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内参--高层决策内参2017.7.17

    　　印军入境这么久，中国现在真的不敢打仗了吗？事实上，在洞朗修筑道路是中国的战略进攻，印度被迫做出防守态势。印度的战略意图并不是要占领这里的中国领土，而是要阻碍中国人在这里修筑道路形成战略优势。主动权在中国一方，最坏的结果就是中国放弃修筑道路，印军撤回。当然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很多牌可以打，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双方都不会打仗，中国不会为了修一条路去打一仗。之前印度越境都是争议领土，这次印度越境是无争议领土，性质不一样，但是路权的争夺还是没有变的，总体上我们最终道路还是会修成，形成对印度更大的战略优势。
　　据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Pew）的调查，41%的印度人对中国持正面印象，而持负面印象的则相对较少（32%）。对中国持好感的现象在印度的年轻人群体中尤为明显，这部分年轻人在媒体上了解到了中国在经济、军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在羡慕之余，也能更冷静地思考中印关系，清楚地认识到努力维持中印友好的必要性。
　　本次印度军队越界进入我国境内，与侵略行为无异，我国有权动用一切手段将敌人驱逐出国门之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多途径、全方位地去了解印度。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深入去探究一下印度人对中国、对中印矛盾的真实看法，比简单宣称“那是一群我们无法理解的疯子”，或者说成是“我们不屑一顾的傻子”要更好。正如印度“亲华分子”所言，龙象相争，白头鹰将是最大赢家。对印度舆情、民心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局势，切实地维护我国国家利益。毕竟，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印军入境这么久，中国现在真的不敢打仗了吗？
【研究员】：
　　这次印军入境是怎么回事？宁南山在其同名微信号中指出，在洞朗修筑道路是中国的战略进攻，印度被迫做出防守态势。印度的战略意图并不是要占领这里的中国领土，而是要阻碍中国人在这里修筑道路形成战略优势。主动权在中国一方，最坏的结果就是中国放弃修筑道路，印军撤回。当然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很多牌可以打，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双方都不会打仗，中国不会为了修一条路去打一仗。之前印度越境都是争议领土，这次印度越境是无争议领土，性质不一样，但是路权的争夺还是没有变的，总体上我们最终道路还是会修成，形成对印度更大的战略优势。
　　说起印度这次的入侵事件，还得说说中国和邻国的边境划分问题。
　　建国初期的中国，意识形态占据了对外交往的主流，因此在对外交往上吃了不少亏，例如援助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两个国家的金额占了对外援助的一半。
　　这种意识形态超越了利益的思维也影响到了边境谈判，导致我们失去了不少核心利益。
　　尤其是两大耻辱的1960年中缅边境划分，1962年中朝边境划分。  
　　中国在国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领土核心利益上做出让步，换取邻国对中国的良好印象和良好双边关系，用核心利益换取非核心利益。
　　下图是鸭绿江出海口现状，主要岛屿黄金坪，上岛，下岛，薪岛，绸缎岛全部在朝鲜手中，一张图已经知道谁吃了亏，当然国内还是有人为这个条约辩护，不管你怎么辩护其合理性，谁吃了亏一目了然。不仅如此，还有长白山和天池的一半也给了朝鲜。

　　中缅边境条约更是堪称世界边境谈判史上弱国战胜强国的奇迹。
　　当初为了搞清楚中缅边境条约，我专门找了很多国内专家学者对中缅边境条约的论文，到图书馆也翻阅了大量书籍，得出一个结论，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做出了重大让步”。
　　双方数万平方公里的的争议面积，最后总共中国获得了3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其余全部放弃，基本上承认了英国殖民者留下的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
　　缅甸方面的谈判外交官堪称是缅甸的民族英雄。
　　目前国内所有为中缅边境条约辩护的文章，都是陷入一个模式，要么就是去论证那些争议土地如何不应该属于中国；要么就是论证国民党如何卖国。总之就是论证中国没有资格去争取。
　　既然那些土地中国都没有资格去争取，那不就成了中缅边境无争议了？既然无争议，那还叫什么争议区呢？
　　我们对缅甸做出了重大让步，我们最终放弃的争议区，不仅其中很多原本就是我国领土，不仅如此，大片的争议地区不仅缅甸没有十足的法理依据，而且当时根本就不在缅甸政府实际控制下。实际上一直到今天，缅甸边境的几个邦也不在缅甸实际控制下。
　　从缅甸方来看，他们更是觉得自己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数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区，一来很多地区缅甸从未有管辖，二来大部分地区当时也不在缅甸实际控制之下，三来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缅甸国力完全处于下风。
　　他们唯一的依据，就是他们曾经的殖民者英国曾经控制过这些地方，和中国签过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国完全可以不承认。然而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缅甸通过谈判获取了争议区面积的99%。甚至还有一块无争议的属于中国的永租地，中国也送给了缅方。
　　从今天的中缅关系来看，我们当时的让步完全得不偿失。如果当时，能够做到历史上属于中国的无争议领土全部收回，有争议地区双方对半分，该是好。
　　同样的还有中国-阿富汗条约划分，中间那个瓦罕走廊，是双方谈判的争议区，历史上也是中国领土，被英国和俄国私自瓜分，中国并未承认，然而中国和阿富汗1963年边境谈判条约中，瓦罕走廊全部给了阿富汗。今天看来，这块地的战略地位可说是打入中亚的一只手臂。  

　　改革开放以前的边境条约，唯一真正公平互利，也是中国唯一没有吃大亏的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签订的边境条约，巴基斯坦不愧是我国真正的铁哥们儿。  
　　对比下90年代以来的边境条约，可以说真正开始务实了，我们夺回了大量被对方实际占有了数十年的国土，边境条约签的扬眉吐气。
　　中国—塔吉克边境谈判
　　争议领土总面积2.8万平方公里，占塔吉克全国领土的1/5，全部在塔吉克方面控制下，且时间已经超过50年，是双方谈判中的重中之重，2002年的边境条约，最终中国基本放弃了对这块地区的主权要求，塔吉克同意划分给中国1000平方公里的水源地。塔吉克领土只有14万平方公里多点，出让了实际控制领土几乎1%给中国。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边境条约
　　●汗腾格里峰是天山第二高峰，海拔6995米，争议面积130公里，1998年，中、哈、吉三国才达成协议，签署了《中哈吉边界补充协定》，确定了该区域的归属。按照协定，该区域划归中国。
　　●英沿争议区，英沿在温宿县北部，是一个盆地，因英沿河（英也尔河）流经而得名。中国地图中国界线沿盆地北面山脊而行，苏联地图中，国界线沿南面山脊而行，因而形成争议区，面积200公里。在1996年中吉谈判中，英沿争议区划归中国。
　　●琼乌散库什河河源争议区。琼乌散库什河又名乌宗图什河，其河源位于阿合奇县北部，按照清朝与俄国的条约规定，双方应当以分水岭为界，琼乌散库什河流域应全部属于中国，但苏联方面却认为应当以南天山主山脊为界，因此形成了大片争议地区，面积2844平方公里，为苏联所实际控制。
　　1999年，双方终于签署协议，分割了这一区域，2844平方公里的区域，中国获得860平方公里，吉尔吉斯获得1984平方公里。
　　●玛里他巴尔河争议区。玛里他巴尔河是乌恰县中国和吉尔吉斯界河，因为中苏两国对这条河指认不一，双方各自指认一条河，称之为玛里他巴尔河，因此形成了220平方公里的争议区。中吉谈判时，该区域划归吉尔吉斯。
　　中吉边界谈判从1992年开始，到2004年树立界碑，历时十二年，是中哈、中吉、中塔边界谈判中，第一个全部完成边界勘界的国家。
　　中国在和吉尔吉斯斯坦谈判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获取了巨大战略利益，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面积只有19.9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却出让了高达1200平方公里的实际控制领土给中国。  
　　中哈边境条约
　　中哈边界谈判从1992年开始，到2008年结束，历时一十六年，最终勘定了边界。
　　争议地区中，划归哈萨克斯坦的争议地区两个，计29平方公里；划归中国的争议区七个，计821平方公里；中哈分割的争议区三个，中方分得517平方公里，哈方分得602平方公里。
　　整个中哈边界谈判，中国增加国土控制面积1248平方公里，包括曾发生流血冲突的铁列克提地区，当年的主战场无名高地被命名为“忠勇山”，以永久纪念为保卫国家领土而英勇牺牲的烈士。
　　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将自己实际控制的夏尔西里地区交给中国。目前，中国已在那里设立自然保护区。整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31400公顷（314平方公里），其中西部为中高山带，面积22000公顷；中部为中低山区，面积3600公顷，是连接东西两部分的天然廊道，从而保持地区内自然环境的完整性。这是一块高价值的山地草原土地。
　　中俄边境条约
　　2004年双方签订边境条约，中国从俄罗斯收回实际控制了70多年的黑瞎子岛的一半，大约面积为170平方公里多点。
　　首先我们从两张图看下中印边境争端，目前和中国还有边境争议的国家，印度是和我们争议国土面积最多的国家。  
　　1960年的中缅边境条约，中方几乎完全承认了中缅北段的麦克马洪线，这给正在进行的中印边境谈判带来了非常恶劣的暗示，因为按照麦克马洪线，藏南应该属于印度。  
　　野心膨胀的印度提出的要求超过了中国的底线，坚持要求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很简单，印度，缅甸是仅有的两个和中国一起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中国对缅甸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那么印度也应该获得更多好处。在谈判强硬的同时，印度更大胆的不断军事蚕食中国领土，双方终于打了一仗。
　　中印边境作为目前可以说唯一还没有解决的陆上边境问题，影响了中印两国的发展可以说非常可惜，当年的印度尼赫鲁可以说缺乏战略头脑，以当年中国急于获得外界承认和友谊的态势，完全可以通过谈判从中国获取大量的领土收益，并且彻底解决边境问题，就像越南，朝鲜，阿富汗，缅甸一样。印度阿三自作孽不可活。
　　下图为中印边境的争端，西段3.3万平方公里阿克赛钦地区被中国控制，中段2000平方公里双方各控制一部分，东段9万平方公里藏南地区，大部分在印度控制下。



　　我们看下外方的地图，西段除了阿克赛钦地区被中国控制以外，铁哥们儿巴基斯坦将巴控克什米尔的地区的一部分领土让给了中国。



　　我曾经去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当时我是从巴基斯坦本土过去，在边境上还有巴方士兵把守，需要临时给我们签发克什米尔地区签证，用了半小时左右，进入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原以为是一片荒凉的高山，实际上其中也有的村庄有河流，树林和草地，虽然总体荒凉，但是也并不是想象中毫无价值的土地。
　　这次印军入境是怎么回事？
　　在洞朗修筑道路是中国的战略进攻。
　　从下图可以看到，印度到其东部国土地区仅有一条狭长的几十公里的走廊，而中国的洞朗地区则紧紧的挨着这个走廊，这个走廊可以说是印度方面的生命线，一旦切断，不要说军队到藏南地区，整个印度在东部的领土也彻底和本土断开了联系。注意看，这个走廊东边的印度领土+藏南地区并不临海，也就是说，这个走廊要是被切断的话，印军无法通过空军运送兵力和补给。



　　以前，中国方面是比较平静的，但是现在，中国在洞朗地区修建到边境的道路，一旦完成，对印度方面将形成更大的战略优势，如果中印有了冲突，中国可以迅速的切断这个走廊，断绝印度本土和藏南以及印东地区的交通，这显然是印度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目前的边境对峙，是中国在战略进攻，印度被迫做出防守态势。  
　　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如何应对，我们必须摸清楚对手的战略意图，印度为什么要派人越境？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中国人修建道路，印度方面也不可能轻易撤军，因为一旦撤军等于默认中国在该地区取得战略优势，这是印度不愿意接受的。
　　这条走廊有多么重要，大家小时候都学过地理，这个地球上曾经有个国家叫锡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被印度吞并了，这个国家的位置在哪里呢？
　　就在今天的洞朗地区附近，从下图看到，印度通过吞并锡金，大大的确保了走廊的安全。  



　　印度现在也在实际控制着不丹，印军这次越界就是从不丹境内过来的，可见印度对于自己战略安全的重视。
　　中国在2004年4月承认了印度对锡金的控制，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次让步，表示在边境谈判中的诚意，然而效果怎么样，今天看来不得而知。可以这样说，印度这个民族的野心比我们想象的大，而且不善于做妥协。随着其近年来其经济实力上升，其野心和期望值也在上涨。  
　　如上图，不丹现在也在印度实际控制下。
　　中国现在和不丹在进行边境谈判，中国的战略意图很简单，和不丹有争议的中段地区让给不丹，西段地区，也就是洞朗附近的地区要求不丹划给中国，保持对印度走廊的高压威慑态势，洞朗就是中国插入印度的一把剑。  
　　当然和不丹的边境谈判很难实现，因为不丹现在在印度的实际控制下，事实上，不丹现在都还没有和中国建交，主要就是印度的恐吓，随时可能像锡金一样被吞并。
　　印度现在还在不断的向尼泊尔进行渗透，对尼泊尔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
　　印度对南端的岛国斯里兰卡曾经进行武装干涉，现在也在试图控制斯里兰卡。
　　可见，印度是个典型的地区霸权主义国家。
　　所以说中国的复兴才是全人类的希望，因为中国可以说是最仁义的文明种族，讲究王道，讲究仁义，和日本，德国，俄国这种大肆杀戮的国家不一样，和英国，法国，美国，印度这种恃强凌弱的国家也不一样。
　　回到洞朗地区对峙，印度人战略意图并不是要占领这里的中国领土，而是要阻碍中国人在这里修筑道路形成战略优势。  
　　因此中国如何应对，那么手里的牌就比较多了，主动权在中国一方，最坏的结果就是中国放弃修筑道路，印军撤回。当然除此之外，还是有很多牌可以打，毕竟场地是在中国境内，经济牌，外交牌，我们甚至还可以参考历史上的边境武装对峙，最激烈的时候中苏边防军通过大棒和摔跤打群架解决问题。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双方都不会打仗，中国不会为了修一条路去打一仗。
　　印度也不敢打，首先其势力处于绝对劣势，1962年的中印之战，尼赫鲁威望尽失，两年后去世，印度始终未能完成改革，今天莫迪在印度的改革可谓有声有色，7月1日刚刚在全印度实行了统一的税率，这是印度有史以来第一次，莫迪在印度的威望在直线上升，如果这个时候打了一仗又败给中国，那么对莫迪的威望乃至整个印度正在进行的改革都是不利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中国不是第一次在西藏修筑边境道路，以前就一直在修，印度也不是第一次阻挠我国修筑道路，以前也一直在阻挠，因此战略上面我们是攻，他们是守。而且从之前的情况来看，尽管印度一直试图阻挠，但是中国凭借强大的实力，边境道路近年来还是越来越多，我进攻100，你阻止了90%，我还是有10%是完成了。耗金钱，天朝耗得起，毕竟我经济实力是你的五倍。  
　　这次和之前不一样，之前印度越境都是争议领土，这次印度越境是无争议领土，性质不一样，但是路权的争夺还是没有变的，总体上我们最终道路还是会修成，形成对印度更大的战略优势，毕竟这次印度才两台推土机，两台推土机就想阻止中国修路？
深层参考  
印度“亲华分子”：龙象相争，白头鹰将是最大赢家
【研究员】：
　　据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Pew）的调查，41%的印度人对中国持正面印象，而持负面印象的则相对较少（32%）。对中国持好感的现象在印度的年轻人群体中尤为明显，这部分年轻人在媒体上了解到了中国在经济、军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在羡慕之余，也能更冷静地思考中印关系，清楚地认识到努力维持中印友好的必要性。马德拉斯大学印度历史硕士高学思认为，本次印度军队越界进入我国境内，与侵略行为无异，我国有权动用一切手段将敌人驱逐出国门之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多途径、全方位地去了解印度。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深入去探究一下印度人对中国、对中印矛盾的真实看法，比简单宣称“那是一群我们无法理解的疯子”，或者说成是“我们不屑一顾的傻子”要更好。对印度舆情、民心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局势，切实地维护我国国家利益。毕竟，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从我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6月26日称，中方近日在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时，遭到印军越线阻拦，导致双方发生军事对峙算起，中印边界冲突已经持续半个多月了，而且眼下似乎还没有要平静的迹象。
　　中印边界一向并不太平，但这次事件却与以往的对峙有本质区别：这是1962年战争结束以来，印度军队第一次跨过无争议边界，进入我国领土境内。而且在我国多次严正警告之后，印军仍拒不撤出，至今已经差不多过了一个月。  

