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内参周刊620

《透视地方财政负增长的假象与真相  关注地方财政风险》：事实上，4月财政收入回落，不可忽略的因素是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由于4月遭遇疫情反弹，企业有很强的动机去快速推动留抵退税返还，以增加现金流；而财税部门也有职责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靠前发力、主动作为，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因此，留抵退税进度超预期，集中在4月释放，仅4月就完成8000亿元，为全年计划1.5万亿的一半多。如果留抵退税在5月完成，部分城市财政收入断崖式下降不是常态，而在6月恢复正常。4-5月，观察疫情对财政的影响应该观察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而非增值税以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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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地方财政负增长的假象与真相 关注地方财政风险
【研究员】：

作为今年初国内首个正面迎战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城市，今年一季度天津GDP增速仅为0.1%，投资和消费均为负增长。受此影响，天津今年1月、2月、3月、4月累计财政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37.5%、31.4%、19.4%、27.1%。即便扣除留抵退税因素，1-4月天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依然下降18.4%。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部分省市4月财政收入出现明显下滑，引发广泛关注。5月17日，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给出解释：4月份是今年实施大规模留抵退税的第一个月，政策效应集中释放。

尽管如此，疫情反复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受疫情冲击，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回落，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1%。

中西部城市普遍较东部地区受冲击更小

深圳市财政局披露数据显示，今年1-4月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1309.8亿元，下降12.6%。单看4月，同比下降更是高达44.2%。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在全国42个重点城市（包括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及省会城市）中，已有15个城市公布4月财政收入数据。

长春同样受到疫情显著影响。今年一季度，长春GDP为1334.83亿元，同比下降12.5%，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2.0 亿元，同比下降 23.9%。1-4月，长春财政收入降幅又进一步扩大至37.5%。

各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进一步下降不难预见

具体而言，上海财政收入依然遥遥领先，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518.2亿元，同比增长10.9%。紧随其后的北京、深圳一季度财政收入也超过千亿元。另外，杭州、苏州、宁波、重庆、武汉、天津、南京一季度财政收入规模也均超过500亿元。

数据显示，全国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8.6%，较1-2月下降1.9个百分点；其中，3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仅为3.4%，较1-2月回落7.1个百分点。

而他提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税收：“叠加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延续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财政收入增速或进一步下行、加剧财政紧平衡态势。”正因如此，他提醒，需在保障支出力度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关注地方财政风险。

税收作为经济成果的直接体现，在财政收入中比重越高，说明经济结构越合理、经济转型越有效。今年1-4月，全国税收收入62319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83.9%。4月8000亿元的留抵退税，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财政收入增长。

一方面，今年退税减税总额达到历史新高。2016至2021年，全国6年新增的减税降费额累计为8.6万亿元；2022年一年减税降费总额预计就将达到2.5万亿元，相当于前6年总额近3成。

此前，大多数行业只退还2019年4月后的“增量”留抵税款，并设置了60%的退还比例。只有制造业中的“部分先进制造业”，即医药、计算机等九大类可以“全额退”。

这正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何制造业发达的地区、特别是一些东部沿海城市，在留抵退税新政下，4月财政减收明显。

今年4月上旬，她刚刚申报了当月增值税，当地税务局就主动打来电话，告知其公司根据政策可享受133万留抵退税。这笔相当于该企业半年成本的退税，第二天就直接到账了。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当前我国财政经济运行基本盘？

冯俏彬指出，一是四月末，全国财政国库库款余额为4.94万亿元，地方国库库款为4.56万亿元，均处于历史高位。二是我国财政赤字率长期保持安全水平以内，2022年计划的财政赤字率仅为2.8%。三是截至2020年末，政府债务水平的负债率指标是45.8%，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风险总体可控。

根据财政部数据，今年1-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上涨最快的科目，是科学技术支出，同比增幅高达15.5%，比平均的5.9%增幅高出近10个百分点。其次是农林水支出（12.9%），以及卫生健康支出（7.5%）。

正如此，罗志恒认为，“从中长期看，财政政策将进一步从幕后转向台前，充分发挥其在国家治理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但他同时也提醒，减税降费不是万能的，应协调减税降费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关系，减税降费要与税制改革结合起来。

地方财政尤其是市县级财政，不仅牵涉到基层“三保”底线，更关系到政府运行、政策实施以及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大幅下降，国内多城财政收入大幅负增长，部分区域更出现了单月“负收入”，引发市场热议。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形势走出谷底，后续财政收入可能会高于疫情和留抵退税双重压力下的增速。但后续财政收入回暖难以改变财政紧平衡趋势，需重点关注部分县域及基层财政困境问题。

要全面、客观、理性分析4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数据，应先理解增值税留抵退税运作的过程。我国增值税实行链条抵扣机制，企业采购时支付货款和增值税进项税额，销售时收取货款和增值税销项税额，销项与进项之差额，则为企业需要缴纳的增值税。但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价格倒挂、库存、大额固定资产购置等因素，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进项多、销项少”的情况，即出现留抵税额。再比如，初创的高科技企业，一方面有大量研发和采购，在采购时垫付了增值税进项税额，但是还未产生销售，就没有销项税，就得不到抵扣。

从可用财力来看，中央财政或承担全国留抵退税额度的90%以上，留抵退税对地方财力的实际影响相对有限。增值税留抵退税的中央、地方分担比例与增值税收入分享比例一致，为50：50。在此基础上，中央安排1.2万亿元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基层落实退税减税降费，其中对新增留抵退税中地方负担部分的补助比例平均超过82%，折算后中央财政负担比例将超过90%。地方财政虽然获得中央安排的转移支付，但由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统计中仅包括税收和非税收入，因此转移支付并不体现在线上账面收入中。

从已公布数据的省份和城市来看，多数地区4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大幅下降，甚至有地方出现“负”收入，有观点据此认为疫情冲击是导致财政收入“腰斩”的原因。从全国看，4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1.3%，其中地方级收入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0.4%。省级层面来看，云南、吉林、江苏、甘肃、浙江、重庆、山东等地4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降幅均在30%以上。其中，云南4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8.2亿元，同比降幅-103.9%；江苏、浙江、山东等东部沿海省份也受到影响，4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分别下降61%、38.9%和30.4%。过往财政实力较为强劲的东部沿海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亦出现大跌。4月温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锐减74.5%，其中增值税一季度在全市税收收入占比高达42.3%，4月降至-17.5亿元，同比下降182%。南京、苏州、深圳、杭州4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分别下降54.9%、49.6%、44.2%和37%。

一方面，3月以来国内疫情呈现频发、点多、面广的特点，实体经济下行压力与预期低迷交织。受到疫情反弹、地产下行、输入性通胀、欧美货币政策收紧等不利因素影响，4月生产、消费、投资、出口等经济数据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导致财政收入恢复进程受到一定影响。

5月之后财政收入大概率逐步回暖但不改财政紧平衡形势

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仍存、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叠加土地出让收入增速大概率为负，地方财政收入仍将承压。

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减税降费，尽管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但对人口流出、经济放缓的收缩型城市或地区负担仍较重。

另一方面，抗疫和纾困支出规模加大，叠加财政仍需实现“三保”、稳增长等多重目标，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收支平衡压力较大。

二是各地安排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中低收入人群纾困专项资金进一步加大了财政支出规模。

财政暴降，不要惊慌！

而如果单看4月，财政数据全部为负增长。经济实力最强的深圳，1-4月份财政收入1309亿元，但增幅下降12.6%。4月的增速，更是暴降44%。

同处珠三角的广州，4月份财政收入下降12.8%，惠州下降近20%，中山下降22%，江门下降40%。

中部第一城武汉，4月财政收入同样下降接近30%；西部的重庆，降幅达到了35%。

甚至，全国1-4月的财政收入也同比下降4.8%。一场全国范围的财政暴降，正在上演。

4月，上海投资增速下降11.3%，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1-4月，消费增速下降14%，但是4月份单月，暴降48%；4月，工业总产值增速暴降61%。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大部分都下降了50%以上。

当一个城市决定封控，经济活动也会静止。如此一来，财政收入的下降，也是必然的结果。比如另一个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城市——长春，一季度GDP同比下降12.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23.9%。而到4月，长春财政收入降幅又扩大至37.5%。省份吉林，甚至下降了74.4%。

真正的原因，是留抵退税。所谓的留抵退税，全称“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优惠”，也就是属于增值税的一种优惠方式。

但是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价格倒挂、库存、大额固定资产购置等原因，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进项多、销项少”的情况，就会出现留抵税额。

而留抵退税，就是把还没有抵扣完的税额提前退还给纳税人。在疫情冲击的当下，将企业在购买原材料、设备时垫付的税款返还给企业，很明显能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减轻企业运行压力。

今年3月，国家下发通知，退税减税总额2.5万亿元，而留抵退税规模就达到了1.5万亿，已经成为减税政策的主力军。而承担的比例，则是中央和地方各担一半，意味着各省份、城市承担的规模在7500亿元左右。

