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谈判的是市场准入、对等规则》这个谈判中牵扯到市场准入、对等这个问题，他已经抬到台面上了，永远退不会回去了，我们要么打翻了天，要么从里面挑某些方面可以接受、甚至对我有正面影响的东西，赶紧做方案，然后做谈判，贸易最终是双赢的。 《华为受调查折射“国家机器”与企业独立》日前美国司法部对华为正式展开刑事调查，焦点是华为是否对伊朗非法出口美国科技产品。从表面上看来，这正应和了多方揣测——在中兴禁售令之后，华为将成为另一个被美国“开刀”的中国企业。但是，我们不能以单纯以“美国棍”打压“中国芯”的现象视之。它暴露了中企的短板：缺乏法治精神和内部监管机制。把中美贸易之争的几个结点，简化为中美科技争霸战的逻辑，并不会帮助国人了解中美在竞争与合作上的痛点，也不会帮助中国真正在国际上的崛起，因为要超赶美国在高科技的领先地位，必不能忽视支撑美国优势背后的企业制度和商业架构。 《顺利得不真实 半岛真正悬念才刚开始！》半岛局势以超乎外界想象的速度向好，事态进展令人目不暇接。事实上，在这次国际舆论对朝韩峰会多半大加赞扬的情况下，美国媒体和智库的看法最有保留，有些观点可以用悲观来形容。简言之，“文金会”盛况没有改变美国政府现阶段对朝政策的基调，特朗普也只是表态乐意和金正恩坐下来谈，之后谈成什么样还完全是个未知数。特朗普也很清楚，如果没有之前的“极限施压”（或许加上他那些火爆的推特），不会把金正恩逼到谈判桌上。因而在谈判临近的关头，绝无可能提前泄气。如此一来，朝美双方对谈判的期待更可能存在落差，双方让步的空间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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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谈判的是市场准入、对等规则
【研究员】：
这个谈判中牵扯到市场准入、对等这个问题，他已经抬到台面上了，永远退不会回去了，我们要么打翻了天，要么从里面挑某些方面可以接受、甚至对我有正面影响的东西，赶紧做方案，然后做谈判，贸易最终是双赢的。
美国贸易代表组团七人来华谈判，市场解读为“群鹰毕至”，鹰派代表谈判，预示此轮谈判前途渺茫？【鸿儒论道】瑞士SGS公司中国区副总裁、前中国驻WTO观察员马晓野博士的演讲，有助于厘清本问题。 很高兴来到鸿儒论道。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目前大家在媒体上该看到的中美问题都看到了，在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也带着各自不同的想法和立场，今天我从制度角度来看，通过回顾中美经贸关系的过往，希望能帮助大家把变化的经济环境、经济力量以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其他问题纳入分析框架，从而全面理解一下中美经贸关系走到现在，到底有哪些坚实的基础？问题为什么重新被提出来？曾经是如何成功把政治和经济问题区隔开分别处理？今后国内政策怎么调整、往哪一个方面调整？ 下一步中美关系怎么走？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读对方的思路，如果完全自说自话，那做出的判断只能不断地试错。对于中美经贸关系，我个人看法，最终解决问题还是要通过谈判，谈判很重要的是要了解对方的思路，要知道他的出发点、立脚点到底在哪里。除了经济大事、产业结构之外，还有是它依据的法律中，哪些法律不成熟、有问题、过时了，造成今天的问题，我从这里面说说陈芝麻烂谷子，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从制度性安排开始整理头绪 1、双边贸易协议与最惠国待遇 中美1979年建交，但美国和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不一样，直到1980年才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一般所有双边贸易协定中，都有一个标准的第二条条款——签了这个协议，双方给对方最惠国待遇。唯独美国不太一样，在协定中多了一个承诺：现在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但如果将来中国加入一个多边组织，美国将按照那个多边组织的最惠国待遇给中国予同等待遇。这个承诺比别人前进一步，美国预计到中国将来会加入WTO（当时还叫关贸总协定）。这是美国当时做的一个承诺，也是后来它失信的地方，由此导致了很多的问题。 说到“最惠国待遇”，这里有两个插曲： 中美最后签订双边协议的时候，美国动用了一个立法修改机制，把“最惠国待遇”改成了“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主要是让美国人了解这个“最惠国待遇”不是什么好待遇，就是一个最起码的双边待遇。 八国联军打完之后，我们对美国人最重要的一个指控，是它提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这么一条政策，但很少人能想到这条政策的英文是什么，其实就是“最惠国待遇”MFN（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翻译者是当时清朝海关的外籍职员李泰国，他的翻译相当不错了。美国人100年前在八国联军善后方面做了这么一个双边规定，随后民国政府在四几年的时候和美国正式签了贸易协定。 新中国1979年与美国建交，1980年有这样一个MFN待遇，正是这个促成了中美贸易的起步。为什么？因为当时美国的实施关税3%以下，如果没签这条，美国1929~33年的关税非常高，平均59.6%，这么大的关税差，中美贸易就会没法进行。有了这个待遇，中美贸易开始起步，而且一起步就比较猛。 2、中美第一次贸易战 当时中国能卖的东西说穿了就是最低级的工业品——坯布，福特总统在中美建交之后，给中美关系做了一个基本定位——中国是美国友好的非盟国。有了这个定位，外交和经济政策都按这个定位来，所以任凭中国扩大对美国纺织品的出口。 当时美国国内因为产业结构升级，纺织工业十分困难，因此美国与其他国家已经有一个“多种纤维协定”（Multifibre Agreement, MFA），各个出口国都受到出口数量限制，但唯独中国没有数量限制，因为中美双边制度就是MFA待遇条款。随着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的增加，这个问题最后到了临界点，中美第一次贸易战就从这里开始了。
但是，第一次中美贸易战的起因，是中国贸促会议副会长在香港做介绍情况的时候说漏嘴了，说我们当时的外汇是双重汇率：1.8兑1美金和2.8兑1美金。虽然大家都知道双重汇率的存在，但官方一旦这样表述，美国纺织工业界马上做出反应，指责中方汇率补贴，直接开始起诉。起诉之后中方当时没办法，但是中方的筹码就是双方的谷物贸易协议——为了解决国内几大城市人口口粮的问题，这部分必须进口，进口额当时是每年几百万美元。 这样，第一次中美贸易战开始了，中国宣布取消小麦贸易协定。我看到前两天关于中兴的报道就觉得好笑，和以前的套路一样，拿美国农民开刀，但区别在于：现在这招完全没有用了，因为美国经过WTO乌拉圭回合谈判，已经把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拉近了；而当时这招很有用，因为当时美国国内产品价格高，而国际上的农产品因为有补贴，价格极低，一旦中方取消谷物贸易协定，美国就很难了。 最后，通过谈判，达到了各方满意的结果。这个结局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做了什么让步？因为一旦制裁，就足够把中国所有的纺织品驱逐出美国市场，所以中国说只要不通过汇率补贴制裁我，中方承诺：一，可以不对美国农民采取措施，二，答应加入多边纺织品限制协议，承诺美方可以对中国搞配额限制。 这是双方退步的结果，中国开始加入MFA的谈判，MFA是中国历史上加入的第一个国际贸易制度性安排，它是WTO和原来GATT中最差的一部分，因为WTO或关贸总协定主张自由贸易，第一条就是取消数量限制，而MFA是系统性偏离自由贸易的特殊安排，这是中国加入中美双边贸易协定之后第一场贸易战。 3、问题全面爆发 当时，我们基本上还是外贸垄断的体制，当时的外汇汇率是怎么制定的？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我们是倒过来制定的——每年由外贸部核定出口商品，随行就市，能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按照基本成本来核定第二年的汇率，是这样一个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出口的力度还是比较大，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 首先，纺织品出口方面，由于加入MFA之后受到了数量限制，我们开始利用其他国家的配额向美国转口，非法转口问题就上来了，当时，美国一次性抄了我们在美国的23家公司。非法转口问题，这个属于双方有协议、但我们没有遵守，我们应该怎么样进一步处理，加严纪律的问题，和现在中兴的问题类似，但是中兴问题更严肃一点。 其次，除了纺织品非法转口，劳改产品的问题也出来了。美国的监狱也有产品，美国很多家具都是监狱出的，但是它有一条原则：这个犯人是自愿的，愿意晒太阳就晒太阳，想活动活动就提供劳动机会，而且会给犯人报酬。而中国的监狱产品出口是强制性劳动，成本很低，所以他们来攻击我们，它会波及到很多产品，疑似劳改产品它要采取措施。 还有就是知识产权。
也就是说，八十年代开始，中美贸易有了一定的制度安排，最惠国待遇条款加上一个多边数量限制，但到了九十年代，问题全面爆发，爆发的背景和八九有关系，八九之后，美国对中国原来“友好非盟国”的定位就松动了。 按照原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主任李洁明说法，中美建交头一个10年，是中国人牵着美国人的鼻子走，中国人比较主动，该怎么样怎么样，美国人真是适应中国人打交道的方法；八九之后，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高官不许接触。但是，它始终没有取消中美贸易最惠国待遇条款——美国国会每年都在通过这个协议，要取消这个待遇，但是美国政府心理相当明白，一旦取消这个待遇，关税跳到59.6%，双边贸易就阻绝了，中美建不建交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美国政府每年就这个问题都在阻挡，到什么程度？每年参众两院都通过的时候，美国总统就引用他的行政权利否决这个通过，而否决之后，参议院还有一个再否决的机制，只需要取得三分之二参议员的同意，因此，每年美国总统为这个苦苦挣扎，动用自己的政治资本与那些议员一个个私下做交易，让方案不要通过。但同时，它必须给业界一个承诺，证明中美贸易对美国有好处，非法转口、知识产权等存在的问题一定要得到解决。 4、突破制裁的多边谈判 由政治原因造成的双边制裁，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美国总统必须采取措施，通过经济来突破政治。老布什在处理中美关系、需要打开一个新篇章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两面的做法：一方面是破坏了原来对台湾军售协议，卖给台湾过时的战斗机，不管怎么样，过时的也是战斗机；另一方面宣布取消对中国的制裁。 在取消制裁之前，高官不能接触，于是多边机制很重要。像1985年提出了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借助乌拉圭谈判谈起来，八九后明面上中断了，但实际上是在多边场合谈中美问题，日内瓦成为中美高级经贸官员唯一一个会晤场所，旅馆基本上都是中国代表团。等到老布什一解禁，就可以公开谈中美问题了，当时对中国政府而言，面临的选择是要不要接受这几个协议，认真地在市场准入方面、知识产权方面做出一些让步，作为交换，让美国总统继续花政治资本去否决取消最惠国待遇的呼声。 在中美的谈判中，一开始也是属于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美国贸易代表负责双边的这些人，整理了很多美方公司看中方不顺眼的地方，只要开会，上来至少40分钟讲我们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中方当时谈判的班子是外经贸部美大司的，过去实际上是搞配额管理和补贴的司，它对边境措施WTO这些不了解，双方谈判时美方全面指责，这边要辩护的话，经济理由谈得不多，法律理由也不了解，所以最后毛主席语录都上来了。但既然谈判，就要解决问题，不能太过离谱，一个依据就是我们是不是参照当时WTO的基本方针和原则来谈： 第一一般性地取消非关税管理措施，如配额、许可证等等，你可以就这个提出问题，咱们可以商量； 第二关税作为唯一的管理手段； 第三关税要随谈判降低； 然后双边要对等； 要互惠。 这就回到了关贸总协定的五条基本原则上，通过这个开始谈判，于是谈判进入正轨。这里面涉及范围很广，中方也是换了几次谈判代表，最后结果还算不错，双方达成协议：中美知识产权的谈判，先于市场准入谈判完成；而市场准入谈判谈了很多方面的内容。所以，劳改产品等经过这个也做了很多改善，约束了内部，非法转口问题得到了遏制，纺织品对美出口在接近零增长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这里也讲一下，其实，美国人在谈中国加入MFA的时候，对它的其他贸易伙伴是很不讲道理的，为了给中国配额，直接削减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配额，像台湾、香港、泰国意见很大。因为只要纺织工业界对中国的汇率补贴不撤诉，法律程序就要走下去，最后会导致中美贸易归零，为了让织工业界撤诉，美国政府承诺要让纺织品进口零增长，也就是不管你对贸易伙伴怎么样，总体要能零增长就行，为此，美国让其他贸易伙伴的纺织品对美出口，从增长变成负增长，中国变成了零增长。 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启示，虽然美国是提要求的强势国家，但为了达成中美贸易协议，即便动用手段也要依靠法律，由于唯一的办法是让起诉方撤诉，所以通过交换条件达到目的，结果是得罪了其他贸易伙伴，美国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保障，中美关系可以继续往前走。 就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贸易谈判不是坐在那里打架、喊喊口号就行了，不同政府受不同法律的限制，有多边的，有双边的，只能在这个框架内寻求解决，这里面需要复杂的谈判努力，不是像我们想得那么容易。 再讲一个中美双边谈判中的插曲，美国当时负责谈判的代表，对中美贸易也没有足量的估计，谈完之后挺高兴，表示如果达成协议，就能基本解决中美双边贸易80%的问题，剩下的20%，双边再解决解决就行了。这个观点在美国国会炸锅了，美国各界不接受这个话，中美贸易既有政治问题，又有其他问题，比如业界对中美贸易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外贸基本是垄断的，外汇国家控制，所以进入中国很难。因此，中美贸易没有那么简单过去的，而这个贸易谈判代表，就因为这么一句话辞职走人了，职业生涯提前结束，美国开始又一轮谈判。 市场准入谈判是一方面，这里再介绍一下知识产权谈判。在知识产权谈判上，中美双边的理念完全不一样，知识产权纳入多边谈判时，当初印度代表就说得很清楚，“我们的教育和你们不一样，知识产权是人类的共同知识遗产，每个人都有权用，你们那套没用，在这里没什么好谈的”，我们国家基本也是这样，没有基本的知识产权保护，而且对进口来讲，基本上要求一家引进，大家受益。所以这个谈判，一开始是理念完全不同，而且我们根本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谈判没有基础，推进非常困难。 但这个谈判下来，结果是帮助中国建立了一套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这个谈判其实是个双赢的谈判，没有这套保护的法律，我们现在的科研和发明根本不可能有现在这个情况，说穿了，知识产权保护是一手托两家：既要保证发明人的收益，让他能够有兴趣做这个东西，另外又有一个时间规定，比如十年以后到期，社会上大家全都能用。在中国宪法里面没有产权保护、更不可能有知识产权概念的情况下，我们把知识产权单独立法做了保护，这个是相当超前的，没有这个，很多东西不可能卖到中国来。这也说明中美通过贸易谈判，能够促进我们的立法，让我们向开放方向继续往下走。
5、什么是欧美强调的reciprocal“对等”？ 1992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市场准入谈判，一系列谈判之后，中美双边的一系列东西就基本定局了，原来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再加上这些具体问题的制度性安排，一管就是25年，当初我们谈判也是做出了很大贡献。但25年过去了，这套协议已经不可持续了，现在一旦有贸易纠纷，我们还习惯于通过给美方一点东西来解决，比如去大规模采购，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刚才我讲过WTO几个原则，其中一个就是reciprocal and mutualadvantages，这么多年官方都是翻成互惠，这个是错误的，reciprocal本身是对等，mutual benefits是互惠。这两个差别在哪里？我们过去不大注意这个差别，reciprocal在英语里面是个技术词，就是互相校验，你怎么样我就是怎么样，而且它不是“利”，它是谈的势，你有优势，我也有优势，和互惠互利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我们多年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原来的多边体制里有明确的规定，第四部分指出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提供对等。但现在，特朗普明确提出要遵循“对等”这个基本原则。 前年欧盟对华政策进行全面评估，评估之后就完全调整对华政策，并且跟中国领导人知会了这件事，表示今后要对等，用了reciprocal这个词。但在六次最高领导那里谈到这个问题，中方反应都是互惠，没当回事，于是，欧盟方面觉得中方现在怎么这么傲慢，我们这么大的对华政策调整，他们表示根本就忽略！后来欧盟商会的头儿到布鲁塞尔来讲到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事搞错了，由于中方翻译错误，翻成了互利了，就把对等、把整个基本贸易原则全部忽略了，他们说原来是这么个情况，中方不是傲慢，而是没听懂。 去年问题开始严重了。特朗普上台后，去年2月1日发表首份国情咨文，随后原来美国所谓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朝元老、商业人士、美国商会主席，加上一些汉学家，他们组队一起发声，美国各大媒体都登了，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今后中美关系不能像以前那样，让中国人拿小利益、小合同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来牵着鼻子走，中美关系今后必须建立在“对等”的基石之上，但是，这个新闻到了国内，翻译还是错了！这些日子打贸易战，特朗普宣布600亿的时候，专门讲了“我们要的是对等”，他觉得中方还没听懂，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过来了，所以他用了mirror，就是镜子，要镜像。 实际上，在去年特朗普上台之后，我们很积极地组织采购、订单子，尽管特朗普那边全盘接受，但是这个问题还在。美方要求的“对等”，是“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的对等”。 这个问题，我们有点听不懂，当然有听不懂的一方面，更有国内困难的方面：政府之前提出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但这个活还没开始，市场要起基本作用，有一个竞争政策的问题，去年下半年，发改委开始搞公平竞争内部审查，但是美方要的可不是内部审查，要求的是对等，所以国内这一年多的努力没有太多地抵消掉威胁。 特朗普来访，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跟美国财政部讲了，说中方要开放金融保险，你们既然来访，咱们是不是一起搞一个新闻发布会，美方回答很明确，新闻发布会我们不用参加了，我们要求的不是单个领域的突进，我们要求基本市场竞争机制的对等。美国人一说话总是讲hinder US commerce，你这个东西对美国的商业造成一些影响，这个commerce包括了货物进口的东西，也包括投资，也包括其他的服务条件，而这些服务条件，很容易就抵消掉削减关税的好处。无论是在美国的企业，还是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运营过程中都是有很多的抱怨，他就要求在市场竞争机制上完全对等。 最近，有些翻译好一点，“对等”这个词出现了，但是有些翻译还是翻成“互惠”：“互惠”是讲的可以数量化的好处，“对等”是讲市场进入条件和竞争政策方面，你要和美国接近，这个是新的要求了。 这个问题的理解还有待于中方下一步的推进，但中国国内比较难，因为我们有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有国企问题，有党建问题，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虽然不像过去那样分三六九等，但还是有行政操作空间，类似这些问题的改革比较难，也比较伤筋动骨。 但是谈判就不是走不走的问题了，而是要谈怎么走、时间节点、多长时间合适，在双边的共同目标一致之后，再谈具体实施细则了，这样谈判的话，可能会有出路了。如果在根本问题上我们有问题，贸易战可能打了半天，就打不到一块去了。所以里面很重要一点，要看到现在的中国经济和25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我要纠正一个经济学家在中央电视台说的一个错误观点，他说中美打贸易战，美国人是有利益集团的，我们就是一个国家利益。这个话是不对的，因为现在中国社会上任何经济政策的改变都是有赢有失，在各个部类和层次都是这样的，经济不像以前那么单一了，国家利益体现在一个个部门和一个个行业上，这是一个综合平衡的问题，所以，中美将来谈判，如果在基础的设定方面弄得好，可以促进我们的改革，弄得不好，改革和开放这两方面都是比较步履艰难。
