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慧破解版-大智慧策略投资股市盛宴ace破解版大智慧ACE破解|扫单系统

高层决策周刊2018.2.26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8-2-26 10:13: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国家主席的设立和职权范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几经变化,最近二十几年形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它被实践证明健全、有效。这次修宪取消对国家主席连续两届任期的限制,有助于保持上述“三位一体”,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本次修宪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性总结的点睛之笔,也是为实现中国继续前进做出的关键性宪法保障。无论是出于理性还是信仰,我们都支持这些修宪建议,期待它们为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福祉。




catbg01.gif 热点聚焦
catbg02.gif



坚决支持中央修宪建议,既是理性也是信仰
【研究员】:

国家主席的设立和职权范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几经变化,最近二十几年形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它被实践证明健全、有效。这次修宪取消对国家主席连续两届任期的限制,有助于保持上述“三位一体”,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本次修宪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性总结的点睛之笔,也是为实现中国继续前进做出的关键性宪法保障。无论是出于理性还是信仰,我们都支持这些修宪建议,期待它们为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福祉。


新华社25日公布了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其中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第二款,将宪法中国家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的后半句删去,以及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等建议,尤其广受关注。

国家主席的设立和职权范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几经变化,最近二十几年形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它被实践证明健全、有效。这次修宪取消对国家主席连续两届任期的限制,有助于保持上述“三位一体”,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确立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的法律地位,将极大促进对所有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机统一。

坚决跟党走,在重大事项上坚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中国社会根本利益之所在。我们生活在世事多变迁的年代,国家不断穿越复杂的事态和信息前行,我们每个人的视野和甄别力都是有限的。党中央无疑最有能力把握全局,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带领我们建设强大国家和美好的个人生活。因此对包括修宪在内的重大决定,我们坚定的选择就是相信党中央的智慧,坚决支持、维护党中央的决定。

正因为这样,加强党中央的权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主张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被强调,它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团结一致完成各项使命、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的法宝。支持党中央所支持的,践行党中央所要求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大赢家,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建立起了自己的尊严。

本次修宪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性总结的点睛之笔,也是为实现中国继续前进做出的关键性宪法保障。无论是出于理性还是信仰,我们都支持这些修宪建议,期待它们为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福祉。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根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实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如下:

二、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修改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一自然段相应修改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四、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后增加“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自然段相应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六、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修改为:“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八、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修改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这一款相应修改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十、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中增加一项,作为第七项“(七)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第七项至第十五项相应改为第八项至第十六项。

十二、宪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十四、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十六、宪法第一百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十八、宪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三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二十、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第七节监察委员会

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

主任,

委员若干人。

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七条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七节相应改为第八节,第一百二十三条至第一百三十八条相应改为第一百二十八条至第一百四十三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2018年1月26日(完)




1519557058354904.png 经济纵深
1519557068677637.jpg



再不抓人,江山没了!
【研究员】:

技术本身并不可耻。但如果你打着“改变人类的技术”之名,去行坑蒙拐骗之实,那就不是可不可耻的问题了,而是罪与非罪,进不进监狱的问题。马斯科的火箭壮举,犹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惊醒了装睡的中国人。喊了百年的口号“落后就要挨打”,如今拿出来也不过时。中华复兴靠的不可能是官僚、主义和疯狂的代币骗局,更不可能靠茅台和房地产。如果时代回避不了泡沫,就把它吹在科技、实业上吧,泡沫破灭后,哪怕出一家伟大的企业都值。少一些胡来的人,大家都可以专心做事。再不抓人,江山没了!


钓叟在微信号“港股那点事”指出,此君在2017年中一次聚会上,无比苍凉地感慨股市挣钱之不易,买股票真TMD不是人干的活以后,从朋友圈消失了。大家以为他心灰意懒,去闭关自省,或者金盆洗手做实业去了,还一度担忧他会不会消沉,会不会想不开。

笔者非常清楚他过去的家底,问哪来的钱?此君甚是轻描淡写地坦诚回答:发代币发的。三个月发了两个ICO,一个募集了3个亿,一个募集了20个亿,都是短时间超募,回头我送你几个我发的币。

1、币圈ICO老司机领进门学习套路;

3、找大佬站台;

5、私募;

7、打点媒体刷一波宣传;

9、坐庄操作价格;

11、向境外转移财富,走向人生巅峰

在聊了很长时间的币圈那些套路之后,此君谈了发自肺腑的疑惑:你说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做梦一样。我都不知道我祖上积了什么德?这都不能算抢钱了,一个胡编乱造、漏洞百出的白皮书,一堆人硬是抢着给你塞钱,拦都拦不住。

末了他很不屑地甩了我一句:搁着币圈不捞,傻*才在股市刀口舔血。

此君只是币圈造富神话的一个小案例。事实上,类似他这样投身(机)币圈,然后极短时间捞到中国绝大多数家族数百年也积累不起来的财富的,是一个批量的群体。他们如同1049年救命稻草一样投机革命的贫农,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翻身上位,从赤贫到掌握巨量财富“主人”的魔幻蜕变。

福布斯近日发布了首个“虚拟货币”领域富豪榜(加密货币净资产),我们看到了瑞波CEO、Coinbase老大、V神、比特币基金会创始人、BM、BB等熟悉的身影,其中Ripple 创始人 Chris Larsen排名第一,以太坊联合创始人 Joseph Lubin排名第二:

而华人有一位闯入了前三。出乎意料的是,此人不是发代币的“畅销书作家”李笑来,不是卖挖矿机的比特大陆CEO吴忌寒,而是为数字货币开“交易所”的币安网CEO赵长鹏:撇开福布斯数据的可靠与否,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财富转移速度:赵长鹏这个华人程序员,从创建币安(Binance)平台到大富大贵,仅仅只用了6个月时间!

1、发代币。也就是所谓的ICO,基本类似股市的IPO,来钱快,规模大,搞定一单发行,少则几个亿,多则几十上百亿,轻松到手。但路径长一点,过程复杂点,这是李笑来等绝大多数“币圈创业”者的玩法;

3、开交易所。这个不同于深交所、上交所这样官方背书并承担连带责任的交易所,目前所有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就是民间个人自己开设的一个网站而已,无需任何人批准,开发上线,有人用,就OK,这是币安(Binance)网、火币Pro站、OKEX,和BitStar等的玩法。以赵长鹏的币安(Binance)网为例,一天24小时不间断交易,一天成交不低于61亿美元(据 Coinmarketcap数据),双向不低于千分之一的手续费计,日入金也在近亿元级,这还不算每单ICO可观的上市费用,以及做市商费用。

事实上,由于币圈人士的财富来得快得让他们自己都发抖和害怕,所以他们的财富绝大多数要么刻意低调隐瞒,要么转移海外,我们表面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以数字货币今日总的体量以越来越多的民间(韭菜)参与者(币安网每周新增数百万用户,仅在今年1月10日的一小时内,就有24万人注册,平台不得不暂时关闭注册通道),很多玩币圈的业内人士都已心照不宣默认这样一个事实:世界首富,以及中国首富,早在2017年底就已易主。

问题在于,从政府到民间,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和应对这种暴风骤雨式的财富转移与阶层转换?

财富转移与财富创造,两字之差,天壤之别。

技术本身并不可耻——这句话是被乐视送进监狱的快播CEO王欣说的。

这句话用在区块链上,依然成立——尽管至今还没有完全搞懂区块链,但笔者相信这是一个有可能改变或者颠覆很多东西的技术架构。而技术本身并不可耻。

截至目前,区块链最成功的落地应用就是比特币、以太坊等数字货币——问题在于,目前99.99%的数字货币,都是如假包换、有去无回的骗局。

其实从技术上分析出各种Token(代币)的性质并不难。基于区块链架构以及POW(工作量证明机制)共识机制挖出来的币,例如说比特币,莱特币,以太坊等,它们具有分布式去中心化的特点,这些纯PoW证明的币种,因为有矿工的参与,算力(币)越多拥有越多,财富越多,创始人并自己也需要去挖才能得到币,其并未借币融钱,也没有权利改变未来的发展之路,操控它们的难度也极高。因此挖出来的币,其本质还是一个交换中介和工具。

但没有采取分布式账本的伪币(空气币)则不然。空气币的发行(ICO)与股市的IPO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币就是发币团队用来圈钱的一个工具——区别在于,股市IPO的每一股股份,对标的是上市公司业已存在的实物资产,而代币对标的“资产“,只是发币团队的一个idea,或者叫空气。

区块链的核心是去中心化,但代币的发行,恰恰回到了一个中心化的发行主体。与现实世界法币的唯一不同是,法币(比如人民币、美元)是由政府暴力机器背书的中央银行发行的,而代币是由一个头脑里不知是充满了马斯克狂想主义,还是就为了赤裸裸骗钱的个人发行的。