这一个月时间的集中释放，就造成了地方财政数据的大幅下滑。而国家对留抵退税的安排，截止时间6月。意味着，5月、6月的财政数据，有可能下降。而在6月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对企业来讲，财政政策的主动作为，反倒是一件好事。不必担心，不必慌张。（来源：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FT中文网、米筐投资（mikuangtouzi） 作者：黄名扬、罗志恒、贺晨、老船长）

政经观察




县域经济整体规模不容小觑 新县城赋予新的历史使命
【研究员】：

在过去几十年，市场的目光一直都聚焦在城市上。不止我们，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是这么干的，比如日本的东京圈占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韩国的首尔都市圈占了全国人口的一半。再到后面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也是相邻城市的“抱团”。

【博览财经特稿】疫情这几年，发生了很多魔幻的事——街上都是“口罩侠”，往日多金撒钱的房地产公司排着队暴雷，象征未来希望的互联网公司似乎也走进各种存量市场，曾经时薪极高的教培行业更是被“一锅端”……

另一方面，5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一份名为《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文件。

县城的重要性

诚然，在过去几十年，市场的目光一直都聚焦在城市上。不止我们，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是这么干的，比如日本的东京圈占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韩国的首尔都市圈占了全国人口的一半。再到后面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也是相邻城市的“抱团”。

但是，处于“耀目”的城市与“弱势”的乡村之间的县城，却被很多人忽略了。据相关数据，人口方面，2021年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1亿人，其中县城（含县级市）为2.5亿人左右，占比城镇总人口约27%；经济体量方面，县城占全国GDP约40%。

这些都说明，县域经济的整体规模不容小觑，搞起来也是个不错的蓄水池。然而，县域GDP虽然持续稳定增长，但其占全国GDP比重却持续下降，且县域间GDP差距显著；中国县域财政实力不断增强，但贡献率有所下降。

稳增长的大方针

根据专业测算，城镇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城镇化率每提高1%，就会带动中国GDP一年内增长0.8%，五年内增长3.5%。而城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简称基建。

上面的这些需求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年轻人背井离乡非要到大城市发展？因为大城市里的就业岗位更多。

字里行间满满的无奈。而且，城市的教育与医疗条件都不是县城可以比的。这些确实是个不小的市场。

如果按照上面的解读，确实全国2895个县确实都应该狂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按照《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说法，这次的政策是有个大前提——要在“顺应县城人口流动变化趋势，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位”的前提下，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作为示范地区重点发展，防止人口流失县城盲目建设。

什么算条件好的县城？最直接的评判标准就是经济好的。在2021年全球百强县排名里，不少县域gdp突破千亿大关。江苏有17个gdp千亿县，加上浙江的9个，两省共占据全部千亿县的60%。另外，中西部地区的千亿县达到了8个。从几大城市群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组多，共有27个。

按照这个逻辑，《意见》里所指的“条件好的县城”优先受益的会是长三角城市群周边的县城城投。这一类县城将融入大城市，承接人口产业转移，成为卫星城。

从中长期来看，这120个示范县也有望和长三角城市群周边的县城一样，成为卫星城。

和3月份印发的《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相比较，《意见》的政策更直击本质——真正提升县城的吸引力，刺激农民进城以及一部分年轻人回归，实现城镇化。

这两年的疫情，又一次暴露出我国的医疗资源仍然严重不足的事实，而且医疗资源的分布也不均。

两大问题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严监管的大方向不变前提下，地方政府其实很难像之前那样大力举债发展基建。据不完全统计，近日，已有北京、福建、深圳、浙江、厦门、山西、宁夏、新疆、广东等多地财政部地方监管局先后发布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监管政策。

从债券市场看，截至2021年底，市场城投债余额中区县级占比近30%，且统计的816家中有299家存量债券较2020年有不同程度下降；而去年4月以来至今年5月初，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债券合计发行也仅456亿元，对基建投资的拉动有限。

《意见》内容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

看着大伙聊得这么热闹，也不好泼冷水。很多人只看到了标题，并没有细看《意见》的内容，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简单认为国家要把一二线人口和资源转移县城。这种理解，完全是简单且错误的。因为本质上这两者所承载的资源、产业、人口素质并非一个层次。先说下文件出台的背景和原因。

城镇人口按照三个梯队，一线只有8000万+，新一线和二线的45个城市有4.2亿+，平均900万+人口一个。有2.5亿+人生活在1866个县城或者县级市，平均只有13万人口一个。那么你认为这个文件是针对这1866个县城的2.5亿人吗？

县城的一头是农村，另一头是城市，县城定位的就是这个中间的纽带，他所承载的城镇化，核心是让这一半多的人口的工作生活“沉下去”。过去是从农村直接到城市，而随着城镇化进入下半场，农民工变成了一种什么状态？

在上半场，农民以前都是进城去打工，因为就业机会都在城市，医疗和教育也都集中到城市里面了。最后使得农民都不得不去城市买房，尤其是小孩要去那上学，从而带动了城镇化进程。另外，还有很多政策在引导进城。就像大家说的，你户口迁出去，很难迁回来了，各种引导进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百年大计。县城具备比城市更广泛的节点，这些密密麻麻的节点才是触达到农村的最后十公里，所以会带动跟乡村振兴，绿水青山战略的协同发展，这句话有点拗口，你多读一遍，一定要理解。

而且，从另一个方面，发展县域也是顺应当下的社会变迁趋势的。这些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出现了两个变化：其一，他们不希望出太远了，希望留在当地，外出打工，跨省，跨市的越来也少。

其二，农民工的年龄已经越来越大，更加不愿意出去了，希望就近养老。因为县城跟城市的体力劳动的收入差不了太多了，逐步实现了全国扁平化，为什么呢？因为劳动力足够稀缺了。

四五十岁的人，去工地搬砖，去城市里贴一天瓷砖，这种类型的工作足够稀缺，去哪里都能卖上价格来，没必要再去城市了；反倒是一些大学生的简单工作，变得可替代性更强，这完全也符合历史的进程。

说真的，农村过去真的太苦了，曾经用贫穷的农村反过来去补贴城市，让低收入的农业化去补贴高收入的工业化，都是农村的牺牲。时代走到现在，是要变的。

县域经济走向何方？

按照文件，县城被分为五大类：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人口流失县城。这个分类的最后一个，就是告诉大家，肯定有不太成功的县城，且允许失败，而且我认为失败的不会少。而成功概率最大的必然是大城市周边县城。

北京周边的北三县，现在正在做一体化战略，未来也一定大有潜力。广深也一样。

法国、意大利的小年轻求婚时放的烟花，大概率都跟湖南浏阳有关。江苏灌云县曾经还是个贫困县，如今卖情趣内衣，每年挣20亿，养活县城2万人。全球四分之一的假发都来自河南许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而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好的就是江浙。

这都是一些已经发展的比较不错的县域经济，未来肯定还会不断出现。但是，你一定也要明白，县城未来一定是分化的，且一定是基于现有基础的分化。大家尤其注意文件里的几句话：

推动人口流失县城严控城镇建设用地增量，有序引导人口向邻近的经济发展优势区域转移。这句话包含了真正的用意。啥意思？

这里并不是说经济落后的县城就该认命，其实一直都有鼓励发展县域经济。但结果很明显，县域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城市经济，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拉大。

中国地方大，地理资源环境不一样，像东北有很多资源枯竭型的县城，西北、西南一些县城人口经济都在走下坡路。只有有了一定基础的县城才是要大力发展的对象，引导周边落后县城人口转移去这些发达的县城和城市。

实际上这些地方人口变少了，产业也落寞，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公务员教师群体。将来小地方的公务员肯定会减少招聘的，然后慢慢地和周边邻近城市合并起来，一同管理，有一些小地方甚至要走向破产。

整个城市是分层分级的，资源也一定是分层分级的，发展一定是基于当下的城市分类，进行四级联动。华为腾讯阿里巴巴是不可能把办公室放在县城的。人口和经济活动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趋势。

接下来，国家必然会加大对这些经济发达的县城投入，包括：投资更大规模的基建，引导制造、物流等产业向这类城市迁移。投入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学校，医院，养老院。做大做强本地已有的产业规模，探索新的产业模式。

如果当地有产业有资源，在一线卷不过的大可以回自己家乡碰碰运气找找机会。如果属于资源枯竭型一类的，或者多年都是贫穷县的，那还是去周边城市转转吧。

现在是在城市化下，很多政策在引导去城市，比如户口迁走了很难迁回去，但是未来一定会变的。普通人不要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去看世界，看到现在很容易，看懂未来才更难。如果你看懂了，请把这份非常重要的文章转发给你身边的小城市和农村的人，让他知道未来。（来源：金投研（Jtouyan）、樱桃大房子（ytdfz8） 作者：金石道人、樱桃团队）

