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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将推动中国经济的第四次开放--高层决策周刊20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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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 09:09: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上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北京的神秘访问,可以说,既让外界感到突兀,又在情理之中。“突兀”说的是此前似乎没有一点迹象,外界关注的是金正恩4月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会晤,以及5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情理之中”说的是,随着朝中都感受到美国压力,尤其是美中近期显示出全面对抗态势,中朝重新接近,中对美打“朝鲜牌”是迟早之事。

中朝互为对方应对美国压力之牌,这是双方迅速接近的根源,这次访问确认两国传统友谊并凸显意识形态色彩。一旦朝鲜的经济有了很大好转,金正恩对无核化的态度会变得“模糊”起来,尽量拖延,用中国朝鲜问题专家杨希雨的话说,朝鲜在无核化问题上最多是“斩草而不除根”。在朝核问题上,这很可能是美中博弈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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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访华:中朝互为对方应对美国压力之牌
【研究员】:

中朝互为对方应对美国压力之牌,这是双方迅速接近的根源,这次访问确认两国传统友谊并凸显意识形态色彩。一旦朝鲜的经济有了很大好转,金正恩对无核化的态度会变得“模糊”起来,尽量拖延,用中国朝鲜问题专家杨希雨的话说,朝鲜在无核化问题上最多是“斩草而不除根”。在朝核问题上,这很可能是美中博弈带来的后果。


上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北京的神秘访问,可以说,既让外界感到突兀,又在情理之中。“突兀”说的是此前似乎没有一点迹象,外界关注的是金正恩4月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会晤,以及5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情理之中”说的是,随着朝中都感受到美国压力,尤其是美中近期显示出全面对抗态势,中朝重新接近,中对美打“朝鲜牌”是迟早之事。

朝鲜一直想摆脱中国对它的控制,金正恩更是如此,但朝鲜是否有借“特金会”而将中国排除在美朝谈判之外的想法,则存疑。毕竟中国掌控着朝鲜的经济命脉,朝鲜要打破联合国的制裁,还得依靠中国。朝鲜如果在“特金会”前不知会中国领导人,留给中国一种绕过自己的印象,那么代价将会相当巨大。

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习近平为他举行的午宴答辞中透露,朝方建议金正恩访华,中方很快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做了周密安排,这说明,金正恩经过慎重考量后认为,需要结束目前朝中之间的冷淡状态。否则,对朝鲜处境的改善会很不利。

第二,另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是中美关系的全面恶化。美国今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同时在南海、台湾、经贸问题上向中国出手施压,尤其是“台湾旅行法”的通过以及美国高官的访台,直接冲撞了中国底线和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会认为,美国是要同中国打一场全球范围的新冷战,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一旦中国决策层对美国形成了这样的认知,势必要采取反制手段。而朝鲜就是中国手中用来对冲美国“台湾牌”的一张牌。

根据中国官方消息稿,习近平在谈到金正恩此次来华访问时,用了“时机特殊、意义重大”来表述。所谓“时机特殊”,在这里有三层含义:一是指朝鲜正处于联合国的严厉制裁这个特殊时刻;二是指金正恩马上要同文在寅和特朗普会谈这个特殊时刻;三是指中美开始全面对抗这个特殊时刻。在这个“特殊时刻”,中朝要抛弃过去的芥蒂,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外部挑战。

这种对两国传统友谊的确认,实际上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过去的同盟关系。和过去的同盟关系相比,新时期的同盟关系,既要延续传统友谊的历史合法性,更要凸显意识形态色彩,即中朝双方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本质,这一点在习、金两人的讲话中得到鲜明体现。

故接下来可想而知,中国将会参与“特金会”甚至半岛北南首脑会谈的议程、议题准备与设计。金正恩已经在“习金会”上表示,在半岛无核化及其相关事务中,朝方希望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协商对话势头和半岛和平稳定。换言之,金正恩这次来访,除了恢复中朝两国的传统友谊外,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向中方通报“特金会”的朝方准备情况,征询中方意见和建议。

一旦朝鲜的经济有了很大好转,金正恩对无核化的态度会变得“模糊”起来,尽量拖延,用中国朝鲜问题专家杨希雨的话说,朝鲜在无核化问题上最多是“斩草而不除根”。在朝核问题上,这很可能是美中博弈带来的后果。

1522580102345344.jpg 自上任以来,这位美国总统的朝鲜战略一直相当清晰。特朗普希望对朝鲜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其放弃核武器,尤其是那些可能直接威胁美国的核武器。为此,特朗普频繁地发出军事行动威胁,称要对朝鲜方面释放“火与怒”。但他也一直有意利用中国——朝鲜最亲密的盟友——对金正恩政权施加尽可能大的外交和经济压力。其目标是,美国的威胁和中国的施压相结合将迫使朝鲜屈服。从更广的意义上看,美朝峰会(以及在那之前将举行的朝韩峰会)的前景,显然将带来一种可能性,即所有冰封的问题或将开始解冻。真正的外交进展还将包括讨论最终缔结一项朝鲜半岛和平条约,以正式结束上世纪50年代初爆发的那场战争。目前,各方只是签署了一个停战协定。韩国由鸽派总统文在寅领导的政府也渴望恢复韩朝经济关系和民间往来。但让中国重新加入解决朝鲜问题的外交进程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最近几个月,中国的论调一直是,北京方面对朝鲜政权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但金正恩认为有必要在同美韩举行峰会前访问中国的事实,凸显了中国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一方。怎么会不是呢?——毕竟朝鲜90%的贸易都要通过中国。北京方面可能希望,中方有可能帮助说动朝鲜这一点或许会促使特朗普政府放松对华贸易制裁。但特朗普的贸易团队现在并不愿意让步。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特朗普非常渴望达成一项可作为其执政才能的证据来炫耀的“世纪交易”。他不会希望博尔顿挡住自己的路。