6、为什么要搞创造性的WTO项下的特殊安排 回到我刚在讲的多边谈判的例子，当时多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制，突破了双边的限制，当时双方谈判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双方成功地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了，经贸问题咱们就事论事，不要老扯别的问题，否则回头下一次再谈。 我们现在能否有这个气度、国内经济形势发展能否有这个余地，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来？至少舆论上，现在不允许，一边倒的政治挂帅。实际上，你对于战略方的分析，地缘政治的考虑，你可能还是要认真看一下的，我们是不是要跟美方区隔政治问题，就经济问题来进行谈判？那么，经济问题有什么问题？ 第一，现有制度安排无法解决贸易顺差问题 25年的双边和多边制度安排，积累下来就是贸易顺差的问题，美国人也认同逆差不光是贸易问题，也有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高赤字的问题，有不适当的汇率问题，他们有他们的难度，这些问题都承认，但是，把这个问题刨出去，还是有自由贸易顺差，自由贸易顺差不解决是不行的。 但是，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说白了是这样。美方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我们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行政管制干预比较厉害的、对企业和行业提供比较强的政策支持的经济，在目前自由贸易体制下，我们绝对是赢家——如果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我们应该对有些国家逆差，有些国家顺差，这和贸易本身经济结构有关系，但我们现在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全都贸易顺差，而且额度还不小，所以这套体制有点一边倒。至于我们顺差是不是完全对我们有好处，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制度安排已经没有办法解决顺差问题了。 第二，排除特殊议定书，中国就不是WTO成员国 回到多边WTO项下的安排（我今天主要讲是帮助大家理解美方的说法，不是说它有道理，它依据哪些法律依据，这样你可以从它的角度适当地理解一下），大家不要机械地理解WTO这套东西，WTO的东西里面管用的是基本原则和一些最基本的纪律，违反了纪律之外，它有一套办法。而它的自由贸易的原则和纪律之间有差距，有很多漏洞，这些漏洞要通过一套解决争端机制谈判解决，WTO法律只管一部分，另一半靠谈判解决。 双方预设了很多漏洞为将来自己谈判取得好处。比如，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多边有最惠国待遇，双边也有最惠国待遇，双边体现了双边经济协议上，多边说句实话，按照原来WTO的规定，这些国家早就知道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在自由贸易下会占尽好处，既然谈的是下一世纪的贸易框架，到下一世纪中国变大之后，这些东西根本受不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留有余地。 当然，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不是针对中国，七十年代有几个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也是计划经济的，比如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这些国家的国有经济体制被认为是整个社会大补贴，按照现有的规定是管不了你的，好在那几个东欧国家比较小，也就算了，中国的情况，他已经看到了一旦发展起来潜力比较厉害，所以在这里面，WTO和关贸总协定有一个著名的“互不适用条款”，什么意思？我同意中国加入WTO，但我引用这个条款的表述——我们俩之间没有WTO关系，你进来我不拦你，你成员国可以，但是我们之间没有WTO项下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如果引用这个条款，就很难看了，中国谈了14年，做了那么多让步，最后这几个国家引用这个条款，变成谈归谈，让归让，但双方没有这个关系，就比较难办了。于是，为了面子，也为了促进中国按照他们想象的方面向市场经济转化，他们有创造性地搞了一个“特殊议定书”。 现在评判别国是否违反多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话，要区分是哪些国家：对于那些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它如果这么做就违反了；但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都说得很清楚，中国在WTO项下的成员资格，是由你的“特殊议定书”作为交换条件的——我承认你是成员，我也不引用“互不适用条款”，咱们另议，特殊议定书几乎把WTO义务重新抄了一遍，但是这里面有一个15年的条款，15年以后，按照他们的解释，我要看你是不是市场经济过渡完成了。我目前不拦你，不能因为你改革目标没达到，我就不让你进来，但是你既然说要改了，承诺向这个方向走了，要是按照华盛顿共识走市场经济这条路，政府减少干预，那15年以后再看。 欧盟的解读是15年以后再看，我们的解读却是15年以后就该给我了。他们根据我们最近几年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他们不太满意，另外中国加入WTO之后，在多边贸易体制里面如鱼得水，他们觉得这是不可持续的，他们要在这里拦住。一般从法律基本义务上，特殊议定书也就就一两个简单条款，但实际上他们把WTO有关的义务全部重抄一遍，而中国一旦排除了议定书，就根本不是WTO成员国！
中美关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现在中国确实是强大了，强大了之后全世界开始有变化了，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精妙的关系，它影响着世界格局的重新变化，所以我们要了解对方的思路，看趋势在哪里，这些不是搜集点媒体报道、听听官员说法、做个经济基本产业的研究就能得出来的，需要更深层次的观察与思考。 乔治·凯南作为一代国际政治大师，当初在苏联做大使，他在休假时被问美苏关系的一个具体问题，由于不能当面回答，他就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后来这个报告受到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视，最后冷战的战略格局完全来源于这个报告。乔治·凯南之所以能写出这个报告，就因为他一定知道对方的想法：他从小就对俄罗斯有不解之缘，一直在基层工作，对俄罗斯从一般人群到上面的整个社会，他有深入的研究，他知道俄罗斯到底怕哪些东西，不能用哪些东西威胁它，他指出最好的办法是冷战，而冷战最好的战略是在热点中要降温——一旦俄罗斯在某方面有突出表现，美国就去堵住，这样俄罗斯就会老老实实缩在那里。冷战格局形成之后，也就形成美苏和平竞赛的格局。像这样的人，了解了当地社会的文化、心态、处理问题的方式、统治层和下面的关系，他能拿出深刻的想法。 我们现在面对中美问题，要意识到是第二次出现变化，第一次出现变化，就是基辛格挪动了中美关系的一步，全世界格局进行了重新洗牌，一下子保持了这么多年的稳定。我们现在全世界经济体量第二，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处理世界形势，这个要从经济方面做很多着眼，而且经济这块不能服从于其他问题：建国之后，我们外交的基本事实按照周恩来的说法是经济服从外交，改革开放后，这个概念一点点开始变了，逐步明白了对外政策应该是国内经济政策的延续。 现在又到重新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怎么样有利于我？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们真希望能够有大师出来，做点认真研究。 这里面要看到几个方面，首先是大的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期望开始逐步淡去了。25年下来，按照现有框架和中国在经济贸易方面打交道，美国对中国的很多幻想都破灭了，大家知道谈判是谈的期望值，在美国的行政体制之下，这个期望值是要靠公司去实现的，现在它对中国是什么期望？美国人讲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我要求对等，只要没有对等，中方领导人表态的广阔的中美合作空间是很难落实的。 另一方面，大家又很重视中美关系，有每年开会的双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而且开会不过瘾，上两届政府开始搞战略经济对话（S&ED），把部一级的扯皮机制提到副总理牵头了。总之，各个方面，既有现实的，也有未来的，但都谈了半天，什么东西谈不出来。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后，把这些没有发挥作用的东西全部停了，只要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任何改进，美方是不满意的。 另外还有一个竞争机制问题，这个问题多边早就有研究，因为多边经济贸易和法律体制，先是由边境措施开始，之后到乌拉圭谈判开始变了，开始触及国内措施，当时是通过贸易牵头，因为贸易是最好的抓手，它可以做交换、谈投资、谈知识产权、谈服务业。换句话说，国际法律安排已经超越边境，侵入到各国主权范围内了，这是个趋势。 同时，在九十年代中期，在多边经济贸易体制下有几本杂志，最早是《国际贸易法》杂志，然后分出来了《知识产权》，还有一个很重要但咱们没有人读，叫《竞争政策》，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竞争政策怎么影响到多边贸易体制、怎么影响到各个阶层的利益、将来在哪些方面做改变，类似问题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 在国外，经营政策有些东西他们是事先研究的，研究的这些人被称为Wiseman贤人，需要发动的时候，让他们出报告，一旦政府认可报告，那么就按照报告来推动谈判。实际上这么多年对竞争政策的研究，构成了他们推动经济一体化和TPP的基本东西。 现在我们看到了，如果在竞争政策上面没有重大的改善，美国不干，欧盟也不干。 美国在双边的时候，除了战略经济对话，还有一个双边投资协议，这个也被停掉了。欧盟和中国开启了一个全面投资协议谈判，欧盟为了做这个问题，对中国的投资条件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下来按照中国现有的法规，妨碍投资的有一千八百多条，它具体又研究了几个城市，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发现在地方一级，妨碍投资的有增无减。所以，从投资角度来看，中国影响commerce的行政方面限制是很多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双边贸易永远处于目前的状态。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自由贸易、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有不同的内涵——自由贸易是在一个框架基础上，大家减少边境措施；但竞争政策的研究，发现减少边境措施没有用，到了一定程度要扩展，由跨国公司驱动的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的制度设置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谈到经济全球化，它是一个自然现象，由跨国公司驱动；经济一体化是讲的制度设计——既然有经济全球化的势力，各国要调整管理措施，让各国的经济能够达到一体化，从而让商业发挥最好的作用。 我们很多人，包括有一部分分管贸易的官员，都搞不清楚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差别在哪里，当时TPP提出来之后，我们这边的报道有一点误导，说TPP是在排斥中国，其实，美国方面说TPP谁来都可以，但是中国看了看TPP，谈的都是国内竞争政策，比如国内劳工政策、政府的管制和不当措施、知识产权进一步保护，基本都超越了边境措施，我们没有办法进去，就说TPP排斥中国。中国是带着贸易自由化的思路去看经济一体化，为了抗衡TPP，我们开始推RCIP区域经济一体化，拉了一帮穷哥们，最后还是边境措施，但实际抗衡不了。 中美关系到现在的话，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打贸易战，我们拉“一带一路”国家，美国拉其他发达国家；进，唯一的一条路就是经济一体化。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已经有很成功的经验了，欧洲国家经济发展基本一致，他们的产业之间竞争基本上全方面的，如果按照保护主义，这些国家又得回到二次世界大战前，又得打起来，他们没办法走了一体化的路：先是搞了煤钢联营，然后共同农业政策，再是共同对外政策，一步一步最后发展到共同的货币，然后2008年的危机又开始了共同的金融监管，在这个基础过程中又开始了共同的财政政策，所以它一点点走到一体化了。欧洲国家通过一体化，解决了没有办法解决的行业竞争，构成一个内部大市场。 直到现在，我们对欧洲的报道还是不太正确，总说欧洲经济有问题，实际上，欧洲经济至少有两点没问题：第一，市场基本竞争机制是完全健康的，这是它最重要的底气；第二，金融作为市场竞争的核心，它是健康的，有这两点，再加上欧洲的文化有创新，欧洲经济可以过得去。 经济一体化是进的路子，退的话，是走到各自圈的小圈子。说起世界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国内一直讲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而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有“三国四方”的划法：在联合国贸发会议里，把经济利益集团画成了三个块，中国是单独的一块——第一块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相对发达；第二块是东欧国家；第三块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加入发展中国家，人家不让进，然后成为单独的一组。这是当时的格局，这个格局比较说明问题。现在情况变了，世界经济格局要走原来的路？我们做了哪些设定，这个路和那个路是不是岔路？是不是条条大道通罗马？这是我们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问题，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好像都不够深入。 当中美经济到了不进则退的情况，此时哪一个选择都不容易：进，经济一体化，我们能否掌控国内市场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我们有没有能力平抑受损那部分产业、部门的不满？这里面要解决很多问题。退，退回去“一带一路”，能不能达到消化过剩产能、给我们腾挪市场的作用？
中国有优势来主动制定新的规则 中国在塑造国际贸易体制方面到底有没有优势？我们太有优势了，历史证明，不是出口有能力的国家就能够操作国际贸易体制制度性的安排，像日本这个国家在制定国家贸易机制方面永远没有说话的地方，那这个机制谁来塑造？美国、欧洲，它们有很大的市场，通过开放市场胁迫别人遵守，现在中国到这一步了，我们只要调对了政策，把国内潜在的市场消费趋势变成现实的趋势，如果中国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2021年中国将成为一个单一的最大的消费市场，这就是中国的力量，就能让别人按照我们这个市场来要求。 你的力量用来搞保护主义，还是把竞争性不是很强的国家笼下来进行贸易交往，还是用这个来让发达国家顺从我们？这是有很大的艺术性的，要考虑清楚，你不是没有能力，但是你目前市场潜力是潜力，还不是现实的市场，要变成真正的市场，国内体制的调整就真要按照TPP的做法。比如要让它成为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首先要把工人工资拉上去，TPP里面讲得很清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其他一系列东西有利于让市场消费能力涨起来的话，要主动去做，一旦中国国内潜在的市场变成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市场，塑造国际经贸体系的能力就在了。 下一个问题是你怎么样塑造。有的时候你在增加塑造能力的同时，也就引进了一些开放的概念，于是，改革和开放又像30年前一样走在一起，互相促进，那就是另外一种格局，通过引进竞争，之后让你的经济本身做得很扎实，那个时候你在世界说话就不是现在这样了，现在我们是虚胖，真正打架的话还差点。 如果我们放弃这个优势，采取步步为营，在整个贸易谈判过程中，保护某一部门，某一群体利益的话，可能最后付出的代价会比较大，所以放弃这个优势太可惜了，中国现在要在国际上有发言权，要看到自己真正的优势在哪里，机会在哪里，机会一旦过了，经济一旦转头了，你就永远失去这次影响世界的机会了，影响世界的机会在于你自己掌握好时机。 原来我们说引进政策，洋为中用，穿别人鞋走自己的路，现在我们是穿别人的鞋走别人的路，而且我们穿别人的鞋让别人满地找鞋，让别人没路可走，这样经贸关系就很难处理了。他们有他们的做法，虽然他们做得不正确的做法也有算在我们这里了，但基本事实还是贸易顺差不解决是不可能的。 现在国内谈这些问题都是一面倒，而且对法规的引述也不正确，什么事情都撮在一起就不对了。比如美国对我们的钢铁和铝的限制，那不是和中国打贸易战，它是全球保护，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设关税、设配额，当然你说它脑袋里有没有中国影子？当然有。但从法律上，它是全球配额，不是针对中国的。 其次讲国家安全条款，国家安全条款是WTO第21条，是给这个国家专门一个特殊豁免，只要引用这一条款，WTO无权审议。所以有些官员说什么到WTO去就国家安全条款打仗，其实这是官员在作秀，但凡涉及国家安全条款，把这个问题提到WTO你就不要看了。 八十年代，格林纳达的政权被游击队拿去了，美国一看这还了得，搞封锁，但格林纳达原来也是多边体制成员，怎么办？美国就引用国家安全条款，WTO开会时人家就提出异议，美国人就说，“国家安全条款由我自己说了算，别人不许说话”，这一句话完了。它有权用这个，这里打官司也是打不赢的，我们现在把所有的东西，不管它用各种理由做的贸易措施，只要沾我边了我就跳起来，实际从专业角度来看，你只有各个击破，它是什么你就要按照哪一个条款去做，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 说到这轮谈判，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是有决心的，在做谈判方案的时候，他们有以下做法，横向列出中国有哪些贸易政策，竖向涉及到哪些政策领域，然后看交接处哪一个最大，挑出来先干，目的是要让受影响的行业在竖项里面能够取消掉。他们在“对等”方面做了认真的工作，也是在夜以继日：去年提出调查，三个月听证会弄完了，四个月递到总统那里了，比一般流程耗费的时间短得多，知道不能等。特朗普现在有人起个外号特靠谱，一步步他还在做，在这个谈判中牵扯到市场准入、对等这个问题，他已经抬到台面上了，永远退不会回去了，我们要么打翻了天，要么从里面挑某些方面可以接受、甚至对我有正面影响的东西，赶紧做方案，然后做谈判，贸易最终是双赢的。
深层参考
华为受调查折射“国家机器”与企业独立
【研究员】：
日前美国司法部对华为正式展开刑事调查，焦点是华为是否对伊朗非法出口美国科技产品。从表面上看来，这正应和了多方揣测——在中兴禁售令之后，华为将成为另一个被美国“开刀”的中国企业。但是，我们不能以单纯以“美国棍”打压“中国芯”的现象视之。它暴露了中企的短板：缺乏法治精神和内部监管机制。把中美贸易之争的几个结点，简化为中美科技争霸战的逻辑，并不会帮助国人了解中美在竞争与合作上的痛点，也不会帮助中国真正在国际上的崛起，因为要超赶美国在高科技的领先地位，必不能忽视支撑美国优势背后的企业制度和商业架构。
日前美国司法部对华为正式展开刑事调查，焦点是华为是否对伊朗非法出口美国科技产品。从表面上看来，这正应和了多方揣测——在中兴禁售令之后，华为将成为另一个被美国“开刀”的中国企业。但是，我们不能以单纯以“美国棍”打压“中国芯”的现象视之。 华为和美国政府掰了十年，如果中国人从中获得的教训仅仅是“中国政府应该反过来制裁苹果公司”，那也未免太亏了！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刘裘蒂认为，中国企业应该趁这个机会领悟到：在商业运作中厘清界定与政府的关系上需要更透明，对于关联方和“一臂之遥双方独立的公允交易”的定义需要更明确，对于华为曾经面对的质疑，必须事先准备答案。 不可否认，目前在高度政治化的中国贸易战之中，华为调查案也不免变成谈判桌上的一枚棋子。但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兴和华为事件更加凸显了这些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各国对于中国的种种反弹，中国企业对美国科技的投资、孔子学院、领事馆赞助中国同学会、学术间谍等等，都基于一个危险的假设：中国来的企业（即使是民营）和个人也不过是一个“国家机器”的延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变成政党的“爪牙”。 中兴事件后国内的商业、科技和舆论圈，甚至海外华人圈，为美国企图阻挠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阴谋论”而上纲上线，掀起了一股“高科技义和团”的怨怼，认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由于害怕中国的竞争，已经转化成以政治手段阻止中国崛起的小肚鸡肠行径。这个姿态虽然在国内很有“卧薪尝胆”、“忧患意识”的凝聚力，但是也经常有倒果为因的危险。 更何况今日的中国已不再是1900年的中国，2018年的国际形势也与八国联军的时代背景有别。 中美贸易战非关5G：中兴事件与中国企业文化 刘裘蒂：中兴与美国政府的“过节”不能以“政治迫害”视之。它暴露了中企的短板：缺乏法治精神和内部监管机制。 同样地，美国政府和舆论也不该把今日的中国，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对等。 但是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有些中国龙头企业想要走出去，但总是搞不定美国？ 当中美都在揣测对方的“司马昭之心”之际，目前许多国内的叙事，把高科技的壁垒视为美国对中国掀起贸易战的主要动机，也就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行其打压中国科技之“实”。 但是这个观点忽略了从时间顺序看，其实在领悟到中国已经开始在某些科技领域超赶之前，美国早就对中国企业（如华为）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敏感领域里的动静，一直抱着高度警戒的态度，特别是中国企业与政府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中国企业一方面以标榜与政府关系上通下达，另一方面却又坚持不受政府控制。 把中美贸易之争的几个结点，简化为中美科技争霸战的逻辑，并不会帮助国人了解中美在竞争与合作上的痛点，也不会帮助中国真正在国际上的崛起，因为要超赶美国在高科技的领先地位，必不能忽视支撑美国优势背后的企业制度和商业架构。 同样地，中国的龙头企业想要在国际上造成持久的影响力，便不能无视企业个体独立于政府运作的必要性，以及美国在企业内部治理和信息披露等法规制度上，仍然执世界牛耳之实。 既然中国已经全面拥抱高新科技，在争取中国科技领先之际，已超越“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赛先生”之辩，也没有必要把企业独立运作、避免利益冲突的最优实践制度，视之为西方以自己标准强加诸他人的意识形态之争。 其实目前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争议点，可以从2012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对中兴和华为的调查报告》看到清晰的脉络，它简直是美国现在采取的种种防御措施的“预告片”！ 甚至胜于最近一年半之内发布的 《美国联邦信息通讯技术供应链受中国威胁的分析》报告（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2018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年12月发布）、 《中国的技术转移战略： 中国对新兴技术的投资如何使一个战略竞争者获得美国创新的皇冠珠宝》（美国国防部附属组织国防创新组实验室，2018年1月对外公开）、甚至《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白宫报告，2016年12月）。 只可惜在美国众议院调查报告六年后，中国企业似乎仍然缺乏对于这个报告的正确解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华为和中兴通讯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为它们的设备被美国公司采用后可能成为中国监视美国的工具。报告还指责华为从事贿赂和违反移民法。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刘裘蒂认为，不论目前中美的贸易冲突如何收场，这份报告暴露的美国监管和中国企业之间标准的差距，也就是说，许多国内习惯的商业规则，与美国要求的透明度有相当的距离，将会继续成为未来中国企业进军美国的路障。 华为在美国 华为曾经在2008年尝试与通信公司3Com合并，并于2010年竞标电信运营商Sprint的合同，但是受到美国议员的反对。随后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的“刁难”，华为于2010年撤回了对3Leaf系统的收购。华为在2011年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对于它的系统安全问题的质疑“没有根据也没有得到证实”，并呼吁美国政府全面调查其业务。 今年1月，随着美国《保卫美国政府通信法》的提案，将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和中兴产品和设备，面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这两家中国公司进行调查，以及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美国电信运营商AT＆T撤销了由华为提供Mate 10 Pro智能手机的协议，而Verizon 也拒绝出售华为的产品。