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方案重中之重 直指中国金融潜伏已久的一大隐患

改革方案重中之重 直指中国金融潜伏已久的一大隐患

【博览财经特稿】3月7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议案）公布，其中的重中之重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包括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建立以中央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中国证监会从事业单位改为国务院直属行政机构、改革央行分支机构、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金融监管部门人员全部转为公务员并执行公务员待遇标准等。有评论认为，此次金融监管改革调整程度之深，超出预期，折射出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整个金融系统自成一体，内部体系则是高度复杂化。通过改革金融监管，进一步处理金融发展和防范风险的关系，真正发挥金融支撑实体、助力国家发展的作用，已迫在眉睫。

本文延伸阅读之一，是2023年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出严肃查处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风险等决策部署不力，弃守监管职责、由金融秩序维护者沦为金融风险制造者等问题，加大对“影子股东”“影子公司”“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查处力度，破除“金融精英论”等，坚决斩断权力与资本的勾连纽带。

本文主文原载《比较》第93辑，原题为“中国金融体系复杂化的成因及影响”，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以供参考。

全球范围看，过去50年金融增长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金融规模和复杂性持续上升。中国金融体系近些年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其中“复杂化”尤为突出。本文偏重于金融机构、市场和业态等，探讨这种复杂化的具体表现、推动因素以及产生的影响，认为现阶段中国金融体系复杂化有其阶段性和必然性，对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等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深化体制改革是根本之策。

现阶段中国金融体系复杂化的表现

表现一：各类金融机构资本结构“网状化”，信用联系日益紧密、混杂交织。

第一类是传统金融机构通过设立或收购子公司等形成事实上的金融控股集团，如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均已涵盖银行、证券（境外）、保险、基金、金融租赁等业务，银河金控、中信、光大等多元化金融集团，以及专司股权管理的纯粹型金控——平安集团。此外，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向金融控股集团转型，一些地方政府整合资源后也形成地方性金控平台，如上海国际集团、天津泰达国际控股集团；

第三类是产业和资本深度融合涌现的民营资本系，如海航系、复星系、万向系、明天系、恒大系等。据《新财富》统计，民营资本实际控制的金融机构约200家，2016年末合计资产规模近26万亿元，约占中国金融业总规模的10%；

上述控股集团或金融资本系的股权结构“叠床架屋”，以追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的最大化为主要目的，借助集团内资产组合关联投资、信息共享、税收及会计处理等，建立起网络化资金信用关联。金融机构资本化和股权结构“网状化”已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对金融资源配置、机构行为、社会资产负债结构、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等的影响都值得分析研究。

以2016年为例，2016年末间接融资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84.8%，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226.2万亿元，与GDP之比为304%，比2011年末提高了76个百分点，银行业的主导地位不降反升。

出于减少资本占用、规避审慎监管规定、突破分业监管要求等需要，银行表外活动快速扩张且日趋复杂，银行与信托、保险、证券、资产管理、金融租赁等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起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结构性信托、资管计划等产品相互嵌套，信用关系复杂，资金链条长。银行资金外溢与其他金融机构业务交叉融合，大大提升了信贷、货币、债券、股票、房地产等各子市场的连通性和关联度，如2017年以来债市与信贷市场出现“融资替代”效应、货币市场与债市出现互动效应都说明了这一点。

从资产端看，2016年末其他存款性机构的表内资产近230万亿元，其中对企业债权83.6万亿元，占比由2005年末的一半（49.1%）降至1/3略多（36.3%）；对其他金融机构和居民债权分别达58万亿和32.9万亿元，占比分别比2005年末上升13和8.5个百分点至25.2%和14.3%。2011—2016年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净增加42.7万亿元，目前中资中型和小型银行这部分资产占比分别达30.2%和37.6%，比2010年末分别提高11.7和14.5个百分点。这些资产相当部分是非标准化信贷资产以及信托受益权、资管计划等，结构化程度高，信用链条和结构复杂，杠杆和底层资产情况不透明、不清晰。

中国金融体系复杂化的主要原因

（一）货币化、资本化持续积累和社会财富增加引致金融深化进程加快。

其一，土地和房屋持续货币化带来从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两端同时刺激相关领域金融中介化的“滚雪球”效应。土地货币化和市场化使土地成为重要的资本和融资工具。过去十余年的房地产货币化和大规模城市“再造”派生出大量的投融资和货币需求，通过土地入市、征地拆迁、不动产价格多轮上涨和资产变现滋生出大量社会财富和资产。在2010年后多轮刺激和调控交替中，房地产市场并未做深度调整，反而是中介化、金融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渠道多元、方式翻新，贯穿土地、地产开发、股市、债市、理财、信托、万能险、股权控制、境外投资、境内外套利、互联网金融平台等多个方面，大大加深了金融体系与房地产的联系和互动。

其三，主要金融机构通过股份化解决了资本金不足约束，动员资金和资产创造的能力迅速增强。不少大型金融机构完成了资本化和股份制改造，并初步建立了常态化的资本金补充机制。目前国内上市的各类金融企业达109家，市值占比约25%，包括银行、券商、保险及信托、资管、私募等多元化金融公司。金融机构融资能力增强，资产扩张冲动强烈，而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和相关资产的迅速积累大大缓解了合格抵押品不足对信贷融资的制约，为信贷快速扩张创造了条件。

近些年，中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类型明显增多，金融市场多元化程度上升，在股份制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或股东回报极大化的动机和激励大大增强，来自收入盈利激励的强“刺激”和利润、业绩考核的巨大压力相伴相随，呈现越来越强的商业性和短期逐利性，尽快做大资产规模、做大收益和抢占市场的冲动十分强烈。

与此同时，金融信息、人才、知识等要素加快流动，创新的学习成本大大降低。借助于现代通信平台和新媒体，各类国内外的结构化金融创新很容易被复制和大面积传播，出现了一系列突破传统风险控制模式的储蓄和投资工具，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也使得风险控制的“阀值”明显降低，金融监管部门在信息、知识、能力等方面不够适应，监管套利的空间较大。

金融市场环境的显著变化和金融要素配置的再调整相互作用，引发经营人才、产品开发、营销、客户资源等资源从传统金融机构向新机构、新业态流动配置，跨行业、跨国、跨机构人才流动前所未有的活跃，监管部门和传统金融机构人员流动加快，金融要素再配置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一环境变化。

经济下行周期一般伴随金融体系的收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早期阶段引发各国需求和产出剧降、价格急跌、融资中断，“雷曼事件”使全球金融体系有所调整，但任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自行完全出清调整是艰难、长期且风险巨大的。发达国家实行低利率和量化宽松，以期平滑市场剧烈调整和资产负债大面积“崩塌”。

首先，政府直接投资和主导的“铁公基”项目建设增多，国有企业增加负债去维持传统产能和扩张“新兴产业”产能，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迅速扩张。2013年6月底各级政府直接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达20.7万亿元，近几年又有较大程度的增长。

为吸引资金并取得合规性和合法性，这些融资往往采取多个机构合作、多种资金结合、多层结构嵌套、多次加杠杆等，每层结构似乎都有利可图且符合现行规定，但最终都流向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领域，其中不少项目财务可持续性存疑，严重依赖土地出让、财政投入或滚动融资。政府短期内虽以少量资金成功撬动大量社会资金，但也需承担很大的长期偿付责任。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所谓金融创新背后的逻辑大体类似。

金融体系复杂化的影响

服务实体经济始终是金融业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但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经济转型、快速城镇化建设、土地和房屋金融化等条件下的金融体系复杂化使金融体系与实体部门间的联系变得模糊和迂回，容易使人产生一些“错觉”甚至误区：

以上三种常见看法各有其理据，并非全无道理，但凡事一旦超过合理界限，必然走向反面。就上述错觉一而言，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信用扩张在一定限度内是必要的，但如果持续且规模较大，信用约束显著“软化”和信用质量较大规模“劣化”的可能性将明显上升。就上述错觉三而言，经济结构调整并非一日之功，金融业占GDP之比绝不是衡量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程度的合适指标，最根本的国家竞争力还是技术创新和商品生产力。国际上看，金融业占比短期内快速上升往往意味着产业空洞化或资产泡沫化，指望快速金融化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是“南辕北辙”且非常危险。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主要特点包括：按机构、产品、市场等分业监管，“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重分工、轻协调；兼具发展、监管、调控等多个目标，有培育市场和机构的强烈愿望，希望多生和养大自己的“孩子”，也有“管教”约束“坏孩子”之责，有时还需要参与宏观调控；侧重微观审慎，在分类、指标、行为等个体监管方面进行了大量积极探索。

另一方面，市场主体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使得监管效力可能打折扣。金融危机以来，一些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和“小也不能倒”的心理强化，习惯于以调控过紧、监管过严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或“处置风险的风险”等为由寻求放松监管尺度和力度；一些新兴机构和复杂产品披着“金融创新”外衣，相关部门实施管理容易被“上纲上线”、动辄得咎；一些金融机构的关联复杂、透明度低、涉及资金额巨大，强化监管和风险处置很难下“重手”；一些地区和融资主体的信用约束弱化，存在“撇账”“赖账”心理，监管实施很困难。

现行货币政策框架自1996年建立以来不断因应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而加以改进，但近年来的金融体系复杂化对之提出了新的考验。

其次，货币政策目标中期化和短期化之间的“张力”加大。货币政策本以中长期币值稳定为己任，但大量复杂金融产品增强了债券、股票、房地产、外汇、货币、信贷等市场的连通性和波动性，流动性需求主体明显增多，且不少存在明显的期限错配，流动性冲击呈时点“脉冲式”，流动性的可预测性大大下降，在货币市场、债市自发调节机制不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流动性调节面临很大“扰动”，作用被明显短期化，政策信号很容易失真变形。

