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对《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项重大调整，新条款同意美国海军军舰例行停靠台湾的高雄或其他港口，并允许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接受台湾军舰的进港要求。
一旦美国军舰真的停靠台湾港口，性质将是非常严重的。它首先代表了美台军事关系的蛮横提升，由于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它在未经北京同意的情况下，经与台湾地区商议就把军舰派过去，此行为可视为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这是一场需要大量幕后交涉以及公开行动的原则性严肃博弈，将考验北京的意志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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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舰若真停靠台湾港口，中美必定翻脸！[/url]
【研究员】：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6月28日通过对《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项重大调整，新条款同意美国海军军舰例行停靠台湾的高雄或其他港口，并允许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接受台湾军舰的进港要求。一旦美国军舰真的停靠台湾港口，性质将是非常严重的。它首先代表了美台军事关系的蛮横提升，由于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它在未经北京同意的情况下，经与台湾地区商议就把军舰派过去，此行为可视为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这是一场需要大量幕后交涉以及公开行动的原则性严肃博弈，将考验北京的意志和智慧。本文综合自环球时报、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6月28日通过对《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项重大调整，新条款同意美国海军军舰例行停靠台湾的高雄或其他港口，并允许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接受台湾军舰的进港要求。
上述法案新的条款还需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再经众议院通过后，最终要由美国总统签字同意，才能正式成为法律。如果它能走完所有这些程序，将对今后的中美关系构成严峻挑战。
届时美国行政当局就拥有了按照新法案行事或者不那么做的两种选择，它可以以此对北京施加压力，作为胁迫北京做其他重大让步的筹码。
一旦美国军舰真的停靠台湾港口，性质将是非常严重的。它首先代表了美台军事关系的蛮横提升，由于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它在未经北京同意的情况下，经与台湾地区商议就把军舰派过去，此行为可视为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特朗普正式成为美国总统后改变了之前围绕一中原则的挑衅性态度，使中美关系重入正轨。如果在台停靠军舰的法案最终通过，那将意味着中美又陷入这一领域的尖锐纷争之中。
不排除在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后，蔡英文当局与美国亲台势力共同策划推动了这一危险举动，另外美国决策进程也鼓励行政当局与国会分别唱红脸和白脸，保持整个国家对外的咄咄逼人。
北京不太可能对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正在运作的事情无动于衷。这是一场需要大量幕后交涉以及公开行动的原则性严肃博弈，将考验北京的意志和智慧。
挑战实际上来自两个方向，美国和台湾的蔡英文当局。
在对美方向上，北京需要采取外交手段尽最大努力阻止该法案的通过，同时准备在该法案一旦通过情况下的报复措施。
当年中国对同美国建交提出的3个条件中，就包括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如果美国军舰今后重新停靠台湾港口，意味着美方打破了建交时的承诺。中方必须要让华盛顿清楚其一旦迈出这一步前所未有的严重性，它也一定会为此付出相应的沉重代价。
台湾当局已经对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决定表示了欢迎，但它实为美台酝酿这项联合挑衅中的薄弱环节。北京需要加大对台施压力度，促使台湾民意的变化，迫使蔡英文当局不敢走得太远。
蔡英文当局的支持率不断走低，岛内目前已经危机四伏。大陆应当考虑收回部分惠台经济政策，比如减少台湾水果的进口等，传递反对台湾走危险路线的信号。
另外大陆需要制定反制美台增加军事交流级别的强有力措施，把根据不同情况大陆军舰过海峡中线、贴近台湾海岸、甚至派战机飞越台湾岛以及在台湾空域搞例行巡航等措施摆到台面上，把对台一般性施压逐渐转变为极限施压。
如果蔡英文当局采取进一步的对抗政策，大陆就需将打击民进党政府变成对台政策的轴心，我们需撬动台湾公众对蔡英文当局的反对，使得相关议题处理的主动权始终在我方。两岸可能将从“冷和平”进入“热对抗”状态，那种情况下，台湾社会必将出现新乱，蔡英文当局很难继续坐在台上。
两岸和平固然可贵，但是太和平了，也会使“台独”势力有恃无恐。台湾或许需要一个和平+温和政府—动荡+激进政府—和平+温和政府的轮回节奏，经过几番交替后，台湾在两岸政策上的温和路线才能稳定下来。
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实力。中方必须不断致力于坚实的军事斗争准备，我们的实力和战略意志需要足以让美台方面忌惮最后的摊牌，那样的话它们才会有所克制。
关联阅读：美国因朝鲜问题制裁丹东银行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政府指控中国一家银行帮助朝鲜洗钱，并提议切断该行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这一重大举措旨在敦促中国向朝鲜施加更大压力，迫使其放弃导弹和核武计划。
美国财政部把丹东银行列为一家“存在重要洗钱问题的外国银行”，对两位中国公民和一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帮助朝鲜开发核武器以及违反联合国(UN)对朝制裁。
此举是美国自2005年对汇业银行实施制裁以来，首次对一家中国的银行采取此类行动。一周前，美国和中国的官员在华盛顿举行对话，在对话中美国敦促中国向朝鲜实施更多经济制裁。在美国制裁丹东银行的数小时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迎接韩国新任领导人文在寅的来访，这是他们二人的首次会晤。
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表示，美方此举将“向全球传递强大信号，表明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对支持这个政权的个人、公司和金融机构采取行动”。
一周后，特朗普将在汉堡的20国集团(G20)峰会上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尽管美国的上述举措将激怒北京方面，但姆努钦表示美方“这些行动绝不是针对中国”。
在今年4月特朗普与习近平首次会晤前不久，特朗普曾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如果中国不采取更多行动，他将独自采取行动。尽管美国官员承认中方做的已经比以往多了（其中包括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但他们对中国一直犹豫要不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感到沮丧。
上周四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HR•麦克马斯特表示，特朗普政府不是在向中国人施加压力，而是在与他们合作。不过，他明确表示白宫对取得的进展并不满意。
麦克马斯特中将表示：“我认为中国做得还不够……因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曾任小布什亚洲事务高级顾问的韦德宁表示，美国财政部此举是一个“重大决定”，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但由于中国对此敏感而暂时搁置。
“中国不应对此感到意外，因为特朗普政府已多次表示，如果中国不采取更多措施，关闭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实体，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单方面采取行动，”韦德宁表示。
曾任巴拉克•奥巴马亚洲事务最高顾问、目前在欧亚集团任职的麦艾文也认为，特朗普团队迈出了重要一步，“跨过一个重要的门槛，向中国表明美方是多么严肃地对待朝鲜的威胁”。他表示，特朗普政府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就像奥巴马政府通过施加严厉制裁说服伊朗就其核计划展开谈判那样。
上周四，特朗普政府还宣布了一项对台湾的14亿美元军售计划，这是另一个同样会激怒中国的举动。依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有责任帮助台湾自卫，因此，尽管该计划必须得到国会批准，但预计它不会在国会中遭遇多少反对。该军售计划宣布之时，习近平正在香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纪念活动。
中国还对美国参议院一委员会上周通过的一项举措表示了反对。该举措要求美国海军开始停靠台湾港口——自1979年美国接受“一个中国”政策以来，美国海军从未停靠过台湾港口。按照“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承认北京而非台北是中国权力的唯一代表。
去年，奥巴马提醒特朗普朝鲜已一步一步地走向具备用核导弹攻击美国的能力。自那以来，朝鲜已成为美国的头号对外政策挑战。
在最近与中国人举行战略对话前，特朗普曾暗示他对习近平越来越失去耐心。特朗普曾称习近平是个“很不错的人”。
在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前夕，特朗普曾在Twitter上发帖称：“虽然我很感谢习主席和中国努力帮忙解决朝鲜问题，但情况并没有改善。至少我知道中国试过了。”
姆努钦否认特朗普正在放弃对北京方面的期望，他表示“我不认为从任何角度来说总统正在放弃（对中国的期望）”。
曾花了17年时间研究美国政府金融制裁的朝鲜问题专家安东尼•鲁杰罗表示，对丹东银行采取的行动，是自小布什政府制裁澳门汇业银行以来的首个同类举措。他说，此举会向中国释放这样一个信号：中国需要更密切地审查其银行及它们与朝鲜的联系。
身为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的鲁杰罗表示：“此处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更严格地审查与朝鲜的交易。它们很可能是同谋，或者它们认为自己无需遵守美国的制裁。”
深层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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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四个选项来解决朝核问题，可惜无一良策[/url]
【研究员】：
美国拿朝鲜怎么办？几十年来，这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马克·博登在大西洋月刊指出，美国有四个总体上的战略选项来对付朝鲜及其快速发展的核武计划，可惜无一良策。比起挑起军事对抗而可能引发大规模伤亡，争取更多的时间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
美国拿朝鲜怎么办？几十年来，这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近几个月来，由于华盛顿和平壤两方都张牙舞爪，形势紧张程度不断升级，我采访了数位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或是曾负责过为现实冲突制定计划和布置战备的国防安全专家和军事官员。我采访的专家包括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的前官员，和曾在朝鲜地区指挥部队的军官，以及学者。
从这些采访中我了解到，美国有四个总体上的战略选项来对付朝鲜及其快速发展的核武计划，可惜无一良策。
选项一：先发制人
如果美韩对朝鲜发动全力攻击，胜算应该是很大的。美韩完全有能力击败朝鲜的军事力量并颠覆金氏王朝。
单凭这种大胆与明晰，这个策略能有效讨好特朗普总统的选民（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竞选海报吹嘘他是美国久违的“纯爷们”式领导人）。但这种策略要想奏效，美国必须发动自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才能达到先发制人；其部队资源的投入之大，将远远超过大多数美韩两国人民有生之年见过的所有军事行动。
预防性打击最好的结果可能是速战速决，让朝鲜没有时间还击。但这都是过于美好的想象。
“当你在讨论核问题和核打击的可能性的时候，哪怕百分之一的失败的可能性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东亚事务副助理国防部长亚伯·邓马克五月对我说。
金正恩的弹药库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出于多重原因，很难肯定你能一举摧毁所有目标。”奥巴马时期前任国防部副部长、现任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米歇尔·弗洛努瓦今年春天对我说，“一个原因是，我不相信任何人能掌握所有核武器的准确位置。另一个原因是当朝鲜决定使用核武时，我认为他们很有可能会把核武放在可移动系统上，这样这些核武就更加难以被找到、跟踪和瞄准。他们也有可能把另一部分核武器藏在加固防空洞里或深深的地底下。这些非常难打击的目标，不是一次突袭就能彻底摧毁的。”
朝鲜地形险要多山，非常适合藏人藏物。从1953 年开始，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金氏王朝的存亡就是依赖于军事上的僵局。能够抵御来自美国的威胁、保证能够抗住首次打击，并在这个基础上保留还击实力，是金氏三代王朝军事策略的基础。
就算使用其弹药库中最差的几个武器，朝鲜也能在几个小时内杀死数百万人。这意味着美国先发攻击可能会导致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大屠杀。2005 年，据一位在国防大学专攻战争模拟的退休空军上校山姆·加德纳估计，单纯使用沙林毒气就可以造成一百万人死亡。加德纳现在说，根据我们对叙利亚对平民毒气攻击的了解，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增加三到五倍。而且现今朝鲜比十二年之前坐拥更多化学和生物武器；刺杀金正男一事让我们看到了神经毒素VX 的威力。人们认为金正恩政权拥有炭疽病、肉毒杆菌、出血热、鼠疫、天花、伤寒和黄热病这些生化武器，还拥有可以直接打击东京三千八百万居民的导弹。换句话说，任何想要击溃朝鲜的努力都有可能招来惨痛代价，甚至招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
如果这种灾难真的发生了，金正恩得付主要责任；但是美国如果在没有受到严重挑衅或极度的直接威胁时，就先发制人逼金正恩出手，这样的行为也会是鲁莽且在道义上站不住脚的。现在决定权落在了特朗普这位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足够的道德判断力的领导人手里，实在让人非常不安。
如果抛开大规模平民死伤这个因素不看，而只把战争看成军事实力的比拼，韩国单枪匹马就可以击败他们北方的兄弟。朝鲜半岛南北两国假如打起来，两国实力的差距是碾压式的。韩国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近期还开始与沙特争抢世界第一大军购方的“桂冠”。更何况，韩国还有强大的美国军队来撑腰。