　　本次对峙事件在我国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都对印军的侵略行为义愤填膺，同时也惊叹于印度方面的狂妄与嚣张。身兼国防部长印度高官阿伦·贾伊特利的一句“印度已非1962年的印度”传到我国后，遭到很多网友的反驳与嘲讽：印度固然不是1962年的印度，但中国也不是1962年的中国了，强者仍是强者，再发生冲突，印度只会输得更惨。  
　　网友的判断并非无穴来风，关于印度与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差距，毋庸多言，已是有目共睹。作为弱方，印度人自己可能比我们更为清楚。那么，这次印度为什么要如此固执地挑起事端，且至今拒不让步呢？带着这个疑问，我拨通了一位印度朋友Sanjay的网络电话，想要从他那儿侦查一些“敌方”的心理活动。
　　Sanjay（化名）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迷。我最早和他认识，是在四年前的Italki语言学习平台上，当时还是高中生的他主动联系我，想要学习中文（我则向他学习印地语）。
　　他告诉我，2008年北京奥运给了他很大的震撼，所以从高中开始，他就开始自学中文。当时还在复旦读书的笔者曾用手机skype带他远程视频一瞥了上海陆家嘴，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给我发过孟买的图片了。
　　后来Sanjay考入了孟买最好的大学学习商学，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徐中约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中国近代史）等书，对中国革命历史了解颇多。作为一个“中国通”的Sanjay，与我有着许多共同话题。
　　与一些印度人不同，他对中印关系有着冷静思考，深知印度想要发展，必须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还多次说自己是个“亲华分子”（Pro-China）。
　　对于军事对峙这个敏感话题，本来我只是抱着尝试的态度，试探性地问了问他对此有没有了解。没想到他似乎早准备了一肚子的话要和我说。相比印度的军官和政客，Sanjay显然更为坦诚，几乎无拘束地将他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和盘托出。笔者略作整理，录之成文。从他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印度人的真实想法。
　　中国崛起，印度人心理不平衡
　　看到中国崛起，印度人心理感到十分不平衡，这是在中印矛盾之中，印度人最重要而广泛的心理背景。Sanjay向我承认，即使是作为一个亲华派（Sinophile）的他，也常因目前中印之间的巨大差距而感觉苦闷不安：
　　上世纪四十年代，新印度和新中国建国时，本是两个平起平坐的国家。甚至，在当时的印度人看来，恐怕印度还要高出中国半个头：那时印度国内有着更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在国际上则是不结盟运动乃至第三世界的领导者，朋友比中国多，反殖民主义的影响力也比中国大。
　　即使是1962年战争上的惨败，也被我们看作成一次失误，中国虽然大获全胜，却也没有在占领区常驻。而如今则不然，几十年间，一切似乎都变了。

　　Sanjay接着说，
　　曾经的印度经济实力与中国相当，现在GDP却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了。虽然近几年印度增速超过中国，但主要是因为起点较低。现在两国的差距之大令赶超几乎没有可能。
　　这令很多印度人想不通，也无法接受。在国际地位方面，中国既不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反对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这些都让我们感觉低中国一等，心里不太好受。
　　近年来，智能手机等中国品牌产品涌入印度，很快征服了当地市场。印度人在赞叹中国产品性价比之高，佩服中国工程师研发能力之强的同时，也不免生出了嫉妒心理。



　　Sanjay本身就是一位“米粉”，他对我说：
　　每一个米粉都会在心里感叹为什么我们做不出这样的产品，为什么中国人却做得出来。这种心理落差致使在遇到国家冲突时，印度人对中国的感受很容易从正面转向负面。  
　　“中国有个词叫‘羡慕嫉妒恨’，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问道。
　　“对，可能就是那种感觉吧。”他答道。
　　所以，我们很想找到印度比中国强的地方。对我来说，感觉印度的优势之一就是，我们和邻邦的争议较少，关系比较好。
　　你有没有发现，中国文化圈中的日本、韩国、越南乃至台湾地区都和中国有领土纠纷，甚至处于半敌对的状态；但印度文化圈中的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则都是我们的友邦，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只有彻底伊斯兰化了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敌对。
　　“而这次对峙，”Sanjay接着说道，“我想我们的政府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以保护不丹的名义与中国争夺战略要地。他们让不丹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中方在中不争议地区的修路行为，以求在国际舆论中将中国塑造成一个欺凌弱国的坏形象。不丹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南侧，地理决定了它在中印之间更依赖印度，所以它没有选择，必须照做。”  
　　出兵洞朗，印度军方的困兽之斗？
　　“如果说以前印度人只是嫉妒的话，最近你们真是把我们逼急了。在我们看来，国家安全快要彻底落入中国的掌控之中，不采取极端行动，还有什么办法呢？”Sanjay开始激动了起来。
　　从十多年前开始，就有印度人炒作中国的“珍珠链战略”（最早由美国人提出），认为中国在谋划通过在印度洋区域建设海外港口、军事基地，来配合陆上力量全方位包围印度。
　　“‘珍珠链’可能只是想象，但今年中国的战略部署可实实在在地把我们吓到了，最令我们不安的就是中巴经济走廊，以及这次的洞朗修路。”



　　他接着说道：
　　按照印度官方的说法，克什米尔地区应该全部归属印度，那么中国和巴基斯坦就并不接壤。而现在正在建设的中巴经济走廊，则必须穿过巴控克什米尔。虽说中国一直称对印巴领土争议不持立场，但事实上已表明了态度。
　　Sanjay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今年这一工程开始加速，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光缆都要上线，从中国新疆一直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作为印度人，感觉很不好受。毕竟，‘中巴’项目却通过‘印度领土’，这对我们是一种侮辱。何况任何人都知道，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印度的死对头（注：Sanjay多次强调巴基斯坦的宗教属性）。
　　“中国已经诚挚邀请印度加入这一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项目，可印度始终躲躲闪闪、过度猜忌，这不能怪我们吧。”我反驳道。
　　“那至少应该先改名，给印度一个台阶下。现在这个叫法，令印度的参与名不正、言不顺。”Sanjay这样回应我的质疑，“总之，这一项目令印度人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敌意，而我们又没有反制手段，所以十分苦恼。这种苦闷情绪到中国在洞朗修路时，终于集中爆发。”  
　　“距中印对峙之地洞朗仅几十公里处，有一条西里古里走廊。看印度地图就能知道，被称为‘印度的咽喉’的西里古里走廊是多么的重要，又是多么的脆弱。那里是印度国防的聚焦点之一，重兵把守，不敢出任何差错。
　　之前，由于青藏高原山路艰险，印度自信能够抵挡住来自中国的进攻。但现在这种均势正在被修建中的洞朗公路打破。印度媒体已经报道，中国特地研制了一种专供高原、山地作战的轻型坦克，并在西藏地区部署、实测。十分明显，这种坦克是针对哪个国家。”

　　现在，我们印度自己的阿琼坦克已经成了一个国际笑话，再看到中国先进的武器装备，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有些恐惧不安。
　　如果洞朗公路真建成了，那假如有一天你们兵锋南下，可以随时切断西里古里这条大动脉。向东控制整个印度东北部，向西直接威胁恒河平原腹地，这将是印度人的噩梦。
　　前几个月，美国要在韩国部署萨德，理论上也没侵犯中国主权，但中国和俄罗斯不都表示坚决反对吗？在洞朗修路的道理也是一样。
　　保证这条走廊的安全，是印度国防的红线，中国的行动已经踩了上去，我们印度人的焦虑与恐惧可想而知。出兵洞朗这一非中印争议地区，也许是军队的舍命一搏。
　　说到这里时，Sanjay的嗓音已经有些嘶哑，在谈到中国对印度的军事优势时，他不止一次用到“suffocating”（令人窒息）一词。电话的那一边，似乎传来了轻微的哽咽声。我想，对于Sanjay来说，向一个国际友人倾诉自己国家的弱势境地，应该也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吧。
　　龙象相争，白头鹰将是最大赢家
　　在和Sanjay等年轻印度人的交流中，我可以感受到，印度人渴望民族复兴的心情与中国人很相似。我们遥想汉唐盛世，他们也会怀念孔雀帝国、笈多王朝。
　　虽然目前印度比较落后，但印度人大多很以自己的民族身份而自豪，正是因为这种有时夹杂着不切实际幻想的骄傲，令印度人不愿做任何其他国家的跟班。
　　这种态度反映到外交政策上，即强调独立自主。九十年代末，印度曾不顾美国的警告与制裁，坚持发展核武器，就是一例。
　　但今年的几个事件却显示出印度逐渐靠向美国、日本的趋势。最明显的，是印度倡议和美日共同建设“亚非增长走廊”，大量购买美国军备，以及近日（7月中旬）正在举行的“马拉巴尔”印美日联合军演。最后一点尤其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这次的军演规模空前，三国都派出了航母或准航母编队参加，而军演的主题正是反潜——摆明针对我国海军力量。

　　我问Sanjay，为什么印度会投入美日的怀抱，这难道不与印度独立自主的理念相违背吗？
　　他答道：
　　我们以自身的实力难以平衡中国的力量，靠近美国和日本实在是无奈之举。印度国内也一直有反美情绪，现在只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才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种合作是很不可靠的，”Sanjay坦率地说，“中印如若真发生大规模冲突，美日会在舆论、军备或物资上给予印度支援，但绝不会冒着与中国开战的风险赤膊上阵。我们想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平衡中国，而他们则是想利用印度来消耗中国的实力，以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  
　　Sanjay提高了语调：
　　我甚至怀疑，我们正在被这些发达国家所操纵，通过媒体或通过秘密外交，他们巴不得看到这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相残杀。中印边界问题本身就是西方殖民者留下的楔子，让本来应该背靠背共同崛起的两国互相猜忌。
　　现在中国和印度都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突然打起了仗，错失难得的发展机遇，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这一仗打下来，印度固然不好受，中国也必然受到拖累。到那时，美利坚民族的中兴大业就算是基本成功了。
　　后记
　　在一些新闻的评论栏里，印度网民似乎显得十分乖戾、暴躁，给我们造成印度人全部反华的错觉。笔者看来，这种印象和网络本身的性质有关：人们在网络上更倾向于发泄负面情绪，而负面的内容也更容易得到广泛传播。
　　其实，像Sanjay这样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印度人并不少。
　　据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Pew）的调查，41%的印度人对中国持正面印象，而持负面印象的则相对较少（32%）。对中国持好感的现象在印度的年轻人群体中尤为明显，这部分年轻人在媒体上了解到了中国在经济、军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在羡慕之余，也能更冷静地思考中印关系，清楚地认识到努力维持中印友好的必要性。
　　所以，我觉得，Sanjay所说的话能代表相当一部分印度人的真实心理。他比印度官方人士更为真诚，敢于说出真实想法，暴露印度的弱点所在。
　　本次印度军队越界进入我国境内，与侵略行为无异，我国有权动用一切手段将敌人驱逐出国门之外。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多途径、全方位地去了解印度。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深入去探究一下印度人对中国、对中印矛盾的真实看法，比简单宣称“那是一群我们无法理解的疯子”，或者说成是“我们不屑一顾的傻子”要更好。对印度舆情、民心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局势，切实地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毕竟，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看看印度就知道了
【研究员】：
　　前段时间，经济学家许成钢指出，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只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才依赖技术创新，因为发达国家在制度上已经相当完善。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林毅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发达国家现在有各种完善的体制、制度、公平等等，这些是发展的成果，并不是发展的前提。上层建筑这些制度安排什么是合适的，还是必须看自己的发展阶段。不能拿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标尺，要求发展中国家先把制度改好以后再去发展经济。制度是内生的，是跟发展阶段、产业特性，以及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相关的，这样的制度变迁才能够真正的带来我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问：您在新书《战胜命运》的开篇讲到发挥潜在比较优势产业，来促进经济发展时，就举了几个农业的故事，比如中国甘肃的土豆以及马里的芒果，政府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带动当地农民促进了经济发展。读者就提到了当年赫鲁晓夫玉米运动的反例：四五十年代的时候，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和莫斯科种植玉米都大获丰收，后来在苏联全国推广，结果就失败了。那么，用您的理论，如何解释前苏联当年玉米运动上的失败？
　　林毅夫：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因为农产品的种植跟气候、土壤、水利等等关系非常紧密。比如说在南方合适的品种，在北方也不见得合适。因为它的气候条件不一样，土质条件不一样，水的条件不一样，阳光条件不一样等等。所以在一个地方合适的农产品品种，在另外一个地方不见得合适。
　　玉米在一个地方种成功了，并不是代表整个俄罗斯都能成功。而且当时是前苏联，国土面积非常大，北边冬天的时候无霜期很短，南方中亚这个地方又接近沙漠，比较热，赫鲁晓夫想把一个品种推广到全国，那当然不成功了。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要按照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如果政府能够按照各地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每个地方都能找到他合适的发展方向。
　　不管是农业还是制造业还是工业都是如此，比如说同样在非洲推动工业化，那么在埃塞俄比亚能做的，就跟在卢旺达不完全一样，因为卢旺达比埃塞俄比亚更内陆，交通运输距离更远，目前交通基础设施差，物流费用就比较高。
　　埃塞俄比亚也是内陆国家，但是距离吉布提港是700公里，卢旺达则距离肯尼亚的巴萨港1500公里，在基础设施很差的情况之下，所需要的物流时间和成本就不一样。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卢旺达能够生产的工业产品，就必须比较轻，每个单位的附加价值比较高才适合它，比如服装这样的产品。
　　而埃塞也生产轻工业产品，但他运输距离短，相对来需要的运费少，就可以承担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品，比如鞋子。（注：中国的华坚鞋业在埃塞俄比亚很成功，是林毅夫牵线介绍过去的。）
　　所以，所谓按照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因为每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是不一样，所以并不能说在一个地方成功，在另外一个成功就能够普遍推开。
　　问：这本书里谈到布基纳法索政府接受国际组织援助的例子，很有意思。以往我们关于这个话题听到的都是理论，西方机构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都是带有条件的，没想到这个药方如此之多，给受援助的政府这么多困惑，不仅仅是药方上的误导，还带来各种行政负担。那，无论从国家层面来看，我们中国的一带一路，我们的亚投行，以及从您个人的研究和实践层面，包括您在非洲一些国家或者波兰做顾问，还有南南学院培养发展中国家官员，以及《战胜命运》这本书对后发国家提出了务实的发展建议等等，我们如何避免西方国际机构指导发展中国家碰到的那些不良后果？
　　林毅夫：这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药方或者发展理念，都是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的。比如说按照华盛顿共识，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必须改变原来进口替代战略时造成的政府过多干预和扭曲。
　　按照要求，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必须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各方面的改革要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来做，那要改的可是多了。
　　所以这本书里讲到布基纳法索的故事，他们的财政部长抱怨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他们要求的各种制度改革一年就差不多有500项，平均每天1.5项！  