一是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关联性使金融风险的传染性更加复杂，具有很强的不可预知性和外溢性。这种关联性较为隐蔽，如不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债券市场使用回购进行保证金借款以提高杠杆率，而这些市场又通过理财产品、同业借款、金融集团风险暴露等与银行密切关联，风险易“溢回”银行体系。

三是金融体系复杂化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相关主体的侥幸心理，风险管理的准备不足。事实证明，在复杂性面前，多数人甚至高级管理者都未必已真正理解所在机构资产负债表存在的风险。一些金融机构和业务部门关注业务增长和收益，并不关心“底层资产”质量，总以为单体稳健等于系统稳健、单体问题不具整体性影响，或者“出了问题自有人来收场”等，存在典型的“合成谬误”“谬误合成”以及“温水煮青蛙”现象。

“复杂化”一词并非严谨的研究概念，也难以量化，但一定程度上可用来概括近几年中国金融体系的新变化。本文认为，在看似复杂的金融现象背后，核心逻辑是中国在近些年加快城市化和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以土地和房地产为主要介质的快速资产化和金融化。在多方主体共同行为的表象下，地方政府和银行体系的行为逻辑和模式值得重点剖析，金融业与新技术、新业态的互动值得关注。银行业表内外信贷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全社会金融扩张的“节拍器”和复杂关联的“发源地”。不深入研究分析银行业机构行为及其关联性，就很难真正理解这种复杂性的逻辑。

金融体系复杂化直接受金融监管范围和强度的影响。随着2017年上半年中国金融管理部门释放信号并出台强化监管的措施以来，金融体系复杂化的一些典型特征已受到抑制，如2017年三季度末银行业同业资产和负债分别比年初减少2.6万亿和2万亿元，其中特殊目的载体（SPV）增速比2016年同期下降47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体系复杂性有着发展阶段、国情、体制机制和市场主体行为模式等内在演变逻辑，强化监管不可能消除金融创新和复杂性演化。要真正提高监管效能，必须首先充分认识金融体系复杂性的动因和趋势。

延伸阅读之一中纪委重磅发声：破除“金融精英论”错误思想

要与金融单位、央企承担的具体职责任务结合起来，严肃查处贯彻落实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问题，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要深化行业性、系统性腐败治理，持续加大金融、国有企业、粮食购销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问题惩治力度，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重中之重，严肃查处领导干部身边人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加大对“影子股东”“影子公司”“政商旋转门”“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查处力度，坚决斩断权力与资本的勾连纽带，在金融、央企领域形成惩治腐败的有力震慑。

坚持穿透式审查调查。积极适应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的新态势，自觉树立穿透式观念，强化大数据思维、整体思维、透过现象看本质思维，通过抽丝剥茧、去伪存真，发现问题线索，还原事实真相，揭开披着“市场化”“专业化”操作外衣的伪装和掩饰。勇于创新突破，积极探索适用具有行业特点的“非常用”罪名，进一步厘清合法、违纪、违法、犯罪的边界，不断丰富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纪法途径。

要强化能力建设，用好深学习、实调研、抓落实工作方法，围绕所办案件和负责的领域、行业，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强化典型案例剖析，不断革新思维、积累经验，深化对金融、央企领域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增强运用纪法思维准确认定新型腐败、隐性腐败性质的能力。

一、当前我国金融迷失的四个典型特征。

在改革开放初期，可以说我国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模式，如果要说有，那就是一家金融机构的模式。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时就一家机构即中国人民银行，而且一身三任，既是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还是监管部门，其资产规模占全国金融资产的93%。当时只有一家金融机构，因为计划经济年代对金融中介没什么需求，资金调配都是中央计划决定的。但这个独家机构模式无法适应“以经济建设中心”对金融服务的需要。因此，从当年开始，当局就逐步建立一些金融机构。现在回过头去看，金融体系的调整实际包含了重建和改革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重建就是从一家机构出发，建立了很多金融机构，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金融体系。改革是指金融资源的配置与定价逐步地从政府主导转向由市场主导。

第一个特点是规模大。原来只有一家金融机构，金融资产规模也很小。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时代资金调配主要通过中央计划完成，经济运转对金融中介的需求很小。但随着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当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已经非常庞大，金融机构数量很多，光是银行机构就有四千多家，并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全世界都排名前列。我国资本市场即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规模相对较小，但体量也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因此无论从资产规模还是机构数量来看，我国的金融体系规模都已经非常庞大。

第三个特点是监管弱。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备的金融监管框架，包括一委一行两会一局，再加上地方金融监管局，有机构、有人员、有手段，但在识别和化解风险方面，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过去40年我国金融体系始终比较稳定，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政府兜底；二是中国经济持续地高增长。这两点保证了风险发生时，政府可以稳住投资者信心，不至于出现挤兑恐慌，从而为政府处置存量风险、暂停增量风险留足时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银行不良率超过了30%，但并没有出现银行挤兑现象。后续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包括剥离坏账、注入资本金、引入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等方式，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做大并成为世界规模前列的银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问题在于，政府兜底无法长期持续，我国经济增速也在不断放缓。过去应该由监管发挥作用的很多事情都被政府所替代，但实际上并未管控住金融风险，这导致我国金融监管相对较弱。

二、新发展阶段我国传统的金融模式面临调整。

为什么这套体系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还算行之有效，如今却出现问题？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国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时我国人均GDP大约只有200美元，属于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一时期我国生产成本很低，可以实现粗放式、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年均GDP增长达到9.8%。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之所以出现问题，就是因为过去的金融模式无法适应新的增长模式，所以也要跟着转型才行。总的来看，我国金融模式进一步转变的内容很丰富，集中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比如过去政府始终强调的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历史上始终是存在的，基本难点有两个：一是获客难，即金融机构如何找到中小企业，获知其融资需求，并为他们提供金融服务。因为中小企业数量很大，但地理位置相对分散，因此找到他们很困难。传统做法是将机构网点开遍全国，贴近企业客户。但这种方式成本很高，在很多地方也很难获得足够回报。二是风控难。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既要能把钱借出去，还要能把钱收回来，而后者才是更大的挑战。这就意味着，金融机构需要对中小企业客户进行全面、严谨的信用风险评估，评价用户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这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传统做法是根据用户的财务数据和抵押资产进行评估。但这两个方面恰恰是中小企业比较欠缺的，导致大多数银行并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第一个创新方向是提高直接融资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相比于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往往可以更好地支持创新活动。原因有很多，包括直接融资可以更好地识别创新项目、更容易与创业企业共担风险和收益等，而如果通过银行贷款则需要还本付息，有时会给企业造成较大的现金流压力。因此资本市场在服务创新方面更具优势。我们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

第三个创新方向是大力发展数字金融。数字金融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和创新活动，这是未来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大科技信贷是目前比较受关注的领域，可以帮助金融业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因为它可以用数字技术克服获客难和风控难的问题。过去传统金融机构需要把分支行开遍全国，才能真正贴近用户。但这种方式成本过高，实操性很差。而数字技术和大科技平台，比如微信、支付宝等日活跃用户十亿以上的平台，已经触达了很多客户。并且这些平台获客速度很快，边际成本极低，可以在短期内大量获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获客难的问题。与此同时，客户在平台上的活动，包括活动、社交、购物、支付等，都会留下数字足迹。平台利用数字足迹积累起来的大数据就可以进行信用风险评估，从而判断借款人的违约概率。从研究情况看，利用大数据对小微企业做信用风险评估，结果是比较可靠的。这说明数字技术创新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过去金融体系无法解决的很多问题。当然，数字经济只是金融创新的一个方面，市场和银行的创新也很重要。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固然存在，但最近几年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这里可以用两组数据来说明。第一个数据是中小企业在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根据OECD公布的数据，中国中小企业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重已经达到65%，是除韩国、日本以外比例最高的国家。这说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二个数据是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全球危机以后，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比较突出，去杠杆化的倾向非常明显，而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则相对平稳。但2021年底，我国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率已经反超国有企业。其中的原因很复杂，而且民营企业中既包括中小企业，也包括大企业。这两组数据组合起来，至少可以说明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现在看这些行政性很强的政策要求实实在在地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贷款，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否风险可控？是否有利可图？如果做不到这两条，那么即使短期实现了政策目标，长期也很难持续，甚至会造成很多新的问题。所谓有利可图，就是成本要低于可能获得的回报；所谓风险可控，就是银行要有获客和风控能力，将风险控制在较低水平。

第三，要做实金融监管。虽然在过去三十多年，我国维持了金融稳定没有出现大问题，但这并不是靠监管政策做到的，而更多是靠政府兜底和经济持续高增长实现的。目前来看，这种做法很难长期持续。一方面，随着我国金融体系规模越来越大，复杂性越来越高，一出现问题就由政府兜底，这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速在不断下降。国际清算银行曾指出，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家的金融风险都在上升，并将其总结为“风险性三角”：杠杆率上升、生产率下降和政策空间收缩。在此形势下，我国很难再依靠过去的金融模式来支持经济增长。

一是目标。监管最重要的目标是保障充分竞争，反垄断，保护消费者利益，终极目标是维持金融稳定，除此外，不应该去管其他事情。现在我国的监管目标非常复杂，并且各目标之间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行业监管和金融监管，本身就是存在矛盾的。二是权限。监管目标确定以后，要给监管部门相应的权力，由他们来决定采取什么措施，以及什么时候采取措施。三是问责。过去金融监管体系是法不责众。虽然大家都出了问题，但似乎大家都没有问题。因此对监管问责十分必要。经过四十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监管框架，但更多是形式上的监管，未来我们要努力将其发展为实质性的监管。

总结来看，随着我国经济迈入新发展阶段，过去这套金融体系已经不太适应新经济的增长模式，必须要做出改变。改变的方式包括：加强金融创新、推进市场化改革、做实金融监管、稳健推进金融开放等。（来源：文化纵横、观察者网、中纪委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作者：潘宏胜、黄益平）

