科技创新拥有巨大市场 从历史的长周期分析角度看，创新科技不一定有利于一个国家，但却一定有利于一个时代。 从中国未来的经济趋势看，有两个原因将有利于中国未来的市场创新科技活动： 第一个，市场规模。只要市场规模足够大，不是那么技术的技术也能产生很大的技术效益。这将明显激励中国的“点子文化”，鼓励市场科技的创新活动。 第二个，从货币刺激的角度看，今后也适合市场科技的创新活动。钱多，但又不知道去哪里合适，找到一个“好点子”就是必须的。 市场科技的创新总是围绕市场、围绕消费而产生，其实就是换个新方式让你花钱更方便、更好玩。这样的市场科技创新也是一种创新，与过去金融界在信用卡上的创新完全一样，有利于刺激消费，也有利于制造风险。 中国最缺少的是生产活动和生产效率方面的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创性创新，目前看到的大都是消费领域的创新，生产领域的创新科技活动还相对比较少。所以今后的中国，创新活动的科技导向似乎正在决定，中国的科技创新可以拥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但却不一定能够拥有一个时代。
19中国将不再有中产阶级 中国今后很难有真正的中产阶级存在，主要原因是两个： 一是成本的高涨将迅速吞噬掉财富和资产，中产阶级徒有概念但无其实质，其资产处于危险之中。 二是技术贵族在撕裂中国的中产阶级，这实际是一种分化，部分中产阶级因为掌握有独特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拥有一种资源稀缺性，导致他们的收入大大高于一般人，成为技术贵族。 至于普通的中产阶级，实际上他们因社会综合成本上涨的速度，远超其收入上涨的速度，而不复存在。 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并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社会普遍的居民负债证明了这一点。而中产阶级的消失所导致的“社会稳定器”的消失，这一问题深为值得警惕，这是今后中国的大问题。
社会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表现极端化，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在背后都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内涵。 20世界将进入大危机时代 这一论断当然与现在的各类乐观预期有着巨大的背离，但绝非耸人听闻。 大危机时代的原理和逻辑是，世界的保守主义潮流将造成成本的上升，资本对于成本高度敏感，成本一上升，资本就疯狂，资本一疯狂，大危机就爆发。 这样的逻辑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测和判断当然“有待观察”，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所经历的保守主义时代都不是好的时代，历史上的保守主义时代，从来都是大危机时代！ 21过度生产将导致世界危机 长久以来，过度生产被视为是一种进步，有本事生产出来，什么东西都拿来投入进行大批量生产，都是“白菜价”，这就是过度生产，实际是一种生产超限战。 过度生产虽然利润微薄，但由于规模大也可以积累起庞大的资本，拥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而这种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市场影响力往往又容易被乐观估计，以为是一种世界市场上的支配性影响力，实际问题不是这样的。 过度生产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导致了贫富差异过大，导致了各种社会不稳定，导致了综合成本的过快上升。更麻烦的是，过度生产还会影响到全球市场关系，影响到世界市场各国之间的竞争关系。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从事过度生产，包括印度、东南亚甚至东欧，打着“学习中国”的旗号与中国竞争，同时使得世界的过度生产问题更加趋于严重。 大家都搞生产超限战，什么都不顾了，赚钱要紧，尽量的倾销，能卖多少是多少！这样一来，世界整体的关系平衡就要被打破，政治精英和政治倾向失去了平衡，大家都乱了方寸，顾此失彼。 穷的变成了富的，富的似乎变穷了；更大的事情没人管了，自然环保和生态，受到严重冲击和影响；各国财政吃紧，越来越倾向于走极端，资本界的保守和谨慎原则被抛弃，凡此种种，都会招致反弹，其结果就是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盛行，逆全球化现象普遍出现，债务堆积。 现在的世界就处于过度生产的状态，这是资本过剩推动的一种结果。现在还看不到问题解决的出口，但它不是不可知的事务，未来经济研究必然会另搞一套体系，形成新的经济认识。 22中国东南沿海或将陷入困境 十九大确立的社会发展大目标，重点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了注重社会均衡。经济增长不再是最为优先的目标，生态均衡、贫富均衡、外交均衡、效率与公平的均衡等等，这些均衡关系是最重要的方向。
从这些均衡关系的方向来看，重商主义的时代接近结束了，经济学家的时代接近结束了。
受这种政策方向转变影响最大的是，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广东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他们在社会转型道路上的压力最大。因为社会发展目标与它们原来的发展模式差异非常大，适应起来更加艰难，说服难度大，转型成本更高。 十九大只是建立了一个发展框架，确定了方向，属于上层建筑的范围，经济基础是否能够跟得上，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考验的关键点是东南沿海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这些东南沿海的省市顺利过关了，社会稳定，经济稳定，则十九大的社会大目标就意味着获得了成功实践。
深层参考
“特朗普冲击”主要是间接的，对中国经济潜藏的危害很大
【研究员】：
“十九大”报告是中国全面转型的世纪纲领，《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转型的指南针，只是两国方向相反，中国向上走，美国向下行。至少在市场建设等方面，中国正在向美国靠近，而美国则学习中国，两个对手相互借鉴对方的优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从高到低可能会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更大能量，而爬坡的中国则举步维艰。但这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拳击赛。中国不应该由此动摇改革的意志，更不要被短期的冲击所干扰。打贸易战时中国不一定会处于下风，但“特朗普冲击”主要是间接的，对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潜藏的危害很大。这一轮大国经济改革竞争与1980年代极为相似，不过，中国面临的挑战类似当年美国的滞胀。中国需要通过稳定宏观环境（控制货币），以及打破管制、垄断和进一步对外开放，释放出被挤压的市场空间与效率，而降成本是最为关键的一环。现在，中美两国市场的各自预期完全不同，美国是欢欣鼓舞的，中国的改革举步维艰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转型叙事”本身就会让中国处于劣势，如果不能稳定宏观环境，不能尽快制定公平、开放的市场规则，不能改革旧的制度，不给出一个确定的政治与经济预期，中美之间的竞争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2017年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白宫在新闻稿中称之为“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张立伟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这份文件更像是对中共中央透露新时代雄心的“十九大”报告做出的强烈回应：两国同时进入一个新时代并为各自的战略目标进行激烈竞争。但这份过度强调竞争而忽略合作的报告显示出美国已经在逐渐失去信心。 “次贷”危机之后的美国出现一种焦虑，即中国经济会赶超美国，这种焦虑感在过去十年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影响力增长而越来越强。奥巴马总统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很快就会变成全球最大经济体，“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他的表态当时引起美国舆论不满，政治精英纷纷表示美国绝不接受做老二。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捍卫“美国第一”，就像他所说，“之前美国处处为别人着想，但现在美国要为自己而活”。报告认定中俄两个战略竞争者是“修正主义国家”，想要摧毁美国的主导地位。这种不加掩饰的霸道，意味着美国可能会采取一切损人利己的办法巩固霸权地位，包括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在朝鲜半岛、中东地区、台湾等战略敏感区域激化矛盾，让中俄陷入地缘政治泥潭，美国则趁机推销军火与其他交易，享受全球动荡带给美国的“稳定红利”。 经常赞叹中国成功的特朗普，似乎正在学习中国的“聪明做法”，韬光养晦，并将发展视为第一要务，认定经济才是国家实力的基础。特朗普试图让美国复制他想象中的中国发展方式与重商主义，即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可以进行更多的干预，卸掉一些政策约束，比如降低环保标准、放松监管、减税、鼓励基础设施投资、贸易保护等等，为此他抛弃了美国长期主导制定并推广的全球游戏规则以及“华盛顿共识”。 “十九大”报告是中国全面转型的世纪纲领，《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转型的指南针，只是两国方向相反，中国向上走，美国向下行。至少在市场建设等方面，中国正在向美国靠近，而美国则学习中国，两个对手相互借鉴对方的优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从高到低可能会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更大能量，而爬坡的中国则举步维艰。但这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拳击赛。中国不应该由此动摇改革的意志，更不要被短期的冲击所干扰。
应当说，特朗普主导的美国转型既有内部政治斗争的驱动，也有经济再平衡的需要，而后者无疑会主动或被动地冲击中国。早在奥巴马时代，“再平衡”就已经启动，即美国经济的再平衡以及中美之间的再平衡。2013年笔者就曾指出，“正在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在短期内将迎来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风险，并将长期遭受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 逻辑上而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有利于促进中美经贸再平衡，但是，由于中国产业向高端领域升级，再加上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美国担忧中国转型成功后，美国将丧失在高端产业及经济规模方面的优势地位。 不过，奥巴马推动国内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再平衡，主要靠倡导而不是主导，在推动中美之间的再平衡方面，则想通过制定新游戏规则，遏制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特朗普则改用粗暴直接的手段，在国内及中美之间用“推土机”加速再平衡进程，或许他因深感规则对美国不公而不加掩饰，或者认为中美竞争时间不站在美方一边而着急。 人们评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总是拿他与里根的供给侧革命比较，尤其是其减税政策。里根时代面对的是滞胀难题，而特朗普需要改变的是经济结构，实现再工业化，收敛收入分配的差距，摆脱对进口的依赖，并削减经常项目赤字。美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主要是硅谷与华尔街，即高科技与金融业，这是美国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并从中受益颇丰，但是，这些产业在美国国内并不会创造多少就业。特朗普想要改变这种结构，实现更多的自给，提高蓝领阶层的收入。 里根为治理滞胀实施了三项政策的组合：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干预；紧缩货币，抑制通胀；减税。紧缩货币让整个宏观环境趋于稳定，放松管制释放出更大的市场空间并鼓励了市场竞争；在宏观稳定与市场空间扩大的基础上，减税激励了企业更新设备与投资，让美国进入一个“大稳健”时代。这三项政策是有机的组合，美国政府的不合理管制以及长期滞胀挤压了美国经济增长的空间，里根成功地把空间释放出来。 但是，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经济已经充分自由，他能放开的管制只有环保、金融等领域，美国也不存在通胀或通缩，也就是说，美国没有什么被扭曲而掩藏的市场增量空间。特朗普减税所激励的投资，不过是他想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出一个相对低端的“增量市场”，即制造业的进口替代，以及由基建更新带动的上游产业。由于美国在这些行业并不具有优势，而且这些需求在未来的可持续存疑，那么，其减税政策带来的激励效应可能并不会太大，也不会太持久。 特朗普政策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主要是其贸易保护政策，但两国在打贸易战时中国并不一定会处于下风。“特朗普冲击”主要是间接的，对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潜藏的危害很大。
