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3月23日凌晨正式开打，它标志着中美冲突公开化，正式化，修昔底德陷阱来临。贸易战的本质，是全球格局大变化的结果，是旧老大与新兴老二博弈的必然。此次贸易战最后也许不会闹得太大，但它揭开了一个新阶段，世界上最大两个国家公开对抗或许会持续的以不同形式进行。 对抗性时代来临，外部冲突会指数级增加，与此对应，外部危机所带来的内部权威集中会成为全球的常态；贸易战如发展至极端，中国低价商品的缺失，会使美国通胀加速，引发更强烈的加息举动，股市和楼市遭遇动荡；全面贸易战也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促使经济刺激政策出台，也可能会倒逼国内的改革；这是一场国家意志主导，席卷千千万万企业和消费者的战争。国家权力和权威是主角，个人十分渺小。我们注定进入一个宏大叙事、个体微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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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证实中美关系已进入修昔底德陷阱，公开对抗性时代来临！
【研究员】：
中美贸易战3月23日凌晨正式开打，它标志着中美冲突公开化，正式化，修昔底德陷阱来临。贸易战的本质，是全球格局大变化的结果，是旧老大与新兴老二博弈的必然。此次贸易战最后也许不会闹得太大，但它揭开了一个新阶段，世界上最大两个国家公开对抗或许会持续的以不同形式进行。对抗性时代来临，外部冲突会指数级增加，与此对应，外部危机所带来的内部权威集中会成为全球的常态；贸易战如发展至极端，中国低价商品的缺失，会使美国通胀加速，引发更强烈的加息举动，股市和楼市遭遇动荡；全面贸易战也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促使经济刺激政策出台，也可能会倒逼国内的改革；这是一场国家意志主导，席卷千千万万企业和消费者的战争。国家权力和权威是主角，个人十分渺小。我们注定进入一个宏大叙事、个体微小的时代。
中美贸易战23日凌晨正式开打。它最大的意义，在于确认了人们猜测已久的一个事实：中美关系何时进入修昔底德陷阱？ 新崛起的老二与原有的老大必生冲突，严重的甚至诉诸武力，称为修昔底德陷阱。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国力逼近美国，中美之间已经由“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变成“何时陷入”的问题。 严九元在微信号“智谷趋势”指出，23日凌晨可称为一个标志，冲突公开化，正式化，陷阱来临。 它不是贸易冲突那么简单，它包含了当下全球政治经济最深刻的变化。最重要的因素是三个。 第一，特朗普的出现加快了老大与老二公开冲突的进程。 特氏跟前任不同，不太提普世价值等大棒，直接算账，跟你博弈现实利益。 他在竞选时就把贸易战作为主要政纲。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主要逻辑是，美中贸易逆差太大，从1985年到2017年，逆差总数为47380亿美元。 这几万亿美元成为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成为维持人民币坚挺的最大筹码。 过去还好说，现在这个筹码的拥有者成了最大挑战者，当然必须得改变，不能让这么多钱还往对手手里流。 这是特朗普团队的主要逻辑。 第二，贸易战另一个背景，是全球政治世代的更替。 就在几年前，关于全球政治家缺乏领导力的话题，还是达沃斯之类清谈场所的时髦话题。国际政坛没有强人出现，80年代时邓小平、里根、撒切尔夫人、李光耀等超级政治家群星璀灿的情形好多年没有出现了。 如今，随着俄罗斯普京、日本安倍晋三、德国默克尔、美国特朗普等强势领导的执政，全球进入强人崛起时代。 强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往往是强硬、直接、结果导向，不倾向于妥协、协商、四平八稳。 强人崛起的外在表现，就是冲突增多。 第三，贸易战最深层次的内涵，是全球产业链分工出现了新变化。 长久以来，全球产业链形成了三级分工体系：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支配权和话语权依次降低。 生产国从资源国买来原料进行加工，生产出成品再卖到消费国。 美国、欧洲是消费国；中国是典型的生产国，世界工厂；非洲、拉美等是资源国。 这个体系以美国为中心进行构建，消费国居于金字塔尖，商品、资本都围着它转。生产国和资源国卖东西赚来的钱，通过金融体系（比如美国国债）借给消费国继续买买买，构成了商品—货币的一个全球循环。 这套体系最近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 一是中国显然不愿一直当生产国的角色，正在从低端加工业向高端制造业升级。 高端制造如果发展起来，和发达国家就不是“产业分工”的关系，而是直接竞争。 以高铁、核电为代表的中国高端制造，正在抢滩。最近流传一个段子： 遥想一百多年前，皖籍的李鸿章中堂访英，是去欧洲购买船只、大炮和向列强借款。一百年后，同样安徽籍的李克强总理访英，则是去欧洲推销中国的高铁、核电，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和离岸中心建设。而据传 2015 年 10 月中国国家领导人访英的成果汇报由卡梅伦“中堂”完成：“启禀老佛爷（英国女王），洋人要给我们修铁路……” 相比之下，美国制造业这几年空心化很严重。 看看下面的统计图，清晰地呈现美国如何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变成一个服务型国家的。 1990年美国是制造业大国（蓝色部分）： 2015年美国的制造业（蓝色部分）已经很少： 有分析人士说，特朗普当选是美国制造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博弈的结果，其胜选意味着全球制造业和制造业资本要大量回流美国。 全球产业链第二个变化，是制造业正在进行第四次大转移。从中国转到东南亚和南亚。 历史上的几次制造业大转移： 第一次：二十世纪初，英国制造业开始向美国转移； 第二次：二战之后，美国制造业向德国、日本等转移； 第三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德国和日本制造业向中国转移； 第四次：正在进行，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转移。 第四次制造业转移对美国的意义在于，可以找到中国商品的替代品了。 中国的低价商品，这么多年一直帮助美国市场对冲通胀，降低物价。没有中国商品，美国的CPI会高不少。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的研究报告曾写到： 美国的电视和玩具的价格从 1997 到 2017 年二十年间分别下降了 96%和 69% 。同时，汽车和服装的价格基本持平。然而，同一时间段服务业价格大幅提升，大学学费和医疗的价格上涨了170%和 100%。 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下降很明显。美国本土的服务价格，一路上涨。 某种意义，中国商品是在输出通缩。这也是美国金融危机后疯狂印钞，但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没有合适的替代品之前，美国其实是受中国低价商品的制约，对贸易战有顾忌。制造业的转移使情况有了变化。 上述第一个变化，中国高端制造的竞争，使美国贸易战有了紧迫感；第二个变化，制造业的第四次转移，使美国发动贸易战有了回旋空间。 贸易战的本质，是全球格局大变化的结果，是旧老大与新兴老二博弈的必然。 三十年前，日本作为新兴的挑战者，也造成了美国的巨大贸易逆差，美国果决展开贸易战，并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逼日元升值，重创日本经济。 那一役，老大漂亮地击退挑战者，继续称霸。今日一役，结果如何？ 此次美国贸易战的打法很有意思。先是提起加税大棒，对加拿大、墨西哥、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及欧盟逐一敲打，造成各国的恐慌，服软，再逐一豁免。 分析人士周方舟说： 先打后拉，其目的就是要这些国家老实听话，不要站错队，要紧跟美国牌局，达到最大限度孤立中国的目的。美国也已经表示，在钢铁和铝的重税上，中国将是唯一不会获得豁免的国家。 对于此次贸易战，很多具体分析显示波及面不会太大，不会动两国的经济根基。但我们全面来看这个事，民众反应如此强烈，不在于一钢一铝的价格涨跌，而是对冲突与不确定性成为时代主题的茫然无措。 此次贸易战最后也许不会闹得太大，但它揭开了一个新阶段，世界上最大两个国家公开对抗或许会持续的以不同形式进行。 特朗普刚上台不久，特意请老谋深算的基辛格闭门深谈，此后，特朗普与普京的互动频密。有人猜测，在40年前提出联中抗俄战略的基辛格，此次给特朗普献策：联俄抗中。因为中国成了最大对手。 不久前，特朗普政府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从国家战略层面确立了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立面，称中国为“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 这“标志着尼克松开创的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克林顿、小布什巩固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结束，正式进入中美战略对立阶段”。 中国显然不会按美国的节奏行事。 原来流到中国的美元，很大部分以购买美债和其他投资的形式回到美国，现在开始往“一带一路”投，打破美国主导的三级分工体系。 同时，中国推行以人民币来进行石油结算，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等资源国同意接受。这是石油交易去美元化的一步棋。 石油美元是美元霸权的根基，这步棋战略意义极大。 这些方面的影响，未来都会远远大于贸易战。 贸易战所开启的时代宏大变化，跟个人有什么关系？ 1.对抗性时代来临。外部冲突会指数级增加，与此对应，外部危机所带来的内部权威集中会成为全球的常态。 2.贸易战如发展至极端，中国低价商品的缺失，会使美国通胀加速，引发更强烈的加息举动，股市和楼市遭遇动荡。 3.全面贸易战也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促使经济刺激政策出台，也可能会倒逼国内的改革。 4.这是一场国家意志主导，席卷千千万万企业和消费者的战争。国家权力和权威是主角，个人十分渺小。我们注定进入一个宏大叙事、个体微小的时代。 高善文：中美关系已进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经贸关系近来摩擦不断，矛盾加剧。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撰文指出，中美经贸关系背后有特朗普以重商主义和单边主义为导向的理念和风格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未必具有长期性。今年初，作为CF40访问团的成员，高善文参与拜访了华盛顿的政府部门和智库。通过此次访问，他发现在经贸领域对华奉行强硬路线，正在成为美国朝野两党的共识。他指出，两国经贸关系的基础，正在经历重大和不利的变化。中美关系可能已经进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如何更好地管理未来的摩擦和冲突，需要系统性地思考。以下为原文： 中美关系，包括中美经贸关系，几乎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关系，需要具有足够的高度和深度，需要对情况的全面掌握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才能去研究。我不具有这样的专业背景，难以评论相关话题。但今年初的时候，随金融40人论坛的代表团访问了华盛顿，有一些一手的观察和感受，与大家做一个相关的分享。 1945年，在谈判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很多国家都派出了代表团，其中，英国代表团团长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当时提出了一条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基本原则，即面对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逆差国和顺差国应该承担同等和对称的调整责任。假设一个国家存在很大逆差，另外一个国家存在很大顺差。那么，不仅逆差国需要进行调整，也应强制要求顺差国承担调整的责任。但这一原则遭到美国代表团的坚决反对，美国要求应该主要由逆差国来承担调整责任。关键在于，在当时和随后比较长的时间里，美国维持了相当规模的经常账户顺差。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美国又开始要求顺差国承担主要的调整责任，中国也成为不断被指责的对象，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当下已经转变成为长期的逆差国。所以，没有永恒的理论，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美国政府认真学习。 我们生活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不仅面临着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全球化，还面临着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以及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源的全球化，这些过去几十年里持续发生的变化推动和加速了全球经济的成长。追溯供应链和生产链，不同环节分布在不同国家，因此，基于双边贸易数据、顺差和逆差数据来评判调整责任，存在非常大的问题。从多边角度来看，中国的经常账户近年来基本保持平衡，实际的小幅顺差完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范围之内。这说明，如果中国对美国存在巨额顺差，对其他国家一定存在巨额的逆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求中国单边地为中美双边逆差承担调整责任，缺乏有力的学理基础。我们应该在学理和道德上占据制高点，尽量把问题放在多边框架下解决。 中美经贸关系近两年变得更加不确定，摩擦更多，更加动荡。动荡的背后有两点因素需要进行分解。中美经贸关系不利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个人的想法和主张，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政治基础，正在经历不可逆的，系统性的，影响非常深远的变化。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是同时发生的。 特朗普奉行重商主义、单边主义，摒弃多边框架，把贸易视为零和游戏。尽管美国总统在贸易问题上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我猜测他的这些信念和主张未必代表学界和朝野两党的普遍共识。也许几年后，美国更换一位为华盛顿主流学界政界所接受的总统，那时单边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将随之进行调整。如果这样，那就意味着现在美国政府提出的很多政策、主张和做法背离了长期趋势。我们也无需在战略层面上过度重视，只需要见招拆招，假以时日情况就会回归长期趋势，并自动稳定下来。 但是撇开这个问题，我们也需要看到，作为重要的政治基础的两国经贸关系正在经历不可逆的、系统性的、影响深远的变化。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需要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中美关系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我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作为新兴崛起的大国，至少在美国看来，中国正在全方位地和美国争夺战略影响力和全球事务的主导权，并且越来越具有对抗性。 第二，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是否产生了变化？我的猜测是，1972年至1991年的20年里，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压舱石是苏联的存在。尽管当时两国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增长，但是并不具备战略重要性。1991年苏联解体至2012年的20年里，两国战略关系最基础的压舱石是中国的快速增长，以及美国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巨大利益，并且美国希望中国可以在成长过程中变得更加市场化和民主化。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关系最为基础的压舱石是两国经贸联系，顶峰的标志是美国接纳中国进入WTO，以及后续的蜜月期。未来面对修昔底德陷阱下潜在的竞争甚至对抗的关系，中美之间更加需要一个共同的压舱石，而经贸关系无疑仍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在此层面上讨论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冲突的风险和对抗的处理，具有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 我赞同隆国强主任的观点：中美经贸正在发生诸多不利的、微妙的变化。传统上，每当中美在政治、外交关系出现紧张时，就会有美国商会或企业界出面，为中美关系的缓和和迅速走向正常化进行很多工作。但是，最近几年这种情况越来越少，甚至美国商会代表的美国企业界开始对中国持有批评意见，立场也不如以往友好。客观原因是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对美国企业构成越来越强有力的直接竞争。例如，中国C919还没有拿到适航证，但是已经拿到八百多架订单，对波音公司产生了很大竞争压力。以前，中美关系出现紧张态势时，中国会购买几架波音的飞机，所以波音一定会替中国说话。而现在，中国不会再持续购买波音飞机，未来还会把C919卖到欧洲、日本或者亚非拉国家，成为波音公司的竞争对手，所以这些受到冲击的企业不会再在美国国会进行游说或奉行友好的对华政策立场。此外，中国营商环境的变化，国进民退的苗头以及政府对战略新兴行业的选择性扶持所形成的竞争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外资企业的不适。 再以隆国强主任所讲的半导体为例，韩国半导体制造行业比美国更具竞争力，但是他们要向美国支付大量专利费，所以韩国获得了大量硬件制造利润，但是又通过服务贸易把一部分钱付给了美国。而中国目前正在投入数以千亿的政府补贴和投资，试图在短期内力推中国半导体制造业的大幅度升级和跨越。如果这一策略获得成功，全球半导体制造链条将会被重新洗牌。那么，我们如何能希望美国半导体制造领域的大企业替中国说话？中美贸易关系曾经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美国以前强调自由贸易和开发市场准入。但是，随着双边经贸关系直接竞争性越来越强，以及在全球第三方市场上的竞争，如果立足面向未来的战略考量，中美关系的对抗性就日益凸显，所以美国人的话题就从自由贸易转向了所谓的公平贸易。 站在波音公司角度，波音飞机公司应该不会相信C919是在没有政府支持、廉价信贷、国企补贴等背景下，完全由私人企业发起和运作的。对于它来说，这就是不公平竞争。中国制造2025列出了许多战略新兴行业，打算普遍扶持，这些行业，几乎都触及到了美国企业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领域，因此引起许多反弹。因此，中美经贸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重要压舱石，在很多层面上正在发生扭曲和不利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中美双边贸易顺差才被树立为讨论的靶子。 第三，WTO无法覆盖的潜在做法和冲突该如何解决？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中国的C919获得800多张单，美国认为这是不公平竞争，但无法在WTO对此进行起诉，因为WTO没有覆盖这一领域。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站在美国的角度，这些行为必须受到管理，否则美国企业将不具备竞争力，但是WTO又无法覆盖这些做法，所以美国就试图通过双边框架解决问题，或协调盟国共同对中国施压。 无论如何，这些争端和关切需要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规则，这需要比较长的过程，伴随持续的摩擦和不断的讨价还价，还会牵扯和影响到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尽管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在历史上曾经承担非常巨大的作用，但是现在这一压舱石正在经历不可逆、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要管理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必须继续把经贸关系视为长期最重要的压舱石。一方面要全力维护好WTO这一多边机制，同时对于WTO无法覆盖的领域，应当通过中美双边谈判来解决，应该就双方共同关切的核心利益、核心关系、核心做法建立准则，以此准则为基础，再进一步覆盖更多国家，从而完善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确立一个更加牢不可破的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这可能需要经过一段充满对抗性的过程，需要较长时期的磨合。 如何实现这一前景，无疑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需要超越目前贸易争端的、面向未来的系统性思考。 马光远：贸易战、“修昔底德陷阱”与经济霸权更替 不出意外，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美国宣布将进一步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和收购交易，并对中国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惩罚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马光远在微信号“光远看经济”指出，对于中美之间这场多年来最剧烈的贸易冲突，表面看是因贸易而起，是美国为了改变对中国的巨额逆差而做出的强硬举措，也是特朗普为美国中期选举的拉票之举。