数据背后最敏感的命题 中国人还有多少加杠杆买房
【研究员】：

将借贷所得的货币，追加到用于投资的现有资金上，这就是所谓的杠杆。人们通常所说的按揭买房、贷款买房，都是加杠杆的常见表现形式。过去二十年，伴随着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和房价高企，贷款买房成为“寻常事”，居民部门杠杆率也从个位数上涨到逾60%的高位。

【博览财经特稿】2022年，中国居民杠杆率再次步入下行通道。央行公布的4月金融数据，当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9102亿元，比上年同期少9468亿元，社融新增规模低于市场预期。期内居民、企业信贷双双走弱，尤其是居民端缩表比较严重：住户贷款减少2170亿元，同比少增7453亿元。其中住房贷款又是占比最大的部分，同比少增4022亿元。

将借贷所得的货币，追加到用于投资的现有资金上，这就是所谓的杠杆。人们通常所说的按揭买房、贷款买房，都是加杠杆的常见表现形式。过去二十年，伴随着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和房价高企，贷款买房成为“寻常事”，居民部门杠杆率也从个位数上涨到逾60%的高位。

实际上，这个微小的降幅意义有多大，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显然，多地疫情限制了经济活动，而房地产行业去年的状况，使得市场上可售房源稀少。居民贷款意愿下降，究竟是中长期的主观信心不足，还是短期房地产市场供给不足下的被动反映？

但不管怎么说，去年一季度以来，居民杠杆率确实呈现出近年罕见的平台震荡。我们正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接下来的方向如何选择？中国是否会迎来一个中长期的居民去杠杆周期？随着疫情退潮，这些问题的答案必将浮出水面。

居民部门杠杆率，是一国居民财务状况的客观反映。杠杆率越高，意味着借贷意愿更强，对未来收入的乐观程度更高，对应的，偿债压力更大，居民债务风险也会更高。

如果取居民部门债务/GDP为统计口径，可以看到自1993年末（8.31%）以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整体呈现出大幅度上升趋势，并在2020年年末达到62.2%的历史高位。去年1季度该数值（62.1%）开始出现近年来首次下跌，随后经历小幅度震荡、并在年底回归至62.2%的水平，今年1季度再次下跌。

在过去三十年的居民加杠杆大周期中，2009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点。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短暂下降，2009年之后，居民杠杆率突然加速提升，并且在之后的十年中，整体斜率明显变高。

在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又和房价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正相关性。这是因为，在中国居民的债务中，跟买房相关的商业按揭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等中长期贷款占据了最大的比例。

央行统计调查司此前发布的2019年城镇居民资产负债调查显示，我国有负债的居民家庭中，76.8%的家庭有住房贷款，户均家庭住房贷款余额为38.9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为75.9%。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在1987年左右经历探索阶段以后，后来逐步驶入发展快车道。199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发展住房交易市场，加快住房建设的改革目标，房地产市场化发展正式开始。除美国次贷危机的2008年等个别年份外，房地产增加值占我国GDP比重都在持续提高，并从1998年的4%提高到2020年的7.3%。

当然，在这段时期内，人们借钱背后隐含着另外一层逻辑：自己借的钱，在可预见的未来里，自己还得起。

中国人过去对于加杠杆的乐观，部分建立在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上。

其次，借的钱是否还得起，本质上也取决于杠杆率本身。在中国人储蓄率极高、杠杆率极低的时代，贷款金额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较低，压力自然较小。

而2021年以来的居民部门杠杆率下滑，正是伴随着楼市预期的改变：其一，去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我国人口出生率录得1952年该数据存在以来最低值。长远来看，楼市依赖的“人口红利”未来很可能面临减退风险，多年来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将转入“买方市场”。

与此同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新冠疫情甚至俄乌地缘局势，会对各行各业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对于普通人的收入，以及消费和信贷意愿产生冲击。

即使站在普通家庭的角度，由此引申的讨论也很现实：房子买还是不买？现在买，还是以后买？

虽然每年4月是信贷的传统淡季，但是今年4月的社融规模回落，其实并不简单。结合货币来看，4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249.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8个和2.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3.6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比上月末高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1.1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9.56万亿元，同比增长11.4%。当月净投放现金485亿元。

也就是说，疫情之后经济恢复的程度，将直接决定接下来全社会杠杆率的走向。对此，不少机构也提出了自己看法。

申万研报称，我国近十年来工业化布局再度向东部沿海倾斜，导致过多年轻人向东部城镇化率已经较高地区流动，大量居民购买力被东部地区加剧的人地矛盾所沉淀在房地产市场，客观上确实加重了消费内需不足的短板，也可能间接影响到居民生育多胎的经济承受力。当前地产调控政策的根本逻辑正是要扭转这种结构性的分化加剧问题，这意味着近期出台的县城城镇化战略性意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可能远超出LPR下调的可能性。

在杠杆率背后，普通人的境遇也值得关心

我们尽可能抛去新冠疫情这样的变量，在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口径下，分别取2008年、2015年和2020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借此初步了解我国居民杠杆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水平，以及其自身现阶段的特点和历史发展情况。

从居民杠杆率本身来看，我们也可以获得一定启发。从外部来看，杠杆率的分子是债务规模，分母是GDP水平（经济形势）。在美联储激进加息、大宗商品涨价、新冠疫情和地缘冲突叠加影响的当下，全球经济面临冲击，分母承压，分子就要跟着变，“去杠杆”有利于确保资金安全，减少风险压力。

不过说到底，杠杆本质上是因为钱“不够”，出于消费或者投资需求，人们选择承受风险。对应的，杠杆的加和减，只是人们基于风险承受和预期偿付能力的一种判断和选择。站在这个角度上，有一个问题就显得非常现实：近年来国民经济大幅发展，人们收入和收入渠道都变多了，但为什么总感觉“自己的收入涨得没有房价涨得快”，钱不够用？

从居民收入端来看，也许能得到启发：在“人均”的背后，藏着收入差异——毕竟400万和600万的平均数是500万，而10万和990万的平均值也是500万。内部结构的优化问题，和杠杆本身同样值得关注。

数据显示，自2003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处于大于0.46的状态，高于国际收入分配差距警戒线（0.4），2015年后依然在提升。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收入中位数的差值也在逐年扩张：2014年，差值是2597.3元；2020年已经上升为4649元，剪刀差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放大。

对于这个问题，行业存在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杠杆率增加，其实和收入不平等没有什么关系——毕竟对于一个人而言，一生中恐怕没有什么贷款，可以像房贷这样“必须”且“划算”了。

两者的关系，目前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4月的金融数据，足以显示现在市场环境的变化。在我国房地产改革后的数十年中，楼市一路高歌，在它带动GDP增长的同时，高涨的房价也让很多普通家庭的债务压力与日俱增。为了老人也好，为了孩子也罢——在一个房地产“买方市场”的环境中，很多人迫不得已“上车”，甘愿承受购房之后的高额债务。收入差距的放大，挫伤了很多普通人的动力和勇气；加之在楼市等领域长期以来“钱生钱”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让很多年轻人选择“躺平”，乐于“躺平”。

或许在今后，房产会在“房住不炒”的基调下加速回归居住需要这一功能本身，整个市场的炒作热度会降温，人们的贷款需求也会回归理性，越来越多的人会正视杠杆，正视风险。而“去杠杆”也不意味着市场冷了。相反，这或许意味着新一代人们，将在“盖楼”之外努力去寻找更加长远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增长乐土，用勤劳和汗水去创造和享受财富。（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周毅）

人物广角




狼狈来得有些太快 山东首富摊上大麻烦
【研究员】：

在物资局工作了两年之后，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公务员下海成了潮流，王清涛也按捺不住跃跃欲试的心，毅然辞职成立了中兴物资经销处，做起了煤炭生意。用王清涛自己的话来说：“物资行业里，最有价值的就是能源资源，于是开始跑了煤炭。”

【博览财经特稿】2021年的新财富500富人榜，一个叫王清涛的人，以596.5亿身价成为了山东首富。然而风光总是短暂，一年时间不到，这个山东首富就摊上了大麻烦。

王清涛本人也身背98条限制令，这两年一直出售大量资产，股权沦落到被拍卖的地步。都说曾经有多辉煌，如今就有多狼狈，只是这狼狈来得有些太快了。

中融新大前身是山东焦化集团，王清涛曾经也是个远近闻名的“煤老板”。

在物资局工作了两年之后，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公务员下海成了潮流，王清涛也按捺不住跃跃欲试的心，毅然辞职成立了中兴物资经销处，做起了煤炭生意。用王清涛自己的话来说：“物资行业里，最有价值的就是能源资源，于是开始跑了煤炭。”

就这样王清涛迈出了商业的第一步，另外也是由于张士平2019年去世了，王清涛才得以成为山东首富。

当时山东鼓励钢铁厂和焦化企业合作，兼并重组或者是联合，省里要推出两到三个300万吨以上的大型焦化集团。王清涛很看重这次机会，为了取得合作，三个月之内连续十几次去到江苏拜访沈文荣，最终沈文荣决定投资。