政经观察




浦东新区大开发关键举措 对香港振兴北部都会区具有很强借鉴价值

【博览财经特稿】香港政府公布的施政报告，将开发建设北部都会区作为香港振兴的重大战略，并可以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缓解南北发展不协调、打造发展新引擎。

上海在浦东大开发之前的发展困境

早在1980年10月，《解放日报》就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发上海社科院的评论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在肯定当时上海的经济实力（十个第一）的同时，指出了上海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建筑密度和交通拥堵程度、市区人均住房面积（市区人均住房面积仅4.3平方米）、车辆事故死亡人数、环境污染导致的癌症发病率均为“全国之最”（倒数第一）。

1990年之前，浦东虽然与全国最大的都市只有一江之隔，但却充满了乡土气。“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黄浦江边有个烂泥渡，烂泥渡路边有个烂泥渡镇，行人路过，没有好衣裤”，这些顺口溜很好地描绘了当时黄浦江两岸的天壤之别。当时浦东最繁华的街区是东昌路，但也没什么高楼，最高的建筑是24米高的消防瞭望塔。笔者曾于1999年参加留美经济学会在上海的年会，主办方组织参观浦东的发展，尽管当时距离大开发已经过去九年，当时浦东世纪公园附近的新建楼盘还只要每平米2800元左右，远低于浦西，但仍少有问津。但30年后，浦东的房价已经赶上浦西，当前上海房价排名前十的住宅小区多数位于浦东。

1984年9月，为解决上海城市发展的问题，国务院专门派调查组到上海主持召开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这次会议围绕“上海向何处去”进行了大讨论，最终形成的成果就是1985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提纲明确提出上海的发展定位从传统的工业基地向多功能中心城市转变，产业结构调整上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对外开放，并在城市空间布局明确提出了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的设想。

浦东新区大开发的关键举措

1、打通交通、“东西联动”，解决城市发展空间不足问题。

在笔者看来，畅通黄浦江两岸的交通战略意义重大，实现了“东西一体，联动发展”。在便利交通的支撑下，上海中心城区范围向浦东拓展：在南浦大桥的连接下，内环线将黄浦江贯穿其中，打造了浦西、浦东相结合的市中心区新格局；同时，还规划推出了全长99公里的外环线，环内面积680平方公里（包括浦东、浦西两部分），面积接近新加坡；两个环线之间规划建设辐射道路10 条、形成便捷的市内交通，并规划通过国道与江苏、浙江连接。就此，困扰上海多时的城市空间不足问题开始得到解决。

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直接制约浦东的功能区开发，也影响营商环境和开放格局。为此，在开发的前十年，浦东进行了两轮十大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1991-1995年期间，上海共投入约250亿元，建成南浦大桥、内环线浦东段、外高桥港区一期、外高桥电厂一期等十个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在此基础上，1996-2000年，上海市政府再度投资上千亿元实施了第二轮十大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浦东国际机场一期、地铁二号线一期、浦东新区轻轨、东海石油天然气供气工程等重要工程。

3、加大政策支持保障力度，全面打开对外开放格局。

此外，为了增强外资企业的信心和预期，在公布浦东开发的优惠政策之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市政府还向外发布了《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鼓励外商投资浦东新区的规定》等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九项政策法规。

而且，在对外开放和引入外资方面，浦东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日本富士银行上海分行）、第一家外商参股中资银行（上海银行）、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美国友邦上海公司）、第一家中外合资商业零售企业（上海第一八佰伴）、第一家中外合资外贸公司（兰生大宇贸易公司）、第一家中外合资物流企业（上海外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等，凸显了浦东新区多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此外，浦东在招商引资方面全力推进，也优化了当地的产业结构，带动了现代服务业的蓬勃发展。

香港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从外部来看，伴随疫情冲击，香港发展面临三大挑战。首先，人口连续净流出。根据政府统计处最新数字，2022年年中香港人口为729.16万人，相比2021年同期减少12.15万人，连续3年人口净流出。其次，对外贸易呈现下滑。2022年全年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比2021年下降8.6%，商品贸易逆差接近4000亿港元。再次，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受影响。受多重因素影响，2022年港股新上市企业数量、募资总额均有下滑。2022年港股IPO市场首发家数为80家，低于2020年和2021年的144家和96家，全年港股IPO市场募资总额为1034亿港元，较2021年下滑68%，而与此同时新加坡金融市场的吸引力在快速提升。

交通不便是香港内部发展割裂的另一主要原因。至今香港地区仅有红磡、东区、西区三条海底隧道，且通行分别要收取20港元、25港元和75港元的通行费。由于西隧收费昂贵，因此大部分香港司机宁可绕道从红磡隧道过海，导致后者时常陷入严重拥堵，为生活和商贸活动带来了不便。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发布的文件也显示，近十年过海车辆数量持续上升。即便2021年因疫情导致车流明显减少，但高峰时间的车辆数量仍远超三条隧道的总容量，其中，红隧和东隧堵塞最为严重，西隧车辆也接近饱和。

人均住房面积方面，根据团结香港基金会最新数据，香港的人均住宅面积仅为161平方尺（约15平方米），明显低于东京（210平方尺）、上海（260平方尺）、新加坡（270平方尺）、深圳（300平方尺）等城市。为此，香港从1950年代开始探索并建立公屋政策体系，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如今香港市民等待公屋时间已经长达5.6年。香港房屋委员会数据显示，目前全香港总共有23.46万宗公屋申请，但未来5年只能提供12万间，缺口将近一半。

浦东大开发对香港北部振兴的启示

其一，参考浦西与浦东交通联通、发展联动的思路，全面打通香港岛、九龙与新界地区的交通渠道。一方面取消已有隧道的车辆通行费用等，另一方面大力增加海底隧道或高架桥梁建设，打造香港交通环线，以缓解当前香港南北向之间的交通拥堵、出行紧张、经济发展和居住条件分化问题。

其三，加大政策支持和法规保障力度，打造对内对外开放新高地。新界相对于香港岛、九龙而言，发展已经滞后，香港在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过程中，需要借鉴当初国家对于浦东的额外支持的做法，加大对内地和境外科技企业的招商引资政策力度、优惠条件，同时调整大都会地区建设有关的法规、制度和政策，增强境外企业来港发展的信心和预期，建立跨境科技创新研发机构，打造国际一流的科技创新生态圈，以此加快推进香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来源：FT中文网 作者：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国际产业链与供应链格局加速重构 中国必须打造自己的产业链

【博览财经特稿】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主题，如何分析2023年全球经济金融的走势？这会给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带来哪些影响？而面临中美经济可能“部分脱钩”的挑战，我们如何在产业链供应链、对外开放上拓宽思路，有所作为？

观察者网：通货膨胀是2022年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主题。包括美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在内，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忙着抗击高通胀。在这一轮全球通胀过程中，中国逆势而行，通胀率比这些国家低很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您认为2023年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会是什么状况？又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哪些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以欧美为主的世界经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滞胀”，即经济增长停滞，外加通货膨胀。当时两次石油危机导致通货膨胀率不断上涨，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低，仅有2-3%，通货膨胀率却在10%以上，滞涨持续了十多年。这一次西方发明了“萎胀”这个词语，意味着未来的形势可能很严峻，造成的影响可能会超过上次的十多年“滞胀”。

疫情后，世界主要央行例如美联储、欧洲央行等都发行了特别多的货币，希望通过发行新的货币增强流动性来防止整个金融市场坍塌。以美联储为例，美联储在疫情间发行的货币比2008年后三轮量化宽松的总和还多。

此外，地缘政治博弈也打破了过去的国际贸易格局，使得各种各样的产业链被破坏。美欧都说要与中国脱钩，破坏彼此的合作。美国继续跟中国打贸易战，不愿意扩大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还设置各类关税壁垒，其直接后果是中国的廉价商品无法进入他们的市场，结果就导致了通货膨胀。

丁一凡：发生通货膨胀时，各国都拼命地想利用货币贬值来争夺更多的市场，这一现象在上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都出现过，英语中称为“beggar-thy-neighbour”，也就是“以邻为壑”政策，即通过货币贬值来争取更多的市场和更多的出口。但如果各国都采取这一做法，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将进入急剧的恶性循环、全面萧条，大家都成为输家。在历史上，最终是依靠战争才走出了这一恶性循环，这是历史带给我们的警醒教训。

西德靠制造业立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很大，而能源和原材料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因此若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很高，西德的货币又加入贬值队伍，其购买同样的能源和原材料必须付出更高成本。增加的成本最后反映到制成品上，必定带动本国的通货膨胀上涨。

2022年也有与此类似的趋势。美联储开始升息，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等都不得已地跟着升息，这时资本都会流向这些地方。按理说其他国家货币的贬值压力都会非常大，比如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土耳其里拉、印度尼西亚印尼盾等。如果他们的央行不跟着升息，他们的货币就会出现贬值趋势，资本就会外流。

中国2022年的核心消费指数CPI上涨了2%，欧洲上涨了9%左右，美国虽然官方宣布是8%多，但是许多美国经济学家，比如当年克林顿的财政部长劳伦斯·亨利·萨默斯就写文章表示，如果按照上世纪70年代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早已超过10%了。

当其他货币都贬值时，人民币的吸引力自然就大了，因为拿人民币在中国购买任何东西的损失是最小的。所以人家看好中国经济，认为中国未来通货膨胀率会比较低，这时候人民币就会越来越坚挺。我们没必要因为人民币的坚挺而担心，人民币的坚挺是个好迹象，证明中国的经济更健康，中国的市场更稳定。