　　布基纳法索财政部长就指出，就是让财政部的所有官员都来做IMF给的改革方案，一个人负责一项，我们整个财政部也没有那么多人，那怎么能执行呢？
　　所以我无论在给非洲国家做报告，还是我的著作里面一直就讲，我们必须改变思路。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具备了发达国家那些条件之后，才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
　　即便是发达国家，它在低收入的时候也没有具备现在具有的那些条件，所以这里面就有因果倒置的问题。发达国家现在有各种完善的体制、制度、公平等等，这些是发展的成果，并不是发展的前提。  

　　但是现在很多人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有这些前提，效率更高，于是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以拥有这些前提。但是发展中国家要拥有这些前提，要改革，要执行，要资源，它哪有这些资源和条件？
　　所以，我们现在反过来要改变参照系，先看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什么能做好，就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自己现在有的就是要素禀赋，能做好的就是根据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然后看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需要哪些条件？政府再因势利导给予改进帮助企业家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当然政府的的因势利导需要资源，需要执行能力，你不可能一下子把全国的基础设施都改善好，各种制度安排都做到完美，那政府就应该按照毛主席所讲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比如，在一个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都很差的国家，那可以先在一个有限的地区：比如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或者工业园，根据本国所要发展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把这个产业需要的基础设施弄好，在工业园实行一站式的服务。这样即使全国的制度环境不好，全国的基础设施普遍比较差，至少在工业园区里面，是有效率的。
　　这样马上就可以让经济发展起来，就能够让非常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就业，创造出口，就业出口税收都增加了之后，它就有更多资源来去改善其他地方。
　　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改变这个思路，以自己为参照系来看，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那么从一点的成功可以产生星火燎原的效果，到最后有一天我们的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当然我们的体制，各方面的制度安排也会跟发达国家接近。  
　　问：目前中国对科技进步非常重视，您在书中没有着重讲。网上舆情显示，海外以及中国年轻人对于中国未来看好，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技术创新的飞速发展。比如老外总结的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那么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的要件里面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比如，有人可能就认为他在当前的中国不重要，比如经济学家许成钢讲，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只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才依赖技术创新，因为发达国家在制度上已经相当完善（具体见下面截图），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林毅夫：创新包含技术的创新、产业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等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什么叫创新？
　　创新的含义就是，我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我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用的技术好，就是技术创新；我下一期所进入的产业，它的附加价值比我现在产业附加价值高，这就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也是一种创新。
　　但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创新取得的方式不一样，如果你的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那你的技术创新就必须自己发明，你的产业要升级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也要自己发明。
　　但如果你是在发展中国家，技术跟发达国家有差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引进发达国家已经用过的技术，只要这些技术比国内现有的技术好，就是技术创新；只要引进的产业，附加价值比现有高，即使是比较成熟的产业，那它也是产业升级。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创新真正的含义。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我们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可以分成五大类：
　　一，追赶型。我们的技术是跟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同样一个机器一个设备，我们只卖100万美元，买德国的就要500万美元，因为它的技术含量比我们好，我们还在追赶。
　　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就要研究怎么引进和消化吸收，比如我们可以出去并购，去国外设立研发中心等等。
　　二，技术处在世界最前沿。有些产业我们的技术处在世界前沿，比如我们的高铁、家电等等，我们已经处在世界前沿了，要技术创新，那就只能自己发明了。
　　所以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发明，就是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自己去做R&D中的R，research，即基础研究，然后去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这里面需要有政府的作用，需要有企业的作用。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企业家有积极性，因为它开发出来以后可以申请专利，但是做基础研究，企业家没这个意愿，因为它是公共知识，国家就必须支持。发达国家这么做，我们也必须这么做。
　　三，技术已经逐渐失掉比较优势。这种情况那就必须转型，一部分转到产业附加价值比较高的微笑曲线的两端，比如品牌、产品设计、市场渠道管理等；加工部门，劳动力密集型的那一部分，你就必须转移到工资比较低的地方去了。
　　四，弯道超车型。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业态，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周期非常短，半年到一年，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金融资本投入相对少，比如信息、通讯产业的软件、互联网等等。
　　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它们的资本积累已经数百年了，但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积累的资本，人均资本比他们少多了。
　　但是人力资本我们并不比发达国家差。人力资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天才，天才出现的比例我们跟发达国家的比例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人口多，我们国家出现天才的数量也会很多。
　　另一部分是后天的教育，从小学开始到研究所，其实我们现在跟发达国家差距也不大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人力资本跟发达国家比，至少我们没有劣势，而且我们还有大市场的优势，于是这些短周期的技术创新，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弯道超车。

　　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互联网里面的阿里巴巴，移动通信的华为。那我们可以自己搞研发，自己做技术发明，因为你是在最前沿上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
　　第五大类就是战略性的产业。这些产业，有的跟国防安全有关，有的是跟国家长期发展有关，它的特性跟第四类正好相反。
　　第四类是人力资本投入为主，那这一类也要人力资本，但是它研发的周期特别长，可能20年30年，比如像美国的新药研发一般十年以上，如果是新一代的战斗机，30年；新一代的航空母舰，50年。
　　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要投入很多。不管是国防安全的需要，还是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要投入就必须政府补贴，不管你是以国有还是民营都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讲创新，不能笼统地讲，必须看我们现在产业处于哪个阶段，看这个产业还有什么创新可能的前景。
　　制度也是这样的。我前面讲了经济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是硬的基础设施跟软的制度安排，都必须随着产业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一个创新，创新需要依据产业的特性和需要。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想我们应该避免一个误区就是，不能还是拿发达国家做参照系。
　　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搞计划经济，干预太多效率太低；所以我们要走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有很多制度安排：产权明晰、私有化，政府除了管教育和国防安全以外，其他事情都不要管了。
　　但是，实际上按照这种制度创新去做的国家结果怎么样，答案不言自明。
　　我并不是说制度创新不需要，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哪个国家是先完善各种制度才发展经济的，就像文一教授最近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里面所介绍的，欧洲、美国这些先进的国家是先有了完善的各种制度才变成发达国家呢，还是在发展过程当中，这些制度不断地根据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需要来完善？  
　　显然，后者才是事实。
　　实际上，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对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力，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
　　比如说，上层建筑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金融，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据优势的时候，金融就必须适合这些发展阶段的安排。
　　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特性是资本需求少，生产所用的技术和所生产的产品都很成熟，风险主要来自经营者或者企业家是不是可靠，有没有经营能力。那么在一个还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就要研究什么样的金融安排适合这个发展阶段产业发展的需要。
　　另外，变成发达国家了以后，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资本密集型，资本需求量大，而且技术都在全世界技术最前沿，新技术新产品都必须自己发明，风险都很大，当然也有企业家有没有能力的问题，但是风险的特性跟资本需求的特性不同，那金融的制度安排肯定不一样。
　　我经常常批评的就是，国际发展机构过去老是要发展中国家学发达国家的金融安排，认为它是先进的，要发展中国家发展资本市场，搞大银行，那结果是什么呢？发展中国家80%以上的生产都是在传统农业、微型小型的加工业或者服务业，这些实体经济最终得不到金融支持。  
　　我认为，制度是必须不断完善，就像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但是上层建筑这些制度安排什么是合适的，还是必须看自己的发展阶段。不能拿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标尺，要求发展中国家先把制度改好以后再去发展经济。但实际上，发达国家也不是那么走过来的。  
　　退一步说，我们花费巨大的力量，建立起发达国家的那些制度安排，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不是有发达国家的效果呢？我们比较一下中国跟印度结果就很明显。
　　印度照理说作为被殖民国家，是把英国那套制度完全继承下来了，但印度的发展怎么没有我们好？他有私有产权，还有共和宪政呀？1979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印度的经济发展比我们好。1979年的时候印度的人均GDP比我们高20%，而且他有这种先进的制度，那现在呢，印度的人均GDP只有我们20%。
　　所以，我同意制度创新非常重要，但是别忘了，制度是内生的，是跟发展阶段、产业特性，以及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相关的，这样的制度变迁才能够真正的带来我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很多国家因为这三个“陷阱”衰败，中国能否跨越？
【研究员】：
　　在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绕不过“技术陷阱”，不能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尖端技术等方面有重大突破，如果资本市场依旧是不完善、不完整的体系，技术创新得不到资本市场有力支撑，那么即使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在高收入阶段仍会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平的高收入阶段。这可能反映出中国资本市场并没有发挥在促进技术创新中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的产品能以“中国制造”开拓国际市场是必要的，今后仍应继续在“中国制造”方面努力，不能丢掉“中国制造”的成果。但中国又不能以“中国制造”为限，而应当努力在某些关键性行业和产品上以“中国创造”代替“中国制造”。本文摘编自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新著《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



