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朝在新加坡怎么破解“承诺难题”？》为什么半岛局势一日三变呢？核心还是美朝在会晤之前面临着“承诺难题”，越是临近会晤，彼此之间的猜疑会更大，毕竟所有重大的外交谈判都是在时间的高压之下完成的。朝鲜中止南北高级别对话，并对韩国与美国的大规模军演进行了抨击，主要是给美国看的，不要逼迫朝鲜不断做出让步，暗示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也可能会出现波折。当然，金正恩是有“放鸽子”的先例的，2015年放了普京的鸽子。 《中美贸易战根源及釜底抽薪之道》中国最核心的改革任务就是要解决以下的历史性任务：由官僚行政机制主要决定要素配置，转到由市场机制主要决定要素配置的轨道上来。这才是改革的底线，也是中国政府对人民的一再许诺，对国际社会的一再承诺。唯有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才算正式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彻底走了出来，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中央高层智囊：正视中国与日本发展的巨大差距》日本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朋友甚至开玩笑说，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不管是从事哪行哪业，工资收入差别不大，而且非常透明，没有工资外的灰色收入。要知道日本人的收入很容易，只要知道他大学毕业时间和年龄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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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朝在新加坡怎么破解“承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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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半岛局势一日三变呢？核心还是美朝在会晤之前面临着“承诺难题”，越是临近会晤，彼此之间的猜疑会更大，毕竟所有重大的外交谈判都是在时间的高压之下完成的。朝鲜中止南北高级别对话，并对韩国与美国的大规模军演进行了抨击，主要是给美国看的，不要逼迫朝鲜不断做出让步，暗示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也可能会出现波折。当然，金正恩是有“放鸽子”的先例的，2015年放了普京的鸽子。
朝韩领导人会晤以及金正恩与蓬佩奥握手言欢的笑容犹存，朝鲜便中止了计划于5月16日举行的南北高级别会晤，并且提醒美国要考虑一下6月12日将举行的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方计划如期举行“特金会”。为什么半岛局势一日三变呢？核心还是美朝在会晤之前面临着“承诺难题”，越是临近会晤，彼此之间的猜疑会更大，毕竟所有重大的外交谈判都是在时间的高压之下完成的。朝鲜中止南北高级别对话，并对韩国与美国的大规模军演进行了抨击，主要是给美国看的，不要逼迫朝鲜不断做出让步，暗示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也可能会出现波折。当然，金正恩是有“放鸽子”的先例的，2015年放了普京的鸽子。 核武换和平，核武换繁荣 美朝领导人会晤的时间和地点敲定下来，也是蓬佩奥二度访朝之后的重要的成果。花落新加坡，也是在情理之中。同时也能看出，双方在会晤的成果上还有巨大的差异。就像蓬佩奥说的，一个月的时间中，双方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而核心就是大交易，至于交易什么，以何种方式交易，依然没有定论。新加坡会晤之前，两国之间的外交部门会进行频繁的沟通，等待两国领导人解决少数重大的问题，最终可能会形成一个会晤的联合声明，甚至是框架协议。
从会谈本身来说，美朝之间进行了二十多年，北欧国家、瑞士都是不错的选择，这次会晤备受瞩目，因为是在任的美国总统与朝鲜领导人的会晤。以朝鲜以往领导人的活动半径来说，似乎不应该太远，朝鲜的周边当然是比较好的选择，如果是平壤那就更好了。但是特朗普不可能屈尊到朝鲜与金正恩会面，到目前为止，除了蒙古之外，没有哪个国家的元首到平壤见过金正恩。因此，金正恩准备飞往新加坡与特朗普会晤，那也是算是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了。 地点的选择除了安全性和舒适性之外，必须要保证美朝领导人在这场大交易中的独立性。无论特朗普还是金正恩都是结果导向的，都不会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和成绩与他人分享，同时也不会给世人做出让步的印象，尤其是不能让本国民众感觉在这场交易中吃了亏。在几个候选的地点中，新加坡就成为比较合适的了。对新加坡来说，这不失为一个机会，不仅要成为亚太地区的商务、金融中心，也要成为政治与外交中心。 美朝领导人会晤的焦点是能不能就无核化达成妥协。蓬佩奥提出了一个简单而粗暴的说法：如果朝鲜能够完全快速地放弃核武器，那么美国会帮助朝鲜发展经济，取得至少可以与韩国媲美的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核武换和平，核武换繁荣。 会谈失败或会转向战争 双方公布了会晤的时间和地点，至少说明在无核化的问题上取得了基本共识。可以说，会晤本身就是美朝关系在最近一些年来的成就。蓬佩奥丝毫不吝惜对特朗普的夸奖，认为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当然，特朗普也是这么认为的。与特朗普在推特上的高调自我宣传相比，朝鲜唯一的高调就是邀请各方参观采访要在本月进行的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的活动。中止南北会谈之后，朝鲜会不会暂停核试验场废弃的活动呢？ 对于美朝会晤，依然有不同的声音和看法。美国前参联主席迈克•马伦认为，一旦会谈失败，双方回旋的空间很小，可能会急剧地转向战争。他也认为，我们现在能够了解我们看到的金正恩，但是对金正恩的“另一面”知之甚少，到底金正恩是不是不同于其父金正日，现在依然不能断言。其实在美朝会晤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背后也是过去几十年美朝之间打交道的历史经验。特朗普已经多次强调，之前美国政府都被耍了，对朝政策完全是失败的。 除此之外，美国面临着新情势，蓬佩奥也谈到，美国的利益就是要防止朝鲜对美国洛杉矶、丹佛或者任何城市发动核武攻击的风险。而美方提出的要求还是全面、可验证与不可逆转地无核化，这一原则基本没有发生变化。朝鲜事实上是有所让步，那就是接受了“无核化”中关于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含义，当然，朝鲜提出的是同步、分阶段地以行动换行动，最终实现无核化。也就是说，在无核化的基本目标或者愿景方面，双方已经有了汇合点，这也是要见面的动力。 现在美朝之间需要讨论的是无核化的价格如何实现，朝鲜要的是美国放弃敌视朝鲜的政策，以及对其体制的威胁。对于这一点，蓬佩奥在平壤应该给出了明确的承诺，这也是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双方会谈取得了“满意成果”的组成部分吧。除此之外，才是美朝关系正常化，解除对朝鲜的制裁，最后才是美国的私营资本到朝鲜投资。可以说，核武换和平、核武换繁荣是美朝大交易达成之后的结果，距离那一个时间点，还有多少坎坷，可能连蓬佩奥都不知道。
金正恩不同于其父的方面主要是朝鲜已经拥核，带着核武器与美国谈判和交易也是金正日的愿望。特朗普、蓬佩奥不断强调这是个很大或者很伟大的交易，问题在于，美国提供什么样的保障能够让金正恩相信，美国的承诺比核武器更可靠？之前，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就谈到了美国的无核化，那就是在美国做出任何让步和妥协之前，朝鲜应该把它的核武器、核武的基础设施以及长程弹道导弹销毁并运出去。其实这又回到了原点，就是朝鲜弃核之后，美国再去跟朝鲜谈判。这一说法也是两个多星期之前就发出了，也就是在蓬佩奥访问朝鲜之前。 我们可以认为，特朗普的团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美朝会晤以及美朝交易的问题上形成共识。但是，外交活动是实践性的，摸着石头过河，彼此之间的谈判也是相互了解，磨合、妥协的过程。特朗普尤其是蓬佩奥是行动主义者，如果没有美朝会晤这个消息，蓬佩奥可能还不会这么快当上国务卿，从私人感情上，蓬佩奥对金正恩应该也是心存感激吧。当记者问蓬佩奥对金正恩个人印象如何时，蓬佩奥还故弄玄虚说，谈的都是专业的问题。前任国务卿克里搞出了伊核协议，如果蓬佩奥搞出个朝核协议，是不是比前任高明很多呢？ 美朝的磋商就是不断制造承诺 美国现在的杀手锏还是“极限施压”，而且认为朝鲜的转变是因为美国的极限施压，朝鲜对这一说法还非常愤怒。原因在于，朝鲜也不想让美国把极限施压当作筹码。如果美朝会晤是朝鲜主动，而且代表朝鲜核武的进展的话，那么朝鲜在谈判的时候自然多了一份筹码和自信。美国提出的无核化是一种结果状态，但是无核化的路径呢？ 博尔顿的方案无异于让朝鲜缴械投降，而朝鲜提出的无核化愿景，以及分步实施的方案，美方基本不会接受，因为过去20多年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办法同步，因为彼此没有信任，不是美国退步，就是朝鲜退步，承诺成空，美朝之间的磋商就是不断制造承诺，并破坏承诺的过程。 分步实施为什么不可行？因为没有执行机构，每一方违约都没有惩罚措施和行动，违约的成本非常低。美方不相信朝鲜会放弃核武，所以不能解除制裁；而朝鲜不相信美国会放弃对朝动武，所以不能放弃核武器。最近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为美朝会晤也增添了新的阴影，连伊朗的核交易，美国都可以退出，美朝之间的双边的协议又有谁来保障呢？
蓬佩奥认为，美朝之间需要做出承诺，也需要履行承诺，其实这是美朝关系的关键所在，在没有信任的情况下，如何让承诺成为现实？以行动对行动，同步推进是个办法，先易后难，局部突破，积少成多，在合作中建立信任。这似乎是一个很理想的路径，朝鲜的思路依然如此。在大连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中，金正恩基本就是这样的表述，他之所以在大连这么说，也是希望得到中国的认可。 对于这样的路径，美方基本是拒绝的，根本原因在于朝核问题已经高度复杂化，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实行分步行动，就像金融系统一样，谁也不知道泡沫在什么时候崩溃。朝鲜在第四次核试验之后，基本已经拥有了核武生产能力，第六次核试验以及去年的进行的远程导弹发射后，具备了初级的核威慑力。因此，美国要“解决”朝核问题的时间并不多了。反过来，美国推动的严厉的制裁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尤其是武力去核的军事准备，对朝鲜形成了心理的震慑。 可以说，美朝之间的合作是基于恐惧，“极限施压”与朝鲜核武的“极限开发”形成了一种恐怖的均衡。极限的含义就是命悬一线，就像在海边堆沙堡一样，永远不知道是哪一粒沙子导致沙堡崩塌。在美朝“双极限”的紧张对峙之下，谁也不能确保脆弱的和平状态会不会瞬间崩盘，也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从对抗转向了合作，防止了系统崩盘，给半岛一个重启的机会。 6月12日美朝领导人会晤能不能按下重启键，以及能不能实现重启，还要看双方能不能进行系统性的处理，将分步处理的举措进行“打包处理”，进行整体的交易，从而完成一个大交易。交易的谈判完成之后，关键就是执行，这就涉及到合作能不能从一次接触变成一个连续的过程，以及谁来约束双方按时履约。对于美国来说，由立法机构对“大交易”进行确认并执行，要比总统的行政令更有效，这也是特朗普可以轻易退出伊核协议的原因，因为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对朝鲜来说，金正恩个人的决断非常重要，同时朝鲜战略重心的转移，党的路线的调整，以及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也是将金正恩个人的政治意志变成了劳动党以及朝鲜的政策，这也是一种隐性的制约。另外，金正恩如果达成与美国的交易，也是重大的政绩，必然在国内进行广泛宣传，这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
除此之外，美朝的交易承诺如果能够内嵌到地区利益和安全之中，也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双边协定被撕毁的可能性要比多边协议大得多。美朝的承诺需要一个第三方来监督和确认，甚至是执行。比如无核化，朝鲜的无核化需要第三方的介入，如果朝鲜要将核设施运出朝鲜，应该是第三方，新加坡未必是合适的选择。鉴于中国在美朝“双极限”进程中的扮演的“刹车”角色，中国将扮演至关重要的第三方，对美朝都形成一定的约束。如果美国不能履约，那中国就减少在“极限施压”方面对美国的配合；反过来，朝鲜如果不能履行无核化的义务和承诺，中国可以配合施压，甚至是中国自成一体的施压和威慑行动。 美朝若能达成大交易，朝鲜半岛的“时代主题”也将发生变化，从战略博弈转向战略合作，从政治军事对抗转向经济合作与发展，这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的构建，周边外交体系的营造，无疑都是利好消息。同时，在这场巨大转型中，中国的“大国”内涵会进一步丰富，中国的外交手段也会更完备，当然，也是一场极具挑战的战略考验。（文章来源：FT中文网；文章作者：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孙兴杰）
经济纵深
中美贸易战根源及釜底抽薪之道
【研究员】：
中国最核心的改革任务就是要解决以下的历史性任务：由官僚行政机制主要决定要素配置，转到由市场机制主要决定要素配置的轨道上来。这才是改革的底线，也是中国政府对人民的一再许诺，对国际社会的一再承诺。唯有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才算正式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彻底走了出来，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中美两大经济巨人体量庞大，相互高度依存，却有不同政治理念和制度。美国和欧日认为，中国至今仍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经济有太多干预，人为扭曲价格，又用开放市场作为条件迫使外商交换知识产权，以这种不对等手段保护本国产业，获取高科技信息，旨在用非市场手段取得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
美国以提高关税施压，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减少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反唇相讥，指责美国开全球化倒车，对中国单边封锁高科技，怀疑美国想阻遏中国和平崛起。在指责美国单边提高关税的同时，中国也提出自己的加税清单，还以颜色。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是否会不断升级，引发诸多疑虑，使全球化面临新的艰难选择，也使人们不禁联想到“修昔底德陷阱”是否为人类的宿命？ 为此，似有简短回顾全球化历程及教训的必要。 全球化的经济学基础 全球化涉及人类活动一切领域，但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始于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生产力如此强大，已无法为其国界所容，全球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必然的逻辑结果。 出于对中国文明的敬意，英国曾于1793年派出各界精英代表，由马嘎尔尼伯爵领衔的特使团，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恳请允许自由贸易。迷信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乾隆并未征求民意，却独断乾坤，俨然拒绝。显然，乾隆并没有意识到犯下了何种时代错误。 半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表明，以中国人口之众，经济体量之大，物产之丰，兵源之厚，仍然无法抗拒经济全球化的浩荡潮流。虽然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对这股历史潮流的内在逻辑并不清楚。对究竟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不但费尽心思，也经历多次反复。从一开始认为败在兵器低劣，匆匆成立以江南制造局为代表的兵工厂，进而认识到兵器后面非有科技做支撑，开始重视科技、教育，进而认识到最重要的是理念和制度，却又因为缺乏对市场体制的透彻理解，错误引进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再次陷入自我封闭体系。 世界并没有因中国的犹豫和抵制，停下全球化步伐。在英国和美国先后引领下，不但本国经济突飞猛进，全球经济体量也迅速膨胀。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一向视为边陲之地而加以鄙视的许多亚洲邻国也呈现一片繁荣。对照之下，刚从“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文革”梦魇中惊醒过来的中国，不但百物凭票供应，生活水准低下，而且长期闭关自守的结果，民众孤陋寡闻，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反而拉大。曾经傲居世界首位的巨大经济体，此时除了人口，已变得无足轻重。 