首先，美国短暂受到刺激的经济可能会对中国产生虹吸效应，导致资本大规模外流。人民币资产已经高估，收益率也不断下降，宏观环境与经济预期处于比较脆弱的时期。资本外流已经是中国长期挑战，美国因刺激经济而导致的繁荣，可能会加速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进程，从而对中国资产价格与市场利率产生更大的压力，产生系统性风险。这也是中国金融体系防风险的主要外部因素。 其次，可能会出现为避免受到贸易战伤害进行产业转移的现象。中国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无法抑制的成本增速，导致制造业不堪重负。中国制造业出口大部分是由贴牌生产（OEM）企业与设计代工企业（ODM）完成，它们掌握着发达国家市场的客户资源，而后者更有技术优势。为了避免在中美贸易战中受到伤害，这些企业可能会将生产线转移到成本更低而且不受美国关税政策威胁的国家，甚至有的可能直接到美国设厂，这会加速中国一直存在的“去制造业”趋势，未来中国想要“再制造业化”将比登天还难。 第三，世界正处于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酝酿期，如果特朗普的政策组合可以让美国重现短期繁荣并加速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诞生与兴起，那么，美国就会在结构转型升级中领先一步，中国经济转型将遭遇极大的挑战。里根时期放开管制与鼓励竞争，推动军民融合，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革命打下了基础。现在，美国的技术革命走在中国前列，但硬件制造主要依赖中国，一旦美国实现“再工业化”，或许美国将实现“软硬”结合的经济结构，巩固其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 这一轮大国经济改革竞争与1980年代极为相似，不过，中国面临的挑战类似当年美国的滞胀。中国需要通过稳定宏观环境（控制货币），以及打破管制、垄断和进一步对外开放，释放出被挤压的市场空间与效率，而降成本是最为关键的一环。现在，中美两国市场的各自预期完全不同，美国是欢欣鼓舞的，中国的改革举步维艰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转型叙事”本身就会让中国处于劣势，如果不能稳定宏观环境，不能尽快制定公平、开放的市场规则，不能改革旧的制度，不给出一个确定的政治与经济预期，中美之间的竞争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政经观察
2018年这一轮限购松绑，背后意味着什么？
【研究员】：
与之前长沙、郑州、武汉、南京等地以“抢人大战”为由，悄悄松绑限购不同，兰州这一次松绑限购，不仅白纸黑字正大光明，而且得到上级“分城调控”政策的支持。这是一个信号，调控不再一刀切，大多数房价有所回调的二三线城市，势必陆续加入限购松绑的大军。任志强最近也谈到了房价，“2018年元旦之后，关于房地产的第一个消息是合肥取消限价。青岛也开始租房可以落户，兰州也开始调整。3月份的两会还没开呢，两会开完以后肯定有变化。我现在不能再讲房价会不会涨，但我可以说，货币一定是会贬值的。”
就在上上个周末，兰州部分区域率先放松限购。 与之前长沙、郑州、武汉、南京等地以“抢人大战”为由，悄悄松绑限购不同，兰州这一次松绑限购，不仅白纸黑字正大光明，而且得到上级“分城调控”政策的支持。 这是一个信号，调控不再一刀切，大多数房价有所回调的二三线城市，势必陆续加入限购松绑的大军。 从历史来看，从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这20年多里，加码与放松本来就是如影随形，轮番上演，毫无新意。 1、十年限购路线图 限购第一次出现，是在2010年。 经过四万亿的大水漫灌，楼市从2008年的低谷中走出，多地房价涨幅超过50%，楼市调控卷土重来，限购第一次出现在北京版的“国十条实施细则”里。 2011年，元旦刚过，限购就从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蔓延，南京、武汉、郑州等地集体祭出限购政策，从此限购成为楼市调控标配。 2012年和2013年，多地加码限购，调控形势进一步加紧。 2014年，房价回调，楼市遇冷，经济增长乏力，当年6月，以呼和浩特为起点，大中城市纷纷放松限购，到2016年年初，除北上广深和三亚之外，所有城市都放松了限购。 2016年，一二线城市房价暴涨，限购重启，短短一年时间，超过50个城市加码限购，并且叠加限价、限售等政策，“史上最严楼市调控”可谓名副其实。 2018年前后，在货币形势逆转、信贷收缩、房贷利率上浮等大环境影响之下，部分城市房价开始回调，某些二三线城市库存开始上升，于是在“分类调控”的名义下，多地或明或暗放松限购。 2、楼市调控就是个跷跷板游戏 不到十年时间，限购政策松松紧紧了三四次。 限购如此，其实近20年的楼市调控都是如此。 从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开始，到2003年将房地产树立为支柱产业，再到2005年出台一系列限制性政策，再到2008年末全球金融危机之际的大放水，莫不如此。 梳理这一过程，不难发现，所谓调控，一直都在这两大目标之间游移：一是防止过热，二是防止过冷。 一言以蔽之，楼市调控就是个跷跷板游戏。 历来调控很少有撑过五年以上的，早在2016年，我们就做出过预测，没想到才两年时间，限购政策就被弃之如敝屣。 不过，这也好理解。 一方面，调控本来就不是长效机制，有时候它是为了应对房价过热，有时候它又是应对市场过冷。而房价上涨周期一般也就两三年时间，这就决定调控政策难以从一而终。换句话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终病症如故。 另一方面，房价背后有如此之多的利益裹挟，这就决定任何调控都不只是为了房价的合理与稳定，而是为了维系既有的利益格局。 所以，每当市场有所转冷时，调控政策总会适时放松，从不例外。 3、这一次，意味着什么？ 2018年这一轮限购松绑，背后意味着什么？ 其一，经济进入新常态，对房地产的依赖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东北西北的一些城市，经济增长毫无亮点，人口持续流出，除了依靠传统产业之外，恐怕只有房地产这一大经济增长点。既然房地产维系着经济增长和土地财政的双重需要，那么当增长出现问题时，放松调控，回归房地产刺激之路就不令人诧异。 其二，虽然2015年-2017年的这一轮暴涨，几乎覆盖从一二线到三四线的所有城市，但每个城市基本面不同，有些城市的上涨有人口和经济增长层面的支撑，有些城市的上涨则纯属投机游戏，还有些城市的上涨是货币化棚改制造的人为需求。当狂热期过去，自然就能明白，哪些城市的上涨是虚华其里的。 其三，过去的教训仍然没有被吸取。几年前我国房地产的高库存，依靠这一轮的涨价总算去的七七八八；然而，旧的库存刚去，新的库存又来。雪上加霜的是，这一轮上涨，几乎透支了未来数年的购买力，新的库存靠什么来去？取消限购又如何？ 潮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这句话永不过时。 4、2018，还有机会吗？ 目前一二线城市大多数在横盘或下跌，三四线大多数在上涨，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今年三四线就比一二线更值得投资。 反而一二线越是跌的厉害，风险就越小，留给我们抄底的机遇就越大。追涨杀跌是大忌，低买高卖才是楼市最佳策略。 比如目前的天津房价，已跌至17年年初水平，北京更是回到了16年的水平，对于之前没有来及买房的人来说，2018年绝对是最佳的上车时机。 而且，最新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已经有11个一二线城市的新房房价回到了1年前的水平，在经历了一年左右的下跌之后，2018年阶段性底部即将到来。 反观三四线，今年涨的越厉害，房子卖的越多，库存去的越多，将来也就越难转手，被套牢的概率大增。
为什么这么说？ 原因很简单，本轮一二线房价上涨，主要是15年货币政策多次宽松导致的结果，是由货币金融引发的经济行为。而三四线房价上涨，则更多的是由去库存和棚改引发的，是政策导向的结果。 未来，货币金融政策仍会常有，一二线依然会有很多机会，但是去库存和棚改的政策，就很难再出现了。 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所以，如果你打算在2018年买房，不论是投资还是自住，都要牢记这3个点。 货币，土地，人口。 同时具备3个点的城市，才能保证在长周期中，涨的最快，价格最牢固。 尤其是人口，是重中之重。当下，货币利好已基本消失，并且确定要消失到2020年。 那么未来这几年，能看的只能2点，即土地和人口，决定了价格的变化。
如果你所在的城市，地比人多，但是它最近在抢人，那么别担心，未来房价相对有保障。比如最近开始抢人的郑州，武汉，长沙，成都，如果真的能通过各种政策，把人吸引过来，那么未来房价绝对不止现在这个数。 如果你的城市，地比人多，但是依然没有抢人的觉悟，或者没有抢人的能力，那么除了刚需自住以外，不要在房子上多花一分钱。 最后，推荐几个2018年比较看好的城市。 北京，深圳，上海。 武汉，天津，苏州，郑州，合肥，成都，杭州，南京，广州。 青岛，重庆，西安，长沙，昆明，乌鲁木齐。 任志强谈2018年房价：不能讲会不会涨，但货币一定会贬值 1月9日晚，在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任志强做了长达2小时的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精彩演讲，并回答了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下文是任志强谈房地产的部分： 问：2018年房价会涨吗？ 任志强：2018年元旦之后，关于房地产的第一个消息是合肥取消限价。青岛也开始租房可以落户，兰州也开始调整。3月份的两会还没开呢，两会开完以后肯定有变化。我现在不能再讲房价会不会涨，但我可以说，货币一定是会贬值的。 问：租售并举，真的会改变中国老百姓的消费习惯吗？ 任志强：租售并举，租的是使用权，买的是产权，这两个东西怎么能一样呢？你能随便处理租的东西吗？不能。但是我买的东西，我想卖就卖了，想装修就装修了。什么情况下才会租呢？一个是这个城市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才需要租，如果说这个城市是大量的人口都走了，房子都空了，你租什么租啊？ 所以租售并举，在中国大概不超过20个城市。房子越便宜的地方，越不需要租。因为还没租两天，那个钱都够买一个房子了。房子越贵的地方越需要租。按照美国前10个城市对比，需要多少租房量呢？50%。都是人口流动巨大的城市，中国现在有多少？比如说北京，大概有20%的房子用于租，但是有大约36%的人需要租房。所以北京房子不够租。所以北京原来有很多房子打隔断，一个房间隔成两个、三个房间。不过，最近这些隔断都拆了，很多人也就没地方住了。 北京市最近出台的政策，1年建10万套，5年建50万套。如果要让北京市有租房需求的人有地方住，需要大约300万套，大约需要盖30年。我们盖得出那么多房子吗？房子由谁盖？所以不靠私人住房补充和建立租赁市场，中国的租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第一，房子是用来住的；第二，房子不是用来炒的；第三，房子是用来投资的。如果没有第三点，租赁住房从哪儿来？没人投资的话，哪儿来的租赁住房？ 问：目前这个阶段，投资的话，买住宅房还是商民两用的？ 任志强：你管他买什么房子呢，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问，操那个心干嘛？最简单一个道理我告诉你，北京正在盖新机场，你就跑机场边上买一个房子，保证你赚钱。你想吧，新机场旁边五横四纵的公路铁路高铁一大堆，新机场还没开业呢，马上建完。企业家就是要会寻找机会。 问：我是做金融的，比较希望能够找到新的投资点，刚才您提到了房价，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未来崇礼是不是适合投资的地方呢？崇礼的房子。 任志强：我个人觉得千万别去崇礼，还没开始冬奥会呢，价格就炒得那么高了。崇礼有那么多人吗？到时候估计会跌得厉害。 问：任老师您好，您演讲时数据很多，视野很开阔。对比之下，我们这些年轻人感觉自己像文盲，您怎么样学习或者提升自己的？ 任志强：读书。我2018年到今天已经读了12本书，而今天才1月9号。你要是像我一样读书，你肯定比我强。 年轻人老喜欢把时间花在在网络上，最后得到的都是碎片化的信息，而不是系统化的知识。所以如果你能读更多的书，你就能变得更好。
地方财政巨额亏空的背后，是中国人口流动的深刻变化
【研究员】：
财政巨额亏空的背后，是中国人口流动的深刻变化，一些省市获得了人口流入红利，而其他省市则陷入了“人口失血”。6省一市经济发达，人均收入高，地方政府管理相对规范，这就形成了正循环，吸引其他各省的劳动力和大学毕业生前来工作、就业，“虹吸效应”源源不断的汲取了最宝贵的“资源”——人。6省一市不仅吸引了其他省份的劳动力前来创造了大量财富。同时，还极大延缓了这些省市的老龄化，缴纳的社保也极大改善了这些省市的社保运营状况。财政盈余、亏空的背后，是人口迁徙，而人口迁徙的背后，很大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以及经济国有化程度。市场经济正在不断“惩罚”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不高和国有化程度高的地区。
关于“地域黑”似乎是互联网上永恒的话题，富裕地区的瞧不上贫困地区的，本地人瞧不上外地人，大家一起黑中原人。 前段时间有则新闻传得很广，那就是所谓的“六省一市养活全中国”，新闻称中国25个省市财政巨额亏空，其中“东北国企负担重亏亏亏，华北经济转型开始亏，西北老少边穷要大补，西南全部亏，中部六省崛起正在烧钱，东西南北中，靠东南、北京5个富裕省市养，从财政盈余中抽钱补西南北中”。 如图： 事实果真如此吗？ 权威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新媒体还专门发文“澄清”了下，文章表示，“全国财政是一盘棋，中央财政收入是大头，国税系统从全国征税到中央，然后中央再统筹兼顾，将大部分收入“转移支付”到地方政府，来实现全国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也就是说，不要分你省还是我省，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都是中国，中国人挣到的钱需要交税，税收到中央再统筹分配到全国大家一起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 听上去似乎是很有道理。 但其实，这没有直击问题的核心。 财政巨额亏空的背后，是中国人口流动的深刻变化，一些省市获得了人口流入红利，而其他省市则陷入了“人口失血”。