王清涛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我就跟沙钢沈文荣说，你要建最大的钢厂，我要建最大的焦化厂，我愿做你的马前卒，沈文荣才终于答应投资。”

在这次合作之后，王清涛的商业之路驶入快车道，一跃成为山东的“焦化大王”。王清涛更是在2012年抓住山东省计划打造国际化企业的机会，推动山东焦化集团进行并购重组进一步做大。

王清涛决定开启多元化之路，把重心转向金融业。此时正赶上金融市场异常繁荣，有牌照的金融机构被各路资本抢红了眼，王清涛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转做“金融梦”疯狂圈地银行

2016年3月，王清涛正式把山东焦化集团改名中融新大，开始在各大银行疯狂圈地。改名前，公司经营范围以焦炭加工与销售为主；改名后，中融新大的营业范围多了重要的一条“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据不完全统计，中融新大在那两年间斥资过百亿参股了多家银行：2016年4月，8.05亿收购亚洲开发银行持有的厦门国际银行3.35%亿股份；2016年9月，19亿获得中华联合财产保险7.79%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2016年11月，5.4亿元获得厦门农村商业银行4.71%股份；2017年1月，71.88亿元获得烟台润仕通投资企业所持有汇丰银行股份收益权。

尽管后来因为原股东最终行使优先购买权，这笔交易并未达成，但中融新大这一手“暴力拉升”还是让其在金融界一战成名。

天眼查显示，2015年，中融新大旗下山东物流集团向晋城银行质押了子公司5100万股；2016年，中融新大又向晋城银行质押山东物流集团的25亿股；同年底，又将自己持有的晋城银行的股份质押给广东粤财信托。

以债养债终究崩盘

同样的还有，2018年陷入资金困境的瑞星集团，它也有4亿贷款是中融新大做的担保。直到2020年底，中融新大集团外的担保还有31家公司、金额约75亿，其中7家已经逾期。

紧接着就是2019年，中融新大对国民信托20亿元信托贷款到期，但国民信托的本息都没有收回。之后，招商银行济南分行的五笔合计2.37亿元贷款未收回。一个关于中融新大金融业务暴雷的潘多拉魔盒自此打开。

天眼查显示，截至目前中融新大涉及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179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40起，借款合同纠纷37起。仅今年前两个月，中融新大就被多地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执行金额达11亿元。

在如此困境下，王清涛也不是没有想过办法自救。他开始频繁抛售其几年前拿下的那些资产，但受限于金融去杠杆的大背景，中小银行股权并不好卖。

目前不仅中融新大被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公司评级为CCC- （破产且恢复希望渺茫），王清涛本人也身背98条限制令。

这样的故事在这几年已经上演了一遍又一遍，海航、融创、恒大等众多企业都经历过，而这次轮到王清涛的中融新大了。（来源：金融八卦女频道 作者：何必）

豪掷4100亿 “并购狂魔”将软件并购新航向进行下去充满未知
【研究员】：

五年前，陈福阳拟以1300多亿美元收购芯片制造商高通，欲跻身全球半导体行业前三，这也是一起足以颠覆半导体行业格局的并购计划，甚至会对苹果和三星两大智能手机巨头的供应链产生冲击。但在2018年，该交易因国家安全问题被特朗普政府否决，博通也撤回了收购。

【博览财经特稿】年内全球第二大并购交易诞生。5月26日，芯片制造商博通（Broadcom）官方宣布将以610亿美元收购威睿（VMware），仅次于今年1月份微软以687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

半导体行业大佬受华尔街质疑

五年前，陈福阳拟以1300多亿美元收购芯片制造商高通，欲跻身全球半导体行业前三，这也是一起足以颠覆半导体行业格局的并购计划，甚至会对苹果和三星两大智能手机巨头的供应链产生冲击。但在2018年，该交易因国家安全问题被特朗普政府否决，博通也撤回了收购。

若能顺利收购威睿，博通在软件领域的业务将进一步多元化，也将帮助博通的核心业务从半导体转向企业软件，从而获取更大利润。有媒体计算，收购威睿将使博通的年收入超400亿美元，在上市半导体设备公司中排名第二。

陈福阳寻找最佳投资组合的行事作风，也引来了外界对他和日本软银创始人孙正义的对比，认为在陈福阳的管理下，频频对外大手笔并购的博通，越来越像一家股权私募公司。

和众多从底层一路打拼起家的半导体大佬不一样，陈福阳属于半路出家。

在迈入科技行业之前，陈福阳是做财务工作的，先后在通用汽车、百事可乐等美国传统企业担任财务职务。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崛起，陈福阳来到新加坡的一家投资公司工作。

真正让陈福阳在半导体行业声名远扬的，是出任安华高的CEO。2005年，私募基金KKR和银湖资本牵头，以26.6亿美元收购了惠普旗下的安捷伦半导体事业部，并将其更名为安华高。不出意外的，他们想到了在业内有了一定名气的陈福阳，财务出身，懂科技，又懂管理，于是被KKR和银湖任命为安华高的CEO。

强悍的行事风格换来了安华高的盈利。到2010年，安华高一年净利润4.2亿美元，不但转亏为盈，56岁的陈福阳还带领安华高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据了解，安华高的上市，让KKR和银湖资本从中赚取了12倍的投资回报。

收购高通失败，陈福阳并没有停下脚步

例如在2013年，陈福阳领导安华高，以溢价40%斥资66亿美元收购存储芯片厂商LSI。2012年，LSI年营收25亿美元，与之对比安华高当年营收只有24亿美元。而且在收购资金中，仅有10亿美元是安华高的自有资金，其余资金分别来自陈福阳从银行借来的46亿美元贷款，和从银湖资本获得的10亿美元可转债贷款。

就是靠着这样的投资并购，2015年，陈福阳成功将安华高打造成全球第五大半导体公司。按照当时营收计算，全球前四大半导体公司分别为英特尔、三星、台积电和高通。

但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挡了这起收购案。根据《联合早报》，有分析师指出，博通并购高通后，将有损高通在5G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并使华为有机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主导者。

但是，2018年对CA的收购，遭到华尔街分析师们的不解和看衰。当时，Raymond James的分析师在报告中称，“说偏离赛道都是客气的。我们没有看出博通的半导体业务和CA的软件业务存在任何明显的协同效应。”野村证券则认为，博通收购软件公司与公司领导层此前表态不符，将伤害公司在投资者心中的信誉。

不过，当时也有分析师认为博通越来越像软银，陈福阳也许在寻找一个最佳的投资组合，即使公司业务之间毫无联系，但是收益却很可观。陈福阳也曾在一次电话会议里表示，博通未来的并购交易标的将集中在现金收益率至少8%的公司上。

陈福阳称霸半导体行业靠的从来不是什么梦想，正如他半路出家，也如他对自己商人身份的自豪感一样，陈福阳曾在华美半导体协会的年度晚宴上如此评价自己：“我并不是半导体人，但是我懂得赚钱和经营。”

而博通又过度依赖苹果。据《半导体行业观察》报道，博通营收中的40%来自无线业务，此前摩根大通的报告也显示，博通向苹果提供新iPhone中的所有非射频芯片，这意味着每部苹果手机将给博通带来10美元的收入，苹果的销量时刻影响着博通。

除了入侵博通的主业领域之外，这些半导体大厂还在如博通一般，选择加码企业软件领域，例如英伟达收购网络软件开拓者Cumulus Networks，还在今年3月收购了数据存储方案提供商Excelero；英特尔也收购了AI软件最佳化平台SigOpt，也在今年4月宣布以6.5亿美元收购基础设施优化初创公司Granulate。

供应链压缩导致订单需求下降正在影响到博通的财务表现。2019年财报显示，博通净利润大幅下滑超七成，毛利增长为-9%。其中，芯片业务营收同比下滑8%。从整体营收来看，2018年博通营收同比增长18.2%，到了2020财年，营收同比增长下滑至5.7%。

陈福阳也一直不认为半导体行业的繁荣时代将持续很久，甚至对芯片业务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其曾在今年三月的财报说明会上表示，半导体行业将无法保持目前的发展轨迹，预计芯片业务将减速至5%左右的历史增长率，还表示如果有人以为半导体行业能够长期以目前的速度增长，那一定是在“做梦”。

2021年7月，据外媒援引知情人士消息透露，博通被曝出正在就收购数据分析软件巨头SAS进行谈判，这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当时对SAS的估值为150亿美元至200亿美元之间。不过，最后交易谈判破裂了。

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博通的核心仍是半导体业务，软件服务业务虽是希望，但短时间尚不能成为撑起博通营收的新支柱。所以，在遇到和半导体行业同样的并购难题面前，这位“并购狂魔”是否还能继续将软件并购新航向进行下去，建立起自己的生态体系，前路还充满了未知。（来源：字母榜（ID：wujicaijing） 作者：薛亚萍）