令人高兴的是，40年前中国幡然觉醒，奋起直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世界经济，连续超过英、法、德、日，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但成为全球化近年来最大受益者，而且正力求成为全球化新的旗手。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增益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坚实的经济学根据。其一，基于比较优势之上的分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因全球化而得以超越各国边界，使专业化带来的效率不断提高。其二，规模报酬递增使具有这种特性的产业可以全球为自己的舞台，以穷尽降低平均成本的潜力。这两大原因使基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之上的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源源不断的增益和红利。国际分工越发达，分工序列越长，越是超越国界，国家之间的依赖越深，也越能分享全球化的红利。这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涵义。 全球化的潜在增益如此丰厚，各国应珍惜得来不易的国际分工体系。但面对中美可能爆发贸易战的前景，近日有不少不顾国力、国情，不以民众福祉为最终考虑的对策和建议，对改革、开放提出质疑，主张对美贸易战要“奉陪到底”，对核心技术的获得要不惜一切代价等等。笔者深以为虑。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已超越国家的边界，核心技术层出不穷。任何民族想要拥有每一种核心技术，以便万事不求人，违反了经济全球化的真谛。坚持这种看法，则意味着对时代基本特征的误读。 防止恶性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教训 经济全球化发轫于英国。由于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径，并无规范各国行为的现成守则。全球化的巨大利益，使国家和民族间常常发生对抗和冲突，可谓血流成河，教训重重。由于不同制度、不同理念，参差不齐的发展水平，加上参与其中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难免的自私、短见、贪婪，缺乏互信，经济全球化经常使各国走上恶性竞争的道路。 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旨在直接掠夺领土和人口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争夺国际霸权制造借口的所谓幼生工业论、进口替代论等等，和坚持闭关自守，拒绝一切自由贸易的守旧思想，都曾轮番浮现，至今阴魂不散，迷惑不少国家，或被奉为圭臬，身体力行，直至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的血腥使人们认识到在经济层面上，经济全球化固然有巨大的潜在好处，但本身又有良性和恶性之分。可持续性的经济全球化必须有一些规则前提。
上世纪50年代起，前苏联曾组织过一个经济互助委员会，由信奉共产主义并施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经互会针对美国及其盟国坚持的市场原则，宣称自己奉行无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时基于分工合作的经济学原理，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促进国家层面上的分工和贸易，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 经互会十分高调，合作层面又直接定位于国家一级，似乎很有希望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表率，却至少遇到三大致命问题：1）如何确定成员国在分工体系中的特定角色；2）如何看待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转移；3）如何在成员国之间公平分配国际贸易带来的增益。 由于成员国均已废除自由市场，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只能由老大哥苏联根据历史格局，单边指定每个成员的分工角色。这就引起某些成员国的不满。因为角色不同，实际上决定了贸易收入的不同，也决定了别国所愿意转移的知识和科技产权的层次。知识产权的拥有国常常以政治理由，或超越分工角色所需为理由，拒绝向索取方无偿提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因此成为一句空话。 难怪有些国家，例如中国，以观察员国身份进去不久就因不满被指定的角色，不满别国在知识和科技产权转移中的吝啬和缓慢，愤而退出。苏联也从对中国援助的恩人变成企图称霸世界的“社会帝国主义”。如今经互会早已人去楼空。但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试验，经互会给今日的全球化留下沉重而苦涩的教训。成鲜明对比的是，由美国主导，带有临时性质的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经历了经互会集体抵制带来的震荡，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吸引更多经济体踊跃参与，1995年更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涵盖包括原经互会所有成员在内的真正的全球性贸易组织。 究其原因，WTO及其前身GATT都由市场经济国家组成，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运转。中国在进入WTO时，也庄严承诺，用15年的时间改成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GATT，还是WTO，都开宗明义地在序言中强调各国对等而互利，开放各自市场，促进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收入。
这几个字看似平淡无奇，却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GATT以及后来的WTO，像联合国、世行和IMF一样，针对的都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前车之鉴。WTO及其前身GATT则重在国际贸易中杜绝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错误，提倡市场开放，降低关税，平等竞争，促进所有国家的平等发展，旨在防止任何国家通过片面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会，用不对等的手段，损害他国利益，取得不正当的单边崛起 。 这些规定虽非十全十美，却并不妨碍任何国家通过不懈的努力，沿着国际分工链逐步攀升，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无论在GATT期间，还是WTO成立后，都有成功例子。例如，在GATT下，战败国日本和德国竟从废墟中重新崛起，通过彻底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而不是分庭抗礼，分别成为当时世界的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作为世界战争的两次发源地的西欧也远离战火，一片繁荣，并没有因德国的再度崛起感受到威胁。在WTO之下，中国也通过融入这一体系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显然，与调子美妙动听、目标却虚无飘渺的经互会相比，WTO及其前身GATT的运转踏实得多，也成功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在攀登过程中，一国的企业并非个个非要登上价值链的顶端才算成功。以美国为例，尽管农业位于国际分工链的最低端，却在美国经久不衰。即使其高科技和军工占据国际分工链的顶端，其火箭、卫星、飞机、军舰等也大量采用进口部件，为其他国家分享分工链的顶端预留空间。 各国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越是犬牙交错，水乳交融，经济全球化就能变得越是良性化，也越能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谛。在这种基于市场原则的秩序下，不同制度的国家都有和平发展的空间。德、日和中国尽管制度不同，却都先后和平崛起，便是明证。在这个分工体系下，相对于中国，俄国这个曾被中国仰望，觉得高不可攀的强国，由于至今和这个分工体系格格不入，其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和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中国仅广东一省的产值，便已超越俄国。 经互会的负面教训之一是，由于消灭了民营企业和市场，只能以国家的名义直接组织分工。于是，国家的威望、民族的自尊心便凌驾于所有的企业利益。例如，苏联曾经通过经互会指定中国担任的角色，并非没有经济学根据。即使过了几十年，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国际分工链中的角色，一开始仍不过是农业和轻工业。踊跃接受这类外国订单的，正是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或改制后的原国营企业。 改革开放带来的所有制的多元化，使中国在国际分工链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和角色时，有了极大的机动性和多样性。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只需考虑能否获利，而不必首先担心国家的尊严、民族的荣耀。如果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没有发生，民营企业和单干的农民对苏联指派的分工角色未尝会一口拒绝，反倒因符合比较优势而予以欢迎也未可知。当然，国家的尊严、民族的骄傲在当时压倒了民众自主的商业机会。
同样在GATT时期，一心要赶超欧美的拉美国家，由政府大力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为此由国家直接出面，扭曲要素价格，压低资本利息，抬高本国币值，提高关税壁垒，高筑外债，不惜用财力和物力保护自己中意、其实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这种战略使一般企业和民众因高物价、高通胀、高外债、低生活水平而叫苦连天。而民众的巨大牺牲并未换来进口替代的赶超战略的成功。原因在于这种战略的目的，不在充分融入和充分利用已有的国际分工体系，而在追求最终能自外于这个国际分工体系，以便万事不求人。这自然是对全球化时代每个民族的生存、繁荣之道的根本性的误读。 相比之下，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经济体坚持出口导向战略，给企业充分的自主权，让它们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下，积极寻找在这个庞大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最适合自己的分工角色。这些经济体寻求的是积极融入，而不是旨在排斥这个体系。几十年后，它们不但消化了自己的农业人口，而且攀登到国际分工链的较高位置。 两者对比可以看出，良性的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让各国的企业而不是国家，在全球市场上按照比较优势平等竞争。如果这种分工由国家出面主导，分工合作就脱离市场的价格信号，而蜕变为国家力量和威望的直接比拼。由于国家有暴力和国库可做后盾，必要时既可动用国库对自己中意的企业大肆补贴，又可动用暴力直接力挺。这就使经济全球化由良性蜕变为恶性的可能大增。这也是为何GATT及WTO一贯强烈反对用政府的力量干预市场，强行推行产业政策的原因。 这一条对潜在的大国特别有针对性。像中国、印度、巴西、俄国、南非等金砖五国，理论上可以用不对等的手段，在保护民族工业、掌握核心技术的崇高名义下，高筑关税壁垒，让本国产业独占巨大的国内市场，让本国企业首先穷尽本国市场上的规模报酬递增。等到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到国际价格之下时，再开放本国市场。 此时，世界只能目睹该国企业用低价通吃他国同类企业，独霸全球市场。照此办理，该国可依次击败所有具备规模报酬递增特点的别国同类企业，获得对世界经济的事实上的霸权。 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但是，若要实行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势必与此目的背道而驰，多以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为号召，民众不断作出牺牲，购买价高质劣，但受保护的本国产品。在牺牲该国老百姓的福祉、损害非保护对象的其他产业利益的同时，还往往不一定真能扶植起自己想要的产业。 如果WTO允许某个大国这样做，别的大国必然援例，要求跟进。全球化必然再次蜕变为大国之间在关税和配额上的恶性竞争。如此，大国间必然加深误解，引发各种冲突。二次大战之前那种各国对峙、剑拔弩张的局面也许会再度来临。这自然不是追求和平崛起的中国所希望见到的局面。 在追求单边利益的时候，各国都会宣称无意追求霸权，无意取得对别国的支配。但是，历史一再告戒我们，各国的这类声明苍白无力。国际社会只看一国是否通过政府的不当干预，是否违反GATT和WTO坚持的对等原则，是否一边享有进出别国市场的自由，一边事实上关闭或半关闭本国市场，牺牲别国经济利益，片面取得经济霸权,而不会轻信该国的对天发誓。 中国国内的经济摩擦也在与日俱增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五年前便向世界庄严承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事实上，这也是正式承认，中国尚未发育出由市场机制决定性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而这种机制正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要实现这一条，首先就要允许所有要素自由交易，不然何来真正的要素价格？没有真正的要素价格，又如何避免其他一切价格的扭曲？由政府定价的要素市场一定是伪要素市场，其扭曲的价格所引导的要素组合效率一定低下，供求一定失衡，收入分配格局一定恶化。
由于要素市场没有发育完善，生产力与严重落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各类经济摩擦与日俱增。在改革开放已长达40年的今天，要素的使用效率下降，要素带来的收入分配格局仍有违反社会正义和公平之处，贫富鸿沟和城乡鸿沟难以化解，改革的动力有所衰退，改革的红利难以普惠大众，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及其后代。可见，要素市场发育的滞后已经带来严重的后果。 中国的人均资源，例如耕地、草原、森林、淡水、石油、天然气，除稀土元素和煤之外，几乎每一样都显著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数。不借助改革开放，不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国要以这样的人均资源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是无法想象的。更无法想象，不继续改革开放，不更彻底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在环境日益恶化、资源贫乏的压力达到空前程度的今天，中国还能顺利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更严峻的是，所有发达国家在农业产值下降到GDP的零头的同时，农业人口也能同步下降到总人口的零头，才能维持城乡收入差不致恶化，并使人口全体稳定迈入高收入行列。 恰恰在这方面，中国将面临三大长期而棘手的经济-社会挑战：农业产值已经下降到GDP的不到10%，农业人口却仍占总人口的30%以上，农村人口更高达44%。官方的城市化率据报已达56%，但拥有城市户口的城市人口只达到36%。两者之差的20%是未能获得城市户口，因而只能保留农村户口的2.8亿农民工。他们流动性大，一般远离配偶，远离子女。同时，农村留下高达数千万的留守儿童。农村人口以老弱病残妇和留守儿童为主，老龄化甚于城市。 假设18亿亩耕地面积维持不变，每户耕种15公顷土地（和欧美比已是十分小的农场规模），则农村仅需800万农户。以一家4口人计，不过3200万。由此可见，中国仍需移出大量的农业人口和农村人口。加上城市中将近3亿农民工，中国需要妥为安置的农村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60%以上。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也是中国梦的最主要、最动人的内容。巨量的农村人口要向城市转移，涉及资本、土地和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本来，这是应该主要由要素市场来完成的。由于要素市场发育得严重滞后，政府配置又存在误配和低效，迄今为止，只能靠不正规的劳动市场和土地市场完成。 非正规的劳动市场：高达2.8亿农民工大军浩浩荡荡进城。他们不用政府动员，不用任何人的强制，不请自来，自掏路费，自找住宿，承担城里最脏最累的工作。失业了，或动用自己的积蓄坚守下去，直到找到新的工作，或者悄悄地自动返乡，或者另去他处觅职。这是劳动要素市场上的一股强大而有序的自发动力，代表了一股强大而能持续的消费需求。可是，有的地方政府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视为累赘，有机会就将他们清理，不承认他们在打工所在地有定居的权利。若问进城多年的农民工，他们会有什么中国梦？难道不是希望在打工所在地落户，实现家庭团圆，进而使自己以及子女享受当地市民的同等政治和经济权利？