　　有些发展中国家在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经济往往长期停滞不前，总在人均GDP 4 000~5 000 美元上下徘徊。因此，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年）》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1、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有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长期停留于中等收入阶段，原有的发展方式中的矛盾积存已久，终于爆发出来了，原有的发展优势渐渐消失了，它们迟迟不能越过人均GDP12000美元这道门槛，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例如，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阿根廷、智利，都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据世界银行的专家分析，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遇到了以下困难：
　　第一，由于国内工资收入水平上升，这些国家无法同低收入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竞争，某些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出口竞争中，比中等收入国家生产的同类商品具有优势，在吸引外资方面也更有吸引力。
　　第二，由于这些国家缺乏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优势产业、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产品，它们的困难加大了，它们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机会几乎没有了。
　　第三，这些国家已经丧失当初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挺进时的那种艰苦拼搏的精神和斗志。一般民众开始更多地追求福利社会的成果，总希望政府把更多的资源用来实现福利社会的各种目标，否则就对政府不满，于是胃口越来越大，难以自拔。一般民众不了解福利社会主要在高收入阶段才能逐步实现。
　　第四，这些国家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盛行。人们亲眼看到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滥用职权牟取私利等情况，他们的信心大大下降，官民矛盾激化，引发社会动乱。他们或者移民国外，或者消沉、失望甚至绝望，他们不再像当初创业阶段那样致力于经济振兴了。一般民众的消极、颓废、失望、绝望情绪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又一致命伤。
　　“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这样出现的。在这里，不妨再做进一步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包括了三个“陷阱”，即“发展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和“技术陷阱”。  
　　下面，分别对这三个“陷阱”做些探讨。
　　-发展制度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一个“陷阱”是“发展制度陷阱”，要靠深化改革来避免。已经或正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从传统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在它们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不一定经历了传统制度的激烈变革阶段，从而可能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社会的特征，传统势力和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仍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些特征和势力往往在农村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山区、边缘地区表现得相当顽强，它们成为这些国家“发展的制度障碍”，也就是“发展的制度陷阱”。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土地制度依旧保留着工业化以前的状况。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表现：
　　一是传统的社会组织把持着土地，让土地的氏族共有性质长期不变，实际上农村的土地仍掌握在最有势力的氏族和家族长者手中，农村和农业尚未受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影响。
　　二是农村和农业已经受到市场化的影响，农村中所发生的土地关系变化，表现为一些有势力的家族对土地的占有，从而形成了大地产制度或新建的种植园制度。大地产通常采取租佃制生产，佃户没有地产，沦为失地的阶级，而成为新建种植园的劳动者或者是雇工，雇工没有土地，他们靠微薄的工资为生；或靠在种植园内领得一小块土地，自行耕种，作为工资的替代品。
　　三是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经历过初步土地制度改革，农民曾分得一小块土地，但在市场经济中，农民中间发生了两极分化，土地兼并加紧进行，有些农民因种种原因，渐渐失去了土地，又成为无地的农民。
　　无论哪一种情况，土地分配的不均和贫富差距的增大都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制度障碍”或“发展的制度陷阱”。  
　　除了土地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以外，“发展的制度障碍”或“发展的制度陷阱”还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传统组织和氏族、家族势力根深蒂固，阻碍了市场化的继续推行，地方政权大多数受到这些势力的操纵，成为大地产主人或种植园主人的工具，地方政府官员成为大地产主人或种植园主人的代理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广大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难以建立。
　　第二，这些国家中，传统社会的限制和土地制度的不合理，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的收入增长率大大低于城市的收入增长率。农村购买力普遍低下，造成内需不足，限制了工业化的继续推行，市场化步伐相应地受到严重限制。
　　第三，发展中国家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必须有财政的支持。然而在这些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受阻，财政通常十分困难，只能靠增税来维持，而财政收支经常有巨大缺口，财政赤字无法弥补，结果形成了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率低下交替的恶性循环。
　　第四，发展中国家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必须有金融的支持。然而在这些国家，金融业的发展通常是畸形的：一面是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没有出路；另一方面是资本严重不足，高利贷盛行。造成这种畸形金融状况的制度障碍主要是金融机构或者被外资控制，或者被官僚和权贵们控制，民间金融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第五，在这些国家，发展的制度障碍还在于社会垂直流动渠道被严重阻塞了。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常比社会水平流动渠道更重要。这是因为，如果存在着居民迁移受限制的户籍制度。农村或集镇的居民不能自由迁往城市居住并在那里就业，其后果主要反映为城市生活环境恶化，出现贫民窟或棚户区，社会治安状况不佳等情况。如果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畅，则可以调动低收入家庭成员努力学习和工作，以及自行创业、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反之，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严重阻塞，将会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产生消极的影响。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严重阻塞，主要是制度性的问题，往往和垄断的存在、利益集团势力强大，以及社会上种族歧视、身份歧视、宗教与文化歧视、性别歧视等有密切关系。  
　　如何克服发展的制度障碍？如何避免落入“发展的制度陷阱”？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唯有通过“补课”，也就是改革传统体制，才有出路。这里包括对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从制度上消除各种歧视。  
　　然而，深化改革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阻力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改革拖得越久，利益集团的力量就扩张得越来越广，改革所付出的代价也会越来越大。  
　　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制度改革为例。如果在工业化开始前，或者在工业化刚开始时，对传统的土地关系就进行调整，使“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得以基本实现，同时采取立法措施保护农民财产，限制以强凌弱式的土地兼并，也许后来就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发展的制度陷阱”。如果在发展之初，采取土地赎买政策，让拥有大地产或大种植园的地主取得土地赎金而转投于工商业，后来的土地重新分配方案也不至于遇到那么大的阻力。然而，改革的最佳时机一旦错过，以后再改革就会困难得多。  
　　何况，以后要深化改革，谁来主持这场改革？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和支持者是不愿这么做的，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必然会因此受到损失。谁来主持和推进改革的深化呢？单靠少数有正义感、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力不从心，不可能实现这项任务，在激烈的政局动荡中，他们会很快被排挤掉，或者被逮捕、被流放国外，或者被杀害。如果单靠下层社会的穷人，特别是贫困农民来从事改革的深化，很可能酿成暴乱，实行极端的“均贫富”政策，甚至演变为一场内战，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只能使局势越演越乱。
　　这就是这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的深刻教训。
　　-社会危机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二个“陷阱”是“社会危机陷阱”，要靠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社会管理创新来避免。“社会危机陷阱”是怎样形成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无非是贫富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和缺乏社会管理创新所造成的。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业压力始终是存在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村的青壮年，包括农村妇女在内，走出农村寻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早离开农村在城镇中找到工作的人生活得到改善，会有示范效应，会吸引更多的农村中青壮年男女向往城镇，不断走出农村，结果是求职人数超过城镇的就业岗位数，就业成为城镇不得不面临的巨大压力。
　　同样的道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投资需求增大，财政支出增大，便有了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土地、原材料燃料供给紧张，房地产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又有了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加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同国际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它们越来越卷入全球化的浪潮，所以无论从商品流通渠道看，还是从资本流通渠道看，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多种形式的通货膨胀相继发生，使发展中国家国内民怨沸腾，使公众不断增大对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对政府的不满，对执政党的不满。  
　　还应当注意到，如果发生的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或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那就会同失业交织在一起，形成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滞胀”。“滞胀”必将使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受到打击，状况恶化，更重要的是使失业者和低收入家庭愤怒、绝望，“社会危机陷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  
　　“社会危机陷阱”的出现，造成社会动荡加剧，农村更加穷困，城市贫困人数增多，失业者增多，经济增长因城乡居民购买力下降而无法实现，因此政局会发生急剧变化，街头政治活跃起来，激进分子煽动大众起来推翻政府，并提出极端的政治主张。有钱人家相继移居国外。这时，任何想改革和发展的政治家都感到束手无策，不知从何着手。这些发展中国家只得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无法自拔。
　　就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而言，要迈出“社会危机陷阱”，必须进行重大改革，然而，在“发展的制度障碍”刚出现时，尽管改革的困难已经比经济发展初期大很多，但只要政府的决心大、魄力大，仍有可能推进，而到了“社会危机陷阱”出现后，改革的难度就更大了。在“社会危机”影响下，政局已很不安定，再谈“改革中发展”或“发展中改革”，都使得政治家不知所措，通常转而以“自保”为第一目标。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那些土地关系严重有缺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对现有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但无论是住在农村的还是住在城里的大地主家族或大种植园主利益集团，全都反对土地改革，甚至连妥协的、折中的土地改革方案也反对。这是发生“社会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最难解决的问题。
　　要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一定要从解决三个问题着手，一是增加贫困地区的就业机会，二是改善贫困地区的投资条件和发展条件，三是向贫困地区输入资本。但这三个问题都不容易解决。要增加贫困地区的就业机会，就必须增加投资；要改善贫困地区的投资条件和发展条件，同样必须增加投资。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为了保证贫困地区各项改革措施能有效地推进，能维持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保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社会管理工作应有所改变。这通常是指在贫困地区、经济落后地区和失业人数较多的城镇，推行农村和城镇社区的居民自治，采取各种化解民间矛盾尤其是地方贫富隔阂、官民隔阂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措施。对于民间的突发事件，要采取应对预案，早做准备，早做疏导，早进行化解。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对民间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很容易发生大的骚动，最后加深社会矛盾，甚至激发更大的社会冲突。加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往往同当地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氏族或家族矛盾、地方派系矛盾纠缠在一起。因此，民间酿成的社会冲突必须在刚开始时采取适当的对策，及早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就显得格外重要。
　　-技术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三个“陷阱”是“技术陷阱”，要靠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创新来解决。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经济停滞，摆脱不了困境，同技术上难以有重大突破有关，虽然它们认识到，如果技术上没有重大突破，缺少自主创新，缺少产业升级，缺乏技术先进的优势产业，人均GDP 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与高收入阶段之间的门槛。然而，在这方面，它们往往无能为力。为什么？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创新必须同资本市场创新结合。如果缺少这种结合，这些发展中国家，即使已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要想在尖端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的“技术陷阱”。  
　　要知道，技术上要有重大突破，必须有尖端的科研和技术人才，而在不少发展中国家，高端人才是远远不足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是由于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严重阻塞，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通常缺乏鼓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所以科技领域的高端人才被埋没了，受压制了。二是由于工资待遇、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和工作环境的影响，不少在国外学有所成的人才不愿回国工作，而愿意受聘于国外，留在国外长期不回。三是本国培养的人才也受到国外机构的吸引，不断流向国外。这样，高端人才的严重不足是很自然的。简单地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再加上金融专业人才短缺，金融监督松弛，腐败丛生，投资者望而生畏，把创业投资视为畏途。
　　这些国家的富人尽管拥有较多的财富，但从来都把不动产的持有看作是首要目标。即使从事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也一直把采矿业、建筑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为重点，很少涉及风险较大和自身又不存在优势的先进技术设备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因为他们对这方面投资并无把握。在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从来都要依靠较完善、较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来为技术创新的开展与推广进行融资。然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如上所述，既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由于富人作为投资主体不愿涉及风险较大的行业，所以不仅资本市场发展不起来，而且高端技术、自主创新、新兴产业也难以取得重大进展。富人作为投资者，太急功近利了，只想迅速获得暴利。如果股市看涨，他们常常带着投机的想法，大量涌入，徒然增加资产泡沫；一旦股市看跌，他们又匆匆撤离资本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发展中国家一直缺乏有战略眼光的、有志于振兴民族经济的企业家。另一方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几乎从不关心改善资本市场的现状，使得先天不足，后天又缺少对资本市场的关心和扶植，使资本市场未能在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崛起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并不久。在中等收入阶段继续前进时，中国会不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并落入其中，这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希望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虽然是一种愿望，但也只是一种假定，因为这里还有若干假设条件，需要探讨。
　　假设之一：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如果遇到“发展的制度障碍”，该怎么对待？是继续推进改革，清除这些制度障碍（例如城乡二元体制、市场的不公平竞争环境等），还是犹豫不决，不敢或不打算采取有效措施，或者认为这些方面的障碍在现阶段的格局下不可能阻碍中国经济的继续前进？只有采取第一种对策，下定决心，大力推进相关的改革，才可以跨越“发展的制度障碍”而不至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假设之二：要对中国现阶段和在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的社会冲突的状况和趋势做出实事求是的估计，要正确对待已经露头的社会不和谐的迹象，既不能视而不见或听之任之，也不要惊慌失措。正确认识，正确评价，正确对待，是最重要的。如果认为贫富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等等问题确已到了必须正视而不能忽略的程度，那就应当迅速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一一缓解，以增加社会的和谐程度。这样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否则，不是没有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和社会矛盾激化，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假设之三：在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绕不过“技术陷阱”，不能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尖端技术等方面有重大突破，如果资本市场依旧是不完善、不完整的体系，技术创新得不到资本市场有力支撑，那么即使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在高收入阶段仍会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平的高收入阶段。这可能反映出中国资本市场并没有发挥在促进技术创新中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的产品能以“中国制造”开拓国际市场是必要的，今后仍应继续在“中国制造”方面努力，不能丢掉“中国制造”的成果。但中国又不能以“中国制造”为限，而应当努力在某些关键性行业和产品上以“中国创造”代替“中国制造”。  
　　假设之四：中国必须摆脱过去长时期内支撑经济增长率的旧模式，也就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的旧模式。中国应当摆脱过多依赖投资来拉动增长的旧模式，转向投资与消费并重的拉动增长的模式，再进而实现以消费需求带动增长为主、投资需求带动增长为辅的拉动增长的模式。这样才会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才能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避免失业与通货膨胀的交替出现，也才能避免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发。否则，即使中国过几年人均GDP 超过了10000美元，仍不能认为中国走上了稳定、健康增长的道路。
　　假设之五：中国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能够在发展中取得这样显著的成绩，全依靠改革开放以来调动了民间的积极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迅速成长壮大了。如果今后循着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致力于发展民营经济，培养一批又一批有战略眼光的、有志振兴民营经济的企业家，中国一定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反之，如果认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到此为止了，民营经济将受到抑制，民间积极性将受到挫伤，这不仅会阻碍我国经济的继续成长，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突出的是会发生失业、贫困地区返贫、社会动荡激化等问题，这样，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也将成为事实。  
中国经济的趋势性下滑源于地区间的资源错配
【研究员】：
　　当前中国经济出现趋势性的下滑，根本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持续下滑。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行政力量配置的资源被导向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人口流出地，而由经济集聚效应驱动的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却遇到公共服务、住房和基础设施的短缺，从而出现地区间资源错配的困境。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认为，未来中国应实施以超大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一方面，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让资源配置到回报更高的地区，在地区之间着眼于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平衡发展。同时，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为抓手，在供给侧以土地、住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应增加适应人口增长带来的有效需求。