但在其看来，中美之间这场贸易冲突迟早要来，这是中美两大国之间在经济实力不断接近，美国在全球的经济霸权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必然举措。因此，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冲突或者贸易战，还是应该站在中国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必然要遭遇的挑战，从历史上看，“修昔底德陷阱”很难避免，幻想中国崛起过程中一帆风顺，敲锣打鼓实现民族复兴是幼稚的，不现实的。只是这场从贸易层面开始的冲突比我们预想的要来得快。 相信中国高层的智囊和决策者会拿出对中国最有利的反制的举措，站在大国经济权力更替和冲突的角度，其认为有两点需要中国在战略层面高度重视。 第一，一定要重视大国经济权力更替的历史规律的研究。从历史上看，一个新兴经济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旧的大国在各个层面的压制和对抗，无一例外。这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我们应该对大国兴衰的规律进行深度研究。当年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崛起无所不用其极进行遏制。本.艾达在其著作《商业秘密：知识海盗与美国工业力量的起源》中就指出，欧洲各国竭尽全力阻止其技术工人移民到刚刚独立的美国，在欧洲人看来，只要能吸引欧洲的技术人才，美国将无所不用其极。欧洲各国颁布了极为严厉的法律，禁止外国公司在他们国内招聘员工。英国甚至对技术工人移民美国以死刑相威胁。这和今天美国对中国的反应是一致的。 金德尔伯格在《世界经济霸权》（很多人对金德尔伯格最熟悉是因为他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但这本关于经济霸权转移的著作笔者认为是金德尔伯格最被低估的作品）中，探讨了国家的生命周期，以及经济霸权更迭的规律。它指出，要将一个享有经济霸权的国家拉下马，一个方法就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通过直接同客户进行交易绕开它控制的进出口贸易，窃取其工业秘密，效仿它的成功之道，挖走它的熟练工人和企业家，等等。一旦这些努力成功，就能使挑战国获得与霸主对等的地位。被挑战国会防止机器设备、熟练工人和企业家流失，并且在经济生命力尚存的情况下，推动产品和生产工艺进一步的完善。“挑战与应对挑战的过程可能引发战争”。 因此，千万不要幻想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传统大国会欢迎你，要做好各种被打压应对的准备。要研究大国崛起过程中各种冲突和对抗的规律以及应对之道，而不仅仅是在贸易层面。 第二，特朗普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进行惩罚，时机选择恰好是在中国经济实现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在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之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1974年贸易法》中很少使用的301条款对中国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指控进行了为期七个月的调查。美国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指责，但这种大动干戈调查的时机非常耐人寻味。背景之一，是在全球新的科技革命竞争的过程中，中国一改过去跟随的战略，而是在包括人工智能、金融科技以及移动互联网的诸多领域显示出极强的竞争力，而这些领域被视为大国角逐未来经济权力的制高点，对于中国在这些领域产业政策的成功，美国显示出极大的不情愿和焦虑。在这个时候，采取惩罚性措施，可以遏制中国在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努力，而这是决定中国能否在未来30年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基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对于这次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中国除了在贸易层面进行应对之外，更应该站在战略层面对这种未来可能经常发生的冲突有常态化的准备措施。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来自传统大国的遏制是我们崛起中不可回避的套餐，美国从内心并不希望中国崛起，希望把中国从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排除出去，这几乎是昭然若揭的事实，中国不能对此抱有幻想。过去几年，美国深陷全球恐怖主义的泥潭，无力应对中国的崛起，现在，它开始反应过来了。中美全面的贸易战双方都不愿意，但小范围的贸易冲突会成为常态，这应该成为共识。对于中国而言，应对遏制和冲突的最好办法是更坚决的开放，更坚决的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做全球贸易规则的捍卫者而不是再次关起门来。更无需气急败坏，做出任何情绪化的应对，而是以大国风范，理性而又有力的反制。同时，还是要韬光养晦，藏起锐气，悄悄发财，避免刺激对方，引发更多的冲突，贻误最好的战略机遇期。相信只要中国坚持目前的国策，埋头苦干20年，经济实力将大为不同，那个时候，对方出任何牌，我们都有足够的底气应对。现在，冲突来得早了点。
深层参考
特朗普关税战是一种“阳谋”，剑指中国“头部产业”的未来
【研究员】：
特朗普关税战是一种“阳谋”，剑指中国头部产业的未来，通过惩罚性关税营造一种不确定性，进而打击私人资本投资这一领域的信心。在新材料、生物制药、新能源汽车这些代表“硬实力”的产业，投资过于巨大，因此私人资本的信心和预期变得极为关键。而特朗普的关税战，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影响到那些有志于在中国投资这些“硬实力”产业的私人资本。现在，特朗普用关税问题释放了一个信号。中国必须看到这个信号背后更为深远的变化。随着“中国制造”的不断升级，中国外贸的“友好”环境已经发生改变。关税战，只是一个开始。
这一次，美国人的关税和以前不一样。它的主要目标不再是黑电、白电或者玩具这样的民生产品，而是新材料、生物科技、新能源那些更加高端的领域。 事实上，在这些领域，中国产品甚至还没有大规模进入美国，就成为了加征关税的目标。比如，美国还没有一条像样的高铁，也没有完备的高铁产业链，但中国的高铁装备竟然也被纳入加税目录。 为什么？ 谭保罗在《南风窗》指出，这背后是美国人真正的战略意图，它希望遏制中国新兴产业的崛起，而这些产业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同时，美国也希望通过此举向盟友释放信号，共同压缩中国相关产业的全球市场空间。 可以说，特朗普关税战是一种“阳谋”，剑指中国“头部产业”的未来，通过惩罚性关税营造一种不确定性，打击私人资本投资这一领域的信心。 有人说，“经济新冷战”已经到来。这或许言重了，但也未必，关键在于未来的博弈。 释放信号，大过杀伤对手 根据白宫发布的信息，美国首先将对生物医药、信息技术、高铁装备等来自中国的产品，加收25%的关税。 而在同期，特朗普提高钢铁和铝关税的决定生效后，中国商务部也予以反击，拟对鲜水果、干果、葡萄酒和猪肉等美国产品，加征15%~25%的关税。 于是，这里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即美国针对的是中国的工业品，而中国针对的是美国的农产品。因此有人戏称，原来中国已是工业国，而美国是个农业国。 美国的确是全球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农业在美国GDP中的占比不到2%，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出口国。这得益于美国良好的农业生产禀赋—土地、气候，以及高度发达的农业机械化程度。 按照2011年的数据，美国小麦、粗粮、棉花和油籽出口量，分别占世界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20%、46%、49%和38%。 美国农业对华出口最大宗是大豆，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中国并未将大豆纳入加征关税的范围。此外，智能手机也没有列入。这意味着，中国手中还有牌，同时也是给双方的博弈或后续协商留下余地。 这一次关税之战，双方都有所保留，一个关键点是不影响国内的政治和经济。 以美国为例，“民生品”并未纳入加税范围。目前，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商品以机电产品为主，家电占据主流；其次，是家具玩具和纺织品。它们不在加税范围之内。显然，特朗普政府不希望关税影响到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提高选民的生活成本，这对谋求连任的特朗普来说，不是一个明智的主意。 对中国而言，消费电子、汽车、奢侈品这样的产品暂未纳入报复性征税的范围，既是希望留有余地，也是希望不影响到国内消费。目前，中国的国内税收体制以流转税为主。因此，如果对进口的消费电子、汽车这样的商品加征关税，势必影响国内消费，进而影响到税收。 总之，贸易战或者说关税战，更多是一种信号的释放。那么，信号是什么？ 第一个信号是，美国的加税目录大有学问，主要针对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它们都代表着国家的硬实力。近年来，中国一直尝试通过产业升级，在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上不断攀登高附加值环节，从而向制造业强国跨越。但现在，美国这样的竞争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试图遏制。 第二个信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正在剧变。从19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一帆风顺，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环境是相对友好的，其间40年，有过摩擦，有过谈判，甚至有过国际政治的冲突，但并没有人真正要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但这一次完全不一样。 面对这两个信号，中国必须审时度势，调整策略，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过度乐观地估计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环境。 中国的“头部产业” 在特朗普签署的备忘录中，高铁装备也在内，这让人感到诧异。目前，美国是世界上高铁最不发达的发达国家，甚至都没有一条像样的高铁（其所谓的“超级高铁”，也只建了极短的试验线路）。而且，由于特殊的经济地理环境，国内也没有大规模修建高铁的综合条件和推动力，但是为何把高铁装备作为加税对象？ 此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企业也并未大规模进入美国市场。相比而言，日系新能源汽车特别是混合动力汽车，在美国的销量却节节攀升。 看起来，美国有点“无的放矢”，但问题正在于此。美国希望的是，针对中国的“头部产业”释放一种遏制的负面信号，影响中国这些领域的发展。 何为“头部产业”？一种理解是，它们产业链的头部，是产业链上的最终产品，其身后是整个链条之上成千上万的产业链配套企业。比如，新能源汽车，它的背后是一个国家超乎想象的产业集群，仅仅以动力环节的电池技术的电解液环节为例，就可能有数万亿元的市场规模。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最完备、规模最大的经济体。特朗普剑指的最终产品，其实是整个产业链和背后万亿级的产业规模，以及百万级、千万级的就业岗位。 换句话说，针对头部产业，可以实现“贸易战”的杠杆效应。 对比而言，如果针对服装和玩具，效果就不一样，因为这两个行业的产业链很短，而且投资进入和退出门槛低，作为进口国，打贸易战的效果并不好。一是会提升本国人的生活成本；二是对出口国产业的影响不够“纵深”，只具有战术价值，而没有战略价值。但核电、新能源汽车这样的装备制造，则完全不一样。 “头部产业”的另一种理解是，它是一个国家技术的领头产业，即代表一个国家真正的硬实力。 目前，国内舆论场的一种观点是，特朗普有意破坏“中国制造2025”的蓝图。因为，美国人加税目录中的产业，几乎都是中国未来要大力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和高新产业，特朗普要做的是，遏制中国技术的崛起，让美国永远保持技术优势。 近年来，中国国内舆论场有国际金融“阴谋论”的说法，比如《货币战争》的风靡，但争议也很大。而这一次，特朗普的“贸易战”恐怕并非“阴谋”，而是一种“阳谋”。 对于任何一个科学技术先发大国而言，它都希望自己是无可替代的，并一直保持在全球产业链的龙头地位；对后发者予以遏制，是一种理性选择。实际上，在高新科技、军事技术等领域，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封锁一直都存在。 什么是“硬实力”？举个例子，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全球第二，但这个产业更多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并不是技术的创新。 尽管互联网公司赚得钵满盆盈，消费者的生活舒适度也因为互联网+得到提升，但它对基础研发的反哺效应并不强大。比如，中国的芯片依然主要依靠进口，而且来自于美国，金额甚至超过原油的进口。 但“硬实力”不然，它植根于基础研发，将从根本上提升国家的技术实力，并对先发的技术大国形成一种替代，最终给对方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么，为什么遏制中国“硬实力”的打造，特朗普会用关税呢？ 最终目标：投资信心 关税大棒的威力在哪里？它的威力主要作用于两个层面，一是对可贸易部门，二是对投资信心（特别是私人投资）。 真正的科技创新，正是基于这两个层次的“土壤”。世界上，后发国家成功创新的案例，都发生在可贸易部门。简单来说，就是产品必须出口，才能做出最好的产品。为什么？因为，产品如果内销，国内很容易产生贸易保护主义，会阻碍产品质量的提升，以及背后的技术进步。 日本、韩国的技术崛起，便在于本国市场不大，必须产品外销，所以才能有汽车、电子产品的崛起，以及背后发动机、新材料、显示技术等“硬实力”的崛起。 同样，中国的通讯设备制造业水平为什么强大？这在于华为这样的公司，其销售额的大头曾一度是海外市场。它必须和外国竞争者短兵相接，必须研发出好的产品和好的技术。 私人投资一直是产业技术进步的最底层的支撑。在高铁领域，中国以国家力量发展出世界顶级的技术，但这只是一个并不具备普遍意义的特例。高铁的采购者本身就是政府或者国企，并不面向普通消费者，私人资本能发挥价值的空间并不大。 但在生物制药、新能源汽车以及芯片这样直接面向市场主体和个人消费者的行业，私人投资的意义非凡。在美国，英特尔、高通这样分别处在电脑、手机硬体产业链最顶端的芯片和方案供应商，它们都不是国企，而是上市公司。 自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世界上的创新行业，私人资本都是主角。私人资本的形式多样，有一级市场的风投、私募，还有二级市场的共同基金、保险公司。它们总是嗅觉灵敏，能自动实现对资金的有效配置，把钱投到真正创新的地方。 美国IT硬件崛起的路径其实很简单，政府支持的军工技术外溢，然后私人资本接盘，最终推动民用化。然后，民用化实现盈利，又反过来推动技术的进一步提升。 在新材料、生物制药、新能源汽车这些代表“硬实力”的产业，投资过于巨大，因此私人资本的信心和预期变得极为关键。而特朗普的关税战，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影响到那些有志于在中国投资这些“硬实力”产业的私人资本。 富士康就是一个例子。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目前正在和美国争夺富士康这样的产业巨头，为什么？富士康至少有两个层面的产业价值：一是富士康的流程管理、制造能力全球一流，它能对创新的中小企业提供共同的制造平台，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基础设施”。比如，富士康已经收购夏普，它拥有了全球最顶级的显示技术。 另外，富士康作为全球第一大代工厂，它未来必然是智能机器人的大客户，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智能机器人，都必须找到这样的客户。有客户，有市场，才能最终变为销售收入，然后再按照一定的“研发销售比”，投入新的产品研发，从而不断推动产品的技术进步。 3月份，中国监管部门已经为富士康登陆A股开通了绿色通道。此前，特朗普更主动对外界放料称，郭台铭私下告诉他，富士康在美国的投资额将达300亿美元。显然，这背后是一种博弈。郭台铭是中国人，但他也是世界级的企业家。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但必须知道，如果按照购买力计算，中国作为研发投入第二，和美国这个第一的差距，恐怕没有那么大。 现在，特朗普用关税问题释放了一个信号。中国必须看到这个信号背后更为深远的变化。随着“中国制造”的不断升级，中国外贸的“友好”环境已经发生改变。关税战，只是一个开始。
多维观察
这是一场三个人的对华贸易战，存在三种打开方式
【研究员】：
很长时间以来，这个战壕空空如也、有名无实，所有人都在周边叫嚣，没有人打算把自己填充进去。罗斯不愿在这里逗留，这只是他的一份工作，上班打卡、下班回家；总统有无数的战壕要奔赴，对特朗普而言，白宫的每一天都要战斗，华盛顿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前线；莱特希泽和纳瓦罗很可能成为这个战壕真诚的护卫者，一个坚守于自己的职业操守，一个流连于自己的学术执念。不管过往如何，但至少现在大家齐齐挤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准备见证这场看似注定的挑衅实验。所有人都明白，实验不会太久、也不会太猛烈，除了部分被蒙蔽的选票，美国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大家很快都会散去，随后再找来一些碧绿的草，封住这个曾经涌起硝烟的战壕。
2016年美国大选前最后三个月，现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在一家地方报纸《匹兹堡邮报》上联合撰文，狠狠批评了克林顿家族糟糕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谈判和奥巴马政府在对华钢铁贸易问题上对宾州选民的诱骗行为。文章最后的作者简介这样写道：罗斯先生曾经拯救了这一地区的七家钢铁公司免于破产；纳瓦罗先生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商学院教授，代表作为纪录片《致命中国》。 这家报纸全美排名30余位，发行对象主体仅仅为匹兹堡及周边郡县的100余万人，但这已足够影响这个摇摆州的钢铁产业工人选民。最终，特朗普拿下了关键一役，罗斯和纳瓦罗在这一地区的宣教功不可没，“农村包围费城”、“钢厂包围校园”的宾州选票地图令人印象深刻。 这里是匹兹堡，早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就已经建立了完整的钢铁生产线。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里既是狄更斯笔下“一个没有盖子的地狱”，也是一个产业革命的天堂。赫伯特·卡森在《钢铁罗曼史》一书中记述到，这里“充溢着热情和动能，流淌着蜜汁和金子”，在他看来，匹兹堡的繁华“远远超越了一个城市应有的概念”。 盛世转眼凋零。上世纪70年代，当西欧、日本等地的钢铁产业开始向美国大举进军，这一地区开始快速衰落，每月平均有4000人失业，匹兹堡也逐渐流失了往日钢铁帝国的气象。一篇报道这样记述到，“企业的大门一扇一扇关上，每个父亲都在失业，每个青年都想逃离这绝望之地”。 自此，总统对于孱弱的钢铁产业的态度成为这一地区选票流向的唯一标准。奥巴马在第二任期曾经信誓旦旦承诺将带来100万份工作，最终只增加了36万份，这让当地最有权势的工会组织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抱怨了很多年。铁锈地带的产业工人是特朗普的基础票仓，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总统以税改回馈了华尔街、以移民改革回馈了白人选民；截至目前，匹兹堡、底特律仍然在翘首等待着归属于他们的政策福音。 近期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份救赎即将莅临，一场明确、具体而系统性的对华贸易战几乎注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爆发，莱特希泽所领衔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罗斯所领衔的商务部成为落实这一决策的两个主要抓手。最近的半年时间里，前者按照美国《1974年贸易法》对进口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发起了“201调查”（已于1月22日宣布增加保护性关税）、对中国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发起了“301调查”；后者按照《1962年贸易扩展法》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发起了“232调查”（已于近期将两份报告提交白宫，建议总统征收高额关税或实施进口配额），并在过去的一年内发起了84项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一数据比此前一年增长了62％。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王一鸣在“FT中文网”指出，战争虽然在快速酝酿，然而毕竟还未达至那个绝对时刻。此前的一系列观察表明，罗斯、莱特希泽和特朗普总统在推动这一进程中的角色、理念和行为习惯其实并不相同，这是一场三个人的对华贸易战，自然也就相应存在着三种打开方式。 罗斯的对华贸易战 罗斯是美国钢铁行业的曾经的“并购重组之王”，一直以来，作为商人的罗斯比作为商务部长的罗斯更加熟悉匹兹堡，对于那些废弃工厂的价值更有概念，与钢铁工人联合会的关系更为融洽。《匹兹堡邮报》所言不虚，2003年罗斯的收购拯救了全美第二大的钢铁企业伯利恒公司，它为这家企业留存了一小部分产能，并设法保住了580名当地工人的工作，这件事使他在此地广受尊敬。