01总部经济的好处 所谓“财政转移支付”，就是全国各级政府之间存在财政能力差异，有的地方财政收入高，有的地方入不敷出，所以为了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由中央统一分配部分中央财政资金转移到各地方，以达到财政平衡。 以我国的体制，统筹兼顾自不用说。道理相信大家都懂。那么，这一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有多大呢？真的跟上文那张图一样因为一些省市出现25349亿的亏空，需要发国债填窟窿？ 当然不是。 根据财政部给出的数据，2015年中央财政一共向31个省份拨付了总额5.5万亿元的财政资金。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15.43万亿元，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6.9万亿元。5.5万亿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80%，全国财政收入的35.6%。 中央财力稍显充足，背后是部分省市强劲的经济增长，企业缴纳了巨额的国税、关税和央企上缴利润。而总部在北京、上海的央企的税收，大部分上缴中央，部分可以共享，所以北京、上海的税收总额相当大。 这就是总部经济的好处。 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02巨大的收入差距 首先，我们要承认，我国国土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是极其不均衡的。北上广深人均GDP已经接近某些发达国家水平，而广大的西部地区还比较穷。 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有多不平衡呢？ 让我们看看一份统计数据： 有意思吧，人均GDP，天津第一名！但是稍微了解过天津、北京的猫友都知道天津和北京差距有多大。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天津人均GDP比北京高呢？因为大规模的投资推动，使得一下子放大了GDP规模。所以，人均GDP这个概念仅供参考，现在的投资对应的都是“负债”，还要看将来能否产生实打实的利润。 更具参考的是人均收入。 在人均收入方面，北京、上海遥遥领先，突破了5万元大关。超过3万元的还有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以27608元紧随其后。深圳作为计划单列市，单独核算后2016年GDP超1.94万亿元，增速居广东省第一，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四位，人均收入55000元。 从全国范围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3%。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同期的2.73下降为2.72。 对比可知： 1、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深圳、福建的人均收入可谓超出了其他省市一大截。第一名的上海足足是最后一名甘肃的3.7倍； 2、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也超过了全国的平均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3616元，而全国平均线是23821元，全国线足足低了一万元，原因是农村居民收入太低，只有12363元，比全国线还低一万元； 回过头我们再看看，高收入的6省一市，正是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同时，也是财政盈余的地方。 其实，这是我们揭开财政盈余的真正原因的钥匙。 03“流血的伤口” 经济发达，政府才能收到税，税收多了才可能有财政盈余，道理很简单。但经济要怎样才能发达却是个复杂的问题。6省一市都是沿海地区（北京是首都，离海也不远），政府投入也巨大，民间投资活跃都是重要原因，这里就不展开论述。 笔者要说的是，6省一市经济发达，人均收入高，地方政府管理相对规范，这就形成了正循环，吸引其他各省的劳动力和大学毕业生前来工作、就业，“虹吸效应”源源不断的汲取了最宝贵的“资源”——人。 21世纪什么最贵？ 当然是人才。 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深圳、福建对人才和劳动力的吸引有多大呢？ 从两张图可见一斑： 1、2016年春运期间除夕前人口迁徙的图，注意，前十大迁出城市基本是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的城市。 2、2017年春节前同样如此： 2016、2017年春节前热门净迁出的省份都集中在广东、京津沪、江浙和福建等省。其中京津沪、广东省、浙江省的外来人口比重高于其他省份，热门迁入省份主要有安徽、河南、湖南、江西、辽宁等省。 也就是全国人民“都跑去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深圳、福建打工了”。 这部分人口占这6省一市的比例有多高呢？ 北京：2014年末，北京市户籍人口1333.4万，而常住人口规模达2151.6万，也就是说常住外来人口818.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8.1%。 上海：根据上海发布的《2015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至2015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33.62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81.6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40.6%。 深圳：2015年深圳市常住人口为1137.89万，其中户籍人口仅有354.99万人，外来常住人口的比重为68.8%。 广东（含深圳）：常住人员1.1亿，户籍人员8282万。 浙江：常住人员5590万，户籍人员4260万，净流入1330万。 江苏：常住人员7998万，户籍人员7128万，净流入870万。 福建：常住人员3874万，户籍人员3258万，净流入616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省份和地区是人口净流出的： 安徽、四川、河南：流出800-900万。 湖南、湖北、江西、广西、贵州、重庆（农村地区）：流出500-700万。 河北、山东、江苏苏北地区：流出300-350万。 黑龙江：流出250万。 让我们回头看看，这些人口净流出的省份无一不是财政巨额亏空的省份。 04年轻人 VS 老少边穷 我们知道，GDP是按辖区来核算的，比如广东省的GDP就是广东省辖区内的人们创造的新增财富总量，只要是辖区内的，不管是户籍人口还是外来常住人口。湖北、广西、江西等省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广东经商、打工所创造的财富，都算是广东的GDP，所纳的税也算是广东的税收。 这个道理一说大家就明白了，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给6省一市创造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富通过税收成了这些省市的财政收入。 所以，6省一市财政盈余的背后，是吸引了其他省份的劳动力前来创造了大量财富。 同时，还极大延缓了这些省市的老龄化，缴纳的社保也极大改善了这些省市的社保运营状况。
这里就简要提两点： 1、六省一市所吸引的劳动力，基本是青壮年，并且受教育程度较高。 （1）六省一市云集了中国最好最多的高等院校，毕业生普遍愿意留在当地择业或者交流到其他发达省份； （2）六省一市收入水平高，吸引了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 2、人口净流出的省市尤其是农村地区，现在常住的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 （1）老人和孩子是净消费者，并且需要大量的政府补贴（教育、医疗、养老），造成了这些地方的财政开支增大，又因为缺少劳动力创造财富，所以本地的财政收入和开支倒挂，需要更多的上级财政转移支付； （2）其他25个省市绝对不是靠六省一市“养”的，因为如果我们以GNP核算，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那么六省一市外来常住人口所创造的财富当然部分归为户籍所在地。这样一算，是不是就平衡些了呢？ 他们所缴纳的个税和消费税等税种自然是应该纳入中央财政统筹安排的，他们打工带回去的收入也是平衡了各地收入。 05要留住人，先改革 财政盈余、亏空的背后，是人口迁徙，而人口迁徙的背后，很大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以及经济国有化程度。
市场经济正在不断“惩罚”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不高和国有化程度高的地区。
比如东北，众所周知，最近，因为“毛振华怒斥亚布力管委会”和“雪乡宰客事件”，黑龙江省成了新闻热点，被网民们认为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不高。 或许就是这个原因，黑龙江人口已经“失血”多年。从本世纪初到2010年，黑龙江净流出人口增加了2.6倍，达204.8万人，其中本科以上的高学历人群是很活跃的群体。而根据齐齐哈尔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全市净迁出37779人，2013年这一数字为25381人，流出速度呈加快趋势。 年轻人都走了，都去外地创造财富去了，剩下老人、孩子，财政能不亏空吗？ 可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地方就留不住人才、劳动力呢？
社会透视
亚布力风波中的配角：谁来拯救那些走不出去的东北人？
【研究员】：
毛振华的控诉为东北营商环境撕开了一个口子，将大众目光再次聚集到这片黑土地。然而，当舆论聚焦在政商界的两家巨头时，却忽视了留守东北多数人，亚布力村民们的生活并没有因省委调查组的来临改变些什么。2000年以来，已经有超过400万的东北人背井离乡向内地和沿海谋求出路。但和那400万背井离乡的东北人不同的是，留守东北的多数人，在资金的，家庭的，环境的怪圈中反复挣扎，但想要挣脱出去并不容易，他们走不出亚布力，走不出东北，更走不出自己的困境。
从哈尔滨国际机场上空向下俯瞰，在这片方圆超过数百公里的区域之内，很难找到成群的高层建筑，纵横交错着的都是些农田开垦出的土路，大片的农地一直伸展到了北边的松花江畔。这是东北给人的第一印象。 东北三省，幅员78.73万平方公里，如果算上内蒙和河北部分地区，整个东北地区占地面积共有152万平方公里，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数据，东北地区人口共有12950.92万人，人均占地11736平方米，这是同时期河南人均占地面积的10倍还多。 但这样的统计结果并没有把近年来东北外迁人口完全考虑在内，杨芳、孔维卓在“凤凰财经”撰文指出，2000年以来，已经有超过400万的东北人背井离乡向内地和沿海谋求出路。 如果把东北人外迁的路线画出来，以黑吉辽三省为起点，有无数条线辐射到各地，其中最远落在日本、韩国和西欧等不在少数。 当然，最粗的两条应该是东北到三亚和山东。在三亚旅游，当地出租车师傅经常会抱怨，三亚已成了东北第四省，当地服务业、餐饮业已经被东北人占了大半。而山东由于和东北有天然的血缘关系，每年南归的东北人也不在少数。 不知如今的东北人在迁往山东的路上还能否发现当年祖辈闯关东的痕迹。19世纪初，大批饥民拖家带口依傍海道北上数百余里闯过山海关直抵辽东，在白山黑水间定居。根据张善余的《中国人口地理》统计出的数据，新中国成立前，闯关东来东北的居民多达4000万之众，或是东北历史上唯一一次人口剧增的时代，而多年以后，东北人又开始了第二次迁徙。 当地多位居民告诉我们，在东北大部分的乡镇家庭里，你已经很难看到20多岁的年轻面孔，4、50岁的中老年人成了绝对的家庭壮劳力。 在哈尔滨东南方向两百里外的亚布力小镇上，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几天前刚和当地管理者爆发了激烈的政商冲突，但很少人看到，雪山脚下的数个村镇已经十室九空。 离亚布力不远处的鱼池乡新兴村，2015年曾被评为先进文明村镇，但在如今的镜头前，这个70多户的小村现留住户不足10个，朱墙黑瓦的村门依然如新，当地居民说，为了盖这个牌楼，当地政府花了将近80万，但其间村民陆陆续续都远赴韩国打工，如今已经走了将近80%。 从2004年开始，政府已累计向东北投资将近1万个亿 这里的黑土地似乎有种和引力大到光都无法逃脱的黑洞相似的特性，80万建一个牌楼的投资对于东北而言真的不值一提，仿佛天体被吞噬，不会激起丝毫回响。 北京大学博士后王福重曾经统计说，从2004年第一轮东北振兴计划开始，政府已经累计向东北投资将近1万个亿，平均到现在的居民身上，差不多一个人一万块钱。 毛振华雪地喊冤一事就发生在发改委发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三年实施方案”后的一年多时间，毛振华“投资20多亿打水漂”，与此前原欧亚集团总裁杨斌在沈阳建荷兰村、原华晨集团董事长仰融在沈阳创建金杯客车公司相比，这样的数目只能算一般，但就结果而言，毛振华可能算好的。他的控诉为东北营商环境撕开了一个口子，将大众目光再次聚集到这片黑土地。 风波中的配角：亚布力小镇村民 除了中诚信集团和亚布力管委会的矛盾，需要探求的真相并不只有一个，比如这场风波中的配角：亚布力小镇村民。 当舆论聚焦在政商界的两家巨头时，却忽视了留守东北多数人，亚布力村民们的生活并没有因省委调查组的来临改变些什么。