但是朝韩实力的极端差距不代表韩国会轻易取胜。美韩两国空军合力可以迅速击溃朝鲜空军，但是会面临地对空导弹；这些地对空导弹编织出的交叉射击网的险恶程度超过越南战争后美军飞行员遇到过的一切挑战。美国式现代战争很大程度依赖制空权，通过大量飞机悬在战场上方，包括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无人机和飞行指挥控制平台。想要维持这种空中舰队，必须彻底摧毁平壤政权的防御系统。
寻找并击溃北朝鲜的核储存和重型武器需要更长的时间。几年前，退休的空军中将、福克斯新闻军事分析师托马斯·麦克奈尼一直高调支持预防性打击。他非常乐观地估计消除北韩的军事威胁仅仅需要30 到60 天。
不过让我们很不切实际地假设这种预防性打击会把金正恩所有的导弹和炮台都解决掉，美国依旧需要面对他庞大、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地面部队。与他们打地面战争可能比第一次朝鲜战争更困难。
据情报，朝鲜拥有穿过韩朝非军事区一直伸到韩国的地道。特殊部队可以通过地道、飞机、船只或者朝鲜海军的小型潜水艇舰队被输送到韩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可以严重破坏美韩空中作战和防御系统，甚至可能把一个核弹偷运到首尔地下引爆。那些觉得亚洲伤亡无所谓的“美国至上主义者”也需要考虑，火线内还有三万左右美国人。就算这些人全部被当作炮灰，韩国繁荣的经济也会收到重创，直接影响到全世界所有市场。
所以即使是完美的先发制人攻击，代价也会是骇人听闻的。在1969 年，在平壤拥有导弹或核武器之前，打击朝鲜风险已经很大；像理查德·尼克松这种不惧使用武力的人，当朝鲜击落美国间谍机、造成机上所有31名美国人丧生后，都反对用武力报复。
吉姆·沃尔什是麻省理工大学安全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军控和核不扩散中心的董事会成员。今年春天我与他聊过关于美朝危机升级的问题。“我有个朋友刚刚从首尔回来，有幸和驻韩美军——都是穿军装的现役军官——直接交流。他问他们：‘你们有能力解除朝鲜核武装吗？’他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能用核弹吗？’”
抛开以核制核的讽刺性不讲，即使是使用以核制核的方案，沃尔什得到的回答依旧是：无法保证成功。
“如果我们不能一举摧毁所有目标，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拥有核武器而又刚刚受到攻击、真被惹毛了的敌手。”沃尔什说。“即使动用核弹，也不一定就能摧毁所有火炮。而且真使用核武器的话，韩国会同意吗？从朝韩非军事区（DMZ）北边到首尔只需三分钟飞行时间。你真的要在离我们盟友的首都那么近的地方扔核弹吗？想想那些放射性落尘吧。如果你不能一举摧毁对方的所有常规火炮，那首尔上方就会弹如雨下。所以我不明白全面攻击如何能奏效。”沃尔什进一步补充说，即使美国总统能够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来进行这种攻击，韩国人民多半会反对。“所有的战事都会发生在朝鲜半岛的土地上。所以在我看来，韩国人民当然应该参与决策。我不认为他们会应允。”
现在尤其不是时候，因为文在寅5 月份刚当选为韩国总统。文在寅是自由派，他表示可能愿意与平壤重开谈判。他不仅不赞同攻击性行动，还批评了最近在首尔附近布置可拦截入侵导弹的美国萨德系统一事。
预防性攻击的问题还不仅于此。这种攻击的有效性取决于出其不意，以最快的速度实施最大限度的打击——这反过来又需要美国部队在此地区的大规模集结。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国战机每天飞行约800 架次。朝鲜的军事力量远比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强大；因此几乎可以断定，若对朝鲜实施全面攻击，美国所需军力将比这个更多。为了抵御朝鲜对韩国的地面入侵，美国需要增强目前已到位的武器装备。美军特种部队需要作好准备攻击朝鲜关键的核场址和导弹发射台；战舰必须驻扎在日本海和黄海。这一切行动都不可能在不引起平壤警觉的情况下进行。朝鲜比它的南边邻国更为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间谍活动；在自由社会招募和管理间谍比在极权国家里容易多了。
为讨论起见，暂且假设预防性攻击能够奏效而且不会带来上文所述的任何连带损失。假设美军能够秘密集结到位，并且文在寅总统也同意此行动。进一步假设平壤的核武器能够被快速解除，所有炮台都被打哑，导弹发射台被铲平，领导集团被消灭——假设这一切都能在敌方的有效反击之前完成。再进一步假设朝鲜庞大的军队能够被迅速击败，我方伤亡也出人意料地少，韩国的经济也不会受到大的损害。最后再假设中国和俄罗斯也同意靠边不管，坐视他们的长期盟友垮台。然后金正恩，顶着他那丑陋的发型，带着他那群带大盖帽、时时记录领袖指示的磕头将军们都消失了。韩国不必再为北边的入侵担惊害怕。北边那国使用生化武器的危险也没有了。核威胁也没有了。
这将会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叹的伟大胜利！美国实力和知识资源的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展示。
剩下的会是什么？朝鲜，这个有超过2500 万人口的国家，将陷于混乱。防止饥饿和疾病的人道主义救济成为迫在眉睫的第一需要。必须建立起临时政府。占领和重建伊拉克已经非常艰难，那么想象一下突然无人领导的朝鲜，很可能充满辐射和毒雾，其遭到破坏的经济和基础设施一片狼藉。这个国家里到处仍有分散隐藏囤积的核武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这些危险武器必须被找出来并加以妥善保管，以免落到恐怖分子手里。换句话说，这个“胜利”将会造成现代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与之相比，叙利亚的灾难就只是操场上的小打小闹了。早在2006 年，罗伯特·D·卡普兰就对这种可能发生的崩溃局面做过思考；他写道，处理这事“可能会带给世界——其实是带给美军——自二战以来最艰巨的重建任务。”
在这个“胜利”之后，金氏过去手下的残兵败将在多久以后结成武装团伙，开始占据边远地区，就像阿富汗军阀们所做的那样？他们何时会开始攻击美国占领军？不妨也想象一下中国和韩国被数以百万计的濒临绝境的难民所困扰。中国会坐视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成为美国的盟友吗？被摧毁的朝鲜会在之后很多很多年里成为美国的包袱，一个背不动又很难看的包袱。
随之而来的混乱、杀虐和持续的耗费说不定会让美国怀恋金正恩大腹便便的高视阔步。
因此，我们有必要考虑第二个选项。
选项二：紧阀加压
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有限度地惩罚平壤而不是发动一场全方位战争——也就是说，保留金正恩政权和朝鲜的完整，但除掉它的核武库——美国该怎么办？
基于华盛顿磨刀霍霍的态势，但又考虑到预防性打击的巨大坏处，这个中间路线看上去是几种包含武力的选项中可能性最高的一种。根据这个中间路线，朝鲜下一次挑衅（核试验、导弹试射或军事攻击）的时候，对它进行一次尖锐的强有力回应，足以让平壤政权把全部的注意力转移过来。美国的这个回应需要重挫金正恩政权的军事计划，但又不至于被视为一场全面的预防性战争。如果金正恩施以反击，美国会用另一轮打击作为回应，这一轮打击也许会更加致命。采取这个策略的期望是，这个过程也许会让金正恩真正认识到，就像特朗普承诺过的那样，美国不会容许他研发出足以威胁美国本土的武器系统。
这种对付朝鲜的模式正是被曾供职于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数十年的朝鲜问题专家悉尼·A·塞勒称为“挑衅周期”的加强版。挑衅周期的例子是，平壤做出一个出格的举动，比如2006 年在它第一次核试验成功，挑动起各国对战争的恐惧之后，主动提出重启裁军谈判。随后，当平壤在2007 年回到谈判桌上之后，布什政府同意解冻朝鲜在澳门汇业银行的资产。这样的周期实际上是奖励了金正日政权的核挑衅。
奥巴马政府试图打破这种周期循环。2010 年朝鲜用鱼雷击沉韩国天安号护卫舰，104 名船员中的46 人身亡。韩国对朝鲜采取了除军事打击之外最严厉的回应：几乎全面的贸易封锁，并且拒绝在朝鲜发布正式道歉的声明之前重启裁军谈判。奥巴马采用了一种“策略性忍耐”的对朝政策，不使用武力，但也不为了修复感情而做任何让步，并通过与亚太地区的盟友合作进一步孤立并惩罚平壤。这样美国就可以跳出那种“挑衅/讨好”的死循环，也许朝鲜会开始像负责任的国家那样行事。但这种策略不成功，或者说尚未成功——有些人认为经济制裁的成效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美国保守派人士，以及特朗普，倾向于把“策略性忍耐”看作一个失败。那么，为什么不猛力加压呢？对付那些嘲笑你虚张声势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来真格的。
第一轮军事打击的对象应该是那些重要的核武基地和导弹发射器。其中最诱人也最明显的目标应该是丰溪里核试验场。在四月份，这个试验场上了新闻，因为人们在它的卫星图片中没找到预期中的地下核爆的迹象，却发现了正在打排球的朝鲜士兵。核项目另一个重要部分是位于宁边的生产钚的反应堆。打击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很有用，不仅能警告金正恩，而且也能阻碍金正恩的核弹项目本身（虽然朝鲜已经囤积了大量的钚）。不过，这种打击本身会有很大的风险，因为放射性原料会被释放，这理所当然地会招致国际社会广泛的谴责。打击导弹发射器的风险要小一些，但因为朝鲜有为数众多的发射器，并且这些发射器有很多的防卫系统包围着，这个打击会是一个规模更大也更复杂的任务。
选择何时何地进行打击是一个精细活。如果美国计划一下子打击朝鲜全部或大部分的发射器，在平壤看来就会是一个美国对它的全面攻击，从而引发平壤的全面回应。打击目标太少又会显得美国不情愿全面介入，反而引发平壤更多的挑衅。
有限度打击的关键在于打击之后的停顿。那样金正恩和他的将军们就会有时间来思考。有些分析师觉得，在这种情形下，金正恩可能不至于发动对首尔摧毁性的大规模攻击。
但是朝鲜炮轰摧毁首尔的威胁“真真切切地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并且非常难对付”，前潜艇指挥官和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防御政策和策略负责人约翰·普拉姆如是说。“如果我是特朗普政府，我会研究焚毁首尔的威胁到底有多少可能实现。因为在我来看，‘焚毁首尔’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几乎…越来越少人把它当真了。进攻首尔这样的非军事人口中心，和进攻偏远的军事基地完全不一样。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赌博。”
对平壤加压的问题在于：一旦开炮，想要控制住规模就极端困难了。任何有限打击都几乎肯定会引发一轮升级的进攻和反攻。加上误判和误解，有限打击很可能会发展为前面描述过的全面的半岛战争。要想这个策略成功，必须得让平壤从一开始就了解美国的意图，然而这种事情不能想当然。朝鲜这个国家对威胁的敏感度总是处于千钧一发的程度，并且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准备迎接美国的入侵。就像麻省理工大学安全研究项目的吉姆·沃尔什指出的那样，美国认为是有限打击，绝不能保证朝鲜也这么看。
平壤政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喜欢夸大威胁。依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斯科特·A·施耐德2013 年的分析，朝鲜政权“越是危机越昌盛，越是危机内部支持越有力。”特朗普或许认为自己被视为极度不稳定不可测对实现自己的目标更有利，但他周围环绕着相对而言更加负责的军队和国会领导人，并且美国按理需要和韩国协同行动，然而韩国却一定不愿意贸然行事。
美国总统可以在推特上随心所欲大发牢骚，但他的权力还是有界限的。金正恩则不然。他的权力是绝对的，而好斗是维持权力的关键。这个地球上他可能是少有的几位能够比特朗普的气焰更嚣张的人士之一。并且他多次说到做到，比如2010 年击沉天安舰和炮轰延坪岛，就是为了回应韩国在那里进行的军事演习。要引爆他完全不需要一个真正的军事打击。金正恩最近还威胁说要击沉今年四月抵达朝鲜半岛区域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
“如果我坐在平壤，并且我知道你要来对付我，我只有几分钟时间来判断这是否是一次全方位进攻。如果我等待，我就输了。”吉姆·沃尔什对我说。“要么用核武器出击，要么核武器被剥夺——这种情况下，朝鲜一激动很可能就会按下核按钮。即使美国和韩国实施有限度打击，朝鲜人基本不可能会视之为有限军事打击，也基本不可能由着事态发展而不采取措施，特别是在当下的政治环境里，加上那些反复被提及的愚蠢的‘斩首行动’ 的说法，事情不会按照计划走的。”
即使金正恩理解到第一次打击是意在有限度的打击，他也很可能会迅速准确地判断出美国的目标是打击他的核武库，而这可能是推翻他的政权的第一步。在这种局面下，事关首尔的生死，哪一方会首先眨眼退缩？
或许示弱的会是金正恩。这当然有可能。但考虑到他政权的性质和他自己作为“敬爱领袖”的短暂历史，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更可能的情形是，有限度打击的第一次开火，会迅速发展成这种策略想要防止发生的全面战争。
选项三：斩首行动
这第三个选项有点好莱坞色彩：将金正恩本人作为攻击目标，推翻他的王朝。
韩国国防部长韩民求今年早些时候表示，他的国家正在准备一个“特别旅”，以除掉朝鲜的战时指挥机构。三月份的军演中，美韩军队联合演习了这种攻击。同月，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美国海军的一支海豹突击队已经开始受训为执行这项任务做准备。五月，朝鲜政府宣布挫败了美国中情局（CIA）和韩国国家情报院的一项暗杀阴谋。
后两条消息已被官方正式否认，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斩首行动在被考虑之列。美韩战略计划OPLAN 5015（其中一部分已被泄漏给韩国新闻界）将朝鲜领导人列为攻击目标。由美国策划任何此类阴谋其实都违反了长期以来的美国政策——一项总统令禁止谋杀外国领导人。不过，入主白宫的当政总统可以改写这项命令。
一位要求匿名的前白宫国家安全高级顾问最近告诉我：“斩首行动似乎确实是摆脱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如果之后出现一位新的朝鲜领导人，愿意无核化，又会在正常范围内行事，这可能会把我们带出险境。但是，这涉及到非常多的难以预判的因素，所以迄今为止我对这种方式仍然很犹豫。”
要想成功实施一个刺杀金正恩的秘密行动，这个行动最好是从金氏的亲信圈内发起。鉴于朝鲜这个国家的封闭性以及金氏身边前呼后拥的保安人员，即使是一个特遣敢死队也难近其身并杀掉他。除非是他在预定的公开场合露面时（但也是金正恩的安全保卫高度警惕之时），否则巡航导弹或无人机的空中攻击都得依赖于及时准确的位置情报，而这种情报只有内线能提供。无人机可以进行长期、详细的监视并提供及时而精确的打击；美国就是靠无人机成功地追踪到和杀死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 领导人。但使用无人机来进行追踪、监视以及攻击有赖于对空域的完全控制，因为它们移动缓慢，有很多电波噪音，所以相对容易被击落，何况朝鲜的防空力量相当强大。
但是，如果中国真的受够了它这个好斗的邻国，那么它也许能在平壤政权内部招募同谋者。金钱，或是对权力的承诺，可能会足以策反金正恩的某位亲信。金正恩经常处决亲信的做法必然会引发怨恨和复仇的愿望。但是暴君的凌威是一把双刃剑。这样的任务对任何参与者都将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行动的后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鉴于朝鲜举国对金正恩的崇拜，他的猝死可能会自动引发军事危机。再者，谁能保证接替他宝座的人不会更糟？
在不清楚短期和长期后果的情况下，斩首行动将是一场巨大的赌局。你不能拿核武器当骰子玩。
选项四：接受现实
除非金正恩被刺杀并被一个好一些的人接替，或是发生了什么外交奇迹，或是朝鲜半岛内部发生摧毁性的严重冲突，朝鲜最终总会成功制造出带有核弹头的洲际导弹。用一位退休的美军高级将领的话来说：“木已成舟。”
接受现实很有可能是最终的选择，因为在朝鲜问题上，没有任何好的军事解决方案。尽管想到金氏王朝有能力对美国实施核打击会很让人恐惧，但接受这一现实，比目前的现状也差不了多少。
平壤早就有了把首尔基本夷为平地的军事能力，还有足以杀死成千上万驻韩美军的武器，这一数量会远远超过基地组织通过9/11 杀害的人数。9/11 这一暴行导致美国入侵了两个国家，展开了长达16 年的战争。而现在朝鲜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够通过导弹抵达日本，甚至关岛。面对这样一个能够给世界造成难以想象的混乱的朝鲜，整个世界都已经习惯了。
“使用核武器会导致人类灭顶之灾”的逻辑在近70 年来阻止了核武使用；相同的逻辑也使朝鲜在核武器的使用上有所克制。在冷战期间，这种制约叫做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相互毁灭保证）。而在朝鲜问题上，对朝鲜的制约则是AD（assured destruction，毁灭保证），因为如果朝鲜发射核武器，一定会招来灭顶之灾；然后即使朝鲜的导弹击中了北美，美国也不会被摧毁。