简单点说:挖出来的币(比如比特币)是有其存在价值的。而但凡发出来的币,99.99%都是骗局无疑。

赵长鹏其实误解了市场的意思:至少于99%的空气代币而言,它们是无权叫泡沫的。

无它,无恒产者无恒心,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财富创造、分配与继承机制堪称扭曲的大环境里,所有国人都习惯了走简单粗暴的捷径获取短期财富,“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剥夺是最受青睐的一种,坑蒙拐骗是比较受青睐的另一种。

更何况还有比特币这种7年655万倍的惊世骇俗涨幅案例摆在面前,穷怕了的国人被刺激得嗷嗷叫是必然的:

至于比特币会不会一个月跌去60%,则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了——认赌服输,万一运气好,赢了呢?好在中国人都没有宗教信仰,并不在意来世——反正迟早都会死的:

人类历史上,金融骗局多了去了。1637年的郁金香狂热、1720年的南海泡沫、近在眼前的P2P骗局……,这与人性的贪婪有关,随他去吧。抓人之说,过了。

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基于代币的几个基本特征:

2、这种存量财富的转移,其规模与速度,都远超P2P这样的“小儿科”——ICO抢钱者汹涌而入,国内几个大一点的“交易所”排队等着上市的代币都高达数千个,一个大一点的“交易所”日手续费圈钱也可轻松过亿——所谓的“币圈一天,人间一年”;

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财富和资本的积累都是艰难的,而代币的以上特征,对国家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本吞噬黑洞,且流失速度以天计,以小时计:

2、如果ICO圈的钱来自韭菜或者穷人,则直接破坏居民资产负债表,减少整个社会的消费额;

好在监管层已经有所动作。2017年9月4日,监管将ICO直接定性为“非法公开融资行为”,并正式叫停。ICO落荒而逃,很多项目不得不退币清场。但ICO产业链迅速从国内腾挪至国外,甚至发展得比原先“更好”,本出海渡劫的ICO 却“飞升”上仙。没有了监管的大锤,参与者走向一个更加自由,也更加疯狂的世界。代投跑路,平台监守自盗,没有节操的甚至直接坐庄......鱼龙混杂的交易所、发币机构换上新马甲,继续大发其财,代币滥发和诈骗混杂其中,私募代投行为开始在QQ群、微信群和朋友圈上演,圈内稍有影响的带头大哥,受某个币种所在团队的请托,只需拉个微信群,就能“对韮当割”,原来公募占80%份额,私募占20%的ICO,出海之后结构颠倒,多数项目,私募达到了80%的比例,而这些私募对象,相当多仍是中国人....

人性是经不住考验的,人类投机的疯狂是没有上线的,通过炒作的造富效应在全球引起的ICO狂热,已经开始蔓延到很多跟区块链原本没有任何关系的企业和家庭。他们并不懂区块链到底能做什么,但他们看到了代币也许能让自己一夜暴富。这样的泡沫和骗局已经越吹越大,卷入的家庭越来越多,民智不达,传销不止,没有监管的打击,不敢想象会是怎样的光景。

一个国家,货币权、经济权是国之根本!

如果不加以监管,这无疑是悬在国家主权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放任其在海外的发展,等同于将国家的经济主权拱手让人,这和将守卫我们故土家园的军队送与乱匪并无二至。

陈云的指导思想之一便是:用政治观点来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随后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率领200多名干警,联合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了238人,给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者以一拳重击。上海迅速大治。

借用雷布斯的话:少一些胡来的人,大家都可以专心做事。

马斯科的火箭壮举,犹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惊醒了装睡的中国人。

中华复兴靠的不可能是官僚、主义和疯狂的代币骗局,更不可能靠茅台和房地产。如果时代回避不了泡沫,就把它吹在科技、实业上吧,泡沫破灭后,哪怕出一家伟大的企业都值。

重复一下提醒:再不抓人,江山没了!




新闻视点




别了,吴小晖!
【研究员】:

自去年六月,吴小晖“不能履职”之后,悬了半年多的靴子终于落下。和近期国家将“扫黑”提到新高度是一个道理,毕竟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把蛋糕做大,未来国内农村的土地和国企的混改,都蕴含着极大的想象空间。就像吴小晖这样通过金控集团加杠杆,以资本运作摘桃子的套路,势必干扰到国家大政方针,所以什么背景也保不住吴小晖。


据说,哈佛如今成了中国大商人们的滑铁卢。

顾子明在微信号“政事堂”指出,近日,一则安邦的新闻,占据了几乎所有财经媒体的头条:上海市检察院对吴小晖集资诈骗、职务侵占案提起公诉。保监会也发布公告,称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

安邦,作为中国最神秘的企业之一,不仅其背景及崛起之路成了业界之谜,甚至前两年也一度作为中国投资界的风向标,总能在适当的时机低位买入股票,而且买什么什么涨,赚得盆满钵满。

而安邦的老板,在保监会“推门就进”的吴小晖,这位号称“对保监会上到主席下到保安都认识”的大佬,更是开创了众多中国保险领域的先河。其万能险规模傲视群雄,甚至安邦600多亿的资本也相当于第二名和第三名两大老牌央企之和,连资本大佬明天系都对其“套路”亦步亦趋。

可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虽然就在银保会大老虎项俊波落马后,吴小晖也被带走并“无法履职”,不过在笔者看来,吴小晖似乎并不是胡雪岩。

去年10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华盛顿G30国际银行业会上表示,新成立金稳委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监管金融控股公司。

而目前,中国大型的民营金控集团,算下来大概包括平安、明天、安邦、海航、复星、恒大、中植、万达、蚂蚁、万向。这里面除了杭州的蚂蚁和万向这俩不惹事的之外,其余的金控集团,最近两年都有点麻烦。

而回顾一下安邦这几年迅速崛起的路上,无论是在招商局“团伙式”腐败后入主招商银行,还是民生银行总经理毛晓峰被带走后入股民生银行,以及在“宝万之争”时入主万科。

这个,很可能就是以王健林为代表的其他大佬们,虽然历经风雨,但最终都能涉险过关,而吴小晖最终栽了的原因之一。

这个,和近期国家将“扫黑”提到新高度是一个道理,毕竟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把蛋糕做大,未来国内农村的土地和国企的混改,都蕴含着极大的想象空间。就像吴小晖这样通过金控集团加杠杆,以资本运作摘桃子的套路,势必干扰到国家大政方针,所以什么背景也保不住吴小晖。

所以,自身就是资本的他们,只要懂得壮士断腕,就一定还有机会能够卷土重来,甚至像马云对郭广昌和王健林一样,很多人也会出手拉一把。

看了公告后发现,起诉吴小晖的是“集资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而非“非法集资罪”和“挪用资金罪”,这两对罪名虽然性质类似,但是前两者的量刑比后两者要重很多,最高甚至可以判到无期。

不过,将吴小晖个人量刑越“重”,也就意味着监管层对安邦定性越“轻”,而且吴小晖是“职务侵占罪”而不是“挪用资金罪”,意味着安邦并没有过错。

所以随着“靴子的落地”,几家A股市场的安邦概念股反而高开。

四个民企,四种不同命运

安邦、复星、海航、万达去年被政府认为海外并购融资过于激进,如今它们命运各不相同,有的被接管,有的因配合政府而重获支持。

但就在政府宣布接管安邦的同一天,中国公司复星表示将收购法国最古老的女装设计品牌Lanvin的控股权。

在过去几年中,这四家公司全都因为一系列大胆的海外并购交易登上了新闻头条。其中包括:

大连万达以35亿美元收购好莱坞传奇影业。

去年,北京为了遏制这种狂热行为而出手干预,担心这些企业为外国资产出价过高并使得中国外汇储备流失,同时还依靠高风险融资方式为收购提供资金。

1519556998646951.jpg

MergerMarket的数据显示,中国海外投资去年下降近35%至1370亿美元,而2016年为2040亿美元,部分原因是中国收紧了限制资本外流的措施。

与此同时,海航在因流动性危机重组后似乎重新赢得了支持。上周,这家负债累累的公司宣布以158亿港元(合20亿美元)的价格将香港的两宗土地出售给当地开发商恒基兆业地产。

去年初,就在吴小晖被当局带走前不久,保监会禁止安邦出售数款高风险类投资产品,并全面打击影子银行业务。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的朱宁表示,安邦“显然违反了监管规定,但对于其他的(企业集团)这一点并不那么明显”。

朱宁表示:“从海外资产与国内资产的比率来看,安邦是最激进的,其融资来源与并购之间存在更严重的错配。换句话说,这代表着对人民币将贬值的更大投机。”

外国监管机构对海航所有权提出质疑。海航一直试图将政治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根据网上流出的言论,海航联合董事长王健把批评该公司的人称为破坏中国的阴谋的一部分。

然而,海航正面临有关其股东的质疑。中国金融监管专家侯伟表示:“如果你与中国企业打交道,你应该知道,由于潜在的政治压力,失败风险很高,因此尽职调查应非常完善。”

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公司已采取措施降低杠杆,并把其投资定位为助力中国政府让中国经济更多由高科技和消费驱动的努力。

“问题是这些交易如何融资,以及它们是否符合政府目标并可以说有利于这个国家,”他补充称,“收购伦敦东部的房地产似乎并不有利于中国企业界。这关乎他们的资金实力有多雄厚以及他们付出的价格。”