【研究员】:
[color=rgb(51,]【研究员】:
[color=rgb(51,] 1522580178439544.jpg 多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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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善达:特朗普对我们改革是一个新的压力因素
【研究员】:
“最近特朗普动作不断,对内推减税对外加关税。所以刚才提到的那几项改革,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包含一部分应对美国税制改革的因素在里头。我认为即使没有美国特朗普的影响,中国这几项改革也得搞,但是美国这一搞,给我们施加了新的压力,需要我们比过去考虑得更快一点,力度还要大一点。特朗普对我们改革是一个新的压力因素。”“从财税改革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国务院下的决心还是比较大的。这里面有几项主要的政策,最晚明年1月1日能出台,快的话,有一部分在2018年中间就可能出台。”
最主要的财税改革——营改增营业税是1994年遗留下来的一个并不好的税种,但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只能保留以后一定要废掉的一个老的税种。1994年到2012年,营业税持续了将近20年的时间,直到2012年上海先开始试点,然后到了2016年,全国才完成了全部的营改增。所以等于是从1994年到2016年,花了22年的时间,才把我们1994年就决定要废除的税种改变过来。实际上营改增从2009年就开始讨论了。2009年的时候,增值税的机械设备税款抵扣的问题,全国都解决了,大家马上就讨论营改增,说营业税应该改革了,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但是从2009年到2011年,三年之内没有形成任何推动改革的被大家所接受的一个方案。经过这一番讨论以后,他们就下决心,在上海先进行部分营改增的试点。刚才我说的那几个问题:第一个,减税,由上海承担,不要中央补贴;第二,减税以后,营改增以后的增值税,还是百分之百给地方,但是抵扣原来的增值税,新的抵扣,中央承担75%、地方承担25%,解决了中央地方的关系;第三,上海的税务局是合在一块办公的,所以这个也不存在问题了。但是这中间又经历了一点曲折。2013年的时候,国务院决定再推动铁道、电信、建筑业实行营改增。结果到了2013年底,只有铁路实行了,电信里占很小一部分的邮政实行了,也就是实现的行业还不到一半。到了第二年5月份,电信也实行了营改增,但建筑业就不提了。因为很多地方政府认为按照原来营改增的方案,营业税改增值税减少的这一部分收入是由地方承担的,很多地方政府给中央打报告说,再深化扩大范围,地方财政就支撑不了了,所以这个事就放下来了。这个困难对推动改革还真的是比较难处理的一个事。但是这个事情变化出在哪?出现在2015年的12月。因为在那个节点我们实行了供给侧改革,使得我们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那一年,国际上开始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因为金融危机而购买力降低,很多所谓的“三来一补”行业的国际订单大幅度减少,我们再想靠这种低成本的发展就不可能了。这样一直持续到2015年底。这个时候劳动密集型企业干不下去了,不是我们不想干,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允许了,环境排污不行了,产能过剩了,小煤矿也关了,自然资源价格就起来了。所以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外迁,迁到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我们不希望它外迁,但是经济结构变化了,它自然就走了,一些中国类似的企业都走了,何况外国的企业。这样来推动经济发展,我们税制上还有很多不适应的东西,矛盾就更加尖锐了。所以在2016年的两会上,总理就宣布,当年的5月1日起,要把当时还没有实行营改增的几个行业全部实行营改增,包括建筑业、不动产、生活服务业、金融业等等。现在回忆一下,这是总理给我们财税部门立的军令状。也就是说,这个决心是领导下的,5月1日就要干。到第二年的5月1日,原计划要减税5000亿,实际上财政部、税务总局计算总共减了7000亿,超过了原定的减税目标。但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感到获得感不强。减了那么多钱,企业怎么觉得没有减多少呢?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和欧洲的增值税相比我们的增值税有一项很不规范的政策。欧洲是增值税的发源地,它的增值税是比较规范的增值税,它的做法是:每个月算一次账,这个月你的销项税减进项税,如果你销项税多,抵扣的税少,你就交税;如果是负的,销项的税少,购进的税多,就退税。企业为了预缴税款:第一,他要提高杠杆率,就要去借钱。不借钱,他没有那么多钱;第二,他要承担财务成本,要支付利息。什么样的企业留抵税款最多?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买设备,预缴17%的税款;搞厂房,预缴11%的税款……投资越大,预缴税款就越多。按说应该鼓励投资,但是我们这个政策对投资是一种负面的抑制作用,特别对我们现在鼓励的高科技重资产企业,负面作用就更大。连华为都承受不了了企业劳动力成本高,是因为职工工资太高吗?不是,造成企业劳动力成本高昂的原因:第二是社保。社保全国缴费率是40%,这个比例放在世界范围看都是非常高的。广东、浙江,他们自己的财务情况比较好,降到了25%,但是全国总的来看还是40%,这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三项使得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而且是企业劳动力成本,并不是职工工资高,所以矛盾就非常尖锐。因此,今年会采取几项措施:第二,今年两会特别讲到了工薪个人所得税,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来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所以如果社保和工薪个人所得税,都能够按国务院的决定落实,不光是职工受益,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也会下降。另外,住房问题,现在政府也有一个新的理念,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是我觉得住房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进入很正常的轨道。所以像北上广深、杭州、武汉、成都这样的一二线城市,就应该放开高档房房价,政府就管一般居民的房子,把这类房价控制住。现在有共有产权房,相当于房价市场化,但是政府给这部分居民出一部分钱,不是补贴,而且占有部分房屋的产权,我觉得这些办法都是非常好的。从去年国有资本划转社保,这个问题就已经有了方案,今年又提出来要降低工薪个人所得税,这都说明国务院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开始采取措施了。共有产权房的问题,也是上海先搞了,北京现在也开始搞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可以再继续改进的地方。高档房是一个政策,共有产权房是另一个政策,不要混在一块,房价指标也别混在一块,单独列。比如别墅卖一个亿,这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老百姓不关心别墅卖多少钱,你只要把老百姓居住的基本住房解决好,我认为就可以了。所以我非常赞成共有产权房、保障性住房这些政策,但是整个住房,特别是高档房的处理,包括土地征收的费用,这些事的处理,我觉得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认为这是现在政策下企业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劳动力成本太高,优秀人才的工资都是比较高的,但依旧买不起好房子。所以如果政府同意这么解决,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就可以低一点。所以这也是现在的一个问题,涉及到刚才说的这些税收,包括土地70年使用费等等,都是一揽子的一件事。所以现在国务院讲住房改革,住宅建设部也明确说鼓励全国的地方政府建设共有产权房。共有产权房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变成职工住房的股份。比如说房子三万一平米,你出两万,政府出一万,这一万不是补贴给你的,而是作为房屋的股权,政府拿着。将来你把房子卖掉,你拿三分之二的房价,政府拿三分之一,国有资本像企业一样投资占股份了。我认为这是国有资本一种新的投资方式,目标就是降低职工的住房成本。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国家要推广、要鼓励的政策。所以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发展的空间就会比较大。这些企业发展起来了,能带动很多的小企业,整个经济就能进入一个以增加技术含量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今年讲的几个税制,我认为从本质上讲,都是围绕着这么一个经济转型来设计的。不用担心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因为评估政府的财政状况,一方面看税收收入,另外一方面看债务。