社会热点




房地产松绑是想给地方政府扎一针 着急的地区房子都不太值得投资
【研究员】：

我国“城市化”推动了“工业化”，某种意义上讲，是房地产对工业化的作用居功至伟。此外下游的家具家电装修设计餐饮什么的，都跟房地产挂钩，这两年政府抑制房地产行业，最明显的就是这些行业也跟着惨不忍睹。所以，说房地产是实体经济一点问题都没。

【博览财经特稿】最近最重要的一个新闻，无疑是“央行发声称房地产是实体经济”，再加上各省接二连三地降低房贷首付比例，最近房贷利率也稍微下调了一些，不得不让人怀疑国家又要用这根丢在一边好久的拐杖了。

我国“城市化”推动了“工业化”，某种意义上讲，是房地产对工业化的作用居功至伟。此外下游的家具家电装修设计餐饮什么的，都跟房地产挂钩，这两年政府抑制房地产行业，最明显的就是这些行业也跟着惨不忍睹。所以，说房地产是实体经济一点问题都没。

地方政府拿到钱后，可以改善市政，修地铁，搞基建等等，更关键的是，搞产业园，最起码的，如果有企业想进驻某个地方投工厂，直接搬过去就行了？当然不是了，政府得先把台子给搭好，最起码得搞个“七通一平”吧，也就是通路、通电、通水，通气，通暖，还有通网线，此外还得把那一块地给平整硬化了，这样大家才能去那里搞投资。

最近二十年我国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进一步促进了上下游的大发展，甚至压了老牌发达国家一筹，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从房地产当中拿到了钱，然后投入到了其他领域。这里就有个问题，难道是ZF操纵房价故意高价卖给大家？

另一方面，政府确实控制了“预期”。供地速率、货币预期和收入预期。收入预期倒也谈不上控制，其实是自然形成的，中国人正好摊上了一个长达四十年的“黄金时代”，也就是说，美国德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历史上都有这么一个长达四十年左右的快速发展阶段，主要是因为技术铺开后会产生巨量红利，此外叠加人口进城，技术红利加城市化，再加上国家主动投资的大基建，经济发展非常稳，老百姓收入增加也很快。

另一方面政府确实控制了房价预期，经济学里基本假设就是供给和需求假设，猪肉产量超过需求就会降价，产量不足就会涨价，咱们国家很多城市房地产供应量其实一直都被压着。

比如深圳如果真能产业升级成功，那将来房价超过香港也没啥问题；如果继续大放水，富人拿到钱没啥可投资的，只能是去投房子；但是如果政府继续不给二套购房者放贷，不但不放贷，还不让大家随便买，那客观上限制了“需求”，房价可能长期横着，收益率还不如存银行，谁都赚不到钱，那还不如不投。

有些人认为，货币本身是幻觉，房子和实物才是财富本身。之前天涯上有个帖子，很早很早以前了，说是资产和货币的关系就是一口锅里煮着一堆肉，会一直往里边添水，你尽早把锅里的舀到碗里，你碗里就不会被持续稀释了。有些人不一定能说清楚这些年这个市场发生了啥，但是也感觉到了。

而这些模型的基础，都依赖一个叫“现金流折现理论”的东西。这个理论说简单也简单，现在给你100块，或者一年后给你100块，脑子正常都会选现在的100块，因为大家都觉得一年后的100块肯定不如现在的值钱，但是到底一年后那100块值多少钱，就得“折现”，折现完了可能剩下95了。同理，如果让你在现在的100和一年后的106之间选，可能你就选106了。股价按理说应该是未来赚的钱折现到现在。

房价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未来价格在现在的“折现”，倒也不一定是理性的计算，但是很多人确实凭感觉领悟到了上边的那套逻辑，他们觉得北上广未来房价会突破30万，所以现在15万买也划算。

可能你纳闷，疯了吧，怎么会有30万一平米的房子？主要是现在已经有很多了，大家自己去查吧，而且那些房子都非常非常大，一套动不动三四百平，想拿下需要上亿的资金，反正有钱人已经有钱到六亲不认的地步了，想象力的空间被击破，格局打开，疯狂加仓。

回到本文正题，这次房地产松绑，无疑是想给地方政府扎一针，不过现在效果存疑。道理也不复杂，如果说一线房地产是靠全国富人给撑着，他们的收入不依赖工资，二三线就是靠当地自己人给撑着，主要是工资。

在2021年，国家为了保护小企业，发放过一波救市贷款，这些贷款进入市场后，从全国各地涌向了深圳，当时就有人开创了“证券化买房”先河，这人今年刚被放出来。

现在的情况是中国一线都在控制人口，结果就是土地供应有限，年轻人们不断“适者生存”，每年一大堆人涌入一线，然后跟从一线退下来的人擦肩而过，最后剩下的都是能接盘的。

还有啥稀缺？豪宅，130/160/180/210平的带电梯小区有绿化的房子，没有人不想要，只有买不起，而北京这边这类房子盖得特别少，因为我国好像在刻意回避“富人区”这个概念，只要是豪宅地产，边上一般要搞点经济适用房或者回迁房，所以豪宅非常少，不信大家可以找个app拉数据出来去查一下。

之前有个大佬（实在想不起名字了）在加州理工讲过，他说这些东西的本质都是观念，大家觉得值钱就值钱，觉得不值钱就一文不值，问题是类似“国家”、“品牌”之类的东西，都是观念和想象。

同理，未来会越来越好，或者越来越坏；房价永远涨或者马上要崩；放水是不是永恒的；美帝会不会走向衰亡；等等，其实都是观念，未来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相信这些观念的人有多少，比如大家都觉得未来越来越差，都不投资，年轻人没工作，可能真越来越差了，反过来也适用。

还是那句话，一线房地产的本质是货币现象，货币发出来会堆积在少数人那里，他们的观念直接决定了未来一线的走向，跟大部分人的观念无关。

确实有，中国这个国家太大了，没钱的人有很多，有钱的人也有很多，下边是央行的数据：央行发布一份金融报告，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10.86万亿元，其中，居民存款新增7.8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了1.14万亿元，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居民存款新增7.82万亿元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在90天时间里，平均每天有800亿存款涌进银行。

但是二三线就不一样了，除了少数盘，大部分盘还是靠着老百姓的工资扛着，最明显的是天津，挨着北京，这两年房价一塌糊涂，因为有钱人只要拿得出来钱，都去北京投资了，天津地也卖不出去，这样进一步打击了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如果大家觉得天津某套100万的房子2030年依旧值100万，那现在值多少？

其实已经无以为继，所以大家急了，各种政策轮番上，一般来讲，着急的地区房子都不太值得投资，值得投资的地方一般又是限贷又是限购。至于如果地方政府一直卖不出去地，没钱运营，接下来怎么办也不太知道，就总结几句：

2、一线上涨的共识可能依旧在，主要也是富人没啥可投资的，股市又一遍又一遍狂虐那些相信它的人，所以每次股市崩了，房地产就会有动作，因为丢失了信仰的人又跑房地产去了，也有人在股价高位套现买房去了，而且放水预期也在，只要放水总会跑到一部分人那里。

4、一线不太需要卖地收入，其他城市需要，可历史上每次都是一线带头涨，其他城市才会跟进。如果一线城市纹丝不动，其他城市大概率没啥动静，没动静大家就不着急买房，说不定等等还能等下跌呢。那如何看出来一线的态度呢？主要是限购政策和首付比例会不会有变化，这俩非常关键。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东北的黑龙江和辽宁，前者人口出生率为3.59‰，死亡率为8.70‰，后者人口出生率4.71‰，死亡率8.89‰，二者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只有-5.11‰和-4.18‰，在全国排名垫底。而这也再度暴露出东北的人口问题，其形势之严峻，着实令人担忧。

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长期以来，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都要低于全国水平。不过这种情况在早些年并不是坏事，因为在计划生育时期，提前实现工业化且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东北，可以说是充分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在计划生育方面执行得更加到位，致使很多80后、90后都是独生子女，人口出生率低于全国自然在情理之中。

然而自2015年前后开始，计划生育开始逐步淡化，二孩三孩政策日益放开，在此背景下，东北的人口低出生率局面却未能得到较好的改善。从数据上看，黑龙江、吉林、辽宁的人口出生率逐年走低，2020年分别只有3.75‰、4.84‰和5.80‰，不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52‰），还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垫底，既反映出东北处境的尴尬，又折射出当地居民生育意愿的低迷。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人口净流出180万，而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三省人口还是净流入36万。对比每个10年的人口数量变化，反差之大，令人唏嘘。

进一步分析，东北的人口外流并非只是统计数据上的人口数量减少，从结构上看还有另外两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其二，智力的外流，涉及到高素质及名校人才。公开信息显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本地留存率仅为12%左右，同是名校的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本地留存率也只有15%~25%，而这些外流的高材生们大多会选择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发达城市或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自己人生的下一站，这一现象用“孔雀东南飞”来形容可谓是再合适不过。