然而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仅仅是一名并购掮客，他在完成低价收购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当地的钢铁工人联合会联合，奔向华盛顿敦促美国向中国钢铁施加进口限额，钢价随之上涨，破产企业的估值因之水涨船高。仅仅一年之后，他以45亿美元的高价将之转手卖给了印度的钢铁巨擘米塔尔公司，这是他在从事并购业务早期挖到的第一桶金。 罗斯与特朗普分享着完全一样的商人属性，他对于产业安全和国家利益没有太多的认知，至少在彼时，他所想到的只是如何赚钱。交易过后不久，他在FoxNews对这笔精明的买卖侃侃而谈，“我并不觉得中国的问题很大，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主要的贸易赤字来自欧洲、日本和加拿大，这些都是劳动力成本很高的国家，我们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不遵守贸易规则”。2012年，中国已经摇身成为美国的头号赤字国，然而罗斯在接受CNBC采访时的态度表明，这一观点仍旧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中国逐渐让人民币升值，工作机会也不会回到美国来，会流向越南，会流向泰国，反正哪个国家成本低就会去哪里，通过人民币升值让工作机会回到美国这个理论，对双方来说都不过是本虚构小说”。 与很多对华贸易鹰派不同，罗斯对中国没有什么源生性的、战略性的恨意，他曾经在浙江与港商合资成立了一个纺织厂，曾经支持过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据Politico网站的报道，他甚至收藏了两百多件中国艺术品，其公司纽约总部的门口拱卫着一对清代的看门狗雕像，一排明代青花瓷质地的艺术品一直陈列在他邻水别墅的餐厅里。 商务部长履新以来，罗斯能够认识到这一角色保持贸易强硬立场的必须性，他将保护主义措施作为一种态度和一种工具，但绝对远非一种信仰。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去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罗斯本来已经就中国控制过剩的钢铁产能一事与汪洋副总理达成协议，他以为自己成功履行了作为商务部长的使命，这项努力应该得到总统的认可。然而特朗普愤怒地拒绝了他的谈判清单，认为他对待中国还远不够粗暴，原定的签字仪式最后被迫取消。类似的剧情在中美双方“百日计划”、特朗普访华等事项安排中多次上演，一些贸易鹰派经常指责罗斯总是随随便便就遵从于中国的妥协性合作姿态，没有就其中的很多项目的具体内容进行查证，双方最后达成的绝大部分成果不过是新瓶换旧酒，美方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好处。 最近半年以来，总统对罗斯的信任正在快速减退。据Axios网站的内部消息称，总统对莱特希泽的任命是对罗斯耐心的标志性节点，他早在彼时就对罗斯的谈判能力当面表达了不满，“你对于贸易的理解太可怕了，那些交易完成的并不好、并不好”。这以后不久，白宫内部就传出消息，罗斯“已经不是那个主事的了”。这种流言绝非空穴来风，下半年特朗普政府的几项重大议题——税改法案、移民法案、政府关门——我们都很难发现罗斯的身影。新近流出的消息是，上月特朗普曾经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的系列会议中多次点名批评罗斯，认为他与同僚相比已经落后了很多步，甚至会在会议上睡着。在总统看来，罗斯的精力“最多能够坚持到上午11点”，这对于这名在去年11月份刚年满80周岁的老人来讲着实有些残酷。 上世纪90年代初，特朗普在一连串失败的收购后欠下30亿美元的债务，当很多债权人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夺下特朗普旗下赌场的控制权时，罗斯恰好是负责谈判的债权人代表。在罗斯看来，特朗普的名号砸了是最大的资产损失，让特朗普继续掌管赌场业务或许是更为妥善的出路。最终，他满含耐心说服了其他债权人，并帮助后日的总统谈下了一宗继续掌权的协议。很长时间以来，特朗普对罗斯拥有信任，这是他的竞选班底中最为坚定、最可交付的朋友之一，在胜选之夜，罗斯就站在离特朗普最近的位置上与之庆祝。然而现在看来，即便特朗普不会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将之驱逐出白宫，罗斯也不会再被给予如旧日般的信任，及其所领导的商务部与过往政府中任意一届商务部没有什么区别，保持着必要的强硬形象，发挥着必须的工具作用，但罗斯绝非一个天生的鹰派，或许永远也无法达至特朗普所要求的“惩罚中国”的高度。 然而在当今美国政坛，对华强硬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政治正确。这项工作从来也不缺乏在操作上、角色上、信仰上都更为合适的人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人莱特希泽在这样的意义下从幕后走上台前。 莱特希泽的对华贸易战 莱特希泽是美国在贸易谈判领域最为出色的专家之一，这是他已经深耕了30余年的本职工作。早在里根政府时期，他就已经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副代理，亲自参与并主导了那场与日本、欧洲的贸易大战，从钢铁到粮食、从匹兹堡到艾奥瓦，促成了20多个双边贸易协定。 莱特希泽一向以强硬著称。1983年，他受命与苏联人就进口美国小麦一事进行谈判，几轮下来事情毫无进展，莱特希泽愤怒地直接向苏联发了公函，强硬地表明事情结束了，自己不会再将谈判团派往莫斯科。不久，苏联人委婉地进行了妥协。一个更为有名的段子提到，在一次与日本人的钢铁贸易谈判中，莱特希泽对于双方僵持不下的会场气氛非常沮丧，他故意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将美方的谈判清单折成一只纸飞机，甩向了谈判桌对面的日本官员，使得后者对于这样的戏谑大为失色、愤怒不已。 那场与日本、加拿大等八国的钢铁贸易谈判令人难以忘怀，不仅仅是由于这样的桥段，还因为莱特希泽故意安排了让所有人精疲力竭的战斗模式，在长达七个月的谈判进程中，整个团队只放了两天的假期。当下正在进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不过是莱特希泽所熟悉的又一次车轮战，自2017年８月谈判启动以来，三国在头两个月进行了四轮、总计22天的交锋，目前正在进行的已经是第七轮。 强硬是如莱特希泽般的谈判专家必备的基础技能，然而他所主导的谈判并非死气沉沉的一块铁板，相反总是显得灵活多变。一名熟悉莱特希泽的律师曾经提到，莱特希泽不是那种自始自终保持着一个谈判节奏的“唱诗班男孩”，他甚至会不时主动地聊到一些黄段子，使得在场的所有人放松并离开那种正襟危坐的谈判状态，这样也就为其进一步的诱拐提供了机会。 与此同时，莱特希泽很明白如何在谈判中树立自身权威，拉大旗、做虎皮的能力有时对一场谈判而言至关重要。1984年，当里根轻松完成竞选连任时，各国普遍认为本届政府已经没有了选票压力，不需要在贸易问题上继续秉持强硬立场。正在谈判一线的莱特希泽亟需打破各国的这一幻想，他的做法是特意在一次与总统的会面中找专人拍摄了一张亲密无间的照片，照片中里根与莱特希泽在一张咖啡桌旁紧靠在一起，后者看起来仿佛正在汇报一些非常重要的事项。在此后的每一场谈判里，他总是做出随意地样子将这张照片展示给外方看，让大家意识到自己仍然在代表总统，美国仍然在强势的轨道上。 1985年，当莱特希泽离开里根政府的时候，白宫给予了他“钢铁老兵”的美誉。他随后加入了世达律师事务所，成为华盛顿特区办公室的合伙人。在此后的30年间，他代表美国企业和产业工人打官司，重点仍然集中于美国对外出口和非公平贸易。里根政府和世达律所的两段经历带给莱特希泽完美互补的历练。他从一开始就强调政策实践，拒斥自由贸易者们津津谈论的乌托邦式的梦境，他在内心深处认同里根政府对于贸易问题的强势态度，那段成功的贸易战谈判经历促使他笃信美国的权力和市场，深信自己可以通过直面问题并谈判达至自己的目的。律师经历为他提供了理论上的智识，通过阅读并理解法条，莱特希泽更加坚信，贸易世界是黑白分明的二元关系，别的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美国的利益一定受损。他需要找到那些理据，迫使对方意识到做出让步不仅是一种现实压力，更源自一种法理上的必须。 与罗斯不同，莱特希泽更为认同自身的律师角色和贸易谈判工作的岗位职责，他一生都在从事这一项工作，从实践到理论、从市场到白宫，代表美国在任何一场贸易战中战胜对手已经成为他唯一的精神信仰。在对华贸易问题上，自班农和纳瓦罗远离权力中心以来，他从来都是表态最为强硬的那一个。他多次向美国国会表示，WTO规则根本就不是为与中国这样的国家作交易所制定的，他建议美国挑战WTO的规定底线，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并躬身实践，动用国内法启动了“301调查”。很长时间以来，莱特希泽没有对华进行系统性的攻势，完全是由于目前美国的贸易战焦点集中于重谈NAFTA协定，尽管事情进展的非常缓慢，但这凝结了莱特希泽的绝大部分精力。按照美方原先的预计，这件事情至少要拖上一年的时间，如果莱特希泽仍然希望在2018年在对华贸易议题上“有所作为”，他需要在华盛顿与蒙特利尔以外再开辟一个北京战场，即便对于这名贸易战线上的“钢铁老兵”而言，这也的确是一重智力与体力上的双重考验。 关于莱特希泽，有一点仍然值得提一句。他与特朗普总统并无任何旧日交情，但是仍然被给予了高度信任，某种程度上，这与二人共同的个人性情和行事风格有着重要的联系。莱特希泽是一个满嘴脏话且颇为有趣的演说家，同时也是一个极度的自恋狂。在其卧室墙面的正中心一直挂着一幅与真人大小一样的莱特希泽肖像，但凡曾经去过他家里的朋友都不会忘记那种奇怪的画面感；与此同时，他在佛州棕榈滩的高档公寓距离特朗普著名的马阿拉歌别墅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车程，俩人在家庭选址上的品味完全相同。 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 最后让我们把话题回到总统。如果这场看似注定到来的战争需要一个名称，那么它只能被称为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而非罗斯或者莱特希泽的战争，这不仅由于总统是一切事项的决定者，更是因为这场战争自2015年特朗普宣布竞选以来就一直在酝酿之中。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误以为这会成为特朗普执政之后的头号工作，然而当种族问题、医改税改、财年预算、“通俄门”等多项事务充溢着总统的首年日程，这场蓄意已久的战争仍然风平浪静，几乎未见硝烟。 新的一年是同样的逻辑，有关移民、奥巴马医保的论辩不会止息，现在还新增了基础设施建设、NAFTA谈判等多项繁重的事务议程，从去年的经验来看，这场战争注定无法成为一场整体性、系统性、连贯性的对抗，即便它真的在2018年到来，也只能见缝插针，间歇性出现几件标志性的制裁，算作对于选民的交待。然而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所不同，理论上，中美之间没有谈判这样一个帷幕作为遮挡和缓冲，不可能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角力来蹉跎时日，当总统的决定做出来了，那么事实上就已经等同于宣战。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总统的这项决定正在战争的左右反复徘徊。月初美国2017年度贸易数据公布以后，总统的对华贸易决策就已经陷入被动，逆差3752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了8.2%，这使得特朗普在竞选时期的承诺成为一个笑柄，而兑现竞选承诺一直以来都是特朗普几乎所有行为逻辑的根源。与此同时，即将到来的中期改选给总统带来很大的压力，近期的一份民调表明，尽管近来的支持率有所回升，但特朗普在铁锈地带产业工人中的支持率却下降了7个百分点，这给白宫敲响了警钟。3月份，就会有部分州启动今年的选举议程，是时候重新拾起贸易威胁论这根熟悉的大棒了。 事情的另一面，反对的力量同样强大。包括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家事务安全助理麦克马斯特、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在内的多位白宫要员均在近期表示了对钢铁贸易战的担忧。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等多家社会机构也纷纷上书，试图向总统解释增加进口钢铁关税给中下游企业带来的深重影响。按照2015年的数据，美国钢铁产业不过维系了14万工人的就业，贡献了360亿美元的国民收入；而以钢铁作为原材料的中下游相关产业一共维系了650万工人的就业，在当年贡献了1万亿美元的国民收入，一旦进口钢铁价格大幅上升，对于中下游产业的打击可能是灾难性的。 事实上，美国上一次针对进口钢铁进行大规模增税还是在2002年的小布什政府时期，30%的增税幅度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将国内钢铁价格推高了70%。此后不久，WTO宣布美国违反了世贸规则，布什也随即放弃了增税，足足比原先计划的时间提早了16个月。然而当田纳西州州议员拉马尔向总统提及这一旧闻时，总统只是一如往日般自信地回应到“布什政府无法办好这件事，事实上，布什政府就没办成过什么事情”。 近期的种种迹象表明，大抵是经过了缜密的考量，总统心底的天平已经开始倾向于施加惩罚。前段时间，莱特希泽成功邀请总统出席了一场鹰派支持者聚集的晚宴，而几乎在同一时刻，特朗普拒绝了科恩和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的邀请；在白宫与州长们会谈时，特朗普暗示了自己的这种态度：“中国做了很多，或许是因为我的原因，他们真的比以前做了更多的事。我和习近平主席有着很好的关系，但不管怎样，习主席属于中国，而我得为美国说话”。 一条更为明确的信号将一切确凿下来——文章开头提到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即将重新受到重用。事实上，早在去年4月，这家委员会就已经被解散，纳瓦罗被白宫幕僚长凯利安排到国家经济委员会旗下新建的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向他鸽派的老对头科恩汇报工作。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纳瓦罗过得相当不快乐，他蜷缩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倦地看着那些制造业领域的贸易合同，偶尔会离开白宫倾听一些其他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他不时会满怀醋意地自嘲，“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确需要一名拥有哈佛大学教养的经济学家，这很正常”。作为一名慢跑爱好者，人们常常能够看到他随便穿着跑鞋和外套插着耳机在白宫的楼道里穿梭。 然而总统没有忘记纳瓦罗。Politico网站的消息提到，总统经常会在召开有关贸易问题的会议时提到纳瓦罗，并询问他最近在哪里，为什么无法参加白宫的会议。现在，随着贸易战的来临，总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纳瓦罗，他不会忘记竞选时期那些默契的合作，纳瓦罗的著作是对付中国的最好教材。这名战士的回归对于莱特希泽而言是极好的消息，他和纳瓦罗在很多贸易理念上秉持完全一致的强硬立场。《华盛顿邮报》的观察十分仔细，根据莱特希泽的日程记录，即便在纳瓦罗已经远离权力中心的日子里，这两位仍然在去年6月26日到11月15日期间见了八次面。如果纳瓦罗能够在最后时刻被拉入战备，他可以毫无障碍地迈入莱特希泽的战壕。 很长时间以来，这个战壕空空如也、有名无实，所有人都在周边叫嚣，没有人打算把自己填充进去。罗斯不愿在这里逗留，这只是他的一份工作，上班打卡、下班回家；总统有无数的战壕要奔赴，对特朗普而言，白宫的每一天都要战斗，华盛顿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前线；莱特希泽和纳瓦罗很可能成为这个战壕真诚的护卫者，一个坚守于自己的职业操守，一个流连于自己的学术执念。不管过往如何，但至少现在大家齐齐挤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准备见证这场看似注定的挑衅实验。所有人都明白，实验不会太久、也不会太猛烈，除了部分被蒙蔽的选票，美国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大家很快都会散去，随后再找来一些碧绿的草，封住这个曾经涌起硝烟的战壕。
思想评论
诺奖得主谈中美贸易之争：妥协与让步会让特朗普得寸进尺
【研究员】：
“中国已经在很多领域拥有技术，有清华这样的大学，可以独立创新，不用依赖外国技术进口和转让。中国现在做出少量让步，代价也要比10~15年前的代价高。获取知识和技术的方式很多，让步是很危险的。中国应该坚定地不妥协，同时继续扩大内需和内部增长。我认为中国能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像过去一贯的做法那样，非常慎重地应对，在法制框架内行动。不要愤怒地大吼大叫，不能让特朗普钻空子，也不要让他的行为升级。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应对是非常负责任的。特朗普就像一个运动场上的暴徒，我们不能让他得逞，也不能把自己拉低到和他一样的层次。”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为数不多能把中美贸易、全球化、中国改革等众多头绪厘清的人之一。斯蒂格利茨在1993年至1997年，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及主席，1997年至1999年，任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11年至2014年，任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3月13日下午，斯蒂格利茨讨论完他即将开始的亚洲之行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斯蒂格利茨认为，在中国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后，反全球化、人工智能以及去工业化等新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在特朗普的一系列不按常理出牌下，现在可能会成为美国的转型时刻。而中国的一个主要问题则是过度依赖债务来刺激经济。以下是访谈内容： 美国优先=美国有问题 特朗普对全世界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问题，反全球化也是一个新问题。美国没能很好地管理全球化，现在的局面是对这个失败的一种反映。 问：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个历史节点回望过去，中国做对了什么？ 斯蒂格利茨：中国做对了很多事情。在广泛的哲学意义上，渐进主义的政策、“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策略，是绝对正确的。它使得创造力大量迸发，同时避免了意识形态的纠结。比如，通过转向个人责任制，而免于卷入到土地私有化的辩论漩涡中；通过实行价格双轨制进行转型；对乡镇企业具有独创性的扶持和重视，引入了竞争机制，但又未把私有制提升为注意的焦点⋯⋯这些都是做对的事情。我认为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包括派数十万人到国外学习也是变革性的；邀请外国公司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等方式来中国，便于中国学习国外的技术和管理也至关重要。这些策略帮助中国在不同的阶段发展。 问：你提到“摸着石头过河”。对邓小平的这一提法人们有不同的解读，你的理解是怎样的？ 斯蒂格利茨：我理解它是与计划经济的模型相比照的。计划经济的模型是提供一个假设的框架，认为你知道未来发展的路线，并由此提出规划和实施步骤。“摸着石头过河”则承认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寻，只有大方向却不知如何抵达，所以要非常务实地探索、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就像中国在社会保障体制和其他许多领域做的那样。 最初没人能料到城市化的速度有多快。记得20年前，人们还在争论城市化是否违反了中国农村的发展战略。今天看来这样的辩论似乎是荒谬的，但在城市化的最初阶段就要“摸着石头过河”。 问：今天还有必要“摸着石头过河”吗？ 斯蒂格利茨：非常有必要，因为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 问：哪些新问题呢？ 斯蒂格利茨：特朗普对全世界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问题。反全球化是一个新问题。人工智能是一个新问题。去工业化是一个新问题。 问：说到反全球化，特朗普指责WTO是一场灾难，WTO让美国几乎不可能良性地发展贸易。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WTO，得以快速分享全球化红利，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成为重要一员，中国是WTO的最大受益者吗？ 斯蒂格利茨：中国显然是WTO的一个主要受益者。虽然深度不够，但中国在加入WTO之前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美国经济接轨。在中国入世之前，美国要年度审议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中国更像一名准会员，只不过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不是永久性的。 “二战”后、尤其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就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个主要受益者。美国和西方同样是重要的受益者，这体现在两个方面：货物成本下降，部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上升，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很低；这使美国能在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采取更激进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在低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同时享有低失业率。 但我们并没能很好地管理全球化，所以美国经济有相当一部分状况并不好。所以你可以说，美国从整体受益于较低的价格。美国从贸易中受益，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仅作为整体而言。 问：而作为美国人情况则不同？ 斯蒂格利茨：美国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从中受益，他们就是那些反全球化的人，特朗普的支持者。 