非正规的土地市场：亿万农民工进了城，很难找政府要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他们不是悄悄住进了工棚、老城区的阁楼和地下室，就是找到城中村，在所谓的小产权房里落脚。各地城中村都有大量的小产权房，也是郊区农民继大包干和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首创。他们敏感地看到外地农民工对本地住房的巨大需求，急市场之所急，急政府之所急，冒着巨大的法律和财务风险，用自己的钱，自己找了建筑队，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起外地农民工急需而又租得起的住房，使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可以不受阻拦地进行下去，使外来打工者可以有遮蔽风雨的暂栖之处。 郊区农民替各地政府的住房部门分忧。可是，他们兴建的楼盘被判为非法。各地政府之所以对城中村及其小产权房采取蛮横态度，其根据就是现行土地制度的相关规定。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城中村和小产权房都属不合法。政府据此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强拆。成为对比的是，各地政府对外地的农民工所需的廉租房和廉价房，却推动不力。 无论是亿万农民工进城，还是小产权房和城中村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其实代表的是市场的自发配置力量。农民工的到来，并不是各地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的计划安排；他们的离去，也和各地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毫无关系。小产权房在城中村的大量出现，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事实上置身事外，以便摆脱干系。小产权房和城中村是改革的自发动力，却越来越游离于政府的视野之外，甚至成为有的地方政府想要加以消灭的目标。在合法范围内，改革的动力日见消退，尽管在现行的法律范围之外，改革的动力十分强劲。 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把资源配置的决策权还给民间，让民众，包括他们中的企业家，在包括要素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上自由竞争。如果要素市场能发育起来，亿万民众的能动性就能被释放出来，形成永恒的创新力。 上面以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为例，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尽管现行制度在顽固束缚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在非正式的劳动市场上，以及在非正式的土地市场上，呈现的是一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景象。 小结 中国最核心的改革任务就是要解决以下的历史性任务：由官僚行政机制主要决定要素配置，转到由市场机制主要决定要素配置的轨道上来。这才是改革的底线，也是中国政府对人民的一再许诺，对国际社会的一再承诺。唯有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才算正式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彻底走了出来，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这样，目前处于不正规的劳动市场和土地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就可以合法化，因而可以名正言顺地配置资源，加快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农民问题和农民工问题的消解。 在国际上，如果继续延迟要素市场的发育，继续以扭曲的价格到世界上去和别的国家竞争，自然容易被人歧视，或被人怀疑，为了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而不顾市场原则，因而引起国际社会对不公正竞争的担心和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 换言之，以政府为主的配置机制不但增加中国融入世界的阻力，也使民间企业难以融入全球化，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国家在经济事物中的角色越来越直接。可以预言，这种体制下，本来是企业间的经济摩擦很容易就上升到国家的层面。 如果完成要素市场的发育，并将资源配置主要留给市场决定，则国际社会不再有理由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所以，为了减少国内的各类经济摩擦，减少与世界各国的潜在经济摩擦，真正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模范旗手，中国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才是对国内外日增的经济摩擦釜底抽薪之举，也是根本改变国内收入分配之举。
多维观察
中央高层智囊：正视中国与日本发展的巨大差距
【研究员】：
日本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朋友甚至开玩笑说，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不管是从事哪行哪业，工资收入差别不大，而且非常透明，没有工资外的灰色收入。要知道日本人的收入很容易，只要知道他大学毕业时间和年龄就可以了。
近期，我们组团到日本进行21天的考察调研，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题，到有关政府部门、企业、大学、研究机构访问交流，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到东京、大阪、福冈等地参观考察。总的感受是，虽然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低迷，被称为“失去的20年”，但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到高度发达文明的阶段，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与日本还有巨大的差距。我们必须时刻自省自警自励，学习借鉴日本的长处，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 正视中国与日本发展的巨大差距
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和野村综合研究所是两家知名的民间智库。我们访问交流时，学者们都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横井正配是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中国区域担当部长，他一半时间在中国，一半时间在日本，他说感觉两边落差非常大，中国的发展是朝气蓬勃，日本则是死气沉沉。中原丰是三菱综合研究所的副社长，他比喻说，日本是一个“日出的国家”，但现在却是太阳下山的国家，而中国则是太阳当空的国家。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日本许多有识之士都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在研究日本面临的问题症结，并寻找着重振日本雄风的未来。 访日之前，我们研究了中日经济发展的对比，可以说中日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彼消此长的过程。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此后进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时期，被称为“失去的20年”，深陷经济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过去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0.5%，而日本只有1.1%。1987年，日本GDP超过前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济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94年最高峰时的17.67%，逐步下降到2010年的8.7%；中国经济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91年的1.83%，逐步上升到2010年的9.3%。1994年日本经济总量相当于中国的8.55倍，达到战后以来的历史顶峰，随后中日经济差距迅速缩小，1997年日本GDP降为中国的4倍多，2002年降为中国的2倍多，2006年降为中国的1倍多，2008年之后两国GDP已比较接近。1990年中国居世界经济第10位，1995年超过巴西、西班牙、加拿大上升到第7位，2000年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2005年超过法国和英国居世界第4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3位，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今后几年，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世界各国公认，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不振，使得国内外许多人看好中国，而看衰日本，甚至有不少中国人也认为，中国即将全面超越日本。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这是访日前后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问题。通过在日本的访问、考察、接触和了解，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对日本发展的看法和评价不能简单地被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表象所掩盖，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深陷泥潭”，相反日本经济运行总体还比较平稳，经济社会发展都进入到有序运行的轨道，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精细化的程度。日本的就业相对比较充分，人民生活比较富足，国民心态比较平和，社会秩序安定和谐，城乡地区之间发展比较均衡。总体上，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高度发达文明的程度。与此相对照，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与日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第一，经济实力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但中国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多，反过来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0倍。2010年，日本人均GDP是42150美元，而中国只有4260美元。日本在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中名列前茅，而中国仅排在第120位左右。日本经济方面的巨大优势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工业制造、金融实力、技术优势。这是日本维持世界经济霸权的三大支柱。 一是强大的高端工业制造能力。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村裕彦先生说，日本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的高端制造大国？因为日本没有多少资源，能源自给率不到20%，粮食自给率只有28%，要维持日本人的生存，满足能源和粮食的进口需要，就必须发展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制造业，这是日本的生存之道和生命线所在。日本正是以这种深刻认识和进取精神，牢牢占据世界制造业的高位。工业实力和强大的制造能力成为日本最重要的王牌。工业制造业的高度自动化，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械设备和工业机器人制造大国。世界500强企业中，日本共有68家跨国企业上榜，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产生了一大批世界知名公司和品牌，如丰田、三菱、日产、索尼、东芝、松下等，其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精益求精，享誉全球。在日本工作的中国教授告诉我们，日本产品很少有质量问题，更不可能有假冒伪劣，同样的产品各地价格也相差不多，顾客尽管放心购物。日本制造成为品牌、技术、质量的代名词。 二是强大的金融实力。日本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确立了世界金融帝国的地位，后来虽然受到泡沫经济破裂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但金融实力依然强大。日本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2010年，日本的海外净资产总计为3.07万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5.8%。 三是强大的技术优势。永远保持技术领先优势，这是日本手中的核心王牌。日本提出“技术立国”战略，在研发领域始终保持世界至尊地位。日本的研发投入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量的20%，而其人口只占全球的2%。日本的科研投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4%，其中77%来自企业，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只有2.3%。全球十大发明型企业中，有八家在日本。其专利发明集中在电子、机械、精细化工、纳米新材料、能源与环保等高科技行业。在可见的将来，日本的技术领先地位难以动摇。 第二，日本处在现代化的领先地位。
访问日本期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日本完善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发达的综合性立体交通体系。日本全国近1.28亿人，居住在面积只有37.78万平方公里的列岛上，而且还主要集中在本州岛上，但到处的交通都很通畅，包括东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几乎看不到长时间堵车的现象。主要是因为，虽然日本汽车工业发达，居民家庭汽车拥有率很高，但大城市地下铁路、地上高架轻轨构成了一个立体交通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很方便，人们出行首选的是轻轨和地铁(日本人都叫电车)，很少有人会开车上班，甚至一些大公司的经理、政府的高官也都乘坐地铁。我们在东京的几天活动，充分体验到了地铁和轻轨的方便之处。日本人很为他们完善便捷、节能环保的基础设施自豪，并认为日本在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方面具有向其他国家出口的优势。 日本在城乡、区域发展方面已达到了比较均衡的状态。从南到北，沿途所见，各地区发展都很现代化。日本的农村一样能够享受现代化发展的成果，交通便利，服务设施比较完善，生活水平与城市差别不大。与此相对照，中国的城乡、区域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特别是中国还处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的阶段，仅消化吸收这庞大的农村人口，最终达到城乡之间的相对均衡，恐怕就需要两三代人、几十年的时间，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差距。 第三，日本在生态环保方面的突出成就。 日本虽然是一个地域狭小、自然灾害频发和多山的国家，但生态环保做得非常好。人们具有非常强烈的环保意识，每个人都自觉地保护环境。穿行在日本的城市之间，高速公路许多时候是在山洞和桥梁之间通过，所见山峦到处都是森林覆盖，一片郁郁葱葱。日本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4%，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非常重视绿化，即使在繁华的东京，高大的树木、整齐的草坪、大片大片的绿色也尽收眼底，似乎有土地的地方就被绿色的植物所覆盖。 访问日本真正地感受到什么是整洁干净。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这大概是我们中国人到日本的强烈感受。