　　当前中国经济出现趋势性的下滑，根本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持续下滑。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行政力量配置的资源被导向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人口流出地，而由经济集聚效应驱动的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却遇到公共服务、住房和基础设施的短缺，从而出现地区间资源错配的困境。
　　为了迎接未来全球都市圈引领的竞争，也为了缓解中国经济的趋势性下滑，未来中国应实施以超大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一方面，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让资源配置到回报更高的地区，在地区之间着眼于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平衡发展。同时，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为抓手，在供给侧以土地、住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应增加适应人口增长带来的有效需求。
　　中国经济的趋势性下滑源于地区间和城市间的资源错配
　　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滑从2003年就开始了，只是在2003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段时间，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和外需强劲拉动，掩盖了效率恶化的各种问题。
　　研究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恶化的原因在于政策导致的资源错配。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错配指标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恶化，其中，恶化程度最严重的是西部，其次是中部，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是东部。同时也有研究显示，在那之后，全国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程度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有所恶化。  
　　资源错配的根源是行政控制的资源配置方向与市场驱动的人口流动方向出现背离。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效应驱动人口向少数大城市和都市圈集中的经济规律被忽视。在人口流入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规划和实际供给远远滞后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特别是在土地供应方面，2003年之后，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人口流入地，土地供应的增长速度出现明显的下滑，结果导致这些城市出现了快速的房价上升。
　　而在欠发达地区，由于平衡地区间发展被理解为经济总量增长的追赶，大量经济资源被引导到人口流出地。其中问题特别突出的是，建设用地指标被更多地配置在了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被转化成了总量过剩且零散分布的工业园和大量缺乏实际需求的新城、鬼城。特别是在2009年的刺激计划之后，大量新城的建设出现在中国的中西部，规划的面积远远超过实际需要，规划的密度也非常低，造成了近年来欠发达地区住房库存严重的现象。
　　中国急需扭转三个认识误区
　　资源错配的结果源自于当下正在流行的三个误导性的观点，而实际上经济规律与国际经验却并非如此。
　　第一，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一线城市太大了，人太多了。事实上并非如此，北京和上海严格说来不只是一个城市，而是多个城市围绕着中心城市组成的都市圈。它们管辖的面积也分别达到1.6万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为6300平方公里）和6000平方公里。如果按照都市圈来建设的话，那么，这些地方可比照的都是东京都市圈，其连成片的都市建成区半径超过50公里，人口规模已经超过3700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仍然没有一个地方达到东京圈的规模。2015年底，北京和上海管辖的人口规模仅仅为2171万和2415多万，即使把相邻的一些小城市纳入都市圈的统计，在与东京都市圈可比的北京、上海都市圈范围内，市场一体化和基础设施的连通性都要落后东京很多。
　　第二，人们认为经济向沿海地区和一些特大超大城市集中，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事实上，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过度集聚。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国的经济集聚程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比相近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都更低。中国的真正问题在于人口的集中程度远远低于经济的集中程度，这样，不同地区的人均GDP差距就被拉大了。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不是让经济分布更为均匀，而应让人口更为自由地流动，让每个地区占全国的人口份额与GDP份额一致，从而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  
　　第三，在大城市那端，很多人认为人口密度高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事实上并非如此，在纽约、东京、伦敦这样的世界一线城市，目前出现的趋势是人们重新回到市中心，原因在于以信息、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恰恰需要更多的人口集聚，借助于人口密度来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同时，紧凑型的城市发展可以减少人们的通勤距离，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减少碳排放。疏散中心城区人口，导致的结果是人们进行互动和知识交换的需求受到抑制，城市活力下降。甚至进一步拉长了人们的通行距离，反而加剧了拥堵问题。
　　以超大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
　　未来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少数大城市和都市圈之间的竞争，科技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其核心竞争力。正是在这一驱动力之下，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人口仍然在进一步向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中，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全球城市的中心城区正在通过紧凑型城市的发展，进一步集聚人口。
　　为顺应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城市发展规律，中国应实施由核心大城市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在当前背景下，雄安新区的建设是环北京都市圈发展大战略的一部分，在长三角地区出现的嘉兴主动对接上海现象，是建设上海都市圈的契机，而在珠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也在打造世界级的大都市圈。
　　这样的以超大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可以同时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几大问题，使中国摆脱经济增长趋势性下滑的困境。为此我们提出几个方面的战略调整。
　　第一，在核心大城市制定蔓延半径在50公里左右的都市圈发展战略，同时，再以大体量和快速度的轨道交通连接起大都市圈和周边的中小城市，形成城市网络。这一战略将为下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动能，并以此为带动继续吸纳其他地区的人口。人口流出地则加强自己的比较优势和专业化分工，在人口减少的过程当中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人均收入。在地区和地区之间建立起着眼于人均收入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均衡发展战略，取代当前资源均匀分布和产业同构的发展模式。  
　　第二，以人口城乡间更为自由的流动来对冲人口红利总量下降的负面影响。当前中国经济90％来自于工业和服务业，其中服务业比重已经超过一半。沿海地区特别是一线城市正在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对于劳动技能的要求相对来说并不高。因此，人口更为自由地向城市和大城市流动，能够增加城市的劳动力供给，起到降成本的作用。同时又可为大量低收入者提供更为充分的就业机会，对于缓解贫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人口城市化和向大城市集中的过程，将释放巨大的需求，有利于中国经济启动消费，调整经济结构。我们的研究显示，相比于本地城镇居民，非本地户口的常住人口人均消费要低16％到20％，这种“户籍制约消费”的效应在一线城市尤其巨大。根据测算，如果户籍制度改革到位，这些消费得到释放，那么经济增长每年大约可以加快1个百分点。  
　　第四，在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可以极大地改善下一代的教育水平和质量，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当前的留守儿童和进城随迁子女数量占到学龄儿童的大约三分之一，如果这部分孩子教育水平和质量能够在城市中得到提高，是未来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本储备。反之，如果他们的教育不能得到有效的改进，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埋下严重的隐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近来的统计，仅四个超大型城市在留守儿童数量中贡献了大约五分之一。留守儿童的父母在所在城市依法工作并贡献税收，却难以让他们的孩子在工作地接受教育，这一现状与世界通行的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的原则相悖，应尽快得到改变。  
　　第五，土地供应与人口流动方向相一致，住房供应与人口流动带来的住房需求相一致。在人口持续增长和房价高企的城市应增加土地供应，而在住房库存持续居高不下的人口流出地区（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应减少（甚至终止）土地供应。存量的建设用地指标，应可以跨地区交易和再配置，改善其使用和配置效率，以此促进地区之间的相互分工。这样既可以为大都市和都市圈发展战略提供充足的土地供应，防止房价过快上涨，同时又可减少在人口流出地的已经过剩的空城、鬼城和闲置的工业园，以及与之相关的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六，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大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区，通过供给侧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来缓解城市病。当前，超大城市的人口和土地规划与世界范围内全球城市的普遍趋势并不吻合，如果不及时调整，非常可能在未来出现更严重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短缺。而顺应人口增长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既可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又可在中长期拥有可持续的回报，从而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宜居两个目标上收到一石二鸟之效。
政府主导的土地分类比例无法自动纠错，其扭曲越演越烈
【研究员】：
　　目前，中国土地基本由政府官员决定分类。而问题是，官员决定的分类比例错了，如何纠错？完全由政府主导决定的土地分类比例因无法自动纠错，其扭曲越演越烈。我们目睹的现实是：一边是大量抛荒的农地，闲置的工业园区，连排成片的空置楼宇，四处涌现的空城和不断膨胀的房屋泡沫；一边是农村的空心村日益增多，城市的廉租房和廉价房严重短缺，城中村四处曼延，2.6亿外来打工者只能浮游于城市边缘，6000万留守儿童与父母分居。可以说，中国面临的严峻的经济结构性扭曲和产权改革严重滞后有关，改革现有的地权安排越来越有必要。本文为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主办的“产权安排与要素流转——农村改革与城市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在土地制度的观点上，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归根结蒂，主张要允许土地私有，允许民间拥有土地，以便尽快产生真正的土地市场，并用土地市场配置除公共用地之外的所有土地。中国面临的严峻的经济结构性扭曲和产权改革严重滞后有关，改革现有的地权安排越来越有必要。  
　　我1979年进入复旦大学，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学习《资本论》。资本论对市场经济作了严厉批评，但同时，也向自己提出一项严峻的挑战——如何克服自己所批评的市场经济的弊病。马克思主义的标准答案是，用中央计划来实现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认为用中央计划可以防止市场经济中经常出现的过剩和短缺，并避免贫富差别过大。
　　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按比例地配置资源确实是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所有试用中央计划体制的国家，其结果比市场经济还糟，既无公平（特权阶层的普遍产生），更无效率。中国因为及时改革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虽然不很彻底，但避免了经济的大崩溃，并取得了高速增长。对最近40年来的成就的原因，见仁见智。有人说，这种成就来自计划经济加一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也有人说，今天的成就，主要是大力引进市场经济的结果，而之所以还存在问题，是引进市场经济不彻底。我持后面这一派的观点，认为要继续市场导向的改革，才能解决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不公、资源配置无效等。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土地制度，土地在要素中的地位很特殊，是一切生产活动的载体。土地配置的核心问题是要确定不同用途的土地之间的分类比例，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土地和其上所载的物业，用途有千万种，为此要有各种各样的土地用途分类，核心是如何确定这些分类之间的比例。目前，中国土地基本由政府官员决定分类。而问题是，官员决定的分类比例错了，如何纠错？
　　事实证明，在土地市场缺位的情况下，错误的分类比例并不会自动纠正。土地分类的比例错了，意味着作为经济活动的载体的比例错了。那么，载于其上的经济结构必然会越来越扭曲，对城市化也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城市化是我特别关心的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本民族，要使人口整体从低收入上升到高收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内生性的城市化，使大多数农村人口迁入各类城市，成为拥有平等权利的市民。如果城市化受阻，那么人口整体上升到中产阶级、甚至高收入的途径就会被堵塞，最吃亏的主要是农村的穷人。
　　计划经济下的传统途径，如参军、上大学等，固然能创造一些机会，但非常有限。市场经济下，如果城市化停滞，农村人口整体上升到中等收入的通道必然受阻。经济增长也会因内需的难以扩大而受阻，城里的很多财富没有足够的人口接手，其价格也不可支撑。没有稳定价格基础的财富必定是虚妄的，迟早变为泡沫而破裂。  
　　土地分类比例的扭曲
　　以下的发言会经常用到土地的分类比例这一概念。这个概念特指为了满足人们生活和生产的正常需求，不同用途的土地之间必须保持某种比例。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就是资源怎样有效地分到各种产业结构中，满足生产和消费需求，正常的经济结构一定要求各个经济部门维持某种比例。
　　这次演讲焦点是土地这个要素。所以，我想主要讨论土地的分类比例。决定这一比例的主体只有两个：市场或政府。由政府决定，需要实行土地公有制。政府其实应该只是代理人，因为名义上土地要么是农民集体所有，要么是全国人民共同所有，但政府的代理人身份在中国的体制下成了政府主导。这种由政府决定分类比例，并直接配置土地的效果一开始似乎不错，弊病没有立即显现，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的旧城改造似乎很顺利，卖地财政给地方政府以源源不断的资金。尽管包括我在内的学者不断呼吁，这种土地财政不可持久，后果严重，各地政府不为所动。
　　完全由政府主导决定的土地分类比例因无法自动纠错，其扭曲越演越烈。我们目睹的现实是：一边是大量抛荒的农地，闲置的工业园区，连排成片的空置楼宇，四处涌现的空城和不断膨胀的房屋泡沫；一边是农村的空心村日益增多，城市的廉租房和廉价房严重短缺，城中村四处曼延，2.6亿外来打工者只能浮游于城市边缘，6000万留守儿童与父母分居。  
　　本来，发生分类比例的扭曲，在有土地市场的情况下，是会自动纠正的。为什么在中国却无法自动纠正呢？有人鼓吹每一块城市土地的用途必须由政府决定，政府则按自己的偏好，而不是民众的实际需求，决定土地的分类。结果，几十年来，所拨的建设廉租房和廉价房的城市用地微乎其微，拨于豪宅的土地越来越多，远远超出城市化的主要对象——外来打工者——的收入水平。
　　城市化要化的主要就是农村来的人口，这是城市化的定义。将近3亿农民工进城打工，总要找住的地方，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制定城规和区划的官员却无视他们的需求。可是，这无法阻挡他们寻找暂时栖身之处的强大动力。中国到处存在类似贫民窟的城中村，便成了他们的归宿。顺便作一些对比，我去过许多中国的城中村，也去过一些国家，包括巴西的贫民窟。虽然环境差是共性，但人家至少一家人是团聚的，有其乐融融的一面；中国的农民工，一般则处于形影相吊的状态。  
　　内生性的城市化提供了社会流动性的最大机会，只有内生性的城市化，才能把绝大部分农村人口集中到一起，以穷尽规模报酬递增的红利。即使是穷人，集中在一起，扶贫的成本也可以因规模报酬递增而极大地下降。试想把穷人分散在960万平方公里上，如何将他们的现代化服务和收入水平提高到城市的水平？人数那么多，散得这样开，路途那么遥远，基础设施那么差，怎么去帮助他们呢？你补助多了，他们就不出来了，甚至已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都会返回农村，坐等补助，那你不是会养越来越多的懒人吗？政府的逻辑很奇怪：一方面将已经不远万里，主动来到城市，来到他们面前的农村穷人赶走；另一方面，政府又派人到深山老林中去，表示要不惜代价地为他们扶贫。为什么不用内生性的城市化这种可以发挥规模报酬递增的途径去扶贫呢？  
　　回到分类比例这个问题上来。鼓吹由政府决定每一块土地的用途，就等于说，政府可以决定不同用途的土地之间的最终比例。在计划经济下，一直想通过中央计划来达到按比例发展，使经济的各个部门能协调增长，可是，这一理想从来就没有实现。原因是消灭了市场，就没了关于供与求的足够信息。从1978年起，开始探索用市场机制来实现按比例地发展。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将近四十年后，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依然存在。为什么呢？
　　原因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部分仍在顽强地发挥作用，使得中国只能做到产品配置的市场化，要素的配置仍然由政府垄断。这种制度安排，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看来，也是奇怪的。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中国的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自然要变。但是，中国的上层建筑的改变严重滞后。例如，现行的土地制度，土地用途的分类和管制制度，都是从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这些制度却变得很少。正是这些制度扼杀了真正的土地市场的诞生空间。  
　　为什么在一个没有土地市场的经济中，土地的分类比例一定会失调呢？我的理解是，如果只讲供给，无视需求，特别是将某些阶层的需求看作洪水猛兽，故意无视（例如农民工对住房的需求），或者只讲需求，不讲供给，特别是针对某些阶层，故意不提供土地（例如不但拒不提供建造廉租房和廉价房所需的土地，又通过不断拆迁城中村以进一步减少这类土地供给），是不可能真正达成供求均衡的。供给和需求必须放在一起，才能达成均衡点，决定均衡的量及均衡价格。
　　影响供求的不仅有经济因素，还有大量的非经济因素，比如社会的、政治的、气候的、文化的、心理的……这些因素很难数量化。即使以后有人工智能，加上计算机，也无法数量化这些因素。只有公开交易而又允许价格浮动的市场，才能通过试错，最后变成一系列的均衡价格。这些价格反映了资源和产品的相对稀缺性。与此同时，这些价格所引导的各种产品和要素的供应量，就构成配置的正确比例。政府最多针对市场失灵而加以一些干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配置作用。
　　这里的关键是，均衡价格和均衡量必须同时决定，不应该将价格和它对应的量割裂开来。这是计划经济体制所抱的幻想，最后导致各种量严重偏离其均衡价格，不是过剩，就是短缺。这也意味着，如果要素是不准自由交易的，那就不会有要素的价格产生出来，要素供应的量一定会偏离均衡价格所要求的量。所以，通过自由交易形成的价格对要素的配置是至关重要的。离开交易的自由，离开均衡价格，奢谈供给侧的改革，是天方夜谭。而能让一切因素，包括各种非经济因素数量化，成为均衡价格的一部分的唯一机制就是市场机制。  
　　健康的土地市场才能带来双赢
　　有人说，中国已经有了土地市场。但是，中国有的是政府垄断的土地市场，产生出来的价格是垄断价格，并不反映土地的稀缺性。在这种市场上，政府在获得农民的土地时可以垄断性地压低价格，在向开发商让渡使用权的时候，又可以垄断性地抬高价格。这种做法既扼杀土地的自由交易，又产生误导性的价格。现在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市场，这是由宪法规定了的。根据宪法第十条，土地自由买卖是明文禁止的。所以，政府名正言顺地决定土地的分类，同时也等于决定了土地的配置——用“量”，而不是价格来配置土地要素。
　　有人认为，在发达国家也有区划和规划的概念，并加以严格实施，这不是等于是通过“量”，而不是通过土地价格来配置土地吗？其实，区划和规划的产生是有原因的，而且是很近代的事。古代农业社会，人跟人之间住的很远，所从事的生产也不会产生大量的污水、噪音，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环境，所以没人想到要去限制土地的使用。到了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了，人跟人、人跟企业、企业跟企业都在近距离之内相互活动，噪音、污染等变得越来越不可忍受，而公共用地十分稀缺。所以，经过一段时间无序的城市化发展以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为了公共利益，防止负外部性，土地的用途是需要管制的。所以，1916年纽约第一次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区划。
　　但是，在发达国家，因为土地是私有的，并且可以自由交易，每个人有动力使自己的土地及其上的物业价值极大化。规划和区划并没有取消那里的土地私有和自由交易，其作用可以拿过滤器作比喻——在有过滤器的情况下，水还是可以自由流动，但抵达用户前，先要过滤，截留其中的杂质。区划和城规对业主根据自己的物权和产权，追求物业升值的各种努力，并不盲目阻止，但是，如果对公共利益有损害，带来了负外部性，就会给出建议和要求。城规会预留公共绿地，基础设施用地，政府用地等；而区划部门会根据城市规划，大致划分不同功能区内的土地用途和建筑类型。但是，并不禁止物业的自由买卖。每一种物业有各种不同的可能用法，可供业主选择。只要业主通过技术处理，达到了标准，就可以维持原来的设计，或改变设计，找出新的使用自己物业的途径。
　　技术进步对城规和区划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比如，曼哈顿号称富人云集的上东城，房子价格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美元。可以想象，洗衣房、餐馆、夜总会、电影院等污染或噪音很大的商业服务一开始很难在那儿生存；但是，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污水处理，通风排烟和噪音隔绝的能力越来越强，对洗衣房、餐馆、影院、夜总会等的限制就越来越松，甚至一些工场都被允许存在。
　　这说明，本来区划很严格、很刻板的地方，业主在自利的驱动下，会根据市场的需求，找出使用自己的物业以获得更高的价值的方法，并想办法说服区划和规划部门。现在的趋势是，本来规划和区划将住宅区、商业区，办公区等严格分离的理想主义，越来越让位于混用的区划，以减少交易成本和交通成本，方便人们的生活，提高生产的效率。这是由于业主们都有突破“用途上的死规定”的内在（自利）动力，加上防止各种污染的技术的突飞猛进，混用成为本来在严格的区划下功能单一的小区的一种趋势，甚至本来严格划分功能的同一物业也越来越有混用的趋势。这样既能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又能帮助业主实现物业的最大价值。这是市场对城规和区划的修正，而且是一种长期的，基于自利之上的强大动力。
　　在市场经济中，城规或区划也会有规定过死，破坏土地分类的正确比例的时候。如果土地分类比例错了，意味着有的类型的土地和建筑配置太多，价格就会走低；有的类型的土地和建筑必定配置得太少，价格就会走高，业主就会有暴利。基于自利的考虑，亏的业主就会想出种种新的办法来利用土地和其上的物业，甚至申请改变区划，以便实现自己的物业的更高价值。政府只能用公共利益和负外部性限制改变，而不能干脆禁止交易，或禁止业主对自己的物业新用途的探索。
　　这说明，只要存在土地市场，就会自发地产生土地自由交易，产生土地价格和物业价格。这些价格就会对公众传递明确的信号，使已有的城市规划和区划中存在的分类比例不合理的地方逐渐得到纠正。这些地方的规划部门和区划部门必须经常跟群众见面，通过听证会获得社区老百姓对已有城规和区划的反馈。政府如果要反对某些业主对某块土地或其上的建筑物的使用方法，只能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
　　换言之，在有真正土地市场的地方，以业主为一方，以政府规划部门和区划部门为另一方，共同面对同一的价格信号——业主会有动力提出新的土地使用方式，或者对其上建筑的使用方式进行新的探索，政府以公共利益的理由作为过滤器，将各种建议和设计中可能包含的负外部性和侵害公共利益的地方过滤掉。在他们之间一轮一轮的博弈之下，规划和区划能保持合理的部分，改进不合理的部分，分类比例中的明显错误可以得到逐渐的修正。
　　这种以土地市场为主，政府的城规和区划为辅，共同更合理地决定土地的分类和分类比例的双轨制，对中国也有参考价值。最近，一些地方推出对包括酒店式公寓在内的商住两用楼的新政策。政府的一道命令，改变了全国不知多少大楼的价值以及业主的产权。我觉得政府一定要跟社区，跟业主好好讨论，具体说明是什么理由禁止酒店式公寓。这种商住两用楼到底构成了什么样的负外部性？政府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使民众形成共识。
　　由此看，在发达国家，对土地分类的决定存在两套机制：长期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土地市场机制，通过土地市场提供动态的价格信号，引导业主在逐渐改变的大环境下将自己的物业向价高的使用方向流动；其次，基于负外部性和公共利益的理由，政府当然也需要对土地的使用通过城规和区划加以管制。两边博弈的结果会达成妥协，而且一般是一个多赢的妥协。  
　　现在来看下面由程令国博士帮助绘制的图。图中竖轴是地价，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市中心的地价最高，因为交通半径（可看作交易成本的近似）在市中心最小，交易效率最高。随着离市中心距离的增加，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会升高，交易效率下降，地价随之下降。所以，图中某一点的地价是该点到市中心距离的递减函数，用HDMC表示。如果城规和区划部门硬性规定A点为城市和郊区的边界，B点为郊区和纯农区的边界，地价曲线就被扭曲为HDGMC曲线。中国普遍采用这种硬性规定城市边界的做法。