在朝鲜洲际导弹发射后抵达美国西海岸前的30 分钟内，这些洲际导弹有大约50% 的可能会被拦截并摧毁。但从反过来看，这也意味着洲际导弹有大约50% 的可能会击中一座美国城市。
尽管这样想非常可怕，但不要忘了美国人曾经在远远大于朝鲜的威胁中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在冷战时期，美国一直面临完全被摧毁的可能。上世纪50 年代，很多孩子，包括我，都参与过民防演习，防空警报一响，就躲到学校的课桌下。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被空袭的危险似乎近在咫尺，为此我甚至计划好了从学校到家的最快路线。核攻击的威胁是现代社会的标志，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威胁已经越来越不是影响美国人民生存的问题了。
核弹造价高昂，想要造出足够小能够塞进导弹中的核弹更是难上加难。建造洲际导弹也很困难。但这些都是老技术，制造方法已经广为流传。要想阻止恐怖组织获得这样的武器还有可能，但是如果是朝鲜或者伊朗这样的国家下定了决心，几乎不可能阻止他们。停止伊朗核项目的协议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伊朗和其他国家拥有广泛的贸易和银行业务往来。然而金氏王朝的闭关锁国意味着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对其施加可以造成影响的经济压力。要想说服一个国家放弃核武器更多的是要靠全世界各国共同的意志，以及这个国家自己的决定，而并不是靠军事力量。这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除核武器的框架，通过一套合适的激励和惩罚措施使得建造核武器得不偿失，这样该国才会基于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放弃核武器。
很难想象朝鲜会在短期内作出这样的决定，但是搭建这样的框架，至少能使放弃核武器成为可能，这才是唯一理智的选择。这一策略也并非毫无希望。多年以来，朝鲜方面在威胁和挑衅的同时，也不止一次地主动提出暂停核试验作为试探。如果能有合适的诱导，金正恩很有可能会改变主意。或者金正恩会早死。他是个过度肥胖的年轻人，生活习惯不佳，又有心脏病家族史，长期以来身体状况也不好。在这样的形势下，事情可能会有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变好变坏都有可能。
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希望引导自己的国家避免与朝鲜对抗，甚至与金正恩展开对话。这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大相径庭，但同时也会降低特朗普作出鲁莽举动的可能性。中国也表态愿意向金正恩施加更大压力，虽然目前还没有做出什么重要举动。随着时间推移，一条解除核武器的和平之路可能最终会出现。比起挑起军事对抗而可能引发大规模伤亡，争取更多的时间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
“虽然我一直在批评战略性忍耐，但我认为现在不是用战略性冒进取代战略性忍耐的时候。”吉姆·沃尔什说。
出于以上这些原因，接受现实可能是目前这场危机最终的走向。没有任何人会宣布这一政策。没有任何总统会公开同意朝鲜政权拥有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但是就像乔治·W·布什默默地忍下了朝鲜成功爆炸核弹一样，就像巴拉克·奥巴马用战略性忍耐处理朝鲜之后的核试验和发射导弹一样，特朗普会发现他会处于类似的境地。如果有什么别的可行的替代方案，这样的方案很早之前就被尝试过了。破坏活动可能会继续阻碍朝鲜的研究进展，但是没有办法完全阻止。严苛的经济制裁，即使有中国的合作，也不大可能改变朝鲜的追求目标。
总而言之，朝鲜问题无解——只能靠时间。
没错，时间也会帮助金正恩最终如愿以偿。每一次实验，无论成败，都会让金正恩向建造他最宝贵的武器的目标更进一步。一旦他拥有了核弹头洲际导弹，朝鲜就拥有了打击美国及其盟友更有效、更致命的方式，但是依然没有摧毁美国，或是赢得战争的可能，因此也没有机会避免发射核武器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的必然后果：自取灭亡。金正恩也许会被困在这种战略的循环逻辑之中：他希望通过建造核武器避免灭亡，但是一旦使用核武器，就确保了他的政权的灭亡。
危机使金氏政权越加稳固。或许当他在拥有他的武器库后从而感到足够安全时，他会转向更加有意义的目标，比如发展朝鲜的经济、开放贸易，以及终结数十年来的极端孤立。所有这些都是建立一个解除核武器构架的必要条件。
尽管接受现实是正确的选择，却也是个糟糕的选择。在拥有了这种导弹之后，金正恩也许会更大胆地向韩国叫板。美国会为了保全首尔而牺牲洛杉矶吗？正是这样的考量让英国和法国在冷战期间选择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特朗普已经暗示过韩国和日本或许也该考虑发展核武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现状也会导致出现更多的核武器拥有国，进而增加核武器被使用的可能性。
在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库后，金正恩政权可能会强化自身作为亚太地区不稳定因素的角色。尽管四月底时，特朗普把金正恩称为“拥有核武器的疯子”，但作为一个身处权力争斗漩涡中心的人，他至今的行为总是深思熟虑，并且冷酷而理性。
金正恩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维持金氏王朝延续三代的统治地位，作为金氏王朝的最新领袖，作为一个拥有终生财富和权力的年轻人，有多大的可能他会在某天早上醒来后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
多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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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VS杭州湾：两大湾区比拼决定中国未来[/url]
【研究员】：
6月20日，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在香港登场。此次论坛由中国市值最大的企业腾讯承办，汇集了粤港澳三地的政商名流，风头强劲。元淦恭在微信号“元淦恭说”指出，相较于过去泛珠三角“9+2”机制之类的宏观设计，中央政府提“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更切合港澳的实际需要。香港的长远发展，不能单单依靠内地对其的“充分利用”，也要考虑到在珠三角这个高度紧密的物理空间中，寻找自身定位。但珠三角湾区最大的不确定性，仍是内地和港澳之间的制度藩篱，以及内地和香港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的信任芥蒂。在这个意义上，珠江口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这个国家头部地区的繁荣。珠江口和杭州湾，就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头部地区，她们的未来，是这个国家的未来。
7月1日是香港回归20周年。6月20日，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在香港登场。此次论坛由中国市值最大的企业腾讯承办，汇集了粤港澳三地的政商名流，风头强劲。自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之后，“粤港澳湾区”一直是中国区域经济的一大热词，更有论者指，“粤港澳大湾区”和“雄安新区”是“一南一北、一北院一南院”。
然而，站在中国区域经济既有的格局来看，京津冀地区和雄安新区还远未成气候，真正和粤港澳湾区可比的，应该要数环杭州湾地区。粤港澳以香港、广州、澳门形成三个顶点，杭州湾地区也以上海、杭州、宁波形成三个顶点，颇有些可对应的地方。
珠江口与杭州湾的经济地理概貌
图左是杭州湾地区各城市空间位置示意图，图右是珠江口地区各城市空间位置示意图。这里将“深圳”和“香港”作为一个整体，因为在1840年以前，深圳和香港同属广东新安县，事实上深港两地总计面积也仅有3000多平方公里，还不如上海的一半，所以上海的空间，由深港两地对应；中山、珠海、澳门也同理，过去三地大致同属广东省香山县。
从各个城市的相对位置来看，珠江口和杭州湾非常相似，杭州和广州分别是区域内老牌的中心城市，和杭州、广州相对位置类似的上海、香港则是在1842年开埠之后逐渐发展成型。区域内大体上都存在三个核心区和两个介于三大核心区之间的走廊地带，把杭州湾这幅图顺时针旋转90度，大体就是珠江口。
珠江口周边城市的GDP，除“中山+珠海+澳门”低于与其对应的宁波市外，其他城市，都高于杭州湾周边对应城市，比值大约为1.2到1.8，香港和深圳GDP之和4.08万亿，相当于上海的1.48倍，这也基本上是珠江口周边和杭州湾周边的总量之比，珠江口周边地区GDP合计，相当于杭州湾沿岸的1.51倍。
从人口来看，珠江口对应区域的人口总数也普遍多于杭州湾周边，仅有两个例外。香港和深圳人口之和少于上海，而中山、珠海、澳门三地人口之和也远少于宁波。但杭州湾地区和珠江口的人口数量差距就小得多，两地人口都在5000万到6000万的数量级，杭州湾只少300万。
从面积来看，杭州湾各城市和珠江口地区相较，管辖范围都要大得多。香港和深圳面积之和，还不及上海市的一半，广州也不及杭州市的一半，广深莞佛珠中六市加上港澳地区，面积不过杭州和嘉兴两市之和。
上表比较直观地反映了杭州湾周边地区和珠江口周边地区的发展水平，珠江口的深港人均GDP超过20万，广州和中珠澳在15万左右，相较而言，东莞和佛山人均GDP则明显要低一些，在10万左右。而杭州湾周边各市，人均GDP大多都在10万左右，上海、杭州、宁波三个高地，人均GDP也在12万左右，均低于广州市。香港和深圳的人均GDP分别29万元和16.74万元，仍各自明显高于上海。
上面的图表，反映出杭州湾和珠江口经济地理的宏观概貌，也展现出“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经济中极为独特的地位。珠江口地区是中国经济和人口集聚效应最强的地区，即使和另一个聚集区长三角地区相比，珠江口地区的人口密度更高，经济密度更高，经济效益也更好，它契合现代经济的特征，高度集中下的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是效率的关键来源。
经济重心从长江到沿海
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中国被迫开启近代化进程。从经济地理格局来看，这带来了最近两百年来中国经济主轴的第一次大转移，而这次大转移形成的基调虽然因抗战和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一度出现反复，但大体上的框架一直稳定到现在。
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随之开埠。这使得沿海城市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桥头堡，和中国近代化的先行者。而自1842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重心从长江流域沿线逐渐开始转向沿海一线，直至今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沿海省市，居于中国经济的绝对龙头地位。
沿海重要的港区，都位于河口三角洲，杭州湾地区的北缘上海，正好是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入海口，珠江口则是中国水量第一大河、华南地区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大的珠江的入海口。自中国经济重心移向沿海地区之后，长江口和珠江口，在自然地理上就成为中国南方最具优势的两个核心节点，成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枢纽。
汇丰银行的名称，正是中国经济地理变迁的最佳注脚。HSBC，H代表香港，S代表上海，而今，香港是粤港澳湾区的东南缘顶点，上海是杭州湾湾区的北部定点。站在今天的新视野来检视，上海固然属于长三角，同样也属于杭州湾，今天上海港口的主体——洋山深水港，和宁波—舟山港，正是一北一南拱卫着杭州湾。
20世纪的动荡与波折
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动荡和战乱，不断影响中国经济地理的格局。五口通商之后不到十年，广州花县人洪秀全自广西起事，太平军席卷半个中国，对江苏、安徽一带冲击尤甚，整个江南地区因战乱而凋敝，上海以租界成为外来者管窥中国的窗口。此后的20世纪，长三角和珠三角，彼之挑战，我之机遇，此消彼长的变奏，从未终结。
从晚清到北洋，再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长三角始终是中国（不含东北）绝对的经济重心，背靠长江，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也是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同时还是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与上海相去不远的江苏无锡，也占据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的宝座。1927年国府定都南京之后，南京、上海、杭州、无锡一带，荟萃全国顶尖的政商资源，广州、香港难以望其项背。
1949年的革命，中国经济面向陡转。在计划体制下转向封闭的中国，商业和贸易几乎戛然而止。上海凭借昔日的工业基础，继续作为中国的工业重镇，但曾经的商贸、港口和金融功能，在短短几年间几乎完全砍掉。长三角北翼的上海和江苏尚好，长三角南翼（即杭州湾地区）因靠近台海前线，获取国家资源更少，发展更相对迟滞。
反观彼时的华南，则是另一番景象。毛泽东时代总体是重工业轻商业的时代，重点工业除了在上海这样的老工业基地布局以外，大量向内陆布局，这也是一段特殊的对经济重心移向沿海大趋势的反动的时期。但中国不可能完全封闭，中国还需要留一扇面向外部世界的窗户。当解放军势如破竹即将进占香港之时，北京决定暂不改变香港现状，保留香港英国殖民地地位，对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中国大陆恢复对外开放之前，英治的香港反而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交往窗口，这实际上是新的“一口通商”。
1957年，中国决定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博览会，这一博览会最初的目的相当单纯，只是为了创汇。但从事后来看，在广州举办的出口商品博览会（广交会）成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和外部世界交流的另一重要途径，也因着广交会的存在，广州也得以发挥其“千年商都”的特殊作用，一定意义上成为“半个通商口岸”，“一口半通商”，这是毛泽东时代的香港和广州故事。
珠江口的率先“抢跑”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邓公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次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相继成立，相较于130年前“五口通商”的范围，四个经济特区的位置还要更靠南一些。
时至今日，珠江口周边人均GDP仍高出杭州湾周围大约50%，这种差距的产生，真正的开始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拨乱反正”之后的中国，大多数地区经济运行的主轴，是从毛泽东时代的高度不确定性的充满混乱的“运动经济”转向相对规范、可控、井井有条的苏东式“计划经济”，带有市场成分的经济主要还出现在涉农领域，个体户和私营经济总体上还是计划经济的补充。相较城市，县域和乡村的经济机制更显灵活。彼时的整个长三角，大体都是如此，但上海的变化并不大。
彼时的珠江口，却是和长三角完全不同的境况。紧邻香港的深圳，承接着以港商为首的资本外溢，随着香港成为发达经济体，香港的制造业营商成本越来越高，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成为承接香港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广东省省会广州，则是商务人士和服务业进军中国内地的桥头堡；紧邻广州的佛山等地，和苏南浙北几乎同时，以制造业为基石，开启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浪潮。在商业这一内在要求开放的领域，广东的基础又好于其他各省，更大力度的开放，则使广东如鱼得水。