据介绍，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管理最严格的国家，家家户户自觉对垃圾进行分类，按时定点收集，甚至街道上的垃圾筒也不多，人们出门都自觉地带着塑料袋，把准备扔的垃圾保存起来，放在有收垃圾的地方。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乱扔垃圾和随地吐痰的现象，也没有如美国纽约地铁乱写乱画的问题。 日本更是十分强调节约的国家，全民具有强烈的节约意识。日本的饭菜都份量较少，刚好够一个人吃即可，即使是大家一起聚餐，所点食物也是够吃就好，不会出现吃不完浪费的现象。日本人认为，他们的资源和食物有限，虽然现在已经非常富裕，但视浪费为犯罪，良心上感到不安。对比中国人餐桌上的巨大浪费，真使我们感慨万千。这次东日本地震海啸和核辐射，造成电力普遍紧张，日本人更是感到了能源的紧缺，提倡和推行各行各业和全社会节能，办公室、家庭和许多公共场合都只开一半的灯，虽然没有强制，但人们都非常自觉地实行。日本一些企业都配备有能源管理师，负责落实节能标准。交通节能也是日本节能的一大领域，政府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国民自觉不开汽车，现在骑自行车在日本又流行起来，既节能，又减少污染，还可以锻炼身体，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日本是世界上节能减排做得最好的国家，其能源使用效率相当于中国的15倍之多。 第四，日本是世界上最和谐有序的国家之一。 日本社会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有序。交通人流都在无形中听从一个指挥，就是都遵守规则。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很少能看到警察，各个路口只有红绿灯在指挥交通，绿灯亮时发出一种“啼嘟啼嘟”的声音，提醒盲人可以过马路。汽车和行人都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市内还是市外的车流，看不到如中国常见的不断强行并线、超车、夹塞、甚至进入逆行道往前超车等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据说日本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很低，在世界上也是交通事故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表面上就可以看到，日本是一个很守规则的社会。 在日本访问旅行，中国人经常会问，这里安全吗？东西会丢吗？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这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日本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安全根本不是问题。陪同我们的人说，他在日本生活二三十年，基本上没有碰到过丢东西的现象。中国人总是说，你帮我看着东西。可日本人不明白，东西你看它干嘛。在日本的机场、饭店、宾馆等各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放着没人看的行李，旁边人来人往，并没有人觉得东西不安全。陪同的人告诉我们，在日本没有人家装防盗门，窗户上也没有防盗网，因为他们不担心会被盗。我们专门看了街上停放的自行车、摩托车，有些是上锁的，也有不少是不上锁的。这也印证了日本社会的安全。我们感到，在日本真使人有一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感觉。
日本还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朋友甚至开玩笑说，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不管是从事哪行哪业，工资收入差别不大，而且非常透明，没有工资外的灰色收入。要知道日本人的收入很容易，只要知道他大学毕业时间和年龄就可以了。一般来说，大学刚毕业每月收入20多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6万多元；30多岁的人一般收入30万～40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5万～3.3万元。据日本的教授讲，一般资历比较高的教授的收入与日本首相相当，都是一年1200万日元左右。日本实行严格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遗产税率从10%到70%，这些都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因此，日本的基尼系数比较低，大约是0.285，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 日本还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一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日本还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高的国家，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性为78.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 第五，日本具有很高的国民素质。 人们普遍承认，日本的国民素质很高。这首先与日本的教育水平高有很大关系。高中毕业的学生大多数都可以上大学，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日本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几点特别突出：一是讲礼节。对人非常有礼貌，赴约非常守时。日本人的鞠躬世界闻名，商场、宾馆、饭店总可以看到服务人员对客人鞠躬致谢。在日本几乎看不到无礼的举动或粗鲁的行为举止。二是重信用。日本人诚实守信，在商业买卖中几乎不会发生欺诈行为，坑蒙拐骗的事情绝少发生。日本的企业也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著称于世。三是严格自律。日本人的口头禅是“不给他人添麻烦”，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并尽力做到尽善尽美。在日本看到街上的小汽车，都是擦得干干净净，每家每户每个商店门前也都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也是“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具体表现。在日本的大街上、地铁里，看到的上班族都是西装革履，日本人喜欢穿西装是一种自律的文化要求。令我们惊奇的是，出租车司机也都是西装领带，和公司白领没有差别。日本人工作负责，讲究效率，勤勉敬业，精益求精，工作中加班加点成为常态，而且都是人们的自觉行为。四是团结精神。在日本，给人的感觉，这是一个高度一致的社会，根本没有如其他国家那样的不同民族、种族、语言、文化上的差别，更没有这些方面的社会冲突。日本人具有一种团队精神，大家都融入到集体行为之中，为了集体的和社会的利益，甘愿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日本民族始终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有非凡的适应能力，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都是日本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因素。 日本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问题 日本之所以经济长期低迷，有它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也是我们这次访问日本时另一方面的重要感受。 一是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产生了长期的严重后遗症。 谈到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就要追溯到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影响，而之前的“广场协议”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战后高速增长期后又出现了“辉煌的10年”。日本产品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尤其对美国形成了巨额贸易顺差。美国迫使日本达成出口“自愿限制协定”，但效果不佳。1984年底，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突破1000亿美元。1985年9月，美国加上英、法、德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到1988年日元兑美元几乎翻了一番，从238∶1骤升至128∶1。一方面，日元升值造成日本企业大肆进行海外投资，购买美国资产；另一方面，出口减少造成经济增速下降，日本大幅调低利率，实施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大量国外热钱流入，导致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飞涨。日本股市价格5年间增加了3倍，房地产价格上涨了2.4倍，国家资产几乎翻了一番，日本经济呈现“眩目的辉煌”。1990年，日本的地价市值相当于整个美国地价的4倍，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总地价。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股价和房地产价格一路狂跌，银行资产大量缩水，不良贷款增加，经济急剧下滑，跌入衰退的深渊难以自拔。有人把这次泡沫经济破裂称为“二战后日本的又一次战败”。之后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银行不良债权久拖不决，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日本成为世界上政府负债最高的国家，2010年政府债务总额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27%，所幸国债96%是由日本国民购买的。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低迷，至今还看不到景气和恢复的迹象。 二是有限的国内需求，制约了日本经济发展的空间和余地。 日本经济长期依赖外需，出口商品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一直保持贸易顺差国的地位。日本强大的制造能力和有限的国内需求形成了一大矛盾。经过长期的现代化发展，日本的国内发展已经达到饱和的状态。我们在日本很少看到有新建的楼房和新修的基础设施，许多地方多少年都保持原样，强烈地感受到日本的发展已达到完善成熟的程度，没有多少发展的空间和余地。
三是日本政权频繁更叠，缺乏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日本政府这些年来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除了小泉纯一郎首相从2001年到2006年任职5年多之外，其他的首相任职长的一年左右，短的几个月时间。自民党一直长期执政，近年来民主党上台。我们接触到的日本各界人士都普遍反映，日本政治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政权不断更换，任职太短，由此造成长期发展规划的缺失，政策朝令夕改，这成为影响日本发展的突出问题。 四是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和老龄化加剧，成为日本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一方面，日本的生育率呈下降趋势，许多青年结婚都到30岁之后，平均每个妇女仅生育1.37名孩子；另一方面，日本又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这就使得老龄化趋势加剧。目前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24%，差不多每4个人中就有1位老人。在日本访问，可以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出租车司机大部分是老年人，公路收费站的收费员是老年人，宾馆服务员也大多是老年人。老龄化必然使日本经济发展后继乏力。 五是日本经济依赖“中国特需”，但又与中国处在复杂的关系之中。 现在，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国，与中国的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量的近20%，日本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国，对日本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量的10%，中国还是日本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对于出口导向的日本经济来说，越来越依赖于中国，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和进口扩大，被日本称为“中国特需”。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在军事战略上又依赖美国，构筑起日美同盟。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中日两国关系错综复杂，两国国民感情不和，媒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都在影响和制约着中日关系的发展。 日本经济发展对中国的镜鉴和启示 通过中日发展的对比，更加深了我们对我国发展的认识，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清醒地认识中国发展的定位。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中国的发展引起全世界的惊叹，也令我们感到自豪。现在到国外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商品。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也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想方设法吸引中国游客。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等等。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正在改变，中国人也在改变对自身的看法。国外有不少媒体报道，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具备了发达国家的特征，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在有人宣扬“捧杀论”的同时，也有人在鼓吹“崩溃论”，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作为中国人，应该冷静清醒地看待中国自身的发展定位。总体上看，中国仍然并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几代人的差距，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还处在艰难的爬坡过坎阶段。我国人均收入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较低水平，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必须付出长期不懈的艰辛努力。 第二，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 “知耻而后勇。”看到与日本发展的巨大差距，我们更应该自省自警自励，奋起直追，埋头苦干，紧紧抓住中国发展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自己。虚心地学习借鉴别人的长处和经验，创造性地为我所用，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痛下决心提升中国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品牌质量，加快中国制造由低中端不断向中高端攀升。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端制造中占有重要位置，成为世界制造强国。这里要特别提到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他们骨子里追求自己制造产品的完美品质，为达到在同行和客户眼里的称誉，而不惜把99.99%的精力用在0.01%的产品提升上，真正做到精益求精。日本公司老板一般不会整天待在办公室里，而是经常身穿工作服在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制造业还缺乏这种精神，而又特别需要具有这种精神。同时，我们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特别是综合性的公共立体交通体系。由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中国不可能也不允许大量发展私人汽车，否则将出现一场“汽车灾难”，一些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第三，高度重视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深刻教训。