两组数据可以佐证这一事实：（1）2020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分别为15.6%、15.6%、17.4%，而全国整体水平为13.5%；

以上种种，叠加黑龙江、辽宁2021年人口负增长程度全国最甚，东北地区人口问题，着实不乐观。

就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而言，除了东北居民深受计划生育理念影响，短期内生育观念难以快速扭转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那就是很多东北年轻人也都越来越不爱生娃，生育意愿低迷，背后的原因主要包括：

需要指出的是，不爱生娃只是东北人口问题的一部分原因，而相比于此，人口的不断外流可能更令人忧虑，尤其是大批年轻人的连续减少，对于本就表现疲软的东北地区人口出生率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东北人口的一再外流呢？

在政策红利的加持下，东北成为了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其发展势头之迅猛令世人惊叹，同时也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大量人口蜂拥而至，石油加工、煤炭、钢铁、农产品、木材等资源型行业不断壮大，同时诸如鞍钢、一汽、一重、沈飞、哈电、东重等一批重工业龙头也顺势崛起，“铁人精神”与“大庆精神”更是成为引领全国工业发展的精神楷模。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期的振兴东北计划中，各方面支持主要都放在了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上，设法通过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经营困境。这些举措在无形中反而进一步巩固了东北国有企业的统治地位，强化了行政色彩的同时也放缓了市场化进程。其结果便是民营经济与各种新兴产业在东北难以得到健康成长，致使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还落下了一个“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名声。

正因如此，很多“用脚投票”的年轻人都离开东北老家，到外地求学发展安家立业，而东北也陷入了“经济活力不足→适龄劳动力与高素质人口外流→出生率下滑→老龄化程度加剧→经济活力不足→适龄劳动力与高素质人口进一步外流”的怪圈，这才是东北人口问题的核心症结所在。

东北即将“打响全面放开生育的第一枪”

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在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有所调整和改善，那么即便是通过放开生育的办法让东北未来的新生人口有所增多，其结果大概率也只是给经济发达的省市输送劳动力而已。

综上所述，东北的当务之急是要继续大力发展提振经济，加快推动市场化进程，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改善营商环境，鼓励支持创新创业，为民营经济的壮大提供优质土壤等等，同时要下大力气留住人才，给予在住房、教育、养老方面的相应支持，真正降低各方面成本，让年轻人能够真正放下思想包袱去生娃，继而改善当前严峻的人口问题。若非如此，东北恐怕还将继续深陷于怪圈之中，难以自拔。（来源：星图金融研究院（ID：SIF-2015） 作者：付一夫）

形势分析




新一轮省以下改革将推进 广州和深圳财政将迎新一轮改革
【研究员】：

许多人认为，广深财政收入与经济规模不成比例，原因主要在于财政体制的差异，尤其是广州税收被省级财政“切”走一块，并最终用于保障非珠三角地区基本财力，而深圳税收无需与省级财政分成，自留比例较高。事实上，这一观点不够全面。

【博览财经特稿】广州和深圳属于同一省，处于同一城市群，经济及人口规模相近，人均GDP双双处于全国前列。但是，两个共同点颇多的城市，财政收入及财力差距却令人错愕。用一组简单的数据即可说明：2021年，广州、深圳GDP分别为28232、30665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执行数口径）分别为1842、4258亿元，广州与深圳的GDP比值为92:100，财政收入比值却为43:100，财政收入与GDP明显不成比例。即使纳入转移支付净额，广深的可用财力分别约为2100、4200亿元，50:100的比值也与GDP比值相距甚远。

进一步来看，第一，近年来广深经济总量差距已趋于收窄，经济总量的影响相对较小，两地财力差异更多体现为结构性、制度性差异的影响。第二，经济结构差异对广深财力与税收的影响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深圳金融、房地产、商务服务等行业税收贡献巨大，而广州主要是在汽车制造税收上有优势，总体看缺乏与深圳金融业匹敌的重要税源行业。其二，深圳房价较高、“总部经济”活跃、高收入人群较集中等特征，客观上有利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的提升。第三，由于财政体制的差异，广州创造的财政收入对省级的贡献远高于深圳，这进一步影响了广州的可用财力，广州实际可用财力仅为深圳的一半左右。

广深财政收入差距悬殊原因有三：总量、结构和体制

要分析广深财力差异，应先理解财政收入的形成过程。财政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经济运行和依据多重目标制订的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财政不仅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也要承担稳定经济大盘、引导资源配置的责任，还要对区域间政府间财政不平衡进行调节。多级政府的存在，意味着财政收入必须按不同级次政府来划分。目前，我国实行分税制以及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制度。

这里进行一个简单的测算。将可用财力进行拆解，列为GDP、单位GDP形成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归属本市财力比例的三者乘积。其中，第一个因子体现经济总量，第二个因子体现全部产业、全部企业的平均税负强度，第三个因子是财政收入的自留比例。三个因子依次代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财政体制的影响。

经济总量：影响较小，主因广深GDP旗鼓相当

广深经济规模差距先扩大后收窄，目前绝对水平较为接近。2012年至2018年，广深GDP差距逐步拉大，广州GDP一度仅为深圳的83%。其后，产业转型带动了广州经济的振兴，广深GDP差距重新收窄。2021年，广州GDP为深圳的92.1%。

经济结构：深圳的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形成超高税收

但是对财政收入而言，各行业增加值与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并非正比例关系。其一，各行业增加值与税收有较密切的关系，税收大致占广深地方财政收入的八成，另外两成是非税收入。其二，不同行业的单位增加值并不对应等量的税收。以疫前的2019年为例，广州工业增加值占GDP的24%，贡献了41%的税收，体现出工业是广州的重要税源；深圳的工业增加值占比36%，却只贡献16%的税收，税收更多来源于服务业。其三，不同的税种具有不同的央地分享比例。简单举例，进口环节税收是中央固定收入，地方财政不会因进口环节税收而获益。

第一，金融业对深圳税收贡献最大，远超广州金融业税收贡献。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2019年深圳金融业税收2189亿元，较广州高出1740亿元。这一税收差异应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深圳证券交易印花税达666亿元，这部分收入属中央税，并不构成广深财力差异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剔除证券交易印花税后，深圳金融业税收总额达到1523亿元，与广州相比多出1074亿元，并成为广深财力差异的一大来源。

第三，广州汽车制造和深圳电子制造各具优势，税收贡献基本打平。广州在汽车制造业征收税收360亿元，高于深圳330亿元。深圳电子设备制造虽然营业收入远超广州电子制造，甚至超过广州全部工业总和，但深圳在该行业征收税收522亿元，高于广州440亿元，并未拉开差距。

此外，深圳呈现高房价、“总部经济”活跃、高收入人群较集中等特征，客观上有利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与深圳实行不同的财政体制，体现了统一政策和分级管理的政策取向。1988年，国务院发文明确广州财政不实行计划单列、与广东省财政联系，同年另一份文件则明确深圳财政计划实行单列，并赋予深圳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转移支付对广州财政的支持力度略高于深圳，但不能改变“广州对省级财政贡献大”的判断。建立在广州为省级财政做出大量贡献的基础上，省级财政对广州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也补充了广州财力。2019年，广州收到的省级转移支付净额（扣抵上解金额）为401亿元，而深圳收到的中央、省级转移支付净额的总和为177亿元。虽然广州收到的转移支付金额可观，但远低于规模达1000亿元以上的对省级财政贡献，这也符合公众对广州财政的功能作用的认知。

总结和展望

第一，金融业是深圳的最重要税源，大幅提高了深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收入。深圳是深交所所在地和重要的创新策源地，对银行、证券、风投等金融机构具有强大吸引力。金融机构总部密集，金融从业人员中高收入从业者集聚，为深圳带来了大量税收收入。

第三，石化、零售看似税收较高，但对地方财政的贡献“有名无实”。原因是大部分税收均为中央税，地方财政受益甚少。

展望未来，广州和深圳财政即将迎来新一轮改革。新一轮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有望落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政府间收入关系、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

第二，理顺省与市县政府收入关系，重点在于事权和支出责任的清晰界定。事权和支出责任的界定处于改革的顶层，是新一轮省以下财政改革的焦点。从界定省以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来切入，对省与市县财权进行划分，并确定各级政府财政收入范围。在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中，由中央及广东省上收部分事权，减轻市级以下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有利于厘清省与市县政府收入关系，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

第四，广州和深圳要长期坚持隐性债务“零新增”。广东是全国率先开展全省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的省份，已如期实现存量隐性债务“清零”目标。广州、深圳要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完善预算管理，落实隐性债务长效监管机制，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避免在财政、金融领域累积或诱发系统性风险。（来源：FT中文网 作者：罗志恒、徐凯舟）