今年3月，美国最大的电子连锁店百思买宣布下架华为产品。 根据戴尔•欧若研究公司的数据，华为产品在美国手机和固定电话网络中的占比不到1％。归根究底，华为不能真正打入美国市场，还是在于美国政府担心华为会为中国政府“走后门”，对美国的电信造成“安全威胁”。 亚洲协会在2011年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向来“担心中国政府可以强制私营或非关联方的中国机构放弃网络保密，这体现于美国政府对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处理。” 然而多年来有些美国媒体或科技界人士不断为华为叫屈，主张美国政府调查华为多年，国会报告只有指控，没有证据，这表示美国始终抓不出华为的小辫子。我个人认为美国众议院在2002年的报告中没有罗列证据，是因为听证报告并不是对华为提出正式诉讼，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在正式提出诉讼之前，会多方考量是否既有的证据强度足够支持其胜诉的可能性。未披露证据，是还不到揭露底牌的时候。 当然，近期传出的美国司法部调查，似乎在时间点上让人怀疑其政治意图。其实《纽约时报》去年4月报道了美国商务部已在2016年夏天对华为发出传票，而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也在2016年12月对华为发出传票。 美国商务部2016年公布了中兴的内部文件，显示了中兴关于规避伊朗制裁的违规行为，并透露了另一家仅用代码F7影射的公司如何成功回避了美国的出口管制。中兴文件并且指出F7曾经试图收购3Leaf。 十名美国国会议员在2016年致商务部的一封信中表示，他们认为中兴内部文件中F7 指的是华为。美国国会议员再度于2017年4月致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要求公开确认F7身份并对其进行充分调查。 这些事件的前后显示，正如对中兴的制裁，目前美国对于华为的调查，并不是一个纯粹由特朗普背后鹰派战略师启动的产物。 美国一向有“无罪假定”的原则，并且在刑事诉讼中，美国政府作为起诉单位，必须背负着证明“排除合理性怀疑才能定罪”的高标准负担。因此，在美国司法部尚未完成调查，甚至提出正式诉讼之前，我们不能臆测华为是否已触犯了美国的法律。 同样地，在目前的调查还未形成正式诉讼的阶段，检察官不会公开显示它到底掌握了什么把柄。华为不像中兴一样高度依赖美国芯片，不久前媒体也传出可能淡出美国市场的迹象。“受调查”并不等于正式起诉，这里面还有一段法律流程，华为、中国企业界和“高科技义和团”大可不必以“受害者”的姿态自居。 对中国科技企业施压的“蓝图”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重读2012年的众议院报告里所指出的五点建议，其中四点针对美国各部门对付中国“威胁”的应对措施，似乎是特朗普政权目前对中国科技界施压的“蓝图”： “建议1：美国应持对中国电信公司人对美国电信市场的持续渗透保持警戒。美国情报部门必须保持警惕，专注于这种威胁；基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必须阻止华为和中兴在美国进行收购或兼并；美国政府系统，特别是敏感的系统，包括组成部分，不应包括华为或中兴通讯的设备；政府承包商，特别是承包敏感美国项目的承包商，应该在系统中排除中兴或华为的设备。 建议2：强烈鼓励美国的私营企业，使用中兴和华为设备或服务时，考虑与业务相关的长期安全风险。强烈建议美国网络提供商和系统开发人员寻找其他供应商。根据目前取得的机密和非机密信息，不可信任华为和中兴未受到外国国家影响，从而构成对美国安全和系统构成威胁 。 建议3：美国国会负责管辖的委员会和政府行政部门内的执法机构，应该调查中国电信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特别是关注中国（政府）对重点企业的持续财政支持。 建议5：美国国会负责管辖的管辖委员会应该考虑可能的立法，以更好地解决由此造成的风险，具有（外国）国家关系、或在构建关键基础设施上不能明确信任的电信公司。这种立法可能包括增加私营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及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程序对于采购协议的审查。” 而第4点其实是给华为和其他想要有进军美国野心的中国企业的忠告： “建议4：中国公司应该很快变得更加开放透明，包括（采用）在西方证券交易所上市时需要的透明度要求，由独立第三方提供更一致的审查，评估其财务信息和网络安全流程，遵守美国信息和证据制作的法律标准，并遵守所有知识产权法律和标准。特别是华为，必须变得更加透明，和对美国法律义务做出回应。” 尽管华为不但邀请美国政府对之调查，也自认对调查做了充分的回复，但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眼里：“华为没有充分配合调查，不愿意解释其与中国政府或共产党的关系，同时有可信的证据显示华为未能遵守美国法律；华为没有提供关于公司结构和决策流程的明确和完整的信息，及（反驳）仍然依赖中国政府支持的可能性；华为未能解释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其声称并未受到中国政府（财政）支持的主张不可信；华为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公司内部有一个党委，但没有解释党委为党做些什么？或是党委的组成人员；华为的公司历史显示与军方的关系，华为并未对与此关联的问题提供详细的答案。” 另外，委员会认为华为未能提供有关中国政府在 1999年对该公司的税务欺诈调查有关的信息，是华为拒绝透明的另一例证。“华为轻松地摆平了这项调查，显示华为并非自称的是一个在中国不受待见的电信提供商；华为未能解释其与西方咨询公司的关系，它对任何关于它的成功是基于这些关系、而不是靠中国政府的支持的说法都不可信；华为未能回答关键问题，或提供文件证明其它在经济上独立于中国政府；华为未能对其在美国的运营、融资和管理提供足够的详细信息或核实文档，未能显示它是独立与中国深圳母公司的子公司；有证据显示，华为持续表现了对美国其他实体和公司的知识产权的漠视；华为未能提供在伊朗的业务细节，尽管它否认与伊朗政府做生意，没有提供证据支持其声称它遵守所有国际制和美国出口法律；华为拒绝提供其研发计划等细节，其他文件削弱了其声称华为不为中国的军事或情报部门提供研发服务的说法。” 中兴和华为比其他中国企业更受到美国政府关注，除了身处战略敏感产业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怀疑它们具有“官方”背景。2012众议院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兴的历史和架构与政府和重要军事研究机构有相当渊源; 而华为的创始人暨总裁任正非曾在军方任职，并曾主持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电信工业分析师认为这个研究单位与中国的情报部门有关。华为与解放军签署多项项目协议。作为一个未上市公司，军队和政府是否对华为公司有控制权不清楚。 美国众议院报告指出，多年来分析师一直在努力去了解华为的所谓“员工所有制”模式如何在实践中起作用，以及所有权如何转化成企业领导和决策。华为一再声称，这是一个私人员工拥有和控制的公司，不受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但是众议院所得到的信息与华为对此结构的描述不一致，许多分析师认为，华为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它所有的股权持有者的共同控制，而实际控制人是管理层的一小部分精英，因此委员会要求提供有关公司结构的进一步信息，列出公司的十大股东，但是当时华为拒绝回答。 在调查报告发布六年后，如果把美国政府试图从华为找到答案的几个关键问题，摆到其他中国龙头企业面前，它们是否已经有完善的应对方式？诸如： - 公司的历史和管理结构为何？是否最初与中国政府、军队、共产党有联系？ - 中国政府或共产党如何对企业的决策、操作和策略施加控制或影响？程度为何？ - 作为国家龙头企业，是否受到优待或者特殊的待遇和财务支柱？ - 每个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占有率？母公司如何影响美国子公司在美国的业务？ - 公司是否遵守法律义务，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和（遵循）国际制裁制度（例如对伊朗的制裁）？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华为所面对的质疑，也是未来中国企业扭转形象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国内视“不透明”或“半透明”为常态，对于利益冲突的观念薄弱，都是与国际商业规则接轨的挑战。 就拿华为否认得力于中国政府的财政撑腰来说，《中国网》（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支持的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提供的信息网站）曾经在2005年报道：华为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100亿美元的授信额度，用于资助海外扩张。当时华为执行副总裁胡勇表示，华为计划在与国有银行签署为期五年的信贷额度后，将其海外销售额从2004年的22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40亿美元。这则新闻还指出，获得国家资金将有助于华为与爱立信、思科、以及中兴通讯等上市公司竞争。 不少中国和美国媒体认为，针对美国对中兴和华为“用刑”，中国可能转而对苹果下手。很多人指出，美国不让华为在美国境内卖手机，而苹果公司在 2017财务年度销售额中，大约20％（450亿美元）来自它的第二大市场中国。 但是这个对比恰当吗？苹果对于中国用户者的信息，和苹果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是否与华为与美国用户的关系，以及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一定可以对等吗？ 在2015年和2016之间，苹果公司收到至少11个由美国地方法院根据1789年《书面命令法案》而颁布的命令，其中大多数试图迫使苹果“利用其现有功能，从锁定的、使用 iOS 7或更早操作系统的iPhone中，截取联系人、照片和电话等数据”，以协助进行刑事调查和起诉。苹果公司拒绝服从，因此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对簿公堂。 试想，如果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即使是民营企业，接到政府的指令后需要呈交数据，有哪一个敢有能力、胆量、甚至渠道对政府说“不干”？ 透明度和信息披露 中美贸易战目前仍然在你来我往、彼此揭底的阶段，但是我们应该避免以“五十步笑百步”的逻辑来看待双方的立场。有人可能认为美国政府有能力以政治手腕干预了AT&T和Verizon对华为的商业行为，不就显示了美国政府也有牺牲通信产业的数据保密的可能？ 根据《美国联邦信息通讯技术供应链受中国威胁的分析》，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向美国信息通讯技术公司施压，要求交出源代码、在中国服务器上存储数据、投资中国公司、并允许中国政府对信息通讯技术产品进行安全审计。在爱德华•斯诺登2013年的指控称美国政府利用美国的一些技术公司监视外国政府之后，中国政府开始调查微软、苹果和其他美国科技公司。一些中国媒体呼吁“去思科运动”或抵制思科产品。 2013年6月，《中国经济周刊》发布了一则封面故事，点名八家美国公司（苹果，思科，谷歌，IBM，英特尔，微软，甲骨文和高通），标题是：“美国八大金刚在中国无缝渗透”，而该期的封面并列了一帧美国在二战期间警告德国间谍活动的海报，和周刊对该图的改版，显示一名士兵的头盔加盖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徽章，影射这八家美国企业可能与美国国家安全局互通声息。 这份报告指出，“八大金刚” 指射八国联军，而中国目前的言论修辞经常依附在反帝国主义、爱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之上……2014年德国《明镜周刊》和《纽约时报》周刊报道了更多美国国家安全局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不久之后中国政府开始针对美国的信息通信技术公司（包括高通和微软）开展反垄断调查，禁止在政府电脑上使用Windows 8，并对苹果iPhone安全性的提出质疑。针对这种压力，苹果已承诺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然而不论中美政府彼此如何质疑，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势必要面对它们与政府关系的疑问，也同时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在国内，与政府的牛关系是给企业加分，到了国外却经常变成减分。 2012年美国众议院的调查报告发布后，《华尔街日报》引用华为美国子公司发言人说：“这其中的政治心机是直戳中国的眼睛……” 换成是我，我会避免陷入同样的“中国企业=中国=中国政府”的逻辑。目前国内围绕着“中国芯片”燃烧的爱国情绪，可能不自觉地重复加深了中国高新科技必须通过“民族工业”来实现的刻板印象，这其实对于中国想要欧盟和美国承认“市场经济”地位没有帮助。 同时，从历来美国政府对于华为的观察，还有中兴最近因为对美国商务部的不实呈报而被激活禁售令，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在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功力上还有待努力。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前，应该厘清界定在商业运作中与政府的关系，并且使之更为透明，对于关联方的定义需要更明确，对于“利益冲突”的概念有深耕的规范，面对华为曾经面对的质疑必须事先准备应对方案，最重要的是不能把华为在美国受挤兑的经历，简化为一场简单的政治干预，而错失了企业可以借此成长的机会。
中国芯“汉芯一号”造假始末：这是一个体系在造假！
【研究员】：
“汉芯1号”的“诞生”仅仅用了16个多月，源代码的设定也只用了4个多月，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款高端DSP芯片从源代码设定到流片的全过程。有关汉芯的疑点继续层出不穷。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从没有量产的汉芯系列却始终是国内各级各类项目的受益者。在《汉芯黑幕》一文中非常清晰的罗列了汉芯系列申报和获批的项目，从2003年1月到2005年6月间，汉芯系共计获得有关部门立项31项。汉芯现象的出现，是否会给各级部门带来一次警醒？重新审视国内的项目审核制度？弥补科研成果鉴定的漏洞。
中兴华为相继被调查，这让我们不得不回想起了十多年前，关于中国芯的一个往事。 2006年1月17日，一位神秘举报人在清华大学BBS上发布的一则神秘帖子—《汉芯黑幕》，彻底打破了中国科技界的一团祥和，其笔锋直抵为中国产业界骄傲的“汉芯”系列芯片发明人—陈进。在该则帖子中，神秘举报人痛斥陈进在汉芯研制过程中完全弄虚作假，骗取国家上亿元拨款。面对公众“汉芯造假”的质疑，陈进选择了沉默。是影正身直“岿然不动”，还是问心有愧“羞于启齿”？汉芯真的造假了吗？ 在全球共同经历了令人不堪的韩国“黄禹锡科学造假”（黄禹锡曾被评为‘韩国最高科学家’，因在《科学》杂志发表2篇关于克隆技术的虚假论文而臭名远扬）事件后，中国科技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非常吸引国人目光。因此，神秘举报人的神秘帖子顿时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有意思的是，陈进和黄禹锡都是早年失去父爱，并一直极度渴望成功。 虽然上海交大汉芯科技公司（以下简称汉芯科技）旋即发表声明宣称《汉芯黑幕》歪曲事实真相，但这并没有抵消外界猜疑。在紧接着进行的网络民意调查中，有近58.6%的民众认为造假是事实，而认为“汉芯1号”没有造假的仅占被调查人数的3.6%。网络舆论斥责陈进是“中国科技界的黄禹锡”的批评声渐起。 反观陈进，他在1月22日表示将寻找证据公开批驳网络传闻后即宣告失踪，汉芯科技也在发表回应网络传闻的声明后选择了沉默。2月7日，记者拨通了陈进的手机，一位自称不是陈进的男子十分谨慎地表示，关于回应汉芯造假传闻一事，已完全交由上海交大校方宣传部来统一负责回复。然后他匆匆挂机。 同一天，在上海交大浩然大厦7楼（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和汉芯科技办公地），依然未能寻觅到这位深陷造假传闻漩涡中的教授身影。在向汉芯科技有关工作人员表明来意之后，记者很快被“送”下了楼。 时至今日，无论陈进本人，还是汉芯科技都没有对外界指责的“汉芯造假”给予事实性的驳斥。同时随着神秘人士提供的线索越来越清晰，有关汉芯的谜团随着事件的发酵而愈滚愈大，也愈加神秘！ 第一章“造假”之谜层层难解 “汉芯1号”一直被视作中国芯片业的骄傲。作为一款高端的16位DSP芯片（DSP与电脑CPU是芯片工业的两大核心技术，在蓝牙技术、第三代无线通讯和图形处理等方面具备广泛的市场前景），它不仅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而且在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拥有DSP技术的今天，“汉芯1号”对于年幼的中国芯片业而言也是意义非凡。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则指斥汉芯造假且理据充分的文章给中国芯片业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正如一位芯片设计公司负责人的评价，“无论汉芯造假是否属实，都将给新兴的中国芯片业带来重大打击。”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芯片 “汉芯1号”正式发布于2003年2月26日。《IT时代周刊》在检索发布会的原始录像时注意到了当天的盛大场面：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亲自主持，信产部科技司司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科委、教委负责人悉数到场。 在发布会上，由王阳元、邹士昌、许居衍等知名院士和“863计划”集成电路专项小组负责人严晓浪组成的鉴定专家组作出了一致评定：上海“汉芯1号”及其相关设计和应用开发平台，属于国内首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中国芯片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被视为“汉芯1号”发明人的陈进自然也是荣誉加身。上海市科委授予其上海市科技创业领军人物称号，2004年上海交大将其特聘为长江学者。同时，陈进本人还身兼数职，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上海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CEO，上海交大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上海交大创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此后的1年中，陈进又与他的团队开发出了24位的“汉芯2号”和32位的“汉芯3号”。汉芯团队强大的研发能力在为业界称奇的同时，他们涉嫌造假的马脚开始显现。 2003年2月26日，汉芯科技在新闻通稿中明确指出，汉芯系列已跨入国际市场并获得超百万片的订单。由此，汉芯未来的市场前景理应一片明朗。但让人疑惑的是，汉芯却始终没有实现产业化。上海市半导体协会副秘书长薛自向《IT时代周刊》记者证实，“截至目前，我们没有得到汉芯芯片量产的任何消息。”为何一款自主研发的芯片在3年前已获超百万片订单，但在3年之后却始终没有量产？ “即便是现在量产，也失去了意义。更何况一款盗用国外公司的芯片，一旦量产，摩托罗拉公司一定会找上门来。”神秘举报人告诉《IT时代周刊》。他同时指出，芯片设计业日新月异，一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DSP芯片，历经3年没有实现产业化，在如今的国际市场也再难有市场竞争力。 2006年2月15日深夜，经过多次沟通，《IT时代周刊》记者终于在上海报春路的“谢记茶吧”里见到了这位神秘举报人。 汉芯的版本之谜
据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网站登载的《“汉芯1号”诞生记》记载，“汉芯1号”是完全由国内流片、封装和测试，这三道工序分别由中芯国际、上海威宇科技和ICC（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负责。这是汉芯得名“中国造”的主要原因。 然而，神秘举报人却向记者出示了同一流片项目的另一份合同。这份合同是在2002年11月5日签订的，合同的甲方是美国Ensoctechnologies公司，乙方是上海交通大学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负责签署这份合同的人分别是Ensoc公司总裁（president）Robinliu和研究中心主任陈进。 合同明确了Ensoc公司将为研究中心负责汉芯eDSP21600（“汉芯1号”的代码）项目提供在海外的流片服务。一枚芯片的流片为何要寻求两套方案，这在国内芯片实验型流片（Testchip）中并不多见。 “这样的情况不多见，但是如果一家公司经济实力特别雄厚，也不排除请两家公司同时进行实验型流片的可能。这样做或许是考虑到国内目前芯片制造工艺水平尚待提高，选择国际上其他代工厂商同时进行流片，如果能够一次性流片成功，便于及时调整国内芯片制造商在流片环节中出现的问题，进而尽快缩短国内流片的时间。不过，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提早进入量产。”美国半导体设备材料协会（SEMI）咨询师陈文俊分析说。 然而，根据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提供的信息，以及薛自先前的证实，“汉芯1号”至今尚没有实现量产，因而让两家公司同时流片显得不合常理。 更让人疑惑的是，在这份陈进与Ensoc公司签署的合同中，后者为研究中心提供在海外的流片服务条款中有一项这样的表述：0.18μmUMC。据查实，UMC实际上是全球第二大芯片代工厂商台湾联华电子（以下简称台联电）的英文缩写，这意味着“汉芯1号”的海外流片是在台联电进行的。 “如果芯片设计寻求到台联电进行海外单独地试验性流片，费用通常比较高。因为仅仅是流片需要开发模具的费用至少要4~5万美金，有的甚至达到8万美金，而流片单价就是800到1000美金。”陈文俊说。 根据举报人出具的Ensoc公司于2003年1月15日开出的流片服务价格明细表显示，15片委外流片，包括所有的服务共计花费仅35080美金，这与业内人士估算的最低价格还便宜近1.7万美金。而业内人士仅仅只估算了流片的费用，双方在2002年11月5日签订的合同中还规定，Ensoc公司还将提供产品级检测和系统开发板等服务。如果再加上这些服务的费用，Ensoc公司的收费与实际费用之间的差价还将扩大。 那么， Ensoc公司究竟是一家怎样的企业，为何能够为交大汉芯做赔本生意？根据Ensoc公司与研究中心签订的合同中标注的公司地址（1819MontanaSkyDrive,Austin，TX，78727U.S.A），在美国Travis县办事员网（http://deed.co.travis.tx.us）找到了它的注册资料。令人乍舌的是，这家于2002年5月22日注册的公司，注册人竟是陈进本人。“根本没有所谓的美国流片，这只是陈进骗钱的一个幌子。Ensoc公司就是一个皮包公司，为这笔交易付钱的却是交大。”举报人指出。他翻开了第3份和第4份证据，分别是Ensoc公司的收款凭证（Invoice）和上海交大以东方科学仪器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开出的发票。“陈进有了收款凭证就可以方便到上海交大报销。”举报人说。 真假汉芯