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至关重要，而最大的危险在于泡沫经济。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是日元短期内急剧大幅升值，造成国家财富迅速膨胀和放大；二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金融泡沫扩张；三是房价急剧大幅上涨，造成严重的房地产泡沫。结合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更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对国家宏观调控来说，管理好通货膨胀十分重要，而管理好资产泡沫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原则，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基础上的基本稳定，防止人民币短期内大幅升值引起热钱过度炒作；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切实加强金融审慎监管，始终注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坚持住房“民生+消费”的基本属性和发展定位，限制住房的资本属性和投资需求，防止和消除房地产市场泡沫，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第四，更加重视生态环保和社会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严重，节能减排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我们要学习日本的经验，高度重视节能环保，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十分注重节约而不再是一个浪费的国家，使节约成为深入人心的观念和国民的自觉行动。对比日本的节约，中国的浪费令人痛心。尤其是中国人大吃大喝的浪费，讲摆场比阔气的浪费，贪大求洋不计成本的浪费，需要痛下决心加以治理。中国要在植树造林和绿化方面下一番大功夫，并将其作为各地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有良好的社会秩序，要把社会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增强人们的安全感与社会的和谐度。收入分配已成为关系中国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借鉴日本的经验，必须下决心解决中国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问题，特别是部分社会成员不当过高收入的问题，加强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真正建立起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机制。 第五，全面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入境游和出境游快速发展，中国国民的素质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不文明的行为也为许多人所诟病。全面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已经成为我国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任务。我们要从最基础的抓起，首先是讲诚信，其次是守规矩。诚信是道德的基础，守规矩是法治的基础。一个人没有诚信，一切道德无从谈起。一个人不守规矩，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人们常常感叹，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道德滑坡，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行为严重污染和败坏了社会风气。因此，我们要在加强法治建设、依法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道德建设。建议制定《国民道德建设基本纲要》，重新进行一些最基本的道德普及性工作，比如，如何走路开车、如何礼貌地与人相处交往、如何讲实话不讲假话、如何工作学习，等等。中国的许多交通事故都与不守规则有关，要从遵守交通规则抓起，培养中国人的规则意识。要下大力量抓中国的国民素质教育，加快与国际接轨步伐，提高中华民族的文明水平。 第六，中日经济合作具有巨大的空间。 中国与日本经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日本拥有先进的技术、管理和人才优势，中国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不断发展的国内市场，这些都提供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巨大空间。节能减排、生态环保、技术创新这些方面，都是重要的合作领域。应该将中国的市场优势与日本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和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两国的经济合作不断拓展。日本近年来出现了新的产业转移趋势，一个基本的考虑是产品设计研发必须靠近市场需求，这样才能更好地设计出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因此，日本企业的研发中心出现了向中国等国家转移的趋势。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国外产业转移的新机遇，加快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文章来源：中华好学者；作者：刘应杰）
中国绝非全球化的天然受益者
【研究员】：
通过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经济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机会，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活力。但市场与计划一样都存在短板和风险。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秘诀”就是开放带来的巨大市场，同时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天然受益者。但他们没有认识到，在过去几十年对外开放和投身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其实遇到过许多由此带来的问题和风险，我们是在凭借智慧、决心、勇气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经济的健康、平稳提升。
当“后工业化”一时成为风潮，“第三产业”和“金融创新”成为一些人吸引资金的风口，研制自主芯片的艰难也让国人看到中国经济暴露出来的短板和风险。
必须承认，通过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经济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机会，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活力。但市场与计划一样都存在短板和风险。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秘诀”就是开放带来的巨大市场，同时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天然受益者。但他们没有认识到，在过去几十年对外开放和投身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其实遇到过许多由此带来的问题和风险，我们是在凭借智慧、决心、勇气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经济的健康、平稳提升。 在解决问题、积累实力后，中国又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面对遇到的新问题、新风险。这种螺旋式的上升，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并非迫于外部的压力，因为只有发自内心的“希望国家变得更好”才能带来那份决心和勇气，直面新的问题和风险。 管控开放中的新风险 工业革命以后，大国崛起都要争夺海外市场，甚至为了海外市场而大打出手。为什么？因为生产过剩，必须有海外市场。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在崛起过程中，不断大幅度开放自己市场的国家。我们在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中国领导人的多次坚定表态，已经表明我们不会停滞开放的脚步。而这也需要管控好开放中的新风险，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 未来几年我们的制造业将更加开放，外资将来可以独立设厂。在看到由此带来种种机遇的同时，也要思考它可能给我们产业进步带来的一些压力。思考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进一步开放，笔者认为，未来我们可能需要更好地管理下面这些风险： 其一，国外芯片商可直接在中国开工厂，以更加低廉的本土价格进行竞争，给中国自主技术和产业的起步带来更多的困难。 其二，西方高科技产品由于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有着非常丰厚的利润。为了维持在高价值产业的垄断地位，在中国开厂后，它们会用更高的薪水吸纳中国优秀的科研人才。这可能导致我们自主创新人才的流失。 其三，实力强大的外企可能在中国踊跃收购自主创新的企业，甚至是恶意收购中国的自主品牌、民族品牌，减少自己的竞争对手。 其四，在制造业完全开放以后，中外合资企业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外方寻求独资，会让中方在合资企业的利润和现金流大大下降。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完全开放制造业市场后，由于外资市场占有率的上升，中国政府组织市场、克服市场短板、支持自主创新、进行供给侧管理的能力会不会下降？ 全球化中的经济安全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风险也是存在的。这提醒我们，经济发展要讲政治，而这个最大的政治就是经济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 全球化是当今潮流，它让更多国家经济、技术发展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不过，推进全球化也不能轻视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建立在依赖其他国家核心技术基础上的现代化可能存在隐忧，需要警惕。
如今，西方一些全球化模型讨论的是：在没有民族国家、没有国家利益与矛盾、没有国家间竞争的抽象试验室里，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价值链配置的可能趋势。但国家的基本关系就是利益矛盾，这也是美国从立国以来的基本原则。汉密尔顿在200多年以前就讲过，没有经济独立和技术独立，就没有完全的政治独立。这一直是美国的一条戒律。 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希望和追求全球资源和价值链配置；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我们是无法把国家利益、国家矛盾从全球资源配置的模型中拿掉的。在坚持全球化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不同国家的利益和矛盾放回模型中去。让全球化模型客观准确地反映我们所处的世界，还原真实的世界。 中国既需要全球化，也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今天，控制好全球化的风险，我们就能更好地运用全球化。 牢牢掌握“国之重器” 观察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如同一部游戏中，只有不断闯关、升级，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对外开放与推动全球化，都是风险与机遇并存。 未来，我们要防止发达国家利用我们的大幅度开放，让其过剩产品大规模流入中国，加剧中国自己的过剩，影响中国自己的制造业和其他产业。其实，美国政府干预技术和产业进步的方式非常多。比如，直接介入、大规模补贴、直接注入资金和资源、政府采购、市场保护。特别是后面两者，非常重要，它可以逐步让自主技术形成市场规模。一旦形成了市场规模，它就可以用利润推动科研、推动技术和产品的进步，逐步做大做强。
我们需要管理开放和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笔者认为：首先，要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放在市场原则和全球化原则的基础之上。 其次，要下决心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把核心技术这些“国之重器”掌握在自己手中。 再次，开放的政策设计要避免简单地追求全球价值链的最大化。企业可以这样，但国家不能这样。中国领导人强调“国之重器”，就是国家要突破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实现我们的产业和技术升级。 WTO总章程的第21条是关于“安全豁免”，即当外国竞争者危害了我们的安全时，我们可以采取非市场手段。我们可以利用WTO的规则，推动开放和全球化健康发展。从机构、法律法规和程序上，对接这个安全条款。美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建设，在某些市场主体对国家的安全包括国防造成潜在或可能的威胁时(甚至是低概率的可能)，这套制度会自动生效。 我们相信，中国有管控种种风险的预案。开放是历史的潮流，管理好相应的风险，我们就能更好更大地开放。(作者是旅美学者)
经济动态
中国各省市经济财力排行榜
【研究员】：
1、各省市经济财政概览
从2017年各省GDP总规模来看，广东、江苏、山东三省GDP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分别为89879.23亿元、85900.94亿元、72678.18亿元；西藏、青海、宁夏三省GDP规模处于最后三位，分别为1310.63亿元、2642.8亿元、3453.93亿元。 从GDP增速来看，海南、贵州、云南三省GDP增速位居前三，分别为12.80%、10.20%、9.50%，天津、甘肃、内蒙古增速最低，分别为3.60%、3.60%、4.00%。 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来看，西藏、贵州、新疆三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位居前三，分别为42.40%、20.10%、20.00%、，甘肃、内蒙古两省省固定资产投资降幅较大，分别下降40.30%、6.90%。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来看，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位居前五，其中，广东、江苏、上海、山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皆超过6000亿元，分别为11315.2亿元、8171.5亿元、6642.3亿元、6098.5亿元。浙江虽未达到6000亿元，但也非常接近6000亿元，为5803亿元。西藏、青海、宁夏、甘肃、吉林位处最后五位，分别为185.83亿元、408.7亿元、715.65亿元、815.6亿元、1210.82亿元，除吉林外，均未超过1000亿元。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方面来看，海南、宁夏、安徽、青海、湖南位居前五，均超过50%，分别为91.72%、84.86%、81.74%、71.43%、69.23%。内蒙、天津、吉林降幅较大，分别下降15.53%、15.16%、4.19%。 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方面来看，广东、江苏、山东、四川、河南位居前五，皆超过8000亿元，分别为15043.09亿元、10621.40亿元、9257.70亿元、8686.10亿元、8224.66亿元。宁夏、海南、青海、西藏、天津位处最后五位，分别为1375.94亿元、1444.49亿元、1530.26亿元、1681.91亿元、3282.16亿元。除天津外均未超过2000亿元。 从财政平衡率方面来看，福建、上海、海南、北京、安徽财政平衡率位居前五，分别为97.55%、88.00%、84.61%、79.64%、78.30%；西藏、甘肃、青海、黑龙江、新疆位处最后五位，分别为11.05%、24.66%、26.71%、26.79%、31.58%。
从各省的综合财政实力来看，综合财政收入在1万亿以上的省份有5个，分别为广东省15618.86亿元，江苏省15579.25亿元，山东省11140.71亿元，浙江省10159.01亿元。排名倒数5位的省份综合财政收入均不足4000亿元，分别为山西3577.97亿元，吉林3555.49亿元，甘肃3208.09亿元，青海1465.87亿元，宁夏1245.82亿元。其余省份较为平均地分布在4000亿元-9000亿元之间。