18.2%青年失业率背后 大城市“移二代”压力巨大
【研究员】：

要是没背景，没依靠，只能靠自己在社会上单打独斗，确实会难很多。但是，也不必害怕。穷人家的孩子，能去大城市，尽量去大城市，最好不要抱着小城偏安的心态。小城偏安，那是小城有钱人的孩子才能享受的生活。小城产业少，企业少，人才少，机会少。

【博览财经特稿】毕业即失业。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时常感慨，幸亏毕业得早，赶上了经济持续向上发展的好时光。入职的时候，瞎猫碰见死耗子，踩中了一个行业风口。工作3年，在广州买上了首套房，解决了人生第一桩大事。

2022年，正逢中国经济的转型期。在高科技领域，中国企业承受着外部的强力打压。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工业又面临着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家抢饭碗。疫情之下，餐饮、旅游、出行、酒店等服务业遭遇重大挫折。互联网反垄断，房地产去杠杆，教培双减等，又迫使这些行业进入整顿收缩期。

正所谓，顺水行舟一人易，逆水行舟十人难。今天，中国青年所要面临的局面就是要在“逆水行舟”，奋力去上岸。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位菊长说，现在的就业形势很灵活，也比较多样化。比如，有车的，可以注册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有房的，可以把闲置的房子出租。这些人都算是灵活就业成功了。

菊长跟大学生没有共情。绝大部分大学生不仅没有车，也没有房。要是父母有实力，给刚毕业的孩子买了车，买了房，大概率也不愁工作了。

要是没背景，没依靠，只能靠自己在社会上单打独斗，确实会难很多。但是，也不必害怕。穷人家的孩子，能去大城市，尽量去大城市，最好不要抱着小城偏安的心态。小城偏安，那是小城有钱人的孩子才能享受的生活。小城产业少，企业少，人才少，机会少。如果一个刚毕业的应届生，一开始就选择留在小城市。这就相当于，把自己的退路给堵死了。

在北上广深安家，本就不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奋斗目标。北上广深是打工的地方，是赚钱的地方。但从生活角度来看，真正留在北上广深的人也不一定幸福。因为在这里，要承受高昂的房价，高昂的教育以及高昂的生活成本。

他们做的最错误的决定就是，回到老家盖别墅，光宗耀祖，却没有在广州买一栋楼。他们是改开后，第一代进入广州的外省移民。因为年轻时的辛苦创业，到中年时，就被检测出癌症。

房价的暴涨直接伤害到的就是外省迁入人口的第二代。他们不是广州原住民，不能像村民一样在集体土地上建很多栋楼出租。他们一毕业，就要仰望着4万/平的高房价。

对许多外地青年而言，去北上广深是工作，回到老家才是生活。可北上广深的移民二代没得选。

作为父母，同样没得选。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不被未来所淘汰，只能被迫地拼命鸡娃。不然，万一，他的孩子长大了，凭自己的能力买不起北上广深的房怎么办？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在经济内卷之下，失业率迅速攀升。这时候，上岸最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就不要太看重在哪里上岸了。（来源：牲产队 作者：牲产队长）

社会透视




深陷入舆论危机 “水果第一股”跌倒在上市前夜
【研究员】：

相较于菜场、水果摊，百果园水果店价格偏贵，因此陈新并不经常在百果园消费。偶尔“图方便”点外卖，却“花了钱遭了罪，当了冤大头”，陈新感叹，“连锁水果店，会给人安全的印象，但事实可能相反，水果到底是否安全，我们普通消费者根本不知道。”

【博览财经特稿】急于上市的百果园，过去两年里多次冲刺IPO，上市地点从港股、美股、A股之间走了一个来回，最近终于在港交所递交了招股书，但在上市前夜，这个一向以卖高端水果著称的企业，却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被爆出售变质水果，舆论哗然。刚递交招股书的高端水果连锁店百果园，跌倒在了上市前夜。

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引起网友的讨论，不少人将关注点放在“果切”上，认为“果切就是个坑”，“少买果切，除非是当面现切的”，更多人则将矛头对准百果园。

然而对于百果园的回应，网友们并不买账。“品质差，价格却高”成为引燃消费者怒火的导火线。道歉声明的评论区中，陆续出现抵制百果园的声音。

卖那么贵还卖烂水果

陈新表示，这些水果的味道并没有明显异常，外表也无霉变，但吃完后却吐得很严重，“差点窒息。”她推测，可能是因为现切的西瓜存放过久，或者不太干净。

王淇与男友则是百果园的常客。四月底，王淇的男友在百果园购买了一些耙耙柑，这些水果外观看起来完好无损，但打开后里面却充满变质的霉菌。吃完后，王淇出现了胃胀、恶心的反应，男友立刻向百果园反应，对方却表示只有医院证明是坏果引发的问题，才会赔偿。

百果园定位高端水果连锁，此前消费者宁愿多花钱也去购买，目的是为了省心，没想到“坏果变果切”的“行业黑幕”也在其身上上演了。

百果园主打高端水果，“贵”一直是其最鲜明的标签。在微博平台实时搜索百果园，可以看到“一个苹果23.5元”、“一个西瓜90元”的吐槽。来自上海的黄园园说，她在百果园花费88元买了3斤荔枝，这些荔枝“小，酸，还有坏果”。而同样的3斤荔枝，在每日优鲜只需要59.7元。

西瓜作为夏天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也被以高价出售。百果园APP中，3kg左右的A级麒麟瓜售价64.9元，而同等重量的麒麟瓜在每日优鲜、叮咚买菜只卖元59.9和55.9元。泰国椰青在百果园、每日优鲜、叮咚买菜分别售价22元、19.9元和12.9元。

（图源：百果园、每日优鲜、叮咚买菜）

百果园水果的售价远高于市场上同类企业，与菜市场、小摊贩比更是贵了不少，如今却被曝出质量不过关，瞬间引燃众怒。消费者们纷纷表示，“百果园水果又贵又差”“卖那么贵还卖烂水果，以后再也不买了”“卖那么贵还不安好心，别惯这种商家”。

事实上，百果园的质量问题一直层出不穷，在黑猫投诉平台上，这家主打高端市场、励志打造“国民水果店”的大型连锁企业，累计拥有1200余条投诉。其中“买到坏果却不退款”是常见的投诉原因。一位投诉者表示，其购买的桂圆及其他水果有白霜，希望能重新换一盒却遭到拒绝。“（买）百果园的水果本来就冲着品质去的，这样的处理态度与方式不应该出现在一家连锁水果店身上吧？”

加盟店占九成，损耗店长担

业内人士分析说，加盟店并不是品牌直接开的店，而是加盟商付一定的品牌加盟费所开的店，这种类型的门店具体是亏是赚与品牌无关，开店成本由加盟商自己承担，过往发展中，有很多连锁店出问题都是倒在加盟上，这种模式虽然能帮助企业快速发展，但也会带来不可控的难题。

百果园采取加盟模式发展，与百果园创始人、董事长余惠勇曾定下的万店目标不无关系。2015年，余惠勇提出“2020年开1万家店、年销售额达到400亿元”的目标。要完成这个目标靠自己开店无异于天方夜谭，最终，2018年百果园正式对外开放特许加盟业务。而此前16年，百果园一直采用内部加盟模式，用以支持内部员工创业。

这种模式下，百果园不出资，不占股，不收加盟费，但收取门店利润的30%作为收益，门店利润的70%按照相应的股权比例分配给店长、片区管理者和大区加盟商。意图将店长的收益与培养人才进行结合，要求每家门店一年要为公司输出一名新店长（合伙人）人选。这种类似海底捞“师徒”制度的培养模式，能够完成企业在高速发展时期快速扩店的需求。

另一方面，水果本身就是高损耗、低毛利率的商品，“日清”模式让百果园赚了面子，却也把亏损成本转嫁给了加盟商。

“日清”模式下，提高毛利率的一个办法就是上货单价更贵的商品：果切。而为了降低成本，一些门店动起了小心思，把烂果、过期水果切了再卖，让消费者看不出好坏，还降低了损耗，提高了售价。

“我从来不买果切，又贵又不安全，有那个价格直接买新鲜水果不好吗？”95后消费者李敏说。

2001年创办于深圳的百果园，真正的高速发展是最近十年内的事，在8轮融资的资本助推下，百果园开始了水果帝国扩张之路：先后与果多美并购重组、并购南京鲜时代、与生鲜电商一米鲜战略合并、收购水果连锁品牌绿叶、与重庆果业龙头企业超奇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入股常州杰记水果、与湖南果业龙头果之友达成战略合作等。

2019年，尽管眼看着多家生鲜电商平台大溃败，两个月内有5家企业先后停运或破产，但余惠勇还是高调宣布要把百果园往大生鲜方向发展，发布百果园集团独立生鲜平台“百果心享”，还要以亚马逊为标杆，打造从单一品类扩展到全品类的商业帝国。