问：也就是说WTO现在面临的困境在那时就已埋下了种子？ 斯蒂格利茨：现在的局面是对这个失败的一种反映。问题是，是不是责任在于我们没有很好地管理全球化？所以我非常小心，与其责怪中国，不如责怪美国自己。 问：美国人愿意接受这个指责吗？ 斯蒂格利茨：不愿意。特朗普正试图怪罪中国、移民、墨西哥⋯⋯几乎怪罪除我们自己之外的所有人。自己犯错误却责怪别人，总是更容易，我们都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从根本上说这是错误的，但在政治上确有吸引力。虽然只有少数美国人相信这一点，但他们的声音变得很大。 问：“美国优先”的经济民族主义，其深层根源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美国优先”说的是美国有问题——美国的底层已经停滞了40年，他们很生气。他们想找些替罪羊，而不是自省，也不拿特朗普这样他们选上来的政客开刀。于是他们怪移民、怪外国人，高喊美国伟大、美国优先。 但这些反应都是很原始的方式组合，因为它没有点出问题的真正来源。 虽然像特朗普这样的人会利用这些不满情绪做文章。但我想大多数人都希望问题能得到解决。解决问题如果选择不去合作，只是空喊“我们最伟大”，于事无补。这让我想起动画片“We’re number two!”（我们排第二）的画面，动画片里的人物总是幼稚地高喊，我们排第二！这种荒唐和孩子气才是美国的问题。 贸易战：量级不大 中国一直以来都以负责任的态度对特朗普进行反击。既便要开战，中国也只会力图做得非常巧妙，不会大吵大嚷。他们会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传递出信息：中国不会发动一场贸易战，但如果特朗普这样做，中国也会接招。 问：现在反全球化情绪膨胀，它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呢？ 斯蒂格利茨：它带来很多的谈资，浪费了很多的能量。好在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美国的国家层面，还是全球机构的层面，它们都足够强大。以特朗普推出的钢铁征税为例，我相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法院会收到诉讼，质疑特朗普的举动非法。特朗普比较无知，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让自己在案子中处于不利的位置。 特朗普说对钢铁和铝加征进口关税事关国家安全。随后又鉴于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正在就更新北美自贸协定（NAFTA）进行谈判，美国暂不对其加征关税。如果它们和美国做交易，就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豁免。国家安全不是建立在谈判基础上的。 另外进口钢铁和铝产品是不是国家安全？这是什么？特朗普的国防部长表示这无关于国家安全。所以就是说特朗普提出了一个与国家安全无关的案例。所以当他走上法庭时，他可能会很难自辩。但如果法庭没有或不能阻止他，特朗普就会与所有的国家进行交易——小而无谓的交易。 问：好像已经开始了，澳大利亚说是拿到了豁免权，欧盟、日本和韩国眼下也在软硬兼施。 斯蒂格利茨：我觉得不会有哪个国家会给特朗普很大的让步，问题是，它们会不会为保存颜面而进行交易？可能只有中国会。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钢材仅占美国进口总量的2％，考虑到这点，中国也许会报复，小范围地以牙还牙一下。 问：美国在经济上挑战中国，如果保护主义升级，中国是不是只有贸易战一条路可走？ 斯蒂格利茨：中国一直以来都以负责任的态度对特朗普进行反击。既便要开战，中国也只会力图做得非常巧妙，不会大吵大嚷。他们会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传递出信息：中国不会发动一场贸易战，但如果特朗普这样做，中国也会接招。 问：如果有贸易战，也会是一场静悄悄的贸易战？ 斯蒂格利茨：一场静悄悄的贸易战，但没有子弹。美国不想买中国的钢铁，中国就不想买美国的高粱。谁在乎高粱？当然是种高粱的农民，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之，中国会明确表示美国要付出代价，但不像特朗普那样制造出很多噪音。 对欧洲来说，美国要是不想达成交易，欧洲会弄出很大的动静，欧洲会采取行动。 问：美欧贸易战会是怎样的情形？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欧洲将瞄准美国500强企业哈雷戴维森生产的摩托车、田纳西和肯塔基州产的威士忌，为什么？政治。他们在欧洲制造波本威士忌酒，甚至喝它，其实那个酒真的难喝。 所以，这不会是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但它会发出明确的信息。好消息是，特朗普花了一年的时间做这件小事，而他只剩三年的在位时间。 问：他不会连任？ 斯蒂格利茨：不会。 问：也许有人认为特朗普的政策正在推动美国的经济转型，使他最终成为像肯尼迪和里根一样的变革性总统？ 斯蒂格利茨：不会。 我认为一般来说，他被视为美国最糟糕的总统。在某些方面，现在可能会成为美国的转型时刻。我们可能会意识到我们的方向很危险。大部分美国人被落在后面，我们失败了，败得很惨。这可能倒逼我们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 这也会促使美国在所谓的规范与法律之间进行一场大讨论。我们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一国之君的总统会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而不会造成利益冲突。现实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制定一部法律。可是我们不想为所有的事情制定法律，比如关于乱扔垃圾我们可以出台一部法律，但若真的执行，将非常可怕。事实上，大多数人现在不会乱扔垃圾。 当总统不服从基本的人类尊严，会怎么样？社会对此的法律思考可能是变革性的。这不是个玩笑，而是社会该如何运作。所以从法律、社会和经济教学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是一个失败社会的好例证。 问：特朗普对中国的指责是，在加入世贸组织16年后的今天，中国仍未向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经济转型。中国政府继续大力干预市场，极大地扭曲了国内产业的价格和成本。 斯蒂格利茨：我很难详细地一一评估所有的指责。我想众所周知，中国想从美国购买很多高科技产品，但美国有高科技出口管制。剩下的美国产品中，中国理所当然想要购买的也不是那么明晰。美国产的汽车对中国道路情况来说太大，更何况中国要大力发展的是电动车。别克等品牌在中国市场成绩不错，但它们在中国制造。 知识产权是一个棘手的领域。看看美国发生了什么：每家公司都在起诉其他所有公司。比如苹果和三星之间打来打去。现在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很多含混不明之处。而在这种含糊不清的情况下，盗用知识产权通常很难证明。 最后变成，惠普是不良企业？苹果是不良企业？谷歌是不良企业？每个企业都被其他企业起诉。有人称，美国在律师方面花费的比在研究方面的投入多很多。我们创建了一个知识产权制度，但除了对打官司的律师之外，这个制度运作不畅。 我担心这个糟糕的体系在中国的背景下，就会变得特别难以执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重新设计知识产权制度。 问：有观点认为，中国加入WTO付出的代价包括，内需始终不足，总要靠货币超发来刺激经济增长。 斯蒂格利茨：中国一直过度依赖债务融资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现在公共投资、住房、医疗、教育的需求巨大，如果政府通过征税来增加收入，同时更好地应对这些需求。从碳税、财产税、资本利得税到拥堵税等等，会刺激经济，使经济更有效率。现在中国的一个主要缺陷是过度依赖债务来刺激经济。 问：中国的不良资产和债务问题引发了很多关注，对于债务重组，你有哪些建议？ 斯蒂格利茨：当债务越滚越大时，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每个国家负债过高时，必须进行债务重组。美国破产法第11章、第7章和第9章针对公共机构和企业有不同的破产程序。我非常支持债务重组，因为重要的是向前看。借贷者应当认识到，一旦决定是错误的，他们将得不到偿还。我们有一本书名为《太少，太迟》。债务重组应该深入而迅捷，越早越好，如果观望过久，做的太少，债务重组会抑制经济。 问：对中国政府你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建议？ 斯蒂格利茨：中国与完全正常的市场经济有点不同。中国可能会更容易，因为通常是些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是国家的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资金问题，这比你欠我钱可能更容易一点。起码在原则上更容易，歧义性的后果更少。但是，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应该有一个原则，即银行不应放贷太多。我喜欢这样说：必须建立一个共享责任制。 问：2016年的时候你在《中国艰难的新常态》一文中指出，片面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建议是幼稚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如果就业充分，就在供给侧采取措施；如果需求不足，提高供给效率只会导致更多的资源利用不足。中国经济结构在向内需拉动转型，美国是“消费型”国家，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靠消费，但美国经济增长难以重复过去的高增长。美国的经验对中国有何借鉴？ 斯蒂格利茨：你用消费这个词。美国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有过多的私人消费，没有足够的公共消费用于教育、健康、用于创建好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宜居。就像我之前所说，不仅是私人消费，而是强调靠征税来支持的公共消费。 美国的另一个败笔是不受监管的金融部门可以随性而为。 问：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了有史以来监管力度最大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现在国会里尤其是共和党要废除这一法案，寻求减少外资行和小银行的合规负担。 斯蒂格利茨：因为银行想要赚钱，希望在五年后的金融危机中再次获得救助，它们从中渔利。 对美国来说，这些都是悲伤时刻——我们正在重复过去的错误。它显示了在美国政治中，金钱的力量。它从方方面面表明，在特朗普当政之际，美国已经失去了方向。当不平等成为美国的主要问题时，我们建立了为亿万富翁和大企业提供资金的税收政策，受伤的是普通美国人，这是犯罪。 没有中国模式，只有东亚模式 中国基本沿用的是东亚模式，但中国出发的角度不同。中国更穷，有更多的政府主导。 问：你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发展，2015年《名利场》上《中国的世纪》的文章更引来许多关注与争议。在你看来，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发展脉络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它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但想清楚每个阶段很有助益。 第一个阶段是个人责任制和走向城市化的开端，乡镇企业非常重要，通过合资企业等形式中国开始参与到全球化中。 到了我所说的“中国世纪”之际，中国已是全球主要的参与者。根据购买力平价的评判标准，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是思考一个不同的中国的时候了。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国家领导人使中国更加融入于这个世界。在措辞上，十六大报告中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了十九大报告，目标已变成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问：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是否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节点呢？金融危机给了人们谈起“中国模式”的由头。 斯蒂格利茨：是的，2008年金融危机揭示出“美国模式”、“西方模式”存在很大的缺陷。我认为它有两大缺陷：不稳定、不平等——极端的不平等。中国有很多不平等让我很担心，但至少8亿人脱贫了。 在2008年前，中国就已成功地延续了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虽然中国的发展有类似也有不同，但我不会把它称为“中国模式”，我称之为“东亚模式”。 虽然中国基本沿用的是东亚模式，但中国出发的角度不同。中国更穷，更多的政府主导。韩国和日本各自也都有不同的起点。但东亚国家彼此学习，非常务实，它们搞明白了如何在众多领域把市场与政府混加起来，实现更务实的、非意识形态的某种平衡，这是东亚模式。东亚模式对其他国家进行发展研究很重要。 问：你一直在强调“务实”。 斯蒂格利茨：这就是实用主义所说的，市场要起作用，政府的发展也需要一个重要的角色。 问：中国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很棘手。 斯蒂格利茨：是的，关键的是要了解市场的局限性，它不能做什么。它不会提供教育，不会提供足够的健康。政府必须在那里。它不会很好地指引城市化。如果让市场指导创建宜居城市，最后我们就充斥着休斯顿那样乏善可陈的城市。必须政府来引导、规划城市，建设公共交通系统，因为人们都在一起生活。 但政府也必须意识到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评估其在多大程度上能达到目标。以中国为例，中国要经历城市化、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所有这些都是重大转变。市场无法独立完成这些转变。农村和城市之间、东部沿海和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悬殊。政府试图减少这些差距，但挑战仍然持续存在。 问：由于政府越位、缺位的现象大量存在，会有更多的人倾向于让市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斯蒂格利茨：通常的情况下，当说让市场决定时，市场不是真空存在的，市场实际上必须受到监管。所以让市场决定的时候，市场可能会犯无法控制的错误：市场不处理环境问题，不处理不平等问题，不处理稳定问题，市场无序扩张。 因此，让市场过度决定是危险的。与此同时，政府过度决定也是危险的，所以人们必须有所平衡。 这在所有社会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但中国尤为如此，考虑到大型企业的重要作用与主导地位，其他经济体如意大利，从历史上就是小企业占主导。 问：东亚市场和体制所具有的参考价值也适用于西方社会和其他地区吗？ 斯蒂格利茨：是的。事实上，在我们没有那么意识形态化为主的阶段，我们也这样做过，比如“二战”后政府颁布的退伍军人法、有教无类法等等。欧洲的健康发展也是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当我们处于非意识形态化阶段，我们会意识到大学是非营利性质的。除了特朗普之外，没人会想到从大学中牟利。这些是我们所知道的经验教训，但有时候我们将其丢在一边，特别是当人们希望从中获利时。 真正的问题在于，像非洲这样的地方应该以什么样的模式发展？在我看来，比起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会带来更好的发展前景。但那不是我们西方国家所应用和成长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模式，后者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故事，是个危险的故事。 世界总是在变化，也因此实用主义非常重要。所以我告诉非洲国家，你想完全复制东亚国家以制造业、出口为核心的模式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制造业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很幸运，赶上了合适的发展时机。 中国快速发展的阶段正值全球制造业和科技都处于峰值，然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那时全球市场处于扩张阶段。但如果你改写历史，让中国的改革开放早100年开始，世界完全不同，中国也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如果让中国50年以后开始向拉动内需转变，也就太晚了。 所以中国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但如果中国在“二战”后每个国家都开放市场的情况下也开放市场会怎么样？中国将不得不进行进口替代，也可能会奏效，但进口替代很难妥善管理，相反，出口带动的增长更容易管理。 “一带一路”是真正的全球化 “一带一路”的基本理念非常重要，它正在改变经济地理。通过这个战略，降低了运输成本，把一切都与中国联系起来，这就是真正的全球化。 问：中国2013年提出了自主的广域经济圈构想“一带一路”，四年时间过去了，你对这个构想的总体看法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认为“一带一路”的基本理念非常重要，它正在改变经济地理。通过这个战略，降低了运输成本，把一切都与中国联系起来，这就是真正的全球化。它改变了地理安排，把中国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 问：那么你对这个以陆上和海上经济合作走廊为依托的新丝绸之路有何预期？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一带一路”的经济效益可能会比人们的预期低。换句话说，中国已经在修建东南亚的高速公路，在那里有很多交通往来，这些发生在“一带一路”倡议前，是亚洲一体化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的路线图。 欧洲和中国间有很多贸易往来，拉丁美洲与中国是海上贸易。陆路运输成本非常高，可以肯定效率很低。杂在中间的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等将受益匪浅，中国的投资会刺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扩大它们的市场，从而给这些国家带来变革性的影响。但这些国家能提供的货物并不多。毕竟现在的目的不是去重新发现丝绸。它带来的贸易的量级让人怀疑，所以它产生的经济效益会比人们想要的要低得多。 问：如果经济效益不那么高，会令“一带一路”打折扣吗？ 斯蒂格利茨：改变或重塑经济地理很重要。美国建造东海岸西海岸贯通的铁路时，它改变了美国。但换一个角度，把纽约市与加拿大北部连接在一起就没多大意义——那里什么都没有，是一条无果之路。所以问题是这些道路会连通什么。当然总有一些理由摆在那里，但从狭隘的经济角度来看，收益是多少。如果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做这件事，那么这些将成为最优先考虑的政策吗？ 问：你提到“一带一路”是真正的全球化。中国在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努力中一马当先，现在各种波折不断，中国能凭一己之力来挽救经济全球化吗？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除特朗普之外，全世界都对全球化感兴趣。当然如何管理全球化一直都是一个问题，但每个人都对全球化感兴趣。现在特朗普迫使我们应对，我们会尽力而为，但我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特朗普有点疯狂，人们需要见机行事。所以不是中国拯救全球化，而是世界不会屈服于特朗普。 问：你刚才谈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幸运地遇到并利用了历史机遇，并且正确地实行了改革开放。今后推进改革，你认为中国应考虑的重点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任何社会面临的问题总是在变化，愿望与现实之间也总存在差距。中国的环境问题挑战巨大，不平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在环境问题上，城市、大多数城市并非真正的宜居城市，没有漂亮的公园，对行人不友好。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纽约至少曼哈顿是美好城市的典范。未来中国和美国面临的挑战包括人工智能、如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等等。如何管理所有这些挑战应当是中国应对的重点。短期来看，金融稳定仍然带来持续的挑战。 专访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妥协与让步会让特朗普得寸进尺 “我希望我可以为我们带来的不安和动荡，向全世界道歉。”3月21日晚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表关于“特朗普时代下的全球化”的演讲时，为特朗普的政策表示歉意。斯蒂格利茨表示，美国已经深受特朗普政策的危害，希望中国能够慎重应对。就在斯蒂格利茨在中国发表演讲30个小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了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下文源自《等深线》，记者李艳洁。 美国已经失去解决贸易赤字的好时机 问：特朗普提出要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铝制品等产品征收高关税，在您看来，这能够削减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赤字吗？ 斯蒂格利茨：美国的总体贸易赤字主要是由宏观经济政策决定的，受到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的影响。特朗普的减税法案会增加财政赤字、减少国内储蓄，所以美国贸易将会在多个层次、对多个国家扩大贸易赤字。 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高关税，是否能够减少双边贸易赤字难以确定，要看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举动。