政经观察




山东省委书记的一篇讲话,为何火爆朋友圈?
【研究员】:

这几天,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的一篇讲话火了。在这篇信息量极大的讲话中,刘家义直指山东的发展问题及官场现状,敲响了“山东落后了”的警钟。如果说广东的经济转型走在全国前列,而东北的经济转型短时期内依然难以看到希望,那么作为中国北方经济第一大省,山东的经济产业结构实际上对于整个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而言更加具有代表性,其所遇到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的缩影。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时代背景下,山东的经济转型升级将不仅仅是山东自身发展的重大任务,也关系整个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总体成效,将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的经验。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大会”上这篇讲话,有公号仅加了几句按语全文转发,不但收获了海量阅读数,更引来六千多条留言。有人说,每一条留言都是山东人积压多年的愤懑。

讲话用翔实的数据指出:在山东人尚可聊以自慰的经济总量上,虽然还能勉强维持全国第三,但十年来与第一名广东的差距,已经从五千多亿扩大到一万七千多亿。与第二名江苏的差距更是惊人,由五十亿扩大到一万三千多亿,江苏已经风驰电掣般把邻省兄弟甩在了后面。

讲话里有一句话印象特别深:滴滴打车、支付宝、微信红包等具有超前引领作用的创新模式,都没原创在山东。在北京几乎已经是“无滴滴不打车”的情况下,青岛这个山东的开放龙头,车站的出租车里还贴着抵制网约车的标语。曾经引以为傲的山东交通,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落到了全国第8位,至今省内未通高铁。从济南到青岛一趟,竟然比去北京还慢半个多小时。

也是在近日,山东省纪委监察委宣布,山东省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传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王传民此前在山东邹平县任职13年,最后做到县委书记。邹平是山东重要的工业大县,这里有世界五百强的企业魏桥集团,以及西王集团、齐星集团等一批民营企业,一度曾有9家上市公司,位居山东第一。

这样看起来,王传民的问题极有可能出在邹平任上。其实不只是邹平,2016年发生在冠县的“于欢案”也与传统企业未能及时更新换代、陷入高利贷危机有关。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了,山东的企业还深陷在传统发展模式里苦苦挣扎。

某年山东“两会”期间,几位政协委员联合出席记者会,席间大家都在大谈成就,只有一位经济学家直言: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南有长三角经济带,西有中原经济区,山东的危机迫在眉睫。当时他的判断显得那么突兀,今天却都被写进了这篇讲话里。笔者问他对这篇讲话的想法,他只说了一句话“总算承认落后了!”

一个省委书记的经济学公开课:山东落后了

节后上班第一天,省委、省政府就召开这次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部署,动员全省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方力量,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迅速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吹响山东向高质量发展的进军号,迈出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的新步伐。

去年以来,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心领悟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握山东发展阶段性特征,深入调研、精心谋划,在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上,提出新旧动能转换的战略构想,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正式确定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在总书记、党中央亲切关怀下,今年1月初,国务院正式批复了这个总体方案,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审议了《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关于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实施意见》。

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关键节点上,党中央交给我省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必须完成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山东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是我们面对的重大挑战。

总的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着力抓住重大机遇,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培育现代优势产业集群,力争一年全面起势、三年初见成效、五年取得突破、十年塑成优势,逐步形成新动能主导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为全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出有益探索和积极贡献。

一、紧紧抓住综合试验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加快推动我省新旧动能转换

第一,加快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是实现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

40年风雨历程,40年沧海桑田,山东积累了向“两个一百年”目标进发的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强调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我省地处我国南北交界地带,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既具有南方省份领先发展的优势和基础,也面临北方地区转型发展的难题和困惑,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这样,既可赢得自身发展主动,又能在优化我国南北发展格局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如果我们的发展方式涛声依旧,产业结构还是那张旧船票,就永远登不上高质量发展的巨轮,对全国经济增长、节能减排、区域协调发展等,都是一个大拖累。

第二,加快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是提高我省经济创新力的重大平台。

有的国家抓住这个机遇,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有的国家与这样的机遇失之交臂,不可避免地走进落日的辉煌。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省也是如此。

比如,贵州省以大数据为引领,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带动经济实现了弯道超车;杭州市信息经济增加值增速超过GDP增速两倍以上,对GDP的贡献率超过50%。实践证明,在科技革命面前“无问西东”,谁抢占了科技高地,谁就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大量事实表明,领先科技出现在哪里、高端人才流向哪里,发展的制高点和经济的竞争力就转向哪里。建设综合试验区,为我们有效吸纳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加快建设技术创新体系,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体制机制,提供了有利契机和重大平台,有助于一揽子解决长期制约我省科技创新的重大瓶颈和现实难题。

第三,加快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是赢得我省区域竞争优势的强力抓手。

产业结构不优,新动能成长不快,发展活力不足,经济效益不高,拉低了山东的区域竞争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陷入了由别人追着跑到追着别人跑的尴尬境地。

二是环视周边,我们受相邻区域发展的挤压越来越重。向北,京津冀协同发展势头强劲,北京加快“瘦身提质”、天津加快“强身聚核”、河北加快“健身增效”,特别是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定位“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未来发展不可限量。向南,长江经济带生机勃勃,其龙头上海建立了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全力申建自由贸易港,将引领长江经济带进入发展新阶段,改变中国的经济地理版图。

特别是郑州,正从二线省会城市迈向国家中心城市,近年来我省一些地方到郑州学习考察,无不为人家的大思路大手笔大崛起点赞,正所谓“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标兵渐行渐远,追兵越来越近,发展形势逼人,竞争态势逼人,全省上下憋足一口气、铆足一股劲、希望山东重塑辉煌的呼声逼人。面对这样的困境、这样的压力、这样的期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陶醉于眼前的成绩,没有任何理由沉湎于过去的辉煌,更没有任何理由自暴自弃、自怨自艾、自说自话。

第四,加决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是推动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之举。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倒逼压力,也是一次经济浴火重生的重大机遇。南方一些省市见事早、行动快,搭上了转方式调结构的头班车。广东实施产业、劳动力“双转移战略”,加速推动“腾笼换鸟”;江苏实施产业高端发展、信息化引领等六大行动,推动产业向“高轻优强”调整优化;浙江实施“四换三名”工程,打造经济升级版,推动了经济质量和效益提升,在新一轮竞争中走在了前列。

服务业仍以传统的交通、商贸、餐饮住宿等传统服务业为主,现代服务业发展较慢。从能耗水平看,我省能耗总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均居全国前列,能源消耗占全国的9%,其中煤炭消费量占全国的10.6%;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全国第一;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为0.57吨标准煤,高于广东、江苏等省。从发展质效看,我省2017年单位生产总值财政贡献率只有8.39%,分别比江苏、浙江、广东低1.12、2.82和4.20个百分点。最近,有研究报告认为,我省转调进程总体上落后于广东、江苏5年,有些方面落后得更多。

这需要我们用足用好综合试验区建设重大战略机遇和政策,加快把新兴产业培育大,把传统产业改造好,把落后产能化解掉,打造现代产业新体系,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竞争力。

现在,综合试验区建设重大机遇已摆在面前,容不得我们彷徨、犹豫和懈怠,必须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昂扬斗志,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决心,以只争朝夕、发奋图强的志气,披荆斩棘,奋力前行!

归根到底,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于高素质产业。现代优势产业集群代表产业发展新趋势,集群式发展可以促进优质资源集中,加快形成产业规模效益、特色品牌优势,全面提升产业、区域的竞争力。

(一)着力在做优做强做大“十强”产业上实现新突破。

要推动新兴产业快成长、上规模。“十强”产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智慧海洋、医养健康等五个产业属于新兴产业,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所在。

要推动传统产业提层次、强实力。“十强”产业中,绿色化工、现代高效农业、文化创意、精品旅游、现代金融等五个产业属于传统改造升级形成的产业,提升潜力巨大,要拿出更大气魄、动用更多资源,加快原有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要统筹推进钢铁、石化等产业优化结构,向高端化、集群化、基地化、绿色化发展。

这样,既减少多次运输中的转损耗,又降低运输成本;既减少安全、生态环境隐患,又节约土地等资源,形成大规模现代化生产,大幅度提高附加值。同时,还要化解过剩产能,优胜劣汰,为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腾出空间。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不能让政府推着转、被人来转,任何等待都是没有用处的。要主动转、想尽一切办法转、创造条件转,这样可能牺牲眼前的一点利,但会获得长远的大利。省里已成立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库和基金,要创新管理办法,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发挥更大作用。要探索用行业协会方式推动“十强”产业发展的有效机制和办法,给予一些政策,在协调解决产业发展重大问题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当前要着力抓好:

二是突出强化企业主体。要进一步增强企业创新动力、活力和实力。比如,要给企业政策。突出应用导向,加大“创新券”等普惠性政策支持,争取更多的产业集群进入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范围;比如,要减轻企业负担。加大财政投入和税收减免力度,提高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创新的服务水平;比如,要播撒创新种子。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紧密结合,在一些重点领域布局培育“小巨人”企业,实现几何级增长、跳跃式发展。