上海和香港的同与异
珠江口和长三角，相似而又不大相同。她们的同异，可以说是香港和上海的同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增量问题，而是存量问题。上海市至今仍是中国国有资产规模最大的城市，当时国有经济更是上海经济的绝对主力，国有企业在面临融资困难之时，也开始探索新的门路，1986年，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发行，发行的新股在上海滩一时洛阳纸贵。这恰恰是对上海经济乃至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证券市场的最好注脚。从所有制结构来看，经济构成的主体仍是国有，通过发行股票甚至在交易所上市融资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国企；另一方面，民间蠢蠢欲动的赚钱热情早已被充分发动，民众炒作股票的热情从未减退。
1989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直接上调中央，出任执政党最高领导人。1990年，国务院决定浦东开放开发。上海的开放，较岭南迟到了10年，但它终究还是来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其发展呈现出多个不同的面向。一方面，外资重回昔日的东方巴黎，过去相当部分一开始在珠三角布局的外商，经营重心北移到上海；第二方面，金融市场开始形成，上海从计划体制下的工业中心重新转型成为金融中心；第三方面，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央政府对上海的资源挹注和项目投入并未减少，甚至相较八十年代还更加眷顾，上海的工业中心地位稳固，而国有力量也颇为强大。
这种态势，使得上海和香港与周边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从制度上看，上海和江浙两省属于同一体制，不存在一个明显隔离的物理边界，理论上较香港和广东的联系还要密切得多。但从发展状态来看，香港经济高地资源的溢出效应却为珠江口地区注入了快速起飞的源头活水，而上海由于本地资本有限，很难说上海本身为江浙两省提供了多少资金。港商和珠三角的关系，一向为人津津乐道，但有谁听说过“沪商”这个概念？
2000年以后的新变化
1992年南巡谈话后，中国对外开放力度更大，逐渐成为最受国际投资客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上海也在多重动力的助推下加速起飞，中央政府的眷顾仍在，而欧美资本也纷纷回到这个曾经最熟悉的“十里洋场”，上海同时成为国有经济和“买办经济”的尖端。
而香港除了土地是国有的，并没有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但香港经济中也有类似内地国有经济的特殊部门，即房地产部门。上海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和香港面临某种类似的境地，香港强大的房地产部门和依托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的“买办经济”占据香港城市生态的头部，使这个城市营商与生活成本高企，其他产业生存空间明显受限。而在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极度强势之下，上海的一般民营经济也一直难称发达。
回归之后的香港，和内地形成了更紧密的关系。无论是资本还是人员流动，都远比回归之前更为频繁。当内地港口全面开放，香港有形的港口地位不复当年显赫，而她作为内地连接世界的资本纽带作用，却并没有太大削弱。香港经济和社会面临的真实问题，是这种背靠整个内地服务内地顶尖政商资源的体系，已脱离了香港市民乃至珠三角固有的土壤，贫富悬殊拉大、社会流动停滞导致的社会戾气和民粹主义几乎无从疏解。
时至21世纪，香港早已不再像昔日那样，作为广东发展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外资、台资纷纷抢滩，本地的国资和民资也壮大起来，广东省的珠三角部分形成了一个生态圈，深圳和广州则是这个生态圈的两大极点。
深圳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最成功的移民城市，虽然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都是移民城市，但她们都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中接纳过如此巨量的移民。深圳没有北京、上海的户籍壁垒，也没有广州的方言壁垒，“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真实可感。在短短十几年时间中，深圳成为中国新经济最重要的代表，腾讯、华为、中兴、比亚迪，都是中国经济的翘楚。而这座城市还拥有一家证券交易所和大量的金融机构，是仅次于京沪港三地的金融中心。她甚至还拥有万科、华侨城这样的最顶尖的房地产企业。香港和上海有的金融和地产，深圳也有；但香港和上海没有的腾讯、华为，深圳有，这成为深圳最重要的底气。
广州从很大程度上，是承接了香港的产业转移。中国内地全面开放以来，欧美金融机构通常仍将东亚地区的区域总部设在香港或新加坡，但直接向用户和企业销售实体产品的实业企业，都逐渐将其大中华区机构迁到内地。香港相当的商业功能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转移到广州和上海。
相较深圳，广州和上海的经济结构更为相似，两市都有强大的基础工业部门，譬如汽车制造；两市都是重要的商业、物流和交通枢纽，而深圳并不算是。广州相较上海最大的劣势是没有证券交易所，从而缺少全国性的金融资源，时至今日广州金融业增加值和京沪深三地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也是由此导致的。
以阿里的崛起为标志，杭州突然走入镁光灯的中央。然而，回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杭州虽然低调，但一直稳扎稳打，相较长江流域的南京、武汉、重庆、成都，杭州最大的优势，是他身后的浙江。谈到所谓休闲宜居，通常人们会把杭州和成都放在一起对比，而浙江人和四川人的性格，明显不同，这也使杭州和成都呈现出相当不同的经济面貌。
珠江口和杭州湾的未来
总的来看，珠江口地区和杭州湾地区相较，各有优劣。从现状来看，珠江口地区发展水平整体略高，且区域分工更为精细，譬如广州作为商业中心，深圳作为科创中心，而佛山、中山、珠海则是制造业要地；杭州湾地区相对而言不仅人均指标略低，内部的差异化发展程度也没有珠江口高。
相较杭州湾地区，珠江口地区大企业更强势，但中型企业数量不占优势。广深莞佛中珠六市合计A股上市公司435家，明显少于沪嘉杭甬绍合计的524家。佛山、珠海拥有格力、美的这样的大型企业，但全市的上市公司总数都在30家以下，而甬绍嘉三市上市公司总数都超过30家，宁波和绍兴更超过50家。
前瞻未来，珠江口地区和杭州湾地区，谁可更胜一筹，还是未定之天。现代经济，关键在于资源的流动，流动带来活力，更带来动力。其实，影响一个区域中长期发展的因素，无外乎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和货物流。哪个地方能够最有效地汇聚这几种流，哪个地方就能占得发展的先机。
应当承认的是，相较于过去泛珠三角“9+2”机制之类的宏观设计，中央政府提“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更切合港澳的实际需要。香港的长远发展，不能单单依靠内地对其的“充分利用”，也要考虑到在珠三角这个高度紧密的物理空间中，寻找自身定位。但珠三角湾区最大的不确定性，仍是内地和港澳之间的制度藩篱，以及内地和香港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的信任芥蒂。在这个意义上，珠江口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再来看人才流。珠三角自身的高等教育和科研院所资源，总体上偏弱，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相较于全球领先的知名湾区的一个短板。杭州湾地区情况则相反，江浙沪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远远超过广东，但江浙沪地区整体的开放性较弱，尤其是上海，本地和外地待遇有明显差别，对外来高端就业的吸引力相对较弱。
在资金流方面，珠江口并不输给杭州湾。珠江口地区拥有香港和深圳两个金融中心，且各有特色。中央政府提出“粤港澳大湾区”，从金融层面也必然有从顶层上统筹港深两地资本市场功能的意图，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早已不可逆，回归二十年后，以珠江口地带为锲口，进一步增强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被视为更有效驾驭香港的手段。
在信息流方面，深圳和杭州，分别以腾讯和阿里占据互联网产业的两大高地。在互联网经济的层面，广州和上海分别拱卫深圳和杭州，深圳和杭州占据技术和平台的原点，而广州和上海的互联网企业，则聚焦商业和社交的应用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珠江口和杭州湾，一时难分伯仲。
货物流是珠江口相对的短板。珠江受地转偏向力影响，东岸是深水良港，西岸岸线较差，而杭州湾南北两岸都有世界级港口。然而，从长远来看，货物流相较于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早已不是那么重要的因素，航运和贸易中心最关键的竞争要素，已不完全基于港口的物理属性，而在于其规则制定权和市场公信力。
结语
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这个国家头部地区的繁荣。珠江口和杭州湾，就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头部地区，她们的未来，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历史性的机遇仍在，但决策层对人口流动的强力限制和营商生活成本的不断高企，或是影响两大湾区继续开放加速集聚的负面因素，如何基于开放原则形成真正不同区异梦的高水平一体化，也等待着系统的制度安排和成熟的政治智慧。
经济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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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特朗普不税改，中国企业照样会到美国建厂[/url]
【研究员】：
意外的事情又双叒叕发生了。前不久“在美受气”的曹德旺，打算在美国再砸它5个亿建另一个厂。路口大爷在微信号“智谷趋势”指出，就算特朗普不税改，中国企业照样会到美国去建厂。道理很简单，美国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生产成本优势明显的成长环境。波士顿咨询和德勤各自给了一份关于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指数的报告，美国毫无争议地成为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制造成本最低的，目前估计比英国低9%，比日本低11%，比德国低21%，比法国低24%。可以说，全球制造业版图的巨变已经来临，中国实体经济只是不得不做出抉择。
意外的事情又双叒叕发生了。
最新鲜热乎的是，前不久“在美受气”的曹德旺，打算在美国再砸它5个亿建另一个厂。
曹德旺，你怎么不按剧本演，下面不是该回到母亲的怀抱来感受温暖吗？？
好吧，在我们公布几个事实前，请先扶好你的眼镜……
你知道吗？在美国建厂的不只一个曹德旺，曹德旺之前就有不少，今后会更多。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就算特朗普不税改，中国企业照样会到美国去建厂。
你最应该知道的是，全球制造业版图的巨变已经来临，中国实体经济只是不得不做出抉择。
先给各位上两幅图。
第一幅展示的，是2015年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分布图。
向您迎面扑来的第二幅是2016年的，请用心感受一下一年时间遍地开花的感觉——大把的钱花出去，大量的工作机会被人“偷”走了，这话怎么这么象特朗普说的。
当你每天还在问“究竟发生了啥”“这和我有几毛钱关系”的时候，有的人早已经瞧出了端倪先行一步。一个不留神儿，“意外”就重塑了世界。
01、是时候重新洗牌了
以前的故事是这么讲的。
手握高端技术牌的发达国家为了更摩登，将低端制造业一股脑儿扔到了人穷地多物资便宜的发展中国家，而拥有廉价劳动力这张大牌的中国，自然而然成了“世界工厂”接盘侠。
但是，当咱们还在玩“中国制造”和“美国创造”的老梗时，全球制造业的牌局暗流涌动，中美两位牌手都不太对头。
这一边，中国正含泪挥手告别人口红利期。说好听点，咱们劳动力人口素质蹭蹭蹭地升，数量咣咣咣地降，自然是身价提高，“用不起了”。
这种优势的缩小有多明显呢？请参照下图，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中美两国制造业工人实际小时工资对比，2012年之后基本保持在3-4倍。
而太平洋那头的美利坚变了，变得不再是那个拼命往外转移工业的发达国家了。
这里出现了一个意外。
企业当然要算经济账，哪里有洼地，钱就流向哪。
以前的美国向成本更低廉的中国转移工业，如今中国地大物贵之际，工厂应该是搬到穷一些花钱少一些的国家才对，比如东南亚、印度。怎么会有中国企业逆流而上，把钱投到了美国，难道真是人傻钱多？
这就得倒回头看看过去几年发生了什么。
2008年之前，美国在一路“去工业化”，淘汰和转移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低端制造业。在这个逆向工业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产业空心化拖累了中下阶层，社会需求不足；另一方面，资本的脚走向了华尔街，美国金融业不断膨胀，上层精英靠放债来刺激消费。
如今提起来还会让人不寒而栗的2008年金融危机，正好暴露了当时美国的经济结构问题：金融和服务业挤掉了作为经济基础的实体经济，在美国打起了无数的大泡沫，次贷危机一来，bong bong bong！
一个非常直观的数据——制造业的就业率，在金融危机之后两年狂跌至历史低点。
一边失着业，一边负着债，这日子还要怎么过，于是这股不满的情绪在2011年得到宣泄——一帮游民闹到了华尔街，来了场“占领华尔街”运动。
面对居高的失业率，当时在任的奥巴马当然要做出点什么，所以2012年美国“再工业化”浪潮滚滚而来，现在到特朗普这位商人这里，还要“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政府出面，优惠多多，美国制造业开始了强势回归之旅。
向来以美国为假想敌的外行还在瞎起哄“丫的别让曹德旺跑美国去了”，内行已经在认真看门道。
评估，流动，布局。中国实体经济出海美国这事儿，早该换个方式来讲了。
02、“中国制造”摇身一变，成了“美国制造”
富士康的郭台铭也行动了，打算五年在美国狂砸100亿美元投资，美国有七个洲跑去和这小子洽谈。毫不费力可以想象出这么个画面：这七个洲向郭台铭招起了小手，“来嘛，大爷来玩嘛，来振兴我们的制造业嘛~”
这样的事不是只发生在最近。
什么时候出现中国企业都跑去美国的转折呢？来看下面这张图，中国红经过一轮井喷，在2014年后与美国蓝出现了交叉点，2015年，中国对美投资实现反超。
在这里就要简单说几句，直接投资还分并购和绿地投资，前者你就理解成去回收别人的厂，后面的你可以理解成新建项目到美国本土建厂，想想也知道，美国政府当然更支持可以创造就业岗位的后者。所以这么些年来，中企的确也为美国带来不少就业岗位。
从大行业上来看，1990-2015这么些年来累计投资的属能源、农业和食品、通信技术、以及房地产较多。
这个时间段里还有另一个转折：2013年前，中国实体经济在美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行业；到了2015年，投资行业已经转向集中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制造业占的比重最大，接近50%。
越来越多的中国工厂搬到了美国，贴上了Made in USA的标签，动得最快的产业大致有这么几种：
纺织业，美国的农业是出了名的先进，中西部种出来的棉花质高价低，这个低成本你说诱不诱惑？
玻璃塑料纤维企业，典型个案就是福耀玻璃，俄亥俄州的厂帮福耀减少了从国内运输玻璃到美国的成本和风险，同时接近美国汽车企业客户，订单来得更稳更多。
钢铁企业，当全球天然气价格在大幅提升时，美国因为 2005年以来开采了页岩气，天然气价格反而下降了50%，电价也跟着降，你说气不气人咯，因为这么一来，天然气成本仅占美国平均制造成本的2%，而电力成本仅占1%。但在大部分其他主要出口国中，天然气成本占平均制造成本5%-8%，而电力成本占2%-5%。