从负债率角度来看，贵州、云南、青海负债率位居前三，分别为74.05%、64.85%、48.06%；广东、河南、山东负债率位处最后三位，分别为10.54%、13.65%、13.88%。从债务率角度来看，云南、吉林、贵州债务率位居前三，分别为195.15%、192.04%、180.62%；上海、北京、广东位处最后三位，分别为47.87%、52.77%、54.55%。 总体看来，经济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体量上具有领先地位，中西部地区GDP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快，其中广东、江苏、山东三省经济总量居前，海南、贵州、云南增速最快，西藏、贵州、新疆投资迅猛。 财政方面，依旧为沿海地区财力强大，但中西部增速较快，其中广东、江苏、上海公共预算强劲，海南、宁夏、安徽增速迅猛，福建、上海、海南、北京、安徽财政平衡率最高，广东、江苏、山东综合财力最强。 负债率与债务率方面，贵州、云南、青海负债率位居前三，云南、吉林、贵州债务率位居前三。 2、各省市实力综合排名 省级政府综合实力指标体系主要由区域经济与区域财政两部分组成，区域经济包括：资源禀赋及发展条件、经济规模及结构、经济增长弹性、金融发展水平；财政实力则主要通过区域财政收入规模、区域财政收入稳定性、财政平衡率、财政灵活度组成。
通过构建省级经济财力综合实力打分指标体系及区间设置（分值越高，相关指标越弱），得到如下结果：
综合考虑对区域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的评价，我们认为：江苏、广东和山东、浙江区域经济抗风险能力很强；北京、上海、福建、河南、湖北、天津、河北、四川、湖南区域经济抗风险能力较强；安徽、陕西、重庆、江西区域经济抗风险能力居中；广西、辽宁、贵州、山西、云南、新疆、吉林、内蒙区域经济抗风险能力较弱；黑龙江、宁夏、甘肃、青海区域经济抗风险能力最弱。 整体而言，区域经济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区域仍是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区域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的资源型城市区域以及工业产能过剩区域。
综合考虑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基金/综合财力、税收收入占比、公共预算财政平衡率、刚性支出占比因素，我们发现：广东、上海、北京财政综合实力最强；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山东财政综合实力较强；天津、内蒙、四川、湖南、辽宁、黑龙江、湖北、云南、吉林、河南财政综合实力居中；山西、贵州、新疆、陕西、河北、江西财政综合实力较弱；重庆、宁夏、广西、甘肃、青海财政综合实力最弱。
总体来看，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区域财政综合实力总体较强。 从各省债务率、负债率与城投债占综合财力比重来看，广东、陕西、河南、上海负债水平最低；北京、甘肃、黑龙江、河北、湖北、福建、浙江、山东负债水平较低；山西、江西、新疆、四川、江苏、宁夏、重庆负债水平居中；安徽、青海、天津、湖南负债水平较高；广西、内蒙、辽宁、吉林、云南、贵州负债水平最高。
综合区域经济实力、区域财政规模、区域负债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分（分值越低，综合实力越强），我们发现：贵州、云南、青海、吉林、宁夏、甘肃、辽宁分值最高；广西、内蒙、新疆、重庆、山西、黑龙江分值较高；江西、湖南、陕西、河北分值居中；四川、安徽、天津、湖北、河南、福建分值较低，浙江、北京、山东、上海、江苏、广东分值最低。
从区域城投信用利差与综合分值的关系来看，二者总体呈正相关。 总体来看，区域经济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区域仍是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区域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的资源型区域以及工业产能过剩区域；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区域财政实力总体较强；广东、陕西、河南、上海负债水平最低，广西、内蒙、辽宁、吉林、云南、贵州负债水平最高。 综合区域经济实力、区域财政规模、区域负债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分，我们发现：贵州、云南、青海、吉林、宁夏、甘肃、辽宁综合实力最弱，浙江、北京、山东、上海、江苏、广东综合实力最强；区域城投信用利差与综合分值的关系来看，二者总体呈极强的正相关性。
楼市观察
马光远：是谁制造了七万人抢1千套房子的闹剧
【研究员】：
这几天，房地产市场最火爆的除了丹东房价暴涨，就是成都7万人疯抢1千套房子的新闻，据说现场极其壮观，抢房的队伍绵延了几公里。和去年南京的抢房事件比，成都的抢房，无论是参与人数，还是中签率，都远比当时的南京火爆，据说成都的中签率已经低到了1%，堪比北京机动车摇号，这个概率已经远高于在打新股。究其原因，仍然是新房价格和二手房价格的严重倒挂。由于政府限价，使得新房价格比同地段的二手房至少低了30%，低至50%的也有。等于打5折买房子，这种好事，让成都人毅然放下打麻将的大事，参与到抢房子的大军中来。
这几天，房地产市场最火爆的除了丹东房价暴涨，就是成都7万人疯抢1千套房子的新闻，据说现场极其壮观，抢房的队伍绵延了几公里。 去年年底的南京，也出现如此疯狂的场面，南京1万5千多人在寒风中，提着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钱，抢夺南京市河西区域10个楼盘的3177套限价房。为什么疯抢，因为政府限价，使得这3177套房子的价格比同地段的二手房价格每平米差了1万多。抢到等于中奖，抢一个100平的房子，等于稳赚100万。根据统计，南京这10个楼盘的中签率最低的只有8%。因为人多，最后通过摇号的方式产生幸运者。 和去年南京的抢房事件比，成都的抢房，无论是参与人数，还是中签率，都远比当时的南京火爆，据说成都的中签率已经低到了1%，堪比北京机动车摇号，这个概率已经远高于在打新股。究其原因，仍然是新房价格和二手房价格的严重倒挂。由于政府限价，使得新房价格比同地段的二手房至少低了30%，低至50%的也有。等于打5折买房子，这种好事，让成都人毅然放下打麻将的大事，参与到抢房子的大军中来。
全国限价的城市不止南京和成都，所以抢房子的闹剧也在很多城市此起彼伏，让人感觉楼市一片火热。为了体现公平，据说有7个城市采取了最公平最古老的摇号方式。就中签率而言，成都是最低的。在住建部约谈之后，成都在以前已经很严厉的限购政策的基础上又出台了更为严格的限购政策：限购对象由自然人调整为家庭，父母通过投靠成年子女落户成都的，不能作为单独家庭购房。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当下房地产最核心的政策，可是，在荒唐的限价政策下，房子既不是住的，也不是炒的，而是变成了“抢”的和“摇”的。按照楼市的基本规律，在经历2016年和2017年的需求释放和市场上涨之后，今年三线以上的城市的市场应该是稳中趋降。除了西安、太原、大连、沈阳、长春、昆明、南宁等以前价格偏低的大城市，大部分的城市，在出台近300多项调控政策之后，房地产市场事实上已经降温，比如一线城市、环北京城市、一些价格上涨已经严重透支了未来的二线城市，如厦门、合肥等。 但是，不断上演的抢房闹剧却让大家对市场的真实温度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市场依旧火爆，新房一开盘基本秒光，加剧了市场的焦虑，真正扰乱了市场的基本秩序和规律。而这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掩耳盗铃的限价政策。
“限价”等于是摁住了温度计，明明水温60度，却给你硬性规定指针不能超过30度。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多次指出限价的危害。限高价楼盘，不过是为了让温度计的数字好看，而不是为了让温度真的降下来。 限价政策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限价与“房子是用来住的”政策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现有的限价政策限的都是高价楼盘，其实，每个城市的高价楼盘确实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些高端楼盘属于有钱人，对高端楼盘进行限价，本质上不是让没钱人买房，而是让有钱人买便宜房。 如果限价像成都、南京等城市一样不合理，必然出现新房和二手房的严重倒挂，严重倒挂等于人为创造了“套利”空间，套利的结果是本来不想买房的人，但凡有资格都会参与到抢房子的游戏中来，因为一旦抢到，等于白白的捡钱，这种机会，甚至不需要动员，但凡有点智商的脚指头都知道应该怎么办。结果是，本来只有100人需要买房，巨大套利的诱惑使得1万人参与到抢房子的游戏中来，烘托的温度甚至比炒房还可怕，不仅仅没有使房市降温，反而人为制造巨大的焦虑，制造出全民炒房的闹剧。
在所有调控政策中，限价有百害而无一利，限价本质上是懒政，是欺骗。每个月按照自己限定的价格向有关部门和上级报数据，让上级部门看到数字好看了，价格降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游戏堂而皇之的在十九大以后仍然上演，真是让人感觉悲哀。谁都知道限价后的降价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但很好玩的是，大家都玩得很嗨，高潮迭起，娇吟连连。还每个月根据这样的数据公布“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这是莫大的讽刺。 看看那些抢房子的城市，哪一个不是限价带来的价格倒挂所致。限价既是现代版的“掩耳盗铃”，也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健康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限价让很多不想买房的人参与了抢房的游戏，导致“房住不炒”的政策不仅没有落实，反而火上浇油。对于这种欺骗性的调控和懒政，有关部门为什么置若罔闻？ 当然，假数字的最大好处就是市场的主导者和坐庄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拿出他们想要的数字来影响市场情绪。无论他们拿出的是涨的数据，还是跌的数据，目的都是为了影响市场，影响政策，影响购房者。这真的是一个把人性的恶发挥到极致的市场。正如克鲁格曼所言：“统计数据就如同喝醉了扶着的电线杆，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观点得到支持而不是为了证明事实。”限价导致的抢房大战在中国很多城市上演，只能伤害政策的权威。懒政的政策得不到纠正和处理，只会让房地产市场更加扭曲。调控了20年，各种互相欺骗的假把戏从来都是高潮不断。 抢吧，摇吧。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中国房地产的38年野史
【研究员】：
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市场经济确立，房地产开始迅猛发展。受到邓小平的鼓舞，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92派」企业家。因为小平在上海的一句“要多提拔年轻人”，办公室最年轻的张玉良手握“总经理”任命书和上海市政府划拨的2000万元，开始了绿地创业历程。这一年，许家印看了邓小平讲话，察觉到新机遇，毅然弃了铁饭碗，跑到深圳闯荡。时代浪潮下，一众房地产公司突然出现。
中国最早的房地产，和厕所有关。 上篇 / 01 / 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房地产出现在唐代。一位叫窦乂（yi）的商人靠卖鞋、卖树攒下了80万钱。 他以三万文钱买下闹市区的粪坑，并用计谋引人免费帮他填平，盖了20多间店铺，再租出去，形成自己的房地产品牌“窦家店”，火得一铺难求，连波斯人都来租他的铺子做生意。 后来他成为长安首富，人称“窦半城”。 建国后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行业萌芽出现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1980年中房集团的成立，意味着中国有了第一家房屋开发公司。当时中房集团总经理孟晓苏，原本是中南海的一名官员。 这位先官后商的总经理，师从厉以宁、萧灼基，并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 他喜欢凌晨2点之后开始写写作，几十年如一日。所有文件都自己动手，从不用秘书。靠着白天卖房晚上写稿，他撰写和主编了10本房地产业书籍，发表了180多篇论文。 1987年，在一个不起眼的南方小镇启动了一个不起眼的土地拍卖会，后考证这是新中国进行的第一次土地拍卖，中国土地正式开始招拍挂。那个地方叫深圳。
这块地一年以后建成了“东晓花园”，并在内地第一次以按揭贷款的方式出售，不到1个小时就全卖光了。 当时的房价已经是408元/平，看起来很便宜？？当时蔬菜是1分钱一斤。 / 02 / 三十年前，广东梅州丰顺镇上的一个20多岁的包工头去找镇政府，表示愿意帮助建设商业街，他因此而发财，这个人叫朱孟依。他后来创立的合生创展集团，是国内最早的地产公司，到2016年他在全国富豪榜上排名29。 此时在香港内地开工厂的富豪许荣茂已经注册了世茂地产。 金融证券分析师李思廉往返于香港和广州做贸易，就是那段时间结识了老搭档张力，见多识广的他发现了房地产在内地的前景（富力）。 曾经在街头卖猪肉、倒木材的黄文仔已经靠做钢材贸易发家，成了稀有的百万元户（星河湾）。 命运的车轮沿着时代的车辙在滚动，有人快有人慢。没人想到砖厂厂长潘石屹，玉米贩子王石会变成地产大亨。
那个时候，任志强刚从部队回到地方没多久，升任华远建设部经理； 潘石屹兜里揣着80块钱南下搬砖——做了砖厂厂长； 陈卓林的家具厂风头正劲； 王石还在倒卖火车皮里的玉米； 杨国强还是个泥瓦工； 军人王健林刚转业做了大连市西岗区办公室主任； 许家印还在舞阳钢铁厂车间里挥汗如雨； 张玉良在上海农委会是个不起眼的小职员； 孙宏斌刚从清华水利系毕业满大街找工作； 吴亚军还在重庆前卫仪表厂当技工； 胡葆森已经是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附属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 03 / 1988年，王石意识到土地制度的松动是一个机会。他把自己一手创办的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过通过股份化改组，正式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这年11月18日，被人称为黑马的万科以2000万元的价格拍下地王，这和后来的顺驰有点像。主持拍卖的官员骂王石“瞎胡闹”。万科正式进入房地产业，第二年，万科就在A股上市了。 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市场经济确立，房地产开始迅猛发展。
受到邓小平的鼓舞，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92派」企业家。 因为小平在上海的一句“要多提拔年轻人”，办公室最年轻的张玉良手握“总经理”任命书和上海市政府划拨的2000万元，开始了绿地创业历程。 这一年，许家印看了邓小平讲话，察觉到新机遇，毅然弃了铁饭碗，跑到深圳闯荡。 时代浪潮下，一众房地产公司突然出现。 杨国强接盘原来的建筑公司，打出“给您一个五星级的家”的口号，低价买入顺德碧江桂山交界的大片荒地，并以“碧桂园”命名开始进军房地产。 王健林正式创办万达。 胡葆森结束驻香港的国企日子，断然北上回到中原腹地郑州创办建业地产。 任志强还没有成长为“大炮”，坐着他的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位子。 宋卫平还在“下海”站在特区的土地珠海，为一家叫南方四通的电子公司独当一面。 冯仑和一帮伙计们花两万块钱注册了万通地产，就是后来有名的万通六君子——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潘石屹、王启富，但目光敏锐的他们迅速结束炒地皮，惊险逃出海南岛，躲过房地产泡沫暴击。