据举报人透露，陈进通过Ensoc公司做成的交易不止这一件。2003年5月左右，陈进还与台湾的著名芯片设计公司威盛电子（VIA）做成了一笔50万美金的生意，这50万美金同样汇到了Ensoc公司的帐户上。“这50万美金的生意实际上就是‘汉芯1号’发布会上宣称的那个百万订单。” “这50万美金的生意，实际上是陈进卖给威盛芯片源代码的交易。他是以‘汉芯2号’源代码名义卖的，但实际上是MOTOdsp56800E的源代码。”举报人解释了百万订单的最终去处。 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的网站对于“汉芯2号”的描述中有这样一句话，“它为世界前5大Fabless（无晶圆厂，即芯片设计公司）厂商之一定制。”台湾威盛在全球芯片设计市场尤其是图形芯片市场的位置一直保持领先。 举报人还指出，陈进是在2002年利用一次去美国的机会，托他曾在摩托罗拉共事的朋友从摩托罗拉的工作站下载dsp56800E的源代码。而陈进正是利用这个源代码做成了大家都知道的eDSP21600，也就是真正的“汉芯1号”。芯片上刻的是白色的字，它有208脚。 在查阅“汉芯1号”发布会原始录像时，《IT时代周刊》记者看到了这枚黑底白字的芯片。举报人表示，这枚芯片与发布会现场同期展示的mp3录音笔开发平台上的“汉芯1号”是完全不同的两块芯片。开发平台上的那块实际上就是网络上发布的《汉芯黑幕》一文中所指的那枚磨掉了MOTO标志的dsp56858芯片。该芯片是镭射的金色的字，它有144脚。两块芯片尺寸完全不同，十分明显。 由于原始录像拍摄角度所限，外界无法看清mp3开发平台上的“汉芯1号”，也无从证实举报人的话。但根据《汉芯黑幕》一文记载，陈进是在2002年8月开始请他弟弟从美国购置dsp56858芯片的，2002年10月份陈进就收到了购置的10块芯片。但奇怪的是，既然如举报人所说，陈进已经获得了dsp56800E的源代码，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从美国购置另1款芯片呢？ 芯片设计的源代码在整个芯片设计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设定芯片源代码是芯片设计中基础的一步。有了芯片源代码，芯片设计可以围绕它做很多事情，形成很多新的设计。”复旦微电子学院一位工作人员说，“但是如果是对于一款已经成熟的芯片，可能会存在一些知识产权上的保护。仅仅知道了芯片源代码，并不一定能够进行进一步的设计。除非对源代码进行修改。” “摩托罗拉的外晶模块是另一个部门，仅下载dsp56800E的源代码是不够的，由于没有获取芯片调试接口的IP（核心知识产权）模块，即便有了源代码，设计出来的芯片就像计算机只有主机和显示屏，没有键盘和鼠标，无法进行人机对话。因而无法对芯片进行任何的系统应用。也无法设计出‘汉芯1号’发布会上展示的mp3录音笔开发平台。正是这个原因，才有了第二块芯片。”举报人肯定地表示。 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的网站上显示，“汉芯1号”是在2001年9月开始设计源代码，2002年1月完成设计，2002年12月21日，“汉芯1号”在中芯国际流片成功。尽管其间历经了汉芯团队的组建，但是“汉芯1号”的“诞生”仅仅用了16个多月，源代码的设定也只用了4个多月。英特尔公司的一位工程师评价，“芯片的研发设计时间是很难界定的，但是作为一个尚在组建过程中的设计团队，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了一款高端DSP芯片从源代码设定到流片的全过程。这个速度太惊人了。” 速度惊人的现象还不止于此。“让一个测试工程师去研发一款高端DSP芯片，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陈进从美国和苏州各请了一个高手来助阵。美国来人是他的同学，负责IC设计，另一个是曾在摩托罗拉苏州半导体设计中心工作时的同事，负责系统。整个汉芯的研发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是在2002年下半年才到的，仅凭两个人的能力，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怎么可能完成DSP芯片的研发？”举报人反问道。
第二章 陈进，疑点重重 按照相关证据提供的证明，汉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不仅盗取了摩托罗拉公司的设计源代码，制成了一块根本无法工作的芯片，还用买来的芯片堂而皇之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而两块根本不同的芯片居然能够通过专家组的鉴定，进而在中国芯片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一切看起来近乎荒唐。 在举报人的描述中，陈进总是急切地要制造出一块自主研发的芯片，为此不惜冒任何风险。这与国内公开履历中描述的陈进显得格格不入。陈进究竟何许人，汉芯真的会成为中国科技界的“黄禹锡”吗？ 履历矛盾的陈进
举报人透露，陈进回国的第一站去了摩托罗拉苏州半导体设计中心工作，但是由于摩托罗拉苏州团队主要是从事IC设计，陈进掌握的测试技能没有用武之地，在苏州没待多久就去了上海交大，并以青年学者的身份宣称要做一个芯片项目。 2000年正值中国芯片业百废待兴之时，扶持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国务院“18号文”的发布给中国芯片业界播下了春天的种子。各地纷纷开始大力发展芯片产业，人才奇缺，陈进作为专业人才，留学回国，可谓应时之需。 陈进是2001年正式进入交大的。在上海交大的网站上，找到了陈进的履历。 陈进，福建人，1968年出生，在同济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1994年和1997年获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计算机工程硕士和博士，在美国摩托罗拉半导体总部任高级主任工程师，芯片设计经理，曾主持多项SOC系统集成芯片的新产品开发和重要项目管理，1999年和2000年连续两年获该公司“杰出成就奖”奖金及水晶奖座，2001年回国，主持嵌入式DSP芯片设计，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和检测，微处理器系统结构和算法，数模混合电路设计和检测。 根据陈进履历显示的毕业学校和专业，记者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theUniversityofTexasatAustin）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院（theElectrical&ComputerEngineering）的网站（ www.ece.utexas.edu）上却找到了不太相同的介绍。 陈进是计算机工程系（theComputerEngeering）博士毕业，恰好该系研究部（Research）的博士生导师JacobA.Abraham个人网站（ www.cerc.utexas.edu/~jaa）中有关于陈进的简短介绍：陈进的毕业论文是《模拟和混合电路的故障模型和测试技术》。 在北美博硕士论文文库网站，找到了陈进的博士论文，内容主要阐释的是与芯片设计相关的测试技术。“芯片设计（ICDesign）和芯片测试（ICtesting）是芯片的两个研究方向，但是两者也会有一定的关联。芯片测试不仅是指芯片后段工序，随着芯片设计复杂度提高，芯片测试还可以为前端的设计服务。但是从根本上而言，芯片测试与芯片设计研究的基础是不同的。”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的有关人员指出。 在JacobA.abraham教授的个人网站上，有他在计算机工程研究中心（CERC）的三大研究方向，其中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和可测性设计位列首位，这同样是陈进的论文研究方向，并且德州大学把这个研究方向归类在Testing（测试）中。 在交大官方网站上，陈进的履历中有美国摩托罗拉半导体总部芯片设计经理的记载，这与陈进在德州大学的研究方向似乎有所冲突。“短短几年的工作经验，他就能够在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担任高级主任工程师似乎不太可能。据我所了解到的，陈进只不过是摩托罗拉公司的测试工程师。”举报人的言语中透着置疑和嘲讽。 汉芯团队和宏伟的四年计划
根据交大微电子学院的官方资料显示，2002年3月，汉芯实验室就宣告成立，4月核心技术人员组建完成，6月规划论证，9月开始设计新片源代码……关于汉芯的所有工作都很有秩序地进行着。 然而，举报人却宣称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的“汉芯团队”。“2002年，在陈进手下有三个助手，一个是哈工大微处理器系统结构专业毕业的博士付宇卓，一个是北大毕业的陈勇，还有一个就是我，此外还有一两个学生。当时没有一个是懂IC设计的，根本谈不上研发芯片。”举报人说。时至今日，他似乎已不太介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是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 据他所言，陈进是在2002年产生了研制出一块芯片的想法，并以此作为在交大站稳脚跟的资本。所以在这一年，他请来了原摩托罗拉苏州团队的同事和德州大学的同学。从2002年至今，交大汉芯真正技术核心不会超过这3个人，除此以外大多是上海交大在读的硕士和博士，前后加起来不会超过30人。 同样是在2002年伊始，上海交大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成立，陈进担任中心主任。根据交大微电子学院网站资料显示，上海交大有意将分散的集成电路实验室合并，目的是利用在系统上的强势，重拳出击。“当时，将研究中心名字中‘芯片’的位置放前与‘系统’置后都是有意义的。从根本上就是想要在芯片研发上实现突破。”举报人说。由陈进领衔的研究中心在成立之初，制定的四年规划也颇有“大跃进”气概：第一、二年卧薪尝胆；第三年一鸣惊人；第四年海纳百川、鹏程万里。 然而，交大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并没有像当初规划时需要两年的蛰伏。在研究中心成立第2年，陈进和上海交大就已经一鸣惊人。举报人回忆，“陈进在2002年初时制定研发芯片的计划时，就已经把最后期限确定了在2002年底或2003年初。” 利用不足1年的时间，凭借两三个人的力量，研发出一款高端DSP芯片。制定这个计划的人确实需要相当的胆量。而根据记者从上海市集成电路协会了解到，直至今日，上海近百家芯片设计公司，除汉芯科技以外，尚没有从事DSP芯片研发的。
与汉芯出世的神速相比，原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DSP56800E的研发是在以色列完成的，参与研发的工程师百余人，共花费了3年的时间。后期芯片流片也进行了10多次。 汉芯1号还有后来者，“汉芯1号”发布一年不到的时间，2004年1月，汉芯2、3号先后横空出世。一款是24位DSP芯片，另一款是具有**处理器功能的32位DSP芯片。汉芯系列芯片给中国的芯片设计业带来的恐怕不仅仅是“一鸣惊人”。 “真相”初露
“2005年，在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与做技术和做市场的同事聊天。由于汉芯的分工很细，大家平时都不知道彼此的领域。所以，把聊天中自己所知道的汉芯那部分串起来，大家才发现了真相。” 举报人告诉《IT时代周刊》，虽然他也是做技术的，但是偏向于系统应用，所以对芯片研发并不了解。后来是经过负责技术研发的同事解释，他才了解真相。“当时陈进让我去找民工磨芯片的时候，告诉我芯片上原来印的是‘上海创奇’的字样。要把它改成‘上海交大’。而我看见那块芯片的时候，陈进已经把它用200号的粗砂纸磨掉了，划痕很明显。” “现在我的手里还有一枚假汉芯，其他的9枚都在陈进手里。我的这枚已经作为提供给专家组的证物，所以已经收存起来了。”举报人说。 第三章 汉芯之流白意义深远 若“汉芯1号”真如举报人所言，其真伪鉴定其实并不难。凭借专家的学养，一款无法工作的芯片和一款国外公司芯片是无法逃过他们的眼睛的。 本刊在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的网站上没有找到“汉芯1号”的数据列表，它对于芯片而言就相当于产品功能说明书。用户可以根据提供的数据列表挑选相应的功能，芯片设计厂商就可以对设计进行相应的修改，删减不必要的功能，以降低芯片的成本和价格。由此而言，数据列表对于芯片设计企业推广设计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包括“汉芯1号”在内的汉芯系列芯片在网站上都不曾找到过相关的数据列表。 有关汉芯的疑点继续层出不穷。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从没有量产的汉芯系列却始终是国内各级各类项目的受益者。在《汉芯黑幕》一文中非常清晰的罗列了汉芯系列申报和获批的项目，从2003年1月到2005年6月间，汉芯系共计获得有关部门立项31项。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上还查到了汉芯系列申报的10项知识产权和2项布图保护。
根据该网站公布的数据，10项知识产权尚没有公告，也不曾授权。然而汉芯科技在项目的申报中却早已将相关知识产权悉数罗列，根据举报人介绍，陈进专门从社会上招了很多市场销售人员，专门负责项目的申报。通常情况下，这些申报项目的填报都有范本，只要根据具体的内容改换一下开头就行了。 从举报人的话语不难看出，陈进显然已经谙熟于项目的申报。尤其在荣誉和推荐信上，汉芯优势明显。由于汉芯1号在国内首屈一指，特别是经过了王阳元等国内知名院士和863计划项目小组负责人的鉴定，由发布会上的鉴定构成的汉芯推荐信已然一劳永逸。 “虽然汉芯系列芯片没有实现量产，但是汉芯的知名度与陈进的公关能力，却铺平了汉芯的项目申报之路。”举报人感叹。 2000年伊始，中国就在高呼：芯片设计是芯片业的龙头产业，应大力发展芯片设计，实现设计产业化。6年过去了，各级政府利用财政拨款设立专项资金，扶持幼年的中国芯片设计业，然而，汉芯现象的出现，是否会给各级部门带来一次警醒？重新审视国内的项目审核制度？弥补科研成果鉴定的漏洞。 附：为什么要举报陈进和汉芯
早在2005年12月1日，举报人就曾经向国家及地方40个相关部委寄出过举报信，而在此后，他给陈进写了一封名为《你到上帝面前去忏悔吧》的E-mail，在信中，举报人将陈进所犯的罪行描述一番，然后奉劝其能够在反省的前提下，向有关部门交待自己的罪行。 “陈进是信基督教的，我希望他能够坦白的说出一切。”举报人说，“如果陈进造假的事情现在没有人出来说，将来真的东窗事发，我们中的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甚至也包括莫名其妙被牵连进去的人。更何况陈进当初编制的所谓蓝图成为蒙蔽我们的道具，而我们浪费了整整两年的青春，成为了他赚钱的工具。”举报人所说的浪费两年的光阴，实际上与一款PDA手机有关。 2002年举报人参与了一款PDA手机的研发。这款手机是在motolola著名的龙珠芯片的基础上进行的。手机的系统研发已经全部完成了，投入市场需要人力和资金，但是当时正值汉芯1号要召开发布会，这件事情就被暂时搁置。陈进当时承诺发布会开完之后就开始筹备这件事情，然而，发布会开完了，陈进既没有派人力，更没有资金上的投入。事情被一拖再拖，陈进给举报人的答复总是“再等等”。然而，手机的系统研发是不等人的，由于芯片的系统研发竞争激烈，技术更新的速度太快，系统研发成果不及时投入市场，时隔几个月，就代表原先的所有开发必须从头来过。 “我最初愿意加入到陈进的团队，就是因为他是个务实的人，但是，汉芯1号的发布，申报项目一个接着一个，陈进感受到了务虚给他带来的好处和便利，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务实的投入金钱，到时候还不一定能有务虚得来的多。”举报人十分感慨发布会给陈进带来的变化。当得知汉芯的整个骗局之后，原来的两个朋友也就从此分道扬镳。 “中国自古举报的人都被视为告密者，都没有好下场。但我还是会选择去做。”他的语气很坚定。 后记：陈进没有受到刑事追究，仅仅是被上海交大解除相关职务。 评论：这不是一个人是造假，有可能是一个体系在造假，怎么抓？怎么问责？ 一个国家重大项目，从申请、立项、到最后专家委员会评估，都有一个严格的过程。都是在这个行业浸淫几十年的专家、院士，造不造假，专家一眼就看出来，为什么没有拆穿？ 比如最后的专家评估委员会，可以网上查查，是哪些人？都是行业的学术大拿、把持国家科研基金分配、走向的人，这些人难道就没有责任？
本来呢，大家把持着国家的科研资金走向，互相帮衬着，钱先搞到手，在最后评估的时候再做做手脚，就过去了，科研嘛，国内的学术环境，大家都懂的，难道还想市场化？就凭在学校里的这几个人搞市场化？可能么，是有可能，但是概率很小。都是混科研经费吃饭的，这才是王道。 本来嘛，低调点，申请点经费，小日子过得滋润。可这次篓子捅大了，捅上了天，放卫星。到最后想糊也糊不上了。 总之，这是一场闹剧：领导好大喜功，急于看到成果。搞科研的配合巧妙，迎合了这个需求。然而，科研不是请客吃饭，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探索、去允许失败，去不断完善、去不断改良，才能成功。然而，领导任期有限，需要成绩，没办法，找个临时民工，磨一磨，高开低走，避免出丑。
思想评论
吴敬琏：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研究员】：
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这是危险的。芯片问题其实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并不在于给没给钱，而是牵扯到对外开放是不是要继续，国内改革怎么能够更加深入，解决我们一些制度上的重大问题。
近日中兴通讯公司遭到美国商务部的制裁，由此引发了舆论的热烈争论。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4月22日清华大学CIDEG主办的2018学术年会上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吴敬琏认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经济发展越是到了高的阶段，遇到的矛盾和在国际环境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越多。 随后，吴敬琏提到了中美贸易冲突和中兴通讯事件。他强调，此事牵扯到对外开放是不是要继续，国内改革怎么能够更加深入，解决我们一些制度上的重大问题。但是从社会的反应来看，焦点是跟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争论。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应该考虑的是这个争论能不能促进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落实。但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吴敬琏说。 吴敬琏称，他曾经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过，芯片问题其实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并不在于给没给钱。三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像清华紫光一连串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 最后，他呼吁，“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冷静、科学、客观的观察，去找到问题的根本，提出确实有利于我们这个国家、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正确的对应策略。” 为何两弹一星模式不适用芯片，守正出奇才是正确态度 中兴通讯被制裁事件发生后，中国高端芯片业如何突围？“拿出‘两弹一星’精神，举全国之力把芯片业搞上去”，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一建议初听让人热血沸腾，但冷静思考发现，它并不可行，甚至很危险。产业化的芯片业与“两弹一星”服从完全不同的经济规律。夸大“两弹一星”中的独立自主和人定胜天因素，并据此不计成本、闭门发展芯片业，更是有陷入过度社会动员的风险。 军事项目与民用项目服从截然不同的经济规律。对军事项目来说，“有”是第一目标，当然也要考虑成本和产品后续升级迭代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当年研制原子弹中基本可忽略，把它造出来就算成功，能比肩最优产品更好，略次一点也不要紧。 但遵循摩尔定律的芯片产品，成功的标准极为苛刻。芯片不仅要做出来，而且要以比对手更快的速度做出来，不仅要做出来而且要低成本（高良品率）量产。产品出来慢了，竞争对手的更高阶产品面世，自己产品要么失去市场，要么价格大幅下降，出现亏损。产品及时研制出来了，不能量产或良品率过低，导致成本过高，同样会亏损。第一名获取丰厚利润，第二名则连生存都很难，芯片行业非常残酷。
有人说，我们可以像搞“两弹一星”那样动用国家资源，不怕亏损，放眼长远持续不断投入，总有一天会成功。这是不切实际的。“两弹一星”早半年晚半年无关紧要，只要研制出来了就算成功了，投入的资源也是一次性的。芯片投入动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实验室成功、量产、时间这三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不满足就无法产生利润，就意味着失败。更残酷的是，在摩尔定律驱使下，失败者接下来还要站在一次比一次高的平台上与优胜者竞争。如果不能自我造血，每一轮竞赛都依赖外部投入的话，财政也好资本市场也好，都将面临一个无底洞，这与“两弹一星”那种一次性资源消耗是完全不同的。 有人以京东方为例，认为政府长时间不计成本投入最终也会在芯片业上获得成功，这是一个误解。京东方的有限成功，靠的是显示面板行业摩尔定律失效，当然，芯片行业技术迭代也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放慢或停止，但我们毕竟不能以这样的猜测作为制定战略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假如一个行业的技术不再迭代了，这个产业的战略价值就贬损了，成功的意义也大打折扣了。 长期片面的宣传夸大了“两弹一星”成功中的主观因素，忽略了其客观原因。“两弹一星”成功当然离不开举国支持，更离不开奉献精神，但它没有变成大炼钢铁那样的悲剧、闹剧，是因为它具有了成功的客观条件。“两弹一星”是奇迹，但同样符合常理。它的成功的客观因素有：一是前期苏联的支持，二是不断吸取当时的外部成果，不是封闭的产物，三是参与者的素质非常高，受表彰的23位功勋科学家中21位有海外留学经历，其中16人拥有博士学位，他们都受教于民国时期的清华、西南联大等高校，人品正直，学风优良，他们与当时世界科技最前沿的距离很可能比今天芯片上的内外距离要小，特别是钱学森当时接触到了美国最前沿技术。 科学有基本规律，上述三个客观因素少了任何一个，特别是少了优质人才，不论主观多努力，裤腰带勒得多么紧，多么拼命奉献，也不可能成功。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时间与外界预测基本一致，说明它与科学常识是一致的，并不是单靠投入和拼命成功的。 今天中国的芯片产业面临着与“两弹一星”迥然不同的环境。芯片是受摩尔定律支配的庞大的全球竞争性产业，妨碍中国高端芯片业突破的，既有产业链综合技术积累不足的原因，也有更基础的教育环境甚至人文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对于一个分工精密、高速迭代的高科技行业，自搞一套绝对行不通，举国体制绝对行不通。无论何时，它都要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开放合作，通过时间积累来厚植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某个时刻实现逆袭。脱离常识，一门心思想着弯道超车恐怕是欲速而不达。 财政支持当然仍有必要，但并非越多越好。过去十几年从地方到中央，钱投了不少但效果并不好，有些还起了消极的负作用。财政的钱通常会引来大量的分肥者，一个动歪心思的人会想方设法迎合政府发布政绩的心理需要，它取得的短期成功会摧毁一批放眼长线扎实做事的企业，本来后者才是希望之所在。 提高资本市场有效性也是一项非常基础的事，无效率资本市场奖励那些玩概念者，一说到发展芯片业，芯片概念股就炒上天，浪费资源之余还打击了准备做实事的人。如今要在芯片产业取得突破，有些人立马想到可利用资本市场的钱，这令人忧虑。 更基础的工作还包括改善教育，清除弄虚作假土壤，而经济博彩化的价值取向，让工匠精神无所依附，是芯片业发展的敌人，畸形社会价值观如何扭转？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守正出奇才是正确的态度。产业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改善了，规模大了，基础厚实了，逆袭才有可能发生。现在的问题是整天想着出奇，而少有人去依常识做慢慢的积累。 真正的国家意志应该是创造环境，培植基础，而非亲自去做逆袭的计划，逆袭意志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并且是民营企业。基础环境好了，极少数具有实力且有远大追求的民营企业在时机成熟时，就有可能打出漂亮的一击。1980年代，韩国三星突入半导体以及中国华为近年局部突破，凭的都是企业层面的远见和执着，而非政府动员和公共资源的堆积。