　　这种做法无视土地的机会成本，在市场经济中是难以长期被业主接受的。原因很简单。从A点向左一点，地价是AD，而A点向右一点，被硬性划为农地的地价只有AG。其实，与A点相邻的左右两边土地可以看作是同地，却违反了同市，同权，和同价的原则。这说明，在有土地市场的国家，价格信号会显示土地分类的比例是否正确。在A点以右的业主有动力找出土地的新的用途，以便实现GD所代表的价值。将A点作为城市边界，在城市用地和郊区用地的比例上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无视价格信号所显示的城市建成区向外扩张的内在动力。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经过反复的博弈，也就是通过上述对不同类别土地差价之间的套利，城市的边界会在城市扩张之前提前定到B点，以避免市区用地跟郊区用地的分类比例中的错误。AB之间的土地由于不再被硬性划为农地，业主，政府和开发商都可以参加套利活动。例如，政府可以为了公共用地，出于提前储存的目的，向郊区的土地业主购置，其余土地则由业主同开发商直接交易。用价格来引导土地的配置的好处是，价格对所有人都是公开的，不是秘密，不像规划和区划，可以躲在政府办公室里秘密制定出来。在公开市场上形成的价格是没法隐瞒的。地价在A点发生的断崖式下泻，大家都能看到，也都能感觉到DGM这个三角形所代表的潜在价值的漏损。
　　在中国，由于没有土地的自由交易，价格信号高度扭曲，业主也无从实现DGM所代表的价值漏损。例如，北京的土地利用效率很低，不但存有大量质量很次的小平房，而且存在不少路边荒地。如果允许土地私有的话，业主会想方设法将荒地、废地等利用起来。
　　去年是纽约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区划规制100周年。为此，纽约举行了纪念会，名家云集。发言者总结了1916年以来100年间实行区划的很多经验教训和对将来的展望，其中提到的一些案例对中国很有参考价值。有个案例显示，在新建大楼时，如果业主同意将大楼的底部从街面后退，使人行道增宽为一个广场，或同意将一楼完全架空，提供行人活动、穿行、躲雨等的空间的话，城规和区划部门就允许大楼增加总高度以实现更高价值，弥补业主因提供公共空间而受的损失。这就是双赢。
　　上例表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并不你死我活，不能共存。在私有产权下，允许土地自由交易，如果土地分类比例不符合生活和生产的需求，业主就会减少供应价格下跌的土地类型，增加供应价格上升的土地类型，通过对不同用途的土地的价格差的套利，纠正错误的分类比例。城规和区划部门只能利用业主的自利动机，引导业主在对不同用途的土地之间进行套利时兼顾公共利益。由于对公共利益和负外部性的审核需要时间，也可以使土地投机带来的价格波动得到某种冷却。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以上我们证明了，土地分类比例的确定，在市场经济下，需要所有类型的土地都参加交易，产生价格，并通过对价格的套利行为，使价格过低和价格过高的某些土地类型的供应得到调整，这样才能产生使供需平衡的土地分类。所谓正确的分类比例，就是符合不同收入的人们对消费各类土地及其之上的物业的需求，并满足不同类型的企业对各类土地及其之上的物业的投入需求。这是一般均衡的观点。
　　从这种观点看，目前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的理念使人十分担心。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发改委主持的全国土地试点汇报会，感到目前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在概念上把不同类型的土地完全割裂开来，是违背一般均衡观点的，因而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土地分类比例的。
　　三十几个县不但相互之间完全孤立地进行试验，而且在每个试点又仅仅挑出某一特定类型的土地进行改革试点。这意味着在每个试点县，对可能的多种不同类型的土地完全不管，只限于对某一特定类型的土地进行试点。这样的试点即使对这个县都没有意义，对全局又会有什么意义呢？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要让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已经差不多快五年了。这种孤立试点的方法严重违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一般均衡的要求，完全无视真实的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能导致正确的土地分类比例。我在纪念杜老（杜润生）的文章中提到，早在1999年或2000年，我就曾提到将整个海南辟为要素改革的试验区。在试验区里，所有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动。这既能保持一般均衡的真谛，又可减少对失控担心的办法。可惜，这一办法未被采用，而土地分类比例的扭曲而却越演越烈。
　　我认为，首先至少要在一个地区之内形成统一的土地市场，然后是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最后，还要跟全世界的土地市场连起来，才能够产生最优的比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最后需要多少农地，也是要由全球化的进程决定，而不是靠划红线决定。这种红线的存在，必定严重扭曲分类比例，最后倒霉的是农民，以及急需进城定居的农民工，也波及外地进城的小白领。  
　　我对一位老朋友关于经济结构完全由本国的禀赋所决定的批评也是基于这个理由。在发生当代的全球化之前，可以说一国的禀赋决定了本国的经济结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一国可以进口本国没有的或稀缺的资源。所以，一国的经济结构并不完全取决于一国的禀赋结构。  
　　对土地制度改革的五点建议
　　以下谈谈我对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五点建议，这五点建议使各类土地立即可以交易，产生价格，又不会引起土地分类的失序，因而能逐步匡正现存的土地分类扭曲，进而有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
　　首先，为了使包括农地在内的所有土地变得可交易，对农户承包的地块的确权颁证应该坚决而尽快地进行下去，以终止农地根据家庭人口均分的低效配置，并建议农村集体停止宅基地的无偿划拨。农村土地在确权颁证后，如果原有的集体生产无效，或管理中发生严重滥权，要允许农户携带自己的一份土地从原有的集体中自由退出，重组新的集体，甚至单干。
　　这一条的提出，是为了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既然要让市场在配置土地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要允许所有类型的土地都参加交易。交易的前提是产权明确界定。
　　我在今年年初的《抵达刘易斯拐点的中国道路及其后果》一文中指出，如果没有土地市场，就没有挤出效应，农村中留下的一定是老弱病残妇和留守儿童。因为如果土地分配根据人头，而不是效率，对每个家庭来说，合理的决定是留下低效的成员，反正一个人头一份地。但对民族整体来说，这种土地配置必定低效。这是为何在所谓中国已经抵达刘易斯拐点的时候，留下的不是刘易斯所预言的最有效率的农民，而是老弱病残妇和留守儿童。中国残留的庞大农村人口，又是如此的低素质构成，不但使城乡收入差难以弥合，也使现代农场始终无法全面代替传统小农。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第一大的外汇国，制造业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农业生产形态仍很落后，这是和中国的现代化大国地位不相称的。
　　第二条，在尽快完成上述措施后，回到《宪法》规定的轨道上来，除了公共利益用地外，政府不得征收农民的任何土地；同时，在不改变所有类别的土地现有用途的前提下，开放包括农田在内的所有类别土地的自由交易。
　　现在不管是为了公共利益用地，还是为了商业利益用地，都由国家出面征收，这就为公权私用开了绿灯。回到《宪法》第十条以后，可以有农民之间的农地交易，也可以有农民和投资者之间的直接交易，前提是不能改变土地的最初的类别，原来是农地，一开始还是以农地的类别作交易。这样可使政府少一点担心。在不改变现有土地分类的前提下，放开所有土地的交易，包括农田的交易，允许集体之间交易，也允许单干农民之间交易。
　　第三，不同用途的土地的现存比例处于长期失衡之中，因而，在允许交易之后，它们的价格将出现波动。区划和城规部门应根据价格差中的信息，在和社区民众的互动中，定期微调已有的区划和城规，以便增加价格暴涨的类别的土地供应，减少价格暴跌的类别的土地供应，满足对不同类别的土地的需求，使不同类别的土地的比例趋于合理。
　　这一条对探索如何纠正不同用途的土地比例中现存的严重失调而言，很重要。这种失衡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只要开放所有土地以现有用途交易，各类土地的价格一定会出现波动，包括工业用地的暴跌和住宅用地价格的上升。区划和城规部门可以根据各地价格差当中所包含的信息，通过和民众的互动，有序地调整不同土地类别的供应，减少价格暴跌的类型的土地的供应，适当增加价格暴涨的土地类别的供应。通过由价格引导对不同类型的土地的供应作调整，也是确定城市自然边界的正确途径，将地价高于农地价的城郊土地以滚动方式提前划为城市用地，以满足城市用地的需要。
　　第四，承担城规和区划的部门（国土部和建设部）除了确保必要的公共利益用地，特别是道路和基本建设用地外，不再直接配置土地，但必须对所有不同用途类别的土地，不分所有制的不同，一律加以平等而严格的管制，以减少可能的负外部性，并适当承担廉租房和廉价房的建设。各地政府应该对只有土地使用权的用户开征房产税，对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业主开征物业税，以及各类涉地的交易税、资本增值税等，代替现在的卖地财政。
　　这一条将使城规和区划部门退出直接配置土地的角色，让位于市场。城规和区划要认清自己的功能，不能像现在又是制定规划和区划，同时又去直接配置土地。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土地财政已经走到自己的末路了。今后除了道路、基本设施等公共用地用地外，不应该再直接配置土地了，但是对土地使用中的负外部性则应该加强管理。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将廉租房和廉价房的建设纳入城规和区划，使最困难的外来农民工在打工地得以定居下来，加速他们的市民化过程。同时，各种涉地税收的开征使投机性的持有土地和房产的成本大幅上升。
　　第五，其余的城市用地应分成大小适当的地块，通过土地市场向社会各界开放。在符合城规和区划的一般原则（例如人口密度，容积率，阳光权，噪音，污水，防火，防盗等）下，让社会各界集思广益，参与城市的建设，使城市建筑的风格和功能多元化，以反映社区民众的实际需要。这一条对雄安也有参考价值。规划部门和企划部门就管道路，道路下面和周边的基础设施、公共绿地、公共用地（包括政府机关用地）。沿道路和其他公共用地两旁的农地，都应切成大小适当的地块，由农民直接出租或卖给开发商，由他们根据实际需要去设计。这样，这个城市会呈现多元化的建筑风格，兼顾民间的需求。以前上海的老浦西就是这样搞出来。中外专家普遍认为老浦西作为城市化的模式来说，是很成功的。城规和区划只要规定一般的原则，比如通过规定不同城区的基本功能和特定的容积率等，取得不同城区的不同人口密度。但是，一定要注意价格信号，并允许社会各方有资格参与城规和区划的设定。不能把关于城市的开发的信息封锁起来，完全不和市场沟通，不跟民众见面，搞突然袭击。不然，搞出来的城市虽然不一定完全失败，但其功能绝对不会是内生性的经济型城市。所以，我希望自己的建议，对促进中国的内生性城市化有用，也希望对雄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结语
　　小结一下今天发言的要点。首先，到了今天，地权制度的改革必须避免零敲碎打，应该有整体设计。其次，为了坚持用市场决定性配置要素，一定要允许所有类型的土地进入交易，形成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如果有顾虑，至少开放某一地区内所有类型的土地的交易合法性，形成地区性的统一的土地市场。第三，为了减轻政府对房地产市场是否会因此而立即崩溃的焦虑，在允许交易的同时，业主暂时不能改变现有用途。有这一条，即使允许郊区农民交易土地，他们也不会愿意以农地的价格进行交易，但政府不能再以非公共利益的理由强征。这样，在城市仍有向外扩张动力的地方，城市用地的供应会立即减少，这类土地的价格会立即上升。这就显示，硬性规定这个区块继续作农用是个错误，需要根据价格信号对土地分类比例予以调整。不但城市获得了土地，农民也能实现土地升值。
　　我的观点往往被简单归纳成要求一夜之间土地全部私有化，业主可以随便改变自己土地的用途分类，以致导致中国的土地市场和房产市场马上崩溃。这从来不是我的本意。我想借此机会强调一下，立即开放所有类型的土地入市交易的前提是暂时不改变现有土地的用途分类。但是，如果农民惜售，也应该得到《宪法》第十条的保护。根据这一条，只有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政府可以征地。在这个前提下，土地市场和房产市场不会立即崩溃，但会开始根据地价波动调整土地分类的良性过程。
国土部离休干部：《土地管理法》必须大改，不能小改
【研究员】：
　　盼望已久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终于出台了。但是，细读国土部的征求意见稿，离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订立的改革目标，仍有不小的距离。国土资源部离休干部、中国老科协国土资源分会土地与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郑振源认为，这套名为用途管制、实为计划配置的管理制度土地配置效率很低，而且滋生社会问题，不能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作根本性的改革，改计划配置为市场配置。这应当作为本次修法的重点。但是在国土部在对《修正案》的说明稿中仍然认为，“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总体上是有效可行的”，还要坚持现行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不改。这是《修正案》最大的不足。