如果中国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减少波音订单、减少进口大豆，那么美国虽然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但也同时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 即使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其他的情况。以墨西哥为例，当美国威胁要对墨西哥进口商品征收20%的关税时，大众的焦虑导致墨西哥比索贬值超过了20%，这反而使得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赤字增加了。 美国征收高关税的举动为减少贸易赤字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不能确保贸易赤字一定会改善。 对于那些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来说，他们关心的核心是他们的工作，特朗普的政策会加剧他们的困境。 问：对于削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有什么好办法吗？ 斯蒂格利茨：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双边贸易赤字并不重要，多边贸易赤字才是全球体系中唯一重要的问题。 35年前，美国本来可以并应该做一些事情，以保持在制造业上的竞争力，但是时机已经过去了。现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双边贸易逆差，这对双方来说代价都太大了。 问：有人认为特朗普提高关税不过是一种谈判手段，目的是让中国取消对于外企技术转让的要求。实际上，在中国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如果外企愿意转让技术，可以享受优惠税收政策，如果不愿意转让，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有些外企既想享受税收优惠，又不愿转让技术，因此提出抗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表示，会全面放开制造业，在这方面不允许强制转让技术，将保护知识产权。您认为，特朗普的手段是成功了吗？ 斯蒂格利茨：不是强迫转让技术，但是鼓励愿意转让技术的企业，这是更委婉的表达方式，实际效果是一样的。这是言辞上的妥协，特朗普以为得到了想要的，其实并没有实际的效果。虽然看起来好像他赢了。 全球化未来进程将受到深远影响 问：您如何评价特朗普的政策主张？ 斯蒂格利茨：对于特朗普，不能用理智这个词。我担心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响应美国不合理不理性的论调，采取一点让步，以为这样就能获得和平，但实际上特朗普只会得寸进尺、提出更多的要求。这就和二战时对德国的绥靖政策一样。 特朗普和他周围的人最糟糕的一点，就是反对理智、科学。减税法案是世界上第一个攻击大学的税法，美国全球领先的大学如哈佛、普林斯顿，都被要求缴纳重税，很多共和党人认为大学不好，这种思潮是对真理的系统性攻击。一个习惯说谎的人，不希望周围的人讲真话。这对美国的未来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都有威胁，必须要依赖科学和启蒙才能破除，就像过去250年我们做的那样。 二战后我们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边界不重要的世界，但是特朗普不断提醒国界很重要，这会毁掉过去25年打造的全球供应链。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利用美国的不平等讲故事，进行政治宣传蛊惑，责备移民、贸易协定不公平，或者外国人。即便他卸任，人们总是会记得这一点，其他国家也可能出现特朗普这样的人物。特朗普的政策将会对全球化未来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问：面对特朗普不断升级的举动，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斯蒂格利茨：中国已经在很多领域拥有技术，有清华这样的大学，可以独立创新，不用依赖外国技术进口和转让。中国现在做出少量让步，代价也要比10~15年前的代价高。获取知识和技术的方式很多，让步是很危险的。中国应该坚定地不妥协，同时继续扩大内需和内部增长。 我认为中国能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像过去一贯的做法那样，非常慎重地应对，在法制框架内行动。不要愤怒地大吼大叫，不能让特朗普钻空子，也不要让他的行为升级。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应对是非常负责任的。特朗普就像一个运动场上的暴徒，我们不能让他得逞，也不能把自己拉低到和他一样的层次。 重构全球化要考虑到增长和不平等 问：您在《巨大的鸿沟》一书中强调，全球化出现了问题，也因此才导致和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催生了反全球化的思潮。全球化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斯蒂格利茨：全球化现在面临着巨大挑战。我的观点是，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全球化的管理出现了问题，欧洲和美国在全球化管理上都失败了。 美国的不平等现象严重，最底层的收入水平和60年前没什么变化。美国90%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只有在显微镜下看是增长的，而最富有的1%的人收入增长情况非常明显。现在美国GDP增长带来的收益，几乎都被最富有的1%的人获取了。美国最富有的2个家族，总计只有8个人，拥有2120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1.15亿、35%的美国人财富总量。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也反映在其他方面，比如美国预期寿命已经在下降。非西裔的白人死亡率上升，那些社会最底层的、30%只有高中学历的人，死亡率上升速度惊人。我上次看到类似数据还是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苏联解体时的数据显示，当时苏联GDP减少了三分之一，预期寿命降低2年。可能只有在社会崩溃的时候才能看到这种数据。这些死亡率上升的地区，主要是支持特朗普的。 现在没有疾病和传染病肆虐，毒品、酒精、自杀是死亡率上升的主因，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出现了问题。 我们现在塑造全球化的形式，包括欧洲构建欧元的方式，主要受到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最开始来自亚当·斯密，他的主张是更大的经济体量可以让发达经济体更专业化地分工。然而福利的增加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经济学家用的模型都是假设现实中的风险不存在，而开放型的市场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风险，对个体带来负面的影响，降低增长率。 这导致现在的贸易并没有惠及到每一个人。功能齐全的经济体，工人一旦失业，可以转移到其他行业，但事实上不是这样。通常进口对失业的影响高于出口创造就业岗位的正面效果，因为下岗工人不可能马上找到新工作。 两个国家进行贸易，如果两国收入水平相当，比如美国和欧盟，贸易可以增加产品多元化，但是不涉及分配。如果富国和穷国进行贸易，收入分配将受到很大影响。如果美国从中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那么美国对低技能劳工的需求就会下降，由此这些劳工的工资下降、不平等现象会增加。 有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全球化使得技术进步的效应扩大。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经济一体化也会对低技能工人工资和不平等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市场是完美的，那么全球低技能劳工工资都应该等同。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从来不提及这一点，因为工资大幅度削减听起来不好听。 全球化的规则，促进大企业的利润增长，不利于低技能劳工。 问：您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工人都不公平，只有大企业是从中获益的，因为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就是按照他们的需求建立的。如果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能做什么？ 斯蒂格利茨：我的观点是，游戏规则主要是美国的企业制定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都没有从中受益。这也是为何人们都认为全球化没有好处。除非重构全球化的规则，带来更多赢家，否则就会面临美国的困境。 如果规则制定不完善，市场经济不一定能表现良好。即便有一定的经济增长，但不能平等分配，财富还是会更多落到富人的手里。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制定全球化规则。国际社会上的合作、投资协议都是闭门会议达成的，没有经过民主辩论。 要重新制定全球化的秩序，单靠一个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例如，美国和欧洲在投资协定中，都给予企业海外投资更多的物权保护，要制定全球化的新秩序，就得破除这些旧的协定，删除贸易协定中给予大型制药企业的通用药物的各种特权，我认为单靠中国一个国家是做不到的。 中国可以发起全球性的讨论，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全球化带来好的影响，这样在美国和欧盟才不会出现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本来应该让每个人都受益，但是现在，显然并不是那样。 中国正在架构市场经济，在重塑市场经济的方式时要考虑到增长和不平等。 对市场起作用的不只是经济规则，还有技术进步、全球化，决定性的差别因素是政策。我认为应该有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帮助劳工进行行业转换，以及鼓励创新就业岗位的工业政策，尤其是当传统行业裁员的时候。 此外，法制不仅要促进国内经济完善，也要对国际经济的完善起到作用。全球公共产品中，最大的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现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中国应该和其他国家一起宣布要继续完成承诺。如果一些国家在生产方式上不是环境友好型，一定要受到某种形式的惩罚，不能存在搭便车的国家。我认为碳交易税是很重要的工具，15～100美元区间内，可以让全球完成巴黎协定目标，也不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楼继伟谈中美贸易战：我国出台的措施比较软弱 如果是我我这么干 新浪财经3月24日消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于3月24至26日在北京举行。财政部原部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分论坛谈到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时表示，中国目前给出的措施还是比较软弱的，如果按他的想法来，中国回击美国可以“先打大豆，然后打汽车，然后打飞机…”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一条保护条款，开启了针对中国的贸易战。 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他对媒体说，涉及征税的中国商品规模可达600亿美元，比稍早前白宫官员在吹风会透露的500亿美元左右规模提高了100亿美元。 中国商务部随后宣布对约30亿美元的美对华出口商品实施了中止减让措施，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 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对这场“中美贸易战”发表评论说，中国的竞争力强了，美国想强大，中国也想强大，其实两国没必要打，但是现在已经打起来了，他觉得中国目前给出的措施是比较软弱的。 如果是他在政府，回击美国的话可能会先打大豆，然后打汽车，然后打飞机…“我们也不会都让别人占便宜，反正最后是大家来谈。中国也需要改进。因为是生意，所以打一打就可以来谈。”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美国对中国年度出口规模达到1300亿美元，农业、汽车、飞机等均是中国可以采取的反击美国的方式。其中，中国是美国大豆的最大买家；另外，波音也被认为是此次贸易战中的主要目标，此前的2015年，中国与波音签下价值380亿美元的订单。
经济纵深
郭树清：回忆1991年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系列座谈会
【研究员】：
对于苏联东欧经济停滞的历史教训。郭树清的主要看法是，革命和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基于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持续时间一长，信息、利益和动力都成了问题，整个社会都养成巨大的惰性。等到很晚才真正启动改革，根本的矛盾已无法自己解决，社会各个领域都失去了对商品经济的记忆。所以，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如果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上，我们的事业将没有任何前途。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抓住根本，就是生产关系更适应生产力发展，创造更高生产率，按照最符合人类本性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使用资源，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能够为全体人民提供更公平更合理的生活条件。离开这些实质性规定，去追求这样那样貌似有道理的东西，必将走入歧途。
3月21日，据媒体报道，刚刚成立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领导班子确定，郭树清成为首任主席。实际上，此次银保监主席的任命早已在外界预期之中。在一年前郭树清出任银监会主席时，就已经有关于他将主导银保证或银保合并的传闻。 而要追溯郭树清与改革的不解之缘，则要回到30多年前。1985年9月2日，“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在“巴山”号轮船上召开。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那次会议对经济制度分类、宏观经济管理、货币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当时的“巴山”号上，云集了一批知名中外学者，包括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爵士，中方代表有时任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的安志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薛暮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以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此外，还有几位年轻学者也参与了这次会议，其中就包括时年35岁来自国务院办公厅的楼继伟和29岁的社科院博士研究生郭树清。 半年后，郭树清被借调到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工作。之后，又赴英访学并正式进入国家体改委。 从1985年开始，郭树清和吴敬琏、楼继伟、周小川等人接连发表了多篇关于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强调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需各要素整体推进、配套进行，提出要推进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税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这套改革理论框架，后来被称为“整体改革理论”。2010年11月，郭树清与吴敬琏、周小川等人作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据腾讯财经报道，郭树清在毕业那年完成了3.5万字的“处女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内容涉及改革的目标、道路和初次改革任务等。随后，他直接将文章寄给了当时负责中国改革总体设计的国家体改委，希望作为建言书。郭树清称，自己当时的想法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对正在研究的改革决策起到一点作用。 以下要分享的这篇文章，节选自郭树清对1991年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系列座谈会的一篇回忆之作，其中记录了吴敬琏、林毅夫，周小川、郭树清等与会者的讨论细节（当时郭树清35岁），文章摘自《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距今已经整整20年。这个目标的明确提出，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邓小平理论，从中国实际出发，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和实践，大胆展开理论探索的结果。其中，1991年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的系列座谈会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根据我自己的笔记和其他有关资料，对会议的情况作一概略回顾，细节未必记得准确，欢迎其他同志斧正。 1991年属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挫折时期。之前两年经济增长缓慢，国内市场疲软，国外受到西方制裁，苏联“八一九”事件之后，国外一些人更以为中国垮台指日可待。年初，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谈话时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然而，国内经济界、理论界和宣传舆论界，对改革的看法并不一致，出现了不少迷惘、模糊和错误的思想。一部分真诚的具有理想的党员、干部，包括我们的父辈和同事，认为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继续开放无异于缴械投降。在这种氛围内，不要说实施改革的行动，就是理性平和地讨论问题也比较困难。10月中旬，正是秋风落叶时节，我们接到了江泽民同志召开座谈会的通知。 一定要睁开眼睛看世界 10月17日，江泽民同志在会议一开始就说，我们这个会是内部研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实事求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会议也不做结论，主要是听大家的意见。随后他明确指出了会议的三个专题：第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第二，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第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座谈会为什么从分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开始？江泽民同志点明了要害，研究资本主义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但是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生产力还有了很大发展，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刘国光首先发言说，1950—1990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平均达到约4%，比1870—1949年高出约2个百分点。吴敬琏接着指出，在1890—1990年的100年里，以3.2%划一条线，二战前波动很剧烈，二战结束后比较稳定。王慧炯介绍了美国资本集中浪潮所采用的水平兼并、垂直兼并、倾斜式兼并三种模式。张卓元着重从经济目标和社会策略的角度作了分析。一些与会同志认为，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在于，战后西方国家总结吸取了历史教训，对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作出了调整，充分发挥了市场和科技的巨大作用，在认真对待社会主义制度挑战、加强福利、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也作出了努力。 王慧炯指出，在发达国家，新技术的应用使大企业获得了“技术租金”，改变了资本收益与工资开支的比例关系，促进了世界一体的市场形成。江泽民同志十分肯定大家对科技进步作用的强调，他说：科技的重要性，我们总是认识不到位。比方说，电子工业，我看全国至今还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领导干部知识水平不提高，对此就很难认识到。技术革命特别重要。二战结束以后，科学技术发展太快了。上大学我学的是电机系，当时教科书还都是电子管的内容，没有晶体管。现在呢？发展太快了。现在科技作用更重要了，不承认科技革命的巨大作用不行。 