实际上，这是一种逆势操作。当其他国家收紧货币时，我们还可以放松银根，这证明我们有自己的经济循环。中国的经济周期可以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可以用逆向的操作来帮助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我们不需要像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必须跟着美国或欧洲的货币政策走，中国的经济体量足够大，通货膨胀率非常低，我们有余地实行不受干扰、独立的货币政策。

丁一凡：俄罗斯是能源大国，如果俄罗斯使用人民币进行能源交易，会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影响，实际上这与美欧制裁俄罗斯直接相关的。由于俄乌冲突，美欧不断地对俄发起制裁，使得俄罗斯很难用其他货币做交易。

另一个是俄罗斯和巴西的交易。巴西要从俄罗斯进口大量的化肥，出于同样的考虑，巴西提出用人民币来支付，俄罗斯当然也答应了。

这样的事情，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其他的国家出于各种各样的担心，特别是考虑到次级制裁的威胁，可能会选择使用人民币进行国际交易。而且使用人民币交易也十分方便，现在全球有很多人民币离岸市场，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得人民币、交易人民币。

观察者网：美欧经济陷入衰退，消费能力下降，而美国和欧盟又是我们国家第三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因此我们外需下降几乎是一个必然结果。面对这样的外部市场和环境，2023年我们在出口方面该怎样拓宽思路，有所作为？

我国在东盟有很多企业，之前在中国的外企也搬到了那里，这就意味着中国进行一部分生产后，向东盟国家提供中间产品，经组装后，仍然还要出口到美欧市场，终端消费市场还在那里，从这个角度来说，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我国对东盟出口多了，对欧美的出口就会相对减少，表现形式不太一样。

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国家已经没有地理的界限。例如，南太平洋岛国现在也算是“一带一路”国家，但过去丝绸之路建立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去年的外贸当中，RCEP成员国的外贸增长幅度也是很高的，这些国家都会是中国未来出口贸易的发展方向。

观察者网：如今，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正在加速重构，美国等一些国家会想办法排斥中国企业进入他们的产业链。您之前一直强调本土产业链的重要性，面对目前这样的局面，在培养、巩固和完善本土产业链方面您有什么建言？

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车生产国和出口国，但在电动车出口问题上，美国就给我们挖了个陷阱，它利用《通胀削减法案》要求电动车企业在美国生产，比如电动车70%的零部件在美国生产，才能拿到补贴，其目的是打造一个属于美国自己的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而有一些中国企业，例如比亚迪就不害怕。比亚迪的能力特别强，很多高端汽车的价格、技术已经超过了特斯拉，而且在中国乃至全球销量都非常好。比亚迪有自己的技术，且掌握了包括锂电池原料开采、提炼、生产及汽车生产在内的全产业链，在市场重新洗牌的情况下，这就是它的优势，它可以借助调整全产业链成本，经受住价格战。

我国要打造自己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逆全球化措施，导致中国企业无法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如果产业链上存在短板，就会被别人“卡脖子”。例如，华为手机原来发展得非常好，但其在产业链上有一个缺陷，就是芯片基本依赖进口。在美国禁止向华为提供芯片之后，华为手机的销量突然就大幅下降了，销量排名跌出前十。

只要在中国本土有基本的产业链，企业安全系数就会比较高。如果别人在某一个环节“卡脖子”，最起码有替代品。即使替代品不是那么好，但也不至于被卡死、产业链瘫痪。

丁一凡：对华部分脱钩，美国是铁了心要做的，而全部脱钩，我觉得比较困难，因为美国深度依赖中国市场。如果要完全与中国脱钩，无异于一场自杀式行为，他们的经济根本承受不起。

丁一凡：中国应该打造自己的全套产业链和研发，并不是我们想做成这样，而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把我们逼到这个地步，我们必须得这么做。

美国和欧洲因为出现了经济滞胀、萎胀，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大量引进这些人力资本，比如美国的数字企业谷歌、微软大幅裁员，我们应该把一些团队请过来，大力发展我们的人工智能、高科技领域，这些人才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

观察者网：中国进一步加大力度对外开放体现在哪些方面？

比较可惜的是，有两个问题使得我们对外开放的举措没有受到国际投资界更多的注意。第一个是疫情，服务业需要人员往来，疫情使得人员来往停滞，服务业受阻。第二是地缘政治博弈，因为美西方媒体和舆论把中国视作对手和敌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服务业很难展开，他们给服务业企业设定很多门槛和陷阱，甚至要求企业离开中国。

这次疫情已经三年了，希望随着2023年疫情逐渐平复，人员往来增多，经济恢复流动，外国服务企业发现中国存在非常好的机遇，进而越来越多的进入中国市场。

观察者网：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遭遇当前逆全球化的情况，会有哪些挑战和机遇？

但是我们要明白，全球化不止由西方决定，中国也是全球化中间一支重要的力量，我们原来是参与者，现在可以成为领导者。在某种程度上，未来的全球化取决于中国愿不愿意举起全球化的大旗，愿不愿意去开辟新的市场。

“一带一路”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版全球化的新体现，中国全球化的眼光放得更远。过去中国参与全球化，现在西方要退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可以成为引领者，与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起合作，这可能是中国版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来源：观察者网 访谈：王慧 整理：王沫初、刘惠、房佶宜审核：周小婷、刘惠）

人物广角




负面新闻给老品牌带来太多尴尬 谭仔米线能否征服内地人的胃打个问号

【博览财经特稿】最近，网友集体见证一个毁三观的新闻。2月25日，中国香港名媛蔡天凤遭前夫及前夫家人杀害碎尸一事引发网络热议。综合香港媒体《大公报》《文汇报》2月26日报道，涉嫌杀害香港名媛蔡天凤并碎尸的几名嫌疑人已全部落网，分别为前夫父母、前夫、前夫兄长，其中涉案的三名男子均有犯罪前科。

生活里，蔡天凤是谭仔米线创始人的儿媳妇，人称“太子妃”，这是她的第二次婚姻。同时她也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与前夫育有两个孩子，与现任丈夫又生下两个孩子。

其实蔡天凤从小就是标准的白富美，父母在内地经商，资产数以亿计，她和现在夫家谭仔米线家族，在经济上平起平坐。他们只举行了婚礼没有领证，双方财产一直都是独立状态。

有律师说，如果她能证明自己出资，应该是可以拿回产权的。但邝家人显然无法接受住惯了的豪宅突然被收走。卖房这个举动，或许让前夫一家起了杀心。另外，蔡天凤名下资产一个亿多。虽然再婚但没有领证，所以法律上她是单身。

据凤凰卫视报道，香港警方初步调查相信，疑犯一家人跟死者有巨额金钱纠纷，并早有预谋准备行凶。

谭仔米线起家，同心后内斗，转而卖给日资企业

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其实“谭仔云南米线”很熟悉了，甚至走几步就有一家，同一条街上，就有谭仔和谭仔三哥米线。这两个不是同一家，但谭仔和谭仔三哥的老板，却是亲兄弟，谭仔的品牌属于五弟，三哥的品牌，则属于三哥。

谭仔米线的火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蔡澜来到他们的店铺试吃，还在专栏里安利了他们的店，越来越多的人闻声而至。最忙碌的时候，据五弟回忆，客人一直都很多，每天直到下午四五点，才有午饭吃。

五弟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几兄弟准备在观塘开第9间分店时，五弟和四妹夫一直想要咨询三哥和六弟的意见，但两人一直没出现，直到开业当天才过来，还嫌弃厨房的装修。

于是，也就有了如今的两个米线品牌。2008年，谭氏分家，“五哥”继续沿用“谭仔云南米线”，“三哥”则自立门户创“谭仔三哥米线”。据说三哥在采访时还抱怨过这段关系，“你怎么能想到，亲人和亲情，在金钱面前，都可以不理会……亲情被出卖，真是切肤之痛……”暗示自己和五弟是因为金钱问题分开的。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两个品牌打嘴炮多年，最终还是被一个品牌收购了。日本丸龟制面母企Toridoll Holdings，继在2017年5月以150亿日圆（10亿港元），收购了谭仔云南米线，又在同年12月宣布收购谭仔三哥米线，并于2021年10月整合为谭仔国际在港上市。所以，无论是这家公司也好，还是谭仔云南米线这个品牌也罢，目前和蔡天凤的公公已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谭仔国际的招股书显示，截止到2021年9月，谭仔国际共运营餐厅156家，其中香港地区150家，并已经进军内地和新加坡。

今年谭仔国际发布最新业绩报告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谭仔国际营收为19.31亿港元，净利润为1.11亿港元，同比下降39.3%。截止到2月24日周末休市前，谭仔国际港股报价2.28港元，总市值为30.57亿元。

凭着改良版的特色米线，还有几十余种食材搭配混合，包括各种肉类、肉丸、蔬菜、菌菇及豆制品等，招牌菜式包括麻辣汤底、胡辣汤底、土匪鸡翅等，配菜也可以自由选择，多达24种，食客自己可以DIY一碗专属米线。

但谭仔国际对香港大本营的依赖之深，公司的市场结构单一的问题也在显现。这两年，香港餐饮市场增长缓慢，逐步逼近天花板。

对比之下，新加坡的快餐市场，预测将由二零一九年的11亿美元按复合年增长率3.7%增加至二零二四年的14亿美元，高于香港市场的2.1%。

但内地餐饮市场一直很卷，尤其是米线领域，各种米线品牌竞争激烈，目前较为头部的有阿香米线，同样有配菜多、口味多元的优势，谭仔米线能否征服内地人的胃还要打个问号。

2023年2月24日，《财经》获悉，有“A股第一代庄家”之称的吕梁去世，终年68岁。这距其2001年因“中科系”雪崩事件而销声匿迹，已过去近22年。

“吕梁擅长讲大故事。他成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市场发展领先于规范，他的气质禀赋非常特殊，擅长游走在灰色地带，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利益，也给市场、投资者带来了伤害。”杨浪表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股市先后出现多次高涨幅行情，但由于当时监管尚不健全，坐庄炒作股价等违法违规市场行为层出不穷。临近不惑之年的吕梁，也因此步入股市“庄家”生涯。根据公开资料，他曾经操控的中科创业（原名康达尔，现名京基智农，证券代码为000048）一度成为A股市场上的一只“明星股”。此间，吕梁还和其部下复制康达尔的坐庄手法，收购多家上市公司股份，构筑了一个庞大的“中科系”。