我们的政府债务是按照GDP的比重来算的,如果经济保持增长,那么政府债务每年还能多一点。我们的政府债务,原来的比例是2%多一点,所以还有一定的空间。第二条,也是关键,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了,税源就多了。此外,税收征收率提高,也能使得税收收入增加。所以我们增收还是有一些空间的。这一次机构改革,我认为很多的设想跟前几年的军队改革是一致的。一个是合并同类项,避免把部门职责分得太散,交叉重复。这样就减少了机构数量,行政领导职数也相应就减少了。比如说两个部委合并以后,办公厅只能有一个,人事只有一个,财务只有一个,原来每个办公厅都得要,合在一块就只需要一个了,业务司即使全留着,管理部门也能减少很多。部长的职数也少了,也削减了很多行政经费。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属于降格,原来正部级变成副部级、正司级,这也是减行政经费的。部委合并还能减少很多编制,因而就能降低很多的成本。中国社保改革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有人认为现在有一部分人退休金过高,这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薪酬制度,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整个社保体系,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所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比如退休金有好几轨制,公务员有公务员的制度,事业单位有事业单位的制度,企业有企业的制度,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退休还不一样,所以需要逐步、慢慢地来解决。比如说应该建立几层社保,政府管的是基本的养老,第二类就是属于市场的养老,第三类就是完全由个人考虑和承担。所以我觉得中国社保制度是非常复杂的,全世界都没有。我们是城镇土地国有,农民土地集体所有,集体所有还搞承包,这本身就带有一部分养老和社保的性质,当然这个以后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还会增加,会有一系列的问题,这不是一两年就能够完成的,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得逐步来解决。最近特朗普动作不断,对内推减税对外加关税。所以刚才提到的那几项改革,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包含一部分应对美国税制改革的因素在里头。我认为即使没有美国特朗普的影响,中国这几项改革也得搞,但是美国这一搞,给我们施加了新的压力,需要我们比过去考虑得更快一点,力度还要大一点。特朗普对我们改革是一个新的压力因素。我对推动改革还是比较乐观的。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改革推进速度太慢,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没错,人都有期望值,既然改革已经有了方案,就要快点干,这是大家正常的心态。但说实在的,搞一个方案不容易,各部的部长、司长、处长做一个操作性的方案,和写一个改革的意向性的、方向性的方案,工作量是不一样的。现在领导人决策的方向,我是很认可的。怎么能够按照这个方向,尽快地把操作性的、实施性的方案做出来,然后推行,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但要等新的班子都组建以后才能启动这一项工作。其实我从2011年上海、重庆试点开始,就公开地写过关于房地产税的文章,也发表过很多意见,所以要说起来,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我认为有一条,直接拷贝或者是复制国外那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房地产税,是不可能的。国情不一样,首先,土地所有权制度不一样,他们土地私有,我们的土地是国有或集体所有,我们不可能为了房地产税改变基本经济制度。第二,我们国家的住宅情况跟国外也很不一样。一个是农村的住宅,宅基地是集体分的,但上面的房子又是自己建的,宅基地不能卖,只能卖房子,只有小产权。城里的居民房,也有很多是不完全产权,比如说一些政府机关的房子,军队大院的房子等等。还有很多人住的是房改房,过去单位分的房子,改成市场房,按照你的工龄、你的贡献给你打折,但是工资还是过去的工资水平,现在额外要交房产税,他拿什么交?去年两会有一个专家说本届人大最后一年,也就是今年要立法通过房地产税。但无论去年还是今年,人大的立法计划都没有房产税。什么时候有,人家也没有说,要研究,研究好了再说。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研究的时间还会很长,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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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刘鹤:一位真正的专业学者、知行合一的真性情者
【研究员】:
除了是一位改革的推动者,刘鹤也是一位务实的行动者。他思想开放,处事务实圆融。他试图通过开放封闭行业,引进外资、外企,激发经济活力,倒逼加速国企的转型。他曾表示,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情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衡量一个国家元首其任期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他是否是一个好的人事经理,对比特朗普,特的人事管理一团糟,而在中国政府,王沪宁刘鹤易刚这样最优秀的人才能身居要职,说明习近平是一个杰出的人事经理。在我年轻狂妄的时候就尊敬的逻辑非常清晰的经济学家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决策者,这个国家应该可以渡过眼前的难关。”
1、“他对我非常重要”当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飞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习近平指着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隆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这个细节被披露后,如今已广为流传。不过,事实上在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之前,刘鹤作为经济政策核心智囊的角色已经开始凸显。国研中心是国务院宏观财经政策的核心制定部门,中财办则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提供经济方案,一人同时在这两大智囊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之前尚无先例。从那以后,习近平几乎每次视察或出访,刘鹤都是重要的陪同者。这也使得早先“他对习近平非常重要”的说法得到印证。《华尔街日报》在会议前几个月的一篇报道中说,刘鹤目前面临的最迫切挑战是督导11月改革方案的制定。彼时已身居要职的刘鹤谨言慎行,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要求。他的办公室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说,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2013年10月27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周——刘鹤所在的国研中心对外发布了该机构为全会撰写的改革方案总报告。在这份简称为“383”方案的报告中,勾勒了一幅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由于这一方案的改革力度空前,又恰逢会议召开前夕,使得它很快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刘鹤本人也因为“担纲领衔”成为焦点的中心,一些记者甚至将对全会的关注转移为对他个人经历和经济观的探究。刘鹤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他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注重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断言,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和中国的城市化。1998年6月,时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的刘鹤做了一项影响至今的决定。他和经济学者樊纲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起这个论坛,刘鹤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希望汇集国内经济学界的同道力量,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2003年5月,北京非典疫情肆虐,公众都尽量减少社交活动,唯恐躲避不及。