不过，你以为这些企业去美国是到纽约曼哈顿享福去？错了，他们去的都是乡下。
美国中西部正在迅速成为投资热点，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中企在美投资从美国沿海城市向西北部、南部以及中西部的广大地区迅速拓展，最开始两幅对比图大伙儿可观一二。
举几个明星公司案例，比如万向美国公司设的厂子在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科罗拉多州、密西根州、明尼苏达州；上汽集团的工厂在密西根州；大连机床集团旗下的英格索尔公司设在印第安纳州；南山铝业在印第安纳州设厂；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在密西根和明尼苏达州设厂。
在新一轮生产竞争全球化的冲击波中，明智勤劳的中国实体经济开始认真琢磨“全球化产业布局”究竟是个啥东西了，也算好事一件。
03、就算特朗普不税改，中国企业也照样会到美国建厂去
美国制造业回流，特朗普的税改等新政是重要影响因素，却不是根本所在。就算特朗普不把税收降到预期的15%，美国依旧拿到了一张好牌——制造业成本最低的发达经济体。
（1）道理很明白，美国为企业提供一个生产成本优势明显的成长环境
波士顿咨询和德勤各自给了一份关于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指数的报告，美国毫无争议地成为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制造成本最低的，目前估计比英国低9%，比日本低11%，比德国低21%，比法国低24%。
商务部今年五月出了一份《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也为美国生产成本正名了：
美国土地平均价格相当于中国二三线城市土地价格，工业用电价格约为中国的一半，综合物流成本只有中国成本的一半，企业融资成本也比国内低。虽然美国的人工成本仍超过国内，但差距已经从上世纪末的十几倍缩小至现在的三四倍。
说到人力成本，这也是一开始咱们觉得意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像耐克一样，去东南亚建工厂，看看人家东南亚，成本多低。
不得不提，这也是中国企业曾经躺过的坑。
去了劳动力成本更低、不被欧美国家贸易壁垒波及的东南亚国家，折腾了一番，发现当地的隐性成本和政策风险也是不低，基础设施不完善，投资环境，讲真，并不如预期美好。
反观美国，政府希望企业到美国建厂创造就业，积极招商引资，给优惠政策扶持，操作过程也透明规范。相比之下，劳动力成本高一点只能算小case。
再者，美国劳动力素质不低哇。
美国还有不可忽略的强大科技创新能力，看看人家的投入，咱们涨得快也不如人家起步得早。
（2）美国市场潜力对于出口企业而言诱惑不少
前面提到了福耀靠近美国客户，订单增长，这种增长在数字上是怎么体现的呢？福耀集团副总裁白照华曾向媒体透露，他们的美国客户明确告诉福耀，只要他们在美国的生产基地建好，订单就会增加一倍。请自行想象忙碌的车间和开心的财务室。
另外，最具说服力的，还是已经在美国实现了投产和收益的比亚迪，好小子，都已经进入了美国政府采购名单了。
（3）令人忧桑的贸易壁垒
中国企业的路走得很不容易，“走出去”的路更不容易，别说自己跌跌撞撞，还要时不时防人使绊。
中国生产的东西要是成本太低了，欧美国家当然不愿意，这让本国产品怎么活，那咋办，于是就使出了“反倾销”“反补贴”的杀手锏。
要避开这些贸易壁垒，那么你只能搬到美国去生产，顺带还可以享受当地的优惠政策，也算机智。
04、难解的牌局，下一个突破口可能在哪？
目前这个故事看似最残酷的地方是，当中国推出《制造2025》的蓝图时，美国制造业正在回归，还被预测2020年会撬开中国的头号位置，重新坐上制造业的头把交椅，so sad。
但，牌局还远没有结束，大伙儿先别灰心。
守不住人口红利，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无牌可出，这反而是一个契机，倒逼中国实体经济必须、不得不去思考转型之路。
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是企业生存的永恒之道，前有曹德旺们的全球战略生产布局，后有靠数据驱动企业升级的华为们。
“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或者是“中国质造”，乐观一点看，不是没有可能。
商务部说了，现在中国的优势还有这些：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超过25%；
供应链和配套优势明显，以消费电子产业为例，深圳地区已形成世界上最具成本竞争力和规模最大的电子产业供应链；
基础设施具有后发优势，中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地铁、水运、港口、隧道、水利、电网等规模均居世界第一位；
当然，还有现在相对于美国而言，较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
而曹德旺跑到美国去也并非一帆风顺，光是美国工会就够呛。这对于没有处理工会问题经验的中国企业来说，也是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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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万之争”尚有残局，莫让民企输完面子又输光里子[/url]
【研究员】：
“宝万之争”已近终局。那么，这场博弈，是不是会被理解为国企对民企的胜利？微信号“智谷趋势”撰文指出，这可能标志着一个拐点，时代进程的拐点。为之买单的，只能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二十多年甚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美誉度。目前万科的股价，处于比较微妙的位置。“宝万之争”尚有残局，而这残局的结果绝非无关紧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为整个“万科之争”的定性，画上决定性的一笔——在最坏的情况下，宝能输的是民企的里子，而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所损失的，恐怕也不仅是“面子”。
“宝万之争”已近终局。大势发展早已没有秘密可言，但最新局面特别是万科董事会改选，作为万科第二大股东的宝能居然无法提出董事候选人提名，仍旧引人注目。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深圳地铁与万科管理层在董事会换届过程中，通过一系列规则操作，使宝能未能行使股东权益。无论这是否属实，都已毫不意外，也完全符合此前事件发展走势。只不过，能操作得如此坦然、公然和决然，仍让很多局外人感到吃惊。
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能否认，宝能已成“宝万之争”最大输家。当然，万科管理层也未必是大赢家。除了王石出局，郁亮地位初定，也有业内人士质疑，万科的公司治理是否存在公司之外法律之外的干涉因素？这也让市场对万科公司治理的透明度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对于万科的品牌而言，也是一种损失。
毋庸置疑，“宝万之争”中，出现了市场力量之外的力量，直言之，也就是行政权力。“宝万之争”，在大部分观察者看来，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公正公平、基于市场的博弈。这一点，恐怕万科原管理层的很多支持者，也不能不承认。对于包括宝能在内的多家“举牌者”的压制，是全方位的，法理上固然有说得过去的依据，给外界的观感，却是明确清晰的。
这是从博弈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规则的利用以及人们的观感而言的。从结果来看，“宝万之争”收益最大的，当然是深圳地铁。赢家深圳地铁是国企，输家宝能是民企，而万科，从前据说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某种特殊所有制形式。那么，这场博弈，是不是会被理解为国企对民企的胜利？
当然不一定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也不应该是这样的结论。但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却很容易契合人们的日常认知和体验。让相关民企心领神会地退下是容易的，消除海内外观察者狐疑的目光却很难。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虽然不能将改革的方向简化为“国退民进”，总体来说，民企的成长发育更快，是一个大方向。除了在一些重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领域，民企的进入是正常甚至是得到鼓励的。假如像“宝万之争”这种博弈被理解为“国企对民企”的胜利，那么，接下来顺理成章的结论就应该是，这可能标志着一个拐点，时代进程的拐点。
毫无疑问，仅仅是给国内外市场观察者这样的观感，就是一种巨大的代价。你可以说这不过是误解误读，但在看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之前，误解误读的杀伤力同样巨大。为之买单的，只能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二十多年甚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美誉度。
这肯定不是一种可以轻率付出的代价。一种代价不应该付出，但事实上仍旧付出了，有几种不同的可能原因，不见得就是“不得不付出”。但不管怎样，这种巨大的声誉与信任代价的付出，一定不是监管层所乐于见到，更不会是有意追求的。或者说，从常理推论，这一定不是管理层的初心所在。
何为初心？处于不同的立场，对于此次“宝万之争”当然会有不同看法。比如，对宝能或其他险资企业采取的监管措施，从程度上看，就可以有警示、规范、惩戒、制止等不同级别的理解。但监管的初心，绝不会是对某个企业进行“猎杀”，更不可能是“诱杀”。
而从宝能等投资者的角度,其初心也绝不可能是商业考量之外的因素。
目前万科的股价，处于比较微妙的位置。在当下，作为财务投资者，宝能仍然有一定的浮盈。假如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万科的股价能维持在这一水平甚至更高，宝能的“财务投资”，就有了分期退出而不扰动市场的合适机会。在出现了各种“怪事”之后，这种终局似乎才更像事情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即宝能虽然权益受损，甚至有额外的处罚和限制，“面子”是一分也没留下，但至少还保住了财务投资获利或不亏损的“里子”。
万科股价在目前这个价位或之上，也不违背市场常理。万科与深圳地铁的联姻，理论上，对万科的利好，必然应该强于宝能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时期，否则，这种联姻就失去了合理性前提。同样，对二级市场投资者来说，这一局面也皆大欢喜。在此局面下，宝能被外界视为一种非商业博弈牺牲者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
但也存在一种可能，就是万科股价大跌。此前就发生过宝能资管计划平仓线被披露，造成万科股价被打压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宝能可能面临的是“投资亏本”，同时，由于多种因素限制，对宝能来说，财务风险还会急剧增加，可能付出极大的甚至难以承受的代价。假若真到了这一地步，客观上，在这样一场博弈中，宝能更像被围捕的猎物，遭遇到事实上的“绝杀”“追杀”。
“宝万之争”的序曲，是当初股灾期间，监管层号召“接盘”。“宝万之争”的高潮，是6月21日万科董事会改选结果公布，宝能近乎“四大皆空”。如今，尚有残局，而这残局的结果绝非无关紧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为整个“万科之争”的定性，画上决定性的一笔——在最坏的情况下，宝能输的是民企的里子，而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所损失的，恐怕也不仅是“面子”。
思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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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改革，中央远远落后于地方发展的要求[/url]
【研究员】：
土地制度改革向前推进不够，特别是中央层面上的推进不能回应地方的呼声，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是不用怀疑的事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土地规划管理体制给我国老百姓带来了居住的贫困。贫困的居住又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麻烦，包括社会风尚不好、道德品质下降等等。多年来，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基本上是地方先进，中央滞后，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总体看，土地制度改革远远落后于现实发展的要求，必须大胆解放思想，捋起袖子向前突进。不能捋起袖子只洗手。
多年来，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基本上是地方先进，中央滞后，不承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不是说地方做的全都好，但中国这么大，哪个好，哪个不好，中央可以组织评估，根据评估应迅速改自己的政策，以负面清单约束地方，不必没完没了地搞“试点”。
一、一个基本看法
土地制度改革向前推进不够，特别是中央层面上的推进不能回应地方的呼声，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是不用怀疑的事实。有朋友可能不相信这个判断。这两年出台那么多文件，怎么能说改革推进速度慢？为证明我的判断，举两个例子。
前年开始的“三块地”改革，费了很大的劲，但能看出那几十个试点地的改革内容，其实早已在现实中已经广泛存在，试点内容谈不上先进性，更谈不上突破。这种试点的意义不是太大。充其量只有一种“追认”的意义。
还有“三权分置”改革，也大体如此。当年推行农村土地承包制后，一些农民转做非农产业，就开始流转土地，后来国家法规也认可这种流转，称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再后来逐步限定了承包权的转让范围，基本放开经营权的流转，就出现了所谓“三权分置”的情况。这种情况也是早已出现，还很普遍，不能认为2016年又开始了新的改革。
2016年官方文件有两条改革意见比较重要，分别涉及到对广东佛山农村“政经分开”的改革经验与广东清远农村“自治体设置下沉”的改革经验。但这两个改革都被当做“探索”的内容，没有认真部署推进。
这几年有关部委推进城乡建设用地使用“增减挂钩”政策，也扩大城市“三旧改造”的推进力度，有改革的意思在里头，也有显著的效果，但因为配套改革跟不上，这种改革的意义也会打折扣。
多年来，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基本上是地方先进，中央滞后，不承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不是说地方做的全都好，但中国这么大，哪个好，哪个不好，中央可以组织评估，根据评估应迅速改自己的政策，以负面清单约束地方，不必没完没了地搞“试点”。
总体看，土地制度改革远远落后于现实发展的要求，必须大胆解放思想，捋起袖子向前突进。不能捋起袖子只洗手。
二、土地制度改革成败判断的四个基准
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社会平等、维护社会稳定与保护生态环境，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基准。我看不需要其他底线，有这几个基准就够了。例如，经济效率提高了，又有分配平等的保障，农民收入也就上去了。再比如，只要城市土地利用的效率提高，就会发现我们的城市化不需要以目前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来占用耕地，农业用地的“红线”也就保住了。