　　盼望已久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正案》）终于出台了。开门修法是好事。但是，细读国土部的征求意见稿，如果要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下称《决定》）订立的改革目标，笔者认为，还需要比较大的调整。
　　一、土地管理要立足于发展阶段，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回顾《土地管理法》的立法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粮食安全没有过关、“把农业尽快搞上去”是经济工作首要任务，所以1982年一号文件提出“保护耕地”的国策。1985年中国出现耕地锐减。1986年出台了以耕地保护为主旨的第一部《土地管理法》。随后大规模的工业化、城镇化建设逐步展开，1992/93年又发生一次耕地锐减高潮。于是1998年修改《土地管理法》，形成目前以“特殊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为目标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2003至2012年，政府以计划经济的土地补偿办法低价征地，为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输送了224万公顷廉价土地；低价征来的土地又在政府卖方垄断的市场上高价出让，赚得高额土地出让金。这两笔廉价要素供给促进了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这样的土地管理制度成为资源驱动型发展方式的基石。这些效果是1998年修法预料之外的。
　　而今，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2015年中国在20.25亿亩耕地上生产了6.2亿吨粮食，人均452公斤，加上粮食进口，又一次粮食明显过剩，说明耕地面积足够，粮食安全已不成问题。同时，我国已进入后工业时代，重工业用地需求减少，高耗地时代已经过去。即便扣除8200万亩需要退耕的陡坡耕地和6500万亩可能因生态而调整的耕地，离18亿亩耕地红线还相距甚远。在这形势下，“耕地保护”还要讲，还要加强，但重点不在于保护耕地面积，而在于保护耕地质量（防治土地退化，提质改造）和保护生态健康，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而今，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下滑。保证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已高于保证粮食安全。在这新时期，中央的发展战略部署要加快发展方式从资源驱动型向效率驱动型转变，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技术创新、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新动力。
　　立足于发展阶段，土地管理为经济发展大局服务，就要看清、看准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把土地管理的目标从“特殊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转移到“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在产业和地域间均衡配置土地资源”上来。
　　但是，《修正案》仍一味强调“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而不提“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二、提高土地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必须实行土地资源市场配置
　　《决定》的说明说：“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理论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所以《决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现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以政府规划来确定每块土地的用途。这是一套与市场配置背道而驰的、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计划配置制度，行之十多年，已经暴露了许多弊病：
　　1、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下达的建设用地指标与各地的土地需求脱节——指标给多了，没有项目用不了地，造成土地闲置；给少了，不是有项目上不了马，便是造成普遍性的违法用地。另外，计划供地还常因地征不下来，或规划变更，或冗长的审批程序，造成大量批而未供、供而未用的闲置地。违法用地和闲置地普遍存在、长期存在，说明这不是执法问题，而是制度问题。紧缺的指标还造成，在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为获取指标，政府大拆大建，农民“被上楼”。  
　　2、政府垄断国有建设用地供给。政府规定用途，操控土地供应量和价格，贱卖工业用地，贵卖房地产用地。价格扭曲导致资源错配，工业用地配置过多，粗放利用；而房地产用地紧缺，地价飙升。
　　3、地方政府有了指标，就能征地，就有土地出让金进账，计划指标又与政府利益挂上勾。在政绩导向下，激励地方政府大建新区、新城，落下很多空城，浪费土地资源。
　　4、政府配置土地的绝对权力，又开启了广大的寻租空间，官商勾结，成为土地贪腐的制度性根源。
　　以上足以说明这套名为用途管制、实为计划配置的管理制度土地配置效率很低，而且滋生社会问题，不能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作根本性的改革，改计划配置为市场配置。这应当作为本次修法的重点。但是在国土部在对《修正案》的说明稿中仍然认为，“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总体上是有效可行的”，还要坚持现行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不改。这是《修正案》最大的不足。  
　　三、为实现市场配置，需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个市场必须是开放、竞争性的，才能发挥市场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决定》说“建设统一开放、统一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只有在众多市场主体参与的竞争性市场上,才能形成切实反映土地供求的市场价格,才能以价格波动为导向，引导土地资源在部门和企业间自由进入和流出，达到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目的。这是市场配置的规则和规律。
　　如果只允许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能够入市的集体建设用地就少之又少。据一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试点调查，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总量少、地块小、布局散，根本形不成开放竞争的建设用地市场，也就不能发挥市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配置效率的作用。
　　把集体土地市场准入门槛提得如此之高、门开得如此之小，从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解读看，主要是担心一旦门开大了，农地自由入市，农民大量卖地盖房，冲击耕地保护。这其实是过虑。
　　首先，开放集体土地入市不是自由入市，而是要在土地用途管制规则约束下，按照市场交易规则有序入市；
　　其次，农民建房要以有需求为前提。开放集体土地入市之后，面临农民工、低收入居民需要的廉租、廉价房奇缺的市场形势，集体土地自然会大量入市。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住房用地需求总是有限的。当住房供需平衡时，建房热自会消退。另一方面，集体土地进入房地产市场可以减轻政府征地建设保障房的负担；集体土地入市用作工业用地，不再由政府低价出让而由市场定价，工业企业会因土地价格提高而节约用地。再者，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入市和有偿退出，可以消灭“空心村”，节约用地。总之，集体土地入市后，建设用地有增有减，不至于失控。现在耕地足够、粮食安全没有问题，正是开放集体土地入市的大好时机，应当毫不犹豫地放开手脚建设城乡统一、开放竞争的建设用地市场才是。  
　　目前的修法思路没有正确判断当前土地利用形势，对市场配置规律认识不足，没有按市场配置资源的要求认真深入地总结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经验的成败。这样的改革不能达到《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
　　四、改革现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同时，要建立适应市场配置的政府调控体系
　　改革现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实行市场配置，并不是取消政府对土地用途的管制，而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职能如何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得很清楚：“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靠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督，维持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
　　具体地说：首先要改革指标控制式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计划配置制度中，规划是土地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每块土地的用途都由规划来确定；在市场配置制度中，市场是土地资源的基本配置者，规划是市场配置的调节者，是做市场配置做不好、做不到的事。
　　所以，规划的内容不应再是一部各种规划指标的汇编，而应是：1、展示未来土地利用的愿景，引导土地利用；2、配置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用地，这是市场配置做不到的，要由规划来做；3、防止出现土地利用负外部性问题（包括环境问题），这是市场配置做不好的，要由规划来做；4、确定实现未来愿景的行动项目计划。
　　规划方法也要改，要从政府编制规划改为政府组织、公众参与编制规划。
　　其次，《修正案》第二十条仍然保留了1998年版《土地管理法》“市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划分土地用途分区。明确土地用途和管制边界”的条款。
　　这是政府对土地用途全面直接配置的正面清单管理办法，完全取消了市场配置的空间。市场配置就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改为对土地利用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即市县政府根据所在地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土地用途分区规划，划分土地用途分区，规定各类型分区的土地用途管制规则（规定禁止和限制的土地用途和土地利用方式）。土地用途管制规则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土地利用的负外部性，避免土地使用伤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
　　第三，在此基础上，改革用地审批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集体所有土地进行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或兴办企业、分配宅基地，应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简政放权。
　　此外，应清理涉地税费制度，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分税制，保证地方政府有与其事权相匹配的稳定的税入流量，以摆脱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以税收、政府投资和补贴等经济手段作为政府调控土地的主要工具。
　　五、保护群众土地权益的修法原则并未完全落实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在《修正案》中，这些权利并没有完全落实。表现在：
　　1、市场经济体制下，集体土地是农民集体的有价的资产。征地按市场价格等价交换，才能平息因土地补偿价谈不拢而引起的纠纷。但是，《修正案》主张的征地区片综合价远远低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价，说明集体土地产权价值仍在大量流失，没有得到平等保护。
　　2、国有土地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这一权利可以出租、出让、转租、转让，而《修正案》仅有限度地明确，“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入市。其他公益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即便闲置荒芜，也不能入市。对建设用地使用权权能的设置，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尚不平等，没有做到平等保护物权。  
　　3、国有、集体两种所有制的宅基地使用权严重不平等。《修正案》在宅基地使用权的处分权上开了一个小口，允许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有偿流转。这个口子开得太小了，实际上还是不能流转。
　　综上所述，按目前《修正案》的修改程度，不可能如《决定》所要求，到2020年在土地制度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因此说，《土地管理法》必须大改，不能小改。笔者认为，深入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署，深刻认识市场经济规律，抓思路，理清路子，开对方子，才能改好《土地管理法》，是所至盼。
中美关系哪有什么“蜜月”，不过是走一步看一步！
【研究员】：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变化，有多少是表象上的障眼法，有多少是实质性的甚至战略性的调整？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张锋认为，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至少从目前来看，将不断受到特朗普策略性与交易性思维的挑战。这并不是说中美关系难以取得稳定（目前的中美关系还是稳定的），而是说这种稳定的根基是策略性的利益交换，而不是战略性的大局把握。正因如此，这种稳定是脆弱的，需要高超外交艺术的呵护。有人说中美关系“蜜月期”已经结束，但对特朗普而言，“蜜月”何从谈起？不过是利益交换，走一步看一步。