而就在当月,这些经济学者仍聚在一起,在颐和园昆明湖上的一条游船上,讨论非典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除了是一位改革的推动者,刘鹤也是一位务实的行动者。他思想开放,处事务实圆融。这些风险包括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等。由于阻力过大,这项提议最终不了了之。对此,刘鹤的回应是不正面对抗,而是采取另一个策略:倒逼机制。他试图通过开放封闭行业,引进外资、外企,激发经济活力,加速国企的转型。刘鹤显然是这一做法的拥护者。他曾表示,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情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刘鹤对渐进式改革表现出的耐心,很可能得益于他长期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对中国改革进程的了解。事实上,在调入国家计委前,他已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了。1978年7月,在经历了一年下乡插队、三年军旅生涯和四年工厂劳动后,刘鹤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重新拾起了书本。在人大,他先后获得了工业经济系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短暂留校任教。据当事人回忆,这些报告不仅调查了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等商场的经营方式、财务情况,还结合西单地区的客流和已有的商业经营情况,给出了商场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以及经济效益的分析,“让区里的领导大开了眼界”。出国后,刘鹤先是在美国西东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并在1995年获得了该院的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这是一个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培养高层管理人员的项目,迄今已举办了50多年,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特首曾荫权,都曾是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而授课的老师很多都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比如罗伯特·劳伦斯、罗杰·波特等。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和他的同事们将这场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进行了对比,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危机爆发后决策者将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三大挑战。对于身居高位的刘鹤获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解释道,这个奖项评选的是作品,而不是个人,评委会不受参选人身份的影响,只注重作品的学术水平。从这篇论文中,不难看出刘鹤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他曾用“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未来。他乐观地预言,“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不过,当有记者问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时,他回答说:“中国经济转型必然成功。”11年前,2007年两会后,资深媒体人凯雷和海岩到海里专访人大校友刘鹤,见到校友,这位时任中财办副主任的“隐形学者”敞开心扉,谈历史,谈当下,谈个人当兵求学举办事业做研究,谈人民大学谈五十人论坛……问无不答,知无不言,访谈3小时,逾4万字。凯雷在同名微信号撰文指出,刘鹤是一位真正的专业学者,“他对我们的写的内容一字未改,种种原因,未能发表。”“这里我们忍不住撷取23条印象深刻、有趣、有料的金句,十年后回想,仍给我们以思想的闪烁与洞见,撷取百分之一,和大家分享先。”2.之所以就选择人民大学,选择工经系,四个现代化中,其中一个最核心的支柱就是工业现代化。在这个背景下就选择了人大,读本科、研究生,当过一年教师。4.还有一个感觉是民间的智慧和潜能超出想象,很多普通的农民讲历史典故、讲英雄人物、讲文化,比城里的人要强得多。学农活,对人的锻炼比较大。6.如果说个人的信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希望中国崛起,希望中国实现现代化。8.在肯尼迪学院,给你一个600种不同课程的单子,你自己去做“windows shopping”,“team work”。出的题特别刁钻,超出任何个人的智力能解决,必须有四五个人讨论……10.科学精神,首先是实事求是,但是要与时俱进,还要开拓创新和脚踏实地。【实际并不是要变得特别现实】,如果你能很好地解释实际,这本身就是科学。就是发生了什么,你的解释本身就是科学。12.我是1997年到国家信息中心当常务副主任,主任是国家发改委的常务副主任,我是法人代表。当时到国家信息中心的最主要任务是把一个国有的事业单位转制改革,后来办公司都是转制改革的组成部分。13.我的一个很主要任务是怎么构建一个新的体制框架,使它焕发活力。当时在信息中心赶上新经济的IT泡沫,信息全球化的背景。【当时我兼7个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在事业单位当了6个机构的法人,同时创办了中国五十人经济论坛】。那时特别忙,特别累。15.中国的改革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改政府,过去改企业,改微观,现在改政府,政府能不能提供比较好的公共服务关系到整个体制,第二就是在中国推广新技术,从政府做起,带动企业,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所以政府转型为重点,推动中国建设,带动中国信息化,这是一个至高点,这个至高点始终是正确的,但是走的路还很长。18.当时选择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母亲是人大五十年代的学生。感觉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批比较结合实际的人才。人大和其他学校相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比较多地参与实际的政策研究,甚至参与实际的决策……20.怎么使经济摆脱这种萧条,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从衰退中复苏。到九十年代初,小平同志南巡,激发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发展热情。22.很多事涉及到中国老百姓的利益,使得你不得不追踪这些事。长期要做一些准备,比如人口老龄化、气候和环境变化、石油不够用。与刘鹤交往的二三事这篇文章有媚上之嫌,但我是想借我对刘鹤近距离的观察给对中国经济恐慌的投资者做一点心理按摩。那时我对人大的课程安排非常不满,我的基础经济学知识是在图书馆左手抱字典右手抱一些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材一页一页地啃出来的,偶尔也到别的专业去旁听一些有名的教授的课,比如《国际金融》就是去85国金蹭陶湘教授的课。送走刘鹤,我立刻有了一个想法。我那时领导一个社团叫新思社,原来是政治导向的,那天我立刻决定把社团转向经济导向,把一些我尊敬的想拜师的青年经济学者请来办系列讲座,一方面给我近距离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和他们交个朋友方便日后请教(有点公器私用了)。我列了一个名单,挨个挨个打电话,竟然都同意了,那时候的青年学者风气好啊,大家都很纯真,没有杂念。刘鹤当然排在榜首,因为这个主意是因他的课而起。他回人大讲座那天,我在校门口等他,一是表示尊敬,二是借从校门口到教三楼的走路时间再向他请教。那时候经济方面的讲座没有政治方面的讲座那么热门,3101教室都没坐满,但提问很热烈。送他离开的时候,我给他讲了我的一些困惑,他写了一个他家的地址给我,说让我随时去找他聊天。他的平易近人让我受宠若惊,那时刘鹤已经是计委干部,我只是一个大三学生。我把他写的地址条赶紧叠得整整齐齐地收好。后来我又回到了北京,在华夏证券任职的时候,被邀请参加一个研讨会,我发现嘉宾里还有刘鹤,他在第一排我在第二排,我赶紧冲到前面,和他寒暄,给他讲了我在海南的大概历程。他马上对旁边一个助手讲“宏源,和胡猛交换个联系方法,保持联系。”徐宏源是国内早期把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结合的经济学家,也是人大的,一直在刘鹤身边工作,看来刘鹤还是喜欢人大的学弟。2004年我准备转身香港市场前,邀请相好的同行在昆明搞了一个研讨会,也算是对国内同行的告别,本来心里盘算请刘鹤给同行们做一个宏观展望,但想到他已位高权重,不宜出席,没敢开口,就请宏源来为我们做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产业分析。[color=rgb(255,][color=rgb(0,]政经观察