还有，只要这四个基准能满足，就不必太拘泥所有制。所有制当然也比较重要，但不能用一种规则套用到所有类型的土地财产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到不同的土地类型上，对应的哪一种所有制能满足以上四个基准，就用哪一种所有制。这才是实事求是。不懂这个道理，便是脑袋僵化。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首先是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有测算表明，我们国家的农业处于亏损状态。农产品的成本有间接成本和要素收入成本，在全面考量之后，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亏损的程度非常厉害。为什么在亏损的情况下，农业还照样能够持续，好像粮食产出还很多？这有一定的原因，特别是因为我国是小农国家，农民对自己的生产劳动不计成本，所以看起来农业还能做。但是现在竞争压力非常大，一些大农生产的可持续能力在下降。而且我估计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还会非常麻烦，因为国际粮食供应现在越来越充裕，很多国家农业形势非常好，他们的粮食成本也比我们低。
农业成本高的原因，就跟土地制度关系非常密切。因为规模经营水平低，所以劳动成本高，规模经营水平上不去跟土地制度有关系。如果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有可能降低劳动成本，但是我们向城市转移遇到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房价高。房价高是一个土地问题，不是建筑安装成本高，也不是建筑工人的工资高。农业成本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地租。我们国家农业土地流转当中的地租之高世界少有，按说日本这样的国家地租应该很高了，但其实不高，北海道有的农地几乎是零地租。我们地租高到什么程度？有的高到可以覆盖农产品的全部净收益。
第二，土地制度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麻烦，我把它叫做居住贫困。这个大家浑然不觉，但是我认为，我国城市老百姓的居住，是集体主义的居住形态，也可以说是居住贫困。为什么说是居住贫困？这种密集的高层楼房居住方式，不利于心理健康，这方面有环境心理学文献提供了证明。此外，这种楼房居所不具有世代可继承的财产性质，即到一定期限以后，房屋的物理形态要毁灭，原土地的集体占有关系也极难维持。这使单元楼房具有耐用消费品的性质，而不是一项可继承的房地产。不值，很不值。这当然跟土地制度有关系。
什么关系呢？就是规划问题，是土地规划体制问题。我们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不高，但是中国居民住宅区的密度非常高。能不能调整呢？通常的说法是不能。是缺地吗？缺也缺不过荷兰，荷兰的居住形态就比我们好。是房价高吗？但是我掌握的数据是，如果规划合理，或者能达到东京的土地利用规划水平和土地功能区的划分水平，地价就可以很低。所以，主要是因为土地规划管理体制给我们带来了居住的贫困。贫困的居住又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社会麻烦，包括社会风尚不好、道德品质下降等等。这是第二个改革的必要。
第三，老百姓的居住用地好像比较紧缺，但是工商业占地面积较大。走到一些公司的总部、一些工厂，我都会发笑，因为占地太奢侈。一些中小城市的工商业用地甚至超过了居民住宅用地。而且，他们拿地的价格也比较低，甚至是不付地价。这个对出口有什么影响？能够降低出口成本，增加我们的竞争力，那么我们就有大量外贸盈余。外贸盈余是贸易上的顺差，但是国际收入要平衡就表示资本要出去。资本要出去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一线发达国家的实际利率远远比我们小，国内实际利率大则增加了资本使用成本。反过来，实际上影响了我国工业的竞争力。这对我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对孔泾源司长刚讲到的负债问题肯定有很大影响。
第四，社会稳定要求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我们看一些研究文献就会注意到，在城市居住环境当中，集合住宅或者社会住宅区的社会冲突发生率比较高。有一些人对伦敦进行研究，社会住宅、集合住宅就是指楼房，楼房区更容易发生冲突。社会住宅里面住的多是穷人，排除这个因素以外，还是发现社会冲突发生率比较高，所以不利于社会稳定。
第五个问题，经济增长要求深化改革。如果我们改变土地规划管理制度，比如美国居民的支出结构，住行开支成本比较大。经过多方面的数据测算，有一个估计，如果改变了居住形态，会带来强大的需求增长。我十分赞成孔司长讲的，光讲供给侧改革有问题，其实我们存在严重的消费抑制。我在几年前就提到“消费抑制”，最突出的就是住房的消费抑制，如果我们做一个粗略测算，克服这个抑制，那么我们消费潜力非常大。不是中国人不想花钱，是居住形态限制了消费。如果我们扩大了居住方面的消费，能不能产生挤出效应？人们会很容易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不会，因为衣食是刚性支出，行和住是互补性消费，住的问题解决后，行的支出会增加。
第六个问题，国民收入合理分配要求深化改革。我看了美国房地产的研究文献，讲了一句话，说平均住房价格如果是家庭收入的2倍以上，就认为是泡沫发生。这是根据美国储蓄率来推算的，比如说储蓄率5%需要40年储蓄一个家庭能买到房子，超过40年就认为有问题。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是居民储蓄率大概13%左右。这样算下来，刚才说美国的那个指数，房子价格占家庭收入的2倍是泡沫，我推算我们中国就是4倍，超过4倍就是泡沫，那么超过4倍了没有？不仅是一线城市超过了，二三线城市大量也超过了这个数，房价高我认为毫无疑问。前两天北京某单位开了一个会说中国的房价不高，我认为这个比较荒唐。房价高带来的问题是，造成国民收入分配的扭曲。我们说国民收入有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其实，价格的扭曲也是一个分配。天花板在什么地方？天花板就是老百姓不能承受的边界。
因为上述原因，有农村的、城市的，有经济的、社会的，都要求土地制度改革。那么，为什么没有深入改？这就是一些猜测。如果分析美国房地产的著作，说美国控制话语权的集团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不愿意美国的土地制度进行调整，美国要不要改土地制度，旧金山的房价高，但休斯敦的房价低，要不要学习休斯敦？没有必要，因为美国中产阶层对舆论进行控制，提供了很多虚假研究信息，实际情况是旧金山的情况比较普遍，但休斯顿的情况反而不多。再一个，观念上确实需要调整，社会主义的核心，我认为就是适度的平等，不能绝对平等。
土地所有权对社会平等有没有直接的影响？我们过去把这个影响大大夸张了。最近阅读到的文献，有一个词叫“保护区”，美国大量保护区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私人，但是用作公共服务。这个私人所有区是有利的。
当然，人们还有其他顾虑，中国人吃不上饭等等，但很多顾虑其实没有充分依据。中国大概有700万平方公里在地形上可以满足居住的需要。北京从房山到平谷的燕山山脉，浅山地带大量不是耕地，也不是植被好的地，却不给老百姓用。城乡用地需求加起来，未来城乡15亿人口加起来，若有35万平方公里，加上规划的调整，就充分满足各类建设的需要，更能解决中国人的居住贫困问题。40万平公里和700万平方公里比较一下，比例有多大？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这个比例还可以更低。所以，根本不是缺地的问题，只是没有认真研究，老的观念在脑子里根深蒂固，再加上比较僵化的观点的支持，可能导致土地制度改革缩手缩脚，不能向前推进。
三、改革设想
今后的改革在部署，我的意见是这样的：
第一，明晰产权；优化权界。
城市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权应永久不变。扩大私人土地使用权适用范围，提高私人土地使用权的公益性权重；大幅度降低居民区平均人口密度；将经济密度与土地使用税挂钩。在制定“居住法”的基础上征收房产税。
第二，调整体制；放松监管。
下放土地管理权限；实行土地规划管理的法制化民主化。广泛推行社区公地使用的“社区合约制度”。以建立“农业保护区制度”为核心，形成土地保护与用途管制法规体系。
应建立农业保护区制度，农业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应有中央政府负责。其他土地交由地方管理。在农业保护区之外，还估计有20亿亩左右的土地是一个城市建设的可选择的范围，即使政府不做控制性的分区规划，也不会全部被城市占用。历史上没有规划，那个国家的城市会胡乱蔓延？绝对不会。洛杉矶周边卫星城的发展也证明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假设在中国建设3000座城市，可以保证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也可以保证全国城市居民有多半居住在独栋房屋里，开发强度不过是23%左右！这种情形可以保证绝大部分城市周边有足够的森林及都市农业用地，每一个城市都会是花园城市。
第三，统一市场；规范交易。
取消城市土地单一国家所有制度；建立多元的建设用地供应体制；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统一。限制农业生产单位的最大规模：在考虑通胀率、银行利率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地产交易增值税。
国际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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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南海争端才有利于中国的崛起?[/url]
【研究员】：
5月24日，美军派出驱逐舰“杜威”号于5月24日进入南沙群岛美济礁周围12海里海域，以比较独特的轨迹行使，停留1.5小时并进行了“抢救落水人员”演练。南海风波再起。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薛力认为，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时，有必要跳出南海看南海，制定出新的南海方略，服务于中国崛起为综合性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有了比较清晰的方略，具体应对上将有更大的转圜空间，对东盟不妨身段更柔软，以增加吸引力、减少他们的安全疑虑并增加信任；对美舰则必须软硬结合，特别是强化硬的一面。
5月24日，美军派出驱逐舰“杜威”号于5月24日进入南沙群岛美济礁周围12海里海域，以比较独特的轨迹行使，停留1.5小时并进行了“抢救落水人员”演练。南海风波再起。
“杜威”号此举除了美国国内因素外，还有塑造“美济礁不是岛屿”的国际认知、避免客观上承认中国对美济礁的主权、挑战中国的主权主张、维护美国海军的关键利益等考虑。此举显然不属于无害通过。五角大楼的说法也是：这是在执行“航行自由行动宣示”（FONOP）。这是特朗普上台后的第一次，而且发生的背景是：海湖庄园会晤后、中美关系整体好转、不时就一些热点问题进行协调。因此，此次行动稍显“突兀”，并引起了研究界与媒体界的一番争论。问题是，这样的“行动”肯定还会发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在今年“香会”上明确表明了这一点），甚至不排除在一些南海岛屿周围发生性质更为清楚的“有害通过”，那时中国怎么办？是继续目前的应对模式，还是通盘考虑后进行系统应对，并在必要时进行强力应对？
中国的南海主张分析
中国在南海的应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南海的战略定位：内水？领海？领海加专属经济区？领海加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加公海？群岛水域？公海？
1.少数人士认为，南海的大部分属于中国的内水，南海断续线（即九段线）等同于陆上的国界线，断续线外还可以主张领海与专属经济区。为了实现这种主张，他们主张在九段线的性质上继续保持模糊，直到中国实力足够强大时时，即，中国建立起了一支能压服美国及其盟国的海空力量。这种主张下，中国在南海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问题在于：这与中国政府迄今为止所宣布的官方立场不一致，并且会被全世界看作“禁止反言”的典型，引发周边国家的普遍疑虑，东盟声索国很可能因此将全面倒向美国。美国将利用这个机会带领盟国与其他国家全面挑战这种主张，把中国“坐实”为全球秩序的破坏者，并把中国“困在”南海。中国的崛起进程因而被打断。因此，这种主张并不可行，也严重违背中国的整体长远利益。
2.很少有人认为，南海九段线内是领海，因为东沙、中沙、西沙与南沙四大群岛覆盖的水域有限。而且，大部分南海岛礁不大容易确定公认的领海基线，进而确定领海与专属经济区。因此，难以把南海确定为“领海加专属经济区”。
3.“南海岛礁最多拥有12海里领海，其余水域属于公海”的观点，从理论上看，将消解“声索国主张的水域重叠”难题，声索国只需就岛礁归属达成协议即可，并捎带划定领海基线。这种做法也是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欢迎的。部分东盟声索国学者与官员同样持这种观点。“南海仲裁案”裁决正体现了这种思路。但这政治上很难成为东盟声索国正式的共同主张，也与东盟声索国的现有法律相冲突。中国学者很少持这种观点，中国政府的主张也非如此。
4.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以群岛整体来主张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定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是个证据。2011年中国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照会第三点也表明，“中国主张南沙群岛整体有权产生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四部分对“群岛国”的定义、权利、责任等进行了规定。这是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努力的结果。那么，大陆国的远洋群岛是否可以享有类似的权利？有研究表明，目前20多个拥有远洋群岛的国家，做法各不相同，但普遍均比照“群岛国”的做法，采用直线基线法沿最外缘岛礁划出领海基线。针对南沙群岛，有学者认为，“未来划定南沙群岛基线时可以分成2-3个岛群分别划定直线基线”。
上述观点尚未获得官方背书。如果南海四大群岛分别划出领海基线且主张各自的专属经济区，九段线将被实质性地虚化，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中国的公务船这些年是沿着九段线巡航的，提示中国将线内区域当作“管辖水域”。
5.把南海海域看作“领海加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加公海”的主张符合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立场是：“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见2009年5月7号与2011年4月14日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的两份照会，编号分别为CML/17/2009与CML/8/2011），“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见2016年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此外，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见2016年7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但中国迄今没有明确 “附近海域”与“相关海域”的具体范围，也没有阐明南海断续线的内涵与公布断续线地理坐标。中国认为西沙群岛与中沙群岛不存在岛礁归属与海洋权益争端，但承认南沙群岛存在此类争端。
确定岛礁归属后才能进行海洋划界。目前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控制了数量不等的南沙岛礁。众所周知，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必然是互相让步。很难让任何声索国完全放弃其所占岛礁。如果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则需要考虑南海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以及为此所支付的代价。如果把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次要利益分别类比为人体的大脑、手臂、手指与毛发，则核心利益不可退让，其他几种利益均可以退让与交易，因为国家为非核心利益所能支付的代价是有限的。这是各国通例。一国拥有的土地可分为“核心部分”与“边缘部分”，其中位于边远地区的关键岛屿、港口、要塞等也属于“核心部分”。对中国来说，新疆、西藏、台湾无疑是“核心部分”，而南海岛礁的重要性则弱于上述土地，其重要性到不了“大脑”的程度。因此，为南海而与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大打一战并无必要。那么，小打一战如何呢，比如说，速战速决，把被占领的四十多个岛礁夺回后立马休战？