戚金兴带着七个人创立了滨江集团。 已过不惑之年的李彬海放弃广州军区参谋部后勤部长的职位，毅然带着八个专业军人创立了保利地产。 甚至北京大学也跟风，于1992年成立了北大房地产开发部，北大南街就是他们开发的。 / 04 / 房地产价格放开，许多政府审批权力下放，金融机构开始大量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土地开发和出让规模迅速扩大，市场开始出现了“房地产过热”。 全国各地数千亿资金蜂拥扑向海口、广西北海、广东惠州等南方沿海城市。当时的情况是：谁都不懂房地产，但谁都知道房地产是一个暴利行业，结果东西南北中，一齐往前冲，只为赚钱，不问手段；只要结果，不管过程。 当时的泡沫有多严重？当时，总人数不过655.8万的海南岛上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短短三年，房价增长超过4倍。 199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比1991年同期增长了117%，地方房地产投资普遍增长50%以上，其中海南暴增211%。 1992年土地供应面积是1991年及以前全国出让土地总和的11倍。 1993年，房地产泡沫严重，招致国家开始出手调控。 1993年6月23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泡沫生成期间，以四大商业银行为首，银行资金、国企、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涌入海南，总数不下千亿。 几乎所有的开发商都成了银行的债务人。精明的开发商们纷纷把倒卖地皮或楼花赚到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把还停留在图纸上的房子高价抵押给银行，所有人都陷入了疯狂，10个人里有8个都是想通过炒房子赚一笔。 在当时，炒房子就是击鼓传花的游戏。房地产泡沫，像香槟溢出的泡泡一样醉人，惹得所有人都赶着、追着，唯恐慢下一步半拍。 第二天，国务院发布16条整顿措施犹如一剂猛药，让一路高歌猛进的房地产热戛然而止。 当时的房产泡沫有多猛？ 开发商纷纷逃离或倒闭。 仅海南有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 但随着各项措施的落实，全国房地产开发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通货膨胀得到遏制。经济由热转冷，房地产市场也沉寂下来，商品房和商品住宅的价格迅速回落。经过3年努力，中国经济终于在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开始出现“通货紧缩”，房地产市场也随之进入低潮。中国房地产第一个十年，告一段落。 中 篇 / 01 / 话说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房地产开始进入调整期。 中国房地产的第二个十年，和一个字有关。 1998年注定不平凡，这一年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国家寻求变革正式拉开了房改大幕：先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在新中国坚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分房制度寿终正寝，中国正式进入商品房时代。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却又如此的不同。 住房制度改革其实有两个目的： 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是房地产市场化的开始。 把住宅产业当作刺激内需的支柱产业来发展，这是“房地产是夜壶”的源头。 1998年中国建设银行发出了中国的第一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货币政策进入宽松的轨道。
随着住房分配制度的取消和按揭政策的实施，以及当时只需首付2成或零首付，使得购房需求突然爆发：当时有钱的单位纷纷出手，把市面上的现房一抢而光。中国房地产业进入高速增长期。 那么这个十年，是和“涨”有关吗？可能不是。 取消福利分房后房地产需求大幅度增加，导致土地供应不足。 政府开始实行统一收储并出让的土地管理政策，市场上开始有了大规模的拆迁。这其中牵涉到各种的赔偿分配纷争，总之这是一场发展与民生之间的博弈。
经济的发展其实也是一场疯狂的城市化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化高歌猛进，一方面是暴力不止，一方面又暴富不断，中国房地产史中就这么夹杂着悲喜交加的浓浓色彩。 / 02 / 房地产市场潮涨潮落催生了很多房企的花式崛起与失败。 90年代后期，粤、闽、京、渝各派房企都有新代表企业诞生，如海伦堡、深圳地铁、花样年、建发、正荣、华夏幸福、北京城建、金科、龙湖、新希望、俊发、顺驰等。 靠借高利贷300万、然后抵押给银行贷款1000万、在海南炒地皮发家的“万通六君子”也终于在98年彻底散伙。 在海南炒房之余，六兄弟攒了一本名为《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书，书中将他们自己描写为一群立志实业报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指明他们做企业不是为了赚钱，是为当代中国知识青年探寻报国道路。这本书当时感动很多人，张欣也是因此结识潘石屹，并结为伉俪。 最早离开的砖厂厂长潘石屹转战北京，在1998年拆了北京二锅头酒厂，建了第一个SOHO现代城。潘石屹是真正的营销专家：他开启了全国房地产业的所谓“画饼概念时代”。
六君子中的易小迪99年创立了阳光100集团，王功权成为了知名的风险投资家，王启富和刘军也开创了一番事业，冯仑则一直坚守在万通。 王石99年辞去了总经理，开始玩起了滑翔伞、攀岩，并引入了大股东华润，但正是这时候对万科的股权分散问题没有处理好，才埋下了后来宝能入局的隐患。 宋卫平在房地产开发上春风得意，绿城逐渐成为最有品质房企的代表，他还玩起了足球，98年创建了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宋卫平累计在足球上“玩”了25亿元，甚至还因为举报“黑哨”问题引发足坛扫黑风暴，差点遭受牢狱之灾。 1999年，未雨绸缪的王健林首次提出“订单式商业地产”概念，万达广场自此开始爆发。 许荣茂带着世茂最早开始了全国化布局，几年时间做到全国前十，他却低调的几次发函要求福布斯去掉自己的名字。 2000年政府终于对房企上市松了口，房企们也终于找到了扩张的引信——资本，天鸿宝业、天房发展、金地、金融街等一众房企纷纷借壳上市。 / 03 / 2003年，房地产被正式确立为国民经济支柱，从此房企们更开始百花齐放。 这一年，如融创、融信、海亮、荣盛发展、上实发展以及鑫江置业成立，成为房地产最后一波强势企业。 招保万金的名头开始在业内响彻云霄。 军人出身的耿建明，带着一帮建筑工人把荣盛做成了「环京一哥」，这个房企目前依旧把总部放在发家地：廊坊。 杨国强带着碧桂园杀出一条血路，坐上了华南五虎的头把交椅。 先做了几个项目练练手的欧宗洪正式成立了融信，自此出身莆田最穷山村的欧氏三兄弟成为一代传奇：老大掌管闽系著名的欧氏投资集团，老二创办了正荣集团，老三的融信也飞速发展。
但随着03年猝不及防的非典疫情，全国成交量直线归零，这是社会与经济领域的双重考验。 这其中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孙宏斌。
这个年轻人当年被柳传志内定为接班人，又被他亲手送进监狱。94年四年刑满出狱后，孙宏斌去请柳传志吃饭认错。孙宏斌拿着柳传志借给他的50万元去天津开办了顺驰。 也许是为了弥补监狱里失去的几年，孙宏斌在顺驰发展上，玩命急速推进。顺驰在土地市场不计代价制造“地王”，甚至创下一年内同时向十几个城市扩张的纪录。 03年在中城年会上他叫板王石：“顺驰今年销售额要达到40亿，2004年的目标是100亿，我们的中长期战略是要做全国第一，也就是要超过在座诸位，包括王总（王石）。” 王石红了脸，驳斥他“睁眼说瞎话”。 要知道当时万科在全国销售住宅1.1万多套，销售额44亿，开发面积世界第一。 后来王石预言“顺驰马上会很难受”。 不料想，王石一语成谶。 地王和购房热导致房价暴涨过快，民怨沸腾。2004年政府逐渐出台各种政策，通过收紧信贷和土地供应两个闸门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房地产市场开始急转直下。一路高速前进的顺驰没能坚持太久，资金链断裂。约定注资的摩根士丹利临时变卦，让孙宏斌和顺驰面临绝境。 / 04 / 2005年中央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主要特征是供给与需求双向调控，以调控需求为主。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到2006年，成交量开始上升。 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当长三角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在下雪的时候，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却是一片艳阳天，房价涨得很快，结果导致3月份调控的政策又进一步加强。 2007年，无奈之下，孙宏斌只能将他苦心经营十几年的顺驰低价转让了出去。 回顾顺驰的败局，其实是中国房企发展史的一场缩影。观察这十年的百强房企，有一半以上都死于调控。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房地产跌入了谷底。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快速向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出现下滑趋势，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救市。中国经济也未能幸免，出口下降，投资减弱，房地产成量交腰斩，大批企业倒闭、劳动力失业，宏观经济出现了下行压力。 房地产市场风起云涌，后半年更加严重，房地产市场销售量萎缩，部分地区房价跌了50%。 “打折”、“房价大幅下跌”、“降价潮”、“成交量大幅萎缩”、“楼市大幅跳水”、“量价齐跌”、“断供”、“退房”、“房地产市场寒冬”甚至“崩盘”等字眼和消息在各类媒体铺天盖地。 为了拯救市场，政府出台了“四万亿计划”，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 下 篇 / 01 / 2008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世界经济衰退，中国对外贸易降到冰点，国内物价飞涨，失业率高涨，很多企业倒闭。 当时的中国楼市经过多年的调控又遭遇金融风暴，北京奥运会的盛世狂欢也没有掩盖住爆发的恐慌，遇到了最严重的房价泡沫和危机。 当时被称作地产界华南五虎的碧桂园、珠江、合生创展、富力、恒大地产，全部出现资金链问题，降价一触即发。万科、中海、金地等品牌房企先知先觉，已经在全国包括北京、杭州、上海等地开始了15%至30%的降幅（后来的人们才发现08年买房会是多么大的幸福，历史最好时机），多地发生退房潮、断供潮，中介公司开始出现关门闭店。 经济专家都在预测，中国房地产是不是要像九十岁的缺钙老太太一样，一跤跌成骨折了。 这一年，有个男人在北京开的公司破产了，老婆跟人跑了，豪华家具都被债主全拉走了。就剩下一个衣柜和一把椅子。男人受不了这种打击想自杀，找了根绳子站到椅子上准备上吊，一扭头看到衣柜上还有半瓶白酒和半包烟。男人就决定坐在椅子上抽完烟喝完酒后再自杀。 过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道：我这是要干嘛？生活才刚刚开始呀！ 紧接着到了11月，政府推出了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救市的一揽子计划，就是世人说的“四万亿计划”：加印四万亿人民币，拯救中国乃至全球经济！ 男人把房子质押贷了款，回老家买了一块地准备盖一栋房子卖掉。 结果09年房价暴涨，男人暴富，再拿地再开发，周而复始……他摇身一变成了地产开发商。 四万亿都干了些什么？ 当时的目的，主要是投资拉动经纪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刺激政策之后，中国建设了数万公里的高速公路铁路、100多座机场、以及十几座城市的地铁。 但更多的钱，都流入了楼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说道，国企们当年拿到4万亿根本不知该怎么办，只能投房地产。 老李是个干了三十年建筑的农民工，他不懂什么是理财，只知道把挣到的钱存到银行最安全。他的梦想就是等攒够了钱，就把钱给在省城工作的儿子买房用。 他不懂什么是经济危机，却知道这一年多老是没活儿干，只能回老家，但田被征用了，地也种不了。 当政策出来的时候，天南海北工地平地起，他乐呵呵的笑：终于有活儿干了。 但后来他却哭了：逐渐产能过剩，物价飞涨，房价暴涨，他存银行的钱被稀释，贬值了三成，房子自09年之后，就再也买不起了。 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印钞就是把老百姓的储蓄全部稀释，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胀。但话又说回来，只有把货币拿出来花掉或投资，经济才能发展。 是非曲直这里不表，但每次潮水来临，每个个体，都有起有落。 / 02 / 09年，房地产行业开始空前的繁荣，销售毛利率、净利率，销售规模都大幅度提升，有人把这近十年的发展称为房地产的黄金时代。 这一年开始，有很多房企抓住机遇，成了黑马，也有很多老牌大房企战略失误，逐渐退出舞台。而更多的是很多中小房企没撑住那一拨的冲击，像泡沫一样升起、跌落，破碎在空中。 也就是打那时候起，开始有了房企的销售排名。有趣的是，排名竟然也成了一桩生意。国内涌现出了很多地产研究机构，每年每家都会公布一个房企排名。对比排名会发现个有趣的现象：每家机构的数据来源相同，金额却各不相同，排名有时候也会差别大得离谱。 中原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曾说，你仔细看，每当一家房企和这些机构签了战略合作的时候，排名就会突飞猛进的上升。究其原因，买这些排名是为了讨好两种人：上市房企为了老板和股东，没上市的房企则是给银行看。 09年破百亿的房企达到了空前的20家。 其中有一家房企老板黄文仔是个低调讲究的老派绅士：西装都是好几万块起的；永远头发光滑油亮得连苍蝇都停不上去；每天出门戴不同风格的领带，一年下来可以不重复。但他同时也低调到几年都没在媒体露过面，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农村苦孩子出身，改革之初他曾经借40万元给朋友，后来没还他也没介意。
做了12年钢材生意的黄文仔，从2000年开始开发广州星河湾，虽然卖了很多年，无数同行曾去考察，我也是在那收到了刺激。他开创的“星河湾模式”至今还是传奇： 他坚持品质为王的豪宅模式，曾因不满意亲自抡锤砸掉百万样板间，提出“建造房子中的劳斯莱斯”的口号比碧桂园早了15年； 他最早提出产品复制的开发模式，把广州星河湾搬到了北京原本是一块垃圾堆和臭水沟的地上，却卖成了北京销冠；09年曾用六个小时卖出40亿货值，三个项目销售破了百亿。 以1亿元底价把顺驰卖给路劲的孙宏斌，看似已无力东山再起。但中年老孙岂是池中物，他在顺驰倒下之前已经注册创办了融创。蛰伏了三年后，在08年12月市场的冰点期，老孙用20亿的天价拍下西山壹号院地块，再次惊吓了世人。后来的市场再次证明老孙的判断力：仅西山壹号院一个项目三年给融创进账了150亿。 老孙舔舐好伤口，将版图再次向全国铺开。 先卖油条后卖菜娶了女秘书的姚振华，并没有因为蔬菜直接发迹，但却给他带来了发达的机会：他卖菜赔了钱，反而是做菜时深圳“菜篮子工程”批的五十亩地让他翻了身。用170万撬动几个亿盖房子发了家，自此宝能开始崛起。但宝能的野心不止于地产，姚老板开始干起了保险、物流、小贷、教育、医疗、农业等，事业越做越大。
那时候金茂还叫方兴，刚成立就在央企中化的怀抱里迅速羽翼丰满，成为黑马； 已经在香港经历过97金融危机的中海深知此刻是发展的最佳时机； 万科保利中海的业绩几乎是其他房企无法逾越的三座大山，但还是被绿地和恒大拼命迎头赶上； 宋卫平让全国人民都记住了绿城的好房子； 吴亚军已经用一片片花海迷惑了无数太太的芳心。 个人财富也经历了一场洗牌。很多人从实体经济进入楼市，08年北京的某楼盘房价是8000元/㎡，到09年已经到了25000。那时候房价暴涨让温州炒房团赚了个盆满钵满，不停的有“温州人砸2亿买楼”的新闻爆出来。 / 03 / 阅人无数不如仙人指路；仙人指路不如贵人相助。 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许老板跑到香港配着大D会长郑裕彤鞍前马后玩了三个月，郑裕彤感受到了诚意，摆手收下了这个来自河南周口太康县聚台岗村的小兄弟。由扑克牌游戏“锄大D”的一群爱好者自发组成，但成员们有多厉害？他们占据着香港的半壁江山。
郑裕彤带着牌友们除了对08年陷入资金困顿的恒大注资外，还是恒大2009年赴港上市的背后推手。上市时老许刚做了没多久大富豪就惨遭机构做空，但大D会大佬们再次出手，让做空者们爆仓无数。 当然，许家印也给牌友们了丰厚的回报，而且2015年大D会成员港商撤离大陆时，恒大则是他们550亿元资产的接盘方。 当年姚振华拿地、盖房也都有潮汕老乡的帮忙。09年佳兆业赴港上市时，帮郭英成忙前忙后的也有不少老乡。2017年佳兆业停牌两年回血，背后仍然有潮汕帮的兄弟在站台。 潮汕帮有多厉害？ 别只看李光耀、李嘉诚、马化腾、黄光裕和朱孟依。仅深圳就有400万潮汕人，深圳资产前50名的生意人，可以去数数有多少个潮汕帮的堂主。 郭英成、张俊、黄茂如、黄楚龙、朱鼎健、纪海鹏这些堂主也都低调的要命。潮汕帮堂主之间的资金拆借，上亿元资金都不用打欠条，上午说好下午款项就到位。姚堂主和郭堂主在潮汕帮里借钱就像马蓉和宋喆的关系一样众人皆知，资金远超数十亿规模。 甚至潮汕帮在深圳几乎是无敌的存在。星河、宝能、华南城、东海、龙光、观澜湖、美佳华、大中华、茂业、鸿荣源等企业的背后，都站着潮汕商帮。 孙宏斌在融创扩张的时候，也不是一人独行。前有雷曼兄弟注资2亿美金，后还有私募基金贝恩、德意志银行等外资频频注入。即使在近几年老孙疯狂收购，也不是仅凭着融创的销售业绩，背后还有很多信托基金在帮忙。 / 04 / 翻翻中国房企老板的奋斗史，无一不会被贴上爱拼搏、好胜的标签，但都自动忽略了另一个标签：赌性强。 不止一个房企的员工告诉我，他们老板曾经每每到周末，就会飞到澳门去赌钱。牌桌上烟雾缭绕，叼着雪茄的老板闷着头一眼不发的往中间扔筹码，一周都不出赌场，一场下来输几个亿眼睛都不眨一下。 老板们的赌性不止于此。 佳兆业上市后，也开始了全国化的布局，在全国疯狂拿地，但后来发现进入三四线太深，就迅速收缩回一二线城市。但这并不是佳兆业2015年破产清算的原因。 从合生创展曾赶超万科到逐渐消失，朱孟依远走海外，从国美号称地产要抵千亿到黄光裕锒铛入狱，从佳兆业黑马冲到前二十到郭英成因故而外出躲了两年，导致佳兆业突然破产清算，潮汕帮大佬们在商场上游刃有余，在政场上的赌博却是输多赢少。 星河湾也遭遇了滑铁卢： 2010年，星河湾在鄂尔多斯遭折戟，项目因政策调整、非法占地、借贷崩盘等原因导致销售滑坡，当时星河湾发动四大代理公司联手，动员了1000位销售人员也未能改变颓势。 紧接着2011年，太原星河湾又因质量问题引发业主大规模维权，销售量急剧萎缩。上海星河湾又因项目降价掏出6亿补偿老业主的“补偿门”事件，引发了业内的声讨。进入2013年，曾经与黄文仔联手缔造星河湾销售神话的梁上燕也离开了星河湾，黄金搭档分崩离析。
自此星河湾被其他房企远远甩在了身后。星河湾也几乎是这几年房企兴衰的缩影。 孙宏斌东嗅嗅西闻闻，这头饿狼前面想吃绿城，后面想吃佳兆业，却都让到口的肥肉飞走了。究其原因，都是两个老板还想再赌一把。宋卫平曾经说，和融创的合作可以看做是一场没有头绪的野合。最后老孙怒了，吞了一口乐视，却发现这块肉已经馊了，对于规模中国第四销售几千亿的融创来说，这点钱或许不算什么。 王石在冯仑的办公室里，跟姚振华当面杠到凌晨，王石指着姚振华骂，甚至指责野蛮人没有资格控制万科，姚堂主仍然面色不改：做生意嘛，就是要赌一把。 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无论是输了还是赢了，大佬们已在中国房地产正史野史上留下了一滩墨宝。
思想评论
十大维度揭秘中国经济的真相，字字珠玑！
【研究员】：