郭树清兼任央行党委书记,央行首现“双正部”当家
【研究员】:
近日,中组部领导宣布,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同时兼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负责人事、党务和改革等;党委副书记,行长易纲分管央行的具体业务。这也是我国央行首次出现“双正部”当家。银保监会主席兼任央行党委书记,显然意味着央行与银保监会的进一步整合,可以减少相互之间的扯皮、推诿、踢皮球现象。这符合“功能监管”的大趋势。中央在人事安排上的这一“创新”传递出两大信号:央行将在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中发挥枢纽性、全局性作用;中央的人事布局将更多考量专业性、职责要求、科学性,必要时将打破惯例。
一个部委的部长兼任另一个部委的党委书记,这样的安排可以说“前所未有”,甚至有不少人觉得“不可思议”。刘胜军在微信号“刘胜军微财经”指出,这一安排有多重含义:

• 易纲、郭树清两人具有多重互补性:由于央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央行承担了更大责任和压力。易纲、郭树清两人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分担压力:

2)易纲在央行工作长达 21 年,郭树清则在体改委、建设银行、证监会、银监会、央行、山东省政府拥有丰富多彩的经历;

4)易纲个性稳重温和,郭树清则大刀阔斧,善于啃“硬骨头”。

《纽约时报》评价说:

• 易纲、郭树清具有非常接近的改革思路和价值观:两人同属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人物,对于市场机制、金融风险、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有着类似的思考和洞见,这是团队合作的关键。

• 央行将在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中发挥枢纽性、全局性作用。

易纲曾言:

郭树清曾言:

笔者期待,易纲、郭树清组合能引领中国金融赢得四大关键战役,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 金融监管补短板

• 打破刚性兑付

近日,在原央行行长周小川自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返回后,央行召开局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由郭树清出任央行党委书记的决定。

说起来,自从当年银监会从央行剥离后,央行与银监会之间一直都是存在着磨合的问题。过去,都是以部际联席会议来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极度缺乏约束力,尤其是在四万亿之后以及最近几年的混业经营之下,一行三会之间的分业监管愈发难以整合。甚至本轮轰轰烈烈的金融改革,内部也一直有着“超级央行”与“超级监管”之间的争论。

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如今中央重点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大环境之下,此次任命之后,郭书记也成为了一人身兼央行、银行、保险三大金融系统的“党代表”,这搁在古代,嗯,地位大概相当于三镇节度使.......