目前,全国新一轮人才争夺战已经打响,几乎所有二线城市都出台了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比如,长沙出台人才新政22条,南京施行人才安居工程等等。高层次人才是稀缺资源,别人争到了,再去挖,难度大、成本高。要实行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把国内外顶尖人才往山东引、往山东拉。

(三)着力在推动开放发展上实现新突破。

一是发挥山东传统产能优势,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执行国家走出去政策,把握国际市场需求,按照产业链国际延伸、供应链全球整合、价值链高端提升的原则,重点推动化工、有色、建材、轻工纺织等优势产能对外投资合作,加强全球产业布局,把产能压力转化为合作优势。要推动国际合作园区建设,深化境外地方经济合作,促进产业集聚、壮大产业规模。

三是发挥山东海洋科技优势,构建开放型海洋产业体系。抓住全球海洋产业快速发展的时机,加大陆海内外联动力度,提升海洋产业合作水平,全力打造东亚海洋合作平台。

四是发挥山东综合试验区“招牌”优势,掀起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做强产业、培育集群,必须有新投资,这需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要一直使用权建设为载体,树立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开着新一轮高质量、大力度招商引资。

要创新招商引资方式,组织实施点对点、产业化招商,重点招世界500强和行业隐形冠军,切实引进一批技术水平高、产业关联性强、发展空间大的大项目、好企业。要探索建立招商引资促进机制,通过招商引资,招出发展氛围,让山东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

现代产业集群的崛起壮大,离不开基础设施等要素条件。我省在这些方面短板制约明显,要制定规划,搞好建设,力争在3-5年内取得重大进展。

民用航空对外联通能力不足,以我省开通的国际地区航线为例,济南机场开通18条,青岛机场29条,而成都高达102条,郑州也有27条,与上海、广东等省市更不可同日而语。

比如,高铁通车里程达到5700公里,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占比提高到80%;世界最先进的时速500公里磁悬浮将出现在山东。同时,我们还要出台全省运输机场和通用机场规划布局,并对沿海港口资源进行整合。

要统筹好煤、电、油、气、新能源等各项能源供应,大力优化供给结构,拓展多途径供给渠道,进一步提高供应质效。要合理控制煤炭消费,逐步将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降低到55%左右。认真抓好中央环保督查组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利用好这个倒逼机制,引导鼓励相关企业集聚发展,形成绿色产业群,擦亮山东绿色品牌,培育壮大绿色动能。

(五)着力在“三核”“多点”协同发展上发现新突破。

“三核引领”,就是充分发挥济青烟三市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资源富集等综合优势,先行先试、率先突破、辐射带动,打造新旧动能转换主引擎,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工作树立标杆。

“融合互动”,就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形成大合唱,奏好同心曲,绝不能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

一要找准自己位置。鼓励支持“各出各的优势牌”“各拿各的特色菜”,大力发展区域经济。每个市、每个县(市、区)都有自己的优势,必须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医养则医养、宜旅游则旅游、宜文化则文化、宜教育则教育,不能什么项目都来者不拒。例如工业项目,要符合生态环保、安全生产、节能减排、高附加值的原则,决不能也不允许一哄而上、同质恶性竞争、破坏生态、损毁资源、贻害千秋。

三要加强协调推动。前期省委统筹研究,提出了促进长岛发展的方案意见,正在进行以打造国家海洋生态公园为目标的深度规划。同时着手制定以泰山为龙头,以泰安、曲阜为轴心的山水林田湖草、城乡一体发展的空间规划。还展开调研,准备制定突破菏泽、鲁西崛起规划和海洋强省发展战略总体方案等。

三、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奋力实现凤凰涅磐、浴火重生

全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对照总书记的谆谆教导、对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对照初心使命、对照全省人民的殷切期盼、对照我省现实状况、对照先进榜样、对思想观念、体制机制、领导方式、能力作风等,进行一次大排查、大检修,看看哪些方面不适应,阻碍了生产力的大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大推进。要保持政治定力、战略定力、工作定力,高扬改革旗帜,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解决了“左”和“右”、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等重大思想认识观念问题,冲破了僵化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束缚,推动改革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大突破、发展迈上了一个又一个大台阶。现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已经成为事关山东长远发展的关键一战。

必须肯定,山东的干部政治觉悟高,吃苦耐劳,踏实肯干,这是优秀品质,要坚持要发扬。但也要看到,有些同志还存在思想解放不够、观念变革不深、敢领风气之先的魄力不足等问题。有人讲,南方一些省的干部遇到新矛盾新问题“向前看”,用创新的思维寻找解决办法;山东干部遇到新矛盾新问题习惯于“向后看”,看有没有成规惯例可循、有没有现成经验可用。一说新旧动能转换,有的同志第一反应,看有什么特殊的优惠政策、给多少钱,给哪些项目,有的只盯在给多少土地指标、环境容量上。这种思维方式不转变,新旧动能转换无从谈起。

要着重从传统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强化集约发展意识,摒弃原有的拼资源、拼投入、拼消耗的粗放发展路径模式,努力做到集约集聚发展;

要着重从守旧守成中解放出来。强化改革创新、敢为人先意识,不因循守旧、不墨守成规,努力做到创新领先发展;

要着重从窄视野、小格局发展中解放出来,强化现代发展意识,不坐井观天、不自我封闭,把地方发展融入全省、全国发展大布局,努力做到开放、合作、共赢发展;

巴金说:“过分看重自己痛苦的人,做不出什么事情来”。古人讲,人类的历史是有无数想把世界变好的人的鲜血写成的。《牛虻》一书中讲,记住有一个高尚而又神圣的事业,接受这一事业的心灵必须纯洁得不受任何自私的杂念影响。

新时代思想再解放,首先是领导干部的自我思想解放。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勇于打破自己身上的“紧箍咒”,努力做思想再解放的带头人。

不可否认,与兄弟省市相比,我们这几年改革劲头小了、步子慢了、力度差了。山东这差距、那差距,最大的差距在体制机制上,在改革不深入、开放不到位上。

改革推进到今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必须弘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坚定不移破除一切顽瘴痼疾,打破利益固化藩篱。

今明两年,有些体制机制创新要作为重点,尽快加以突破:

省委已经部署,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及各部门,要对现行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部门规定等进行全面清理,加快推进立改废释,通过制度创新,把该放的权力放出去放下去,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提高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效能。

比如,一些重大事项特别是民生保障方面,急需资金、嗷嗷待哺与大量滞留闲置、趴在账上呼呼睡大觉并存,不能及时发挥资金效益与资金多头管理、严重分散、大量浪费并存,同一件事多部门一哄而上,资金投入重复浪费与众多事情无人管、无资金保障并存。这就是流程设计出了问题,九龙治水、各显权威、各摆政绩。

问责是严明纪律、担当作为的有效机制。明确责任、履职尽责各级各部门、各位领导干部首先要做到,现在有的部门、地方以签责任状为“绝活”,将层层压实责任变为层层下推责任,最终使责任悬空、虚化,而追责问责只问下级、不问自己,使追责问责成为推卸责任、不尽职不作为不担当的护身符。

然而,现在信息孤岛、烟囱林立现象严重,家家投资建设、户户点火冒烟,厅厅建网络、层层管数据,各级各部门横向不连接、纵向不贯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数字垄断、信息隔绝,烧的是人民血汗钱,行的是官老爷作派,把一个技术先进、有利民生、便捷群众、提升效率、保证质量、阳光透明的大平台,变成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铺张浪费的代名词。

三是民营经济改革发展。要看到,我省市场活力不足,重要的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科技型、创客型企业少。

四是财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区方案中,允许先行先试的财税改革和政策措施不少,含金量也很高,仅允许留抵退税一项,按2017年专用设备制造等20个战略新兴行业数据测算,留抵税额就有170多亿元,用好这项政策,能有效吸引技术密集型行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来鲁投资。类似的政策还有很多,如增加地方政府债券额度、探索发行专项债权、探索服务贸易发展的税收政策等。有关部门要深入研究,深度挖掘,争取政策效应最大化。

六是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党委与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有的分工过细,有的职责不清,有的权力交叉,分散资源,影响合力,降低效率。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部署,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进一步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

推进综合试验区建设,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创新领导方式、工作方法。

二要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方式。依法办事首先要依法思考问题。谋划工作要运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要运用法治方式、说话做事要先考虑是不是合法,加快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四要更加注重运用宣传引导方式。充分发挥新闻宣传在推动重点工作落实中的作用,搭建多种宣传平台,把宣传与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推介等结合起来,广泛推介带有共性的经验做法,深度解读方案、规划中的相关重大政策,加大对综合试验区建设的跟踪报道,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氛围。

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并殷切希望我们要加快提高八个方面的本领。面对新旧动能转换的新任务,党员干部本领上的短板、能力上的不足、知识上的弱项、视野上的局限,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