当冬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射进村镇，曾经的奶牛大户潘丙坤，依然孤身一人为自己420多万的外债四处奔波，10年前，他还是一个身家百万、妻贤子孝的知名富裕户。他根本没想到，仅仅三年时间，他落得了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的下场。 亚布力周边三胜屯的农民刘根生（化名），依然要为明年种什么而踌躇不定，去年种大豆分文不挣反而让赔了6万多块，他太想和村里大部分人一样，离开东北举家南迁，但他做不到。 林业局下岗职工陈东升（化名），他也依然要为明天开港田（三轮车）拉客的多少而担心，每月2000块钱的收入除了用来供孩子上学以外，还要攒下来缴纳一年7千多的养老金。他说他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在距黑龙江省会城市哈尔滨市仅200多里的亚布力镇上，每一幅面孔都刻着满满的故事，他们可能是餐馆的老板、木器厂个体户…...他们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局限，他们都有着离开的诉求。 但和那400万背井离乡的东北人不同的是，他们在资金的，家庭的，环境的怪圈中反复挣扎，但想要挣脱出去并不容易，他们走不出亚布力，走不出东北，更走不出自己的困境。 一场亚布力的雪场风波，将他们从被深埋的白山黑水中，吹到了我们的镜头前。 一个养牛大户的独白：“从投资600多万到倾家荡产负债420万，我只用了3年时间” 初次见到潘丙坤时，他甚至把我们当成了讨债的人而迟迟不敢近前，他双手插兜，从街角慢步拐过来，把连衣帽上沿压得很低，整个身子藏在了黑色外套下的暗影里，当他确认车上只有他一个熟识的朋友和两位年轻的外地人时，他才放大胆子，大步走了过来。 “我做梦都想让权威的媒体把我的遭遇报道一下，你们可算来了！”潘丙坤把我们迎进房间，把一叠厚厚的资料摆在我们面前。
“我能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负法律责任，这些都是证据。”他指着这叠印满了红手印和红章的资料对我们说，他的嗓音浑厚沙哑，气息很重，好像是在哪喊破了音，潘丙坤告诉我们，每到叙述起这段糟心的养牛经历时，他都会突然反胃吐黄水，希望我们不要介意。 紧接着，他抱起膀子，身体前探，滔滔不绝的讲述起10年前的自己。 整个亚布力搞种子的，我是第一个有手机的 如果没有2007年的那次奶牛小区的投资，可能潘丙坤依然是亚布力地区的种子大户，他从1990年开始涉足种子行业，经过近20年的经营积累了丰厚的家底，96年的时候，潘家就是镇上知名的富裕户，他曾在当地提供了120个人的工作岗位，这还不包括自家高价雇佣的两个保姆和一个门卫，整个亚布力地区，他拥有38家门店，每年营收320万元左右。毛利20多万。 “2002年到2007年那是咱家最辉煌的时期，整个亚布力搞种子的，我是第一个有手机的，也是第一个有车的。那时候我每年抬款300万左右，但年年利息从来不差乡亲们的。” 潘丙坤口中的抬款是指民间的借贷，东北小镇地广人稀，大家互相之间都很熟络，以信誉为保障的个人借贷早在20多年前就已盛行，既然有“按手印拿钱“这样的原始方式，就很少有人会选择银行的抵押贷款。当然，这样的借贷也并非毫无保障，担保人要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这样的手印协议也成了后来绑缚潘丙坤最紧的一根绳索。 2002到2007这5年间潘丙坤一家先后在乡镇和市区买了8套房子，修建了两个仓库还买下了一个烟草公司，并开始雇佣第三个保姆照顾市区女儿的生活。 时间终于到了2007年，在当地政府的宣传和妻子的鼓动下，一直经营种业的潘丙坤花了58万买下了一个废旧的奶牛小区。 这笔投资的营收来源就是蒙牛乳业的牛奶收购管理费。“蒙牛大概给养殖户们一公斤3块钱的收购费，同时提给我一定的管理费，这样大家都有钱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月能净赚6万左右。”潘丙坤说，既有管理费的收入再加上乡镇政府承诺给他每头牛500块钱的补贴，他感觉这买卖很划算。 2007的一年里他先后往奶牛小区投资了600多万元，除了其中200多万基础设施投资，还有为养殖户担保的民间借贷4百多万元，包括买奶牛和饲料的费用，以及日常的养殖开销。 就这样，奶牛小区出奶量从0.8吨跃升到了3.8吨。尝到甜头的潘丙坤和妻子合计说，照这么发展，以后三个女儿的陪嫁三百万是不成问题的，剩下的钱还可以在亚布力开个养老院。 但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发展，在奶牛小区实现盈利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场意外的变故发生了。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的潘丙坤只剩下了库房上层100多平米的住宿区域，其他资产还包括四周几百平米的门面房和一块无法抵押贷款的5万多平米的废弃养牛场地。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这些地方我也已经抵押出去只借出了60万元的周转资金。”潘丙坤告诉我们，他妻子也在2012年和他正式离婚，他现在需要偿付高达420万元的外债，还需要抚养3个孩子。 2016年的春节，潘丙坤只剩下了200块钱，但这对他来说已经是个很不错的年了，以前的年关前后他都因为还钱还的分文不剩。 在这个勉强可以称为家的100多平米的房间里，潘丙坤的生活极其简单，空荡的客厅里放着三四件家具，整个房间正中的神龛显得格外惹眼，那是一个雕花的木制龛位，里面的红布上有毛笔字写着：财神之位。 这一切的变故，源自于2008年年初那场席卷全国的乳业风暴。
那是中国食品生产史上唯一一次重大的生产安全事故，三鹿集团，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等多个国内奶厂产品先后被查出含有一种叫做三聚氰胺的化学成分，这造成了大批婴幼儿患病入院，死亡4例。从那时起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在各大超市中都很难见到国内奶粉的身影。 包括潘丙坤在内的20多家尚志市奶牛养殖大户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2008年8月起，潘丙坤送往蒙牛的奶开始频繁被厂家查出各种名目繁多的问题，有时是含有抗生素，有时是微生物超标，但结果都一样：被以残次品的名义强制倒掉，潘丙坤最多的一个月被倒掉了整整10车奶，陪了26万。 “他们收不了那么多奶，就说奶里面有问题，倒掉不算完，还每次都罚我们钱。这是在往奶农的伤口上撒盐啊！”这是潘丙坤对蒙牛乳业做法的理解。经走访调查，全镇20多户牛奶小区园主都向我们反映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从每月净赚6万多到赔26万，仅仅相隔一年多时间，但这只是他噩梦的开始。 首先是养殖户活不下去了，有些人开始把奶牛当肉牛来卖。原先一头值1万3千块的奶牛，卖出价格不到3千块钱，3年时间，小区牛数从460头锐减到了2011年末的137头，当地人把这些惨状称为“牛吃牛”。 亚布力居民刘大顺（化名）告诉我们，为了能留住蒙牛企业在此设厂，当地政府曾想方设法鼓励人们养牛。除了承诺给与一定的养牛补贴外，还在满街贴满了红色标语：“一头牛，富流油，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但现在，镇民们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则是“你跟谁有仇，就让他养牛！” 求助无门 急需资金周转的潘丙坤找到了当时的镇政府，他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把当初承诺的养牛补贴给他救急。第二个就是申请银行的低息贷款。 和蒙牛乳业的态度不同，镇政府正面回应了潘丙坤的要求，首先，养牛补贴是国家对地方政府的鼓励，这些钱应该留在政府公用。其次，银行的贷款可以，但需要对奶牛进行二次投保。这样银行才敢发放贷款。 为了能尽早拿到贷款，潘丙坤不得不对已经上过保险的奶牛再次保费，当时的承诺是一头牛保8000块钱。但当潘丙坤拿着办好的保险手续向银行递交了贷款申请时，他急盼的救急钱却怎么也到不了账了，“他们的理由是国家有调控，不允许随便放款了，一个理由就给你推掉了。”潘丙坤说。 说到此处，潘丙坤的腰直了起来，他挥舞着胳膊，大声叙述着，完全没注意到自己飞溅出的口沫，不知道那尊摆在客厅中间的财神位在那时是否入住了潘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的潘丙坤财运一直在探底，他还没有到最糟糕的时候。 触及潘丙坤财富底线的，是2011年前后发生的事情，先是他小区的牛开始了大面积的病倒，后来陆续死了28头，他找到保险公司索赔，但只报上去了最先病死的4头牛，潘丙坤回忆说，“后来这四头牛的保险理赔费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因为他们发现我这病死的牛达到了28只，太多了，就干脆都不陪了，我再去找的时候，发现他们把经办这个事的业务员都调离了岗位。” 再后来，长年为养殖户担保的潘丙坤终于出了事，他小区的一个养殖户借了别人10万块钱后突然失联了，作为违约责任人的潘丙坤自然成为了债主围攻的对象，但那时候的他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窘境，没钱还债的他也因此被戴上了手铐。被放了出来后，名字已经被列入当地信贷黑名单，这意味着，他仅有的5万平方米养殖园区也无法抵押贷款，这时候，他也走上了变卖家产还债的唯一出路。 2011年之后的潘丙坤似乎接受了现实，养殖户们已经开始陆续逃离，他知道这些债务大部分养殖户们肯定还不起，他便自担了所有债务责任，截止到2011年末，他担保的债务累计本息达到了420多万，6年多时间里，他变卖家产，前后还了200多万，还剩有200多万压在身上，2012年的家庭婚变，又让他成为了单身父亲。 现在的潘丙坤资产所剩已经不多，除了临街几百平方米的库房为他贷出60万元的资金外，就是那块5万多平米荒废许久的养牛场。而他也不再从事奶牛养殖，再次拾起当初贩种子的经验，和很多闯关东来的山东人一样，他也想离开东北，在山东地区重新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 “你就没想到要再次找找政府，让他们帮帮忙？”我们试着鼓励他。 “找也没用，这都以前发生的事，现在的政府也不清楚，我还费路费呢。”潘丙坤告诉我们。
几年前，他曾经托人找到尚志市的一位领导，跟他说了自己的遭遇，但被人一句话怼了回来“这位领导当时就说：你自己经营不善你能怪谁？我当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不久，他听说这位领导也因为个人问题被上级调查，不再有任何消息了。 我们当着他的面，拨通了他的奶牛小区所在地“尚志市石头河子镇”副镇长的电话，当被问及是潘丙坤的问题时，这位副镇长的语气变得柔和起来，他表示自己曾经帮潘丙坤和银行等机构沟通过，但事情发生的太久，具体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你们帮帮我吧，谢谢了！最起码能把该我的补贴给我，让我还一部分外债。”这样感谢的话，在长达2个多小时的采访里，潘丙坤曾多次说道，一个年近60的东北汉子，满脸皱纹低声央求，让人看了心疼。
借高利贷种地的农民：“以前没有听说种地赔钱的” “我爸当时还不到二十岁，从山东直接坐了一趟火车就离开老家了，他当时也没有方向，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来自黑龙江尚志市亚布力镇的老头，便跟着来到了这个安家了，一待就是一辈子，”谈到当年父亲闯关东的情景，刘根生第一次笑了，眼尾的皱纹拉得更长了。 据悉，全国解放后，统计的闯关东后留下的山东人达到700多万，约占当时东北总人口（4000万）17%，而当时全国人口为5.4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闯关东“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 “我爸刚来的时候，这儿还全是树，他就跟着生产队一起开采地、挣工分，就是把林子砍了开采成耕地”。提及“闯关东”的祖辈、父辈的“冲劲儿、闯劲儿”，村里人多是自豪的。而如今，这个词掺入了更复杂的情绪。 “村里大多数父辈都是当时闯关东过来的，现在有能力的大多又回山东打工了，觉得文化相近。我们想回去也回去不了，上有老下有小，父母身体不好，父亲现在还住着院，小孩现在还在上小学，怎么走？”刘根生叹一口气，摇了摇头，“回不去了。” 玉米直接烂在地里了 刘根生，来自黑龙江尚志市亚布力三胜屯（村），典型的东北农民，黝黑泛红的脸上，眼角、额头、嘴角都挂满了皱纹，看起来不像40初头的汉子，更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中年老农。从父亲“闯关东”来到这片黑土地后，全家再也没有离开过东北。 东北盛产大米、玉米、大豆等，其中黑龙江是典型的农业大省，粮食总产多年全国第一。“亚布力分为南沟和北沟，南沟有水田，但我们没有水田，只能种豆类。南沟还离着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很近，一是种水稻赚钱，一是开餐馆做生意赚钱，南沟的都发了，而我们北沟什么都靠不着。” 近年来，农产品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等日益严重，作为农业大省的东北首当其冲。比如玉米，截至2016年，中国临储收购玉米累计达到3.1亿吨，累计出售量约7000万吨，库存达到2.4亿吨。据专家推算，2.4亿吨玉米一年的库存费用超过600亿元。 2.4亿吨玉米库存里，其中黑龙江去库存压力最大。为了解决玉米产量过剩问题，2016年，东北三省将以往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并调减玉米种植面积，鼓励改种植大豆等其它农产品。“2015年以前没有听说种地赔钱的，2016年，农民种玉米的都赔死了。价格从每斤7毛钱直接降到了2毛钱，有些地上的玉米直接烂在地里了，收割的成本费都不够。虽然有些补贴，但是农民拿到手里的很少，多数补贴都到‘地主’手里了，”刘根生说。 去年种什么赔什么 刘根生的村子多是山坡旱地，以种红小豆为主，玉米种得比较少，赔得还不算多，但2017年却也栽了大跟头。像往年一样，2017年刘根生的近五百亩左右的耕地（其中自己的地只有几十亩，多数是租的）再次种满了红小豆、黄豆等。“2016年红小豆价格产量双高，村子里家家户户都赚了点钱。去年，我一共投了18万，最后只卖了17万多，还要付近2万高利贷利息，加上一年的其它花销，一算帐6、7万没了，”刘根生哽噎说道。 “没有人指导，老百姓是瞎种，一到春天放种子的时候，就对比看看各个农产品价格。老百姓习惯是，一般上年种什么赚钱，下年继续种。我们借着高利贷，也不敢冒险种其它的。”
2017年，东北三省调整了大豆目标价格政策，实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机制。黄豆价格从2块4左右到了1块6，红小豆价格从3块6左右降到了2.2块左右，加之天气不好导致产量低，用刘根生的话来说“最惨的一年，村里基本都赔钱了，只是赔多赔少的问题。补贴一分钱都没拿到。” “亚布力地区农产品价格都让粮店控制了，每年12月左右粮店会开会，固定一个收购价格。本来这个农产品每斤能值2.5元，它只收2.1元。老百姓不卖不行，还得还债，最后只能被逼着卖了，”刘根生说。