任正非：不向美国人学习他们的伟大 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
【研究员】：
任正非的2012实验室讲话。请注意这个讲话是以Q&A形式出现的，完全没有稿子，都是直接思路最真实的反应。 1、没有产权保护 创新的冲动就会受抑制 问：您刚刚讲的一个主题是“创新”，咱们华为怎么样来“创新”？ 任正非：香港，我认为是藏龙卧虎的地方，香港很多人从欧美留学回来主要就集中在教书了，所以香港的教育质量很好。我多次跟广东政府讲，要允许香港的学校来内地、广东腹地创办学校，把他们的师资能量释放一下。 中国创造不了价值是因为缺少土壤，这个土壤就是产权保护制度。在硅谷，大家拼命的加班，说不定一夜暴富了。我有一个好朋友，当年我去美国的时候，他的公司比我们还大，他抱着这个一夜暴富的想法，二十多年也没暴富。 像他一样的千百万人，有可能就这样为人类社会奋斗毕生，也有可能会挤压某一个人成功，那就是乔布斯，那就是Facebook。也就是说财产保护制度，让大家看到了 “一夜暴富”的可能性。没有产权保护，创新的冲动就会受抑制。 第二个，中国缺少宽容，人家又没危害你，你干嘛这么关注人家。你们看，现在网上，有些人都往优秀的人身上吐口水，那优秀的人敢优秀吗？我们没有清晰的产权保护制度，没有一个宽容的精神，所以中国在“创新”问题上是有障碍的。 大家也知道Facebook这个东西，它能出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东西要是在中国出现的话，它有可能被拷贝抄袭多遍，不要说原创人会被抛弃，连最先的抄袭者也会家破人亡，被抛弃了。 在美国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你是不能抄的，你抄了就罚你几十亿美金。这么严格的保护制度，谁都知道不能随便侵犯他人。实际上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别人用来打压我们的手段，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几十年、上百年后我们国家的科技就有希望了。 但是科技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问题，一个理论的突破，构成社会价值贡献需要二三十年。 2、要构成一个突破 需要几代人付出极大的努力 问：华为想在下一个台阶中有很大的作为，创新力是不可缺少的，请问您觉得怎样才能使华为更具创新力？ 任正非：第一，一定要强调价值理论，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一定是为了创造价值。但未来的价值点还是个假设体系，现在是不清晰的。 我们假设未来是什么，我们假设数据流量的管道会变粗，变得像太平洋一样粗，建个诺亚方舟把我们救一救，这个假设是否准确，我们并不清楚。如果真的像太平洋一样粗，也许华为押对宝了。 如果只有长江、黄河那么粗，那么华为是不是会完蛋？这个世界上完蛋的公司很多，北电就是押宝押错了。中国的小网通也是押错宝了，押早了。小网通刚死，宽带就来了。它如果晚诞生几年，就生逢其时了。 英雄常常是生不逢时的。有一些人性格很刚烈，大家不认同，我说你就生错时代了，你如果生在抗战时代说不定就是英雄，说不定就能当将军。我们是从人类社会的需求和价值基础上，假设将来数据流量会越流越大，但这不一定符合社会规律。 马克思理论假设的前提是那时候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他说的物质极大丰富，准确定义是什么呢？因为马克思没有拿出标准的数学公式来，我们还以为有更高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的假设是要接受长期批判的，如果假设不对，那我们就要修正。首席科学家要带领我们往哪里突破。 第二，在创新问题上，我们要更多的宽容失败。宽容失败也要有具体的评价机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允许大规模的宽容失败，因为你们是高端研究领域，我认为模糊区域更多。有一些区域并不是模糊的，就不允许他们乱来，比如说工程的承包等都是可以清晰数量化的，做不好就说明管理能力低。但你们进入的是模糊区域，我们不知道它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会做成什么。 因此，你们在思想上要放得更开，将你可以到外面去喝咖啡，与人思想碰撞，把你的感慨写出来，发到网上，引领一代新人思考。也许不止是华为看到你了，社会也看到你了，没关系，我们是要给社会做贡献的。 当你的感慨可以去影响别人的时候，别人就顺着一路走下去，也许他就走成功了。所以在创新问题上，更多的是一种承前启后。 3、一定要在优势方面集中发挥 问：您希望华为公司在材料上的研究深度是怎样的？是希望我们和别人一起合作研究，还是想让华为的材料人才做自主研发？ 任正非：前一段时间，我认为用物理方法来解决问题已趋近饱和，要重视数学方法的突起。 我曾在和能源业务讲话时提过，华为公司的优势在于数理逻辑，不在物理界面。华为一定要在优势方面集中发挥。所以在材料科学方面，我更多的倾向于材料应用上的研究，而不是在材料的创造发明上。 比如日本正在从整机收缩到部件，从部件收缩到材料，这对我们公司是一个天大的好时机，日本拼命做材料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研究的是怎么用这些东西，使产品比美国做得好，我们就用了巧力。 大家都认为日本和德国的机器可靠，为什么不让日本人、德国人做我们的中间试验，把关我们产品的质量，好坏让日本员工、德国员工去定义。 中国的宗教是玄学，玄学是模糊科学，对创造发明有好处，但对做可靠的产品不一定有好处。我们要花精力理解你做这个创造发明对我有什么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和世界达成互补性的经济关系，多交一些朋友，才能有助于达成主要的战略目标。所以在材料科学上我更多倾向于应用，即应用最新科技材料。 我们的基站为什么还达不到更高的水平，因为还有一些日本的材料成本太高，目前我们还不敢用。材料实验室能不能研究怎么用日本的材料，研究明白了，材料价格降下来时，我们就用来武装自己，产品一下子就世界优秀了。 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科学院，什么都做，最后一事无成。 4、对未来的投资不能手软 任正非：如果在短期投资和长期利益上没有看得很清楚的人，实际上他就不是将军。将军就要有战略意识，没有战略意识怎么叫将军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又要讲到耗散结构，华为公司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相对较好的时期，要加大投入，把这些优势耗散掉，形成新的优势。 整个社会都在衰退，经济可能会循环衰退，我们虽然跟自己过去相比下降了，但和旁边相比，活得很滋润，我们今年的纯利会到20-30亿美金。因此，对未来的投资不能手软。不敢用钱是我们缺少领袖，缺少将军，缺少对未来的战略。 华为能从当年三十门四十门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商走到今天，没有将军的长远眼光我们就不能走到今天。为什么我们后继就产生不了将军呢？是文化机制问题，考核机制问题。 所以我们这次在广州召开的组织结构改革会上吵了一下午。胡厚崑最后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利益机制要从“授予”改成“获取”，授予就是我们上面来评，该你多少钱该他多少钱，大家都希望多拿钱。以后我们改成“获取”、“分享”。就是我们整个考核机制要倒过来，以利益为中心。 为什么我们机关这么庞大，是因为机关来分钱，机关先给自己留一块，自己发的好好的，工资也涨的好好的，剩下的让阿富汗的弟兄们分，结果他们也拿不到多少。那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不能鼓励产生英雄的机制，不能产生战略的机制，所以我们现在要调整过来。 在调整的这个过渡时期，我们呼唤更多有战略眼光的人走到管理岗位上来。我们看问题要长远，我们今天就是来赌博，赌博就是战略眼光。我们赌什么呢，赌管道会像太平洋一样粗。 我们要做到太平洋的流量体系，有没有可能做到？我就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空中客车和波音的的竞争，波音就假定了这个世界是个网络型的世界，点到点的飞行，这样就不需要枢纽中转就可以直达这个小城市，因此波音没有做大客机，波音在小的点对点上改进，点对点的飞行。而空中客车假定是“枢纽”型，到法兰克福先坐大飞机，再转小飞机，所以三百人的飞机就首先问世了。 我们今天就要假设未来的架构是什么样的架构？如果我们假设都不清楚，我们对未来就是一个赌博，就是赌这个带宽是多少。我们没有先进武器，拿大刀长矛去砍飞毛腿是砍不掉的，我们需要有东西去对付他。我们不指望都有英明领袖，我们是共同来推动大家都有战略眼光。 5、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 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问：当前在终端OS领域，Android、iOS、Windows Phone 8三足鼎立，形成了各自的生态圈，留给其他终端OS的机会窗已经很小，请问公司对终端操作系统有何期望和要求？ 任正非：如果说这三个操作系统都给华为一个平等权利，那我们的操作系统是不需要的。为什么不可以用别人的优势呢？微软的总裁、思科的CEO和我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害怕华为站起来，举起世界的旗帜反垄断。我给他们说我才不反垄断，我左手打着微软的伞，右手打着CISCO的伞，你们卖高价，我只要卖低一点，也能赚大把的钱。 我为什么一定要把伞拿掉，让太阳晒在我脑袋上，脑袋上流着汗，把地上的小草都滋润起来，小草用低价格和我竞争，打得我头破血流。 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 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 同样的，我们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你们买美国的高端芯片。我认为你们要尽可能的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点，也要凑合能用上去。 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是要拿下上甘岭。拿不下上甘岭，拿下华尔街也行。我们不要狭隘，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6、封闭系统必然要能量耗尽要死亡的 问：如果用了我们的芯片，就不用供应商的芯片了，供应商就给我们施加供货压力。 任正非：我刚才已经讲，我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还是要用供应商的芯片，主要还是和供应商合作，甚至优先使用它们的芯片。我们的高端芯片主要是容灾用。低端芯片哪个用哪个不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策略问题，我建议大家要好好商量研究。 你刚才讲的我们不用供应商的系统，就可能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封闭系统必然要能量耗尽，要死亡的。 我们刚讲人力资源封闭系统，能量耗尽，一定要死亡的，技术系统也不能做封闭系统。怎么科学合理地去平衡这个世界呢？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我不能一句话给你讲明。 7、你帮我，我帮你 公共关系进行战略性的平衡 问：美国战略高地我们没有办法布局，那么在产业布局上，在地域选择上有没有一些指导性的原则？ 任正非：关于公共关系我们做了一个决议，估计你们很快就能看到了，我们是如何平衡这个世界的关系，包括我这次去圣彼德堡发言。普京当选总统，当天我就发了贺电，通过友人转给他。我们也是想平衡俄罗斯的关系，我们也要平衡日本关系，包括加拿大的关系。 我们要在加拿大建个大的研究所，加拿大政府知道这个消息肯定很高兴。当然，我们还要号召我们的员工到新西兰去旅游，10月份以后慧通公司会推出新西兰旅游计划，希望你们去旅游，你帮我，我帮你，这是公共关系进行战略性的平衡。 实在不行，我们就要多从新西兰多买点奶粉，你既然给了我们国家宽带网，我总要给你们新西兰作点贡献，我也要为公司的生存平衡发展作贡献。 战略布局，我们唯一觉得困难的是美国。别的国家没有困难，英国这些国家是非常欢迎我们大规模投资的。我们把加拿大的人才用尽了吗？英国人才用尽了吗？这个世界的人才除了美国就没有了吗？我不相信，比如Facebook扎克伯格是新加坡公民，不是美国公民，就可以招聘他，不受美国限制呀。 我们不要狭隘的认为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你们让我到华盛顿白宫旁边的花园里建个办公室，我是没办法。 8、可能坚持做几十年都不用 但是还得做 问：做技术的都有一种自恋情节，认为做的都是关键技术，都是公司核心竞争力之一。但是也有很多声音说，海思就是给公司降低成本的。请问任总，公司对海思的定位是怎么样？ 任正非：公司运转是依靠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商业模式，一个轮子是技术创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技术创新的轮子。 对海思的定位，它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体系，但是你的自恋情节不能取，我刚开始来就说闭合系统，如果海思有自恋，要求做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用，不用的话就不光荣，那就是一个闭合系统。我们总有一天能量耗尽，就会死亡，所以我们要做开放系统。你的系统可能被放弃，但并不影响你个人的成就。这就是人力资源政策要跟上来的问题。 我们先排除政治观念，讲一下这个问题，比如我们国家的高铁。中国自己也生产高铁，株洲机车厂是当时最先进的国产厂。当时高铁投标的时候，株洲没中标，都是西方国家，比如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合资工厂中标。株洲曾经是我们国家最强的机车厂，而德国、法国、日本都是找差一些的机车厂合资，合资厂吃得肥肥的，结果株洲也没有吃亏。这就是铁道部处理的艺术水平了。 铁道部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株洲没有叫苦？把你们合资企业赚的钱都给株洲，进行技术研究，我总有一天会用你的。到现在已经确定下来，250公里的高铁，株洲可以投标了。 我们在价值平衡上，即使做成功了暂时没有用，还要继续做下去。但是如果个人感到没希望了，可以通过循环流动，流动到其他部门，换新人再来上。我们可能坚持做几十年都不用，但是还得做，一旦公司出现战略性的漏洞，我们不是几百亿美金的损失，而是几千亿美金的损失。 我们公司今天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可能就是因为那一个点，让别人卡住，最后死掉。所以，可能几十年还得在这个地方奋斗，这个岗位、这个项目是不能撤掉的，但是人员可以流动的。少林寺还可以有CEO，和尚也可以云游的，但是庙需要定在那里，这是公司的战略旗帜，不能动掉的。 再比如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打核战争？现在没有，那就应该停下来核的研究吗？你说我们的核科学产生了多少科学家，你看那些功勋一大排一大排都是。不要说邓稼先，活着的也还有很多，但什么时候甩过原子弹呀？所以海思一定要从战略上认识它的战略地位。 9、我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 板凳要做十年冷 问：半导体行业的战略攻关与后端生产制造非常相关，同时亚太区半导体的产业环境也在完善，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和阶段，华为是否会把半导体产业基础做得更加稳固？ 任正非：我讲第一点，我们不能为了获取这个体系的利益而去做半导体生产产业。半导体的生产是化学问题和物理问题，不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就是数据逻辑，就是在软件、电路设计上的数学逻辑。我们即使做了个工厂，做个12英寸，外面做16英寸的，就把我们抛弃了。我们在制造行业，是不可能持续领先的。 第二点，我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做十年冷，特别是基础研究。在50、60年代的电影演员是没有啥钱的，我曾经听过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中央顶级的明星刘欢、王刚等从北京到太原的演唱会，走一次穴能赚多少钱呢？赚20元人民币。 但是怎么能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他们就没有贡献呢？我们去俄罗斯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就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等这些人，俄罗斯的文化、文明，俄罗斯是文化大国，他的文化对整个区域都产生了影响。 这两天看王国维的电视剧，王国维是鲁迅先生骂的“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今天回过头看这个人的哲学思想是很伟大的，当年张之洞去开矿山、办工厂，李鸿章搞洋务的时候，王国维说：“振兴中华要靠哲学”。但是，他还是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作为清华大学教授，最后投湖自尽，自杀了。 中国有两个痛苦的灵魂，以前说最痛苦的灵魂是鲁迅，现在往前走一步，王国维也是中国最痛苦的灵魂。王国维讲哲学才能改变中国，今天来看确实是这样的。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及整个欧洲社会，他们在哲学体系上搞清楚了。他们国家几百年没有动乱过。 而我们的政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就是从上到下我们的价值观上没有统一，哲学观点没有统一。今天重新纪念王国维是来源于王国维这句话，是因为他对中国洋务运动的批判，中国应该先搞哲学，来改造人们的思想，国家才能有新的机制和体制产生，王国维以前是一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现在我们觉得他是很伟大的。 还有一个伟大的人是李鸿章，李鸿章也是“不耻于人民的狗屎堆”，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者”，不仅自己“卖国”，他去和日本谈判签《马关条约》的时候把儿子也带去了，让儿子也参与了《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果爆发了五四运动。 但是今天重新来看历史，重新来看《血色黄昏》，李鸿章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以后大家会重新去理解这个结论。所以不要为一时半时有没有光荣和功勋去计较。为千秋万代、中华民族要做出历史贡献。 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做基础科学的人，更多要看到你对未来产生的历史价值和贡献。我们公司要宽容“歪瓜裂枣”的奇思异想，以前一说歪瓜裂枣，他们把 “裂”写成劣等的“劣”。我说你们搞错了，枣是裂的最甜，瓜是歪的最甜，他们虽然不被大家看好，但我们从战略眼光上看好这些人。今天我们重新看王国维、李鸿章，实际上他们就是历史的歪瓜裂枣。 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有时候不需要急功近利，所以我们从来不让你们去比论文数量这些东西，就是想让你们能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但做得也不够好，为什么说不够好呢，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也不能完全做到统一，统一的价值观是经过多少代人的磨合才有可能的，现在我们也不能肯定，但是我们尽力去做。 10、必须要靠自己 问：华为两三年前在业界提出了 “端管云”的概念，现在“端”都由苹果和谷歌控制着，所有的游戏规则都由他们来定义，在云端华为也没有很好的云服务，也没有话语权。华为整个网络产品后面怎么去和终端云端产业链进行合作？ 任正非：你要看到，我们在不断讲管道，管道不仅限于电信，这是第一点比较大的变化。第二点，是否绑定客户的问题，要看到我们自己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不仅仅是依附谁不依附谁的问题。 我们的优势在管道方面，而在终端我们基本不存在任何优势。能不能产生优势要用新的模式来思维，而不是把所有的生存希望寄托在运营商身上。 国际歌早就给我们唱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定要靠我们自己。我跟很多女孩讲，你不能把你的希望寄托在嫁一个好老公身上，人生有五六十年，要是十年二十年他就拜拜了，你后面要怎么办？所以你必须要靠自己。 终端一定会有非常厉害的发展，但是机会不一定就是我们的。我和爱立信高层领导会谈的时候，他很高兴地说：我们终于不做终端了，你们去做终端了。人家笑我们不见得不对，就看我们能不能有所突破，终端这两年有了很大进步，但未必能进步到最后。 11、还是要咬定优势特长持续去做 问：配置器目前支撑了公司很多的PO效率提升、IFS变更等项目，请问任总对2012实验室研发团队在支撑公司的变革、效率提升和卓越运营方面有什么要求和期望？ 任正非：我认为你的人生历史就是一部华为历史，华为二十几年都只做一件事，就是坚持管道战略。你的13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配置器。你的人生路就是华为的路，你的人生为什么那么成功，因为你只走了这一条路。人只要把仅有的一点优势发挥好了就行了，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步一步就叫步步高。 有些人就是不停的换，说是兴趣爱好，包括炒菜、扫地等什么都会做，但他并没有得到太太的表扬。 华为公司也曾多次动摇过。人生还是要咬定自己的优势特长持续去做。刚才那个同事说我们做芯片不挣钱，人家做半导体的挣大钱，但是挣大钱的死得快，因为大家眼红，拼命进入。我们挣小钱怎么死呢？我们这么努力，比不上一个房地产公司，上帝先让我们死，就有点不公平。 我和欧盟副主席聊天，他问我，全世界的经济都这么困难，你怎么敢大发展？我说第一点，我们的消费是小额消费，经济危机和小额消费没关系，比如你欠我的钱，我还是要打电话找你要钱，打电话就是小额消费。第二点，我们盈利能力还不如餐馆的毛利率高，也不如房地产公司高，还能让我们垮到哪儿去，我们垮不了。 所以当全世界都在摇摆，都人心惶惶的时候，华为公司除了下面的人瞎惶惶以外，我们没有慌，我们还在改革。至少这些年你们还在涨工资，而且有的人可能涨得很厉害。我们为什么能稳定，就是我们长期挣小钱。 12、不向美国人学习他们的伟大 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 问：问一个关于氛围的问题，我们在面向未来和自主创新的时候应该是特别强调科学民主的精神，但是长期以来华为公司属于思想高度对齐、执行力强的管理风格，这是有一些矛盾的。您对于2012实验室的组织氛围的梦想是什么，基于这个梦想，您对管理者和专家分别有哪些期望？ 任正非：第一，我要纠正你的说法，关于自主创新的问题，自主创新就陷入熵死里面，这是一个封闭系统。我们为什么要排外？我们能什么都做得比别人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自主，自主就是封建的闭关自守，我们反对自主。 第二，我们在创新的过程中强调只做我们有优势的部分，别的部分我们应该更多的加强开放与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构建真正的战略力量。我们非常支持异军突起的，但要在公司的主航道上才好。我们一定要避免建立封闭系统。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特别是硬件体系更要开放。我们不开放就是死亡，如果我们不向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 13、我容忍你比我厉害 就是我的伟大 任正非：今天和专家座谈，你们的问题我答不出来，不是我的羞耻，而是我的伟大。为什么呢？我容忍你比我厉害，就是我伟大。如果我认为自己是最高，华为是一个宝塔结构，那么我只有晚上不睡觉，我一睡觉华为就矮了嘛，睡平了嘛！站着我才高一点。我能永远不睡觉么？ 不可否认，个人的力量很重要，比如某个人提出的战略性观点或理论突破，但突破完了，他就是矮子了。就像李英涛和何庭波今天和我讲，石墨烯的问题，一旦突破，拿了诺贝尔奖就结束了。他就是当了一把黄继光，当完就完了。 为什么？由理论突破引发的后面排山倒海般的冲锋，爆炸式的知识增长，他光是读这些东西都读不过来。当前人类社会知识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越了任何一个过往的时代，因此只有依靠集体力量才会有未来！