一是提高政治能力。看一名党员干部的能力,首先看政治上是否站得稳、靠得住。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严格遵守党章、执行《准则》,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各项工作中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打任何折扣、不要任何小聪明,不搞任何小动作。

三是勤于实践锻炼。我们一些干部,不缺学历缺阅历,不缺经历缺磨砺,有的简历看上去很完美,但每一步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基本功不扎实,真本事不多。广大党员干部要全身心投入火热的新旧动能转换事业,多到规划制定、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创新创业的一线进行锻炼,在实践中磨炼意志、增强本领,在完成艰难的任务中经受考验,不断提高敢担当、善担当、能担当的勇气和能力。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级各部门都要对标对表总书记的要求,坚持不懈纠“四风”转作风、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

二要把雷厉风行与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定准了的事,既要雷厉风行抓落实,又要在抓“常”和“长”上下工夫;既不急于求成,又避免节奏拖沓,更不能“刚给母鸡撒一把米,马上就要看下了几个蛋”。

三要把从严管理与有效激励有机结合起来。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树立政府用人导向,在严格党的政治机滤和政治规矩的前提下,旗帜鲜明为改革创新、干事创业者撑腰鼓劲,对于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实绩突出的,该表扬的表扬,该重用的重用;对于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该打板子的打板子,该挪位子的挪位子,形成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同志们,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向高质量发展进军,已经风生潮起,但前进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一马平川,必然荆棘丛生、困难重重、崎岖不平!信仰就是灵魂,使命高于生命,责任重于泰山!

山东如何避免重蹈东北经济的覆辙?

此外,山东的高速公路里程也由当年的全国第一下降到第八。山东的经济发展,不仅比南方地区广东、江苏等省的发展差距有所拉大,而且跟周边的河南、安徽等省相比也显得动力不足。有学者甚至认为,如果不看青岛这个副省级城市,山东的经济发展总体上就是一般中部省区的水平,并没有什么区域经济优势,甚至还有学者担心长此以往,山东经济也可能重蹈东北经济的覆辙而出现衰退。

为此,2018年1月初,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将山东的经济转型升级提升为国家战略,从这个意义上看,山东的新旧动能转换改革,不再仅仅是山东人民自己的事情,也是事关整个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能否成功的重大举措,全国和世界都为之关注。

近年来,山东经济发展的相对乏力,有很多具体的原因,如传统制造业升级缓慢、新兴科技何产业发展不足、海洋经济发展和区位优势发挥不足、缺乏核心的特大城市及其城市群、民营经济发展速度过缓、政府行政服务效率有待提高等,但根源在于没有将经济发展的旧动能及时转换为新动能。所谓新动能,是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等,传统经营模式经营中的第一、二、三产业都存在新动能的影子。

这个冬天,三亚偏冷,但还是要比张明耕的老家舒适很多。在这座拥有秀丽海岸线和温暖气候的海南岛“小城”过冬,已经成为了他多年的生活习惯。他的家乡在东北松花江畔。

《2017年上半年海南房地产市场报告》(以下简称《2017上半年报告》)显示,三亚房地产客户结构当中,来自东北三省成交占比约23%,远远超过北京、河南等省市。链家旅居产业研究院获取的数据显示,2017上半年三亚地区房屋销售总额为654.45亿元,仅2017年上半年,来自东北业主的资金在三亚买房产生的销售额,超过150亿元。

李慧敏、郭婧婷等在《等深线》报道指出,资金逐利,本无可厚非,但资金的选择,却给出了一个重要提示,即“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同时,东北三省或许还面临着另外一个考验,那就是东北本地资金的“外流”,这或许是对东北营商环境改善与经济结构调整,是另一个方向的善意提醒。

“您需要买房吗?”记者走出三亚站的瞬间,李晓宇(化名)面带微笑,热情地迎上来询问道,并递过来一些楼盘的广告资料。“这是我们公司代理的新楼盘,提前预约,可以免费接送看房哦。”

他的客户当中,有不少来自东三省。他着力向记者推荐一个名叫海棠华筑的别墅楼盘,每套平均总价约1700万元人民币。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房地产楼盘的买家主要来自东北、北京、河南,一次性付款的客户居多。

不止是租,其实更多人是在这里买房,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近20年前。位于三亚市河东区的丹州小区,开发建设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里一直被看做是东北人在三亚买房的较为早期的“落脚点”,而现在,这里的二手房交易,仍然活跃,东北人还是主力。

他是最早一批的“登陆者”。17年前,张明耕揣着40万元,从东北南下到三亚买下了一套房。“当时这里的房价还不到4000元/平方米,现在随着购房的人越来越多,房价也水涨船高,早就过万元了。”

三亚市多个在售楼盘介绍的情况显示,其成交客户中,来自东三省的客户都占有相当的比例,从30%~50%不等。不过,这一数据最近未能更新,原因是由于各种原因,三亚市的商品房能够完成齐全手续并对外销售的并不多。

陶红兵和他所供职的链家,是三亚乃至海南商品房楼盘、二手房楼盘销售的最主要渠道之一,所以,他是最了解情况的人之一。

据了解,海南曾经历过4次“北客南调”的潮涌,第一次可追溯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其推动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得以全面发展;第二次是发生在2000年左右;2009年,在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契机下,海南再次迎来一波“岛外人”,这便是第三次;最近一次则来自于2015年雾霾大恐慌,买房的需求从休闲度假改变为健康避霾;这四波“北客南调”的涌动中,黑吉辽的客户成为主要力量。

“200万人的数据应该是对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结果,是10年间总共流出200万人口,平均每年在20万人左右,而不是每年流出200万人。”孙志明说。

02、钱随房走

易居研究院常年对海南省主要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进行监测,期间包含2011年1月~2017年12月7个整年的数据。在销售总额一项中,2011年1月~2017年12月,三亚总成交面积为10663526;7年间三亚房地产总销售额约为2620亿元。

除了三亚,东北热衷买房的地区,在海口、三亚等城市限购之后,又加入了广西北海。沈阳世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旅居事业部运营总监任泽信表示,“我们接触了很多客户,沟通过程中原本意向是海南,最终经比较权衡,大多成交在北海。”任泽信认为,北海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北海的性价比高、房价比较低,精装海景房1万元/平方米;第二,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短时间内涨幅很大;第三,北海位于北部湾,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城市。

“半年多的时间,北海房价涨幅达40%左右。4月份大约六七千元左右,至今涨到1万元、1.1万元左右。”任泽信表示。易居中国《全国171城住宅成交月度数据表》显示,2017年4月,北海商品住宅均价为6006元/平方米,2017年12月均价为8335元/平方米。

除此之外,“北客南调”的目标城市还有云南昆明、广东惠州等。“昆明和惠州,相对来说东北人的聚集没有太过明显的表现,核心客源是有亲属在当地工作,到这两个地方基本属于定居性质的投资。”任泽信介绍,东北人投资约占外来投资5%的比例。

有类似资金“外迁”现象的,并非只集中在民间的买房领域。记者采访发现,不少东北本地的上市公司,在东三省以外的投资都有较高的比例。这一点,并不是个别上市公司中存在的孤立现象。

誉衡药业成立于2000年3月,是一家以医药大健康产业为主线,以制药业务为核心,涵盖科研、生产、营销等领域的高科技企业集团,其公开的对外总投资额为9.1亿元。据统计,其在2010年前,2010~2013年,2013年之后3个时期对外投资28家企业。

2010年~2013年期间,共产生6笔投资。其中4笔为医药相关的投资,分别在山东和西藏两地,公开信息6800万元,100%独资。2013年之后的14笔投资,除哈尔滨誉衡制药有限公司一笔4亿元外,其余全部为对区域外投资。其中对外投资最为密集的年份为2016年,共7笔,2015年4笔,2017年3笔。

迪瑞医疗是中国知名的高科技医疗诊断设备、试剂及医药的研发制造厂商,对外投资全部集中于2010年之后,公开数据对外总投资5327万余元。除一家在长春外,其他分别在深圳、宁波、厦门、上海。其中厦门致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330万元,上海瑞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上述两家企业的投资额度未公开。

奥克化学对外总投资17笔,公开总投资额约9.7亿元。另有6笔投资未公开投资额度,其中注册资本最高的是上海东硕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1.06亿元。多围绕主业的投资,也包括新能源和进出口领域。

相较而言,吉林森工对于对外投资事项披露谨慎。除广东连州、苏州两笔计2340万元之外,北京、廊坊、上海4笔投资未公开投资额度,该4笔投资注册资本分别为9900万元、2400万元、5000万元和3000万元。

04、本地投资金融矿产占比较高

宝泰隆的18笔投资当中,有两家投资公司和一笔参股地方银行。设立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宝泰隆投资近5.16亿元持股97.17%;七台河墨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720万元,持股72.00%;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67万元,持股0.24%。