南海争端与崛起方略
基于战争所带来的长期综合影响，中国需要对此进行仔细的评估。关键的一点是：意识到南海问题首先是战略问题，其次是政治问题，然后才是法律问题。处理南海问题不能“就南海论南海”，而要“跳出南海看南海”。也就是说，不能只考虑如何在南海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而要考虑：如何处理南海争端才有利于中国崛起为综合性世界大国。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处理南海问题，至少要考虑以下几点：“一带一路”建设与南海争端孰轻孰重？如何协调“建立周边战略依托带”与“维护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关系？全球海洋利益与南海海洋利益如何兼顾？如何协调东海、南海、黄海的海洋主张，并让南海问题有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如何看待南海争端在中国-东盟关系中的位置？
1.“一带一路”是本届中国政府确定的对外关系顶层设计，也是中国崛起为综合性全球大国的现实途径，体现了中国长期对外战略构想。因此，南海问题上的政治与外交应对、法律工具的使用等等应服务于上述战略构想。南海目前虽然处于相对平静期，但南海争端已经成为影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大因素，是美国实施“地区力量再平衡”的一大抓手，南海问题已经实质性地影响到“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丝）建设在东盟国家（特别是东盟声索国）的落实。为此，现有的“南海方略”应该从“维权维稳之争”转向“设计多边共赢方案并主导争端解决进程”，未来几年是中国确定新的“南海方略”的时间窗口。
2.如何协调“建立周边战略依托带”与“维护南海利益”的关系？在周边选择一些支点国家以构建战略依托带，是中国成为综合性世界大国的一个必要环节。从全球战略协作的角度，俄罗斯是支点国家；从向西开放、构建欧亚大陆桥的角度看，或许哈萨克斯坦是支点国家；从全方位合作的角度，巴基斯坦、柬埔寨、老挝是支点国家；从技术引进、产业升级的角度看，韩国可望成为支点国家；而从经济合作潜力、海丝枢纽建设、多边合作平台构建的角度看，东南亚国家无疑是重点，其中泰国、马来西亚可望成为支点国家。而东南亚国家最关心的地区安全议题就是南海争端。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他们观察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一个风向标。
中国是最大的南海沿岸国家，在推进南海争端解决上的分量是其他声索方所不能比拟的。中国如果能提出一个争端解决方案，既坚持了自己的主要利益，也兼顾其他声索方的主要关切，东盟国家特别是声索国对中国的安全疑虑将明显减少，他们对域外大国的安全依赖将减少，而其他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也将不同程度地提升。
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引发周边国家的安全疑虑是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吸引力是必修课。为此，需要减少它们的安全疑虑、增加它们的信任度。而2009年以来中国的南海应对，在这些方面效果并不明显，中国长期以来高度克制的一面被忽略了（如不在南沙海域开采油气、修机场，并限制陆域吹填的规模与范围），外界聚焦的是中国的维权行为，并将之形容为“assertive”。在中国台湾淡化“历史性水域”主张、越南放弃“历史性权利”主张后，中国大陆成为唯一坚持“历史性权利”的南海争端声索方，并因为对这一概念缺乏定义而在众多场合频频遭受攻击与批评。“迫使中国清晰化南海主张”已经成为美国南海战略的一大目标，并获得东盟许多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3.全球海洋利益与南海海洋利益如何协调？中国的海外利益在快速扩展，海洋利益在急剧增加，一只强大的蓝水海军正在成型。综合性世界大国的建设离不开海洋权益的支撑。从开发与管理的角度看，陆地与海洋的最大差别在于陆地的排他性与海洋的开放性。在开放环境下，比其他国家更好地利用海洋，是海洋强国的显著标志。对海洋强国来说，无疑要谋求全球公海越大越好，并限制沿岸国对专属经济区与领海的权限。这意味着中国的海洋主张，不能仅谋求在近海实现海洋利益最大化，而要考虑在全球实现海洋利益最大化。因此，中国的海洋主张要有普适性，以便作为全球海洋管理制度的主要建设者与领导者之一，在全球实现海洋利益的最大化。
把南海比喻成中国的“澡盆子”或“游泳池”并不恰当。但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几个近海海域乃中国在全球大洋“戏水”的“热身地”。如果两地的游戏规则完全不同，或者为“热身地”制定特别规则，则达不到“为全球戏水而热身”的目的，将变成“为热身而热身”。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地中海军演、穿越塔纳加海峡、出现在夏威夷周围专属经济区、加大“前出”宫古海峡的频度等，都表明中国的海洋政策正在发生调整。
因此，在处理南海争端的过程中，宏观上需要协调“南海的权益主张”与“非南海的权益主张”，微观上不宜太强调“限制其他国家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权”与“为自身战略核潜艇谋求足够的活动空间”。
4.如何协调东海、南海、黄海的海洋主张？中国目前的海洋主张不够清晰：在黄海的主张基于国际法特别是公平原则；在东海的主张基于国际法特别是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在南海的主张则基于国际法与历史性权利。这是不够的。韩国认为中间线原则体现了公平原则，中国的公平原则具体是什么？日本认为冲绳海槽并非大陆架的终点，而是偶然的地理凹陷，中国怎么从科学上回应日本的看法？历史性权利主张已经存在一代人，能不能集中全球智慧予以清晰化？只要下决心去做，大有可能。这将明显促进海洋争端的解决，也消解了不同主张之间的张力、减少了外界疑虑。“黄海的主张基于经调整的中间线，东海的主张基于中间线与大陆架相结合，南海的主张基于国际法加上清晰化的历史性权利”，是比较现实的做法，应该成为中国海洋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黄海划界因为涉及中、朝、韩、日等多国，与东北亚复杂的安全与战略环境相勾连，目前处理尚未成熟。东海争端处理的难度更大，这不仅仅因为钓鱼岛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下，还因为日美同盟的存在、中日间正经历力量对比的变化、两国不同的战略取向（中国的大国崛起与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历史恩怨、领导人个性、缺乏改进政治关系所需的必要信任度等多重因素。相形之下，南海是中国可以更好发力的海域。在南海争端中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东海与黄海争端乃至台湾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中国领导层在通盘考虑后作出决策，大力推进南海问题解决进程。
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无疑高于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与朝核问题。但中国在朝核问题、东海问题上可以发力的空间有限，南海问题就成了现实选项，而且迫切性在凸显。考虑到区域外大国特别是美日在南海问题上的介入、蔡英文根深蒂固的“台独”偏好，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时，就不能不考虑如何“拉住”东盟、防止东海问题与南海问题联动、并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减负”。
5.如何看待南海争端在中国-东盟关系中的位置？在处理南海争端时，东盟国家特别是东盟声索国侧重“管控分歧”，而中国侧重于“强化合作”。为此，东盟声索国力主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而中国认为南海争端的解决是个长期过程，“南海行为准则”无法消除争端，更现实的做法是：强化合作，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通过功能领域的合作增进互信，最后导向南海问题的解决。为此，中国整体上把南海问题当作中国-东盟关系的一部分来处理，不希望这一问题影响到双边合作的强化。但是，也顾及到东盟特别是其声索国的关切，推出了“双轨思路”，适当加快了“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于2017年5月18日与东盟十国审议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文本。这比预定的截止日期提前了一个多月。这是一个“全面的、照顾到各方利益和关切”的文本，包括前言、目标、原则和基本承诺等内容。但这个内部文件“只涉及相关要素，还不是具体规则”，“准则”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适用海域、是否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将留待下一步磋商。可以预期，如果在这些东盟声索国十分关注的问题上没有取得某种突破，“准则”的效用将受到影响，他们将坚信：中国还是不愿意置身于一个有较强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制度框架内，可能还会凭借实力采取一些单边行动。作为应对，他们很可能强化与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安全合作，与中国的经济、安全合作将受到影响，即影响到“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落实。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进入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框架、在框架内推进南海争端的解决进程、落实‘一带一路’建设”也就成了必须考虑的问题。
小结
中国目前的主张是：拥有南海诸岛的主权，这些岛礁拥有国际法赋予的权利，并且在南海享有历史性权利。为了管控分歧、推进南海问题的解决，中国提出了“双轨思路”，并适当加快了“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南海争端虽然目前处于相对平静期，但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短板，并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在东南亚的落实与东南亚海丝枢纽建设。东盟的整体趋势是“安全靠美国”，中国需要着手扭转这个趋势。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的强化无法消除南海争端。美国也把南海问题当作实施区域力量平衡的抓手，不断通过航行自由行动宣示引发南海紧张。但是，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时，有必要跳出南海看南海，制定出新的南海方略，服务于中国崛起为综合性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有了比较清晰的方略，具体应对上将有更大的转圜空间，对东盟不妨身段更柔软，以增加吸引力、减少他们的安全疑虑并增加信任；对美舰则必须软硬结合，特别是强化硬的一面。
至迟从2015年10月“拉森”号进入渚碧礁周围12海里事件起，美国的行为已经成为南海局势周期性紧张的主要根源。中方的直接应对一般是派出军舰进行“识别查证、警告驱离”。此次对“杜威”号亦然。这是不够的，很可能让美国得寸进尺。中国有必要针对美国反复进入“12海里”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宣示之举，清晰表明自身的立场、感受与决心：这明显违反了中国法律且带有羞辱崛起国的味道，美国不应该忘记1988年的黑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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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或让“世界岛”预言变为现实[/url]
【研究员】：
一百多年前的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和地缘战略家麦金德认为，由欧洲、亚洲、非洲组成的“世界岛”是中心，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基本都是在“世界岛”上产生的，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铁路的出现已经大大降低了治理的难度，当欧亚大陆被密集的铁路网覆盖时，一个强大的大陆国家将会在“世界岛”上崛起。香港中文大学及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石齐平认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就有可能将麦金德的预言变为现实。纵观全球，“一带一路”最有希望成为3.0版本的全球化。
四年前的2013年3月15日，习近平正式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半年后的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出访中亚最大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一个月之后的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出访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又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在当年11月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首次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提并论。这就是“一带一路”的起源。
2014年10月，北京召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中国作为东道主正式向全世界发出信息，邀请它们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在“一带一路”这个抽象概念之外，习近平还提出了具体建议，那就是要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邀请所有有能力的国家出资，用于“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要在2015年3月31日前备妥相关资料提交，就有机会成为创始会员国。但在美国的压力下，直到2015年3月上旬，申请的国家依然寥寥无几。3月12日英国的加入改变了这一局面，其他国家纷纷跟进，形势急转直下，美国即便不高兴也无可奈何。目前，亚投行的成员国已经有77个，未来还有望继续增加。
要理解“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有三个背景需要特别注意。
一是中美关系的背景。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从2010年开始在政治上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个战略包括战略退缩和战略统战两个部分，前者就是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最大限度保存美国的实力；后者就是团结俄罗斯、穆斯林世界、委内瑞拉、古巴等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形成国际统一战线来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奥巴马加入了本来只有几个小国参加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有意将之打造为高标准和全覆盖的国际贸易规则，重塑亚太乃至全球的贸易秩序。在军事上，美国有意将60%的军力部署在西太平洋，以防范中国。