新闻视点
中美根本分歧待解 能坚持谈判就是“积极的结果”
【研究员】：
双方“不太可能”在此次会谈中就关税、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达成解决意见，但如果双方能够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道路，避免走到施加惩罚性关税或其它制裁措施的地步，就是“积极的结果”。
在北京为期两天的中美贸易谈判被赋予了“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历史意义。业内人士对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仅用两天的时间就弥合经贸领域的分歧、找到彼此满意的共同点并不乐观。 以保护美国企业利益为主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财经记者黄承婧表示，双方“不太可能”在此次会谈中就关税、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达成解决意见。 美国在6月份之前还不会对中国相关产品是否加收关税做出最终决定。此外，美国将于5月15日就301调查举行听证会，就清单上的产品以及总的关税征收事项进行听证。 北京的会谈开始前，双方均做出了一些淡化预期的表态，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团长、财政部长姆努钦对谈判结果表示“谨慎乐观”，而中方将两天的会谈定格在“交换意见”的层面。 会谈于4日结束后，双方表示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不过将“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就有关问题继续保持沟通。 参加美国301调查听证会的中方代表，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分所执行主任刘馨泽表示，这次谈判不太会顺利，因为谈判代表一定会坚持贯彻特朗普的意图。“首先美国是强势（过来）的，而中国轻易妥协的可能性也不大。” 此次来华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不仅要解决贸易逆差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顾虑，更要在所谓强制技术转让以及政府补贴给美国公司造成不平等竞争环境方面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 刘馨泽根据他两次参加301听证会的经验指出，美国最反对的就是中国政府的补贴，这也是中美主要分歧点。美国的目的首先是要通过报复措施来扭转贸易逆差的问题，以达到谈判的目的，接下来便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和实现方式进行遏制。 互相试探底线 对于此次谈判，分析人士认为容易达成妥协的项目是中国一些发展较为成熟领域的关税和市场准入。 比如汽车进口关税，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将进口汽车关税由25%下调至10%。汽车行业的外资持股比例将在五年内取消全部限制。而且，中国政府将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第三方支付机构也在加快进入中国市场的脚步。 但部分美国商界人士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开放比较成熟的经济领域，比如一些金融服务、电子支付或汽车行业等这些意义不大，因为这些领域在中国成为高科技工业强国的宏伟蓝图中不是最关键的，而且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已有较大的主导权。 某金融业资深高管在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在中国的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仅占中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1.3%，银行系统对外开放的风险要远低于需整顿的国内金融秩序风险。 硅谷的知识产权律师，Greenfield Draa & Harrington合伙人波尔（David Bohrer）则认为汽车行业的股权比例开放对中国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他说，就汽车等领域而言，这是中国有机会通过向外部开放投资来解决当前技术弱点的一个领域，对中国依然至关重要。中国是一个积极的竞争者，但在拥有适当的技术和使用该技术的权利之前，在全球范围内销售汽车将会面临困难。 “大家可能心里都在底牌，比如究竟市场准入以及技术转让这一块中国放多大口子？” 刘馨泽表示，但中国不会就核心利益进行谈判。 如果真的出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政策忽左忽右、让中国企业感觉很担心的问题，中资企业在美国的撤资也可能难以避免的。像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撤出以后，还有更多在美国真正做实业的企业，像海尔、福耀玻璃等企业也可能面临着是走是留的问题，如果这些制造业企业撤出会造成美国至少10万的就业流失，刘馨泽做如上分析。 根本分歧 谈判中，双方仍然无法弥合的分歧在于知识产权保护和中国的国有资本行为方式上。 知识产权律师波尔认为，就算美方的要求得到中方回应，双方也无法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案。美方试图使中国同意不将技术转让作为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一个条件，但“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还会催生其他补贴，政策法规和准入壁垒。”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指出，在民间固定资产中，最近的利用外资数据，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和港澳台的投资出现了负增长，这说明不少外商投资企业正把经营利润汇出中国，而不是留在国内继续投资。“这种情况以前没出现过，值得关注。”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研究员徐程锦对《财经》分析，这种趋势意味着中国在扩大开放的方针下，需要解决如何给外商创立一个好的营商环境的问题。“如果强制技术转让，有可能一时得到一些技术，但它带来的整个体系上的损失，其实是弊大于利。” 美方一直指责中国在土地价格、贷款利率、市场准入和财政补贴方面给予国企特别优势，导致其竞争地位不平等。同时，美国也在加紧限制中国投资的立法和行政权，不仅给以国家安全名义审查外国投资的跨部门机构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扩权，还在财政部下设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审查中国的投资。过去一年里欧洲和日本也对中国国有资本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参加过CFIUS听证会和301听证会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易斯（James Lewis）介绍，美国目前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判别某经济行为是否有中国国有资本参与。一种方法是追踪资金来源，即一家公司是否从中国政府渠道获得资金？另一种方法是查看所有权和控制权，例如谁在董事会中拥有何种权利、公司的历史背景等。主要的判别对象是可能受政府高度影响或间接控制的“私人公司”。 中国政府一直都坚持反对以政治方式干预商业行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中国公司去美国收购技术，然后把技术用在中国，是你情我愿的理性市场行为，并没有哪一条国际法或美国国内法律反对这样的行为。 去年，美国财长姆努钦曾表示，希望在一系列贸易问题得到解决之后，重启搁置已久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如果双方能够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道路，避免走到施加惩罚性关税或其它制裁措施的地步，就是‘积极的结果’”，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此次北京会谈期间如此表示。
形势分析
顺利得不真实 半岛真正悬念才刚开始！
【研究员】：
半岛局势以超乎外界想象的速度向好，事态进展令人目不暇接。事实上，在这次国际舆论对朝韩峰会多半大加赞扬的情况下，美国媒体和智库的看法最有保留，有些观点可以用悲观来形容。简言之，“文金会”盛况没有改变美国政府现阶段对朝政策的基调，特朗普也只是表态乐意和金正恩坐下来谈，之后谈成什么样还完全是个未知数。特朗普也很清楚，如果没有之前的“极限施压”（或许加上他那些火爆的推特），不会把金正恩逼到谈判桌上。因而在谈判临近的关头，绝无可能提前泄气。如此一来，朝美双方对谈判的期待更可能存在落差，双方让步的空间十分有限。
2018年4月27日上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首次踏上韩国土地，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会晤。这一历史性时刻因双方领导人在镜头之下的热络互动而显得更加振奋人心，金正恩不止即兴邀请文在寅跨过分界线到朝方一侧握手合影，还从平壤带来了具朝鲜特色的冷面。 事情顺利得有些不真实 会谈结束后，朝韩两国领导人签署《板门店宣言》，《宣言》主要包涵了“半岛无核化”、“构建半岛和平机制”和“改善南北关系”三方面内容，释放了前所未有的和平信号。 对此里程碑式的外交突破，外界观点多积极肯定。金正恩的一番话让首尔街头的冷面店门庭若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一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一时传遍网络。 美方也很快回应了朝鲜的表态，国防部长马蒂斯27日当天表示，如果朝鲜要求以此作为达成和平协议的部分条件，美国将与盟友讨论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出一事。 随后，特朗普28号称，他将在未来三周或四周内与金正恩举行会谈。29日，青瓦台又放出最新消息：在两天前的朝韩首脑会晤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称将在5月关闭北部的核试验场。 半岛局势以超乎外界想象的速度向好，事态进展令人目不暇接。
我们当然没有理由不欣见朝鲜半岛从战争边缘突然变得其乐融融，文金会这历史性一握的背后有各方投入的大量外交努力，终于重启解决朝核问题的机会之门。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洪鑫诚指出，若仅基于这样一轮表面的互动和宣示就对半岛局势的未来过于乐观，就绝对低估了朝核问题的复杂性和有效解决的难度。考虑到这一历史难题的旷日持久和反反复复，当前的变化顺利得有些不真实。 CSIS朝鲜专家车维德（Victor Cha）的分析很能体现美方此时的考虑，他虽肯定本次朝韩首脑会晤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这一会晤尚未触碰的几个关键问题：朝鲜是否以与美国相同的方式定义“无核化”（CVID—即完全、可核查及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作为朝鲜无核化的一个条件，美国对朝鲜的安全承诺是否会减弱？以及，朝鲜是否仍然相信，它可以在获得经济和能源援助的同时保留核武器？
反对对朝“预防性战争”的车维德不久前被特朗普撤销驻韩大使提名，此举被外界视为美国对朝强硬姿态 的确，这几个问题都还没有答案。 事实上，在这次国际舆论对朝韩峰会多半大加赞扬的情况下，美国媒体和智库的看法最有保留，有些观点可以用悲观来形容。 由于朝核问题攸关美国国家安全，美方专家及舆论界对半岛局势的一举一动显得更为敏感，也更谨慎，没有心情看热闹。或许正因此，美方的观点大多紧扣问题的实质层面，例如无核化的确实执行、朝美双方对无核化的认知等等，而对表面的外交成果少有着墨。 拆除丰溪里意味着什么？ 那么，朝鲜表态将在5月拆除丰溪里核试验场究竟有何现实意义？而驻韩美军真的可能撤出半岛吗？通过分析这两个目前双方看起来最大的“让步”，我们可以对朝鲜半岛的现状和未来有更清晰的认识。 首先，在与美方谈判之前宣布拆除丰溪里核试验场确实是朝鲜对方释放的一大积极信号，有着和金正恩在全球媒体面前展现的一反常态的亲切、灵活形象一脉相承的逻辑，能够赢得对朝鲜有利的国际舆论。这一点，大家从媒体反应上也可以看到，这种国际同情会帮助提升朝鲜在谈判中的地位。因此，美国不得不有所表示，否则容易被视为缺乏诚意。这也可以解释马蒂斯和特朗普随后做出部分正面表态。 不过，这一轮互动都还属于谈判前的造势工作，对问题的实质推进影响有限。事实上，尽管金正恩强调丰溪里核试验场尚有能使用的坑道，但已有不少声音怀疑这一试验场已然坍塌，朝鲜只是拆毁一个不敷使用的试验场来做样子。 而就算这一试验场尚能使用，将其拆除其实也只有一种“现阶段不再进行核试验”的象征意义。分布在朝鲜全境的一系列支撑朝鲜核能力建设的各类核设施才是重点，只要这些设施仍在，朝鲜就有能力在其认为形势需要时重新启动。因而，拆毁丰溪里基本不会改变美国对朝鲜核能力的客观认知。
学者Robert Jervis 和 Mira Rapp-Hooper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近作一语道破当前朝核问题性质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可能导致美朝双方对“无核化”路线的认知落差。 二人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的目标一直很清楚，就要寻求朝鲜达成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 (CVID—complete, verifiable, and irreversible denuclearization)。而最近，特朗普又要求朝鲜不得发展洲际导弹（ICBM），因为其射程可能威胁到美国本土。 然而，目前朝鲜却已经几乎实现了完全的核能力和洲际导弹技术。也就是说，现在美国的要求就不仅仅是让朝鲜不再采取什么新的步骤，而是要说服朝鲜逆向而行，放弃其已经发展出来的能力，这需要朝鲜做出比以往大得多的让步。 由于朝鲜已经接近完整核能力，过去那些在美国看来有吸引力的让步（例如暂停发展进程——拆除核试验场就属此例），已经不足以令美国满意了。 但对朝鲜来说，目前拥有的核能力正是其谈判的底气，如何轻言放弃？ 蒙特利国际研究学院防止核武扩散研究中心（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的专家Catherine Dill认为，金正恩的自信更多源自朝鲜作为一个事实拥核国家（de facto nuclear power），这比他对和平的真诚渴望更为明显。 Dill的看法代表了美国学界和媒体的主流意见，CNN报导也指出，朝鲜的对内宣传基调就把目前的和平氛围视为国家完成核武器发展目标的直接成果。正如金正恩所言：“若能与美约定互不侵略，朝鲜何必拥核？”对朝鲜来说，发展核武器是其自身安全的保证，也是换取美国让步的筹码。 如果是这样的话，单靠朝美双方的谈判，这一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难解的悖论：朝鲜需要美国完全的安全保证才愿意弃核，美国需要朝鲜按其要求弃核才愿意给予安全保证。 全球风险咨询公司Verisk Maplecroft的长期评估结果同样解释这一悖论，资深分析师Miha Hribenik指出，在缺乏可靠安全保证的前提下，金正恩并没有动机单方面弃核，而提供金正恩想要的这种安全保证对美韩同盟来说恰恰是不现实的。 Robert Jervis 和 Mira Rapp-Hooper在文章中也提到，在朝鲜保持拥核的情况下，华盛顿不可能提供足以说服平壤弃核的安全保证——这句话本身的绕口就足够说明双方需求上的矛盾。而看起来唯一可能奏效的选项是美国几乎不可能采用的——取消美韩同盟，美军撤出半岛。 美军可能撤出半岛吗？ 由此观之，马蒂斯在这个时候暗示“撤军”是一可讨论的选项，绝对不是无的放矢，他很清楚朝鲜的核心安全关切。 然而，说驻韩美军要从半岛撤退，恐怕马蒂斯将军自己也不会相信的。比起对撤军的口头谈论留有的广泛想象空间，具体决策更能反应美方对事态的真实评估。 别忘了，就在几天前，特朗普才临时把对朝强硬的“鹰派”上将哈里斯（Harry Harris）从驻澳大使改任驻韩大使。当时多数专家认为，在韩朝、美朝首脑会谈举行前，特朗普此举有继续对朝制裁和施压的意味。甚至有观点认为，将对朝强硬派提名为驻韩大使，发出了如果对朝协商失败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的警告信息。
哈里斯和特朗普 而日前，特朗普在谈到不久之后的“特金会”时表示，“那可能会很棒，但也可能不会。如果谈判结果不能公平、合理、愉快，我会离开谈判桌。” 在27日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后的记者会上说，特朗普虽然表达对与金正恩会面的期待，却同时声称他不会重复往届美国政府的“错误”，将继续对朝“极限施压，直到（朝方实现）无核化”。 简言之，“文金会”盛况没有改变美国政府现阶段对朝政策的基调，特朗普也只是表态乐意和金正恩坐下来谈，之后谈成什么样还完全是个未知数。特朗普也很清楚，如果没有之前的“极限施压”（或许加上他那些火爆的推特），不会把金正恩逼到谈判桌上。因而在谈判临近的关头，绝无可能提前泄气。如此一来，朝美双方对谈判的期待更可能存在落差，双方让步的空间十分有限。 驻韩美军的撤离就更是现阶段很难想象的一幕。 退一步说，即使美军真的愿意将该议题放上谈判桌，客观上仍依赖美军提供安全保障的首尔方面是何考虑？若进一步，驻韩美军作美国在亚洲构筑的同盟体系的关键一环，其撤退会陷另一个盟友日本于险境，长期以来为牵制中国而构筑的“第一岛链”也将不攻自破。 甚至，正如布鲁金斯学者欧汉龙所担心的那样，特朗普若为美国自身利益而放弃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可能让美国在全球盟友面前失去信用，使过去几十年来建立的全球体系濒临崩溃。
红线即为第一岛链 如此看来，短期内，朝鲜可以通过释放善意而得以喘息。但长期来看，其需要的安全保证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存在本质冲突。 缺乏互信，“特金会”只是起步 僵局之下，如果双方在谈判中都不肯让步，结果多半令人失望。而朝美之间尚未建立的互信，使问题更加扑朔迷离，美方不少观点对“金川会”乃至半岛无核化实质进程都不看好。 前美军特种部队上校、韩美问题研究所（ICAS）研究员David Maxwell就表示：“我想我们应该牢记，过去曾有过一系列协议，而它们从来没有被成功地执行”。 回顾历史，持续多年的六方会谈曾经一度充满希望。朝鲜也在2008年27日炸毁了宁边核设施的冷却塔，此后有好几年没有进行核试验。然而后来，美朝之间的敌意仍旧没有根本改变，美国仍然以军演和制裁施压朝鲜。朝鲜也于2013年4月开始重新整修、重启宁边核反应堆，之后又多次进行核试验并试射洲际导弹。 朝美关系历史上的反复令人对目前的局势感到似曾相似。外交关系协会（CFR）的朝鲜问题专家Scott A. Snyder就以《板门店和谈：新的开始或似曾相似？》为题，表达了他的担忧，在他看来，美国对朝鲜政权及金正恩本人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只有在朝鲜拿出看得见的、实在的弃核努力下才有可能翻转这种认知，金正恩需要做的远不止是和特朗普见一次面。
而CNN资深白宫记者Stephen Collinson的分析则代表了对“特金会”更务实的期待：检验金正恩的真实意图。Collinson直言，借此机会，美国可知金正恩是真心开启无核化进程，或只是跟从前一样以对话换取让步，却不付出任何实质弃核努力。 真正的悬念刚刚开始 必须承认，南北双方的这场外交大戏相当漂亮，不止营造出利益相关各方多赢的局面，缓和了紧张局势，也非常符合文金二人的政治需求。不过，在朝美双方的本质矛盾被真正触及之前，“文金会”的功能还只是为接下来的多方互动铺垫良好气氛。 至少目前，朝核问题的客观进展还远远落后于各方的主观宣示。回想平昌奥运，当时朝鲜同样呈现相当程度的和平诚意，南北互动高潮迭起，却丝毫未能改变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东京和平昌的强硬姿态。原因很简单，在朝鲜在无核化方面拿出实质的进展之前，美国不会信任朝鲜。而这一情况目前未有改变。 朝美对于“无核化”路线的认知是否一致？若有分歧，是否存在调和可能？朝美之间的不信任如何克服？是否有可靠的第三方力量予以背书？这些问题的解答还需时日，“特金会”也未必都能解答。 另一方面，朝核问题从来不是南北之间的“家务事”，它深刻地嵌套在东北亚地缘政治棋局当中，除了美国的角色至关重要之外，中国、日本乃至俄罗斯也是不会缺位的利益相关方。谈判越接近核心地带，这些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也会逐步摆到桌上，金正恩和特朗普也不太可能径自作出决定，尤其是在其他国家的利益受损的情况之下。 其中，美方一向强调中国对朝鲜不可取代的影响力，也因此，中方之后的姿态备受关注。根据4月30日最新消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在5月2日~3日访问朝鲜，而中日韩峰会预计5月9日在东京召开。这些都是“特金会”之前，半岛走向的风向标。 总的来说，半岛的未来不止远未失去悬念，说是真正的悬念才刚刚开始也不为过。对于《板门店宣言》描绘的美好蓝图，也只能“抱最好的期待，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吧。
中国在朝核谈判中被边缘化了吗？
【研究员】：
韩朝首脑会晤后，有关中国被边缘化的说法又起，持这一观点的人国内外都有，包括一些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理由是中国在这轮围绕着朝鲜弃核的谈判中只能做看客，而韩朝签署的《板门店宣言》对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拟进行韩朝美三方会谈或韩朝美中四方会谈的表述，成了中国被边缘化的最新佐证。其实，金正恩是一个精明的现实主义者，不是疯子。在这轮半岛棋局的大洗牌中，他是不会也不敢让中国边缘化的，中国也不可能被美韩边缘化。