务农几十年，刘根生的经验是“看天吃饭”，“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井底的青蛙，外面根本什么信息也没有，也不懂如何自己找销路，只能依靠粮店，”刘根生指着村口的那条土路说道，几年前就已上报建水泥路，资金也拨下来了，但到现在一点动工的迹象都没有，如果没有大雪覆盖，这条路沙尘飞扬，崎岖不平，每次赶集都要浪费半天时间。 在所有成本中，租地费用是最大的一笔开销。村民自有土地一般最多只有几十亩地，多数要通过“地主”（地主从当地林业局里承包了大量土地）租地扩大生产。“几十亩地不够养一家老小。一般地租每亩360，化肥每亩得花费一百四左右，此外还要加上农药、种子和雇人等各种费用，粮价跌了，地租、原材料和工钱涨了，一年下来，两手空空，”刘根生叹了口气。 “去年仅仅地租费用就花了8万5，全借的钱，利息很高，当地借民间借贷很常见，不管是种地的、做生意的都借，”刘根生说。据悉，最高利息达到过2分利息（一万每月还200，一年还2400元），现在基本在1分2至1分5利息之间，比如1万块钱年底需付息1440至1800块。 “那么多地，一投就十几二十万，农民手里哪有那么多钱。银行贷款又比较麻烦，必须三户联保，互相担保才能贷。当地有一个惠农政策，利息差不多7厘利息（1万块每月还70，每年还840元），但最多贷款5万，剩下的也只能民间借贷，”刘根生说。
年轻人都走了 去年，三胜屯又有一批人外出打工了，这让刘根生好生羡慕。“我们临近共十个村，原来差不多1000人，现在一半都没有了。现在村里基本没有20岁至30岁的年轻人，我是特别想出去啊，出去不了，”刘根生指着门外漆黑的一片： “你瞧瞧，亮灯的有多少，我们屯一共三百来户，现在七八十户房子空着。”
2000年和2010年的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的人口流失已达400万人，其中高层、管理层和生产线的骨干力量占了多数，净流出200万人口左右，平均每年外流20万人。“回去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了，工资也非常低。不管怎么样，即使外面混得不好，也不会回去发展了。”一位在成都从事IT的东北研究生坦言。 除了年轻人大量外流外，近年来老年人也竞相南下养老，所以有了坊间流传的“东北第四省”（海南）。从三亚市异地养老老年人协会的会员情况看，东北人最多，东北三省中黑龙江最多，黑龙江之中哈尔滨人最多。 “年轻点的、能出去的都出去打工了，在外面一般每月能挣四五千，即使挣少了，混不好也不愿意回来了，导致现在我们种地想招工都很难了。现在雇工的比打工的还多，所以工钱只会高，不会低，每人每天150，”刘根生。 “我们现在招短工都特别难，工人都外出打工了，工厂被迫停工半个月了，等工人回来再开工，”一位在亚布力镇上的木器厂老板说道。
每年开春和秋收农忙的季节，刘根生会先到村里招稍微闲点的地少的农民，招不到就到亚布力镇上招人，年龄基本都在40至50岁。 “农民还好，他们有土地，至少不会愁吃愁住，像我们镇上的人，每个月工资不到2000还要自己交保险和养老金，剩下的还不够交房租、孩子学费和生活费，”一位在亚布力镇上餐馆打工的员工抱怨到。 当问到今年准备种什么时，刘根生迟疑了下，“还不知道，一点目标都没有。听说限产，化肥涨了40块左右，粮店报的粮价又降了，一算不用种了。往年这个时候早就出去租地了，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准备，租了地种什么呢？” 他抬头望了望窗外，现在已是晚上7点，这里的冬天，4点左右就逐渐黑了，现在已是漆黑一片。要是白天，可以看到白茫茫的一片，厚厚的积雪盖在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压得严严实实，只剩下山上高耸的树木稀稀疏疏立在雪地里。刘根生的家坐落在山下不远处，守护着这片黑土地。 话末，他补了一句，“种什么都不值钱。” 林业局下岗员工：没想到自己会下岗 “林业局黄了，”这对陈东升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也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 1986年，陈东升初中毕业接了父亲在林业局锯木厂的班，成为了亚布力林业局储木加工车间的一名正式员工。他在工作中任劳任怨，不挑活，是厂里典型的“老实人”。 在别人看来林业局的员工工作是非常体面的，然而陈东升描述，加木厂灰尘漫天飞，隔着几米远都看不清楚人形。从1986年到1997的十年中，他的双眼两次差点因为木屑蹦瞎，最后还落下了“肺炎”的病根。 亚布力林业局隶属黑龙江森工总局，始建于1958年，位于黑龙江省长白山系，张广财岭西麓，施业区总面积30.6万公顷，是全国100家大型森工企业之一。从行政级别来看，亚布力林业局和黑龙江尚志市级别相当，高于黑龙江尚志市亚布力镇的级别，所以亚布力林业局在亚布力镇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亚布力镇上，有一部分地块属于林业局管辖和办公，有自己的公安、行政、物业等管理系统，另一部分归当地镇政府管辖。 再说黑龙江森工总局，隶属于国家林业局，下辖伊春、牡丹江、松花江、合江等4个林管局、40个林业局等，纵贯小兴安岭、完达山、张广才岭，森林覆盖率83%，总经营面积10万平方公里，约占黑龙江省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所以，林业局体系在黑龙江占有很大的体格和分量。 林业局具有审批砍伐权利，掌管着当地森工系统。比如亚布力林业局，在国家严令禁止伐木之前，设有伐木、加工木材、经销木材相关厂区等，而现在只剩下行政管理、防火、物业、学校、检查站等相关办事机构。 一个个锯木厂倒闭了 “我是最后一批进去的，第一批下岗的，干到1997年我们车间就下岗了，那一批亚布力林业局一共下岗2000多人，”陈东升咳嗽几声，低着头说道，“一开始工资600左右，最后涨到了1000多，虽然工作辛苦，工资不高，但政府给交着五险一金，觉得一辈子也有保障了。” “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寻思这个事情，如果我知道林业局会黄，我当初就工伤退休不干了。当时年轻身体好，我肯定就出去打工了，而现在一切都晚了，”陈东升捶了捶腿，叹气说道。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集体林区林业进行改革，林业开始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改革。1985年开始木材购销体制改革，取消木材统购统销，木材市场化之后，大量利润流人中间商业环节，偷税漏税严重，不法商贩牟取暴利，这大大刺激了木材大量被砍伐，最终出现了全国性的（包括国有林区）林业“两危”（资源危机、资金危困），木材供求矛盾日益尖锐。 为此，1987年中央下发文件，为制止乱砍滥伐，关闭了木材自由市场，明确规定木材由林业部门统一收购。这一政策虽然控制了木材市场的混乱局面，但黑市交易仍然十分猖獗，林业两危”状况仍未根本好转。 “腐败严重，很多官商勾结的，滥砍滥发的还是没有禁下来，”陈东升回忆道，“当时来了一个新局长，之后不久通知说没有木材了，让我们下岗了。剩下的还有厂长、管理人员和部分工人，还能看到往厂里拉木材的大车。此后，陆陆续续也有工人下岗的，到了2005年后，工人基本都下岗了，现在好多在外面扫大街。” 2005年，国家林业局发布《关于做好退耕还林工程封山育林工作的通知》，正式封山育林，此后一切就变了。林业局相关林木砍伐、加工、销售厂等都彻底关门了，留下了一些管理职能机构和大批的下岗职工。如今在亚布力镇上，随处采访出租车、超市收营员、饭店服务员等，不管是林业局正式工还是合同工，都有着老林业局员工的影子。 林业是亚布力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大半的就业与其相关。据一位当地木器厂老板介绍，2005年前亚布力有上百家木器厂，现在十家不到。“自国家禁止砍伐之后，国内木材源头没了，我们只有被迫从国外（俄罗斯比较多）进口木材，但是成本很高，如果不是自己会算计，加上自己和家人一起干，只能赔本了，”他指着旁边躺在床上的70岁父亲说道。 下岗之后的陈东升也在一些私人的小木器厂上过班，锯木、加工什么活儿都干。然而自2005年后，锯木厂一个个倒闭，他又被迫下岗了，在此期间又查出了“肺炎”，不得不找其它活谋生。 2005年，陈东升借了3万块钱，买了一辆小港田，成了一名三轮车师傅，从早7点到晚9点，起早贪黑。“我每月挣2000块钱左右，妻子工资更低，孩子还在上大学，每年老两口还要各缴8000养老金，几乎不够生活，还有那么多钱和利息要还，怎么活呀？”陈东升望着记者，暗黄的双眼里布满了红血丝。 离开 我们离开亚布力时，已经是在此采访两天之后了，清晨的阳光暖暖的铺上来，整个小镇显得安静异常，偶尔可见几个开港田的师傅慢速驶过亚布力火车站前，几位老人三三两两从几处平房间踱步过去，又是新的一天，手机上推送过来几条信息，贾乃亮和李小璐的婚变占的内容最多；“紫光阁”官微对“紫光阁地沟油”做了正式回应；高圆圆和舒淇两位美女同框的热点正在持续升温，随着亚布力雪场纠纷的正式落幕，省委调查组据说也已经离开。 在数个新闻推送间，夹杂着曾经的奶牛大户潘丙坤发来的短信，“感谢你们帮我报道，谢谢！因为这几天一直在想着怎么还债，所以有些地方说的不充分，我再好好想想！”有些事还可以在补采，影响不大，但我们心里却在想，应该好好想想的并不应该是潘丙坤。
经济纵深
草根的宿命，向死而生：解密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佛山样本
【研究员】：
不改革要死，改革有可能死，也有可能生。中国草根的宿命，往往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抵御经济虚拟化的诱惑，不依靠房地产、金融投资赚快钱，佛山坚守制造业，将经济的根深扎在实体产业的泥土中。这是佛山以民营企业为根、制造企业为魂的内在精髓。提到产业升级很多人认为是技术创新、科研，其实更适合中国企业实际的是技术应用的扩散机制。中小企业没有研发能力，也没有必要每个企业都投入研发，大家可以共同出资、联合攻关，利用产业集群的优势，引导共性技术、自主研发创新设备通过联盟的平台快速扩散。“当然需要政府牵头、商协会+龙头企业主导。这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最有效、成本最低的路径。”
“中国制造不太可能整体实现升迁，只会局部区域突围，以星火之势燎原。”在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委员徐佳宾看来，佛山就是率先突围的城市之一。 佛山也引起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的关注。这位中国经济转型问题专家，前段时间穿行于佛山的工厂车间，收集产业转型的一手资料。他告诉记者，“理解中国制造，要研究佛山故事。” 王延春、焦健在“财经杂志”撰文指出，佛山自然资源禀赋浇薄，不是省会城市，也没有特区政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依靠本土经济、民营经济、实体经济，实现内生型增长。这一模式被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看成中国经济的根基。他表示，佛山制造如果转型升级成功，意味着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能切换的成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顺德、南海的产权改革、土地改革，开中国改革风气之先。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佛山又是唯一的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示范城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对全国两个城市采取重点观测、一月一报，佛山就是其中之一。佛山已成官学两界观察中国制造的风向标。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使全球制造产生板块漂移。美欧“重振高端制造”，新兴国家中低端制造崛起，陷入“双重挤压”的中国制造，能否穿越“卡夫丁峡谷”？ 《中国制造2025》颁布后，全国30个省市先后制定行动方案，探寻制造业转型升级之路。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佛山即已筹谋产业转型升级。“十年磨一剑”。通过工艺流程改造、自动化、信息化，佛山制造正在褪去“模仿、廉价、低端”的标签，开始诠释高品质“中国制造”的内涵。国务院曾通报表扬佛山“互联网+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模式。佛山市市长朱伟表示，“转型升级不是转而生产别的去了，或者转到虚拟经济上去了，转型转的是生产方式；升级升的是劳动生产率 。” 佛山陶瓷“向死而生” 尼日利亚大约2万亩的工业园区，几条新的生产线正在安装调试，佛山又一家陶瓷厂招工的消息不胫而走。英皇卫浴公司董事长庞健锋之前曾来这里数次，考察市场，考察这里的用能用工。这次他又蹲守十多天，最后拍了板，还带来了上下游配套的数十家企业。 庞健锋对记者说起他的“算盘”：尼日利亚有1.8亿人，生活水平就像中国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市场需要大量瓷砖，而土地、人工、用能成本却比佛山低20%。“佛山现有的生产线迁到这里，生产的瓷砖不愁销路；腾出佛山的厂房引进自动化设备，采用日本新技术和我们自主研发的新材料，创高端品牌，主攻中国和欧美高端市场。” 这是佛山制造转型升级、“腾笼换鸟”的一个案例。 上世纪80年代，佛山第一家国有陶瓷企业——佛陶集团成立。借着改革开放之风，佛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佛陶集团成为“黄埔军校”，工程师一到周末就到民企传授技术，成为当时有名的“星期六工程师”，佛山成为中国的“南国陶都”。90年代消费短缺，乡镇企业的陶瓷刚出炉就被排队的车子拉走。采访中，新明珠集团董事长叶德林回忆，那时上一条生产线就赚钱，“开动机器就像开动了印钞机”。 2005年，佛山陶瓷迎来一场生死考验。国际油价节节攀升，对于燃油费用占总成本三成以上的陶瓷产业来讲，压力陡增；电荒来袭，生产线只能“开三停四”，更是雪上加霜。紧接着2007年，环保风暴重创陶瓷行业，许多小企业被迫限期整改。佛山市发改局副局长朱小建告诉记者，那时候佛山的污染大户之一就是陶瓷企业：“佛山一年有153天是雾霾，是近邻广州的两倍。路边的树叶都是灰白的，运沙车一过飞尘滚滚，白衬衫不到一天就变成灰黑色的……”几百家陶瓷企业迁移到肇庆、江门，甚至远走江西、山东…… 接二连三的冲击，使一批陶瓷企业意识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紧迫性，开始酝酿关停中低档生产线，购进自动化的绿色制造设备。新明珠集团在各地新建的工业园采取“环保先行”，建起清洁生产的生产线，并建立防污治污、回收利废的信息化系统。成为当时陶瓷产业优化提升的先行者。“只有污染的老板，没有污染的企业”，叶德林的这句话在陶瓷行业中广泛流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给佛山陶瓷“致命一击”。