二是金融危机的背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贸易因此出现了萎缩。对中国来说，来自欧美国家的贸易量急剧下滑，为了“保八”，中国一方面需要扩大内需，另一方面需要寻找新的出口市场，而中国的商品要进入到中亚，进入到东南亚，这些地方糟糕的基础设施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三是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自信正在恢复。对中国来说，1840年以来一百多年的不幸经历只是历史的一瞬间，中国正在回到中心位置，找回领导者的感觉。我们觉得除了关心自己的事，也应该走向世界，关心世界，为世界做贡献。
以上是对“一带一路”这个21世纪最重要战略构想的背景介绍。以下将从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四个领域，进一步阐述我对“一带一路”的理解。
全球化3.0
全球化这个概念由来已久，但早年的全球化都是发生在世界某些区域的局部的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开始于三四个世纪之前，是由英国主导的。当时的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建立了议会民主制，限制了王权，是当时世界上制度最先进、发展最快速的国家，但英国本身资源有限，市场狭小，因此需要到全世界去寻找原材料，开拓商品市场，这就是重商主义。如果那个时候从太空俯瞰全球，就会看到一艘艘商船从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出发，把最物美价廉的商品输出到全世界，也把世界各地的木材、煤、橡胶、矿石等资源运回到欧洲。
但这种做法在世界很多地方遭到抵制，人家不见得要买你的商品，也不见得愿意让你开采资源。在意识到做生意不容易之后，商船后面往往紧跟着炮舰，你不按我的意思办就打你，这就是帝国主义。可战争的代价毕竟很大，英国人渐渐革新了统治方式，想派总督和少数官员进行直接统治，这就是殖民主义。从离西欧最近的非洲开始，跨过大西洋到美洲，英法占领了北美；西班牙、葡萄牙占领了中南美洲；再往东到亚洲，英国占领了印度和马六甲，法国占领了中南半岛，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荷兰占领了印尼。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全世界几乎都被殖民完毕。
20世纪英国开始走下坡路，两次世界大战让英国大伤元气，维持殖民体系已经力不从心。于是美国出来了，殖民主义时代成为过去，“美帝国主义”登场，它有两大支柱：一是美元帝国主义，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二是美军帝国主义，为了保证美元的信用，美国建立起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在世界各地进行大规模驻军。这就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2.0。
到了21世纪，以特朗普的上台为标志，美国表现出不太愿意继续维持上述国际体系的倾向。那么，有没有可能的替代品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一带一路”。纵观全球，“一带一路”最有希望成为3.0版本的全球化。
显然，“一带一路”首先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一方面是消除自然方面的障碍，另一方面消除市场方面的障碍。前者就是中国的高铁以及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在架桥铺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能力和经验，2008年，中国的第一条高铁从北京延伸到天津，不到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高铁里程已经达到21000公里，并且以每年2000公里的速度在增加；后者就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就是东盟十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不是全世界一步到位，而是先消除这16个国家内部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相互开放市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伴随着美国退出TPP，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加。
“一带一路”与“世界岛”
谈到“一带一路”就不得不提一下“世界岛”。
一百多年前的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和地缘战略家麦金德向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提交了一篇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论文，这是一篇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
麦金德认为，地球由中心和边陲两部分构成，由欧洲、亚洲、非洲组成的“世界岛”是中心，在“世界岛”的周围是边陲，主要包括美洲、澳大利亚、日本和不列颠群岛。“世界岛”的人力物力资源丰富，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区，也是最适合人类文明繁衍的地方，从古埃及文明到中华文明，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基本都是在“世界岛”上产生的，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然而由于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权能进行有效的管理。
当然，过去一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和麦金德的预言是相反的：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这些边陲地区发展起来了，“世界岛”上的很多文明却衰落了。这里面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就是交通，因为麦金德所期待的铁路网没有发展起来，因此文明的发展主要靠海运来推动。
几年前有一部很有名的纪录片叫《大国崛起》，总结分析了人类历史上九个大国崛起的过程，这九个大国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可以看到，这九个国家都是海洋强国，分处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因此，迄今为止大国崛起的历史，也就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的历史。
而“一带一路”的推进就有可能将麦金德的预言变为现实。麦金德认为，铁路的出现已经大大降低了治理的难度，当欧亚大陆被密集的铁路网覆盖时，一个强大的大陆国家将会在“世界岛”上崛起。而“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就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座很多人很有可能会在有生之年看到，高铁从云南延伸到中南半岛，再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到印尼，再从印尼跨海到澳大利亚。英国和日本也都有兴趣参与“一带一路”，这意味着麦金德提到的四个边陲地区中有三个有望和“世界岛”连接起来。如果再能在白令海峡上修建跨海铁路的话，那么美洲也就和“世界岛”连接起来了。
“一带一路”的军事意义
再从军事上看。从1840年开始，中华民族有差不多一百一十年，命运急转直下，受尽列强欺凌，这是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不愿回忆的一段屈辱历史，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世界观。但从更长的历史区间看，这其实只是一个偶然。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上，富有和强大才是常态，我们有两千多年应该都是世界第一，汉唐的荣光自不必说，宋朝虽然在军事比较弱，经济上却非常富有，GDP占世界的60%。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GDP仍然占世界的32%。
但是，中国在军事上的落后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四百年已经注定了。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装备最齐全的海军，约有各种船舶两百余艘，人员和武装部队近三万，每次下西洋往返时间约两三年之久，其中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有“九桅十二帆”，其“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但此后不久，明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在限制对外贸易的同时，海军也急剧衰落。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高度重视海军的建设。1979年8月，邓小平在视察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济南号”时为海军写下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的题词，并提出“我们在太平洋要有发言权”。但当时中国国力弱，一切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近年来，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海军建设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2008年12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出发到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这是中国海军时隔六百年后第一次重新回到那里。日前，中国的首艘国产航母001A仅用三年时间就完工下水，下一艘国产航母或许也会以外界想象不到的速度完成。届时中国将拥有三艘航母，形成一艘战备巡逻、一艘用于训练、一艘在船厂进行维修的基本格局。而要形成战斗能力，光有航母还不行，舰载机、侦察机、护卫舰、驱逐舰、潜水艇、人造卫星等也都在不断发展中。中国正在力争成为第10个海洋强国。
在笔者看来，“一带一路”至少有八个组成部分，除了亚投行、高铁、RCEP、人民币国际化这四个经济方面的内容外，还有其他四个部分和军事相关，包括远洋舰队、南海吹填造岛、吉布提（未来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海军补给基地和北斗导航系统。（吉布提是一个位于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的国家，2016年估计人口约84.7万人，国土面积2.32万平方公里。）
文化输出的历史经验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文化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这方面，中国还在摸索的过程中。在这里我想举两个历史上的例子：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两次被匈奴人抓住，还和匈奴女人生了孩子，前前后后花了十三年才回到长安。张骞使团里有一百多人，很重要的一个人是匈奴人堂邑父，他担任着翻译、护卫、向导等多重职务，如果没有堂邑父的忠诚护主，张骞极有可能就此命殒高山荒漠之中，那么玉门关以西的世界对于汉朝人而言有可能一直都会是一片空白。
一千四百年之后，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大家都知道郑和是云南的穆斯林，却很少有人知道郑和同时是受过戒的佛教徒。在那个时代，交通闭塞，人们之间的交流很少，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的事情很多。郑和的多重身份，为他和沿线国家打交道提供了很多方便，帮助他圆满完成了任务。
时代的变迁决定了，与英国、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相比，在中国版全球化中，文化的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已经具备了很多优势条件，如果再能发挥和整合在宗教、人文、民族等文化方面的优势的话，效果一定会更好。
中国要注意避免美国犯过的错误
当然，“一带一路”的推进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有几个问题我觉得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是要注意避免过往的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分化、文明冲突等弊端。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经济的优点是资源优化配置，缺点是容易拉大贫富差距，这个问题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已经出现了，美国其实也做了一些制度方面的安排来防止，比如设立世界银行，帮助发展中国家脱贫。但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近些年来全球很多地方都爆发了反全球化的示威，去年以来发生的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让人意外的事情，都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关，说明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还有就是恐怖主义形势严峻和文明冲突的加剧，不同宗教从此前的相安无事到今天的互不相容，和美国推进全球化的方式有很大关系。中国在不同文化的包容共处上是有优势的，那就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谓的“天下主义”，不强迫不强加，这一点要注意发扬。
第二是不要再犯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错误。美国在全世界驻军，喜欢干涉别国内政，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强加给别人。这种前车之鉴中国要注意避免，韬光养晦、不强出头、有所为有所不为都还是需要的。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在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国际治理机制的形成过程中，都要注意吸纳其他国家的参与，注意听取不同意见。
第三，要在自信中找到谦虚。近年来，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正在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过去的不幸和凌辱正在远去，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正在快速恢复。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国人也能从自信中找到谦虚，戒骄戒躁，努力成为合格的大国国民。
发表于 2017-7-9 00:3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