韩朝首脑会晤后，有关中国被边缘化的说法又起，持这一观点的人国内外都有，包括一些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理由是中国在这轮围绕着朝鲜弃核的谈判中只能做看客，而韩朝签署的《板门店宣言》对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拟进行韩朝美三方会谈或韩朝美中四方会谈的表述，成了中国被边缘化的最新佐证。 在我看来，此种看法无视事情的最新发展，是浅薄的。事实上，上述《板门店宣言》“三方会谈或四方会谈”的表述不但不能看作中国被边缘化的佐证，恰恰相反，它表明中国在朝核谈判的游戏中是一个重要玩家。 在断言中国被韩朝首脑会谈边缘化的时候，FT中文网邓聿文提示我们应该看清以下事实： 一是三月底金正恩旋风般地对中国进行了五天秘密访问，这次访问有评论称金正恩是来“负荆请罪”，自然没这么夸张，但也决不仅是来向中国“讨援”和恢复关系的，双方领导人对韩朝首脑会谈和美朝首脑会谈肯定要协调立场。 二是中联部长宋涛随后率领艺术团访朝，受到金正恩的盛情款待，两次会见宋涛，宋涛还同朝鲜有关部门进行了会谈。中朝关系向来由中联部主导，宋涛的身份表明这趟行程有着特殊使命，这当然同韩朝和美朝首脑会谈有关。 三是在韩朝首脑会谈前夕，中国一旅行团在朝发生车祸，死亡32人，金正恩不但亲赴中国驻朝使馆慰问并专程赴医院看望受伤中国公民，而且亲往火车站为护送死者灵柩的专列送行，翌日凌晨，他即南下板门店。在首脑会谈前的关键时刻，假如金正恩不去看望中国伤员或委托他人去看望，中国也会表示理解的，但他抽出时间两次看望伤员，如果不是金正恩认为中朝关系重要，在这节骨眼上不希望因此事而导致两国关系出现什么意外，是不会如此处理的。 四是在韩朝首脑会晤结束不久王毅应邀访朝，此次访朝，时机特殊，朝鲜肯定会向王毅通报韩朝首脑会谈情况，除此外，双方也会对接下来的美朝首脑会谈交换看法，协调立场。 可以说，中国边缘化论者过于看重之前冷淡的朝中关系，而无视或对上述最新发展的事实重视得不够，或者认为金正恩只是想利用中国，但我认为，中朝双方在短短一个月内的高层密集往来以及朝鲜对车祸的处理，再好不过地说明，在半岛即将发生巨变的时刻，中朝都彼此意识到，必须保持密切沟通，加强合作。事实上，在“习金会”中，双方同意在重大事情和战略问题上，要保持沟通协调。 《板门店宣言》就构建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将进行“三方或四方会谈”的表述，这个“或四方会谈”无论是朝鲜还是中国坚持要写入的，都表明不管哪一方要将中国排挤出半岛，是不现实的。在韩朝首脑会谈前，韩国对美日的说法是，韩朝美三国商谈和平协定，其意图很明显，要把中国排挤出半岛和平协定之外。外界不清楚韩国这一意图是基于何种考量，当年的停战协定，朝中美是签字方，韩国反而不是，现在它却要把中国排斥出这个进程外，不仅于法理说不通，而且也反映韩国并没有看清自己的位置。或许韩国认为半岛和平和中国无关，所以无需中国参与。但如果韩美要实现这个意图，起码要朝鲜配合，问题是，朝鲜会配合韩美将中国挤出和谈进程吗？ 鉴于朝鲜向来想摆脱对中国的依附，不排除朝鲜没有这样的想法，然而，在美朝虎视眈眈要朝弃核的压力下，除非金正恩真打算弃核，否则，即使有此想法也不会配合韩美，相反，会把中国拉进来二对二进行四方会谈，以减轻独自面对韩美的压力。 中国边缘化论者会认为，美韩可以引诱朝鲜“出卖”中国而换取它们对朝鲜的认可以及安全保障，至于中国对朝鲜的援助，这三国也可以替代。可是，金正恩决不会如此短视和愚蠢。现在特朗普对美国之前同伊朗签署的核协议还恫言废除，金正恩岂会轻易相信美国的安全保证？就算金正恩信任美国，美国就一定会拉拢朝鲜抗衡中国？ 在这点上，许多人常拿当年中国和越南做事例来证明朝鲜最后也会走向和中国冲突之路。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两个例子并不证明这点。当年美中合作抵抗苏联，前提是中苏早已反目成仇，中国也不依赖苏联，但如今朝中“传统友谊”正在恢复，朝鲜对中国的依赖没有下降，因此看不出朝鲜仅仅要摆脱对华依赖就投靠美国的理由。另一方面，即使金正恩有此意，朝鲜的体量和重要性能和中国当年相比吗？何况今日美中关系也和当年美苏关系有很大不同，美苏当年除了对抗外，基本没有合作，也没有经贸联系，但至少到现在，美中除了对抗，还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合作，美中经贸关系更是错综复杂。至于越南，和中国反目后，倒向的是苏联而非美国，苏联垮台后，虽然加强了同美联系，但也谈不上联美反华。这里的一个本质因素就是越南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和美国是对立的，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美国对华包围圈的重要一环。朝鲜也一样，只要金正恩还想保持在朝统治，就不可能拿中国利益做交换，换取美国安全保障，更不可能与中国为敌，难道他想美日韩在朝推行和平演变？ 上述分析虽然基于逻辑、事实和常理，但理论上并不能保证金正恩万一不按常理思维，而投靠美国，与中为敌，此种可能性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即使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中国还有一个“杀手锏”，即陈兵中朝边境，就像当年苏联陈兵中苏边境一样。假如金正恩想要外国投资者进来，发展经济，中国陈兵鸭绿江畔就会吓走很多外国投资者，资本总是厌恶在高风险地区投资的。 其实，金正恩是一个精明的现实主义者，不是疯子。在这轮半岛棋局的大洗牌中，他是不会也不敢让中国边缘化的，中国也不可能被美韩边缘化。如果被边缘化了，只有一种可能，即中国自己无所作为。假如因此而被边缘化，那就只能怪自己无能。至于未来的中朝关系，会有一些磕磕碰碰乃至小风波发生，但再次陷入恶化的可能性比较小。
人物广角
任大炮：楼市如何走取决于特朗普 越出政策的地方房价越涨
【研究员】：
房地产部分政策能够取消？什么时候能够解封？前两天开会有一个老总表示，最好就得看看我们特朗普先生给我们帮多大的忙。特朗普先生要让中国的外贸掉下去了，要让中国的经济掉下去了，可能政府就得把这个后门开开，让开发商日子好过点，要不然经济就掉下去了。大家都说，出台政策以后很多人担心房价是不是会跌了，我个人觉得，越出政策的地儿，越证明房价要涨。不涨他出政策干吗？他傻呀？
未来机会点在哪？调控是松还是紧？房子还能买吗？任志强又"爆”出何种观点？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以下为任志强杭州演讲实录—— 一季度房价暴涨 我们可以看到1月份的时候，施工面积是负的。今年一季度涨了多少呢？涨了7.9。今年的一季度是全国平均房价历史上涨幅最高的一年。 利用70个大中城市或者100个城市的指数，看来房价是跌了。跌到哪了呢？跌到政府的手上了，因为政府把销售价格给你限制了，所以表面上看是跌了。从有房地产以来，历史上的一个季度计算，今年一季度是房价涨幅最高的一个季度。
现在是"抄底"机会 我们看到，销售增长了百分之十几的销售额，为什么没钱呢？他们公司基本上是没钱的，这个投资增速是2008年以来增速最低的一年，比2008年还惨，开发商基本上兜里就没钱了。 为什么我们谭总请大家来开这个会？就是这个基金有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可以便宜收购。因为开发商兜里没钱了，开发商要有很多钱的话要基金干吗？去年开发商从境外的融资，388亿美元，今年一季度193亿美元，国内融资很困难，就跑到国外融资。 所以今年一季度，开发商境外的融资已经达到了去年的50%。前年是多少？2015年境外融资只有140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年一季度以前，比2016年全年在境外融资的钱还多。主要是因为国内没机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开发商兜里的钱不够了。 所以最开始我说，投资会持续下降，就是因为没钱了，如果还保持百分之十几的高位资金增长的话，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现在看来要想维持一个高速的增长，已经有困难了。
东北、西部地区不能碰 分地区看，我们看看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他们的投资增长百分之2.9、1.3，也就说明了这些地区已经没有了增长能力。东部和中部地区还维持一个增长，其中相当一部分棚改，三四线城市主要的力量在这两个投资领域，所以这个支撑效果还是有的。 但是中部、西部的销售是什么呢？销售是高速增长，西部和东北地区。前面我们看到投资是负的，或者基本上是不增长的，可是从销售看，东部地区，投资增长快速地区是负增长销售，负的7.3，中部地区还维持14，西部12，去年前年的高杠杆，导致相当一部分回收的资金没有进入到开发商的资金盘子里，而是跑到了银行的兜里面。现在差别不大。 70家上市公司拍卖股票 今年一季度我们可以看一些数据，融资下降了1.33万亿，下降了20%，企业贷款下降了15.8，委托贷款下降了50%，信托贷款下降了9%，融资下降了80%，所以到3月份为止，企业存款下降了1.21万亿，和去年年底相比。一个季度少1万个亿，开发商手里的钱很紧。 更严重的是，现在有70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抵押贷款开始进行司法拍卖了，也就是说这70家公司的现金流已经不行了。上市公司一共2000多家，70家公司开始拍卖股票，还银行债，信用是非常严重的不足。 有人说，4月25日开始降息，银行准备降准，这是个信号，但是这个信号会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到目前为止，1.3万亿里头有9000亿是银行间进行内部调整的钱，对社会只有4000亿，但主要用于中小企业贷款，而且命令禁止流向房地产。别人家娶媳妇你看着高兴就行了，那不是你家娶媳妇儿，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 调控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另外一个实际问题，比如产品与价格，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的调控政策基本上劣币驱逐良币，就是开发商没盖好房子，你只能盖破房子，越破越好。这个破房子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上边有一些一期的房子卖的很好，又有空气净化器，又是高级的电梯，又是高级的门窗，二期的价格比一期的还低，于是大家把空调都撤了，把电梯换成最破的电梯，把外墙的瓷砖给弄没了。 总之，以后可能得盖破房子，不能盖好房子，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所以，产品与价格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想盖绿色产品，我们想盖环保产品，你不让卖高价，怎么办？ 很多企业在扩大规模，但是扩大规模和利润之间产生矛盾，因为你想扩大规模很容易，有钱就行，但是不让你卖高价，你的利润差越来越减少。我们可以看看领头的这些企业，实际上整体销售价格很低。比如说碧桂园，去年比前年的低，就是只能卖破房子，卖低价，扩大规模，但是利润达不到那么高。所以规模和利润之间的矛盾，这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 只租不售诞生"灰色空间" 另外一个，土地招标的时候，好多加入固定性住房了，你投标还是不投标？要是投标了房子只能租不能卖，坏了。前天开会我问一个人，你的房子租出去没有？他摇摇头，没有。 他是一个月1.5万，一次性交180万，十年的租金，在北京的一个很远的地方，那也就是平均一个月2万块钱的租金，90平米以下的房子。我觉得固定性住房以后给腐败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儿，过去腐败都是送房子，然后这个房子改名就可以了。名字不是你的，法院没法判你的房屋。 我们在海南已经发现有几十位部长级的享受了30年的租赁权，我也搞不清楚他们是自己花钱的还是别人给的房。反正这种长租房，创造了一个新的机会，我也不知道法院会怎么判。再一个，给开发商的压力就是，这个租金可能是难得取得回报。 用市场化手段提供住房 房子不管是不是用来住的，都得有人先盖。但是我们看一看北京，看看很多大城市，都建公租房，建共同产权房和其他的房子，把商业房的比例降到很低很低，或者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商品房用地，北京可能连四分之一都不到，这个市场是要还是不要？挺麻烦。 最重要的是，这个房子是住的，但是不一定是产权人住的。什么意思呢？你要想限制租赁性住房，租赁性住房就是告诉你不是产权人去租，如果都是产权人的话，哪还有什么租赁房？我自己租不就完了？所以租赁房一定不是产权人住。 这里就出了一个麻烦，不是我们要宣传，而我们实际造成的结果就市场最需要你建房，至少你得把房子建出来，你再说是用来租的还是用住的。 我们刚才叫什么总我也不知道，讲的氪空间。这个氪空间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大企业都得租我的办公室，都得有流动，那我们人租房子是不是也得有流动呢？他们这个氪空间解决的是临时办公和流动性办公问题。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临时办公和流动性办公的这些人是不是也是流动性住呢？ 比如说媒体人，比如说演员，比如说地产商，他总得来回跑，来回跑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得有一套房子呢？这套房子不管是他自己买的还是什么的，如果一个项目干六七年，他是在这买一套房子六七年以后再把它卖了好，还是我租个六七年什么也没剩下好？非常简单的事儿。但是他买了六七年以后，卖了，你一定说是炒房了，就和刚才的流动空间是一个道理，你那个流动空间就是炒空间，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越出政策的地方房价越涨 我们的媒体在所有的宣传活动中把这个意思都搞错了，政策陷入了一动悖论，这种悖论是非常严重的悖论。大家都说，出台政策以后很多人担心房价是不是会跌了，我个人觉得，越出政策的地儿，越证明房价要涨。不涨他出政策干吗？他傻呀？ 在座的这些人，我开谭总召开的会，每次都问我，到哪买房子？我说你真傻，政府告诉你到哪买房子了，他在那儿使劲压着，就告诉你到那儿买房子，不压着不就涨了吗？涨了才压着，是吧？如果那个葫芦扔在水缸里头，你不按着不就往上走吗？你按着才往下走。现在按着，葫芦下去，水上来了。你想想，葫芦按下去了，水缸里的水是不是往上走？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问吗？政府告诉你到哪买房子，你就到哪去。 为什么？因为我们出台的这些政策造成了供给面的扭曲，就像我说的，北京为了这个那个，一大堆，保障房，租赁房，共有产权房，最后把商品房的用地弄没了。弄没了房子怎么会不涨价呢？没供应了，你看的是下来了，过两年怎么办？总得有人想结婚生孩子吧？怎么办呢？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 供给面在扭曲 价格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需求。如果没有需求就没有价格。有人说地价涨了房价就得涨，正确的分析应该叫做，地价是房价的地板价，就是最低价格了。我把地价加上一个建安，税费，各种成本加进去以后，这是我卖得不赔钱的价，叫地板价。 天花板价在哪？天花板价在顾客身上，一个人买，可能加点利润就算了，10个人买我就得往上加价，这个价叫天花板价。现在这个天花板价让政府按住了，政府把天花板价打破了，打到地板上去了。如果政府把天花板价打到地板上，这个供给面不就扭曲了吗？ 所以形成的结果是，房价继续上涨的压力加大，越来越大。因此，用这种政策导致的结果，我们有五次大型调控，每次调控之后房价都是上涨的，没有一次是下跌的，原因就是它把供给面扭曲了。当供给面扭曲的时候，跟不上以后，下一次你一旦放开就很麻烦。所以，人家不准让我说涨价，我也没说涨价，我说政府可能要求我们涨价，不是我说的。 所以各种政策加码的时候，就形成了很多地区出现了一二受房价倒挂。倒挂是什么意思？二手房卖6万块钱，政府给你批的一手房卖5万块钱。这说明什么？说明政府告诉你，赶紧炒房。你买了就有1万块钱的差价，那你还不去炒。 政策变相鼓励"炒房" 所以政府的政策说悖论，就是因为他在鼓励大家炒房，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如果是开发商自己定价，那就是说我怎么也得新房子比旧房子贵点吧？不贵太多也得比二手房的价格高点吧？反正这两个里头有一个傻不是政府傻就是开发商傻，你怎么比二手房卖的还低呢？这就是一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在哪呢？最大的问题在于，十九大明明告诉我们市场决定价格，那政府决定价格不是违反十九大规定吗？你们看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里头，是不是说市场决定价格、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我们得按十九大办。所以你一旦按十九大办的时候，政府这几条可能就有问题了。 比如说为什么要摇号？摇号就是供不应求，100套房子有3个人买用摇号吗？摇不摇都摇到你头上了。上海前两天摇了好几个号，我一看，一个公司买了170套房子，他组织一大堆公司人员在那儿填窟窿，摇号，占名额。这说明什么？说明是政府在帮你。 我们最近最高院、最高检察院、国务院连续发了好几个文章，叫做保护产权，保护私有产权，保护什么，保护企业家，说了一大堆。这个房子是开发商建的还是政府建的？要是开发商建的就是开发商的产权，产权上没写着政府，你为什么要政府摇号？你不是侵犯产权吗？那你这个违反了国务院的规定，也违反了政府最高院、最高检察院的规定。 "离婚"买房破坏了社会道德 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反正弄的政府管摇号，开发商还不能摇号，我想不懂，所以它是一个悖论，它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远，计划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顾客是上帝，我们得尊重上帝。现在老不尊重上帝，老让大家离婚，这有问题。 为什么离婚？当然政策导致离婚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有些人家里的孩子，他们工资不够高，申请贷款没资格，工资太低了，都是父母出钱，申请贷款都是以父母的名义，所以变成两套房了。但是父母没资格就得离婚，不离婚买不了。再一个就是，一离婚就省了20万，要是300万的贷款就省了60万，100万就是20万的利率。 所以利率高低，首付高低，对离婚不离婚影响很大，因此选择离婚的人越来越多。一般的情况下，全年我们大概333万离婚，政策覆盖率还平均在580万左右，每年离婚的大概多了200万，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这破坏的是什么？破坏的是道德。市场经济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契约精神，讲道德。 越是破坏市场，把社会道德全都破坏了。有的假离婚变成真离婚了，打官司。社会道德被破坏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这个首套房的利率上升，我们到底房子是住的还是炒的？我觉得银行认为他是炒的，否则你不能让首套房的利率降低吗？首套房你不能说他是炒房子吧？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这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造成了结果很不好。结果不好到哪了呢？我最近去了很多地区，地方官员都问我，怎么想办法和中央政府政策博弈？我说你们怎么都这么想？ 我们看看最早，比较早的大家听的，90、70，这个调控政策针对谁的呢？针对开发商的。所以开发商和政府斗争，把90、70的户型改来改去，然后把户型，厕所、卫生间的空间，阳台都调来调去，就是要躲90、70的政策。还有的是加层高，变成一个小二层，偷面积，这是开发商和政府的政策斗争。第二步就变成老百姓离婚了，那就是消费者开始跟政策进行斗争。 现在就是地方政府开始跟政府进行斗争。地方政府本来是市场监管者，监管者现在有一个问题了，我问几个房管局局长，那天我去干什么了，房管局局长陪我吃了三顿饭，就是要问一大堆问题，拿着小本子使劲记，一个重要的就是我的第一任务是不能让市长和书记被请去谈话。因为房价涨到一定程度以后，市长书记被约谈官儿就当不成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地方政府就得跟政策做斗争，所以他们就想个办法，把市里的房价和县里的房价结合起来。先是远郊区，远郊区不行就把周边市管县的价格全合进来。所以我们看这个房价，涨不和涨，那个数字已经不是一个真实数字了。全国平均房价涨了，那和70个大中城市的数据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一个小破干州惨的不行。 为什么？它被列在70个城市范围之内了，周围400公里没有第二个城市，其实它很穷，但是没办法。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开发商、消费者和地方政府三方联合起来和中央博弈。要是不博弈，地方政府地卖不出去，你要硬压着开发商，地卖不出去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楼市如何走取决于特朗普 这些政策出台，我们认为变成悖论就是现在是一个难题，很多人问我，什么时候这些政策能够取消？什么时候这个政策能够解封？前两天开会有一个老总告诉我，最好就得看看我们特朗普先生给我们帮多大的忙。特朗普先生要让中国的外贸掉下去了，要让中国的经济掉下去了，可能政府就得把这个后门开开，让开发商日子好过点，要不然经济就掉下去了。 我个人认为，开发商在和地方政府比财政支出，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能够挺得住的话，可能他就不会轻易把这个事儿掉了。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遇到了问题的时候，它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就加大，去年土地财政是5万亿，土地出让金是5万亿，房地产相关的税收18000多亿，然后和建筑业相关的，就是除了房地产本身的税收以外，相关的费用由6000多亿。 地方财政一共8万亿，如果没有这5万多亿的支撑的话，地方财政很难支撑债务转化问题。今年就得看看了，我们的土地出让到底能怎么样。一些好的城市仍然在高价出场土地，但是很多城市已经出现了一些控制，就是土地我刚才说涨价那么多，所以我们一季度财政增长了17.8%，GDP才6.8。一季度财政收入还是不错的，但是地方的财政收入，很多已经开始出了困难，这就是问题。 改善需求十分强劲 他们忘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首先得确定不管房子是用住的还是用炒的，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城市化的主要矛盾，从眼前看，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我们的城镇化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城镇化速度发展还是很慢的，还没有真正解决农村进城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央提出一个，叫建立中国的长效机制，住房的综合住房制。现在我们没有综合住房制，现在我们的住房制度叫做城市住房制，只解决城市居民的铢分问题，不解决农村的居民住房问题。 所以地方政府的财政里头，只包括了有户籍人口的住房困难，不包括农村人口，所以很多城市，比如上海、北京，把农村人口都轰走了，否则他得解决住房问题，这是个麻烦。我们的主要结果，就是农民进城问题。 对于老龄化来说，我们现在是改善性需求占主导地位，年轻人结婚生孩子是刚性需求，老年人是有房子，但是他给改善。其中有两个主要矛盾，一个是没有电梯，老人爬不动，北京70%，上海大概也得有70%的房子是没有电梯的，6层也爬不上去。 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英国怎么解决的？政府出钱，把3层楼都加上电梯。但是中国出不了这个钱。虽然我们有一些补贴，北京已经开始了，大概改了几十栋楼，但是差得很远，没有电梯的楼太多了，所以改不过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80%以上的房子没有卫生间，你们觉得上海的房子好吗？上海房子都是刷马桶，早上起来刷马桶，没有卫生间。没有卫生间，它连厕所都没有，所以上海政府改了一栋房子，加了个厕所，厕所和卫生间是两个概念，卫生间是可以洗澡的地方，厕所只能叫半个卫生间，你只能解决一半的卫生问题，另外一半的卫生问题解决不了。 所以很多楼没有热水，我们大概全国90%以上的楼没有热水，70%以上的没有卫生间。所以很多家庭买热水器，淋浴器，搁到厕所里头，底下还得躲着那个洞，上头淋浴。刷牙呢？早上起来得到厨房刷牙，这种情况在大多数楼里头仍然保持了这个现象。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改善性需求所占的比例是越来越大的。 还有一个就是独居需求，独居需求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到现在为止大概有750万独居，我们估计五年以后，每年增长30%到40%，其中一部分是孤寡老人的独居，另外一部分是年轻人，90后，00后不愿意跟父母在一起住。他们宁愿远离父母，自己单独租一个小房子，也不愿意跟你在一块住，你那个房子太大，他不跟你住。 北欧40%这种，整个欧洲大概平均有25%这种情况，现在中国是5.8%。未来的发展是什么？如果要发展到25%，我们得有两亿五千万户独居户，越来越多的90后和00后开始独居了。