　　这几周，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甚至一个转折期。这是很多国际媒体和分析家的感觉。事实是否果真如此？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变化，有多少是表象上的障眼法，有多少是实质性的甚至战略性的调整？
　　人权
　　让我们先看一下过去几周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新动作。6月27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打击人口贩卖的报告，指责中国是“打击人口贩卖最无力”的国家之一。国务卿蒂勒森与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共同出席了发布会。
　　蒂勒森之前曾表示，有关人权等价值观的问题不应成为实现美国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障碍，他因此打破几十年的国务院传统，没有出席任内的第一份全球人权报告发布会。此次在人口贩卖问题上的高调，对蒂勒森来说是一个变化，但无法由此而判断人权等价值观问题会在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占多大的比重。而且，在蒂勒森看来，人口贩卖并不仅仅是一个人权问题：他把人口贩卖与朝鲜的核武和导弹计划联系起来，认为朝鲜在外劳工为金氏政权的武器项目提供了资金来源。
　　从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人权问题一直都是两国之间一个不可弥合的分歧点，民主党政府时期尤其如此。特朗普外交虽以赤裸裸的国家利益著称，但如果一句不提人权，那真是美国外交的历史性变革了。
　　6月27日，美国国务院批准了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包括鱼雷、导弹和预警雷达，但没有传言中的美军最先进的F-35战斗机。美国对台军售，自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出台以来，就一直是美国对台关系的一个常量。中方一直想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限制美国对台军售的质量和数量，但对美国来讲，《与台湾关系法》才是最重要的、有国内法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因此，此次军售，谈不上美国政策的变化，美方也明确军售并不影响“一个中国”政策，中国也不应惊讶。特朗普是否会对台军售之所以成为某些观察家眼中的变量，是因为在经历了上台前后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一番较量后，特朗普曾表示要与中方商量后才能决定是否会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进行第二次通话。但通话是一回事，对台军售是另一回事。  
　　朝鲜问题
　　与批准对台军售同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两家中国企业（包括丹东银行）和两个中国公民进行制裁，惩罚它们与朝鲜的金融交易和经济往来。这一制裁本身说不上意外。特朗普政府早就声称要对与朝鲜进行“非法交易”的公司和个人进行所谓的“连带制裁”，而这种“连带制裁”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去年9月，奥巴马政府就曾以同样理由制裁了辽宁鸿翔实业发展公司董事长马晓红。再往前追溯，2006年，小布什政府曾在“六方会谈”进入关键时期制裁了澳门汇业银行，给谈判造成了重大影响。
　　制裁已经成了美国外交的“基因”。在特朗普政府早已表明要实施“连带制裁”以促使中国对朝施压的情况下，这次的制裁说不上意外，而且更多的制裁很可能正在酝酿之中。但这种制裁会影响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而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互动是影响东北亚局势的重大战略问题，也能深刻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  
　　最近几天，特朗普连发“推文”，批评中国对朝施压不够，并暗示可能会在经贸领域有所动作。这是他向中方施压的一种方式。但更重要的是，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中国对朝施压的限度，而这种对中国对朝政策的限度的现实性理解并不是件坏事。之前特朗普的一系列表态给人的感觉是，他似乎认为中国对朝鲜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到了可以帮美国解决朝鲜问题的程度。如今，他认识到中国朝鲜政策的局限性，是回到了现实，这有助于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更好的“政策对接”。
　　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的风险并不是“回到现实”，而是他交易型外交的对不同政策领域进行“挂钩”的倾向。他已经暗示，既然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没有达到他的期望，那么在经贸领域，美国也无需克制。据报道，美国商务部正在考虑是否对中国钢铁征收反倾销税，尽管中国对美钢铁出口量远不及加拿大和韩国等国。按照这种利益交换的逻辑推演，中国的朝鲜政策成了关乎中美关系大局的核心变量，能影响包括经贸、台湾、南海等一系列敏感领域在内的互动。这是中国需要未雨绸缪的。  
　　南海问题
　　7月2日，美国“斯坦塞姆”号导弹驱逐舰进入西沙群岛中建岛12海里领海，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宣示行动”。这是特朗普政府六周内的第二次南海巡航，第一次是5月25日针对南沙美济礁的巡航。
　　美国所谓的“航行自由宣示行动”是1979年以来就有的常规军事政策，目的是挑战美国认为的其他国家过度的海洋权益声索。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明确美国要在南海对所谓中国的“过度声索”进行常规性挑战，所以此类巡航不应成为新闻热点。比如，这次的巡航，基本上是奥巴马政府在去年10月巡航中建岛的翻版，目的是要挑战中国在西沙划设直线基线的做法，因为美国认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框架下，只有像印尼和菲律宾这样的群岛国家才能划设直线基线，而中国并非这样的群岛国家。
　　其实，与这次巡航中建岛相比，美军在5月25日对美济礁的巡航要更具挑衅性。那次巡航，美军“杜威”号驱逐舰以弯曲前进的方式驶入了美济礁6海里海域，并同时进行了一次救生演习，摆明了它的性质不是默认中国对美济礁主权和领海权益的“无害通过”，而是公海自由航行。这次巡航中建岛，美军似乎并未进行此类军事行动，至少没有公开报道。
　　有意思的是，中方对此次中建岛巡航事件的反应要比对上次美济礁巡航强烈的多。对上次美济礁巡航，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海军依法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予以警告驱离。美方军舰有关行为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对此次中建岛巡航，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是：“中国随即派出军舰和战斗机对美舰实施警告驱离。”此外，美军行动“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破坏有关海域的和平、安全和良好秩序，危及中方岛上设施及人员安全，是严重的政治和挑衅行动。中方对美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这两个声明有几处明显不同。首先，这次的声明指出中国派出“军舰和战斗机”对美舰实施警告驱离，国防部发言人则明确中方派出了三艘军舰和两架战斗机。这也许是因为中方在西沙的军事部署要远比南沙完备，南沙岛礁并未部署战斗机。其次，这次声明认为美军“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是严重的政治和挑衅行动”。与此同时，国防部声明认为美军行动“严重损害双方战略互信，严重破坏中美两军关系发展的政治氛围，严重危及双方一线官兵的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从这一系列“严重”来看，中方认为这次美军巡航中建岛的性质极为恶劣。这也许是因为这次巡航正好随着上述贩卖人口报告、对台军售、制裁中国企业和个人等事件而来，给中方的感觉是特朗普政府打出了一套对华强硬的“连环拳”。但如从巡航本身的性质来看，上次对美济礁的巡航要比这次对中建岛的巡航更具挑衅性。  
　　中国对美军巡航应有一个较长期的、稳定的应对方式。美军每次巡航，中国都发一个抗议的声明，是否是最佳处理方式？如果这些抗议朝着越发强烈的方向走下去，是否会有难以为继之时？这次已经是一连串“严重”了，如果下次美军来个更具挑衅性的，是否该升级到“极为严重”或者“悍然”了？照这个趋势下去，似乎只有与美国在南海进行一次军事对抗才能做到言行一致了。
　　6月21日，中美举行首轮外交安全对话，中方发布的共识提到，双方决定在亚太地区“就改善两国互动的基本原则进行讨论”。这确实是很重要的共识，而讨论新互动原则的当务之急应是在南海地区，特别是针对美军巡航。
　　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稳定性的本质
　　特朗普对华政策确实是在变，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一些媒体分析家想象的那么大，特别是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在人权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开始批评中国，但这种批评的声音只有在特朗普利益至上外交的背景下才成为新闻。在台湾问题上，对台军售是美国的传统，短期内不要期望有改变。在朝鲜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连带制裁”，但这也已早有预热。特朗普本人开始对中国不满，并威胁要把朝鲜与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挂钩。但很多国内国际的学者早就预测，一旦特朗普发现中国对朝施压的力度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会在其他领域发难，中美关系将因此面临一定程度的恶化。可以说，很多人都认为这一刻的到来不可避免。在南海，常态化的航行自由宣示是美国的既有政策，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高度一致，只不过特朗普政府走“低调”路线，不再像奥巴马政府那样把巡航政治化。
　　理解特朗普外交的关键在于其策略性和交易性，这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中美关系自4月初海湖庄园以来将近三个月的稳定与和谐，建立在中方对中美关系稳定的追求和美方特朗普对中方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的策略性期待之上。中方希望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特朗普没有这种大局观，只有局部的策略性的利益观。中方处理中美关系有一系列原则作指导，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特朗普是利益至上，很难看出他有什么原则性思维。正因如此，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至少从目前来看，将不断受到特朗普策略性与交易性思维的挑战。这并不是说中美关系难以取得稳定（目前的中美关系还是稳定的），而是说这种稳定的根基是策略性的利益交换，而不是战略性的大局把握。正因如此，这种稳定是脆弱的，需要高超外交艺术的呵护。  
　　有些美国人说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但对特朗普而言，“蜜月”何从谈起呢？不过是利益交换、走一步看一步罢了！
美国已力不从心，国际秩序渐入“双边主义”时代
【研究员】：
　　随着更多非传统盟友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体系，维系这一体系所需的投入越来越大，美国已不能一如既往地向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秩序服务。为此，要求调整、改变甚至重组当前国际秩序，愈发成为美国外交中的现实要求。越秀金控集团副总经理、金融研究所所长苏亮瑜认为，当前国际合作框架协议，更多地是在时势所迫下的一种理想主义。国际合作组织并没有经过双边的、点对点式锤炼，国际合作是基于政治家的理想，而非真正以信任共识机制为基石，谈判成本高，协同效率低，更多是基于美国主导的国际公共服务秩序而维系的。未来将是基于双边的强约束和对称性架构的新秩序，多边主义开始淡化，务实、实效和对等势将成为趋势。

　　如果以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来衡量，人类社会可能正处于又一次由于科技进步而取得生产力或生产组织方式重大突破的前夜，然而从全球政经关系角度看，已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重塑定格并大体延续至今的国际秩序，会否同样面临着重大转折的命运，无疑是以历史角度审视当前国际关系下的有趣命题。
　　二战战胜国通过卡萨布兰卡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等一系列重要谈判，缔结了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雏形，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但命运多舛，当前的国际政经秩序先后经历了由美苏牵头两大阵营分庭抗礼，到美国发挥主导作用的重大转变过程，这期间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和外交关系中的核心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并未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在上世纪80年代末正式包装进了“华盛顿共识”。如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其著作《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指出，“华盛顿共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政白宫，都会刻意维护烙有美国印记的国际秩序，直至非传统政客、商人总统特朗普进驻白宫，美国清教主义精神和文化的回归才真正从社会的边缘逐渐登上主场，美国民众对当前国际秩序是否为其所需、是否符合美国立国精神的初心等的反思，才与日剧增。
　　人们习惯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惯性思维来审视国际秩序的分与合，并用“失序”来警示秩序破坏所产生的经济社会代价。在社会化大生产堆积出如此巨大物质财富、且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维持其运作的今天，人类社会重蹈历史上多次“热战”和“冷战”交叠上演的路径，或许并不如维持虽在实体正义层面无法穷尽公平内涵、却在程序正义层面相对公开和透明的国际政经场景。换言之，即使组织系统庞杂、运作成本很高的国际体系，也是有助于纾缓人们对不确定自然世界恐惧的。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是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为经济社会构建起相对确定的秩序，以应对物理世界的不确定和未知风险。秩序是人们适应和改造世界不确定性的认知框架，制度和秩序沉淀的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存量知识。
　　然而，制度和秩序同样是耗时费力的奢侈品和易碎品。借助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视角，如果将制度和秩序看作是经济社会高能状态的组织架构，而无序是趋于离散的低能状态的话，那么国际经济关系或许更容易呈现熵增定律所描述的特征，甚至并不需要全球海啸式的变革洗礼，而仅仅是蝴蝶效应般的初始动能，就足以将处于不稳定平衡状态的确定性推向深渊。
　　目前特朗普主导的美国政府，虽然在国际层面并未曾面临诸如北约东扩受抑、乌克兰冲突亲美势力受挫等问题，但其内政措施延伸至对外关系上的孤立主义色彩明显上升，尤其是其对自身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反思甚至调整，要求传统欧洲盟友、亚洲盟友更多地分担国际公共服务的成本。这反映出，随着更多非传统盟友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体系，维系这一体系所需的投入越来越大，美国已不能一如既往地向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秩序服务。为此，要求调整、改变甚至重组当前国际秩序，愈发成为美国外交中的现实要求。  
　　第一，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削弱了传统发达经济强国的实力，影响了美国在国际秩序的输出能力，尤其是当边际输出成本持续弱于边际收益，输出意愿也会发生变化。随着“冷战”后更多国家加入现有国际体系，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成为具有强大议价能力的新力量，现有国际秩序的维系成本被极大提高。对美国等国家而言，要维系现有的国际秩序，不再具有事半功倍之效，反而愈发变成了削弱自身实力的拖累。高昂的国际秩序维系成本从某种程度上将美国等从“理想之国度”推向了“现实之国度”。
　　第二，多元文化及相关意识增加了国际组织的协同难度，降低了国际秩序的执行效率。当前国际秩序总体上是以非强制性软约束为基础，国际组织协调国际关系的治权，一直以来与各国的主权存在着间隙，随着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和地区的加入，文化和价值观等的冲突，进一步降低了国际组织的运行效率和治权效力。
　　例如，历史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行为，使其对后者背负着一定的历史责任。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发展中国家当下的处境与曾经的被殖民、被掠夺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确定不同国家在国际秩序承担的责任时，一般都倾向于执行共同而有区别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在基于合作博弈的国际多边关系中，上演的往往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有实力的强势方在合作博弈中选择的是让步，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博弈中选择菜单不足，只有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空间，导致国际秩序主导者成为责任和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具有某种日益突出的公地悲剧效应和格雷欣效应，具有占优地位的发达国家一旦发现成本和收益不对称（而且多元文化尤其是种族、宗教方面的冲突已经成为横亘在国际关系上的硬伤），并严重威胁自身利益甚至人身安全时，就更倾向于打破这种权利与义务不对称的国际秩序体系。这方面，在欧元区经济复苏缓慢、希腊等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久拖不决的背景下，英国脱欧，部分北欧高福利国家萌生退意，某种程度上就与欧盟对南欧国家承担的过重责任有关。
　　第三，当前正在方兴未艾的技术变革，正在重新对权力与权利进行定义，并极大地降低了P2P的双边交易成本，如P2P技术和数字信息技术等，为新兴双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技术和知识储备。现行的国际关系和秩序发挥效应的一大技术特征是，多边关系和多边协议的边际成本低于双边关系和协议的边际成本，一国与所有国家的双边谈判耗时费力，而将大家拉到一起来，纵然会有一些国家会搭便车，但多边合作的收益具有正外部性，多边合作的收益外溢性引发的搭便车行为，不会冲淡多边合作的正外部性。
　　然而，随着P2P技术、数字信息技术等的快速发展，双边交易的信息匹配等方面的成本极大降低，双边关系的谈判定价具有了更先进的、低成本的技术支撑，加之双边关系和协议的强约束性，权责的清晰性和收益的对等性，使得许多国家参与双边关系所带来的边际收益，越来越高于在多边组织中所能获得的边际收益。因此，自“多哈会谈”陷入僵局之后，以FTA、BIT为主的双边协议，就越来越成为了各国拓展国际关系的重点，同时这种P2P式的双边关系，愈发具有显著的低成本重组、重塑性，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潜力。
　　总之，当前国际合作框架协议，更多地是在时势所迫下的一种理想主义。国际合作组织并没有经过双边的、点对点式锤炼，国际合作是基于政治家的理想，而非真正以信任共识机制为基石，谈判成本高，协同效率低，更多是基于美国主导的国际公共服务秩序而维系的。
　　而未来的国际公共秩序和合作框架，将是基于双边的强约束和对称性架构的新秩序，多边主义开始淡化，务实、实效和对等势将成为趋势。国际秩序的这一转型过程遵循着熵增定律，即国际社会在转型中出现的失序，在增加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熵值增加预示着个体自由度的增加，意味着创新和重组具有了广泛的空间。正所谓“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是时候拥抱更多元的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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