而温润如玉背后的另一个形象,则是铁腕的改革派。

甚至在今年1月《人民日报》对他的专访上,郭树清指出: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已经成为深化金融改革和维护银行体系安全的严重障碍,必须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说起来,郭树清的履历颇为传奇,在进入金融圈之前,在国家计委、体改委工作十余年,曾担任体改委秘书长,更是“价格双轨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之一。

在1982年的改革开放大潮之下,不到26岁的郭树清,开始在内蒙和陕西做社会调查,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研究经济体制,写成论文后邮寄给当时国务院的主要领导。

当年作为中国改革设计一线的体改委,总是容易出建行行长和救火队长。2005年,上市前夕的建行,王雪冰和张恩照连续两任行长接连落马,央行副行长的郭树清临危受命空降建行,逆势率领建行在国有四大行中第一个登陆境外资本市场,取得了傲人的战绩。

说起来,郭树清是中国证监会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主席,也是推行新政最勤的主席,短短17个月的任内,推出近70项政策,刮起了“郭式监管旋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可惜,刚正不阿的郭主席挡了太多人“割韭菜”的路,最终,他还是被迫离开了证监会赴任山东。

而如今一切都变了,中国过去是分业监管面对混业经营,如今郭树清身兼三镇“节度使”重任之后,中国的金融监管也变成了混业监管面对分业经营。

因此,在大敌来临之际,希望今日履新的郭书记能够不忘初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勇往直前!通过改革,闯出一条路来!




社会透视




安邦大案落幕,那个政商财阀叱咤风云的时代真的过去了
【研究员】:

这一次吴小晖的倒下,很明显就表达出了高层的态度:以往政商之间勾肩搭背的好日子基本上是要到头了。监管部门为什么要向所谓的“庞大金融集团”下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最近的一篇文章揭开了谜底。他认为,和国有企业财团相比,很多民营企业财团规模大,隐藏的更深,而且很多和政府官员产生了很多联系。“浅红色的财团”现在已经成为是中国企业界的第三势力。它不是国企,也不是真正从市场里拼杀出来的民企,而是通过“权力+金融杠杆”构建出来的企业。下一步应该对这些财团企业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透明度,强化披露。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东亚病”可能会在中国爆发。



这个拥有神秘背景的金融大鳄,近日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指控其非法集资及诈骗652亿元人民币。一旦其指控属实,他很有可能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1

这些年来中国的资本财阀们一个接一个的玩起了金融资本游戏,德隆系、吕梁系、汉龙系等等等等都是例证,它们从控股上市公司,到染指金融、银行业,从股市、楼市到汇市,从国内到国外,一条龙式的资本扩张让这些金融地产财阀们在这些年里迎来了属于它们的饕餮盛宴。

部分财阀们为什么能迅速崛起?

在雄厚的政治资源下它们如鱼得水,大肆开疆拓土,设置竞争对手难以望其项背的行业壁垒,依靠特权不断割底层群众的韭菜,并且凭借着掠夺来的资本和权力形成了自己庞大的社会势力,甚至还不乏黑社会的身影,比如四川的刘汉。

引领风骚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

笔者此前就提过,中国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快接近崩溃的边缘了,国企负债已也早早突破百万亿了,这其中有多少输血给了不遵守市场规则的财阀们呢?我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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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说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时期臭名昭著的财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政治上的资源,为自己谋取私利,金融投机、恶性并购、强取豪夺、内幕交易,通过不断的收刮底层群众的血汗钱来壮大自己,整个国家的经济被搞得一塌糊涂,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等怪状,国家根本无力管控,这间接导致了国民政府的崩盘。

截止至目前,韩国所有的离任总统都没善终,政商勾结下的韩国经济,再也难现当年亚洲“四小龙”的辉煌。

近在眼前的历史教训也让中国高层意识到了财阀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恶劣影响,故而我们不断出牌。

另外,将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并重用敢于亮剑的郭树清担任央行一把手,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一把手,彻底斩断财阀们以往的经济输血管;

而这一次吴小晖的倒下,很明显就表达出了高层的态度:以往政商之间勾肩搭背的好日子基本上是要到头了。

2月23日,早春,两会前夕,民营保险集团安邦被保监会接管,最近又传另一家“背景神秘”的大型民营集团创始人被调查……

1月底,郭树清曾通过《人民日报》向市场喊话:要收拾庞大的金融集团。从现在的情形来看,这个工作正在推进,而银保监会合并,让这种监管更有力。

安邦保险集团成立于2004年,仅仅十余年间,凭借强大的政商资源,从一家单纯的保险公司强势扩张成万亿规模的金融巨鳄。

他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的病症其实是微观病灶产生的结果,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可能很多政策不一定有用。

宏观货币政策有时候被动的宽松,但是广大的中小企业根本得不到信贷资源,很多信贷资源被那些大的企业集团吸取走了。

另外,有很多民营企业搞金融、搞房地产,也成了财团,他们动不动就是上千亿,甚至是几千亿的贷款。但是他们的偿债能力怎么样?他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样?这是非常差的。