国际市场紧缩寒风凛冽，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例频发，出口市场一度下降50%以上。再加上高企的成本，又一批陶瓷企业顶不住压力悄然倒下。 剩下的佛山陶瓷企业被逼上了“华山一条路”——转型升级。 十多年去产能、大洗牌，佛山陶瓷业逐渐从“价格杀手”、规模取胜的模式，转向品质化、品牌化的竞争态势。南风古灶500年的窑炉依然薪火不灭，但佛山已经从模仿、追赶，到原创、超越，完成“世界陶瓷看中国，中国陶瓷看佛山”的嬗变，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陶瓷生产信息、人才、技术中心。 过去佛山陶瓷企业给意大利、日本陶瓷品牌贴牌，如今佛山的品牌在意大利生产。由意大利企业贴牌生产的佛山金意陶的“缪斯”品牌系列仿古砖，在全球陶瓷专卖店里热销。正如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所言，“中国是世界的工厂”正在变成“世界是中国的工厂”。每年陶瓷界著名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展会，以前佛山陶瓷企业只能蜷缩在窄小的展会角落，近几年则挤进国际品牌区域。新明珠集团副总裁陈先辉说：“我们的金木水火土、水墨写意等中国元素在国际展会上引起轰动，5000年文化赋予陶瓷的价值，正在体现出来。” 佛山陶瓷经历30多年，目前已基本实现清洁工艺，自动化流程，废物回收处理。2017年3月，国家质检总局和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发布区域品牌价值评价结果，“佛山陶瓷”以429.56亿元的品牌价值，及825亿元的潜在品牌价值，在中国制造业区域品牌价值评价排行榜上位居第四，广东省排名第一。 陶瓷业只是佛山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佛山十大优势行业中，纺织、印染、铝型材、家电、家具等都曾遭遇过能源荒、环保风暴等多重夹击，经受了低成本要素驱动和跟随模仿“死胡同”的苦楚，以及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归与新兴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业的叠加之困。 一直跟踪研究佛山制造业的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在南海召开的“草根大会”上曾说：不改革要死，改革有可能死，也有可能生。中国草根的宿命，往往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抵御经济虚拟化的诱惑，不依靠房地产、金融投资赚快钱，佛山坚守制造业，将经济的根深扎在实体产业的泥土中。这是佛山以民营企业为根、制造企业为魂的内在精髓。
当劳动力红利消减，土地成本上升，低端制造过剩，一切倒逼中国制造业转型之际，佛山没有单纯地“转”而是寻求“升”，即对佛山优势产业进行就地转型升级，率先通过自动化设备、机器人、工艺流程改造和现代管理等手段提质增效，推动产业链条向高端环节延伸。 2016年底，佛山先进制造业增加值1809.65亿元，占比达到38.4%，比2012年提高了5.1个百分点；2012年以来，佛山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两位数以上增长，占比从5.9%上升至2016年的8.0%。 转型还是进行时。佛山95%以上是中小企业，大部分制造企业仍处于工业2.0和工业3.0的阶段，中低端产品占比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和成本约束也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制造2025”百舸争流，佛山能否先行先试，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探路？ “互联网+智能制造”驱动品质革命 上世纪90年代，商品匮乏，快速增长的中国消费市场让佛山制造的产品不愁销路。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市场，如此广阔的商业腹地，企业这口气长着呢，东方不亮西方亮，广告标语一直刷到农村猪圈的墙上。”周其仁在佛山调研期间感慨，萝卜快了不洗泥，企业并不需要专注品牌，也不愿意花力气提升质量。但是，制造成本逐升，消费需求升级，这两件事把企业彻底逼醒了，“过去一直打到村里的销售渠道无路可走了”。 出口面临更大困局。没有自主品牌，靠跟随模仿、低成本、低价格不行；以贴牌方式挤进国际大市场，为跨国品牌做嫁衣裳，结局也不行，“不贴牌等死，贴牌找死”。 “中国消费结构已经变化，如果没有品牌价值的提升，佛山制造未来30年将会走向末路。”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吕铁在佛山调研时表示。
英皇卫浴的董事长庞健锋对此有切身体会，他告诉记者：“在国际市场靠恶性竞争没什么利润空间；国内低水平同质化产品也遇到销售瓶颈，十年前，我们开始琢磨以品牌立命，做高端品牌。” 《“中国制造2025”佛山行动方案》，也提出要“产品提质”这篇大文章。佛山市委书记鲁毅认为，佛山要走“以质取胜、标准引领、品牌带动”的发展道路：从制造向智造转变；从速度向质量转变；从产品向品牌转变。 佛山确立以智能制造和“互联网+”为主攻方向，推动制造企业生产过程智能化和生产产品智能化，通过实施“百企智能制造提升工程”、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应用“百千万工程”等方式引导企业技术、设备和工艺升级改造。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目前佛山采取智能化改造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300家。 在美的集团智能新产品的展示厅里，多款智能家电让参观者感受到人工智能和交互技术的应用带来的新体验，智能冰箱能对用户的动作和脸部进行识别，冰箱甚至可以根据储存物的变化，了解用户的健康状况。 “先做减法、再做加法”。美的陆续关掉缺乏品牌竞争力的30多类产品，收缩产能，关停部分厂房，并退还土地。加法是：加快布局全球创建研发中心，美的在佛山投资35亿元建设中央研究院，建设9个国内研发中心、6个国际研发中心。 美的以310亿元收购德国库卡, 跨入提供机器人及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企业之列。以智慧家居、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双智战略”,应用机器人近2200套。回报也是丰厚的：美的集团的盈利实现三倍增长、最高市值突破2600亿元。 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告诉记者，“企业的延展性取决于核心技术。我们希望能抓住世界制造价值链重新分工的机会，成为一个全球经营、全球资产配置、来自于中国的跨国公司。” 格兰仕集团也采取类似步骤，退掉土地，专注核心技术和智能设备的投入。 这些龙头企业从成本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在佛山催生了一批“隐形冠军”，通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应用，达到工业3.0水平，部分甚至达到工业4.0水平。2016年，佛山市先进装备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6629亿元，同比增长11.7％，较2013年增长幅度达到58.4％。 据来自佛山经信局的数据，仅2016年佛山在陶瓷、纺织、家电等行业，就建立了100条机器人示范生产线。 在日丰企业集团佛山的工厂车间，看到了ppr管生产中人机协同的生产流程，机器人手臂进行自动化包装，整齐划一的机械手取代了人工，一条生产线看过去，只有一两位工人穿行在不同的自动化流程线上监测。日丰企业集团副总裁李白千告诉记者：“以前生产线上机械操作的工人变成了维护机器的技术工人。” 一批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应运而生。利迅达公司搞了20多年不锈钢加工，现在转型到工业机器人系统自动化集成和工业智能化设备研发、生产中。总经理霍锦添告诉记者，原本是想解决自己企业抛光打磨难招人的问题，但从国外进口机器人，贵而且维修成本高，国外的工程师按小时收费，国外机器人与国内的上下游工序也不匹配。狠下心自己搞研发，又赶上了佛山制造机器人使用爆发期，不仅在几千家不锈钢行业，其他行业订单增长也很快，“2017年上半年订单超过2016年全年”。 威德力木工机械公司从最初制造木工机械单机发展到现在提供家具信息化、数控化制造整体解决方案的集成商。 业务重心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性制造过渡，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营销业态也随之变化。 维尚集团从家具设计软件公司跨界进入传统家具制造，“创意+制造”只用11年时间就成为国内家具制造企业的龙头。每一件家具的设计方案出来，信息系统会自动拆分为各种规格的零部件，每一个零部件都被还原成一组数据，通过电脑与工厂里的机器连接，板材以最优的组合方式切割成不同规格的零部件。 公共事业部主任李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生产效率比传统模式提升8倍-10倍，材料利用率达到93%，产品出错率不到1%，并且实现了成品零库存。”2016年，维尚集团年产值突破40亿元，尚品宅配于2017年3月在深交所上市。基于维尚集团的大数据平台，一些抽油烟机、冰箱、彩电等家电行业希望与维尚结成联盟。 “下一步唯尚依靠大数据平台可以发掘更大的商业价值，可以掌控所有泛家居的消费信息，其他生产企业如果能进入平台就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周其仁说。 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佛山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众陶联由15家佛山陶企抱团成立，以“产业+互联网+金融资本”为核心路径，致力于打造中国最大的陶瓷产业供应链整合服务平台。目前参与众陶联平台的企业集团超过400家，平台交易流量超过280亿元，为陶瓷上下游企业降低采购成本12.1%。阿里巴巴顺德产业带、华南创谷等一批新业态的“互联网+”平台也活跃在佛山。
随着生产方式的革命，佛山制造正在重新诠释高品质“中国制造”的内涵。创建于1983年的意大利陶瓷卫浴博览会，是世界陶瓷技术及卫浴制品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展会，1998年以前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参加；1998年只有鹰牌卫浴单枪匹马挤进会展；如今东鹏、新明珠、简一等拥有自主品牌的一批佛山陶瓷企业进入会展。蒙娜丽莎总裁萧礼标告诉记者，2017年会展上竟有3000多家佛山陶瓷企业参展，“这个时间想找哪位佛山陶瓷界老板吃饭，很容易，一个电话就从展会上跑过来了”。 张燕生认为，“中国制造”的出路就是由低品质、低附加值转向高品质、高附加值。“佛山制造”必须有引领世界制造潮流的雄心壮志。 不少企业都将产品的标准设定为高于国家标准甚至高于国际标准。佛山市政府也推动在泛家居、先进装备、智能制造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联盟标准，并推动联盟标准向产业链延伸。 佛山市经信局局长刘恩铭表示，佛山正在对标德国、欧美等先进国家和地区，挖掘和培育一批细分行业“隐形冠军”，开展民生产品质量比对研究，以质量优势对冲成本上升劣势，用质量支撑佛山制造。 破解中小企业创新“焦虑” 对务实的中小企业老板来说，智能制造、大数据这些“高大上”犹如隔着“玻璃墙”，看得见，但摸不着。 在佛山创二代企业家座谈会上，一位老板说，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感觉特别焦虑，不知道怎么切入”。 《佛山市“互联网+”行动计划》，计划三年时间打造100家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培育1000家“互联网+”创新型企业，支持1万家传统企业与互联网实现跨界融合。但是记者调研中发现，在“机器换人”，互联网+智能制造推进过程中，中小企业由于资金不足、技术能力不足、缺乏专业人才和激励政策，感到“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传统的路径依赖让企业家不知道怎么转型升级。”朱伟市长告诉记者，“我发现广大民营企业、制造业企业中，还存在一批企业不会转型。它不是不想转，也不是不敢转，是不会转、不能转。” 创新、技改、智造，这些意味着大量的资本投入，对于很难从银行贷款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拿自有资金往下砸，能否成功心中没底。“转型升级并没有说起来那么轻松。”德冠集团董事长罗维满告诉记者，“企业很纠结，不转型等死，转型担心找死。企业依靠自有资金购置机器设备进行自动化升级，成本比人工操作高，资金不能在预期之内回收，反而会使企业陷入困境。” 佛山引导企业转型有一套独门招式：政府抓标杆示范企业，总结不同行业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通过场景化的示范，把这些招数教给行业内其他的企业。 “通过样板企业的升级做给周边企业看，让企业家看了就心动。”周其仁对这一路径饶有兴趣，“企业家看到身边的企业在升级，生产的东西成本越来越低，产品质量越来越好，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企业家动心不动心？如果不转，不搞自动化，不采用机器人，自己的生产成本相对越来越高，产品越来越没有市场，怎么办？当企业感觉市场竞争的压力，政府及时伸手引导，解决企业公共技术的难题，才能让企业家放心大胆地转，解决好‘不会’和‘不能’的问题。” 佛山市政府还拿出了真金白银，连续三年、每年拿出8亿元扶持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但真正的“Big Push”是产业链条：龙头企业大幅技改，采用机器人，其他配套企业也更新换代。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吕铁表示，龙头企业担当“领头雁”，点带面、面带阵，会带动一个产业集群升级。 到佛山调研的多位专家表示，样板模式找准了草根民营企业的“穴位”。