林毅夫认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兴起是战后资本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但这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成功，关键仍在于经济发展战略。杨启先谈到西方发展对我们的启示，认为必须解决好稳定与竞争的关系，按照客观要求及时调整有关改革和措施，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一些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做法。甄炳禧分析了战后世界经济超出预料的发展趋向，认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日益减少，贸易和投资的绝大部分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倪立羽谈到，根据伦敦战略研究所的资料，布热津斯基预计，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四大经济体之一，即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将来亚太地区的安全由中国的兴盛而改变，欧洲的衰败将随着苏联的衰败而改变。大家对此进行了充分讨论，多数人认为，要认真对待经济国际化（少数同志还提到全球化）趋势，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活动。 我在发言中指出，战后西方，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发生很大变化，总体分布结构从“金字塔型”转变为“洋葱型”，收入分配则从“倒金字塔型”转变为“倒宝塔型”。富人比从前多了，但是特别富的人少了；物质性、金融性资本的影响削弱了，劳动力资本特别是高级专业人员的劳动力资本的地位大大上升了；国家日益从市场经济体系之外进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之内，宏观管理成为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世界格局中两极化和不平衡依赖迅速发展。启示有四点：（1）经济现代化中最重要的是科技，而科技的基础是教育；（2）在不破坏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前提下，紧紧控制住总量关系的变化方向；（3）公平合理的竞争才能带来高效率；（4）同种所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 讨论中，江春泽引用了智利中央银行行长的一句话：在封闭的环境下搞现代化只能建成“乌托邦”。不少与会同志指出，我们千万不能把刚刚打开的门关上，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搞改革，都要了解外国，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环境。研究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事实上，江泽民同志首先让大家来分析研究外国，就是让大家再一次睁开眼睛来看世界，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像我们预期得那样走向灭亡，反而不断攀上经济发展的新高度？我们无法回避，而且作为局外人，观察和评论可能更少一些主观的东西。毫无疑问，这也贯彻了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基本方针。如果把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战后的发展及原因搞清楚了，接下来，中国应当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更容易理清楚了。 如何吸取苏联东欧的教训？ 12月6日，会议开始进入第二个专题，讨论苏东剧变及其教训。江泽民同志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主持词：我们一定要牢牢扣住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经济没有搞得很好？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的经济基础比西方怎么样？有的差，有的还不差，为什么后来都不行？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们研究苏东问题，怎么能够真正总结苏东的经验教训，把社会主义理论搞清楚，这是很大的问题。 留苏学习过的刘国光对苏联比较了解，在他看来，苏联垮台有多方面的历史深层原因，理论僵化、不改革、政治关系处理失误、民族政策不当、党的干部腐败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蒋一苇发言道：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重大挫折，有近因、远因、次因、主因，“和平演变”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想一想，1950年代东方和西方究竟谁怕谁？苏共覆灭根本原因是两条，一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这是根本的；二是党脱离了人民群众。中国为什么能顶住，因为十多年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老百姓说：“左不满，右不满，回到家里还是满。”他对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建议，对中央工作也提出意见，非常坦率、真诚。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蒋一苇就曾经去南斯拉夫考察所谓“工人自治”，长达一个月时间。他主张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提倡民主经济或者经济民主，更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他对于把商品、资本、股份制和市场经济都贴上资本主义标签很不以为然。同样的话，他说出来具有莫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其时他已罹患绝症，是从医院病房直接来开会的。 吴敬琏、王慧炯等认为，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没能把经济搞上去，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傅丰祥列举了许多财政经济数字，说明苏联经济恶化的原因在于体制和政策，他指出，二战刚结束时，捷克的生活水平比奥地利高10%，东德有一段时间比西德恢复发展得还好，匈牙利曾经也与西欧其他国家相差不大。崔琦说，苏联的演变与东欧不太一样，是苏共自己领导下发生了政权更迭、国家解体、经济崩溃。千百万人的价值取向和人心向背是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根子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不是工作问题。苏联对科技不重视吗？不能说不重视。对农业不重视吗？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就农业问题发了200多个文件。 周小川对比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思维逻辑，在他看来，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是分不开的，必须要靠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经济搞上去。江春泽认为，苏联没有把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区分开来，总是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宦国英、张卓元等同志认为，苏联经济建设失败根本上还是体制效率低下，计划分配资源。听到这里，江泽民同志说，社会主义如何把劳动生产率搞得比资本主义还高，这是个大问题。蒋本良特别强调了党的建设问题，他认为苏共长期没有从革命党、国际党的定位转出来。 有同志结合苏东的政治问题谈到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蒋一苇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沈晋福明确提出，中国的政治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和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但是现在感到提经济改革，内容比较丰富，说政治改革，文件中话很少。实际上，邓小平同志1986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有三个方面，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当时就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江泽民同志作了积极回应，他说，外国人来中国，特别是西方人来，总问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我回答说，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他们许多人都不知道中国还有民主党派。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当然要不断发展。紧接着，江泽民同志又谈到腐败问题，引用了古话，“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他说，我对腐败问题感到十分沉重。“七一”讲过反腐败问题，十四大还得讲。“七一”讲话中，最得人心的就是这一段。 我发言谈了苏联东欧经济停滞的历史教训。主要看法是，革命和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基于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持续时间一长，信息、利益和动力都成了问题，整个社会都养成巨大的惰性。等到很晚才真正启动改革，根本的矛盾已无法自己解决，社会各个领域都失去了对商品经济的记忆。所以，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如果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上，我们的事业将没有任何前途。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抓住根本，就是生产关系更适应生产力发展，创造更高生产率，按照最符合人类本性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使用资源，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能够为全体人民提供更公平更合理的生活条件。离开这些实质性规定，去追求这样那样貌似有道理的东西，必将走入歧途。 在总结苏东教训的会议结束时，江泽民同志有感而发地讲道，这次会议我们大家都畅所欲言，开得很好。我们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过去的历史和经济。苏联、东欧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只要我们真正吸取其教训，坚持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功。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在讨论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始终强调，计划与市场是核心问题。他说，总的感觉是，我们该放的必须放，该集中的必须集中。现在是应该放开市场调节的没有放开，应该用计划集中的没有集中。我们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具体怎么做是关键。我们有些东西该计划管的没有管，不该政府办的事管得太多。 刘国光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著述颇多，他在详细回顾了党和政府各个时期就此问题的各种提法后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以来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也是我们改革最重要的基础。杨启先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分析了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认为，计划与市场不是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吴敬琏谈到蒋一苇所总结的中国改革的两个突破：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他表示赞同。他希望中央把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定下来，应该恢复到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改革开放初期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用的提法，强调两者的结合，以此对新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改革的基本经验全面总结。经过讨论，多数与会者认识到：现代商品经济是有宏观管理的，是宏观调控下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江泽民同志非常认真地倾听大家的发言，他敏锐地抓住一个要害问题：“十四大要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容说清楚。” 一些同志还提出，应当由国内外市场信息来对经济活动发挥引导作用，不能把责任都放在计委和信息中心。周小川巧妙地触及到了姓“社”姓“资”的敏感话题。他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是要改进并收缩计划，二是要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要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的同时，不断发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他还结合国内形势，谈到重复建设、中央地方关系、财税改革、工资奖金膨胀等问题。在这个时候，江泽民同志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的大账是谁来算，谁来管？是国务院还是计委算的？按道理计委要算这个账。为什么算不了？江泽民同志严肃指出，各部门都从部门利益出发，无法搞好。 会议讨论到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问题，吴敬琏转引国家计委一位负责同志的话说，现在的计划不是牵牛鼻子而是抬牛腿，计划不能和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对着干。江泽民同志尖锐地对乱上项目的现象提出批评，首长批项目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毒。我认为，我们本事再大，也不能简单一批就定项目，谁有这个本事？还有，研究要搞成真正的可行性研究，而不是可批性研究。首长批项目，往往有贪污腐化，流弊丛生。他说，至少有两点，一是首长批示上项目要坚决反对；二是地方的利益驱动上项目，问题也很大，要解决。 12月12日，我发言说到，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现在，一个符合现代商品经济规范的新体制的基本轮廓，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个新体制里，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通过市场，一切市场关系都受计划调节，市场成为协调经济关系的基础机制，计划就是间接型的宏观管理。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劳动者参加生产活动并获取与其劳动成果相符合的报酬；而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责是，提供包括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在内的非盈利性公共服务，开展宏观调控及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当前的条件非常有利于加快改革步伐，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争取用5年时间完成基本转轨。 从多个角度研究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 江泽民同志特别注意从实际而不是概念出发来研究改革的目标体制问题。座谈会涉及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多次提到农业问题、粮食问题、乡镇企业问题、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工业生产的质量问题、库存问题、外贸问题、利用外资问题、投资项目的审批问题，以及民营资本投资问题、出口信贷问题，等等。在看似非常分散的议论中，江泽民同志总会抓住问题的要害，最后总要回到政府和企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来。 “你们猜猜看，巧克力上长了白霜还能不能吃？”一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向大家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早在解放前，他大学毕业就到一家食品厂工作，对生产、营销、市场调研、客户服务早有体验。后来又到一家肥皂厂工作，再后来到轻工产品设计、汽车、电机和核电等单位及部门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济政治工作经验。当问题具体化之后，思想就容易统一，传统观念就容易转变。 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农业和粮食问题，座谈会上多次涉及这些方面。江泽民同志说，粮食产量从8000亿斤到9000亿斤，用了6年时间，也就是1984—1990年，亩产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而且幅度很大，这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林毅夫发言说，粮食问题不能放松，中国的粮食产量历史上的波动大都在上下5%，最多是1959—1961年，达到15%，这是“大跃进”造成的。所以正常情况下，安全储备最多占5%，也即500亿斤。加上中国还有二季、三季产量，所以300亿斤就足可以了。总之，许多方面是要由市场来调节，但是也有一些方面要由计划来调节。江泽民同志提到不久前开另一次会议时，发现现在人们说粮食太多了，我给他们泼凉水，不要说粮食多了。今年安徽水灾，外国人就准备要看笑话，没想到我们有几百亿斤粮食储备。研究粮食储备问题，多储备，就得多拿钱。到底国家应储备多少？我看我们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系统。中央、地方都要有储备，都要有责任。将来要各级负责，适量储备，然后把价格放开。 能否提高实际效益，涉及库存问题。江泽民同志说，过去我搞过清产核资，库存里有许多东西是废品，没什么用处。生产了卖不出去，质量好的东西也经不住放。收音机、电视机，放上两三年，可能就不能用了。由于江泽民同志工作过的行业、企业非常多，他对我们自身体制和政策的优点缺点、利弊得失，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深切体会。这段话对大家很有教育和启发意义。对库存的态度，差不多可以说是区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个标尺，因为计划经济下人们只重视生产计划的完成，不会重视销售结果。国有企业真正做到销售导向、按订单生产，差不多花了20年的改革探索时间。 周小川发言谈到就业问题时说，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但是潜力也不小，第三产业发展余地很大，目前的企业通过优化劳动组合也还有很大余地。这一问题引起了江泽民同志的关注。他批评了科技人员随意改行的现象，他说，青年知识分子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要到基层去，深入搞专业，要解决都想留在大城市的问题。他问道，我们过去大学毕业，都想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地方，现在怎么大家都想留大城市，都不怕改行呢？吴敬琏等回答说，关键还是个竞争机制问题没解决，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 也许与早期参与经济特区和外贸外资工作有一定关系，江泽民同志对于扩大开放的建议十分支持。在一些当时看来非常敏感的问题上，他的态度也异常鲜明。有同志发言提到，现在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对我们贷款，提出要有改革开放内容的要求，一些部门一些同志认为这不能干。江泽民同志说，这没关系，我看可以干，他们什么目的企图不要管，我们是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于我们有利，为什么不干？不要因噎废食。有同志谈到对外援助，江泽民同志说，我看以后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就应当多用买方信贷或卖方信贷。我有一些实际的体会，例如1976年我就在巴基斯坦搞过电力工程。我看多搞外贸信贷比较好，推动我们的机电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有同志插话说，对提供信贷出口机电产品给落后国家，各部门看法不一，计委、经贸部、机电部和银行评价不一。江泽民同志特别嘱咐，这个事情可以协调一下，有个总的政策。我也可以做这个工作，大家一起商量，是可以解决的。 座谈会上对其他方面的改革也进行了深入讨论。