虽然愿景美好，但现实残酷。在大生鲜零售领域，百果园面临的对手众多。近两年，盒马、叮咚买菜等同样拥有中高端水果产品线，二者不但商品品类更多，消费次数更高频，配送价格和起送价也比百果园低。

承压之下，百果园也在积极拓展一线城市以外的低线市场。据媒体报道，百果园2021年新开门店中三四线城市占30%，预计未来一年占比提升至40%，四五线城市成为百果园的发展目标。

此外，线上渠道对百果园的贡献度也没想象中高。2017年，首次传IPO时，余惠勇就提出百果园拥抱新零售的重要性：“未来百果园的业务，线上线下比例在三七开是比较合理的，如果不拥抱新零售肯定会被淘汰，这30%是生死线，必须要守住。”

尽管雄心勃勃，但百果园来自线上渠道的收入在总营收中始终微乎其微。根据招股书显示，百果园2008年就上线了“网上百果园”，2016上线手机 app“百果园”，但“线上渠道及其他”业务在2019、2020年和2021年收入分别为0.33亿元、2.79亿元、3.26亿元，在总营收占比仅为0.4%、3.2%、3.2%。

百果园急需新弹药

自从2015年进入资本视野，“何时上市”的诘问，便悬挂在百果园头上。天图投资首席投资官冯卫东很早就公开表示，投资百果园就是要帮其向外扩张，迅速占领市场，并称预计将在3年至5年内助力百果园上市。

百果园的首次上市却出师不利，递交材料后，百果园却没能按计划上市。同年6月，中国证监会披露，百果园正式递交境外IPO相关审批资料，准备在美股上市，这次依然没能如意。同年11月，百果园又与民生证券签署上市辅导协议，拟登陆深交所创业板。

急于上市的百果园直到5月2日才有了确切消息，这一次百果园转战港交所，已经递交了招股书，摩根士丹利为独家保荐人。

从招股书来看，百果园卖高端水果，虽然能赚钱，利润却很微薄。2019年到2021年收入分别为89.8亿元、88.5亿元及102.9亿元，然而对应的净利润只有2.48亿元、0.45亿元及2.26亿元，净利润率只有2%到3%。

目前，百果园营收与净利润的增长，极大依赖于门店数量的拓展。2021年的百亿营收中，有81亿是由加盟店贡献的。

值得注意的是，百果园选择此时赴港上市，也并不是一个好时机。自去年下半年，港股市场持续下跌，互联网公司、实体零售企业，市值都较高点跌去大半。百果园此时上市，或也有早期风险资本退出的压力。

对比上市后持续破发的叮咚买菜等生鲜平台，百果园是否能撑得起120亿元的估值，还要打一个问号。百果园创始人余惠勇认为，商业的本质就是建立信任，对内建立与员工、股东、合作伙伴的信任，对外建立与顾客和客户的信任，经营的本质是经营信任。

再细看这份入围名单，全都是90后，其中3名是95后，最小的一名生于1998年。而招聘考试成绩看，5人中竟有3人笔试成绩未及格，另2名也是刚过及格线，但加总面试成绩后，5人竟然全部及格。

言下之意已经相当明显了，他们要引进的新员工的“优秀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存钱进银行。围观群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资源型人才”就是有钱人？

对于上述的情况，问了问身边的金融人，却发现在他们眼里，“拉XX万资金就能进银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究竟是咋回事？

话说花钱进银行这种事，一般都是在桌子底下暗箱交易，敢把“存钱才能进银行”明目张胆写在公示里的，还真不多。而且这家农商行的意思是，10天内存1000万只是满足入职资格，年日均存款余额达到3000万才能留下来哦。

某银行的资深客户经理张明表示，虽然大家都吐槽银行的校招题难的像一站到底。但殊不知，校招在整个银行业内已经是“相对公平”的存在，最多就是让你们填家庭背景的时候考量一下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而银行社招，几乎都是带资进组的“资源型人才”。

张明了解到的情况是，某大型银行规定的资源型人才，第一年日均存款余额大于3000万；第二年日均大于4000万；第三年日均大于5000万，年末时点存款更高，且必须是低成本存款。

还有金融圈中其他大型机构的社招，似乎也开始了“明码标价”。在券商工作的苏西表示，几家头部券商在东部某省社招一个后台人员，也要拉来3000万资金，而且还不能把3000万放着不动，必须要让3000万“滚起来”，因为券商要从中赚到佣金or手续费。

小梦所在的营业部，每年都有三个调岗名额，调岗后工资就能涨几百元，但是这两年领导都把名额给了两个“资源型同事”，其他的十来个同事只能竞争剩下的一个名额。更过分的是，甚至连工会评优和三八节小评选这种大家每人轮流当的事情，领导现在也都直接把奖项给了“资源型同事”。

顾漫被“资源型人才”抢走机会，就像电视剧《没有工作的一年》里的辣目洋子一样。她饰演的角色被徒弟捷足先登抢走主管的位置，就因为徒弟的老爸是公司的超级大客户，之后老板还要PUA女主的长相。

而顾漫组里一年800多万的项目，有400多万的项目都她带着人做的，领导一句“不创收”就把以前画的饼勾消了，还PUA她“你上财硕士、出报表快、干活利索都不算什么，这样的人一抓一大把。”好在最后顾漫选择了离职，在另一家事务所成为了经理。

资源型人才，为什么热衷银行？

例如当媒体记者致电文章开头那家林西农商行采访“资源型人才”相关情况时，该行一位招聘的负责人士表示，报名此次招聘考试的人都知道入职前要揽储1000万，而且“一共报了十几个人，淘汰了一些，最后剩下这几个入围的”。

在东南沿海省份某农商行工作的张萍和小敏表示，近年来身边就被安排了许多资源型同事，她们对于“富二代进银行”就颇有感触。

该下属说，婆家送她来工作的原因就两个，一是在银行工作说出去好听，因为女人也不能老在家待着；二是银行领导看钱的面子也不会为难她，要是干好了还能帮家里批贷款出出力。

她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有矿的家庭都愿意让资质较好的孩子去接班，资质比较平庸的孩子来做一份稳妥的工作。至于体制内的工作逢进必考，他们可能还考不上；而银行、券商的工作虽然也有招聘流程，但是相对比较宽松、接触的人员整体素质也比较高、避免了“鬼混败家”、家里的钱还能赚收益，可以说是“一石N鸟”。

但有那么一部分资源型人才进了银行、且愿意不断为银行奉献业绩，则是因为银行的部分岗位可以凭资金说话而不是凭技术说话。这部分人就有机会满足自己的管理欲、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毕竟确实没啥真水平，做别的工作会被“吊打”。

所以，挤进银行一方面是社会地位的提升、甚至还能混个小官当当、领导也不会太为难你；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家里周转现金流。这么看来，这类工作成为许多小富二代的首选也是情理之中，毕竟创业可真比上班花钱多了。

看到这你可能会有疑问，大家对资源型人才的槽点这么多，为什么这种现象这么多年来一点没减少？

近年来，银行业发展很快，A股上市银行每年几乎都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发展，在揽储、中收、对公等业务的同业竞争下，资源型人才确实能为许多银行解燃眉之急。

赵宇透露，现在为了完成上级的存款任务，很多银行都在月末和季度末买存款，在“资金掮客”手中平时买存款的价格是万五；季末、年末甚至能到万十，非常贵。所以有“资金掮客”的帮助还不够，还得自己的员工掏钱召唤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冲存款，毕竟一人进银行全家进银行。

另外，赵宇介绍到，现在也就只有国有大行的资金量要求最少，例如某国有大行之一在浙江地区对于普通柜员的要求是300万，只要该网点正常运营的话都能完成，所以国有大行的社招也比较少，因为他们的发展中有许多红利可以把握，本身也不需要太多能资源型员工。不过赵宇强调，就算是国有行压力小，理财经理的考核指标也要1500万+哦。

而且对许多地方性的商业银行来说，存贷比是困扰他们发展的重要指标，没有存款发展业务就受限。本来他们网点就少，资金成本也高，所以变向把业务压力转嫁给员工，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

在银行业“白手起家”，目前小有收获的许文强则表示，还是有许多能“熬成”资源型人才的机会，因为有客户是有客户的干法，没客户是没客户的干法，或者你得学如何拿下客户，但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去就离开了银行。

许文强曾经接触过一个招行上分私银出来的客户经理，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出身，但是在新拓大客、提升总资产量、做中收等方面确实“有两下子”。并且该经理很能get客户的需求，让客户觉得他的谈吐并不像个急切要卖东西的销售，甚至客户还要向他请教一些问题，自然而然的把一些财富规划类的事宜交给他。（被访者反映，非招行广告）

所以，金融圈内通过多招资源型员工来维持业绩并不是长久之计。试想，如果年年都靠资源型员工拉业绩，几年积累下来，可能一个营业部里全都是资源型闲职，那么真正的工作谁来干？组织内部也必然会因此失去活力，也失去一些本来通过正常渠道维护的客户。你如何看待金融圈的“资源型人才”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