35年前改革开放伊始的“三来一补”，就是在一些先知先觉的企业从香港师傅那里引来的技术进行跟随，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制造专业镇模式。 佛山的另一引导企业转型升级的招式是对标德国。 中德工业服务区负责人表示，通过德国精益制造的工厂样板间，让企业知道什么是工业4.0、什么是柔性制造，从而潜移默化，让企业老板找到转型升级的切口。 佛山的中德工业服务区2012年挂牌。在服务区落户注册的欧洲企业有近30家，包括欧司朗亚太总部、西门子等。中德工业服务区附近的陈村镇莱茵工业园就定位为德国智能制造产业园，主要引进具有核心技术、自主品牌等特质的欧美企业。这些机构犹如黏合剂，让佛山企业在对标德国“样板间”中逐步提升。 2017年10月，佛山机器人学院成立，对接“德国工业4.0”示范平台、示范线及自动化解决方案培训等。“佛山是制造业大市，正在谋求转型升级，而德国有技术，需要寻找技术外溢的大市场。”中欧城镇化合作示范区对外合作局副局长禤干华表示：“对标德国，佛山制造知道在国际制造价值链上自己的差距和位置，跟着德国当小学生，才有机会实现弯道超车。” 过去海天酱油集团使用的是2.4万瓶/小时的生产线，需要30名工人；海天与德国一家企业共同研发全自动灌装生产线，现在采用的是4.8万瓶/小时的全自动化生产线，仅需5名工人。 采访中多位专家表示，佛山制造业的主体大量属于低技术企业。佛山在推进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发展高端智能装备和新兴产业，更需要注重培育那些没有研发投入能力的中低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这些中小制造企业通过工艺创新、机器人采用、新型机械装置等方式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产品品质，又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成本。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正是德国大量中小企业的创新升级之路。 2017年3月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借鉴德国工业4.0，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制造业整体处于由工业2.0向工业3.0过渡的阶段，尽管有一些企业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生产，但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 社科院工经所黄阳华告诉记者，佛山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并不是颠覆性的创新技术突破，而是技术和管理的持续改进积累，更多是通过生产工艺与流程革新，实现循序渐进的转型升级。这种升级模式非常符合中国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 产业集群的逻辑 佛山提出建设面向全球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目标。然而随着国家区域经济再布局，长江经济带、环渤海经济圈、东北工业走廊等新的区域崛起，对人才、技术等各类资源的竞争日渐激烈。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朱森第认为，佛山拥有十几万家中小企业，特点是散、小、乱，缺乏基础研发能力，缺乏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浪潮下，佛山如何推动中小企业进入全球制造链的主流，成为在全球竞争的强企业，已是佛山制造由大到强并实现创新突围的新挑战。 佛山市市长朱伟也很警醒：如果不大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那么佛山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就是一句空话。但目前龙头企业少，缺乏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和品牌企业 。 佛山没有像样的大专院校，没有国家支持的基础性研究机构，也没有研发创新的高端人才，这成为佛山制造业向高端演进的最大阻碍。记者采访中发现，即便是兴起一批机器人公司，但许多核心零部件还是需要从ABB等外国公司进口。 对此，佛山采取航空母舰+小舢板，龙头企业+隐形冠军，外资企业+行业龙头企业+产业集群的模式，让佛山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创新能力接轨。 “装备制造技术升级需要时间和技术积累，要追赶欧美、日本的先进技术，依靠自己的研发能力，比较缓慢，还需要引进国际技术实现弯道超车。”朱伟说。 2015年广东省明确把珠江西岸打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制造业创新中心。佛山被作为珠江西岸先进制造经济带的主角，亦提出了三年实现万亿先进制造计划，并发展六大领域的先进装备制造。 为获得国际先进技术，佛山采取“产业链招商”，用32个产业集群为先进技术企业配套，目前德国库卡、日本安川、日本发那科、瑞士ABB、意大利柯马、日本川崎等世界装备制造巨头络绎进入佛山，佛山装备制造产业的升级向外“借智”，“转识成智”已取得初步成效。这些世界巨头带动利迅达、嘉腾、南方风机、新鹏等一批本土的隐形冠军跟随其后，学习借鉴。随之，“龙头企业+隐性冠军”形成的一批“工作母机”类先进装备制造业企业带动整个制造集群升级。佛山务实、低调的企业家喜欢“工匠式”的精益制造，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域，小而强、小而美的隐形冠军正不断涌现出来。 “这种产业升级方式以前发改委等部委提出过，但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产业集群内部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有利于技术外溢和信息共享。 正是这种产业集群式升级模式黏合了企业，很多企业不愿意离开佛山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发展，它们在别的地方孤零零的，没有上下游配套，没有技术交流氛围。而在佛山，上下游配套，一个电话，零配件、原材料就送上门了。无论是行业人才、行业协会、技术咨询，在家门口全部“搞定”。 “企业家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技术分享”。利迅达总经理霍锦添告诉记者，上下游联动升级，可以帮助我们这样的设备集成商，与金融机构合作，解决佛山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我们一起搞设备租赁，便利制造企业使用更先进的设备”。
黄汉权认为，提到产业升级很多人认为是技术创新、科研，其实更适合中国企业实际的是技术应用的扩散机制。中小企业没有研发能力，也没有必要每个企业都投入研发，大家可以共同出资、联合攻关，利用产业集群的优势，引导共性技术、自主研发创新设备通过联盟的平台快速扩散。“当然需要政府牵头、商协会+龙头企业主导。这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最有效、成本最低的路径。”
国际战略
作为“薄弱环节”的韩国，在绥靖主义的老邪路上又陷一步
【研究员】：
很遗憾，韩国可能没有从与平壤政权打交道的历史经验中汲取足够教训，反而在绥靖主义的“老邪路”上又陷一步。朝鲜目前离最后的目标——拥有对美国本土发起可信、可靠和不可承受核打击能力，从而形成有效威慑——还差一步之遥。所以，从技术的逻辑上讲，朝鲜在通过烟雾弹缓和当前局势、赢得喘息之机后，还有充分的理由和强大的动机再下一城。而在当前美朝尖锐对立、实际战争威胁有所上升、中国“第二次抗美援朝”绝不可能的背景下，既然中国不可信亦不可用，那么平壤就必须换一根稻草，以备下次大动作之前的不时之需。现在看来，他们找到了。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在薄弱环节获得胜利。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 一个幽灵，绥靖主义的幽灵，在东北亚徘徊。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国际社会，美国、中国、韩国以及其他周边国家，似乎曾为驱除核武阴霾而结成统一战线。然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君不见，机会主义、愿望思维、情报误判、祸水他引、借力打力、勾心斗角、政客私利、击鼓传花……一次次让本可以终止灾难的机会付诸东流，遂使事态持续恶化至今。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讲师王鹏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如今，在核武化“伏地魔”的招魂下，绥靖主义的幽灵正从1938年的慕尼黑游荡到2018年的板门店。 今天，我们更是一同见证了这个幽灵是如何在半岛推倒“核合法化”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的。 “橄榄枝”还是“烟雾弹”？ 就在一周前，朝鲜方面的新年贺词和清新装束似乎给善良的人们带来曙光，让和平主义者们以为“半岛问题终于出现了转机”，让他们的韩国同胞“热泪盈眶”，令中国学者激赏不已“美韩和朝鲜都在事实上采纳了双暂停”，甚至让中国网民发出了“中国险胜！特朗普怂了！半岛危机迎来重大转折！”的欢呼。一时间，似乎处处都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然而，事物的本质却往往与其表象相左，且不随人们的主观善意而恣意转移。不论这次会谈取得何种成果，只要双方见面，对朝鲜就是加分。说得更直白些，哪怕会谈因为种种外因而未能成行，只要韩国热烈回应了朝鲜单方面提出“参加冬奥会”话语，在那一刻，这个“回应”本身就是对朝鲜的加分——同时也是对国际社会来之不易的对朝共识的背离，是对东北亚各国本已脆弱的集体行动的二次戕害。 要判断此次朝方示好，究竟是诚意伸出“橄榄枝”还是释放“烟雾弹”，首先要明确核武在平壤政权总体战略中的地位。在朝鲜两代领导人相继于2012年5月30日将“拥核国家”作为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写入宪法、2013年写入劳动党党章之后，核武对朝鲜而言，已不仅仅（1）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维护（2）朝鲜劳动党政权生存、（3）金氏家族“白头山血统”统治合法性、（4）朝鲜最高领导人个人生命与权位的根本保障。这意味着，该政权及其最高领导人在面对经济压力、粮食减产、灾荒不断、底层“脱北”、中上层甚至包括驻英公使、驻华餐厅员工这样的统治阶级、精英子弟都开始集体叛逃的局面时，其远远超过所谓“绝对武器”（基辛格语）的价值与意义愈加凸显。 明确上述核武于朝鲜之价值，我们便可推断，当前国际社会检验朝鲜诚意的最低标准就是：是否愿意把核武与导弹问题都拿到桌面上来谈——说“最低标准”是因为就算拿出来谈也未必真能做出实质性妥协；可反过来，连谈都不可谈，那就绝无诚意可言。 如果朝方愿意谈核，那么国际社会作为回报，有关承认其政权及家族、个人统治合法性、与主要大国建立外交关系并获得国际社会安全保障、经济援助等一揽子问题也当然应被一并讨论。反之，如朝方强硬坚持必须将核问题从所有谈判中剥离，始终对国际社会对半岛核威胁的深重关切置若罔闻，而只愿就其他任何不涉主旨的枝节问题或进行马拉松-拉锯式谈判拖延时间，或以恩主之姿态试图以若干句廉价的和平主义/民族大义外交辞令来换取国际社会尤其是南方邻国在制裁问题上的实质性放松，甚至企图诱使国际社会在未得到相应的、可验证的弃核承诺前就争相给予经济/人道主义援助，那么国际社会就不得不遗憾地推断：这很可能又是其一次机会主义策略的表演——平壤在过去十多年里早已深谙其道、屡试不爽。 平壤核行为的规律 以史为鉴，回顾自2006年朝鲜第一次成功核试验以来，我们似乎能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那就是朝鲜已经逐渐发展出交替运用“边缘政策”和“阳光政策”的技能，并以此屡屡成功规避国际社会的种种限制、化解压力，实现螺旋式上升，以“进一步、停一停、等等看、再进一步”的节奏“隔日拱一卒”，稳步朝着“拥核国家”的目标迈进。 参照上述规律，国际社会当然有理由怀疑此次朝鲜伸出“橄榄枝”的诚意与动机，而下列事实亦可佐证上述规律。 首先，一个有趣的小细节颇耐人寻味：会后朝方代表希望全部公开谈话内容，但韩方委婉拒绝了。目前会谈的完整记录并未公开，笔者无从就具体内容而对此细节做评。但根据基本外交常识和逻辑，我们似乎可以暂时推测：一方面朝鲜是凯歌高进，从元旦致辞受韩方热捧，到首尔方面迅速拿出成套的接待朝体育代表团的方案，再到会谈引发的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步步为营，件件加分，始终牢牢地把握主动权。而反观韩方，纵然其缓和的诚意之举或可赢得部分选民的支持。但如果两国长达一小时的会谈中，对朝核、导弹等韩国老百姓切身关注的生死安全问题只字不提，或者语焉不详，反而是如何接待朝方代表团、未来两国间可能的合作与援助等“单方面利朝”话题充斥了整个议程，那么势必在韩国朝野上下引发反弹。文在寅的反对者会和强硬派、感到因安全关切未得到满足而有“被抛弃感”的民众们或将联起手来反对他。而目前朝韩双方公布出来的有限的信息也同样显示，核武问题并不在此次峰会讨论之列——如果真谈了，且谈出新意，青瓦台显然不会放过如此绝佳的向选民表功的机会。 第二，在过去一年中，朝鲜顶住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在核武实战化的道路上急行军，连续取得了核爆和洲际弹道导弹（ICBM）试射的成功。因此，其领导人现在有足够的资本和自信回过头来，在国际社会和周遭邻国面前表现出胜利者的大度。这意味着，在国内层面，对朝鲜国内观众而言，此刻的“软话”显然不是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南朝鲜走狗”的卑躬屈膝，而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怜悯和恩赐，故不会对其领导人的权威和权位构成削弱。在国际层面，通过一年来的对美隔空互怼、核爆威胁，朝鲜也逐渐探出了特朗普的深浅和斤两。这些都为其“转软”提供了可行性。 第三，但话又说回来，纵然朝鲜在核武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突破，但代价依旧高昂。尤其是当中国开始切实落实联合国制裁决议后，涉及朝鲜经济命脉的领域，诸如纺织业出口、劳务输出、石油进口、重要原材料和能源进口等，均遭打击，后果严重。