张卓元强调，要建立合理的价格结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总体上要坚持渐进改革，但分领域、分地区应当加快。李琮重点谈了企业改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而不是人为选择的。陈东琪、刘国光等同志谈到，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公有制为主体不代表都要搞成公有制。傅丰祥认为可以搞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特别要发展公有为主的股份制，调整税收结构，研究扩大税源；要搞活大中型企业，减轻国有企业包袱；加强股份制改造，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筹资方式，而是涉及计划、投资、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只有产权清晰，企业才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傅丰祥还特别指出：我国证券占GNP比重不到10%，主要是国债，股票才有40多亿。但是，证券业要和银行业分开，政府要设监督管理体系。交易所要打破地方限制，上市股票不仅要在股民之间流通，也要允许在法人之间流通。应当培养和建立一批投资合作社。交易开放程度要逐步扩大，先让基金进来，然后机构投资人，然后个人，对外国人更要如此。关于股票和证券市场，江泽民同志作了一段评论。他说，证券怎么个搞法，我们要好好研究。目前定下来的是上海和深圳两个市场。证券市场发展的几个阶段我都见过。解放前，我在上海就看过证券交易。芝加哥期货市场，我也去参观过，有1000多人，吵得不得了，比纺纱车间还闹。股份制问题，现在不好简单说什么，恐怕将来要好好研究。在上海时，我专门开过几次会研究股份制。上海当时搞的股份制都是些小打小闹。我当时就提出过，搞大的行不行？我曾找过上海电机厂厂长谈，研究能不能试验股份制。要搞就搞几个大的企业试一试。弄几个比较有名的大企业试一试，我看翻不了船。 处理好着眼长远的发展战略问题 经济体制选择必然会涉及相应的发展战略问题。大家在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的同时，也介绍了许多世界上的新理论、新概念。更重要的是，与会同志都赞成，一定要面向未来，处理好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等多方面的关系。 多数与会同志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如果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八五”时期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六五”、“七五”的速度，而且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都将处于“起飞”时期。但是，不少同志在发言中也指出，政府不宜人为地追求高指标，过去已经吃过很多亏。江泽民同志充分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并且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他说，经济增长速度要有一个恰当的把握，既不能过慢，也不能过快。过慢不行，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慢了吃饭和就业都有问题，更谈不上赶超发达国家；过快也不行，快了就会出问题，质量滑坡，能源交通都跟不上。江泽民同志最后指出，关键是效益好不好，效益好，速度高点是好事，效益不好，速度很高，没好处。 会上有人发言提到，西方发达国家白领雇员早已超过蓝领工人，脑力劳动取代了体力劳动的主体地位，这与马克思、列宁所处的时代已很不相同。陈东琪特别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共同的特点是对人才的重视，对发展教育和人力资本的重视。有的同志在分析战后西方国家发展时得出结论：由于人力资本的地位不断提升，人们会越来越把教育费用看作是投资，对社会对个人都是如此，而且是收益率最高的投资。然而，最终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培养出源源不断的人才，能够具有自己的创造能力，实现创新发展。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国家必须尊重人才，个人必须奋力拼搏，要鼓励青年到生产科研第一线，要教育留学生回国施展自己的才能。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强调要增强竞争、鼓励创造、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市场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同时也关心公平公正、共同富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和做好公共服务，江泽民同志对此很赞赏，他后来回忆也说到，为什么关于改革的目标选择了那样一个表述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前面坚持要加上“社会主义”，这不是可有可无。社会主义说到底，还要坚持按劳分配，互相帮扶，共同富裕。李景贤发言说，多年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不是唱出来的、叫出来的。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很实惠，不能不看到西方的物质财富对老百姓的心理影响。与此同时，不少同志也指出，必须看到西方国家高工资高福利带来的消极后果，与会者一致赞成社会保障改革一定要早起步，要从国情出发。一些同志还提到，从西方的经验教训看，在物质生活条件普遍富裕了的国家，人们在心理上并没有增加多少幸福感，反而是精神疲劳代替了肉体疲劳，心理疾病、自杀、吸毒、社会犯罪、环境等问题十分严重。与会同志提出，中国一定要尽可能地避免重复西方的错误，努力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倪立羽认为，要正确估计自身，抓紧时间把经济搞上去，这样才能真正防止“和平演变”。对此，江泽民同志讲了一段很重要的意见。他说，要做到胸中有数，要清醒，“和平演变”是危险的。但是绝不能有兵临城下、草木皆兵的印象。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把经济搞上去。一句话：财大才能气粗。把经济搞上去，就需要稳定，不能乱。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地区差别问题，经济发展战略一定要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当有同志谈到苏联国内联盟与共和国关系时，江泽民同志特别指示说，应该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有同志介绍说，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苏共领导人，长期生活在一种错觉之中，他们以为苏联的民族问题解决得很好，其实正好相反。还有同志提出要注意苏联解体对我国可能带来的冲击。江泽民同志说，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我都去了。我们的有利之处是，这几年改革开放，边疆地区经济也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不过，我也看到，比较下来，还是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一些，差距大了也是问题。可以看出，从一定意义上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酝酿了。 温故知新有利于迎接挑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探索过程，也是一个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经典范例。历史经验再一次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始终富有饱满的理想和热情，拥有强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必须敢于正视现实问题，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经过10年的顺利推进，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1988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双重体制并存导致经济秩序陷入严重混乱，1989年又发生了社会动荡和政治风波，中国改革自然地也是必然地进入了一个调整期，需要认真总结、反思，明确新的目标。这个历史性的任务落在了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肩上。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下，江泽民同志从一到中央工作开始，就立足实际，认真研究思考如何继续坚持改革扩大开放。在主持座谈会的过程中，他紧紧抓住如何提高经济效率这个中心问题，不时就一些体制和政策问题发问，有些时候甚至是自问自答。这个系列座谈会是又一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务虚会。 1991年是国际形势动荡的一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海湾战争使得国际时局变得愈加错综复杂，国内经济、政治、社会面临许多挑战，内政、外交、国防工作头绪极多。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江泽民同志要处理的日常公务十分繁重。但尽管如此，他依然十分挂念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法，以及如何进一步明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指导原则，在百忙之中坚持“抓大事、议大事”，在不到两个月内总共抽出11个半天的时间召开座谈会，无疑是非常不易的。同时，在一些重要的方针政策性问题上，他有意识地引导大家进行反复议论和磨合，真正做到了陈云同志所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江泽民同志也非常注意联系学者专家，包括体改部门和研究机构。他曾经亲自给国家体改委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任贺光辉打电话，了解国内外有关经济改革的情况。江泽民同志还前后几次给陈锦华打电话，专门布置有关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调研。 江泽民同志重视不同意见，善于沟通和交流。在会议的一开头，他就告诉大家，咱们是关起门来讨论，允许各种不同观点，可以争论。这样做，不仅减少了认识上的差异和对立，而且让人感到心理上比较放松。历史经验证明，党的领袖和领袖集团，要正确把握大局，作出重要决策，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善于倾听各种意见。在广开言路、从善如流方面，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具有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真正做到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为我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定了基调。 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历史起点的时候，重温21年前江泽民同志主持座谈会研究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过程，给我们以许多新的启发。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将取得更伟大的成就。
政经观察
24年后国地税再度合并，上头与下头的财政博弈仍然在继续
【研究员】：
今年中国财税改革无疑会拉开序幕。在今年的两会上，关于房地产税、房产税、个税改革的呼声愈发明显，其中个别税种改革都已经确定了方案出台实施的时间表。由此可见，这一次国地税机构的合并，很有可能就是为将来的财税改革打个前哨。纵观中国财政史，我们就会发现每次财政关系的变化背后，其实就是上头与下头一次又一次的力量博弈。我们要注意的是，国地税机构合并并不意味着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历经24载风雨后，将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其不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分税制还将继续存在并实施。也就是说，上头与下头的财政博弈仍然在继续；换句话来讲，这次国地税机构合并只是一次税收蛋糕的重新分配，上帝的还是归上帝，凯撒的还是归凯撒，只不过是谁多谁少一点罢了。
三国演义曾说到：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这个逻辑按在新中国的税务机构上，发现也还挺适用的。 1994年，狗年，谈笑间，税务局离婚一分为二 2018年，狗年，两会中，国地税复婚合二为一 几日前，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自此，国地税机构合并已成定局，分居24年后的“两夫妻”即将再度联姻，实现“破镜重圆”。 1、分居24年后，为啥突然复婚？ 国地税机构已经分居24年之久，为啥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复婚”呢？解局君在微信号“解局财经”指出，其在这个时候进行合并调整，大体上就三点原因。 第一，不听指挥就自己动手。 目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财政变革是势在必行。 自从94年实施分税制后，下头被削藩，土地财政成为了下头经济发展的命根子，地方经济活力逐步流失；上头现在要对楼市进行整顿、调控，房产税、房地产税蓄势待发，这对下头来说，无疑是噩耗。 土地财政多好啊，事情少，卖点地，顺便涨点gdp；上头现在要严加看管，下头自然就不太情愿。所以，这一次国地税机构合并后实行的是双重领导，由上头来把控全局。 地方如果不听调配，那土地财政下欠下的巨额债务，可没人接盘。
当然，分税制从某种范畴内来看属于经济改革，强调的是收入；而这一次国地税机构合并属于政治改革了，它强调的是分配，合并后如何分配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二，劲要往一处使。 在两会记者会，总理对这一次国地税机构合并开了一个玩笑：他说自己调研时去餐馆吃饭，在餐馆里吃饭时由地税向餐厅收“营业税”，而打包带走就由国税来收增值税。他就问当地的有关部门，我要是站在门槛中间吃，那向谁交税啊，当地的有关部门回答他说：你这是在抬杠。 总理的玩笑揭露出了当前国地税目前的尴尬现状——企业办税困难；税务征收资源被浪费，征税成本高。 企业明明是向同一社会主体征税，却要用两套机构来完成征收，这就导致了国家资源配置出现了极大的浪费；而且，两套征税机构造成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是无法量化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地税两套机构加起来的工作人员，高达80万。 在这个时候进行合并，无疑是缩减政府开支，降低国家征税成本，实现对资源利用最佳配置的明智之举。再加之之前国家通过营改增，取消营业税，实现了税收以共享税为基础创造了两者合并的前提，另外双重领导机制也并非是一时兴起，比如之前早在上海就有实施案例。 所以这一次的合并，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遏制上下层面的“恶性竞争”，推动财税改革进程。 另外，国地税自从1994年正式分家后，双方为了扩大收入，争夺财源，相继出现了恶性竞争，直接导致了抢税现象的出现，部分地方为了增加财税收入，以招商引资为名推行所谓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其实就是地方抢税手段的瞒天过海。 为了避免财税收入的流失，国地税机构合并就显得尤为关键。 另外，今年中国财税改革无疑会拉开序幕。在今年的两会上，关于房地产税、房产税、个税改革的呼声愈发明显，其中个别税种改革都已经确定了方案出台实施的时间表。 由此可见，这一次国地税机构的合并，很有可能就是为将来的财税改革打个前哨。 2、每次财政关系发生变化，背后都有力量在博弈 税收，是国家的主要经济收入，同时也是中央与地方最为重要的“钱袋子”。我们都知道钱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也正是因为它的重要性，所以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税收除了经济属性外，还在无形中具备独特的政治属性。 无论是在古代和当今，税收都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部分的。大头归中央，小头划给地方；一旦这个关系出现失衡，以中国历史的桩桩教训来看，那带来的就是王朝的动乱与更迭。 在汉朝，郡国并行制的实施给予了诸侯王国莫大权利，收税、铸币等等，于是有了钱的诸侯王国来了一场“七王之乱”，让汉武帝赶紧推行推恩令，实行盐铁专卖；唐朝的刺史制让地方总揽了军事、财政、行政等，于是，在经济上占据了主动地位的安禄山、史思明弄了场“安史之乱”，目睹盛唐陨落的赵匡胤立马来个转运使，没别的，就是收地方的钱。 如果觉得这些都过于遥远，那就看看清末，号称晚清四大名城的曾国藩，组建湘军时创造性的发明了“厘金税”，于是各地总督、督抚纷纷效仿，有了钱后，这些“国之栋梁”就不老实了，和八国联军搞个“东南互保”，让他们和慈禧打的不亦乐乎，自个看热闹。 大清亡后，无论是后面的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拿地方没办法。为啥？因为人家下头比上头还有钱，凭什么听你的，北洋政府时期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国民政府时期的阎老西、李宗仁、龙云，哪一个不是钱在袋子里叮当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中力量办大事”，地方的财政权和事权都比较小，所以上头与下头相处的和谐无忧，但是后来，搞“包干”，提倡“分灶”吃饭。中央授权给地方让它们充分的去闯，获得的财政收益也大部分让地方自留。 地方的积极性上来了，权利大了收入也多了，但是财政缴纳的额度还是不变的，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下头比上头还有钱。 到了80年代，中央财政收入越来越少，财政捉襟见肘，不得不通过各种名目问富裕的地方财政借钱。1993年7月23日，当时分管经济的朱镕基在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上，针对这种情况朱镕基来一句朱式警句“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于是，为了防止历史教训的重演，手一挥——分税制来了。 分税制将地方财政的大头收缴到上面，只留下小头给地方政府作为“日常开支”，这一改革，将上头和下头的收入格局彻底打破，效果更是立竿见影。 1994年2月，也就是实施分税制1个月后，中央财政就环比增长了61%。 自此，上头对下头的掌控得到再一次强化和确认。 3、博弈的本质是平衡 纵观中国财政史，我们就会发现每次财政关系的变化背后，其实就是上头与下头一次又一次的力量博弈。下头强，上头弱，那王朝经济根基不稳；上头过于强势，地方的积极性就被打压，地方经济发展就容易丧失主动性。 所以，只有双方在不断博弈中相互妥协、谦让，维持一定的平衡才是正途。 分税制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它的存在固然在一定时期内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其带来的诸多问题也是新环境下需要我们解决的。所以，国地税机构合并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国地税机构合并并不意味着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历经24载风雨后，将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其不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分税制还将继续存在并实施。 也就是说，上头与下头的财政博弈仍然在继续；换句话来讲，这次国地税机构合并只是一次税收蛋糕的重新分配，上帝的还是归上帝，凯撒的还是归凯撒，只不过是谁多谁少一点罢了。 4、他俩“复婚”，全家吃糖 自从，国地税机构合并的方案在两会上获得通过后，这就意味着这个多方共赢的“复婚”行为，即将为大家派发红利。 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正如前面所说，国地税机构的合并，让机构重复，资源浪费严重的现状得到了遏制；即将与机构合并随之而来的人员缩减，既会降低国家对税务部门的管理成本，也将提高税务办公效率； 另外，随着两者的合并，机构的管理也更加透明，像去年地方大规模的财政数据造假的可能性，也将大大降低； 最后，两者的复婚的另一好处就是，在不改变央地财政格局的前提下，激活了地方经济的活力；这次机构合并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征税权将上收到上头，但是地方并不是白白“奉献”，在增值税的收入分配上，地方的比例从25%上调到了50%，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活力。 从企业层面上和我们普通纳税人的角度来说，此次国地税机构的合并，让企业和纳税人的纳税办税工作都轻松了一半，办税成本得到大幅度降低，以后在交税纳税的时候再也不需要“两头跑”了；另外，两者机构的合并让政策实施也更加具体化，这无疑让企业的营商环境得到了改善。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改革中收获了巨大的发展红利，而在经济改革步入深水区的时候，那么体制的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上头机制的改革在两会上已经通过了，那这次国地税机构合并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地方机构变革的信号。
国情研究
英雄不问出处：近三届以来中央政府人事结构的学历背景
【研究员】：