吕梁提供的“内幕消息”令外界知晓，彼时在A股市场上把中科创业及所谓“中科系”股票炒得热火朝天的，是一批“北京机构”，而负责策划和指挥这场炒作的庄家正是吕梁。同时，他还是当时在媒体上谈论大市的“K先生”。吕梁也由此成为中国股市上集股评、并购、坐庄三大技法于一身的“超级庄家”， 他一度获得巨额财富，但终究在不断规范的中国股市无法遁形。

坐庄之路

1998年中，朱焕良到北京找到吕梁，要求对其深套的康达尔（中科创业的前身）股票施以援手。朱焕良当时已经持有康达尔90%的流通盘，而康达尔的流通股占了该公司总股本的29%。

吕梁在同意帮助朱解套后，与他最终签下了协议，其中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长期投资(三至五年)，一是改造国企(把康达尔从养鸡企业改成生物制药与高科技企业)。双方约定，吕梁组织资金接下朱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盘，而朱配合长期锁仓，还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随后，吕梁开始了其在康达尔的坐庄之路。

在此后两个月中，他发出四篇相关讨论。在第四篇关于资本市场的对话中，K先生提出了“战略投资、摆脱颓势、创造双赢”的口号，并终于在文章中公开点了康达尔的名。

据悉，吕梁没有主要用自己的钱来与“朱焕良＋康达尔”合作，而是写下了一份标明“长线投资、长线持仓”的项目建议书。建议书通过一些证券公司的营业部传入有兴趣入市的“北京机构”手中。作为吕梁的“客户”，这些机构与吕梁签了约，确定“投入时间、盈利预期，协议时间由一年到三年不等，客户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

在坐庄康达尔的同时，吕梁还着手打造了“中科系”。1999年7月，趁康达尔股价跃至40元/股时，吕梁进行了部分套现，随后以3000万元注册北京中科创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中科”）。同年12月，其将康达尔更名为中科创业。

崩盘失踪

朱焕良背叛吕梁后，由于消息没有走漏，所以康达尔（当时已更名为中科创业）的股票并没有对此作出反应。

吕梁的担心最终被证实。据悉，中科创业的崩盘，其导火索来自中科系部分高管被查，这些个人股票账户被冻结后发生了突然的、系列的强行平仓。从2000年12月25日开始，一直平稳运行的深圳中科突然连续走出9个跌停板，市值蒸发约50亿元。随后，吕梁被查，从北京的豪宅中出逃。

在吕梁和朱焕良上演的摘桃子游戏中，树上的庄家还在摘桃子，放哨的庄家却悄悄地卷起桃子跑路了。

病中自首

“2022年9月7日深夜，当天是白露，我突然接到了吕梁的电话，他语音苍凉，来作临终告别。”杨浪回忆。

“吕梁的七个发现覆盖了人、钱、公司、技术等各个层次，有着详细的论述，有一套完整的逻辑。其中一个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企业管理过去一直以产值作为衡量标准，而随着资本全球化，我们已经从产值社会进入市值社会，这给人很大的启发。”杨浪回忆称。

杨浪初识吕梁之时，他仍在《东方纪事》工作。“吕梁是第一代北漂，当时租住在东裱褙胡同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平房，里面破败不堪，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

此后，吕梁深入参与资本市场。市场人士曾笑称，如果中国资本市场上有三只大鳄，其中一只便是吕梁；如果有两只，吕梁也是其一。

20年后，吕梁再次求助杨浪和其他几位朋友，因为在疫情管控下无法顺利就医，得到了众人的建议——自首。“吕梁不害怕自首，他觉得案件追诉期已经过了，但最严重的是停医停药”。

直至2023年2月，擅长讲故事的前文学青年、中国股市中曾经的“大鳄”，在资本市场掀起过风浪又突然销声匿迹的吕梁病逝，他的故事就此画上了句号。来源：《财经》 作者：杨秀红、郭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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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经济的困境 没点才艺都当不了文旅局局长

【博览财经特稿】疫情后，与大城市相比，县域经济面临更多挑战，比如楼市困境、经济债务压力、经济持续发展后续动力难以为继等。此前，在全域旅游口号下，各地均花巨资打造一系列旅游景点，并以商业化的形式推动一批康养和休闲文旅类项目落地。然而疫情三年使各地经济走向疲软。在县域层面上，能够在短期内取得人口红利的唯有旅游。在中央支持文旅产业的背景下，为发展本地经济，各地文旅局长纷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些文旅局长的视频，在网络上火一阵子，引发诸多的议论。有网友调侃道，现在没点才艺，都当不了文旅局局长，太卷了。文旅局长们“频秀才艺”，“花式”宣传当地美景，让文旅也成为“流量场”，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就在于县域经济之难，地方政府需要全方位动员各类力量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疫情后，中国县域经济普遍衰弱，在支出不减，财政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县级政府要不扩大招商引资，要不举债继续干基建、要不实施对旅游产业的花式营销，要不选择干脆“躺平”。因为可选可做的选项越来越少，而考核越发严格、竞争则越发激烈。

疫情结束，各地旅游市场纷纷对准五一长假，积极造势，力求争夺客源。各地对旅游的重视越发凸显，但官员重视不等于一地的旅游环境就会好。比如海南，尽管省府一再治理营商环境，但是宰客现象始终难以得到根除。而一些网红文旅局长，居然擅长于放狠话，比如四川甘孜州文旅局局长刘洪怒怼个别酒店问题发出“狠话”称，“谁砸了甘孜旅游的锅，我一定砸你饭碗”。这看似霸气，但却并非是一种法治的思维。这种言论一下子就降低了当地的旅游品味，毕竟在法治环境下，酒店的问题是由司法、工商部门解决，而非由“处级文旅局长去砸饭碗”。

之前所提的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大众休闲旅游为背景，以产业观光旅游为依托，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产业经营、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但各地的执行能力却不一样。全域旅游在不同地方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令人眼花缭乱。比如，笔者所在的县城，一个地就有三个百亩级的“小镇”，一个村有几个泉眼就被扩大为温泉小镇。这些小镇平时人烟稀少，由于支持其建设的主官调离，目前纷纷陷入窘境，成了专事政务接待和考察的机构。而县城经济亦为小镇所拖累，难以惠及民生。

而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也不能单纯依赖旅游业，在经济总体走弱的背景下，县域经济既要开源也要节流，将存量的资源盘活用好用足，要避免景区雷同和相互抄袭而弄得毫无新意，又要积极打造本地的经济支柱。复杂的对外竞争带来的是国内经济的内卷，但如何避免出现各县“逐底竞争”、避免浪费资源又突出本地特色而非简单的模仿，这就有一个疑问。

单车毛利是车企根据车辆出厂价赚到的收入减去制造成本所能赚到的毛利润。市场指导价与出厂价之间留给渠道的利润是价格战中容易让出的部分，而出厂价中的毛利部分则可视为车企的极限降价潜力，在燃油车这个缩量市场，毛利为负的价格对企业意味着自杀。

中国车市整体增速已很难维持高位，新能源车虽然还在保持增长，但也过了飞速发展阶段，增速回落，燃油车情况更加严峻。2022年全年燃油车零售减少超230万辆。2023年前两个月，车市表现更加艰难，中国乘用车零售销量下跌19.8%，批发销量下跌15.5%，新能源增速仅有20%左右，燃油车零售跌幅29.64%，批发下滑24.55%。车市萎靡不振是引发本轮价格战的根本原因。

3月，东风汽车集团与湖北省政府联合推出降价促销活动，相比官方指导价，降幅达9万元的B级轿车东风雪铁龙C6成为全网热搜车型，东风日产纯电动车艾睿雅优惠9.8万元。在东风汽车史无前例的降价压力下，价格战迅速蔓延全国，两周时间内，全国各地已经有超过30个汽车品牌，近百种车型参与此轮价格战。

汽车企业整车业务的营业收入扣除成本就是毛利润，再除以对应的销量，就是单车毛利。一般情况下，车企的产品售价越高，单车毛利就越高。因此，豪华车更赚钱，对价格战有更强的耐受力。

北京奔驰和华晨宝马平均车价为31万元和34万元，其成本控制的也较好，根据2022年半年报，毛利率为26%和20%，单车毛利分别为8万元和7万元，也有较大降价空间。蔚来和理想汽车的平均车价也较高，分别为37万元和33万元，单车毛利也可达到5.1万元和6.3万元。

同时比亚迪的单车毛利在2022年上半年达到2.7万元，相对比较从容，其单车均价为17万元，毛利率为16.3%，在已经占据市场优势地位的情况下，还拥有较强的价格战潜力。相比其他品牌主要使用库存车型降价的打法，比亚迪直接用销冠车型宋参加价格战，虽然降价幅度不大，但给消费者带来的冲击不小。其他自主品牌车企，抗压潜力普遍偏低。长城汽车的单车毛利为1.8万元，吉利汽车为1.6万元，长安汽车为1.2万元。

此次掀起价格战的东风汽车集团也有自身优势。其单车毛利为1.8万元，高于大部分对手。但其毛利较高的原因是纳入统计范围的车型中，重型卡车占比超过20%，而重型卡车售价较高，为20万-60万元不等，毛利率也较高，因此拉高了单车毛利，令其整体周转空间更大。（2022年半年报数据。东风汽车集团的汽车业务收入和销量覆盖范围包括东风商用车、东风特种车、东风乘用车、岚图、东风柳汽、东风标致雪铁龙。由于未披露东风日产和东风本田财务数据，因此无法得知二者单车均价，也未纳入此处统计和测算）