中国很多成功的改革，都是在实践证明正确之后，领导中国改革的人物很聪明地加以承认。记住，改革从来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小平的“猫论”为什么伟大，就是小平同志如此伟大的人物，都很清楚，我们没有能力设计什么改革方案，只能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间的首创精神。尊重老百姓，这是过去领导人最伟大的地方，也是中国改革最成功的地方。
首先声明，我无意唱空或者抹黑中国经济，只是认为，有必要更客观地看待中国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真正取得的成就、原因和差距。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中国为什么取得成功，以及中国还有哪些不成功。 1 关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的增长故事一直被视为“奇迹”，但事实上，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故事和东亚很多快速增长经济体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把中国放在东亚快速增长经济体中，中国不算最成功的。如果按照人均GDP的增长去衡量，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而中国用了近40年的时间，在人均GDP上取得的成就远远落后于韩国、日本等经济体。这是事实。 而且，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是一个未知数，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远远大于当年日本、韩国等国家。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并非是什么奇迹，就是告诉大家，中国人很聪明，只要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就一定也能取得成功，但不要认为中国走了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道路。 2 关于经济改革
中国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民众对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因为大家深知，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维系于改革的成败。每一次改革面临困境的时候，经济学家都会鼓吹什么“顶层设计”。其实了解中国改革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改革绝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而是真正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1978年农村改革，是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干出来的，中国的乡镇企业，完全就是中国农民创造出来的奇迹。 中国很多成功的改革，都是在实践证明正确之后，领导中国改革的人物很聪明地加以承认。记住，改革从来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小平的“猫论”为什么伟大，就是小平同志如此伟大的人物，都很清楚，我们没有能力设计什么改革方案，只能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间的首创精神。尊重老百姓，这是过去领导人最伟大的地方，也是中国改革最成功的地方。 3 关于民营经济
今年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我在多篇文章中说，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危险。因为过去近40年，中国经济增长超过60%的贡献来自民营经济。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是民营经济这个“增量”部分释放出来的生产力，而不是来自存量的国有企业。 过去有一个说法，中国的国有部分占有近70%的资源，但创造的GDP不过30%，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占有不到30%的资源，创造的GDP却接近70%。你别看全球500强、中国500强，最赚钱的、排名最靠前的基本都是国有企业，但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他们占有的资源比，的确太少了。一旦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拉动力民营经济出了问题，中国经济就真的麻烦了。 4 关于中国模式
对于中国经济过去取得的成功，有人将之概括为“中国模式”，以区别于过去一些转型国家赖以成功的“华盛顿共识”。有人认为，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推动的情况下，在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如此成功，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种新的模式。事实上，我从来都不认为存在什么“中国模式”这种东西。 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成功，仍然是因为中国推动了市场化的改革，中国经济的一切奇迹都应归功于市场化和开放政策，而不是因为中国真的具有特殊性。如果说真的有奇迹的话，那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奇迹，在国企主导，垄断遍布各个领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非常多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仍然在石头上开花结果。中国未来转型的道路仍然只有一个，就是市场化改革！千万不要把经验总结错了，千万不要以为经济发展有独特的道路。 5 关于中国房价
中国房价不是开发商炒高的。自1998年市场化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总体是成功的，解决了超过7亿城镇人口的居住问题，使得中国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达到了35平以上，基本解决了住的问题。然而，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化改革的半拉子特点，特别是土地一级市场的高度垄断和控制，中国土地出现人为的短缺。我在过去的文章中一再强调，中国不缺住房用地，住房用地的短缺完全是人为导致的。土地饥饿营销再加上货币放水，导致了中国房价的快速上涨。 过去十年，中国最成功的财富故事就是关于房地产的。房地产这个行业是中国最奇葩的行业，人人都在痛骂，人人却都加入这个财富的游戏，为了抢房子，祖宗三代结伴去欢天喜地地离婚。这个行业从一开始政府几乎每年给吃药，调控了十多年，吃药吃了十多年，但这个行业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发展。我们很少见到哪一个行业像房地产一样，是不断吃避孕药，却不断地结出财富的果实。房地产行业就像一个很有姿色，但名声不好的女人，政府每年都在严肃的指责她，但私下里又和她不断暗度陈仓。 记住我的那句话：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爱是真爱，那一定是中国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爱。爱得特别深，特别真，不抛弃，不放弃，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只要这种爱还在，你就不要期待地方政府和这个坏女人真正断绝关系。 6 中国人口太多了吗？
人多导致资源紧张是中国经济现实的天大谎言。现代科技和现代经济史告诉我们，资源的紧张绝非因为人口众多，而是因为生产力的落后。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靠低廉劳动力的推动，今天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面临的困境，根子在于低廉劳动力的丧失。当下中国人口政策面临的最大问题绝非人口太多，生育率太高，而是在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处于中等偏下、城镇化远未完成的情况下，人口生育率过低导致人口红利提前终结，和由此带来的老龄化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关于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这几年经过社会各界较为充分的讨论，逻辑已经逐渐清晰。无论是官方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是专家学者的预测，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仅大大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更是低于英法等欧洲传统的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这种超低生育率，无法完成马克思所讲的基本的人口再生产的任务。 低生育率的结果，是中国劳动力人口转折点的提前到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数量的减少。当年绝对减少劳动力人口345万，2014年减少了371万，目前已经是连续三年绝对减少。照这个趋势，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在2010年到202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累计将减少近3000万人。 特别是，随着人们生育习惯的改变，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根本不愿意多生孩子，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人口很可能出现断崖式下滑。过去，中国的一些人口学家总是吓唬中国会出现人口爆炸，所以在生育政策上出现了从单独放开二孩到全面放开二孩的变化。实际上，现在全面废除计划生育，鼓励人们生育，已经没有多少人生孩子了。人口问题的确是中国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源，制造业竞争力的下滑，根子在人口。 7 中国会重蹈日本覆辙吗？
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经常听到经济学家警示：中国要避免重蹈日本覆辙。我其实一直认为，中国要是真的重蹈日本覆辙，那是很幸福的。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经济陷入停滞。但日本的人均GDP在2012年曾经高达4万多美元，在2015年达到3万2千美元，是中国的3倍。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远高于中国，日本经济的创新力排在全球第一梯队，日本的中小学教育至少比中国先进半个世纪，日本人均在海外拥有的资产在全球遥遥领先。 由于日本的海外投资战略，在日本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日本拥有来自全球的净资产收益。如果中国重蹈这样的覆辙，我100个愿意！中国国内对日本经济和日本的竞争力缺乏正确的认识，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日本仍然是中国最好的老师。如果说中国真的要警惕重蹈日本的覆辙，绝不是什么经济停滞或者房地产泡沫，而是日本的人口覆辙。日本人口的减少，是日本国力发展的最大敌人。 8 中国制造真的全球第一吗？
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从大国兴衰和变迁的历史看，一个国家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是这个国家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必要条件。英国超过中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美国超过英国，都意味着全球经济权杖的转移。然而，和当年的英国、美国比，中国的第一制造业大国更多的是制造业全球漂移、美国等制造业强国把生产外包的结果。 我们所言中国是第一制造业大国，是按照GDP算的，如果按照GNP计算，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将大大低于美国。道理很简单，iPhone在中国生产，按照GDP算中国制造，但如果按照GNP，则绝大部分的产值应该归美国。大量按照GDP计算的高科技产品，汽车、手机、电脑等，按照GNP将从中国的产值中刨去。所以，争论中国是不是制造业第一大国，不仅仅是产业竞争力、创新能力，甚至在规模上，我们都很难讲，中国真的是第一。 9 中国股市为什么不是经济的晴雨表？
忍不住把中国股市列进十大问题。尽管我过去一直强调，中国股市属于文学和艺术的范畴，和经济学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当听到中国证监会最近准备拿股市来扶贫，贫困地区的企业上市不需要排队的时候，再次说明了中国股市的不容易。 很多人总是认为，中国搞得最失败的是两件事：一是足球，一是股市。足球我同意，股市我一万个不同意。中国股市不仅仅不失败，就其承担的历史使命而言，其完成得非常出色！中国股市一开始是为了国企改制，帮助国企融资而诞生的，国有企业从股市圈那么多钱，你认为很失败？大量的企业从股市不断低成本地圈钱，中国股民很少为此闹事，多成功！我经常觉得，中国股民应该入选感动中国人物。每次股灾，他们都把责任揽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过贪，愿赌服输！这次股市又有了新的使命——扶贫！我担心大量没有上市的企业紧急把企业搬到我老家去！ 10 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吗？
答案很明确：中国经济硬着陆是个伪命题。 中国经济远没有到大周期走下坡路的时候。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最大的动力是什么？是改革开放，是人们对金钱和财富观念的改变，是鼓励大家创造财富，鼓励大家爱钱。只要中国不胡折腾，只要中国人爱钱的本色没有改变，只要让中国人心无旁骛地喜欢钱，我从来都不认为中国经济会出大问题。就长周期而言，全球经济中，最有希望、最有想象力、最具潜力的仍然是中国经济。十多亿中国人对金钱的图腾崇拜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
史海钩沉
解密历史上真实的义和团，真相令人发指
【研究员】：
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有用洋物者，如纸烟、小眼镜、洋伞、洋袜，必杀无赦。曾有六位学士路遇义和团，因身边带有铅笔一支、洋纸一张，便被乱刀拿下。还有一家因有一根火柴被搜出，结果一家八口全部被杀。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曾多次电奏朝廷，反对慈禧的“联拳灭洋”政策。当朝廷向洋人宣战的消息传到广东后，李鸿章公开表示“粤不奉诏”，义和团也明确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即光绪皇帝，“二虎”即李鸿章和庆亲王奕，“三百羊”是朝廷中支持对洋人主和的众官员。
逆流而动，祸乱中华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有用洋物者，如纸烟、小眼镜、洋伞、洋袜，必杀无赦。曾有六位学士路遇义和团，因身边带有铅笔一支、洋纸一张，便被乱刀拿下。还有一家因有一根火柴被搜出，结果一家八口全部被杀。 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 1900年7月，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教堂的教民。先是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最后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在1900年2月的李鸿章手记中，提到了他对义和团的看法：义和团反对所谓的洋鬼子，这种行为对中国无一利而有百害，我的这个观点几乎没有给太后留下多少深刻印象。赶洋人出去是不可能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因为洋人撤资却在许多方面更加贫穷。我最后一次在北京时，一直努力地对朝廷说这些观点。太后显然有时倾向这些。 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曾多次电奏朝廷，反对慈禧的“联拳灭洋”政策。当朝廷向洋人宣战的消息传到广东后，李鸿章公开表示“粤不奉诏”，义和团也明确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即光绪皇帝，“二虎”即李鸿章和庆亲王奕，“三百羊”是朝廷中支持对洋人主和的众官员。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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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21 08:3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