城镇化红利期还很长 从人类过去发展的历史上来看，重要的GDP是在于1800年以后产生的，十八世纪以前我们用了3万年时间，大概只产生了全世界5%的GDP，而后来的95%的GDP，这是累积计算的，都是因为十八世纪以后产生的。 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城市化，大规模的城市化集中在十八世纪后，因为十七世纪末才有了私有产权制度的保护。在十二世纪的时候英国就有一个大宪章，但是皇帝老毁约，到十七世纪末的时候，皇帝终于不能毁约了，所以全世界都开始确立私有产权保护制，城市就发展起来了。 尤其是十八世纪以后的工业化，导致城市化加剧，第一产业农业越来越不行了，这个发展过程是加速。所以从1800年到2010年，全世界人口增加了6倍，可是城市人口增加了60倍。 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需求在全球的发展过程。2007年的时候，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到2016年的时候城市已经40.27亿人，农村34.15亿人，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中国到现在14亿人里头，8亿人在城市生活，但只有5亿多是城市户籍，40%是城市户籍，剩余的人都是农村户籍。 所以虽然有一部分农民住在城市里头，但是他孩子不能上学，不能领退休金，不能买房子等等。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还早得很。对于美国来说，根本不缺土地，农村面积很大，但是他们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一点不低于中国，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中国。所以中国到目前，农村的人口比例是大于城市人口比例的。 从全球看，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非发达地区，城市化的速度都在加速，为什么？因为第一产业的产值太低了，中国有27%，接近30%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只生产7%的GDP，而70%多左右的劳动力生产93%的GDP。所以人均GDP上，城里人比农村人高了很多很多，钱多，收入高，所以人都往城里跑。 去年我们中国的服务业已经超过了GDP的50%，换句话说，如果服务业越来越多的时候，一定要靠城市才能解决问题，靠农村是解决不了服务业的问题的，靠农村就是老婆和孩子给你倒水洗脚，能有人给你捏脚吗？ 所以城里城外，不管是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我们都可以看到，未来发展的趋势，第一产业的人口一定是越来越少，必须到城市才能富起来。中国要想达到基本现代化和现代化小康，你得满足70%的城市化率，我们还早着呢。
重点城市人口流入加快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重点城市的城市化率，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人口增长，在2016年以前不是说一线城市都是最高增长，其中一部分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人口增长的比例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厦门达到了7.5年均，年均7.5，这不得了。 去年发生一个变化，为了吸引优秀人才，西安将近60万人，武汉37万人，长沙20多万人，合肥也是十几万人。就是有些地区，郑州好像也是30多万，我具体记不清了，总之利用吸引人才造成的人口大量向这些二线城市集中的速度非常快，一年你要增加30万人，你给他多少补贴，他也得有房子，没房子总不行吧？所以这个城市人口变化的规律是不可打破的。 如果全球都这样，中国要想跟上世界的步伐，你还想成为强国，你还要美好生活，不让农民进城就美好生活了？我看谭总刚才那个标题，叫做追求美好生活，那你得让农民进城，这不是你没解决吗？ 还要用20年完成70%城镇化 我们的现有城市里头，现在大概有22亿到240亿平方米的住宅，这包括破房子，包括非成套住宅。那如果按70%的城镇化率计算的话，我们最少得有400多亿。大现有情况下，好像增长1倍的住房增长量。我们每年住宅多少呢？去年大概7.8亿平方米，今年大概也就10亿平方米。 即使是这样算的话，我们还得用20多年的时间才能满足70%的城市化率的人口需求。我们满足不了。如果你天天用按着的方法，这个速度可能就很难达到。 我们仇保兴原来的住建部副部长在博鳌论坛上曾经说，我们现在的户均已经达到了1.1套房，他觉得我们基本上满足了。他就没想想那个房子有多破，我们说的折旧。如果每年有5%的折旧，400亿房子的话最少一年有20亿，我们现在一年就10亿。 换句话说，就是房地产长远的发展你是改变不了的，美国200多年呢，纽约现在房地产市场仍然是大头。你不是说房地产市场，我可以把房子是住的不是炒的，把它弄没了，弄没了中国经济就没了，这个是无法改变的一种情况。 但是仇保兴忘了一条，我们孩子的户口在父母的户口上，但是那个孩子已经单独住了一套房子，我儿子前两天偷偷结婚了，既没告诉男方的家里，也没告诉女方的家里，然后两个人偷偷在外头租了一套房子住。这种事儿我说是只有我们家出现吗？不是，突然发现他们公司十几个人都是这样。 年轻人不愿意告诉你，他自己愿意过小日子，干吗非得告诉你？我又不需要你的婚礼，人家过的挺好的。我觉得你们在座的可能也会遇到这种情况。独居家庭的速度，我们现在750万户，今后估计得有2500户，这个发展速度可能是非常快的，可能用五六年时间就得这样。 因为虽然我们的80后，90后比80后少了三分之一，00后和90后少了三分之一。所以很多人说，我可以从父母那儿继承一套房子，从老婆家里还可以继承一套房子，我一个人可以分三到四套房子。 胡扯，因为老人不死。我们的平均年龄估计从60多岁，70多岁，现在涨到80多岁了，过两年就是90多岁。你想想，30岁生孩子，你要想继承老人90岁的房子，你得活到60岁才能继承，那你30岁结婚的时候，到60岁之间这30年你老住别人的房子？那不是胡扯吗？ 所以很多专家都在那儿瞎说，就忘了老人不死。为什么我们退休养老金老不够用？我们原来计算的时候，是按照你70岁以前就死了计算的，结果人不死了，这个钱不够花的。这很是个问题。他们没想到，我们的美好生活让老人不死了，老人不死就变成一个结果呢？ 原来一套房子能解决问题，现在得两套、三套房子才能解决问题。你要熬到老人90岁死，下次他活到120的时候你怎么办？更麻烦了。我们的最新科技告诉大家，2038年新科技就可以保证这些人，未来就告诉你人可以活到120岁，高科技，没法弄了。
并非每个城市都需要租赁住房 我也不知道这些官员怎么想的，所以他们都出了很多政策，房租不炒，集体土地上建租赁应租房，共有产权等等。我个人觉得，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当期矛盾。第一个是租赁房，就是集体土地上建租赁房，我可以很自豪的告诉你们，这是我2011年的政协提案，要解决唐家岭等几个村，房子要塌了，要着火，怎么解决租赁应租房的问题。 国土资源部找我谈了很多次，批判了我六年时间，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变成他的国家政策了。我很头疼，怎么搞的？我敢把政协的号都告诉你，我告诉你，这是真的，不是编的。 但是现在有人认为集体土地上大量供应的租赁应住房能不能破坏市场？我觉得不行。为什么不行？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会把管子和路修到他不能卖的土地上去，他如果能拍卖这个土地就拼命的修市政基础设施，不能卖的地他就不修了。 只有什么样呢？就是顺路沾了光的这些集体土地才能建租赁性住房。有多少？没多少。所以每一个城市里都有极少的集体土地才能建租赁性住房。就是因为我顺路，有管子，有煤气，有燃气，有供暖什么的东西，你要是离得远的话，我才不给你修管子呢，你自己修管子修不起，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集体土地都能用。这个矛盾要解决好。 我们在做租赁性住房，大家都说租赁性住房好，我刚才说了，万科的租赁性住房有多少人能租得起？不知道。美国，前十大城市，租赁的房子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从人数，从比例数都可以看到。蓝色的是占的总的住房比例，就是租赁人口也可以看，都非常高。 所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我们觉得要有50%左右的租赁性住房才能满足需求，因为流动人口和临时居住的创业人员等等，大概需要这样。而一般的城市，或者三四线城市，可能5%、2%就可以了，中等城市大概也有10%左右就够了，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需要大量的租赁性住房。 "租赁住房"必须市场化 反过来说，租赁性住房来自于哪？从美国来看，它不是政府掏钱盖的，不要以为多方建设靠政府出钱盖能行，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再看看香港，香港的租赁性住房，私有持有的只有50%，另外40%和其他部分都是靠政府提供的，政府提供多少？免租的只有2%，廉租的这部分也很少，户主提供的也有2%，单位提供的也占到一定比例。但是这个房源从哪来的呢？房源从私有拥有的房源里来的。 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这么好，都是靠私有产权拥有，单位在国外就叫私有，拥有了租赁性住房，中国试图走到计划经济分配那种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租赁性住房，为什么要靠私人？重要政府可以用税收和住房补贴来解决租赁导向的问题。 日本，我们看看，日本的租赁市场巨大，70%来自于私人。不要以为靠国家可以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再有钱也解决不了问题，一定要靠私人租赁市场来解决问题。北京，北京大概700多万套私人的住房，20%用于租赁，大概140万到150万套左右。 有多少人用呢？有百分之三四的人用，平均一套房子要住五到七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北京就是打隔断，N+1，客厅变成住房，一改改两间，所以它就打隔断。去年11月份一场大火以后北京开始取隔断，把所有隔断都取消了以后，人没地儿住了，涨房租。 所以去年到今年，普遍房租增长了百分之十几，个别地区房租增长40%，重点地区，比如通州，普遍涨了20%以上，因为政府让往这边搬。租赁性住房的价格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我们需要多少房子，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北京按道理说应该是40%到50%的房子是用于租赁的，否则外地人口都没法办了，各媒体都在北京有一个点儿，要不然最新的新闻拿不到。 外国领导来了，你要到现场拍一个照，两会来了你要拍一个照，你不得在北京派记者？怎么办？都买房子？两年就换人了，所以你还是得租。因此干部、高官，比如各个公司的高管们都在北京买房，但是他的低级管理人员待不了那么长时间，一年两年就完了，所以就得租房子，所以租赁性住房的欲求很大。 可是我们总在试图用官方的办法解决租赁性住房，我觉得解决不了。这个意见我已经跟国务院提出来了，政策研究室专门跟我讨论用什么办法解决租赁性住房，但是他们好像似乎还没有入门，问题还很严重。 共有权房，政府赚双倍 还有人说北京建了共有产权房，共有产权房我觉得更是政府贪财的一个取向，本身那个土地卖3万块钱，然后房价卖4万块钱，然后他占50%的股权，这个房价就变成了8万块钱。周边的二手房房价多少？6万。你要卖给业主，说4万块钱卖给你一套房子，你是不是觉得很高兴？比坊间的6万二手房便宜多了。 可是你别忘了，政府还拿了50%，政府这50%出钱了吗？没出钱，他得了双份的地价，3万的低价变成了6万，还得了一套房子。所以共有产权房从目前看高于当地二手房房价的项目已经很多个了，我只能说，本来拍卖土地的商品房，政府拿走了70%，到了共有产权房的时候，政府就从房价里拿走了90%或者更多。 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好政策。说我4万块钱拿到一套房子已经很不错了，反正我能住，先解决眼前问题吧。对，可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了，但是从法理上和税收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所以我也觉得，它并不能解决市场的问题。 房地产税，路还很远 还有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房产税。今年我们两会期间有一个财政部的副部长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记者说我们能不能像国外的私有土地那样收取房产税，这个副部长告诉他，中国从来没有收过这样的房产税。我觉得这个副部长是不太懂，没看过中国的税法，他不知道1951年的时候，1949年的时候我们是房产税是房产税，地税是地税，1951年的时候把房产税和地产税合并了，叫做房地产税，那个时候土地和国际一样是私有产权的。 如果我们的财政部长在回答人民代表提问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国家发生的历史，我想他一定是搞错了，这个副部长，如果我是总理一定把他撤了。1951年以后为什么不收了？因为公私合营以后没有私人房屋了，全都是公家的了。因此，房产税没人收了，没法收了，收谁的？收不了了，所以他就取消了。 取消以后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工商税，变成了城市维护事业税，附加税，土地使用金，土地出让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等。现在我们列出来七八个税种，都是属于房产这个范围之内。 因为凡是收了房产税的，都不能收其这类的税，房产税你都收了，不就是改善环境吗？维护城市的，你还能收绿化税吗？类似的情况很多。现在的情况下，2011年的时候楼继伟当财政部副部长提出建立物业税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房产税初期的时候就提出，要减去相应的税费。 但是现在后头这句话都被人抹了，他们总想在不减现有税的情况下加税，这是不可能的，老百姓一定会造反。 但是如果减了一些税，再征，能不能解决现在的土地财政问题？解决不了。不懂行的人以为，房产税还能替代土地出让金、财政问题解决不了，土地出让金70年的一次性支付相当于永久性的土地费，它是复利计算的。可是你要把它分成70年收，政府兜里一下子就没钱了，所以替代不了地方税。 回答记者问的时候，他提出通过房产税来调紧税负公平问题，如果要现在收房产税，税负是极不公平的。 第一，现有的房产税已经很重了，所以你要先取消再收才合理，否则就是税上加税。 第二，原有房屋的价格构成是不一样的，有的交了土地出让金，有的没交土地出让金，我们的商品房占总房量的多少呢？30%多。也就是说70%多的房子，60%多的房子，接近70%的房子是没有交土地出让金的房子，你能一并收税吗？你要一并收税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很多麻烦。 我们还可以看到有的交了大市政费，基础设施费，什么什么一大堆，有的没交。有的房改房是交了土地出让金的房子，商品房改成了房改房，有的不是，是原来分配的住房改房。 这里头的构成矛盾很多。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房改文件1997年23号文件，朱镕基当时出台的房改文件里头有一句话，叫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那今天你要统一收税，人家说了，文件上写着，我老板得老办法，你怎么能按新人新办法解决呢？所以统一实行这种房产税，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人老问，房产税出台，房山税出台了，也就是他们吹吹吧。 另外一个是取得房屋产权的方式不一样，有人是花钱取得，有人是分配取得，有人拆迁取得的，有的是经济适用住房转换成商品房的，但是他没交土地房产税。有的是各种各样的房子，还有自建房，原来的私有产权房等等一大堆，你怎么把它统一分配呢？ 我们最低收入者人群里头，拥有的私有产权，拥有第二套产权房的也有7%。他们的房子大半在老城区，房子很破，但是学区房卖的很贵。你要按他的卖价收他的房产税的话，老百姓交不起，所以几乎是不可能的。 房地产税与租售并举矛盾 同时，税收一定是大大提高了租赁标准，和你这个租售并举是违背的，这两个是相悖的。靠税收去提高租金，老百姓更租不起房子，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我也不认为房产税能解决房价问题，能解决供应性问题，能解决任何问题。 为什么？因为我们历史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国外为什么行呢？因为他一直是市场经济，土地私有制，所以不管他取得的房价是多少，他的规矩是一样的。我们的规则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住房分配制的，有住房房改制的，有大量的市政基础设施拆迁阶段的，有住房改革阶段，有商品化的阶段，有非商品化的阶段。 最初的商品化是划拨土地而形成的，后来的商品房土地办理土地出让制度形成的，然后就变成土地招牌挂制度形成的，所以各种取得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你现在要统一市场评估的方式解决，一定会出乱子的，大家就会拿原来的房产证，原来的土地取得条件，或者房屋取得条件跟你打官司，为什么他的和我的是一样？我的成本比他高多了，或者我的成本比他低多了等等，法院以后就变成集市了。所以我估计，要这样说的话，税务比现在的军队要扩大3倍到4倍才能忙得过来。 空置税可解决租赁住房问题 因此在不改变现有双轨制的一些条件下，我个人觉得用市场化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最好的，不是限制个人买房子，而是鼓励大家买房子。你买第三套、第四套、第五套、第六套都行，买的越多越好。 但是我要加你一个空置税，香港、德国，很多国家都是用这种方法。只要你的房子是为了住的，不是为了炒的，那你就让里头有人住，你不要空置半年以上我就要收你的税。 所以他的房子里有人住，有人住你不就达到了房子是用来住的目的了吗？但是人们为什么要把它用于出租呢？就是因为你减税，德国就是这样的，他用减税的方式控制房价，同时用减税的方式，用政府补贴让穷人有房子租。 意大利也同样，你要拿着住房券放的时候，政府给你减免个人所得税。所以那个住房券租房子的时候，你比市场的房价要低得多，租房价要低得多，可是减免你的个人所得税，它能交换。所以用市场化的办法，完全不需要政府大量的盖房子，可以解决我们租赁市场的问题。 很多，比如说美国，美国有一个网站叫空中食宿，它就是专门用于租赁住房的一个软件。上了这个网以后，你说我今天从北京到杭州开会，我家里的房子就可以用来租，租两天，我开两天会，那个房子租两天。它就收到很高，比酒店便宜，但是比一般的旅馆费用要高得多，因为所有的条件都很方便。 在欧洲这种以家庭方式进行短租，住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这种房子多得一塌糊涂。所以空中食宿，就用这种方式成为了现在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网站，但是它也有很多官司，但是它有利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比如说旧金山、硅谷，它的租赁住房是不够的，空中食宿就把原来的整体租赁房，整栋整栋的给你租了，然后变成时租，因为来往的人员太多了。所以中国完全可以扩大租赁市场，用市场化的办法去解决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矛盾。 长效机制很难建立 倒过来说，如果要用长效机制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么就要解决的是土地制度问题，户籍制度问题。那么矛盾就在于，我们的短期政策不利于长期机制的建立，你没法解决土地制度问题，也没法解决户籍制度问题。 他们的矛盾在哪？我们今年出台了一号文件，农民的土地承包再增加30年，很多人就欢呼，真好，农民又可以多用土地30年了。但是很多农民在发愁，因为你只给我30年，我是不能修长期的基础设施的，因为我修这些基础设施，可能要用40年、50年，你只给我30年，我怎么敢修呢？ 中国严格说起来是没有私有产权制的，因为我们没有土地的私有化。你们现在都是有钱人，但是你们都叫浮财，你们自己想想，你们能生根落地吗？过两年把你的房子收了，都是浮财。 只有土地变成私有制的时候，我们才能谈得上中国的长期的住房制度和农民与城市人口利益相一致的制度，这样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否则，如果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很难建立一套长效机制，你仍然是城里人只解决城里的住房，然后农村人进住房的时候，你就左卡右卡，反正不让他进来，然后他的孩子也不能上学，也不能享受医疗保障等等。 我们的十九大提出，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首先得形成共同体，如果中国人连共同体都没有，你怎么能实现世界人的共同体？所以十九大已经提出了很多很多重要的，非常好的报告，但是问题在于哪呢？问题在于，我们的地方政策没有跟上十九大报告，造成了房地产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历史上凡是单一政策试图解决单一问题的时候，大部分都适得其反。 "单一政策"往往事与愿违 我们可以讲两个笑话，一个是布莱尔当英国首相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政策，叫医生必须在48个小时给预约的病人看病，他们都能电话预约私人医生。布莱尔出来的这个政策，非常明确的要保护病人，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你们能想象到吗？所有的医生都取消了电话预约。为什么？医生的良心过不去，因为医生如果把所有的病人填满他的就医时间，临时出现了撞车、生病的这些病人，生命就会出现危险，不然他就违法了，因为布莱尔出的是法。 他到时候说，我要给临时得病的病人看病的时候，那个约的病人不干了，告你。所以他干脆为了保证临时可能出现的这些治病需要，我就所有的预约全取消了，我宁愿没有预约病人。医生的道德真好，所以他就把布莱尔这个临时性的单向措施彻底打败了。 第二，去年年底说台湾的行政院出台了一项政策，为了保护劳工的利益，劳工的加班费要从一个小时2倍的工资变成一个小时4倍的工资，蔡英文很科学的告诉你，我要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 从此以后，没有一个人雇原来的员工加班了，所有的工厂主都说我雇临时工，我不雇这个员工，这个员工来了叫做加班，所以过去我给2倍工资还行，现在你让我给4倍工资我不用他了，我宁愿到市场上找一个临时工来给我干一天，干两天，因为这个临时工不是按加班算的，因为他就干这两天。 所以单一政策通常在市场当中是悖论，所有的好心都会变成坏事，员工也很苦，也很生气，你这个政策真烂，原来我还能拿2倍工资，现在我连1倍工资也拿不着了。最后台湾行政院做了修改，修改法律。 所以当一个政府试图用单一政策，出于好心解决某一单一问题的时候，通常是悖论。我们如果用市场中的方法解决这种房价，你使劲按着，不用市场化的办法解决问题我觉得是适得其反，也不可能建立长效机制，我就讲这么多，谢谢。我再说一遍，你们千万别给我传出去，我都被问过了。 任志强：：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这些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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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7 12:57: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