忠旺集团于2014年12月29日,以17.5亿元投资忠旺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册地位于大连,持股35%。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8月17日同一天,分别以5.6亿元和6.2亿元,投资北京忠旺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忠旺华融投资有限公司,在两公司当中分别持有20%股份。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一些轻资产的服务型企业,将注册地南迁,其中一些前往深圳、珠海等。2015年,一家拟在东北注册带有互联网性质的旅游服务公司,长达半年时间名字在工商部门难以审核通过,无奈迁至深圳,“一个星期,我执照都拿到手了。”该公司老板表示,他在深圳投资300余万元,类似他这样规模的东北企业到深圳投资的,他认识的就有6家。

“东北的上市公司本来就少,一些上市公司和政府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对一些有标杆作用的上市企业,东北对他们的政策保护特别好,与对中小企业形成极端对比。”上述银行高管表示,政府也会像“保护眼珠儿”一样的保护它们。

但显然,东北只有国企不行。




社会透视




一位教授的县域江湖调研:黑社会团伙也要懂政治
【研究员】:

社会是一台非常复杂的机器。在权力难有施展空间的边缘地带,或者是法律因故缺失之后的真空地带,便容易出现灰色组织。它们与当地社会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非黑非白。读懂他们的底线与运行规则,也就读懂了县域政治。现在一些普通的政治常识已经融入到公安局的办案规律中,这个大多数黑社会团伙都知道。比如,在“严打”时期,大多数黑社会团伙都懂得这个时期要收敛一些。一些善于经营的团伙势力,甚至还会主动提供给公安局合适的“战绩”。但一些更深层次的政治,就要考验老大的智商了。



在廊坊官方的通报中,“迫于舆论压力”,指使暴徒行凶的赵某、以及合伙人杨某均已投案;官方并已启动对于警方是否有不作为、慢作为情况的调查。

不久前,河北省廊坊市城南医院院长张毅以惨烈坠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留下的绝笔信里,他控诉了将他双腿打断的暴徒,以及插手医院正常业务、挪用资金的合伙人杨某。在廊坊官方的通报中,“迫于舆论压力”,指使暴徒行凶的赵某、以及合伙人杨某均已投案;官方并已启动对于警方是否有不作为、慢作为情况的调查。

不仅如此,举报信称,杨某曾对村民说,“有不服的去哪里告就去告,你们没有那份能力,花个三五亿我顶得住,搞得定,不怕告,怕告就不这么干了”。

目前,廊坊市公安局已对杨某刑事拘留,“涉嫌挪用资金罪”,同时杨某也被“暂时停止其执行安次区人大代表职务”。官方同时表示,如果杨某忠确实存在涉黑涉恶问题,将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下文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吕德文(摘自《南风窗》)。作者以体验调查的方式,深入中部某县公安局,在当地公安局领导和基层干警的支持下,研究了县域黑社会势力的一些特点,真实地描述出当地黑社会的生态。推荐给大家一读,相信会有启发。

认定一个犯罪团伙具有黑社会性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即便某一犯罪团伙的社会危害性够得上“严重”,其组织特征也不一定符合黑社会性质。因此,公安机关在打击黑社会犯罪团伙的时候,显得非常困难。在警务实践中,几乎没有一个黑社会团伙是在其内部组织状况被充分掌握的情况下受打击的,公安机关恰恰是从普通社会认知的角度对其侦察、打击,最后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加以清除。

但是,一旦黑社会团伙达到规范的企业化运营水平,也就意味着它基本上摆脱了暴力等低水平、风险高的谋利手段。而一般的犯罪团伙最多只是松散的犯罪联合体,根本够不上“组织”要件,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组织。因此,公安机关真正能够认定为黑社会组织的犯罪集团并不多。

要准确认识黑社会的“生存之道”,需要有一种生态学的视角。

因此,一个完整的黑社会体系,必定有一个联系色谱:黑、灰、白等成分都有。犯罪集团生存的秘诀在于,它努力保证其底色是灰色的,而不是黑色或白色。

我们在县城调研,感触非常深的是,这几百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网络,相互之间即便不熟悉,也大致了解各自的底细。身处网络中的一个人,如果碰到什么事需要找到网络内的任何一个人,一定可以不费力地找到对方。事实上,我们的调研之所以较为顺利,恰恰是因为获得了这个圈子里的几个关键人物的支持,以至于可以不用过于费力地找到想要访谈的对象。

02、产业灰色地带

从我们的调研来看,在地方社会中,黑社会从事的产业具有一定特点。

再如,这些年城市资本开始大举下乡,各个县城都在搞房地产、工业园区,实力雄厚的老板们做一些资本运作,进行产品营销即可,也不在乎低端产业的一点小利益;但这些高端行业要在地方社会顺利进行,又少不得低端产业的配套。典型如碰到征地拆迁问题,大企业当然不愿意碰这个矛盾,而将相关业务“转包”给那些具有黑社会势力的“拆迁公司”是最保险的做法。我们调研的这个县还没有星级宾馆,但有名的一家宾馆就是一个有名气的混混开的。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必定有黑社会主动或被动地介入其中。

我们调研的这个县,存在黑社会控制的产业大致有三个:长途班线、米粉批发、土石方工程。

2010年,该县交通局引进了十多台出租车,但营运没多久,就被庞大的三轮车市场挤垮了,大部分出租车司机改走长途,尤其是从县城到市区之间的线路。很显然,这对长途客车市场是个巨大冲击,这几年,两个行业之间的冲突不断。

米粉批发也为黑社会所控制,这多少让人奇怪。不过,仔细分析却也符合常理,因为米粉市场太适合黑社会势力介入“管理”了。

这就为黑社会势力创造了空间:当地黑社会势力派几个混混上门给这几家店的老板“做工作”,要求每斤统一提价2毛钱,这2毛钱的额外利润给黑社会。2毛钱的差别,对老百姓而言几乎没什么影响,批发店的老板也没什么损失,黑社会却不知不觉中获取了可观利润。于是,当地一些见多识广的人都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该县的物价和周边县没什么区别,唯独米粉价总是要高个几毛钱。

土石方有两个直接相关的垄断业务:河道砂石开采和拆迁。河道砂石开采是土石方工程的重要基础,之所以容易被垄断,与这一产业的资源稀缺性有关:它同样受到相关部门的严格控制,一般老板难以进入这一领域。至于拆迁业务,大家心知肚明,因为只有暴力才能“突破”钉子户抗争难题:在政府对于使用暴力越来越慎重的情况下,黑社会的非法暴力已经成为一些地产商的依靠。

黑社会要长期生存、“发展”下去,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来自黑社会内部的斗争,团伙之间、老大之间,如果竞争失序,就有可能两败俱伤;二是来自精英网络内的变化,一个老大过于嚣张,或其保护伞意外落马,都有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三是来自产业经营的能力,如果经营不善,也可能导致黑社会团伙难以为继。

在我们调研期间,这个县的娱乐行业极为萧条,县城中心广场的几家娱乐场所都因生意不好而关门歇业。客观原因是,这两年地方政府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对于这个内陆县城的娱乐业而言,这无异于釜底抽薪。直接原因是,当地公安部门严厉打击黄、赌、毒,使得这个行业的风险极高。但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地黑社会势力在前两年元气大伤,势力最大的团伙老大被抓,他们所控制的娱乐行业当然也再难成气候。

在我们的调研中,负责治安的干警和派出所所长就直言,他们刚上任的时候,都有团伙头目通过各种熟人关系前来套近乎、请吃饭。甚至有头目明确请求,每年自愿缴纳一定费用,但让其经营的色情场所少受检查。这当然遭到严辞拒绝。除了公安干警无法被收买之外,这个团伙承诺一年缴纳的费用,还不如被抓一次罚的款多。

一个管理得当的黑社会团伙,马仔们犯事一定不会供出其小头目,而小头目犯事也不会供出老大,大多数老大被抓进去了,也会尽力保护其保护伞。为什么?这得益于黑社会内部的组织保障机制。

前两年,该县最大的黑社会势力被端掉,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团伙组织失败所致,而是黑社会生存网络剧变所致。这个团伙被端掉的导火索是团伙的一个小角色犯了命案,公安局掌握的证据无法指向团伙老大,但从逻辑上看,这个命案肯定是团伙的“组织”意图。

不过,这个团伙的覆灭虽然不是组织失败的结果,却是技术失败的典型,因为他们破了这一行的两条“底线”:一是不要犯命案,二是不要影响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

从公安局破案的内部视角看,案件的不同类型决定了破案力度的不同。治安案件和较轻的刑事案件一般由派出所和治安大队管辖,他们办案的技术条件有限,不可能深入追踪普通案件的背景。而如果让刑侦大队来主办案件,则可以非常方便地使用各种刑侦技术(如调取犯罪嫌疑人的所有信息,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很容易掌握案件背景,并挖掘出案中案。理论上,只要刑侦大队不计成本地投入,绝大多数案件是可以侦破的。

黑社会团伙也要懂政治。现在一些普通的政治常识已经融入到公安局的办案规律中,这个大多数黑社会团伙都知道。比如,在“严打”时期,大多数黑社会团伙都懂得这个时期要收敛一些。一些善于经营的团伙势力,甚至还会主动提供给公安局合适的“战绩”。