张文魁称,10年前爆发的欧洲金融危机是因为工作时间短,福利高,实体经济衰败。北美金融危机是居民部门过度按揭贷款造成的,中国的危机有可能就蕴含在这些财团中。

张文魁把这些财团成为“浅红色的财团”,他们不但股权链条不清晰,融资投资链条不清晰,甚至业务链条不清晰,透明度很差。

“浅红色的财团”现在已经成为是中国企业界的第三势力。它不是国企,也不是真正从市场里拼杀出来的民企,而是通过“权力+金融杠杆”构建出来的企业。

张文魁称,现在的金融工具的种类和体量已经远远超过二十年前,财团的利益结构、业务体系和公司金融的复杂程度也远远超过二十年前,我们现在颇感头疼的金融机构表外业务、通道业务就有相当部分指向这些财团,如果发生问题,破坏性和传染性也会更大。

张文魁所说的“东亚病”就是指二十多年前,韩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一批财团崛起,这些财团不但汲取了大量金融资源以进行过度负债和过度投资,而且政商联结也非常严重。

“东亚病”的表现是,一旦经营漏洞和经营损失不能被金融工具所覆盖和掩盖,就会发生债务问题,也会连累金融机构并迅速传染,酿成了金融风暴。

这些企业的特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表示在两会期间也说的很清楚了。

2、法人治理不健全;

4、这些机构通常体量较大,出现风险的话影响较大。

王健林的万达经过一年的努力已经去的差不多了,庞大的海航集团在“去杠杆”的路上走的越来越深……谁会成为下一个?

戊戌年正月初八,宜祭祀、结网、入殓,忌余事勿取。

安邦(标准投资)早期是吴小晖和地方、国企合作的一个工具,主要是杯葛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宏观调控。举个例子之一,上海汽车集团账上有大量现金,银行付他很低的利息,而当时江浙沪想搞基本建设,没有钱。于是,上汽借钱给安邦,得到一倍于银行利息的收益;安邦拿这个钱,收购当时价格非常低的公共建设项目,自来水厂,高速公路等。这样地方也有钱,绕过国务院的宏观调控和银行,用这些钱搞基建。安邦挣的是高峰和低谷之间的资产差价,结果是地方,国企,安邦皆大欢喜。

默默无闻的创始人发迹何方,复杂的政商关系中扮演何样的角色,还有谁?

一纸牌照难求的时代,缘何可接连拿下财险、寿险、养老险、健康险、保险资管、保险集团等十余张金融牌照,吃下成都农商行?

吴氏的倒下,及安邦帝国重构的启幕,迷思与谜团正在大白天下。

保监会规定十三条终是打破了新年的梦幻,安邦集团被接管,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小晖因涉嫌经济犯罪,被依法提起公诉。正如一年之计在于春,2018年的保险监管基调从大案开始。

在接管期间,安邦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停止履行职责,相关职能全部由接管工作组承担;由接管工作组组长行使法定代表人职责,工作组行使经营管理权。被接管后,安邦集团继续照常经营,公司债权债务关系不因接管而变化。同时,也将积极引入优质社会资本,完成股权重整,但民营性质不变。

自年初八安邦集团被保监会接管声音发出后,各种报道此起彼伏。安邦也成为自永安、新华、中华联合之后第四个被监管部门接管的保险公司。

保监会发展改革部主任何肖锋,临危受命任安邦保险集团接管工作组组长;保监会发改部副主任罗胜担任副组长。此次,保监会派出发改部正副主任,可见重视程度之深。

而最受关注的当属太保寿险董事长徐敬惠,乃排名第一的副组长。这位独立于监管体系之外的保险经理人,1991年加入太保,近30年太保工作时间使其经历内部多个层级、多个岗位的历练。近年来,更是以操刀太保寿险转型大局,并将之推上太保集团砥柱之位、成就行业转型标杆名声大噪。临退休之年担此重任,“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先有中华联合案例在先。2009年,面对背负巨额亏损的中华联合,保监会不得不派出加强内控工作组,其工作组组长李迎春也成为中华联合第三任董事长,同期多位工作组成员留任中华联合。

安邦崛起之谜:黑马不再,世界500强的镜花水月

以代销车险起家,2004年才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分支机构的安邦财险,谁曾想到会成为一家跻身世界500强的金融大集团。首任董事长乃时任上海汽车集团总经理胡茂元。

另外,安邦于2010年收购瑞福德健康保险,并更名为和谐健康,拿下健康险牌照;同年,安邦人寿成立,寿险牌照收入囊中。2011年,安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资管牌照又被拿下;2014年,安邦养老成立,收入养老牌照。短短四年时间,安邦拿下四张牌照。

据财新此前一篇《穿透安邦魔术》文章透露,安邦37家股东背后,通过101家公司层层叠叠可上溯到86名个人股东,均为安邦保险集团实际控制人吴小晖在浙江老家的亲属团。吴小晖这位大鳄也慢慢浮出水面。

此时的安邦保费已接近千亿。2014年下半年,安邦因举牌民生银行而一战成名,成为保险界关注的热点。

据统计,安邦系在工、农、中、建四大行的前十大股东中均有出现。并且,在民生银行之前,招商银行就已成为安邦系的下一猎物。截止2017年第三季度,安邦财险持有招商银行10.72%的股份。

2014年10月,安邦宣布以19.5亿美元代价收购美国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大楼,从此开启了其境外“买买买”行动序幕。

2016年9月,安邦用19.57亿美元收购美国StrategicHotel100%的股权;12月31日,以160万欧元收购韩国安联人寿100%股权。

大手笔花钱,也得大篇幅挣钱。

期间恰逢保险市场化改革,又迎监管政策的放开,安邦搭乘“保监会废除2007年开始执行的《万能保险精算规定》,取消万能险不超过2.5%的最低保证利率限制,将万能险产品利率市场化,改由保险公司自行决定”的便车,大力发展万能险,并借助已拥有的银行销售渠道,保费规模更是扶摇直上。