国务院组成部门的一把手确定了。仔细看名单能发现几个要点：人大厦大帮崛起，吉大派收缩，西政人成黑马，北大站在塔尖。但英雄不问出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能被历史推上更大的舞台……
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认定了国务院组成部门的一把手。随着这些部委掌门人的陆续到位，新一届中央政府的人事结构已然清晰明了。 包括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务院组成部门领导人在内，这张名单共有36人。 在他们当中，有的是学霸型官员，盛产高质量论文，在分管的专业领域中游刃有余，有的是实务型高手，虽非名门出身，但一路披荆斩棘，解决了很多转型中的难题；有的是海归，研究过世界上的先进经验，思想接轨国际，也有的是本土化人才，深刻理解国内的特殊情况。 旺角黄局长、路口大爷在微信号“智谷趋势”指出，虽然学历并不是官员晋升的充分与必要条件，但从中也可以看得出仕途规律的一些端倪。本文从“第一学历”入手，梳理近三届以来中央政府人事结构的学历背景（不包括中间更替进来的官员），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几个要点： 人大厦大帮崛起 吉大派收缩 西政人成黑马 北大站在塔尖 01、北大吃香 清华北大是中国教育系统上并肩的两座雄峰。 十三届全国人大选出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中，北大有6个校友入选，清华只有3个，分别毕业于反应堆工程专业、建筑系建筑学专业、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专业，以理工科为主，而北大的则基本是人文社科类。这也与两所学校的气质十分吻合：清华是工科生气质，北大的校园则充满思辨性色彩。 拉长历史看： 十一届，北大3个＞清华2个； 十二届：北大3个，清华也是3个。 总体上来看，毕业于北大的高材生，这几年在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占有优势。不过，在更高层，清华毕业的学生不输于北大。 坊间常有“北有北大，南有复旦”的说法。但近三届以来，来自全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的复旦学子，其表现并不如意，这一次有一个校友进入名单，以往都是零，远远落后于身处首都的北大，甚至还不如山东大学。 02、谁在崛起 今年，“人大帮”和“厦大帮”崛起的速度势不可挡，分别以3人、2人的态势强势跻身前三、前四，仅仅落后于清华北大。 此次“厦大帮”有两位校友出任部委一把手，而且是财经领域最要害的部门。 厦门大学经济系的何立峰担任国家发改委主任，而他的同学刘昆则出任财政部部长，两个人都来自粤东地区，一个是梅州人，一个潮州人。可以说，这一次厦大帮占据了两个要害部门，其影响力之盛达到了历年来的巅峰。 “人大帮”出手更是不凡，一举打破十五年来零的记录：雒树刚出任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刘鹤为副总理，肖捷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一届中国财经新班底中，不少人来自这两所学校，或经济学或金融学出身，属于技术性官僚。他们将会主导本轮金融与经济改革，其决策与每个人的钱袋子息息相关。 比如说刘昆，作为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人员的新面孔，他将应对财税体制方面的挑战，继续完成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西政帮”在今年一跃成为黑马——作为一所“三非”大学，竟然出了两位部长：陈文清出任国家安全部部长，胡泽君出任审计署审计长。 说起来，“三非”真是每个西政人心里的痛。这所偏距西南一隅的政法大学曾经是法学界“五院四系”的泰山北斗，中国政法领域的“黄埔军校”，缔造了一届学生中有14人担任省部级干部、100人担任厅局级干部、知名法学者超100人的“78级神话”，却在各兄弟院校纷纷搭上985、211列车时，被中央下放至重庆市管理，引来不少“没落一流大学”的叹息声。 今天西南政法大学用实际的行动告诉你，什么才叫最励志大学。 03、谁在没落？ 在这份名单中，有一个全国顶尖的学校人数出现了减少，它就是吉林大学。这所大学前身为东北人民大学，堪称共和国根正苗红的骄子。 建国初，中国理论化学界一代巨匠唐敖庆率一众青年才俊勇闯关东，为东北打下全国数一数二的理工实力，成为教育界一大丰碑。 当初六校合并，长春坐落于吉林大学之中，其学科顶尖，学界影响力不容小觑，就算在政界也不例外——吉林大学已连续多年在中国大学杰出政要校友排行榜上只稍稍落后人大一个身位，位列第四。在前两届中，吉大本科毕业的正部级一把手尚有两位，不过，到了这一届，则为零。 04、英雄不问出处 本届国务院组成人员，其毕业院校分布如下： 可以看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外交领域影响力很大，比如外交部长王毅毕业于此。 虽然名校占了大部分，但也有一些实力并不雄厚，甚至有些名不见经传的院校，为国家培养了正部级或以上干部，比很多双一流大学都厉害，比如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蒙古族师范学校、辽宁科技大学等。 如果统计近三届的话，这份名单还会更长： 这些都充分说明英雄不问出处。在中国这样极具复杂性的国家里，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才被历史推上更大的舞台。
社会透视
如何看抓住时代红利的一代人？再有手段，也敌不过趋势
【研究员】：
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一代人，是时代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也是红利的分享者和捕捉者，当然也会成为现有利益的维护者，这是一个社会由草莽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了一个群体、富裕了一个群体、改变了一个群体，也造就一个既得利益群体。纵观人类历史的治乱循环，其根子都是贫富分化和财富聚集，当年轻人没有机会，当阶层流动停滞，当既得利群体阻碍经济变革，往往会引发社会混乱和溃败。此时，就需要一套机制（如集权强势的政府）来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营造一个改革创新、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离开了时代，你什么也不是。再有手段的人，也无法和趋势抗衡。在权力面前，今天的中国富豪们依然显得卑微。
李嘉诚宣布退休了。 他是无数草根青年的榜样和楷模，凭一己之力，借助时代大潮的风起云涌，阶层上流、财富暴增，并多年蝉联华人首富。而近些年，关于他的争议也纷扰不止：在贫富分化的香港，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几大家族近乎控制了当地经济的命脉，香港城一度被称为李家城。 经济畸形依赖地产和金融的香港，在这一波互联网科技革命中败下阵来，原因之一被认为是既有利益群体对经济转型和变革的阻碍，李嘉诚首当其中。在大陆，李嘉诚囤积大量土地而不开发，反而倒手转卖赚巨额差价，再加上撤资香港和大陆转投海外，试图离开发家致富的土地，更是引得一片非议…… A先生在微信号“米筐投资”指出，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一代人，是时代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也是红利的分享者和捕捉者，当然也会成为现有利益的维护者，这是一个社会由草莽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放眼亚洲，如何看抓住大时代红利的一代人呢？ 1、朴槿惠的反对者与支持者 2016年，韩国女总统朴槿惠爆出“闺蜜干政门”丑闻，随着调查的深入和事件的发酵，朴槿惠遭遇弹劾、并被罢免总统职位。 在此期间，因为同一个朴槿惠，竟出现了争锋相对的两个群体——一个是以年轻人为代表的反对者，他们强烈要求罢黜朴槿惠，并关押受审；一个是以老年人为代表的支持者，他们坚称朴槿惠无罪，并要求立马无罪释放。 为什么呢？ 因为年轻人饱受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高工作强度之苦，在阶层固化、社会稳固的韩国，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和资源掌控在老年人手中，哪怕再努力，也难以实现阶级晋升。于是，反朴槿惠、反贪腐、反财阀政治、财团政治，就成了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宣泄口。 老年人就不痛恨这些弊端吗？其实这些弊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朴正熙主政时期，以国家力量支持大企业、大公司、大财阀的发展，于是有了三星/大宇/现代等享誉全球的知名企业，促进了韩国经济的腾飞，也由此才有了大企业与政治勾结的财阀政治。 与其说老年人同情朴槿惠，不如说他们感谢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正是在他的专制领导下，韩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而这群老年人——汉江奇迹时代的年轻人，成了最幸运的一代人：财富暴增、草根逆袭、阶层跃升、人生赢家，并牢牢掌控了现今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 在朴槿惠的身上，似乎看到了两个对立的群体——一个掌握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并力求阶层稳固、努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一个想急切的打破这种社会固化，要出人头地、要人生升阶，并充分利用每一个时机。 这种矛盾不仅出现在韩国，同样出现在日本、香港、台湾，以及有过财富炸裂大时代的任何发达经济体，因为总有那么一代人能幸运分享大时代的红利，并顺势组成利益群体。 2、大时代下幸运的一代人 日本经济起飞于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赶上大时代的是哪个群体呢？主要是四五十年代出生的那群人。如今这群人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上，你看看日本大财阀、大株式会社的一把手大多是老年人就知道了，他们本该到退休的年龄，把资源让给年轻人，但没有。并且日本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老年人掌控资源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韩国的汉江奇迹，起始于六七十年代的朴正熙时期，幸运的群体出生于五六十年代，而今他们年龄最小的也在55岁以上，在掌握了大量资产（如房产）后，还享受丰厚的退休金，他们就是支持朴槿惠的人。 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经济比较特别，主要受大陆/东南亚华人、华侨影响较大，国共内战时，就有一批上海/广州的资本家迁往香港。四大家族中，除郭得胜出生于1911年外，其他的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郭鹤年（马来首富，长居香港也被认为之一）都出生于1920s年代，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经济起步时，他们是三四十岁的年纪。香港经济八十年代起飞时，同样造富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 跟韩国同时起飞的台湾，最大的受益群体也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如今他们都在55岁以上，是2300万台湾人中被认为掌控财富和资源的那个800万（另两个800万分别是中产上班族和底层收入群体）。 四五十年代出生的日本人、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韩国人/台湾人，他们是当下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的占有者和支配者，难道他们比上一代、或下一代更努力、更勤奋、更聪明吗？当然不是，是因为它们遇到了时代风口、享受了时代的红利。 离开了时代，你什么也不是。 3、1965-1985，改开后的这群人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 我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1978年，我们取个整数好了——1980年。1980年正处于身强体壮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出生于哪一年呢？我们折中按25岁算好了，就是1965年前后出生的那批人。八九十年代是劳动致富的最好年代，只有胆子大、肯吃苦肯下力，赚取人生的第一桶金是很容易的，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 到了2010年，中国经济早已进入过剩时代，我们能明显感到金融/资本的力量，而劳动在财富分配中的能力却在减弱，产业日益成熟，但还算有些机会。这个时候25岁前后的年轻人出生于什么年代呢？1985年前后。 是的，1965年—1985年之间出生的这代人，是改革开放红利最大的受益群体，如果我们再把时间前后拉长10年，就是1955年—1995年出生的这批人，占据了绝大多数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出生早的——时代来了，可你老了；出生晚的——时代来了，可你还没出生。你听说过95后凭借自身的努力买房买车的吗？或许有，但绝对是少数。 现实也印证这一切。 中国的几个房地产巨头几乎都出生于五六十年代： 王石出生于1951年； 任志强出生于1951年； 王健林出生于1954年； 杨国强出生于1954年； 许家印出生于1958年； 潘石屹出生于1963年。 最早的一波房地产热潮，是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的海南和北海，之后有了1998年的房改，从此房地产迎来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这几个巨头都处于黄金年龄的四十多岁。 中国的几个互联网巨头，几乎都出生于六七十年代： 马云出生于1964年； 雷军出生于1969年； 李彦宏出生于1968年； 周鸿祎出生于1970年； 马化腾出生于1971年； 刘强东出生于1974年。 中国的互联网行业起步于90年底末期，发轫于2010年，那时大佬们都处于黄金年龄的三十多岁（互联网更适合年轻人）。 当一个行业风口到来时，能抓住它们的，都是恰好年龄段的年轻人。 改革开放后的这代人，如同日韩港台经济起飞后的那代人一样，都顺势逮住了时代的运气和红利：创办了一家公司、占据着公司中高层的岗位、买城市最好地段的房子、掌握社会最好的资源…… 为什么90后之间交流都用QQ，而一进入了职场就用起了微信呢？因为他们的领导用微信、公司的客户用微信、上下游合作商用微信、掌握社会资源和财富的一批人用微信，他们不得不就范啊。 4、当红利逝去，当现世安稳 当时代的大潮退去，有一代人收获满满、硕果累累，而没赶上的人再怎么努力也难以望其项背，分享到时代红利的人，占据着社会财富和稀缺资源，并拥有着绝对话语权。 这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因时代红利而当掌握资源的人，慢慢变老，则欲望降低、消费降低、创新降低，大概率会演变成既得利益群体（这里是中性词，维护个人的利益和既得收益是人的本性，无法道德谴责），从而让社会活力下降、消费萎靡、创新进步不足——爱折腾、想花钱的年轻人没有钱啊。并且随着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老年人掌控资源的时间会越来越久，等他们驾鹤西去的时刻，下一代的年轻人也老了啊。 这种影响在日韩港台体现的较为明显。 为什么日本会进入低欲望社会？为什么银行近乎零利率还是没人愿意借钱消费？为什么二次元、宅文化、佛系这么普遍流行？因为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哪怕再努力也赶不上父辈们的成就，所以就寻求内心安宁、自我安慰调节了。台湾年轻人中流行的小确幸文化，也是在父辈们掌握资源和财富、反抗无力后的一种妥协。 韩国年轻人为什么这么痛恨朴槿惠？香港青年为什么这么厌恶大陆游客和普通话、并力挺港独？台湾年轻人为什么自我认同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因为对现状不满，因为需要发泄的对象。可这种闹腾几乎没用——因为有庞大的中产阶级和掌握社会资源的人，在做稳定器。 从乐观的角度说，这是社会秩序井然、各得其所、稳固安定；从悲观的角度说，则是阶层固化、上流困难、代际传递。 有什么办法呢？是有那么一代人运气好，群体性收获了低垂的果实，而后来的人，则只能有一小部分通过爬树、站凳子、架梯子去够更高、更靠上的果实。 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了一个群体、富裕了一个群体、改变了一个群体，会否也造就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呢？ 后记 纵观人类历史的治乱循环，其根子都是贫富分化和财富聚集，当年轻人没有机会，当阶层流动停滞，当既得利群体阻碍经济变革，往往会引发社会混乱和溃败。此时，就需要一套机制（如集权强势的政府）来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营造一个改革创新、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 期待中国能探索出一种新路径。 那位娶了毛阿敏的神秘富豪，现在把核心资产交给了国家 又一位中国富豪交出了核心资产，他就是毛阿敏的丈夫、中植集团的解植锟。也许这个名字没有王健林、李嘉诚这样广为人知，关于他的故事，我们等会再说，先看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2018年3月12日，A股上市公司经纬纺机发布公告称，购买了中植集团所持有的中融信托约32.984%股权。加上之前所拥有的股份，交易完成后，经纬纺机共持有中融信托约70.46%的股权。从此前不过问实际经营的股东，成为中融信托的实际控制者。 也就是说，解植锟将把自己的核心资产“中融信托”拱手让与经纬纺机。据资料显示，经纬纺机是大型央企，实际控制人为国资委旗下的中国恒天集团（持股57.73%）。 经纬纺机这次的购买方式是换股加现金，交易完成后，中植集团成为了经纬纺机的第二大股东。但中植集团也发布了公告，所持股权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锁定，将永不谋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 而在另一份公开声明中，中植集团则表明了此次转让股权的初衷：“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进行产融结合战略转型”。 解植锟，神秘的中国富豪 解植锟，在2017年的胡润富豪排行榜上，以175亿元的身价排在全球第834位。在中国财富江湖上，解植锟并不是钱最多的那一个，但他绝对能排进最神秘的富豪榜前十名。 他极少公开露面、发表演讲、接受采访，更不会在年会上唱《假行僧》，媒体对他的信息知之甚少。但他的身上，还是被打上了多个标签，其中最显眼的有两个：原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值春的弟弟，著名歌星毛阿敏的丈夫。 对于这些标签，他从未承认，也从未否认，“闷声发大财”这句话，在他身上得到了最标准的体现。 出生在黑龙江小兴安岭一个小村庄的解植锟，曾经是当地一位林场工人，他是如何从工人到神秘富豪的？这段经历至今还是当地人津津乐道的传奇。 有人说，解植锟的第一桶金，来源于小兴安岭的木材。后来关于中植集团的报道中，也曾提到，公司的初始业务，是“木材和造纸材料”。 还有人说，解植锟的发达，来源于哥哥谢值春的帮助。公开资料显示，解植春历任黑龙江省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处长、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执行董事、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 今天，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传言的真伪，但能确定的是，解植锟从一位林场工人，发展到能和明天系、复星系并驾齐驱的资本大鳄，他是一位有手段的人。在短短十余年间，他旗下的中融信托已是国内最大的信托巨头，与中信信托、平安信托齐名，2017年，更是以28亿利润位列行业第四。 Mr.海在微信号“海那边”指出，但再有手段的人，也无法和趋势抗衡。 随着国家对金融业监控力度的加强，特别是要重点整治影子银行和信托领域。（银监会主席郭树清2018年3月9日发言。）金融业野蛮生长的好日子似乎是到头了。 解植锟此时将核心资产“中融信托”交出，是明智的，外界一致认为，这一招“弃车保帅”让他得以“安全落地”。 富贵当学李嘉诚 100多年前，一位英国商人这样记录他看到的中国行商——那些富可敌国的商人：“在海关官员面前——行商们从来都行跪拜礼，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骄傲的官员允许他们起身，他们的眼睛也从不会超过他的官服的第九粒扣子，疏忽了这项严格礼节，行商就会遭到最严厉的乱棒责打，如同处罚一个普普通通的轿夫。” 第九粒扣子是什么位置？领口是第一个，第九粒扣子都快到肚子了？那种卑贱之状，令英国人大为震惊，而中国人却以为天经地义。 在权力面前，今天的中国富豪们依然显得卑微。 《老子》里有一句话，叫做“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2000多年前的古人智慧，已经给我们这个民族的财富积累以深刻的警示。 可惜的是，我们很多人只喜欢这句话的前面四个字“金玉满堂”，还做成匾额或横幅，挂在自家厅堂，不喜欢，也不愿意去面对后面的话，等到大难临头，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到时即使只想做个普通老百姓，也不可得。 当年袁宝璟被抓后，妻子卓玛四处奔走，捐出价值几百亿的油田想要换丈夫一命，也未能如愿。 这些年，中国富豪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刷新着全球榜单的记录，王健林、马云、马化腾、许家印……榜首轮流坐庄，但最令我佩服的，还是李嘉诚。 “富贵当学李嘉诚”，不仅仅是创业，更是守业。 能够做到像李嘉诚那样，急流勇退，不赚最后一枚铜板，将资产安置在更安全的地方，为子女留下几世的富贵，真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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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6 15:2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