这种染指重点工程,影响县里中心工作推进的做法,等于是在公然露头,挑衅政府权威。结果必然是引发公安机关集中兵力侦查,找到更多有力的证据,加快打击的进程。




人物广角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研究员】: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1984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84年至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吃、穿、注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89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文革”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现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89年5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

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60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10年还可以,再过20年,就80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

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朱海就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惊人的成就,首先要归功于观念的变革,邓小平正是通过改变人们观念,把中国人从“极左”思潮中解放出来,从而催生了改革开放。虽然这一变革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他无疑起了非常关键的推动作用。

中国历史上就有某种“平均主义”的平等观,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一听到“打土豪,分田地”就热血沸腾,这种口号简直就是一呼百应。改革之前中国实施的传统计划体制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平等观。这种平等观不破除,经济发展是没有可能的。

结果意义上的平等观,与自然法学派提倡的平等观有密切关系,前者可以视为后者的结果。自然法学派主张“人人平等”、“人人都有不可让与的权利”,在法国大革命中风行的就是这种平等观。如米塞斯指出的,如宣称每个人都有不可让与的权利,那意味着需要专制政府去维护这种权利,最终将导致最不平等的制度,“最后竟把每个制度,不管是如何不平等的或不道德的,都看作与那人人不可让与的平等权是相容的”,“有史以来最专制的政治制度布尔什維克,反而夸耀是人人自由平等原则的化身!”所以,邓小平不是提倡什么“人人平等”,而是承认人们的权利事实上存在差异,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有人质疑说,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都是红二代,是权贵,有一定道理,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背景但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富起来的人更是比比皆是。通过合法致富,也带动了他人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结果是普遍的富裕。先富带后富,并不会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的“义务”,而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当贫穷不再是社会主义时,就放心以各种方式发展生产力,这时产权制度不再是衡量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而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这就为外资、三资、私有等各种所有制成分的合法化开辟了道路。邓小平1985年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1992年明确地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打下基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一对传统上被认为是水火不容的概念,奇迹般地组合在了一起。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中甚至根本没有提公有制为主体,这一思想是相当“解放”的,相当于把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连根拔除了,实际上,后来的改革,就是改革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社会主义,就是减少这种社会主义的成分。

邓小平是观念变革的先行者,他提出的观点仍然具有时代意义。当时的改革还不够彻底,这很正常,社会本来就是演化的,他做了他能够做的事,不能把现在存在的问题推卸到他头上去。我们赞赏邓小平,不是搞领袖崇拜,邓小平作为“政治企业家”,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如与他同时代的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一样。现在,中国的观念束缚与体制束缚还是很严重,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改革。




思想评论




龙永图批胡鞍钢“超美”论:不仅在国内误导,国外更甚!
【研究员】:

日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的一份研究成果称,中国现今的实力发展,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时期。对此,龙永图认为,这种观点是误导。“在国内其误导作用,在国外起更大的误导作用”。龙永图称,中国从来就没有把经济实力超越美国作为处理美国关系的前提。“中国不管在发展实力、个人素质还是综合国力和美国相比还有很长的距离,我们需要紧迫感和危机感来不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不是沾沾自喜。”



批胡鞍钢“中国三大实力超越美国”:误导

伴随中国对外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也逐渐增加。尤其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贸易关系日渐紧张,甚至近期中美两国均对对方部分商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部分观点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特朗普“美国优先”、“让美国更强大”的执政理念产生冲突。

日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的一份研究成果称,中国现今的六大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发展,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时期——其中前三大实力早已超越美国。

龙永图表示,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而沾沾自喜,就会抹平我们整个国家艰苦奋斗的斗志。如果没有对自己国家国情的基本了解,没有对自己和全球在力量对比上的一个准确把握,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危急感和紧迫感的。

事实上,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WTO的争论还没有完全结束,而那些当年促使中国加入WTO的人们也被冠以“卖国贼”的帽子。近期,这种声音再次卷土重来。

龙永图透露,今年年初他去探望朱镕基总理,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我在温州机场等飞机,突然从外面来了一个小伙子,走进来就感谢我,说因为我推动入世成功,他现在成了亿万富翁,是一个做灯具的。”朱总理听了非常高兴。

近期,一些反全球化的声音喧嚣日上,甚至连特朗普都表示,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错误。“美国抱怨是没有道理的,”龙永图表示,特朗普觉得中国入世得到的利益比美国大,是因为他不知道中国正处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

事实证明了一切。加入WTO 18年以来,中国和国外企业融合不断加深,国外企业不断到中国设厂扩大投资,中国企业也不断走出去到国外设厂投资。

2001年底,中国正式以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身份加入到WTO。但直到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还没得到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承认。

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武昌、深圳、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为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讲话以后大家才逐渐意识到中国的改革方向就是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龙永图表示,方向确定以后,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市场经济,我们的谈判也顺利多了。

近年来,中国高层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侧面反映出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龙永图曾在2017年凤凰网财经峰会上表示,我们要向全世界、向中国老百姓讲清楚“一带一路”的故事,它既不是中国要洒钱当冤大头,首先是为了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将有利于沿线国家,必定有利于促进全世界的合作和交流,实现合作共赢。

本文源自8月19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高层论坛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鞍钢的发言实录:

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历史,30年前王大珩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陈芳允几位老先生提出了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建议,之后小平同志做出了重要的决策,他提出来“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接着他进一步提出,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1986年11月,中央和国务院做出决策,《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首次提出来了7个方面的重点领域,而且提出的发展思路基本上就是追赶、跟踪。也就是在这些领域要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以便于我们作为后来者能够进行追赶。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实现没实现这个目标?如果说实现了,那我们是靠什么来实现的?之后党的十三大报告(1987年)、十四大报告(1992年)都对此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命题,就是不失时机地发展高科技产业。那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概念呢?人均GDP居于世界后列,属于典型的极低收入国家,相当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高科技产业开始起步。

30年后我们再做的一个专业的后评估。首先看一下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我们可以看到中美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的比重,2002年中国是3.16%,2015年提高到29.08%,也就是说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已经实现了小平同志所说的“一席之地”的目标,就是在世界上193个国家,加上其他经济体,2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约是占世界比重的1%位置。事实上全世界各国GDP占世界比重超过1%的国家正好20个,什么叫一席之地?就是1%,但是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3%。2015年什么概念?超过美国,相当于美国的100.05%,完全完成了追赶型到超越型。这是使用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口径。

中国作为高技术产业的落后者来追随,并且能够超越美国,大体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起步阶段,就是30年前。中国在八十年代到2000年左右,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对美国的赶超系数从零起步到不足10%,我们称之为起步阶段,可以说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称之为加速追赶阶段,主要体现在2000到2010年,标志就是达到美国一半之上的指标。第三个就是追赶并超越阶段,就是要超越美国。我们就做了一个大的判断,2015年就是进入到超越阶段,现在应当怎么提高它的质量,而不只是数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30年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高技术几乎是零,到今天30年,中国高技术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我们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验证者。因此有必要看一看为什么中国可以追赶和超越美国。

作为东方巨人,中国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想是“阴阳之道”,不是政府的一只手,也不是市场的一只手,恰恰是“两手合力”。这个创新本身来看,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前天我在泉州举办的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上就强调,两只手肯定比一只手要好。那么进一步讲,就要讨论两只手怎么体现在具体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之中?怎么样使得我们的政府成为有为政府,服务于企业、服务于市场主体,我们的市场怎么样有效地竞争,有效地创新?我们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这不是简单的政府和市场“对立论”,而是更强调“统一论”;不是简单的“分力论”,而是更加强调“合力论”。围绕政府与市场有大量的研究,特别是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我们主要还是从几个视角来讨论。

那么两只手成功的关键在于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内化于市场机制的产业政策集。这就说明政府与市场是同时存在的,不能偏废;这就说明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是不同的,但两者是互补的;这就说明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并不是相互抵消的,是相互作用的,而且形成一个动态互动的关系。最后一点就是政府和市场是“合二为一”的。

应该怎样让市场机制内化于产业政策?对此,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探索。由于时间关系,我通过一张表来分析一下这五大政策构成的产业政策集是如何随不同的发展阶段变迁相互关联和作用的,这两者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适应性地调整、适应性地变化,进而就形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过程,从而形成了一个市场主体和政府之间的互动过程。这就体现为从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产业政策集的制定与实施过程。

单一的政策是怎么样变成一个政策集?特别是绿色政策真正完善于“十二五”规划,特别是“十三五”规划。实际上政策集也不是一次性完成,它是经过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总结、不断地修正、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完善形成的。利用这张表,我们还可以从定量的角度对五大政策的实施结果做一个详细的讨论和分析评估。

第一,产业政策及指标。它的直接目的就要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这就包括了产出的增长、就业的增长和税收的增长等指标,都是大幅度地增长。

第三个就是创新政策及指标,这就反映在高技术领域中的发布专利数量申请量、授权量,我们特别强调有效发明专利数,就是扣除那些过期的专利。

最关键的还是绿色政策及指标。事实上从绿色指标来看,高技术产业本身就是绿色产业,这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因为我们讲两个核心指标,单位GDP能耗,或者单位主营业收入能耗持续下降。第二个就是相应的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如果在考虑到高技术服务业的情形,这两个指标那就更低了。

怎样通过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供新动能?