而上市的造车新势力中，小鹏汽车、零跑汽车、赛力斯则最危险。根据2022年半年报，小鹏汽车的单车均价为20万元，毛利率也不高，仅有9.8%，单车毛利只有2万元，降价空间较小。但却同样面对与蔚来、理想类似的规模小、净利亏损问题。另外，其产品所处的市场区位居中，上有特斯拉、奔驰、宝马，下有比亚迪等一众自主品牌，即便降价，对销量的刺激效果也有限。

2022年上半年，与华为合作打造问界车型的赛力斯的单车毛利仅有0.2万元，这是由于其产品结构导致。赛力斯2022年总销量为26.7万辆，其中大部分是低价的微型面包车、低价SUV车型，盈利能力较差，与华为合作生产的问界品牌车型销量为8万辆左右，赛力斯从中获得的利润也不高，赛力斯也仍处于净利润亏损当中。

价格战到最后打的都是钱。降价后车企赚的少了，甚至有些企业宁可亏本也要去打价格战，但该付的钱却还得付，销售、管理、研发等费用短期内很难大幅度降低，这就考验车企的资金实力。

新能源车企中，特斯拉、比亚迪、理想汽车手头相对宽裕。特斯拉货币资金有1456.59亿元，可跟上汽集团相比；比亚迪和理想汽车的货币资金为449.3亿元和374.7亿元，属于第二梯队，与东风汽车集团、长安汽车、吉利汽车、长城汽车差不多。

零跑汽车只披露了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资金情况，手里只剩下31亿元，远远低于可比公司，而其2022年上半年亏损达到24.4亿元，亟需融资输血。

除单车毛利和资金实力，销售渠道、地方政府和投资者也会影响车企的价格战潜力。车企按照出厂价将车卖给经销商，经销商按照市场价卖给消费者，指导价与出厂价之间的差额就是留给经销商的利润。通常来说，车价越高，留给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就越大，10-20万元的车幅度约为10%，20-30万元约为20%，30万元以上约为30%。

另外，也不排除车企突破单车毛利的极限，以更低的价格促销，但这样必然带来亏损，需要巨额资金做后盾，需要投资者的支持，比如零跑汽车。但这种支持需要建立在对未来市场增长的预期之上，现在亏掉的钱以后可以赚回来，所以对已经处于缩量阶段的燃油车来说，降价不可能突破单车毛利的极限。

而碳酸锂的价格已经从2022年11月的近60万元/吨下降到接近30万元/吨，对于一台电池容量60KWh的新能源车，成本下降超过1万元。原材料价格下跌为新能源车企参与价格战持续输血，而燃油车则没有类似条件，因此，燃油车为主的车企目前普遍选择毕其功于一役的降价方式，以求获得先机。而新能源车企则有更大的底气把价格战打成持久战。（来源：财经 作者：刘丁 编辑：尹路）

形势分析




美银行体系冲击难改美联储紧缩路径 或拖长抗通胀“战线”

【博览财经特稿】2023年初美国经济数据仍然偏强，市场一度押注美联储加息更快、更高。但近期硅谷银行事件爆发与金融风险冒头，加大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路径的分歧。我们认为，这一次美国银行体系冲击难以大幅改变美联储紧缩路径，反而有可能拖长其抗击通胀的“战线”。但市场对于货币紧缩的注意力下降，对于经济衰退和金融风险的担忧上升，继而美债利率和美元指数上行的难度加大。

美国经济研究局（NBER）定义的最近的两次美国经济衰退分别在2020年（新冠危机）和2008-09年（次贷危机）。有观点认为，当前美国经济可能像2019年，彼时美国经济放缓但仍有一定韧性，美联储停止加息、维持缩表。也有观点认为，2006-07年的美国经济和政策环境可以参考，因当时货币政策终端利率水平（5.25%）与本轮相近。

我们认为，这一次美联储同样需要“制造衰退”。首先，经济对加息的反应存在滞后性。随着美国政策利率逼近5%的“充分限制性水平”，虽然年初美国消费、就业等数据仍然偏强，但过去半年房地产等利率敏感型行业已经明显降温，我们可能需要更多耐心去“等待”偏滞后的经济指标回落。其次，“软着陆”和“抗通胀”总是矛盾的。美国通胀进一步回落的必要条件应是“需求驱动型通胀”明显降温，这意味着（无论是否需要美联储进一步助推）美国经济“需要”一场程度不弱的衰退。因此，本轮美国经济可能最终难以避免衰退，但较有争议的是衰退的节点。

美联储需要平衡通胀与金融风险

首先，美联储遏制通胀的目标不会轻易改变。2000-2019年，美国实际GDP季度同比增速平均为2.1%，PCE物价同比平均为1.9%。但2022年一季度以来，美国PCE通胀率持续高于实际GDP同比增速3-5个百分点。短期来看，高通胀会侵蚀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与消费信心；中长期看，即便工资增速抬升并与通胀率基本匹配，较高的通胀水平也会带来隐患。高通胀下的高利率亦会显著增大美国金融体系压力，硅谷银行因持有债券价格下挫而引发流动性危机就是新近例子。

最后，不要低估美联储的政策定力，本轮银行危机解除后会延续紧缩路径。目前的金融风险是短期的、大概率可化解的问题，而通胀超调是中期的、更难解决的问题。一方面，美联储短期应致力于尽快化解金融风险，除了正在实施的银行定期救助计划（BTFP）外，未来还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但另一方面，这些“救市”行动将使美债利率回落、金融条件转松，意味着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努力被部分抵消。因此，待本次银行危机解除后，美联储将不得不继续加息，使金融条件重回紧张，以完成遏制通胀的核心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本次银行危机后，美联储未必会如市场所期盼的那样放弃紧缩。恰恰相反，其紧缩“战线”可能被拉长，且不排除其需要释放更多“鹰派”信号来弥补失去的进展。

今年2月以来，随着美国经济数据走强、加息预期升温，3月2日10年美债收益率盘中几乎升至4.1%，创下2022年11月以来新高。截至3月13日，受硅谷银行事件影响，市场加息预期急剧降温，10年美债利率大幅回落至3.55%。我们认为，未来10年美债利率再破4.1%难度很大。

第二，通胀预期易降难升。往后看，随着美国经济进一步靠近衰退，通胀预期可能进一步回落。此外，市场上有上调2%通胀目标的讨论，这本质上是市场质疑美联储“制造衰退”的决心。但我们认为，去年美联储一度认为通胀是暂时的，从而“错误地”落在曲线后面；当前在美国经济、通胀和金融演化仍具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联储贸然上调通胀目标，相当于承认高通胀是难以彻底驯服的、经济“软着陆”是难以实现的、从而美联储是力有不逮的，也就相当于有一次承认“错误”。这将会对美联储信誉带来严重冲击，通胀预期脱锚风险也会显著增加。

2月以来，随着美联储紧缩预期升温、美债利率上行，美元指数由102下方回升至105附近。硅谷银行事件后，美元指数小幅回落至104以下，整体仍呈韧性。我们判断，未来美元指数上行的空间较为有限。

第二，欧日经济金融不确定性降低。2022年9月下旬至11月上旬美元指数站上110的时期，与当前的不同之处，美联储仍以75BP的幅度快速加息，市场对欧洲能源危机的担忧、以及对日本货币政策框架调整变动的观望，多重共振下美元指数迅速走强。换言之，欧日经济金融的高度不确定性加剧了欧元和日元的贬值，助推了美元。当下，市场对顺利过冬后的欧洲能源前景更乐观，日本央行新行长人选确认后金融市场更平静，浓厚的避险需求不再。

二战前，全球经济繁荣与危机交替上演，1913年成立的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就是应对1907年金融恐慌和银行倒闭的产物。可惜的是，在宏观经济学与货币银行学尚未建立的年代，美联储完全无法实现其设定的头号目标“稳定金融系统”。银行倒闭仍然络绎不绝，仅在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停业或倒闭的银行就接近9500家。有意思的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简称FDIC）在1933年6月成立，1934年到1980年，银行倒闭就几乎销声匿迹了。

1983年6月，Diamond和Dybvig两位教授发表了《银行挤兑、存款保险与流动性》，文章提出了第一个完整的理论模型说明为什么银行（以及其他非银金融中介）可以通过借短贷长既满足储户（或债权人）的流动性需求，又可以集中资源发展经济。不过，即使资产负债表完全健康的银行，也可能面临恐慌的储户挤兑，从而引发破产倒闭的风险。模型清晰地说明，相对于其他应对挤兑的机制，存款保险制度就是最优方案。

从1983年到2023年

2022年10月，Bernanke, Diamond和Dybvig三位教授以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特别提到获奖者的研究可以帮助监管层制定防止危机的政策，并降低救助的成本。诺奖为金融科普提供了极佳的素材，但是再好的科普也比不上亲身经历或远程见闻一场银行挤兑与倒闭。

作为全美总资产排名第16位的SVB，命运走到了终点，相比之下，可能面临更大困境的中小银行数量众多，他们将走向何方？

2022年诺奖委员会公布的媒体版与专业版科普，都没有提及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在1983年三位教授的论文发表前不久，美国一类特殊的非银金融中介——储蓄与贷款机构（简称S&L）——就迎来了一波长达十余年的危机，持续到1990年中期。尽管存在类似FDIC的保险机制，3234家S&L中的1043家先后倒闭，而因为类似原因倒闭或接受FDIC资助的银行超过了1600家。从倒闭的银行数量上来说，储贷危机仅次于大萧条，而远多于全球金融危机。