然而,坍塌就在一瞬间。

2016年4月,安邦宣布退出竞购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一路“狂飙突进”的安邦海外投资遭遇滑铁卢,这也是安邦流年不利的开始。

另外,曾有媒体爆料安邦变卖海外资产,但被安邦否认。

从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的“野蛮人、妖精”到2017年4月,项俊波被双规,监管步调加紧后,安邦沉默期开启。同年5月,安邦人寿被禁止申报新产品;6月,其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晖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职,层层不利接踵而至。

总资产两万亿之安邦成色几许:业务模式三板斧,十余张金融牌照及不错的投资资产最值钱

那619亿元的集团注册资本金、370亿元的财险公司注册资本金、308亿元的寿险公司注册资本金,89亿元的健康险公司注册资本金、33亿元的养老险公司注册资本金……傲视群雄的资本实力,只能等待最终的审查后才能看清真实的注册资本金是多少。“可能严重危及公司偿付能力”及财新那篇《穿透安邦魔术》的雄文中不难得出期间的水分。

还有那靓丽且少有人懂的财务报表中,尤其是子公司动辄百亿元的净利润。年报消息现实,安邦财险2014年、2015年、2016年净利润分别为174.7亿元、91.5亿元、131.6亿元;同期寿险公司为84.8亿元、196.6亿元、151.2亿元,不亚于同期的国寿、人保、平安等大哥级险企年度利润,甚至比个别老大级险企净利润还高。

再看保费业务结构,安邦之保费积累多源自于中短存续期时代。2015年—2017年三年披着“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外衣的中短存续期产品达2.5万亿元,期间安邦规模保费接近万亿元,且不算财险那千亿元量级的投资型财险产品。通常情况下,中短存续期业务多是3年期以下业务。

资产驱动负债类险企的通病,就是缺少高内涵价值产品,短期趸缴产品固然可以因投资利好带来颇丰收益,但难成模式,难持续。观转型成功的大型寿险公司平安人寿、太保寿险、新华保险凭借强大的续期保费和个险底蕴,逆势破局实现开门红首月两位数增长,分别是21%、24%、10%。

与之激进的敛取磅礴现金流手法同名的是,资产驱动负债的大鳄型险企均有着精准的投资眼光。有媒体2017年中统计,安邦仅在A股市场即倾注了数千亿资金,仅重仓的25家上市公司持股市值超过2000亿元。实现相当程度浮盈的同时,安邦还海外收购系列银行、保险公司、酒店等产业。

拿下非一般的理财型财险销售资格及主攻期限短、流动性强、收益高的理财型寿险产品。最后将之投入资本市场,买买买、海外收购的模式由此而来。

安邦的未来:谁来接手,重塑与瘦身启幕

保监会定调式的语气中,安邦保险集团的重塑之路启幕。参考之前国资先后入主的新华保险、中华联合,安邦保险的民资性质是否改变?

仅以保险行业而论,民营类险企恐怕只有平安有此实力,但平安本身已经具备金融全牌照,且保险主业发展势头甚佳。

需要考虑的是,后保费盛宴时代,保险牌照的魅力已不如往昔,还有多少趋之若鹜的资本,且这还不是小数目。

相对于接盘者的遴选,安邦的瘦身行动应该是当务之急。2017年的保费负增长近五成是个开始,联想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接受新华社专访所说“短期来看,要通过‘瘦身’来化解个别激进公司的现金流风险”的监管态度,大致可以看出接管工作组的行动策略。

毕竟把屋子打扫干净才能迎接客人,才能迎来徐敬惠式能力威望皆有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安邦保险是2014年之后突然进入公众视野的一家民营保险公司,是中国证券市场上所谓“野蛮人”的鼻祖和典型代表。

1、安邦保险是中国注册资本最大的保险公司,注册资本为619亿元,而国字号保险公司老大“中国人保集团”才424亿的注册资本;安邦崛起之前的民营保险公司老大——平安保险集团,注册资本金也不过182.8亿元。

2、安邦保险总资产达到1.9万亿,堪称天文数字,而它管理的财富基本上是2014年之后聚集起来的。而根据《新财富》杂志的统计,安邦系控股金融企业掌控的总财富,达到了3.2万亿人民币。

安邦是怎样在强手如林的保险业中快速崛起的?这个问题,恐怕只有被羁押的前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以及安邦创始人吴小晖才能说得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权力起了关键的作用。

过去几年是中国货币超发、金融杠杆率上升、资产价格不断膨胀的时期,热钱如过江之鲫,到处寻找机会。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一个企业能获得市场特权,给热钱带来超额利润,那么资金会蜂拥而入,加盟他的行列,转瞬间就可以形成一只浩浩荡荡的队伍。

第一个杠杆是权力,是市场特权;第二个杠杆是资本;第三个杠杆是热钱,是杀红眼了的“跟庄”的热钱。

“财新”的报道说:

安邦的倒掉,固然跟他的“股本原罪”有关,但它的高调和汇聚财富的惊人速度,恐怕是更关键的原因。

在国际市场上,安邦更是成为大陆企业出海收购的“带头大哥”,先后在欧、美、韩收购、入股了多家保险公司、银行、商业地产。

在这个烙印下,安邦越高调、资产规模越大,管理层面临的压力就越大。安邦或许希望做到“大而不能倒”的规模之后再慢慢变白,但它显然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在中央提出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反腐败,以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大背景下,安邦这种“权贵资本”显然是拦路石。当然,也是最好的“祭旗”用品。

对于吴小晖和安邦保险的结局,高层多次发出过警告和暗示。比如2018年1月17日,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的位置发表文章,谈金融监管。他在文章里警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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