无论是从产业发展生命周期还是产业政策集周期也好,确实有一个如何认识客观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如何采用不同的政策的问题。它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估计不足,提出的动力不足或者说助力不足。第二,有可能超过客观实际,就出现了所谓的人为的拔高,反而制约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我们也从政府与市场合力论的视角来看、来讨论,今天这个问题不仅是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关键是怎么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提供新动能提供一些重要启示。

我们可以看到,高技术产业的新动能就是通过竞争政策来优化产业配置,特别是产业结构。通过创新政策推动技术进步,通过开放政策不仅在全国,乃至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实现从低端到中端,从中端到高端,特别是通过绿色政策引领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制造业方面的高技术已经开始领先美国,但是我们在高技术服务业方面还远不如美国。因此怎么形成融合的政策集,有效地将高技术制造优势变成高技术服务业的优势,是下一步最重要的考虑,要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就必须看到我们产业政策或者说市场本身的不足之处。

第二,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已超过美国,但除了少数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关键性的技术,对外依存度高,企业创新投入比例也不高。

最后做一个简要的结论,我们以高技术产业为例,花了30年的时间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超过美国。这就表明中国自身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第一个就是科学家建议、政治家决策,中央和国务院部署。我们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率先起步;第二个就是后发优势,在高技术先后经历了追赶,赶超到超越美国的阶段和历程;第三个是“两只手”优势,最核心的机制就是市场驱动与产业政策之间两只手的相互作用。这也证明了东方巨人“两只手要比一只手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比一个积极性好,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就是说两个市场比一个市场要好。

最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高技术产业赶超美国的秘诀就在于协调政府与市场的“阴阳之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成阳,阳极成阴,彼此之间是互动合一,密不可分的,叫做一阴一阳之谓道。




国际战略




中西“一带一路”的国际规则之争:到底在争什么?
【研究员】:

西方对“一带一路”各种各样的质疑,反映西方不习惯、不甘心中国领导世界,不认可、不看好中国发展模式及其国际推广,将“一带一路”看作是中国试图改变现有地区和国际秩序、获得地区和全球主导权的国家战略,即中国试图改写国际规则,完全是把自身国际影响力下滑迁怒于中国,迁怒于“一带一路”。中国崛起及“一带一路”的高歌猛进,让西方民粹主义找到了转移视线、转嫁矛盾的靶子,于是指责中国,从“一带一路”开始。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一带一路”遵循国际规则,西方就是不买账。谁的规则,老规则还是新规则?这是国际规则之争。背后折射的不只是全球化的权益分配问题,也事关国际竞争力和未来主导权之争,集中在发展模式较量上。以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统筹“一带一路”,还是以“一带一路”统筹国际合作,二者之间的博弈已经开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在“FT中文网”指出,日本近来表现出对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开放态度,但强调前提是其符合国际标准,公开透明;不久前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特里萨•梅也是拿国际规则说事儿,未能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18年1月25日举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五年之后”听证会,建议美国加强对“一带一路”区域基础设施的标准和规则投资,包括政府采购、环境与社会安全、债务可偿还率等,倡导基础设施建设的结果和进程的质量导向。

其一,中国文化如太极所显示的,强调借力而不是对抗。这不,发展中国家不断表示,愿与中国就“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对接。一方面体现各国领导人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另一方面也证明“一带一路”倡议正受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认同。这与西方态度形成了强烈反差。

其三,历史教训。远的苏联挑战美国失败不说,最近的互联网发展就是鲜活的教训。3G时代,中国自搞一套标准,叫TD-SCDMA,与世界各国不兼容,是一个孤岛技术。国家花了不知道多少钱,号称有自主知识产权,但仍然要向高通交专利费。4G时代,中国叫TD-LTE,给人一个印象是TD-SCDMA的后续演进技术,但实际上并不能对TD-SCDMA后向兼容,仍然要向高通交专利费,但有了面子可以下台阶了。5G时代,中国放弃了另搞一套标准的做法,完全在国际标准体系下,按国际规则来赢得话语权。华为在5G标准上的成功证明了中国是可以在国际标准组织中扩大自身影响的,这是一条公正的道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通过平等协商,已经同86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101个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了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创造近2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得到了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欢迎。这里面,哪一个是中国强加于人的?中方从来没有、也不会寻求建立一国主导的规则。“一带一路”倡议不是要搞什么“小圈子”,也不针对任何国家,而是开放、包容的。

“一带一路”所蕴含的中国模式包括:

——基础设施先行的工业化:过去,中国有“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说法,改革开放又有“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闪富,通网路”的脱贫致富经验,让世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很容易为“一带一路”四个字所打动。30余年让七亿人脱贫致富,占人类脱贫致富贡献的七成,这是激励许多发展中国家愿意跟着中国走,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最直接动因。没有基础设施,就很难实现工业化;没有实现工业化,民主化就注定失败。

——开发性金融:不同于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不只是金融活动,同时还是一个制度建设的活动。“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中国就希望通过金融服务的推广来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制度建设。这就是开发性金融。

——义乌小商品市场模式:非常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商业交易平台模式。如今,结合跨境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这种模式在中欧班列中大显身手,有效推动了中小企业走出去,促进全球化的当地化。

中国模式也可称为中国发展模式,是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结合,核心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既发挥好“看不见的手”,又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创造和培育市场,最终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给那些市场经济未充分发展起来的国家走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解决了市场失灵、市场失位、市场失真这些西方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所解决不了甚至不想解决的难题。

但是一些西方人就是不相信,背后是对中国模式不理解、不认可,不能放弃自以为是的普世价值观。最近的中国“锐实力”说,就是典型例子——不承认中国的软实力,自以为是,不能做到实事求是。

“一带一路”在新时期推行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可持续的全球化,倡导将分裂的世界、分割的市场互联互通起来,形成平等、横向的合作架构,解决跨国公司全球分工所推行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单向度开放,或主要是发达国家间联系的全球化所产生的不公正、不均衡发展问题;倡导战略对接,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最广泛连接在一起,真正实现东西、南北、中外、古今的大融通。

“一带一路”的成功在于实事求是。“一带一路”倡议最初源于开发性金融实践,弥补市场经济发育不良与基础设施短板的双重困境:不同于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不只是金融活动,同时还是一个制度建设的活动。“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中国就希望通过金融服务的推广来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制度建设。这就是开发性金融;其次是基础设施先行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成就是激励许多发展中国家愿意跟着中国走,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最直接动因。没有基础设施,就很难实现工业化;没有实现工业化,民主化就注定失败。

然而,西方近年对自身发展模式不再自信,面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竞争,颇为焦虑,迁怒于一带一路。欧洲人对“一带一路”曾经的抵触,对“一带一路”的心态变化,源于利益与标准之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闭幕联合声明的贸易部分遭欧洲抵制而推迟发表并不得不改动,就已经预示着中欧两种全球化之争:中国主张的发展导向全球化vs.欧洲主张的基于规则的全球化。

更重要的是,西方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中国现在捍卫的WTO准则跟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已经不一样了。欧洲人倾向于出台更多规则,即“WTO+框架”。美国特朗普总统干脆对多边规则就不感兴趣,认为美国吃亏了,要重新谈判规则。欧洲认为风险在于“被夹在拒绝多边主义的美国和倾向于维持现状的中国之间”,担心中国通过16+1合作与中东欧国家达成基础设施协议,可能违反欧洲的采购原则,因此欧盟要推动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双多边协议,要对中国企业投资欧洲设限,防止其通过并购“窃取”欧洲核心技术,甚至威胁对中国企业征税。美欧的共同点就是认为片面强调自由贸易已经不合时宜,也要强调公平贸易。因此,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一带一路”遵循国际规则,西方就是不买账。谁的规则,老规则还是新规则?这是国际规则之争。背后折射的不只是全球化的权益分配问题,也事关国际竞争力和未来主导权之争,集中在发展模式较量上。

看来,“一带一路”遭遇的最大风险并非来自沿线落后国家,而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普遍质疑有债务问题、标准问题、地缘政治、透明度问题、公开





1519557701356494.jpg
1519557606173938.png
1519557550967486.jpg
1519557349212729.jpg
1519557336849571.jpg
1519557290181140.png
1519557240702189.png
1519556992980766.jpg
1519556985197370.jpg
1519556977464876.jpg
1519556960539335.jpeg
1519557172961670.jpg
1519557151644692.jpg
1519557146143586.png
1519557140722573.jpg
1519557080368524.png
1519557072420408.png
1519565301656905.jpg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销售微信,其他勿扰

( 公安备案号 14010802080054 工信部备案: 晋ICP备16001374号-1 )     

GMT+8, 2024-5-4 04:10 , Processed in 0.171373 second(s), 8 queries , File On.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