尤其是石油——朝鲜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刚需，却完全不能自给而必须依赖进口。尽管我们看到，在国内经济政策上，朝鲜当前最高领导人较其前任具有明显的灵活性，相对较少拘泥于意识形态教条，因而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有一定起色。但受制于其工农业产业系统的先天局限以及多年来的孤立与制裁，可以说“勒紧腰带干革命”、“宁肯吃草也要把核搞”（普京语）的朝鲜，如今已经走到了强弩之末。按照国际核军控专家的判断，以朝鲜现有的财力物力、综合国力、军工-科技实力，在不解除制裁、无法获得外援的情况下，其现有的核武装水平已经达到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外界不对朝发动攻击或增大压力，其自身也很难再做实质性的技术推进。因此，如果能通过释放缓和信号，在不承诺去核的前提下，获取韩国单方面的取消或减弱制裁的承诺，并由此打开国际社会的缺口，那么这无疑将成为朝鲜外交的巨大胜利。这些解释了朝鲜“转软”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做出判断，朝鲜此次“转软”，其实质为“烟雾弹”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橄榄枝”，这也意味着，让韩国方面兴奋不已的所谓“转机”，让中国方面颇为得意的“朝鲜事实上接受了双暂停建议”，很有可能不过是缓和局势的策略手段，旨在为消解国际社会制裁腾挪空间，同时积蓄力量，以获取新的、更为强大的核实力。 作为“薄弱环节”的韩国：在绥靖主义的老邪路上又陷一步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政府高层人士1月8日表示，政府正考虑在平昌奥运会（2月9日开幕）和残奥会（3月9日-18日）期间暂停对朝单边制裁的方案。这位人士表示“1月9日举行的韩朝高层政府间会谈上，双方将讨论朝鲜代表团是否参加奥运会的问题”，“在对朝制裁的局面下，朝鲜代表团访韩受到了诸多限制，政府正在寻找解决对策”。 很遗憾，我们似乎看到，朝鲜的南方邻国可能并没有从他们历史上与平壤政权打交道的经验中汲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反而在绥靖主义的“老邪路”上又陷一步。 所谓“邪路”是指绥靖主义不仅不能促使平壤改弦易辙，反而因客观上化解外部压力、事实上提供资源和资金、道义上为其非法拥核行为开脱而襄助、促成其核野心的实现。《史记•魏世家》有云：“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在虎狼之秦历代君王将“并吞天下”确立为国家核心战略之后，任何国家的绥靖之举、机会主义之心，都只能加速他们的集体灭亡。所谓“老路”则是指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此类行为及其后果已经重复多次，故在半岛安全的语境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如何理解他们对于“绥靖主义”的重复选择以及选择背后所隐含的某种战略偏好？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在此我们可能要首先排除目前流行的关于青瓦台领导人个人层面的种种未经证实的谣言。接下来，从公开的、被普遍采信的信息来看，同时结合现实主义的结构性分析，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俄国革命设计师列宁在一个世纪前的先见之明。如果套用他那著名的句式，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 在国际社会制裁、孤立朝鲜的“统一战线”中，落实制裁的动机和能力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平壤不能同时战胜美、中、韩、日、俄等参与国际制裁的国家。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实施楔子战略（旨在分裂、离间对手的一种外交手段）并获得胜利……首先在薄弱环节获得胜利。
进一步追问，那么谁又是这个“薄弱环节”呢？从地理邻近、综合国力、战争能力、抗压性/脆弱性、民心向背等诸多指标来看，似乎都指向同一个国家——韩国。首先，韩国对半岛战争最为敏感，因为其脆弱性最强，一旦发生战争，其国土，尤其是集中近三分之一人口的首尔京畿地区将首当其冲遭受不可承受的打击。 第二，同一民族的固有属性使朝鲜对其始终具备一个独特的统战资源。韩国的领导人处于一个两难之中，一方面他们需要唤醒高涨的民族主义为自身政权、国家合法性背书；但另一方面这种大韩民族主义越强烈，又客观上为北方强邻的“民族大义”话语自动提供背书，使其能够屡屡得手。 第三，更重要的是，从一年来朝-韩-美三方的复杂互动中，朝鲜似乎看出美韩微妙关系中的可用之端倪，并找到了“正确打开韩国/文在寅”的方式，那就是死死拉住韩国。只要韩国因为上述种种原因而坚决反对美国动武，那就相当于为朝鲜的核武和导弹进程再保险。只要控制住韩国（无论用威胁恐吓还是伸出橄榄枝），就能间接控制住美国。国际军控专家普遍认为，朝鲜目前离最后的目标——拥有对美国本土发起可信、可靠和不可承受核打击能力，从而形成有效威慑——还差一步之遥。所以，从技术的逻辑上讲，朝鲜在通过烟雾弹缓和当前局势、赢得喘息之机后，还有充分的理由和强大的动机再下一城。而在当前美朝尖锐对立、实际战争威胁有所上升、中国“第二次抗美援朝”绝不可能的背景下，既然中国不可信亦不可用，那么平壤就必须换一根稻草，以备下次大动作之前的不时之需。现在看来，他们找到了。 结论：看似转“机”，实为其“危” 中国人有一种乐观的说法，就是把英文crisis的中文翻译“危机”拆开来看，通过“辩证地论证‘危险’后往往还隐藏着‘机遇’”来论证中华战略文化对“危机”的理解比英美人士的“crisis”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上述说法是否正确合理姑且不论，但至少按照其逻辑，我们同样也可以说“看似机会opportunity的表象背后或许隐藏着更深的、人们习焉不察或察而不觉的危险danger”——诚如是，则此时此刻沉浸在“和平转机”、“胜利曙光”、“快活空气”中的人们该警醒了。
离开了半岛无核化这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没有南北和解
【研究员】：
“朝核发展的历史证明：朝鲜经常用对话为理由，获得发展核武的宝贵时间，并获得各种国际援助，如此，失败的历史又将再现。韩国正在成为半岛局势最大的变数。”1月9日朝韩的板门店会谈，使这一预言在某种意义上不幸成为事实。来自朝鲜的消息说，朝鲜干部表示：我们这次就是要通过奥运这个多边的、国际化的平台，堂堂正正地展示我们核大国的形象；通过这个平台，让世人事实上承认我们拥核国的地位。而韩国的行为，客观上恰恰在配合朝鲜。在当前朝核的大背景下，文在寅的南北和解政策很难实施。离开了半岛无核化这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没有南北和解。南北和解政策不能跳出国际社会反朝核的大框架。
笔者此前曾指出：“朝核发展的历史证明：朝鲜经常用对话为理由，获得发展核武的宝贵时间，并获得各种国际援助，如此，失败的历史又将再现。韩国正在成为半岛局势最大的变数。”1月9日朝韩的板门店会谈，使这一预言在某种意义上不幸成为事实。 朝鲜已实现“让世人事实承认”拥核的宣传目的 国际问题研究者曹辛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来自朝鲜的消息说，朝鲜干部表示：我们这次就是要通过奥运这个多边的、国际化的平台，堂堂正正地展示我们核大国的形象；通过这个平台，让世人事实上承认我们拥核国的地位。而韩国的行为，客观上恰恰在配合朝鲜。 根据朝韩1月9日当天在板门店会谈的情况介绍：韩国邀请朝鲜派拉拉队参加平昌冬奥会，朝鲜则答应不仅派高级代表团和运动员代表队参加冬奥会，还将派出拉拉队、艺术团、参观团、跆拳道示范团及记者团。显然，朝鲜为自己利用奥运平台，为自己“核大国”形象宣传造势的准备工作做的十分充分，而韩方则承诺为此“提供必要的便利”，这里当然包括了相关的经济资助，而这一切，客观上就是在为朝鲜实现上述宣传目的提供帮助，效果上一定如此。 不仅如此，韩国还承诺和朝鲜共同组建代表团，参加本次冬奥会的开幕式。 而现实情况是，当前朝鲜是一个因为违反联合国决议而受到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制裁的国家，而韩国作为朝核问题的主要当事国和受害者之一，和朝鲜一起共同组成代表团在开幕式上一起入场，这是在向国际社会发出什么样的信息呢？恐怕只能产生朝鲜干部说的“让世人事实上承认”朝鲜拥核的效果了，起码会让别人认为韩国已经不再介意了、“事实上承认”朝鲜拥核了。 另一方面，与一个因为用核导不断给地区制造紧张局势而受到国际社会制裁的国家共同组成代表团，参加以和平为宗旨的奥运会，这会给韩国带来什么样的国际形象？恐怕也只能是南北同心的印象，更是不由得使人想起朝鲜对韩国进行的“朝核是全民族共同资产”的宣传了。 对朝制裁还能否为继？ 更严重的问题是，1月9日的南北会谈中，韩方表示愿意在奥运期间单方面暂停对朝鲜制裁，当天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予以了确认。而文在寅总统在次日的记者会上，又收回了这一承诺，这说明文在寅政府非常清楚这样做的后果，所以收回了。但是去年文在寅政府用人道主义援助的名义，通过联合国给了朝鲜政府800万美元，尤其是，韩国统一部去年公开宣布：对朝鲜人道主义援助，不受安理会制裁决议影响。那么需要问的是，对于朝鲜这样的封闭国家来说，韩国政府怎么能保证“人道主义援助”不会被用于军事目的？ 这就带来一个原则性问题：文在寅政府在实施当前的南北和解政策时，有没有权力越过安理会的朝核制裁决议，实现文在寅自己和执政党南北和解的政治理想？同时，1月9日当天是联合国规定的执行制裁朝鲜决议的最后期限，中国已经对国内外的中朝合资企业和朝鲜独资企业进行了取缔，而且在此前几天，中国海关总署和商务部还联合发出了对朝鲜进出口产品制裁的公告，那为什么多年来一直批评中国对朝核制裁不力的韩国自己就可以提出“暂停制裁”，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却要求中国一马当先呢？安理会在世界范围内对朝鲜的制裁，岂不是在韩国这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还有，冬奥会结束之后韩国会怎么办？继续执行安理会制裁决议，还是就此搁置制裁？ 而且，韩国单方面提出暂停对朝鲜制裁的行为，有可能在国际反朝核统一战线内部引起不满和矛盾，可能使这一战线被朝鲜离间和分化、瓦解。 这些，无疑也都是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向韩国抛出橄榄枝的动机。而由于韩方的上述行为和表态，朝鲜无疑正在掌握局势的主动。 文在寅南北和解理念很难实现 文在寅政府当前实施的对北和解政策，既是韩国左派政党主张南北和解的一贯政治理念和立场的历史延续，也有害怕美国动武的考虑，更是文在寅本人的特殊背景使然。
文在寅本人的故乡在朝鲜东北部，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一地区对美军发起长津湖战役时，他的父母作为难民随美国军舰撤退到了韩国，后来在韩国生下了他，至今他还有亲人在北方。韩国政坛普遍认为，他在感情上亲近北方。而且，在韩国民主化期间，他一直受到韩国右派独裁当局的镇压，此后长期活跃在韩国左派阵营。这种经历影响了他对朝鲜和美国的态度。 当选韩国总统后，文在寅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在对朝政策上，文在寅首先在政府部门做了调整：他提高了统一部和国家情报院的地位，相对降低了外交部的地位，因为就对朝工作来说，统一部和国家情报院的作用非常重要。 在对朝政策的实际执行中，文在寅表现出相当大的执着精神。去年8月，在安理会讨论制裁朝鲜决议之前，他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俄总统普京达成协议，韩国三年内投资20亿美元，由统一部支配，和俄罗斯建立哈桑-罗津工业园，并将朝鲜作为合作一方引入。考虑到罗津属于朝鲜领土，这笔投资当然会让朝鲜受惠。 与此同时，去年韩国不仅以人道主义名义通过联合国给了朝鲜800万美元，韩国统一部还公开宣布，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不受安理会制裁决议影响。 文在寅政府这样做，除了理念和文在寅本人的背景外，也有害怕美国动武、因此要自己掌握对朝政策主导权的考虑，随着去年下半年以来美朝对立加剧，这种对美的独立倾向日益严重。根据韩国的消息来源，在1月9日朝核会晤之前，韩国一直和朝鲜保持着密切的联络和沟通，“绝不是1月9日双方会晤才开始的!” 但是，在当前朝核的大背景下，文在寅的南北和解政策很难实施。 一方面，因为有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的束缚，这使得文在寅很难在朝核问题上立场模糊和不确定，他宣布“奥运期间暂停对朝制裁”承诺后又马上收回，就是证据；另一方面，文在寅政府也不能给朝鲜实际上的资助，这使得它在和朝鲜打交道时，手里的牌并不多，更不要说实现无核化的目标了。文在寅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出钱搞搞文体交流，他必须要执行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即便是“人道主义援助”的理由，他也很难经常使用。 事实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国朝鲜半岛特使孔铉佑此前在韩国与六方会谈韩方代表团长会晤时，曾就1月9日即将开始的南北对话表示：当前半岛局势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同时也面临“复杂的挑战”。这个判断是一分为二、冷静客观的，说明中国政府对局势了然于心。 离开了半岛无核化这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没有南北和解。事态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南北和解政策不可能跳出国际社会反朝核的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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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5 09: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