为了帮助S&L度过难关，监管机构在1980年和1982年出台法律放松了对S&L的监管，存款利率与贷款价值比上限均被取消，S&L可以从事银行业务（例如商业贷款）但却无需承担同等程度的监管，S&L储户享受的存款保险也从4万提升到10万美元。S&L于是一方面高息揽储，一方面积极投资他们并不擅长的高风险领域特别是高息债（即垃圾债）市场。结果，S&L的经营状态进一步恶化。到了1983年，S&L中35%亏损（未及时披露），9%倒闭。随后越来愈多的S&L倒闭，不仅为其提供保险的机构也破产，危机还蔓延到商业银行。

据FDIC统计，2008-2012年美国共有465家银行倒闭，只不过大众的目光聚焦在了少数大银行，特别是雷曼这家投资银行。SVB被众多媒体视为“雷曼第二”有一定的道理，因为SVB虽为商业银行，但其业务模式确实更像投资银行。很多投资银行也羡慕SVB的成功。

如果我们看到这种高度相似性，需要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长达十年，牵连上千家S&L和上千家银行的危机会不会重演？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自然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相似性，他们向SVB等银行果断出手救助，应该是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尽快斩断挤兑传染的杀伤力。然而，潮水退去，裸泳者数量之多，恐怕超出预期。SVB救助方案出台后，谁是下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成为资本市场最吸睛的游戏。

衰退到底来没来，会不会来？

国债利率倒挂也是预测衰退最准确的指标之一。1955到2021年，10年与2年期国债倒挂了10次，有9次衰退在平均一年后到来。只有一个错误信号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是由于大规模的“大炮加黄油”财政刺激措施避免了经济衰退。有意思的是，即使在这个指标被发现具备高度准确性之后，华尔街总会有人提出“这次不一样”的反对观点。例如2006年利率倒挂出现后，市场认为长期利率被压低是因为全球过度储蓄，美国不会出现衰退，但衰退在2007年12月到来。

2022年4月，利率倒挂再次出现并且不断加深，领先指标也开始一路下行，其他大部分有效指标也说明衰退为期不远。市场普遍预测衰退会在2023年上半年或者下半年到来。然而有趣的是，2022年四季度的GDP环比折年数据，2023年1月的非农就业数据以及零售数据出炉后，乐观情绪升温，认为这一次经济将避免衰退的声音越来越响。

银行危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纠结有多大？

在这一视角下，银行危机发生在其中介资金能力严重受损的时刻，由于不良贷款，股权所有人受损，股价往往显著下跌，储户（或债权人）恐慌因此发生，但恐慌是银行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

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发现银行股本的大幅下跌通常出现在恐慌和信贷息差飙升之前。大量的银行损失在银行危机的早期就已经出现，而不是随后的恐慌才造成了这些损失。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银行股本的下降是预测危机的实时指标。因此，相较于让政策制定者仅仅支持流动性，以防止随后的恐慌爆发和对经济的负面冲击最小化，在银行危机的早期阶段及时调整银行的资本结构非常重要。对于SVB来说，这一建议格外具有意义。2022年底的财报显示，SVB的在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两个主要指标上都满足监管要求，部分指标还好于银行业的平均表现。

限于篇幅，本文聚焦美国的监管成败与银行危机，过去20年，中国同样经历了金融监管的起伏转折，经验与教训数不胜数，让我们期待新组建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能够在提高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持续强化风险防控的能力，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夏春）

社会透视




看似高考公平的背后 县镇高中正面临一场教育塌陷

【博览财经特稿】两会期间，在一众代表委员的诸多宏大议题中，我关注到了一个细小但又沉重的议题。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提出：我们应将目光聚焦在，欠发达地区县域普通高中的教育投入不足问题上。

全国2000多个县，6700余所县镇高中，容纳全国50%以上的高中在校生，这就是中国教育的底色。但是！这6700余所县镇高中，正面临一场教育塌陷！占全国50%以上的高中在校生，正面临着最大的教育不公。中国最大的体制公平是高考，但看似高考公平的背后却是极大的教育不公平。

十多年前我参加高考时，尚能看到：似乎每个县城里，都能有那么一两个超级高中；每个县城里，似乎每两年都能出现一两个清华北大。

全班第1啊，当全班第1的成绩，距离本科线还有150分，意味着什么？这个班里所有的学生，都上不了本科线。

该省份一共有1012所高中，类似这种成绩的高中占比有多少？30%！它们大都位于哪里！全部都在县城！可能我们都知晓县城的教育基础很薄弱，但应该绝大多数人都没想到“它竟能惨成这个批样”。

有人说，这只是个例！好，那再看一组数据。就如同前面所说：诸多县城，似乎已经连续很多年没出清北。这种感性的粗犷认识，反馈到真实的数据层面上，就是如下教育的裂痕——

2022年，湖北省清华北大录取总人数359人。武汉和襄阳的录取人数＞全省其余地市县镇之和。

2022年，湖南省清华北大录取总人数325人。长沙市的录取人数＞全省其余地市县镇之和。

只看清北没意义？那就看个更普世性的数据。西安周边30公里处，有个县城“三原县”。从经济总量上，绝对算不上贫困县，综合排名能排在全陕西第7位。

当一个县城最好的高中，只能排在省会所有高中的末流，这意味着什么？你在县城顶级高中里往死了干，终于考了个第一，却依旧干不过省城普通高中里的中上游学生！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武汉华师附、北京人大附、河北衡中、长沙雅礼、成都七中、郑州外国语……当我们装模作样的分析它们今年考上了多少个清北、985上线率是多少、211又考了几个……

“县中塌陷”的两个原因

首先，是生源流失。2021年，河北保定蠡县。距离中考两个多月的一天，全县年终统考排名前400的初三学生，未经学生本人和家长的同意，就被四辆大巴车拉往蠡县中学“集中学习”。

蠡县中考成绩前500名学生，每年都至少有350人以上外流至其他城市的高中。今年咱先下手为强，不等中考，提前锁定生源，提前防止生源外流。蠡中的现状，就是全国绝大多数县中的现状。

比生源流失更严重的，是师资的流失。去年年底，成都市双流区的某普通初中开启教师社会招聘。此次招聘，只招5人，但却超过30人报名。报名的30人中——全部为硕博研究生，一半以上为985院校毕业生和海外名校留学生。

这就是一个省会初中的师资基础。同一时间，四川省南江县最好的中学、百年名校、省一级示范高中——南江中学，也有一场教师招聘。高中老师，给正式编制，却无人报名。

省城初中无编制的招聘，211就是起步，能进场的起码985。县城高中有编制的招聘，211是天花板，能留下的大都是省内普通师范院校。仔细想想，让人绝望。

讲到这里，我们就轻松总结出了“县中塌陷”的两个原因。我们甚至能在师资和生源之上，盖上更大的帽子：县中塌陷的核心，是城镇化规律的必然。

当更好的师资向大城市集中，更好的生源也当然会向大城市集中。更好的师资，带来更好的成绩；更好的成绩，吸引更好的生源；更好的生源，强化更好的成绩；更好的成绩，再次吸引更好的师资……如此循环往复，强者愈强，县中衰亡。

正如前文所说，县中到重本，是一个小镇青年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甚至是唯一渠道。当小镇青年唯一的向上流动通道被堵上，当阶层固化的重闸无差别的压在了全国一半以上的高中生身上，当县中最好的学生拼尽全力，把屎都挤了出来，却再所谓公平的高考面前，依旧干不过省城普通高中的中游学生……我们该怎么办？

事实上，真的有省份明令禁止跨区域招生。但恕我直言——这个政策实属操蛋！禁止跨区域招生，针对学生的掐尖暂停了，但针对师资的掐尖却无法暂停。

怎么拯救正在被县中塌陷埋葬的孩子

并非没有办法，只是没有人用！比如，更大的教育拨款。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难题，都可以用钱来解决。如果没解决，那就是钱还不够。正常情况下，县级高中的办学经费是由三部分组成：县级财政承担一部分，市级财政承担一部分，省级和中央再拨款一部分。

2020年，全国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支出4305.29亿元。4300多亿的支出，中央财政拨款能流到教育基础薄弱县中碗里的，只有1.7%。

但是！如果市里给5000，县城给8000呢？8000不够，给1万呢？1万不够，给1万2呢？拯救县中的办法，就是给更多的钱，多到能留住教师。说句难听的话，教育就是烧钱，没钱还办个毛学校。

自12年前开始，晋中落地了一项政策：优质高中指标到校。——把市优质高中的招生计划，按照一定的规模和比例划分到11个县域内所有的初中学校；不管是城区初中还是农村初中的尖子生，都有上市区最好高中的机会。如此一来，就不存在所谓掐尖和生源流失，也最大程度的弥合了教育失衡带来的阶层固化。

我虽然是县中的学生，论教育资源拼不过你省会的学生。但我只要拼尽全力，成为全县的尖子生，也依然能和你坐在同一个大学校园里，接受平等的教育。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是，县中学生拼不过省城的核心原因是教育资源的不公，而并非血统和出身的不同。以上两种办法，搭配使用都能挽救县中的塌陷，也都能给小镇青年留下一条上升的通道。

但是！这条改革的道路，走的太过于艰难，有太多的阻碍。为什么？它得罪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者！举个例子。指标到校和指标到县，利益受损最大的是谁？

而定招生政策的人又是谁？市里的人、省里的人、上面的人。让切蛋糕的人，主动把自己的蛋糕切出来，分给别人，他大概率会找不到刀。

当失衡的教育所培养出来参差不齐的运动员，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时，再公平的高考也会变得不公。你天天吃糠咽菜土法炼钢，他天天牛排牛奶精养细琢。你俩被拉到同一条赛道上，参加同一场比赛。

第一排的观众突然卷起来了、站起来了。第二排的观众为了看见屏幕，也不得不卷起来、站起来。然后是第三排、第四排……最后，大家集体卷着站着看了一场电影。虽然大家都是站着，但是——第一排的人，永远看的最清楚。

但是，我更加清楚的是：第一排的位置就那么多，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站到第一排。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都是站在后排。——占全国总数一半的高中生，都注定仍然要在塌陷的县中里，等待着命运的救赎。

呼吁所有人重视县中塌陷，重视教育失衡，要重视小镇青年的上升通道被堵死，重视阶层固化！（来源：大碗楼市（ID：Superbowl77） 作者：葫芦娃）

农村正发生一场深刻变革 “农二代”的生活方式已中产化

【博览财经特稿】2023年春节期间，经农业农村部新闻办指导@中国三农发布、新华网、微博联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媒调查研究中心联合发起“2023回乡见闻”问卷调查。最后回收的有效问卷104917份，涵盖了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其中农村地区占问卷总数的54.6%，城市地区占问卷总数的45.4%。

我们也发现，许多男性青年正面临终生单身的问题。他们在婚姻市场上已经被淘汰，很可能不再有机会结婚。但是，这些乡村地区男性单身青年仍有较强的结婚动力。对他们来说，若父代无法有效支持，便很可能无法缔结婚姻；哪怕缔结了婚姻，在城市安家了，也可能因为生活无法维系而出现婚姻解体。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乡土社会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在经济上，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家庭再生产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二是在社会上，人们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建立了家族和村庄共同体，并以此规定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三是在政治上，农村普遍存在地方性规范，自下而上的地方性规范和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则相互交织。

2011年的中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了51.3%。这意味着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城乡中国”有了人口学基础。

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不再束缚在土地上，农业收入并不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我们调查了全国耕地抛荒现象，按地级市对各地的情况进行统计，形成如下图的全国耕地抛荒地图。从中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土地抛荒现象，部分地区的抛荒情况还超过50%。

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南方的山区和丘陵地区要比北方平原地区抛荒严重。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中西部地区的抛荒情况远比东部地区严重。珠三角和长三角等东部城市带的农业生产，主要服务于城市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完全告别了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

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城市和乡村在栖居的意义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空心村”是中西部农村的普遍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外出农民工为17190万人。从微博数据上看，超过百分之六十的网友认为，本地外出务工人员较多或非常多。第一代农民工普遍推迟了“退休”时间。

大部分一代农民工还是会选择返乡退养。从微博数据上看，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并且，很多地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也配套了文体设施、进行了改水改厕，甚至还建设了公园等。

这几年，乡村别墅在农村开始流行。那些在城市有所成就的农民工，开始在乡下建别墅。乡间别墅的建筑样式比肩城市，且注重花园、车库等配套设施，还讲究和周围山水园林的匹配。

在一些地区，老年人还会自己组团，参加旅行社组织的老年团，到全国各地去旅游。这说明，农民已经习得了城市生活方式，对生活质量有了较高的要求，建立在新技术和较高物质条件基础上的生活方式，具有了广阔空间。

他们在城市完成结婚、生子、抚育等家庭再生产任务，且很多年轻父母都依照精细化育儿的方式教育小孩。他们的社交也已经不局限于原有的村庄，而是在县城经营业缘、趣缘关系，且更加注重交往的质量。

在城乡社会中，乡土社会和都市社会两种形态并存，人们在两个生活系统中穿梭。尤其是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家庭一方面保留了村庄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积极嵌入到城市生活系统中，践行新生活方式。

中国社会在发生深刻变迁。在乡土社会中，家庭以及扩大的家庭是社会细胞。第一代农民工以及很多第二代农民工，哪怕是离土离乡到城市务工，但其在城市栖居仍然保留着乡土生活习惯，如生活较为节俭，工作的取向并不注重个体舒适，而是以赚钱为目的，服务于农村的家庭再生产。某种意义上，农民工的城市务工是服务于乡土逻辑的。

无论是问卷数据，还是网友的博文反映，以及我们的田野调查，多方数据都显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30岁以上未婚的情况非常普遍。

但是，乡村地区男性单身青年仍有较强的结婚动力，其最重要的动力是父辈主导的家庭再生产需求。本次调查的结果反映：83.4%的农村调查地区，家乡年轻人结婚必须在城里买房。与这样一种现象相对应：有高达48.3%的地区反映，本地农民在城里买房的百分比超过50%；有55.4%的地区反映，农户购买小轿车的占比超过50%。

南方某地，在结婚难和本地婚偏好的共同作用下，催生了发达的媒婆市场。这几年的市场行情价是男女双方给媒婆共三万。一般来说，男方是女方的一倍，即男方给两万，女方给一万，在确认订婚后支付。彩礼标准是一般人家二三十万，好一点的五十多万。一些有钱人家彩礼高，媒婆甚至按彩礼10%的价钱收提成。有一对新人彩礼一百多万，媒婆想收十万多的介绍费， 新人都觉得太高，最后砍了几万。

但青年人享受父代所提供的都市生活条件，却主要还是个体体验的需要。从各地的调查案例看，进城农民家庭在城市维系正常生活，每月需三千元左右开支。由于大多数农民家庭买房买车都有贷款，家庭透支现象也极为普遍，因此，刚刚成家的青年农民进城生活，几乎都要依靠父代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关于“单身”也是好生活的意识在城乡社会中蔓延。在城市，很多单身青年男女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结婚/谈恋爱不如搞钱”，这一看法看似是调侃，却是不少年轻人的生活实践。有些都市青年明确表示多玩几年，等玩够了再结婚。在县城，相当部分体制内的女性虽然有结婚意愿，但由于优质的男性较少，又不愿意屈就，所以还没有结婚。

对于很多宅男宅女来说，对异性停留在想象层面。女性觉得自己在婚姻中是被压迫的存在，男性觉得“男的想要老婆孩子热炕头，女性想要物质面包。找了女朋友还要哄着，自己活着不好吗？”

我们发现，农村年轻躺平光棍的精神世界实际上极其贫乏，社交比较封闭，大都在社交网络或网络游戏中寻找意义。

有网友形容，农村一大怪现象是“媳妇成了少奶奶”。“高价彩礼”现象极为普遍，综合数据显示，一般地方的彩礼都在二十万左右，有些地方零彩礼或在十万万左右，但也有不少地方的彩礼高达三十万、五十万，少数地区已经出现了百万彩礼。

现如今，农村地区的“断亲”现象正在出现。对于返乡农民工而言，他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人情交往的任务。因此，人情交往的范围越来越窄，人情交往从五服、三代亲戚的交往，越来越收窄到亲兄弟姐妹的交往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已经进城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普遍不再维系村庄中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对人情交往不关心，也不愿意“顶门户”。

农村年轻夫妇“只生不养”现象甚是普遍。年轻人生育小孩以后，越来越注重精细化养育，强调陪伴。但吊诡的是，爷爷奶奶承担了更大的抚育责任，他们不仅要投入精力帮忙照看小孩，还要在物质上支持年轻父母。

在中部某地，年轻妇女的家庭地位很高，在家不带孩子不干活，每天打麻将，然后到县城高消费。老公在外务工，公公种地、打零工，婆婆负责做家务、带孩子、做好饭菜送到牌桌上。很多人自嘲娶回家的不是儿媳妇，而是“皇太后”。

在农村，“跑媳妇”现象越来越普遍，有些农村妇女在还没办理离婚手续的情况下，便离开了家庭，多年不返家。而正式离婚也很是普遍，2022年腊月，我们的调研某村一天之内便有22对离婚夫妇趁过年返乡办理离婚手续。

自养秩序的形成

中年人则在退养阶段继续从事高强度劳动，为将来的养老生活做好准备。年轻人则对养老没有太多概念，他们的重心在于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条件，无暇顾及养老责任。

微博的用户大多数是中青年，从他们的视角看，经济物质资源缺乏、精神慰藉缺乏、日常照料缺乏、各种病痛成为乡村社会养老的普遍问题，而各种病痛则构成乡村社会养老的突出问题。

客观上，农村养老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其养老资源的来源还主要依赖于子代的赡养和自己的积蓄。

在大多数地区，只要有条件，老年人都会从事简单劳动，如通过种菜、养鸡、捞鱼摸虾等来补贴生活，提高自养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行，刷短视频迅疾成为城乡老年人的重要休闲娱乐方式。乡村刷短视频，男女老少皆流行。我们的调查发现，短视频 app 的使用占据了人们大部分的娱乐时间，过年时小孩都窝在自己的房间刷视频或者打游戏，80多岁的一位长辈晚上10点多还躺在床上带着老花镜刷视频。人们在过年走亲戚时，闲聊之余也在刷视频。

老年人的真正危机在于步入高龄，尤其是无法自理、其日常照料陷入困境的时候。其核心在于，农村老年人普遍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积蓄，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日常照料问题，而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社会化养老并不发达，这导致老年人不得不依赖于子女。

农村老人的自养秩序建立在老年人有生活自理能力，并且有一定的积蓄和代际支持的基础上。而一旦丧失了这些条件，自养秩序便可能瓦解。

二是“自杀式”养老。少数老人遭子女嫌弃，生病后选择了喝农药自杀。

中国农村的生活革命，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毛细血管中，每一个群体都卷入其中。总体而言，农村生活革命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农民从匮乏社会进入了丰裕社会，人们的生活逻辑不再是为了生存而奋斗，而是为了美好生活而追求。

在生活革命的过程中，消费主义和理性化进入人们的生活世界，不同群体面对这一遭遇时，处境并不相同。一部分优势群体迅速适应了这一趋势，践行了都市化的生活方式，但更多的弱势群体，则表现出惊慌失措、无所适从，生活方式危机在婚姻、家庭、养老等各个领域表现出来。生活革命，呼唤新生活秩序。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乡村图景中，我们还需要尽力去寻找一丝社会更加美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